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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川解读南京--生死之城生死之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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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是72年前的事。
侵华日军在1937年12月13日之后长达数月的屠杀,超过30万中国人成为冤魂。 在当代中国人的记忆里,没有什么比它更沉重。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那么,我们该记住怎样的历史?是侵略者的凶残,遇难同胞的悲惨,还是为复仇而铭记的国耻? 可以宽恕,但不能遗忘(曼德拉语)——那么,我们又如何选择宽恕?法国哲学家Janke lévitch说“宽恕在死亡集中营里已经死亡”,宽恕是否在南京这座生死之城中已经死亡? 72年来,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国产电影不下十余部。今年四月,除了《拉贝日记》,我们还将看到陆川编剧和执导的《南京!南京!》。 陆川怀抱探究历史真相的诚意,不止于呈现屠杀与强奸,更表现抵抗与反省。在他的电影里,暴力不是第一位的,仇恨也不是,宽恕也不是,直面人性才是。 这是中国的一位70年代生人与历史的对视。中国的新生代已经有了新的自信、自省意识和承受力,开始再次打开暗黑之盒,走进生死之城,发出生死之问,触摸民族的伤、人类的伤。 中国电影,因陆川的勇气和超然而进步。南京大屠杀,因《南京!南京!》而展开新的历史与未来的思考空间。 今天之所以区别于昨天,恰恰是因为昨天的感受依然在我们心中(《与青春有关的日子》语)。今天,让我们看陆川解读的《南京!南京!》,看黑暗生命中的亮色,维以不永伤。 陆川38岁了,已经不适合用青年导演来称呼他。在陆川电影三部曲《寻枪》(获本刊2002中国年度新锐榜之年度电影)、《可可西里》(获本刊2004中国年度新锐榜之年度电影)、《南京!南京!》(2009)中,陆川一步一进阶,十年铺就大片之路。 文/胡赳赳 4月5日,离《南京!南京!》的首映还有11天,导演陆川和他的摄影指导曹郁在洗印厂里探讨影片的片段,他把洗印厂的工作人员夸了一遍,说这批大批量洗印的拷贝比前一天放映的效果更好。 紧接着,一场内部放映开始了,观众被控制在20人以内。其中有一对老年夫妇,在看完后从他们那里响起了清脆的掌声。他们是曹郁的父母。曹郁在放映厅外等他们,面对朋友们的祝贺,他不好意思地笑笑。 “陆川可以做电影了” 这是最忙碌的几天,3日剧组开了新闻发布会,向外界公布了电影海报和片花;4日上午组织了全球第一场胶片放映,陆川邀请了圈中好友和专家观看,下午则进行了一场讨论会。在持续下来的许多天里,陆川的助理们给他安排了相当多的媒体访问,他几乎很少拒绝,这让他显得特别忙碌。影片进入了冲击阶段,媒体宣传决定了市场口碑,以及有多少人会进电影院,甚至于媒体评价左右着市场评价。 8000万的投资,使这部影片介于大片和中等规模投资之间。陆川的希望是票房能过亿。几乎所有人都知道票房过亿对一个导演而言意味着什么,票房有过亿号召力的内地导演屈指可数,他们是: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以及去年因《疯狂的赛车》而跻身其中的70后导演宁浩。陆川会不会是第5位? 几年前,宁浩和陆川参加国外电影节,他们席地而坐,坐在最后面,看他们景仰的大师的作品,谈他们自己的电影梦想。现在,他们是时候自信而自如地去用电影释放自己的思想、技术和情感了。“只要是宁浩的事情我都支持他,他为中国电影找到了一种方向,一种商业片的方向。”陆川这样评价宁浩,与其说这是对从电影工业底层拍剧照开始“混起”的宁浩的褒奖,不如说,这是陆川发出的一个信号:70后导演的联盟正在形成,这是一支新锐的,但同时又可能是创领主流的力量。 细心的人们会发现,在电影最后,一个“川”制作的标识出现在银幕上,这意味着陆川开始自己的“厂牌”了,而宁浩也几乎是同期拥有了自己的宁浩工作室。 票房过亿的预期触手可及,对于这位38岁的导演而言,陆川显然更为关注的是另外的问题:不是人们会不会来看,而是人们看了之后作何反应。 他在这部影片上耗费了四年的心血,电影拍完后他最大的心愿是“把婚结了生个孩子”,可是他发现没有姑娘愿意给他生个孩子。他羡慕朋友、《城记》作者王军有个4岁的儿子。 也许这是父母的愿望。他记得第一次请两位老人看《可可西里》,他买了两张票,自己在王府井大街附近溜达。看完后,这位作家父亲走在前面,一句话也没说。他和母亲跟在后面。