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委大肚汉排名：习近平和张又侠肥胖超标
请看博××讯热点：军队高层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2月15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2月12日，中－共军委四总部联合颁发《军事体育训练改革发展纲要（2015－2020年）》，其中提出了一个所谓军人体重强行达标的新措施。纲要中指出：实行军人体重强制达标、推行军事体育训练与人事管理挂钩、建立军事体育训练荣誉体系等配套政策。
中国军队长期以来以腐败而著称，长官贪污，士兵搞创收，演习如演戏，科研就是敛钱，中国军人就是在这种骄奢淫逸的气氛中成长，军中出现大肚汉就不会感到奇怪了，据《解放军报》2012年2月18日报道，由总装防化研究院某研究所承担中国军人体参数测量数据库。数据显示与20年前相比，解放军官兵平均身高增加2厘米，腰围增加5厘米。这仅仅是一个平均数据，如果能够将军官按级别的腰围数据公布一下，恐怕会吓你一大跳，让我们看一下军委成员的体型。这些体型图片完全来自公开材料，也尽量选自军官的正面照片，而且穿最少衣服为标准（衣服越多越不够准确），我将视觉形象分成5级，数字越大越肥胖，腰宽等于肩宽定义为1，
1，军委委员常万全，年龄：66岁， 军衔：上将，体型：2
2，军委委员 房峰辉，年龄：64岁， 军衔：上将，体型：,1
3，军委委员 张阳，年龄：64岁， 军衔：上将，体型：1
4，军委委员 赵克石，年龄：68岁， 军衔：上将，体型：3
5，军委委员 张又侠，年龄：64岁， 军衔：上将，体型：4
6，军委委员 吴胜利，年龄：64岁， 军衔：上将，体型：1
7，军委委员 马晓天，年龄：66岁， 军衔：上将，体型：1
8，军委委员 魏凤和，年龄：61岁， 军衔：上将，体型：1
9，军委副主席 范长龙，年龄：68岁， 军衔：上将，体型：1
10，军委副主席 许其亮，年龄：64岁， 军衔：上将，体型：3
11，军委主席 习近平，年龄：62岁， 军衔：无，体型：4
另外，举几个特殊例子，一个是超肥的，一个是标准的
11， 毛新宇，年龄：45岁， 军衔：少将，体型：5
13，张召忠，年龄：62岁， 军衔：少将，体型：-2
总结一下：从视觉上有6位军委成员体型可以接受，他们是：
房峰辉，张阳，吴胜利，马晓天，魏凤和，范长龙，他们六人的体型指数均为1，特别是范长龙已经68岁，身材还是过得去。
常万全的体型指数已经接近超过2，短期内进行体能训练是可以接近上述6人的体型。
而赵克石，许其亮的体型指数均超过3，恐怕不经过刻苦的长时间训练，很难达标。
张又侠和习近平的体型指数均超过4，这2位是很难通过训练达标，最好的办法就是下岗。
至于毛新宇，他的体型指数已经超过5，无论是体能训练或下岗也无法让他达标，如果去北韩挂职锻炼1-2年也许可能解决问题，毕竟北韩的部队饮食热量比较低，有利于毛将军减肥。
最后还是要点赞一下张召忠将军，他的身材保持的非常棒，60多岁的人还能见到蛮腰，真是奇人。建议张将军出任军委体能训练的教练，教教这帮大肚汉如何保持光辉形象。
博××讯记者西诺 纽约撰写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郭文贵安排在美国追踪令完成细节：重点监视房子 Go back to top
|
|
郭文贵安排在美国追踪令完成细节：重点监视房子
请看博××讯热点：令计划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2月15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自博××讯发表报道披露郭文贵雇佣美国侦探公司追踪令计划之弟令完成后，博××讯主编韦石收到郭文贵助理的回信，信中对侦探公司透露的信息表示否认，并称其在美是合法做事，已经要起诉侦探公司。
郭文贵的助理也表示会将和侦探公司的通讯信件给博××讯，期间，博××讯一直等待并停止有关报道，到今天发稿时并未收到相关信息。
自博××讯记者西诺撰写关于郭文贵的报道期间，曾数次表示要采访郭文贵，但没有回音。
博××讯有关郭文贵雇佣美国侦探公司追踪令完成和家人的报道基于收到的相关信件，甚至有郭的助理在美国住酒店的账单信息，证实了其确实曾来纽约。
以下是有关信件的部分内容，这部分信息显示，郭文贵认为重点是对令完成加州房子监视，并曾问是否拍到令完成妻子的照片。
1月5日，郭文贵的助理电邮称，“老板”同意目前的做法，重点“监控”是加州的房子，用网站是浪费钱（估计是在网站下毒，追踪）。
1月6日，郭的助理给侦探公司的信，表示完事后付余款。问令完成妻子李萍的照片是否拍到了。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毛泽东生前与毛新宇为何一直未能相见没留合影 Go back to top
|
|
毛泽东生前与毛新宇为何一直未能相见没留合影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2月15日 转载)
来源：人民网
1970年1月17日，77岁的毛泽东晚来得孙，毛泽东高兴之余为其取名为“新宇”。然而直至1976年毛泽东逝世，这6年间祖孙俩未曾谋面，没有留下一张合影。
按照常理，当了爷爷的毛泽东该享受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了，饭后茶余祖孙同声，一日三餐朝夕相处。为什么毛泽东爷孙一直未能相见？
“他(爷爷)把自己所有的时间都奉献给了国家和人民，根本抽不开空来。不过，爷爷还是满怀喜悦地给我起了‘新宇'这个蕴含诗意和期待的名字。”毛新宇解释说。
