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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法门寺的“欠债门”和兴教寺的“申遗门”已上升为公共文化事件,给曲江的商业前途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污点。然而擅长危机公关的曲江,在公众视线逐渐转移之际,开始重新排兵布阵,重返挟佛敛财的老路。
“遗产被无度滥用,骗局被粉饰太平,民意被围追堵截,法难正故伎重演”,面对地方政府无度挟佛敛财的“私家生意”,作者勇敢地发出内心的质问:“敢问政府和企业的责任何在?道德和良知何在?”“圣贤道脉,得之于千古,身家经营,遗之于子孙。我们未能将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倒也罢,岂能再变本加厉地抽取即将干涸的文化之血?”
经济发展滞后,让昔日繁华的古都西安成为了“落魄贵族”。求新求变求致富,成了西安政府最需要解决的难题。然而传统的经济模式已让地方增长乏力,新的经济政策又在短期内难见成效,面对来自中央的指标压力,西安政府官员火急火燎地寻找提高政绩的救命稻草。
一届政府任期5-10年,本是一地过客,但为完成政绩考核目标,官员们不惜抄起此地家底,掘开此地祖坟,为自己的政治生涯铺就道路。长眠于此的文化遗产,本是大众所恭敬的圣物,但由于资源的稀缺性,成了首先被开垦掘金的对象。无论最初的管理权所有者是谁,最终的命运都是宝山掏空,宝物易主。
已被曲江集团牢握在手的法门寺景区,虽面临资不抵债也不见其悬崖勒马的举措;即将进行商业开发的兴教寺,虽免于拆迁一劫却无法摆脱主权被夺的厄运。地方利益集团逐渐将商业伎俩隐藏在了日趋平静的舆论背后,挟佛敛财的道路开始另辟蹊径。但这看似不落痕迹的夺权之手,却处处留下贪婪的烙印,仿佛在刻意提醒大众,莫忘法难谋夺祖庭的触目惊心,莫忘私欲侵吞信仰的骇人听闻,佛教祖庭罹难日,便是传统文化凋敝之日,便是政府良知失守之时。
[b]公共的文化空间,曲江的私家生意[/b]
在老城墙边漫步,每一片古砖旧瓦都仿佛在讲述着这个城市耐人寻味的城南旧事;在大雁塔下冥思,每一声晨钟暮鼓都仿佛承载着无数圣贤留给后人的生命启示。古老的遗迹,即便只剩断壁残垣,也是公共文化空间里令人起敬并值得珍惜的历史记忆。
而曲江新区却执意要把文化孤寂打造成商业界和时尚界的宠儿。7月11日发表的一篇名为《公共文化空间里的西安曲江新区》报道称,历史古迹给城市带来了太多负累,而曲江模式的一系列遗址景区化的创新大胆举措,使得文化遗产的经济效益得以实现,使得西安的公共文化空间堪与“纽约中央公园相媲美”。但文章中所描述的曲江新区文化繁荣状貌,似乎仅仅只是“自我陶醉式”的假象。在专家学者以及社会公众的眼中,文化遗产的真正内涵与韵味已在这种商业的重构中瓦解殆尽:
“给古城墙贴瓷砖,在大雁塔下建喷泉,包装后的文化遗产,就像给兵马俑刷上立邦漆!”
“新修的遗址公园有些大尺度,不像唐朝古迹,更像是古埃及神殿。”
“在城墙和城楼上怎么敢建造古代士兵雕塑,这和在城墙砖上刻上‘某某到此一游’一样,让人看着都心疼!”
“这样的商业观念会对城墙构成一种文化上的破坏,它比遭受战火蹂躏的破坏程度还要大!”
“以伤害一个千年古遗迹及周边环境为代价,去满足一个在别的地方都可以达到的商业冲动,只会让后人笑话我们这些急功近利者的愚蠢!”
