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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 24, 2008, 11:07:47 AM11/2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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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新＋闻每日精华 祝朋友们春节好！ 祝大家平安！
目录 西方世界担忧：中国拥有航母将颠覆世界秩序(图) Go back to top
图为4月25日以后，拉萨三大寺（色拉寺、哲蚌寺、甘丹寺）675名僧人被火车押送到格尔木的某个军队监狱，强制接受“法制教育”达数月。这是监狱给拘押僧人发放的藏汉文对照的“学员行为规范”。 一位色拉寺僧人写给中国主席胡J锦T涛的一封信 苦难中，呼吁关注西藏的一份请求书——致胡J锦T涛主席及有关领导 尊敬的胡J锦T涛主席： 我是西藏传统教育最高学府之一、闻名于世的雪域古刹——色拉寺的一名普通的出家僧人。我想在此陈述我在西藏许多寺院所耳闻目睹的情况以及亲身经历。作为一位公民，我有权向政府诉说自己的看法，有权向关怀民众疾苦的阁下表达我们的心声。 我主要想说的是：“3•14”事件的发生，难道是我们的责任吗？ 自今年3月以来，以拉萨为主的大多数藏地掀起接二连三的抗议游行，包括抗议者在内的很多人由此陷入困境，经济损失严重，也有人员伤亡。在藏地发生如此大规模的抗议事件，民心如此不安的原因何在？中央政府简单地把一切责任推到达赖喇嘛头上，断定这次抗议事件“是由达赖集团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煽动，境内外‘藏独’分裂势力相互勾结制造的”，这实际上是强词夺理，许多汉族知识分子及海外有识之士都谴责了这一行径。即便有极少数“分裂分子”不顾全体藏人的利益闹事，可为什么在祖国大家庭中，享受“翻天覆地”变化的广大藏族人民，会自觉自愿地加入到旨在和平情愿的抗议游行当中呢？如果认为“3•14”事件是在达赖喇嘛的教唆下，由拉萨三大寺（色拉寺、哲蚌寺、甘丹寺）僧众发起，那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所经历的是：政府对藏人恐怖施威，逼迫僧人破除戒律，亵渎我们神圣的宗教。事实上，这次和平抗议游行是我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选择的抗争，是一种向往自由的呐喊！在各寺院长年累月修持佛法的长者，尤其是年轻僧众们，认为跟以往发生的抗议事件大同小异，其主要有如下原因： （一）、侮辱僧学，强行从寺院驱逐僧人。 身为出家僧人，研读佛理、实践佛教中的利他思想，是其一生刻苦追求的最终目标，也是藏传佛教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所传承下来的宝贵财富。回顾过去的历史，我们一如既往地认为传承西藏传统教育的重要基地是藏传佛教各寺院，其中包括位于拉萨地区的三大寺。人们跋山涉水，千里迢迢，到这些名刹古寺接受古老的智慧，教化求善的人性。可是，政府却罔顾求法者的虔诚信仰与求知欲望，非常武断地把僧侣人数统统限定在他们认为可以容易“管理”的数字之内；并且以种种借口，强行驱逐在寺院多年的僧人，责令他们不得在寺院继续求学，使得这些远道而来的僧人，只能在半途放弃学业，不得不返回各自原籍。类似这样的情况，在拉萨的三大寺，在康地的喇荣五明佛学院，在安多的阿坝格尔登等寺院，一直以来不断地反复上演着。政府派遣派出所警察和其他工作人员，不定期地对寺院所有僧舍进行突击检查，任意搜查僧人的行李，随意踩踏佛像、佛经以及其他佛教圣物，不尊重任何佛事供具以及僧人的袈裟法器等。 （二）、挑拨师徒关系，强迫与上师对峙。 在寺院中开展的诸多运动中， 最突出的是“爱国主义教育”运动。本来对于一个国家的公民和宗教信仰者来说，爱自己的祖国和信自己的宗教，是作为公民与信徒的基本准则。而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其主要内容是胁迫僧人批判和侮辱自己的上师——达赖喇嘛。公民的宗教信仰权得不到保障，政府不但毫不理会，而且有意强制僧人批判民众敬仰的宗教人士，玷污神圣的佛教思想，由此招来僧人对政府的不满。多数僧人因拒绝政府的无理要求，誓死捍卫自己的信仰，或被强行驱逐出寺院，或遭到拘押。这种恣意破坏宗教信仰，故意扰乱僧人正常修学的行为，在藏地寺院与信教民众中引起极大反感，造成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 政府批判达赖喇嘛，为何会激起藏地信教民众如此强烈的不满呢？这是因为达赖喇嘛在信教藏人心目中的地位是无法取代的。在藏传佛教的传统理念中，达赖喇嘛被认为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之化身，为拯救五浊横流的世人，尤其为保护在黑暗中挣扎的西藏人，他不断地乘愿转世，用佛的智慧和利他慈悲的爱心普度众生，为众生指明解脱痛苦的道路，所以达赖喇嘛在西藏人的心目中，是尊贵无上的如意之宝。在广大藏地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当你拥有如意之宝，你所面临的一切困难，将会迎刃而解。达赖喇嘛对我们西藏人来说，就是这样的如意之宝。可是，政府为什么要这么顽固地强迫我们与达赖喇嘛作对并强求我们与他划清界限呢？政府为什么竟如此蛮横地剥夺我们千年流传下来的宗教信仰自由呢？政府为什么竟如此阻碍我们传承祖先留下的伟大文明呢？我们百思不得其解。 （三）、三大寺的历史渊源。 作为藏传佛教和西藏传统文化中心的西藏寺院教育，至少经历了1400多年的历史。在漫长且曲折的岁月中，西藏的寺院弘扬并保存了人类文明中的奇珍异宝——佛教。公元14世纪，诞生于安多地区、后赴卫藏深造的佛教改革者——伟大的宗喀巴大师，在拉萨建立甘丹寺。在他的影响下，以佛教寺院为中心，理论结合实践即显密双修的修学风气，传遍整个藏地。宗喀巴大师将佛教的价值理念，融合于世人的日常思想行为之中，让人们了解到，如何去敬重为自己传教授业的恩师，推崇智慧与真理的普世价值；更让人们敬仰的是，他以佛陀的语录和古印度先哲所著的经典为根据，并以自己的无碍辩才与智慧，开创了藏传佛教格鲁派先河。在宗喀巴大师及其弟子的努力下，旨在传播西藏传统宗教文化的三大寺院，在拉萨附近相继建立起来。 这些寺院的建立，对藏传佛教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贡献，其影响力辐射到蒙古、满洲等藏地以外的很多地区。曾在拉萨哲蚌寺求学的安多僧人阿旺尊珠在安多创建名闻遐迩的拉卜楞寺（位于现甘肃省夏河县境内）；同样，曾在哲蚌寺求学的格尔登仁波切，在今天的四川省阿坝县境内建立格尔登寺；曾在甘丹寺求学的第一世夏•格丹嘉措，在今天的青海省同仁县境内建立隆务大寺。总之，在藏人聚居的安多、卫藏、康这三大区域中的格鲁派所有名寺，以及所有的德高圣僧和贤明智者，几乎都与拉萨三大寺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而在三大寺的求法者当中，除了信奉格鲁派的僧众之外，还有萨迦派、噶举派、宁玛派、觉囊派以及古老的雍仲苯波教的信徒。 （四）、要实行名副其实的宗教自由政策。 然而，政府罔顾藏传佛教的悠久传统，忽略广大信徒的精神追求，严格控制寺院僧人，对一心求法学佛的僧人尤加管制，强行驱逐外来的学经僧人，这都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名存实亡的有力证据。 在“3•14”事件期间，全副武装的军队密不透风地包围拉萨三大寺，并且破门进屋，大肆查抄僧人们的私人物件，搜走达赖喇嘛的所有法像，拿走僧人们使用的移动电话和电脑，甚至连现钞也统统被没收。据悉在其他藏地，军警们还把达赖喇嘛法像扔在地上踩踏，或与垃圾一起烧毁。更令人发指的是，无端制造谣言，说有些僧人身藏菜刀作为武器，而制造谣言的目的，是为了诬陷僧人是“恐怖分子”，然后作为严厉打击的借口。 拉萨三大寺的多数僧人都被抓捕、殴打并被拘押长达五、六个月，有些僧人甚至连靴子、袈裟都来不及穿上，就被扣上手铐带走。在被非法拘押期间，许多僧人并没指责政府，也没有为自己鸣冤叫屈，而是通过正当途径，请求相关领导，释放他们返回原先的寺院继续闻思修佛法。可是，一次次的请愿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应验了藏人的谚语：“藏人毁于希望，汉人毁于多疑”。在被拘押五、六个月后，才被押送到各地派出所，由其“认领”，强迫僧人们返回原籍俗家，并被严厉警告从此不准返回原先求学的寺院。许多僧人在历经不幸之后，成为无家无寺的颠沛流离者。目前，这些无依无靠的僧人，在巨大的胁迫和痛苦中，正荒度着人生最艰难的生涯。 （五）、不能非法破坏和毁灭藏传佛教。 当今是知识信息发达的时代，政府本可以为在寺院求学的僧人提供佛学以及现代知识的教育，而不是让他们从时空上受到封闭式的管制，然而，政府制定的政策却限制了寺院的发展，如： 1、计划生育政策给地广物博且资源丰富但人烟稀少的西藏，带来的不但是人口上的危机，更限制了寺院僧团的数量。 2、政府制定的未满18岁不许出家为僧的法规，也限制了僧团的数量，更影响了僧团的质量。 3、对规模宏大且有良好学习环境的大寺院，政府严加控制僧人的入学率，这给有强烈求知欲的僧人无异当头一棒，失去千载难逢的修学良机。 而政府把宗教信仰自由，仅仅理解为信徒可以手持念珠在转经路上磕头，或者善男信女可以在山顶水畔挂经幡、撒“隆达”等，甚至把这些表面现象解释成中国正在执行真正的宗教自由政策（见政府制作的《从历史上看西藏》影片中）；把这些表面现象当作宗教信仰自由的证明到处宣传，这其实对国家、民族和宗教事业的发展毫无益处。 僧人在年纪幼小时被拒绝进入寺院接受正统佛学的基础教育，到成年后，即便允许入寺学习，学习的最佳年龄已逝去，所以很多僧人虽在18岁之后被允许入寺，苦学多年，但在佛教学业上的长进并不大，其结果是，佛教事业的未来之路越来越窄，传承佛教慧命已危在旦夕。而政府经常对外宣称，拨款维修了某某寺院的佛殿，举办了“拉让巴格西”学位的考试等等，而可以考取格西的资格，竟然首要是“政治过关”，并不是佛学有成。因此，实际上，这些都是非常表面化的与真正的佛教修学全然无关的“面子工程”。 