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写的一篇,发在我空间上,也给大家看看。对历史和心理有兴趣的朋友,这也许有帮助。
一个学生不久前去了上海,回来后谈到周日礼拜去了上海国际礼拜堂。这是上海最大的三自礼拜堂。很兴旺,也有很多年轻人,和广州东山堂类似。听了这位同学提到国际礼拜堂,不禁想起一段历史。这段历史现在鲜有人知,即便是国际堂的信众,恐怕也没有几个人知道。至于那里的三自会牧师和神职人员,他们应该很多人还是知道这段往事的。
这个真实历史故事就是,当年这个国际礼拜堂有位长期潜伏的红色牧师李储文。他是这里的主任牧师,是礼拜堂里属灵和行政的总负责人,真实身份却是地下党员,受上级派遣长期潜伏在教会里。李氏乃浙江宁波人,沪江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hanghai,原校址在今天的上海理工大学)毕业。沪江是民国时期有名的教会大学,由浸信会所创立。沪江除了不少人才,比如徐志摩等。说来有些奇怪,民国时期有大批教会学校,教育和学术上都很成功,但在传播福音这件大事上,都可说是失败。不仅如此,这些教会学校还出了大批的地下党员。李储文就是其中之一,沪江读书期间就秘密入党。李储文入党后还在教会,毕业后加入基督教青年会,后来按立为牧师。他受周恩来直线领导,抗战期间委派到大后方。他以基督教青年会传道人的身份,在西南的各个学校组织学生活动,真实目的却是中共的统战工作。吴晗、闻一多等文化名人就是由他促成向中共靠拢。四十年代后期,李氏赴美取得耶鲁神学博士学位,回来后到了上海最大最有影响的国际礼拜堂,任主任牧师毕范宇
的助手。
1949前后政权更替,新政权工作的一件大事就是驱逐外国势力。这在教会就是三自运动,驱逐外国传教士,并改造教会。李储文在此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很多传教士世世代代献身中国,事实上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在信众中也有很高的名望和地位。要推进三自运动,就有必要把这些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清除。趁着韩战之际的民族主义高涨,全国各地教会都发起了控诉批判帝国主义传教士的运动。李储文在上海热火朝天投入工作。而他批判斗争的对象,不少就是他当年教会学校的师友。大批判运动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当时国际礼拜堂的主任牧师毕范宇(Francis Price)。毕氏家族世代扎根中国,他自己出生在浙江嘉兴,成长工作也都在中国。他是金陵大学前校长,也是乡村建设的前驱之一,曾在南京郊外的江宁创办教会的实验农场。毕范宇也是耶鲁神学博士,所以他之于李储文,不仅是牧师与助手,还是学长,有师徒之谊。人心曲曲弯弯水,毕氏怎么能想到有朝一日会被自己的亲密助手拉到批判台上?革命群众群情激奋,李牧师慷慨激昂,痛诉帝国主义的特务、走狗、反动派、资本家等等。毕氏站在台上,面对咒骂、口水、指指点点和推推搡搡,而台下不少就是他自己牧养的羊。他们出生,他祝福;他们长大,他施洗;他们结婚,他证婚主礼;他们亲人去世,他追思死者,安慰生者。他们本来是羊啊,现在怎么叫声变了?他们的眼睛也不再温柔,啊,可怕的眼睛啊!毕氏低头
垂首,他想到了什么?也许,他想到的是经上的话,“他好像被杀的羔羊,一声不响”。
最终,毕范宇在仓皇狼狈中被驱逐出境。国际堂其他两位牧师,不配合控诉批判运动,一位自杀,另一位惨死狱中。于是,国中太平。李储文堂而皇之取代洋人和走狗,成为教会领袖,出任国际堂主任牧师。他在国际堂的主日证道,被认为是信仰纯正,是真正脱离了帝国主义的中国信徒自传自养自治的典范。他在属灵和学术上也受人瞩目。他发表了被称为极其属灵的复活节布道,“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还在《天风》上发表《罗马书》的解经文章。李氏在新朝中青云直上,在政界也有影响。
如果不是新朝政治的翻云覆雨,李储文牧师的政界教界二途的康庄大道还会继续。文革到来中断了李氏的牧师生涯。革命群众把所有宗教人士都列为牛鬼蛇神,基督教神职人员尤其受到无情斗争。李牧师自然不能幸免。领袖所说的要文斗不要武斗,只是一句空话。真实情况则是关乎血肉的血腥残酷。李牧师不堪承受革命群众的残酷斗争,从箱底取出秘藏多年的党证,亮明真实身份。革命群众惊呆了,想不到这个身穿圣袍的牛鬼蛇神居然是革命老前辈,而且是党中央直线领导的大人物。国际堂的会众在这惊天秘闻下膛目结舌,半天合不拢嘴。李牧师旋即被有关部门转移他处,保护起来。牧师生涯结束了,革命工作还在继续。李储文不久就以革命干部身份调任统战部门。重开国门后,他在八九十年代到香港新华社分社出
任要职。众所周知,香港新华社是大陆海外情报部门的大本营。李储文以其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出任此要职,可谓名至实归。从此任上离休后,李氏还活跃于各种社会活动,并出任上海杉达学院董事长。
