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陈元赟的实学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

[秋耘]

第十三章 陈元赟的实学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
我国明清之际有一位杰出的实学家曾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过卓越的贡献，他就是与朱之瑜同期流寓日本的陈元赟。他力倡实学，反对虚言空谈，崇尚实功实用。曾把主张文学革新的明代公安派启蒙文学传播到日本、创编和传授柔道以及在日本传播诸多实用技艺，对于日本实学的发展有着重大作用。陈元赟在日本传播了些什么实学，产生过何种影响呢？
一、陈元赟及其在日本形成的学系
年来蓬鬂叹飘零，秋夜悲鸣月下铃。鸿雁不传乡国恨，杵砧长动旅魂惊。窗前皓魄樽前看，曲里关山笛里听。潦倒孤踪徒菀结，扶疏桂影任冥冥。
这是陈元赟与日僧元政唱酬的一首诗，题名《对月思乡》。诗中感叹自己半生潦倒，飘零异国，无限乡愁国恨，此诗反映了他的爱国主义的深情。
陈元赟，原名珦，字义都，号芝山，别署羲都甫、士升、既白山人、升庵，又因居住在名古屋九十四町，又署谐音菊秀轩。生于明万历十五年(1587)，卒于日本宽文十一年(清康熙十年，1671)。浙江余杭人。在许多题款中自署"大明武林"或"大明虎林"人。"武林"、"虎林"为杭州别称。明代，余杭属杭州府。陈元赟在《升庵诗话》中又自称"仆余杭人。"余杭县现有陈家桥村，疑为其出生地。又所号"芝山"、"既白山人"，二山均系余杭县境内之山岳一在城西北二十余里处，产灵芝而得名，一座落在南北苕溪分流处。
陈元赟在国内时，场屋运乖，一生未曾步入仕途。日人山边松在整理《升庵诗话》时，于后跋记其父言，陈元赟"自言落第之后，委身商客而来于我长崎"。山边松之父，生前曾与陈元赟为友，说他科举受挫，可能是事实。据他在《升庵诗话》中说，少年时曾辑前人诗文，题名《珊瑚枕》，署名崆峒子，后为人盗去。又据我国学者梁容若说，陈元赟"年二十七，入河南登封嵩山少林寺，习武术和制陶术，年余退出" 。大概也是在此前后，受到公安派诗文的影响。这是目前所知他在渡日前的-段历史。
陈元赟于何时渡日，日籍有载"及其国乱，逃来此邦" ，指的是李自成、张献忠等领导的农民起义推翻朱明王朝，清军入关统治全中国之时。又有根据日本学者林罗山 (1587～1657)《与大明人沈茂人》书信中提到陈元赟而推定其渡日时间。沈茂人为福建总兵使节单凤翔的随行译员，他们是在明天启元年(1621)赴日商讨倭寇事宜的，从而认定他于此时渡日定居。然陈元赟只是临时充任译员，并非与沈茂人那样的随行译员，所以也不是此时渡日。我国学者翦伯赞主编的《中外历史年表》中，于1659年(清顺治十六年，日本万治二年)栏载："明人朱之瑜、陈元赟来归(日本)。"按1659年是朱之瑜定居日本的时间，也是陈元赟定居日本后多年与僧元政始相识之年。说陈元赟也于此年定居日本，大概是根据近代日本学者木宫泰彦说"与朱舜水同时来日本而仕于尾张德川侯者，有陈元赟" 。明天启、崇祯年间或清顺治年间等渡日说均不确。事实上是在此之前他已到了日本。日人山边松在《升庵诗话》中说，陈元赟。自言落第之后委身商客而来于长崎，患痢日久，腰钞皆尽，卒不得还"。山边松校辑《升庵诗话》是在日元禄四年，距陈元赟去世只20年，所记只说明陈元赟因何流落东瀛，而未注明渡日时间。陈元赟在明天启三年(1623，日元和九年)曾为日本毛利辉元藩主撰《长门国志》，于序言中说，"余自万历己未秋，渡瀛海涉鲸波，入扶桑之故墟"，综合山边松之说，可知他是在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为生计随商客到日本的，时陈元赟33岁，自此一直未归，在日流寓52年，于日宽文十一年(1671)逝世。他一生著作都是在日本撰成的，除《虎林诗文集》、《既白山人集》亡佚外，现存于日本的还有：《老子经通考》、《元元唱和集》、《升庵诗话》、《长门国志》、《朱子家训抄》、《陈元赟书牍》等。这些著作阐述了他的实学理论，如在《老子经通考》，虽发挥的是道家《河上公章句》观点，但陈元赟着重在"证实理" ，《长门国志》则把我国具有悠久历史的方志学传播到了东瀛，《升庵诗话》、《元元唱和集》分则阐发公安派文学理论和创作。这些著作对日本实学都曾发生过深刻的影响。
