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本演义”双城记
philip 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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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东莞，相距1655公里，分属长三角、珠三角两大经济区。如果将这两座城市放在中国经济发展大格局中去观察，就会发现在几轮区域竞赛的路径选择上，它们殊途同归，走向一个新的战略选择的交汇点。 话说从头。 1978年，9月，一位名为张子弥的港商来到东莞虎门，开办了太平手袋厂，这是中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这种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外向型发展模式，一度成就了东莞，也成就了珠三角。 由此北望，彼时的长三角，正因乡镇企业的胎动而名噪一时。在无锡东亭乡，中国第一家乡镇企业春雷造船厂的创富传奇，成为苏南模式抹不去的一个历史印记。 东莞、无锡，一个是珠三角外向型经济的发轫地，一个是长三角苏南模式的领头羊，这两座城市在中国经济版图上的历史地位不容小觑，它们承载着梦想，也背负着期望。 此后多年，即使乡镇企业韶华不再，“三来一补”日渐褪色，但两座城市在第二轮区域竞赛中，依靠“大招商、大发展”的路径选择，依然能够续写二线城市的财富传奇。 2000年，无论是对于东莞还是无锡，其经验可以简单概括为招商引资，作为一种主流思想，招商引资被视为一种风险最小、效益最大的发展模式。此时，全球性的产业梯度转移，让中国城市迸发出近乎狂热的发展冲动与招商热情。 这一年，“海归”施正荣，正揣着那200页手写的《太阳能产业化可行性报告》，奔走在国内多个城市，为寻求产业化机会而四处碰壁。对大多数城市来说，能够立竿见影的招商项目，远比施正荣的“纸上画饼”更有诱惑力。 无锡，却在百般的犹疑中接下了这个“画饼”。 2003年，施正荣的尚德还在襁褓之中。千里之外，夹在广深之间、富可敌省的东莞在迎来它的极盛时期的同时，一副沉重的“大锁”已显露峥嵘。 土地、劳动力、环境频亮红灯，曾经英姿勃发的东莞开始带上“镣铐”跳舞，无锡也不可避免遭遇“成长的烦恼”。 2007年，太湖蓝藻爆发的时候，国际金融危机，犹如一个巨大的幽灵正从大洋彼岸日夜兼程赶往中国。无锡、东莞，都迎来了一个转捩点。 曾经具有“双重优势”的东莞，面临着“双重风险”的困境。金融危机不仅让原料、市场“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险象环生，地租经济、食利阶层所产生的社会板结，也让诸多社会问题浮出水面。东莞，成为珠三角的风险阀门，倒逼“经济社会双转型”提上议事日程。 相较于东莞，无锡是幸运的。在“大投入、大产出、大招商、大发展”模式走到穷途之时，施正荣与尚德明星般的崛起，让无锡在这样一个小概率事件的启发下，找到了另一扇门。 复制尚德，是2006年5月，无锡抛出“530计划”时最朴素的想法。当整个中国，从政府到企业，都在为转型的具体路径苦苦寻觅时，“尚德神话”使得一种还未成熟的模式浮出水面——一个开明的政府，把各种资源，包括政策、资本、技术、市场整合在一起，支持企业，然后功成身退。 530、后530、泛530，无锡甘冒“千金买马骨”的风险，在本轮发展方式上，延续多年苏南强势政府拉动传统，扮演了天使投资者的角色，以高端产业增量稀释传统产业存量。 2008年以后，城市“猎人”借金融危机纷纷抄底海内外人才，上海、大连、苏州、武汉诸多城市开展全球性的“狩猎”活动，超前一步的无锡，赢在抢占先机。 围场狩猎，硝烟渐起，东莞怎么办？ 在东莞，政商两界经历3年转型阵痛，人才意识苏醒，意识到产业升级的逻辑起点必然是人力资本的升级，2011年4月，“人才东莞”战略出台，抛出50亿作为“猎才筹码”。此时，东莞与无锡，在新一轮城市竞争中，终于走向新的战略选择的交汇点。 放眼望去，长三角、珠三角，城市之间对要素资源的争夺，已经由招商引资过渡到招才引智，从经营土地转向经营“土壤”，从关注对物的投入转到关注对人的投资。 变化，已经开始。抛开“浮华的外表，沉重的肉身”，无锡、东莞今日所动，也许正是中国更多城市明日之抉择，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无锡、东莞由此具有了样本价值。 无锡“530”旋风 ■本刊记者 贺海峰 从“530”到“后530”、“泛530”，再到“千人计划”，江苏无锡2006年一个看似无法实现的揽才计划，一次次被刷新突破。 从计划的30人到现在的1287人，外界一边议论着无锡的预估有些保守，一边则惊讶于这个二线城市旋风般的聚才速度——短短5年时间，一批领军人物已使当地光伏、物联网、风力发电等新兴产业快速崛起，乡镇企业发祥地的传统产业也在不断转型升级。 