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a Xia Wen Zhai Zeng Kan #75 (zk9601a), part 1 of 3
CND Chinese Magazine HXWZ
(Supplement to CND Chinese Magazine)
Special Issue #75
"The Great Leap Forward" in 1958
January 6, 1996
ISSN 1021-8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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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 (zk9601a1) Part 1 of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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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rom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o Famine ...................... DING Shu
1) Unprecedented Manmade Catastrophe in Human History
2) "Great Leap Forward" the Cause of Calamity
3) Manmade Disaster, Not Natural Disaster
4) Conclusion
5) Appendices
6) Foot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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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D-CM Executive Editors: XU Ming Yang <cnd...@cn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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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 夏 文 摘 增 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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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跃进” 历史专集（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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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Ｏ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全球首家中文电脑期刊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 增刊 第七十五期 ――
（一九九六年一月六日出版）
本期增刊将分成zk9601a1、zk9601a2、zk601a3三个文件发
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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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zk9601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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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历史专集】 从“大跃进”到大饥荒 丁 抒
一、 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人祸
二、 “大跃进”引发的灾难
三、 是人祸，不是天灾
四、 结束语
五、 附 录
六、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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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专集】
从“大跃进”到大饥荒
・丁 抒・
一、 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人祸
一九八四年，有几位学者在英文《人口与发展通讯》上著文指出：“一九五八年
至一九六一年中国的大饥馑是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次。”（１）对这一点，当代
严肃的学者、历史学家都已予以肯定。问题是，它的来龙去脉如何？究竟是天灾还是
人祸？大跃进期间中国饿死了多少人？
毛泽东在世时，一直嫁祸于老天爷，将那场深重的灾难归咎于“三年自然灾害”
。如今，当年的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终于说出了真话：“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
一九五九年‘反右倾’后的继续‘跃进’，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了严重的灾难。”
“‘三年困难时期’，主要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运动造成的
。”（２）前《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也说：“国家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惨象完全
是我们党造成的。”（３）另一位中共党内有识之士、一九五九年时任毛泽东兼职秘
书的李锐则评述道：“高举‘三面红旗’，高指标，瞎指挥，一平二调，造成国民经
济大破坏，饿死成千万人，这是中外古今历史上承平之世绝无仅有之事。”（４）
由于毛泽东在世时，那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一直是碰不得的禁区，究竟多少中国
人失去了生命，至今未有定论。直到现在，这个数字仍然是个禁区。官方出版物对此
含含糊糊，语焉不详。如中国科学院一九八九年发表的国情报告这样说：“按保守的
估计，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约一千五百万人，成为本世纪中国最悲惨的事件之一。”（
５）即便是严肃的党史专著，也或者笼统地说“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非正常死
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６），或者含糊其词地说“人口非正常死
亡数千万人”（７），不愿予深入探讨。
迄今为止，认真研究这个数字的学者仍然不多。一九九三年，上海大学的学者金
辉想清理那笔糊涂帐。在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统计数字为依据，对饿死的人
数作了深入探讨后，他得出结论：“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四千
○四十万。”（８）但是刊登了此一研究成果的上海《社会》杂志却受到党的干预，
金辉受到处分，该期杂志被勒令停止发售，杂志社遭“整顿”。大饥馑中的死亡人数
再次成为学术讨论的禁区。
本文作者以中国政府近年公布的人口统计数字为依据，对一九六○年前后的中国
人口作了仔细的计算，结论是：非正常死亡数在三千五百万左右。（９）除非中国政
府更改一九六○年年代人口统计资料，这个数字将经得住历史的检验。
纵观中国历史，一九四九年中共上台执政之前的“两千一百二十九年中，共发生
二百○三次死亡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死亡了二千九百九十一万多人。”（１０
）而毛泽东一个“大跃进”，饿死的人就多于两千多年间因自然灾害而死的全部人数
的总和，这是怎样的一场浩劫！且让我们看看它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吧。
二、 “大跃进”引发的灾难
毛泽东于一九五八年三月发动“大跃进”运动，到年底时，中共中央发表公报，
宣布粮食、钢铁的产量都翻了一番，实现了特大跃进。从此“大跃进”和“总路线”
、人民公社一起，成为中共的看家法宝“三面红旗”，“大跃进万岁”也喊了整整二
十年。
“大跃进”，对于落后挨打了一百多年的中国人来说，本是个美妙的字眼。“又
是大国又是穷国，不跃进行吗？落后二百年，不跃进行吗！”（１）毛泽东这样说当
然不错。问题是他个人的功名欲压倒一切，他企图通过几个运动、几场人海战役就改
变中国二百年的落后，在他有生之年就超过英国、赶上美国。早在一九五七年，党外
人士张奚若（时任教育部部长）和陈铭枢（前国民党政府广东省省长）就曾批评他“
好大喜功，急功近利”。他反驳道：“什么好大喜功啊，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还是
反动派的好大喜功？”他声称他就是“要好大喜功”。（２）
超英赶美，这并非不可能。可是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宣布的“三年基本超过英国
，十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３），却是大谬。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军
队总参谋长黄克诚说：毛泽东“想入非非”，“想在自己手中把本来要几百年才能办
到的事情在几年之内办到”。（４）此评语可谓一针见血。
其实，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完全是虚假的。就工业而言，正如副总理薄一波
所说：“一九五八年的工业生产增加百分之六十六，看起来这象是大跃进；但是如果
分析一下这百分之六十六的内容就知道……国家花费了宝贵的原材料，制造出大量的
废品，现在都塞满了仓库，还要开支保管费。这能算大跃进么？”至于一九五八年生
产的“一○七○万吨”钢里，有三百多万吨是乡下人砸铁锅，城里人拆钢窗、卸暖气
管，用“土高炉”炼出来的，什么用处也没有。薄一波一九五九年说的“一九五八年
炼出来的三百万吨土钢，至今还埋在草里”（５），正是大实话。
那一年刚好老天爷帮忙，农业丰收，但粮食产量比一九五七年仅增加百分之三点
四，比前五年的平均增幅百分之三点八还略少一些。（６）谈不上是“跃进”，更没
有“大跃进”。可是谁都怕“反对三面红旗”，谁都怕当“大跃进消极分子”，全国
上下虚夸吹牛成风，粮食产量层层加码，汇总到中南海，就变成了翻一番。一九五八
年的农业大跃进就是这么来的。
一九五八年全民炼钢，农民丢下农活去“找矿”、“炼钢”，大量成熟的庄稼烂
在地没有收入仓，或者收割草率而大量抛撒。譬如四川省“抛撒、浪费的粮食约占总
产量的百分之十左右……当在二百二十万吨以上。”（７）河南省更为严重，竟有百
分之五十的秋粮被毁弃在地里未收获入仓。（８）又因中共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
策，农民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之后剩下的才是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饲料粮。征购
量随产量走，一九五八年的征购数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二百十五亿斤，全国农民的人
均口粮减少了二十一斤。（９）个别地方，如河北省张北县，一九五八年的粮食产量
“被近四倍地虚夸”，“使国家征购任务成倍增加，而实际产量与征购数几乎相当。
”留给农民糊口的只是一些土豆。（１０）
虚报不那么严重的地方，若象往年那样干稀搭配、搀和蔬菜，也能勉强维持一年
。可是八月间全国一窝蜂地成立人民公社，“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的口号
风行南北，公社食堂在无计划用粮的情况下肆意浪费，有的地方甚至搞吃饭比赛，“
放”了几个月后，粮仓也就空了。所以饥荒的到来只比大跃进晚了半拍，从一九五八
年秋开始，不少地方已出现了“非正常死亡”。譬如一九五八年秋天，安徽灵壁县的
三个乡饿死了五百多人。（１１）
一九五八年的“大炼钢铁”、“大办水利”，农民成为奴隶、役工，农民的生命
贱如蝼蚁，“被驱不如犬与鸡”。在“早日进入共产主义”的旗号下，有些许多地方
竟然高喊“宁教人死了，不教红旗倒！”“宁死九十九，红旗不丢手！”（１２）许
多人劳动过度、营养不良，逐步拖垮而死。中国最大的省份四川，一九五八年非正常
死亡的人数超过了一百万！（１３）
到了一九五九年春天，许多地方已处在饥馑的边缘，发出了饿死人警报。按薄一