原念斋说陈元赟"能娴此邦语" ，这是他一优越条件，故自登彼东土，即开始传播中国实学和技艺，虽也是作为谋生的一种手段，但却把自己的生活和事业追求紧紧捆束在一起。他先后寄居长崎、江户、名古屋等地，纵横交往于当时日本社会各阶层各行业，结交之人，上至藩主、文士，下至僧侣、傭工、浪人，或为其幕宾，或为其诗文友，或任其艺师，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学系。陈元赟擅长书法，篆、隶、行、草各体无一不精，尤工赵孟书画，其墨迹至今被日人珍藏。登岸长崎之初，就有书法家渡边梅峰等从之学。日宽文三至四年(1626-1627)在江户，居国昌寺创编柔道，传授给浪人福野正胜、三浦义辰、矶贝次郎，以后三人各形成流派，柔道始传遍全国，至今日人奉之为柔道鼻祖。日宽永十五年，得尾张藩儒臣武野安斋之荐，先后被藩主德川义直及其子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友聘为幕宾，年俸六十担，教授诗文、书法。继而主持、传授烧窑制陶技艺，影响名古屋成为历史上产陶名城。这期间望门拜师甚众，主要弟子有：龟川恕水(原为藤原惺窝著名大弟子松永五之弟子)、穗积元庵、本多道虎(1622-1683)、伊藤固庵(1641-1711)、佐佐木津摩 (1619-1695)、胜野延政以及以后的元政。这些弟子，有的向其学书法，有的学诗文，其中学有所成者不乏其人，如龟川恕水通过向陈元赟学习后，就著有《诗集》。佐佐木志津摩后成为日本著名书法家，他向陈元赟学得赵孟頫体，在日本传续数代。日万治二年(1659)，结交元政，向其传播公安派文学，影响了日本文学革新。
陈元赟不仅有如上述众多的及门弟子，还有许多实学同调，诸如当时日本著名学者林罗山(1583-1657)亦通过陈元赟传播公安派文学，受到性灵说影响。松永尺五(1592-1657)是藤原惺窝著名弟子，曾有《卒呈大明人元赟》诗："相遇异乡客，仪容心自融。诗夸曹植捷，文角马迁雄。贵国儒弥显，吾民道不隆。蒹葭连玉树，目击百无草。"字里行间洋溢对陈元赟的佩赞。藤原惺窝另一大弟子那波活所(1595-1698)亦盛赞陈元赟才学。陈元赟也肯定其"诗工" 。还有朱之瑜弟子安东守约(1622-1700)与陈元赟过从甚密，曾有诗赞陈元赟"诗律元于唐律细"。又有《谢陈芝山见访》诗："爱闲谢杂宾，拥篲迎文人。醨酒兴犹在，好辞觉有神。剧谭须卜夜，幽趣不嫌贫。喜挹温和酒，寒窗顿漏春。"
陈元赟与兴日水户学派之朱之瑜(1600-1682)和创日宇治黄檗山万福寺的隐元(1592-1673)亦有交往，现《朱舜水集》 (中华书局1981年版)还保存《答陈元赟书》。陈元赟于日万治元年有诗赠隐元，时其已72岁，故诗中有："二纪两遭灰劫变，七旬重晤故人稀"句。
通过陈元赟一生的活动以及他与门弟子之授受，我们可以说实际上已形成了以陈元赟为核心的芝山学派。他们的交往完全具有学派特色：他们有陈元赟这样杰出的业师，有一批登堂入室，学有所成，不愧师门的弟子；陈元赟传授的科系和领域有文学、武术和技艺。文学科系内有公安派诗文、书法以及方志学；武术科系是柔道；技艺科系有烧窑制陶、茶道等。在这些实用领域中，陈元赟是在继承中国传统和综合日本固有文化基础上，加以创新，从社会效果来说，且影响数代。
芝山学派的形成，是陈元赟传播实学的结晶，同时它又推动了日本以后的实学发展。
二、传播公安派文学及其对日本文学革新的影响
以袁宏道(1568-1617)为代表的公安派文学，反对文学复古，崇尚自我，主张文学革新，具有批判精神、启蒙意识。它主张文学革新，体现了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
陈元赟第一个把公安派文学传播到日本，并且和他的诗友、弟子一道效法公安派创作，使之广为流传，推动了日本文学革新运动。
明代初期从永乐到天顺年间，是一个社会比较安定时期，此时文坛上文人，大多数是位高爵显的官僚，他们政治上志得意满，生活上骄奢安逸，文学作品成为歌颂和维护阶级利益或描绘闲情逸趣、优裕生活的工具，文风上讲究雍容典雅，绮丽浮泛辞藻，形成了以"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台阁派"。"台阁派"作品内容空乏，篇章冗赘，文风萎弱，千篇一律，给文学带来严重危机。于是，明成化到隆庆年间有以何景明(1483- 1521)、李梦阳(1473-1530)、王世贞(1526-1590)、李攀龙 (1514-1570)为代表的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复古派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从篇章结构到句法、词汇都只应摹拟和尚古，因而缺乏自身的风格。它反对"台阁派"，从历史发展看虽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没有能够提出新的主张，只刻意模仿，却束缚了自己，在内容上更谈不上创新。于是，嘉靖以后，先有以王慎中 (1509-1559)、归有光(1506-1571)为代表的唐宋派起来反对复古派。继而更有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倡导文学革新。
