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史| 第八编·第二章
清一
第二章 全国各民族人民反抗清朝统治的斗争
第一节 全国各民族人民参加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
一、汉、壮、瑶等民族共同发动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
1851年（咸丰元年）爆发了中国各民族第一次大觉醒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这次席卷全国的革命运动，爆发在南方各民族聚居地区，壮、瑶、苗、侗、水、土家、彝等各民族与汉族都积极投身到革命运动之中，并在革命斗争中做出巨大的贡献。
太平天国革命的发祥地，是广西壮、瑶等民族聚居的地区，早在太平天国革命领袖洪秀全、冯云山等人在秘密组织宣传革命思想时，就得到了壮、瑶等民族人民的支持。
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洪秀全等人组织“拜上帝会”时，壮、瑶各族人民便积极参加。
1847年（道光二十六年）参加“拜上帝会”的2000余人中有许多是壮、瑶族人民。①同年洪秀全、冯云山在高坑冲壮族农民卢六家设立“拜上帝会”总部，卢六成了洪、冯二人的有力助手。②洪秀全在花洲瑶族山区宣传革命思想、组织“拜上帝会”时，周围数十里的瑶族群众都参加了“拜上帝会”。③广西金秀县瑶族聚居的龙坪是“拜上帝会”的一个点。
1850年（道光三十年）金秀县大瑶山横冲、良段两村瑶族参加拜上帝后会，便纷纷携带猎枪，赶至金田集中，编入“团营”组织，后来成为太平军主力的一部分。可见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准备阶段，壮、瑶各民族人民就投身到革命斗争的行列之中了。
1851年（咸丰元年），金田起义爆发后，当时的2万名太平军中，壮族战士占了四分之一左右，如紫荆山军营村，陈、蓝两姓壮族约500余人全部参加了太平军。壮族聚居区的武宣县东乡、桂平县沙田乡也都是全村入伍。象州的新寨和磨村壮族1000余人参加太平军。金秀大樟的奔腾村400余户壮、瑶族半数以上参加太平军。花鹿、路村、落田里村的瑶、壮等民族全部或大部分参加太平军，当时的“赤足苗子三千余人”④就是指的壮、瑶等民族太平军战士。壮、瑶等民族在参加金田起义时，为了表示义无反顾的决心，便变卖财产、毁弃庐舍，全家全村入伍，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壮、瑶等民族人民都做出过不同的贡献。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涌现了许多壮族革命领袖和英雄。如生于广西浔州府武宣县东乡的壮族肖朝贵参加金田起义，是太平天国的开国元勋，被封为西王，前军主帅，为太平军核心领导人物之一。壮族蒙得恩被封为赞王，曾一度出任中军主帅兼正掌宰。太平天国开创者之一韦昌辉是桂平县金田一村的壮族；杰出领导人石达开亦是贵县那良村的壮族，他们都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扮演过十分重要的角色。此外如武鸣县广寺林的壮族林凤祥、李开芳和象州大樟山壮族谭绍光等人亦均是太平军优秀将领，作战英勇，功绩卓著。广大壮族、瑶族妇女也积极参军参战，“素有女军……瑶、壮……赤足裹头，攀援岩谷，勇健过于男子，临阵皆持械接仗，官军或受其衄”。①此外还担负运送武器、军粮、护理伤员、侦察敌情等任务。有的壮、瑶等民族妇女还担任了太平军监军、军师等重要职务。太平军定都南京后，广西女兵万人防守南京，担负着保卫天京的重任。②这些壮、瑶等民族战士在太平天国革命史上谱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太平天国革命的1851—1861年（咸丰元年至十一年），正是贵州各民族人民起义的全盛时期，特别是太平军将领石达开率军入黔以后，使义军势力更加强大。各地起义军纷纷与石达开部队联合作战，在几年中贵州全境几乎为义军和太平军所控制，清军只困守贵阳首府孤城，号令不出数十里。
1859—1861年石达开先遣部队余诚义、李文茂各部由广西先后进入黔南，与水族、布依族、苗族起义军取得了联系，并在军事行动上互相配合，先后攻下荔坡、独山、都匀等地，黔南地区掌握在义军和太平军之手。1864年（同治三年），水族、苗族、侗族起义军又与太平军李福献部配合，转战于黔东甫古州、黎平一带，取得了多次胜利。太平天国革命和贵州各族人民起义完全结合在一起了。
1863年（同治二年），太平军将领石达开率部入川时经过土家族地区，活跃在川东土家族地区的李永和、蓝大顺农民起义军立即与太平军取得联系，相互配合战斗。施南府属的土家、苗、汉等民族人民亦聚众“潜谋内应”，配合太平军的行动，使太平军进入施南府后，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迅速占领了咸丰、来凤两县城。后来土家族高连升等人又配合太平军攻打龙山城。太平军进入湘西土家族地区时，沿途许多贫苦的土家族人民参加了太平军。石达开部队经过湘鄂地区时得到了土家、苗等民族人民广泛的支持和援助，使石达开的入川计划得以顺利实现。
1863年（同治二年），石达开率领数万太平军自云南省昭通米坝抢渡金沙江，经会理、进据越嶲、冕宁一带，受到彝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有的彝族群众为太平军带路，运辎重，造兵器，有的彝族青年还参加太平军。战斗中受伤的太平军战士和突围到彝族地区的战士得到了彝族群众的掩护或收容。解放前越嶲、甘洛一带还有不少被称为“长毛”的劳动人民，就是当年太平军战士的后裔。太平军给彝族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彝族民间还留传着许多关于太平军、石达开的传说。
1867年（同治六年），太平军扶王陈得才率军入陕，渭南回族数千人投到陈得才部下，为太平军当先锋，“皆冒险出死力”。③接着关中回民起义军参与陈得才太平军配合作战。早一年，1866年（同治五年）太平军余部西捻军入陕。当时甘肃省回民起义军和撒拉、保安等民族起义军立即与西捻军联系，“捻自南而北，千里有余；回自西而东，亦千里有余”。“捻回合势”①互相配合作战，将西北反清斗争推向高潮。
总的说，凡是太平军所到之处，皆有各民族人民参军参战，在太平天国革命期间，全国各地各民族人民的大起义更是对太平天国革命的有力支援，太平天国革命所取得的胜利是与各民族人民的参与分不开的。
二、太平天国的民族措施
太平天国革命是汉、壮、瑶以及其它民族共同发起、组织、参加的联合反清斗争，因此太平天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们十分重视民族问题，特别注意吸收各民族人民参加革命斗争。虽然在太平天国的一些纲领中没有明确提出民族的纲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他们不可能明确提出这方面的纲领。但是，在太平天国革命的组织酝酿和革命过程中均采取了一系列的民族措施，争取、团结、吸收各民族人民参加革命。
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发动时期，太平天国的组织者们就主张民族平等。洪秀全、冯云山在深入桂平地区瑶、壮等民族中发动革命时就提出了“天王为王事事公，客家本地总相同”的带民族平等意识的口号，对汉族和各民族一视同仁，没有民族偏见和歧视，各民族一律平等。这是太平天国最早提出的最明确的民族平等团结的思想。其后洪秀全又在《原道醒世训》和《原道觉世训》中提出：“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天下总一家、世间皆兄弟”的不分贫富、不分民族的平等思想，这种思想在后来的《天朝田亩制度》中又被肯定下来和进一步发展为：“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各民族共同奋斗的纲领。这个纲领中亦包含了各民族和汉族一样有田同耕，有饭同食的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思想。这些民族平等的思想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全过程中均得到贯彻。