与“文革”前的三大寺比较，僧人数量实则骤减十倍。如色拉寺在“文革”前有9900名僧人，现在只剩850多人；哲蚌寺以前有10000名僧人，现在只剩1400人；甘丹寺从前有5400名僧人，现在只剩400人。至于目前，三大寺因为许多学经僧遭到驱逐，剩下的僧人更少。按政府的统计，现在西藏自治区僧尼人数为74500名，举行宗教活动的场所有1700余座，可是，真正有机会修习佛法、学习佛教理论的僧人，其实只占所有僧人的百分之十。若不懂得佛法及佛教理论，怎能继承和弘扬藏传佛教呢？而不尊重宗教信仰权益的社会，又如何能够把“和谐社会”的理念普及到雪域高原呢？ （六）、藏传佛教寺院不是文物保护单位或旅游观光胜地。 政府投资大量资金修缮寺院，确是一件鼓舞人心的好事，但是政府更需要加强寺院教育事业的力度，让传统悠久的佛教文化发扬广大，惟其如此，才能真正展示党的宗教自由政策之光芒，得到广大藏族人民的衷心拥戴。然而，如果将藏传佛教寺院，仅仅当成一个文物保护单位，这就过分简化了佛教寺院作为文化中心的功能。若是这样，现存的所有寺院没有继续存在下去的必要，因为违背了当初创建寺院的目的和需要。 每一座寺院创建的目的，在于传播佛教文化的精髓。西藏佛教寺院的形成，是藏族先哲们融会贯通佛陀智慧的奥义，以及通达古印度哲人们的思辨之后，结合藏地独特的历史环境和人文景观，逐渐在雪域高原形成了传播大乘佛教“智慧与慈悲”理念的寺院体系。传播奥妙深意的佛教原理，通过对佛法的闻思修，为芸芸众生指明离苦得乐的根本。当然，转绕佛塔，磕头礼拜，进香供养，朝礼圣地，挂经幡，瞻仰大德遗容，以及修建寺院、雕凿佛像和绘画唐卡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能够消除我们的业障，积累一些世俗的功德，但是佛教的慧命必须通过经院哲学的系统教育，必须通过切切实实的闻思修，才能最后证悟佛法。因此，如果把佛教寺院当作文物保护单位或旅游观光胜地，那么寺院的作用就消失了，还不如由政府投资修建一些陈列文物的博物馆更合适。 （七）、歪曲真相和分裂民族的罪魁祸首不是我们。 在关于“3•14”事件的宣传中，常常可以看到几个身披袈裟的“僧人”在拉萨街头“打砸抢烧”的镜头。这些精心拍摄的镜头，在国内外的新闻媒体中反复播出，给世人制造西藏僧人在拉萨街头“打砸抢烧”的效果，留下了抹之不去的遗憾和阴影。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3月10日至12日，拉萨三大寺的僧众以和平方式请愿游行，遭到全副武装的军警围攻。这也是我的亲身经历，我们手无寸铁，却被军警发射催泪弹，并用武器野蛮殴打，而这些可怕的镜头，从未在新闻媒体中出现过。反而，我们为消除催泪弹的毒气，往自己身上浇水，被诬陷成僧人向军人身上泼水。媒体还伪造个别僧人手里拿着石头的照片，作为西藏僧人暴乱的证据大肆传播。这种不顾事实的歪曲报道，说明政府部门的有些官员，习惯弄虚作假，这是他们心胸狭窄、推卸责任的表现，实在让人恶心。 我们希望并相信历史能够澄清所有的事实。现在，听说在中国内地很多城市里，看到身穿袈裟或藏服的人，会报以异样的目光，甚至很多宾馆饭店拒绝给投宿藏人登记。那些利用媒体的传播来歪曲事实、肆意破坏民族感情的人，虽然平常总是巧舌如簧地宣传“民族团结、祖国统一”，但在民心不稳的紧要关头，却故意挑拨民族之间的矛盾，他们如此所为，居心何在？ （八）、人民期盼的不是政府的口头承诺，而是实际行动。 目前，中国政府对各个宗教提出新的要求，即宗教必须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这个观点很好，有助于社会的和平发展。但是任何一种理论及观点，一旦脱离了社会实际，不能直接服务民众的时候，其意义便化为乌有。宗教也是从社会发展中产生，从历史进程中演变过来的，所以，宗教事业随着社会同步发展是其本身长盛不衰的保证，归根到底与人民的利益息息相关。然而如果不培育德行崇高的佛教人士，如果不给予名副其实的宗教自由，却空口高喊“宗教要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根本解决不了实际中存在的许多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央政府及相关领导的明智决策。为此，我们在令人寒心的旷野中，急切盼望中央政府实事求是的政策的光辉，普照到我们生活的土地上。 最后，我祈祷：祝愿国泰民安！祝愿各族人民团结友好！祝愿自由的阳光照耀中华大地！ 扎西德勒！ 色拉寺僧人 更敦巴（化名） 2008年10月7日，于被逐出色拉寺的颠沛流离中写。 （注：信的原件是藏文，见藏文网站Khabdha。信已译成英文，见http://www.highpeakspureearth.com/2008/10/sera-monks-petition-to-hu-jintao.html。中文译者佚名。） (博××讯记者：蔡楚) 湖北省随州市全城出租车罢工停驶 Go back to top 民生观察获悉，从今天早上开始，湖北省随州市所有的出租车司机大罢工，市内已看不到出租车营运。随州市是新兴的地级市，全城共有出租车五、六百辆。今天随州市全城的出租车司机将车都停在家中，部分出租车司机在随州市火车站附近聚集，还有部分出租车司机前往市政府请愿。 据悉，随州出租车司机们的这次罢工行动，主要是针对随州市政府本月15日出台的一纸公告，该公告说随州市城区出租汽车经营权首轮有偿出让于2008年11月15日起开始实施，至12月31日结束。该公告写道，随州市城区出让的出租车数量为550辆，出让的价格为每年每车4000元，出让年限为4年。凡2008年12月31日未交钱购买出租车经营权的，从2009年1月1日起不得上路经营，其出租汽车专用牌由市公安局车管所收回，更换民用车牌。 (博××讯 b-o-x-u-n.com) 有随州出租车司机向� 颐欠从常嬷菀郧按用皇粘鲎馄稻ń穑ǖ缆烦鋈媒穑乙严挛牟坏迷偈杖〉缆烦鋈媒穑衷谒嬷菔姓质杖「梅延茫愦蟪鲎獬邓净翟谀岩越邮铡Ｉ现芪澹嬷菔形濉⒘鲎獬邓净退嬷菔锌驮斯芾泶ο喙厝嗽苯刑概校概形慈〉萌魏纬晒Ｗ蛱欤裣こ鲎獬邓净且写蟀展ぃ嬷菔锌驮斯芾泶ν惨恍┧净担�挪怀龀担鸵涑鲎馄底ㄓ门剖栈兀∠俗矢瘛�BR> 昨天有司机还向我们表示，他们辛苦跑一天，一天大约只有一百多元的收入，除去上交管理费等多项费用，收入本已微薄，车子每年还不断折损，如果每年再交4000元的出租汽车经营权金，更是雪上加霜。 民生观察在2006年曾报道过随州出租车司机们的罢工活动（http://www.msguancha.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17），我们知道经营出租车的许多是下岗工人，他们失去了原有的工作，靠跑出租车维持一家生计，现在在全国出租车行业罢工不断，政府不得不减免相关费用的情况下，我们呼吁随州市政府在出台相关政策时，应多考虑如何保障底层民众的基本生存权� �BR> !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08、11、24 (博××讯记者：蔡楚) (Modified on 2008/11/24) 张清扬：藏人坚持“中间路线”，北京态度日趋硬化(图) Go back to top 全球藏人特别大会 [日期：2008-11-24] 来源：参与 作者：张清扬 [字体：大 中 小] 北京消息：在印度西北山城达阑萨拉召开的全球藏人特别大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500名藏人结束了5天的分组讨论，没有找到替代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谋求西藏自治“中间路线”的新思路，惟有寄希望于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北京软化对藏政策。 消息人士透露，该次会议上流亡藏人的少壮派与老一辈藏人在是否继续“中间路线”发生重大分歧，并展开激烈争辩。年轻藏人� 粲跫そ拐慌懦拔鞑囟懒ⅰ钡难∠睢� 相当一部分藏人认为，贯彻中间路线至今已经30年，至今毫无进展，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应该成立特别小组进行彻底检讨。少数青年藏人则坚持“中间路线”已经失败，现在应该调整路线，走西藏独立的道路。 据报道，各小组汇报的报告，将由西藏流亡议会整理出一个总结，再呈送达赖喇嘛定夺，作为流亡政府今后在西藏问题上的重要参考。 北京的新华社也发表《达赖集团〈备忘录〉之我见》的文章，对达赖喇嘛稍早提出的《备忘录》发动猛烈攻击，宣称达赖的目的就是要追求西藏独立。 文章指责说，达赖方面仍然在“大藏区”、“高度自治”问题上兜圈子，始终没有真正放弃分裂祖国的立场，这是达赖喇嘛与中央接触商谈这么多年始终没有实质性进展的根本原因。 (博××讯记者：蔡楚) (Modified on 2008/11/24) 张清扬：中央政策“明顶暗抗”，汪洋意欲“腾笼换鸟” Go back to top [日期：2008-11-24] 来源：参与 作者：张清扬 [字体：大 中 小] (博××讯 b-o-x-u-n.com) 广东消息：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广东省委书记汪洋20日出席广东省特区工作会议时再次强调“双转移（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要坚决，腾笼换鸟要坚决”，并借用诗人但丁的名言“走自己的路，让人们去说吧”为“广东不救落后生产力”的言论辩护。 汪洋说：“广东改革开放三十年，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议论去吧。现在仍然是这样，走我们自己的路，科学发展的路，让别人议论去吧。不管别人怎么说，双转移要坚决，腾笼换鸟要坚决。千万不要因为要保增长，不管什么都继续上。” 舆论发现，汪洋本月12日刚� 辗⒈淼贡盏闹行∑笠凳恰奥浜笊Γ皇谐∷蕴保拢郊遥奖α⒓茨舷轮槿强疾欤魅芬蠹哟蠖灾行∑笠档闹С侄取Ｍ粞蟮摹八啤本褪且鹄投芗推笠担拢郊遥奖型５髡畹凸ぷ时曜迹稣辛νΨ闹埔乱担５氖抢投芗推笠怠�BR> 汪洋最近屡屡放言，如果没有当前严峻的经济形势，广东要实现转型升级的难度会更大，时间会更长，因此这场经济危机对广东来说，机遇大于挑战。汪洋治下的广东，也仍然在不断否定出现企业倒闭潮，为广东“腾笼换鸟”沦为“鸟去笼空”辩护。 