毛新宇的母亲邵华不敢也不能将儿子送进中南海，因为江青对邵华曾有段不近人情的口诛笔伐。特里尔在《江青全传》里披露说--
“她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儿媳妇！”周围的树也都惊讶得摇晃起来。她到这所高等学府来，就是要与毛泽东的第二个儿媳妇、毛岸青的妻子邵华辩论的，她一直是江青在家中最恨的人物。“她妈是政治骗子！”江青用最冷酷的词说邵华，她把邵华和资本主义的“文艺黑线”和世界上的反华力量联系在一起。她又一次叫嚷：“我从来就不承认她是毛泽东的儿媳妇，毛主席本人也不承认！”她之所以在这里攻击邵华，是因为邵华曾是北大中文系的学生。
江青似乎讲个没完······陈伯达碰碰她的肩膀，江青暂停了她的诅咒。前边的人能听到陈小声对江青说：“我想该结束了。”江青凶狠地瞪着陈伯达，一万多人坐在地上鸦雀无声，几乎能听到针掉在地上的声音。
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也曾回忆说：1966年6月25日，江青在北大辱骂邵华，而邵华就在台下。邵华和毛岸青1960年已经结婚。江青却声称“我们根本不承认”，据称江青的一番话，马上就被作为“中央首长讲话”印成传单，撒向全国。邵华和张文秋连夜转移，在北京东躲西藏，以避江青派人追斗。
由此可见，毛泽东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政治原因无法与孙子毛新宇相见，甚至林彪坠机事件以后，毛泽东也拒见江青。有一天毛泽东问汪东兴，谁能挡住江青，不让她到我这里来？汪东兴回答：“只要你下命令，我就敢。”江青的司机李子元说，有一次江青要到毛泽东的住处中南海游泳池去，被警卫挡住，江青说：“我回家你怎么挡？”警卫坚拒，江青无奈，不得不取消“回家”之行。
刘思齐，毛岸英之妻，身为毛泽东长儿媳，不仅无缘进入中南海，1971年10月还被蒙住双眼，在上海入狱。可以想象，毛岸青夫妇也选择退避三舍，低调生活，想进入中南海，也并非易事。至于毛泽东与毛新宇没有留下一张合影是因为没想到拍摄，这种说法更是不成立。邵华酷爱摄影，曾担任中国女摄影家协会主席。
陈益南：“蓝衣社”与军统局 Go back to top
|
|
陈益南：“蓝衣社”与军统局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2月15日 转载)
来源：共识网 作者：陈益南
国民党军统局虽是由力行社而发源，但力行社却并非是一个特务组织，而是一个政治组织。戴笠的特务处不过是它的组织下属的一个工作机构(类似中－共的“特科”)。因此，将力行社及其下属革军会、革青会与复兴社，视为特务集团的看法，是完全搞错了。
读1949年以前的民国历史，经常见有人说到国民党的“蓝衣社”，并且说它是国民党的特务组织。
其实，这是个误传。
因为，国民党方面从来就没有一个什么“蓝衣社”，更不用说它是专门的特务组织了。
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讹传呢？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民间谈资，在不少书籍报刊中，都有此说法，堂而皇之的记载着。
让我们回放历史。
1949年以前的国民党，在其自1924年“一大”开始的二十多年的历史中，曾有过三次大的党内改革复兴浪潮：
其一，以创办黄埔军校、自建立党军为核心的革命青年运动，从而使大量的青年精英进入国民党，使原已老态龙钟散沙一般的、“同盟会”时代的旧国民党，先后在孙中山、蒋介石手里，成为了一个颇具朝气的新型革命政党。
其三，1948年前后，蒋经国欲通过币制改革、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改革工程，以振兴国民党。但是，在大陆，蒋经国终没能做成此事，而直到台湾后，才协助其父，得以成功的实行了国民党的改造，使国民党在台湾岛内，再次变成了一个效率重生的威权执政党。
在上述二次改革之间，再次进行的，则就是在“九一八”日本人侵占我东北三省后，由40多名黄埔热血青年军官，于1931年10月间筹备、次年3月1日正式成立的“三民×主义力行社”为标志的第二次国民党复兴运动。
这个“三民×主义力行社”是个什么组织呢？
是一个试图以精英担纲而重塑国民党革命精神的党中之党。
虽然，国民党北伐成功，于1928年基本执掌中国政权。但是，由于北伐的胜利，多是由各地原有军阀响应三民×主义大势，而华丽转身为国民党的。故而，他们对南京的国民党中央政权，并不是完全听命，而常常是阳奉阴违，并始终保有其地方军队，仍然推行各自的土政策。因而，虽都是国民党的旗号，各地军政官僚，既腐败丛生、政令不一、革新艰难；对“剿共”战事，也各怀小算盘，三心二意；直至发生几十万东北军，在张学良的不予抵抗命令下，竟然听任少数日本军队进攻夺取东北的震惊大事。
国内其他地方军阀，如西北冯玉祥、山西阎锡山、广东陈济堂、广西李宗仁、湖南何健、四川刘湘、云南龙云等，也只管自己与地方利益，对国家存亡、国家利益均不闻不管。
对此国将不国、党将不党的混乱局面，一批以黄埔青年军官为主体的热血军人，实在忍不下去了，他们在考察了德国、日本的情况后，便酝酿、并获得蒋介石赞同，而成立了这个国民党的党中之党——三民×主义力行社。
力行社的主要纲领，就是针对当时国民党形同散沙、内部各自为政的局面，以力行社为中坚核心，欲重新打造出一个确能统一政令、只有唯一领袖的强有力的威权性全国政党，即希图再造国民党。
力行社的组织，自然是以蒋介石为领袖(社长)，最高领导机构则是总社的九人总干事会，三人为常务总干事，为头的称书记长。首任书记长是黄埔四期学生、时年27岁的滕杰。
滕杰是江苏滨海县人，最初是上海大学社会系毕业，在黄埔读的是步兵科，时任南京中央军校政训处少将处长。1949年后去台湾，曾任台湾“国大代表”党团书记长等职，2004年病世。