1843年（道光二十二年），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的初期，就将发展拜上帝会的重点放在各民族中。次年，洪秀全就“立意赴苗人区域”传教，洪秀全和冯云山到广东省连南“往游八排（瑶）”，“到南江排，将此情此道劝化瑶人”，②宣传革命思想。冯云山到广西省桂平县紫荆山瑶、壮等民族地区进行革命活动时，许多瑶、壮贫苦农民参加了拜上帝会，使紫荆山成为太平天国革命初期的根据地。洪秀全、冯云山等人还先后到花洲、金秀、贵县、象州等壮、瑶等民族地区传教宣传革命，建立拜上帝会点。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洪秀全在壮族农民卢六家建立拜上帝会总部，从此拜上帝会由秘密活动转入公开活动。这是洪秀全等人“客家（汉族）本地（各民族）总相同”思想的实践，在各少数民族人民的积极支持和参预下，使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得以迅速的发展。
太平天国革命的领导和指挥系统亦是由汉族和各民族的领袖人物共同组成的。洪秀全、冯云山在组织发动革命的初期，就联合了各民族中有影响的人物参加。壮族卢六是洪秀全组织拜上帝会的有力助手，曾营救过冯云山，卢六是太平天国革命初期的领导者之一，后死于狱中，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牺牲的第一个壮族英雄，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被追封■王。壮族肖朝贵是最早参加拜上帝会的人，后来成为拜上帝会早期的组织者和宣传者之一，金田起义后又被封为西王、前军主帅，“天排西王真英勇，冲锋破敌武略精”，①是太平天国革命杰出的领导者之一。壮族蒙德恩在太平天国革命中期出任中军主将兼管掌理朝政，协助天王洪秀全重建领导核心，是太平天国革命中期的核心领导者之一。太平天国这个以汉族和各民族组成的领导核心，不仅体现了太平天国革命的民族平等思想，而且有利于动员、团结各民族人民共同对敌，是太平天国革命取得一系列胜利的保证。
太平天国革命的领导者还注意团结和保护各民族人民的利益。当太平军北上经过瑶、壮等民族地区时，宣传天兵与瑶、壮胞“都是自己人”、“天兵是专门捉妖杀妖的，绝不伤害百姓”。太平军在进入广西省蒙山县三妹瑶山时，发布禁令：“瑶家草房木房易着火，千祈要小心火烛”、“不准伤害百姓牧畜、不准乱拿百姓东西”。②这些措施深得瑶、壮各民族人民的欢迎，吸引了许多瑶、壮等民族人民参加太平军。
太平军的将领每到一个民族地区后便与当地民族的农民起义军会合。太平军将领李文茂、余诚义、李福猷等部进入贵州后，立即和苗、侗、布依、水等族起义军联合共同战斗。石达开率部进入湘、鄂、川土家族地区亦和当地上家族起义队伍联系，共同对敌，并吸收土家族人民参加太平军。石达开的帐前文书王泰阶、侍卫长李学东以“促夷起义、应援天国”为目的，由广西省进入云南省哀牢山区，和田四浪（哈尼族），李文学（彝族）联合并同发动了哀牢山区各民族起义，王、李二人均成为哀牢山起义军的军师和主要将领。
由于太平天国采取了民族平等和团结各民族共同参加革命的措施，使太平天国革命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各民族人民联合的反清斗争，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三、太平军北上后广西地区各民族农民起义
腐朽的清政府对太平天国发祥地的各民族人民极为仇视，乘太平军北上后广西革命力量减弱之机，对广西各民族人民进行了疯狂的镇压。清军和地主团练对各民族人民采用“清乡铲村”、“抄家灭族”的残忍手段，致使“田民失业”。③将广西各民族人民推入血泊之中。但是广西各民族人民并未被清政府的残酷镇压而吓倒，相反激起了各民族继续斗争的勇气，广西各民族人民的革命斗争蓬勃地发展起来了。
1850年（道光三十年）九月，广西省永淳县壮族因天旱米贵，加之不堪地主“租石之多，十三屯无屯不有”，④家无粒米，难以度日，因而在李文彩领导下揭竿起义，不久又与壮族黄可经、陆锦钦、杨隆盛等人领导的武装起义相汇合，提出抗粮纳祖，攻占藤蒌村，夺取了地主的大批粮食，并在平朗圩建立起反封建据点。
1854年（咸丰四年）陈开、李文茂在广东省佛山起义，次年五月进入广西，九月建立“大成国”农民政权。此时李文彩便率所属起义军加入“大成国”，被封为定国公，随“大成国”北定王梁昌西征，前后攻占了横州、南宁、隆安、果德、田东等州县。又次年太平军石达开回师广西时，李文彩随即改奉太平天国年号，率部配合石达开部战斗。
1861年（咸丰十一年）李文彩转战黔东南，又与张秀眉领导的苗族起义军配合作战，1872年（同治十一年）牺牲于战场，坚持斗争了20年。
1852年（咸丰二年），新宁州壮族吴凌云在崇罗发动起义，他领导的起义军是当时广西各族起义中力量最强大的一支队伍，具有很大的影响，①吴凌云系广西省新宁州渠旧乡渠芦村的壮族，曾被清政府以串通歹徒，图谋不轨为名逮捕入狱。他在越狱出逃后，匆忙起事，曾被反动团练武装驱散，但他率领数十名骨干逃入深山，终于以出奇制胜的战略冲出重围，声威在振。不久就有壮族卢伦等3人和汉族刘永福等3人率部参加吴凌云起义军。各路起义军将领公推吴凌云为首领，转战于左、右江一带，攻克许多州县，控制了左、右江大部分地区。
1861年（咸丰十一年）吴凌云等人在太平府（崇左）建立起“延陵国”，自称“延陵王”，②设职封官，讨伐豪强地主，减轻赋税，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奖励人民发展生产，得到壮。汉各民族人民的拥护，一度成为广西反清斗争的重要中心。但后来由于“延陵国”内部不和，又加之“大成国”的失败和石达开部撤出广西，使“延陵国”受到影响，一些汉族地主钻入革命队伍，制造反革命派别瓦解军心，投降敌人。在清政府强大兵力的进攻下，左、右江根据地不断失守，1863年（同治二年）二月吴凌云在陇罗突围时牺牲，起义军损失惨重，余部由其子吴亚终领导撒退到安德州，继续坚持斗争，到1867年（同治六年）最后失败，幸存的起义军后来成为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的一部分。
1852年（咸丰二年），贵县发生严重水、虫灾害，人民难以生存，曾参加过张嘉祥领导的天地会起义的壮族农民黄鼎凤在贵县覃塘圩开设“壮丁馆”，以组织天地会形式，秘密发展反清力量。逾二年八月联合东津、石龙等地农民起义，高举“川大丁首”义旗“乘马入衙逼印”，③攻占贵县城。1856年（咸丰六年）黄鼎凤率起义军加入“大成国”，被封为“隆国公”，次年黄鼎凤义军扩大到5万人。④1861年（咸丰十一年）“大成国”失败，黄鼎凤率余部继续战斗，1863年（同治二年）在贵县太平寨称“建章王”，多次战败清军，后在清军大兵镇压下失败了。
1855年（咸丰五年），上林县壮族李锦贵在上林起义，并与黄鼎凤起义军联合战斗。次年李锦贵自称大元帅，建三师，立义旗。又次年八月攻入滨州，九月攻占上林，起义军发展到数万人。石达开回师广西后，李锦贵改用太平天国年号，受封为“纯忠大柱国体天侯”。
1861年（咸丰十一年）五月李锦贵病死，余部继续坚持斗争了两年多时间。起义失败，清朝统治者对李锦贵“竟戮其尸，族诛以徇”。⑤
太平天国革命期间，广西各民族人民不断举行大规模的起义斗争，有力地支援了太平军的战斗。这些起义成为太平天国革命的一部分，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各民族人民反抗封建斗争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节 咸同年间贵州各民族人民大起义
咸同年间（1851—1874年）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影响下，贵州省布依族、水族、苗族、侗族等人民发动了无数次反抗清朝统治的起义斗争，将贵州省各民族人民的反封建斗争推入高潮，沉重地打击了清朝在贵州省的统治。
一、布依族、水族人民起义
布依族杨元保在太平天国革命和广西省农民起义的影响下，于1854年（咸丰四年）初在独山举行起义，参加起义军的除布依族外还有水、苗、汉等民族人民。数千义军在杨元保的指挥下连续打败了八寨游击和独山州牧，继而向西攻克都匀县平舟司，占领了通往独山、罗甸、大塘和广西南丹的要道。不久杨元保义军又和独山阿贵领导的农民军和广西李亚狗农民军联合围攻独山城，不克，但起义军的声势已震动了独山、都匀、荔波等地，使清政府为之震惊，于是急调黔、桂清军围攻杨元保起义军。杨元保退军广西丹州昔里山时失败，被清军所获。杨元保于贵阳被杀害。杨元保起义余部一部分参加了汉族起义军，转战于黔北、黔东南，一部分在独山地区继续坚持斗争。①
次年，布依族罗光明在黔南上江领导农民起义，占领了三都、丹寨县的部分地区，连克古州、都匀两城。起义军势力扩展到独山、黎平、荔波等地，是黔南地区活动的主要起义队伍之一。
同年十月，水族潘新简、覃朝刚等人在荔波领导水族人民起义。起义者明确提出了“不缴粮，不纳税，打倒清朝享太平”的响亮口号，并在九阡地区竖起反清起义大旗，接着义军围歼了清朝在九阡的一队团练。义军很快得到附近各民族群众的响应，起义军发展到万余人，起义势力席卷了大半个荔波县，尔后又和古州苗、侗族起义军联合围攻荔波县城，击溃了清军5个营，打死了知县蒋嘉谷，外委等大小官员10余人。
1858年（咸丰八年）后，潘新简等人领导的水族起义军和进入黔南的太平军，苗族、布依族起义军互相配合作战，转战于荔波、独山、都匀、三都、八寨、古州以及广西省的南丹、思恩等地，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②