后来母亲跟他讲了父亲陆天明的评价:“陆川成熟了,从《可可西里》开始,他可以做电影了。” 《南京,南京!》的片场在长春,城墙、废墟、旗帜、荒野,八百亩景区。他邀请父母来片场玩了一天,那天是拍挂人头、裸尸的戏,父亲就坐在一边看如何拍戏,他们饶有兴趣地看了一天。后来父亲对母亲说:“应该让他的弟弟来看看,哥哥是在做怎样一件事。” “中国电影的一次进步” “这是中国电影的一次进步。”4月4日,一位从广州赶来看电影内部放映的媒体人士称。这是首次胶片版,时长130分钟。 有的人看到“中国万岁!中国不会亡”时落泪了,而有的人没有,但大家都称“震撼”、“沉重”。能让观众从电影院里走出来却半晌不语的场面,多少年都不曾见过了。 在剪片子之前,陆川曾邀请王朔来观看,王朔说:“把前面剪去一半,就是世界名片儿。”他认为,前半部分没有超越对南京大屠杀的固有模式。 这也是陆川自己给自己设置的难题。他曾经想找一个联合编剧,但对方说:“南京大屠杀已被表现过很多次了,很难做出新鲜感。”在遭到了拒绝后,陆川仍一意孤行。 艺术家徐冰有次私下说:“在作品中,我越来越倾向于不使用众所周知的符号了,长城、毛主席、十字架什么的,因为这些符号本身就具有能量,控制不好,会使艺术家的创作能量淹没掉。”这是他对当代艺术的理解,所以他尽量选择普通材料来进行创作。在电影创作时会不会碰到同样的问题呢? “南京大屠杀”这一公众记忆和历史事件早有盖棺定论,陆川能驾驭并向前探索一步么? 无怪乎影评人开始说陆川是一个“有野心”的导演了,但这野心陆川自己解释得相当到位:“我觉得需要有人站出来接上中国电影这一棒,我是受过《黄土地》、《红高粱》、《一个和八个》的影响的。如果我不拍个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作品,我耗费四年时间干什么,我还不如找姑娘生个孩子去。” 投资上第一个100万来得突然,一个老板朋友唤他去家里喝茶,他给讲了这个剧本,当天老板就被感染了,把100万现金搁进他的车后箱,这让他既感慨又恍惚。 陆川笑言,许可证下来之前,就感觉是一骗子,租了地方做公司,布置成作战指挥部的样子,装修很酷,图片、资料、地图摊开。就这样撑了三个月。 “无数的人在推动这件事情往前走。”陆川相信一个朋友的话,只要你能坚持,别人看到你在坚持,就有人来帮助你、保护你。 这句话甚至是陆川的信念源泉之一。 可以说,有两个“贵人”的帮助让陆川得以拍成“伟大的《南京!南京!》”。一个是总制片人韩三平,另一个是投资人覃宏。他们给影片输血,并且使得在最后的审批过程中,能够率先得到高层的认可。而这,亦是“中国电影”、“中国电影人”、“中国电影管理人”的一次观念的进步、尺度的突破。 陆川的电影破解了某种思维:被体制内认可的影片一定是主旋律影片,被市场认可的影片一定是商业影片,被学院认可的一定是知识分子影片,被专业人士认可的一定是独立影片。在这部电影的拍摄过程中,与其说他学会了走这样一个“四边形”,不如说是一种难以言说的动力推动他朝前走,并最终获得了所有人的帮助——影片带着它本身所具有的能量降临。 “异族的文化在我们的废墟上舞蹈” 陆川曾经做过一个梦,这个梦后来成为支撑他做完电影的另一个信念源泉:在他编剧的过程中,有个晚上他模模糊糊梦见日本鬼子张牙舞爪击着鼓朝他走来。 后来他把这个场景写进了剧本,这就是影片中最震撼人心的一幕。在片场时,摄影师拍摄这个场景时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说了四个字:“还—是—鬼—子”。 两个专门从东京找来的鼓手在寒冷天气里脱光上衣、晾着膀子,运气、沉思,鼓声响起、惊天撼地。两个人分别在一面大鼓的两边,打起鼓来却整齐划一。 这场戏表现的是日本兵占领南京城后的庆典,也是祭奠其战争亡灵。陆川选取了四个日本节祭日的舞蹈动作,其中有类似于锄禾的劳动场景。 “战争是什么?就是异族的文化在我们的废墟上舞蹈。”陆川不止一次这样去理解战争。可以说,他找到了自己想表达的意象。 影片从一个日本军人的视角开始,这个视角本是因为材料的局限,大都来源于日本老兵的回忆录和拉贝日记,而本国的资料却所知甚少,陆川在搜集资料时惊讶地发现,连因守城牺牲的将士的姓名都不可考。他在南京的专家顾问最后只找到了三个真实的战士姓名。而日本军人视角的带入,却又巧妙成就了陆川的构思,它更像是一次心平气和的旅程,理性地看待这一战争中的屠城悲剧。为什么那么多日本老兵最后选择自杀,是因为充当了战争中的杀人机器,和平之后,灵魂却开始造反。 战争是什么,是人类身上的癌细胞,它疯狂吞噬正常细胞,然后自己也走向毁灭。 当这位日本军人经历了南京巷战、目睹了屠城的各项灾难,并与慰安妇发生了一场恋爱而对方最终死亡时,他发现“活着比死还艰难”,在对中国人执行枪决的过程中,他释放了他们,然后举枪自杀。这个多少有救赎意味的结尾正是本片的亮点,日本士兵的死亡既是对战争的谴责,也是人性的回归。 