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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宝国：我读<东晋门阀政治>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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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月之恒 如日之升
Jun 1, 2012, 5:49:41 AM6/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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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文字转载自 CANON 讨论区 】
发信人: boreas (爱是永不止息), 信区: CANON
标 题: 胡宝国：我读<东晋门阀政治>
发信站: 水木社区 (Fri Jun 1 09:33:17 2012), 站内
发信人: yaleview (唯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 信区: Digest
标 题: 胡宝国：我读<东晋门阀政治>
发信站: 水木社区 (Wed May 30 13:28:55 2012), 站内
胡宝国，男，1957年生，社会史研究室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秦汉魏晋南北朝史，1982年
毕业于河北师院历史系，同年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攻读硕士学位。1984年12月毕业留校任
教。1989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主
要代表作有《汉唐间史学的发展》。论文《经史之学与文史之学》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
四届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2002年）。专著有《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商务印书馆，20
03年11月；《虚实之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1月。
原载《书品》
——————————————————————————————————————
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一书已经出版十几年了，相关的书评时有所见。我也想
写，但又有种种顾虑，一直希望在别人的评论看到自己想说的话。可是这个想法每每落
空。看来，自己想说的话还得自己说。
《政治》一书为我们讲述了这样一段故事：与通常皇权至上的时期不同，东晋一朝出现
了皇权与士族共天下的特殊政治局面。最开始是所谓“王与马，共天下”，即士族琅邪
王氏与皇帝司马氏共治天下。由于士族并非一家，彼此间势力强弱有变化，所以王与马
之后，还会有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等等的变化。同样，由于士族并非一家，彼此之
间存在着制约的关系，所以任何一家也并不能轻易地取代皇权，由此，共天下的局面得
以维持。
至此为止，问题似乎已经圆满地解决了。但是，作者的思考并没有停下来。他又发现，
在士族与皇权之外，还有另外一支不为人所注意的政治力量在起着作用。这支力量就是
流民。当时北方有源源不断的流民南下，这些流民不是西汉那种流民，而是一支由流民
帅控制的武装组织。他们起初在热闹的政治史中虽然不显眼，但在保卫东晋免遭胡族铁
蹄践踏上却着实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是皇权、士族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发现这一点至
关重要。因为只有发现了这条线索，才能完整地解释东晋之所以存在、东晋之所以消亡
。我们看作者的总结：“东晋一朝，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门阀政治才能维
持。等到士族不能照旧当权，司马氏也不能照旧垂拱而居帝位的时候，已经走到历史前
台的流民领袖人物既抛弃了司马氏，也改变了门阀政治格局，树立了次等士族的统治秩
序。但是历史并未因此而断裂，历史的逻辑在晋宋之际仍在顽强地起作用。次等士族的
代表刘裕既继承了孝武帝伸张皇权的遗志，又在朝堂上安排了虽丧元气但有余威的门阀
士族的席次。皇帝恢复了驾驭士族的权威，士族则保留着很大的社会政治影响。这就是
具有南朝特点的皇权政治。”可见，如果作者没有引入流民问题，这个最终的结论是不