古朴的历史遗迹并没有成为公众文化空间里的“眼中钉”,而真正阻碍大众享受历史文化濡养的却是遗产的开发者。试图将自己的商业审美凌驾于公众文化价值之上的曲江集团,几乎要把所有文化遗产都打造成为商业活动场所,使自己荣升成为公共文化空间的独家“保姆”。只是这个“保姆”不仅要替主人看家,还要和主人分家产,没有产权归属的直接收入囊中,已有产权所属的也强行划在自己名下。就这样,文化遗产逐步沦为了曲江商贾的盘中餐,公共文化空间,逐渐成了符合商业趣味的私营店。曲江强买强卖式地提供变味的文化产品,并试图让所有人为此喝彩并买单。
然而,任凭媒体再怎么为曲江缔造的商业战绩歌功颂德,也无法为其留下斑斑劣迹洗白——抛下法门寺景区的巨额负债而畏罪潜逃,叫嚣兴教寺夺权敛财计划而亵渎佛教,曲江正在公共文化空间里玷污文明而非创造价值。
[b]曲江的商业污点之法门寺巨债[/b]
在法门寺成为景区之前,法门寺在诸方长老的全力护持之下一度道风井然。
1984年法门寺全面回归佛教界后,净一大师与澄观大师一个弘道,一个传法,珠联璧合,交相辉映,法门寺峰回路转,喜获新生。在西宁塔尔寺、在甘南拉卜楞寺,在兰州五泉山,他们将佛教的小乘、大乘、密乘,将显教中的禅、律、净、相等圆融无碍、深入浅出地交给了大众。寺院僧众实践着玄奘精神,把法门寺文化的种子播在祖国大西北的沃土上。从佛教徒到佛教文化信仰者,乃至更为广泛的人群,都从法门寺祖庭门中看到了文革以来正信佛教的第一道曙光。
然而前身为地产开发商、而今号称“公共文化空间”铸造者的曲江集团,无法领会也无法复制佛法的人文内涵,唯独看到了法门寺佛指舍利所绽放的夺目光彩。对曲江而言,发掘文化内涵只是幌子,创造经济利益才是要务。地产商的先天直觉告诉他们,只要有大手笔、大规模的投资做支撑,再加上佛指舍利的噱头来运作土地,周边的经济价值就能提升,届时无论是通过景区还是商业地产都能够获取盈利。
从2007年曲江开始建设法门寺景区,5年的商业化给古寺带来了哪些变化?
2009年以前,法门寺的门票28元,现在涨至120元,门票价格过高使得一些主要以进香为目的的居士不再前来。
2009年5月开业到2011年5月的两年期间,法门寺景区的旅游投诉次数占全市95%。在全省的主要旅游景点中,法门寺投诉也排在首位,投诉的主要原因是承包商户假借佛教名义收取大额钱财,欺骗了信众的信仰,践踏游客的虔诚。
在2009年之前,法门寺的僧人最多时有260余位,而由于商业化开发对僧众清净修行的强烈冲击,部分僧人陆续离开。目前除了佛学院的学生,法门寺现有的僧人只剩下70余位。
开发商几乎将法门寺的一切有形无形资源都用在了商业运营之中。作为景区经营商,可以通过收取旅游门票和向提供交通、餐饮、住宿、购物等服务盈利;作为城市开发商,可以通过土地升值、广告冠名等方式盈利;作为品牌运营商,可以通过包装推广“法门寺”品牌盈利,通过提供商务中介服务盈利,和提供关联的咨询、广告、物业管理等服务盈利。法门寺昔日清净肃穆的文化氛围,已被商业化的乌烟瘴气完全掩埋。
与此同时,曲江也对法门寺景区的盈利前景感到失望——远离城市的地缘劣势,使得法门寺景区周边的土地没有如期升值,而大手笔借贷投资和捉襟见肘的盈利能力,已让景区的债务雪球的越滚越大。一向高歌凯进的曲江这次不敢再向前迈步,2013年6月22日,曲江高调退出了法门寺景区的经营,将一手酿造的32亿巨额欠债,全部转交给了宝鸡市政府,自己全身而退。
然而曲江的撤军,并非意味着挟佛敛财商业运动的完结。甩掉了法门寺景区的累赘,曲江迅速转向其他业已展开并正嗷嗷待哺的商业文化怪胎。
[b]曲江的商业污点之兴教寺申遗[/b]
作为供奉玄奘大师灵骨的圣地,兴教寺已为曲江集团觊觎良久。早在2006年“十一五”规划之初,《西安市长安区文化发展规划》便将兴教寺旅游开发方案包含在其中,但囿于资金限制,迟迟未能启动。
即便如此,地方政府谋夺寺权的计划却从未停止脚步。2007年开始,西安市将兴教寺纳入申请世界遗产的工作范畴,试图通过申遗为开发祖庭的商业计划添砖加瓦。2012年长安区招商局发布的《西安兴教寺旅游区项目》透露,兴教寺旅游区总投资约2.3亿元人民币,未来收入将包括观光门票、餐饮、住宿等,合作方式为合作和独资。
2013年4月,官方聘请申遗专家陈同滨在媒体上发言,称兴教寺僧众是申遗项目的妨碍者,严词指责僧人撒谎并向政府索要八倍赔偿,试图以抹黑僧人形象、反扣虚假帽子的方式来为寺院申遗寻得正当性。但这位在接受公开提问时业已承认自己是“政府花钱请来”的申遗专家,早已掩盖不住政府出钱的真正目的——利益导向的地方官员绝不仅仅是为了改善环境而出资申遗,其真实目的是将兴教寺塔的管理权占领。作为兴教寺的主人,僧众被硬塞了一个政府和专家眼中的“好前景”,堵住嘴、瞪着眼,束手等待家园被拆、家业被夺、灵塔变成展览品、寺院变成旅游区。
面对即将落入虎口的兴教寺,中佛协和国宗局迅速发出郑重声明抗议商业化驱动下的利益开发,公共更是直接挑明了官商合谋的“挟佛敛财”谋夺寺产的骗局。滔滔如泻的公众舆论质疑,让理屈词穷的地方政府有所收敛。于是官方默默收回了拆迁命令,默默回避了舆论质疑,全身退居幕后,把兴教寺的命运悬念留给了大众。然而,随着幕后利益集团浮出水面,大众开始产生对于兴教寺或将成为“第二个法门小镇”的担忧。暴力夺寺驱僧虽被终止,隐性的夺权运动却隐匿在大众耳目所不及之处悄然展开。
对于国宗局等十部委联合下发的关于严禁党政部门参与或纵容、支持企业和个人投资经营或承包经营寺观的《意见》,当地政府置若罔闻。国家法律和中央政策,就这样被地方的“游戏规则”所蛮横取代。兴教寺的生杀予夺之权,早已被牢牢地掌握在了地方利益集团手中。这样的现状不禁令人慨叹,千年前的王都,至今竟然仍在制定并篡改着今日的“王法”!
