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 [ChineseSSSR] 中国能找到宗教治理新思维吗？
Yang, Fenggang
社会政治层面对待宗教问题应该脱敏
卓新平（图片来源：凤凰佛教）
最近，学术界和理论界在关于民族、宗教问题的讨论中，出现了一些比较偏激的观点和引人担忧的主张，如在民族问题上希望尽快实现中华民族的“族群”融合而减少对少数民族特点的突出，在宗教问题上主张强调与主流社会意识之“异”而消极对待“求同”的努力。这些观点实际上会对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带来潜在的伤害和隐藏的危险，在当前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可能会混淆视听、造成误导，甚至会增加我们和谐发展的难度，带来本可避免的麻烦。因此，为了防范于未然，我们深感有必要冷静、清醒、全面、智慧地思考、讨论“宗教与文化战略”问题，使我们的社会文化在精神动力和精神支撑上有更明智、更有利的选择和取向。
在宗教对于中国社会文化战略的意义上，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宗教是其社会状况的反映”这一基本原理，以及中华文化多元通和、社会一统的传统及现实，我们认为应该意识到且努力争取实现这一良性发展：把宗教从社会存在、文化意义、精神影响和政治归属上全面纳入社会的整体建构和一统体系，防止宗教因被误解、冷落、忽视、排拒而出现在社会中及对社会本身的“异化”或“恶化”。今年年初，我曾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呼吁，对于宗教，我们一定要“拉进来管”，避免“推出去乱”。所以，我们有必要构设、调整好我们关涉宗教的社会举措、政治策略和文化战略，力争形成如下发展态势：即当宗教作为政治力量时，应该成为现实政治力量的组成部分；当宗教作为社会系统时，应该成为当今和谐社会的有机构建；当宗教作为文化传承时，应该成为弘扬中华文化的积极因素；当宗教作为灵性信仰时，应该成为重建精神家园的重要构成。只有通过这种努力，才有可能防止宗教被“异化”、“他化”、“外化”和“敌化”。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社会政治出现巨变，但其“精神性”诉求在传统语境中却被弱化。过去经济实力的不强使国人致力于发展“实学”，但对文化的“软实力”，支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精神力量”则明显关注不够，甚至出现偏差。与之相伴随的，乃是人们在心态上从“唯物”变异为“重物”，从突出“实践”滑向强调“实用”。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交织，形成了社会发展的逆风和阻力，社会对此也没有理想的、普遍的解决之途。而在过去60年的宗教认知上，曾出现的存在与意识的脱离、社会基础与思想观念的脱节，就造成了难以理解的反逻辑、非因果关联的结局：人们批判宗教是因为其乃“统治者”的宗教，是替统治者服务并维护其利益的，却忘了今天的中国已是人民群众自己在当家作主，无产阶级革命党已经成了“执政者”，正在实践着其对国家的治理和统领；当社会在强调宗教负面、消极和落后的因素时，却遗忘了马克思主义所论及的宗教之负面影响是由于其负面的社会存在。当社会基础已出现根本变化，执政力量有了质的改变后，难道不应该重新审视在这一基础上所产生的宗教以及这一宗教对新的执政者的维护吗？我们需要社会和谐并为此作出持续不断的努力，但我们所习用的文化模式却仍然是共产党执政前的那种“革命式”、“造反式”的文化，我们今天在构建和谐社会、强调社会稳定时却缺乏一种和谐文化、维稳文化的基本支持。在宗教方面，也就是没有看到宗教恰恰是和谐文化的精神支撑和重要构成之一。在我们今天发展和谐社会的愿景中，宗教本来可以发挥其更为积极、有利的作用。在“新文化运动”出现近百年后的今天，我们有必要从中华文化重建的意义上来回顾并反思这一运动，梳理、澄清其对宗教的认知和态度。由此，我们才能真正完成其提出的建构中华全新文化的历史使命。
由于在社会思想意识形态中仍保持着对宗教的贬低，在社会政治存在层面上仍有着对宗教的敏感，其结果是，真正可能让宗教发挥其积极作用的，也只能是经济等相关领域。人们一方面在高喊并反对着“宗教搭台、经济唱戏”，但另一方面实际上却在鼓励、推动和促进宗教场所成为吸引人们消费的旅游景点。于是，宗教场所“被承包”、“被上市”，其经济作用被过度抬高，而宗教领袖也往往被视为当地招商引资的“人缘”、“人脉”，而没有太多关注其精神净化、超脱尘缘的灵性本真。这种恶性循环使社会误解宗教，亦使宗教深感压抑。宗教的存在和形象被扭曲，也使人们常常把社会其黑恶现象与宗教简单相连，这种情景已不应该继续维持下去了，我们必须推动一种良性、积极的转变。