在黑与白的影像中,陆川运用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和真实手法,他把每一张出现在银幕上的“中国脸”都按遗留下来的照片复原,这得益于建川博物馆的支持,“如果你能找到一张穿帮的面孔,我输你500块钱,找一张500块钱”。他们剧组在内部用50元做赌注已“排查”过。 他用真实的姓名、事件、日记来构筑细节,使我们又被带入到那段沉重得喘不过气来的历史。人们从“南京大屠杀”中单向度的影像记忆中复苏,用另外的勇气来看待这段历史,而“大历史不会萎缩”,它的触角延伸到一个更为广阔的情怀和勇气中去。 “虽万箭穿心,我已准备好了” 经历了一年拍摄的高圆圆至今仍沉浸在这部影片中不能自拔。这部影片让她得了忧郁症。在最近的一次短信中,她对陆川说:“我很快就会好起来,我在进行自我修复。” 白天拍戏、晚上看剧本,这位在剧组过着清教徒一般生活的女星,平时滴酒不沾,但在见客户时却豪爽至极。电影圈里的人把这称为“附体”,即入戏太深,走不出角色的阴影。不仅是她,当时在片场扮演日军和中国人的群众演员,在私下里也横眉冷对、假戏成真。 有一种论调是说文化的极度繁荣必是亡国的先兆,所谓盛极而衰。也不知道对不对。但南宋是如此,清朝是如此。在南京难民营中仍教着孩子们唱昆曲的一场戏,也能触发这种联想。 不是政府置自己的人民于不顾,而是自顾不暇、顾此失彼。国难当头,匹夫难逃其难。在4月4日下午的发言中,一位专家说以前我们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停留在:30万人、杀害平民、日军残暴、拉贝作为难民守护神等事理上面,而《南京!南京!》让我们看到了其中的抵抗、其中的人性以及其中的挣扎。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陆川不仅用父亲的话来激励自己,也经常对剧组人员脱口而出:“做人要留下点东西”、“好的作品比人活得长”。在剧组中,这部戏的全称是“伟大的《南京!南京!》”。 陆川在上学时,有一次去天安门旁的革命历史博物馆看一个外国摄影师的图片展,长长的队伍,他排在最后一个,快关门了,他近乎绝望。这时,一个声音传来:“谁是最后一个?”陆川疑惑着举起了手。于是,他被三个穿风衣的年轻人裹挟着带到大门口,有4张票,全都进去了。进去后他还恍惚,以为有什么事,结果年轻人让他自己看,不要跟着。 “机遇就是这样降临的,这个故事像不像《读者》上的文章?”陆川说。那个图片展使他印象很深,这个二十多年前的展览他甚至在电影中也有所借鉴,两个表现战争的镜头来源于此。 怎样看日本?在未来的一百年中,这仍然是亚洲乃至中日之间的主要话题。有人说,陆川是在为军国主义招魂,因为他的视角是放在日本军人那一方,日本军人才是影片的主角,还有那势将惹来争议与不同解读的“打鼓”那一幕,都令“汉奸”这个字眼在陆川身边游荡。 甚至于有人在采访时试图激怒他,称他的电影是“中国电影的全面倒退”,这让他气血上涌,就差骂人了。但他仍然控制住了。“我已经刀枪不入了,准备接受飞过来的所有的箭,这个电影一拍完,我就做好了这种准备。” 也许,等待他的将会是收获和黄金,而不是非议与诘难呢?真实反馈和舆论将随着电影的公映而一一展开,那时,他是否还记得最难捱的时光呢——曾经在剧组因资金而解散的45天里,他没敢回到北京,而是偷偷躲在天津过春节,怕这个消息传开来不利于稳定。 每个导演在书写自己的传奇时,也一定伴随着不堪。一位观摩过电影的朋友发短信给他:“川,我担心你,是因为你看见过地狱……电影于你,曾经意义非凡,但今晚看完最后一秒,才觉得你刚刚放下,你开始和它平等了。” 怎么记忆城市的过去 南京还是最伤感的城市吗? 1998年,《新周刊》推出“中国城市魅力排行榜”专题,南京被评为“中国最伤感的城市”。现在的南京也许还跟多年前的一样,但这座城市的沉痛过去和当下生活纠结在一起,变成了复杂和难以表述的现状。 文/陈非 “如果我不曾得知南京暴行,面对这样一个拥挤而繁荣的城市,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所发生过的一切。”十四年前,当张纯如在《南京浩劫》中写下这句话时,南京还不是此刻的南京。那时,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在一个小房间里建立还不到十年,大多数年轻人刚刚发现这段令人不安的屠城史,城里为数不少的屠杀幸存者还能向人们仔细说起往事。 整个炎热的夏天,经过对九名幸存者的走访,张纯如发现了埋藏在这座城市地下的另一段历史。有人说,正是因此,她陷入了伤感的情绪中无法自拔,用自杀了结。但这段历史,能用伤感来形容吗? 沉重的城市 无论六朝、七朝还是十朝古都,南京的历史随着改朝换代往往都免不了一场屠城。经历过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南唐、明、太平天国、中华民国这些有据可考的政权,最早的南京城早被埋在层层尸骨下。