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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月26日)

- 习近平权力超毛泽东 九常委制已变成元首制
- 中组部:对买官卖官者一律先停职或免职
- 许志永因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一审获刑4年
- 军报:个别涉军案件被政治化极大损害解放军形象
- 广西苍梧:停电村民抗议 上访特警拦截
- 鲜为人知 王岐山专机上接过刘铁男自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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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权力超毛泽东 九常委制已变成元首制   Go back to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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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权力超毛泽东 九常委制已变成元首制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1月26日 转载)     来源:德国之声中文网
    
    
    周六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由习近平担任国安委主席,至此,习近平完成对权力的全面垄断。本次会议并未对国安委的角色作出更多说明,但政论人士认为国安委为“党机构”。
    
    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1月2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 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安委)由习近平任主席,李克强、张德江任副主席,下设常务委员和委员若干名。至此,习近平集中-共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安委主席及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的权力于一身,完成了权力的全面垄断。
    
    新华社报道指, 国安委作为中-共中央关于国家安全工作的决策和议事协调机构,向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负责,统筹协调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事项和重要工作。虽然未对国安委的角色作出更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但已就去年十八届三中全会过后大家关注的焦点之一,即国安委"姓党"还是"姓国"作出解答:国安委为"党机构。"
    
    去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后,香港《苹果日报》披露江-Z民时代就有设立国安委的构想,曾于1997年就提出相关方案,后因故未能实施;香港《南华早报》发表评论认为国安委将有利于中-共高层进一步集权,也有利于习近平进一步扮演政治强人。
    
    香港《明报》援引时事评论员刘锐绍分析认为,预计国安委的成员中还将包括政法委书记孟建柱、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等多名政治局委员,因此新华社报道中所称"国安委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负责"仅仅是表面形式,炮制出国安委受权力监督的形象,但因国安委和中央委员、中-共常委人员的重合,实际上"国安委是自己监督自己"。刘锐绍也指中-共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入选国安委,有可能是国安委为未来需要人大配合,特别是在突发情况下"紧急立法"作准备。
    
    


    习近平"一人独大"?
    

  "国安委姓'党',规避修宪"
    
    十八届三中全会会报出台后,很多评论人士认为,如果中-共当局将国安委定为国家机构,那么就需要在2014看的人大会议上修改《宪法》来确定该系统的架设。中国学者、国务院前秘书俞梅荪向德国之声表示,中-共当局通过将国安委确立为党机构,避开了这个程序。
    
    俞梅荪回顾他任职国务院时,一部当时未对外公开的内部纪录片,讲述1988年李登辉当选台湾总统后,回答记者关于总统权力的提问时,表示总统的各项权力都来自《中华民国宪法》。李登辉上任后也逐步推动各项政治改革,包括解除戒严令及开放党禁、报禁等。俞梅荪以此故事与现今中-共执政者相比较,认为政治文明的曙光还远远未来到中国,国安委权力架构启动的是党内游戏模式。
    

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曾在胡J锦T涛当政时提出中国的九常委制相当于"九人总统制",并指这种制度优于美国的总统制。俞梅荪认为习近平执政下, "九人总统制"已变成"元首"制 ,而这也给中国带来一定的风险:"超过了毛泽东、超过了邓小平、华国锋,超过了历代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集权力于一身,对中国未必是个好事。"
    

  国安委主要针对国内安全?
    
    十八届三中全会会报中,国安委的设立是在"创新社会治理"的章节,据此"医疗律师刘晔"当时在新浪微博上写道:"国安委的职责应该不是国防,而是对内";《华尔街日报》报道也认为国安委可能加强国内安全机构的力量,更好的应对因污染、土地和腐败引发的中国民众抗议活动,及西藏和新疆等地的动荡状况。
    
    对此俞梅荪也认为,在国际和平时期,国与国的竞争已经不是体现在战争手段,因此国安委的职责将主要是维护国内的安全:"现在不是打仗的世界了,更多的是国内的安全,国内社会问题严重,民怨沸腾,这是很棘手的事情。主要应该是针对老百姓的,维稳更厉害了。" _(网文转载)

中组部:对买官卖官者一律先停职或免职   Go back to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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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组部:对买官卖官者一律先停职或免职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1月26日 转载)     来源: 京华时报(北京)
    
     中组部印发干部选拔任用监督意见 买官卖官者要先停职移送执法机关 提拔官员凡出问题倒查追究责任人 每3至5年遍查所有有用人=权的单位
    
    1月15日,中-共中央新颁布实施《干部任用条例》。近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首次提出坚决防止“带病提拔”,对违规使用干部“零容忍”一查到底,严厉惩处。对跑官要官的,一律不得提拔使用,并记录在案,视情节给予批评教育或组织处理。对买官卖官的,一律先停职或免职,移送执纪执法机关处理。
    

意见规定
    

买官卖官者一律先停职
    
    《意见》指出,不论是集中换届还是日常干部选拔任用中,要严厉查处违规用人行为,坚决整治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健全完善“12380”综合举报受理平台,坚持和完善立项督查制度,对群众反映的选人用人问题,认真查核、严肃处理。加大违规用人案件通报、曝光力度,发挥警示震慑作用。
    
    对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的实行“零容忍”、坚决不放过,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让那些搞不正之风的人不仅捞不到好处,而且受到严厉惩处。
    

违规情况处置办法
    
    对跑官要官的,一律不得提拔使用,并记录在案,视情节给予批评教育或组织处理;
    
    对拉票贿选的,一律排除出人选名单或取消候选人资格,已经提拔的责令辞职或者免职、降职,贿选的还要依纪依法处理;
    
    对买官卖官的,一律先停职或免职,移送执纪执法机关处理;
    
    对违反规定作出的干部任用决定,一律宣布无效,按干部管理权限予以纠正;
    
    对说情、打招呼和私自干预下级干部选拔任用的,一律坚决抵制,视情节给予批评教育或组织处理。
    

存疑干部不得办理任职
    
    严格把好人选廉政关,坚决防止“带病提拔”。对有问题反映应当核查但尚未核查或正在核查的,不得提交党委(党组)讨论决定,对有反映但不构成违纪的要从严掌握。对人选对象,要认真查阅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情况,必要时进行核实,对不如实填报或隐瞒不报的,不得提拔任用。
    
    要严格干部档案审核,对人选干部身份、年龄、工龄、党龄、学历、经历等档案信息要仔细核查,不得放过任何疑点。对干部任职公示期间收到的有关问题反映,要按规定认真调查核实,没有查清之前,不得办理任职手续。
    

突击提拔干部启动倒查
    
    《意见》指出,建立倒查机制,强化干部选拔任用责任追究。凡出现“带病提拔”、突击提拔、违规破格提拔等问题,都要对选拔任用过程进行倒查,存在隐情不报、违反程序等失职渎职行为的,不仅查处当事人,而且追究责任人,一查到底、问责到人。
    
    对一个地方和单位连续发生或大面积发生违反组织人事纪律问题的,以及对违反组织人事纪律行为查处不力的,必须严肃追究党委(党组)主要领导的责任,严肃追究组织人事部门和相关部门负责人的责任。要建立干部选拔任用纪实制度,为开展倒查、追究问责提供依据。
    

每3至5年遍查全国干部
    
    《意见》提出,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及时发现和纠正存在的问题。强化重点检查,对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举报反映多的地方和单位进行有针对性的检查;深化巡视检查,充分发挥巡视对选人用人的监督作用。
    
    开展普遍检查,每3至5年分级分类对所有有用人=权的单位全面检查一遍。注重事前监督,严格执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事项报告制度,凡应报告而未报告的任用事项一律无效,防止出现违规破格提拔干部、任人唯亲、借竞争性选拔变相违规用人等问题。
    

中组部解读
    

意义
    

违规用人时有发生
    
    中组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选人用人上不正之风仍是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违规用人现象在有的地方和单位时有发生、屡禁不止,主要是跑官要官、拉票贿选、买官卖官、违规用人和说情打招呼等问题。《意见》是规范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总章程,与《干部任用条例》相衔接、相配套,保证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着眼于解决选人用人上的突出问题,对深入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风提出了具体措施要求。将一些比较成熟的做法巩固下来,上升为制度规定,以行之有效、行之久远。
    

要求
    

用人程序禁搞变通
    
    中组部表示,加强干部选拔任用,要看选人用人的质量如何,是否选出了好干部。具体来说,主要把握好4点:一是监督严格执行用人原则和标准情况,看用人导向是否端正。二是监督严格把握用人资格和条件情况,看用人把关是否严格。比如,是否存在降格以求、“破格”变“出格”等问题。三是监督严格履行用人程序和步骤情况,看用人程序是否合规。着重看在动议、民×主推荐、考察、讨论决定、任职等环节,是否存在搞变通、作选择、走形式。四是监督严格遵守组织人事纪律情况,看用人风气是否清正。
    

监督
    

探索网络监督系统
    
    中组部表示,查处问责是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风最直接、最有威慑力的手段。去年针对网络反映突出的“火箭提拔”等问题,中组部督促几个地方对违规破格提拔典型案件进行了严肃查处和问责。为了进一步解决查处难、问责难的问题,《意见》重点提出,实行查核结果抽查复核和分析研判,对处理不到位的责成重新查办,防止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查到底。突出追究党委(党组)主要领导和组织人事部门负责人在用人上的失职渎职责任。运用信息网络技术推广实时监督系统,使开展倒查、追究问责有迹可寻、有据可依。
    

案例
    

1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原副区长朱松泉违规提拔案
    
    朱松泉,2012年11月任衡阳市雁峰区副区长。经查,朱松泉2009年1月在衡阳常宁市提任副主任科员和2009年5月提任主任科员时,存在不符合任职资格、没有履行相关程序以及突击提拔等问题。衡阳市已免去朱松泉职务,按科级职务安排工作。同时,对时任常宁市委书记胡某某,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邹某某,市委组织部干部组组长姚某某,雁峰区委书记唐某某,进行诫勉谈话;对时任常宁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贺某某、雁峰区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谭某某,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2吉林省松原市水利局原局长赵文忠违规提拔任用干部案
    
    赵文忠,2007年5月任松原市水利局局长、党委书记。经查,2013年6月和7月,市水利局党委两次召开会议研究干部问题,涉及干部16名。在尚未向市委组织部和人社部门报审的情况下,擅自对提拔的13名干部进行了任前公示。涉及到局机关提拔的7名干部,均未按规定履行民×主推荐和组织考察等程序。松原市委组织部宣布市水利局党委两批次研究的所有干部任用事项一律无效;责令赵文忠辞去领导职务,并进行诫勉谈话。
    

3山西省中阳县委超职数配备干部案
    
    经查,2013年2月21日,在县公安局已超配1名副局长和1名副政委的情况下,中阳县委常委会又通过了对县公安局王某某等6人的任职决定。山西省委组织部责成中阳县委免去之前超配的1名副局长和1名副政委,并撤销王某某等6人的任职决定。同时,对吕梁市政协副主席、时任中阳县委书记刘某某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4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童名谦违纪违法
    
    经查,童名谦在任湖南省衡阳市委书记期间,作为市换届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严肃换届纪律第一责任人,不正确履行职责,对衡阳市人大选举湖南省人大代表前后暴露出的贿选问题,没有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严肃查处,导致发生严重的以贿赂手段破坏选举的违纪违法案件,给党、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政治影响和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童名谦上述玩忽职守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纪并涉嫌犯罪。
    

5河南省固始县3名干部“带病提拔”案
    
    经查,固始县国土局原纪委书记许培明,2010年1月被判处玩忽职守罪,免予刑事处罚;2012年9月,被提拔为县国土局主任科员。许新,固始县矿产稽查大队原大队长,2010年1月被判处玩忽职守罪,免予刑事处罚;2011年5月,被任命为县国土局党委委员;2012年9月,被提拔为县国土局副局长。杨志辉,固始县国土局地产交易中心原副主任,2010年5月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2012年12月,被调任县城市土地监察大队副队长。河南省有关部门对当事人和责任人进行了严肃处理:对许培明、许新给予留党察看一年、行政撤职处分;对杨志辉给予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对信阳市国土局,固始县纪委、组织部、国土局、法院等5个单位的12名相关责任人给予了党纪政纪处分。
    

6湖南省湘潭县副县长徐韬火箭提拔
    
    徐韬,湖南湘乡人,1985年9月出生,2012年12月当选湘潭县副县长。2013年3月,徐韬被曝5年7次换岗,工作10个月被提拔为副科,一年半从正科变副处,其父为湘潭市某区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其母为某区检察院副检察长。5月7日,湘潭市通报,提名免去徐韬职务,按科级职务安排相应工作。湖南省通报,徐韬选拔任用有程序瑕疵,决定对湘潭市组织部部长进行批评教育,其他5名责任人警告、诫勉等处分。
    

7湖南省醴陵市团委书记易翔违规任用
    
    易翔2010年从陕西科技大学毕业,当年考取湖南省炎陵县选调生,半年后调回醴陵市任副科级干部,2012年升任团市委书记。易翔工作第二年即被提拔为醴陵市团委书记(正科级),时年25岁,而此时她在副科职务上工作不满两年。易翔的父亲为醴陵现任市领导。去年6月14日,醴陵市委组织部认定易翔升迁存在违规行为,中-共醴陵市委常委会议决定,免去易翔的共青团醴陵市委书记职务,按科员职务安排工作。
    

分析
    

湖南成违规用人重灾区火箭提拔多为官员子女
    
    记者通过整理公开报道发现,近年来,各地频曝年轻干部火箭升官事件,其中,湖南曝光率最高。
    
    2012年4月,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拟选拔任用1991年出生的女干部王茜为区发改局副局长引发质疑。
    
    2013年6月,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委副书记刘琼被“火箭提拔”“简历不公开”等遭网络质疑。
    
    2013年5月,湖南衡阳耒阳市曝出该市副市长王卿系“80后”,早在2012年底由耒阳市招商局副局长被提拔为耒阳市副市长。
    
    2013年5月,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新提拔的副区长朱松泉“参加工作仅10个月就被违规提拔正科,4年就被破格提拔为副区长”。
    
    在这其中,公开报道显示,王茜的父亲王达武被证实是湘潭市发改委重大项目办公室主任,王达武随后被免职。朱松泉的父亲曾历任衡阳市地税局副局长、益阳市地税局局长,现为湖南省地税局稽查局正处级干部;其岳父也曾担任衡阳市高新开发区地税分局局长。刘琼的父亲刘本之是常德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已退休)。
    
    公开报道显示,上述已被曝光的违规用人事件中,除王卿事件经衡阳市委组织部认定为符合相关规定外,其他违规任用的人员均已被责令提请做免职处理,相关责任人被给予处分。
    

名词解释
    

【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事项报告】
    
    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有越级提拔干部等5种情形的,应按照要求书面报告上一级组织人事部门,经批复同意后方可进行;有破格提拔、提拔任用领导干部秘书等身边工作人员、被问责干部影响期满拟重新任用等7种情形的,在作出决定前应当书面征求上一级组织人事部门的意见。上级组织人事部门严格审核把关,对违反规定作出的干部任用决定,应当予以纠正,并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一报告两评议】
    
    地方党委常委会每年向全委会报告工作时,要专题报告年度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情况,并在一定范围内接受对本级党委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和新选拔任用领导干部的民×主评议(简称“一报告两评议”)。上级党委组织部门对民×主评议结果明显偏低、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经组织考核认定后,按照规定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并督促进行整改。本级党委组织部门应当对其选拔任用情况进行说明,并进行相应的教育和处理。
    

【离任检查】
    
    《市县党委书记履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职责离任检查办法(试行)》规定,市县党委书记因提拔使用、平级交流、到龄退休等原因即将离任时,上级党委组织部门要对其任职期间履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职责的情况进行检查。重点检查选拔任用干部总体情况、本地区用人风气情况。离任检查结果作为评价、使用市县党委书记的重要依据。
    

专家对话
    

中央党校报刊社社长兼总编辑著名党史专家谢春涛
    

干部想晋升 歪门邪道走不通
    
    京华时报(微博):这次出台《意见》的背景是什么?会形成什么效果?
    
    谢春涛:《意见》中对于干部任用监督的规定前所未有地具体,文件中列举的拉票贿选、跑官买官、破格提拔变成出格提拔等问题,都是过去若干年干部任用中出现过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不同的地方都出现过,让大家深恶痛绝。包括干部自己也对这些问题很痛恨。
    
    《意见》有针对性地出台,是非常必要的,规定很具体,处罚很严厉。如果规定得到有效实施,干部的选拔工作情况会比过去好得多,应该会在全社会形成风声鹤唳的局面。在《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刚公布不久,就出台这个配套政策,对科学有效机制的建立不可或缺,总体感觉这个文件非常好。
    
    京华时报:《意见》的出台将对哪些人群产生较大影响?
    
    谢春涛:有五大类人群将受影响。首先是广大干部,让那些渴望提拔的干部明白,要想晋升,先干好自己的工作,走歪门邪道,不仅得不到提拔,反而会受到严厉处罚。其次是对从事干部管理工作的组织部门,如果他们不按照规矩办,就会出问题。
    
    第三,对各级党政主要领导,《意见》明确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中,关于主要领导在干部任用时的规定。这意味,一旦选错干部,主要领导要付出代价。此前,湖南衡阳出现人大代表大范围贿选事件,就是敲响了警钟。地方风气出了问题,会影响更多人。风气往往跟当地党组织、主要领导有关系,一旦有过出格提拔,或者面对歪风邪气没有及时制止,就会对后续的干部任用有影响。
    
    此外,还会影响到普通党员,将使他们对整个环境更有信心,会促进工作积极性。最后,就是普通老百姓,干部选得好,百姓信任党信任干部,是可以造福一方的。
    
    京华时报:《意见》提出要建立倒查机制,这个制度如何建立?有何意义?
    