公安派尖锐抨击复古派，辛辣讽嘲为诗为文剿袭步趋是"顺口接屁" 决心"扫时文之陋习，为末季之先驱" ，认为"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 。袁宏道兄弟从明万历十八年(1590)至二十一年(1594)曾四次拜访"异端"思想家李贽(1527-1602)，李贽极赞其兄弟为"天下名士"，宏道"英特"，"识力胆力，皆迥绝于世，真英灵男子" 。并赠于自己著作《焚书》。三袁尊李贽为师，在其《童心说》影响下，提出"独抒灵性，不拘格套" 的"性灵派"文学主张。"性灵"说强调的至情真性，"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而行，是谓真人。" "大概情至之语，自能感人，是谓真诗" 。从李贽到袁宏道，其文学主张，均尊重自我，不受拘束，具有较强烈的追求个性解放倾向。袁宏道的诗作，摆脱字句和平仄清浊限制，抛弃空调，融古诗、乐府、僧偈、寒山拾得调、语录、套曲于一体，有三字句、九字句，三言、五言、十句、十二句均自由运用．可以说我国最早的自由体诗。我国古代哲学大家王夫之(1619-1692)对公安派文学主张和创作 有公允的评价："王(世贞)、李(攀龙)笼罩天下，无一好手敢于立异，中郎以天姿迥出，不受弹压，一时俗目骇所未见，遂推为廓清之主"。又评其诗作"洒落出卸，如白鸥浴水，才一振羽，即丝毫不挂" 。可见公安派文学主张和创作，无论从内容或形式来说，都可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文学革新。
正是陈元赟把这一具有进步性的文学第一个传播到日本的。据日人原念斋在《先哲丛谈》中说：
初，万治二年于名古屋城中，(陈元赟)与僧元政始相识，契分尤厚，其生平所唱酬者，汇为《元元唱和集》，刊行于世。元政诗文慕袁中郎，此邦奉中郎，盖以元政为首，而政本因元赞知有中郎也。元政(致陈元赟)书曰："数日前探市得《袁中郎集》，乐府妙绝，不可复言，《广庄》诸篇识地高，《瓶史》风流，可见其人。又赤牍之中，言佛法者，其见最正，余颇爱之，因足下之赐也。
原念斋说，日本"奉中郎，盖以元政为首"，肯定日僧元政得以阅读和认识袁中郎的诗文，是通过陈元赟介绍的。在元政以前，日本学界不知有袁宏道其人，元政是日本第一个接受公安派文学影响的诗僧，陈元赟是在日本第一个传播者。元政致陈元赟书中表露了他对公安派文学之倾慕以及对陈元赟向他介绍公安派文学的感谢之情。
元政通过陈元赟了解到公安派文学后，顿然给自己文学观和创作开启了新的境界和途径。他深契袁宏道的文学主张，并从此摹仿袁氏的创作风格赋诗，在其《送元赟老人之尾阳诗》前引中可以得到证明：
余尝暇日与元赟老人共阅近代文士雷何思(思霈)、钟伯敬(惺)、徐文长(渭)集，特爱袁中郎之灵心巧发，不藉古人，自为诗为文焉。今九月之初，既夜正长，而风遽冷，寂寂不睡，灯下拥被，独阅石公(按即袁宏道之号)，读到《别石篑》(按即陶望龄)诗，忽感近日老人将有尾阳之行。因效石公韵，缀狂斐十首，以拟《阳关曲》，但不知所以裁之，录呈藻鉴，宓希慈斤，幸幸。
从上引可以看到，元政不但酷爱袁宏道的诗文，还摹仿他的风韵赋诗撰文。他说袁宏道诗文凭"灵心巧发，不藉古人，自为诗为文"，这正是对"独抒灵性，不拘格套"的准确而又深刻的理解。
元政(1623-1668)，又名草山上人，俗名石井吉兵卫。京都人。26岁为日莲宗僧，本擅长和歌、汉诗，著有《草山集》。与陈元赟结识后，过从密切，二人笃厚的友谊一开始就建立在一部《袁中郎集》上。元政比陈元赟小36岁。宽文二年(1662)，即在他们相识后，元政《送元赟老人之尾阳诗之八》中："公本大唐宾，七十六老人。吾少公卅六，才调况非伦。"元政尊陈元赟为"老人"，陈元赟视元政为"忘形交"。元政在接触到袁宏道诗文后，钦慕不已，尽仿公安体赋诗，俨然以性灵派自居。如元政在病中卧读《袁中郎集》，赋《春色不寝，戏和袁中郎渐渐诗》：
春水渐渐深，高岩渐渐卑；百花渐渐满，圆月渐渐亏；学者渐渐繁，道人渐渐稀；文章渐渐盛，真风渐渐衰。佛儒博稽古，禅诵亟失时。舍己欲随物，物反与己离。大平不泊焰，雅俗自参差。请息诸缘务，长随天人师。
袁宏道有《渐渐诗戏题壁上》：
明月渐渐高，青山渐渐卑；花枝渐渐红，春色渐渐亏；禄食渐渐多，牙齿渐渐稀；姬妾渐渐广，颜色渐渐衰；贱当壮盛日，欢非少年时。功德黑暗日，一步不相离。天地犹缺陷，人世总参差。何方寻至乐，稽首问仙师。
袁宏道在诗中用高卑、红亏、多稀、广衰来写明月青山、花枝春色、禄食牙齿、姬妾颜色等。元政仿此格调，用深卑、满亏、繁稀、盛衰写学者与道人、文章与真风，其实都在表述自己对事物对立转化的观点，反映他们对自然和社会变迁的看法。两诗相比较，元政诗极传袁宏道诗之神韵，一个说"人世总参差"，一个说"请息诸缘务"，文字虽有略有异，但佛禅思想似乎是共同的。
元政又有独立创作的极能体现公安派格调的诗《山居》：
霞谷花，昔谁种，春至称心红，未有天女供。霞谷月，自天纵，夜来翔空游，万里形相从。霞谷水，助梵诵，混混何时尽，盈科流不壅。霞谷云，巧错综，仙衣翩跹轻，终无人见缝。鸟之啭，笑我蠢，厐之吠，无物讼。不知谷贵，野菜之饔。观法界，颂拙轩颂，今吾进退，绰绰然，终身不受，官之俸，乐只我，又谁共，花月水云，无用之用。
此诗题下注："以陈简斋山中共赋几篇诗为韵为共字。"此诗末句"无用之用"，沿用于《庄子》之《逍遥游》和《人间世》所说不材之大树，无斤斧之灾，能终其天年，尽其生理。因此诗极富性灵派韵味，故陈元赟阅读后评论说："此篇宛似袁石公口吻，妙品妙品" 。元政初仿袁宏道赋诗，曾请陈元赟为之"润削"，陈元赟十分谦虚地以"白公(居易)求正于俗媪"比喻，"窃不揣僭笔，点撺诸诗" 。元政早陈元赟三年去世，元政卒前，陈元赟病榻前探视，见其病重，以生离死别的沉重心情赋《永诀元政师一绝以表一生始终骚雅之情》：
