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China周刊第166期：“精英文化”被误解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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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ina周刊第166期：“精英文化”被误解了吗？
上期Co-China周刊讨论了“精致的利己主义”，本期我们继续一个有关联的话题——“精英文化”。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今天，“精英”这一称谓几乎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不少人急于与这两个字撇清关系，仿佛这个标签令他们感到尴尬和羞愧。不可否认的是，其中部分原因是一些看似精英的人实际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人们对文化精英这一群体和精英文化理应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和地位认知模糊。
最近一次关于精英文化的争论围绕策展人欧宁的碧山计划展开。承认自己亦是精英群体一员的哈佛博士生周韵认为：欧宁作为知识分子精英，为碧山所做不过满足了小群体的审美需求。欧宁亦在回复中称，“也许想头太大，也许个人能力或现实条件有限……知识分子不是什么伟大力量”。周韵关注的是欧宁这一群体和碧山农民的间隔性，而欧宁希望的，则是作为知识分子的自己，如何更好地融入当地，实现自己对当地社区的构想。
回顾近百年来中国文化精英的社会角色，陈平原指出：中国精英文化的困境自五四以来就存在，即“知难，行亦不易”。从“士”转为“知识分子”是一个边缘化的过程，这使得精英人格力量的发挥更有难度。徐贲用美国精英阶层家长的案例点明一点：精英应该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必须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巩心海则指出，精英文化向来在中国传统承担历史使命，90年代至今大众文化的狂热消解了这份责任，使得人文精英的发声日渐式微。高丙中认为，目前的现状是，“当精英文化的中心地位岌岌可危的时候，精英群体相当激动，利用自己所控制的舆论对流行文化大加挞伐。可是，当中心地位无可挽回地失去的时候，精英群体反而冷静下来了”。但他同时指出，一个国家的国民价值尺度和审美趣味理应由精英把控，这份话语权人文知识分子不应放弃。
余世存以汉语危机为例，指出当下精英衰败更多由自身造成，精英分子存在着“认知障碍”和“交流障碍”，障碍背后的优越感和常识感的丧失都造成了“平民世界”和精英群体的对立，这份对立可以靠诙谐和平等的态度打破。左春和指出，中国知识界的精英已不具备承担当下的勇气和能力，梦想贵族化和试图简单训导大众都是未熟先老的标志。
以上种种，溯源也好，批判也好，其实都指向一点：精英在社会中理应承担一份重责。这也是黄应全在最后一篇文章中指出的，合理的精英主义应当有人为之辩护。真正的精英不在于享用特权，而在于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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