    
    谢春涛:干部选拔任用纪实制度在很多地方已经有试点。如天津的“纪实监督系统”,依托电子政务网,对全市有处级干部任免权单位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进行实时监督。系统按照干部任职资格、条件、程序、纪律等要求,设置53条“硬杠”。一旦突破,用人单位的系统一端就会“亮灯”,便于自查自纠;如果强行提交,上级组织部门系统一端会报警,可迅速“叫停纠偏”。
    
    同时,系统在各关键环节明确责任领导和具体责任人,并特别设计了“选任工作部门分管负责人签字”、“选任工作部门主要领导签字”、“选任责任单位领导签字”的三级签字模块,为选人用人出现问题时实施责任追究提供了“证据保全”。
    
    这样的倒查机制非常好,也有震慑作用,违规提拔干部之后,即使离开岗位也不能逃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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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志永因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一审获刑4年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1月26日 转载)     来源: 海外网(北京)
    
    


    


    
    海外网1月26日电 据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官方微博消息,2014年1月26日上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许志永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许志永构成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依法判处许志永有期徒刑四年。
    
    根据北京一中院开庭信息,22日上午9时许,该院第23法庭开庭审理了许志永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罪一案。
    
    此前,北京市一中院官方微博发布称,“王功权承认与许志永一起策划、煽动了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违法犯罪活动,他对自己的行为表示深刻反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王功权变更强制措施,予以取保候审”。
    
    据北京电视台报道,王功权承认,他曾资助许志永并在自己的微博上推出了相关事件。他承认,自己已经触犯了法律,而且法律是最底线的规则,自己资助和帮助传播的行为,使得自己也成为了一名参与者。他表示,自己非常后悔,对不起孩子和家庭,以后会断绝与许志永的来往。
    
    
    2013年9月13日,曾因“私奔风波”而红极一时的鼎辉创投合伙人和投资人之一王功权,因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北京警方以传唤名义带走,后被警方正式刑事拘留。此后,经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批准,2013年10月20日,王功权因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被正式逮捕,目前被拘于北京市第三看守所。
    
    2013年11月4日,北京市公安局向市检察院提交起诉书,王功权指使已被取缔的民间组织“公盟”创始人许志永设立了教育平权项目,“通过聚会商议、网上勾连、印制宣传材料、当街散发宣传材料、发表微博、文章等形式,多次煽动非京籍家长群体赴教育部门聚会,向政府部门施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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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报:个别涉军案件被政治化极大损害解放军形象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1月26日 转载)     来源: 解放军报(北京)
    
     核心提示:1月26日,《解放军报》刊文称,网络上一些军人亲属涉法问题被大肆渲染,个别一般性涉军事故案件被政治化、复杂化,引来诸多网民“围观”“吐槽”,甚至是非议、攻击,极大地损害了军队的形象。文章称,这背后,不乏西方敌对势力参与或支持的网络水军、网络推手。
    
    近期,一本名为《制脑权》的书引起人们关注。书中分析,未来的战争,很可能是网络媒体之间的战争,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战争,是认知空间上的战争。这也提醒我们,只有学会同“看不见的敌人”过招,打好网上舆论斗争的主动仗,才能争得话语权,赢得制脑权,最终夺得制胜权。
    
    随着我军以日益开放自信的姿态面向世界,网上涉军信息量急剧增加,重大演习演训和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的出色完成、新式装备的研发使用、改进作风的丰硕成果、先进典型的感人事迹,无不牵动着军内外的目光和神经,传递着强军兴军的巨大正能量。
    
    然而,在网上也存在一些“杂音”。一些军人亲属涉法问题被大肆渲染,个别一般性涉军事故案件被政治化、复杂化,引来诸多网民“围观”“吐槽”,甚至是非议、攻击,极大地损害了我军的形象。这背后,不乏西方敌对势力参与或支持的网络水军、网络推手、“网络大V”在兴风作浪,其目的就是争夺人心、争夺制脑权。对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密切关注、积极应对,真正在网络舆论斗争中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
    
    “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决不意味着放弃舆论斗争。”面对网上不断出现的“杂音”,如果我们总是抱着“鸵鸟主义”的态度,坚持“你唱你的调,我吹我的号”,就会逐步失去网上思想阵地。事实证明,网上思想阵地,你不去占领,敌人就会去占领;敌人占领了,你不去夺回,就会成为“心头之患”。
    
    网上斗争,是一种新的舆论斗争形态。我军向来不怕同“看得见的敌人”交手,今后更要学会同“看不见的敌人”过招。对于抹黑、诋毁军队形象的,不仅要及时回应,还要适时反击,坚决与错误的意识形态、腐朽的思想文化作斗争,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微博)”。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学会同“看不见的敌人”过招,对广大官兵特别是领导干部来说,是一道必答题而不是选择题。一方面,我们要拿起“宣传队”的看家本领,强化网上阵地意识,积极打造微博、微信等网络发声平台,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掌握网上话语权。另一方面,要有“针尖对麦芒”的勇气,对群众的误解耐心细致做好解释,对错误思想观点理直气壮进行批驳,对不良舆论导向及时进行纠正,坚决斩断伸向军营的“污名化”触手。
    

新闻回顾:媒体称谷俊山被查已两年 河南老家抄出大金船
    
    据媒体报道,解放军总后勤部原副部长谷俊山因涉及贪腐问题已被调查2年之久。虽然官方尚未公布,但自2012年2月始,谷俊山的名字已从总后领导名单及国防部网站中消失。报道还称,谷俊山的河南老家已被查抄,财物装满4卡车,其中包括一艘大金船以及一尊纯金毛泽东像。
    

新疆兵团两副师长涉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
    
    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党委常委、副师长宋国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党委常委、副师长冯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广西苍梧:停电村民抗议 上访特警拦截   Go back to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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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苍梧:停电村民抗议 上访特警拦截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1月26日 综合报道)     
    2014年1月24日,广西梧州苍梧县梨埠镇,因长期被西中电站停电,几千村民徒步集体上访梧州市委、市政府,却在国道行进中被数百特警(据说市长都来了)拦截,双方一度发生冲突,有8名村民被抓捕。去年12月,梨埠镇村民曾到该电站抗议过。
    
    
    
    
    
    
    
    
    
    
    

[博××讯综合报道] (Modified on 2014/1/26)

鲜为人知 王岐山专机上接过刘铁男自证书   Go back to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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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为人知 王岐山专机上接过刘铁男自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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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1月26日 转载)     来源:明镜网 
    
    

    王岐山出席联办20週年庆典。
    
    罗昌平《打铁记》中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其中包括刘铁男在回国专机上交给王岐山一份自证清白的书信。
    
    结束对哈萨克斯坦的访问,王岐山一行的专机从阿斯塔纳飞往北京,这是一段超过五小时的航程。在随行者眼里,刘铁男的部分心情被刻在脸上——时而晴转阴,时而阴转多云,并且切换得并不自然。罗昌平描述,那些无所事事的随团记者,试图以不同的方式记录瞬间。
    
    【在回国之前,刘铁男有直面向王岐山解释的机会,我没有,即使我能曲线通过老闆将信息传递过去,但那并非正式渠道。正如一名部长的责备:“搞什么微博举报?有事情可以向组织反应嘛!”
    
    在大众通道(辟谣短讯)受到强力阻击后,刘铁男声称的法治轨道(报案报警)并未实施,现在他就剩下组织渠道。并且,他确实拥有一个绝妙时机——归国的五个小时,在三万英尺的专机之上。】
    
    据罗昌平掌握的多个消息源显示,刘铁男在专机上获得不低于一个新闻联播的时机,他出具了一份亲笔拟定的自证书,从三个方面对微博举报进行了反击——
    
    【一是妻儿持股问题,回应的口气跟倪日涛的采访类似,即承诺曾经现金入股,但自己不知情,得知情况后当即勒令妻儿退出股份并称没有获得分红;
    
    二是学历问题,学历造假一说纯属“胡说八道”,真实学历均在组织人事系统备案,不存在造假问题——事实上,等他抵京走下飞机,人事档案已被调阅了;
    
    三是作风问题,承认相识徐尐,但仅限于认识及介绍工作而已,不存在越线之举。更何况这是陈年旧事,两人多年未再联络。】
    
    据罗昌平披露,当时刘铁男手中还有一个杀手锏,他向新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表示,“关于这些所谓的作风问题与经济问题,纪委已经查过,有了定性,现在重新翻出来,是别有用心,应该对这种愿意扰乱的人进行调查并严惩。”
    
    虽然罗昌平不清楚专机上更多的细节,但他知道,刘铁男在专机上完成自证后,他的大秘王勇已成功将宣传禁令推送各大媒体,一个纪检小组正在加班加点,而罗昌平则在荒凉的庭院中清扫枯叶。不久,一个没有显示的来电希望他赶往位于西二环的中纪委,完成举报笔录。 _(网文转载)

中国国安会成立第一天:上海十四位访民被“祭旗”(多图)   Go back to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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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安会成立第一天:上海十四位访民被“祭旗”(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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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1月26日 转载)     
     来源:参与 作者:常剑
    
    


    


    


    


    
    
    (参与2014年1月26日讯)2014年1月24日,中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而就在这天下午3时,上海访民王晓平、戴光阳、沈剑峰、王美莉、杨立、王震熙、王雪林、吴云瑞、陈惠瑛、李永福、袁荣明、戎秀英、谈明其、罗显慧、周保忠、谢金先、杨贵明、裘学军、缪和平、陈华香、惠顺英、巢伟成、周建林和哈尔滨访民迟银波及杭州访民等30多人在天安门金水桥抛撒上访、控诉材料,与便衣分子发生肢体冲突,被警察殴打并被押到天安门公安分局。
    
    今天(25日)中午,上海访民王晓平、沈剑峰、谈明其、袁荣明、周金林、罗显慧、陈华香、王美莉、吴云瑞、戎秀英、惠顺英、陈惠瑛、巢伟成和哈尔滨访民迟银波共14人被天安门分局戴上手铐,宣布刑事拘留,然后押上囚车,送往看守所。
    
    在国安会成立前,就有人担心中-共将更加专制独0裁,它将利用国安会这一名国安会实为党安会的机构加强对国内民众的镇压和迫害,如今果然不幸言中。因上访散发诉冤材料被刑拘,而且是大规模的刑拘,这时周永康时代也未曾有过的。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专制当局对民众的镇压将更加残酷,而民众的反抗也将更加激烈,中国和平转型的希望更加渺茫。
    
    祖国处于危急之中!中国人民处于危急之中!中华民族处于危急之中!!
    
    参与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www.canyu.org
    

徐才厚突然露面 为周永康案向习近平敲响警钟   Go back to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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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才厚突然露面 为周永康案向习近平敲响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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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1月26日 转载)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徐才厚前几日随习近平露面破除双规传言,各界对此有不同解读,有观点认为徐才厚已安全着陆,有观点认为徐才厚以黄菊模式处理,然而一种新的视角认为徐才厚的复出为最近传的纷纷扬扬却迟迟不公布的周永康案向习近平敲响了警钟。
    
    被视为军中大贪的徐才厚,在公众视野消失几个月后复出。令相信他被双规,相信习近平零容忍地反贪的人,大跌眼镜。这说明了,官方的调查一天不公布,再大的贪官也有可能起死回生,人模人样地复出,如没有仼何事情发生。
    
    想想也恐怖,徐才厚是身体不适,是渡假去了,还是退回贪款而不被追究,曾经贪了多少,我们完全不知道。这种事也可以发生在周永康身上。听一位与北京高层有接的北京朋友说,习近平上台后,提出利用特权置富的人只要自动交回不义之财,就可以既往不究。
    
    这其实也是我一直提倡的,反贪以解决问题,索回国家人民的财产为主要目的,不要把斗争搞成你死我活,以为非得枪毙几个不可。可以在他们承认错误,交还赃款后,让他们解甲归田。但不是让他们官复原位,如任何事情不曾发生。习近平应该向人民交代共产党如何整风,证明他如何主持公平正义,而不是文过饰非,不公布贪官的罪行,装作从来没有贪污发生过,甚至把要求知道真相,要求干部公布财产的人抓起来。
    
    

    徐才厚 _(网文转载)

亲家夫妇遭起底 官媒暗示周永康案即将公布   Go back to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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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家夫妇遭起底 官媒暗示周永康案即将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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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1月26日 转载)     来源:苹果日报 
    
    

    詹敏利夫妇被指在背后操控中旭系公司。(互联网图片)
    
    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贪腐案的案情尚待公布之际,官方中国社科院辖下《中国经营报》近日报道,以点名但不说明身份方式,披露周永康之子周斌(又称周滨)的大管家吴兵只是傀儡富豪,他操控的中旭系背后还有大批神秘人物,包括周斌夫妇、周斌岳母詹敏利、岳父黄渝生等人。分析指报道似暗示周永康贪腐案公布期已达万事俱备的关键时刻。
    
    该报指吴兵去年八月在北京被警方带走迄今半年,他的中旭系人际脉络逐渐浮现。持有香港身份证的吴兵在成都以房地产起家却鲜为人知,涉足房地产、石油、金融乃至影视娱乐的中旭系商业帝国得以建立,全因有人相助。
    
    报道称,中旭系这条隐秘的商业链条中,詹敏利、黄渝生、周斌及妻子黄婉均悉数登场。首先,吴兵○一年成立中旭投资有限公司后,多番与詹敏利的控股公司联手,夺得四川省内多个大型基建,包括总投资逾五十三亿元的龙头石水电站。
    
    詹敏利及后撤出四川商界,并着手到北京搭建真正的中旭系,重点开辟石油新战场时,吴兵的中旭系掌控人角色却不断削弱。
    
    ○四年,北京中旭阳光石油天然气科技有限公司(下称中旭阳光)成立,詹敏利出资四百万元,公司股东其后多次变动。
    

  周永康子持股八成
    
    报道指○九年十二月底,时年三十七岁、名叫周滨的北京男子出现。詹敏利将中旭阳光一千六百万元股权转让给周滨。两个月后股东大会上,中旭阳光改为股份公司,并改名北京中旭阳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旭能科),周滨持股约八成,并出任董事长,其他董事会成员包括黄渝生,詹敏利则任监事。
    
    该报调查指,除经营文化产业的北京中旭盛世风华与吴兵有直接关联外,其他中旭系几乎已被詹敏利、黄渝生、黄婉及周斌操控。 _(网文转载)

沈志华:美国是怎样卷入朝鲜战争的   Go back to top


[博××讯主页]->[特别刊载]
   

沈志华:美国是怎样卷入朝鲜战争的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1月26日 转载)     
    来源:人民网
    
    摘要:朝鲜战争的爆发,引起美国对朝政策乃至远东政策骤然发生转变。
    
    朝鲜战争的爆发,引起美国对朝政策乃至远东政策骤然发生转变。1950年初美国政府曾公开宣布朝鲜半岛处于美国远东战线的防御圈之外,美国对朝鲜问题的一切计划都是以从朝鲜脱身为基点的。这一政策的理论依据是杜鲁门1月5日的声明、艾奇逊1月12日的演说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而这一政策的实施方案则是2月初参谋长联席会议在东京制定的“非橄榄球”作战计划。 然而战争爆发后,美国在仅仅五天之内,连续做出一系列决策,而且步步升级,终于全面卷入了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的爆发,对于华盛顿来讲的确是出乎意料的。然而,美国的反应却异常迅速而且激烈。从最初获得战争消息感到震惊和慌乱,到做出全面介入战争的最后决定,前后不过几天时间。我们列出一张时间表,通过美国政府决策的不断升级过程,可以看出美国是怎样一步步陷入朝鲜战争泥淖的端倪。
    
    6月24日,星期六。
    
    晚上9时稍过,在华盛顿的美联社总社收到驻南朝鲜记者报道朝鲜发生战事的第一封急电,称北朝鲜军队发动了进攻,“开城已告失守”。国务院获悉这一消息后,立即打电报向驻汉城的美国大使馆询问。大约在同一时间,即21时26分,国务院收到穆乔大使的电报:
    
    根据朝鲜军队的报告(此项报告已部分地为朝鲜军事顾问团的战地顾问的报告所证实),北朝鲜的部队今天清晨已向大韩民国领域的好几个据点进犯。开始行动的时候大约在上午4时。瓮津遭受北朝鲜炮火的轰击。6时左右,北朝鲜的步兵开始在瓮津、开城和春川等地区越过三八线。据称水陆两栖部队已在东海岸江陵的南部登陆。开城据说已在上午9时陷落,北朝鲜大约有10辆坦克参加了这次战斗。北朝鲜部队以坦克为前锋,据称已向春川逼近。江陵地区的战斗详情不明,但似乎北朝鲜部队已将公路切断。我们今天上午正在同朝鲜军事顾问团的顾问们和朝鲜的官员们进行会商,研究当前的局势。
    