波的说法，一九五九年四月初，仅山东、安徽、江苏等十五个县统计，就有两千五百
万人“无饭吃”。（１４）
在这种形势下，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元帅出头“为人民鼓咙胡”，在七月庐山会议
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大跃进提出质疑。可是他因此而被打倒，毛泽东就势发动
“反右倾”，整肃了一千多万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１５），形势极度恐怖。正
如当时的江苏省省长惠浴宇（他的弟弟、湖南省委书记周惠是彭德怀“反党集团”成
员）所说：“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稍有点政治阅历和身份的人都遄遄不安，或噤
若寒蝉，或谨慎言行。”（１６）因此中共各级干部唯恐“右倾”帽子落到自己头上
，谁也不敢为“无饭吃”的农民大声疾呼。
中国这块黄土地，历来是丰、平、歉年交替。在连续两年丰收后，一九五九年是
个平年。再加上一九五九年春播面积比一九五七年减少了九千万亩，以致年产量只有
三千四百亿斤（１７），比一九五八年减少了四百多亿斤。然而，各地为了表示自己
拥护大跃进，不惜再次吹牛虚报粮食产量。如广西上林县，秋收一结束县委就将各公
社、生产大队的干部集中开会，要下面报告产量，凡虚报高产的得奖，如实报告的则
扣以“右倾”、“反三面红旗”的帽子，报不到县委要求的数字就不散会。基层小吏
敌不过县大人，只好乱报产量。结果全县本实收一点四四亿斤，却报了二点五七亿斤
。（１８）这样，汇总到政府总理周恩来那里，粮食总产量就多出整整两千亿斤，变
成了五千四百亿斤。又是个“特大跃进”！
于是继续高征购。计划分到各省，谁也逃不脱。农村没那么多粮食可交。征购计
划又必须完成，怎么办？
“反瞒产”！
早在一九五九年初，毛泽东就曾拟文件批发全国：“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私分粮食
一事，情况严重……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１９）此后
，凡收罗的粮食不足上级规定数，就一定是基层干部隐瞒了产量，私分了粮食。于是
“反瞒产私分”，拼命从农民碗里夺粮，全国一律，没有例外。结果留给全国农民的
的人均粮食（含口粮、种子粮、牲畜饲料粮）比一九五八年还少一百余斤。（２０）
对挤了农民的口粮这一点，毛泽东十分清楚。他下达指示：“告诉农民，恢复糠
菜半年粮。”（２１）“糠菜半年粮”饿不死人，但实际情况是，“反瞒产”、完成
国家征购数之后，许多地方的公社食堂普遍吃空，只剩下菜，连糠都没有了。从十一
月尾起，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饥馑就笼罩了全中国。
“反瞒产私分”是导致大饥馑、数千万人饿死的关键一步。农民成百成千万地饿
死的惨剧与“反瞒产私分”同步发生。当时人口七千万的全国第一大省四川是个典型
。本来一九五九年实产粮食一五八二万吨，可是在“反瞒产”过程中“撤换了大批坚
持实报粮食产量的干部……‘查’出大量并不存在的粮食”，于是省委公布说产了三
千五百万吨，结果国家征购数高达百分之四十九（一九五八年以前平均每年仅征购百
分之三十一）。剩下给每个农民的粮食只有一百三十九公斤，比全国农民平均留粮数
低四分之一以上。（２２）去掉种子、饲料粮后，口粮已所剩无几。饿死人是注定的
了！
宜宾市委在“反瞒产”运动中斗争、捆打了两千五百多名基层干部，将该市所属
农村的十六万农民的平均年口粮压得只剩一百余斤。结果三万八千人农民冤死，差不
多每四个农民中就有一个成了大跃进的牺牲品。（２３）
仁寿县，县委书记把全县的公社干部召去开大会。会上将公社干部一个个轮流叫
上台，让民兵抽打，逼问“把粮食放到哪里去了？招！”干部们吃不了皮肉苦，只得
胡乱报个地方，说藏了多少粮食。农民仅剩的一点粮食交出去后，便只有饿死了。四
川省委书记阎红彦带领工作组前去处理，并发放了五百万斤救济粮，可是一百一十万
人按人头分，一人不足五斤，制止不了死亡潮。到一九六一年底，仁寿县人口比大跃
进前的一九五七年少了二十六万，除去一九五八年底十一个人民公社六万余人划给威
远县以及少数外流者不算，多数饿死了。（２４）
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泽东在成都主持会议、发动大跃进时，曾兴致勃勃地驱车到
灌县都江堰参观，感叹道：“灌县是个好地方嘛，山青水秀哟！”就在这自古以来从
不曾被饥馑光顾的好地方，饿死了四万多人。同在成都平原，与灌县为邻的崇庆县，
也死了约三万五千人。（２５）
夹江县，顾名思义，风景如画的青衣江从中穿过，到乐山与 江会合。会合处就
是著名的乐山大佛所在。就在这块富庶的地方，每八个人里饿死了一个！嘉陵江旁的
江北县，没有因紧挨重庆市而免祸。不过直到三十年后，官方文献才透露，该县在一
九六○年饿死了十余万人！（２６）
从重庆沿长江而下，行不多远就是以“鬼城”著称的丰都县。那里八点七万人“
非正常死亡”，差不多每六个人就死了一个，成了名符其实的鬼城。沿江再往下走，
以“巫山神女”闻名的巫山县，因“大炼钢铁”使“成熟粮食多烂在田里”，从一九
五八年就开始饿死人；先后饿死了五万七千人，每六个半人中死了一个。（２７）
大邑县，死亡率更高，每五个人里就死了一个！井研县，每八个人里死了一个。
新编《井研县志》说，一九六○年“人口死亡率超过历史最高水平”，正是实话。（
２８）
四川的非正常死亡远超过任何一省。如今官方发表了完整、清晰的人口统计数字
告知天下：一九五八至六二年的非正常死亡数分别为一零三万、二五八万、三百万、
一二五万、二十六万。整个大跃进期间，四川饿死的人数高达八百十一万，每九个人
就死了一个！（２９）
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是大跃进的积极分子。毛泽东的秘书、成都人田家英闻
说成都郊区放了颗“亩产稻谷二万四千斤”的大卫星后，曾于一九五九年初率领一个
工作组到那个公社去调查，弄清了真相：粮食亩产只有几百斤，上报时吹了牛，上级
要征粮，公社将本应用作农民口粮的稻谷拿去凑数，公社食堂只有清汤稀饭给农民填
肚子。一九五九年七月庐山会议前，从武汉到九江的船上，田家英对李井泉说：“现
在可是有的地方饿死了人。”李井泉却满不在乎地答道：“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
有人饿死！”（３０）
如今，四川死了那么多人，李井泉应负全责。但他成功地用几个替罪羊顶了罪。
譬如雅安地区死人太多，不处理不行了，李井泉放过地委第一书记何允夫，下令将荣
县县委书记姚清逮捕，判刑八年，该县科、局长全部撤换；并逮捕了一百七十名公社
社长、书记一级的干部。李井泉的老上级、一手提拔了李的邓小平一九六○年春到四
川时，在全省县委书记会上说：“四川的工作，中央认为满意，是全国工作做得比较
好的（省）。”同样饿死了成百万人的甘肃、河南、山东、安徽等省的第一书记都被
撤了职，唯独饿死了八百万子民的李井泉是个例外，不仅安然无恙，而且当饿死人的
灾难还在继续时，李井泉就官升一级，成了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掌管云、贵、
川三省。这也算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迹罢！
在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四川省的工作部曾就饿
死人的严重问题向李井泉发难，李不得不在四川组的小会上作检查。检讨通不过，邓
小平两次到四川组去为他开脱：“该检讨的都检讨了，就是那么多问题。四川出的问
题，中央也有责任。”邓下令停止追查李井泉个人的责任，说“会议再不能这样的继
续开下去了”，李再次轻易地混过了关。（３１）四川饿死八百万人的事就成了一笔
糊涂帐。
广西壮族自治区在第一书记韦国清领导下，于一九五九年九月开始“反瞒产”。
他亲自坐镇桂林地区临桂县指挥，一场令人发指的搜粮运动遂遍布广西。
韦国清的“反瞒产”成绩巨大，譬如龙胜县，一九五九年粮食征购数竟然高达一
九五七年的三倍半！留给农民的口粮甚至一天不到四两粮，结果当然是把人活活饿死
。（３２）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广西环江县水稻“亩产十三万斤”的
特号新闻，是柳州地委第一书记贺亦然一手导演炮制的。到了一九五九年，为了搜刮
粮食上交，贺亦然声称：“不管死多少人，柳州地区也要争个第一！”结果“反瞒产
”搞得如此彻底，有的农民家里仅剩几把米，不得不藏进尿罐里以免被搜走。为让“
私藏”了粮食的农民有粮也吃不成，环江县驯乐区委甚至下令“灭火封锅”，逐门逐
户将炉灶贴上封条，连取暖的火也一律灭掉。在寒冬腊月里，区委派民兵夜间巡逻，
见到火光就搜查、追捕。许多农民挖得野菜、剥得树皮也不敢煮食，活活成为饿死鬼
。（３３）
饿死可以，外逃不行。民兵把守乡村的交通路口，防止饥民外逃。环江县水源区
委甚至追捕到相邻的河池县，将二百多名男女老幼用绳索捆成一长串，押送回乡。当
忍无可忍的饥民到水源区粮管所抢粮时，区委书记韩祖文不仅不开仓放粮，反下令开
枪镇压，事后还诬称被枪杀的饥民是“反革命分子”。（３４）
从一九六○年初开始，环江县饿死了三万多人。“不少人家绝户，不少村庄绝村
……最后竟然出现活人吃死人、活人吃活人的事件。甚至街上有人公开摆卖人肉。”
贺亦然的豪言壮语没有白说，柳州地区真的得了全广西第一：死人十六万！（３５）
但是，“反瞒产”运动是韦国清直接指挥的，他亲自坐镇的桂林地区临桂县五通
镇，七、八千人口也饿死了三分之一，死绝了一百多户人家。所以一九六一年五月柳
州地委开会讨论对贺亦然的处分时，韦国清为贺开脱，“建议中央、中南局对贺不作
组织处分。”（３６）这样，贺虽丢了地委第一书记的职，却升官当上了广西自治区
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贺在文革中被打倒，但文革后说是受四人帮迫害，平反升官，
当上了广西自治区区委书记。）而升任柳州地委书记处书记不久的原环江县委书记洪
华则被当做替罪羊抛出，判处五年徒刑，并死在了劳改农场。奉命枪杀抢粮的农民的
环江县水源区委书记韩祖文则判了十五年。
广西共死了多少人！据一九六七年“广西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发表的《给毛
主席的一封信》透露：“韦国清自己承认的数字”是三十多万，但广西“公安厅厅长
钟枫揭发，起码有五十万。”（３７）
死人严重的另一个省是安徽。凤阳县是个典型。凤阳县一九五九年的粮食产量是
一点五亿斤，但县委宣布“我们在总路线的照耀下，夺得了农业生产的全面大丰收。
粮食总产四点○五亿斤……”报了高产就得多交粮食，县委挤社员的口粮。挤不出来
，便“反右倾”、“反瞒产私分”。凤阳县委在十月间召开全县干部大会，开始了空
前野蛮、残酷的“反瞒产私分”运动。社队干部奉命成立“查粮突击队”，挨家挨户
地搜查。翻箱倒柜，挖地凿壁，找不出就打，仅一个小溪河公社就有三千多人被打，
一百○三人被打成残废，还有三十多人死在了公社私设的劳改队。（３８）
一个月后，便开始饿死人。该县殷涧公社党委书记在化名“石求明”给毛泽东写
的信中说：“据我知道的三个公社四个庄子的人口死亡情况是极为惊人的。一个死亡
占百分之五，一个占百分之十一强，一个占百分之十五，一个占百分之二十多。……
有的村子几乎无人了。……我亲眼看到，住在我们临淮关上的招收起来的被大人丢弃
的儿童约有三、四百人，死有一百名左右。”一九九○年，中国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
长郭书田说：“根据我们八十年代初考察过的安徽省凤阳等县的情况，当时饿死的人
大约占全县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左右。”即有近十万凤阳农民饿死在那场人为的饥馑中
。（３９）
饿死了四分之一左右人口的县还有宿松、濉溪、灵壁、涡阳等县。《儒林外史》
的作者吴敬梓的老家全椒县，官方坦诚公布，该县一九六○年“人口非正常死亡四万
余人。”每六个人就死了一个。（４０）
安徽死人如此严重，震惊了北京。安徽发生吃死人肉的事件，但当局力图封锁消
息封锁消息，用“特殊政治事件”替代“吃人肉”的说法。但最后中南海还是知道了
。但问题究竟到什么程度，中共中央却不十分清楚。所以一九六二年初中央工作会议
期间处理安徽问题时，刘少奇曾在安徽大组会上说：“吃死人肉就是‘特殊政治事件
’，只有第一书记和公安局长知道，其他书记和常委都不知道。这种态度是不行的。
”“我问你们死了多少人，你们说向中央报告过了，一百一十几万，谁相信？你们心
中有数，可就是不说老实话。……你们究竟死了多少人，要老实说出来，再隐瞒要开
除党籍。”（４１）但很可能他始终没有弄清安徽死了多少人。
其实，安徽究竟死了多少人，连安徽省委也说不出准确的数字。直到一九七九年
，省委内部还有三个不同的估计数：三百多万，四百多万，五百多万。三百多万是个
下限。（４２）
贵州山区地势偏远，贫穷落后，俗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
”一九五九年仅生产了七十亿斤粮食，可是省委上报说产了一百五十亿斤，并要在十
月前完成征购任务三十八亿斤。（４３）农村严重缺粮，粮食收不上来，省委认为基
层干部一定隐瞒了产量。为逼迫他们认为隐瞒了粮食的基层干部就范，省委通知各县
“先吃自己的，后吃国家的”，规定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和一九六○年一月不得发粮食
给公社食堂。同时提出一条别出新裁的口号“捉鬼拿粮”，对基层干部审讯拷打，逼
迫他们交出粮食。结果造成“贵州死人事件”。其中最严重的是遵义地区、毕节地区
和铜仁地区。
遵义是所谓“革命圣地”，以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在此地开会、毛泽东夺得领导
权而闻名。但毛泽东革命成功十年后，遵义却成了人间地狱，农民成批成批饿死。有
些地方，全家全家的死绝，成堆成堆的埋人。本书作者朋友的一位亲戚，全家八、九
口仅一人活了下来。一九六○年春，贵州省检察院将遵义分院报告的饿死人、人吃人