海外评论家认为，这背后牵涉中央和地方的博弈，作为政治局新星，汪洋想的搞出政绩，超越新加坡，在中－共十八大逐鹿中南海，因此矢言借金融海啸搞“双转移”；而作为一国总理的温＝家＝宝担忧的是如果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企业倒闭，势必掀起失业潮，引发社会动乱，冲击社会稳定。 舆论普遍认为，广东与中央在应对企业倒闭潮中唱的两种调子，为沿海企业能否安然度过金融海啸增加了更多不确定因素。 (博××讯记者：蔡楚) (Modified on 2008/11/24) 奥运会掌声造假：在中国，还有什么不能造假 Go back to top 昨日观中央电视台一档节目，原来是鸟巢管理中心、志愿者服务中心的几位头头们，在为自己在北京奥运会期间的表现评功摆好。因为刘翔一句；中国的观众还不懂得如何欣赏田径比赛。引起头头们的注意，如何教育引导观众欣赏比赛，让国外参赛运动员满意，体会到中国观众的满腔热情，成了一大课题。 头头们的小聪明实在让人惊叹！首先是由专职培训员培训成百上千个志愿者；针对各项田径比赛的特点，掌声节奏要如何变化、何时要保持沉默，以便运动员稳定情绪。何时鼓掌、如何鼓掌，何时呐喊、如何大声呐喊，何时组织此起彼伏的人浪、如何使阵阵人浪起伏有序，不致于乱套。 (博××讯 b-o-x-u-n.com) 正式比赛时，这些志愿者混杂在预先划定好的观众方阵内。总指挥则在指挥室内头带耳机话筒，眼观四方、耳听八方，通过话筒对各方阵的志愿者实施指挥，各方阵的志愿者再根据命令指挥所在方阵的观众。 而这些浑然不知的观众们自个儿化了高价买了门票，还在各级导演的指挥下做了一回临时演员。成了中国欢迎你们，北京欢迎你们的具体参于者。几万人的掌声、呐喊声、此起彼伏的人浪，能造假到如此逼真的程度。 在中国，还有什么不能造假！ [博××讯来稿] 党中央“必杀令”四川成废纸，文登来腐败惹灾区民怨沸腾 Go back to top 关于成都市市长助理兼金牛区委书记文登来贿选和“带病”提拔的紧急举报 (博××讯 b-o-x-u-n.com) 近日，中－共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联合印发的《关于深入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风进一步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的意见》强调，要进一步严明用人纪律。对行贿买官、受贿卖官的，按照组织程序，一律先予免职，再依据党纪政纪和有关法律法规追究责任。此乃大快人心之举，表达了中央政府从严治官、坚决惩办腐败的决心，更给全党和群众以信心和期待。 但是党中央如此明确和坚决的决定，在四川省成都市却被公然抵制，得不到贯彻执行。 11月17日四川省委组织部发出公示:文登来拟任中－共成都市委常委。此前，文登来为成都市市长助理兼成都市金牛区委书记。文登来长期利用职权贪污受贿，工作作风独断专横，生活作风腐化堕落，独霸三辆豪华军车、警车和公车，严重违法违纪，仅短短5年就将一个经几代金牛人共同开创的全省"第一区"搞成今年仅仅五城区综合目标考核第四名，留下一个还欠下10多亿债的烂摊子,明年全区将面临发不起工资的困难。就是这样的一个腐败官员，凭民意是不可能进常委的，为此，文登来上窜下跳，一方面请客送礼，贿选买官；一方面对反对和举报其腐败行为的干部群众打击压制，甚至威胁恐吓，性质极为恶劣。为此，我们特以实名向党中央紧急举报对有贿选行为的文登来“带病”提拔的重大政治问题，具体事实如下： 一、 文登来进行贿选的事实 成都市金牛区区委书记文登来，在涉及文本人的政治利益时，完全可以不择手段，甚至公开拉选票。在2008年 6 月，成都市在全市党政机关进行市委领导班子人选的推荐工作，就在推荐市级领导班子人选工作正式开展的前三天，文登来突然以个人名义把曾经在金牛区工作过的成都市19个正局级以上干部（17个有推荐投票权），请到位于金牛区最高档的国际会展中心（五星级宾馆）成华厅，花几万元宴请。文一向狂妄自大，专横跋扈,五年来,从没有请过这些同志,而突然以个人名义如此高规格的宴请，大家为此都感到一头雾水，直到两天后,市里布置推荐市级领导的人选时,大家才恍然大悟,对文拉选票的行为嗤之以鼻。(大家说最近几年文3次被成都市推荐为市级领导班子人选,但都过不了民×主测评关,所以这次文是要下重金的.)对于这一贿选问题及其他问题，我们曾多次向市委反映过，市委组织部和市纪委也认定有上述问题，但仍然要提拔这样的贿选干部，这与中央刚刚下发的规定完全背离，让我们很难理解。 二、 对反对和举报的干部打击压制，甚至威胁恐吓。 关于文登来违法乱纪的问题，五年来，干部群众不断向省和市有关部门有过各种反映和举报，但不知是何原因都是石沉大海，没有消息，而文却公然在一些公开场合说：“金牛区的瓜娃子和坏人多，还想告老子，能量小了点”，干部群众既对之愤恨，又对之无奈。近日，文登来更加肆无忌惮，竟然骇人听闻地对向组织举报其腐败行为的成都市级领导干部和其他干部进行电话恐吓和人身跟踪，不仅公然践踏党的原则和国家法律，而且已经对这些领导同志构成人身攻击和威胁。公开散布其掌握区委领导班子成员的行踪。文登来在公开场合对周围干部散布，“某某人在某月去过三次市里某领导处，干什么去的我清楚”，一个区委书记竟然对领导班子成员搞人身跟踪，并以此对其他干部进行威胁，这跟黑社会有何区别？ 对文登来的腐败问题，特别是其地震后的严重违法乱纪问题，是通过正常的党内组织程序具名举报的，可是举报的内容和举报人却能够在第一时间就被当事人文登来得知，致使部分举报人受到威胁和跟踪，这实在让人震惊和愤怒。 三、文登来“带病”提拔的严重问题。 1、文登来在汶川大地震和抢险救灾的重大历史时刻，玩忽职守，消极抵触，麻木不仁，甚至为推脱责任而徇私枉法。主要问题有对省委、省政府的抗震救灾安置部署阳奉阴违，说三道四；对市委、市政府的安置决定消极抵触，变相推托；对灾区难民冷漠无情，推来搡去，震后不到二十天，数百灾民被文登来动用警力推来搡去，转移了三次，造成群众亲人联系中断，情绪波动，秩序混乱，先后有2人自杀后被抢救回来，性质恶劣，影响极坏。 2、对重大责任事故中的死难、伤残同胞麻木不仁，工作严重失职渎职，如对发生在金牛区天回镇大湾五组区域严重的非法建筑房屋倒塌事件，30几个位外来人员遇难的重大灾难事故掩盖推脱责任，甚至徇私枉法，强令释放犯罪嫌疑人。 3、大肆挥霍公款，生活腐化堕落，性质恶劣，影响极坏。文登来在区委一人独霸三辆豪华公车，并长期违规使用军用车牌、警用牌照。金牛区的一品天下饮食街是由文登来一手打造的城改工程。文长期在此地的高档酒楼挥霍公款大吃大喝，其中的“文杏大酒楼”更成了文的定点酒楼，他经常以区委的名义独自在此大宴宾客，这在金牛区委已成惯例。在文的带动下，区委、区政府的多个部门都定点到“一品天下”来公款吃喝，每年挥霍的公款达数千万元，（以上均有帐可查）。另外，文的生活有两个爱好：“一是女人、二是酒”，文除了与区上个别女局级领导的关系群众反映很大外，还长期与区外三名女性保持不正常关系。 4、打着改革发展的旗号，官商勾结，违法违规承揽工程项目，赚取不义之财。文调到金牛区任区委书记后，便以新农村建设和统筹城乡发展为旗号，将房地产和城市建设纳入他的主管之下，并将一些关系企业调入金牛区承揽工程。并用这种改革的名义，吞并农民的土地，暴力拆迁居民的房屋，腾出大量土地搞房地产开发，建设了大量商品房和中央明令禁止的别墅，谋取暴利。 5、工作上独断专横，不讲政策，不讲大局，任人唯亲。文登来任金牛区委书记后，在重大事项的研究落实上，经常是独断专横，不仅不尊重班子其它成员的意见，甚至连基本的人格都不尊重。如在调整班子、提拔任免干部中，任免纪检监察干部，事先不征求区纪委书记和区纪委的意见；任免政法系统干部，区政法委事先不知道；任用党外干部，不征求区统战部的意见。涉及文本人的政治利益时，文则可以不择手段，甚至公开拉选票。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于今年6月分别向省委和市委实名举报。日前,成都市委的组织及纪检部门领导刚刚向我们做过查询并且表示：1,充分肯定了我们为了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向组织及纪检部门实名举报2上述举报的基本事实是存在的,但在具体细节程度和性质上还需要进一步调查确认统一认识。我们认为,文登来仅在贿选和抗震救灾中的失职渎职行为,已经严重违反了中纪委、中组部联合印发的《关于深入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风进一步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的意见》中的有关规定，按照党中央要进一步严明用人纪律。对行贿买官、受贿卖官的，按照组织程序，一律先予免职，再依据党纪政纪和有关法律法规追究责任的规定,对跑官要官的，不仅不能提拔，而且要严肃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要给予组织处理或纪律处分。但是11月17日省委组织部发出公示:文登来拟任中－共成都市委常委。我们不仅对继续提拔重用文登来表示强烈反对,而且强烈要求对文登来进行审查,以正党风,以平民愤.在此，我们以党性庄严地向党保证，我们所举报的文登来的问题，是真实可靠并且承担法律责任，希望上级党组织予以彻查。特别是近日，文登来更加肆无忌惮，竟然骇人听闻地对向组织举报其腐败行� 某啥际屑读斓几刹亢推渌刹拷械缁翱窒藕腿松砀伲唤龉患さ车脑蚝凸曳桑乙丫哉庑┩镜娜松戆踩钩裳现赝病Ｎ耍颐窃俅谓艏鼻肭蟮匙橹⒓炊晕牡抢床扇〈胧┝傅鞑椤�BR> 现在，中央屡出重手，由中纪委、中组部联合印发《关于深入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风进一步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的意见》，强调要进一步严明用人纪律。对行贿买官、受贿卖官的，按照组织程序，一律先予免职，再依据党纪政纪和有关法律法规追究责任。对跑官要官的，不仅不能提拔，而且严肃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给予组织处理或纪律处分。但从近些年来全国各地被披露的买官卖官案件看，这道“必杀令”真要发挥作用，还是有相当大的阻力，特别是在地方党委。 回想近日，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在干部监督工作联席会议上明确提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民”。