今天的南京城大致是朱元璋在600多年前建应天府时定下的格局,按照南斗北斗聚合的形态修建的城墙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城墙。 在南京定都的朝代中,明朝是唯一一个算得上长久的,但在南京也只待了七十年不到。朱元璋死后,子孙争位乱作一堆,最后朱棣迁都北京,又造了座北京城。按照邪门的说法,曾在南京定都的其他九个政权没有一个在南京长命到六十岁,如果燕王没有下定决心迁都,明朝有可能就此气绝。事实是怎样的,后人早已无从勘探。术士夜观星相看到的紫金山上的“王气”如今只是大堆的陵寝,曾经可与北京紫禁城齐名的明皇宫也早已毁于纷飞战火和“各种原因”。 城南的中华门是为数不多还能诉说这座城市的历史的遗物。从公元前范蠡在这里筑起越城到明朝改造为聚宝门,这道门多次毁于炮火,又多次被重建。1937年12月10日,日军攻陷唐生智部队看守下的中华门,从这里一路往北开始了三个月的大屠杀。 如今,中华门依然是南京的重要地标,中华门长途客运站是所有自南向北经过南京的客车必到之地。但客车不再会穿过中华门的城门,那里已经是一个宣扬“瓮城古文化”的旅游景点。城楼上两排整齐的士兵手举黄色大明旗守护着城门,近看却是雕塑,头上顶着赞助商的商标。下着瓢泼大雨的清明天,行人躲在侧门下避雨,情侣在废弃的副城楼上低头不语,城门淹没在灰色的水气中,唯有这商标和正门两侧用彩色塑料泡沫竖起的“华表”兴高采烈。收门票的小妹不会知道,70多年的某一天,就是这座现在价值25元/人次的城门失守,唐生智背弃了“共存亡”的誓言坐着小船、扔下了城中的十万部队。 日军也许是穿过城门,也许是跨过城门的废墟,直到最北的下关江边。全城守兵和平民对着三面合围的日军和江上的军舰,我们已经很难想象他们当时的情绪。从三岔河一路往东,江边一路都是万人坑,燕子矶的江滩上堆起了五万多人的尸骨。对着江边路上孤立着的一块块大屠杀墓碑,在这座城市,任何情绪都显得无力。 悲伤的主题公园 南京从来不缺墓碑。不同的是,有些人的墓碑是葬后就被竖起的,有些人是被遗忘了很久才被放进了同一块墓碑下。在那段大多数人还不了解大屠杀的时候,无数尸骨被重建的砖石压得更深。即便是大马路这样民国首都最热闹的商业街,如今也被籍籍无名地晾在了江边。 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有冤魂。在张纯如到来的十年前,一场重新发掘屠城历史的运动开始了。各家各地寻到了尸骨,幸存者们露出了全身的伤疤,江东门就地建起了屠杀纪念馆,夏天闷热的小房间里,人们看着万人坑里的残骸和发黄的泥土。日本人来了又走,有说真,有说假,但一段阴森的屠城史可以被捏造吗? 二十多年来,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越建越大,当时的几间小房间在南京大屠杀七十周年时被翻新成了一个巨大的博物馆。入门处,一排遭屠杀平民的塑像带领着我们进入广场,解说员解说着广场上这些巨大的雕像都出自我国著名艺术家之手,用艺术形象再现了民族的苦难和不屈。万人墙上记录着有名可考的遇难者,纪念日里常常有白头的老人在哭泣,媒体的闪光灯在闪烁,人群在这里鱼贯而入、鱼贯而出。 仿奥斯威辛遇难者纪念馆的矗立的大理石间,工作人员告诉大家可以花五十块请“平安香”。再往外的绿地上是巨大的和平女神像,被组织来的孩子们在这里嬉笑玩闹,照相合影。我们真的能靠这些亡魂来保佑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平安”么?他们的尸骨仍在地下未寒,到底是我们保护他们还是他们保护我们? 每年12月13日,总是天阴,南京城头响着彻耳的警笛。清明重阳,从雨花台到江东门甚至是每一个无名的纪念碑前都会被摆上花圈,年轻人在镜头前宣誓要将祭扫亡灵的传统延续下去。 相比起张纯如来的时候,有更多人知道南京大屠杀了,可幸存者也越来越少。 南京没有日式生活 叶兆言说南京人能忍耐。火炉般的天气、刺骨的寒冷,他们统统忍了。周边上海这样大城市的“欺负”,他们也忍了。出自每个人的地方情结,南京人总爱说《红楼梦》,毕竟跟屠城相比,莺歌燕舞才让普通人喜闻乐见。 南京人每年都要搞“金陵十二钗”的选举,从宝钗黛玉的各前十名中选出“金钗”、“银钗”、“铜钗”,还有“最上镜小姐”,作为城市形象代言人。在一个城里的选举总会闹得沸沸扬扬,动不动身边就会经过一个“湘云组第四名”,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后来大概是觉得不够,在夫子庙段的秦淮河边索性竖起了十二钗的像,游客们纷纷跟那十二个雕像合影。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让人欢天喜地的地方,却让出租车司机头痛。载着我们的当地司机一听到夫子庙就不高兴:“要是没有夫子庙、没有新街口,我的生活会幸福得多。”