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红相间：欧洲绿党的政治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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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5-22 郇庆治 黄仕军 点击: 292
绿红相间：欧洲绿党的政治性质
【摘要】本文全面分析了欧洲绿党的社会主义观和资本主义观点，认为绿党的社会政治观确实不是传统社会主义意义上的红色而是绿色，但从更广的层面上说又确有着与社会主义相近的红色特征，是一种绿中带红的意识形态；绿党的政治性质可概括为现实批判为主的左翼主义、激进生态政治主旨下的改良主义、有乌托邦色彩的未来主义等特征。因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要在正确认识绿党政治性质的同时，将生态政治作为自身丰富拓展的契机与生长点。
【关键词】欧洲绿党 生态社会主义 生态政治学
【作者简介】郇庆治（1964-），男，山青州东人，博士，现任山东大学国政学院副教授；黄仕军（1955-），男，山东莱芜人，副教授，现任山东科技大学人文科学系副主任。
【中图分类号】 D0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574（2000）01-0081-07
Between the Red and Green:
The Poli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European Green Parties
Huan Qingzhi Huang Shijun
(Shandong University,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Jinan
250100;
Shan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 Jinan 250000)
【Abstract】Aimed at improv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European green
politics as a new kind
of ideology, this article will discuss the political features of
European Greens
by focusing upon their positions on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 As the
main
conclusions, it argues that green politics in Europe can be reasonably
located
somewhere much nearer to the left end under the scale of traditional
left-right continuum. Therefore, while reaching a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it,
scientific socialism should learn a lot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European Greens
and take it as an up-to-date starting-point to enrich itself.
【Key words】European green parties ；Eco-socialism ；Ecological
politics
欧洲绿党的政治性质一直是社会主义者十分关心的问题。笔者认为对此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认识，一是绿党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二是绿党对现实资本主义的态度。由是观之，绿党是一种不能简单从传统的左右政治向度界定其政治特质但无疑与社会主义政党有着更多相近性的新型政党。
一、绿党的社会主义观：绿中带红的意识形态
欧洲绿党与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是复杂多样化的。有的国家中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左派构成了绿党的一个支派，典型的如德国绿党，以汉堡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激进左派在80年代中期以前曾有过重要影响，并一度影响了德国绿党与欧洲其它绿党的关系，但此后这一派别的作用不断减弱；还有许多绿党不承认与社会主义流派和观念的继承性关系，如比利时绿党、瑞典绿党等，它们主张与共产党等左翼政党的政治联合，却不认为自己的意识形态有社会主义色彩。相比而言，欧洲绿党中第二种情况的居多。1
笔者认为，绿党的意识形态确实不是传统社会主义意义上的红色而是绿的，这可以从它与生态自治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比较上看出来，另一方面，绿党的社会政治观从更高更广的层面上说又确有着与社会主义相近的红色特征，是一种绿中带红的意识形态。
1． 绿党与生态社会主义。
在分析欧洲绿党的理论基础时，笔者曾将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作为现代生态政治学的两大流派之一，也就肯定了绿党与生态社会主义的某种理论联系，但那主要是指绿党坚持社会关心的主旨相对于生态社会主义而言的。就其本质来说，生态社会主义更多的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社会主义理论的阐释与补充，因而是社会主义理论的一部分，在现实中也远没有生态自治主义那样对绿党政治的主导性影响。也就是说，绿党的生态政治学基础决定了它意识形态的绿色基调。