1866年（同治五年）以后，清政府在镇压了太平军之后，抽调湖南、广西、四川3省的大量清军进入贵州镇压各族起义军。次年清军攻占荔波城，潘新简领导的水族起义军退守九阡。1869年（同治八年）清军集中兵力围攻九阡义军，义军经过顽强抵抗，伤亡惨重，又由于叛徒的出卖，潘新简等义军首领被俘牺牲，坚持斗争了18年之久的水族人民起义最后失败了。
二、张秀眉、陶新春领导的贵州苗族农民起义
（一）张秀眉领导的咸同苗民起义
张秀眉③是苗族历史上著名的英雄人物，他约在1823年（道光三年）生于贵州省台拱厅的仰岗寨（现贵州省剑河县台拱乡板凳下寨），世代务农。
1853年（咸丰三年）曾投奔活动于川、黔边境的白莲教支派灯火教首领刘义顺领导的号军。数年后因台拱灾情严重，苗民要求官府减免新增赋税未果，通过“议榔”誓师，张秀眉在贵州台拱厅掌梅尼宣布起义，“千里苗疆，莫不响应”。④起义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和响应。起义军围攻台拱厅，攻击清军汛堡，九月攻下了丹江厅城。次年先后攻占了凯里、黄平、施秉、清江、台拱、清平等城。两年后又和何得胜号军和贵州其它起义军配合，攻下了瓮安城、镇远府城。1862年（同治元年）攻克天柱县城，并向邓水、思州、玉屏等地进兵，抵达湖南省晃州、会同、靖州边境。
随着义军不断取得的军事胜利，张秀眉领导的苗族起义军便在台拱、丹江等地建立根据地，采取一些巩固起义军的措施。在军事政治方面，一方面清除根据地内清军的残余兵力，另一方面打击地主势力，消灭地主武装和土司势力，然后建立农民起义政权，委派起义人员充当厅县官吏。①。在经济上重视生产的发展，将没收的地主土地、屯田分给农民耕种，“分田而食”。②废除了苛捐杂税，还鼓励人民开荒种地和发展集市贸易。通过这些措施，人民“安居乐业，以抗官兵”，使苗族起义军的势力大为增强。
1858年（咸丰八年）苗族义军和号军会合后已达数十万人，汇成了一股反封建斗争的巨大洪流，趁清廷受制于太平军的机会，经过6年苦战，占领了黔东南的各厅、州、县。
1864年（同治三年）太平天国失败，清廷得以抽调重兵转而镇压苗族起义。清廷责令曾国藩策划，派湖南巡抚李瀚章率湘军前往镇压，但经两年时间也未能将起义镇压下去，于是清廷便改派活捉了洪秀全之子洪仁玕的席宝田专任“平苗”之职。席宝田带着清廷“务绝根株”的诏令率领装备有洋枪洋炮的湘军1万余人到达沅州，遭到苗族起义军中途袭击，歼灭湘军3000余人。
1869年（同治八年）清廷调集湘、黔、川三省兵力，在席宝田的率领下经过两年的残酷镇压，义军遭受到严重的损失，退守雷公山。
1872年（同治十一年）清军围攻雷公山，张秀眉集中10余方起义军与清军在乌鸦坡展开决战。义军伤亡惨重，义军首领张秀眉、杨大云等人被俘壮烈牺牲，持续18年之久的张秀眉领导的苗族起义失败了。
（二）陶新春领导的苗民起义
1860年（咸丰十年）五月苗族陶新春、陶三春兄弟经过长期的酝酿在威宁韭菜坪举行了起义，参加起义的苗、布依、彝等民族1
万余人在陶新春等人的指挥下，打击地主武装，并于是年底攻占了七星关，全歼七星关清军守军。贵州提督田兴恕急调黔、滇清军分两路围攻七星关义军。经过1个多月的激战，义军被迫撤退。尔后义军在猪拱箐建立根据地，一边作战一边生产，组织发动群众参加起义，使根据地的人口达到10余万人。③次年初，太平军石达开部将曾广依等由广西入黔，陶新春领导的起义军即与太平军合作，多次围攻毕节。
1863年（同治二年）陶新春迎接太平军李福猷部进入猪拱箐休整。在太平天国的影响下，陶新春正式打起了太平天国的旗帜，接受了石达开授予的“太平天国统兵元帅”的称号和印信。此后陶新春起义军分两路：一路由陶新春率领攻击毕节、威宁、水城、平远、大定等州县；一路由陶三春率领与彝、回、汉起义武装配合，先后攻占彝良、威信、镇雄、古蔺、叙永等厅县，控制了川、滇、黔跨三省边境地区。
1866年（同治五年）清政府责令云南巡抚岑毓英率川、滇、黔三省7万余清军，围攻义军据点猪拱箐。义军顽强抵抗，杀伤大量官军，相持了半年之久，猪拱箐最后被清军攻破，陶新春、陶三春被俘，惨遭杀害。④
余部仍在安顺、兴义打击清军，直到1871年（同治十年）才完全被清军镇压，起义最后失败。
三、姜应芳、潘维干领导的侗族农民起义
咸丰年间贵州侗族人民在太平天国革命和贵州各族起义的影响下，在北部和南部侗族地区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
在北部侗族地区，1851年（咸丰元年）天柱侗族姜应芳因地主武装缉拿抗粮农民，“或枭首，或活埋”，①就与陈大六（侗族）、龙海宽（侗族）组织天地会（又称金兰会），共商起义。
1855年（咸丰五年）五月在天柱县正式举起义旗，提出了“灭清复明”、“打富济贫”的口号。起义军没收地主的粮食、财物分给农民，但不久起义失利，全部转至梁上、巴治以图再次起义。②
1857年（咸丰七年）九月姜应芳等人又在顺洞再一次起义，义军攻克了瓦寨汛。不久姜应芳义军联合“教军”、“大成国军”共同战斗，攻下锦屏乡。
1860年（咸丰十年）姜应芳义军在黄桥（天柱县境）与张秀眉苗族起义军会合，两路义军共推姜应芳为“定平王”。
1862年（同治元年）二月侗、苗起义军攻占了汉寨汛后，姜应芳即发布文告：没收地主土地，由农民“插牌分种”，③谁种谁收，百姓莫不大受鼓舞。起义军便在汉寨汛建立根据地，定名为“九龙山”，起义军迅速发展到了3万多人。是年四月义军攻下天柱县，接着进军湖南，攻取了晃州、沅州、会同等地后发布文告，号召湖南官吏投降。七月湖南巡抚毛鸿宾调遣湘军进攻天柱县，天柱县失守，姜应芳闻讯后，率军回援，不幸途中遭敌截击失利，退守“九龙山”。八月清军围攻“九龙山”，义军与清军经过激战，伤亡巨大，“九龙山”失守，姜应芳、龙海宽等义军首领被叛徒出卖被俘牺牲。余部由陈大六等人率领，以“江口屯”（今贵州省剑河县境）为根据地继续坚持斗争，曾多次攻占天柱县城。
1868年（同治七年）清军进攻“江口屯”，义军经过与敌肉博，江口屯最后陷落。晃州侗族人民仍在姜芝灵的领导下继续以“九龙山”为据点进行反清斗争，1874年（同治十三年）清军再次攻占“九龙山”，姜芝灵壮烈牺牲，北部侗族起义最后失败。这次侗族起义持续了20年（1855—1874）之久，有力地打击和动摇了清王朝在侗族地区的统治基础，在侗族近代反封建斗争史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南部侗族人民于1855年（咸丰五年）在梁维干、潘通发的领导下于六洞、四脚牛一带起义，十月义军攻下了永从县城，但不久义军失守。次年二月义军再次攻下永从县城，乘胜进攻平阳屯，起义声威大震，“黎靖城乡震撼”，④义军发展到1万余人。接着义军东进，攻占了方家屯、木洞、平茶所等地，借势东下湖南，不久后义军失利被迫退回黎平。⑤1862年（同治元年）梁维干等人重振旗鼓，聚众数千人，于次年二月攻克下江厅（今贵州省从江县西北）消灭清军2000余人。⑥此时由于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清政府得以抽调大批官军镇压侗族起义，梁维干等人领导的侗族起义军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到1875年（光绪元年），历时20年的南部侗族人民起义也失败了。
第三节 咸同年间云南各民族起义
自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清朝对云南各民族人民的统治更加腐朽和残暴。由于要分担鸦片战争赔款，使本来入不敷出的云南省财政更加紧张，云南省官府便将这些负担转嫁到各民族人民的头上，大量增加捐税，各级官吏又乘机盘剥，致使云南省成为全国赋税最重的两省之一。政治经济的日益恶化，使各民族人民无法生存，因而导致了反抗清朝腐朽统治斗争的不断发生。到1851年以后，云南省各民族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斗争，其中以杜文秀和李文学、田四浪等领导的起义斗争规模最大，影响最深。
一、杜文秀领导的回民起义
杜文秀，字云焕，号百香，回族，云南永昌县（今云南省保山）金鸡村人，商贩家庭，廪生出身，村塾教师，为人忠直清廉，素为村民敬仰，在群众中有一定威信。自1843年以来清朝统治者在云南多次挑起汉回民族的械斗和仇杀，回、汉各族人民均遭受惨重灾难。1854年（咸丰二年）永昌汉族地主团练——“香把会”勾结官府又一次制造了永昌残杀回民惨案，回族人民公推杜文秀等为代表赴京，控告地主武装无辜杀害回民的罪行，希望清政府能为回民申冤。然而清朝官吏采用欺骗的手段，不仅没有为回民申冤，反而镇压了大批反抗清朝的回族等人民。杜文秀对清朝统治者的一线希望完全破灭，随即逃往永平、大理、赵州一带，结交当地的回民，积极进行反清宣传和建立武装的活动，开始走上武装反抗清朝统治的道路。