师瘿宿疾我衰年，面对相看各泪怜。
此会便成长阔别，他生再结旧诗缘。
此诗表达了二人的心声和深厚的互为师友情，这种友情建立在公安派之"诗缘"上。他们自日万治二年(1659)相识，至日宽文八年(1668)元政卒，交往前后共10年。10年间，二人仿公安体唱和步韵，诗作甚多，在元政卒前五年，即于宽文三年(1663)，就有二人合著《元元唱和集》刊刻行世。书名各取一"元"字，集中分别有四言、五言七律、七绝及杂体诗200余首，前部为陈元赟著，并附有其所著颂、赋、说、记、书多篇。后部为元政诗，除与陈元赟步韵唱和诗外，又有元政《共阅古籍》、《次元赟翁寂照庵即景》、《谢元赟翁来访》、《送元赟老人之尾阳诗》等专为陈元赟所赋之诗。《元元唱和集》是一部中日诗人合著的在日本刊行的公安派诗集，其中感人心弦的诗句甚多，尤以二人各自仿袁宏道《别石篑》所著的十首唱和诗最具有代表性，从中使我们具体看到公安派文学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
元政：送元赟老人之尾阳诗并引……灯下拥被独阅石公(袁宏道之号)之集，读至《别石篑》诗，忽感近日老人将有尾阳之行矣，因效石公韵，缀狂斐十首，以拟《阳关》曲。
一、别赟老，别而遇又别，此别意难言，谁假苏长舌，昔不曾知君，今何思君切!吾无文雅交，无文道将灭。
二、君视吾何如?君吾文章友。世上名利客，总是非吾偶。与君倾心肠，为君岂噤口!斥晏鸟相顾笑，大鹏遇希有。
三、邂逅遇尾城，至今已四载。今年会洛阳，来往劳孤拐。清谈无点俗，相忘如痴騃。君能言和语，乡音舌尚在。久狎十知九，傍人犹未解。
四、禄薄身自安，兔狼 其尾。薄禄犹为祸，劳居瑜远水。远水君莫辞，不劳奈稚子。胜彼奔走士，终岁履无底。
五、学佛不学禅，解经不解义，读书不读文，作诗不作字。久忘人间世，何物更为祟?这般孟浪子，亦有同臭味。遂莫逆于心，相视共如醉。唱和何所以，童子竹马戏。
六、水有沧溟栖万里鲸鲲，竹有嘉实止千仞凤凰。鲵得其处不羡人世界，风得其实不愿人膏粱。天地之间物各有所主，奈何曲己随人而翕张。
七、西天圣，东土圣，一知妙，一知命。吾孰随?释为姓；公孰依?孔为证。孔若衰，释若盛，公强立，文昌祠，虽老矣，幸为病。
八、公本大唐宾，七十六老人。吾少公卅六，才调况非伦。不知何夙世，合而车双轮。不忍暂别，作诗泪沾巾。
九、重重关山，远远洛水。子忆老亲，亲念幼子。别日猿鸣，归时雀跃。以别之哀，为归之乐。欲升天者，必先沉渊；欲沉渊者，必先升天。要脱八苦，勿乐三禅。
十、能早归来否?绾之祝早归，第三桥边柳。
陈元赟：和元政诗并小序
……余归谒尾阳君，草山元政上人乃仿袁石公《别石篑》十首之韵以赠行，不佞即其韵而酬焉，亦使他日好事者知有二元如昔日之有袁、陶云。
一、别政公，暂别非久别，久暂心无异，岂假叮咛舌。我未曾别公，先别情何切!故知忘形交，俗套自泯灭。
二、吾视师何如，师吾方外友。万里为同调，唱和成奇偶。我吟寄师心，师吟出我口。于喁总天籁，形骸复何有。
三、昔倾盖尾阳，屈指今四载。来侨山城邸，访师长拄拐。挥尘忘道俗，谑浪苦戆騃。方言不须译，却有颖舌在。坐久笑相视，眉语神有解。
四、养贤忝升斗，不是 摇尾。自愧缁水宜，恩波浩海水，海水固潜虬。风物悲游子，拓落尘寰中，履穿在廓底。
五、形使心为役，礼教身服义。五石不甘匏，十疋成走字。命将地迁徙，老逼人为祟。兰向蕙边开，自然同臭味。蕙兰苟相得，不欲心先醉。新诗各弄丸，岂效宜僚戏。
六、北有化鲲将图南为鹏，岗有梧桐来和鸣凤。鸣凤朝阳声不假金石，游鲲击水食不养稻粱。物于宇宙贵能乎自立，何随世靡而无主张。
七、忠恕圣，慈悲圣，三乘法，五十命。东西人，各从令，吾孔徒，陈元姓，师妙法，莲华证。儒不衰，释不盛，偈与诗，实相并，豪兴起，病忘病。
八、久作扶桑客，东瀛老旅人。伽陀即风雅，何得不同伦。夙世飞车国，今生合两轮，那堪暂分辙，回首泪沾巾。
九、三之日陆，一之夜水。子悲远父，父恋爱子。声袭鸿哀，珠抛泪跃，骝歌慷慨，将悲作乐。生为鱼者，潜必伏渊；生为鸢者，飞戾天。理之所在，不符参惮。
十、能念吾儿否?问我归何时，寒雅噪衰柳。
上列二人诗，不拘格套，打破律调，融合各体诗之长，不愧为公安派自由诗之典型作品。
袁宏道之《别石篑》诗十首撰于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按石篑即陶望龄(1562-1609)，字周望，石篑其号。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曾受学于周汝登，学术思想上属泰州学派。袁宏道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与陶望龄相识后，情意投合，文字交往密切。《袁中郎集》中有与陶石篑诗文多篇，《别石篑》是其中之一。
元政、元赟仿《别石篑》相互唱和，不但说明他们自比袁、陶，更表明他们对公安派诗文之崇慕。
上列二元仿《别石篑》诗，有几点值得伸述：