[b]曲江卷土重来,慎防监守自盗[/b]
法门寺的“欠债门”和兴教寺的“申遗门”已上升为公共文化事件,给曲江的商业前途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污点。然而擅长危机公关的曲江,在公众视线逐渐转移之际,开始重新排兵布阵,重返挟佛敛财的老路。
趁着法门寺景区开发计划尚未破产,曲江开始重塑自己的商业形象。由知名导演徐小明执导的法门寺题材电视剧,即将助阵法门寺景区的新一轮招商引资,誓要借“法门寺冠名权”将法门寺景区商业化进行到底。6月26日和7月10日,中国旅游新闻网先后刊登《法门寺:舍利?庙塔?赤子心》和《法门寺文化景区品味游》,只字不谈开发商抛债潜逃、景区内劝募诈骗的事实,更未谈此前谋夺舍利和经营不善的整改办法,继续借法门寺祖庭之名为景区歌功颂德,继续借文化资源炒作为景区招揽生意。显然,法门寺景区换了个牌子,挟佛敛财的骗术继续开耍。
而兴教寺却正面临监守自盗的护法困境。5月30日拆迁大限之后,亲自前往兴教寺的网友披露了这样一番异常的景象:寺中流传着关于地方政府改“拆迁申遗”为“原状申遗”的决定,但这一涉及公共资源归属问题的决策却从未向社会公示过;卧佛殿等相关殿堂已开始全面换瓦,而这一涉及三宝物的重大变更并未按佛门制度进行公决;保护兴教寺权益的中佛协声明被撕去,而寺方作为受保护者理应维护此份声明的存在;法门寺贤空法师与兴教寺宽池法师和谐会晤,而作为亲历商业法难的两寺主持却只字未提应对措施。水深火热中的兴教寺,正在主动地淡化大众的护法意识,主动地隔离大众的护法行动,主动地配合政府等待国际专家的申遗验收,主动地迎接兴教寺商业化法难的降临。
少林寺内,来路不明的摄像头24小时监视着方丈法师的一举一动,以期捕捉到能换取经济利益的私人把柄;兴教寺中,宽池法师亲自批准的安装的摄像头24小时监视着寺院常住的举手投足,以协助政府监控寺院僧众自发的护法行动。“他们不太了解申遗是怎么回事,就只觉得有个世界遗产名号对寺院好,但是他不知道还要付出”,申遗专家陈同滨如是说。不知全貌的寺院管理者将寺院裹挟进申遗交易当中,政府成功把兴教寺请入了商业之瓮,安然度过财政危机的曲江即将向无知游客兜售玄奘大师的灵骨,让商业化成为兴教寺的明天。
遗产被无度滥用,骗局被粉饰太平,民意被围追堵截,法难正故伎重演。敢问政府和企业的责任何在?道德和良知何在?毁灭了养育代代子民的文化土壤,一方经济民生又如何枝繁叶茂?摒弃了政治家的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一方地方官员又如何造福百姓?
从明抢型夺权,到暗取型夺权,官商集团挟佛敛财的商业步伐从未稍歇,套现遗产的政绩冲动从未稍减。然而,这种破坏文化的扫荡式畸形发展,终无法实现经济的真正繁荣,终无法实现百姓的真正富足,终无法成就国家的真正富强,终无法成就文明的真正崛起。圣贤道脉,得之于千古,身家经营,遗之于子孙。我们未能将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倒也罢,岂能再变本加厉地抽取即将干[/size]涸的文化之血?[/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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