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wd: 帝國的遺產
Henry Hui
大規模的械鬥持續了13年，肈慶府、廣州府、高州府、羅定州，廣東南部的大部分疆域都捲入其中，械鬥漫長、殘忍、激烈，死傷人數很可能超過百萬。
衝突的雙方是客家人和本地人。前者是中國戰亂和悲劇的縮影。兩晉的五胡亂華、唐末的起義與割據、宋代的金人南侵、明末叛亂與滿族人的到來，都使得最初的
中原人口不斷南遷。作爲中原人的一支，客家人在這不斷遷徙中形成了獨特的語言、風俗和性格。
但「客家人」的稱謂也暗示了他們內在的悲劇性----他們沒有自己的家，到哪裡都是「客」，正因如此他們更牢牢的抓住自己的語言、風俗和性格，這是他們內心
最後的安全所在。並不是所有人都歡迎他們的到來，尤其是在一個物質條件日漸匱乏、不安全感不斷增加的時刻。
19世紀中葉的廣東，正像是種種壓力的縮影。在整個18世紀，大清國的人口增加了一倍，到了19世紀中葉則超過了4億，一切都變得那麽緊張----從耕地、
住房，到獲取科舉功名。比起其他省份，廣東還是一場空前的農民起義的最初發源地，落魄的廣東秀才洪秀全和之前歷代的起義者不同，他第一次爲聚合在一起叛
亂者提供了一套意識形態系統，儘管它粗漏、前後矛盾，而且很大一部分來自外來世界。從海洋而來的入侵者，則是來自外部的壓力。多少年來，中國習慣於來自
西北方草原的挑戰，所以不斷的堆砌和加固長城，但這一次卻來自東南沿海。新的入侵者是工業革命和帝國擴張的産物，他們不是像遊牧者那樣在燒殺洗劫而去，
而是要求建立領事館、教堂和交易中心、工廠。
夾雜在這兩股巨大的力量中，1854年--1867年的廣東土、客大械鬥經常被忽略。但是它的確是中華民族充滿陣痛、彼此融合的一個片段。爭奪生存資源、
文化、種族的隔閡，都爲客家人和本地人間的相互接納設立了層層障礙。今天看來，客家人和廣東本地人同屬漢人，但在彼時，他們卻都堅定不移的相信對方是異
族。後者稱前者爲「客賊」，相信他是一個野蠻而落後的民族，一些時候甚至在在「客」字加上一個反犬旁，以示污蔑；廣東人陶醉在自我優越感，他們也經常忘
記了別的省份也經常以「野蠻人」來稱呼他們，並對他們從老鼠到蛇都吃的生活習慣，有著極大不理解。本地人種族優越感更激發起客家人頑強與好鬥的心理。
（參見劉平著《被遺忘的戰爭》，商務印書館）
東南地區的宗族械鬥一直有著悠久的傳統。絕大部分時刻，它起緣於再小不過的偶然事件，兩家爭一塊田地，端午節的龍舟比賽。微小的衝突，很快讓長期積壓的
矛盾釋放出來，它由個體間的爭吵演變成村落之間、族群之間的爭鬥。一個失敗的政治系統則加劇了爭鬥的範圍，官府既不提供令人信服的法律上的仲裁，也不提
供保護，暴力成爲最後仲裁者。鬥爭的雙方求助於血緣----個人安全的最後保護傘。如今，令遊人歎爲觀止的客家人的土樓，正是這種傳統的産物，人們居住在一
起，共同抗敵。整個村落，既是生産組織，也是軍事組織。
政治的失敗，加劇了19世紀中葉這場綿延不絕的械鬥的殘酷性。歐洲人的到來、太平天國在整個南方中國的空前影響，還有本地的洪軍起義，讓整個地方官僚系
統手腳慌亂。它本就積弊已久，如今更無心也無力去應對地方上的械鬥。很多地方誌顯示，倘若官府能夠做出更快速和果斷的反應，事端可能就很快平息下去。早
在道光年間，一份來自福建的奏摺即表明「官累月不坐大堂，終年不結一案，於是自行擄禁，仇怨向尋」。而在此刻的廣東，複雜的現實則加深了問題。客家人、
廣府人、洋人、起義者，官府經常要借助一方來攻擊另一方，然後隨時忘掉自己剛剛許下的諾言。不斷的失望導致絕望，很多時刻對官府的失望和挫敗，還有對整
個環境的深深的不確定性，轉化成了對械鬥另一方更深刻的殘忍。因爲種族的差異、昔日的仇恨顯而易見，是個明確的發泄口。暴力愈演愈烈，仇恨隨著傷亡則不
斷加深、擴大。重重疊疊的復仇，讓誤解和憤怒的結再難解開。
一直到1867年，也就是同治中興最輝煌的時刻，這場械鬥終於結束。從太平天國和英法聯軍的噩夢中醒來，新皇帝和一群傑出大臣們，準備重振國運。廣東省
新的管理者，站在廣東人一方面，採取了「剿撫並用」的手段，而經年累月的械鬥也使土客雙方疲憊不堪，事端最終平息了，客家人又開始了一次新的遷徙過程。
一個被蒸汽輪船、電報、資本和運河重組和聯結的世界，爲這此遷徙提供了一個嶄新的道路。從東南亞到澳大利亞、美洲，很多客家人（當然也有更多的廣東
人），爲了躲避戰禍、尋求生計，展開全球之旅。從舊金山的礦工，溫哥華的洗衣鋪老闆，到新加坡總理，客家人變成了全球移民的重要部分。
在中國境內，很少有人再強調客家人的身份了，它只是漢民族的一部分。人們也經常忘記，中國的歷史一直是一個擴張和融合的過程，到了唐代，廣東才納入版
圖，福建與江西則是要到宋代，雲貴高原正式接受統治中央政權的統治則是明朝末年的事了......