    从进攻的性质和发动这次进攻的方式看来,这似乎是对大韩民国的一场全面攻击。
    
    当时正值周末,美国很多政府官员都在度假或外出。杜鲁门总统和家人团聚在密苏里州的独立城,国务卿艾奇逊、驻联合国大使沃伦奥斯汀则分别住在马里兰州和佛蒙特州他们各自的家中。国务院远东事务顾问杜勒斯尚在东京没有回国。被电话召到国务院来的只有联合国事务助理国务卿约翰希克森、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无所任大使菲利普杰塞普、联合国政治与安全事务处副处长温豪斯和国务院远东事务处官员培根等人。至于军方领导人,据杜鲁门和艾奇逊的回忆,国防部长约翰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当时正在从东京返回华盛顿的途中。 除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外,一时无法与其他部长和参谋长取得联系。
    
    22时左右,艾奇逊接到电话通知,希克森报告了有关朝鲜冲突的情况后,建议第二天上午召开一次联合国安理会,号召停火。艾奇逊表示同意,并授权驻联合国副大使欧内斯特格罗斯去找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艾奇逊还要求国务院迅速通过佩斯与五角大楼取得联系,以便共同研究应付方案。
    
    23时20分,艾奇逊与杜鲁门通上电话。艾奇逊将穆乔的电报内容和召开安理会的建议报告了总统。杜鲁门表示同意,并要立即赶回华盛顿。由于夜间飞行风险较大,而且关于朝鲜的局势还没有进一步的消息,艾奇逊劝杜鲁门第二天再动身。
    
    23时30分,希克森给赖伊挂通了电话。赖伊同意在次日下午2时举行安理会紧急会议。与此同时,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值日官切斯特克利夫顿中校也是由于新闻界的询问才获悉朝鲜发生战事的消息。然而,除了等待局势进一步明朗以外,军方似乎是无所作为。由于截止到第二天清晨,除了第一封电报,穆乔以及驻汉城的使馆再没有发回更多的消息,午夜过后由陆军副参谋长托马斯廷伯曼准将主持的临时“指挥所”,只是确保把来自国务院的各种指示和情报转给太平洋彼岸的麦克阿瑟的司令部,而整个五角大楼所做的仅是准备以克利夫顿中校的名义向新闻界发布一份简短的声明,宣布美国政府已获悉朝鲜爆发了战争以及美国军队没有卷入战争。
    
    6月25日,星期日。
    
    午夜刚过2时30分,希克森终于找到了格罗斯,向他口述了由温豪斯和培根起草的提交安理会的议案,内容确定后,用电报将召开紧急会议的请求和美国的议案通知了安理会其他成员国,并随后派温豪斯乘飞机将议案带往纽约。
    
    国务院在早晨收到了来自南朝鲜的进一步消息:以一个坦克纵队为核心的大规模进攻正指向汉城和金浦机场。南朝鲜的武器装备显然远远不能抗衡。刚刚从马里兰州驱车赶回华盛顿的艾奇逊认定在朝鲜已经发生了全面战争,情势危急,便再次与杜鲁门通了电话。杜鲁门决定立即赶回华盛顿,并于当日晚在布莱尔大厦召开国务院和国防部有关人员会议。杜鲁门还要艾奇逊会同陆海空三军部长和参谋长立即进行研究,以便在他回来后能提出一个方案。
    
    10时35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军事情报处收到麦克阿瑟司令部发来的一份情况综述,对形势的估计比较乐观。报告对南北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显然做了十分错误的估计。报告说,北朝鲜的进攻部队只有3个师,而南朝鲜的防御部队有4个师,另有第5师正在开赴前线。所以报告认为所丢失的一些土地都在应急的防御计划的意料之中,算不得一回事。麦克阿瑟认为,尽管“从北朝鲜投入的力量和战略意图来看”,他们的进攻是“猛烈的”,战术上也造成了突然性,但无论如何其最终目标尚不明确。麦克阿瑟已下令向南朝鲜运送弹药,并建议集结在菲律宾的第七舰队主力开赴朝鲜,以防万一。军方本来就认为朝鲜对美国没有战略意义,况且在几个月前也曾拟定了对付入侵的应急计划:一旦发生战争,美国将尽快撤出所有的军事人员、外交官和平民,必要时动用空军掩护。这时,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于危机的态度似乎是希望执行这一应急计划。
    
    11时30分,艾奇逊根据杜鲁门的要求,召集了有军方人员参加的会议。国务院方面出席会议的都是首脑人物,即艾奇逊、韦伯和腊斯克,而五角大楼方面出席会议的代表只是陆军参谋长劳顿柯林斯和副参谋长托马斯廷伯曼。显然军方对这次会议并不重视。会议通过的行动计划建议:美国空军和海军力量应在汉城、金浦机场和仁川港周围建立防御圈,以确保美国平民的安全撤离;授权麦克阿瑟根据美国军事顾问团的建议向南朝鲜提供武器装备,而不受以前的军援计划的限制;只要韩国部队仍有战斗力,美国军事顾问就不应撤离;麦克阿瑟的职权应包括指挥美国在朝鲜的全部军事行动;一俟联合国安理会投票通过在朝鲜采取联合行动,“就授权并指示”麦克阿瑟使用包括第七舰队在内的一切力量去“稳定局势,包括在可行的情况下,恢复三八线的原分界线”。尽管这些建议都通过电话征求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其他成员的意见,但参谋长联席会议后来的文件仍称这一行动计划是国务院方面提出的。
    
    下午2时,杜鲁门的座机独立号从堪萨斯机场起飞,由于时间仓促,总统的两名随员竟未及赶上飞机。杜鲁门在飞机上用电报通知艾奇逊,晚7时30分召集国务院和国防部有关官员在布莱尔大厦共进晚餐,并召开紧急会议。就在杜鲁门的专机起飞时,在纽约的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正式开始。赖伊引用联合国驻朝鲜委员会的报告,认为北朝鲜已破坏了联合国宪章,而安理会应采取措施,重建这一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接着格罗斯宣读了美国的决议案,要求安理会命令北朝鲜停止敌对行动,将其军队撤回三八线。据艾奇逊的回忆,美国起草的决议原来说的是“北朝鲜对大韩民国的武装进攻‘构成’无端的侵略行为”。但其他几个安理会成员国认为,对目前掌握的情况能否作出这个结论表示怀疑。他们认为,说这是“构成对和平的破坏”较为合适。美国照此意见修改了决议案。所以,下午6时以前,经短暂的休会进行考虑后,安理会代表同意接受美国的决议案,只有南斯拉夫弃权。
    
    下午5时过后,杜鲁门抵达华盛顿,即直接赶往布莱尔大厦。被召集来参加会议的国务院官员有艾奇逊、韦伯、腊斯克、希克森、杰塞普,国防部官员有约翰逊、陆军部长佩斯、海军部长弗朗西斯马修斯、空军部长托马斯芬勒特、陆军参谋长劳顿柯林斯、空军参谋长霍伊特范登堡、海军参谋长福雷斯特谢尔曼以及布雷德利共13人。会议正式开始前,约翰逊请布雷德利宣读了一份他从麦克阿瑟那里拿来的关于台湾战略重要性的备忘录。似乎现在要讨论的不是朝鲜局势,而是台湾的命运问题。艾奇逊感到这是国防部与国务院意见分歧的表现,军界一直对朝鲜问题不感兴趣,而对于国务院的弃蒋政策耿耿于怀。由于杜鲁门把话叉开,这个问题没有进行讨论。
    
    晚上7时45分,会议在晚餐后正式召开。杜鲁门请艾奇逊首先发言。艾奇逊依据国务院情报司提供的关于朝鲜问题的分析报告,讲述了南朝鲜的局势。该报告估计,北朝鲜军队将在7天之内攻陷汉城,并在72小时后向南朝鲜提出“和平解决建议”,即要李承晚投降。如果美国不出面,南朝鲜即将崩溃。随后,艾奇逊宣读了准备好的建议。据艾奇逊说,当天下午他曾独自在办公室思考行动方案。所以,宣读的建议与上午商讨的内容稍有修改,并归纳为三点:(1)麦克阿瑟应将包括军人眷属在内的美国公民撤离朝鲜,为此,应当出动美国空军击退对金浦、仁川等机场和港口的进攻。但美国的空军部队只能在三八线以南活动。(2)应当命令麦克阿瑟以空投和其他办法向韩国军队提供军火和给养。(3)应当命令第七舰队立即从菲律宾的海军基地出发北上,进入台湾海峡,以防止战争扩大到该地区。同时发表一项声明:第七舰队将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也阻止台湾进攻大陆。杜鲁门插话,可以立即命令第七舰队北上,但是在该舰队到达指定地区以前,暂不发表声明。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每个人都谈了不同的具体细节支持这几项建议,同意采取以上行动。谢尔曼和范登堡宣称,动用海、空军即可应付局面,通过美国的空中打击和海上重炮猛轰,战争就可能结束。柯林斯对此表示怀疑,但大部分人都反对使用美国的地面部队。杜鲁门又详细询问了一些军事方面的问题,最后决定采纳艾奇逊的三项建议。杜鲁门指示三军参谋长作好必要的准备,以便一旦联合国号召向北朝鲜采取行动时,立即发出命令,使用美国的部队。同时,接受柯林斯的建议,授权麦克阿瑟向南朝鲜派出一个调查组,对于援助的方式和怎样使用远东的美军力量做出第一手估计。杜鲁门还决定将第七舰队交给麦克阿瑟指挥,其基地设在日本的佐世保。会议于23时左右结束。
    
    从25日的情况看,美国军方对朝鲜问题的态度并不十分积极,反而是国务院比较主动。由于国务院的建议中已经提出了台湾问题,因此,关于朝鲜问题的这些建议没有遭到军方反对。尽管决定使用空军部队介入战争,但其目的似乎还是为了达到撤离朝鲜的原定方案。至于是否使用美国军队来阻止北朝鲜的进攻,拯救南朝鲜政权,显然还是个犹豫不决或至少没有明确的问题。其原因,很大程度在于对战局发展的情况没有更清楚的了解。
    
    6月26日,星期一。
    
    从朝鲜传来的消息令白宫感到沮丧:南朝鲜部队节节败退,北朝鲜部队则步步进逼。美国军事顾问团怀疑李承晚的部队能否坚守住汉江这条三八线与汉城之间唯一的天然屏障。穆乔大使不顾麦克阿瑟的反对——这位将军认为不必惊慌失措和操之过急,于凌晨2时做出使馆撤离汉城的决定,尽管他本人还留在汉城。李承晚的政府则已决定迁至汉城以南240公里的大邱。晚些时候发来的麦克阿瑟的电报令杜鲁门感到吃惊:
    
    南朝鲜第3师和第5师零零星星地投入汉城附近战斗的结果,并未能阻止敌人的入侵,这种入侵被认为是过去两天中敌人行动的主要努力,其目的在于夺取首都汉城。敌人的坦克正进入汉城近郊。……在当前这种迅速恶化的局势下,远东司令部派出的前往朝鲜的军事调查组已下令召回。
    
    南朝鲜的部队抵挡不了北朝鲜的猛攻。敌人的有利因素完全在于拥有坦克和战斗机。作为战斗情况的指标来看,南朝鲜的伤亡人数表明缺乏足够的抵抗力,也缺乏战斗意志,据我们估计,很快就会全部崩溃。
    
    下午3时15分,南朝鲜大使张勉向杜鲁门转递了李承晚请求提供援助的信。杜鲁门回忆说,张勉“显得很忧郁,几乎要掉出眼泪来”。显然,局势已经异常严重。
    
    晚上9时,杜鲁门再次在布莱尔大厦召开紧急会议,与昨天的会议相比,这次会议的气氛显得凝重。首先由布雷德利汇报了朝鲜战况,声称南朝鲜的军队正在全线后撤,几乎丧失了“有效的抵抗能力和斗志”,汉城“异常危急”,北朝鲜的坦克已“兵临城下”,李承晚的部队即将“彻底瓦解”。范登堡报告说,美国空军已击落一架苏式雅克型飞机。在答复杜鲁门要求提供建议时,艾奇逊提议:
    
    ——空军和海军应向朝鲜军队提供全面支援。在目前可将活动限制在三八线以南。
    
    ——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福摩萨的进攻,告诉国民党人也不要进攻大陆,告诉第七舰队,如有必要,可阻止他们这样做。
    
    ——加强美国在菲律宾的军队,并加速援助菲律宾军队。
    
    ——增加对印度支那的援助,并告诉法国人我们要派一个强大的军事使团去。
    
    ——如总统同意以上各点,请总统发表按他指示所准备的声明,其中包括建议所采取的行动。
    
    ——在明天上午召开的安理会会议上,我们应该提出一个新的决议案,号召联合国会员国给朝鲜援助,以回击武装进攻和恢复这一地区的和平。
    
    这些建议得到一致赞同,并得到杜鲁门总统的批准。但是,对于美国出动海军和空军援助南朝鲜军队作战是否能够奏效,仍有意见分歧。海、空军官的看法比较乐观,但陆军参谋长对此深表怀疑。杜鲁门于是询问了美国地面部队的情况,经柯林斯和布雷德利反复估算,认为美国兵力明显不足。如果出动地面部队,就需要下令动员国民警卫队和请求国会拨款。杜鲁门命令立刻对此进行研究。
    
    会议只进行了一个小时,杜鲁门即下达了出动海军和空军支援南朝鲜军队以及派第七舰队驶向台湾海峡的命令。杜鲁门还要约翰逊用电话通知麦克阿瑟,动用在远东的海、空军力量支援南朝鲜,但只能在三八线以南活动。会后,佩斯立即向麦克阿瑟下达作战命令:对三八线以南的“所有军事目标都可以出动空军”,“海军对所有海岸水域及港口可以自由采取行动”。
    
    这就是说,在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二天,美国就迈出了卷入战争的第一步,同时,也为中美之间的抗争奠定了第一块基石。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政府已经有意使用地面部队介入战争,只是由于能力不及和对海、军力量的出动寄于希望而没有立即采取行动而已。还有必要指出,在美国总统和陆军部长的命令下达时,联合国安理会尚未开会通过所谓支援南朝鲜的决议案,美国国会也还没有就此问题进行讨论。这意味着美国政府采取的军事行动甚至没有任何表面的合法化。当然,白宫对此并不是不介意的。麦克阿瑟受命后,要求授权将“援助措施”立即向南朝鲜宣布,以“激励士气”。但国务院不同意,韦伯回答说,在总统与国会取得联系之前,不能公开宣布此项消息,“以免影响国会对政府的支持”。但麦克阿瑟认为,如果不给南朝鲜军队注入一针兴奋剂,不用几个小时,战争就结束了。这样,在麦克阿瑟的一再坚持下,韦伯和佩斯同意了他的要求,条件是在杜鲁门的公告发表以前,不得使用英语广播这些决定。
    
    6月27日,星期二。
    
    上午,杜鲁门率国务院和国防部主要成员与国会领袖会谈。在艾奇逊概要地介绍了情况后,杜鲁门宣读了国务院为他草拟的准备在会谈后发表的声明,征求国会领袖对此声明的意见。国会领袖们对杜鲁门政府的行动采取了一致支持的态度。参议员维利询问美国军队目前卷入的程度,约翰逊确切地回答,麦克阿瑟一接到命令,就立即派出了空军和海军部队。参议员说,只要知道美国已有军事力量在朝鲜,并且总统认为这些力量够用,便行了。泰丁斯参议员报告说,他所领导的兵役委员会已于当天上午早些时候决定延长征兵法的期限,并建议授权总统召集国民警卫队的力量。问题转向政治范围后,杜鲁门解释说,目前所采取的行动是为了支持联合国为恢复朝鲜地区和平所作的努力。至于台湾,他的命令是辅助性的,目的是为了防止爆发任何新的战斗。会谈时,还讨论了美国向联合国提交的议案,除提出一些措词的问题外,该议案也得到这些国会议员的一致同意。当天,共和党领袖托马斯杜威也在电话里向艾奇逊宣读了他的声明,保证支持政府在朝鲜的行动。
    
    会后,杜鲁门向报界发表了声明,宣布美国已派海军和空军部队为南朝鲜部队提供掩护和支持,并且已命令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以阻止对台湾的进攻以及台湾对大陆的进攻。杜鲁门为第二道命令寻找的行动依据是台湾的未来地位尚未确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本和约问题的解决或经联合国的审议。
    
    下午3时左右,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会议,讨论美国提出的“建议联合国成员国向大韩民国提供为制止武装进攻并恢复这一地区的国际和平和安全所必需的援助”的议案。会议辩论达数小时之久,随后又休会几小时,以便印度和埃及代表等候各自政府的指示。直到深夜11时50分,在苏联代表仍然没有返回联合国的情况下,安理会才以7票赞成,1票(南斯拉夫)反对,2票(印度和埃及)弃权,通过了美国提出的“紧急制裁案”。
    
    6月28日,星期三。
    
    三军参谋长们通过对朝鲜局势通宵达旦的研究后得出结论:仅仅依靠海、空军是无法挽救南朝鲜的危险局势的。战斗机的轰炸在白天可以摧毁北朝鲜的坦克纵队,但却无法阻挡10余万人的步兵对仅有其兵力1/4的南朝鲜部队的进攻。在上午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其下属的联合战略委员会研究一下,如果当前在朝鲜采取的行动收效甚微,那么从军事角度出发,应采取什么对策,并限48小时拿出方案。该委员应该考虑空军在三八线以北采取行动,以及包括“派遣地面部队”在内的其他行动。
    