他说那里的交通太差,永远在修路,又永远都是外地人,贵而不实在。说到底,秦淮河上修的龙灯、十二钗统统是给外地人看的。 我们在南京一家日式酒店遇见的餐厅服务生高志单用另一种方式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喜欢日文的她跑到省会南京学日文,却发现这里的日本人实在少得可怜。有时她会友好地问日本客人饭菜可好,“他们就很害怕的样子,可能从来没有中国人在这里对他们这样吧”。在餐厅实习的一年多里,她始终没有办法完成锻炼日语的目标。她告诉我们,在这家为了纪念中日友好建立的酒店里,曾经因为出资方是日本人的原因聚集了大多在南京的日本人,可随着日方在几年前的撤资变得客源稀少。日本人越来越少是自然的,中国人又因为它的身份很少进入——至今还有人在网上谩骂酒店外形像一把插入五台山的军刀柄。她说她喜欢日本的干净和日语的好听,大屠杀只是现在那些日本人祖宗干下的坏事,没有必要把仇记在现在这代日本人身上。 对于这样一个小女生,她大可离开南京,到附近的苏州上海甚至真正的日本去实现她的日语梦。可对于这座城市,可以吗?这里满街都是日本品牌的私家车,却不敢有一家出租车公司用日本车;纪念馆里曾经因为使用日产空调遭到痛骂;在美食杂志上的日式餐厅介绍,其他城市会有一大串,而这里只有寥寥几个。 曾经有一段时间,南京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博爱之都”。因为即使是一次次的屠城,这里的人们依然忍耐、宽容。在电影里、在图片中、在文字间,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遭受过蹂躏,可是时间一长,再也没有更多人提起。 张纯如看到的南京也许还跟现在一样:老伯在人行道上来往的自行车中就着凉椅自顾自听周璇唱着“花样的年华,月样的精神,冰雪样的聪明,美丽的生活”,学生们捧着书走在曾经是“金陵大学”的林荫道上“励学敦行”,街边女子自豪地用南京官话跟外地人说“咱南京人不兴二百五”,旧城区路边的树枝总不小心就长进了人家窗户。 这座城市有着沉痛的过去,但人们还要继续生活下去。国家、民族、历史、仇恨、痛苦……这些大词和每个人的卑微生活纠缠在一起,任何人的情绪都变得复杂,你会发现任何描述都难以启齿。 去南京,亲自凭吊这一切,也许你会知道答案。 一份个人调查手记 日本人如何看待南京大屠杀 和日本人交流这个话题,作为一个中国人是非常困难的。无论是立即表示歉意还是含糊其词,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对这个话题感到极端的不自在,力图匆匆岔开。 作者简介:萨苏,本名弓云,生于北京,199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图书情报系,先后在美国通用电气、AT&T、诺基亚、AMECO等公司工作,现为一家美国公司驻日的网络工程项目主管。著有《国破山河在》、《尊严不是无代价的》等。 文/萨苏 南京大屠杀,在日本被称作“南京大虐杀”。我开始关注普通日本人对于南京大屠杀的看法,是在几年前和日本的一些年轻人在BBS上面辩论,对方的观点是“南京大屠杀”纯粹是捏造。终于,耐不住性子的我愤而问道:无论你怎样讲,总不能否认南京城下的累累白骨吧。 一个日本的年轻人回答:你们中国人一直在打内战,谁知道是不是你们自己埋下的? 面对这个一半无知一半狂妄的回答,那时候,我的感觉是出离愤怒。 是不是所有日本人都是这样看的? 日本人的“鸵鸟思维” 和日本人交流这个话题,作为一个中国人是非常困难的。无论是立即表示歉意还是含糊其词,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对这个话题感到极端的不自在,匆匆岔开。 但是,当我走进日本的图书馆,又清晰地看到在这里的书架上,可以看到大量以南京大屠杀为主题的图书和影像材料,其数量也只有广岛和长崎可以相比,例如,在荒木的大阪府立图书馆,我可以找到14页藏书目录、共有137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献,多于珍珠港事变的9页目录、88本。而且图书出版的日期,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2007年持续不断,反映了日本对于这一事件持续的重视。 日本对这一事件的著作,可以看到截然不同的观点。既有引经据典完全否定大屠杀存在的《南京大屠杀虚构说》,也有详细记述亲历屠城经历的《南京大虐杀何以发生》。双方的看法迥然不同,却各说各话,彼此仿佛视而不见。 在这个问题上,想知道日本人心里怎样想的,我不得不借助友人的帮助。在日本有一个特殊的人群,叫做中国归国者,又称“残留孤儿”,他们是二战后滞留在中国的日本遗孤,并于上个世纪下半期陆续返回日本。