的情况写进简报，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反映。省委闻知，下令即刻收回，可是晚了一步
，北京还是知道了“遵义事件”。四月间，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帅孟奇打电话
要贵州省委监委汇报遵义死人的情况。可是省委书记李景膺却将监委写的报告收去，
未交到中央。一九六○年七月三日，李景膺向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汇报“遵义事件”
，说遵义地委“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可是李亲去遵义处理事件时，只将几个县
委书记撤职了事，而将地委书记李苏波上调到省里当了计委副主任。
毕节地区也成了活地狱。“地委书记孟子明是个土皇帝……一九五九年在毕节地
区大搞所谓‘捉鬼拿粮’……，制造了全省闻名的‘金沙事件’（金沙县严重死人事
件），使无数贫、下中农家破人亡。”（４４）一九六八年，本书作者的一位朋友到
金沙县工作，当地人告诉他：一九六○年几乎家家死人，全县死了大约四分之一。一
九六○年六月，李景膺亲自到金沙县，把六个区委书记逮捕了五个。其中一个杨金伦
原是县委书记，因坚持向上级说本县缺粮而被撤职下去当区委书记的；如今也成为坏
人被捕。但孟子明却因祸得福，丢掉地委书记职位不久就升官，成了省文教办公室副
主任。
一九六○年初，铜仁地区思南、余庆、印江三县相继断粮，农民成万成万地死去
。活下来的人本指望用野菜熬到秋收，不料当年天旱，夏收无着，更多的饥民死去了
。一九七○年，笔者一位朋友到那里一家工厂工作，车间党支部书记告诉他：书记的
兄弟一家、叔伯兄弟数家，都是全家死于那场饥馑，无人幸存！和遵义、毕节地区一
样，省委丢车保帅，仅处理了几个县委书记，而被老百姓称为“制造铜仁严重死人事
件的罪魁祸首”的地委书记周国玺却升到省里，当了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一九六○年六月，国务院民政部召开全国民政厅、局长会议前，省民政厅统计了
贵州的死人数字，准备向北京报告。省委书记李景膺见了大发雷霆，说“谁叫你们报
的？这么大的数字还得了！”“你们把这些数字反映出去，被台湾、香港特务机关得
到，就等于给台湾、香港的特务机关送了情报。你们赶快把这些材料烧掉。”直到年
底，公安部要贵州省公安厅报告死人数字，省公安厅报告说人口比一年前减少了一百
零几万，省委未及制止，贵州的真实情况才得以外传，中央政府特派谢富治率检查团
前去检查。（４５）但那些“革命圣地”的冤魂却再也不能复生了！
自然条件本不算好、粮食产量不高的甘肃省，因一九五八年国家征购的粮食高达
产量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五而导致农村普遍缺粮，早在一九五九年上半年就已处处有农
民饿死。六月初国防部部长彭德怀自国外访问归来，总参谋长黄克诚向他介绍国内情
况时，就曾特别提到过甘肃的问题。八月庐山会议后反右倾，省委搜刮粮食变本加厉
，收走了占当年产量百分之四十七点六的粮食。“再扣除种籽和饲料等留粮，农民所
剩无几，平均每人全年不足一百公斤。”据当时的省委财贸部长张天珩回忆，当时“
整个河西地区，日人均口粮不足六两原粮。”（４６）（仅折合四两食用粮）整个甘
肃一下子掉进了历史上空前的大灾难中。
一九八六年时的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李子奇说：“在三年困难时期，甘肃有很多人
死于饥饿，主要集中在陇中地区。”作家麦天枢在作了大量调查后得出结论说，“陇
中大饥馑饿死近百万居民”。（４７）
陇中大自然条件较差，但自然条件好的地区也没能逃脱大跃进人祸。武山县位于
兰州和天水之间的铁路线上，渭河从中穿过，渭河两岸的北山和南山之间，是几十里
宽的平川。因有渭河水浇灌土地，在饱受乾旱威胁的甘肃省，属于丰饶地带。一九五
八年，它是甘肃省委表彰的“红旗县”，一九五九年就成了遍地饿殍的鬼域。以渭河
北岸的百泉公社为例，从一九五八年成立人民公社起放开肚子随便吃饭。到了一九五
九年十月中旬，公社食堂突然开始限量，不能放开肚子吃饭了。大家开始勒紧裤腰带
。开头每人每天六两粮食，一周后改为五两；十一月上旬改为四两，下旬改为二两。
到了五九年底，粮食没有了，仅剩下大白菜充饥。队里死了驴，肉被队长们瓜分了，
社员们没份。社员家家被搜查，翻出的粮食全部没收归食堂。大年初一，食堂里只有
大白菜和烂土豆。社员虽然多少还藏了一些粮，但坚持到六○年二、三月间，就完全
没有吃的了。一九五八年被送到百泉公社百泉大队劳动改造的兰州大学右派学生何之
明这时已被调到县办工厂，有“城镇居民”的口粮，无饿死之虞，回村看望老乡时还
能接济他们一点。可惜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老乡成批饿死。百泉大队（今百泉村）一
千多人饿死了近三分之一，包括何之明的老房东。（４８）
甘肃饿死人的严重情形传到北京，震动了中南海。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钱
瑛亲率工作组前往调查。了解到真实情况后，她立即向中央告急，请求拨粮救灾。中
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于一九六○年十二月初在兰州召开会议，改组甘肃省委
，并号召全省“紧急行动起来抢救人命”。（４９）赈济饥民的粮食是运去了，驻军
也则配合地方，挨家挨户送救济粮。虽说“来迟了”，许多农民已经死去，死亡潮终
于停止蔓延。
大跃进期间甘肃的非正常死亡在一百三十万至二百万之间，一百三十万是个下限
，占当时人口的十分之一。对此从没有人提出过异议。一九六六年文革期间，对甘肃
饿死人应负主要责任的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在江苏任省委书记处书记。甘肃的造反组
织派代表到江苏，要求将张揪回甘肃，理由就是“张仲良欠甘肃人民一百三十万血债
”。当时，由于刘澜涛被打倒，张仲良的个别老部下想为他翻案，找到当时主掌甘肃
的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请他支持张仲良复出。冼恒汉回答说：“我要是为张仲良翻
案，我对不起一千多万甘肃人民。”结果张仲良的案终于未能翻成。
青海同甘肃差不多。由于省委第一书记高峰“左倾蛮干”（刘澜涛语），青海发
生严重的非正常死亡，刘澜涛向邓小平点名要求派公安部副部长王昭去青海主持工作
。据刘回忆：“王昭同志到达青海时，正是春耕大忙季节。但是从湟水之滨到黄河两
岸，地里看不到人迹，村里看不见炊烟，一片荒凉萧疏景象。”王即向中央报告，“
要求中央火速调拨粮食，先把人畜死亡的问题煞住。”（５０）但在救济粮送到之前
，许多农民已经死去了。
青海当局公布的死亡数仅为十二万多，因为打了“外流”的埋伏，说一九六○年
至一九六二年人口“外流”了五十四万。（５１）而实际上全国各处都在挨饿，外流
者很难讨到吃食活下去，哪怕只有四分之一“外流者”死于他乡，青海的非正常死亡
数就是四十万、占全省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十五了。
当时的中共中央委员范文澜曾说：“在大跃进中哪一省卫星放得最多，那一省的
灾荒就最严重。”河南就是其中之一。该省一九五八年秋收有百分之五十的庄稼烂在
地里未收到手，一九五九年减了产，当年粮食产量仅一百九十五亿斤，他却按四百五
十亿斤的产量作基数，分摊指标，强行征购，完不成任务的干部就是“小彭德怀”。
各地只好靠搜刮农民的口粮来证明大跃进之伟大，将当七十五亿斤交了国家。（５２
）结果弄出了几个“事件”，其中最严重的是“信阳事件”。如今官方的正式说法是
：“‘信阳事件’是指一九五九年十月至一九六○年四月发生在信阳地区的大批农民
群众饿死的事件。当时信阳地区所属十八个县（市），有十五个县（市）出现大批农
民非正常死亡。”（５３）
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出在信阳地区，饿死人信阳也是第一。信阳地区一九五九年
实产粮食三十二亿斤，以第一书记路宪文为首的信阳地委却估产为六十四亿斤。省里
要征购九点六亿斤，已属过头，地委却自报奋勇，要为大跃进多作贡献，交了十点四
亿斤。农民的口粮、种子粮、牲口饲料粮多被劫掠而去，平均只剩下一百多斤口粮，
仅够食用四个月。潢山、光山等县，口粮甚至不足三个月。还不到一九五九年底，大
批公社食堂就断粮停伙了。路宪文怕真实情况传到外界，指令各县，“不准农民生火
做饭，不准外出逃荒要饭，不准向上级反映情况。”（５４）各县派民兵封锁村庄，
街头、交通要道都设了关卡。农民无处可逃，只剩下饿死一途。
信阳地区的非正常死亡数，如今官方公布的是五十万。（５５）但这与目前已披
露的各县的死亡数不符：截止一九六○年春，正阳县饿死八万多人，新蔡县死亡近十
万。临靠淮河的淮滨县，仅在一九六○年一年里就饿死九万八千人，每四个人中死了
一个！在那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遂平县岈山人民公社，四千人成了饿殍！（５６）而
“大批农民非正常死亡”的县（市）“有十五个”！
实际上，内部还有一本帐未公开：“第一次统计是八十三万人……第二次统计查
出九十七万；上级估计在百万人以上。”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副总理李先念和
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率领工作组到达信阳。调查了五个月后，工作组组长陶铸在一次
讲话中说：“我看死亡数字就不要再统计下去了，已经一百多万了。……”（５７）
作家白桦是信阳人。他说当时“一个村落一个村落的人被饿死”，正是事实。仅息县
就有六百三十九个村子死绝。固始县“全县无人烟的村庄有四百多个。”“死绝的户
数，光山县就有五六四七户，息县五一三三户，固始县三四二四户。”（５８）
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张文才曾说当时“有些地方甚至饿殍遍野，总理为此忧心如
焚”。他指的地方必定包括信阳。对信阳事件，毛泽东也知道大致情形。一九六○年
底，毛泽东指定他身边的几位工作人员到信阳地区去调查研究。不过，当这一行人于
一九六一年一月中旬到达河南时，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却不让他们去信阳，把他们安
排到了许昌地区的鄢灵县。虽然他们也看到了“农民大量挨饿、生病、死亡的凄凉后
果”，毕竟没有看到信阳地区饿殍遍野的惨况。（５９）
河南省的问题刚暴露时，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想从下面找替死鬼，挑上了禹县县
委书记刁文。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时，禹县出过一阵风头，每当中央要员前去参
观，吴芝圃必定风光满面地陪同。到饿死了人，事情闹大了，吴脸一变，下令枪毙刁
文。但被中央发现制止，刁文才拣了一条命。南阳地区唐河县一九五八年曾创造全国
第一颗小麦“高产卫星”和“保证亩产籽棉一万二千斤，争取一万五千斤”的棉花高
产奇迹。结果该县的粮食被大量外调，供上级领导观看的粮囤仅表面一层是粮食，下
面全是稻草和玉米秸。不久，断粮的农民成批饿死，万户萧疏、饿殍遍野，路上随时
可见倒毙的死者。到了一九六一年，该县人口锐减了十一万四千。在相邻的淅川等县
的三个县委书记、县长被捕，上报中央等候批准枪决时，唐河县委第一书记毕可旦风
闻自己将被解押南阳，“很可能枪毙”，便先领着家人半夜跳了井，夫妇及三名女儿
死去。
（文革后，毕被平反，官方为他迁墓重葬。可是官修墓碑叙述他的生平时，只说
他一九五七年任唐河县委第一书记，一九六○年十一月逝世，对大跃进和他的死因只
字不提，好象根本就没有那回事。倒是与他一起跳井时年方十四岁、被母亲顶上水面
逃生的儿子毕剑增说了实话：“唐河当时饿死人多，我父亲身为父母官，他是有责任
的。他既是浮夸风的执行者，也是一个受害者。”）（６０）
河南饿死人的惨剧被揭开后，大跃进的积极分子吴芝圃终于不得不认罪：“省委
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大得很……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
。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６１）不过，他的官运并没到此结束。不仅中共
中央委员的头衔却没丢，而且不久就又调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只比原职低
了半级。他死后，中共为他作的传是这样写的：“一九五六年……被选为中央委员。
一九六二年以后，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一九六七年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
团迫害去世”。（６２）同毕可旦的墓碑一样，在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一年间，吴芝
圃的经历也是空白，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做；一个欠了老百姓二百万条生命”的人物，
竟成了受迫害而死的大好人。中共为吴芝圃开追悼会时，河南省委机关报《河南日报
》甚至发了篇强奸民意的大块文章《河南人民一直怀念他》。那一天，在河南省会郑
州的一处公共报栏，有人在这篇文章旁批了几个字：“河南人民永远不会原谅这个人
！”
山东的情形和河南差不多。一九五八年大跃进，青壮劳力都去炼钢、修水库去了
，全省秋播面积不及往年的四分之三。一九五九年老天爷帮忙，风调雨顺，夏粮长势
甚好。但既然四分之一以上土地没有播种，老天爷白帮了忙，应该丰收的夏季作物反
而少收了十几亿斤。八月开了庐山会议，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于是又“大办水利”。