生态社会主义理论认为环境问题的成因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或社会矛盾分析的方法才能得到科学说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内在地包含着生态矛盾和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环境问题的最终解决只能是基于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自觉调控意识与能力的提高，理性自觉与技术水平有决定性的作用，而社会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的变革是主要的推动力量；认为未来社会主义由于实现了人与人关系的合理化从而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改变必将是一个真正的绿色社会，人类最大限度的自由和对自然的尊重将是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认为走向未来绿色社会的道路根本上在于社会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转变，从而实现社会主体对社会生活各方面包括环境的自主管理。
生态社会主义的"创新"之处在于，它明确认为传统的社会主义特别是前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实践，也就不可能解决现实中存在的大量环境问题；认为经典的社会主义设想必须作出适应时代的改变，经济生活中市场因素和社会生活中国家职能的强调是最主要的调整，社会主义社会中完全立即抛开市场机制和国家管理是不必要不现实的，二者在民主控制下对环境改善也是有益的。
因此，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本质上是传统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对环境问题所做的理论回应，可归结为罗依·艾克斯利（Robyn
Eckersley）概括的由恩格斯等开创的人类福利生态学及其发展，2
因而是欧洲共产党（左翼党）和社会民主党新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这可以从西欧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80年代中期的绿色转向及其成果中得到证明。它们承认了环境问题的普遍性和紧迫性，承认了环境关心在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的重要地位，但坚持认为现实的全球性环境危机离开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就不会有真正科学的解释，离开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替代就不会有真正的解决，而且对社会主义制度与原则下的环境难题的克服充满信心。它们确实接受了绿党的许多观点和看法，但并未离开人类最终目的是自身解放与自由这一最高价值原则，对自然与环境的尊重与保护只能基于而不能超越这一原则。当然，德国社会民主党也主张，"即使在那些对人类不产生直接好处的地方，我们也有道义上的责任爱惜大自然"。3但是，这种爱惜是人类道义高尚的表现，而不存在生态中心主义者对自然内在价值的尊重问题。可以说，是否承认人类价值主体地位及其利益的优先性，将生态社会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社会主义政党与绿党区分开来。
应当承认，传统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对生态问题政治含义的理解也有差异。一般来说，共产党等极左翼党的环境立场绿色程度要浅些，这在现代化水平较低的国家中尤其明显，但在发达工业化国家则往往是另一种情况，已新政治党化的左翼党的环境立场就激进得多。总之，作为绿党理念支柱的生态主义并未成为社会主义政党最核心的价值原则，因而后者的政治信念根本上是红的而不是绿的。
2．绿党社会主义。
绿党的社会关心指向使之接受了许多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观点并形成了一种生态化的新"社会主义"观，成为一种明显的绿中带红的意识形态。当然，这种"社会主义"观并无唯一性的确定内涵，但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三个要点。
社区主义。这是绿党未来社会理想的主要体现。它对未来社会中生态社区经济政治功能的强调，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在它看来，未来社会应当是许多充分考虑了生态环境因素和历史文化因素的生态社区以及生态社区自愿构成的多层次邦联。社区将是社会生活的主体，它既提供社区成员基本的服务需求满足，又要求成员直接参与民主管理，是基层民主与直接民主的合一。
这种社区主义当然是一种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任何成员都不能侵害社区整体的利益如生物区环境，也不能个人决定社区各方面的政策，甚至要求有作为社区生存必要基础的共有资源、共有企业和共有服务单位。同时，它也是一种更高层次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不同社区之间、社区成员之间有着丰富的多样化的生活方式，个人的价值选择和政治参与权利得到充分保证，政治和管理在社区水平上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所以，绿党也自称它们的政治学是生活政治学。4总之，绿党的社区主义是个体成员充分参与社区管理并承担个人责任基础上的合作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
"市民社会"主义。市民社会是黑格尔分析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时使用的概念，实际上是指资本主义的市场化经济。马克思扩大了这一概念的使用范围，将其等同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但随着20世纪60年代后期新政治运动和新社会运动的兴起，民间的、公民直接参与的群众性运动越来越多，就形成了一种反对国家社会、要求社会市民化公民化的潮流，其基本特点是强调不借助于传统政治权力形式的民间的、平民的、自主的组织结构与活动。它在80年代的东欧制度剧变中得到突出表现并引起西方学者的广泛讨论。5
