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光：从"告别革命"到"告别暴力"--兼论知识分子的自负
青于蓝 中国泛蓝联盟
(首发稿)
文章摘要:
要消除苦难，要铲除罪恶，要实现社会公平，民众就不得不和共产极权制度庇护下的中共权贵集团发生正面冲突。从中华大地上把共产极制度清除干净，建立一个自由、民主、保障人权的宪政民主制度，是激发革命的强大动力。谈论改良与革命，不能不面对这一严峻的现实。
作者 : 白光,
發表時間：9/3/2006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圣经·创世纪》）按照基督教的教义，神是万能的。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忘记了自己不是神，自以为他们也象神一样是万能的，自够任意决定要什么不要什么。中国在不久的将来会不会暴发革命？如果暴发革命会不会以和平的方式进行？如果在革命过程中引发武力冲突，会有多大的规模，破坏性有多大？对于这些问题，道德判断并不能代替事实判断。在事实没有搞清楚之前就急着下道德判断，就等于是在空中构建楼阁。
一、含沙射影的"告别革命"论
如果中国大陆在不久的将来暴发民主革命，会不会也象前苏联和东欧各共产党政权垮台一样，以和平的方式进行？这是任何一个人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如果发生大规模的武力冲突，任何人的生命和财产都有可能面临严重危胁。革命会不会引发武力冲突，导致中国全面内战，重蹈民国初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覆辙？的确存在这种可能性，哪怕这种可能性只有百万分之一，也不能说没有。于是"告别革命"论的另一个翻版"告别暴力"论又流行起来了。当然，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一种思潮，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是直接的动因。在今年的5月份，中共军内有人在海外网站放出风声，要采取军事政变的方式解体中共，并呼吁海外人士建立一个论坛讨论未来中国的建国方略。今年7月下旬，海外响应"军中声音"而筹建的《未来中国论坛》正式开通。似乎军事政变解体中共已经进入了倒计时，剩下的事就是等待按下按钮那一刻。这种新情况的出现无疑会让中共当局万分恐惧，一部份担心生灵遭受涂碳的知识分子也忧心忡忡。
五、甘地式的"非暴力抵抗"运动的极限
"
无论是从感情上还是从道德上说，除了权欲熏心的野心家，没有人会喜欢革命，没有人会喜欢暴力、战争。但是，时代的演变有如滚滚而下、直奔大海的黄河、长江，有其雷霆万钧的势力，并不会因任何人的好恶而发生改变。革命是被逼出来的，而不是任何野心家想鼓动就可以鼓动得起来的。当然，也不会因为有人不喜欢革命，革命就不会暴发。中国当前的局势就象汛期的长江，如果洪峰一定会到来，最要紧的事就是做好各种事先的准备，尽量想办法避免灾难扩大。在一百多年前，抵抗洋人的义和团将士们认为只要口念符咒就可以刀枪不如，结果酿成了巨大的悲剧。今天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陷入了病态的自负，认为只要多多叨念"告别革命"、"非暴力"这样的咒语，就可以消弭革命，铲除暴力和战争，这无疑是痴人说梦。道德判断并不能代替事实判断，应该如何并不等于能够如何。如果知识分子们对国家和民族还有一点点责任心，就应该多研究事实，多揭露真象，让尽可能多的人知道真象。现在的问题是，中共权贵集团用谎言营造了一片虚假的繁荣，在欺骗民众的同时也欺骗众多中下层官员和普通党员。另外，共产极权体制具有不可避免的逆向淘汰机制，中共权贵们大多也是利令智昏、颟顸昏乱、目光短浅的饭桶，没有几个能看清权力宝座下面翻腾的地火到底有多强大。任何人的理性判断都必须建立在掌握事实的基础之上，不知道真象就必然会做出错误判断。如果在唐山大地震之前所有的人都得到了地震警报，尽管灾难无可避免，但绝对不可能制造出24万的冤魂。
2006年9月1日