按照这些黄埔青年军官的设想，力行社是一个国民党内的秘密精英机构，它只在社内制定方针、发布命令，以此去影响与操纵公开的党政机构，而并不对外公开组织，也不打算将其搞成为一个群众性政团。所以，自它成立起到1938年解散，成员始终只有几百人。
力行社设有六个处，书记、组织、宣传、军事、总务。
还有一个第六处，它便是稍后于4月1日正式成立的特务处。处长就是戴笠。
这一天，后来也被军统视为其“生日”，每年的4月1日，军统局本部都要搞庆祝活动。
戴笠是黄埔六期学生，资格与官阶，当时都很低。但是他得以参加了力行社的筹组。
因为，戴笠已专为蒋介石从事特工工作数年，是国民党最早的特工组织“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密查组”重要成员，故而，由蒋介石亲自任命他为力行社的特务处长。
而后来才有的军统局，便是由这个特务处发展而成的。
力行社成立后，立即又成立了二个公开的群团组织：“革命军人同志会”(革军会)与“革命青年同志会”(革青会)，作为力行社的二级组织，由力行社领导。这二个组织的成员，除少数负责人外，大多不知道上面还有一个力行社。但是，这二个组织的能量很大，深入到了国民党的党政军警特等领域，很多军统特务都是这二个组织的成员。
感觉到“革军会”与“革青会”发展的对象层仍不广泛，还局限在党政军界内，因而，后来又成立了声势浩大的第三级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
复兴社的规模近百万人，几乎是一个半公开的群众组织。
力行社继任书记长刘健群，贵州遵义人，时年30岁，是力行社九人总干事会中唯一的非黄埔系军官，时任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处长。组建复兴社后，他受命在南京创办了一个“政治训练班”。该班招考高中程度以上学生1000人左右受训，以“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为训练纲领，这些学生毕业后，等于黄埔学生身份，一律吸收为复兴社社员，以备作军队的政工干部。
当然，这个复兴社的核心领导机构，仍是力行社总干事会。复兴社既由力行社领导，所以其社长，自然也仍是蒋介石。
复兴社的名气，较之力行社，自然要大得多了。
而人们对蓝衣社的概念，主要就是因复兴社的影响而造成的。
复兴社成立后，几个情况，让人们以为它是一个“蓝衣团体”：
其一，因为，1938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德国法西斯青年冲锋队，当时在这些黄埔军官眼中，的确还很有魅力。所以，为仿效当时德国法西斯冲锋队员常以着褐衫为标志，复兴社一些成员活动时，特别是公开性示×威活动时，便也常常统一衣着为蓝色。故而，开始有了蓝衣社的传说。
服装统一的作用，显然，对一个公开组织很是重要。它不仅是内部人员互识的一种符号，也是对外展示团队力量的一个手段。现在不时从电视新闻中，看到港台的黑帮组织，常喜欢一色集体深黑西装打扮，想必也是熟知此道。
其二，为配合蒋介石在1934年间提倡的新生活运动，复兴社中的青年人便常常在大街上，象后来文革中“破四旧”而身着旧军装的红卫兵一样，身着统一蓝衣服，大举进行禁赌、抓嫖娼、扫鸦片等革新精神之活动。因而，轰轰烈烈的复兴社，便开始常被外人称之为“蓝衣社”了。
其三，1933年1月，后来出任过力行社书记长的刘健群，当他尚在北京力行社属下的任华北宣传总队的总队长，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散发了自己题为《中国国民党蓝衣社》的一篇论文，文中，他鼓吹要以德国法西斯运动模式，来改造国民党。刘的极端理论虽然为力行社大部分干事不满，但是，在外界却已造就了蓝衣社的影响。
后来的1942年间，一个叫傅胜蓝的原力行社成员，叛变投到汪伪特务集团后，与汉奸文人胡兰成，合写了一本《蓝衣社内幕》，广为宣传，以丑化国民党军统人员的抗战业绩。
此外，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在抗战期间，被汪伪特务捕获、叛变后，以他的名义，也出了一本《蓝衣社内幕》，专门讲述军统局的内情。不过，抗战胜利后，陈恭澍辩解说，这本书是汪伪特工76号总部编纂、以他的名义搞的。对此，戴笠没有追究，大概认为，作为军统老同志，陈恭澍是功大于过，故仍准陈回到军统组织。
但是，由此，世人便更以为国民党的特工组织，就叫“蓝衣社”了，一直误传至今。
国民党军统局虽是由力行社而发源，但力行社却并非是一个特务组织，而是一个政治组织。戴笠的特务处不过是它的组织下属的一个工作机构(类似中－共的“特科”)。因此，将力行社及其下属革军会、革青会与复兴社，视为特务集团的看法，是完全搞错了。
但是，在1949年后，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知识上，凡力行社、革军会、革青会与复兴社成员，都是混为一谈被当成国民党特务看待了。
抗战开始后的1938年3月，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蒋介石个人在国民党内与全国的抗战领袖地位，获得一致承认。因此，根据大会决议，国民党内一切小团体均予以解散，力行社、革军会、革青会与复兴社也不例外。为了保存力行社与复兴社这支相对还较有青春活力的政治力量，蒋介石便将其改组为“三民×主义青年团(三青团)”，即其成员全转入“三青团”。
后来，蒋经国之所以敢于进行经济改革、打击经济投机等欲复兴国民党的活动，就是自认为有“三青团”这支相对朝气蓬勃勇于进取的政治势力中的骨干分子(1947年“三青团”又成建制全部转入合并到国民党)，作为强大的革新力量。然而，1948年间，中国政局已发生了巨变，立志革新的蒋经国，已是有心无力，只好以后在台湾那个小范围里，再重拾改造之剑了。