1856年（咸丰六年）四月，云南屠杀回民的案件越来越严重，云南巡抚舒兴阿等通令全省“各府厅州县聚团杀回，须横直剿灭八百里”，对回民“格杀无论”、“不论良莠男女老幼，悉殄灭之”，①结果激起了云南各地回民大规模反抗清朝统治的斗争。当时活动在大理地区的杜文秀便联合巍山回民马金保、马朝珍，赵州回民马名魁，大理回民杜万荣等人举行武装起义，起义军很快攻占了大理城，杀死了迤西道林廷禧与太和县令毛玉成，于是年十月在大理建立起各族联合反清政权一大理农民政权，公推杜文秀为“总统兵马大元帅”。
大理政权建立后，立即消灭了洱海地区的反动地主武装，控制迤西、迤西以南的大部分州县，使大理政权基本站住脚跟。接着大理政权采取了比较坚决的反清宗旨，并采纳了太平天国西王肖朝贵的参谋吕藩的建议，宣布“遥奉太平天国南京之号召，革命清朝，改正朔，蓄全发，易衣冠”，②“时与江南洪秀全通奸”，③使大理政权在形式上成为太平天国革命的组成部分，大理政权还根据云南长期存在的民族仇杀的情况，始终坚持把斗争的矛头对准清朝反动政府，提出了各民族共同抗清的政策：“安汉反清”、“连回、汉为一体，竖立义旗，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剪除贪污，出民水火”①等斗争口号，这些口号代卷了当时各民族人民反抗清朝统治的愿望，因而使大理政权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大理政权日益巩固。
大理政权在各民族人民的支持下得到稳定后，继续采取了一些符合各民族人民利益的政策措施：（1）注意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制定了一些保护农业生产的条例。规定严禁军队破坏生产和庄稼，“纵放牲口，践踏田间粮食，或事出无意，得牲口充公，人治罪；若系故意纵放牲畜，践踏田禾者，立斩”。②鼓励人民增加生产，帮助农民挖沟防洪、兴修水利、招民垦荒，杜文秀在一些地区“给耕牛，发籽种，以助农兴”，③发放了部分耕牛农具以帮助贫苦农民发展农业生产；（2）采取了减免赋税轻纳粮的政策，“田赋征粮米，除丁银”，④废除了清朝的丁赋、公件银两、米折、厘谷等苛捐杂税，只收比较轻的实物税，其它课税一律免除，粮税也比清朝少收20—30％；（3）重视手工业的发展。大理政权采取了“兴修道，废制作，以来百工”⑤的发展手工业生产的政策，尤其重视纺织业的发展，曾聘请汉族技师教民织布，从缅甸换回棉花为原料，大理十分之七八的农民都从事纺织业，九街十八巷都可闻机抒之声，使大理城的手工纺织业极盛一时。大理政权还开办了许多厂矿和盐并，兰坪开办了银、铅、铜矿，腾冲有铁、锡、铅厂，赵州有石磺矿，乔后和喇鸡有大盐井，乔后盐井称为盐城，年产量达到12—15万担。厂矿和盐井的收入成为大理政权财政的主要支柱；（4）鼓励商人经商。大理政权采取了减轻商税，免除行商小贩的零售税，商人不当兵、不服役等措施以鼓励商业的发展。同时还“建行店，肆市廛，以安商贾”⑥整修道路桥梁，派军队驻守重要商道以保证商人来往安全，还在各地修建商场，货栈给以商贾食宿存货之方便，指派专人与外省的贸易。这些措施大大鼓舞了商人的积极性，当时大理城及附近的许多回、汉、白等民族人民多从事商业，迤东、迤南、德宏和四川、湖南、两广等地的商人都到大理经商，甚至在大理“三月街”上还出现过出售“高丽参”的朝鲜客商，⑦可见大理商业的繁荣盛况；（5）重用各民族知识分子。大理政权不断吸收各民族知识分子参加领导集团，在领导集团中早期有杜万荣、沙国安、张子经等回族知识分子，后来陆续吸收白、汉族知识分子尹健中、李华、张映民等人，他们都曾分别担任过大理政权的总理军机正参军、大参军、大司农等职务。杜文秀甚至还对大理一带的各民族举、贡、生、监等有“功名”的人及其它知识分子都竭力招抚，授以官职。⑧杜文秀还对知识分子给以照顾，规定凡读书为儒之家可以不当兵，不服役，免应门户。这一措施加强了大理政权领导集团的力量；（6）调整了民族关系。鉴于云南回、汉民族关系紧张的现实，大理政权十分重视回族与汉族及其它民族之间的关系，主张团结各民族人民共同反抗清朝统治，因此在兴师檄文中就明确提出：“窃思滇南上省，回、汉、夷三教杂处，已千百年矣，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何尝有畛域之分。”“不忍无辜之回为汉所杀，更不忍无辜之汉被回所伤。爱举义师，以清妖孽，志在救劫救民，心存安回安汉”。①在管理条例中还明文规定各民族之间均宜一视同仁，不准互相凌虐，杜文秀在处理一些案件时，有时还采用“回人犯法从严，汉人犯法从宽”的原则。这些规定和原则暂时协调了回族与汉族和其它民族之间的紧张关系，把迤西一带的各民族人民不同程度地团结在大理政权的周围，一些白、汉、纳西等民族参加了大理政权的领导集团，傣、景颇、彝、傈傈等民族的头人或土司还接受了大理政权委任的官职，这对稳定大理政权起了一定的作用，大理政权得以巩固和发展。
大理政权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符合当时云南各民族人民起义反抗清朝统治的目的，因此杜文秀领导的大理政权得到了云南各民族人民起义军的支持。
1856年（咸丰六年）当杜文秀起义军受到清军围攻时，彝族起义军首领李文学就亲自率部驰援，打败清军，解了杜文秀之围。杜文秀厚礼相待李文学，两位农民起义军领袖还表示要同心协力，并肩作战，驱逐清朝，使回、彝、汉等民族生灵安居。
1860年（咸丰十年）傈傈族起义军领袖李补、李绍先等人率军1000余人在鹤庆、丽江、剑川一带战斗，积极配合杜文秀在大理地区的战斗，使杜文秀起义军很快占领了鹤庆、丽江、剑川三县。
大理政权在控制了迤西及迤西南地区后，就积极准备向云南省城昆明进军。杜文秀调集了20万起义军，任命蔡廷栋为大经略，总理军务，又任命十八大司分别率军东征昆明，还向全省各民族人民发布讨清檄文，废除清朝年号，改用甲子纪年。在一切准备就绪后，大理起义军于1867年（同治七年）五月开始东征，沿途攻克许多州县城，直捣昆明。次年二月起义军从西、南、北三面包围昆明城，但由于义军将领指挥失当，战术混乱，又加上清军抽调大量兵力援救昆明，一直到次年初，昆明城仍未攻下。到同年四、五月，清军占了优势，义军首领李芳园、马兴堂被俘，义军又缺乏粮草，结果导致义军内部分裂，大司疆段成功降清，动摇了起义军的军心。
1870年（同治九年）清军对起义军发起全面进攻，义军溃败，20万大军几乎全部遇难，余部退回大理，据守滇西，已无进攻之力。此后清军调集重兵进攻大理。
1872年（同治十一年）十一月清军兵临大理城下，云南巡抚岑毓英利用英、法列强的洋枪、洋炮装备起来的清军，准备血洗大理生灵。在全城人民面临灭顶之灾的情况下，杜文秀与清军达成协义，以死为代价换取大理全城百姓的生命安全，随即服毒身亡。但镇压云南各民族起义的刽子手岑毓英却背弃诺言，仍然将大理城血洗一空，无辜人民惨遭杀害。杜文秀死后，大理起义军首领大司空李国纶仍在腾越坚持反清斗争，后被清军包围，突围后到乌索，不幸被叛徒出卖，于1874年（同治十三年）牺牲。至此，杜文秀领导的大理各民族人民起义完全失败了。
杜文秀领导的大理农民起义，坚持反清斗争18年之久，一方面给清朝统治者以沉重打击，另一方面迤西地区的统一，起义政权实行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将迤西各民族人民团结在一起，使社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人民得以暂时安居乐业，这些功绩是应予充分肯定的，因此大理各民族人民反清斗争在云南近代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二、李文学、田四浪领导的哀牢山各民族起义
云南哀牢山是彝族，哈尼族聚居的地区。自鸦片战争以后；这里的各民族人民受尽了帝国主义和清朝政府的压迫剥削，地主阶级又大量兼并土地，提高地租，使哀牢山各民族人民苦不堪言，“终岁苦作，不得自食，尽以偿债，饥寒交迫”，①终于爆发了李文学、田四浪领导的哀牢山各民族人民联合起义。
1853年（咸丰三年），哀牢山中段的镇沅、新平哈尼族、彝族等人民首先在田四浪（哈尼族）、普顺义（彝族）的领导下，聚集了3000余人起义。起义者曾攻占了镇沅全境和新平县西部，揭开了哀牢山各民族人民大起义的序幕。
次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帐前文书王泰阶（四川汉族）和侍卫长李学东（四川凉山彝族）从广西来到哀牢山区，在彝、哈尼等民族人民中进行反清宣传活动。他们以从事阴阳地理为掩护，在贫苦群众中进行反清的宣传发动工作，广泛联系在当地有很高威望的彝族李文学、杞绍兴和哈尼族徐东位等人，准备进行武装起义。
1856年（咸丰六年）五月起义时机成熟，于是以李文学为首，聚众5000多人，在弥渡县境瓦卢山天生营誓师起义。在誓师会上大家共同拥戴李文学为“夷家兵马大元帅”，李文学当即任命王泰阶、杞绍兴为正副参军，李学东、鲁德盛为正副上将军。起义军乘势攻入弥渡县蜜滴村，打倒了当地潘、李、白三姓恶霸地主，没收了他们的粮食、金银。并在蜜滴村建立起义军帅府和农民起义政权。帅府发布了声讨清政府和地主阶级的檄文，揭露了清朝政府与满、汉地主勾结狼狈为奸、欺压各民族人民的罪行，“我哀牢夷民……自满贼入主，汉庄主与之狼狈为奸，苛虐我夷、汉庶民，食不就口，衣不蔽体，自发爹娘，呻吟于床，幼弱子女，扶门饥啼”。②起义军大元帅李文学采纳了王泰阶、李学东提出的联合各民族人民打倒庄主，反抗清朝，支援太平天国的口号，也就是起义军檄文中提出的“铲尽清朝赃官，杀绝汉家庄主”，“夷汉庶民，共襄义举”③的主张，就使起义军有了明确的斗争方向和斗争目的，因而广泛地团结了各民族人民共同打击汉庄主与清军。根据这一主张，农民起义政权刚建立就与当时滇西杜文秀领导的回民起义军密切配合作战。