可能得出的。找到了流民帅，才终于找到了东晋通往南朝的历史之门。
对一个问题的研究倘若长久地没有进展，通常是因为研究者忽视了不应忽视的因素。寻
找到这些被忽视的因素是很困难的。困难不在于它们隐藏得有多深，而在于前人已有的
研究思路根深蒂固，无形之中会制约后来者思想的展开。关于门阀政治，以往的研究者
多是从士庶对立的角度加以讨论，不要说流民问题，就连皇权在这之中的地位、作用也
没有引起多少关注。作者突破了不易突破的制约，所以才为人们展现出一番新的天地。
抛开流民问题不谈，上述结论本身也十分精彩。作者没有过分地渲染东晋南朝间历史变
动的剧烈，而是清醒地注意到历史变化的背后也还存在着历史的延续。要解释变化中的
延续，必须看到历史的深处，如果思考仅仅停留在表面，那么“延续”与“变化”的同
时存在只能使研究者在解释上陷入困境。
《政治》一书二十五万字。如果让我写，可能有三万字就够了。为什么他需要这么大的
篇幅？我想，这是因为作者对历史细节有着特殊的偏好，不妨说他有一种“细节嗜好”
。要说明细节问题，没有足够的篇幅是不行的，因为在这里，一般性的说明是无济于事
的。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永嘉之际，晋室南渡。关于南渡的建议者有三种记载。一说是王导
，一说是裴妃，一说是王旷。对于这样的问题，谨慎一点的研究者可能不作判断，只是
存疑。轻率一点的研究者可能会勉强认定一种是真实的，而排斥其他。但作者却不是这
样处理的。他说：“以上三说，各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一些真实情况，可以互相补充，
而不是互相排斥。它说明南渡问题不是一人一时的匆匆决断，而是经过很多人的反复谋
划。”这个结论真可谓是预料之外，情理之中。在考证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他突然不考
证了，用敏捷的思维化解了这个问题。类似的例子在书中还有许多。
将近二十年前，田余庆先生曾和我们学生说：“要注意排除反证，没有反证的问题是简
单问题，复杂问题往往有反证。反证必需在我们的考虑之中。”以上这个例子可以说是
排除反证的经典之作。
老实说，究竟是谁提出了南渡的建议并不重要，如果我来研究，大概不会注意这个问题
。这里之所以提出它，主要是想说明作者在解决问题时所表现出的智慧。优秀的学者就
是这样，他不仅会提出有价值的观点，而且也会让你看一看智慧的模样。从古至今，智
慧远不如知识增长得快，所以每当我们看到智慧的光芒时，就会感到由衷的喜悦。
他不会永远顺利的，他也会陷入困境。在阐释东晋门阀政治出现的原因时，他提出的理
由使人怀疑。首先，作者采用了一种叙述的模式来说明问题。他指出，东晋王导与司马
睿的政治结合，实际是来源于西晋王衍与司马越的政治结合。同样是王、马结合，但地
位却不相同，在西晋，政治上是以司马越为主，王衍为辅，而在东晋，则是“王与马共
天下。”王、马之间关系的变化是因为早在西晋末年尚未南渡的司马睿与王导结合时，
司马睿就处在一个弱势的地位上。那时的他只是一个“恭俭退让”，“时人未之识”的
一般宗室成员，而王导已经具有政治阅历和名望。这种关系延伸到东晋，“便有了祭则
司马、政在士族的政权模式”，由此开启了百年门阀政治的格局。
这样叙述历史事实是一点也不错的。但是从道理上讲，我们并不能排除前一对王与马南
渡的可能性。如果过江的是司马越与王衍，必定还是以马为主，以王为辅。如此一来，
岂不是就没有百年门阀政治了？退一步说，即使我们坚信过江的只能是司马睿与王导，
疑问也还是存在的。因为“共天下”的局面在王导以后并没有结束，而是一再出现，持
续百年。对于东晋皇权来说，这种局面绝不是一个偶然事故所能造成的。
在本书结尾的时候，他又再次触及到这个问题。他说：“如果没有一个成熟的有力量有
影响的社会阶层即士族的存在，如果没有一个丧失了权威但尚余一定号召力的皇统存在
，如果没有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这样一个外部条件，如果以上这三个条件缺少一个，都不
会有江左百年门阀政治局面。”他说得依然没有错，但依然只是对事实的陈述而不是解
释。东晋出现门阀政治，到底是什么原因？我曾当面征询田先生的意见。他略作沉思，
答道：“我不愿意追求终极原因，因为一追求终极原因，文章就飘起来了。”的确，对
于习惯了从细节出发的他来说，追求终极原因是太难了，终极原因不会在细节里。
无法在深层次上解释门阀政治的出现，这其实并不仅仅与他个人的研究习惯有关，而且
也与政治史研究方法本身有关。极端地说，单纯的政治史研究可以解释从去年到今年的
政治演变，但却无力解释政治形态的根本变化。当整个政治形态都发生变化的时候，它
必定牵涉到超出政治史范围的更大的历史变动。这就如同说我们可以用政治史的研究方
法分析辛亥革命时各种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但却不可能用同样的方法解释历史上为什
么会有一场辛亥革命。历史上为什么会有一场辛亥革命？这里涉及到了政治、经济、文
化、国际形势种种因素。在时代发生大转折的时候，终归是政治跟随着时代，而不是时
代跟随着政治，尽管表面现象可能恰好相反。