非暴力运动显然不是由甘地发明的，运用武力对抗之外的一切符合人类文明标准的方式抵抗强权的胡作非为，自人类有史以来就有。中国古代最早有历史记载的就是"三代"以前的"谤木"。在人群往来频繁的地方竖一块木头，木头上面放一块横板，民众对国家领导人不满就可以到横板上书写意见，让大家都能看到，从而形成公共舆论。当然那个时代是公天下而不是后来的家天下，国家公职人员的权力来自于道德威望而不是靠武力压服。国家公职人员因工作上的疏漏影响了民众的切身利益，一经提醒就会欣然改正。在近代历史上，康有为率同梁启超等数千名举人"公车上书"，以及清政府颁布废除科举令后全国各地的士子们集体在官府衙门前绝食静坐抗议，都是非赏常典型的非暴力运动。至于从1949年开始就此起彼伏的反抗中共的暴政的运动，除了诸如少数民族的武装暴动、文革期间少量以中共权贵为目标的武斗是武力抗争之外，都是非暴力抗争。1989年的学生运动是非暴力抗争，结果引来了暴力的血腥大屠杀。1999年法轮功信众到中南海和平请愿是非暴力抗争，其结果是长达数年、至今仍然还在进行的疯狂暴力镇压。象最近两年来的发生的一些事件，比如河北定州农民的护地行为显然是非常典型的非暴力抗争，其结果是官府利用黑社会来进行暴力打压驱逐；广东汕尾农民的护地行为显然也是非常典型的非暴力抗争，结果是官府调用了正规部队、调用了坦克对手无寸铁的农民进行屠杀。
抗争是被压迫者的本能反应，在没有条件使用武力的情况下，非暴力抗争是必然的选择。除非受压迫者已经失去了理智，准备同压迫者同归于尽，就会使用任何可能的暴力进行报复，典型的如去年发生的王斌余杀人案。今天中国大陆的民众对暴政、对强权的反抗，除了极个别的个案之外，都是非暴力抗争。这种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基本特点是，通过上访、静坐、绝食、网上发表文章、签名抗议等等武力冲突之外的一切可用的方式，对中共当局施加压力。当然这些非暴力抵抗方式对中共政权很难形成现实的危胁，中共当局并不怎么惧怕。中共最担心的是由这些抗议的呼声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只有国际社会的制裁才会对中共当局产生威慑力。比如象最近几个月来，法轮功信仰团体调动各种力量揭露活摘人体器官的暴行，这里不存在动用武力反抗中共的因素，不能说这种努力不是非暴力抵抗运动。中共当局对活摘黑幕的曝光非常惧怕，因为国际社会在真象比较明朗时必然会采取制裁措施，至少2008年奥运会还能不能在北京举行，现在已经成了一个悬念。所以，非暴力抵抗运动确实对中共产生了巨大的压力。问题是由非暴力抵抗运动产生的压力是不是可以足够大，以至于能让中共当局做出具有实质意义的妥协和退让，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证据能够支持这种论断。
如果各种各样的非暴力抵抗运动汇集成的合力所产生的压力不能让中共做出退让，而民众的忍耐力又达到了极限，用武力来结束中共暴政将无可避免。结束中共暴政的实质就是让中共权贵集团交出政权。虽然民主革命与历代改朝换代的农民革命不同，改朝换代只涉及权力的更替而不存在制度的变革，而民主革命的目标是变革政治制度，但民主革命一样存在政权更替的问题。民主革命的首要目标就是要中共还政于民，只有让中共权贵集团与政权脱离关系，才能够排除干扰，顺利进行民主制度的建设。在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政权更替过程中，武力的威慑在其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没有酿成大规模的武力冲突。在中国历史上也有很多只有武力的威慑而没有暴发武力冲突的例子，如曹魏夺取东汉的政权、司法氏夺取曹魏政权建立西晋、赵匡胤取后周建立大宋等等。在武力威慑之下成功实现政权更替，必须是双方的力量对比非常悬殊。如果双方的力量旗鼓相当，必然会引发武力冲突，甚至引发内战。至于中国未来的局势会如何演变，将取决于各种力量之间的博奕。
七、结论非暴力抵抗"运动作为一种理论提出来，并以实际行动来实践，最终因取得伟大的成就而闻名于世，归功于印度圣雄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 1869-1948）。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1929-1968）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领导美国黑人反抗种族歧视的民权运动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又再次为非暴力抵抗运动理论添色增辉。非暴力抵抗运动作为弱势群体反抗强权压迫的一种方式，的确是一种非常理性的选择。弱势群体没有实力对强权实施以暴制暴，勉强为之必然是自取灭亡。弱势群体以非暴力的方式抵抗强权，可以从道义上对强权者施加压力。