(一)诗中表达了二人友情之深厚是结缘在公安派诗文之上。元政在诗中表达了相见恨晚之心情，说他与陈元赟的莫逆之交，有别于"世上名利客"，而是"倾心肠"的"文雅交"、"文章友"。陈元赟则称之为"忘形交"、"同调"和无俗套的"方外友"。他们二人在年龄上可以说不是同代人，本难有共同语言，倘若没有某种连结起来吸引力，是难以交往的，更说不上情谊深厚。元政诗中"唱和何所似，童子竹马戏"。陈元赟则和之"唱和成奇偶"，自己所吟之诗可以寄托元政的心，元政所吟的诗如出于自己之口。二人都承认联结起来的是相互的"唱和"和"吟"，这说明他们的友谊建立在对公安派诗文共同的爱好上。
(二)诗中透露了二人的思想信仰。元政是日莲宗僧。日莲宗其源可追溯到中国天台宗。13世纪日僧日莲(1222--1282)据日天台宗所依《法华经》又创日莲宗。该宗主理事不二，一心诵妙法莲华经，即身成常寂光妙果。元政在诗中说，佛儒分别为东西方圣，佛宗妙悟，儒信天命，自己以"释为姓"。陈元赟自称"吾孔徒"，然此并不准确，陈元赟并非儒家信徒。说自己是孔徒，此只不过是我国古代士人通常的讬名"圣人"门下惯用做法而已。就陈元赟之主导思想来说，非儒家而是道家。且不说他在诗中引述"鲲鹏"、"天籁"、"形使心为役"等出自《庄子》，有着道家色彩。在《元元唱和集》中，有许多诗都带着道家隐士情调。如《次偶作》："园桃几树尽蒸霞，仿佛秦人避世家。我不避秦惟避俗，山居不问水流花。"陈元赟在另一本学术著作中，公然批判儒家，赞扬老子，说从孟子到周敦颐、二程和朱熹等，"或云性善，或曰博爱，或云性恶，或云善恶混杂，或云中和，或云素丝，或云岐路穷，或云一贯，或云太极乃至无极，或云天理，说虽繁多，不穷实理，还谤老子，逆子不知亲" 。证明陈元赟道家思想很有必要，它可以说明他与元政学术思想和世界观有共同点，那就是在"出世"思想这点上是一致的。
(三)诗中反映了对性灵说有较深刻的理解。元政在《元元唱和集》中说，袁宏道"自为诗为文"，"灵心巧发，不藉古人"。在仿《别石篑》的《送元赟老人之尾阳》诗中，又有"学佛不学禅，解经不解义，读书不读文，作诗不作字"诗句，这正是脱胎于《别石篑》中的"学道不学禅，谈星不谈义，爱曲不爱音，读书不读字"。袁宏道这些诗句，言在诗外，诗中有禅，可以说是他的性灵说的别注。在创作上，反对摹拟，不受格套限制，诗文"任我而发"，"从自己胸中流出"。元政把他和陈元赟的唱和比作"童子竹马戏"，正是对公安派诗文创作纯任自然的形象比喻。
元政在《元元唱和集》中还有一段对"性灵说"的阐发："余尝答人书，漫论文章曰：所谓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盖流自性灵者，有德之言也。出自模拟者，不必有德之言也。流自性灵者，或虽不整齐无痕，出自模拟者，虽是整齐未必无痕。余虽不知文章，于此二者暗中摸索，亦可知也。何者?言则心之迹也，因迹求心，虽不中不远矣。由此言之，世之好文章者，不本于道德，徒拾古人唾余，以为巧，可耻之甚也。"这里斥复古派摹拟为拾古人之唾余，要求文学革新态度坚决鲜明。又说自己探索了德和言之关系，指出言为心之迹，因迹求心，才是至情真诗。应该肯定元政深刻地理解了"性灵说"之精神实质。陈元赟对公安派诗文的理解反映在对其评价上。有向他学诗的弟子问他，明代什么人诗最佳，他毫不犹豫回答是袁中郎 。所以，在承认陈元赟是第一个把公安派启蒙文学传播到日本的中国人的同时，还应承认元政是日本第一个接受性灵说的诗人。《元元唱和集》则是在日本刊行的古代中日诗人共同创作的第一部公安派诗集。
公安派文学主张和创作，经陈元赟介绍给元政后，继而在日本文坛广泛传播，推动了日本文学革新，起过积极作用。据日本学者木宫泰彦说，陈元赟"来日时，携来明袁宏道之《袁中郎集》传于僧元政，影响于日本诗文学者最多。元政在日本鼓吹性灵派诗文，实基于此" 。这与原念斋在《先哲丛谈》中说日本崇奉袁中郎诗文，以元政为首是一致的。我国清末学者姚文栋也说，陈元赟与元政相识后，"语以《袁中郎集》，元政因尊奉之，一时摹仿遂成风" 。木宫泰彦又说公安派文学经传播后，影响于日本诗文学者最多。其具体影究如何呢?据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在《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1942年华北编译局出版)一书中说，明代前后七子复古运动也影响了日本文学界。荻生徂徕(1666-1728)是当时著名学者，萱园学派的创立者，才学声望均高，门下弟子众多，他为了提倡古学，也借明代文学家李攀龙等主张，鼓吹古文，"天下翕然向之，遂至风靡一世"。"明代排击李、王有袁宏道，北山也借来攻击徂徕派。"北山即山本北山(1752-1812)，名信有，是元政以后日本著名的追踪公安派文学家，他与文学家井上卿、村濑通熙、槛 田伯恒等"皆慕中郎风" ，他们都以公安派文学主张为思想武器，反对复古，在日本倡导文学革新中起了积极作用。
三、创编和传授柔道
创编和传授柔道属于陈元赟学系中的武科，这是一门讲求实功、实用的实学。陈元赟在这方面的贡献，不仅泽被日本武术界，而且惠及今日国际体坛。
一提起柔道，人们自然会与日本联系起来，这主要是在各项国际柔道比赛中，一律采用日本规则和日本裁判专用语，日本队又往往成绩优异，独占鳌头。柔道又是日本人民普遍喜爱的体育运动。这就使人产生一种错觉，误以为柔道是日本人所创编。其实，在陈元赟渡日前，日本还未有正式的柔道，是陈元赟流寓日本后，于宽永三年(1626)前后创编的，柔道的真正鼻祖是陈元赟。