如今，处于沪宁苏杭人才高地夹缝中的无锡，又在着力打造“人才特区”和“中国科技创业家摇篮城市”。高端人才翔集，无锡有何秘诀？2011年5月，《决策》记者专赴无锡实地探访。 续写“神话” “‘530’的源头在尚德。‘尚德神话’坚定了我们转型发展、海外揽才的信心和决心。”无锡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委书记戴锡生告诉《决策》。 2000年10月，留学澳大利亚的年轻华人科学家施正荣，怀揣着“让清洁的太阳能发电产品早日走入中国老百姓生活”的梦想，来到无锡。当时，他 身上仅有一台笔记本电脑、几页商业计划书。施正荣找到政府说，自己想在无锡创业，做一个当地官员几乎闻所未闻的产业——光伏，而他需要政府帮助他迈出第一 步。此前，他连续跑了秦皇岛、大连、上海，都碰壁而归。 “我们感觉风险很大。”无锡一位官员回忆，“2000年，国内电力并不紧缺。搞太阳能发电，在国内看不到需求，也不了解海外市场。”不过，无锡还是决定注入600万美元国有资金。 最初，尚德公司举步维艰，随时可能猝死，政府几番出手相救。2005年，尚德需要在纽交所IPO以求更大发展，政府国有股退出予以支持。在美国成功上市后，尚德一跃成为全球知名的光伏电池片生产商，施正荣也成为名噪一时的“中国首富”。 2006年4月，时任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在无锡考察时，从“尚德神话”中敏锐地发现海归人才在科技创业中的特殊爆发力。“江苏省在未来几年要引 进100名像施正荣这样的领军型人才。”他当场叮嘱陪同考察的时任无锡市委书记杨卫泽，希望无锡率先放大“尚德效应”，在吸引海外留学人才到江苏创业的过 程中发挥“领头羊”作用。 紧随其后，无锡市提出在5年内引进30名领军型海外创新创业人才。他强调，“要以‘千金买马骨’的精神招才纳贤”。这就是无锡“530”计划的肇始。 5月12日，《无锡市政府关于引进领军型海外留学归国创业人才计划的实施意见》正式颁布。这份经由杨卫泽亲自修订的文件，将引才的范围锁定电子 信息、新材料等5个支柱产业和环保、新能源、生物3个先导产业。“不是那种毫无重点的全方位引才。”负责起草文件的官员刘正焕透露。 文件还明确提出了三个“100”、两个“300”：一次性给予100万元创业启动资金，提供不少于100平方米工作场所、不少于100平方米住房公寓，三年内免收租金；给予不低于300万元的创业投资、不低于300万元的资金担保。 2006年5月21日，“530”计划高调亮相。 当天，杨卫泽亲率代表团抵达纽约。此后一周，他们接连走访了美国4座城市。这场处子秀赢得了一个漂亮的“碰头彩”。“无锡作为中国的二线城市， 能够来美国大规模招募人才，在当地华人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场面之大、人数之多、氛围之热烈，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每场都有400多人参加。”刘正焕回忆。 此后，无锡官员频频“周游列国”。作为无锡“530”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戴锡生每年都能亲身感受几次海外人才的热浪。“哪里有人才，就到哪里 去。澳洲一次，日韩两次，还有美国、英国、德国和加拿大。”一位留美科学家因为没有赶上杨卫泽在美国的宣讲会，甚至追到加拿大来提问。 海外科技人才的热情也有效转化成落户企业的数字。2007年，通过严格项目评审、获邀来到无锡创业的海归人才，已经多达61人。 恰在这时，爆发了震惊全国的太湖蓝藻水污染事件。土地、资源、生态诸多“红灯”格外刺眼，使得无锡原有的“大投入、大产出、大招商、大发展”的发展路径走到了尽头。在这个背景下，“530”计划更是被寄予厚望。 2008年金融危机之时，杨卫泽再次奔赴美国揽才。面对海外学子，他将金融危机带给无锡的机会称之为赛车场上的“弯道超越”，超越的关键之处就是批量引进海外创新创业人才。而无锡政府的角色，则是“成立之初做保姆，发展之中做导师，成功之后做保安”。 魅力何来 在商业语境中，人们更习惯于把那些帮助创业者迈出第一步的人或机构，称为“天使”。天使投资，对于嗷嗷待哺的初创企业而言，恰如甘霖雨露。而这，才是无锡“530”的吸引力所在。 2006年11月，留韩博士廉仁淳来到无锡，创办了首家“530”企业引速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此前，他在上海创业，开发出了适合中国服装企业应用的信息管理系统。然而，在技术产品化之后，他的积蓄也花光了。营销所需的资金，成为棘手的难题。这时，无锡向他伸出了“橄榄枝”。廉仁淳拿到无锡给予的资金、贷款，一下子把公司从死亡线上拽了回来。 “5年下来，无锡给创业者的财政补贴满打满算也就是9个亿。现在修1公里地铁的成本是7亿多元，9个亿也就是1公里多地铁的投入。不过，一旦企业成长起来，政府获得的回报就不知道是多少公里地铁了。”戴锡生援引尚德的例子说，当年，无锡主导投入了600万美元，而现在尚德每年上缴给无锡的利税，就已高达十几亿元。 “光有帅、没有将”，是“530”企业面临的又一挑战。技术不是海归人才的瓶颈，疲于应付各种关系往往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留美博士冯向光是落户无锡的首批“530”创业者。当时，市科技局副局长金光弼几次去企业拜访他，发现他都陷于具体事务性工作而无法抽身，根本顾不上公司的科研和市场。于是，金光弼亲自为他物色了一位副总，最终把冯向光解放了出来。 由于毗邻上海、南京，“530”企业招聘和挽留人才的难度非常大。这几乎是这些领军人才抱怨最多的话题。“提高工资，周一晚上班，周五早下班，报销往返车票。几乎用尽了所有办法，仍然留不住人。一些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宁可在上海赚5000元，也不愿到无锡赚10000元。”米高科技董事长方平感慨道。 为此，《无锡市“530”企业紧缺人才目录》紧急出炉，并且每年更新一次。无锡还与清华大学、东南大学、中国科学院等知名大学与科研机构签定“7＋1”产学研联盟，以便为“530”企业举办高校招聘会、安排高校毕业生到“530”企业实习。 而关乎初创企业生死的最大挑战，则是如何打开市场。 戴锡生说，虽然这是企业自身的经营问题，政府不能也不应该过多介入，但还是要提供必要的帮助。例如，组织“530”企业参加广交会等国内主流会展，政府出资租赁展位。又如，倡导首购首用“530”产品。剑桥大学博士、悟莘科技董事长吴俨记得，他在企业注册前一个月，与金光弼首次见面。金光弼竟直接把无锡市交通局、轨交办两家潜在用户的领导请到了办公室。“当时我连产品的影子都没有，金局长就这么冒着风险给我牵线。”吴俨感叹。 如果说在最初3年，无锡提供更多的是点对点的服务，那么，伴随“530”企业几何数级增长，就必须着力于政策的系统化、服务的体系化。惟其如此，才能真正加快实现“530”项目的产业化。 2008年10月，“后530”计划横空出世。 对此，杨卫泽有个公式：“科学家＋企业家＝创业家”，即要在科学家的脑子里植入企业家的“芯片”。“后530”，就是在3年内选择30个或更多的“530”项目，给予重点扶持，使其最终引领无锡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比如，为已经申请到银行贷款的企业提供贴息；对入选省级以上科研机构的企业，再提供100万元的补贴。 而其最大亮点，是为“530”企业量身订做了7个公共科技服务平台。比如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就是生物医药公共科技服务平台，无锡和邦生物科技公司一直使用它的仪器设备开展研发。董事长杨建良说，这里的设备他们根本买不起，单单一个生物疫苗与动物实验室，就要投资3000多万元。“现在，我们每年付20万元租金就行了。” 另外，无锡市政府还自掏腰包，选送创业者到海外接受商业培训。森莱浦光电科技公司董事长沈立，就与其他20多位创业者一起享受到了免费的海外培训。一共两周的培训，第一周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分校听课，授课老师全部都是具有成功商业经验的“实战派”教授，没有一个“学院派”。第二周赴台湾与当地企业家交流，听10多家公司的创始人或高管讲述创业的得失，特别是失败的经历。“收获非常非常大。”沈立说。 “东方硅谷” 无锡“530”计划推出之后，周边城市纷纷效仿，先后推出了各自的引才计划。其中，比无锡出手大方几倍的城市不在少数。无锡，拿什么与上海、南京、苏州、杭州抗衡？ “钱有一点作用，但不起决定性作用。”戴锡生告诉《决策》，“创业者最看重的是创业环境。服务，才是无锡的核心竞争力。” 在主政者看来，高新科技产业的特性，决定了产业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需要当地政府耐心的等待、一如既往的服务。 2009年1月，一场由杨卫泽亲自主持的市委扩大会议召开，所有“530”创业者全部应邀与会。会议的主题只有一个，给政府提意见、提建议。 “平时我们提意见，喜欢先肯定，最后说‘但是’。可这些海归没有这个习惯，一上来直接就是‘但是’。问题提得非常尖锐。”当地一位官员回忆。 无锡市级领导班子耐心记录下这100多条“但是”。在对意见细致梳理之后，草拟了20条改进服务的措施。3月，市委再次召开“530”企业服务大会，继续倾听创业者的意见。4月，无锡正式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530”企业服务工作的意见》。 翻开“20条”，可以发现，无锡的服务堪称做到了极致。甚至，具体到了在哪些区域开通新的公交线路。 对此，元亮光电科技公司董事长柳祝平感触颇深。2009年，他来无锡创业，短短一年时间，就已拿到2.5亿元订单。谈及秘诀，他说：“公司注册之后，不到3个月我就推出了新产品。换作别处，估计办理各种批文手续都要一年半载。”