戴笠领导的“军统局”，有二个阶段。
1932年9月，为使戴笠的特务处有一个合法稳定的经费来源，以不再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专用资金临时支出，蒋介石设置了一个军委会的调查统计局(局长是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贺耀祖中将)，之下所辖第二处，便由力行社的特务处兼，仍是戴笠为处长。从此，戴笠的特工组织便正式有了公开的名称与政府编制及经费。
这是早期的“军统”组织。
在1938年力行社解散后，特务处便独立改组升级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局)，戴笠出任常务副局长(因戴笠系黄埔六期的，资历浅，蒋介石怕戴出任一把手他人不服，便在他前面安排了一个只兼职却不能管事而有资深官阶的局长)，主持全局工作。
这个阶段，正逢抗战时期，也是军统的鼎盛时期。
1946年3月17日，戴笠因飞机失事遇难。
此后，军统局在当年7月1日，将其公开的特务武装力量，移交国民政府国防部第二厅，其秘密侦查队伍则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先后由郑介民、毛人凤为局长。
到台湾后，保密局又改组为“国防部军事情报局”，但基本仍是原军统的人员执掌大权。“国防部军事情报局”的建制与机构，也在台湾沿用至今。
2015/2/12
揭秘邓力群：争总书记不遂成了左王 Go back to top
|
|
揭秘邓力群：争总书记不遂成了左王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2月15日 转载)
说到活了一百岁的「左王」邓力群，是很有故事的。邓力群在党内地位并不很高，没进过政治局。在中－共元老中「左」的人也不少，而且「兇神恶煞」，但他们都不能称王。而「左王」的大名落在了秀才邓力群身上，这是因为他在鼓吹、宣扬「左」的理论上极有能量和影响力，且有一批追随者。
「左王」其实不是一下子就很左的。邓力群文革前当过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的编委、副总编辑。文革中属于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直线」人物，被打倒下放。文革结束，他和邓小平等老干部一起反对华国锋的「两个凡是」，鼓吹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那时他和一批党政官员、学者专家游访欧洲，既看了东欧社会主义也看了西欧资本主义，大开眼界。回国后到处宣讲做报告，非常开明，被党内外、知识界视为改革派。
华国锋被中－共元老逼下台前后，有三人是接班人选。邓小平力荐胡耀邦；陈云力荐邓力群；李先念力荐王任重。最后胡耀邦胜出，当了总书记。邓力群不忿，专找胡耀邦的毛病，唱反调，开始转左。后来胡耀邦因犯了资产阶级自由化错误，被一班元老逼宫辞职。时为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的邓力群就更为活跃。陈云再次力荐邓力群当总书记。
邓小平当然不干，推荐赵紫阳。作为政治妥协，陈云等推荐的「老左」李鹏当了总理。此时的邓力群早已左名狼藉，有了「左王」之称，在一九八七年中－共十三大上被「差额选举」差了下来，离开政坛。
一年多后爆发六四事件。赵紫阳下台，极左回朝。邓力群认为「证明了自己当年反右、反和平演变的正确」，再次活跃起来。邓有个特点，别看他是理论家，但有「江湖气」敢担责任，为下属扛事。有一帮左派死党，故他离休后仍能呼风唤雨，「左王」威风不减。
来源：东方日报
_(网文转载)
文革最高潮：北京的“小混蛋”之死 Go back to top
|
|
文革最高潮：北京的“小混蛋”之死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2月15日 转载)
1968年夏天，在文革最高潮时，北京发生了“小混蛋事件”。多年来，经由王朔小说、电视剧《血色浪漫》等文艺作品的演绎，这一事件已成为江湖上的传说，至今仍众说纷纭。
所谓的“火热年代”
“这件事的前因后果，特别是最后一幕，除去在座的几位当事人能说得清楚，其他的众多传闻大都是杜撰。”曹都都告诉笔者。
在2008年到2013年间，作者多次访谈了事件的核心当事人王南生，重要参与者刘沪生、江小路，见证者王冀豫、曹都都等。当年，他们大都是北京“三校”(翠微路中学、育英中学和太平路中学统称“三校”，其生源大部分是部队大院的孩子)的老红卫兵。
作者试图寻找死者周长利(即“小混蛋”)的亲友，遗憾的是未能联系到，只能根据能接触到的现有材料，呈现另一方的陈述和观点，以尽可能真实地还原这一事件。
结怨“红八月”
事情的缘起，可以追溯到文革初期。
文革发动前夕，在毛泽东授意下，周恩来成立并亲自主持了保密级别甚高的“首都工作组”，甚至林彪、江青都未能与闻。这个机构的宗旨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文化大革命、保卫首都”，下设七个小组：部队指挥组、治安组、枪支弹药清查组、电台(清查)组、社会人口清查清理组、监狱看守组、外事侨务组。之后北京出现的红卫兵打流氓、抄家、遣返等，都可从这一初始布局中找到依据。
1966年8月初，北京发生流氓用刀刺伤47中红卫兵及砍伤外交人员等事件，被定性为阶级报复。之后，北京出现了镇压流氓的高潮。
在公安部长谢富治的授意下，凡是在公安机关“挂了号”的、哪怕只有轻微犯罪行为的人员，都由基层派出所提供名单、地址，由红卫兵抓到各个学校，实施“群众专政”。在这一过程中，多人被打死打伤，这一事件被称为“打流氓”。
