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上海市政府和市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下,上海图书馆引进了瑞典藏书家罗闻达(Björn Löwendahl)先生的“罗氏藏书”。该藏书收录了1477至1877年间1551种西文汉学著作及手稿,语种涉及十多种,有拉丁文、法文、英文、德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意大利文、俄文、瑞典文等十多个语种;形式包括游记、日记、书信、专著、官书、译作等;内容涉及天文、地理、科学、工艺、历史、宗教、思想、学术、习俗、服饰、语言、文字等多方面。其中,西方来华传教士的重要著作比较齐全,如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曾德昭(Alvaro Semedo, 1585-1658)、卜弥格(Michael Boym, 1612-1659)、卫匡国(Martino Martini, 1614-1661)、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2-1666)、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aes, 1610-1677)、殷铎泽(Prospero Intorcetta, 1625-1696)、闵明我(Domingo Fernandez Navarrete, 1618-1686)、聂仲迁(Adrien Greslon, 1618-1696)、鲁日满(François de Rougemont, 1624-1676)、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 1623-1693)、卫方济(François Noël, 1651-1729)、白晋(Joachim Bouvet, 1656-1730)、李明(Louis Le Comte, 1655-1728)、冯秉正(Joseph Marie Anne de Moyriac de Mailla,1669-1748)等人的著作。有的著作甚至收罗了各种欧洲文字的版本。此外,还包括了一批早期汉学家,如弥勒(A. Müller, 1630-1694)、傅尔蒙(Etienne Fourmont, 1683-1745)、弗莱雷(Nicolas Fréret, 1688-1749)、贝耶(T. S. Bayer, 1694-1738)等人的著作,以及欧洲思想家莱布尼兹(G. W. Leibniz, 1646-1716)、孟德斯鸠(Montesquieu, 1689-1755)、伏尔泰(Voltaire, 1694-1778)、马勒伯朗士(Nicolas Malebranche, 1638-1715)等人的作品。其中还有不少著作涉及中西科学交流,如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的《欧洲天文学》、卜弥格的中国医学,安多(Antoine Thomas, 1644-1709)的《数学概要》和其他包括中国园林、建筑、植物等多方面的著作,都属稀世珍本。此外还有19世纪汉学家、外交家、旅行家和商人撰写的有关中国的书籍。从这批藏书我们可以清晰了解自马可波罗至李希霍芬时代四百年来的中西关系、欧洲的中国观、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以及欧美中国学发展的历史。其中有不少为高迪爱(Henri Cordier, 1849-1925)编撰的《西人汉学书目》(Bibliotheca Sinica)所失收,属世界孤本(高迪爱是法国著名汉学家,曾经于19世纪60年代到上海,为亚洲文会名誉图书馆员,为文会编纂过目录)。罗闻达(Björn Löwendahl)先生还专门编撰了《从西文印本书籍(1477-1877)看中西关系、中国观、文化影响和汉学发展》,该书详细介绍了藏书的书目信息。
这批藏书还包括了两本摇篮本,一本是1477年意大利威尼斯版《世界概况》(De situ orbis),本书描写了印度和中国,是和《马可波罗游记》同年印刷出版的两种东方游记之一,一本是1480年意大利米兰版《曼德维尔游记》(Tractato de le piu maravegliose cosse),是和《马可波罗游记》齐名的中世纪中国游记。还有一本是影印版的摇篮本,是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1949年影印的1483年荷兰豪达版《马可波罗游记》。这三本书是中世纪欧洲了解中国的重要著作,第一种还没有中文译本,三种拉丁文版本国内还没有收藏。
“罗氏藏书”的入藏不仅丰富了上海图书馆外文中国学的馆藏,而且提升了上海图书馆在国际中国学研究领域的地位。以前,不少学者为了获得外文中国学资料不得不远赴欧美和日本等地,不仅给学术研究带来困难,而且也使这方面研究局限于少数人。上海图书馆入藏这批珍本后将尽快编目和修复,争取早日向广大读者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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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一千五百五十一种西方汉学著作及手稿被成功引进上海图书馆——罗闻达 乐见藏书得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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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中西文化交流
——近代以来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历史回顾”学术讲座与研讨会综述
王丽[1]