“从十月下旬开始，全省七百万青壮劳力开上水利工地，到十二月初达到八百八十七
万人。甚至在一九六○年春夏农村经济面临崩溃、严重粮荒笼罩全省时，仍有数百万
农村劳力不搞春耕春种、夏收夏种，而去大搞水利工程。”田地只好抛荒，“一九五
九、一九六○年两年，全省共荒地五千至六千万亩。”（６３）
本来据山东省委估计，二百亿斤是“最低限度的粮食自给目标”，但为了大跃进
而土地抛荒，老天爷不肯再帮忙。饥饿的农民无力操持农活，一九六○年仅产了一百
六十六亿斤。这样，国家应当支援山东三十四亿斤粮食才行。可是为向中央邀功，山
东省委反而报告说“大丰收”，农民“踊跃卖余粮”，从农民那里搜刮了七十亿斤“
余粮”交给国家，即从每个山东农民口里夺走了一百多斤粮食。结果有一千六百万农
村人口“每人全年平均口粮只有一百四十二点七斤”。（６４）每人每天不足四两原
粮，还不够两只鸡吃的。人焉能不饿死！
临朐县有个大峪大队，一九五九年秋收，四十多万斤粮食被征购，剩下人均口粮
仅一百多斤。从十一月起，每人每天只配给四两原粮。此外又宣布瓜菜代口粮：“萝
卜四斤顶一斤，菜叶子五斤顶一斤，南瓜二点五斤顶一斤。”玉米秸、剥去了玉米的
光棒子、花生壳、豆秸、瓜秧磨碎，也算是农民的口粮。实在凑不出了，又假设每人
偷了四十斤粮食，强行加到每个人的头上，算起来每人的口粮又多了四十斤。最后向
上级报告说每人口粮三百五十七斤。但一天四两粮食维持不了生命，农民就这样活活
饿死。死的人多了赶不及埋，许多人暴尸路旁。临沂地区一位当时的中学生后来这样
回忆道：“大概是（一九）六○年，……那时大食堂已经把许多人饿死了。（上学的
路上）常见有被狗撕得乱七八糟的死孩子，我怕极了。”（６５）
一九六○年十月，罗荣桓元帅曾在一次讲话中说：“在山东，农村劳动力减少了
百分之二十，牲口由六百万降到二百万，许多土地荒掉了。”罗没细谈山东农民饿死
的详情，因在庐山会议上直言批评毛泽东而被打倒的彭德怀元帅却多少知道一些。当
时他正被软禁在北京西郊吴家花园（今清华大学与颐和园之间）。有一天，一老一少
母女俩到了彭蜗居的地方，她们是步行乞讨一个多月从山东来到京城的。那母亲一见
到彭的一位警卫战士就哭喊道：“儿呀，你爹和你兄弟都饿死了。全村人把树叶都吃
光了，都逃出来了……”（６６）
甘肃省委工业交通部部长张北华是山东人。一九六○年，在通渭县大批饿死人后
，他被派到通渭县去处理。就在这时，他的侄儿从山东老家去甘肃找他，告诉他山东
家乡的情况与通渭县差不多，他的父亲也是饿死的。连这位高级干部的父亲都饿死了
，山东死了多少普通农民就可想而知了。（６７）
闯下大祸的舒同，省委书记当不成了。一九六○年十月，舒同下台，“下放”去
当县委第一书记，而活活饿死的几百万山东老百姓却再也没人提起。此时北京朝廷还
不知道安徽死的人一样多，曾希圣便光荣地兼了山东的第一书记。为了支持曾希圣，
中央于十一、十二月间给山东调拨了十亿斤粮食。不过其中有四亿斤是“返还”的粮
食，即本来就是山东农民的口粮，被前省委搜刮了交给北京政府的。（６８）换句话
说，要是山东的各级干部当初不曾搜刮农民的口粮去向上邀功，许多农民是不会饿死
的。
北京四围的河北省，并没有因为靠近伟大领袖毛主席而沾光。从北京往北，过了
八达岭长城不远就是张家口地区。一九六○年春，张家口市委兼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
到下属蔚县调查。在蔚县西合营村，他看到“春播时，前边播上种，后边有人就把种
扒出来吃掉。队里没办法，把种籽通通拌上毒药，并通告全体社员。可是……种籽照
样被扒出来吃掉，只不过增加了一道工序，即把扒到的粮食在土里边搓搓，然后迫不
及待地塞进嘴里……”（６９）
在那样严重的情况下，河北省委的书记们既不敢向中央开口讨粮食，又不敢开放
储备粮仓。他们只懂得一条：卡农民的脖子。省委在一九六○年十月决定全省农村一
律按一人一天四两的指标配给粮食。口号是“吃四两，晒太阳。”因为太阳光里有热
量，可弥补食物之不足。
胡开明跑到省里找省长：“请你们下来看一看，一天四两粮食怎么活下去！”但
他空手而回，没要到一点粮食。而他手下的蔚县县委书记为了向省委表忠心、充模范
，竟决定再压低农民的口粮，规定全县农民日吃三两粮。按胡开明的说法，“这个标
准降到了一只鸡所需食物以下。”结果仅仅在实行此标准的头四个月里，蔚县就饿死
了百分之二点八的人口。省委宣布一天四两后，宣化市的死人数也“逐月猛增”。一
九六一年春节初一，河北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省委书记指着宣化市委书记卢起责问
：“宣化为什么死那么多人，原因是什么？”卢起回答：“四两不行，就是五两也不
行，至少需要六两。”会议这才决定将农民的口粮增加到六两。河北省的非正常死亡
问题才因而逐步缓解。（７０）
湖南也没因是毛泽东的老家而免祸。溆浦县本是个除了盐之外什么都可以自给的
好地方，此时人们也没有吃的了。凡附近山上有树叶可采，有猕猴桃、板栗可摘的，
大都能设法找点东西充饥。四周山上无野果可采的，就没有多少希望了。向家垴周围
都是秃山，一百多人的山村饿死了一大半，青年、壮年几乎死光。本文作者的一位黄
姓朋友的同学，一九四九年参军，当上了军官。他一九六○年回向家垴探亲，发现父
母都已饿死，村里没剩下几个活人，当即愤而自杀。（７１）
湖南的另一个县――宁乡，是刘少奇的老家。一九六一年四月，听说刘要回乡搞
调查，当地干部怕他发现通往他老家人民公社机关路旁的梧桐树的树皮已被饥民剥了
吃掉，赶紧做了手脚：将树干涂上黄泥，再用稻草裹住。但刘少奇很快就了解到了真
相：他在一个山坡上看到一堆风乾的人粪，用小棍子撩开，只看到米糠渣子和草根，
挑起来也闻不到臭味。农民告诉他，很多人已经饿死，枯木冲（村名，刘的老家叫炭
子冲）饿死了“一、二十个”，“跑了”十几个。刘的姐姐刘少白家中在一个月里接
连死了两口。她的儿子因用米糠充饥，屙不出屎而活活憋死。（７２）
按官方公布的死亡统计数字，湖南的“非正常死亡”仅八十六万。但陪同刘少奇
去湖南调查的夫人王光美说：当时“基层党组织……连人口死亡数字统计出来了，还
要‘压缩平衡’，不许如实上报”，可见官方统计的死亡数字必定是缩过水的，不可
置信。实际湖南全省的非正常死亡数至少在一百五十万以上。（７３）
既然是人祸而不是天灾，既然各个省都服膺北京中南海里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毛
指挥的大跃进也就人人有份。所以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周惠在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
上曾说：“各省第一书记都该打一百板屁股。”（７４）为此，以紧跟毛泽东为首务
的周恩来专门开过一次会批判他。周惠也作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下了台。可是
只过了几个月，周惠的话就被证实了。所有的省都饿死了人。“一九六○年春天，总
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回到福建长汀老家，看到当时说假话之风盛行，名义上是保证每
人每月吃三十斤稻谷（折粮二十一斤），但实际上没有做到，大食堂都无米下锅，吃
的多是煮青菜。”一九六一年初，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带领工作组到闽西，也发
现“大片土地荒芜，大量牲畜死亡……非正常死亡非常严重。”（７５）
鱼米之乡普遍饿死人。湖北各县死人的情况各不相同，但既然一九五九年春天就
饿死了人，一九六○年死得就更多了。譬如松滋县一九五九年饿死了六千三百人，一
九六○年又饿死一万六。宜都县有一万四千余人非正常死亡。（７６）
由于一九六○年上半年严重缺粮，农民顾不上农田管理，天气也不帮忙，一九六
○年的夏收极差。不仅没有“余粮”上交北京邀功，反而要向上伸手了。一九六○年
底，湖北省省长张体学打电话到北京，对他的红安县老乡、副总理李先念说：“李副
总理，你就是砍了我脑壳，也要给我两亿斤粮食！百姓们没法活了。”可是国库空虚
，李先念也没有办法。他沉默了半晌才开口：“你就是砍了我脑壳，我也拿不出两亿
斤粮食……”（７７）李拿不出粮食给故乡，他的许多湖北乡亲自然没能熬过那场饥
荒。
既是人祸，江苏省富庶的江南水乡也就逃不脱。溧水县，近一万四千人非正常死
亡。常熟县本应“常熟”，却也死了一万一千多。武进县东安乡，仅两万人口，非正
常死亡的就有四百多。（７８）从省会南京往南不到一百公里，石臼湖与固城湖之间
，有个原本很富庶的高淳县（淳溪）。（题外话：石臼湖是笔者当年“接受再教育”
、并萌发写作《人祸》愿望之处。）早在一九五九年上半年，高淳就已发生严重的的
饿死人事件。省委调查后，写了报告正要送中央时，在庐山开会的省委第一书记江渭
清打电话回去说：“现在气候不对了，要反右倾了，你们不要再反映死人的情况。”
于是省委将报告压下，仅将高淳县委书记刘元撤职了事。庐山会议后，反右倾是首务
，无人敢为民请命，粮荒不得舒解，形势日益严重。省公安厅厅长洪沛霖亲赴高淳调
查后，谈起高淳的情况，说：“农民一家家死亡，有的村庄死得差不多了，还剩几个
人。何等惨啊！”（７９）
长江北边的高邮县是又一个典型。该县在一九五九年已死了一万六千多人。一九
六○年二月，县委第一书记夏雨和第二书记洪坚一并成为反右倾的靶子，被定为“犯
有反党、反社会主义错误”而撤职。新上任的县委忙着召开万人大会批判“右倾机会
主义”，顾不得救人命。结果一九六○年又死了一万七千多。饥荒持续到一九六一年
，又有四千多人死去。值得一提的是，高邮县饿死的三万七千多人中，一万七千多是
儿童。（８０）
高邮北边的兴化县，死的人数差不多，县委书记郭玉汉被撤了职。兴化北边的宝
应县，情况更严重。因为忙于各种“大干”，顾不上农活，一九五九年一半以上的稻
田是白水插秧（未施肥），还有的稻田干脆抛荒，结果大减产。“当年粮食实产十七
万吨，而县委主要负责人却坚持核定产量二十七点五万吨，以至征购过头，社员口粮
全年人均只有七十六点五公斤，造成农民非正常死亡的严重问题。”四万人饿死，事
情闹大。江渭清亲自出马，逮捕了县委书记徐向东。江虽自我检讨说“宝应事件，省
委要负一定的责任”，（８１）但“死者长已矣”，再也不能复生了。
当年副总理陈毅路过南京时，曾将江苏省长惠浴宇找去问：“人民公社究竟好不
好？你们江苏究竟死了多少人？”可是江苏省委事先已统一了口径，惠浴宇也就没有
对他的老首长说实话。陈毅回到北京，叹道：“在下面跑了几个省，谁也不敢说老实
话……”（８２）
全国二十六省，全都饿死了人，无一例外。前面未提及的省份，今列举一二实例
，且为周惠的话作证：
辽宁台安县，一九五九年就开始饿死人，到了一九六�年，每人每天的口粮仅四
两至七两毛粮。吃七两的可勉强活下来，吃四两的便难逃一劫。那两年间，人口减少
了六万，除去“外流二万多人”，非正常死亡当在二万以上。云南镇雄县，一九五九
、六○年两年内有一万人“非正常死亡”。陕西安康县，一九六�年“大部分社队人
均口粮不足十公斤……非正常死亡七千多人。”（８３）
全国两千余县，没人饿死的很少，有些地方只是情况稍好、死亡数相对较低而已
。如江西宁都县和丰城县，一九六○年的非正常死亡均在两千人上下。广西横县，一
九六○年“春夏间……因缺粮饿死一千四百人。”连地广人稀的粮仓黑龙江省也不例
外。譬如望奎县在一九五九年有一千人非正常死亡。一九六二年，黑龙江省“城市居
民每月每人粮食定量减到二十四斤……。农村……粮食普遍不足，尤其受灾地区，入
春以后几乎没有粮食吃，人们主要靠野菜、野果、树叶、植物的根茎充饥……”（８
４）
伟大领袖所在的北京也不例外。城市居民的粮食有“定量”，死不了。郊区农民
就不行了，他们是被牺牲的一群。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三年中，北京及其郊
区农村共有三点六万人非正常死亡。北京的近邻天津市也是如此，非正常死亡数为三
万五千多。东北重镇沈阳的情况就更差一些，三年内共有六万人非正常死亡，其中五
万五左右是归沈阳市管辖的新民县的农民，几千人属沈阳市管辖的辽中县。（８５）
在有些城市，居民因营养不良造成的死亡率增加也十分明显。若将这也算作“非
正常死亡”，则河南南阳市从一九五八年开始就每年有几百人非正常死亡，一九六○
年非正常死亡数达一千以上。县属小城镇的居民，凡与农民一样无“商品粮”可买的
，都是被牺牲的一群。譬如四川新津县武阳镇，仅一万多居民，一九六○年竟死了一
千一百多人。（８６）
还有一批人是不该不提的。那就是一九五七年反右、一九五八年“反右补课”补
进网里的右派，以及因“攻击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而获罪的那一大批人。
西北民族学院你夜的回族青年沙云青，一九五七年成了右派，以后又因与朋友议
论大跃进而成了“反革命”，被判刑十五年。在青海某地的监狱里，“和他关在一起
的‘政治犯’们，大多是专家、学者、教授，忧国忧民而因言获罪。他在那里拜了许
多老师，跟着学文学、学科学、学马克思主义。后来，他的老师一个又一个悲惨地死
去。二十五个人的大牢里，只剩下两个人，饿得皮包骨……”沙云青是其中之一。（
８７）
萧复兴的《柴达木传说》记载了在青海的另一所劳改农场里右派们的遭遇：“缺
粮，严重的缺粮。劳动，依然是繁重的劳动。许多犯人先后饿死了。”“新来了一个
大学讲师，也是右派。斯文白晰……没过几天，人不见了。怎么找，也找不到……（
另一位右派、工程师黄治中）找到了他……在戈壁滩上。他饿死了。瘦瘦的身躯紧贴
在沙滩上。”（８８）
“胡风分子”任敏，一九五五年与丈夫、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一起入狱，一年后
获释，被发配青海，旋又因“攻击毛主席”而再度坐牢。大饥馑时，她在牢房里的任
务是搬死尸，每天都有饿死的囚犯往外搬。在北大荒劳改的右派、电影《智取华山》
的导演巴鸿，及另外几位演员的劳动任务稍有不同：挖坟坑，定额每人每天挖三个。
男高音歌唱家兼音乐指挥莫桂新（女高音独唱家张权的丈夫）葬身的坟穴，就是他们
几位电影工作者挖的。劳改犯死得太多，连做墓牌的木板都不够用了。兴凯湖边埋葬
他们的的小丘岗上，所谓墓牌只是一块红砖，用粉笔书写着那些右派分子的名字。“
一场大雨浸过，粉笔笔迹消失，那死鬼就成了无名野鬼。”（８９）