由此，老红卫兵(又称“老兵”，指文革初期成立的红卫兵组织的成员，以干部子弟为骨干)和“流氓”之间结下了梁子，为日后双方的打群架埋下了伏笔。
到了1967年，对老红卫兵们来说，却已换了人间。
曹都都记得，仿佛一夜之间，他的父母成了黑帮。他家所在的海军大院里，二级部长以上的干部大都遭受了批斗和关押，靠边站了，还不时传来谁谁受虐致死的噩讯。王冀豫回忆，他所住的空军大院里，家里的大人不是被隔离审查，就是出去“三支两军”了，很多家庭只剩下“留守儿童”。
老红卫兵自己的组织－－曾经风光一时的“红卫兵纠察队”和“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等，也先后遭到中央文革镇压。一群奉旨造反、制造“红色恐怖”的未成年人，被挑唆和利用完毕后，摇身一变沦为“可教育好的子女”。“那种‘沉舟侧畔’的感觉，当时的民众也许很难理解。”曹都都说。
这些少年身上开始躁动着一种无法无天的暴力倾向，成群结队游荡街头，打架斗殴。他们之中，“王小点”的名头渐响。
王小点，大名王南生，1949年出生于南京，其父王文轩曾任国防部五院(七机部前身)副政委，开国少将，文革后出任中纪委委员。
在部队大院中长大的王南生，从小所受的教育就是，不能欺负人但绝不能被人欺负，要打架就要打胜。曹都都说，他们在外行动，常常是群体而上，谁胆怯或是不敢出手，回到院里便会被奚落甚至孤立。
文革开始的1966年，王南生在北京翠微中学初三读书，1米8左右的个子，是学校的篮球健将。8月，他和另外6个同学在翠微中学发起成立了红卫兵。“那时候，中学生比大学生有战斗力，初中生比高中生有战斗力。”他说。
失势之后，老兵们开始到处捣乱。按王冀豫的话，他们虽然不能在政治上发挥作用了，但是还可以收拾流氓。
1967年5月29日，红卫兵成立一周年的时候，老兵们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纪念大会，有组织地喊出口号：“镇压流氓！打倒流氓！”
“小混蛋”崛起
不光是老兵们，在“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等最高指示的不断煽动下，几乎各个阶层都被唤起了暴力的潜质，特别是“痛打落水狗”式的群体暴力倾向。
经过“红八月”残酷打击的玩主(又写作“顽主”)，休养生息，开始复苏。他们以地域为界，形成了一个个“码头”，并开始了彼此之间的兼并和冲突。
其中，十六七岁的“新街口小混蛋”渐成气候。“小混蛋”本名周长利，为北京西城区积水潭、新街口一带平民子弟玩主的首领。周长利的出名并非因为打架凶猛。他身边的二号人物边作军说，领头人一般是不动手的，“他只要说一句，‘我新街口小浑(混)蛋’，报过了名，我们就往上冲”。周长利善于策划和组织，名气越叫越响。
“小混蛋”的另一左膀右臂、后来曾写作《天字》系列小说的王山(网名“四横竖”)认为，“红八月”过后，社会出现了一种对老红卫兵的再造反心理。但起初，由于老兵打流氓运动的余威尚在，顽主方面羽翼未丰，双方基本井水不犯河水。双方的第一战，发生在1967年的6月，地点在西单闹市。
据王山说，事情的起因是：前一天，周长利等人第一次进到属于老兵传统地盘的新侨饭店吃饭，遭到讥笑。当天，他又因戴了墨镜(这被认为是高干子弟的专利)，在西单商场里被老兵羞辱。怒火中烧之下，周长利不问青红皂白把35中的老红卫兵卫×打得头破血流，还抢走了他的军装和鞋。
这之后，双方冲突不断。根据《1968年的北京江湖》一文，边作军称，在月坛公园，周长利带着两个人靠苏式武装带突围，七八十个老红卫兵没拦住。在紫竹院公园，周长利一方以10人对付80多个红卫兵，不但以少胜多，还抢了对方11辆自行车。
但在王南生等看来，这纯属无稽之谈。据他们所知，当时北京没有发生过这等规模的打群架，否则他们“早灭了小混蛋了”。
无论如何，双方积怨日深，确是事实。
导火索
1968年6月间，几天内接连发生的三件事，就与“三校”这个群体直接相关了。
第一次是刘沪生和几个朋友到北海公园划船，结果有人被抢去了军装，还被钢丝锁打破了脑袋。事后，小邱子带了一个人来到北大医院，塞给刘沪生50元钱。“当时50元钱比工人一个月工资还高呢！”刘沪生说。他问小邱子是谁干的，小邱子不说话，说：“这事就这么算了吧！”
后来刘沪生才知道，那天跟小邱子一起来的，就是“小混蛋”，他来查看情况。那是刘沪生头一次见到“小混蛋”。
不久，刘沪生和姜晓军、苏新民在西四一带理发，姜独自出去买冰棍，看见小邱子，打招呼间，对方一群人围了上来，问他：你哪的？姜反问：你们哪的？那伙人说：我们是“小混蛋”。姜说：我是“三校”的。那伙人说：叉的就是你们“三校”的！话音没落，一人从背后给了姜晓军一刀，捅在了肩胛骨上，另一个给他大腿一刀，捅断了一条肌腱。
王南生与姜晓军相熟，得知消息后去看他。在他看来，“叉的就是你们三校的”，这是在公然向老兵挑战了。他把身上的钱都给姜晓军留下了，还撂下一句话：“晓军，你好好养伤，我一定给你报仇！”
冤家路窄。仅仅在第二天或第三天中午，还是在同一个地点－－西四丁字街，双方就狭路相逢了。
对方用刀顶住王南生的后腰，双方口角了几句，但没动手，本来都要擦肩而过了，王南生突然听到弟弟王毛点的喊叫，扭头看见弟弟正被追打。他把自行车一扔，拿起车上的钢丝锁，迎面冲了过去。
据边作军回忆，他当时从旁边一个木箱子上卸了一根抬把，迎面朝王南生抡过去。
王南生抬手一挡，瑞士手表被打飞了，棍子上面的钉子划破了他的肩头和手臂。
混战时，周长利一直没有动手，双手叉腰，独自站在路边观战。打完架，王南生走到他跟前问：“你就是小混蛋？”周长利很沉稳，没动，也不说话。
“你记着，三天之内我要不碎了你，我那个‘王’字立起来写！”王南生说。
当天傍晚，王南生和刘沪生等人去西城公安分局报案。警察提到，他们正要找小混蛋找不到。王南生说：“那好啊，我们帮你们找。找到之后，把他送到你们这儿来，可以吗？”对方表示欢迎，但提醒他们，不能打人，可以自卫。另一个警察还补充道：“你们只要不打死他就行。”