    下午5时,杜鲁门在白宫召集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研究朝鲜局势。空军部长芬特勒要求取消对空军只能在三八线以南活动的限制,以向南朝鲜军队提供“充分的空中支持”。杜鲁门拿不定主意,他请空军参谋长范登堡研究这个问题。美国空军“可能不得不”轰炸北朝鲜的空军基地和储油罐,但他目前还无意作出决定。范登堡感到问题非常敏感,因为北朝鲜的空军基地位于三八线以北约60公里,美国飞机不可能借口“误越边界”对其实行轰炸。艾奇逊和约翰逊也不倾向于这样做。杜鲁门最后说:“我们不会那么干。”尽管杜鲁门在不到24小时之后便改变了态度,但在此之前,麦克阿瑟早已口授了一份给远东空军副司令帕特里奇的电报,命令他“立刻摧毁北朝鲜的机场”,并不准他声张。对于麦克阿瑟来说,这是他自朝鲜开战以来第一次,但决不是最后一次超越了总统授予他的权限。
    
    6月29日,星期四。
    
    麦克阿瑟派往朝鲜的以约翰丘奇准将率领的先遣调查团发来消息,如果美国军队不投入战斗,已不可能恢复战前的分界线状态。北朝鲜军队已经攻克汉城,并肃清了那里的李承晚军队,现正继续挥师南下,直指南朝鲜政府的临时所在地水原。在约翰逊的紧急动议下,杜鲁门于下午5时再度召开了有副总统巴克利、国务卿、国防部长、三军部长和参谋长、财政部长及中央情报局局长等人参加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会上,约翰逊首先提出了一项发给麦克阿瑟指示的建议。约翰逊认为,仅仅为了建立一个保证空军行动安全的基地,就应该动用地面部队。因为从日本基地起飞的战斗机,在目标空域行动的时间极为有限,并且无法与它们支援的南朝鲜部队取得联系。约翰逊还抱怨把海军和空军的行动限制在三八线以南的做法,使北朝鲜的补给品和增援部队可以顺利地向南运送。如果建立一个得到保护的空军基地,还可以保护那里的美国人员安全撤离。总之,约翰逊认为,美国军队至少应在南朝鲜有一个立足点。杜鲁门表示,所采取的行动不要含有美国计划同苏联作战的意思,而只是表明要“迫使北朝鲜人退回到三八线以北”。同时,这一行动还要保证美国“不至于过深地陷在朝鲜,以至我! 们照顾不了其他地方可能发生的类似情况”。佩斯认为,对于授权在三八线以北进行军事行动的问题上,应特别慎重,并对这种行动明确地加以限制。艾奇逊概要地向会议汇报了国务院对苏联行动所作的估计,国务院的分析认为,“中国人可能干涉,俄国人则不至于”。
    
    根据杜鲁门的指示,参谋长联席会议于当日下午6时59分向麦克阿瑟发出第84681号命令,其要点是:(1)授权麦克阿瑟在朝鲜使用地面部队,但目标是保障远离战区的釜山的港口、飞机场和交通设施。(2)准许动员海军和空军在远东的全部力量打击三八线以北的一切军事目标,但要“特别注意,在北朝鲜的行动应清楚地止于满洲和苏联边境”。(3)“如果苏联部队积极攻击我们在朝鲜的作战行动,你部可自卫但不能采取使形势恶化的行动,并应向华盛顿报告情况”。
    
    这一天,美国的行动又进了一步。海军和空军出动的目的已经不仅是保护美国平民的撤离,而且要打击北朝鲜的军事目标,特别是把三八线以北的军事目标也包括了进去。另外,美国还决定将地面部队投入朝鲜,尽管只是保护性的,但这距离真正加入战斗,只有一步之遥。
    
    会议后不久,艾奇逊带着蒋介石的提议回到白宫。蒋介石表示愿意在南朝鲜投入33000人的军队,由美国运送和提供给养。杜鲁门对此表示赞同,艾奇逊则提出反对,理由是“这些军队对保卫福摩萨比保卫朝鲜更有用”。杜鲁门指示在次日的会议上再提出这一问题,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6月30日,星期五。
    
    麦克阿瑟亲自乘飞机对南朝鲜进行视察后,于子夜1时给五角大楼发出一份洋洋2000字的电报。电报说南朝鲜部队已“完全丧失了反击的能力”,目前能够坚守汉城以南战线的唯一希望“是在朝鲜作战区域投入美国地面部队”。麦克阿瑟建议立刻派遣一支约2000人的部队,随后再从日本抽调两个师的兵力,供初期的反攻使用。柯林斯被五角大楼的值日官从床上唤醒后,匆匆赶到办公室。他立即与麦克阿瑟直接进行了电传打字会商。麦克阿瑟要求立即对他的建议给予答复,并再次强调前线急需美国军队的援助。柯林斯只得又唤醒陆军部长佩斯。佩斯答应向总统请示,便于凌晨5时向杜鲁门请示。佩斯口述了麦克阿瑟的电文后,杜鲁门仅问了几句,就命令佩斯立即通知麦克阿瑟,同意先派一个团的兵力投入战斗。
    
    上午8时30分,杜鲁门再次召集布莱尔大厦小组讨论在朝鲜投入地面部队作战的问题和蒋介石向朝鲜派出军队的建议。杜鲁门仍倾向于接受蒋介石的建议,因为时间十分紧迫,而蒋介石的部队在5天之内即可上船出发。但艾奇逊和三军参谋长都反对让蒋介石卷入朝鲜战争,其中最充分的理由是这种行动可能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对朝鲜进行干涉或进攻台湾。杜鲁门接受了大家的意见,决定婉言拒绝蒋介石的建议。此后,麦克阿瑟关于在朝鲜使用地面部队投入战斗的要求,没有受到任何阻力便顺利地通过了。杜鲁门批准了将要发布的命令。
    
    上午11时,白宫举行与国会领袖会晤的会议。杜鲁门向国会领导人作了简要介绍,宣布他刚刚命令美国地面部队介入朝鲜的战争。在漫长而紧张的沉默之后,只有一位共和党参议员对总统未经与国会商议便决定使用地面部队的做法表示异议。杜鲁门以时间紧迫为由回答了这一指责。国会两院以压倒的多数对杜鲁门的决定表示支持。
    
    下午1时22分,参谋长联席会议向麦克阿瑟下达了84718号命令:“兹取消84681号命令中关于限制使用陆军的规定”,授权麦克阿瑟可以使用他所指挥的陆军投入朝鲜的战斗,只是以“在目前情况下不危及日本的安全为限”。此外,“国务卿奉命通知,目前对蒋介石委员长提供部队的建议应予谢绝”。
    
    至此,杜鲁门政府终于非常轻易地迈出了使美国全面卷入战争的最后一步。随着7月5日第24师第1团史密斯特遣队在乌山投入作战,美国正式参加了朝鲜战争。一般说来,地面部队投入战斗就意味进入战争状态,而杜鲁门未经事先宣战——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罕见的事例,也未经国会同意——这在以往的情况下会遭受国会的强烈抵制,便决定了美国所面对的战争与和平的选择。然而,美国国会和舆论却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这一既成事实。美国也就这样一步步地陷入了朝鲜战争的泥淖。
    
    朝鲜半岛本来是处于美国在远东的环形防御线之外的,美国军方几次制定的关于朝鲜一旦发生战事的应急方案也是迅速撤离朝鲜半岛,退守日本。就是说,从朝鲜脱身是美国的既定国策。但为什么在战争爆发仅仅几天,美国政府就完全改变了它长期精心制定的政策,不顾一切地全面卷入了朝鲜战争呢?
    
    美国做出介入朝鲜战争的决策的确是比较复杂的问题,有几个前提必须搞清楚。
    
    (1)朝鲜战事发生时,美国并没有弄清北朝鲜发起进攻的意图究竟是什么,除了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这次进攻得到了苏联的认可和支持这一点外,政府各机构研究部门和情报部门看法各异。这次进攻的目标到底只是想占领南朝鲜,还是想以南朝鲜为跳板进攻日本?到底是局限在远东范围,比如台湾、越南、菲律宾,还是声东击西,利用美国在远东集中兵力的时机使苏联得以向西欧进攻?到底是北朝鲜的单独行动,还是苏联甚至加上中国蓄谋已久的总战略的前哨战?其中有些问题,甚至到仁川登陆时都没取得完全一致的认识。这种对战争意图的迷惘,必然造成决策的盲目。
    
    (2)美国政界和军界普遍对战争的爆发感到突然。尽管如前所述,许多情报机构都有关于发生军事冲突的迹象的报告送达各主管部门,但鉴于冷战状态下紧张局势的普遍存在,加之朝鲜南北军事冲突延续已有一年多,所以无论政界和军界都没有认真对待这个问题。甚至战火已经燃起,参谋长联席会议和麦克阿瑟仍然掉以轻心,认为这不是一次决定性的战斗。 对于战争缺乏心理准备,或者说只做了一旦发生战争便撤退到日本的准备,就使得美国在突如奇来的环境中表现出惊慌失措,那么也就很难避免决策的失误。
    
    (3)即使考虑到战争爆发的可能性,美国军方的立足点也建立在南朝鲜军队完全可以抵挡住任何进攻这一分析的基础上。战争前夕,美国政府内部关于朝鲜问题的争论仅仅集中在是否再给南朝鲜援助,究竟给多少援助这样一个问题上,从来没想过美国要亲自出兵参战。军方普遍认为只要再给点军火,南朝鲜军队便可以稳住战线。进攻开始一天以后,麦克阿瑟还对杜勒斯及其助手打包票说南朝鲜军队完全可以应付。 就是说,美国在军事上也并没有准备。因此,轻率做出的第一个决定便轻而易举地引导出第二个决定。从整个战争过程看,美国的政治决策多少都有些被军事形势牵着鼻子走。
    
    (4)从军事理论上讲,由于掌握了原子弹,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以及战后大量裁军的现状,美国的军事战略理论片面地集中在建立的空中核打击力量的基础上,过分依赖于海、空军力量。战后美国的军事战略只是准备去对付一场苏联对美国或西欧突然发动的全面进攻,而这种进攻将遇到战略空军力量的强有力反击。正如李奇微所说:“在朝鲜战争之前,我们的全部军事计划都是设想打一场席卷世界的战争,并且认为,在这样的环境中,对一个遥远而又无法设防的半岛进行防御乃是愚蠢之举。”“有限战争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比较生疏的概念。” 其结果是苏联按兵不动,美国却由于判断失误而为太平洋彼岸的弹丸之地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卷入了一场灾难性的战争。
    
    正是在这种认识盲目、判断失误以及心理和军事都准备不足的情况下,美国政府仓促做出了进入战争状态的重大决定。这不能不说是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在这种偶然性的背后,在各种偶然性的交叉中,仍然存在着某种必然性,存在着美国卷入战争的历史基础。
    
    首先,战后的世界分裂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存在着两种互相对立和敌视的意识形态。美国既然自认为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领袖,也就担负起了保卫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责任和义务。而苏联则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在美国眼里,苏联正在利用其战后建立起来的军事优势——这种优势由于掌握了原子武器而更具威胁性,实现其一贯宣传的目标:解放全人类。况且,雅尔塔体系已经大体上划分了美苏两国或两大阵营的势力范围,而杜鲁门主义的提出又确定了美苏冷战游戏的规则。所以,美国认为向南朝鲜的进攻就是社会主义阵营向资本主义阵营的公然挑战。在1950年初美国的一次盖洛普民意调查中,75%的人认为苏联人正在谋取“统治全世界的权力”,正是这种心态的表现。
    
    杜鲁门主义的出台早已为美国对外政策定下了这样的基调:作为西方世界的领袖,美国必须抵制苏联发动的任何进攻或制造的紧张局势。从希腊到柏林,从伊朗到中国,从西亚到远东,战后几年的历程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尽管从军事战略的角度上讲,朝鲜半岛被划在美国的远东防御线之外,但是从政治战略的角度上讲,南朝鲜毕竟属于美国的势力范围,毕竟是受美国保护的西方世界的前沿阵地。为了维持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这种威信,为了不失掉“自由世界领袖”的面子,即使是在军事和经济上对美国都不很重要的朝鲜半岛,也成为美国决心保卫西方世界免遭“共产主义侵略”的象征。1949年“丢失”中国之后,就使得南朝鲜在远东的这一象征更具重要性和代表性。
    
    杜鲁门在回顾朝鲜战争时,正是这样说的:
    
    我们当时的心情是:必须坚决制止这种对一个自由国家实行武装侵略的行动,这对保持和平十分重要。我们向大家宣告,我们认为朝鲜的局势关系很大,因为从这种局势中可以看出西方的力量和决心。目前,要想制止世界其他地方的新的行动,唯一的办法是采取坚决的行动。根据我们的看法,如果我们不能采取行动保护一个在我们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并且由联合国采取行动来保障它的自由的国家,那末,不但在亚洲,而且在欧洲、中东和其他地方,靠近苏联的各国人民对我们的信心都会受到极不好的影响。
    
    艾奇逊对这一点说得更加明确:
    
    这是一次公开的、赤裸裸的对我们国际公认的南朝鲜保护者的地位的挑战。南朝鲜是对美国占领下的日本的安全重要的地区。鉴于我们的应战能力,回避这个挑战将使美国的权力和威信受到极大损失。我认为威信的意义是权力投下的影子,那是具有巨大的威慑上的重要性的。因此,我们不能让一个苏联傀儡就在我们的防线火力圈内征服这个重要地区,不能仅仅在安理会中说几句话,表一下态而不作更多的反击。看来我们必须下定决心使用武力。
    
    当然,杜鲁门和艾奇逊作为美国介入朝鲜战争的主要决策人,在事隔多年后采取这种说法,多少有些为美国错误地卷入这场战争的决定进行辩护的用意。这是因为,战争后来的发展完全出乎美国意料,而美国的舆论和民意在战争尚未结束之时已经开始转向,从初期对战争的热情变为抱怨和厌恶这场没完没了的战争。不过,当时美国的决策确实有很大的意识形态的因素。当国会顺利通过杜鲁门关于介入战争的决定后,俄勒冈州共和党参议员莫尔斯说了一句很有代表性的话:“总统的历史性声明向世界上爱好自由的人们清楚地表明,我们决不能容忍共产党侵略自由世界。”
    
    其次,美国确定的冷战原则是遏制政策,从这一政策出发,美国必须阻止苏联侵入自己势力范围的每一步扩张行动。而朝鲜发生的进攻行为,就被美国认为是苏联策划的全线进攻的第一步,或试探性进攻。因此,美国必须加以遏制。
    
    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国务院的情报分析人员就做出结论说:北朝鲜事先未得到莫斯科的指示,绝不可能发动这场战争。因此,这一行动必须被看作是苏联的行动,是过去18个月中支配苏联对外政策的军事力量日益增强的组成部分。但是,唯有这一次,苏联显然是在冒爆发一场全面战争的风险。 艾奇逊也认为:“几乎可以确定,进攻是由苏联发动、支援和怂恿的。”
    
    正因为美国认定对南朝鲜的进攻是苏联战略进攻的第一步,因此对这一行动的后果设想得十分严重。6月25日的布莱尔大厦会议之后,艾奇逊递交杜鲁门一份杜勒斯从东京发来的电报。杜勒斯的分析是:“坐视朝鲜在无缘无故的情况下遭受武装攻击的蹂躏,就将产生一连串灾难性的后果,从而极可能引起世界大战。” 第二天,杜鲁门接到麦克阿瑟关于南朝鲜军队崩溃在即的电报后,对他的顾问们说:“如果共产党在朝鲜获得成功,那就会置日本于容易受到红军和飞机攻击的距离之内,而冲绳岛和福摩萨就会腹背受敌。”“目前朝鲜局势的发展,在我看来,就像柏林事件更大规模的重演。共产党人总是找我们军事上的弱点进攻;我们必须对付他们的攻击,以免被卷入世界大战。”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美国不仅立即决定使用海、空军参加朝鲜的战斗,而且还向台湾海峡派遣海军舰队,向菲律宾和印度支那提供援助,甚至命令空军着手制定摧毁苏联远东全部空军基地的计划。而这些部署,都发生在美国地面部队投入战争之前。
    
    美国当局所关注的,与其说是朝鲜战争本身,不如说是这场战争的后果。很多西方学者都认为,美国政府介入朝鲜战争的原因在于,这种干预对于防止苏联在其他地区的军事行动是非常必要的。他们认为美国的决策肯定受到慕尼黑综合症的影响,所以要努力避免重复30年代失败的绥靖政策。这种分析对他们说来是很自然的。布雷德利曾经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在那些日子里,我们相当单纯地认为,世界上所有共产党的行动都是斯大林从莫斯科亲自操纵的。那天晚上我们猜测,斯大林为了让其卫星国对远东实现全面进攻,已暂时放弃了他在欧洲和中东的计划。朝鲜可能仅是这一进攻的第一步,下一步可能是台湾,再下一步则可能是印度支那,菲律宾也可能是目标之一。”
    
    希特勒是怎样在西方绥靖政策的鼓舞下,一步步蚕食欧洲的情景还深深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这很容易使人们联想到远东多米诺骨牌的结局。对于出现这种可怕后果的担心,无疑是美国决定在朝鲜出兵的原因之一。否则,很难理解美国为什么会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勉强对这样一个本来准备放弃的半岛投入兵力。杜鲁门在做出美国全面介入朝鲜战争的决定后,心情就是这样。他走到办公室里一个大型地球仪前,指着朝鲜说:“这是远东的希腊。如果我们现在态度强硬,那就不会有什么下一步的麻烦事。”
    