从复杂、多元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发展来看，宗教出现嬗变、“流俗”和“物化”的危险在加大，社会的偏见也可能触发宗教的某种隳沉，一旦出现宗教在我们现实存在的“非精神化”或“非超然性”变迁，一旦宗教走向“离心”之路或“另类”选择，社会就有可能进入“多事之秋”，民族宗教问题亦会频发。今天，中国应对国际上复杂、严峻的形势，首先必须自我强身，巩固我们自己的内部，拧成一股绳，形成凝聚力。因此，对宗教的态度就非常关键。如果以和谐为立意来看待宗教，则应主要用对话、沟通的方法。诚然，宗教中也有不和谐的因素，宗教之间的冲突、纷争乃不争的事实，而且宗教也与境外有着千丝万缕的正常或不太正常的联系，不能否认其中也包含着外界渗透的意向和实践，但我们处理这些问题却不是为了扩大矛盾、增加纷争、激化冲突，把宗教推向对立面，而应尽量化解矛盾、消除纷争、平息冲突、理顺关系，使宗教界保持为我们的基本群众，成为向心力量，并扩大国际宗教界对我们的正确理解和友好相待。
所以，社会应以平常、正常之心态来看待和善待宗教，让宗教以其“神圣”、“道德”、“超越”之维来关心、支持并热情、主动地直接参与社会及文化建设，理直气壮地参与社会慈善和文化事业，减少人们的尘、俗追求，净化人们的心灵，提升人们的精神，使宗教成为社会大众安身立命、和谐生存的精神支柱之一，成为民族团结、社会和睦的催化剂和保护层。这种宗教生活的正常化及其由此而可正面追求的道德、精神生命的升华，这种对社会的积极推动与和谐构建作用的形成及扩展，应该是我们的社会及其宗教理应实现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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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Wednesday, May 11, 2016 at 11:3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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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ChineseSSSR] 中国能找到宗教治理新思维吗？
中国能找到宗教治理新思维吗？
4月下旬中共中央举行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国际媒体对此颇为关注，几乎所有的报道和评论都指出，会议释放出了收紧宗教管制的信号。不过，我个人觉得，这场多次被推迟的会议所释放出的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信息是：中共高层认为，现有的宗教理论还需要得到发展，宗教工作水平需要得到全面提高。
就官方的宗教理论而言，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共是有明确的宗教理论的，即宗教的“五性”说——承认宗教的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长期性。在这个理论基础上，中共中央出台了1982年19号文件“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为五大宗教的恢复重建提供了有限度的自由空间。
虽然19号文件坚守无神论，但基本上是一种“启蒙的无神论”，即认为当前社会条件决定了宗教必然长期存在，信教群众是团结的对象，中共所应做和能做的，就是进行无神论的宣传和教育，“启蒙”大众放弃或远离宗教信仰。不过，由于改革开放的中心任务及其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的影响，使得无神论宣传教育并没有有效地施行。
但是，1989年的政治事件后，特别是1999年法轮功事件后，面对国内和国际新的形势，中共中央深感有必要更新宗教理论，并且为此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这也是耗资巨大的马克思主义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这个阶段的官方理论努力，虽然有效瓦解了宗教“五性”说，但除此之外并无新的建树，只不过更多地采纳列宁和斯大林对于宗教的论述，即对于宗教要进行坚持不懈的政治斗争，从改革开放初期“启蒙的无神论”转向了“战斗的无神论”。