据称，目前除无锡外，没有第二个地方政府设立督察室，专门督促人才政策落实速度。 无锡“530”计划的独到之处还在于，旗帜鲜明地提出了“鼓励创业、宽容失败”。很多地方给创业者的资助远远超过无锡，但它们往往会提出附加要求，比如创业失败，创业者必须用个人资产偿还政府的资助。但无锡的态度则是，创业失败是正常的事情，需要宽容。“我们应当看到，一个人失败了，但他只要对无锡有感情，就还会去宣传无锡，他下次创业还会来无锡。只有宽容失败，也才会有更多海外科技人才愿意尝试创业。”戴锡生说。 2008年12月，中央推出了“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简称国家“千人计划”)。几个月后，中组部部长李源潮看到了无锡“530”计划的汇报材料，当即要求无锡将“530”计划扩展为国家“千人计划”的一个分支。2009年9月，无锡“千人计划”出台。 按照规划，无锡拟用5年时间，引进1000名以上海外高层次人才来无锡创业；再用6年时间，引进2000名以上海外高层次人才来无锡创业，力争到2020年左右，把无锡打造成为“东方硅谷”。 同时，无锡还提出了“泛530”计划，即用2年左右时间，引进30名外籍科技领军型创业人才。 这是一个极其远大的抱负。这些高端人才的到来，正在把无锡这座传统制造城市的视野与胸襟，提升到全球的前沿水平。特别是新兴产业正形成聚集效应，新型胰岛素、无人直升机、物联网等一系列高新科技项目已经名动一时，引领风潮。 不过，无锡并没有因此沾沾自喜。戴锡生的判断异常清醒：“已经破题，有了起色。但还远远不够。” “现在，‘530’计划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他告诉《决策》，“数量上来之后，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未来5年能不能培育出5个或者10个像尚德这样的企业。这是评判‘530’计划成败与否的关键。” 让人兴奋的是，无锡2006年引入的“530”项目——风电企业江阴远景能源科技公司，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已将销售收入做到了30亿元——新版“尚德神话”，正乘着新能源的东风，呼之欲出。此外，已有439家“530”企业实现销售，39家企业销售收入突破1000万元。 中科院院士甘子钊是著名的物理学家，在LED衬底材料研究上一直处于领先位置。甘子钊团队中，有号称该领域“五大常委”的5位一流教授。在经历了一番与“北上广”抢人的惊心动魄之后，东莞最终成功将甘子钊团队引入，成立中镓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并入选“广东省首批创新科研团队”。在4月19日的东莞人才大会上，该团队获得了1000万元科研资助。 甘子钊团队落户东莞，不仅使东莞成为LED上游衬底材料的生产基地，带动形成2000亿元产值的大产业，更重要的是创造出一种“院士效应”，对东莞招才引智产生多层面影响。在东莞，像甘子钊这样的创新创业团队，还有谭文、李涛、陈友斌等领军人才，他们正在为东莞的经济社会“双转型”发挥出“挂档加油”的作用。 “要打赢转型升级这场攻坚战，人才是第一位的因素”，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的话掷地有声，“东莞转型的最大阻力和动力都是人”。由此，“人才东莞”轰轰烈烈地展开。从2010年6月，东莞市政府发布公告，面向海内外引进首批创新创业领军人才开始算起，到今年6月，东莞新的“才政”正好满一年。 作为珠三角“世界工厂”的符号性城市，东莞为什么要高调推出人才战略？只要进入东莞“双转型”的内核，就会清晰地感知到，东莞在“渴才”、“猎才”、“用才”等一系列动作背后，上演着一场“智本演义”。 双重边缘化之困 4月19日，对于已落脚东莞的东阳光创新药物科研团队等3个团队来说，是值得高兴的一天。在这天召开的东莞市人才工作大会上，3个团队从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市长李毓全的手里，接过了1000万元科技创新奖励的“大红包”。 这次会议规模空前，标志着“人才东莞”战略正式起航。这是东莞在最近3年里，继“创业东莞”、“科技东莞”、“文化东莞”等战略之后，高调推出的第8个“10亿元工程”——连续5年每年10亿元进行全球揽才，这是东莞“春天里的耕种”，其背后有着深层次的背景。 从一个企业排行榜和一个产业集群的对比中，就能清晰地感知到，由于人才资源这条“短腿”，造成东莞在区域格局中的尴尬。而尴尬的背后，正是“人才饥渴”。 作为经济先发地区的珠三角，大企业众星云集，在每年的经济统计中，总会有一个榜单被人们格外看重，这就是广东省大企业排行榜。从榜单上的企业位次和上榜企业数量的变化中，能够对比出不同地市的经济实力。 2010年11月，2009年度广东省大企业100家名单对外公布，东莞市为零，这已经是东莞连续多年在这个体现经济竞争力的排行榜中失去踪影了。但东莞的3个邻居中，广州有46家企业上榜，深圳是32家，惠州有7家。