他说“用人上不正之风具有很强的顽固性，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风，必须有更强的战斗力。我们要坚持从严治党、从严管理的方针，紧紧依靠广大群众，从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入手，采取有力措施，集中解决选人用人上的突出问题。要坚决纠正有的地方和单位查处不力、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偏向，以实际行动取信于民。” 用什么样的人，不用什么样的人，关系事业成败、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李部长说的党的干部要敬畏历史，敬畏人民，敬畏人生，强调指出，“要重用那些政治坚定，有开拓创新精神，工作有实绩，清正廉洁，群众公认的优秀干部，不用那些以权谋私、为己干事、干部群众信不过的人，不用那些不负责任、拉私人关系、投机钻营的人，不用那些不讲原则、不分是非的“老好人”，不用那些不干实事、无所作为混日子的人。”李源潮同志的讲话，震聋发聩、掷地有声，令人鼓舞。让那些清正廉洁、真心为民、得到群众公认并有突出政绩的干部吃了“定心丸”，而彻底绝了那些想“买官卖官、跑官要官”者的念想，也向那些混天度日的“撞钟和尚”、丧失原则立场的! “老好人”干部们敲响了一记警钟。尽管困难重重，但我们信念如一，相信和期望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一定会纠偏去腐，把我们党建设成坚不可催的执政党。 点击下载：rm 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526849563_0_1.html [博××讯来稿] 朱廓亮：央视警告中国已到快解体的“互辱对骂社会” Go back to top [日期：2008-11-24] 来源：参与 作者：朱廓亮 [字体：大 中 小] (博××讯 b-o-x-u-n.com) 正当大陆许多媒体披露联合国指中国为“酷刑国”时，昨天（2008年11月23日）央视《百家讲坛》对此作出暗暗呼应——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在讲解“从杨朱到老庄”时，警告今日中国已到快解体的“互辱对骂社会”。 易中天借用道家老庄学说，以好社会与坏社会的四个阶段对现实进行了尖锐讽刺： “太上不知有之”，一个国家的百姓不知管理者是谁，是最好的社会——若其最高统治者（总书记）天天霸占媒体头条误导百姓，这就决不是好社会； 其次是“亲而誉之”——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互相赞赏的社会，可称和谐社会； 第三种是“畏之社会”——上下互相害怕，统治者害怕百姓造反，百姓害怕统治者镇压，这是社会动乱之始； 第四种是“侮之社会”，统治者和百姓互骂。社会一旦到了上下互相对骂的时候，这社会就差不多要完蛋了！天下大乱就因为有人要治天下。 许多观众听完易中天这一解读，一下子明白了：今日中国大陆已经由前几年官民互畏的“畏之社会”，进入到了民骂官为贪官污吏，官诬民是“黑恶势力”的“互辱对骂社会”。而官方面对如此乱象之世竟然颂为“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实为弥天大谎。 此节目因有“学术传播”之保护色彩，现仍在网上热传。 2008年11月24日 (博××讯记者：蔡楚) 中国钢铁过剩1亿吨，不锈钢巨头老板负债7亿自杀 (图) Go back to top 来源：香港文汇报 海啸冲击下，全球需求大幅放缓，导致如钢铁、焦炭、煤炭、电解铝和航空等众多正处于产能释放高峰期的行业产能过剩。招商证券首席钢铁分析师张士宝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仅钢铁一个行业，目前的产能就已过剩了1亿吨。许多生产商不得不大幅减价，其中许多规模不大的企业出现亏损。 江苏兴利来特钢有限公司董事长包存林的死因，目前存在两种版本：自杀身亡，因病去世。当地政府和市民大多认为，是企业资金链断裂让包存林走上了“不归路”。据当地企业的知情人士透露，包存林欠了近7亿的债务，政府作价了他全部的资产还欠4个多亿，他压力太大了。（资料图片） 张士宝说，由于06至07年全球经济尤其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国内各钢铁公司均大幅从银行贷款扩充产能满足市场需求，目前全国钢铁产量达到6.2亿吨，预计其中1亿过剩。 金融海啸爆发后，钢材价格一路下滑。到10月时，价格已比6月触顶时下跌了40%。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统计，全国大中型钢铁公司普遍亏损，一般负债率在58%－59%，而最近裁员一半的日照钢铁负债率则达80%。预计明年钢价仍会持续下跌。 不久前，江苏不锈钢巨头包存林自杀身亡，其原因正是国内不锈钢市场因产能集中释放而需求大减，各厂商纷纷杀跌报价，导致不锈钢重要原料镍板价格从去年每吨40多万元跌至目前每吨9万元左右，下滑逾77%，巨额亏损和无法还贷，让包存林寻了短见。 价格同样大幅下挫的还有焦炭，较前期高点几近腰斩。 _(网文转载) 达赖喇嘛否认退休，声称“奋斗到死” Go back to top 来源：中央社 对于有藏人祈愿“流亡精神领袖”达赖不要再提及“退休”或“半退休”的言论，达赖喇嘛在印度西北山城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向媒体表示，他不会退休，并且会“为西藏大业奋斗到死”。 (博××讯 b-o-x-u-n.com) 达赖喇嘛澄清有关他可能即将退休的传闻说，“毫无退休的打算，为西藏大业奋斗到死，是我的道义责任”。他在记者会上宣布：“我的血肉属于所有藏人所有，我会持续西藏大业。” 达赖喇嘛的谈话，显然也在公开回应藏人全球代表大会昨天在达兰萨拉闭幕时宣读的决议文。在为期6天的分组会议中，500多名来自世界14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热烈讨论了今后解决西藏问题的方针。 在闭幕典礼中，大会主席西藏流亡议会议长噶玛曲培（Karma Cheophel）宣读大会决议文说，达赖喇嘛是西藏人民的真正代表，希望达赖喇嘛不要再提及“退休”或“半退休”的言论，继续担任西藏“政教领袖”。 _(网文转载) 巨型“流星”坠落加拿大西部 有如巨型礼花（视频）(图) Go back to top 加拿大西部阿尔伯塔省和萨斯喀彻温省的居民近日有幸目睹了一颗“超级流星”划破夜空，坠入大气层，并且照亮了茫茫大地的壮观场面。目前，研究人员正在积极寻找这颗“几十年来最大最明亮的超级流星”落在地面上形成的各种残骸。 从现场拍摄的视频画面上看，一个巨大的火球从天而降，而且速度越来越快，亮度越来越高，最后在接近地平线的时候突然失去了踪迹。据悉，现场附近的加拿大警方巡逻车，以及一些大学的天文台，都拍下了流星划过夜空的精彩视频。 更有众多“好事者”向警方与当地研究机构报告自己的“重大发现。” 图片：流星坠落的精彩场面 目击者称，这颗大个头流星最初看上去像是一团焰火，但很快就从绿色和蓝色变成明亮的红色，最终在5秒后从人们视线中消失。天文学家估计，这颗流星可能在接近地面时裂成数块，其“着陆”地点位于萨斯喀彻温和阿尔伯塔省交界地带的马克林市附近。从视频效果看，其亮度相当于数百万瓦特的电灯泡。 统计数字显示，加拿大西部的阿尔伯塔省属于该国“陨石数量最多的地区”，为人类研究太阳系的历史提供了许多重要资料。这颗流星所发出的强光证明其个头很大（估计有一张桌子大小），可是在经过了如此猛烈的燃烧后，还有多少残骸能落在地面上等待人们去研究。 天文学家通过视频推算，这颗流星“腰围数米”，体重也可达数吨。不过，一位观看过视频的观众表示，这东西会不会是国际空间站上那位女宇航员“不慎放飞”的太空工具箱？ 在本月18日的太空行走进行了两个多小后，宇航员斯特凡尼斯海宁－皮珀手中一个工具包内的润滑剂注射枪意外爆炸。当她擦拭喷到手套上的润滑剂时，整个工具包一下子从手中滑脱，“溜”向了茫茫太空。这是迄今太空行走宇航员“丢”的最大一个家伙。 当时，地面控制中心初步评估后认为，无法断定这个在太空中游荡工具包，会不会对空间站以及航天飞机造成威胁。 _(网文转载) 惊爆空前海归潮 中领馆批文件签到手麻 Go back to top 来源：世界日报 金融风暴愈演愈烈，北美华人同受冲击。眼看美国持续衰退，相较中国稳定成长，海归潮爆空前纪录。 (博××讯 b-o-x-u-n.com) 21日晚间在哥伦比亚大学举办的「留学、创业、海归」论坛，高朋满座。主办人之一朱红文表示：「消息公布才3天，就有超过400人报名，而会场只能容下350人，我们只好破例收400人，这是往年举办论坛从没遇到的事。」 当日与会的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教育参赞岑建君更对本报表示：「最近我批海归回国文件签到手都麻了！一天8个小时一直签，我正在思考更有效率的做法。」因为不论工作人士或留学生要返乡，若要申请「留学回国人员证明」等相关文件都要经过领事馆，而美东的中国学生数量正是全美之最。1990年代就曾驻美的岑建君认为，这波前所未见海归潮跟金融风暴大有关连。 「金暴海归」已成为海外华人新现象。以中国最具规模之一的海归招聘会－「中国海外学子大连创业周」为例，在美国金融风暴袭击下，2008年的举办规模远超此前7届，共吸引超过600名海归、30个海外留学人员团体参与，最终签约数字破14亿5000万人民币。 实际上，中国留学生回国人数增幅远超过出国留学人员，金暴更加剧海归回流数字。根据「中国青年报」10月报导，中国教育部预期2008年留学海归人数就将超过5万人，比2004年的2万5000人暴增一倍。从1978年中国开放留学以来至2007年，总海归人数才近32万，而光今年一年，海归人数就将超过30年来的六分之一强。 「祖国需要海归，现在，海归更需要祖国！」微软在中国的战略伙伴之一的中软国际公司总裁林惠春表示，过去中国需要的是高科技人才，当中国在全球角色日趋重要时，更需要全方面的人才，「金融风暴让许多人美国梦碎，现在是回中国圆梦的大好时机。」 香港和记黄埔联营机构TOM互户外传媒集团总裁李践表示：「有危机，有转机」。他认为对金暴海归来说，现在是绝佳时机，一来中国企业正在转型中，二来中国内需市场正在不停扩大。 