政治史研究方法对他的制约不仅表现在研究东晋门阀政治时。在研究三国史时，同样的
问题也发生了。在《孙吴的建国道路》、《李严兴废和诸葛用人》等文章中，他为我们
揭示出了吴、蜀政治演变的清晰线索，关于曹魏，他也写过若干高水平的文章，但涉及
到曹魏发展线索的时候，他沉默了。这是为什么？我想，这是因为吴蜀的历史较为单纯
，都是有头有尾的，容易把握。而曹魏则不然，一涉及到曹魏，就必定要和前面的东汉
、后面的西晋联系起来，而汉晋时期的历史变动是多方面的，远远超出了政治史的范畴
。一到这时，他就显得力不从心了。即使不考虑政治史以外的因素，单纯思考政治发展
线索，他面临的困难也同样不少，因为从东汉的党锢之祸到西晋的八王之乱，时代剧烈
的、多次的变化打碎了政治史，政治史只是些零碎的片断。我们知道，他的性格是从细
节出发，追求的是不缺少任何中间环节的一条完整链条。当这个目标不可能实现的时候
，他只能沉默了。
有趣的是，在他沉默的地方，几十年前，陈寅恪先生却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陈寅恪
先生在《书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一文中说，东汉末年有两种政治势力，一为
内廷之宦官，一为外廷之士大夫。魏末曹氏与司马氏两党之争就是汉末斗争的继续。曹
操为宦官代表，而司马氏则为信奉儒学的士大夫的代表。魏晋禅代，曹氏败，司马氏胜
，斗争终于有了结果。这是一条清楚的线索。为什么陈寅恪能找到线索呢？很明白，他
所凭借的是他自己的阶级分析学说，而他的阶级分析学说说穿了就是血统论。曹操是宦
官的后代，所以曹魏就是宦官阶级的代表。这样，他用理论把断裂的政治碎片缝合了起
来。
他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田余庆先生曾委婉地指出，陈寅恪先生忽视了一个事实，即曹
氏父子早已转化为皇权的代表，而不再与宦官有何关系。我要补充的是，在转化为皇权
以前的东汉末年，曹操就不在宦官阵营内。密谋诛杀宦官的计划制订时，曹操就已经参
加了。从他晚年的回忆中看，年轻时的曹操的理想很简单，就是想当一名合格的士大夫
。借用田余庆先生的分析方法，可以说东汉末年的曹操是介乎于宦官、士大夫之间的第
三种政治力量。
从以上的对比中，我们能够感受到陈、田的不同。他们都在研究政治史，从表面上看，
陈寅恪先生也是在寻找历史线索，但深层上看，他实际上是要用历史的线索来证明他的
理论。在他那里，只要理论不缺乏，几乎所有的历史线索都是能找到的。总之，他有理
论先行的嫌疑。而田余庆先生则不然，他没有预设什么，他只是一心一意地寻找历史内
部真正存在的线索。如果找不到，他不惜沉默。
两种方法，各有利弊。陈寅恪先生的政治史是有理论背景的政治史，所以他研究问题涉
及的时段较长，显得有气魄，而田余庆先生的政治史在气魄方面就显得略逊一筹了。田
余庆先生的优势是，思考缜密，一旦得出结论，往往不可动摇。公允地说，陈寅恪先生
在他认为有用的若干历史细节、若干点上也有极精致的考辨，但是在点与点之间则往往
有较大的跨越。他跨越的幅度越大，失误的机会也就越大。
我曾当过几年教师，我曾道貌岸然地告诫学生说：“要注意克服自己的缺点。优点不用
管它也会发挥作用，而缺点不被克服就会妨碍你的进步。”这话看似合理，其实经不起
事实的检验。经验告诉我们，人真正能克服的缺点都是小缺点，致命的缺点是无法克服
的。陈寅恪先生是如此，田余庆先生也是如此。大师并不是没有缺点的，大师也不是因
为克服了缺点才成为大师的。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只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优点发挥得
淋漓尽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陈寅恪先生是成功的，田余庆先生也是成功的。
学术要发展，我们一定会找到新的研究方法，只是新的方法不会离旧的方法太远。
--
“执干戈、典兵马之臣，当以战多勇功受赏于朝，而但累岁月、计资考，以此取高
位，壮士之耻也。然今天乂安，士无所试其能，故偏俾将帅例以恩进”，最容易获得拔
擢的，是出身“外戚勋旧”的閤门官员，武选官出身的“管军”大半来自这个群体，而
他们在閤门的历练主要是礼宾通进，与统兵无关。
[m [1;34m※ 来源:·水木社区 newsmth.net·[FROM: 101.5.176.*] [m
发信人: boreas (爱是永不止息), 信区: CA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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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宝国，男，1957年生，社会史研究室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秦汉魏晋南北朝史，1982年
毕业于河北师院历史系，同年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攻读硕士学位。1984年12月毕业留校任