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适应了日本的生活,但是心中对于中国普遍有较深的感情。因此,通过他们了解普通日本人的想法,无疑比我个人的努力更有效果。为此,我曾请大阪归国者中心(柴岛)的一些朋友协助进行了采访,他们和身边日本人有意无意的谈话,也许更能客观地揭示日本人对于这场暴行的看法。 那么,他们对于南京大屠杀的看法如何呢? 从调查中了解到的情况看,其实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日本人,也只占极少比例。这中间,未成年人和教育程度低下的阶层居多。 其中主要原因,一方面是今天作为发达国家的一员,日本人有一种“鸵鸟思维”,那就是日本是完美的,因此主观上不愿承认日本的战争罪行。对于教育程度较高的成年人来说,只要看一下史料,这种想法就会不攻自破,而一些教育程度低的日本人根本不会去看,若干年轻的日本人则不肯用心去看,“除了我愿意相信的什么也不相信”造就了盲目的“日本愤青”。这些人甚至会在网络上和人公开辩论,以无知为勇敢。 另一方面,长期生活在和平环境和老龄化社会中的现代日本人,确有些人难以理解当时日军居然能做出那样残忍的事情,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一直躲藏在山林中,上世纪70年代才承认日本战败,被称为“最后一个日本兵”的小野田宽郎少尉,被从菲律宾接回日本,他受到了日本上下的热情欢迎,但是,他表现出的对于天皇,战争,杀戮的狂热,也让当时的日本舆论颇为吃惊,甚至有人认为他躲藏山林时间太久,以至于精神失常。实际上,这才是当时日本士兵的真实面目。 也正是由于这种反差,一些本来不相信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女性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参观后,会引发剧烈的反应。 不忍卒读的真相 有这样矛盾的想法,和日本可以看到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材料观点截然不同有很大关系。事实上,在日本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的作品之多,可以多到让一个中国人不忍卒读,让我们没有勇气面对先人曾经遭受的屈辱和灾难,那些文字中,曾经的日军士兵用日本民族特有的细致把这场大屠杀描述得如同在你眼前再现。 原日本海军第13航空队轰炸机队队长奥宫正武在《我所见的南京事件》中,曾经这样描述自己所见的大屠杀场面: “在下关刑场附近,从城中开来满载中国人的敞篷卡车络绎不绝,停在仓库中间。”奥宫认出行刑的日军部队属于第九师团第三十六联队,他走进码头的仓库群,看到“两手被绑在背后的十几个中国人,被一个个拉到江岸边几米的地方,用军刀和刺刀惨杀后,投入扬子江中。”“江中只见层层叠叠的尸体,靠近岸边的江水为之阻塞,以肉眼几乎难看出的速度裹挟着尸体艰难流向下游。但,有些人还没有彻底死透,挣扎着向岸边浅湾处逃生,那附近已经是一片血海,因为那里等待他们的,是早有准备的枪击和刺刀。”“整个过程如同流水线一样秩序井然,连大声指挥的人都没有。看来,明显是根据上级的命令在进行。” 他向刑场入口的一个下士问道:“这么多中国人,就这样安安静静被带来,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回答是:“城内,对着在废墟上收拾的中国人问:‘有肚子饿的举手’,然后把举手的装上卡车作出带去吃饭的样子,就完成了呗。”“那么,为什么用日本刀和刺刀行刑呢?”“长官说,为了节省子弹。” 这已经是12月27日,距南京陷落差不多过了两个星期。 仅仅日军第三十旅团一支部队,其指挥官佐佐木道一少将就在手记中记录:“到12月24日共计处刑15000人以上,12月24日至次年1月5日,处刑数千人。” 这样的记载车载斗量。 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大多数日本人,在今天的态度是承认或默认南京大屠杀存在,但不愿意深入这个话题。日本官方也从不能、不曾也不敢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 在日本的相关文献 在日本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多是近年出版的,由日本老兵提供材料,比较如实反映南京大屠杀事件的亲历记录。 这大多是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老兵写下的文字。事实上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日本并不是战后才开始的。