而恰恰是东莞周边的这3个市排名前三甲，东莞与它们山水相连，却没有一家企业上榜，下滑成“谷底”。 东莞无一企业上榜，并非因为金融危机的影响。统计数据显示，东莞市有外商投资企业1万多家，有规模以上企业5000多家。2009年的广东省百强企业入围门槛是年度主营业收入82.93亿元。这就是说，东莞5000多家规模以上企业中，没有一家年度主营业收入超过83亿元。 同时发布的2009年度广东省100家工业企业中，东莞有5家企业上榜，最靠前的是东莞航天电子公司，排名第67位。其实，这是改变统计方法之后出现的状况，如果按照既往的广东省工业企业50强排名，东莞也为零，而且连续多年为零。虽然两个排行榜不能反映东莞的全部，但连续多年为零的尴尬，却是值得反思的事实。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人形容东莞是“满天繁星，独缺月亮”。20多年过去了，东莞的天空仍然不见“皓月”。多年来，“明月何时照东莞”的疑问一直没有破解，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东莞缺少龙头型企业和领军型企业家。从一个产业集群上，就能感受到这种强烈的落差。 如果选取东莞最知名的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来看，有句话叫做“东莞堵车，全球缺货”，这是对东莞强大制造能力的最好概括。统计显示，在电子信息产品制造领域，东莞每年的电脑产量，就占到全球的50%，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但同时，东莞不得不面对又一个尴尬，就是没有一家自己的电子产品品牌。 在珠三角的兄弟城市中，深圳不仅有康佳、创维等知名制造企业，还诞生出腾讯这样的电子信息产业运营商。佛山有排名全国三甲的顺德电子产品制造中心，惠州也培育出了李东生领导的TCL。 通常来讲，电子信息产业是高科技产业，是智力密集型产业。但东莞却处在微笑曲线的最底端，不仅没有自主产品，更没有智力人才。对此，东莞理工学院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邓宇鹏对《决策》分析说：“东莞30年的产业结构，决定了人才结构。”这里有一个简单的对比，东莞与深圳都有1000多万人口，“深圳是以白领为主，东莞是以蓝领为主”，刘志庚的一番比较，点出了问题的本质。 而人才的缺失，直接造成了东莞企业的创新能力不足。这在体现一座城市价值链高低的专利申请量上，也许更能说明问题。 从总量上看，东莞2010年专利申请量、授权量双双突破两万件，位居广东省第2位。但在百万人专利申请量上，东莞是487件，大大低于珠三角平均804件的水平。统计数据还显示，在1万多家外商投资企业中，真正有专利申请的只有900多家。 还是在2010年，东莞市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是1.15%，低于珠三角2.02%的平均水平。而同期，东莞的南边邻居深圳市的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是3.64%，高出东莞2.49个百分点。不要小看这个百分比，深圳2010年的GDP总量已经突破9000亿元，2.49%就是220亿元真金白银的投入。 这些直观的数字所体现的，就是东莞的“双边缘化困境”：一方面，引进的产业是以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加工环节为主，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处于边缘位置；另一方面，产业成长空间受到挤压，未能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尤其在自主技术和自有品牌上处于落后地位，在国内生产体系中也处于边缘位置。 由此可见，东莞借力人才实现转型，不需要任何争论，东莞需要的就是回答“怎么干”。 从找老板到找人才 “区域和城市竞争本质上是人才的竞争，东莞要实现产业转型和持续发展，必须要彻底摆脱过去重物业投资轻人才投入、重资源利用轻人才开发的思想束缚和行为定势，树立人才投入是效益最好的投入理念，从乐于‘找老板’向乐于‘找人才’，从热衷‘建厂房物业’向注重‘建引才载体’转变。”在东莞市人才大会上，刘志庚的这段论述，清晰地表明东莞发展战略的一次重大转变。 实际上，在“找老板”的时代里，东莞因其神话般崛起，被誉为中国城市经济的“风向标”。由于东莞地处广深两大城市之间，再加上香港的地缘优势，在投资洼地效应下，东莞承接了上万家加工贸易企业，一度成为经济新贵。但硬币总有另一面，单纯加工贸易让东莞的危机之痛、转型之困相比其它珠三角城市，以及长三角的无锡、苏州更加激烈。 在区域经济格局中，在东莞经济曲线的起落之间，就能感受到这种变化。而这种变化，就是东莞从找老板到找人才的核心推动力。 