西南边疆地区多民族多宗教并存,构成了这一地区多元文化的历史和现实背景。从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历史回顾来考察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中西文化交流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要命题。为促进该领域的学术研究,“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中西文化交流——近代以来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历史回顾”学术讲座与研讨会于2010年6月17日至21日在昆明召开,该会由云南民族大学和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历史文化研究所合办,来自海内外30余位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学科领域涵括了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和档案学等多个学科,跨学科的背景丰富了这次学术对话。
6月17日上午,研讨会的系列学术活动在云南民族大学理化楼多功能报告厅隆重开幕。开幕式由云南民族大学韩军学教授主持,云南民族大学副校长张桥贵教授致欢迎词,会议除与会代表外,还面向昆明市的大学本科生、研究生以及学术研究单位,同时也向社会开放,吸引了多方面人士关注。在此后的五天(17日—21日)时间里进行了四场专题学术讲座和七组学术研讨会。
本次学术讲座包含了人类学研究方法、口述材料及历史文献的运用、历史学研究方法及该领域研究现状的历史学专题报告。旨在从不同学科的角度,讨论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基督宗教的研究内容、研究方向及趋向,不仅是对该领域的系统总结,亦为今后研究探讨方向和方法论问题,以促进学术研究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黄剑波博士在《人类学与中国西南基督教研究》报告中,从人类学的西南研究、西南地区基督教研究、人类学在中国西南的基督教研究三个层面解读如何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进行中国西南地区基督教研究。他肯定了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研究基督教的可能性,以近年来“基督教人类学”为主题的民族志研究系列为例,列举了众多国外研究成果。他认为研究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基督教研究,可以在“中国的西南”与“西南的中国”的互动关系和过程中展开讨论。研究方法上,他认为要理性认识研究对象,建议人类学家应注意结合历史文献进行互证。黄博士认为,就西南地区基督教来说,人类学研究的意义在于将基督教与地方社会关联起来,将当下与历史联结起来,将教义的传达与接受过程整合起来,将认知与行为实践联系起来进行一种全方位的过程研究。人类学的中国西南基督教研究既是一种宗教(基督教)研究,也是一种人类学研究,同时还是一种中国研究,因此也至少在三重意义上可以与更大层面上的讨论形成对话。
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秦和平教授作了《对建国初期滇西边疆民族地区基督教发展变化的认识》的专题报告。他介绍了该问题的研究背景,近代滇西地区中西文化交流受到了天主教、基督教传入的影响,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基督教研究是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命题。并按历史脉络对建国初基督宗教概况及人民政府的相关工作、人民政府在滇西边疆民族地区工作简述、基督教会的因应及快速发展、对边疆民族地区基督教活动的认识及相关措施、基督教活动暂时“消沉”一一作了详尽介绍,并总结了过去的研究概况,就该领域的发展提出了今后继续深入研究的12点建议。
北京中国学研究中心魏扬波教授的报告题目是《中国西南边疆地区基督教研究》,他主要阐述了如下三个方面:研究方法、研究资料、挑战和机遇。魏教授用六个W概括了研究方法所注意的问题:what, where, when ,who ,whom, how。魏教授详细解释了历史研究的一手资料和二手资料的具体指向,他提出,关于西南边疆地区基督教研究的资料来源,可以从语言、族群、地理、宗教信仰四个方面进一步区分。他还介绍了新教、罗马天主教和其他方面的资料来源。魏教授尤其强调了口述访谈在研究中的作用,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多面向国家,要注意不同地域的宗教和哲学的多样性、基督教的身份认同以及现代化对中国的影响。他建议尽快开展收集1950年后口述资料的工作,这对保存重要历史资料和相关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宾夕法尼亚大学夏伯嘉教授专门就历史学研究方法作了专题报告。他从档案学,历史人类学、民族志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基督教的全球化、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更广泛的研究背景出发,论述了如何从历史学角度对西南边疆基督教研究及中西文化交流开展研究。夏教授通过对比两种档案来源的同一故事的差异性,探讨如何针对这种现象进行研究。他提出对历史人类学、民族志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历史人类学主要关注三个方面:仪式研究和基督教对土著人仪式生活的影响,不同语言的冲突,以及亲属结构转换的影响,并相应介绍了三位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夏教授认为西南地区的基督教研究从时间和空间都应延伸,地区性的经验应放在现代中国的历史背景下,应从全球化的视野考察这一问题。
除了四位资深学者的专题讲座,这次学术活动安排了为期两天的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内外的21名学者在大会上作学术报告,供大家交流和探讨。这些报告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方面,具体分为七个主题。