    再次,美国政府在战争爆发几天之内迅速改变了对朝鲜政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内政治斗争的结果。美国的两党制和议会制以及社会舆论,对于政府的对外政策制订有着重大影响。
    
    尽管与对台政策相比,国务院在朝鲜问题上态度稍为强硬,但总的来讲,美国民×主党政府的对外政策基调是从远东脱身,把战略重点放在欧洲,更未曾设想在朝鲜半岛采取任何军事行动。自从美国政府确定了从中国脱身的政策以后,特别是在苏联的原子弹爆炸成功和中苏结成同盟以后,美国共和党掀起了对政府远东外交政策普遍不满的浪潮,他们把美国“丢失”中国的责任归咎于民×主党的外交政策。麦卡锡借机指控国务院里有大批共产党,更是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国务院里的中国问题专家几乎全部被清洗,艾奇逊首当其冲,承受了极大压力,甚至马歇尔也难免受到牵连。不仅如此,艾奇逊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也受到军方的指责和攻击。在这种背景下,战争爆发前的几个月中,以艾奇逊为首的国务院不得不时时谨言慎行,注意免遭共和党强硬派的攻击。作为总统的杜鲁门则更为重视国内,特别是国会的舆论倾向,而且尤其注意国会中各委员会主席的态度,因为他们对国家的立法和法案的通过起着决定性作用。而这些人大多主张对一切共产党国家都采取强硬立场。共和党议员对民×主党外交政策的猛烈攻击,也迫使杜鲁门为平息舆论而采取让步。共和党外交政策主要发言人杜� 账菇牍裨壕褪钦庵滞仔慕峁H绻得瘛林鞯痴�0年上半年一直在寻找一个与共和党妥协,以迎合舆论,稳定国内政治统治的机会的话,那么,朝鲜战争爆发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事实上,在朝鲜问题上使用武装力量的主张,正是共和党在国务院的代表人物杜勒斯首先提出来的。
    
    朝鲜战争爆发时,杜勒斯刚刚访问南朝鲜后留在东京。当他听到战争到消息后,尚未搞清情况,便立即与他的助手艾利森一道,起草了一份给艾奇逊的电报,其中特别提到:“南朝鲜可能自己有力量抵住并击退进攻。假如是这样,那是最好了。但是,如果出现了他们力不胜任的情况,我们认为应该使用美国军队,那怕这样做会冒引起苏联的对应行动的风险。” 这使杜勒斯成为第一个以文字形式提出美国使用武装力量介入朝鲜战争的人。艾奇逊对杜勒斯的意见十分重视,他认真阅读过以后,便把电报单独呈送杜鲁门。这封电报的意见无疑反映了共和党强硬派的立场,也无疑对杜鲁门和艾奇逊在第二天的布莱尔大厦会议上决定出动海军和空军投入战斗起到了重要影响。
    
    杜鲁门关于美国全面介入朝鲜战争的决定在国会内和社会舆论中引起的反响,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杜鲁门政府的决策受到共和党和国会压力的影响。除了塔夫脱认为杜鲁门未经国会同意而做出的决定有侵犯国会拥有的宣战权之嫌外,杜鲁门的决定在国会受到一片赞扬。曾经最严厉地抨击政府远东政策的共和党参议员惠里说:“总统目前这样的道路是唯一可采取的光荣道路。”“总统最后终于采纳了我们一些人的建议,他划定了忍耐的限度,在太平洋问题上,他放弃了举棋不定的作法,这使全国的人都松了一口气。” 杜鲁门的决定也赢得了舆论的支持。《纽约时报》称杜鲁门的决定是“一个重大和无畏的行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刊登文章说,“从来没见过华盛顿这么一大部分人几乎一致满意政府的决定”。甚至连股票行市也上涨了。
    
    决定使用武装力量直接干预朝鲜战争,的确使杜鲁门政府度过了1949年底以来形成的政治难关。然而,这只是暂时的。美国军队在战场上的失利很快使杜鲁门政府陷入了更大的政治危机。
    
    最后,美国决定介入朝鲜战争,还与苏联对战争的态度有最直接、最密切的关系。因为在美国看来,战事虽然发生在朝鲜半岛,而它的真正对手却在莫斯科。正如前面所讲,美国的决策是针对苏联的,所以,在整个战争过程中,苏联的一举一动都是在给美国传递信息。而美国的第一项决定几乎都要首先研究苏联的动向和态度。
    
    斯大林本身并不愿意挑起战争,更不愿意与美国直接兵戎相见,这也是苏联对外策的基本原则。但是,如果北朝鲜能够迅速取得进攻的胜利,而且又如金日成所说,在美国未及出兵之前就可以实现朝鲜的统一,那又何乐不为呢?毕竟,在斯大林看来,朝鲜半岛离苏联的军事基地旅顺港有150哩,距苏联的港口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才25哩,而与美国还隔着一个太平洋。所以,斯大林积极支持了北朝鲜的军事行动。不过,苏联决不愿意公开出面干预朝鲜问题,更不允许给美国和世界舆论留下受人指责的口实和证据。因此,苏联处处采取小心谨慎的态度,而这一点恰恰在客观上鼓励了美国采取军事行动。
    
    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国务院便给驻苏大使馆发去一份电报,要艾伦柯克大使立即约见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正式向他通报北朝鲜发动进攻的消息,并要求苏联施加影响让北朝鲜撤回入侵部队。然而,下午6时48分美国驻苏大使馆参赞沃尔沃思巴伯回电说,苏联外交部高级官员一个都找不到,据报,重要人物都不在城里。 给人的印象是苏联采取回避态度。6月29日中央情报局局长希伦柯特报告:尚无迹象表明苏联打算支援北朝鲜,远东苏军也没有什么动静。 6月30日美国收到苏联的复照,复照说苏联认为朝鲜发生的事件是朝鲜内部事务的一部分,并宣称它反对外国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这种明显的置身事外的态度显然使正在决策的美国政府如释重负。国务卿艾奇逊的看法是,这个照会表明苏联将不会干预战争。 于是,苏联的这种态度无疑为美国地面部队的参战敞开了大门。
    
    苏联对待联合国的态度是朝鲜战争研究中的疑团之一,也是美国分析苏联对战争态度的依据。
    
    很多研究者都认为,苏联代表在1950年1月退出联合国安理会是犯了一个外交上的错误,以致使苏联无法在联合国发挥作用,阻挠美国在朝鲜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在战后的联合国安理会上,苏联代表经常使用否决权,甚至在一些琐碎的事情上也是如此。所以,如果苏联仍在安理会中,就很容易利用否决权来阻止美国在朝鲜采取的行动。此外,如果许多东欧国家不随着苏联退出联合国组织,在战争初期美国也绝不可能在联合国如此随意行动。当然,如果说苏联在半年前就预见到朝鲜战争爆发,从而采取表面上的回避态度,那是言过其实了。但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后,苏联对于重返联合国的冷淡态度就颇值得研究者注意了。当然,在重大问题上苏联如此反应迟缓,在当时也特别受到美国决策者的注意。
    
    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在1950年8月1日苏联代表马立克重返联合国安理会之前,联合国关于朝鲜问题一共做出三项决议,即6月25日(美国东部时间,下同)通过的要求立即停止战争行为,北朝鲜立即撤回三八线以北的决议;6月27日通过的责成联合国成员国应向南朝鲜提供可能需要的援助,以击退武装进攻并恢复这一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决议;7月7日通过的派遣联合国军入朝参战的决议。
    
    第一个决议是程序性的,对于美国出兵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况且因时间仓促,苏联也来不及返回联合国。即使苏联回到安理会,也难以对这种呼吁和平的一般性决议使用否决权。
    
    第二个决议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它带有明显的倾向性,而且是美国为实行其出动海、空军向南朝鲜提供援助的政策提供法律依据的。但正是在这个重要决议通过前几个小时,苏联代表放弃了返回安理会行使否决权的有利时机。6月27日中午,赖伊、马立克和格罗斯共进午餐。吃过甜食后,赖伊告诉马立克,他马上要同其他外交官前往安理会就朝鲜问题举行会议,并问道:“您去吗?我认为贵国的利益是要求您出席的。”当时格罗斯连连后退,脸色煞白。因为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正是美国将采取的行动的合法外衣,而如果马立克到会,毫无疑问会否决议案,那么美国精心策划的计划就会毁于一旦。他想用脚在桌子底下碰碰赖伊,示意别再扯下去了。但这时马立克摇摇头说:“不,我不去。” 马立克显然是得到了国内的指示。据葛罗米柯回忆,朝鲜战争爆发后,他曾向斯大林建议,苏联代表应于6月底返回联合国安理会,以便在那里使用否决权反对联合国做出不利于北朝鲜的决议,但斯大林拒绝了这个建议。
    
    无论如何,苏联没有及时返回安理会使得美国可以随意利用联合国这一工具为其决策服务,而苏联的举措则在客观上使美国可以得心应手实施其出兵朝鲜的计划。
    
    至于第三个决议通过的后果就更为严重,由于苏联缺席而按美国策划而顺利通过的这个决议,不仅使美国在联合国军的名义下介入战争,而且为美国越过三八线北进提供了借口:正是因为有联合国军这面大旗,美国才能够以联合国提出的南北朝鲜统一为理由越过三八线。而这一举动的更为严重的后果是使战争打到鸭绿江边,并迫使中国出兵朝鲜。美国在战争的泥淖越陷越深。

杨瀚:成就共产党的不是西安事变   Go back to top


[博××讯主页]-> [特别刊载]
   

杨瀚:成就共产党的不是西安事变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1月26日 转载)     
    来源:共识网 作者:杨瀚     

     嘉宾简介:杨瀚,1954年生,杨虎城将军嫡孙,杨拯民之子,全国政协委员、加拿大西北同乡会会长、西安事变研究会会长。
    
      主持人:邵思思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这标志着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开始。西安事变的主角是杨虎城还是张学良?杨虎城和张学良的分歧在哪?杨虎城为何最后被杀?张学良为何避谈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深层次意义又是什么?共识网特邀杨虎城将军之孙--杨瀚先生为大家解读西安事变。
    
      杨虎城与西安事变:功臣还是罪人?
    
      主持人:杨先生,您好,您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也不是学历史的,! 为什么后来会走上研究西安事变研究您祖父的这条路呢?
    
      杨瀚:因为我发现,对我祖父杨虎城的了解和研究非常不够、不深入,同时对西安事变的研究也是非常不够的,当时我看了整个社会上对这个事情好像已经被历史遗忘了,我就只好自己去研究,里面也有个人的因素,因为是自己的祖父在里面起的作用。
    
      主持人:您说小时候都不谈您的祖父是杨虎城。
    
      杨瀚:对,当时社会和教科书对杨虎城做了一个定格是爱国将领和历史功臣,这方面社会上有一定的荣誉感,但家里大人对我的要求就是普通人,所以不在社会上讲是杨虎城的孙子和亲属。
    
      同时过去家里这方面谈论比较少,有很多因素:一个是我的祖母,我估计她也不愿意勾起自己的痛苦,因为杨虎城只活了56年,在家庭生活里只有40多年,在这40多年里,大多数时间是在战争中度过的,作为家属是颠沛流离的。特别是经过西安事变以后,家庭发生了很大变化,有的亲人� 肟耍械娜ナ懒恕N颐钦黾彝ゲ皇且桓龊苄腋5募彝ィ谡鱿执! 分校 贾蘸凸愦罄习傩盏拿耸橇翟谝黄鸬模鞘且桓鐾纯嗟墓獭4永弦槐怖唇膊惶敢馓崞穑乇鹗亲娓缸詈蟛宜溃欢俏业母改福笔倍际堑吃薄⒏刹浚加凶约旱囊环莨ぷ鳎夷鞘焙蚯康鳎谀持忠庖迳弦途傻募彝セ褰缦撸谒枷肷匣褰缦撸淙谎罨⒊鞘橇沂浚谴恿硗庖桓鼋嵌龋行┤税阉ㄒ逦А4痈改傅慕嵌壤纯矗且灿泻艽笱沽Γ×拷驳车睦罚恢唤沧约杭彝サ睦罚夥矫嬗幸欢ǖ南拗啤�BR>    
      主持人:令先祖杨虎城在1922年的时候拒绝被直系军阀所收编,为什么会拒绝呢?他对直系的将领冯国璋、吴佩孚是怎样的看法?
    
      杨瀚:直系军阀代表是北洋政府,北洋政府跟孙中山当时提倡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是相违背的。杨虎城自从参加辛亥革命以后,特别是1922-1924年期间,他了解和学习了三民×主义以后就成为了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1924年孙中山亲自给他办了入党手续,对他寄予很大希望,他那时候也是对孙中山很崇拜的。对于孙中山的敌人的诱惑,他当然是拒绝的。
    
  &#160! ;   主持人:您祖父和吴佩孚将军有没有接触呢?
    
      杨瀚:没有。吴佩孚当时已经是直系中有几十万人马的军事首领,1922年的时候我祖父只是准师一级的军事干部,差距还是很大的。吴佩孚派人来,不是一种直接的关系,是派下面的人跟杨虎城谈收编。
    
      主持人:我们现在一谈西安事变,就是“张杨”,但是有史学家,比如杨天石就认为,西安事变的真正主角是杨虎城,您怎么看?杨虎城在西安事变中所起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杨瀚:我专门写了《杨虎城与西安事变》,就讲了西安事变发生的整个策划的历史过程。西安事变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在某些人眼里是一个偶然事件,在某些人的经历中也是一个偶然事件,但是对杨虎城来说这不是一个偶然事件。
    
      从1929年他去日本游学,对日本社会做了深入了解和研究以后,当时他就得出了一个结论:日本将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日本军国主义当时正在成长,它已经是帝国� 饕辶耍蟮那致阅勘晔紫染褪侵泄ü致灾泄梢曰竦米试矗毡! 久挥姓秸 试匆裁挥泄愦蟮氖谐。饬礁鲆蛩鼐途龆ㄋ致灾泄敝泄笔闭胃堋⒄只炻遥季龆ㄈ毡窘亚只魑匾恼铰苑较颉Q罨⒊钦馐焙蚓涂佳芯咳毡揪雍腿毡径曰铰裕谌掌诩渚头⑸思媚喜野负腿毡救舜躺闭叛Я几盖渍抛髁氐氖虑椋佑≈ち怂匀毡镜酃饕迩致苑较虻呐卸希缘笔彼颓毙难芯咳毡揪拢刻煲饺毡揪禄厝タ慈毡颈某霾傺盗罚ü冉现笏匀毡揪拥恼铰哉绞醵加幸欢ㄑ芯俊K淙幻挥性谌毡旧暇#永疵挥惺芄陆逃撬窃谡秸谐沙こ隼矗嵊镁碌赝迹芄恢富幼匀纾馐撬墓酥Α?戳巳毡揪拥难盗分螅投匀毡居辛撕艽罅私狻;毓院螅跃拥难盗泛芏喽际钦攵匀毡揪拥囊恍┚绿氐憬械模运笔钡�肪约昂罄吹牧礁鼍��淙恢笥幸桓鼍撑蚜怂犊苛私槭钦饬礁鼍诳谷照秸写虻枚挤浅:茫萌毡救宋欧缟サāQ罨⒊嵌匀毡镜娜鲜妒潜冉细叩摹�BR>    
      他回国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第五天他就发表了《杨虎城泣告全国人民电》,这是全国高级将领不看蒋介石颜色的第一人,同时把方向都� 蛉绾问迪挚谷丈侠础�1年以后,杨虎城时刻都在处心积虑地考虑如何实现全国的抗日,所以他联系了很多国内的地方实力派和当时最大的反对派--共产党,1933年的时候就提出一个口号叫做“摒绝一切内战”,这是最早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思想。1934年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他主动派人去找。为了联合起来反蒋抗日,他联系了很多国内的愿意抗日的不同政治派别的人士和力量。特别是当1935年,张学良率领东北军到陕甘地区剿共的时候,他主动做张学良的工作,使张学良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有了新的认识。在此之前,张学良从欧洲刚回来,对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崛起是非常钦佩和欣赏的,提出在中国也要搞法西斯主义,就是一个政党--国民党,一个领袖指蒋介石,所以张学良主动请缨剿共。他到陕甘地区以后,在剿共过程中战败,同时蒋介石表现出对他的限制和削弱,这时候他思想非常苦闷,杨虎城主动做他的工作,加上全国的抗日要求,他逐渐接受了抗日的主张。在这个期间,共产党也派人来做张学良的工作,1936年2、3月份,周恩来在延安的大教堂里和他见面谈了一晚上,张学良就接受了很多共产党的主张。但是对于如何实现抗日,张学良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方法和态度,是杨虎� 且淮我淮巫龉ぷ鳎几嫠哒叛Я嘉颐遣荒苡萌埃匦胍糜哺傻姆绞! 剑拐叛 Я贾鸾ソ邮芰艘眯卸词迪挚谷铡5切卸疵挥新涫担乇鹗墙槭�6年12月第二次来到西安要发动第六次对共产党的大围剿的时候,杨虎城再次找到张学良深入地谈,说这次不但是硬干,而且要把蒋介石抓住,“挟天子以令诸候”,用这个历史典故跟张学良谈这个问题。当时张学良听完以后很愕然,没有做任何答复。
    
      这个主意是杨虎城提出来的,但是提出以后,张学良也没有态度,双方都很不安,张学良又反过来安抚杨虎城说我不会说的,杨虎城马上说我只是说说而已,张学良说放心,我不会出卖朋友,这个事当时算过去了。最后当蒋介石进一步要求进行剿共部署的时候,矛盾就更激化了,杨虎城就通过自己的行动使张学良最后下定决心,于12月12日共同来抓蒋介石。作为杨虎城来讲,他是主动的,而且是一贯的,做了很多的动作。这是一。
    
      二,在西安事变进行过程中,12月24日通过宋美龄、宋子文同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的参与的谈判,三方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同时要改组南京政府。达成共识以后,宋美龄迫不及待提出要马上释放! 蒋介石。当时杨虎城在心理上对蒋介石还是有怀疑的,因为蒋不参与谈判,而且他自己不签任何字,在这种情况下所达成的政治协议算不算数,下一步能不能得到落实,还是有一定疑问的。作为共产党方面来讲,周恩来当时也是这个态度,说应该有一定的形式来保证政治协议的执行。在这个当口,张学良迫不及待把蒋介石送走了,而且送走之前,跟杨虎城又发生了很大的冲突。蒋介石回到南京,张学良被软禁,后来被审判,这只是西安事变的前一部分。西安事变并不是以蒋介石离开西安为结束,之后随着审张、判张、囚张,西安和南京又出现了新的矛盾点和冲突,在处理后面这些危机中,杨虎城发挥了很大作用,力图维持东北军、17路军和红军的团结,避免了第二次可能发生的内战,这样使西安事变和平落幕。因此杨虎城是从西安事变的开始策划到最后的结束、处理完毕,自始至终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主持人:令先祖西安事变之后就出国了,为什么1937年会回国?张学良因为西安事变之后一直被软禁,难道他不怕回来有危险?
    