那时，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右派作家张贤亮，也是个劳改犯。他后来这样回忆那段
日子：“数百名工程师、农学家、会计师、教员……还有在国外留过学的学士、硕士
、博士或旧军官”，与刑事犯关在一起劳改。“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每月每人
的口粮标准从二十斤降到十五斤，再降到九斤！”“劳改队开始大批死人……接二连
三地死人。假如你早上爬起来，发现身旁的人死了，应该向组长报告：‘组长，某某
人死了。’千万不能说：‘啊，组长，又死了一个！’”“劳改队的领导经常‘报告
’社会上人民群众的生活比劳改犯人还困难，吃的比犯人还糟糕（这样劝导犯人不要
逃跑）”。（９０）
甘肃酒泉附近有个名叫夹边沟的地方，“一九六○年……有两千多名因各种原因
挨整的干部在夹边沟劳改农场饿死。”该农场由于人犯基本死光而变成了荒凉的丘墟
。（９１）
离北京不远的河北清河劳改农场死的人更多。仅其中的“五八三”分场就死了三
百多。他们大多是北京西郊学院区送去的学生：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航空学院、钢
铁学院、工业学院……（９２）
这批死者中，没有名人。除了笔者的校友、清华大学电机系学生张心涛、刘雪峰
外，能追寻出名字的不多。以下是当年稍有名声、平反后被人提及，在人世间留下了
一点痕迹的几位右派分子：自日本归来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费明君，死于青海
；自台湾赴大陆的美学家吕荧，死于河北清河；自香港归来的作曲家陈歌辛，死于安
徽；自美国归来的化学家、兰州大学副校长陈时伟，死于甘肃武威黄羊河劳改农场。
他们代表了一个时代，一个如今青年学子们所不知详的时代。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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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D Chinese Magazine HXWZ
January 6,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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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 夏 文 摘 增 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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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躍進” 歷史專集（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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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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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刊 第七十五期 ──
（一九九六年一月六日出版）
本期增刊將〔jiang1〕分成zk9601a1、zk9601a2、zk601a3三個文件發
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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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錄 （zk9601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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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歷史專集】 從“大躍進”到大飢荒 丁 抒
一、 人類史上絕無僅有的人禍
二、 “大躍進”引發的災難〔nan2〕
三、 是人禍，不是天災
四、 結束語
五、 附 錄
六〔liu4〕、 注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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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專集】
從“大躍進”到大飢荒
﹒丁 抒﹒
一、 人類史上絕無僅有的人禍
一九八四年，有几位學者在英文《人口與發展通訊》上著文指出：“一九五八年
至一九六一年中國的大飢饉【jin3】是人類歷史上死人最多的一次。”（１）對這一點，當代
嚴肅的學者、歷史學家都已予以肯定。問題是，它的來龍去脈如何？究竟是天災還是
人禍？大躍進期間中國餓死了多少人？
毛澤東在世時，一直嫁禍于老天爺，將那場深重的災難歸咎于“三年自然災害”
。如今，當年的國務院副總理薄一〔yi1〕波終于說出了真話：“一〔yi1〕九五八年的‘大躍進’和
一九五九年‘反右傾’后的繼續‘躍進’，給我們國家和民族造成了嚴重的災難。”
“‘三年困難時期’，主要是‘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反右傾’運動造成的
。”（２）前《人民日報》社長胡績偉也說：“國家赤地千里、餓殍【piao3】遍野的慘象完全
是我們黨造成的。”（３）另一位中共黨內有識之士、一九五九〔jiu3〕年時任毛澤東兼職秘
書的李銳則評述道：“高舉‘三面紅旗’，高指標，瞎指揮，一平二調，造成〔cheng2〕國民經
濟大破壞，餓死成千萬人，這是中外古今歷史上承平之世絕無僅有之事。”（４）
由于毛澤東在世時，那場慘絕人寰的大飢荒〔huang1〕一直是碰不得的禁區，究竟多少中國
人失去了生命，至今未有定論。直到現在，這個數字仍然是個禁區。官方出版物對此
含含糊糊，語焉不詳。如中國科學院一九八九年發表的國情報告這樣說：“按保守的
估計，因營養不良而死亡約一千五百萬人，成為本世紀中〔zhong1〕國最悲慘的事件之一。”（
５）即便是嚴肅的黨史專著，也或者籠統地說“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非正常死
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在四千萬人左右”（６），或者含糊其詞地說“人口非正常死
亡數千萬〔wan4〕人”（７），不愿予深入探討。
迄今為止，認真研究這個數字的學者仍然不多。一九九三年，上海大學的學者金
輝想清理那筆糊涂帳。在以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人口統計數字為依據，對餓死的〔de5〕人
數作了深入探討后，他得出結論：“僅僅中國農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就可能達四千
○四十萬。”（８）但是刊登了此一研究成果的上海《社會》雜志卻受到黨的干預，
金輝受到處分，該期雜志被勒令停止發售，雜志社遭“整頓”。大飢饉【jin3】中的死亡人數
再次成為學朮【zhu2】討論的禁區。
本文作者以中國政府近年公布的人口統計數字為依據，對一九六○年前后的中國
人口〔kou3〕作了仔細的計算，結論是：非正常死亡數在三千五百萬左右。（９）除非中國政
府更改一九六○年年代人口統計資料，這個數字將經得住歷史的檢驗。
縱觀中國歷史，一九四九年中共上台執政之前的“兩千一百二十九年中，共發生
二百○三次死亡萬人以上的重大氣候災害，死亡了二千九百九十一萬多人。”（１０
）而毛澤東一個“大躍進”，餓死的人就多于兩千多年間因自然災害而死的全部人數
的總和，這是怎樣的一場浩劫！且讓我們〔men5〕看看它究竟是怎么發生的吧。
二、 “大躍進”引發的〔de5〕災難
毛澤東于一九五八年三月發動“大躍進”運動，到年底時，中共中央發表公報，
宣布糧食、鋼鐵的產量都翻了一番，實現了特大躍進。從此“大躍進”和“總路線”
、人民公社一起，成為中共的看家法寶“三面紅旗”，“大躍進萬歲”也喊了整整二
十年。
“大躍進”，對于落后挨打了一百多年的中國人來說，本是個美妙的字眼。“又
是大國又是窮國，不躍進行嗎？落后二百年，不躍進行嗎！”（１）毛澤東這樣說當
然不錯。問題是他個人的功名欲壓倒一切，他企圖通過几個運動、几場人海戰役就改
變中國二百年的落后，在他有生之年就超過英國、趕上美國。早在一九五七年，黨外
人士張奚若（時任教育部部長）和陳銘樞（前國民黨政府廣東省省長）就曾批評他“
好大喜功，急功近利”。他反駁道：“什么好大喜功啊，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還是
反動派的好大喜功？”他〔ta1〕聲稱他就是“要好大喜功”。（２）
超英趕美，這并【bing4】非不可能。可是毛澤東在一九五八年宣布的“三年基本超過英國
，十年超過美國，有充分把握”（３），卻〔que4〕是大謬。當時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軍
隊總參謀長黃克誠說：毛澤東“想入非非”，“想在自己手中把本來要几百年才能辦
到的事情在几年之內辦到”。（４）此評語可謂一針見血〔xie3〕。
其實，一九〔jiu3〕五八年的“大躍進”完全是虛假的。就工業而言，正如副總理薄一波
所說：“一九五八年的工業生產增加百分之六十六，看起來這象是大躍進﹔但是如果
分析一下這百分之六十六的內容就知道……國家花費了寶貴的原材料，制造出大量的
廢品，現在都塞滿了倉庫，還要開支保管費。這能算大躍進么？”至于一九五八年生
產的“一○七○萬噸”鋼里，有三百多萬噸是鄉下人砸鐵鍋，城里人拆鋼窗、卸暖氣
管，用“土高爐”煉出來的，什么用處也沒有。薄一波一九五九年說的“一九五八年
煉出來的三百萬噸土鋼，至今還埋在草里”（５），正是大實話。
那一年剛好老天爺幫忙，農業丰【feng1】收，但糧食產量比一九五七年僅增加百分之三點
四，比前五年的平均增〔zeng1〕幅百分之三點八還略少一些。（６）談不上〔shang4〕是“躍進”，更沒
有“大躍進”。可是誰都怕“反對三面紅旗”，誰都怕當“大躍進消極分子”，全國
上下虛夸【kua1】吹牛成風，糧食產量層層加碼，匯總到中南海，就變成了翻一番。一九五八
年的農業大躍進就是這么來的。
一九五八年全民煉鋼，農民丟下農活去“找礦”、“煉鋼”，大量成熟的庄稼爛
在地沒有收入倉，或者收割草率而大量拋撒。譬如四川省“拋撒、浪費的糧食約占總
產量的百分之十左右……當在二百二十萬噸以上。”（７）河南省更為嚴重，竟有百
分之五十的秋糧被毀棄在地里未收獲入倉。（８）又因中共實行糧食“統購統銷”政
策，農民完成國家糧食征購任務之后剩下的才是農民的口糧、種子糧、飼料糧。征購
量隨產量走，一九五八年的征購數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二百十五億斤，全國農民的人
均口糧減少了二十一斤。（９）個別地方，如河北省張北縣，一九五八年的糧食產量
“被近四倍地虛夸【kua1】”，“使國家征購任務成倍增加，而實際產量與征購數几乎相當。
”留給農民糊口的只是一些土豆。（１０）
虛報不那么嚴重的地方，若象往年〔nian2〕那樣干稀搭【da1】配、攙【chan1】和蔬菜，也能勉強維持一〔yi1〕年
。可是八月間全國一窩蜂地成立人民公社，“放開肚皮吃飯，鼓足干勁生產”的口〔kou3〕號
風行南北，公社食堂在無計划用糧的情況下肆意浪費，有的地方甚至搞吃飯比賽，“
放”了几個月后，糧倉也就空了。所以飢荒的到來只比大躍進晚了半拍，從一九五八
年秋開始，不少地方已出現了“非正常死亡”。譬如一九五八年秋天，安徽靈壁縣的
三個鄉餓死了五百多人。（１１）
一九五八年的“大煉鋼鐵”、“大辦水利”，農民成為奴隸、役工，農民的生命
賤如螻【lou2】蟻，“被驅不如犬與雞”。在“早日進入共產主義”的旗號下，有些許多地方
竟然高喊“寧教人死了，不教紅旗倒！”“寧死九十九，紅旗不丟手！”（１２）許
多人勞動過度、營養不良，逐步拖垮而死。中國最大的省份四川，一九五八年非正常
死亡的人數超過了一百萬！（１３）
到了一九五〔wu3〕九年春天，許多地方已處在飢饉【jin3】的邊緣，發出了餓死人警報。按薄一
波的說法，一九五九年四月初，僅山東、安徽、江蘇等十五個縣統計，就有兩千五百
萬人“無飯吃”。（１４）
在這種形勢下，國防部部長彭德懷元帥出頭“為人民鼓〔gu3〕嚨胡”，在七月廬山會議
上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對大躍進提出〔chu1〕質疑。可是他因此而被打倒，毛澤東就勢發動
“反右傾”，整肅了一千多萬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１５），形勢極度恐怖。正
如當時的江蘇省省長惠浴宇（他的弟弟、湖南省委書記周惠是彭德懷“反黨集團”成
員）所說：“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后，稍有點政治閱歷和身份的人都遄【chuan2】遄【chuan2】不安，或噤
若寒蟬，或謹慎言行。”（１６）因此中共各級干部唯恐“右傾”帽子落到自己頭上
，誰也不敢為“無飯吃”的農民大聲疾呼。
中國這塊黃土地，歷來是丰【feng1】、平、歉年交替。在連續兩年丰【feng1】收后，一九五九年是
個平年。再加上一九五九年春播面積比一九五七年減少了九千萬畝，以致年產量只有
三千四百億斤（１７），比一九五八年減少了四百多億斤。然而，各地為了表示自己
擁護大躍進，不惜再次吹牛虛報糧食產量。如廣西上林縣，秋收一結束縣委就將各公
社、生產大隊的干部集中開會，要下面報告產量，凡虛報高產的得獎，如實報告的則