绿党的未来社会观念无疑与这种新市民社会观念有着密切联系。一方面，作为绿党政治基础的生态运动、和平运动、女权运动等开始都是以城市为主的市民政治运动，致力于抗议传统政治力量和手段在解决自然环境破坏等新政治问题上的无所作为，另一方面，绿党绿色社会目标实现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公民政治与社会参与的广泛扩大。因此，佩特拉·凯利将创建市民社会作为德国绿党90年代基本政策定位之一。6这种对市民社会的信奉构成绿党未来社会观的重要方面，而它正是站在反对国家主义、经济主义的立场上的，是一种社会主义。
新"社会主义"。这是德国绿党对自己未来社会理想描述少数几次使用的社会主义名称下的界定之一，认为绿党的"社会主义"是一种保护生态的、自我管理的和自我解放的社会主义，一种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社会主义。7这种限定既强调了绿党的"社会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的不同，又指出了二者差异的基本表现是生态原则的优先性和基层社区为主的自我管理。因而，所谓新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以上两方面的综合，即生态价值原则优先的市民自我管理为主的社区及其联合，这当然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流派的新型的"社会主义"。
因此，绿党的新"社会主义"未来观突出体现了其政治意识形态独立与超越的相对性质。因为从社会主义视角看，建立一个全面的个人自由发展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的内在之义，而反对传统政治权力的压迫、官僚性质并创建适合公民自我管理的新民主政治，也是社会主义运动之始就已确立的目标。8作为一种与社会主义相同的要求开创人类社会新模式的理想与实践，绿党确实又有着红色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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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绿党与左翼政党的意识形态差异，也许它对资本主义制度现实的批判更能体现出其政治性质。
1．现实批判为主的左翼主义。
绿党所处的现实环境要求它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作为主要的政治取向。它认为，资本主义具有内在的反人道、反自然的倾向。这不仅是由于其经济利益追求为唯一动力的生产方式和商品无限消费为目标的生活方式，也在于资本主义工业化长期发展形成的竞争性、压抑性、集中化的文化与制度特征。因而，自然环境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可持续性的基本表现。绿党既反对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和自由竞争等价值基础，也反对资产阶级政党与这些原则相一致政治政策。
比如，德国统一过程中，绿党极力主张东西部德国的缓慢统一，要求在市民运动组织的主导下建立东部德国的生态化经济和新型政治结构，避免西部德国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事实的进展证明了绿党绿色方案的失败，德国绿党为此还付出了1990年第一次全德大选失利的代价，但这反映了德国绿党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否定性立场，并明确把快速的、吞并式的统一称为一次失去的机会。9
再比如，欧洲绿党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持明确的反对态度，其核心就是目前一体化的资本主义性质。它们认为目前的欧洲一体化的主动力仍是传统的带来一系列危机的资本利益及其竞争，自然资源的争夺和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是其主要特点。绿党主张建立基于尊重生态环境特点和团结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绿色的开放的欧洲。10
总之，绿党是明确反对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并进一步体现了自己的左翼政治特征。对此，德国绿党指出：我们对社会主义错误管理的拒绝，并不等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自动认可和支持。相反，我们主
张一个生态全面的、以团结为基础的、增长不再是经济中最决定性因素的全球经济变化。11
当然，在这种强烈现实批判态度的背后，绿党显然还有着肯定认同社会现实的另一面。这既表现在绿党并不主张消除私人占有生产生活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也体现为绿党对既存的资本主义议会民主体制的肯定态度。对于私有制度问题，绿党认为随着公共部门和新中间阶层的出现，两大对立阶级的划分已不再适用，原来的无产者也成为不同程度上的私有者，问题不在于私有制本身而在于如何实现对生产过程和复杂生产力的民主控制，这事实上也是广大社会民主党的观点；12议会民主体制，绿党认为虽然需要大力发展直接民主等新型民主形式，但现行议会民主毕竟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民主制度，而且它是实现未来社会变革的主要手段，因为暴力或专制都不能实现绿党的目标。
2．激进生态政治主旨下的改良主义。
绿党的深生态哲学基础和由此而来的生态政治原则，决定了它要求彻底变革传统社会制度模式的激进目标与政治立场。在它们看来，绿党意识形态的核心是意识到了人类生活本身受到了现代文明的威胁，而生产一系列环境问题的文明不是一个支持生命的制度。13
对生态原则的信奉与政治认同必然意味着对现有经济社会结构及文化观念的重塑，这就内在地决定了绿党政治意识形态的激进性质。而且，绿党从不回避自己根本变革现代社会的政治要求，生态重建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因此，尽管绿党的政治战略与策略有合作的一面，但仍有充分的理由称之为激进的新政治党或生态党。