中國自身，不管是人種還是生活習性，都在這期間不斷發生變化。最初統一中國的秦始皇，被中原地區稱作西戎，唐代的創立者是突厥血統，被視作異族的女真人
在北宋末年殺掉了黃河以北九成的漢人，我們的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清代則又緣於關外的滿族人......甚至漢人身份的出現，也比我們想像得更晚。秦滅亡很久之
後，任命稱自己爲「秦人」，統一的秦帝國一定聲威遠振，「China」正因此得名。一直到東漢年間，「漢人」的說法才開始流傳，與匈奴人的交戰與交往，
讓「漢朝之人」的身份逐漸突顯。
從統一到分裂再到統一，似乎總是有一種特別的凝聚力，讓中國像是旋風一樣將更大的版圖、更多的人口捲入其中。曾經的異族，不再是邊緣和野蠻，也變成了中
心的一部分。中國的強大與富足，也正是因爲這種多元文化提供的源源不斷的創造力。
不管人種、語言和習俗，怎樣不斷的雜糅，一種強大的、等級式的世界觀，卻一直頑固的存在著，並隨著每一次統一不斷穩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出自
《左傳》的名言持久的支配著對外部世界的看法。在同一種族內，它是「我類」與「異己」，在國際關係中，它則是「我族」、「異族」的區分。單一權力的結
構，讓整個國家內部等級森嚴，而這種等級感則又蔓延到周邊世界。加之在漫長歷史中，中國罕見歐洲內群雄並立的情況，周圍世界的弱小和落後，不斷反襯出她
的文明和強大。如何平等的對待別人，是從未開始學習的一課。漢王朝與匈奴人的關係，奠定了中國對外的基本態度，強盛時，她傲慢與驅趕，相對衰弱時，她把
公主嫁給出去，以求暫時的穩定。在很大程度上，中國的確是一個用軟硬兼施的方式統治著多民族的帝國，帝國的中心睥睨四方，等待萬邦來朝。
帝國的疆域在18世紀結束時，又增加一倍。倘若比起明代的地圖，清王朝的地圖增加了滿洲、西藏、蒙古和新疆，面積達到1300萬平方公里。新疆的名字再
好不過的體現了這種擴充過程----新的疆域。漢人口增加一倍，從18世紀初的1.5億到19世紀初的3億，在接下來的50年中，又增加到4.5 億。在歷
史學家約瑟夫*弗萊徹看來，這兩個因素和歐洲人的到來，決定了未來中國命運。
在很長一段時間，歷史學家將注意力放在歐洲人的到來，它是一種嶄新的現象，力量大得無法抗拒。也是因此，中國作爲一個民族國家和明確的疆界的概念才日漸
清晰，在新近浮現的全球體系中，她不再牢牢佔據著中心，面臨著很多和她一樣強大、甚至更強大的對手。
歐洲人是促使中國變化的外部衝擊，人口和疆域的倍增，則是內在的動力----它們形成了一種巨大的壓力，必須尋找新的方式，才能夠養活如此多的人口，控制如
此廣袤的疆域。而近代世界又與之前的歷史不再相同，中國不能再獨自進行王朝因內部壓力而崩潰、重組的遊戲；鬆散的朝貢體系也不再適用。歐洲人深刻刺傷了
這個國家的自尊心，一種有趣的矛盾突現出來。在勉強而艱難的進入世界舞臺時，中國強調民族獨立和尊嚴，而在對內則更沈迷於統一，用壓制的方式來面對這個
滿漢帝國內部的不同民族間的矛盾。
19世紀中葉，在客家人與廣府人之間的衝突激烈進行時，在中國內部，一些更大規模的衝突也此起彼伏。從陝西到雲南的回族人的起義，雲貴高原上和漢人和苗
人的暴力衝突。因爲人口增加帶來的經濟壓力，是衝突的根本原因。而文化上的誤解，尤其是地方政府的無能，則使衝突極端暴烈、代價高昂。
但這些內部衝突，既淹沒於更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南方的太平軍、北方的捻軍----製造的混亂中了，更淹沒於歐洲人到來的新的現實中。就在歐洲人在東南沿海
建立通商口岸時，西北的中國也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人口壓力使得南方中國人，開始了大規模的海外移民，他們去美洲、澳洲開發礦山、修建鐵路，到東南亞種
植橡膠，把曼谷的大米運往汕頭......同時，大批的漢人則開始向滿洲、蒙古、新疆移民，那裏有大片荒地等待開墾，更多的謀生機會。對於北京的中央政府而言，
移民或許比軍隊更是對付邊境壓力的有效手段，宣稱祖祖輩輩一直居住在此，是保持領土完整的再好不過的方法。儘管新疆已在乾隆年間被明確無誤納入中國的版
圖，但它的近代轉變是從19世紀後半葉才真正開始的，緊隨著左宗棠有力卻殘酷的遠征之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