对于非暴力运动必须进行精细的分析，笼统地讲"非暴力"只能制造思想上的混乱。非暴力运动可以从着力点的不同，划分为唤醒良知式的非暴力运动和外在压力型的非暴力运动。这两种类型的划分并非绝然对立，非暴力抵抗运动都具有唤醒良知和施加外在的压力两种作用，在实际运用中因所要抵抗的对象不同而有所偏重。甘地和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非暴力抵抗运动属于前一种类型，是典型的以唤醒对方良知为着力点的非暴力运动。这种类型的非暴力运动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是因为在道义的压力下，强权者内心深处的良知被唤醒，从而对弱势群体做出妥协和退让。如果强权者没有基本的是非善恶的观念，对外在的道义压力视而不见，拒绝作出任何具有实质意义的妥协和退让，这种类型的非暴力抵抗运动就没有成功的可能。如果强权者已经退无可退，再退一步就会面临灭顶之灾，则更加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譬如一群手无寸铁的难民在旷野中遇到一群饿得眼睛泛着绿光的狼，狼群不可能对人产生非善恶的观念，不吃人就会饿死，吃了人也会饿死，但可以晚一点死。在这种情况下，要这群难民对狼群的施暴进行非暴力抵抗，以为饥饿的狼群会因此良心发现进而放弃吃人，这无疑是痴人说梦。而今天中国大陆的局势恰恰和这个比喻非常相似，虽然中共权贵集团内部的死硬派顽抗到底也一样逃不脱被清算的命运，但至少可以让政权晚一点垮，让权贵们多过几天"人上人"的日子。另一方面，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哪怕最后押上自己的性命，也不会放弃最后一丝虚幻的侥幸。中共权贵集团内部罪孽深重的那些人押的最大赌注是，在他们全部死亡之前维持政权不垮，从而逃脱正义的审判。中共在半个多世纪中所做的种种暴行一再证明，这个信奉马列教义的群体很难激发出什么道德良知，看得见摸得着的权势和财富才是马教徒众们崇拜的最高神祗。所以，光靠甘地、马丁·路德·金式的非暴力抵抗运动，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中只会屡屡碰壁，不不可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六、非暴力运动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中国在未来能不能"告别革命"，到底是走台湾渐进转型的道路，还是象前东欧各共产国家一样，在渐进转型的基础上暴发社会革命，必须从中共权贵集团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来看。今天中国大陆的社会现实是，民从被中共暴政任意蹂躏，任意宰割，百姓是鱼肉，中共是刀俎。在中共暴政的淫威之下，民众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狭窄，民众的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此外，中共专制制度的制度缺陷、马列教义的歪理邪说对社会人心的毒害，相互交织在一起，不停地在制造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环境危机。如果放任这些危机不断积累，当危机全面暴发之时会把整个国家拖入苦难的深渊，让中华民族陷入万劫不复之地。打个比方说，中国就象一架正在飞行的飞机，民众就是飞机上的乘客，中共权贵集团就象一伙失去理智的劫机犯，不断地对乘客施暴，不断地在破坏飞机，如果任由劫匪胡作非为，最终的结果是机毁人亡。所认，这里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唱道德高调"的问题，民众没有什么让步的余地。民众要生存，而且要生存得有尊严，不愿意再继续做奴隶。民众的要求很简单，也不存在什么不正当的地方，因而无可指责。要解开死结，真正实现"告别革命"，主动权完全在中共权贵集团一边。俗话说"解铃还需系铃人"，只要中共能够效法国民党在台湾的做法，废除宪法中的"四个坚持"，真正落实宪法所许诺的公民权利，开放党禁报禁，实行公职人员直接选举，就可以真正实现"告别革命"。就算不能一步到位，可以象大清立宪一样，先给出一个时间表，再分阶段逐步落实，民众也是能够理解和积极配合的。