因为衣服上都是血，王南生没敢回家，在学校过的夜。大家分头串联，邀约各大院的老兵，第二天一起去找小混蛋算账。
集结
边作军记得，那一天是1968年6月24日。早上，他和“小混蛋”等8个人按约定在北京动物园集合，先在早点铺吃饭，准备饭后乘车去香山。因是出去玩，他们没带家伙，还带着吉他。
但王南生和曹都都确信，那天是6月23日。
王南生清楚地记得，那就是在报案后的第二天。曹都都则记得，那是个星期天，亨得利表店在文革中首次开始卖进口手表。他去排队为家里买表，因此错过了集合时间。
集合地点在王南生所在的翠微中学。早上，老兵们陆续赶来。“小坛子”（姓谭，其父时任工程兵副司令）也来了。“那时候，我们这帮‘三校’的人对小坛子印象不大好。因为小坛子经常跟小流氓混在一起，和“小混蛋”也很熟。”王南生说，“那时对那些不入流的干部子弟，我们也照样动刀子。”因此，他故意当着小坛子的面大声说：“今天谁也别给“小混蛋”说好话，谁要是给他求情，别他妈怪我翻脸！”
出发时，大概有二三十人，骑着自行车，带着家伙。一路上，城里的老兵们不断从建工部、国家计委、物资部等大院里出来，汇入车流。据说，最多时达到一二百人。
刚开始，听说“小混蛋”可能在北海公园一带，队伍涌向北海公园方向。后来又听说，他可能在北京动物园一带。于是，后队变前队，都往动物园赶。
遭遇
据边亚军回忆，他最先吃完早点，一出来，就看见黄压压的一片（解放军旧式军装为黄色），立刻大喊：“他们在这哪！”之后扭头狂奔。刚好一辆公共汽车已经启动，他扒上了车门跑掉了。
当时，动物园的对面是一片商业区，南边有一条东西向的铁道，铁道边上是条土路，通向二里沟和甘家口之间。“小混蛋”和小邱子就顺着土路往西跑。
老兵们追了上去，先把小邱子打倒在地。小邱子躺在铁路上，谁过来都要上来刺一刀。刘沪生看他快不行了，就在那护着他，不让别人再刺他了。刘沪生至今认为：“小邱子挺仗义的，在后面护着，要不然“小混蛋”跑不了那么远。”
小邱子一共挨了20多刀，后来缝了100多针。据说，那之后他就废了，不再当“佛爷”（即小偷）了，以修鞋为生。
其他的人继续追赶“小混蛋”。当时，江小路因参与“粮校武斗”事件，刚被公安局放出来不久，身体虚弱，坐在别人的车架上。他看到，“小混蛋”身材不高但很匀称，肌肉发达，“跑起来非常矫健，像一个运动员”。
在103路电车二里沟站前面，“小混蛋”被截住了。最先追上来的，是王南生的弟弟王小六，以及建工部、百万庄申区的几个人。他们命令“小混蛋”跪下，扒了他的裤子和鞋，摘了他的手表。
“小混蛋”突然挣脱开去，只穿着绿色军用线袜朝前跑。老兵们追上去，有人朝他背上砍了一菜刀。他停了下来，一群人骂着，一路推搡着他走。
重创
王南生赶到时，“小混蛋”正被押着迎面走来。小胖子、刘xx等人在后面用刀子顶着“小混蛋”，王小六夹着他的鞋和裤子。
“小混蛋”后背有一道五六寸长的伤口，白衬衫上一片鲜血。“这一菜刀我知道是谁砍的，但当事人不愿讲，我也不提了。”王南生如是说，“不过那一刀只是皮肉伤。”
看见王南生，“小混蛋”说：“小点，你的手表丢了，我赔你。”王南生说：“你不用说赔我，我知道你会偷，你的东西都不是好来的。”
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苏xx推开了。“小点，别跟他废话了！”苏上来就给了“小混蛋”头上一锤子，是那种一头尖一头圆，专门供铁路检修列车用的。
据后来审讯王南生的公安人员向他透露，根据医院的尸检报告，“小混蛋”受了三处致命伤。这是第一处。
“跟着，我还没反应过来呢，全总的祝xx用一把裁缝用的大剪子，刃部有20公分左右长、3公分宽，一下子从锁骨上方扎进去了，可能伤到了血管，血就从胸前流出来了。这是小混蛋所受的第二处致命伤。”王南生说。
“周围的人都在嚷着：“小点，让我剁一刀！”“让我给他一叉子！”我喊道：“都别他妈打了！他都给你跪下了，还打他干什么？！把他送公安局去！你们走吧，都别管了！”以后，大部队陆续散去。”
最后一击
王南生打算先把“小混蛋”送到附近的海军总医院。正好旁边有个骑车看热闹的路人，刘沪生遂命令他：“你过来！骑车带上他！”他不干，说：“这人浑身全是血，我不带他。”刘蛮横地说：“你带不带？你不带他，连你一块揍！”
此时“小混蛋”还很清醒，对那人说：“你就带着我吧，弄脏了你衣服，我买新的赔你。”
那人不得已，带着“小混蛋”骑在中间，王南生骑在最左边，在他们之间是小坛子。“小混蛋”的右边是马猴子，再边上是刘沪生。一群人沿着水电科学院所在的路向海军总医院骑去。
突然，有人拿着擀面杖冲上来，一下子打在“小混蛋”头上。“我冲后面跟着的人喊：“你们他妈的别打了，血都溅到我身上了！””
这时，“小混蛋”向王南生求情说：“小点，今天放过我吧。”王说：“别废话！现在先把你送医院治伤。完了以后，送你去海淀公安分局。你呀，玩到这儿就算到头了！” “小混蛋”可能不想进公安局，于是又转向旁边的小坛子：“你跟点儿说说，我服了，放过我吧。”
这时，一群人都看着小坛子，眼露凶光。小坛子挂不住了：“你他妈废什么话，你以为我不敢叉你？！”说着，一刀扎了过去。
“小混蛋”两腿一蹬，身子一下就直了，然后直挺挺地从车上栽下来，倒在了地上。
后面跟着的一些人又拿着菜刀拥上来了。“这是流氓装死！小点，你别管他，我们要打他了！”
“小混蛋”撑着坐了起来，正好面对着王南生，说了一句：“都叫你们红卫兵爷爷了，救救我，救救我！”说完，扑通又倒下了。
王南生看他身体还在动，喊道：“谁也不许打了！”他跑到路边的中国水利科学研究院的传达室，想借电话叫急救车，传达室的人死活称“电话不外借”，他只好拜托对方给公安局和海军总医院打电话。
这时，有人把他从传达室里拉了出来，让他赶紧走。他对呆若木鸡的小坛子说：“你还不赶紧走，这一刀出事了！你记住，什么都别说，赶紧走！”
人散后，江小路才赶来，在周围转了一圈。“心里觉得挺恐怖的，地上好多血。”