李储文是1918年出生的。现在还活着,快一百岁了。这是个活着的传奇。值得留意的是,如李氏这样的秘密红色牧师,并非孤例。有越来越多的红色牧师浮出水面。赵复三,上海人,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加入青年会。1949以后活跃于三自运动,出掌燕京神学院。六十年代忽然以革命干部身份调任社会科学院,领导宗教批判的研究工作,后来官至社科院党委副书记。刘良模,浙江镇海人,从小在教会中长大,从沪江大学附属中学到沪江大学一路读上来直到毕业。他也是长期潜伏教会,在三自会担任要职。他不仅是青年会的传道人,还是出名的音乐指挥家。在教会诗班习得的音乐素养,在抗战宣传的歌咏中派上用场。抗战时期他足迹遍及各地,很多大合唱都是他指挥的。现在鲜有人知,新朝国歌定为《义勇军进行曲》,就是他提议的。
还有另一位更为出名地位更高的丁某主教,上海人,也是圣约翰大学毕业。坊间一直流传他也是潜伏红色牧师。他活着时候就曾不少次面对此问题,而他的回答都是巧妙玲珑拐弯曲折,没有Yes也没有No。他前两年去世了,把秘密带到另一个世界。至于吴耀宗,三自运动的architect,也有人认为他是红色牧师。他应该不是。我在《追随论证》的导言部分有论及他的著作。吴氏神学确实认为唯物论和基督教可以结合。但这只是是神学立场。从他留下的文字看,他是个坦荡君子,不太可能从事秘密工作。当然,这是一己之见的猜测。一个人的真实面目,上帝知道。
据知,类似红色牧师的现象,也出现于基督教以外的其他宗教,也有秘密地下党员在其中活动。此中所涉及的议题很多,信仰、政治、道德、心理等。对读书人而言,求真是本能。这里想要问的是这样一个问题,这些红色牧师扮演此角色,到底心中作何想?诚然,争权夺利,兵不厌诈,间谍和潜伏这行当并不稀奇,古已有之,身在曹营心在汉,并不鲜见。但红色牧师毕竟不同,他扮演的对象要面对的不是尘世中人,而是上帝。红色牧师的不信上帝,也和教会中有些信徒的信心问题不同。有些信徒确实是稀里糊涂信了的,但哪一天他对教会生活没兴趣了,他就不来了。还有些信心不好的,则在教会生活中体现出来,他会抱怨会质疑上帝,他不会掩饰对上帝的疑虑。但红色牧师不一样。他只能表现得更为敬虔属灵,信仰
坚定。
熟悉教会生活的人知道,严格说,牧师是没有休假日的。他每天都要把自己“摆上”。在会众面前带领读经祷告,布道唱诗。伤心痛苦的,他要以上帝之名给他们安慰,婚恋嫁娶的,他要以上帝之名教导他们相爱之道。生老病死,都在牧师照看之下,都以上帝之名。直到去世,牧师要主持葬礼,宣讲天国的盼望。所有一切,都以上帝之名,都结束于一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一个不信上帝的人,一个唯物论者,一个原子粒子的进化论者,站在祭坛上,心里想的是什么?
这不是一朝一夕,红色牧师站在上帝和信众面前,长年累月。李储文牧师牧会长达几十年。在这漫长岁月里,红色牧师们心底到底何想?没有上帝,一切都是原子粒子?宗教不外是鸦片,是幻觉,而信众不外乎是未得真理的愚夫愚妇?他们一边布道祷告,一边心里说,这些愚夫愚妇,这些鸦片烟鬼?这些软弱之徒,给他们一点鸦片安慰一下他们?啊,伟大真理!在我心中!不仅真理在握,还能够长年累月骗倒这么一大片,红色牧师智力上有极大的满足自豪?就象小孩玩一个恶作剧,骗倒一大片就开心得要死?面对信众虔诚纯真的眼睛,听到他们的叹息祷告和倾诉,他们有没有自己疑惑的时候?难道这一切真的是幻觉?真的没有上帝吗?
他们到底何想,不得而知。必须承认,红色牧师心理强大,无以伦比。这不是说他们都是某位领袖说的,是钢铁做的。但如果不是赵复三后来的际遇,没人想到红色牧师也有变色的时候。赵氏后来被委派出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官。某年夏天的坦克与学生的悲剧中,他身处巴黎,发表声明谴责大陆,宣布脱离组织。后来他一直流亡海外。曾听人谈过,赵氏后来回归信仰,真信了上帝。
从历史来看,大陆的红色牧师也不是孤立现象。在前苏东阵营的国家也普遍存在。随着苏东解体,民族和解,过去很多历史档案的公开,人们看到了一个完整的前社会主义国家的面目。事实是,当年这些国家都有两个面目,一个是报纸电视上的幸福生活面目,一个是秘密社会的面目。东欧曾有一个著名作家,非常爱他的父亲,以他父亲为骄傲。在他眼里,父亲不仅是一位好父亲好丈夫,还是好邻舍,好朋友。他父亲去世后,苏东解体,民族和解。档案解密后,他去领回父亲的档案。结果发现父亲是秘密部门的人员,专门告发亲朋好友。前东德的秘密情报部门斯塔西,密探遍布每个角落。整个国家,每二十个人,就有一个为斯塔西服务,定期报告。影响很大的电影《窃听风暴》,所讲的故事不是传说,而是真实。随着
信息流通的不可阻挡,国内现在已有不少当年的秘密浮出水面。但完整的历史面目,只有等到民族和解的一天,人们才能完成一个完整的拼图。
最后,这些红色牧师的存在,对信众而言,有何意谓?广而言之,即便不是红色牧师,一个神职人员,一位神学家,都有可能是不信上帝的。他或她在意的或者是钱财地位名望等等。入得此行,其实不信。但是,信众来教会,是见上帝,不是见牧师。对信众来说,终极层面来看,你永远无法知道你的牧师是否假的,但只要你听到的是圣经的话语,知道你的上帝是真的,这就是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