但是，绿党本质上又只能是改良主义的，这主要是指它实现其政治目标的战略策略而言的。绿党认为，绿色社会的实现最终取决于社会成员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的转变，它既不赞成用强制性方法来限制生态破坏，也反对用任何政治专断来实现生态重建，在此前提上承认议会政治参与的推动作用，因而这只能是一个缓慢的渐进发生的过程，并使得绿党有着强烈的改革主义色彩。
欧洲绿党初期对自己政治原则纯洁性的偏重曾被一度认为是反制度的不合作党，但随着其公众政治形象的初步确立和议会政治参与的不断增加，绿党政治的改革主义一面就日益充分地表现出来，同时也使我们对它激进政治目标实现的时限和可能性增加了怀疑。
许多研究者认为，绿党激进的政治原则与目标和改革主义的现实道路之间有着难以调合的矛盾，结果只能是后前者向后者的转变。14
但是，从绿党的政治实践来看，虽然它们逐渐偏重于社会现实层面的实际改变，却并未失去原初确立的激进政治形象。
3．有乌托邦色彩的未来主义。
国内外有很多学者都用乌托邦主义和空想主义来界定绿党的政治特质，15 应该说这是有一定理由的。比如，一些绿色理论家就用生态理想国或乌托邦来指称自己的未来绿色社会，甚至有的绿党活动家提出了"如果你不敢梦想，你就不敢战斗"的政治口号，16 而且，我们从绿党激进政治原则和目标与渐进改革主义道路之间的鸿沟中确可以感受到一种乌托邦空想的味道。
但是，有两点是值得强调的，一是对待乌托邦主义或空想主义的正确态度。这一问题在东欧社会制度剧变后的欧洲思想界曾引起了热烈的讨论，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对乌托邦主义的重新肯定倾向。比如，法国哲学家詹奎斯·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英国左派理论家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P.Thompson），都从不同角度对乌托邦主义做了积极评价。17 在他们看来，乌托邦或空想事实上并不是纯粹的主观臆想，往往是对现实的反对态度或对未来社会变化的选择设计，是人类理想主义的表现。可以说，任何现实批判和未来社会理论都包含着程度不同的理想化或空想化成分，但这并不影响理论本身的价值。现实社会主义对待空想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并无根本性错误，但现实中往往在否定空想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抑制了公众的创造性。
二是绿党的未来主义政治取向。正如可以从欧洲绿党的政治纲领中看到的，它坚持的是一种未来取向的政治学。绿党主张将子孙后代的和自然存在本身的利益放在与自己现实利益同等重要地位来考虑，要求现时代的任何活动不能影响人与自然系统的未来持续。也就是说，对于绿党而言，重要的不是它政治纲领及未来方案的不现实性空想性，而是思考解决现实问题的未来主义立场。尤其对于生态环境破坏等全球性问题，任何仅仅局限于本地区、本民族、现时代的政治方案都是不可能的。
不仅如此，绿党所关注的大量问题都是现实的，它的许多政策主张在理论上也是可行的。这也使得绿党与历史上的空想社会主义有着很大不同，简单将其对照比较并无多大理论意义。
因此，就绿党与现实资本主义制度的关系而言，它在政治性质上既有着在根本认同前提下的追求缓慢改良的一面，又有着对现实社会经济制度强烈反对要求彻底改变的一面，是具有两面性、双重性特征的。但是，由于当代世界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仍是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制度，欧洲绿党存在的国家也是典型资本主义性质或重新完成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国家，因而尽管绿党在批判和反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时声称采取的是超越的立场，但它明确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态度与社会主义无疑有着更多的一致。
综上所述，对于欧洲绿党的政治定位，我们可以作出两条结论：一是绿党依其对生态环境关心为核心的新政治议题的强调和基于生态哲学观的生态激进政治宗旨，确立了绿党不同于传统政党的生态政党形象，确立了欧洲当代政治冲突和政党格局中的绿色向度，政治思维与选择也就由传统的左右轴线的平面性质改变为左右轴线与上下轴线交叉的立体性质。二是绿党政治向度是一个左翼倾斜的向度。正如托马斯·波格特克（Thomas
Poguntke）已经指出的，绿党的政治范式和政治目标都不是纯粹异质的或纯超越的，而是与传统政党特别是左派党有着更多的联系，表现在政治格局上就是新政治向度和左右向度并不是垂直的而是向左倾斜。18 也就是说，欧洲绿党不可能只是面向"正前方"，而必须靠近或加入现实政治竞争中的某一"车道"。
对这一也许令许多深生态主义者沮丧的结果的解释，并不能仅仅归因于组织起源的左翼传统或现实政治的无情竞争，绿党意识形态上的左翼色彩决定了绿色向度不可能是纯粹意义上的纵向向度。从这个意义上说，80年代中期后欧洲绿党日益明显的这种左翼倾斜也许恰好是与其本质的接近而不是背离。
三、融纳绿色政治：科学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
对欧洲绿党政治性质的理论分析，还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如何融纳绿色政治以丰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时代课题。笔者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对绿色政治的吸纳可以有两个基本切入点，一是理论方面的深层挖掘，实现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现代环境哲学的对话与融通，二是实践方面的主动创造，努力探索符合人与自然协同进化和可持续发展原则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