在珠三角9市中，广州、深圳凭借省会城市和经济特区带来的多重利好，稳居第一方阵。中山、惠州、江门、珠海位居第三方阵，都是1000多亿的区间。中间的佛山、东莞就是第二方阵，在争夺“广东第三城”的较量中，深层次变化才会显露出来。 2005年，东莞与佛山同年跨过地区生产总值2000亿元的门槛，“世界工厂”的帽子开始戴在东莞的头上。这是“找老板”时代，东莞等城市最荣耀的阶段。但接下来的时间里，发展的轨迹却出现微妙变化。 以2005年开始，当年东莞的经济总量相比佛山，只差196亿元，且经济增长速度以19.5%高过佛山，东莞跻身珠三角前三甲，似乎触手可及。但到2006年，东莞与佛山的差距却拉大到300亿元，经济增速也被佛山反超，一直到2010年，佛山的增速连续5年都超过东莞。 进入2007年，佛山与东莞虽是同步跨入“3000亿元俱乐部”，成为全国13个明星之一，但经济总量上东莞与佛山的差距扩大到500亿元。在全球金融危机肆虐的2008年和2009年，东莞的疲态越来越明显，佛山不仅先东莞一步跨过4000亿元大关，而且在2009年赶超东莞1000多亿元。在2010年，佛山、无锡等珠三角、长三角的中等城市都已经跨入5000亿门槛，东莞与它们的差距再一次拉大。 2010年，东莞的地区生产总值突破4000亿，达到4246亿元，在珠三角地区排名第4位，位居广州、深圳、佛山之后，经济总量是广州的40%，深圳的44.6%。广莞深同处珠江东岸，三地一线贯通，差距高下立现。 其中的原因有很多种，但由经济结构、人才结构决定的产业链竞争力差距是根本因素。同在珠三角，佛山不仅依托广佛一体化激发活力，而且佛山的品牌企业更具竞争力，以美的、格兰仕为龙头的顺德家电集群，足以笑傲江湖。 如果梳理东莞前30年发展就会发现，东莞之所以经济崛起，是留住了两类人：一类是有钱人来投资，二是外地人来打工，一个简单的算术方程式来形容，就是“资本+人力=经济增长”。 30年后，东莞必须改变这个方程式，引入第三个变量，即“资本+人力+智本=转型升级”。东莞从竞争上游到上游竞争，必须引入“第三类人”，在“智本”竞赛中高人一筹。“东莞要保持发展，就必须转型，问题在于转型升级后的产业还是需要人来推动，而且人的素质要求只会更高。否则，即便产业项目升级了，没有匹配的人力资源，起步更难，谈何永续发展？”东莞经济和城市发展研究会秘书长李智勇对《决策》分析说。 揽才“大考” “像抓经济工作一样抓人才工作，像抓招商引资的精神和劲头一样抓招才引智。”最近两年，刘志庚总是不停地强调“两个一样抓”。从中既能看出东莞广揽天下英才为我所用的坚定，也是东莞双转型对人才支撑力的执着追求。 与在“招老板时代”一样，“招人才时代”里，智本与资本都不会无条件地与东莞“恋爱”，其一贯挑剔的眼光和个性更不会屈尊于“寒舍”，这些都将对东莞揽才提出新考验。甘子钊落户东莞，李涛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城市比选，都是引才、留才的典型。 甘子钊团队早在2008年就在LED衬底材料方面做出成果，急于寻找一个企业来转化成生产力，当初的设想是在“北上广”。当时，正在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东莞也急于寻找技术支持，广东省信息产业厅的领导在深圳的一次交流会上主动找到甘子钊，把他“拉”到东莞来。虽然有东莞市领导的热情接待，但甘子钊并没有下定决心。 于是，东莞市企石镇领导再次来到北京，力邀甘子钊二下东莞。这一次甘子钊遇到了东莞企业家、光大集团董事长陈润光，“他说尽了东莞的好话，赞扬东莞政府办事能力非常强，东莞的半导体产业配套齐全。”甘子钊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个时候，甘子钊及其团队成员还是半信半疑，还是微服私访来东莞调研了三四次之后，才最终放弃“北上广”将创新科研团队悉数引进东莞。 这个案例表明，区域经济格局中的“智本演义”，比招商引资更具有挑战性。“在江浙一带，那边的干部早就有了招才引智的思想，但东莞不少干部还是停留在招商引资的老思维上，不太重视人才。”国家“千人计划”入选者、东莞凯法生物医药公司董事长谭文说。 实际上，处在广深两市之间的东莞，不仅要面对珠三角城市的角力，还有与南京、武汉、西安等老牌城市的争抢，更有与北上广一线城市的竞争。在这个过程中，东莞不仅要做好选择题，更要做好填空题，5年50亿元全球揽才，绝对是一项系统工程。 其中，东莞吸引高端人才时，不得不看清一个经常被忽略的因素：整座城市或社区的吸引力。由于多种因素的长期叠加，东莞的外在形象存在“被妖魔化”之虞。5月，就在《决策》记者穿梭东莞采访时，关于东莞城市形象的大讨论如火如荼地展开，其深层意义，就是如何通过城市形象的塑造增强人才吸引力。 《羊城晚报》曾报道过这样一个案例，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李荣山2009年毕业求职时，去了一趟东莞寮步镇，给他留下的印象是：就像一个大工厂，很有钱，但是不修边幅。在这种地方，挣点钱还行，但是搞研究，条件不够好，几条街都找不到一家书店。