1856年（咸丰六年）六月清军围攻大理杜文秀起义军，李文学主动率兵驰援，打败了清军，并乘胜攻下了楚雄城，李文学在大理会见杜文秀时还表示了与大理起义军联合反清的决心，杜文秀即任命李文学为“第十八大司藩”。李文学援助大理战役的胜利，使起义军威震四方，清朝军队也“每闻夷匪，辄变色，夷匪虽寡，常为主帅心腹一患”。④哀牢、蒙乐、六诏等山区的彝、汉、苗、回等民族人民更积极参加起义军。接着李文学又联合了哀牢山中段哈尼族田四浪领导的各族起义军，于1858年（咸丰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彝族哈尼族共同的节日一火把节时在者干（今云南省景东境内）会盟，会盟时两支起义军首领表示要誓为打倒庄主和推翻清朝而斗争。田四浪被任命为“夷家兵马副元帅”，⑤统率指挥哀牢山中下段镇沅、墨江等地哈尼、彝等各民族起义军。同时还任命田四浪起义军首领普顺义为安彝都督，徐东位为者干都督。李、田两支起义军的联合，使哀牢山各民族起义军力量更加壮大，成为云南一支强大的反清农民起义队伍。
哀牢山各民族联合起义军，还在政治、军事、经济几个方面制定了若干政策措施。在政治上健全了政权的组织机构，在帅府之下又设立了都督府：猫街（今云南省巍山县境）、鼠街（景东县境）、者干（景东县境）、新抚（镇沉县境）、阿雄（南华县境）、嘉（双柏县境）、嘎洒（新平县境）、因远（元江县境）等八个都督。每个都督设都督一人，负责管理辖区的政治军事。还进一步强调起义政权“为民除暴谋利”的目的，严束官员和军队，“吏有扰民者，可斩不赦”。①在军事上，起义军采取耕战相结合的办法，将18—40岁之间的男女组织起来，“练以战阵，战则集之，不战则耕。男任战，女任运，男女各有职”。②即使是常备军也要在帅府或都督驻地附近的土地上耕种。在经济上根据各民族人民对土地的强烈要求，提出了“庶民原耕庄主之土地，悉归庶民所有”③的土地措施，反对封建地主对土地的占有，同时废除地租和一切苛派，农民“不纳租，薄二■（成），荒不纳”。④同时还注意生产的发展，起义政权组织农民开梯田，修沟渠，置水碾、水难，开设榨油房，没收地主的铅厂、铁厂归农民政权统一经营。鼓励农民从事牧畜、纺织和打猎业，由帅府统一收购皮、毛、麻、麻布等产品，然后外运换回食盐和铁器。这些措施不仅使农民政权得以巩固，而且推动了哀牢山区生产的发展，改善了各民族人民的生活，使一些地区出现了民富府实，兵强马壮的景象，起义政权更加得到各民族人民的拥护，皆相聚而喜曰：“不图今日复见天日，德勤米（彝语李文学）可王矣。”⑤
李文学、田四浪领导的哀牢山各民族起义军从1856—1858年（咸丰六至八年）有了很快的发展。哀牢山上段起义在李文学的率领下控制了今巍山、弥渡、南华、楚雄、双柏等县。哀牢山中下段起义军在田四浪、王泰阶等人的率领下控制了景东、镇沅、新平、元江、墨江等县，两支起义军共控制了10余县的地区，面积约3万平方公里，人口达50万左右，起义军的声威震撼了整个哀牢山区。
1870年（同治九年），清政府在英、法列强的支持下，集中优势兵力向哀牢山中段起义军大举围剿，地主残余武装也乘机而起，配合清军共同镇压起义军。由于敌我兵力悬殊和农民起义政权领导者中地主阶级代理人的叛变，起义军逐渐处于不利的地位。哀牢山上段李文学于1872年（同治十一年）率军援救大理回民起义军在途中被叛徒出卖被俘，于次年惨遭杀害。
1873年（同治十二年）李学东、杞绍兴、徐东位等义军将领继续在哀牢山上段坚持斗争，明年清军大举进攻哀牢山上段起义军，李学东等与清军进行了浴血战斗，打死了清军参将张宗玖，李杞材等七八人，后壮烈牺牲，仅李学东一人率四五百人突围，深入丛林，继续游击清军。
1876年（光绪二年）李学东病故，哀牢山上段起义最后失败。
1870年（同治九年）清军集中重兵进攻哀牢山中、下段起义军据点墨江通关哨，思陀、瓦渣等地哈尼族领主、汉族地主武装协助清军从侧面进攻起义军，起义＃军在几路敌军的夹击下损失惨重，起义军将领王泰阶、普顺义等人皆力战而死。接着清军又进攻镇沅，田四浪兵败被围困在新抚江营地，突围时不幸被俘，次年春与其二子皆被清军杀害。余部仍继续坚持斗争，但不久亦被清军所镇压，哀牢山中、下段起义亦最后失败。
哀牢山区以李文学、田四浪为首的彝、哈尼、傣、白、汉及其它各民族的联合大起义，建立了农民起义政权和根据地，提出了起义的斗争目标，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各族人民的政策措施，前后坚持反清斗争20余年（1853—1876），狠狠打击了地主阶级和清朝的统治。起义军的反清英雄事迹给各民族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李文学、田四浪等人的英雄业绩将激励着云南各民族人民把反清斗争进行到底。
第四节 内蒙古人民的“独贵龙”运动
“独贵龙”，又译“多归轮”，蒙古语意谓“环形”、“圆圈”。它是19世纪中期内蒙古伊克昭盟蒙古族人民从事反对封建主义和欧美各国列强的一种独特斗争形式，是各民族人民爱国民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鸦片战争后，各地不断爆发农民革命运动，清朝政府为了镇压起义，不顾蒙古族人民的死活，经常到内蒙古地区征兵筹饷，调派驼马，给蒙古族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使广大农牧民生活日趋贫困，在清朝统治阶级实施残酷压榨的同时，各地的蒙古王公贵族也乘机压榨百姓，他们不仅向农牧民征收牲畜税、军粮、军需毛皮、军马、汤羊、黄油、奶牛、柴草等正课，还经常要阿勒巴图（庶民）去服各种徭役。此外，还把其穷奢极欲而欠下的债务转嫁到阿勒巴图头上。繁重的赋税和差徭，压得人民喘不过气来。于是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影响下，1858年（咸丰八年）在伊克昭盟乌审旗便首先爆发了以巴拉吉尔、朱勒吉格、德勒格尔等人领导的“独贵龙”运动。
“独贵龙”运动是因为凡参加该组织的人，都有严格的纪律，开会讨论问题，都要坐成圆圈（独贵龙），在呈报官府、王公的咨文中参加人的签名亦呈圆圈形，这一方面是表示个人地位平等，同时也因为从圆形签名中难于查找领导者身份，以利于斗争的开展，故称之为“独贵龙”运动。
以巴拉吉尔等人领导的“独贵龙”运动从开始时起，就把斗争矛头指向该旗王公、官吏的暴政。他们反对各种苛捐杂税和兵差徭役，要求减轻人民的负担，反对王公、官吏贪赃枉法、抢占耕地和向边商立文借债，并将款项摊派给牧民。斗争的结果，终于迫使伊克昭盟盟长及该旗札萨克（旗长）作出让步，重新审定该旗赋课规章，决定减免苛派的杂差税课禁止强占土地和发放高利贷，禁止地方官吏利用承审民事诉讼恃强豪横，渔肉良民；禁止乱派乌拉（差役）①，初步显示了运动的威力。
乌审旗“独贵龙”运动的胜利，使伊克昭盟蒙古族人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使他们深深懂得，札萨克王公们也并非神圣不可侵犯，并知道如何运用这一形式去同统治者作斗争。
1862年（同治元年），西北回民起义爆发。伊克昭盟由于毗邻陕西、宁夏，清朝统治阶级为加强对回民起义的镇压，不时向伊盟和阿拉善旗人民征兵派饷、抽调马匹，着令前往助剿。在起义发生当年，即敕命鄂尔多斯各旗及阿拉善旗派遣精兵，“径趋平罗宁夏”②，合内地清兵，共同向起义军发动进攻。
1864年（同治三年），当轰轰烈烈的回民起义军席卷宁夏地区时，清朝政府又令鄂尔多斯各旗备办驼只，会同阿拉善兵到伊盟西南一带防堵，“相机兜击”①。
1868年（同治七年），又令乌审旗筹备骆驼千匹及脚价银两，接济被围清军；1873年（同治十二年），令乌兰察布盟调兵千名、伊克昭盟调兵2400名分驻伊盟西南。无穷无尽的徭役与兵饷，不仅使广大普通游牧民终日仆仆于道路，并忍受惨死疆场的痛苦，与此同时，封建王公们为取得加官晋爵机会，还争先恐后向清廷捐输驼马，如1870年（同治九年），伊克昭盟盟长巴达尔琥就以捐输驼马口粮等项价银25300两，换取了“乾清门行走”的封号；乌审旗协理台吉②巴勒珠尔以捐输银两，取得了“镇国公衔加三级”的虚衔。1872年（同治十一年），巴达尔琥又捐银8000两，巴勒珠尔捐银7000两，还有部分台吉捐银10300余两，并分别取得了清政府记级加衔的赏赐。毫无疑问，这些负担，都相继被转嫁到广大下层农牧民头上，致使广大牧民生活极端因难。③因而在1866年（同治五年）和1879年（光绪五年）又先后于鄂托克旗和乌审旗出现了“独贵龙”运动。特别是1879年这一次，斗争极为激烈。披甲（通过马、步、箭考试的八旗兵士）伊德木札布、通那等人率领300多名群众联名具状，控告该旗王公欺压人民、敲榨勒索群众的种种罪行，宣布抗交各项官差摊派。“独贵龙”群众一度还冲进王府，围逼王府官员答应其要求，并与作恶多端的官员进行直接斗争。运动前后延续数年。但因军事力量悬殊，最后仍被封建王公所镇压。伊德木札布和通那两人分别被放逐到湖南和山东。参加起事的下层台吉和群众，则被加以不同罪名，受到削职、革爵、鞭笞以及科罚牲畜等的惩治。