讲演通信社的《野战邮便旗》杂志最早曾在1941年2月10日描述了在南京日军曾经进行的大屠杀,并称这是为了“威慑敌人,促使蒋政府放弃抵抗”。越是接近现今,这些记录越多而且详细。这是因为到了上个世纪后期,这些老兵大多保持沉默,而今天,随着他们的年龄增长即将离世,一些日本老兵良心发现,开始通过公布其当时日记等方式,重现那时的真相。在日本的这类图书中,经常可以看到这些日本老兵躺在床上接受采访的形象。也有一些这类图书是有良知的日本教育界人士主动收集文献编成的。正是由于他们留下的无可辩驳的记录,使任何一个日本人都可以轻易触摸到南京大屠杀无法否认的证据。 这类图书包括——小野贤二等著《记录了南京大屠杀的皇军士兵——第十三师团山田支队士兵的阵中日记》、笠原十九司的《南京事件——亲历者27人的叙述》、星彻及渡边春已等合编的《南京大屠杀——历史篡改者的败北》、《南京大屠杀与日本军——幕府山杀害中国战俘事件》等。 从日军史料看来,当时南京的中国人并非人人任其宰割。例如,《我所见的南京事件》中记载,12月23日或24日,有一个勇敢的中国人,持刀悄悄潜入日军第三十六联队的士官宿舍,乘夜暗和日军警备松懈的机会,连续杀死多名日军。奥宫的记录中,告诉他这件事的第三十六联队士官称日军小队长级士官就被这个中国人杀死10人或11人。虽然,日军为此进行了血腥的报复,但我依然为这位在日军兽行中不屈的中国人感到骄傲。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候,我们的民族依然有血性的光芒闪烁。这是在研究南京大屠杀相关文献时,唯一让我感到欣慰的事情。 对于大屠杀中的死亡人数,有些图书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这些图书都承认和证明南京大屠杀的存在。 第二类是对日本以外记录南京大屠杀事件文献的翻译,其中包括《拉贝日记》、《马基牧师对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秘藏照片中的南京事件》等,也包括中国方面的若干文献。这些文献也间接地提供了对于南京大屠杀的证据。 第三类就是否定南京大屠杀的作品。这里面还可以分成两类。 一部分是若干参加过南京作战的日军,为了否定曾经有过的罪行进行辩解的文章。如原日军士兵吉本荣的作品——《南京大屠杀,虚构的粉碎》、松井石根的秘书田中正明所出版《松井大将阵中日记》等。这些作品开脱的内容虽然较多,但是由于无法改变史实的存在而软弱无力,如《松井大将阵中日记》里面多有内容显示松井石根不应为南京大屠杀负责,然而,在法院审理有关人士对此的诉讼中,发现这部日记,居然被田中修改了六百多处! 另一部分是右翼作家和所谓历史学家的作品,主要是对南京大屠杀的种种证据进行质疑,反驳,如东中野修道的《南京事件全体像》、《南京事件证据照片的鉴定》、松村俊夫的《南京大屠杀的大疑问》等。日本右翼团体是日本社会的一个特殊集群,他们顺应一些日本人不愿意相信日军曾经作出如此暴行的精神期望,写作了大量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文献。这些文献在众多历史记载中根本不堪一击,以至于我认为右翼人物写下这些文字时,他们自己都难以相信。只是由于前面提到的民众精神期望,这些荒唐的文献才有了市场。这些文献,政治的目的是第一位的。 真相的遮蔽 对比确证和否定南京大屠杀的作品,可以发现两个特点。 第一,确证作品中日方人员提供的证据,否定派的右翼作家总是尽量回避。 第二,确证作品每本书中都有几十甚至上百人的证明,如松冈环的《南京战——寻找封闭的记忆》记录了102名日军官兵对大屠杀的证言。而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作品,很多都出自同一人之手,像东中野修道的作品,就占了大约1/3。 否定派提出的观点,主要是认为南京大屠杀的证据不足,并想方设法在现有证据特别是中方提供的证据中寻找漏洞,肆意歪曲,大约因为中方大多不能看到他们的作品,也很少有用日语进行反驳的可能。这样,他们的所谓“解析真相”才能得到更多日本人的认同。举例来说,亩本正己的《真相,南京事件——拉贝日记检证》文中称拉贝记录了南京只有几千中国战俘被杀,而不是中国所说的数字。实际上,拉贝的原文是“日军以几千人为单位将中国残兵拉去杀害”。既忽略了拉贝日记中其他地方对于日军杀害平民的记录,也曲解了这句话中“为单位”的关键含义,不知道这是无意的错误,还是故意的误导。 谎言的重复,有时候也会掩盖真理,或许,这就是右翼作家们的目的。也颇有一些日本人表示“南京大屠杀这件事,正反两种说法的书都有,没有时间去看,所以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 从现在的情况看来,排除过去几十年各种政治因素的干扰,能够达到让大多数日本人认识到南京大屠杀在历史上的真实存在,并促其反省,是中日两国历史学家已经共同做到的良好成就。