      杨瀚:西安事变是中国一次� 褡逯饕宓哪藕坝胄卸乃咔蟮谝皇乔罂谷眨诙乔竺瘛林鳎讼! 钪髡爬锪 踅驳亩际巧缁岬母牧己兔瘛林鳎朔笔钡亩�和封建统治,抗日只是其中的一条。以前的政变都是谋求个人或者集团的最大利益为落脚点,而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是以民族作为最大的出发点,以牺牲个人和团体的利益作为最后的落脚点,他的诉求就是为了抗日救国,为了民族。
    
      七七事变发生以后,全国抗日战争已经展开了,作为一个从1931年就为抗日在不懈努力的将领,他当然要回到祖国参与与侵略者的搏斗,他是抱着牺牲的态度回来的。他当时可以在海外逍遥,但是这就违背了他的本意、他的信仰与追求、以及他的人性。否则他就不是杨虎城了,就换了另外一个人了。
    
      他回来之后,想到过危险。到了香港以后发现很多特务把他包围了,但是还不敢抓他。宋子文到香港去接他,跟他不着边际地谈了一晚上。按宋子文给他的电报来讲,确实是蒋介石授意给他发电报让他自己回来,回来以后蒋介石对他的工作以及如何参加抗战应该有一番安排,结果什么都没有。事后他就跟一起回国的一个叫连瑞奇的人说,看来我们是上当了,宋子文利用某人把我骗来了。因为他� 毓埃巫游姆⒘说绫ㄒ笏毓队毓艏备巫游纳肀叩囊桓龉膊吃币卜⒘说绫ǎ导噬暇褪茄手校驳奶龋峁飧龅吃泵挥星胧镜持醒刖透⒘说绫ㄋ祷队毓鸵馕蹲胖校惨不队毓5搅讼愀鄣氖焙蛘飧鋈艘踩セ队晃剩歉鋈嗣挥写慈魏沃校仓醒攵运毓幕队龋运担巫游耐ü痢涟盐移乩戳恕5撬髦接谢⒁惨蚧⑸叫校馐焙蛟偻怂醯幕埃殖闪艘桓雒褡宓淖锶恕K拖耄沂俏几翱谷照匠±吹模狼懊嬗形O瘴揖屯怂趸厝チ耍筒皇且桓鲇凶约鹤非蟮娜肆恕K运岢只氐侥诘亍6遥嘈沤槭部赡馨阉仄鹄矗亲苡幸惶欤拐交崾だ模凰惨馐兜阶约壕褪且桓稣紊系奈罚钦飧鑫肥俏嗣褡搴凸遥侵档玫摹K磺艚�辏槭运囊笫牵褐灰腥衔靼彩卤涫鞘芄膊车钠燮⒍模腥洗砦螅涂梢曰指醋杂桑嵌急凰洗示芫滴靼彩卤涿淮恚蠢坊嶂っ魉运怼�BR>    
     到现在为止,在某些层面,还有的人把他说成千古功臣,有的人说是千古罪人,就是因为处在不同的立场和角度上。从他自� 豪此担钦驹诿褡宓牧⒊。皇钦驹谌魏蔚澈团傻牧⒊ N靼彩卤洌! 罨⒊呛 驼叛Я急旧硎亲畲蟮奈罚畲蟮氖芤嬲呤墙槭凸裾N靼彩卤涫构裾晌艘桓鲈谡紊夏芄豢刂迫恼槭晌笔比嗣窆系牧煨洌诖酥安⒉皇钦庋3斯膊车姆炊砸酝猓=ㄊ卤洹⒘焦闶卤涞鹊龋庑┒挤从沉松缁岫越槭姆炊浴>靼彩卤湟院笳庑┓炊缘纳舳济挥辛耍槭ü拐桨炎约旱囊旒憾寂懦耍壤貌恢葱忻畹拿寰桶押辞贡辛耍跸娴玫秸飧鱿⒁院笤诤嚎诒┧�-这个死因以后再去论证,有一种说法就是戴笠派特务下的毒--两个最大的反对派被他技术处理掉了。这样一来,蒋介石就能把抗日大本营放在四川了,四川给全国抗日战争提供了大量的兵源和粮食等等。
    
      因此,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国民政府对全国的统一是通过西安事变来完成的。这是蒋介石最大的受益。同时共产党有了合法的地位,在陕甘宁有了一份合法的根据地,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有了在敌后作战的正式的名义,这样参加了全民抗战,是一个仅次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受益者。其实更大的受益者还是民族,大敌当前,面临民族危亡的时候整个民族团结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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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虎城回绝入党:“我向右转了”
    
      主持人:您祖父在1927年的时候就提出过入党,这比发动西安事变早了整整9年,他对共产党、对共产主义的看法是什么?为什么他做着国民党的高官却还是想加入共产党?
    
      杨瀚:他接受三民×主义的同时也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是通过一个叫做魏野畴的人。当时因为是国共合作,他把这两个主义基本是混在一起的。1927年的大革命期间,他坚守西安,冯玉祥的国民军来解围,战争受到一些挫折的时候就想退,是当时的苏联顾问拿着枪逼着说必须要冲,我们都退了,里面的人怎么活?这样,部队在最后的坚持之下,西安的围就解掉了。他对苏联始终抱有好感。他没有去过苏联,因为他的阅读能力有限,只上了两个私塾,没有对苏联更深的认识和了解, 只有是通过宣传所了解的,另外是他切身看到苏联军人的态度,所以对苏联抱有很崇敬的心情,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他都是很支持的。他16岁时父母就被清政府杀掉了,16岁时就担负全家的生活,他对改变社会、对普世价值观的追求! 是很强烈的,所以对孙中山的政策是很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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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为什么在28年提出入党?因为当时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开始镇压农民运动,他在思想上认为蒋介石这条是非常不对的。所以当时别的部队都在清共,他的部队不清共,而且把别人清掉的共产党人收到他的部队里,在这种情况下他提出中国还要继续革命,实现老百姓的解放只能依靠共产党。他提出入党,但因为他是军长,军衔太高。受苏联共产党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有一个标准,团以下的可以入党,团以上官的都是军阀,不可以入党,这样他就没有入成党。没有让他入党,他也个人发过牢骚,说让我的部队去暴动,又不让我当领导,不让我入党,还要在我的房间里开会,还要让我去放哨。这是他对共产党的一些不满。不满是不满,但还是和共产党是朋友关系。
    
      他到日本去了以后,当时日本在亚洲是最发达的国家,而且日本当时虽然有军国主义已经开始在起来了,但是还没有完全压住各种思潮,他在日本看世界,接触了世界发展的潮流,从而对自己今后在中国的发展形成了一个新的思路,他准备走自己的一条路。这条路的终点和成功点就是西安事变,就是他把自己的理想化成现实了,通过� 鋈说奈投本暮苄〈刍坏昧酥泄谡降慕崾肴谷照秸男似稹�BR>    
      他在日本游学期间,跟当地共产党来往也很密切。当时中-共在东京成立了一个市委,就是中国共产党东京市委,认为杨虎城这样有先进思想的军人应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人,所以专门给中-共中央写信请示要发展杨虎城入党。这个报告到了中-共中央以后,中央就批准了,回信同意发展杨虎城入党。当时这个回信不可能电讯,只能是人传递,信到了东京的时候杨虎城已经回国了,东京又派人追到上海跟他谈,希望他入党,最后他沉默了很长时间做了一个表态说“我向右转了”,用这句话回绝了入党,实际上他是想找一个自己发展的道路。
    
      主持人:张学良说您爷爷的妻子谢葆真是共产党员,她是共产党员吗?
    
      杨瀚:这是道听途说。谢葆真在大革命期间曾经入过党。但杨虎城的秘书里有两个都是大革命期间的党员。杨虎城的部队叫10军,杨虎城到日本以后,10军党组织整个被国民党破获了,共产党组织都没有了。从� 毓院蟮囊恍┣榭隼纯矗惠嵴婷挥凶橹叵盗耍夷鞘焙虻男惠嵴! 嬷挥� 辍�BR>    
      杨虎城与蒋介石的恩怨情仇
    
      主持人:杨奎松在《西安事变新探》说,促使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是因为蒋介石在事变之前对他的逼迫和削弱,跟抗日救国关系不大,您怎么看待这个观点?
    
      杨瀚:他对杨虎城没有研究,我只能这么认为。我刚才讲了这么多,从杨奎松的书里,他都没有反映出来,他对杨虎城不了解,不了解的人可以原谅。他可以随意说,但是我讲的都是事实。
    
      主持人:西安事变之前您爷爷和蒋介石关系怎么样?
    
      杨瀚:杨虎城跟蒋介石关系非常短,他1929年以后才认识蒋介石的,认识蒋介石的时候,他在蒋介石的百万大军里还只是一个师长。他通过中原大战建了奇功,两年之内从一个师长跃升为17路军总指挥兼陕西省主席,这时候他和蒋介石的关系表面上有一个跃起,但是杨虎城本质上是反蒋的,就是因为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的三! 大政策。杨虎城在日本的政治路线还是要贯彻孙中山三大政策,他始终认为共产党是朋友。尽管当时他对共产党很多极左的、脱离中国社会实际的做法和当时采取的一些行动都是有看法的,但是共产党的追求和他的追求是一致的,是要解放所有劳苦大众,使中国社会有一个大的变革,这个价值观他是认同的。蒋介石对他再好,只是因为他给他打仗、卖力,他用一个师的兵力打败了十几万人,蒋介石军队里没有这样的人物,当然就得用他,但是他始终还要走自己的路。蒋介石把他当作一个封疆大吏,但是蒋介石这个人心胸非常狭窄,对他又不信任,采取了一系列限制和排斥政策,特别是杨虎城采取了抗日政策之后。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第三天就说这已经是既成事实了,杨虎城就跟他公开唱反调;满洲国成立,蒋介石没有什么表示,而杨又发表通电。他思想上处处和蒋介石不一致。而蒋介石1933年就无端把他的省主席撤掉了,这又是他们矛盾的一个冲突点。这些矛盾的根本分歧是政治分歧,不是利益分歧。
    
      主持人:您在《杨虎城大传》里说,杨虎城是被蒋介石下令杀死的,但是近年来对这个问题也有争议,因为缺乏直接的证据证明是! 蒋介石下令杀死杨虎城的,您认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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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瀚:这个证据很充分。这个命令是口头命令,传达人是毛人凤,具体落实是毛人凤,而且毛人凤不是向一个人讲的。
    
      毛人凤在1949年8月份到重庆召集了周养浩等高级特务参加会议,传达了蒋介石的指示,会后这些人再具体落实这些指示。杀了杨虎城以后,毛人凤又向沈醉和郭旭等人表功,说老头子因为杀了杨虎城非常高兴,这个事办得漂亮,不光杀了杨虎城,连孩子和部署都杀了。这在军统系统,在保密局系统的高层来讲是比较普遍的事实,而且周养浩1975年在香港接受了《70年代》的采访,原原本本把这段历史昭示天下。
    
      这些反对的人说我没有直接文字证据。我查了蒋介石所有档案,蒋介石杀人的记录从来没有,不光杀杨虎城的没有,杀其他人的都没有。你说蒋介石一生杀了多少人,政敌也好,共产党也好,或者其他人也好,应该有多少证据?这些东西都没有文字记录,就非要这个证据吗?这个证据有,现在还在台湾,台湾军情局有一个档案,档案里还有一个卷。另外还有很多说明这个问题的东西。毛人凤跟杨虎城没有任何直接利� 娉逋唬颐朔锖苤矣谥笆氐模幌翊黧摇4黧掖Υο蚪槭瑁槭吹募苹褪窃谖浜好孛艽堆罨⒊堑模黧艺飧雒钤趺聪麓锏哪兀渴峭ü翟罂谑龅模膊恍醋值模谴黧页鲇谙蚪槭璧哪康模桶颜飧龉套约盒闯傻绫ǎ到槭ü翟笞锏囊馑嘉乙丫耆旎崃耍俏胰衔Ω迷谙愀郯蜒罨⒊歉饩龅簦蛭飧鋈宋:ξ耷睢4黧野迅槭牡赘辶粝吕戳恕4又疃嗟闹っ骼纯矗槭稣庵质碌氖焙蚨疾涣舭驯摹R艺飧霭驯头穸苏隼贰�BR>    
      所以搞历史不能唯文字,不能唯日记,要把这些综合因素综合起来。
    
      蒋介石的日记肯定也不全面,他每天批的公文都有几千上万字,他的日记多则上百字,少则几十字,怎么可能是全面的。蒋介石日记有几个特点,里面有打人的,有骂人的,但是从来没写过杀人的;他有视察部队的很多记录,也有带着夫人游山玩水的记录,但是从来没有下农村去工厂的记录,这就反映了这个人的特性,他就是代表当时的统治阶级,和当时的被统治阶级之间没有很多的关系,这也是他失败的根� 驹颉6胰占抢镆灿幸恍┩磕ǎ菀妆4妫换嵋蛭诔笔! 浠模 敲丛趺椿岢鱿终庵智榭瞿兀空馐墙ナ酪院蠼槭乃镒影颜飧鋈占乔赖阶约菏掷锏模撬龅氖纸呕故且郧熬妥隽耸纸牛孔钣幸馑嫉木褪蔷乓话耸卤浜蠼槭牡绫ǎ乇鹗墙槭投本涸鹑说牡绫ǎ挥欣吹拿挥腥サ摹=槭娜占抢锓吹拱颜舛涡聪吕戳耍骸叭湛芮治叶∫殉墒率担蘅赏旎亍保涫邓褪遣幌胪旎亓恕H绻剂肆侥辏梢运挡缓猛旎兀筛照剂巳欤本⒅醒刖荚冢丶撬木鲂奈侍狻H毡菊剂於保槭幽谛睦唇彩歉咝说模阉畲蟮那痹诜炊哉呦魅趿恕5笔闭叛Я嫉亩本亲钋康模北こУ闹圃炝σ彩茄侵薜谝坏模叛Я嫉笔倍运呛芊拥模泄渌炊耘擅挥芯鹬圃炷芰Α�BR>    
      张学良对蒋介石始终抱有希望
    
      主持人:历史上有人说东北军的战斗力是很差的,是这样的吗?

    
      杨瀚:我也没做过这种概括,我从一些事实来讲,九一八的时候跟日本人打没打过?热河抗战的时候,东北一个大将弃阵逃跑了,把热河丢给日本了。还有当年张! 学良和苏联打了一仗,目的是要收回东北的铁路,但也是惨败。这是对外战争。
    
      后来的内战剿共,他到鄂豫皖没有碰到红军主力也就无所谓了,到了陕北被红军轻而易举消灭掉两个主力师,所以说他的战斗力确实没有胜绩做记录。特别是西安事变开始,是张学良首先提出,希望由十七路军既担任捉蒋任务又担任解决蒋介石在西安的整个军事系统的任务,理由就是说他的警卫团--当时张学良在西安只有一个警卫团--没有战斗经验,没打过仗。杨虎城开始答应了,后来又考虑这个事情这样做不妥,因为蒋介石的警卫都不是东北军负责的,华清池的警卫都是东北军,看大门的、守马路的,从西安的东门开始到临潼都是东北军,东北军的一个师还在临潼的东南面驻防。蒋介石来西安的时候只带了20个便衣卫士,没有带长枪。后来华清池发生战斗,我专门有一篇文章讲,按照部署根本就不应该发生战斗,就到被窝里一堵说“委员长,请你进城,换个地方”就行了,结果打得一塌糊涂,蒋介石的卫士打死了一半,蒋介石住的房间里墙上的枪眼很多--后来还修了不少,为了参观保留了几处--打得非常激烈。我的结论就是蒋介石如果不是命大的话,西安� 卤渚筒皇钦庋耍槭捅淮蛩懒耍耆シ戳搜罨⒊呛驼叛Я嫉某! 踔粤恕R 蛩浪伪胤涯敲创缶⒛兀苋菀拙桶阉蛩懒恕K哉庑┒汲浞炙得髁硕本恼蕉妨Φ降资鞘裁囱摹�BR>    
     主持人: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和蒋介石的关系怎么样?
    