由于这次失败，以旗札萨克王公为首的封建势力又重新抬头。他们不仅重申了原有必须交纳的课税规定，还明确宣布禁止“独贵龙”运动，规定各苏木传统摊派的官差、军需等，不得借故抗交，聚众10人以上兴讼滋事的或代人呈讼的，旗府概不审理，移归各该札兰章京、苏木章京分别审处；若聚众百人以上，捏造是非，作威“兴乱”者，将为首台吉臣佐姓名报理藩院，削其职衔，并将聚集群众，遣回原籍镇辖；凡札萨克、协理、臣佐等征用乌拉马匹及汤羊时，任何人不得借故违抗。④
新规定不但使参加“独贵龙”的群众受到沉重打击，同时，也使广大农牧民进一步蒙受封建制度的桎梏。由于王公们继续横行霸道，故1885、1891年（光绪十一年、十七年）鄂托克旗、乌审旗又再次爆发了反对封建王公暴政的运动。斗争最后虽又遭失败，但革命的火种并没有被扑灭。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运动兴起。全国各地群众纷纷响应。消息传到内蒙古西部一带，乌审旗、鄂托克旗和札萨克旗的“独贵龙”也纷纷会聚，积极配合义和团运动，开展声势浩大的反洋教斗争。鄂托克旗组织的120多人、乌审旗组织的80余人的“独贵龙”，先后焚毁了城川、堆子梁和乌审旗巴格西勒等处教堂，迫使洋教士纷纷逃往小桥畔教堂。七月十五日，他们与陕北靖边和定边县安边堡一带义和团及当地蒙汉百姓一道，包围小桥畔天主教堂。各旗王公因慑于“独贵龙”的声势，也派官兵700余人参加。蒙、汉各民族群众向教堂发起一次又一次的攻击①，先后在宁条梁捣毁教堂4处，房屋600余间，杀死教士1人，教民10人，杀死城川、小桥畔教堂教士1人，教民70多人。在达拉特旗，蒙、汉等族人民还在该旗小淖尔、大淖尔烧毁教堂5处，教民房屋600余所，杀死教民数百名。此外，在准格尔、杭锦等旗，也发动了规模大小不等的仇教运动，给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以重大打击。
“独贵龙”运动在发展过程中，虽然几遭挫折，但广大群众并没有被敌人的气势汹汹所吓倒，他们从失败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故斗争不久又形成高潮。
20世纪初，清政府为缓和中原内地的阶级矛盾，挽救其腐朽统治，实施“移民实边”政策。伊克昭盟为推行“实边”政策的重点区域。从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开始，清政府便在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设立归化垦务总局。接着又于包头置乌、伊两盟垦务分局，隶归化垦务总局管辖，大规模强迫开垦。措施实行后，引起广大牧民群众的强烈反对。有着光荣斗争传统的乌审旗牧民，首先举起“独贵龙”运动的旗帜，同垦务官员和封建王公展开坚决斗争。巴音什、乌巴大台吉、五喇嘛和巴图等为了推动斗争的发展，在乌审旗先后组织了12个“独贵龙”。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春，12个“独贵龙”在海流图庙会聚，参加者约200O人。他们杀羊宰牛，祭天盟誓，宣布停交一切赋税，成立领导全旗抗垦斗争机构一局子（即公会），斗争由局部发展成为统一行动。当垦务局和王府官吏丈放土地时，全体“独贵龙”群众出动抗争，收缴放地文契，驱逐垦务官吏，迫使清政府及札萨克王公不得不暂时停止放垦。
在乌审旗影响下，杭锦旗人民也相继组织起6个“独贵龙”，发动抗垦斗争。其中尤以后套的“独贵龙”声势最大。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以厂汉卜罗领导的后套地区“独贵龙”，还与纳素朝领导的达拉特旗后套“独贵龙”合并，制作大旗，聚集民间枪支，实行武装抗垦。准格尔旗协理台吉丹丕尔在广大人民群众推动下，亦发动了大规模的抗垦斗争。他们焚毁垦务东局、垦务中局，又烧毁垦务局文书档册，拘捕了蒙古族官员格什巴图，还在南坪铸造火炮，派人联络乌审、郡王、达拉特、札萨克等旗准备武装抗垦，使清政府受到很大震动。此外，该旗的什拉召、阿拉坦鄂博、包尔哈少等地的“独贵龙”亦很活跃。他们反对该旗王公出卖旗地，反对把哈拉马格乃盐池出卖给五原厅，并揭露该旗旗主使梅楞棍布出卖旗地讨好清廷、为其子买台吉爵位的丑事，还“将梅楞棍布捆拿”，拟将其“谋杀泄愤”。②
在鄂托克、札萨克、郡王等旗亦发生了规模大小不等的“独贵龙”运动。斗争一浪接一浪，此起彼伏。清朝统治阶级软硬兼施，企图迫使参加运动群众屈服，但始终没有成功。后因部分封建上层混进了“独贵龙”运动的队伍，对清政府实行妥协退让策略，致使斗争又遭失败。
“独贵龙”运动从一个地区，一个旗的零星斗争，逐步发展至几个旗以至全盟性的斗争，又由请求封建王公改善旗政、减免赋役的请愿运动，渐次发展成为反对封建王公、清朝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侵略的武装斗争，充分反映了蒙古族人民是不堪忍受内外反动势力的压迫和剥削的，他们不仅具有要求翻身和解放的强烈愿望，还从亲身实践中逐步感受到，压迫和剥削人民的统治阶级，包括本民族的封建王公是不会向人民发善心的。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劳动人民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就必须组织起来，团结一致，向统治阶级进行长期的针锋相对的斗争，直至拿起武器。斗争也有力他说明，随着中华民族各民族人民的觉醒，广大蒙古族劳动人民也在逐步觉醒。其斗争活动，与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是紧密相联系的。蒙、汉两民族人民间，不但命运相同，斗争目标相同，休戚与共，而且总是互相支持、互相援助的。
伊克昭盟的“独贵龙”运动，因发生时间较早，属于旧式农牧民起义范畴，其革命活动，基本上都是自发的。既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也没有形成统一的革命力量，因而它的失败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
第五节 西北回民大起义
一、西北回民起义原因
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以及西南各民族农民起义影响下，19世纪60年代初期，居住于陕、甘等地的广大回族人民，因不堪忍受清政府的压迫和剥削，纷纷奋起进行反抗。他们予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以严重打击。斗争遍及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数省，前后持续12年，这是回族历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大起义，史称“西北回民大起义”。它是以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力开端的各民族农民起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起义的发生是清政府实施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政策的产物；是清政府为支付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巨额赔款、以及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浩大军费而任意横征暴敛引起的。上述情况在西北地区又特别严重，致使广大劳动人民纷纷被迫离乡背井，弃家逃亡。兰州一带，甚至出现人相食现象。“民皆相向而哭，以早死为祝”①。沉重的赋税，加上水旱灾害，使贫苦农民完全陷于绝境。由于历史的原因，回族人民所受的压迫，较之汉族劳动人民又更加深重。统治阶级不仅利用旧教压抑新教，禁止人民信仰新教，在政治上还要遭受各种歧视。一旦犯罪，还要遭到加重科罚的处治。清朝统治阶级的残暴掠夺和压迫，曾多次激起了广大回族人民的强烈反抗。他们或“聚众抗粮”②，或“以劫夺为耕作”，于秋获登场时，“三五成群，公掠民稻”③，抢收地主田禾以求生存。