然而，对不少已在美国扎根的华人来说，虽清楚中美此消彼长的长期趋势，但在种种因素纠结下，仍拿不定主意。一些金暴海归也以过来人经历，说明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困境。 要守住美国梦，抑或回中国圆梦，究竟要不要做「金暴海归」，已成为许多今日华人面临的人生抉择。 _(网文转载) 达赖喇嘛：「西藏将面临极大的危险」(图) Go back to top “我对中国政府的信任越来越薄弱了” 在有近600名藏人代表与会的特别大会，而这个会议为期一周，目的就是要审视尊者对中政策，尊者在大会结束后这样的告诉全球的媒体。 “在未来的20年，如果我们在行动或者策划上不够小心，西藏流亡社区将要面对更大的危险。” 达赖喇嘛说。 “这可能会导致失败的危险。 ” 达赖喇嘛补充说：“因此，我们必须思考创新的方法来支持西藏人民。” 星期六（22日）结束的流亡藏人大会决定，除非中国拒绝让步，否则将继续支持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 此决议，会让有些团体非常的失望，如同西藏青年大会，至始至终都坚持着西藏完全独立的路线。 西藏人民议会（ TPiE ）议长噶玛曲培，于11月22日特别大会的闭幕式上表示，。大多数人对继续进行“中间道路”的政策，均表示赞同与支持。 虽然多数代表继续支持的政策，取得实质的自治，但西藏流亡议会（ TPiE ）副议长卓玛第嘉日说：“我们已经决定，如果中国不积极响应我们的倡议，那么便没有其它的选择，只有完全的独立了。” 达赖喇嘛称许，在达兰萨拉举行的特别大会，对于支持与赞同尊者的做法，以让步的方式，确保能对西藏目前的状况有所突破。 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评论：达赖喇嘛一再坚持他只是为西藏寻求更大的自治权，但屡遭拒绝。 新华社指出：“当时机与条件都成熟了，他们将努力实现'完全的西藏独立’。” 达赖喇嘛，于1959年遭中－共入侵西藏而流亡印度，表达对与中国会谈的缺乏进展和失望后，期许所有的追随者都能够好好的重新审视对中决策。 “我不得不接受失败” 尊者于近日访日时这样的表示。“在西藏限制越来越多，我不能假装一切都还好” 。 今年3月，拉萨发生反抗中－共统治的示×威活动，遍及整个藏区。 西藏流亡政府说， 200多名藏人在中国血腥镇压中死亡，在西藏数以百计的藏人面临的各种刑罚。 11月21日周五，一篇社论刊登在中国官方报纸--“西藏日报”报导，“所谓的'中间道路'，其实是毫不隐瞒的表达对西藏独立的企图，实际是传播颠覆历史真相的卑鄙阴谋。 “ 由于这样的报导，加上北京政府一再严厉谴责达赖喇嘛，特别大会的民意建议流亡政府，应停止派遣特使前去会谈，除非中国愿意积极的重启谈判管道。 最新一轮的会谈失败后，中国政府拒绝了特使所提出的备忘录，此备忘录里呼吁保护西藏的语言和文化、限制非藏族迁入西藏及西藏人民的权利建立一个实质的自治政府。 从共产党军队在1950年代席卷西藏开始，中国当局早已把代表西藏民族主义情绪的象征破坏殆尽。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里，西藏的独立运动几近是不可能的任务，且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明确表示不会接受西藏自治。www.tibetpost.net (博××讯记者：雪莲) 卢旺达大屠杀事件与法国的尴尬 Go back to top 来源：博联社 俞力工/11月19日，德国当局将10天前于法兰克福机场逮捕的卢旺达政府礼宾官罗斯•卡布耶（女）引渡至法国，以便让法国司法当局直接审讯罗斯•卡布耶涉嫌参与1994年击落卢旺达总统座机事件。该事件曾引发近百万图西族人遭残酷屠杀的大悲剧。 (博××讯 b-o-x-u-n.com) 罗斯•卡布耶遭逮捕后，立即引起卢旺达当局的抗议，除了立即驱逐驻卢的德国大使之外，还向联合国提出申诉。1994年大屠杀事件发生后，图西族叛军（卢旺达爱国前线，FPR）势如破竹地打垮政府军并掌控全国至今。新政府站稳脚步后，即指控法国当局要对屠杀事件担负部分责任，并向23名法国驻留卢旺达的军事人员发出通缉令；而法国政府不甘受辱，随即下令通缉包括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和罗斯•卡布耶的8名政府要员。 就旁观者看来，此引渡事件相当荒诞不经，原因是，大屠杀事件早有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的设立，其审判过程虽然缓慢，但至今仍在进行。如果法国当局能够拿出确凿证据，理应委托国际刑事法庭出面审理。如今越俎代庖，十分显露大国对小国的颐指气使，因此难免遭到非洲各区域性组织的一致谴责。另外，当罗斯•卡布耶被捕之时，恰好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也在德国访问。当他知悉罗斯•卡布耶遭逮捕后，即刻到拘留所去看望这位女战友。果真德国政府有胆，就应当将同受通缉的卢旺达总统一并逮捕归案。如此厚此薄彼，的确有些虎头蛇尾。 该事件还有一个小插曲则是，在法国当局下达逮捕令之前，西班牙法院也做出类似的通缉卢旺达要员的裁决，因此令人联想到1998年英国政府逮捕前往英国就医的智利前领导人皮诺切特事件。当时的逮捕理由是，皮诺切特在1973年左右曾涉嫌“谋杀智利民众”与“杀害若干西班牙公民”。皮诺切最后虽然因为健康原因没有引渡至西班牙，却也引起评论界的极多议论。众所周知，西班牙内战于1939年结束后，法朗哥政权对民众的集权统治一直维持到1975年。然而民×主政府建立后，却以高姿态放弃对法西斯政府的诸多领导人追究刑责。当时民×主政府提出的口号是“忘却过去的不愉快事情，以促成人民的大团结”。离奇的是，西班牙当局对数万民众遭受迫害的事件可以如此泰然处之，而对远在拉美的皮诺切特就斤斤计较。于是乎，就再次说明，西方世界所谓的“宽容”，实际上是内外有别。 1994年大屠杀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 早在德国与比利时先后对卢旺达进行殖民统治之前，人口比例甚小的图西族（12-15%）便长期居于统治阶层地位。殖民×主义实施后，白人当局一方面对该地区的自然资源与劳动力进行残酷剥削，一方面倚重图西族的力量代为管理，因此越加激化图西族与胡图多数民族之间的矛盾。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胡图族开始接受教育，也大批参与政府工作，以至于1960与1961年之交的选举，由胡图族胜选而改变了该国的政治结构。从此之后，图西族人便沦于受压迫地位，造成数万人的逃亡。与此同时，卢旺达于1962年的独立，也改变了法国、比利时一贯偏袒图西族的立场，转而支持胡图族政府起来。图西族不甘受到迫害与驱赶，于80年代末便在乌干达政府与美国的军事援助下，在乌干达境内的难民营内组织了反叛军。 1990年，现任总统保罗•卡加梅突然中断了在美国军官学校所接受的军事训练，回到乌干达并加入图西族游击队进攻卢旺达。这支图西族游击队虽然拥有美国装备，却在法国、比利时所支持的胡图政府军的反击之下无功而返。此后，几经联合国调解，并派遣数千名维和部队维护停火协议，但内战却没有因此停止。1991年后，法国大力支持卢旺达政府，两年之内甚至通过培训，把5000名政府军扩充为35000名。卢旺达当局则有恃无恐，一方面继续压迫图西族民众（1993年图西难民人数高达百万），一方面积极部署大屠杀，以求一劳永逸地解决“图西问题”。图西反叛军也不甘示弱，1993年所发动的一次军事行动直逼卢旺达首都，随后在法国伞兵的干预下才被迫撤退。 1994年4月6日，载着卢旺达总统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和布隆迪总统西普瑞安•恩塔里亚米拉的飞机在卢安达首都基加利附近遭导弹击落，两位总统均罹难。消息传出后，原已准备就绪的胡图族极端分子（包括政府军与暴民）即刻大开杀戒，89日内屠杀了近一百万图西人与胡图族的异己分子。有关袭击总统座机一事，迄今出现过几种揣测，一是认为图西叛军所为，目的在于趁乱对政府军进行全面打击。持此看法者，自然会得出图西族叛军故意施“苦肉计”的结论。一种观点认为该事件为胡图族极端分子所为，目的在于对图西族进行民族清洗。法国、西班牙政府显然持前一种观点，否则不会贸然对图西族领导人下通缉令…… 联合国坐视不救 值得推敲的是，为何国际社会坐视不救？首先，联合国总部虽然再三从驻卢旺达的联合国维和部队的负责单位得到预警汇报，但却下令维和部队不得采取超越自卫的军事行动。如此反应，主要是因为安理会中，美国无意重蹈上一年索马里行动的覆辙。盖1993年，美国以联合国维和部队名义在索马里进行军事干预的行动遭到挫折，于是提出了“危国不入”、“不理会无战略价值地区”的构想；中、俄则素来对干涉内政持反对态度；英国一向紧跟美国路线；法国虽眼看大屠杀进行得如火如荼，一时间却不可能把支持卢旺达胡图政府的态度做180度的转变。 大屠杀展开后，最令人诟病的国际表现，莫过于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即刻下令将原有的2500名维和部队减少为270人，其主要原因在于卢旺达极端分子把反对民族清洗的女总理杀害时，也一并杀害了10名比利时卫兵。5月17日，尽管此时安理会已决定派遣5500名维和部队进行援救，但却因为美国索取的运兵费用太高，最后却无法成行。除此之外，采取观望态度的法国驻留卢旺达部队，直到图西叛军攻占首都的11天前，即6月24日，才出动部队进行干预。然而法军在卢旺达西南部建立缓冲地带的过程中，却允许卢旺达畏罪潜逃的胡图极端分子携带武装，安然地随大批难民投奔刚果民×主共和国。 此后，正是由于这些流亡于刚果东部的胡图极端分子在难民营内发展武装力量，一方面侵犯了刚果的国家主权，二方面又再三以刚果东部为基地，向卢旺达进行骚扰与进攻，最后便导致1996年卢旺达图西政府军与乌干达政府军（也亲美）的联合入侵，并于次年协助刚果的叛军领袖卡比拉推翻其总统蒙博托；以及，继续于1998年诱发了一场涉及周边8个国家参与、前后造成5百万以上人口牺牲的“非洲世界大战”。 有关1996年之后“大湖区”的乱局，笔者将另辟专文加以讨论，而就卢旺达本身而言，图西叛军于7月中旬取得胜利后，最明显的特征便是法国影响力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美国则给与卢旺达大规模经济、军事援助。