日本许多学者都十分肯定地认为，陈元赟是柔道的创始人。原念斋在《先哲丛谈》中说：
元赟善拳法，当时世未有此技，元赟创传之。故此邦拳法以元赟为开祖矣。正保中，于江户城南西久保国正寺教徒。尽其道者，为福野七郎左卫门、三浦与次郎右卫门、矶贝次郎左卫门，……
原念斋肯定陈元赟是日本拳法的"开祖"。他这里指出：在陈元赟东渡前，日本没有拳法；是陈元赟寄寓江户国正寺时，创编并传授给福野、三浦、矶贝的。然原念斋这段话有两点不甚准确处须待辨正：一是说陈元赟于日正保年间创传不确，按正保年共四年，正是明崇祯十七年至清顺治四年(1644-1647)，此时，陈元赟已离开国昌寺受聘于尾张藩德川义直。陈元赟创编柔道准确时间应是日宽永三年至四年(1626-1627)。二是说日本在陈元赟东渡前没有拳法，把柔道笼统称拳法不确切。在陈元赟以前，日本固有拳法，陈元赟创编的是柔道，不能把拳法完全等同柔道。
在许多日本典籍中，与原念斋记载相同，在承认陈元赟是创始人的同时，又有不确之处。诸如，信夫恕轩说："我邦昔时未有拳法，归化人陈元赟善此技，传之邦人，故此技以元赟为鼻祖。" 日籍《凌雨漫录》在《柔术之始》一章中说，"正保年间，陈元赟于西久保国正寺以此(柔术)教传之" 。日本《国史大辞典》于"陈元赟"条目下说，"明归化人陈元赟于正保年间来江户授徒，有福野七郎右卫门、三浦与次右卫门、矶贝次左卫门从其学，尽穷其技"。丸山三造在所著《日本柔道史》(大东出版社昭和十七年版)中说，"日本之有拳法，是近世陈元赟来我国定居后传三人(福野、三浦、矶贝)之后"。在日本爱宕山现还树立一块残碑《爱宕山拳法碑》，镌刻着："拳法之有传也，自投化人陈元赟而始"文字，上述均肯定陈元赟的创始地位。要说明一点的是，《国史大辞典》及《爱宕山拳法碑》把陈元赟说成"归化"、"投化"人不妥。陈元赟自至日在一些题款中直到他去世前一年著作《老子经通考》均一直自署"大明武林"或"大明虎林"人，还有自己款刻的"大明陈氏元赟之印"。他自号"芝山"、"既白山人"亦示不忘故国本土之意。元政对他这点甚为尊重，称之为"大唐宾"。
中国学者也有如日学者记其拳法创始地位者。如清人陈家麟在所著《东槎闻见录》中说，陈元赟"兼善拳法，日本拳技，闻自元赟始"，又姚文栋在所编《陈元赟先生事略》中说，"先生又精于拳法，正保中此技自先生始也。"这里说的"拳法"，实指柔道。陈家麟、姚文栋的说法，与原念斋等相同，可能是根据一些日籍而来。
近年来我国学者无谷在《武技要籍探微》中也持同一观点。说陈元赟"大概于1638年间东渡日本，寓居江户西久保区国正寺。曾收三浦义辰、福野正胜及矾贝次郎左卫门等为徒，传授少林擒拿跌扑之法。明亡，陈元赟欷戏惆怅，怀思故国，孤身飘零，客死异地，遗下不少著作，这在日本《本朝武生小传》、《武术系谱略》和《武术流祖录》等，都有记载。《舜水遗书》还收入他俩的信柬。伊藤四男《柔道教书·柔道的历史》，在《支那传来说》中也介绍了陈元赟授拳的事迹。" 无谷先生只作为少林拳法在国外传播来介绍，未断言在此以前日本无拳法，这是客观的。但也没肯定陈元赟传授的是柔道。又把他渡日时间定为明崇祯十一年，不准。
日人下川潮在所著《陈元赟与柔道始祖》中说："据敛心派之秘笈，我国(日本)所谓当身之术，即'由大明人陈元赟始传日本之杀活之法，原乃医道之秘事也'。若就敛心派起倒派，扬心派和其他各派多数杀活法秘笈研究，则有三种差别很大的图解，但无论什么人的发式、衣服等装束全是支那人的服式，毫无疑问，此派是从支那传入。而且，研究一下各派采用此杀活法的时代，就可以知道是元赟入朝以后的事。所以，对此加以综合考虑，敛心派秘笈里的杀活法由大明人陈元赟始传的记载，恐怕是事实。" 下川潮承认通过陈元赟从"支那传入"，准确的说，应是"支那"人陈元赟创传。
下川潮提到的拳术中的"杀活"、"当身"，按系明衙役巡捕手搏足击之擒捕术，即以拳肘或足尖击对方之要害部位，使之一时处于昏蹶状态中。据日籍《吾园随笔》中说："元赟语之曰，我国有捕人术，吾未学之，然识其大势，三士(福野、三浦、矶贝)问之，得其概略，更加新意，以创此术。" 可见，日本的柔道，其中有吸取中国衙役捕人术。
除原念斋、信夫恕轩、下川潮和陈家麟、姚文栋所说在陈元赟东渡之前，日本未有拳法这点值得进一步商榷，他们都承认陈元赟精善拳法，是日本拳法之"开祖"或"鼻祖"。是他在日本揉合中日拳法和衙役捕人术加以改造和创新而有后来的柔道，因此，从上述意义来说，陈元赟可以被称之为日本柔道的创始人而无愧。
之所如此说，是陈元赟在创编和传授柔道时，吸取了日本固有拳法，并使之得到提高和完善。日本学者屡言"我邦昔时未有拳法"，"当时世未此技"等，若此"拳法"指柔道则可，若指的是柔道以外的拳术，则不完全符合史实。据知，在陈元赟东渡之前，日本已有自己的拳术。最早将少林拳术介绍到日本的是日僧大智和邵元。早在我国元朝泰定元年(1324)，游学到少林寺的大智，在少林寺苦行修练12年。而后又有邵元禅师从明洪武十二年(1379)起，久居少林寺，还曾任过首座僧。他们都学过少林拳法和棍术，返回日本后，把所学到的拳法棍术传授给弟子 ，积久日本而有了自己的拳法。他们都早于陈元赟300余年，故不能说在陈元赟之前日本未有拳法，只是还未正式形成柔道。