      杨瀚:之前的关系么,是这样的。在东北易帜后,张学良对蒋介石是非常崇拜的。张学良自己在政治上没有什么独立思维的,因为他一出生就在父亲的呵护之下迅速成长,不是茁壮成长,从少校到上校、中将、上将,自己没有真正当兵打仗、艰苦奋斗的历程,而是随着他父亲事业的发展而平步青云。他当时跟外界讲,父亲在靠父亲,父亲不在靠大哥,从他的一生来看,政治依赖性很强。他36岁就领导几十万大军,除了东三省,整个华北五省在中原大战以后都是他的势力范围,他跟蒋介石的实力不相上下的。但是因为他政治上没有什么想法,只是跟着蒋介石走,特别是热河失陷,他被迫下野到欧洲考察以后,接受了法西斯在欧洲的一些情况,对蒋介石更是崇拜得不行,回来就要主动请缨到湖北去剿共,要解决当时蒋介石最大的难题。后来的问题就是,当他经过几年,从31-35年的五年时间,才认识到了蒋� 槭诙辈坏挚梗幸桓銮疤崽跫褪且魅醵本馐焙蛩鸥芯醯健�BR>    
      再就是出于自身团体的利益问题。东北军离开东北以后,由蒋介石月月发饷,这使张学良自己不能招兵,打仗的时候给部队发子弹都由他蒋介石来批。战争是军需部门的事,蒋介石要亲自批,等于是他控制你。你指挥系统的部队的子弹都是他下令批,枪没子弹等于烧火棍,等于限制了这个部队的发展,亲自掌握你的命运。他还用军饷月月卡住你,稍不听话就给你断饷,那时候当兵的就是靠饷吃饭,养家糊口。在这种情况下他才对蒋介石产生了政治上的怀疑,从怀疑到不满,加上共产党的工作、杨虎城的工作,他对蒋介石有了很大的不满,但是还没有到反对的程度。特别是他在1936年和周恩来见面的时候,当时中-共方针是反蒋抗日,张学良就不接受,说你们应该是联蒋抗日,过了几个月,共产国际的指示来了,中-共也改了态度,也变成联蒋抗日了。张学良那个时候虽然联共,但是不反蒋。到了西安事变前几天的时候他还是不反蒋。在6月份他跟杨虎城达成共识,要实现抗日,要硬干,当时两广事变要发生,双方约定好了两广事变发动以后西北响应,出潼关,就� 崛∥浜海庋槭暮蠓骄吐伊恕K蕉即锍晒彩读耍傻搅肆焦! 闶卤湔叛 Я加植桓闪耍导噬纤故遣辉敢夥唇N靼彩卤淝埃槭诙卫次靼驳氖焙颍罨⒊怯趾退感熳右粤钪詈颍��要在西安南郊抓蒋,张学良又不同意,该行动的时候又不动。那时候还没想反蒋。12月9日,学生去华清池请愿,请愿过程中,蒋介石下令到了华清池就要开枪,张学良当时被学生感动了,而且做的保证是七天以内以行动回答学生实现抗日,实际上张学良所谈的行动还不是兵谏。西安事变完事以后,他又跑到华清池去劝,被蒋介石骂出去了。西安事变不是他想办法主动动手的。
    
      那天晚上发生一个误会,杨虎城以为东北军去捉蒋了,全城大戒严,响应东北军的捉蒋行动,结果不是那么回事。张学良一到戏园子听戏以后态度又很自然了,没有紧张和压迫感了。事后他知道十七路军把全城大戒严了,就让杨虎城解释这个行为,这时候杨虎城就正式谈了,必须行动,再不行动可能就要出问题,实际告诉他你不动我动了。实际上杨虎城那次戒严是一个大行动,之前杨虎城派手下把蒋介石在西安城里各个方面的情况全摸清了,做了几次模拟演习。这时候张学良才下定决心,同意兵谏。这就是兵谏前他和蒋介石的很明确的关系。    
      兵谏之后,如果把蒋介石抓来以后两天不理他,蒋介石的态度会是另一个情况。蒋介石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得非常害怕、非常怕死的,并不是英勇不屈的,因为很多亲历者,他身边给他送水、送饭的人回忆他当时的表现,不是一个人说的,大家都是这么说的。在这种情况下把他关两天不理他,外面该做什么工作做什么工作,这就不一样了。结果蒋介石被抓了几个小时以后,张学良又迫不及待去看他,一看他,蒋介石就摸了张学良的底细,知道他是什么态度,知道他不敢对他过于怎么样。他们就吵,吵到最后,张学良也急了,说“你再不改变,让人民来公判”,蒋介石认为就是交给人民公审了,这时候吓坏了,才不敢和张学良吵了。这是事变中两个人的关系。
    
      事变后,张学良刚达成协议就迫不及待送蒋介石走,当时的飞机没有直飞的,飞机航程短,只能到洛阳降落加油,到了洛阳,蒋介石还说你回去吧,到这儿就行了。他还要飞到南京,他对蒋介石的认识还是哥俩打架,哥俩发生一点矛盾,他晚年讲还是犹如“父子之情”的感觉,认为赔个不是就行了,实际上认识不清,这� 褪且淮尉抡洹=槭运奶扔肿ビ稚笥止兀贾帐钦庋模! 越 槭贾毡в邢M�BR>    
      主持人:张学良曾在《坦述西安事变痛苦的教训敬告世人》中说,他跟杨虎城并非故交,但在短时间却结为好友,彼此间无话不说,无事不谈。历史上,张学良、杨虎城两人之间的关系到底怎样?他们的分歧又在哪里?
    
      杨瀚:抗日问题上两个人有了共鸣之处,同时杨虎城对他做了很多工作,给他私人感情上的帮助。特别是他部队有困难的时候,蒋介石不给发军饷,有时候是故意克扣,杨虎城把自己部队的钱拿出来给他,这时候杨虎城给了他温暖和支持。后来张学良自己有很多解释--蒋介石死了以后管制就松了一些--接受日本NHK采访的时候他就说我怎么找这么一个人,也有很多埋怨之词。这就反映出他真实的想法。同时他给蒋介石写的东西,你能看到不是原稿,是经过加工的,但其中说基本观点没变,第一就是西安事变是杨虎城撺掇他的。另外,他对共产党的认识还是基本的原观点,原题目叫做《回忆西安事变》,因为蒋介石要求他回忆西安事变,原原本本的把这个过程和共产党、杨虎城的交往交代出来,他写完以后,蒋介石基本是满意的,所! 以见了他一次。这是蒋从1937年正式软禁以后第一次见他,这次见面,蒋介石骂了他狗血喷头,当时他自己在日记里讲他“俯首不敢仰视”,内心是很愧疚的,他说国家被闹成现在这个样子,跑到台湾去了,一个国家只能在台湾。而且他确实害怕蒋介石杀他,过了几十年以后,和当时发动西安事变的心境也大不一样了,现在还没有资料证明他当时知不知道杨虎城已经被杀了。如果知道被杀了,说点跟杨虎城的关系也就那么回事了;如果当时还不知道杨虎城已经被杀了,他就对杨虎城那样?实际上他早已经向蒋介石和宋美龄交代了。
    
      1936年12月24日,两个人下午发生了一个争执,就是关于放不放蒋、怎么放蒋的问题,张学良说这么放,我们都要掉脑袋的,他只对杨虎城说你怕死,我不怕死,两个人最后不欢而散。本来吵也就吵了,军人之间发生争执也正常,问题是他扭头就把吵的内容和情况告诉了宋美龄和宋子文,25日一上午就和两宋商量如何把蒋介石送回去,他提出来给蒋介石化装去飞机场等等,这些都被宋子文给否定了,最后没有按照他的办法做。随后他以突然袭击的方式通知杨虎城来说事,杨虎城不知所以跑来一看,蒋介石已经准� 干掀盗恕U叛Я加胙罨⒊牵礁鋈斯餐苣弊ソ亲詈笳虐蚜礁! 鋈酥涞 姆制缛扛嫠吡说腥四鞘且恢质裁葱形克院芏嗳怂滴裁瓷毖畈簧闭拍兀空庑┠谌荻脊钩闪宋裁瓷毖畈簧闭拧4佣愿兜腥说奶壬媳匦胧巧毖睿蛭钍亲畲蟮牡腥恕�BR>    
      国共对西安事变的不同态度
    
      主持人:西安事变中,毛泽东曾经提议杀掉蒋介石,是真的吗?

    
      杨瀚:西安事变发生以后,杨虎城和红军之间没有建立电台,他知道电台是被经常破译的,这样通过张学良和刘鼎向保安通报西安兵变的情况。当时中-共中央对外连络人是毛泽东,毛泽东当时还不是最高决策人,只是连络人,他主动请缨愿意和外面特别是国民党方面来联系,是他来回的这个电报,这个电报最后有一句,前面的内容基本公布了,后面有两条没有公布,将来可能能公布,也可能不能公布,其中一条就是说再三强调请张学良一定要把蒋介石关在自己卫队控制的地方。最后一句话,“必要时可诛之”,这时候也不能完全说是毛泽东个人的意见,应该是中-共中央的意见。
    
  &#1! 60;   主持人:现在对西安事变的评价争议很大,大陆这边对西安事变是竭力美化,认为它是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开端,但是国民党对西安事变评价很低,认为张杨两人是罪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曾提到,如果不是西安事变的话,共产党不一定能打败国民党,您怎么看?
    
      杨瀚:对西安事变的评价,国民党对自己的历史从来就没搞清楚。共产党还做过两次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对自己在历史上犯的错误有深刻的、不深刻的的认错,总有这么两个大的文件。可是作为国民党来讲,都是上百年了,对自己历史从来没有一个反思。对西安事变的历史作用,这个不是以谁说为准的,而是历史事实已经证明的东西。
    
      国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通过西安事变建立的,如果说西安事变前建立的,西安事变就没有意义了,如果西安事变之后没有实现全民族的抗日,西安事变也是没任何意义的,甚至是反动的。但是西安事变以后就是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就是停止剿共了,共产党就是称臣了,拥护蒋委员长领导全国人民抗日了,这是不争的事实。对! 这个问题如果有争议,那么就是对后面所有我讲的事实都有争议。这是! 一个小儿 科的问题。这些人就不懂历史,只是从个人的好恶出发:可能是共产党镇反的时候杀了他们家人或者文革的时候斗了他们家人了,对共产党不满;台湾的人也是,坚持以反共为己任。我去台湾很多次,发现,因为他们以反共为己任,所以对很多历史事实都研究得很简单,很浮皮潦草的。如果把这些事实摆在这儿,特别是让这些坚持反共的人到大陆来看看,进一步了解这些事实,我相信他们的想法都有变化。
    
      纪念西安事变75周年的时候,台湾的一些人士来到大陆以后,确实公开表示赞成杨虎城,批评蒋介石。
    
      要说西安事变成就了共产党?成就共产党的不是西安事变,而是蒋介石自己,西安事变直接的赢者是蒋介石,蒋介石成了最高领袖,共产党称臣了,八年时间让他运作他都不运作,八年时间共产党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共产党怎么从三万人发展到一百万人了?减租减息,得了老百姓的心了,在敌后抗日,也不像国民党那样拉壮丁,人家的部队都是自愿参加的,没有拿着绳子绑着去当兵的。这是事实,这是蒋介石自己的问题。抗战胜利后,他本来有很多机会,46年抗战胜� 院笏故怯泻芏嗷嵊卮舐降模约翰辉俗鳎约翰蛔魑亲约何弈芏值腥私苹�BR>    
      主持人:您曾写信给马英九,要求台湾方面给您祖父平反,但是却没有收到您想要的结果,您认为不肯平反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杨瀚:国民党还是坚持唯心历史观,对历来从来没有反思的。因为马英九从思想上来讲、执政理念上都没有要建立一个统一中国的想法,他对以前的历史并不是很了解、很注重的,他想传承的只是一个政权而已,也不是想传承国民党的历史文化以及保持国民党的先进性。
    
      牺牲自我的历史人物都值得崇敬
    
      主持人:您说您在撰写《杨虎城与西安事变》时,有两次潸然泪下,一次是被西安守城中牺牲的无名妇人的行为所感动,另一次是写到祖父等人惨遭杀害,后一次大家比较容易理解,但是无名妇人可能大家就不太清楚了,您能跟我们讲讲无名妇人的故事么?
    
&! #160;     杨瀚:1927年的时候杨虎城带着他的部� 游迩说 轿靼彩爻牵嵌钥贡毖缶4蟾锩逼冢埠献鳎惴悍⒍涌古┟裨硕吹鄯捶馐橇酱罂诤牛笔蔽靼彩欠浅<杩嗟模康木褪且桓觯褪俏酥г愣锩谋狈ィ罨⒊墙ヒ院笠幌戮臀私虮毖缶钦铰砸庖宸浅4蟮囊桓鼍滦卸D鞘焙蚴裁赐ㄑ豆ぞ叨济挥校型ㄐ帕缍际强咳死创莸模墙且院螅�人把西安城团团包围,外面的信息都断了。当时联络的都是靠老百姓,虽然打仗,但还是允许老百姓可以偶尔进出一下。北洋军非常坏,奸淫烧杀,到了陕西以后,出于围城的需要,为了视野清晰,麦收的时候把老百姓的麦子都烧掉了,激起了民愤。战争还是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的,不是简单的“政党没有好坏,都是政党”,还有一个人心向背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很多老百姓出于自己的正义感,主动去支援城里的守军。
    
     有一个老妇人,可能40多岁左右,丈夫孩子都被北洋军杀掉了,她主动担任交通的任务,经常往返于城里和城外。每次她带信给里面,都是把信写在布上以后放在裹脚布里带进去,几次传递了很重要的信息,其中有一条是冯玉祥组织的国民军来解围了。这个信息就是这个老妇人带进� 抢锏模龀堑氖焙蚓捅宦仪勾蛩懒恕U飧鋈嗣挥辛粝滦彰吹秸庖坏阄一故欠浅8卸故怯腥诵暮驼逯帧Q罨⒊鞘爻怯辛嗣俏爻亲龀龉毕椎娜耸欠浅V档米鹁春突衬畹摹�BR>    
      主持人:现在有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认为后人写自己亲人、先辈的东西,很难做到客观。您写您爷爷的书能够做到客观么?如果满分是100分,您对您的《杨虎城与西安事变》的评分是多少?
    
      杨瀚:这个事是这样,本来我也不愿意写,但是发现杨虎城被人边缘化得太厉害了,而且这个人对国家和民族做了那么大的贡献,牺牲了自己,他的一生都是值得去崇敬的,我力争把他客观地表现出来。我讲的所有东西都是由一个个历史事实做支撑的,不是自己简单的臆断杜撰。如果大家提出不同的观点,史学家能够拿出反证来,我也一直在关注,但到现在没有发现一些有力的证据,除了谩骂这些我根本不予理睬的东西之外没有像样的东西。过去有些人写的角度不同,立场不同,但是我现在都能证明,我还是以事实为根据的。
    
    !   如果打分的话,我觉得不太好打,打60分,因为我是改行的,不是! 搞历史的 ,但是我现在是力图用一种理工的思维方式从论据、论点到逻辑推理的结合上做历史。在过去也有很多否定和错误,我会让它更加完善,总体思路来讲是符合客观历史的。谢谢!
    
      主持人:您能给共识网说几句寄语吗?
    
      杨瀚:我昨天才看了共识网,发现历史的比重也占得挺大的,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照亮我们今后很多不应该发生的错,关键是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站在什么角度上,是在个人的角度还是站在整个社会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角度,这都是很有关系的。我希望你们能够坚持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始终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
    
      主持人:谢谢杨瀚老师!

(Modified on 2014/1/26)

孙中山肝脏被盗 大汉奸藏了起来   Go back to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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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肝脏被盗 大汉奸藏了起来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1月26日 转载)     来源:扬子晚报 
    
     核心提示: 孙中山先生病逝后,为便于遗体保存,内脏被取出,并将肝脏留存。长久以来,孙中山肝脏的去向一直是个谜,各地报纸、档案类节目以及历史研究者都进行过相关研究,有的说被焚化了,有的说随孙中山的遗体埋葬在中山陵;
    

孙中山肝脏下落之谜
    
    孙中山先生病逝后,为便于遗体保存,内脏被取出,并将肝脏留存。长久以来,孙中山肝脏的去向一直是个谜,各地报纸、档案类节目以及历史研究者都进行过相关研究,有的说被焚化了,有的说随孙中山的遗体埋葬在中山陵;还有人说,国民党到台湾时,被孙中山之子孙科带到了台湾。众说纷纭,无一定论。扬子晚报记者近日在查阅了南京市档案馆上千卷民国档案资料后,又赴中山陵孙中山纪念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原始档案,以期解开孙中山先生病逝后其肝脏的去向之谜。
    
    孙中山去世后,肝脏去向何处?
    