陕、甘一带，是回、汉两民族人民的重要杂居区，清朝统治阶级因惧怕两民族人民联合，共同对抗朝廷，于是从中挑拨离间，制造民族隔阂，煽动民族仇恨。而回、汉两民族的地富、豪绅为了维护他们的各自利益，也有意播弄是非，混淆两民族人民的阶级视线，扩大矛盾。而当矛盾一旦被激发，清廷地方官吏，非但不秉公处治，反而“无论曲直，皆抑压回民”①，结果使回民群众更加愤慨。1862年（同治元年），太平天国英王陈王成派陈得才远征西北，招兵买马。陈得才约同捻军由南阳进攻武关，经孝义厅出大峪口，攻下渭南，直逼西安。与此同时，川、滇农民军蓝大顺、蓝二顺，亦自四川进入陕西，略取洋县等地。于是，以任武、洪兴、赫明堂等人为首，便组织远近回民在渭南、临潼一带，树起反清旗帜。接着，华州（今陕西省华县）、华阴、同州（陕西省大荔）、蒲城、朝邑、三原、富平、高陵、泾阳、咸阳等地回民，均纷起响应，势力遍及陕西中部各地，并相继建立起18大营。首领除任武、洪兴、赫明堂外，还有马世贤、马龙、马正和、白彦虎、马四元、乜代荣、乜代恩、邸大魁等人。他们以大荔王阁村、羌白镇、渭南仓头镇等处为根据地，逐步发展成为一支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武装力量。
二、西北回民起义发展及经过
起义爆发后，清朝统治者惊慌万状。当时因陕、甘军务空虚，为了争取喘息机会，遂令陕西团练大臣张芾先采取招抚政策，但起义军非但不接受招抚，反而将张帝杀死。清朝统治阶级大为震惊，派胜保领兵前往“剿办”。但胜保一到陕西，便于临潼战斗中被义军击败，并被围困于同州城中，成为义军的瓮中之鳖。清朝慌了手脚，将胜保递押进京问罪，重新任命多隆阿为钦差大臣，前往督理陕西军务。
多隆阿是一位老奸巨滑的人。他抵达陕西后，采取软硬兼施策略，又拉又打。义军虽奋勇抵抗，多次击退了清军进攻，但因缺乏统一的领导和指挥，加上战略上存在着固守城堡的错误，因而在渭南失守后，不得不被迫退往乾州、醴泉，并逐步转移至甘肃一带。
聚居在甘肃地区的回民，在渭南等地回民起义后不久就已揭竿，并相继建立起金积堡、河州、西宁、肃州4个起义中心，“众百余万，势等燎原”②。金积堡位于灵州（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宁武县）西南25公里，为宁夏和陇东地区的反清根据地，主要首领是马化龙。河州即今甘肃省临夏县，是甘、青交界一带的反清根据地，主要首领是马占鳌和马彦龙。西宁是西宁府回民的反清根据地，主要首领是马文义。马文义死后，由马桂源和马本源继续领导。肃州是马文义部下马文禄的根据地。在以上4个根据地中，声势最大的是金积堡和河州两处。当陕西回民进入甘肃后，便与各地的回民军相结合，继续转战各地。由于起义军的强大攻势，清军极为被动，被迫龟缩于兰州、秦州（今甘肃省夭水市）、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县）等几个较大的城市中。起义军在各地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予清军以沉重打击。
1866年（同治五年），西捻军根据赖文光“往连回众，以为犄角之势”③的战略决策，自河南绕道商州（今陕西省商县）出华阴，直逼西安。陕西巡抚刘蓉奉命前往狙击。陕、甘回民军得报，遂自西而东，进兵关中。又遣人进入陕北，与庆阳、宁州等地的董福祥“饥军”（汉族起义军）联络，还打通了自金积堡至渭水沿途的交通线，使清军首尾无法相顾，有力地支援了捻军的西进，而回民军的势力在斗争中也日趋壮大。
由于捻军和回民军的紧密配合，促使清政府在陕、甘的统治一度陷于岌岌可危的境地。清朝统治阶级见义军势力越来越大，万分焦急，一面将陕西巡抚刘蓉革职，委任富有镇压农民起义经验的左宗棠督理陕甘军务，一面又檄调直隶、山东、四川等省军队前往协助镇压。
1867年（同治六年）夏，左宗棠奉命赴任。他深知，若要解救当前政局，必须先使捻、回分势。于是在他到任后，即千方百计破坏其联合，并提出镇压义军要：“先捻后回”、“先秦后陇”①的战略策略，令刘松山率主力攻捻，刘典等领兵截击回民军；又采用步步进逼，蚕食零散等办法，将回民军势力向西压缩，使捻、回无法继续协同作战。
在左宗棠分化政策的影响下，1868年（同治七年），东、西捻军相继为清军消灭。左宗棠在消灭捻军后，便倾全力对付回民军。他先下令夺取关中，扑灭陕西地区的回民军，接着又把攻击目标集中指向金积堡。左宗棠认为，“西事关纽，全在金积，此关一开，全局在握”②，民为了夺取金积堡，他下令将湘、楚、淮、豫各军重新进行改编，将兵力分为南、北、中三路，令周开锡领兵出南路，刘松山率军出北路，穆图善节制西路，自领中军坐镇平、凉，实行“先抚后剿”、“剿抚兼施”的策略，三路一齐发起进攻。以刘松山为首的北路军，从陕北绥德进入宁夏，战斗异常激烈，历时二月始推进至镇靖堡。当时因董福祥被收买降附，被改编为“董字三营”，清军势力得到大大增强，使驻扎于董志原地区（位于今甘肃省庆阳县西南）的陕西回民军受到巨大威胁。次年，左宗棠指挥清军进攻董志原。回民军因伤亡惨重，退往金积堡与马化龙联合。不久，活动于径州、安化一带的回民军也相继败退。左宗棠令金顺率军从内蒙古磴口南下，令雷正绾自固原北上，三面夹攻。
当年夏，刘松山率军抵达金积堡。马化龙与陕西回民军首领白彦虎筑堡固守，并引黄河秦、汉二渠为濠，实行坚壁清野，屡败清军，嗣因堡内粮缺，出现人吃人现象，陕西回民军主张撤往河州、西宁，再继续斗争。而马化龙则想与清军媾和。双方各持已见。最后白彦虎单独率领陕西回民军撤离金积堡。
陕西回民军的撤退，使马化龙完全陷于孤立。为了解救被围困的军民，他决心向清军缴械。
1870年（同治九年）初，由于刘松山在马五寨受降时侮辱回民被打死，清军大乱，回民军于是转守为攻。铁正国率兵出击乾州（今陕西省乾县）、陇州（今陕西省陇县），进袭陕东；白彦虎等进攻固原，逼平、凉；马占鳌进驻太子寺，与傅先宗相峙于三甲集。一时间义军声势又振，陕西告急。左宗棠被困于平凉，焦躁不安。但因入陕义军各自为战，没有统一的指挥，又缺乏坚强据点，故不久又被迫退回甘肃。左宗棠令刘锦棠猛攻金积堡，又决秦渠灌城。义军凭藉纵横的沟渠，与清军展开殊死搏斗。同年，因城内粮草再次断绝，军民饥馁无食，马化龙于是又要求归降，为清军所杀。金积堡失陷。化龙家族成年子弟均被处死，同时被杀的义军达1800余人。自灵州至吴忠之间450余座寨堡亦全部丧失。
金积堡的陷落，河州便立刻成为清军进攻的重要目标。通过金积堡战斗，左宗棠已知道回民起义军不容易对付，因而在战斗结束后，曾经数月筹划，方始出兵。
1871年（同治十年）八月，清军分道进犯河州。左宗棠自平凉移驻静宁，继又扎营于安定（今甘肃省定西县），并调集40多营军队，分左、中、右三路出师。起义军在洮河西岸筑造了坚固的防御工事，积极开展保卫河州的战斗。先于康家崖败清军右路，接着又于太子寺设伏。当清军进入防线后，便举兵出击。清提督傅先宗、徐文秀被击毙，提督、总兵以下死者数十名。清军纷纷溃散。起义军本可乘胜追击，挽回危局，但因马占鳌对前途丧失信心，声称“打胜了投降，比打败了投降好得多”①，决心归降清军，派其子马安良到安定向左宗棠乞降，结果断送了河州人民用生命换来的胜利成果。所属部队被改编为“三旗”，本人也得到清政府的重用，被授为督标兼中旗管带，成为清廷屠杀回民起义的忠实帮凶。
马占鳌的行动，不仅使义军力量再次遭到严重损失，亦进一步加速起义的失败。1872年（同治十一年）七月，左宗棠率军驻扎兰州，准备进攻西宁。时值西宁教争严重，政局混乱，西宁办事大臣王通荐举马桂源为西宁知府，马本源为镇标游击代理总兵职务。白彦虎带领陕西回民军于西宁地区活动。左宗棠便一面令刘锦棠出兵进犯，一面又令人至西宁策动马桂源和马本源作内应，与清军配合。但马桂源兄弟非但没有听从左宗棠的鼓动，反而更加积极地领导西宁地区的回族和撒拉族军民与陕西义军配合，协力抗御清军，予清军以重要打击。清军经大小50余次战斗，仍未出碾伯地界，左宗棠使用调虎离山计，令清军及河州归附回民军进攻循化，又暗中令人至西宁策动回绅背叛，使义军腹背受敌。结果白彦虎被迫退往大通，马桂源兄弟率军驻循化。由于力量分散，遂为清军各个击破。马永福、马镇国、毕大才、禹得彦、崔伟等相继投降。马桂源、马本源被杀，自彦虎率残部败走肃州。
肃州是由马文禄招纳渭南、金积、河内、西宁等地散亡回民建立起来的起义军据点。虽然形成时间较其余地区稍晚，但声势仍然很大。中有甘回10万，陕回2万。西宁义军失败后，肃州义军便成了清军集中打击的目标。白彦虎移师肃州后，义军势力一度有所振作，曾相继攻克甘州与高台一带。但因清军集中全力日夜轰击，最后由于寡不敌众，不得不开城投降。肃州城破后，左宗棠纵兵肆杀，“枪轰矛刺”，“除拔出老弱妇女900余口外，尽付焚如”②。马文禄遭腰斩。白彦虎因在清军围城时，有感于“势难久踞”③，率众出嘉峪关，转战于新疆一带，始免于难。一场轰轰烈烈的回民起义从此便被镇压下去。
起义失败后，左宗棠为了对付幸免于难的人，采取“涣其群、孤其势”的办法，把原先住在八百里秦川、秦渠等地的回民尽数迁往僻远、贫瘠的山区安置，以示惩罚，充分暴露了清朝统治阶级实施民族压迫的反动本质。
三、西北回民起义失败的原因和教训
轰轰烈烈的西北地区回民起义，虽然最后以失败告终，但其影响却是深远的，给予人们的教训亦是深刻的。综观起义的发生，发展经过，其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客观方面看，主要是因为当时全国革命形势已经低落，太平军、捻军的起义都已相继被镇压，中外反动势力又进一步勾结，使清朝统治者有条件集中较多的兵力和物力来对付起义，从而使清军在兵力、装备、粮饷等方面都较义军优越。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给革命运动的继续发展造成严重困难。这是其一。