扣以“右傾”、“反三面紅旗”的帽子，報不到縣委要求的數字就不散會。基層小吏
敵不過縣大人，只好亂報產量。結果全縣本實收一點四四億斤，卻報了二點五七億斤
。（１８）這樣，匯總到政府總理周恩來那里，糧食總產量就多出整整兩千億斤，變
成了五千四百億斤。又是個“特大躍進”！
于是繼續高征購。計划分到各省，誰也逃不脫。農村沒那么多糧食可交。征購計
划又必須完成，怎么辦？
“反瞞產”！
早在一九五九年初，毛澤東就曾擬文件批發全國：“公社大隊長小隊長私分糧食
一事，情況嚴重……在全國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必須立即解決。”（１９）此后
，凡收羅的糧食不足上級規定數，就一定是基層干部隱瞞了產量，私分了糧食。于是
“反瞞產私分”，拼命從農民碗里奪糧，全國一律，沒有例外。結果留給全國農民的
的人均糧食（含口糧、種子糧、牲畜飼料糧）比一九五八年還少一百余斤。（２０）
對擠了農民的口糧這一點，毛澤東十分清楚。他下達指示：“告訴農民，恢復糠【kang1】
菜半年糧。”（２１）“糠【kang1】菜半年糧”餓不死人，但實際情況是，“反瞞產”、完成
國家征購數之后，許多地方的公社食堂普遍吃空，只剩下菜〔cai4〕，連糠【kang1】都沒有了。從十一
月尾起，人類歷史上空前的大飢饉【jin3】就籠罩了全中國。
“反瞞產私分”是導致大飢饉【jin3】、數千萬人餓死的關鍵一步。農民成百成千萬地餓
死的慘劇與“反瞞產私分”同步發生。當時人口七千萬的全國第一大省四川是個〔ge5〕典型
。本來一九五九年實產糧食一五八二萬噸，可是在“反瞞產”過程中“撤換了大批堅
持實報糧食產量的干部……‘查’出大量并【bing4】不存在的糧食”，于是省委公布說產了三
千五百萬噸，結果國〔guo2〕家征購數高達百分之四十九（一九五八年以前平〔ping2〕均每年僅征購百
分之三十一）。剩下給每個農民的糧食只有一百三十九公斤，比全國農民平均留糧數
低四分之一以上。（２２）去掉種子、飼料糧后，口糧已所剩無几。餓死人是注定的
了！
宜賓市委在“反瞞產”運動中斗爭、捆打了兩千五百多名基層干部，將該市所屬
農村的十六萬農民的平均年口糧壓得只剩一百余斤。結果三萬八千人農民冤死，差不
多每四個農民中就有一個成了大躍進的犧牲品。（２３）
仁壽縣，縣委書記把全縣的公社干部召去開大會。會上將公社干部一個個輪流叫
上台，讓民兵抽打，逼問“把糧食放到哪里去了？招！”干部們吃不了皮肉苦，只得
胡亂報個地方，說藏了多少糧食。農民僅剩的一點糧食交出去后，便只有餓死了。四
川省委書記閻紅彥帶領工作組前去處理，并【bing4】發放了五百萬斤救濟糧，可是一百一十萬
人按人頭分，一人不足〔zu2〕五斤，制止不了死亡潮。到一九六一年底，仁壽縣人口比大躍
進前的一九五七年少了二十六萬，除去一九五八年底十一個人民公社六萬余人划給威
遠縣以及少數外流者不算，多數餓死了。（２４）
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澤東在成都主持會議、發動大躍進時，曾興致勃勃地驅車到
灌縣都江堰參觀，感嘆道：“灌縣是個好地方嘛，山青水秀喲！”就在這自古以來從
不曾被飢饉【jin3】光顧的好地方，餓死了四萬多人。同在成都平原，與灌縣為鄰的崇慶縣，
也死了約三萬五千人。（２５）
夾江縣，顧名思義，風景如畫的青〔qing1〕衣江從中穿過，到樂山與 江會合。會合處就
是著名的樂山大佛所在。就在這塊富庶的地方，每八個人里餓死了一個！嘉陵江旁的
江北縣，沒有因緊挨重慶市而免禍。不過直到三十年后，官方文獻才透露，該縣在一
九六○年餓死了十余萬人！（２６）
從重慶沿長江而下，行不多遠就是以“鬼城”著稱的丰【feng1】都縣。那里〔li3〕八點七萬人“
非正〔zheng4〕常死亡”，差不多每六個人就死了一個，成了名符其實的鬼城。沿江再往下走，
以“巫山神女”聞名的巫山縣，因“大煉鋼鐵”使“成熟糧食多爛在田里”，從一九
五八年就開始餓死人﹔先后餓死了五萬七千人，每六個半人中死了一個。（２７）
大邑縣，死亡率更高，每五個人里就死了〔le5〕一個！井研縣，每八個人里死了一個。
新編《井研縣志》說，一九六○年“人口死亡率超過歷史最高水平”，正是實話。（
２８）
四川的非正常死亡遠超過任何一省。如今官〔guan1〕方發表了完整、清晰的人口統計數字
告知天下：一九五八至六二年的非正常死亡數分別為一零三萬、二五八萬、三百萬、
一二五萬、二十六萬。整個大躍進期間，四川餓死的人數高達八百十一萬，每九個人
就死了一個！（２９）
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是大躍進的積極分子。毛澤東的秘書、成都人田家英聞
說成都郊區放了顆“畝產稻谷二萬四千斤”的大衛星后，曾于一九五九年初率領一個
工作組到那個公社去調查，弄清了真相：糧食畝產只有几百斤，上報時吹了牛，上級
要征糧，公社將本應用作農民口〔kou3〕糧的稻谷拿去湊數，公社食堂只有清湯稀飯給農民填〔tian2〕
肚子。一九五九年七月廬山會議前，從武漢到九江的船上，田家英對李井泉說：“現
在可是有的地方餓死了人。”李井泉卻滿不在乎地答道：“中國這么大，哪朝哪代沒
有人餓死！”（３０）
如今，四川死了那么多人，李井泉應負全責。但他成功地用几個替罪羊頂了罪。
譬如雅安地區死人太多，不處理不行〔hang2〕了，李〔li3〕井泉放過地委第一書記何允夫，下令將榮
縣縣委書記姚清逮捕，判刑八年，該縣科、局長全部撤換﹔并【bing4】逮捕了一百七十名公社
社長、書記一級的干部。李井泉的老上級、一手提拔了李的鄧小平一九六○年春到四
川時，在全省縣委〔wei3〕書記會上說：“四川的工作，中央認為滿意，是全國工作做得比較
好的（省）。”同樣餓死了成百萬人的甘肅、河南、山東、安徽等省的第一書記都被
撤了職，唯獨餓死了八百萬子民的李井泉是個例外，不僅安然無恙，而且當餓死人的
災〔zai1〕難還在繼續時，李井泉就官升一級，成了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掌管云、貴、
川三省。這也算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奇跡罷！
在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上，四川省的工作部曾就餓
死人的嚴重問題向李井泉發難，李不得不在四川組的小會上作檢查。檢討通不過，鄧
小平兩次到四川組去為他開脫：“該檢討的都檢討了，就是那么多問題。四川出的問
題，中央也有責任。”鄧下令停止追查李井泉個人的責任，說“會議再不能這樣的繼
續開下去了”，李再次輕易地混過了關。（３１）四川餓死八百萬人的事就成了一筆
糊涂帳。
廣西壯族自治區在第一書記韋國清領導下，于一九五九年九月開始“反瞞產”。
他親自坐鎮桂林地區臨桂縣指揮，一場令人發指的搜糧運動遂遍布廣西。
韋國清的“反瞞產”成績巨大，譬如龍勝縣，一九五九年糧食征購數竟然高達一
九五七年的三倍半！留給農民的口糧甚至一天不到四兩糧，結果當然是把人活活餓死
。（３２）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報》刊登的廣西環江縣水稻“畝產十三萬斤”的
特號新聞，是柳州地委第一書記賀亦然一手導演炮制的。到了一九五九年，為了搜刮
糧食上交，賀亦然聲稱：“不管死多少人，柳州地區也要爭個第一！”結果“反瞞產
”搞得如此徹底，有的農民家里僅剩几把米，不得不藏進尿罐里以免被搜走。為讓“
私藏”了糧食的農民有糧也吃不成，環〔huan2〕江縣馴樂區委甚至下令“滅火封鍋”，逐門逐
戶將爐灶貼上封條，連取暖的火也一律滅掉。在寒冬臘月里，區委派民兵夜間巡邏，
見到火光就搜查、追捕。許多農民挖得野菜、剝得樹皮也不敢煮食，活活成為餓死鬼
。（３３）
餓死可以，外逃不行。民兵把守鄉村的交通路口，防止飢民外逃。環江縣水源區
委甚至追捕到相鄰的河池縣，將二百多名男女老幼用繩索捆成一長串，押送回鄉。當
忍無可忍的飢民到水源區糧管所搶糧時，區委書記韓祖文不僅不開倉放糧，反下令開
槍鎮壓，事〔shi4〕后還誣稱被槍殺的飢民是“反革命〔ming4〕分子”。（３４）
從一九六○年初開始，環江縣餓死了〔le5〕三萬多人。“不少人家絕戶，不少村庄絕村
……最后竟然出現活人吃死人、活人吃活人的事件。甚至街上有人公開擺賣人肉。”
賀亦然的豪言壯語沒有白說，柳州地區真的得了全廣西第一：死人〔ren2〕十六萬！（３５）
但是，“反瞞產”運動是韋〔wei2〕國清直接指揮的，他親自坐鎮的桂林地區臨桂縣五通
鎮，七、八千人口也餓死了三分之一，死絕了一百多戶人家。所以一九六一年五月柳
州地委開會討論對賀亦然的處分時，韋國清為賀開脫，“建議中央、中南局對賀不作
組織處分。”（３６）這樣，賀雖丟了地委第一書記的職，卻升官當上了廣西自治〔zhi4〕區
黨委宣傳部副部〔bu4〕長。（賀在文革中被打倒，但文革后說是受四人幫迫害，平反升官，
當上了廣西自治區區委書記。）而升任〔ren4〕柳州地委書記處書記〔ji4〕不久的原環江縣委書記洪
華則被當做替罪羊拋出，判處五年徒刑，并【bing4】死在了勞改農場。奉命槍殺搶糧的農民的
環江縣水源區委書記韓祖文則判了十五年。
廣西共死了多少人！據一九六七年“廣西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團”發表的《給毛
主席的一封信》透露：“韋國清自己承認的數字”是三十多萬，但廣西“公安廳廳長
鐘楓揭發，起碼有五十萬。”（３７）
死人嚴重的另一個省是安徽。鳳陽縣是個典型。鳳陽縣一九五九年的糧食產量是
一點五億斤，但縣委宣〔xuan1〕布“我們在總路線的照耀下，奪得了農業生產的全面大丰【feng1】收。
糧食總產四〔si4〕點○五億斤……”報了高產就得多交糧食，縣委擠社員的口糧。擠不出來
，便“反右傾”、“反瞞產私分”。鳳陽縣委在十月間召開全縣干部大會，開始了空
前野蠻、殘酷的“反瞞產私分”運動。社隊干部奉命成立“查糧突擊隊”，挨家挨戶
地搜查。翻箱倒柜【ju3】，挖地鑿壁，找不出就打，僅一個小溪河公社就有三千多人被打，
一百○三人被打成殘廢，還有三十多人〔ren2〕死在了公社私設的〔de5〕勞改隊。（３８）
一個月后，便開始餓死人。該縣殷澗【jian4】公社黨委書記在化名“石求明”給〔gei3〕毛澤東寫
的信中說：“據我知道的三個公社四個庄子的人口死亡情況是極為驚人的。一個死亡
占百分之〔zhi1〕五，一個占百分之十一強，一個占百分之十五，一個占百分之二十多。……
有的村子几乎無人了。……我親眼看到，住在我們臨淮關上的招收起來的被大人丟棄
的兒童約有三、四百人，死有一百名左右。”一九九○年〔nian2〕，中國農業部政策法規司司
長郭書田說：“根據我們八十年代初考察過的安徽省鳳陽等縣的情況，當時餓死的人
大約占全縣總人數的四分之一左右。”即有近十萬鳳陽農民餓死在那場人為的飢饉【jin3】中
。（３９）
餓死了四〔si4〕分之一左右人口的縣還有宿松、濉溪、靈壁、渦陽等縣。《儒林外〔wai4〕史》
的作者吳敬梓的老家全椒縣，官方坦誠公布，該縣一九六○年“人口非正常死亡四萬
余人。”每〔mei3〕六個人就死了一個。（４０）
安徽死人如此嚴重，震驚了北京。安徽發生吃死人肉的事件，但當局力圖封鎖消
息封鎖消息，用“特殊政治事件”替代“吃人肉”的〔de5〕說法。但最后中南海還是知道了
。但問題究竟到什么程度，中共中央卻不十分清楚。所以一九六二年初中央工作會議
期間處理安徽問題時，劉少奇曾在安徽大組會上說：“吃死人肉就是‘特殊政治事件
’，只有第一書記和公安局長知道，其他書記和常委都不知道。這種態度是不行的。
”“我問你們死了多少人，你們說向中央報告過了，一百一十几萬，誰相信？你們心
中有數，可就是不說老實話。……你們究竟死了多少人，要老實說出來，再隱瞞要開
除黨籍。”（４１）但很可能他始〔shi3〕終沒有弄清安徽死了多少人。
其實，安徽究竟死了多少人，連安徽省委也說不出准確的數字。直到一九七九年
，省委內部還有三個不同的估計數：三百多萬，四百多萬，五百多萬。三百多萬是個
下限。（４２）
貴州山區地勢偏遠，貧窮落后，俗稱“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人無三分銀。
”一九五九年僅生產了七十億斤糧食，可是省委上報說產了一百五十億斤，并【bing4】要在十〔shi2〕
月前完成征購任務三十八億斤。（４３）農村嚴重缺糧，糧食收不上來，省委認為基
層干部一定隱瞞了產量。為逼迫他們認為隱瞞了糧食的基層干部就范，省委通知各〔ge4〕縣
“先吃自己的，后吃國家的”，規定一九五九〔jiu3〕年十二月和一九六○年一月不得發糧食
給公社食堂。同時提出一條別出新裁的口號“捉鬼拿糧”，對基層干部審訊拷打，逼
迫他們交出糧食。結果造成“貴州死人事件”。其中最嚴重的是遵義地區、畢節地區
和銅仁地區。
遵義是所謂“革命聖地”，以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在此地開會、毛澤東奪得領導
權而聞名。但毛澤東革命成功十年后，遵義卻成了人間地獄，農民成批成批餓死。有
些地方，全家全家的死絕，成堆成堆的埋人。本書作者朋友的一位親戚，全家八、九
口僅一人活了下來。一九六○年春，貴州省檢察院將遵義分院報告的餓死人、人吃人
的情況寫進簡報，向最高人民檢察院反映。省委聞知，下令即刻收回，可是晚了一步
，北京還是知道了“遵義事件”。四月間，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帥孟奇打電話
要貴州省委監委匯報遵義死人的情況。可是省委書記李景膺卻將監委寫的報告收去，
未交到中央。一九六○年七月三日，李景膺向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匯報“遵義事件”
，說遵義地委“存在著嚴重的官僚主義”，可是李親去遵義處理事件時，只將几個縣
委書記撤職了事，而將地委書記李蘇波上調到省里〔li3〕當了計委副主任。
畢節地區也成了活地獄。“地委書記孟子明是個土〔tu3〕皇帝……一九五九年在畢節地
區大搞所謂‘捉鬼拿糧’……，制造了全省聞名的‘金沙事件’（金沙縣嚴重死人事
件），使無〔wu2〕數貧、下中農家破人亡。”（４４）一九六八年，本書作者的一位朋友到
金沙縣工作，當地人告訴他：一九六○年几乎家〔jia1〕家死人，全縣死了大約四分之一。一
九六○年六月，李景膺親自到金沙縣，把六個區委書記逮捕了五個。其中一個楊金倫
原是縣委書記，因堅持向上級說本縣缺糧而被撤職下去當區委書記的﹔如今也成為壞