等曹都都回家放下表去找队伍时，路遇熟人，说架已经打完了，对方没几个人，根本不堪一击。中午时分，他去海军总医院看了看。门诊楼内乱糟糟的，门外一辆板车上还有血迹。他听说，人拉来时就已经死了。
“我们”要说的话
顽主周长利
无论是王朔还是谁来扮演，当小浑蛋唯一的一张照片出现，还是具有强大的力量去除夸张。妹妹周秀兰不知道该不该公布照片，“有人说哥哥行侠仗义，有人说地痞流氓，但起码这是真人真事”。周秀兰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周长利死了四十年，依然能从各种渠道听到有关他的消息，她的理解是，“哥哥从小就人缘好，嘴甜，他从没为家里的事打架，都是帮朋友打完架，回来再被父亲一顿揍”。周长利的朋友告诉笔者，周的水性很好，在颐和园还救过落水儿童，和一统北京江湖的老大形象很不一样。“电视剧里都把我哥哥描写成冷血动物了，胡说八道。”周长利的父亲传说中是蹬三轮的，其实是第三机床厂的锅炉工。家里六个孩子，周长利是大哥。“父亲特别严厉，家里也穷，哥哥带着两个小弟弟睡。到了一九六六年他上初中就停课了。那时工作都是等分配的。”
周秀兰一直以为，周长利就是红卫兵，但是“文革”初期的红卫兵主力大多由各机关大院的高干子弟组成。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的血统论下，青少年很快就有了明显的阶级分化。周长利的父亲因建国前开过铁匠铺，家里被归为资本家，一家八口住在德胜门城楼与西海之间的一个简易楼里，邻里关系非常好。今年七月这个楼已经拆除，楼前就是西海的北沿。如今，拆迁的地方被围成了工地，也挡住了二环路的喧嚣。西海的北沿被圈成了鱼塘，每天都有人在这里钓鱼，安静得像公园。沿西海不远有装修精美、价格不菲的四合院。周长利的朋友边作军回忆，楼前不远应该有台阶延伸到水里，因为他曾经把周长利的尸体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挪下去清洗。但现在台阶都已经不存在了，据钓鱼人讲，这里已经修了十几回，已经没有印象曾经有台阶了。周家弟弟在德胜门的烟摊也早在八十年代消失。
在周家弟妹们的记忆中，哥哥从小练武术，谁生病了都是哥哥背到医院，还买三分钱一包的米花糖给大家分。“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哥哥总说，他吃过了。”但在社会上，十六七岁的“新街口小浑蛋”已经颇有口碑。北京的顽主群体大多出自贫民，他们打群架，保护自己管辖领域的“佛爷”（小偷），并和红卫兵势不两立。周长利的弟弟周长生说，母亲还把哥哥买的食物踩在地上骂，“觉得来路不正”。尽管杀死周长利的王小点等老红卫兵至今还在强调，“小浑蛋”是小偷，他们是为民除害。但稍微一打听就有四十岁以上的老顽主说，“顽主是顽主，佛爷是佛爷，顽主怎么可能是佛爷？我们最看不起的就是佛爷，哪看见两眼冒贼光的，我们就上去‘洗’了。佛爷都得管顽主叫爷爷，得供着”。
和那个时代所有的年轻人追求一样，周长利只喜欢红卫兵的军装。“将校呢，塔帽，这些都是有钱也买不来的。只有高干子弟才能穿。”自认血统高贵的老红卫兵，在“破四旧”的行动中已经树立了权威。“我们砸烂公检法，惩治坏人，连交通都是红卫兵指挥。”老红卫兵王小点说。而顽主既没有渠道融入社会主流，又要在气势上和红卫兵一争高低，扒衣服、抢帽子，成为双方最理直气壮的打架导火索。“那些大院子弟的特征就是，打倒一个其他人全跑了。”周长利常常打了大院的红卫兵，抢了衣服，就拿出军官证和大家玩闹：“我爸爸是军官！哈哈哈哈！”
周长利的出名并非他自己打架凶猛。他的外号本来叫“周疤拉眼儿”，因为一次“拔份”，把另一帮顽主“大浑蛋”打倒了，得了外号。“领头人是不能动手的。”他身边的二号人物边作军说，“他只要说一句：‘我新街口小浑蛋’，报过了名，我们就往上冲。周长利能策划和组织人，有几次在公园里以少胜多的经历，名气就越叫越响。就是月坛一战把他捧出来了。那次我们三个人突围，来一个用苏式武装带打翻一个，七八十人没拦住。还有紫竹院，小浑蛋带着十个兄弟，碰上了八十多个红卫兵，都是骑锰钢自行车来的，一百八十块钱一辆，凭票买，那时就好比现在的宝马。红卫兵前面挂着钢丝锁，一边晃钢丝锁，一边说我们的武装带过时了。我们的人抡着棒子就上去，他们一打就跑，小浑蛋说：‘抢车！’我们骑了十一辆自行车风风光光回去了。”
顽主们的装束和红卫兵一模一样，走在路上很难分辨，互相经常要“盘盘道”。在中山公园，来自部委大院的红卫兵问周长利：“你哪部的？”周上去就打：“什么部的，装你丫的。”顽主则问：“你哪儿的？”要是答在某地域活动就要报几个人名，报对了就可以放过。“凭什么红卫兵就能乱打人？看电影就要坐前排？”一九六七年到一九六八年，北京的顽主帮派已经初具规模。“当时北京叫四角城，东城、西城、崇文、宣武，除此都是城外。”“南北城”的概念是泛指西单以南和西单以北。“贵宾楼对面的政协俱乐部是他们‘东纠’的指挥部。当时北京的江湖势力有东华门的小姚子、北京站的砖头会（就是用茶叶包包着砖头，打仗的时候用砖头做武器）、棒子队（报纸裹着擀面杖），东四的铁片儿、猎狗为首，达志桥的菜刀队。”小浑蛋并不是北京城最能呼风唤雨的老大。他所辖区域虽然仅限于新街口与德胜门之间的约两三平方公里的区域，但德胜门一带沿后海当时集中大片的平民百姓，而且又离政治中心中南海最近，交游广泛的小浑蛋是公认的顽主中最厉害的角色。
活着的二号人物：边作军
周长利死后，边作军带领北京四个地界的顽主集体发丧。边作军的眼睛很亮，说话深沉有力。这一两年因为在网上看到了关注自己的帖子，边作军买了电脑，先把要发的写在稿纸上，再用手写板回帖子，还在手边摆了本《新华字典》。“我就是个老初二水平，怕写错别字对不住大伙儿。”
边作军，亦称“边爷”