遗憾的是，至今为止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共产党政权是主动放弃特权，不经过革命就平稳实现民主化的。国民党在台湾也是搞独裁，但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过渡的理论是国民党的立党思想，国民党在五十年代就开始大力推动地方选举，也就是说一直在分阶段实现民主化。也许中共是个例外，会制造出让世人意想不到的奇迹，但这只是一种没有任何根据的幻想。与前苏联、东欧各共产党政权相比，中共目前的处境非常特殊。中共已经变成了一个特权利益集团，中共权贵集团除了垄断国家权力之外，还控制了整个社会80%以上的财富。经过各种以"改革"旗号作为幌子的权贵私有化之后，国有资产已经变成了中共权贵们的私人财产。中共权贵集团所拥有的财富是利用权力巧取豪夺得到的，缺乏正当性，一但失去权力就会失去财富，因而他们非常惧怕民主化。这种情况在前苏联和东欧共党国家的统治集团那里并不存在。中共在统治中国大陆的五十多年中犯下了滔天罪行，仅仅只是在三年大饥荒中饿死四千万人一项，就超过了前苏联和东欧化各共产党政权所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总数的总和。虽然大多数直接责任人已经死了，但中共统治集团作为一个整体，必须对所犯下的历史罪行承担责任。此外，参与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的直接责任人还存活于世，参与镇压法轮功信仰团体的大部份直接责任人还当权在位，如果失去现政权的保护伞，他们一定逃不脱正义的审判，其结局绝不会比"四人邦"好。特别是今年揭发出来的灭绝人性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相关责任人在失去权力保护伞之后，将会象纳粹德国的屠夫们一样被送上国际法庭。这种面临惩罚的恐惧也是前苏联和东欧共产党统治集团所没有的。所以，中共权贵集团主动放弃特权的可能性，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是微乎其微。
今天中国所面临情况，与一百多年前满清王朝所面临情况非常相似。由于中共避重就轻，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改良的道路遇到了不可逾越的瓶颈。民众的苦难正在加深，足以导致玉石俱焚的全局性危机正在加剧。如果中共权贵集团对民众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充耳不闻，拒绝作出具有实质意义的妥协，革命的到来将无可避免。
四、从"告别革命"衍生出来的"告别暴力"论中共权贵集团害怕民众革他们的命。当然民众也不是整天吃饱了饭没事干，想革中共权贵集团的命寻开心。共产极权专制制度的存在是中国一切苦难的根源，是中国一切罪恶的根源，是中国一切不公平的根源。要消除苦难，要铲除罪恶，要实现社会公平，民众就不得不和共产极权制度庇护下的中共权贵集团发生正面冲突。从中华大地上把共产极制度清除干净，建立一个自由、民主、保障人权的宪政民主制度，是激发革命的强大动力。谈论改良与革命，不能不面对这一严峻的现实。
实现民主化是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革命是实现这一理想的手段。当然，革命并不是实现民主化的唯一手段，除了革命还可以用改良来实现民主化。在一般的观念中，认为革命和改良相互对立，二者之间水火不容。其实这种观念并不全面，革命和改良二者之间并非水火不能相容。改良寻求的是点滴改进，通过长期积累而实现社会的整体改观；革命则是在短期内用激烈的手段打破现存的的秩序，重建新的秩序。从时间顺序上说，可以是渐进的改良遇到了瓶颈之后，用革命来突破瓶颈；也可以是在用革命消除主要的障碍之后实行渐进改良。当然，如果改良的道路通畅无阻，革命根本就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会发生。就"第三波"民主化的经验而言，台湾是通过改良实现民主化，中间没有暴发社会革命；前东欧各共产国家是在改良所形成的社会基础之上暴发社会革命。中共从1979年开始搞的改革开放，不管在意识形态的宣传上冠以什么样的名号，究其实质也是在搞改良。虽然中共在主观上没有实现民主化的动机，但在客观上却为中国的民主转型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当然也可以说中共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为中国的民主转型制造了新的障碍。但只要承认历史不存在假设，这种认为中共的蹩足改革阻碍了民主化的观点在理论上成立，在事实上并不成立。