教。1989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主
要代表作有《汉唐间史学的发展》。论文《经史之学与文史之学》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
四届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2002年）。专著有《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商务印书馆，20
03年11月；《虚实之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1月。
原载《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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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一书已经出版十几年了，相关的书评时有所见。我也想
写，但又有种种顾虑，一直希望在别人的评论看到自己想说的话。可是这个想法每每落
空。看来，自己想说的话还得自己说。
《政治》一书为我们讲述了这样一段故事：与通常皇权至上的时期不同，东晋一朝出现
了皇权与士族共天下的特殊政治局面。最开始是所谓“王与马，共天下”，即士族琅邪
王氏与皇帝司马氏共治天下。由于士族并非一家，彼此间势力强弱有变化，所以王与马
之后，还会有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等等的变化。同样，由于士族并非一家，彼此之
间存在着制约的关系，所以任何一家也并不能轻易地取代皇权，由此，共天下的局面得
以维持。
至此为止，问题似乎已经圆满地解决了。但是，作者的思考并没有停下来。他又发现，
在士族与皇权之外，还有另外一支不为人所注意的政治力量在起着作用。这支力量就是
流民。当时北方有源源不断的流民南下，这些流民不是西汉那种流民，而是一支由流民
帅控制的武装组织。他们起初在热闹的政治史中虽然不显眼，但在保卫东晋免遭胡族铁
蹄践踏上却着实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是皇权、士族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发现这一点至
关重要。因为只有发现了这条线索，才能完整地解释东晋之所以存在、东晋之所以消亡
。我们看作者的总结：“东晋一朝，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门阀政治才能维
持。等到士族不能照旧当权，司马氏也不能照旧垂拱而居帝位的时候，已经走到历史前
台的流民领袖人物既抛弃了司马氏，也改变了门阀政治格局，树立了次等士族的统治秩
序。但是历史并未因此而断裂，历史的逻辑在晋宋之际仍在顽强地起作用。次等士族的
代表刘裕既继承了孝武帝伸张皇权的遗志，又在朝堂上安排了虽丧元气但有余威的门阀
士族的席次。皇帝恢复了驾驭士族的权威，士族则保留着很大的社会政治影响。这就是
具有南朝特点的皇权政治。”可见，如果作者没有引入流民问题，这个最终的结论是不
可能得出的。找到了流民帅，才终于找到了东晋通往南朝的历史之门。
对一个问题的研究倘若长久地没有进展，通常是因为研究者忽视了不应忽视的因素。寻
找到这些被忽视的因素是很困难的。困难不在于它们隐藏得有多深，而在于前人已有的
研究思路根深蒂固，无形之中会制约后来者思想的展开。关于门阀政治，以往的研究者
多是从士庶对立的角度加以讨论，不要说流民问题，就连皇权在这之中的地位、作用也
没有引起多少关注。作者突破了不易突破的制约，所以才为人们展现出一番新的天地。
抛开流民问题不谈，上述结论本身也十分精彩。作者没有过分地渲染东晋南朝间历史变
动的剧烈，而是清醒地注意到历史变化的背后也还存在着历史的延续。要解释变化中的
延续，必须看到历史的深处，如果思考仅仅停留在表面，那么“延续”与“变化”的同
时存在只能使研究者在解释上陷入困境。
《政治》一书二十五万字。如果让我写，可能有三万字就够了。为什么他需要这么大的
篇幅？我想，这是因为作者对历史细节有着特殊的偏好，不妨说他有一种“细节嗜好”
。要说明细节问题，没有足够的篇幅是不行的，因为在这里，一般性的说明是无济于事
的。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永嘉之际，晋室南渡。关于南渡的建议者有三种记载。一说是王导
，一说是裴妃，一说是王旷。对于这样的问题，谨慎一点的研究者可能不作判断，只是
存疑。轻率一点的研究者可能会勉强认定一种是真实的，而排斥其他。但作者却不是这
样处理的。他说：“以上三说，各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一些真实情况，可以互相补充，
而不是互相排斥。它说明南渡问题不是一人一时的匆匆决断，而是经过很多人的反复谋