    2011年4月,央视科教频道播出《孙中山最后的日子》,该节目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孙中山的病理报告和肝脏切片标本在协和医院被窃,失窃原因至今不明。在央视报道之前,国内已有很多媒体对孙中山肝脏及肝脏切片去向进行过追踪。2009年《新闻信息报》报道称,大汉奸褚民谊被捕之后,孙中山的肝脏、肝脏切片和腊块标本均被追回,蒋介石下令将之送“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保管。1949年国民党从南京撤退时,肝脏切片和腊块标本被孙科带走了。
    
    而2007年《中山日报》的香山周刊上则刊登文章说,孙中山曾有遗嘱要求死后将五脏做病理解剖,后来解剖时医生发现先生得的是肝癌,于是事后内脏单独进行了火化,存放在紫铜棺内,与孙中山先生的遗体一道长眠在中山陵。文章称,所谓汪精卫、褚民谊等从日本人手里取回孙中山“遗脏”,其实是一场骗局。
    

  埋下伏笔

  肝脏被医院保存 当时宋庆龄都不知道
    
    事实上,有关孙中山肝脏等遗物均有档案记载可查。扬子晚报记者日前在南京中山陵园肃穆的藏经楼中,发现中山陵史料汇编中的相关记载:1925年1月26日,孙中山病情严重,入北平协和医院动手术。孙中山曾遗言夫人宋庆龄,对其遗体的处置,愿意“按友人列宁保存遗体”的方法,用防腐方法保存。3月12日上午9:30,孙中山在北平铁狮子胡同29号病逝。北京临时政府遵照孙中山的遗嘱,病逝的当天正午,给遗体穿上大礼服,裹上陀罗经被,上盖海陆军旗帜,用病床送往协和医院施行保存手术。
    
    遗体整个防腐过程历时两天。可能当时考虑到取出的内脏日后会节外生枝,协和医院对外界宣布,孙中山的内脏在进行医学检查之后,已经作火化处理。但实际上,由于诊断结果是孙中山患有肝癌,所以为了研究之用,协和医院将取出的肝脏以及制成的肝脏病理切片和腊块标本,经过药水洗涤后,用玻璃瓶储存着,收藏于该院病理研究室内。
    
    此事对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及其子孙科以及在医院照料的国民党要员吴铁城、郑洪年等也是保密的,他们被告知,肝脏已焚化。
    

  风波突起

  日军强闯医院取走孙中山肝脏等物
    
    “档案显示,孙中山逝世后,肝脏确实留存于世。”南京市档案局副局长王菡日前对扬子晚报记者说。王菡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整理馆内资料时,从数万卷民国时期档案资料中,查到过孙中山的肝脏被盗一事,并进行过相关资料的整理研究工作。他回忆说,档案记载,1942年初春,日军强行进入美国人开办的协和医院时,发现该院研究室内藏有孙中山的肝脏、肝脏切片和腊块等,其中还包括一册总理的临床记录报告。日军立刻严加防范,不准中国人触碰和过问。两名日军军官来到病案库,取走了与孙中山相关的所有档案资料。这一重大信息传到南京汪伪政府后,汪精卫很是着急,他立即派伪外交部长褚民谊赶赴北平,与日大使馆北平事务所及日军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商洽索回肝脏等事宜。经商妥,日军交出肝脏、肝脏切片以及腊块标本,由褚民谊带回南京。王菡还说,孙中山肝脏被盗事件,甚至惊动了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众多“党国”要人。
    

  柳暗花明

  回归南京,肝脏等遗物被分开保存
    
    孙中山纪念馆原馆长范方镇在向扬子晚报记者展示安放孙中山肝脏的档案材料时说,当时汪伪政权为迎接孙中山“灵脏”,举行了盛大的活动,其中关于“灵脏”从北京运到南京以及进行安放等情况,在《中山陵博集》以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都有资料记载。档案显示,褚民谊于1942年3月29日到达浦口车站,然后赴中山陵,将肝脏等暂恭奉于孙中山灵榇后边;4月1日,正式举行孙中山肝脏安放仪式,将其恭奉于灵榇前面。肝脏标本先置于小玻璃瓶内,再置于玻璃柜内,其上覆盖红绸布。而切片、腊块及临床记录照片等物,经由汪精卫同意,交给上海雷锭医院的医生汤齐平医师保管。汤齐平在比利时留学时,专攻癌症,把这些给他,是考虑到可以对肝脏病理切片、腊块作医学研究之用。
    
    孙中山的肝脏和肝脏切片,终于有了归宿。但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却听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孙中山的肝脏被大汉奸褚民谊偷藏起来了!
    

  最终去向

  大汉奸偷藏肝脏追回后被焚化
    
    1946年4月15日,汪伪政权第四号人物褚民谊被国民党军统诱捕并押解至南京,后送往苏州江苏高等法院接受审判。4月22日,江苏高等法院判处褚民谊死刑。“孙中山肝脏被盗案,就是在褚民谊被判处死刑后浮出水面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员王晓华在整理民国时期所有汉奸大审判材料时,发现了这一细节。
    
    审判后,褚民谊被关在苏州监狱内,他不甘心,说他愿意献出珍藏多年的宝物,以求将功赎罪。在重庆汪山疗养的蒋介石得知褚民谊的行径虽极为震怒,但又不敢大意,为了慎重起见,特将此事交给军统局办理。毛人凤指派叶翔之和沈醉一同赶往苏州监狱,追问褚民谊到底是什么宝物。褚民谊写下一封亲笔信,交给叶翔之和沈醉,要他们到他南京的一个亲戚家中去取此宝物。
    
    记者从沈醉所作的《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中,找到此事的印证答案。他在书中写了自己急于“取宝”的心情。他说:“带着万分好奇心急忙赶回,下车后什么也不干,便先去取这件宝物。”结果沈醉到了褚民谊亲戚家中取出宝物一看,原来是一副泡在福尔马林中的肝脏。
    
    孙中山的肝脏至此再次被找到。但此后的下落,记者并未找到相关的档案材料加以证实。而据南京市档案局副局长王菡介绍,上世纪八十年代,在研究“孙中山肝脏被盗案”中,寻访到了孙中山的侍卫范良及中山陵园管理处的多位老人,均说被追回的肝脏最终进行了焚化。
    

  肝脏切片等下落仍是谜
    
    在确认叶翔之和沈醉取出的是孙中山先生的肝脏后,褚民谊被再次提审,并供出了汤齐平保管肝脏切片与腊块标本一事。军统局头目郑介民随即差人找到汤,收回孙中山肝脏切片与腊块标本一盒、临床记录照片一册。郑介民为此邀功,蒋介石给予夸奖。
    
    追回的孙中山肝脏切片及腊块最终归于何处?根据中山陵史料汇编,1946年6月20日,蒋介石致电陵园管理委员会:“陵园管理委员会钧鉴:拟军统局五月二十二日报告,赍呈总理遗体肝脏切片与腊块标本共一盒,临床纪念照片一册前来,兹将原呈总理遗体切片与腊块标本一盒及临床记录照片一册抄同原报告一份随电附发,希谨敬保管为要,总裁蒋中正(三十五)已巧,府军义。附件如文。”
    
    1946年7月,国民政府将已有17年历史的“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改组为“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7月15日这天举行了“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第一次常务委员会议”,讨论了如何处理两件珍品,一盒孙中山遗体肝脏切片和腊块标本,一册孙中山病危治疗期间临床记录照片。经“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第一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决定,发函卫生署:本会现保管之“国父”遗体肝脏切片与腊块标本有无需要参考之处,请见复。但卫生署一直没有函复,陵园管理委员会遂将孙中山的肝脏切片等继续保管。
    
    然而,除此之外尚未查到1946年7月以后的有关档案,记载孙中山肝脏的切片和腊块标本的最后去向,谜依然未解。
    

  拿先生肝脏当护身符 大汉奸最终还是被毙了
    
    抗战胜利前夕,时任汪伪政府“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主任”的褚民谊,乘乱将存放于灵榇前的孙中山的肝脏攫为己有,存放在南京的一个亲戚家。他深知孙中山肝脏的重要性,他要为自己留一条后路。
    
    在供出孙中山肝脏下落后,江苏高等法院发表了对褚民谊的裁定书,认定褚保护“国父”“灵脏”及遗著“不能谓无功”,有再审的理由,获准再审。法院通过传媒详细介绍了褚民谊如何与日本人交涉,如何获得中山先生肝脏及文献,有意为褚表功。但立刻引发舆论哗然,许多国民党元老级人物更是对褚民谊盗窃“国父”“灵脏”,攫为己有的行为,表示愤慨。在强大的外界压力下,褚民谊最终被执行枪决。 _(网文转载)

中南海年夜饭:毛泽东吃剩饭 邓小平亲自下厨   Go back to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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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年夜饭:毛泽东吃剩饭 邓小平亲自下厨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1月26日 转载)     来源:解放日报 
    
     那些年,中南海里的年夜饭
    
    领袖们的春节,大多忙于国家大事;可与此同时,他们也同普通人一样,期盼着与家人团聚,吃顿热乎的年夜饭。
    
    老一辈领袖们年夜饭里的许多佳话、轶闻,至今还为人们津津乐道。
    

  除夕晚饭,毛泽东吩咐把中午的剩菜端上来
    
    相对于其他场合的国宴和领导人的家宴,毛泽东的年夜饭比较简单。中南海厨师康辉说:“毛主席生活俭朴,要求简单,无论是元旦还是春节,他的家宴总是三荤两素一个汤,鲍参翅肚是没有的,他也不爱吃。他一般说,一顿饭有个肉菜,有个蔬菜,够了。”毛泽东对工作人员脾气好,“发脾气也是冲干部发。饭里吃到沙子,他也不说话”。
    
    康辉只在毛泽东家过了一次春节。他说,毛泽东家和平常人家里一样,年夜饭也包饺子,只比平时多几个荤菜,孩子们过来一起吃一顿。在他印象中,毛泽东有忌口,不吃酱油,原因是“他小时候在酱油作坊看到过死老鼠”。他不爱吃牛羊肉,不吃鸡。
    
    毛泽东不吃鸡,康辉偏给他做鸡。有一次,他用鸡胸脯最嫩的那一点,剁成泥,裹上淀粉火煎,烹上汁,这样做出来的菜不但色泽漂亮,鸡肉煎得也特别嫩,跟豆腐似的。毛泽东平时对菜没什么点评;但这顿饭,他吃完直夸不错。
    
    也不是康辉所有显示厨艺的时候都获得夸赞。有一回他炒了一个花刀猪肚头,又脆又嫩,毛泽东吃完说:“不要让师傅费手弄什么刀功啊,有时间不如多看看书。一看雕得跟花儿似的,就知道很费事。”
    
    对毛泽东年夜饭有更多记忆的是康辉的同事,厨师程汝明,他在毛泽东身边干了22年。
    
    和康辉一样,他对主席家年夜饭的餐桌也没有特别记忆。即使是元旦、除夕,毛泽东对厨房也不会做什么特别吩咐,程汝明只好多做几个他平时爱吃的菜。
    
    程汝明唯一记得比较清楚的是某一年的除夕,他做了不放酱油的红烧肉、腊肉、苦瓜、辣椒圈、鱼头豆腐、盐水鸡、扒双菜和一小盆三鲜馅饺子,加上中午的剩菜,这就是当天的年夜饭。
    
    那晚,他不用像平常那样在菜里多加汤水保温,因为这天的团圆饭,毛泽东不会边吃边看文件。饭后,他才照例批阅文件。
    
    关于年夜饭,程汝明印象中最奢侈的菜,只有一个罗汉大虾。倒是有几次除夕晚饭,毛泽东吩咐把中午的剩菜端上来。
    
    1962年春节,三年困难时期过后的一年,毛泽东仍保持了这种习惯。他私人宴请溥仪,请了章士钊和另外三位名流作陪,桌面上只有几碟湘味辣椒、苦瓜、豆豉等小菜和大米饭加馒头,唯一能撑点场面的是有瓶葡萄酒。
    

  周恩来家除夕宴,大包子加小米稀饭
    
    周恩来总理是地道的美食家。因为他生于淮扬菜的发祥地淮安楚州城,因此对淮扬菜更是情有独钟。红烧狮子头便是周恩来特别喜欢吃的一道菜。
    
    据在周恩来身边做菜多年的老厨师王诗书、桂焕云回忆,总理喜欢吃烩干丝、红烧百叶结、红烧狮子头等。“文革”前,每逢过年,周恩来和邓颖超必要请工作人员一道吃顿“团圆饭”。这时,周恩来和邓颖超都要亲自下厨,做几样拿手菜。而总理最拿手、每次下厨必做的一道菜,就是红烧狮子头。
    1958年“大跃进”之后的三年困难时期,周恩来坚持不吃肉、蛋、鱼类食品,狮子头便再也上不了他的餐桌。直到1965年国民经济完全好转了,他才又允许厨师为他做红烧狮子头。
    
    1960年的春节,周恩来和邓颖超、李先念、陈毅、王震等一起来到首都剧场的三楼宴会厅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职员们一起过年。
    
    那时正处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所以总理特意从家里带来了一些酒和花生米分别摆在休息室的各个桌子上。面对这些当时很珍贵的食品大家连动也没有动。周总理发现后,一再说:“来,来,大家都吃一点儿嘛。”可是,仍然没有人肯吃。后来,一位青年女演员鼓足勇气伸手抓了一小把花生米,坐在旁边的一位老演员赶快用胳膊碰碰年轻人,青年演员顿时涨红了脸,窘迫得很,急忙把花生米又送回盘子里。女演员的手被周总理的手一下子给挡住了。周总理说:“年轻人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要多吃一些嘛,花生米就是留下来让大家吃的。”
    
    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最盼过春节,一临近春节,暗暗喜悦,因为辛苦一年的周恩来,只有春节能充分睡两觉。这两觉可以不存压力地自然入睡,自然醒来。
    
    周恩来和家人一起过年的机会并不多。周恩来的侄子周保章1961年曾在西花厅和总理过了一次除夕,真实记录了周恩来吃年夜饭的情况。
    
    那天,周恩来把在京的亲属、工作人员都请到了西花厅,大人带孩子,熙熙攘攘地把西花厅挤得满满的,足足摆了三大桌。人都坐好了,只见工作人员端上了热气腾腾的大包子和黄澄澄的小米稀饭。除夕宴就这样开始了。一阵掌声过后,总理笑容满面地向大家问好,感谢大家一年的辛勤劳动。宴会主持人邓颖超意味深长地说:“为什么今天请大家吃小米稀饭呢?是因为中国革命是小米加步枪打出来的;为什么吃包子呢?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我们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人民生活有了改善,所以今天能够吃到肉包子,我们不能忘记党的恩情。”邓颖超的话刚一说完,大厅里立即响起了掌声。
    
    按淮安老家习俗,正月初一晚辈是要给长辈拜年的;可是周恩来和邓颖超在除夕之夜也在忙碌,特别是周恩来,每天忙到天快亮才上床休息,过午时才起床。邓颖超告诉周保章,这是他们长期地下斗争和多年革命历程中养成的习惯,现在已经没法改了。这样,周保章也就没法给总理拜年了。
    
    大年初一中午吃饭时,工作人员端上桌的是一碟窝窝头,共四个,三个在下,一个在上,都是玉米面做的。仔细一瞧,做法也和普通老百姓家一样:圆圆的好似一座小山头,底部有一个圆圆的孔洞,只是个头比民间的要小一点。周保章感到奇怪:“大新年的,不包饺子却吃窝窝头?”而在桌上吃饭的总共才三个人:周恩来、邓颖超和周保章。周保章没有多想,伸手就去拿窝窝头。邓颖超却立即用筷子将他的手拨开,说:“慢,这是我和你伯伯吃的,你是客人,请吃客饭。”她随即用手一指,“去盛大米饭吃吧。”周保章还想说,自己是晚辈,该吃粗粮,总理好像早就看透了他的心思,向他投来慈爱而又不容争辩的目光。周保章只好照他们的意思办了;可是那顿饭他却怎么也没吃好,每一口米饭都感觉难以下咽。
    

  邓小平亲自下厨,坚持要多做几个菜给孩子们吃
    
    1969年,受“文革”冲击,邓小平一家被下放到江西省新建县的原福州军区南昌陆军步兵学校。在那里,邓小平度过了三年多的谪居生活。他的小女儿毛毛后来谈起在江西度过的第一个春节时,记忆犹新的一个感受就是“冷”。她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回忆道:
    
    没有节日的鞭炮、过年的喧闹,我们一家人同样高高兴兴地做了顿简单的年夜饭,安安静静地送走了1969年,迎来了1970年。
    
    而对邓小平家的年夜饭印象深刻的还有李井泉之子申在望。1972年,他曾探望邓小平,并在邓小平家中度过了一个难忘的春节。
    
    刚到邓小平家里,邓小平和卓琳就把家里所有好吃的东西都拿出来招待孩子们。邓小平还马上到厨房生火炒菜,给他们做米粉肉和醪糟鸡蛋吃。
    
    申在望以前根本不知道邓小平会炒菜,而且尝尝味道,炒得还特别香,特别好吃。那天晚上,全家人推迟了吃饭的时间,因为邓小平坚持要多做几个菜给孩子们吃。
    
    他蒸了糯米饭,怕孩子们不够吃,他还拿出了个小脸盆来蒸饭,分量很多。邓小平说:“你们尽管吃,今天吃不完,明天还可以吃嘛。”邓小平知道申在望是四川人,爱吃四川菜,还特意炒了放辣椒的回锅肉,说是四川人要吃回锅肉才算打牙祭。
    
    (王一综合自《文史参考》、《学习时报》、新华网) _(网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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