我国当代学者梁容若先生根据史实所作的论断是公允的。他说：
日本有所谓柔道者，取柔以克刚之义，以锻炼身体，修养精神为目的，以虚静调息之术，能不战而扑敌。相传元赟实传其技，然柔之为术，元赟东渡前日本似已有之。宽永中，关口柔心已有"柔术。名于国内。元赟之功，为改进完成柔道。元赟寓江户国正寺时，浪人福野七郎右卫门、矾贝次郎左卫门、三浦与次右卫门，三人寓同寺，元赟授以大明捕人之武术，三人苦心研究，遂通蕴奥，遍传各地，屡有改进，渐与日本固有柔术混合，迄今重子体育界。
梁容若上述论断之所以说符合史实而又公允，是他承认在陈元赟东渡前后，日本宽永年间，以关口柔心(1598-1670)为代表，已有柔术名于国内，并形成。关口派"拳法。陈元赟则是揉合明衙役捕人术，少林拳法和日本固有拳法，改进而为后来之正式柔道，以传授福野、三浦、矶贝等三人，而后才遍传全日本。经过不断改进完善，遂有今日蜚声世界体坛的柔道。梁容若这一说法，既不抹煞日本固有之拳术，又肯定了陈元赟在创建和发展日本柔道中的贡献和历史地位。
持此一看法的我国还有周西宽先生。他指出陈元赟传授拳法给福野等三人之后，"日本人民在辗转相传的过程中，对中国拳法加以变通损益，创造了柔术这一驰名世界体坛的运动项目"，并肯定日本的柔道是中国拳术之绪余影响 。
日本当代学者小松原涛也基本上持梁容若、周西宽先生同样的见解。他说：
按照通常的说法，在江户初期的柔术史上，使得日本柔术近代化的人，是入籍的少林拳法家陈元赟(五宫)。陈氏滞留于江户饭仓草庵及西久保虎岳山(一名巨岳山)国昌寺(即国正寺)时间是宽永二年(1625)四月上旬至同年九月十六日。从此寄居以契机，他向福野七郎右卫门正胜、三浦与次郎右卫门义辰、矾贝次郎左卫门三位武士与国昌寺有关系的柔术僧众传授拳法，从而创造了江户柔术新的一派。
综合上述各家之论，可以认定，陈元赟东渡前，日本是有自己的拳法的，但还未形成完备的柔道，是陈元赟在揉合中日拳法基础上创编而成后来的柔道。据此，陈元赟可称之为日本柔道的创始人。同时亦应该承认，在陈元赟以后的数百年间，日本拳术界又代有发展提高，形成见重于当今世界体坛的柔道。
柔道具有坚毅、进取、奋勇等美德，经数百年之锤炼，已融化于日本固有文化中，成为其民族一种精神。日本现今有享誉世界之柔道，寻根溯源，陈元赟是其鼻祖。
陈元赟在日本柔道史上的地位，惜乎我国学术界、体育或武术界所知者甚少。在陈元赟东渡前，日本固有拳法的具体情况和水平，以及陈元赟对之做了何种程度的改造、整理和提高，研究亦不够。柔道作为陈元赟实学的一部分，也值得进一步探索。
四、传授制陶术及其他技艺
陈元赟多才多艺，不但能文善武，而且通晓劳动生产多项技艺。他的实学，既包括启蒙文学、武术，也包括有各种技艺。
在日本制陶工艺上，陈元赟实学亦有影响。他在日本主持烧制的陶器，因具有独特风格而称为"元赟烧"；他传授的制陶技艺，是对日本之实学的另一贡献。
日本在我国宋代，曾派遣一名叫加藤四郎者来我国景德镇学习烧制陶瓷术，归国后在尾张濑户开窑，创"濑户烧"，此为日本传入中国制陶术之始。明正德年间，又有五郎大夫祥瑞，到景德镇学制五彩瓷器，回国后在奈良开窑制瓷，日本的陶瓷技术又有进一步提高。陈元赟则是在我国清初，日本万治三年(1660)，在尾张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友园邸，主持烧窑制陶，并向日本陶工传授制陶技术的。陶工们又转相授受，"元赟烧"技术，遂得流传。至今，名古屋相当我国之景德镇为制陶名城，不可否认其中亦有"元赟烧"一份功劳。
日本学者木宫泰彦说："元赟又创安南式之元赟窑，颇有雅致"。 日本另一学者中村新太郎在所撰《日中二千年人物往来与文化交流》(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张柏霞译)中说，陈元赟"还是一个烧制陶器的名手，创造了具有安南风格美丽的元赟陶器，流传很广。"均肯定他在日本制陶史上的历史地位。
梁容若说：
万治三年(清顺治十七年)，江户户山之尾张藩邸成，藩主毛利义直(按尾张藩主为德川氏，德川义直于庆安三年去世，万治三年为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友)于园中筑窑窟，名为"御深井烧"或称"御庭烧"，使元赟主之，用濑户土，效安南制法，自为书画，施青白色之透明水彩，为时人所激赏，名古屋陶工效之，转相传授，称为"元赟烧"，行销甚广。
濑户在今名古屋之东，尾张之南，是出陶瓷之地。1660年，陈元赟应尾张第二代藩主之聘，在其园邸主持烧窑制陶。不但传授了烧窑制陶术，而且吸收安南制法，在"自为书画"时，又传授了中国书法和绘画，"元赟烧"故被"时人所激赏"而"行销甚广"。