其二，起义军自始至终，前后历10余年，但并未明确提出推翻清朝反动统治、建立新政权的要求和主张。斗争虽然是在反抗民族压迫的基础上产生的，但主要是为了追求生存和自卫，表现出明显的自发性质。自称宁郡两河“大总戎”的起义首领马化龙，非但没有推翻清王朝的思想准备和认识，他甚至还说自己是受马兆元等的“煽惑裹胁，误入其党”，①“遭逢乱世，为众推戴，不得不维持桑梓，苟延残喘”，明确表示欲待清廷“东南军务平定”，“有贤明官吏主持西北大局”，届时便自愿放下干戈，“当一个太平百姓”②，明显地表现出对清朝政府存在着种种幻想。这里虽然不能把马化龙的思想和广大群众的思想混为一谈，但却是掌握着起义领导权的上层人物的思想倾向的一种自然流露。它有力地表明，起义军的斗争目标是不明确的。没有明确的斗争目标和正确的政治纲领，就不会有正确的战略策略，就无法实现统一领导和统一行动。在起义过程中，虽然逐步形成了金积、河州、西宁，肃州4个中心，但4个中心基本上各自为战，固守各自的根据地。这种分散状态，对付弱小的敌人，尚可勉强应付，倘若要对付强大的敌人，则只有听任挨打而已。尔后清军之所以能将其逐个击破，正是利用其存在的弱点而采取的策略。
其三，斗争从一开始领导权就为回族中上层及寺院教主、阿訇等所掌握。在陕西回民义军18营中，就有不少阿訇担任大小首领。马化龙既是大阿訇，又是地方豪富。马桂源是教主，马占鳌、马文义是阿訇。这些人在回族群众中，虽然都有较大影响，但由于他们所处地位不同，利益要求不同，故其加入，势必使起义队伍受到严重腐蚀，既容易模糊广大回族劳动人民的阶级视线，同时，又使起义队伍容易受宗教偏见的影响，从而给起义的进一步发展造成障碍，当起义处于高潮时，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往往还能跟着走，但当起义受挫折时，他们大都又最先动摇，有的甚至出卖起义，残杀同伙。宁夏王家团庄的王大桂，与清地方官员勾结，共同杀害马兆元和马万冈；河州的马占鳌，勾结清军共同杀害马桂源兄弟，就是这一事实的典型。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这些人在起义军中所占比例虽然不大，但所起的破坏作用却是很大的。
其四，私有制观念及狭隘民族主义思想影响。回、汉两民族人民，长期以来共同生活、共同生产，均饱受民族压迫和剥削，彼此之间是有着浓厚感情的。阶级利益亦完全一致。但由于信仰不同，风俗习惯各异，清朝统治阶级便从中挑拨离间，而回、汉两民族地主阶级又恣意渲染，以致两民族人民在起义以前，经常互相“仇杀”。起义爆发后，虽有少数汉族加入起义军，但因义军领导者大都是回族上层、阿訇，他们囿于阶级偏见，不仅不把汉族地主阶级与广大汉族劳动人民加以区别，有的甚至还挑动回、汉对立，树立“灭汉兴回旗帜”，“大肆焚杀”③。而广大回族人民，由于私有制观念和狭隘民族主义思想影响，也不懂得没有汉族人民的积极参加，就不可能取得斗争胜利的道理，结果，使斗争陷于孤立无援的地位。
其五，由于内部教争严重，教门之见很深，教派与教派之间，“往往械斗”④，或采取不合作态度，致使彼此间互相削弱。例如1863年（同治二年）发生于丹噶尔地区的斗争，就延续了很长时间，并相互残杀，使广大回族群众蒙受了巨大损失。
总之，通过这次起义的失败教训，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在阶级社会里，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在代表新的生产力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前，是根本不可能的。广大回族人民要获得真正的翻身和解放，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与汉族以及其它各民族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否则就无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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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苑书义等：《中国近代史新编》，第221页。
②《太平天国》：第2册，第850页。
③《广西大瑶山社会历史情况调查》。
④简又文：《太平军广西首义史》。
①张德坚：《贼情汇纂》，载《太平天国》第3册。
②《法国公使天京聘问记》。
③《回族起义》第4册，第280页。
①《左文襄公文集奏稿》卷二三。
②《瑶族简史》，第80页。
①《太平天国印书》下册，第664页。
②《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汇编》，第220、221页。
③赵炳麟：《练院奏事灵·请缓解广西新案赔款折》。
④《民国永淳县志》。
①《光绪新宁州志》卷四。
②《平桂纪略》卷三。
③《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1期，第6、7页。
④光绪《上林县志》卷六。
⑤光绪《股匪总录》卷一
①《荔波县志》。
②潘一志：《水族社会历史资料稿》，第124页。
③张秀眉在汉文史籍中被写作“张臭迷”。这是一种侮辱性的带贬意的写法，应予否定。
④韩超：《苗变纪事》，载《贵州通志》前事志，卷二三。
①1958年《张秀眉调查资料》
②民国《施秉县志·兵事志》。
③周煦：《猪拱箐平彝纪闻》。
④同上。
①光绪《天柱县志·兵燹纪略》。
②同上。
③贵州通剑河小湳人侗族杨光华先生提供材料。
④光绪《黎平府志》卷五下。
⑤光绪《黎平府志·前事志》卷二一。
⑥光绪《黎平府志·前事志》卷二八。
①《回民起义》第2册，第293页。
②《大理府志》卷九。
③《回民起义》第1册，第283页。
①《回民起义》第1册，第8页。
②《回民起义》第2册，第119页。
③《回民起义》第1册，第47页。
④民国《大理县志稿》
⑤《回民起义》第1册，第47页。
⑥同上。
⑦詹承绪：《略论杜文秀政权的几项政策和措施》，载《思想战线》1987年第3期。
⑧《回民起义》第2册，第131页。
①《回民起义》第2册，第131页。
①《景东县志稿·杂录志》卷二二。
②《哀牢夷雄列传》，载《云南史料丛刊》第14辑。
③同上。
④同上。
⑤同上。
①《哀牢夷雄列传》。
②同上。
③同上。
④同上。
⑤同上。
①参阅郝维民：《伊克昭盟“独贵龙”运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载《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1辑。
②《清穆宗实录》卷五二，同治元年十二月戊子。
①《清穆宗实录》卷一○三，同治三年五月癸丑。
②台吉，清代封爵之一，在王、贝勒、贝子、公之下，分一至四等。多用作封赠蒙古及西北边疆某些民族的贵族首领。
③参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同治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定安等奏。
④参阅《伊克昭盟盟长扎那格尔第呈请理藩院判处札萨克旗“独贵龙”之呈文》，见郝维民《伊克昭盟“独贵龙”运动》。
①参阅《拳祸记》下册，第259—261页
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十五日文哲辉“奏为待参垦务大员败坏边局欺蒙巧取蒙民怨恨后患堪忧折”。
①《甘宁青史略正编》卷二一，第17页。
②余树畴：《秦陇回务纪略》，载《回民起义》第4册，第217页。
③杨毓秀：《平回志》，载《回民起义》第3册，第107页。
①张集馨：《临潼纪事》，载《回民起义》第3册，第17页。
②杨治平：《丹噶尔厅志》卷一。
③《赖文光自述》，中国近代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第863页。
①《左文襄公文集书札》，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六，第108页。
②《左文襄公文集》卷一一，第33页。
①马霄石：《西北回族革命简史》，第47页。
②易孔昭等编撰：《平定关陇纪略》卷一二，《回民起义》第4册，第185页。
③裴景福：《河海昆仑录》。
①《钦定平定陕甘新回匪方略》卷三五。
②《甘宁青史略》（正编）卷二一。
③《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九六。
④《甘肃新通志》卷四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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