划。”这个结论真可谓是预料之外，情理之中。在考证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他突然不考
证了，用敏捷的思维化解了这个问题。类似的例子在书中还有许多。
将近二十年前，田余庆先生曾和我们学生说：“要注意排除反证，没有反证的问题是简
单问题，复杂问题往往有反证。反证必需在我们的考虑之中。”以上这个例子可以说是
排除反证的经典之作。
老实说，究竟是谁提出了南渡的建议并不重要，如果我来研究，大概不会注意这个问题
。这里之所以提出它，主要是想说明作者在解决问题时所表现出的智慧。优秀的学者就
是这样，他不仅会提出有价值的观点，而且也会让你看一看智慧的模样。从古至今，智
慧远不如知识增长得快，所以每当我们看到智慧的光芒时，就会感到由衷的喜悦。
他不会永远顺利的，他也会陷入困境。在阐释东晋门阀政治出现的原因时，他提出的理
由使人怀疑。首先，作者采用了一种叙述的模式来说明问题。他指出，东晋王导与司马
睿的政治结合，实际是来源于西晋王衍与司马越的政治结合。同样是王、马结合，但地
位却不相同，在西晋，政治上是以司马越为主，王衍为辅，而在东晋，则是“王与马共
天下。”王、马之间关系的变化是因为早在西晋末年尚未南渡的司马睿与王导结合时，
司马睿就处在一个弱势的地位上。那时的他只是一个“恭俭退让”，“时人未之识”的
一般宗室成员，而王导已经具有政治阅历和名望。这种关系延伸到东晋，“便有了祭则
司马、政在士族的政权模式”，由此开启了百年门阀政治的格局。
这样叙述历史事实是一点也不错的。但是从道理上讲，我们并不能排除前一对王与马南
渡的可能性。如果过江的是司马越与王衍，必定还是以马为主，以王为辅。如此一来，
岂不是就没有百年门阀政治了？退一步说，即使我们坚信过江的只能是司马睿与王导，
疑问也还是存在的。因为“共天下”的局面在王导以后并没有结束，而是一再出现，持
续百年。对于东晋皇权来说，这种局面绝不是一个偶然事故所能造成的。
在本书结尾的时候，他又再次触及到这个问题。他说：“如果没有一个成熟的有力量有
影响的社会阶层即士族的存在，如果没有一个丧失了权威但尚余一定号召力的皇统存在
，如果没有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这样一个外部条件，如果以上这三个条件缺少一个，都不
会有江左百年门阀政治局面。”他说得依然没有错，但依然只是对事实的陈述而不是解
释。东晋出现门阀政治，到底是什么原因？我曾当面征询田先生的意见。他略作沉思，
答道：“我不愿意追求终极原因，因为一追求终极原因，文章就飘起来了。”的确，对
于习惯了从细节出发的他来说，追求终极原因是太难了，终极原因不会在细节里。
无法在深层次上解释门阀政治的出现，这其实并不仅仅与他个人的研究习惯有关，而且
也与政治史研究方法本身有关。极端地说，单纯的政治史研究可以解释从去年到今年的
政治演变，但却无力解释政治形态的根本变化。当整个政治形态都发生变化的时候，它
必定牵涉到超出政治史范围的更大的历史变动。这就如同说我们可以用政治史的研究方
法分析辛亥革命时各种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但却不可能用同样的方法解释历史上为什
么会有一场辛亥革命。历史上为什么会有一场辛亥革命？这里涉及到了政治、经济、文
化、国际形势种种因素。在时代发生大转折的时候，终归是政治跟随着时代，而不是时
代跟随着政治，尽管表面现象可能恰好相反。
政治史研究方法对他的制约不仅表现在研究东晋门阀政治时。在研究三国史时，同样的
问题也发生了。在《孙吴的建国道路》、《李严兴废和诸葛用人》等文章中，他为我们
揭示出了吴、蜀政治演变的清晰线索，关于曹魏，他也写过若干高水平的文章，但涉及
到曹魏发展线索的时候，他沉默了。这是为什么？我想，这是因为吴蜀的历史较为单纯
，都是有头有尾的，容易把握。而曹魏则不然，一涉及到曹魏，就必定要和前面的东汉
、后面的西晋联系起来，而汉晋时期的历史变动是多方面的，远远超出了政治史的范畴
。一到这时，他就显得力不从心了。即使不考虑政治史以外的因素，单纯思考政治发展
线索，他面临的困难也同样不少，因为从东汉的党锢之祸到西晋的八王之乱，时代剧烈
的、多次的变化打碎了政治史，政治史只是些零碎的片断。我们知道，他的性格是从细
节出发，追求的是不缺少任何中间环节的一条完整链条。当这个目标不可能实现的时候
，他只能沉默了。
有趣的是，在他沉默的地方，几十年前，陈寅恪先生却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陈寅恪
先生在《书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一文中说，东汉末年有两种政治势力，一为
内廷之宦官，一为外廷之士大夫。魏末曹氏与司马氏两党之争就是汉末斗争的继续。曹
操为宦官代表，而司马氏则为信奉儒学的士大夫的代表。魏晋禅代，曹氏败，司马氏胜
，斗争终于有了结果。这是一条清楚的线索。为什么陈寅恪能找到线索呢？很明白，他
所凭借的是他自己的阶级分析学说，而他的阶级分析学说说穿了就是血统论。曹操是宦
官的后代，所以曹魏就是宦官阶级的代表。这样，他用理论把断裂的政治碎片缝合了起
来。
他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田余庆先生曾委婉地指出，陈寅恪先生忽视了一个事实，即曹