虽然这只是一个个案，但反映出的问题值得深思。用当地一位企业家的话说：“与物质因素比起来，人才更看重环境。” 另一方面，既然是“双转型”，人才就要分为不同的功能，东莞当地媒体形容为“人才金字塔”：高端人才引领，中层人才带动，百万一般性人才组成基座，支撑起整个金字塔。 在产业人才饥渴的同时，东莞特殊的市镇两级行政管理机构，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管理的需要，由此，党政管理人才与经济创新人才对东莞同等重要。这也是东莞人才规划纲要中，高调推出“中青年党政英才计划”的内在因素。 这些都从不同侧面反映出，东莞真正的揽才“大考”才刚刚破题。在东莞解答考题的进程中，通过园区建设载体来吸引人才是一记妙招，松山湖科技园为东莞打造了一个撬动创新、引领“双转型”的绝佳平台。 5月18日，李涛带领的创新团队与松山湖正式签约，投资1.2亿元建立融合通信产业研发基地，这是松山湖2011年北京推介会上引进的两个创新团队之一。李涛现任广东世纪网通通信技术开发公司董事长，是东莞首批引进的6位创新创业领军人才之一。 如今，跟李涛一样，谭文、陈友斌等一批高端人才集聚松山湖，正在上演一场资本与智本碰撞的大戏。这场大戏的舞台——松山湖高科技产业园，成立于2001年，经过10年磨砺，在2010年成功升级为国家级高新区。对整个东莞市来说，这里不仅是产业的集聚地，更承载着东莞转型升级“样板房”的使命。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人才如何落地，落地之后又将如何创造出财富，从而引领东莞续写辉煌。 5月，初夏的骄阳让松山湖的气温急速上升之时，《决策》记者走进松山湖，一场由人才汇集引发的产业升级大潮正在激荡松山湖，并为东莞“双转型”提供示范。 梦起松山湖 广东易事特公司董事长何思模，被誉为东莞最重视人才的企业家之一。易事特公司坐落在松山湖工业大道旁，每一位乘坐广深动车去东莞市中心的人，总会被易事特公司的巨大红色招牌所吸引。在一排排白色的厂房车间和研发大楼内，一支富有战斗力的人才团队，让何思模笑不拢嘴。 在松山湖，乃至整个东莞，何思模重视人才的故事，一再被传扬。身为东莞市政协委员的何思模，在谈到产业升级时这样说：企业不创新无异于等死，而转型最大困难是人才不够用。 作为一家扎根东莞20年的企业，何思模将湖北人徐海波引入公司。如今已是公司“二当家”的徐海波，被东莞当地媒体称为易事特的“人才买手”。他除了带头研发之外，另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发挥“博士后效应”，凝聚各路人才，为易事特招兵买马。 平常生活朴素、每天坚持骑自行车下班的徐海波，用着最老式的电脑，但毫不掩饰他在揽才上的光芒。在他的腾挪撮合之下，徐海波背后形成了一个让东莞很多企业羡慕的团队，其中包括易事特公司副总经理于玮、新能源部副总监韩军良、软件经理唐朝阳，还有薛家祥机械装备、节能环保创新团队。在这个1+3+1的组合下，易事特公司成为东莞市众多科技创新获得奖项最多的企业。 实际上，何思模与易事特公司是松山湖通过人才支撑产业升级的一个缩影。 从2006年下半年开始，东莞最流行的词是“双转型”，经过5年争论最终形成共识：东莞要想领跑发展潮流、拥有不败的竞争力，就必须另辟蹊径，走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但是，如何转？依靠什么来转？转型的载体在哪里？很长一段时间，这些问题困扰着东莞。而经过整整10年打造，松山湖当仁不让承担起了引领东莞转型升级的重担。 “如果说东莞是广东经济社会双转型的试验田，那么松山湖就是试验田里种下的第一粒种子。”松山湖科技产业园管委会副主任李航介绍说，凭借良好的自然环境、人才和产业集聚，松山湖担当了转型先锋的角色。 5月中旬，当《决策》记者叩访松山湖园区时，如同穿行在一座巨大的城市公园，时时能感受到它寂静中蕴藏的力量。梦起松山湖，车窗外掠过的风景，正是东莞给全世界描绘的产业与城市发展的新图景。 但要把平面上的规划，变成立体化的现实，不仅需要资本，更需要智本。李航每次到北京、上海、西安等地都会心生感慨，“上海一年高校毕业生就有五六十万人，这都是人才，东莞没有这样的先天优势。”先天不足的东莞，惟有对外借力，全球猎才。 但真正的人才都具有游牧性，要想吸引人才落地松山湖，首先是有“巢”。因此，承担人才东莞战略示范功能的松山湖，能否用人才集聚实现“核裂变”，进而打造成“东莞的硅谷”？ “核裂变” 贵州人李涛大学毕业后，曾参与多个国家级通信设备的研制工作，还先后在华为、UT斯达康等知名公司做大型通信网络设备的研制近8年。在深圳自主创业后成立世纪网通公司，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展，李涛发现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公司中层团队开始困惑，他们在深圳没有安居的感觉，而中层团队是一家公司生存成长最关键的因素。 