"元赟烧"主要烧制的是茶壶、茶杯，亦有花瓶、佛座、灯笼、皿钵、碗盏、酒器等，特别是茶器，至今为日人视为上品所珍藏。陶茶器又影响了日本的茶道。茶道讲究选茶、蓄水、烹茶、择器、行茶、品味等茶艺，饮茶又讲人品、意境、美观和礼仪，做到和、敬、清、寂一体。这样，茶道又成为一种自我修养。"元赟烧"进入日本茶道，又丰富了日本人民的精神生活。日人细野要斋于安政四年，题其友野口梅居所珍藏陈既白山人手造茶碗匣盒上文说："陈元赟才学富瞻，通诸技，兼解茗理，又善陶。大馆高门曾赏其陶器为三绝曰：元赟归化而止于我尾，一绝也；归化之人，而陶于御深井城墉中地名，二绝也；埴取之祖母怀，地名此地所出最适宜埏埴，三绝也。余谓：吃茶家多俗流，制茶器者多俗人，唯元赟为雅矣，如其手造之器，则当为茶具之最上品者也。乃间梅居翁，获此盌于一士人之家，携来示于余，且需为之记，余熟视，嗟赏曰：是不啻三绝焉。又有可称三奇者也。翁问其目。曰：大凡元赟陶器，题名者稀，而是则题，一奇也。其为形、口腹窄，腹大，蓝书福喜二字，陶法精致，非寻常传言元赟陶者之比，二奇也；希世之器，归乎稀世之人，三奇也。……"细野要斋称道的茶器，可以说对"元赟烧"的全面评价。他指出：陈元赟所制之陶器，"陶法精致"，为"希世之器"，是"最上品"，于茶道为"雅"。
陈元赟还经常与日本友人共同参加茶会，在一起讨论和品味茶茗，至今日本还存有他于八十三岁高龄亲书赠茶道馆"茶香烹凤乳"五字。其家有茶室，他亲自烹的茶被称为"陈氏茶"。更有甚者，陈元赟、元政还有烹饮茶诗，进而使茶道体现为茶文化。元政茶诗《雪夜烹茶》："寒光侵席不容眠，起挹溪流手自煎。暖气还生风雪夜，冻蝇鼓翼绕茶烟。"陈元赟《次雪夜烹茶》："寒威夜逼不安眠，活火敲冰炙手煎。饮到三瓯煖胜酒，仰天呵出热炉烟。"姑置二诗如何不论，吟诗配烹茶、饮茶，这就使茶道超出了局限于选茶、择器、蓄水、烹茶、礼仪等茶艺和心性修养上，丰富了作为茶文化的茶道。
除传授制陶技术和影响、丰富日本茶道外，陈元赟还对日本其他技艺有所贡献。如尾张藩主德川义直去世后，他按照明代寺院格式设置寝庙，结构有寝墓、唐门、焚香殿、龙门、地塀等，这对日本建筑学是一座样型。还曾向日医界介绍中医中药及针灸术。
陈元赟还为荻津长门藩主毛利辉元太守撰《长门国志》，为日本保存了中世纪本州西部政治、经济、社会、地理、民俗等方面资料，传播了中国的方志学，为日本以后撰写地方志树立了一个典型。
陈元赟在向日本传播公安派文学的同时，还对日本花道艺术产生过影响。这就是他把袁宏道的《瓶史》介绍到日本，形成了日本以后花道"宏道流"。《袁中郎集》中有袁宏道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撰写的《瓶史》。在序文中表述了插花是"幽人韻士，屏绝声色"，把趣情转移到"锺于山水花竹"上之意。全文分十二节：花目、品第、器具、择水、宜称、屏俗、花祟、洗沐、使令、好事、清赏、监戎。主张择花按四季"迭为宾客"，春为梅、海棠、夏为牡丹、芍药、石榴、秋为木樨、莲、菊，冬为蜡梅。插花瓶花枝"不可太繁，亦不可太瘦，多不过二种三种，高低疏密，如画苑布置为妙。"应参差不伦，意态天然。置瓶忌两对、一律、成行。元政在读到此文后，称赞"《瓶史》风流，可见其人"。不仅元政，其他的"日本人见了《瓶史》，大为钦佩，就将中郎的插花诀门，广为传布"，"就当教科书读" 。"明朝的袁宏道，且有插花体系理论出现。这些从时间上来说．都在日奉江户时代以前。现代人一提起插花每多崇尚日本，而不知原是中华民族早期文化结晶，中国才是它的发源地。" 日本的花道艺术，开始于江户时代。据周瘦鹃先生说，其后流派很多，诸如有池坊流、远州流、青山流、未生流、松月堂古流、慈溪流、美笑流、古运州流、千家古流、相河弥流、春山流等等，不下二十多家，"而取法于我国的，即就是独一无二的宏道流" 。插花艺术虽然陈元赟未直接参与，但从介绍公安派文学来说，亦不可抹煞其作用。
日本当代学者米山寅太郎在《序<陈元赟研究>》中说，陈元赟对日本文化影响是多方面的。除上述各项外，在书法、绘画上也有卓越的贡献，至今日本保存陈元赟手迹，有籀、篆、隶、行、草各体书法，他宗赵松雪书画，娟秀有风致，"字法瘦劲" 向他学书法的，门下又有许多传人。陈元赟所制之陶配诗配画，诗画逸趣横溢，对日本艺术界亦有一定影响。
我国清末学者王韬(1828-1897)在《扶桑游记》中说："明亡至日本者，凡三人：在水户，则朱舜水也；在尾张，则陈元赟也；在纪伊，则戴曼公。""皆胜国逋臣也"。清末另一学者黄遵宪 (1848-1905)在其《日本杂事诗》中有《明室遗民》诗，以极尊敬的心情写道："海外遗民竟不归，老来东望泪频挥；终身耻食兴朝粟，更胜西山赋采薇。"所说遗民指朱之瑜和陈元赟、戴曼公。三人并称，也是日本公认的明亡后流寓日本的中国最有学问的人。
陈元赟在日本生活了半个多世纪，把毕生精力和才智都献给了日本人民，他创编和传授柔道，传播公安派文学，传授制陶和其他技艺，培养了一大批人才等等，都是他的实学思想的体现和贡献。日本人民历来怀着崇敬心情纪念他。日大正十一年 (1922)。日本各界在名古屋曾举办"陈元赟二百五十年追远会并遗品展览会"，京都宇治黄檗山曾刊印《陈元赟研究》材料。至今不断有研究陈元赟论著问世。然究其一生，虽然才学出众，而科场运乖，华夏徒浩瀚辽阔，不插翘楚一枝，乃乘桴浮海，孤身飘零，栖身于扶桑的冷馆萧寺，潦倒东瀛窑前灶下，埋骨异乡。生前巅连困苦身后事迹湮没。弘文东洋，史碑至今传颂，扶桑奉为先哲，昌国富民，泽及百世，功垂历史不泯，实学是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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