于是乎，美国长期以来试图从非洲大陆东北角（索马里、厄立特里亚、吉布提）沿埃塞俄比亚、苏丹、卢旺达、乌干达、肯尼亚、坦桑尼亚、赞比亚、津巴布韦、博茨瓦纳、南非而建立的“纵向轴心”，算是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而目前尚有待排除的障碍，除了索马里、苏丹两个伊斯兰教国家外，唯剩下左倾的刚果民×主共和国与津巴布韦。 话说卢旺达的大屠杀，不只是改变了卢旺达的政局，也改变了非洲的政治版图，这尤其是让胡图族的后台，即法国感到狼狈不堪。虽然法国无意造成此惨绝人寰的大悲剧，却对屠杀前大力武装胡图政府的行动难咎其责。或许，如今正是不愿坐视原属其势力范围的刚果民×主共和国为亲美的卢旺达所肢解或侵占，便突然拿1994年的总统座机遭击落的事件来“围魏救赵”。法国对追究此事件如此热衷，还可能出于一种冲动，即大屠杀事件以来，大家一直把图西族视为“无辜受害者”，而胡图族则是“不折不扣的凶手”。其实，与卢旺达境况类似的国家，如布隆迪，于1972年也发生过大屠杀事件，而当时的受害者却主要是胡图族。此外，1994年的卢旺达内战（也有近百万胡图族在政府军战败、逃难过程中死亡），以及1996年以来，刚果境内的图西族军事团体的屡次军事行动中，对屠杀胡图族难民也从不手软，而这些残酷事件却在国际媒体很少披露。或许，这也是国际宣传上处于弱势的法国感到愤愤不平之处…… 1994年的大屠杀，据一般估计，图西族人的人口比例由原有的12-13%遽然减少为1-3%。如今由于现政府不再以族群人口数字标示人口组成，因此当前图西族的实际比例不为外界所知。不过，如果从宗教信仰人口加以观察，胡图族多数为天主教徒（占68%），图西族则以新教居多（包括胡图族新教人口共占18%）。伊斯兰教人口则仅有1%。据调查，这次的大屠杀也带有浓厚宗教色彩，尤其是卢旺达的天主教会曾积极鼓动消灭图西族。令人感到意外的倒是1%的伊斯兰教人口非但没有参与杀戮，甚至还主动四下救援落难的各族受害者。也就因为如此，内战结束后，原占1%的伊斯兰教人口，急剧增长至8.2%（2006年数字）。 罗斯•卡布耶德的被捕与引渡，相信不过是场意图引起视听的政治秀，结果多半是不了了之。罗斯•卡布耶素来有“铁娘子”称号，生长在乌干达难民营，坐过牢，打过游击，照顾过40万难民的回归，也担任过首都市长等要职。据说，卢旺达政府内的妇女组成超过50%的状态，便是出于罗斯•卡布耶德的影响。此人偏好军装，言行泼辣。法国当局引渡这么个难缠人物究竟是福？是祸？目前还真是难以预料。 2008/11/23 _(网文转载) 走出辛亥革命评价问题的困境/杨天树 Go back to top 辛亥革命的硝烟早已消逝，但其是非成败，百年以来众说纷纭，俨然已成世纪之谜。“共和革命百年”即将不请自到，但困惑我们的是：如果无法给予辛亥革命一个恰当的历史地位，那么我们将怎样聊以纪念？或者我们将纪念一个什么样的辛亥革命？面对沉重的世纪拷问，回顾、检讨辛亥革命的研究，还其一个应有的历史地位，近现代史研究者责无旁贷。笔者不揣浅陋，勉力为之，以聊表缅怀之情。 (博××讯 b-o-x-u-n.com) 一、“拨乱反正”和重新定位 辛亥革命的深远影响其实早在革命准备时期就已被人意识到，如1896年孙中山伦敦蒙难, 国内外都曾热烈讨论这一事件对中国政局可能带来的影响，一些法律专家还将其作为典型案例收进了国际法教科书，随后就相继出现了革命党人地方起义的早期记录和革命领导人的传记作品。民初谷钟秀所著《中华民国开国史》首次阐述了辛亥革命“摒除帝制，肇建民国”的伟大功绩，同时不少辛亥革命的参加者以亲身经历为依据，纷纷撰写回忆录式的著作。当然，这些辛亥革命前后的著述尚不算科学的史学著作，还没有开始系统论述这场革命的评价问题。 20世纪30年代以后,国共两党都有意识地加强了对辛亥革命的研究。国民党方面，左舜生、郭真等人把辛亥革命史纳入党史的编纂和研究，颇多删改史实之处，倒是国民党元老邹鲁、冯自由编撰了一批比较严肃的辛亥革命著述。在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上，他们或多或少受到国民党正统史观的影响，情感色彩很明显，溢美之词居多，难免文过饰非之弊，但这些著述实为此后纯学术的辛亥革命研究之起点,其创榛劈莽之功不可没；共产党方面，值得一提的是胡绳所著《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作者为当时的革命斗争服务，揭露帝国主义对辛亥革命的干涉和利用辛亥革命进行侵略的罪行,厘清了辛亥革命时期几种政治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分析了辛亥革命的成败得失，奠定了新中国史学界评价辛亥革命的基调。总体来说，国共双方对辛亥革命的评价政治色彩都很鲜明，很多歧见正是双方尖锐的政治思想斗争的缩影。 新中国初建，史学界和国家领导层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都给予充分肯定。陈旭麓所著《辛亥革命》一书和胡绳武《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形成》等论文把辛亥革命定位为“近代三大民×主革命高潮之一”，纳入革命史观的总体框架。50年代末，在“反右”和“大跃进”运动的干扰下，研究暂趋沉寂，所幸此后不久的辛亥革命50周年纪念为辛亥革命研究重现活力提供了契机。以刘大年、陈旭麓、胡绳武、金冲及、李时岳、章开沅、林增平为代表的老一辈史学家，从不同侧面对这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了系统和深入的研究，辨证分析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可惜好景不长，随着文革的到来，辛亥革命的研究遭到了“文革史学”的摧残。所谓“文革史学”，一是以阶级斗争史观作为唯一的理论标尺，二是强调为现实政治服务，影射史学极端化，三是经典著作教条化，忽视实证研究。“ 文革史学”站在以农民阶级为主体的被剥削阶级的立场上，全面肯定太平天国起义和义和团运动这两次革命高潮，对“三次革命高潮”之一的辛亥革命,则因其资产阶级属性而“立足于批”，甚至凡是资产阶级范畴的都是反动的、落后的，洋务运动、戊戌维新皆是“洋奴哲学”，“改良� 饕濉焙廖藁庖蹇裳裕恍铩氨┝Α�优于“改良”,极端夸大暴力斗争的历史作用，甚至“颂扬暴政,反对仁政”，因此辛亥革命因其“妥协性”被当作反面一再批判；将中国近代史上的人物脸谱化、标签化，突出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代表的光辉形象，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包括革命派则被丑化、矮化，甚至孙中山也难以幸免。在“批林批孔”期间，辛亥革命被进而歪曲成“反孔与尊孔”的“儒法斗争”，章太炎被奉为尊法反儒的“法家”。很多辛亥革命史专家遭到了政治批判，辛亥革命一时成为了学者不敢涉足的“险学”。 文革结束后，章开沅先生致力于肃清“左”的影响，为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拨乱反正阐发了具有指导意义的见解。他认为，从辛亥革命史研究者本身来说，要打破所谓“立足于批”的精神枷锁，要推倒所谓“资产阶级中心论”、“资产阶级决定论”、“资产阶级高明论”等等不实之词，要敢于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胆识来拨乱反正，坚持正确地、全面地评价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在人物评价问题上，要打破“四人帮”所强加的路线斗争框框，反对简单武断的 “好坏分类法”，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在中外关系问题上，要把中国的历史置于世界历史之中来考察；在揭露外来侵略的时候，要注意把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区别开来，要努力阐明世界人民对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同情和支持[①]…… 在章先生和其他老一辈辛亥革命史研究专家的共同努力下，辛亥革命史研究重新步入正轨。正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随着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的到来，辛亥革命史研究迎来了它的春天，终于实现了全面的“拨乱方正”，俨然由三十年前河东的“险学”一变而为三十年河西的“显学”。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也随之受到了空前的重视，套用一句社论体来说，就是“不� 贤诰蚱湮按蟮南质狄庖搴蜕钤兜睦芬庖濉保谕獾南喙匮芯克豆劾郏渲姓婵隙ㄐ梁ジ锩返匚坏囊饧侵髁鳎收咴褚凼觯婀艘恍┯写硇缘牟煌饧钥�BR> 在政治史[②]方面，辛亥革命促进了中国政治近代化的进程：其一，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埋葬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关于有人贬其为“只不过赶跑了一个皇帝”，林伯渠同志曾感慨说，“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低估的，这并不为怪，因为他们体会不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容易的事。 ”[1]其二，建立了亚洲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也有人贬其为“有名无实”或“只剩下一块招牌”。但是我们应看到，有了这个“名”，就是民×主主义成了正统，所以孙中山号召“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③]对比一下专制主义时代“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的训诫，这是何等深刻的转变！其三，颁布了亚洲第一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宪法，这是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成果和标志。