三、如何"告别革命"？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开始，在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中出现了一种相当流行思潮，提出要"告别革命"。这种观点认为中国近百年来的内乱不断、苦难不断的根源就是因为中国人崇尚革命。认为追根溯源，开启革命祸端的就是辛亥革命，因而孙文被打成了"乱臣贼子"。认为如果孙文不发动辛亥革命，满清王朝搞君主立宪，通过走渐近改良的道路，中国早就已经实现宪政民主。这些高唱"告别革命"高调的人并非满清王朝的遗少，并不是想为"大清"翻案。熟悉中共党文化的人都会明白，这种论调与文革期间歌颂法家、批判儒家一样，只不过是含沙射影，没有人会真正为了已经变成一堆枯骨的古人而争得头破血流。
满清王朝走改良主义道路走不走得通，如果不爆发辛亥革命，中国会不会步日本的后尘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可以提出很多相互对立的观点，对每一种观点都可以找出很多论据来支持。但历史毕竟是对已经发生过的人、事的记录，并不存在假设的问题。历史问题还是留给历史学家们去争论，近现代历史中的很多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出真正在学术上站得住脚的定论。按照中国的历史传统，自秦汉之后，都是由改朝换代之后的新王朝为前朝修史，由于时代久远，不存在利害上、感情上的瓜葛，历史可以写得比较客观。中国古人的这种做法，无任何理由认为没有道理。由此看来，当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很多有争议的问题所下的结论，能不能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的确还是一个问题，很多东西只能留给将来的人们来盖棺定论。对于对近现代历史的很多似是而非、相互矛盾的观点还是暂时放在一边作为参考，现实问题必须立足于现实寻求解决之道。
对于一个靠血腥的暴力革命来夺取和维持政权的黑帮统治集团来说，他们已经革了别人的命，当然非常害怕被统治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起来革他们的命。所以，"告别革命"论在客观上非常迎合统治集团的胃口，当权者们当然非常欢迎。对于1949年后在中国大陆成长起来的几代人来说，革命就等于暴力革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红朝太祖毛皇帝的这句话，在文革期间写进了全国人民人手一册的红宝书，包括大字不识的山村老农在内，几乎每一个人都可以倒背如流。中共打江山时代是"闹革命"，用"革命"来夺取江山；坐江山时代是"不断革命"，用"革命"来巩固江山。中共搞的革命就是挑动一群人使用暴力对负另外一群人。经过几十年的折腾，老百姓无不闻"革命"而色变。一时之间，"告别革命"似乎在朝野之间达成了共识。但很不幸的是，这种观念把革命界定为暴力革命是非常狭隘的，因而没有多少说服力。前苏联和东欧各国共产党政权的垮台，树立了另一种以和平方式进行的革命典范，那就是颜色革命，天鹅绒革命。虽然颜色革命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暴力的场面，如乱枪击毙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赛斯库，不过这只是针对独裁者个人的暴力，并没有因制度的变革而暴发大规模的内战。至于南斯拉夫解体后的民族战争，俄罗斯因车臣问题而暴发的内战，是由于多年积累起来的民族仇恨得不到合理疏导而引发的民族冲突，与社会制度的变革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至少没有人会愚蠢地认为，在和平方式下结束共产党的极权统治是改良而不是革命。所以，革命就等于中共所搞的那种暴力革命的谬论，并不能为"告别革命"提供任何站得脚的论证。
二、改良与革命如何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