应该承认,一些日本学者,在承认和保存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方面,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如《南京战》的作者松冈环,不过是一名有正义感的普通教师。而上个世纪80年代,一些日本教育工作者甚至为右翼指责教科书中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录为虚构而将其告上法庭,保证了南京大屠杀和日军侵略亚洲各国的内容被保留在日本历史教科书中。在日本,这称为“历史教科书事件”。 然而,也有一些右翼分子依然在顽固地阻止这种真相的传播。 例如,日本偕行社原是一个坚决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出版机构。但是,由于无可辩驳的证据不断出现,1989年偕行社在新书《南京战史》中承认了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并公布了一些证据(虽然屠杀中殉难的人数它并不同意中国的说法)。结果,它遭到了日本右翼的强烈反对。右翼分子投书威胁出版社,列出了以下五条“反对意见”:一、编辑委员会认为屠杀战俘非法,这在法理上还要商榷。二、即便是有这样的事,你们有什么必要一定要把它公开?三、发布的数字不能100%确定核实,就不应该发表意见。四、败坏光辉皇军的名声。五、引发中国国民的不满。 这些指责可以看出多为蛮横而荒谬,而偕行社事实上还是比较右翼的出版社。由此,也可看出日本右翼的嚣张和有关学者的艰难。但是,看到大阪府立图书馆开架阅览室书架上三十多册揭露南京大屠杀的文献,我觉得对这些日本学者的工作,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在我的调查中,大多数日本人对日军在二战中的暴行,保持一种尽量沉默的态度。在柴岛中心时我曾请教过日语的横山先生(他到日本前曾在我国辽宁某县担任过政协委员)对我讲,这种沉默,其实更多表示的是一种默认,他们期待着自己的民族逐渐忘记这段历史,也更期望他人对这段历史的忘却。今天的日本人不希望被和他们父辈、祖父辈犯下的罪行联系在一起。“欠了人家的债总是不好受的,日本人普遍期望历史的债务被尽快遗忘。”显然,这和我们“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的看法正相反。 不能忘却的纪念 我所接触到的日本人,从不会主动和我说起这个话题,仿佛这次惨案已经被遗忘在这个民族的记忆中。即便在南京大屠杀发生70周年的日子,日本的舆论并没有特别的反映,假如对比广岛和长崎,几乎可以用冷淡来形容。看来,在日本人的心中,所谓值得反思的战争伤痛,更多的还是自己体会到的部分吧。 可以感到,日本社会主流对南京大屠杀,是在期望最大限度的回避和遗忘。甚至有的日本人认为中国人也应该忘掉这段历史。 可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恐怕是永远无法接受这种想法的。 正如我一位朋友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后,写道:“我终于来了。并且明白了一件事:人是有根的。而我的根的一部分已经留在那里,留在南京大屠杀,留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只要再听到这两个词汇就永远不会忘,我是谁,我背负着什么。什么是自己必须扛起的责任。我来了,我明白了,我是那些死难者的同胞啊。” 犹太人知道,他们的根已经永埋奥斯威辛。而我,中国人的根,永埋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记得我当年从纪念馆出来,发过一个誓,等自己有孩子,一定要他来南京,来这里看看。后来和朋友闲聊,提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他突然非常严肃地说,等我有了孩子,我发誓一定要领着他去南京,去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看看。我说,真巧,我也发过这个誓。那一刻,我们都认真盯着对方的眼睛,我们都相信,这个誓言都是真的。 前事不忘,才是后事之师。我知道,假如再和日本人谈起南京大屠杀时,我朋友的话是我最应该告诉他们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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