历史不应该局限在狭隘的民族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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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民族主义者还是民族激进者，都要认真审视国家的历史！没有激进运动的民族，是个悲哀的民族，同样，没有宽大胸怀的民族是没又前途的民族。对于民族和国家在历史中受到的种种压迫，我们眼前需要更多的是认真审视目前的现状和历史带给我们的教训。其实，星云认为，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情况和我们各自在社会中的情形很相似。民族不是可以孤立存在的，所以她需要和其他的民族进行交流，多少也就会受到其他民族的影响，这就是说到了我们现在所遇到的问题：“文化入侵”，但是这种被侵略又是不可避免的。就像我们从一出生就受到先进的东西所熏陶，我们没有说：我们正在被侵略。而是说我们在学习，这样，当我们学到完全可以创造我们自己的新东西的时候，并且把我们自己认为正确的处世的方式加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就又了我们自己的个性，我们就是我们自己，我们就活出了我们自己的真自我。我们摆脱了从外界吸收东西的依赖，也就可以出世了。现在我们随处听到的都是什么“哈韩”、“哈日”，其实，星云认为这是一种民族的自身危机感。又这种危机感很好，这样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来缓冲我们的吸收外来新事物的过程，也就是我们说的融会贯通——和我们固有的情感和个性的融合。对于文化的宽大，就是对自己的前途的宽大！
当然，我们的选择也是和我们的兴趣和我们的需要相对应的。就像有句古语说的，却啥补啥。就是这么简单，当我们需要民族精神的奋发时，我们就要在合适的时候倡导一下民众的激情表现；而当我们需要安定以生息时，我们就需要大力度地打击我们的阴暗面，去糟粕，存精华。就象前几年当我们的国力和我们的国家的形象不断在国际上升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努力进取，用任何可用的力量进行表现自我；而这之后的所产生的种种问题便落在了这届政府身上，还民族以安定，还国家以稳定。有过这样的句子：“大灾之年，大干大变”，星云也说，大乱之后，大变大治。有人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的灾难，但是我们却不可否认，如果没有“文革”，中国的革命到底需要多长时间才可以完成！在将近200年的屈辱中，人民早就知道利用自己的双手建立自己的政治生活。要是在改革后一段时间没有能够给人民以所期望的幸福感、成就感和心灵的安慰，那么人们会怎么做？继续改革，还是让耐心停留在多年的期许中灰飞湮灭。我想，改革会比等待来的简单和直接的。于是，我们给予民众的不仅是财富上的需求，还要给予大家以全新的认识世界的眼睛。“文化革命”是方向性很强，又很难把握方向的。在相互倾轧的年代里，只有保守住自己的战线，认真保全自我的人们才可以存活，这样，就把那些真的敢于建立新的社会形象和敢于进行反对现实而进行改革的人们覆盖在保险箱里。没有空气，没有食物，于是以前的改革者-现在的当权者就有了足够的时间去进行现在的努力，没有了政策推行的阻力，减少了现实政策推行产生的副作用的抵触，当权者就可以更好地探索新的路径——去为过为民。所以，“文革”的存在是有一定道理的，这并不是某一个领导人的一次头脑发热就产生的，在久远的历史中，“文革”不是一次接着一次，始终都有吗？
改革总要触及某一部分人的利益，无论对于国家和人民好的还是坏的。当一条政策向四面八方推广时，星云认为，它都是当权者经过深思熟虑好多次的，我们评价新政策的标准应该是它是否合乎大部分人的利益，它是否能有利于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幸福。而不是片面的说，它让国家倒退了多长时间，它使多少人走向了远离正义的方向。我们不要把世界加在我们身上的快乐的悲伤的幸福的无奈的东西看成世界对我们的态度，而是认真调整自己看世界的眼睛，了解一下不同的声音，然后说出自己对世界的看法，以等待其他人来修复加强。
再有，星云在想，未必共产党人都是一眼看穿历史的。当初在建立党的时候，是因为有人意识到只有在“均贫富”后才可以做到真正的建立新的政权和建立安定的社会。换言之，就是共产并不是一个新名词，我们的革命者是在新名词中加了“老酒”而去为革命事业冠以解脱大众的名称罢了。时间的长河中，四百年和二十年一样，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一场新的革命会告诉我们：其实，国家的稳定之是一瞬，而国家的政权只存在于一项决策或者政策的表决时才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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