人被捕。但孟子明卻因禍得福，丟掉地委書記職位不久就升官，成了省文教辦公室副
主任。
一九六○年初，銅仁地區思南、余慶、印江三縣相繼斷糧，農民成萬成萬地死去
。活下來的人本指望用野菜熬到秋收，不料當年天旱，夏收無著，更多的飢民死去了
。一九七○年，筆者一位朋友到那里一家工廠工作，車間黨支部書記告訴他：書記的
兄弟一家、叔伯兄弟數家，都是全家死于那場飢饉【jin3】，無人幸存！和遵義、畢節地區一
樣，省委丟車保帥，僅處理了几個縣委書記，而被老百姓稱為“制造銅仁嚴重死人事
件的罪魁禍首”的地委書記周國璽卻升到省里，當了省委農村工作部副部長。
一九六○年六月，國務院民政部召開全國民政廳、局長會議前，省民政廳統計了
貴州的死人數字，准備向北京報告。省委書記李景膺見了大發雷霆，說“誰叫你們報
的？這么大的數字還得了！”“你們把這些數字反映出去，被台灣、香〔xiang1〕港特務機關得
到，就等于給台灣、香港的特務機關送了情報。你們趕快把這些材料燒掉〔diao4〕。”直到年
底，公安部要貴州省公安廳報告死人數字，省公安廳報告說人口比一年前減少了一百
零几萬，省委未及制止，貴州的真實情況才得以外傳，中央政府特派謝富治率檢查團
前去檢查。（４５）但那些“革命聖地”的冤魂卻再也不能復生了！
自然條件本不算好、糧食產量不高的甘肅省，因一九五八年國家征購的糧食高達
產量的百分之三十七點五而導致農村普遍缺糧，早在一九五九年上半年就已處處有農
民餓死。六月初國防部部長彭德懷自國外訪問歸來，總參謀長黃克誠向他介〔jie4〕紹國內情
況時，就曾特別提到過甘肅的問題。八月廬山會議后反右傾，省委搜刮糧食變本加厲
，收走了占當年產量百分之四十七點六的糧食。“再扣除種籽【zi3】和〔he2〕飼料等留糧，農民所
剩無几，平均每〔mei3〕人全年不足一百公斤。”據當時的省委財貿部長張天珩回憶，當時“
整個河西地區，日人均口糧不足六兩原糧。”（４６）（僅折合四兩食用糧）整個甘
肅一下子掉進了歷史上空前的大災難中。
一九八六年時的甘肅省委第一書記李子奇說：“在三年困〔kun4〕難時期，甘肅有很多人
死于飢餓，主〔zhu3〕要集中在隴【long3】中地區。”作家麥天樞在作了大量調查后得出結論說，“隴【long3】
中大飢饉【jin3】餓死近百〔bai3〕萬居民”。（４７）
隴【long3】中大自然條件較差，但自然條件好的地區也沒能逃脫大躍進人禍。武山縣位于
蘭州和天水之間的鐵路線上，渭河從中穿過，渭河兩岸的北山和南山之間，是几十里
寬的平川。因有渭河水澆灌土地，在飽受乾旱威脅的甘肅省，屬于丰【feng1】饒地帶。一九五
八年〔nian2〕，它是甘肅省委表彰的“紅旗縣”，一九五九年就成了遍地餓殍【piao3】的鬼域。以渭河
北岸的百泉公社為例，從一九五八年成立人民公社起放開肚子隨便吃飯。到了一九五
九年十月中旬，公社食堂突然開始限量，不能放開肚子吃飯了。大家開始勒緊褲腰帶
。開頭每人每天六兩糧食，一周后改為五兩﹔十一月上旬改為四兩，下旬改為二兩。
到了五九年底，糧食沒有了，僅剩下大白菜充飢。隊里死了驢，肉被隊長們瓜分了，
社員們沒份。社員家家被搜查，翻出的糧食全部沒收歸食堂。大年初一，食堂里只有
大白菜和爛土豆。社員雖然多少還藏了一些糧，但堅持到六○年二、三月間，就完全
沒有吃的了。一九五八年被送到百泉公社百泉大隊勞動改造的蘭州大學右派學生何之
明這時已被調到縣辦工廠，有“城鎮居民”的口糧，無餓死之虞，回村看望老鄉時還
能接濟他們一點。可惜杯水車薪無濟于事，老鄉成批餓死。百泉大隊（今百泉村）一
千〔qian1〕多人餓死了近三分之一，包括何之明的老房東。（４８）
甘肅餓死人的嚴重情形傳到北京，震動了中南海。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錢
瑛親率工作組前往調查。了解到真實情況后，她立即向中央告急，請求撥糧救災。中
共中央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于一九六○年十二月初在蘭州召開會議，改組甘肅省委
，并【bing4】號召全省“緊急行動起來搶救人命”。（４９）賑濟飢民的糧食是運去了，駐軍
也則配合地方〔fang1〕，挨家挨戶送救濟糧。雖說“來遲了”，許多農民已經死去，死亡潮終
于停止蔓延。
大躍進期間甘肅的非正常死亡在一百三十萬至二百萬之間，一百三十萬是個下限
，占當時人口的十分之一。對此從沒有人提出過異議。一九六六年文革期間，對甘肅
餓〔e4〕死人應負主要責任的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在江蘇任省委書記處書記。甘肅的造反組
織派代表到江蘇，要求將張揪回甘肅，理由就是“張仲良欠甘肅人民一百三十萬血債
”。當時，由于劉瀾濤被打倒，張仲良的個別老部下想為他翻案，找到當時主掌甘肅
的蘭州軍區政委冼恆漢，請他支持張仲良復出。冼恆漢回答說：“我要是為張仲良翻
案，我對不起一千多萬甘肅人民。”結果張仲良的案終于未能翻成。
青海同甘肅差不多。由于省委第一書記高峰“左傾蠻干”（劉瀾濤語），青海發
生嚴重的非正常死亡，劉瀾濤向鄧小平點名要求派公安部副部長王昭去青海主持工作
。據劉回憶：“王昭同志到達青海時，正是春耕大忙季節。但是從湟【huang2】水之濱到黃河兩
岸，地里看不到人跡〔ji1〕，村里看不見炊煙，一片荒涼蕭疏景象。”王即向中央報告，“
要求中央火速調撥糧食，先把人畜死亡的問題煞住。”（５０）但在救濟糧送到之前
，許多農民已經死去了。
青海當局公布的死亡數僅為十〔shi2〕二萬多，因為打了“外流”的埋伏，說一九六○年
至一九六二年人口“外流”了五十四萬。（５１）而實際上全國各處都在挨餓，外流
者很難討到吃食活下去，哪怕只有四分之一“外流者”死于他鄉，青海的非正常死亡
數就是四十萬、占全省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十五了。
當時的中共中央委員范文瀾曾說：“在大躍進中哪一省衛星放〔fang4〕得最多，那一省的
災荒就最嚴重。”河南就是其中之一。該省一九五八年秋收有百分之五十的庄稼爛在
地里未收到手，一九五九年減了產，當年糧食產量僅一百九十五億斤，他卻按四百五
十億斤的產量作基數，分攤指標，強行征購，完不成任務的干部就是“小彭德懷”。
各地只好靠搜刮農民的口糧來証【zheng4】明大躍進之偉大，將當七十五億斤交了國家。（５２
）結果弄出了几個“事件”，其中最嚴重的是“信陽事件”。如今官方的正式說法是
：“‘信陽事件’是指〔zhi3〕一九五九年十月至一九六○年四月發生在信陽地區的大批農民
群眾餓死的事件。當時信陽地區所屬十八個縣（市），有十五個縣（市）出現大批農
民非正常死亡。”（５３）
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出在信陽地區，餓死人信陽也是第一。信陽地區一九五九年
實產糧食三十二億斤，以第一書記路憲文為首的信陽地委卻估產為六十四億斤。省里
要征購九點六億斤，已屬過頭，地委卻自報奮勇，要為大躍進多作貢獻，交了十點四
億斤。農民的口糧、種子糧、牲口飼料糧多被劫掠而去，平均只剩下一百多斤口糧，
僅夠食用〔yong4〕四個月。潢山、光山等〔deng3〕縣，口糧甚至不足三個月。還不到一九五九年底，大
批公社食堂就斷糧停伙了。路憲文怕真實情況傳到外界，指令各縣，“不准農民生火
做飯，不准外出逃荒要飯，不准向上級反映情況。”（５４）各縣派民兵封鎖村庄，
街頭、交通要道都設了關卡。農民無處可逃，只剩下餓死一途。
信陽地區的非正常死亡數，如今官方公布的是五十萬。（５５）但這與目前已披
露的各縣的死亡數不符：截止一九六○年春，正陽縣餓死八萬多人，新蔡縣死亡近十
萬。臨靠淮河的淮濱縣，僅在一九六○年一年里就餓死九萬八千人，每四個人中死了
一個！在那中國第一個人民公社遂平縣岈山人民公社，四千人〔ren2〕成了餓殍【piao3】！（５６）而
“大批農民非正常死亡”的縣（市）“有十五個”！
實際上，內部還有一本帳未公開：“第一次統計是八十三萬人……第二次統計查
出九十七萬﹔上級估計在百萬人以上。”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副總理李先念和
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率領工作組〔zu3〕到達信陽。調查了五個月后，工〔gong1〕作組組長陶鑄在一次
講話中說：“我看死亡數字就不要再統計下去了，已經一百多萬了。……”（５７）
作家白樺是信陽人。他說當時“一個村落一個村落的人被餓死”，正是事實。僅息縣
就有六百三十九個村子死絕。固始縣“全縣無人煙的村庄有四百多個。”“死絕的戶
數，光山縣就有五六四七戶，息縣五一三三戶，固始縣三四二四戶。”（５８）
在周恩來身邊工作的張文才曾說當時“有些地方甚至餓殍【piao3】遍野，總理為此憂心如
焚”。他指的地方必定包括信陽。對信陽事件，毛澤東也知道大致情形。一九六○年
底，毛澤東指定他身邊的几位工作人員到信陽地區去調查研究。不過，當這一行人于
一九六一年一月中旬到達河南時，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卻不讓他們去信陽，把他〔ta1〕們安
排到了許昌地區的鄢靈縣。雖然他們也看到了“農民大量挨餓、生病、死亡的淒涼后
果”，畢竟沒有看到信陽地區餓殍【piao3】遍野的慘況。（５９）
河南省〔sheng3〕的問題剛暴露時，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想從下面找替死鬼，挑上了禹縣縣
委書記刁文。一九五八年“大煉鋼鐵”時，禹縣出過一陣風頭，每當中央要員前去參
觀，吳芝圃必定風光滿面地陪同。到餓死了人，事情鬧大了，吳臉一變，下令槍斃刁
文。但被中央發現制止，刁文才揀了一條命。南陽地區唐河縣一九五八年曾創造全國
第一顆小麥“高產衛星”和“保証【zheng4】畝產籽【zi3】棉一萬二千斤，爭取一萬〔wan4〕五千斤”的棉花高
產奇跡。結果該縣的糧食被大量外調，供上級領導觀看的糧囤僅表面一層是糧食，下
面全是稻草和玉米秸。不久，斷糧的農民成批餓死，萬戶蕭疏、餓殍【piao3】遍野，路上隨時
可見倒斃的死〔si3〕者。到了一九六一年，該縣人口銳減了十一萬四千。在相鄰的淅【xi1】川等縣
的三個縣委書記、縣長被捕，上報中央等候批准槍決時，唐河縣委第一〔yi1〕書記畢可旦風
聞自己將被解押南陽〔yang2〕，“很可能槍斃”，便先領著家人半夜跳了井，夫婦及三名女兒
死去。
（文革后，畢被平反，官方為他遷墓重葬。可是官修墓碑敘述他的生平時，只說
他一九五七年任唐河縣委第一書記，一九六○年十一月逝世，對大躍進和他〔ta1〕的死因只
字不提，好象根本就沒有那回事。倒是與他一起跳井時年方十四歲、被母親頂上水面
逃生的兒子畢劍增說了實話：“唐河當時餓死人多，我父親身為父母官，他是有責任
的。他既是浮夸【kua1】風的執行者，也是一個受害者。”）（６０）
河南餓死人的慘劇被揭開后，大躍進的積極分子吳芝圃終于不得不認罪：“省〔sheng3〕委
和我犯〔fan4〕的錯誤嚴重得很，罪惡也大得很……組織上無論如何嚴肅處理，我都沒話講的
。處以極刑，我也應引頸受戮。”（６１）不過，他的官運并【bing4】沒到此結束。不僅中共
中央委員的頭銜卻沒丟，而且不久就又調任中共中央中南局書記處書記，只比原職低
了半級。他死后，中共為他作的傳是這樣寫的：“一九五六〔liu4〕年……被選為中央委員。
一九六二年以后，任中共中〔zhong1〕央中南局書記處書記。一九六七年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
團迫害去世”。（６２）同畢可旦的墓碑一樣，在一九五七年〔nian2〕至一九六一年間，吳芝
圃的經歷也是空白，似乎什么事也沒有做﹔一個欠了老百姓二百萬條生命”的人物，
竟成了受迫害而死的大好人。中共為吳芝圃開追悼會時，河南省委機關報《河南日報
》甚至發了篇強奸【jian1】民意的大塊文章《河南人民一直懷念他》。那一天，在河南省會鄭
州的一處公共報欄，有人在這篇文章旁批了几個字：“河南人民永遠不會原諒這個人
！”
山東的情形和河南差不多。一九五八年大躍進，青壯勞力都去煉鋼、修水庫去了
，全省〔sheng3〕秋播面積不及往年的四分之三。一九五九年老天爺幫忙，風調雨順，夏糧長勢
甚好。但既然四分之一以上土地沒有播種，老天爺白幫了忙，應該丰【feng1】收的夏季作物反
而少收了十几億斤。八月開了廬山會議，批判右傾機會主義，于是又“大辦水利”。
“從十月下旬開始，全省七百萬青壯勞力開上水利工地，到十二月初達到八百八十七
萬人。甚至在一九六○年春夏農村經濟面臨崩潰、嚴重糧荒籠罩全省時，仍有數百萬
農村勞力不搞春耕春種、夏收夏種，而去大搞水利工程。”田地只好拋荒，“一九五
九、一九六○年兩年，全省共荒地五千至六千萬畝。”（６３）
本來據山東省委估計，二百億斤是“最低限度的糧食自給目標”，但為了大躍進
而土地拋荒，老天爺不肯再幫忙。飢餓的農民無力操持農活，一九六○年僅產了一百
六十六億斤。這樣，國家應當支援山東三十四億斤糧食才行。可是為向中央邀功，山
東〔dong1〕省委反而報告說“大丰【feng1】收”，農民“踴躍賣余糧”，從農民那里搜刮了七十〔shi2〕億斤“
余糧”交給國家，即從每個山東農民口里奪走了一百多斤糧食。結果有一千六百萬農
村人口“每人全年平均口糧只有一百四十二點七斤”。（６４）每人每天不足四兩原
糧，還不夠兩只雞吃的。人焉能不餓死！
臨朐縣有個大峪大隊〔dui4〕，一九五九〔jiu3〕年秋收，四十多萬斤糧食被征購，剩下人均口糧
僅一百多斤。從十一月起，每人每天只配給四兩原糧。此外又宣布瓜菜代〔dai4〕口糧：“蘿
卜四斤頂一斤，菜葉子五斤頂一斤，南瓜二點五斤頂一斤。”玉米秸、剝去了玉米的
光棒子、花生殼、豆秸、瓜秧磨碎，也算是農民的口糧。實在湊不出了，又假設每人
偷了四十斤糧食，強行加到每個人的頭上，算起來每人的口糧又多了四十斤。最后向
上級報告說每人口糧三百五十七斤。但一天四兩糧食維持不了生命，農民就這樣活活
餓死。死的人多了趕不及埋，許多人暴尸【shi1】路旁。臨沂地區一位當時的中學生后來這樣
回憶道：“大概是（一九）六○年，……那時大食堂已經把許多人餓死了。（上學的
路上）常見有被狗撕得亂七八糟的死孩子，我怕極了。”（６５）
一九六○年十月，羅榮桓元帥曾在一次講話中說：“在山東，農村勞動力減少了
百分之二十，牲口〔kou3〕由六百萬降到二百萬，許多土地荒掉了。”羅沒細談山東農民餓死
的詳情，因在廬山會議上直言批評毛澤東而被打倒的彭德懷元帥卻多少知道一些。當