其四，为近代政党政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还有论者从政治参与、社会动员、地方自治等方面阐述，足见辛亥革命在政治层面上的意义还有挖掘的余地。但同时也有不少学者对此并不认同，大致可分为三类：其一，认为辛亥革命仍然是旧式的革命，它导致的政治变动并无实质性意义，或者说是换汤不换药。它没有也不可能跳出王朝更替的传统，! 更不可能建立起来新型的民×主政治和崭新的政治秩序。《东方杂志》的主编杜亚泉 (伧父) 早在20年代就把辛亥革命与古代的“帝王革命”改朝换代相提并论，他分析说：“吾国之财产阶级大都不解立宪共和为何物,初未尝与闻其事 ,提倡之者,为过剩的智识阶级中之一部分,加入者为过剩的劳动阶级中之兵。事实上与从前之帝王革命无稍异。其模拟欧洲之政治革命者不过是中华民国之名称, 及若存若亡之数章约法而已”[2]，日本学者市古宙三和大陆学者朱宗震也有类似观点[④]；其二，认为辛亥革命是过激主义的结果，它造成了军阀割据和社会动荡，更严重的是，它导致了启蒙的夭折和历史进程的中断，在政治上反而搞糟了[⑤]；其三，认为革命的政治作用不在于推翻权威，而在于填补权威的真空。辛亥革命破除旧权威是胜利的、成功的，但建立的新权威未获成功，造成政治稳定性的丧失。因此，辛亥革命、民国建立并未终结中国近代以来的政治衰败过程，中国的现代化一再被延误就是必然的现象了。[⑥] 在思想文化史方面，辛亥革命则是一场重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它提高了人们的政治热情，促进了民族觉醒，为社会注入了崭新的思想意识：“其一，自由平等意识；其二，民×主共和意识；其三，法治意识；其四，独立、自尊、自爱、自信的个性意识。”[⑦]虽然革命派的宣传与思想动员并不深入，难以取得振聋发聩的思想解放之功效，但是它戳穿了君权神授的外衣，催生了初步的国民意识，为新文化运动鸣锣开道。袁世凯的皇帝梦只做了八十三天，张勋复辟的丑剧更是昙花一现，就充分证明了新思想意识的内在力量。从这些方面出发，有学者认为“辛亥革命还是一场文化革命，”[3]不为无见。但是也有论者提出质疑，如有人论证“民×主共和的观念并未深入人心”，新文化运动是在为辛亥革命买单[4]；还有论者从思想反思的角度批评辛亥革命助长了激进主义，是救亡压倒了启蒙，所以恰恰中断了思想解放的正常进程。其实早在８０年代初，章开沅先生就以近代化为参照，提出“社会环境”和“社会历史文化土壤学”的概念，把辛亥革命史研究引向思想文化的深层结构。进而，章先生深入研究了国魂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重建，实际上就是要回答如何对待外来文化和如何� 脑齑澄幕奈侍狻Ｋ衔冉闹泄硕源饫次幕舜印胺咩钡健敖不痹俚健氨淞Α钡墓蹋鲜渡洗忧楦凶呦蚶硇裕导媳涓锏亩土Χ纫苍谥鸩缴罨６钊氲蕉源车拿苄睦砗腿绾味源形魑幕某逋挥虢簧保榭鼍拖缘梅浅８丛印Ｕ孪壬氐憧疾炝怂镏猩接胝绿祝衔嵌杂谥泄拇澄幕幸桓龃永胍斓交毓榈那劾蹋岢隽恕袄胍煊牖毓椤钡乃枷敕治瞿Ｊ剑用褡逦幕睦淼淖钌畲Υゼ傲诵梁ジ锩穆霾Ｋ赋觯硐治飨蛴谖鞣浇拿鞯亩源澄幕睦胍欤幼芴迳侠此凳墙降睦烦绷鳌Ｖ劣谒镏猩降热讼虼澄幕幕毓椋蛑饕堑Ｐ亩懒⒌拿褡寰竦纳ナВ乐贡晃鞣轿幕耆鞣屯承┖侠淼摹⒈匾幕蛩亍５捎诖衬晟钊站茫谈斫冢栊蕴螅碌纳缁崃α吭谟邢薜睦胍熘蠛苋菀拙苫毓樽呦蚋淳伞Ｕ驴湎壬庋硎觯豪胍觳豢晌薷毓椴豢煞倒拧⑧]所以，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上的具体作用很复杂，如果要从总体上概括，或许可以不恰当地这样说：思想启蒙之功不可没，思想解放之实效不理想，改造、重建民族文化的使命更不成功。 在经济史方面，辛亥革命推动了资本主义发展，有利于工业化的进程：其一，辛亥革命动摇了封建统治的基础，包括经济基础、阶级关系和风俗习惯，为资本主义生长发育提供了环境与土壤；其二，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地位提高，激发了他们投资近代工业的热情和“实业救国”的使命感；其三，辛亥革命后，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制度，制定了一些政策和措施，来鼓励和保护资本主义的发展。凡此种种，史家大多予以肯定，并将之与随后出现的民族资本主义“黄金时期 ”直接联系起来，如黄逸平认为，“民族资本主义获得一个短暂的黄金时期，也有辛亥革命的一份功勋”（《辛亥革命对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推动作用》，《华东师范学报》，1981年第4期），虞和平这样分析，“黄金时代出现和形成的根本原因，是辛亥革命削弱了封建主义，增加和发展了清末已出现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辛亥革命给中国社会带来地一些政治变革和影响，为这次资本主义高潮兴起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辛亥革命与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1985年第5期）。但是也有论者把“黄金时代”的出现归因于“列强无暇东顾”和人民以抵制洋货为代表的! 反帝斗争，[5]或认为辛亥革命“影响所及，反映在社会经济方面的成果是极其有限的”，而黄金时代“主要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笼统地归结为辛亥革命的作用，是同历史事实不相符合的”，[6]另一些学者则认为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政策，“虽然体现了对资产阶级利益的热情关注，但没有触动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更没有满足农民群众最迫切的要求”，[7]加上南京临时政府很快夭折，因此，他们对辛亥革命在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方面表现出明显的怀疑态度。 在社会史[⑨]方面，辛亥革命造成20世纪初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深刻剧变，推动了整个中国社会在20世纪的进步。早在80年代初，章开沅就呼吁加强对辛亥革命社会环境的研究，但是，囿于史学界在社会矛盾和社会性质方面长期以来的“经典”结论，进展并不顺利。九十年代以来，由于众多学者大量采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有助于系统深入考察辛亥革命的地位。社会史作为一种崭新视角，已经成为辛亥革命研究的百花园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支奇葩，以下几方面的研究成果颇值一提：其一，在移风易俗方面。风俗史作为社会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相当长时间遭到不应有的冷落。华中师范大学的严昌洪教授以超前的学术眼光，在80年代初转向风俗史的研究，成为该领域的先行者。他于1982年在《华中师院学报》第5期上发表《辛亥革命与移风易俗》一文，充分肯定了辛亥革命在移风易俗方面之功效，[⑩]并带动了一大批学者从风俗变迁的角度考察辛亥革命，且已渐成气候。其中有学者认为，辛亥革命时期的移风易俗对国民的塑造，不仅仅是革“身”，更重要的是革“心”，使觉醒的中国人开始摆脱封建束缚对人性的压抑，而有了鲜明现代性的独立人格[8]；或认为清末民初社� 岱缢椎囊埔资视屯贫巳嗣切睦碜刺忝娴脑缙谙执蘙9]；有人则以辛亥革命时期的婚姻为例，认为清末民初时婚姻习俗的变化既是维新时期婚俗观演变的继续和拓展，也是“五四”时期婚姻文化变革的基础和必要环节[10]；还有人认为婚姻家庭变革在20世纪初伴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得到了升华，且这种升华对社会文明进步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11]；但也有学者持有异议，认为辛亥革命时期移风易俗的变革在政治斗争的旋涡中几经变迁,不但有很多污习陋俗以不同方式被保留下来,甚至有的变本加厉，出现一种逆反现象[12]；或认为民初习俗的改造工作不仅未能持续下去，而且时间不久反倒出现复归的现象[13]；还有人指出，辛亥革命毕竟是一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因而革命所带来的婚姻变革也缺乏一定的深度和广度[14]；其二，在妇女解放方面。学术界肯定的声音占压倒性优势，如有人认为，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既伴随着颇有声势的谋求自身解放运动，又有着冲决封建网罗、破除邪说陋习的重要标志，同时又具有炽热的爱国激情和强烈的忧患意识与使命感[15]；或者认为妇女解放运动在辛亥革命前后形成了高潮，并且在中国近代妇女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中国真正! 近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运动始于辛亥革命，革命对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 起到了推 波助澜的作用。