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党的党内民主:基层参与型民主模式的嬗变
CGP.贝立
自上世纪70至8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相继成立绿党。此后，绿党先后进入地方及中央政府，成为西方政坛一支不可小视的力量。初期的绿党拥有一种新的政治形象，它信奉并力图实践一种不同于传统政党的"新政治"，这一"新政治"不仅体现在它奉行的生态主义政治观上，而且也体现在其基层参与型党内民主模式上。在绿党崛起的过程中，这一模式逐渐发生变化，其中清晰可见执政的影响。
一、初期的基层参与型民主模式
尽管各国绿党实行党内民主的措施有所差异，但整体来看，初期的绿党其党内民主模式是一种基层参与型模式，这一模式以直接民主、分权、非职业化为主要内容，同时辅以官员的轮换制、任期制及男女比例制。
初期的绿党之所以形成以广泛参与为取向的民主模式，深受其价值观的影响，同时也与它脱胎于新社会运动有关。价值观在塑造政党组织特性方面通常会起某种作用，这在绿党身上体现得很明显。绿党的基本价值观之一就是基层民主，绿党认为，为了推动基层民主在全社会的实现，倡导基层民主的绿党应在自身的组织活动中彻底践行基层民主。同时，绿党是在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新社会运动基础之上产生，由绿色团体组建，新社会运动松散的组织传统、群众性的广泛参与、运动型的活动特点自然对绿党产生影响。此外，绿党党员构成主要是青年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中间阶层，强调普遍参与也符合他们对组织的要求。
二、执政与绿党党内
民主模式的调整
在绿党发展初期，借助民众对传统政党政治的日渐冷淡，对传统大党缺乏活力与开放性的组织模式的批评，绿党具有激进民主风格的组织运作挑战了传统政党的组织结构与原则，极大推动了绿党组织及政治影响力在各层面的扩展。但是，随着绿党相继进入各国地方及中央政府，其激进的参与型民主模式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
就决策而言，普通党员广泛参与决策虽然赋予决策以极大的合法性，但是，一则普通党员缺乏足够的信息储备、丰富的政治经验及专业分析能力；二则决策参与人数过多，决策过程反复讨论力求一致，导致决策时间过长；三则党员对决策的广泛参与制约了党内领导层及议会党团的决策空间，相比领导层较为关注民意舆论、关注现实政治发展的特性，普通党员的政治倾向一般而言相对激进，政治主张也较理想化，这一定程度影响了决策的现实可行性，同时也会出现脱离民众的倾向。这些都会对政党执政所需的理性决策和迅速决策产生影响。
在分权及有关官员的规定方面绿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随着绿党日渐成为执政的一支重要力量，以地区和地方活动为基础而设计的组织框架不利于绿党中央对组织的全局谋划，削弱了政党整体行动能力；绿党的集体领导制模糊了个人形象，与现代媒体社会出现的通过领袖人物塑造政党形象和传达政治理念的媒体运作相冲突；党内职位与议员职位相分离，既增加了机构间的摩擦，产生协调行动问题，也使议会与政府中的党员缺乏足够的自治权；决策主要由议会党团而不是由内阁负责，削弱了联盟政治中绿党阁员的可信度。此外，随着绿党在各级议会与政府中任职人数的大量增加，非职业化与轮换制使政党无法找到足够多的合格人才为政党工作。
绿党遭遇的组织困境引发了党内争论，即当政党"新政治"的组织风格与选举竞争的执政追求出现矛盾时，应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在争论过程中，那种主张淡化政党的激进色彩，积极适应现实政治的现实主义观点日渐占据主导，推动绿党开启了旨在有效参与现实政治的组织调整。
绿党组织的调整主要表现为：限制直接民主的运用，政策及人事领域的决策逐渐倾向于运用代议制民主，党代会即是代议制民主的主要形式；组织的开放性开始回缩，限制非党员对各项党务的参与；减少执行机构的人员，执行委员会与议会党团设立主席职务，主要由内阁阁员负责政策制定；大量政党官员专职化，以专业技能及全职工作来保证工作的连续性与效率；放宽对某些官员特别是议员的轮换，保证议会党团的稳定。
从组织调整的趋势看，绿党逐渐淡化自身的激进民主色彩，在从一个边缘的抗议性政党发展成为大党联盟执政伙伴的过程中，绿党的组织模式也日渐接近传统政党以代议制民主、集权化、职业化为特点的模式，即以代议制民主为基础进行党内权力分配，权力向中央、领袖及内阁手中集中，职业政治家掌握着政党权力。
在绿党的组织调整中，执政的影响是清晰可见的。绿党一直希望成为一支有影响的力量以实现它的政治理想，但在寻求执政及执政的过程中发现，曾经推动它崛起的基层参与型民主模式因其具有的组织松散、行动低效等特征在很多方面已不利于它对执政的追求。如同纲领政策的演变一样，绿党的组织运作也开始服务于执政的需要，在绿党看来，没有执政带来的影响扩大，也就没有更多理想目标的实现。不过，传统的影响是深远的，正如精英性政党的传统对保守党的组织发展、群众性政党的传统对社会党的组织发展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一样，无论绿党的党内民主模式在未来发生怎样的变化，我们仍可望从其组织特征中找到有别于其他政党、具有绿党特色的民主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