時他正被軟禁在北京西郊吳家花園（今清華大學與頤和園之間）。有一天，一老一少
母女倆到了彭蝸居的地方，她們是〔shi4〕步行乞討一個多月從山東來到京城的。那母親一見
到彭的一位警衛戰士就哭喊道：“兒呀，你爹和你兄弟都餓死了。全村人把樹葉都吃
光了，都逃出來了……”（６６）
甘肅省委工業交通部部長張北華是山東人。一九六○年，在通渭縣大批餓死人后
，他被派到通渭縣去處理。就在這時，他的〔de5〕侄兒從山東老家去甘肅找他，告訴他山東
家鄉的情況與通渭縣差不多，他的父親也是餓死的。連這位高級干部的父親都〔dou1〕餓死了
，山東死了多少普通農民就可想而知了〔le5〕。（６７）
闖〔chuang3〕下大禍的舒同，省委書記當不成了。一九六○年十月，舒同下台，“下放”去
當縣委第一書記，而活活餓死的几百萬山〔shan1〕東老百姓卻再也沒人提起。此時北京朝廷還
不知道安徽死的人一樣多，曾希聖便光榮地兼了山東的第一書記。為了支持曾希聖，
中央于十一、十二月間給山東調撥了十億斤糧食。不過其中有四億斤是“返還”的糧
食，即本來就是山東農民的口糧，被前省委搜刮了交給北京政府的。（６８）換句話
說，要是山東的各級干部當初不曾搜刮農民的口糧去向上邀功，許多農民是不會餓死
的。
北京四圍的河北省，并【bing4】沒有因為靠近偉大領袖毛主席而沾光。從北京往北，過了
八達嶺長城不遠就是張家口地區。一九六○年春，張家口市委兼地委第一書記胡開明
到〔dao4〕下屬蔚縣調查。在蔚縣西合營村，他看到“春播時，前邊播上種〔zhong3〕，后邊有人就把種
扒出來吃掉。隊里沒辦法，把種籽【zi3】通通拌上毒藥，并【bing4】通告全體社員。可是……種籽【zi3】照
樣被扒出來吃掉，只不過增加了一道工序，即把扒到的糧食在土里邊搓搓，然后迫不
及待地塞進嘴里……”（６９）
在那樣嚴重的情況下，河北〔bei3〕省委的書記們既不敢向中央開口討糧食，又不敢開放
儲備糧倉。他們只懂得一條：卡農民的脖子。省委在一九六○年十月決定全省農村一
律按一人一天四兩的指標配給糧食。口號是“吃四兩，晒太陽。”因為太陽光里〔li3〕有熱
量，可彌補食物之不足。
胡開明跑到省里找〔zhao3〕省〔sheng3〕長：“請你們下來看一看，一天四兩糧食怎么活下去！”但
他空手而回，沒要到一點糧食。而他手下的蔚縣縣委書記為了向省委表忠心、充模范
，竟決定再壓低農民的口糧，規定全縣農民日吃三兩糧。按胡開明〔ming2〕的說法，“這個標
准降到了一只雞所需食物以下。”結果僅僅在實行此〔ci3〕標准的頭四個月里，蔚縣就餓死
了百分之〔zhi1〕二點八的人口。省委宣布一天四兩后，宣化市的死人數也“逐月猛增”。一
九六一年春節初一，河北省委召開常委擴大會，省委書記指〔zhi3〕著宣化市委書記盧起責問
：“宣化為什么死那么多人，原因是什么？”盧起回答：“四兩不行，就是五兩也不
行，至少需要六兩。”會議這才決定將農民的口糧增加到六兩〔liang3〕。河北省的非正常死亡
問題才因而逐步緩解。（７０）
湖南也沒因是毛澤東的老家而免禍。漵浦縣本是個除了鹽之外什么都可以自給的
好地方，此時人們也沒有吃的了。凡附近山〔shan1〕上有樹葉可采，有獼猴桃、板栗可摘的，
大都能設法找點東西充飢。四周山上無野果〔guo3〕可采的，就沒有多少希望了。向家凶周圍
都是禿山，一百多人的山村餓死了一大半，青年、壯年几乎死光。本文作者的一位黃
姓朋友的同學，一九四九年參軍，當上了軍官。他一九六○年回向家凶探親，發現父
母都已餓死，村里沒剩下几個活人，當即憤而自殺。（７１）
湖南的另一個縣──寧鄉，是劉少奇的老家。一九六一年四月，聽說劉要回鄉搞
調查，當地干部怕他發現通往他老家人民公社機關路旁的梧桐樹的樹皮已被飢民剝了
吃掉，趕緊做了手腳：將樹干涂上黃泥，再用稻草裹住。但劉少奇很快就了解到了真
相：他在一個山坡上看到一堆風乾的人糞，用小棍子撩開，只看到米糠【kang1】渣子和草根，
挑起來也聞不到臭味。農民告訴他，很多人已經餓死，枯木沖（村名，劉的老家叫炭
子沖）餓死了“一、二十個”，“跑了”十几個。劉的姐姐劉少白家中在一個月里接
連死了兩口。她的兒子因用米糠【kang1】充飢，屙【e1】不出屎而活活憋【bie1】死。（７２）
按官方公布的死亡統計數字，湖南的“非正常死亡”僅八十六萬。但陪同劉少奇
去湖南調查的夫人王光美說：當時“基層黨組織……連人口死亡數字統計出來了，還
要‘壓縮平衡’，不許如實上報”，可見官方統計的死亡數字必定是縮過水的，不可
置信。實際湖南全省的非正常死亡數至少在一百五十萬以上。（７３）
既然是人禍而不是天災，既然各個省都服膺北京中南海里的偉大領袖毛澤東，毛
指揮的大躍進也就人人有份。所以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周惠在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
上曾說：“各省第一書記都該打一百板屁股。”（７４）為此，以緊跟毛澤東為首務
的周恩來專門開過一次會批判他。周惠也作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而下了台。可是
只過了几個月，周惠的話就被証【zheng4】實了。所有的省都餓死了人。“一九六○年春天，總
理辦公室主任童小鵬回到福建長汀老家，看到當時說假話之風盛行，名義上是保証【zheng4】每
人每月吃三十斤稻谷（折糧二十一斤），但實際上沒有做到，大食堂都無米下鍋，吃
的多是煮青菜。”一九六一〔yi1〕年初，最高檢察院檢察長張鼎丞帶領工作組到閩西，也發
現“大片土地荒蕪，大量牲畜死亡……非正常死亡非常嚴重。”（７５）
魚米之鄉普遍餓死人。湖北各縣死人的情況各不相同，但既然一九五九年春天就
餓死了人，一九六○年死得就更多了。譬如松滋縣一九五九年餓死了六千三百人，一
九六○年又餓死一萬六。宜都縣有一萬四千余人非正常死亡。（７６）
由于一九六○年上半年嚴重缺糧，農民顧不上農田管理，天氣也不幫忙，一九六
○年的夏收極差。不僅沒有“余糧”上交北京邀功，反而要向上伸手了。一九六○年
底，湖北省省長張體學打電話到北京，對他的紅安縣老鄉、副總理李先念說：“李副
總理，你就是砍了我腦殼，也要給我兩億斤糧食！百姓們沒法活了。”可是國庫空虛
，李先念也沒有辦法。他〔ta1〕沉默了半晌才開口：“你就是砍了我腦殼，我也拿不出兩億
斤糧食……”（７７）李拿不出糧食給故鄉，他的許多湖北鄉親自然沒能熬過那場飢
荒。
既是人禍，江蘇省富庶的江南水鄉也就逃不脫。溧【li4】水縣，近一萬四千人非正常死
亡。常熟縣本應“常熟”，卻也死了一萬一千多。武進縣東安鄉，僅兩萬人口，非正
常死亡的就有四百多。（７８）從省會南京往南不到一百公里，石臼湖與固城湖之間
，有個原本很富庶的高淳縣（淳〔chun2〕溪）。（題外話：石臼湖是筆者當年“接受再教育”
、并【bing4】萌發寫作《人禍》愿望之處。）早在一九五九年上半年，高淳就已發生嚴重的的
餓死人事件。省委調查后，寫了報告正要送中央時，在廬山開會的省委第一書記江渭
清打電話回去說：“現在氣候不對了，要反右傾了，你們不要再反〔fan3〕映死人的情況。”
于是省委將報告壓下，僅將高淳縣委書〔shu1〕記劉元撤職了事。廬山會議后，反右傾是首務
，無人敢為民請命，糧荒不得舒解，形勢日益嚴重。省公安廳廳長洪〔hong2〕沛霖親赴高淳調
查后，談起高淳的情況，說：“農民一家家死亡，有的村庄死得差〔cha1〕不多了，還剩几個
人。何等慘啊！”（７９）
長江北邊的高郵縣是又一個典型。該縣在一九五九年已死了一萬六千多人。一九
六○年二月，縣委第一書記夏雨和第二書記洪堅一并【bing4】成為反右傾的靶子，被定為“犯
有反黨、反社會主義錯誤”而撤職。新上任的縣委忙著召開萬人大會批判“右傾機會
主義”，顧不得救人命。結果一九六○年又死了一萬七千多。飢荒持續到一九六一年
，又有四千多人死去。值得一提的是，高郵縣餓死的三萬七千多人中，一萬七千多是
兒童。（８０）
高郵北邊的興化縣，死的人數差不多，縣委書記郭玉漢被撤了職。興化北邊的寶
應縣，情況更嚴重。因為忙于各種“大干”，顧不上農活，一九五九〔jiu3〕年一半以上的稻
田是白水插秧（未施肥），還有的稻田干脆拋荒，結果大減產。“當年糧食實產十七
萬噸，而縣委主要負責人卻堅持核定產量二十七點五萬噸，以至征購過頭，社員口糧
全年人均只有七十六點五公斤，造成農民非正常死亡的嚴重問題。”四萬人餓死，事
情鬧大。江渭清親自出馬，逮捕了縣委書記徐向東。江雖自我檢討說“寶應事件，省
委要負一定的責任”，（８１）但“死者長已矣”，再也不能復生了。
當年副總理陳毅路過南京時，曾將江蘇省長惠浴宇找去問：“人民公社究竟好不
好？你們江蘇究竟死了多少人？”可是江蘇省委事先已統一了口徑，惠浴宇也就沒有
對他的老首長說實話。陳毅回到北京，嘆道：“在下面跑了几個省，誰也不敢說老實
話……”（８２）
全國二十六省，全都餓死了人，無一例外。前面未提及的省份，今列舉一二實例
，且為周惠的話作証【zheng4】：
遼寧台安縣，一九五九年就開始餓死人，到了一九六□年，每人每天的口糧僅四
兩至七兩毛糧。吃七兩的可勉強活下來，吃四兩的便難逃一劫。那兩年間，人口減少
了六萬，除去“外流二萬多人”，非正常死亡當在二萬以上。云南鎮雄縣，一九五九
、六○年兩年內有一萬人“非正常死亡”。陝西安康縣，一九六□年“大部分社隊人
均口糧不足十公斤……非正常死亡七千多人。”（８３）
全國兩千〔qian1〕余〔yu2〕縣，沒人餓死的很少，有些地方只是情況稍好、死亡數相對較低而已
。如江西寧都縣和丰【feng1】城縣，一九六○年的非正常死亡均在兩千人上下。廣西橫縣，一
九六○年〔nian2〕“春夏間……因缺糧餓死一千四百人。”連地廣人稀的糧倉黑龍江省也不例
外。譬如望奎縣在一九五九年有一千人非正常死亡。一九六二年，黑龍江省“城市居
民每月每人糧食定量減到二十四斤……。農村……糧食普遍不足，尤其受災地區，入
春以后几乎沒有糧食吃，人們主要靠野菜、野果、樹葉、植物的根莖充飢……”（８
４）
偉大領袖〔xiu4〕所在的北京也不例外。城市居民的糧食有“定量”，死不了。郊區農民
就不行了，他們是被犧牲的一群。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三年中，北京及其郊
區農村共有三點六萬人非正常死亡。北京的近鄰天津市也是如此，非正常死亡數為三
萬五千多。東北重鎮沈陽的情況就更差一些，三年內共有六萬人非正常死亡，其中五
萬五左右是歸沈陽市管轄的新民縣的農民，几千人屬沈陽市管轄的遼中縣。（８５）
在有些城市，居民因營養不良造成的死亡率增加也十分明顯。若將這也算作“非
正常死亡”，則河南南陽市從一九五八年開始就〔jiu4〕每年有几百人非正常死亡，一九六○
年非正常死亡數達一千以上。縣屬小城鎮的居民，凡與農民一樣無“商品糧”可買的
，都是被犧牲的一群。譬如四川新津縣武陽鎮，僅一萬多居民，一九六○年竟死了一
千一百多人。（８６）
還有一批人是不該〔gai1〕不提的。那就是一九五七年反右、一九五八年“反右補課”補
進網里的右派，以及因“攻擊大躍進”、“反對人民公社”而獲罪的那一大批人。
西北民族學院〔yuan4〕你夜的回族青年沙云青，一九五七年成了右派，以后又因與朋友議
論大躍進而成了“反革命”，被判刑十五年。在青海某地的監獄里，“和他關在一起
的‘政治犯’們，大多是專家、學者、教授，憂國憂民而因言獲罪。他在那里拜了許
多老師，跟著學文學、學科學、學馬克思主義。后來，他的老師一個又一個悲慘地死
去。二十五個人的大牢里，只剩下兩個人，餓得皮包骨……”沙云青是其中之一。（
８７）
蕭復興的《柴達木傳說》記載了在青海的另一所勞改農場里右派們的遭遇：“缺
糧，嚴重的缺糧。勞動，依然是繁重的勞動。許多犯人先后餓死了。”“新來了一個
大學講師，也是右派。斯文白晰……沒過几天，人不見了。怎么找，也找不到……（
另一位右派、工程師黃治中）找到了他……在戈壁灘上。他餓死了。瘦瘦的身軀緊貼
在沙灘上。”（８８）
“胡風分子”任敏，一九五五年與丈夫、復旦大學教授賈植芳一起入獄，一年后
獲釋，被發配青海，旋又因“攻擊毛主席”而再度坐牢。大飢饉【jin3】時，她在牢房里的任
務是搬死尸【shi1】，每天都有餓死的囚犯往外搬。在北大荒勞改的右派、電影《智取華山》
的導演巴鴻，及另外几位演員的勞動任務稍有不同：挖墳坑，定額每人每天挖三個。
男高音歌唱家兼音樂指揮莫桂新（女高音獨唱家張權的丈夫）葬身的墳穴，就是他們
几位電影工作者挖的。勞改犯死得太多，連做墓牌的木板都不夠用了。興凱湖邊埋葬
他們的的小丘崗上，所謂墓牌只是一塊紅磚，用粉筆書寫著那些右派分子的名字。“
一場大雨浸過，粉筆筆跡消失，那死鬼〔gui3〕就成了無名野鬼。”（８９）
那時，寧夏〔xia4〕回族自治區的右派作〔zuo4〕家張賢亮，也是個勞改犯。他后來這樣回憶那段
日子：“數百名工程師、農學家、會計師、教員……還有在國外留過學的學士、碩士
、博士或舊軍官”，與刑事犯關在一起勞改。“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每月每人
的口糧標准從二十斤降到十五斤，再降到九斤！”“勞改隊開始大批死人……接二連
三地死人。假如你早上爬起來，發現身旁的人死了，應該向組長報告：‘組長，某某
人死了。’千萬不能說：‘啊，組長，又死了一個！’”“勞改隊的領導經常‘報告
’社會上人民群眾的生活比勞改犯人還困難，吃的比犯人還糟糕（這樣勸導犯人不要
逃跑）”。（９０）
甘肅酒泉附近有個名叫夾邊溝的地方，“一九六○年……有兩千多名因各種原因
挨整的干部在夾邊溝勞改農場餓死。”該農場由于人犯基本死光而變成了荒涼的丘墟
。（９１）
離北京不遠的河北清河勞改農場死的人更多。僅其中的“五八三”分場就死了三
百多。他們大多是北京西郊學院區送去的學生：清華大學、北京大學、航空學院、鋼
鐵學院、工業學院……（９２）
這批死者中，沒有名人。除了筆者的校友、清華大學電機系學生張心濤、劉雪峰
外，能追尋出名字的不多。以下是當年稍有名聲、平反后被人提及，在人世間留下了
一點痕跡的几位右派分子：自日本歸來的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副教授費明君，死于青海
﹔自台灣赴大陸的美學家呂熒【ying2】，死〔si3〕于河北清河﹔自香港歸來的作曲家陳歌辛，死于安
徽﹔自美國歸來的化學家、蘭州大學副校長陳時偉，死于甘肅武威黃羊河勞改農場。
他們代表了一個時代，一個如今青年學子們所不知詳的時代〔dai4〕。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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