氏父子早已转化为皇权的代表，而不再与宦官有何关系。我要补充的是，在转化为皇权
以前的东汉末年，曹操就不在宦官阵营内。密谋诛杀宦官的计划制订时，曹操就已经参
加了。从他晚年的回忆中看，年轻时的曹操的理想很简单，就是想当一名合格的士大夫
。借用田余庆先生的分析方法，可以说东汉末年的曹操是介乎于宦官、士大夫之间的第
三种政治力量。
从以上的对比中，我们能够感受到陈、田的不同。他们都在研究政治史，从表面上看，
陈寅恪先生也是在寻找历史线索，但深层上看，他实际上是要用历史的线索来证明他的
理论。在他那里，只要理论不缺乏，几乎所有的历史线索都是能找到的。总之，他有理
论先行的嫌疑。而田余庆先生则不然，他没有预设什么，他只是一心一意地寻找历史内
部真正存在的线索。如果找不到，他不惜沉默。
两种方法，各有利弊。陈寅恪先生的政治史是有理论背景的政治史，所以他研究问题涉
及的时段较长，显得有气魄，而田余庆先生的政治史在气魄方面就显得略逊一筹了。田
余庆先生的优势是，思考缜密，一旦得出结论，往往不可动摇。公允地说，陈寅恪先生
在他认为有用的若干历史细节、若干点上也有极精致的考辨，但是在点与点之间则往往
有较大的跨越。他跨越的幅度越大，失误的机会也就越大。
我曾当过几年教师，我曾道貌岸然地告诫学生说：“要注意克服自己的缺点。优点不用
管它也会发挥作用，而缺点不被克服就会妨碍你的进步。”这话看似合理，其实经不起
事实的检验。经验告诉我们，人真正能克服的缺点都是小缺点，致命的缺点是无法克服
的。陈寅恪先生是如此，田余庆先生也是如此。大师并不是没有缺点的，大师也不是因
为克服了缺点才成为大师的。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只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优点发挥得
淋漓尽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陈寅恪先生是成功的，田余庆先生也是成功的。
学术要发展，我们一定会找到新的研究方法，只是新的方法不会离旧的方法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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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干戈、典兵马之臣，当以战多勇功受赏于朝，而但累岁月、计资考，以此取高
位，壮士之耻也。然今天乂安，士无所试其能，故偏俾将帅例以恩进”，最容易获得拔
擢的，是出身“外戚勋旧”的閤门官员，武选官出身的“管军”大半来自这个群体，而
他们在閤门的历练主要是礼宾通进，与统兵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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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lyman
Jun 1, 2012, 7:57:25 PM6/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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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余庆的考证是很牛，书中那个关于桓温先世的考证就
十分精细
【 在 Sunyata (如月之恒 如日之升) 的大作中提到: 】
: 【 以下文字转载自 CANON 讨论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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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1;37m※ 来源:·水木社区 newsmth.net·[FROM: 113.88.158.*] [m
十分精细
【 在 Sunyata (如月之恒 如日之升) 的大作中提到: 】
: 【 以下文字转载自 CANON 讨论区 】
: 发信人: boreas (爱是永不止息), 信区: CANON
: 标 题: 胡宝国：我读<东晋门阀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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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 题: 胡宝国：我读<东晋门阀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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