(一) 近代以来西南边疆民族地区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回顾
这一论题包含了宗教传播、宗教与民族、宗教事业、人物四个主题。
宗教传播主题下,学者主要讨论了边疆传教及少数民族教会本土化,及“边疆”的定义。如华中师范大学刘家峰教授的《中华国内布道会与边疆传教》一文,为进一步研究中华国内布道会在西南边疆的传播及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四川大学档案馆张丽萍的《抗日战争时期内地会华西地区传教活动述略》,研究内地会在抗日战争时期华西地区的本土化。四川大学博士生申晓虎的《浅析怒江傈僳族教会的本土化》一文,探讨了内地会在怒江傈僳族的本土化。
宗教与民族专题中,学者们主要探讨了基督教对云南少数民族的影响讨。云南民族大学韩军学教授作了《基督教对云南少数民族思想观念的影响分析》的报告,探讨基督教对云南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的影响。云南大学马居里教授的《基督教对云南少数民族的影响》一文,提出基督教文化交流呈现单向度的不对等的流向,该文引起了学者的激烈争论。广西师范大学研究生张楠的《村寨中的耶稣门徒:近代广西少数民族信徒初探》报告,阐述了基督教在广西的传播、原因及影响。
宗教事业专题主要从历史的角度进行论述。四川大学陈建明教授作了《基督教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字布道及其影响》的报告,阐述基督教文字事工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英国爱丁堡大学博士生王晓静的《挑战与机遇——中华基督教悔华西宣教事工中西合作之历史考察》一文,探讨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华基督教会中西合作问题。云南民族大学孙浩然博士的报告是《荣神益人的双重变奏——基督教在云南苗族传播中的宗教事业与社会事业》,尝试以“社会—宗教”型传教模式解读石门坎苗族教会的历史活动。
“人物”专题中,学者们主要讨论了传教士在西南民族地区的传教活动。中央民族大学陈焱的《法国传教士戴维在雅安》,强调传教士双重身份的非宗教角色。西南交通大学胡晓作了《法国传教士倪德隆在四川藏区活动考述》的报告,探讨了巴黎外方传教士倪德隆在四川藏区的影响及其对藏族文化的研究,提供了较多新法文材料。山东省邹城市委党史研究室冯宪华的《内地会传教士叶长清与川边社会——以The Chinese Recorder为例》一文,指出内地会传教叶长清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 近代以来边疆民族地区中西文化交流的人类学、社会学研究
很多学者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进行西南边疆基督教研究。会议涉及信仰与互动、宗教与社会两个专题。
宗教与社会专题下,广西师范大学颜晓华作了《族群、社会、观念与东西方形象的建构——西教士笔下的近代广西》的报告,论述了传教士以自身视角和观念来看待和记录当时中国社会情形。湖南省宗教事务局周琼的报告主题是《云南省贡山县丙中洛乡多民族多宗教和谐共处的现状调查》,思考了宗教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信仰与互动专题主要讨论多元文化背景下少数民族地区不同宗教间的文化冲突和融合。云南大学高志英教授的《20世纪多元文化背景下中缅北界各族宗教文化交融与变迁》一文,在多元文化背景下讨论多元宗教文化的并存与交融。云南省社科院宗教研究所刘鼎银研究员作了《天主教与石林彝族社会、文化的冲突和融合》的报告,指出天主教与当地传统文化的冲突。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的袁银枝的《中西文化交流与冲突中的宗教生命力——西藏昌都强巴林寺辨经的启示》一文,剖析了基督教在西藏传播中无法形成强大影响力的深刻原因。
(三) 近代以来边疆民族地区中西文化交流的档案文献研究
档案文献对于研究的作用毋庸置疑,尤其对于近代以来边疆民族地区,更是如此。本次会议专门设立了文献与研究的专题讨论。云南省社科院宗教研究所萧霁虹研究员作了《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外国人有关云南的著述》的报告,梳理了这一时期外国人对云南的研究著述。中山大学博士生曾志辉的《近代以来黔桂天主教史料分布、收集与整理——以五次调查所获资料为讨论中心》报告,整理了黔桂天主教史研究资料。同济大学周萍萍博士的《云南省档案馆所藏中国天主教资料简介》的报告,介绍了云南省档案馆馆藏卷宗中天主教的相关档案。西南科技大学龙伟的《基督教与西南边疆研究的近代转型》一文,从学术史角度考察了西南边疆研究。
举办方特意邀请了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段琪研究员做了口述历史、田野调查的报告。还组织了前往以“小水井教会诗班”(也称小水井苗族农民合唱团)而闻名的小水井苗族村参观考察活动,这与本次学术会议的主题,探讨西南民族地区宗教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也是美妙的契合。最后,资深学者提出两点希望,一是研究要有问题意识,二要强调研究方法,应综合参考和运用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研究方法,促进本领域的学术研究。经过五天紧张的会议,学术活动于6月21日下午圆满落幕。
这是首次在云南举行的探讨多民族多宗教背景下的中西文化交流的系列学术活动,旨在促进学界对近代西南边疆地区中西文化交流史进行多层面、跨学科的研究。该活动的成功举办不仅促进了云南民族大学与其他国内外院校之间在此方面的学术发展、交流与往来,更重要的是为西南边疆地区中西文化交流研究领域整合了研究力量,推进其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