从理论层面来说，马克思主义自然观面临的时代课题是如何完善保护与尊重自然及其存在的理论论证。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成功之处在于对马、恩斯的自然观作了人类价值主体原则下的阐释，强调了人类理性与实践把握是实现人与自然协调的现实途径，而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变革是主要的推动力量。但是它忽视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还内在包含着另外一面，即人类社会及其群体对自然存在及其秩序的适应与尊重。人类理性与实践把握能力的提高并不只是意味着对自然存在的改变，还包括对它的自觉主动的适应，人的自然化应是人与自然关系历史进化的内在方面，而不应成为自然人化的客观结果。也就是说，马克思自然观的辩证性不只是人类认识与实践意义上的辩证性，也包括主动适应与能动改变之间的辩证性，未来人类社会的基础应当是人与自然的共存共生，协同进化。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也包含着与现代环境哲学相同或相通的基础，可以实现时代意义上的理论体系转换以形成新型的环境哲学观。
从实践层面上说，由于社会主义实践近一个半世纪发展形成的多元性和世界性，已很难用用某个或某些国家的实践来做一般性概括。绿党对前苏联东欧国家在处理环境与社会主义发展关系上的批评许多是正确的，但绿党由此把它们的挫折归结为社会主义应对环境问题上的完全失败就有失客观。一方面，绿党所面对的大多是工业化发达国家，它们大多是从后现代、后物质主义的层面上考虑西方现代文明面临的困境，而且，绿党提出的一系列社会变革主张即使有效也只是适用于少数国家和地区的。从人类生态环境问题的全球性来看，绿党的绿色政治设计只是一种局部视野下的诊治方案和举措，其总体效果难以过高估计。另一方面，全球范围的社会主义实践仍在继续，历史的经验和时代的进步完全可以使未来的社会主义发展呈现出新的特质，创造出人与自然协调的新模式。因而，真正可持续的未来绿色社会既不一定像绿党主张的那样一种模式，更不一定从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基础上演变而来。
总之，绿党政治虽然已成为欧洲当代政治中影响日渐扩大的绿色一极，但迄今为止它的理论内涵并未得到充分阐释论证，而它的实践成效更是有待时日验证。明确和强调这一点对于社会主义实践有着两方面的意义。一是要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二是勇于承担起自己的历史责任。传统资本主义和经典社会主义作为工业化社会中相继产生的两种对立政治制度与理论，都在因为现代生产生活方式的内在缺陷而处在深刻变革的前夜，绿党主张的现代化工业生产的生态化、人道化只是代表性的方面。社会主义实践作为克服资本主义带来的社会负效果的社会政治运动，理应在自己的现实实践与理论概括中有新的创造。就人类现代社会发展模式的绿色转换而言，社会主义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着潜在的优势，尽管这种优势从另一角度看来也许是困境。
参考文献：
1这种看法在某种程度上与弗·卡普拉、查·斯普雷纳克的《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是唯一的中译本绿党研究著作有关。
2 Robyn Eckersley, Environmentalism and Political Theory(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2),p.85.
3
《德国社会民主党党纲》，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1989年，第55页。
4 David Pepper, Ecosocialism: From Deep Ecology to Social
Justic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3）,p.1.
5 参见《欧洲》1995年第3期，童世骏文。
6 Petra Kelly, Thinking Green(Berkeley, California: Parallax
Press,1994),pp.104-5.
7
弗·卡普拉、查·斯普雷纳克：《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石音译，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73页。
8 David Pepper, Ecosocialism: From Deep Ecology to Social Justice,p.3
9 Petra Kelly, Thinking Green,p.89.
10 The European Federation of Green Parties, Documents of the First
Congress
in Vienna, June 1996.
11 The German Green Party, Bündnis 90/Die Grünen: Political
Principles,p.13.
12 Diane Sainsbury, `The Swedish Social Democrats and the Legacy of
Continous
Reform: Asset or Dilemma?', West European Politics 16/1 1993),p.56.
13 The Swedish Green Party, The Green Party of Sweden: Milj?partiet de
Gr?na, March 1996.
14 Herbert Kitschelt, The Logics of Party Formation: Ecological
Politics in
Belgium and Germany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9),pp.2215;
E. Gene Frankland and Donald Schoonmaker, Between Protest and Power:
The Green
Party in Germany Boulder and Oxford: Westview,1992), p.134.
15
国内研究文章如《当代社会主义问题》94年第3期牛先锋文，《世界经济与政治》94年第6期金波文。
16弗里乔夫·卡普拉、查伦·斯普雷纳克：《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33页。
17 参见《欧洲》1995年第3期，童世骏文。
18 Thomas oguntke，lternative Politics: The German Green
Party，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