李涛发现，在深圳创业是最好的，这里的圈子和思想氛围会激发人的斗志，但不适合作为一个稳固的发展空间，“生活在这里的人越来越浮躁，不利于整个团队的成长。公司现在考虑的是如何长治久安，我们要做的是换个成长土壤。”于是，李涛开始谋划新选择。 在情定松山湖之前，李涛在珠三角、长三角的多个城市中进行了一番比选。 2010年，李涛考察过长三角的多个城市，在苏州一带徘徊许久，但没有最终下定决心。就在这时，李涛偶遇松山湖的招商活动，得知东莞海外领军人才引进项目，便尝试申请。经过专家评审，李涛被确定为“创业B类”领军人才。与李涛同一批入选东莞市海外领军人才的，还有陈友斌，他带领的微模式软件公司同样落户松山湖，不过与李涛不同，陈友斌是“创业A类”。 李涛之所以选择松山湖，与其区位也有关联。李涛表示将不放弃深圳基地，“希望能集东莞、深圳两者之优势，未来几年实现跨地区运作。”而松山湖坐落在东莞市南部，与深圳一山之隔，有高速公路直接贯通。 在2011年东莞“两会”上，李涛被邀请列席参加，这是东莞市推出的一项针对高层次人才的特殊政策。与李涛同时亲身体会到东莞对人才尊重的，还有落户松山湖的谭文，他是国家“千人计划”入选者，东莞凯法生物制药公司董事长。 在珠三角地区，榕树是最普遍的树种，独树能成林是其最大特色，不管是东莞还是松山湖，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榕树型人才”，由一个人扩展成一片森林。经过最近两年的持续打造，像谭文一样的一批“空降兵”已初步在松山湖形成集聚效应。 对于高端领军人才的进驻，“要给这些有技术的创业者以政策、资金的支持，为他们提供压力最小化、空间最大化的环境。”东莞经济与城市发展研究会秘书长李智勇对《决策》分析说，“如果有10个这样的企业成功了，就会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这样的企业过来，如果这其中再有10个企业成功了，就可能会吸引成百上千的人来到松山湖。这样一个持续的‘核裂变’过程，就是美国‘硅谷’的形成过程，松山湖就是要成为东莞的‘硅谷’”。 再造一个新东莞 东莞理工学院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邓宇鹏在位于松山湖核心区的办公室里接受《决策》采访时，把厚厚的东莞城市发展报告递给本刊记者。从2009年开始，邓宇鹏开始编写东莞城市发展报告，不仅关注东莞产业转型升级，对城市升级更加关注。 2011年1月，最新出版的东莞城市发展报告，将主题锁定在“绿色发展视角下的城市升级”。在开篇总报告中，第一句话就是“东莞城市升级的目标在哪里？”邓宇鹏告诉《决策》：“东莞要打造成全国最幸福的城市。决定城市幸福感的5种资本是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人造资本和金融资本，东莞具有5种资本的综合比较优势。”而对于松山湖，邓宇鹏认为是东莞绿色发展的引领者。 很多媒体，习惯于这样形容松山湖科技产业园，这是“一个带有诗意和梦想的地方，其规划面积72平方公里，面积相当于香港岛，其产值开发出来，相当于再造一个新东莞。” 另一方面，放在珠三角的区域格局中，广州的南沙新区、深圳的前海开发、珠海的横琴开发、东莞的松山湖，都是国家级开发区，四者相互比较，松山湖自有其取胜的砝码。在园区定位、产业集群、高端引领、整链嵌入等方面，松山湖都开始迸发出对人才的“磁力”。 2010年，广东正业科技公司决定把研发部搬到松山湖科技园，而把工厂依旧放在镇工业园内。毕业于浙江大学的公司技术总监梅领亮说，公司搬到松山湖后，最令他满意的一点就是松山湖每个月都会组织一些研讨会、报告会，增加了科技氛围；这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发现在镇上越来越难招到人了，尤其是中高级人才。而在松山湖推开窗，满眼绿色，跟东莞其他镇街景致完全是两个模样，搬到松山湖之后，发出招聘启事，收到的求职简历明显多了。“很多应聘者来到这儿一看，与印象中的东莞完全不一样，选择留下来的人很多。”梅领亮说。 在松山湖引领下，东莞对人才的吸引力正在持续爆发。6月2日，在第二批广东省创新创业团队中，东莞有6家入选，仅次于广州，高于深圳、佛山。 “科技共山水一色，人才与产业齐飞”，作为东莞经济社会转型的一支“试管”，松山湖不仅仅是在人才引进上为东莞探路。引用美国知名商业杂志《福布斯》评价的一段话，或许更为恰当：“当‘代工’为主的产业结构难以为继时，东莞开始了在松山湖的大手笔建设。这使东莞有了一个目前已经相当切实的梦想，漂亮舒适的生活环境可以吸引科技人才，他们服务的科技企业就是东莞的明天。” 不管是在东莞市产业园区中，还是在珠三角区域内，松山湖都能称得上是“风景这边更好”。 从寻梦到追梦，松山湖已经走过的10年，是东莞升级的一个写照。虽然未来的圆梦旅程不能倚马可待，但松山湖已在路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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