边作军和小浑蛋相识，是在营救自己姐姐、姐夫的时候。边作军的父亲是傅作义部队的军医官，起义后在“人大”和北京工业大学的医务室工作。“‘文革’刚一开始，我们家就被抄家了。学校里的红卫兵把同学打死了。”身为老小，看着父母、哥哥姐姐全都挨整，边作军开始联络朋友救家人。“我姐姐、姐夫是小学老师，红卫兵说他俩和老校长关系好，保皇派，就打他们，他们才是真正的流氓。”小浑蛋和边作军并不相熟，却在人员安排、部署方面显得非常熟练，“那时起我就明白了，如果我不先出手，就得被人打死”。
边作军摸过去用瓦刀照造反派脑袋上就是一下，救出了姐夫，也因此被拘留97天，“那是我第一次动刀子，以后就什么都不怕了”。他在裤腰上插两把三棱刮刀，“这个最常用，包上尖，好带”。刮刀有六七寸，最长一尺二，捅人的时候伤口不大，却很难痊愈，是最富时代特征的武器。
小浑蛋在红卫兵中名声很大，冲突多但是并没出过人命。后来有关死因的版本越来越多，“小浑蛋在‘老莫’吃饭，吃面包要抹酱豆腐，被红卫兵嘲笑了就打人”。“小浑蛋已经被红卫兵打得东躲西藏了。”“最后打死小浑蛋的是高干子弟王小点，但王小点没承认过。”边作军摇着头说，“谁都知道他，谁敢动？”边作军说自己永远忘不了1968年6月24日，“小浑蛋是因为我而死的。什么时候我也这么说”。
边作军说，6月24日，他和周长利等人带着吉他在动物园集合。“我们有8个人，一起在动物园门口的早点铺吃饭，我先吃完，一出来，就看见黄压压的一片，王小点带人来了。”边作军把嗓子压低用沙哑的声音学了一句：“他们在这哪！”然后扭头就跑，“我们要去玩，谁也没带家伙，我身上还有一条苏式武装带，周长利就穿着学生模样的白的确良长袖衫和蓝裤子，红卫兵骑着车子一路狂追，我实在跑不动了，跳上了一辆公共汽车，上面正好有两个解放军，我说，解放军叔叔，你们管不管，他们要打死我。解放军说，主席说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看你们这帮孩子，前面趴着！两个解放军一前一后，保护着我得以逃生”。
“后来的事我是听小秋子说的。”边作军说，周长利带着人跑到一个墙边，就站住了往上托人，宝蛋等三个人跳了过去，红卫兵又追过来，最后只剩下周长利和小秋子被团团围在了天文馆前的马路上。“小秋子几下子被打昏死过去，虽然事儿是我惹的，但是红卫兵们只知道小浑蛋的名字，报名字是他，寻仇也是他。”边作军说小秋子最后的描述是，“小浑蛋被围了以后，看见铁道部的小谭子也在红卫兵里，他说，谭子，小点他们打我，你管不管？说着就把一把芬兰匕首递给了小谭子，小谭子一下子就捅了过去。”芬兰匕首一侧刀刃长，一侧刀刃短，和杀猪刀相似，上面有血槽适合放血。“我们也不懂哪是要害，打架都和起哄似的，谁也不知道哪刀要命。”小秋子是佛爷，被打得残废了修鞋，前几年也死了。周长利的朋友回忆他当时身上一共被扎了26刀。边作军当时跑到了周长利的家，
“等啊等，结果消息来了，说人死了”。边作军说他于是和周长利的父亲借了个板车，还有邻居、朋友一起去领回了尸体。“我们给他洗，衣服就和筛子似的。大拇指没了，身上刮刀、平刀的伤口没法数，脑门一窟窿。”拖到河边洗，就在河边停尸。周家的弟弟妹妹们都记得，“那天晚上，河边上黑压压跪了好几百号人”。当时的一句话是，“边作军四角城搬兵”，边作军将所有的大顽主都通知到了，要一起去东郊火葬场给小浑蛋送葬，“我们人手一把菜刀，那帮红卫兵有很长时间都不敢上街。但其实我们也没真弄死人，传说我们把北京的菜刀买空了，这就夸张了”。
老红卫兵王小点
王小点真名王南生，是解放南京的时候在南京总统府出生，“谁是流氓啊？我们是维护社会正义”。周长利死后，王小点和主要参与者被关进学习班，100天至200天不等，后来纷纷从学习班参军。王小点去了东北。而顽主群体因为要报仇，使北京市一时草木皆兵。一个月里，平民与大院红卫兵的冲突频发，周长利的一位姓袁的朋友80年代初刑满释放，“军代表说，因为冲突的事实不清，只以流氓斗殴罪判我15年，如果有实事，就直接枪毙了”。“1966年，‘1226’会议后，最先起来的老红卫兵们已经被宣布为‘保皇派’。那时我们成立了‘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被‘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定性为反动组织。”在政治上已经没有地位的老红卫兵，大都来自部委大院，“我们也不服，大学生的‘三司’组织可以乱抓人，我们已无立足之地。怎么办？那就上社会”。
在顽主眼中趾高气扬的老红卫兵，其实也并不风光。“我们的父母都受到了打压。”王小点所在的翠微中学，与太平路、育英三所中学组织了“三校联防”。这些学校包括了军博宿舍、铁道部、空军、海军、总政等大院的孩子们，也是老红卫兵最厉害的组织。“大学生要来砸我们学校，三卡车人还没下来就被我们打回去了。东城有架打，我们三个学校一起出动。”王小点不使用边作军“顽主”的称呼。“小浑蛋这种人，对干部子弟不满，飞军帽，扒衣服，不过他镇着的时候，东城西城的流氓还是不敢露头。”
王小点对于起因的讲述也有自己的版本：“西单碰见时，他们要扒我们军装，当时我们人少他们人多，有人认识来劝开，没打起来。毛点往回跑，人家还拿棍子板砖围他，当时他们打了我，倒往回跑，只有小浑蛋站在马路上。我说：小浑蛋你记住，不出三天，我碎了你，不碎你不姓王。”王小点讲到这就说：“完了。第二天就死了。”回家后王小点打电话，“人都来了，我说咱要去打小浑蛋，谁也不许求情。一暴打一顿，二送公安局。”第二天的确来了200多人，“自行车从甘家口排到了二里沟，两站地全站满了人，后面还有源源不断的人马”。王小点至今都觉得自己后来被关了100多天很冤枉，他们一直自称“干部子弟”和惩办了坏分子。“干部子弟手里拿着钢丝锁、菜刀、三棱刮刀等。”人围上来后，没有人说得清楚谁扎了第一刀。后来，干部子弟也觉得事态严重了，就驮着小浑蛋向水科院方向走。有人问小浑蛋“服不服”，小浑蛋说，“不服，留一口气早晚扎死你”。然后，有人从后面捅了最后一刀，“扎在了后心，是致命伤”。
来源：明镜网
_(网文转载)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