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德终始说

[门外若无南北路]

　　邹衍素来被目为“阴阳家”或“阴阳五行家”。《史记》述其“深观阴阳消
息”，“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论著终始五德之运”，“称引天地剖判以来，
五德转移”。看来邹衍是既言阴阳，又道五行的。由于其著作皆亡佚，我们无从
了解其体系的原本面貌。但就现存有关邹衍思想的文献看，其五德终始说中并无
阴阳观念。因此，即使邹衍兼言阴阳、五行，亦尚未将二者融合为一。
　　前已述及，邹衍的学说体系甚为庞大，至少涉及我们现在所说的方法学，宇
宙发生论，历史哲学和地理学说等领域。但最为当时各国君主重视的是其历史哲
学，特别是五德终始说。这是由于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内陆文化体系及其以德
为本、以民为天的观念已失去了光彩；各国诸侯又都存着“王天下”的野心，他
们需要一种新的“理论”，作为平治天下的根据。“言治乱之事”的五德终始说，
恰恰适应了这一历史背景。而纯思想性的理论，既引不起时君世主十分的兴趣，
也难以广泛流行，这似是邹衍的其它学说未显于世的主要原因。
　　邹衍的学说，一时轰动了当世的王公大人；其本人，也成了到处大受诸侯
“尊礼”的“圣人”，而与孔、孟景况形成鲜明对照：
　　是以邹子重于齐。适粱，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撇席。
出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作《主
运》。其游诸侯见尊礼如此，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史
记·孟荀列传》）
　　《汉书·艺文志》著录《邹子终始五德》五十六篇，我们已不能见到；现存
文献中，《史记集解》引如淳曰：“今其书有《五德终始》，五德各以所胜为
行”，“今其书有《主运》，五行相次转用事，随方面为服。”此外，《文选·
魏都赋》注引《七略》云：“邹子有终始五德，从所不胜；木德继之，金德次之，
火德次之，水德次之。”从这些间接记录中，我们可以推定，五德转移的原则是
五行相胜；相胜的原则，暗示朝代的更替是通过征伐，而不是通过禅让；邹衍的
《主运》是五行转移说，而不是司马迁所记述的“阴阳主运”。
　　保存得较完整的五德终始说的概要，见于《吕氏春秋·应同》篇。
　　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见大娘大蝼。黄帝曰：
“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
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
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
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
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水
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于土。
　　五德终始说展示了一幅与周人“天命观”大不一样的历史发展图景。天命观
强调“天命自度”，“以德配天”，认为人的道德努力，即主观意志，是“受天
永命”、“享天之命”的决定因素和先决条件。五德终始说则强调“五德转移，
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历史发展的底蕴是五气的运行，人的主观意志不起
决定作用。人的德的努力，必须合于五气的气运。五德之“德”，便是合于气运
之德。黄帝“以土德王”天下，夏禹“以木德王”天下；土德是合于土气之德，
木德是合于木气之德，这就叫“治各有宜”，没有一套固定的模式。历史的底蕴
是五气运行，历史的表象是五德转移、帝王兴替。五气“相次转用事”，每一气
都有盛衰之时，当某“气”进入盛势时，便会出现相应的征兆，即“符应若兹”。
总之，五德终始说认为，历史发展“既是变化的，又是规律的”。朝代的兴亡和
帝王的更迭，只是五气运行的历史表象。人的主观努力，只限于体察气运，及时
发现何“气”已衰，何“气”即将进入盛势，并使自己的行为──“德”，符合
处于盛势之“气”的特性，从而达到天下大治。如果人类没有能力认识这一规律，
并及时调节整合自己的行为，就会失去“王天下”的历史时机，导致天下大乱。
春秋战国之世，“火气”已衰，“水气”已盛，以周的“火德”已不能王天下，
但却无人体察这一气运的转移，不知以水德去王天下，因而必然天下大乱；而
“五气”却依然按自己的“规律”运行：水气盛而渐衰，土气不断旺盛。这就是
《应同》篇中所说的“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于土”。因而，尽管五气运行不
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人的主观努力（“德”）却仍是“治”、“乱”的关键所
在，历史的发展乃是天人互感互应互动互合的结果。
　　然而，并非任何人都可以用处于盛势之德去“王天下”，能否受命为天子，
要看他是否得到天先现于下民的“符应”。天命观以民心的变动（“惟我下民秉
为”，殷人“有离德”，周人“同心同德”等）作为“皇天上帝，改厥元子”的
证件；“五德终始说”则以“符应”作为“五德转移”受命于天”的征兆。
　　符应观念很早就盛行于海滨。春秋之世，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成了霸主，自以为已受天命，便欲按传说中“受命天子”封泰山、禅梁父的事迹，
行封禅之礼。管仲再三劝阻说，古代封禅，必先得到吉祥的符应，如“东海致比
目之鱼，西海致比翼之鸟，然后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而“今风皇麒麟
不来，嘉禾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鸱枭数至，而欲封禅，毋乃不可乎”。（《史
记·封禅书》）齐桓公终于打消了封禅的念头。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孔
子曰：‘吾道穷矣！’”（《公羊传·哀公十四年》）杜预曰：“仲尼伤周道之
不兴，感嘉瑞之无应，故因鲁《春秋》而修中兴之教，绝笔于‘获麟’之一句。”
孔子因麒麟出非其时而被猎获，认为这是“吾道穷”的符兆，遂不再作《春秋》。
“获麟绝笔”，说明符应观念竟深入到以“不语怪力乱神”自我标榜的内陆思想
家的灵魂之中。可见符应观念以“物象”为征，是通过物象而不是通过民心去体
察天命的变动。
　　五德终始说也讲“德”。但在同化内陆文化的“德”观念时，已改变了其
“以德为本”的原始涵义。五德是土德、木德、金德、火德、水德，是五种分别
应合五气特性的行为和制度。例如，土德是应合土气特性的行为和制度，即“其
色尚黄，其事则土”；木德是应合木气特性的行为和制度，即“其色尚青，其事
则木”。可见，五德之“德”，已失去了内陆文化“德”的意义。
　　五德终始说的影响极其深远。秦始皇率先依此说建立各项制度。
　　自齐威、宣之时，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
采用之。（《史记·封禅书》）
　　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周得火德，有赤鸟之符。今秦变周，水
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史记·封禅书》）
　　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
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
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黄）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刚毅
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史记·秦始皇本
纪》）
　　来自西土的秦始皇，经“齐人奏之”，接受了“五德终始”学说，便立即按
照这部历史的“法典”进行全面改制（改历、服色），可见五德终始说确有能使
王公大人们“惧然顾化”的神奇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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