在此期间，官方尤其强调苏联东欧共产主义政权解体过程中的宗教因素，认定宗教是共产党政权的异己势力，强调宗教与共产主义势不两立，反复强调共产党员绝对不能信仰宗教。这种理论通过中共党校和国家行政学院系统，得以在中上层党政干部中广泛传播，其政治影响广泛而又深远。
与此同时，学院派的宗教理论建构一度趋向开放。在改革开放初期，学术界曾经就马克思有关“宗教是鸦片”的论述进行过激烈争论。其中有些很有影响的学者，一度主张“宗教鸦片论”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石，后来放弃这种观点，转而吸收近现代西方宗教社会科学理论，平衡看待宗教正反两个方面的社会功能，承认宗教对于社会也可能有积极功能。同时，宗教领袖提出的“宗教是文化”的宗教文化论，也得到学院派学者的呼应，这为“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不过，这些学院派学者面对广大信教群众，依然是居高临下地认为，宗教信仰是愚昧落后的，常常喜欢指出，宗教信徒中老年人多、妇女多、文盲多、农民多。只不过，他们不主张用政治方式打击压制宗教，而是主张对信徒进行启蒙教育和引导。
其实，在江泽民任期的最后两年，他似乎一度有意建构更加开放的宗教理论，摆脱宗教工作上的被动局面，甚至不惜摆脱马、恩、列、斯既有论述的束缚。但是，主管宗教工作的官方理论家们进行了消极抵抗。只有一位并非宗教问题专家的青年理论人潘岳，在《深圳特区报》发表了一篇《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必须与时俱进》，认为中共应该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善待宗教信徒，结果却招致官方理论家们的一致声讨和封杀。
后来，有学者进一步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应该是温和的无神论者，主张真诚尊重人们的宗教信仰自由，通过社会改革和发展来逐步消除宗教信仰所赖以存在的自然条件与社会条件，当物质文明得到极大发展之后，宗教就会自然而然地消亡。但是，温和的无神论提出后，立即被主管宗教工作的权力部门打入冷宫，不许在报刊上公开讨论。与此同时，战斗的无神论者却异常活跃起来，四面出击，点名道姓地批判宗教和宗教学研究。
在战斗的无神论猛力攻击下，学院派宗教研究者陷入被动，最先是沉默不言，后来则被迫公开表态，在宗教问题上向左倾斜。也有人主动投其所好，在看到战斗的无神论和官方理论家们对基督教发展倍感警觉时，便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宗教生态失衡论”，公开鼓吹用“土教”压“洋教”，呼吁国家扶持佛教、道教、儒教以及民间宗教，以便抑制基督教的迅速发展。只不过，这种民族主义的策略性理论，与高唱英特纳雄耐尔的马克思主义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因此在官方定调报告中实在拿不上台面。
与此同时，在反宗教渗透的口号声中，有些人勉强提出“宗教中国化”的策论，公开要求基督教必须向历史上的佛教学习，从“沙门不拜王者”的原则，转变为“不依国主佛法不兴”的心态，调整教义，改造神学。“中国化”的说法虽然被习近平的正式报告所采纳，但是语意模糊，其本意或许是瞒天过海，结果却是欲盖弥彰。其实，在文化和社会层面，基督教早已得到充分中国化，广泛融入中国社会之中，不然我们无法解释基督教为何会如此迅速地发展。问题的关键不是基督教还不够中国化，而是接受了战斗的无神论理论的党政干部，与基督教之间仍存在较大的张力。
总之，中共在宗教方面的种种现有理论和策论实在难以令人满意，但却不得不将其收纳于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的定调报告中，这实在是无奈之举。在宗教问题上，中共要想走出当前这种困局，的确需要取得宗教理论上的突破性发展。没有理论的发展，宗教工作岗位上的党政干部们无论怎样努力提高水平，恐怕都难以取得治理的成效。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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