直到辛亥革命时期,部分先进的妇女开始觉醒,并通过一系列惊世骇俗的言论、行动为推进中国现代化事业做出贡献[16]；还有人指出，近代女知识分子挣脱“三从四德”的封建枷锁，一改弱质裙钗之旧貌，英姿勃发地投入革命洪流，使沉沉女界熠熠生辉[17]；或认为女知识分子具有较强的反封建意识，较多的群体意识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在革命的秘密工作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为妇女解放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18]；另一些学者则着重指出了其局限性，认为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原因在于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导致这个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只能为“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向前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社会基础[19]；或指出辛亥妇女群的解放心态还存在多层次性和不稳定性等总体的缺憾[20]；其三，在宗教问题方面。过去学术界一般认为“传教”外交是外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或称“文化侵略”。近年有学者开始深入考察辛亥革命时期的“传教”问题，[11]改变了一概否定的简单化倾向。还有学者从城市化、禁鸦片、戒缠足、社交、娱乐、饮食等方面透视，可谓无所不包，构成了一幅辛亥革命时期社会新生活的全景图。关于民初中国社会� 母锕识π拢�2年3月5日的《时报》上，一篇题为《新陈代谢》的文章曾这样生动地描述：“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内阁成，旧内阁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兴，旧教育灭；枪炮兴，弓矢灭；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盘云髻兴，堕马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爱华兜兴，女兜灭；天足兴，纤足灭；放足鞋兴，菱鞋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拜跪礼灭；卡片兴，大名刺灭；马路兴，城垣卷栅灭；律师兴，讼师灭；枪毙兴，斩绞灭；舞台名词兴，茶园名词灭；旅馆名词兴，客栈名词灭。” 革命史方面，辛亥革命是承前启后的革命分水岭。史学界比较一致地认为，辛亥革命达到了旧式民×主主义革命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因为“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确切意义的革命，它把反帝与反封建结合起来，提出了救国救民的最佳方案，完成了革命的首期目标”；[7]但是，不少学者在论述新、旧民×主主义革命地关系时，片面强调两者的区别，否认后者对前者的继承与发展，在理论上造成后者对前者的客观否定，“你不行，由我来 ”，以便说明“旧民×主主义革命注定要失败，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能救中国”。这种模式，并不能真实、客观地反映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和发展线索，于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内在联系和统一性，他们一般从以下几方面来探讨：其一，辛亥革命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使无产阶级得以壮大，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到来准备了经济基础与阶级基础；其二，它开创的政治、经济生活新局面是中国共产党得以产生发育的社会条件；其三，辛亥革命促进了社会主义的初步传播，为先进的知识分子后来接受马列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例如，毛泽东就是在1912年从湖南革命党人的喉舌《湘江日报》及革命� 橙私夯⒌男〔嶙又校钤缃哟チ松缁嶂饕逅枷耄黄渌模梁ジ锩泄膊匙急负团嘌烁刹浚逃投土读巳褐凇Ｖ校渤醮词逼冢苯踊蚣浣硬渭有梁ジ锩某种唬錾硗嘶岬恼�ィ露佬阌煽档场锩场膊车娜松旒＞推奈湫停黄湮澹梁ジ锩氖О芙萄滴泄膊痴妨斓几锩峁┝似羰尽Ｒ虼撕衔靶隆⒕擅瘛林髦饕甯锩硕淖匀蛔虾趵贩⒄钩绦虻哪谠诼呒浴薄21]毛泽东同志就非常善于“以辛亥革命为鉴”，他曾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 [22](p391)“孙中山是个好人，……失败的原因有三个：一、没有分土地；二、不晓得镇压反革命；三、反帝不尖锐。”[23](p68) 在民族史方面，辛亥革命极大地促进了民族意识的觉醒，“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历史性巨大变化。”[24]胡耀邦同志说：“中华民族三次腾飞，辛亥革命成为第一次腾飞。”[12]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把中国人由皇帝的臣民、奴隶变为国家的公民和主人，即使只是从形式上，也可以说是翻天覆地。中华民族正是从辛亥革命开始大步迈向现代化的潮流，促进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全面进步。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华民族最终赢得独立、走向富强，从而跻身世界民族之林，形成中华民族在20世纪前进的完整轨迹。辛亥革命赫然就是这串足迹的第一个足印，其先导之功不言自明，因此完全有理由视其为中华民族迈向独立、富强的起点。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为近代中华民族复兴的转折点和主要标志之一”，[25]这恐怕也正是海内外炎黄子孙念念不忘辛亥革命的共同情感之所系吧。 在中国史方面，辛亥革命埋葬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推动了近代化的进程，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对此，大多数学者都予以高度评价，具体认识和表述大致分成了两种。一种认为：“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有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在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史上的地位一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分界线。”[26]另一种则认为：“不论从社会形态的角度、阶级划分的角度还是从世界史的角度来认识,辛亥革命都应看作中国近代史的开端。”[27]出现这种分野的原因，除了标准和角度有异，更多的恐怕还是源于“近代化”和“现代化”这样的概念分歧，实际上在肯定“划时代意义”的角度上是完全一致的。 在世界史方面，由于“辛亥革命在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28]因此，辛亥革命还具有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如果说，1905年俄国革命启发了东方各民族人民的解放斗争，那么，中国辛亥革命则把这个斗争向前推进了一大步。1912年，在中国的越南侨民在辛亥革命的鼓舞下，组织越南独立党。提出了争取民族解放和实现共和的主张。在荷兰统治下的殖民地印尼、爪哇等地，很多华侨在辛亥革命影响下展开革命民×主运动。因此，当南京临时政府刚刚成立之际，列宁就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将给亚洲带来解放，使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遭到破坏。”[29](p457)在全球一体化的趋势成为世界潮流的今天，把辛亥革命放在广阔的国际视野中以彰显其世界意义，显得犹为必要。 值得注意的是，开始有论者对辛亥革命的历史结局抱有乐观的态度，对辛亥革命“失败说”献疑。如有人认为：“不能以政权转移为依据来判断革命全局就已失败；民×主革命过后，必然产生社会动荡，出现新的社会问题，然而社会的进步伴随着新的历史代价而悄悄来临。”[30]或则指出，“辛亥革命应该完成的历史使命已完成，并形成了一些积极成果，而且这些成果得到一定发展。”[31]当然，若仅仅据此就论定辛亥革命并没有失败尚属勉强，但他们的研究成果对于我们充分认识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不无裨益。 不难看出，经过拨乱反正，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总体上说，正面肯定辛亥革命历史地位的意见是主流，一些有代表性的不同意见也并没有否定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而是从一些侧面指出了辛亥革命的诸多不足之处，这与大多数学者的评估也只是量的差别。辛亥革命远非完美，讨论其局限和缺憾实属正常而且十分必要，但这必须以承认其功绩和地位为前提，因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32](p154)——无论是辛亥革命的成功经验和还是失败教训都正是这种“新的东西”，直到现在化成宝贵的精神财富，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费正清在其名著《伟大的中国革命》中这样说，“20世纪中国的主旋律就是革命”，他并没有说或者并没有意识到这个主旋律的序曲正是辛亥革命，——它不但奏响了其中第一个音符，而且使革命乐章以正义的声音风靡华夏，感染着千千万万中国人起来战斗，最终让中华民族淬火重生。它的历史地位不容置疑，其深远影响和伟大意义或许在更远的将来会被我们的后人看得更清楚。至于现在，我们对辛亥革命的认识只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接近历� 返恼媸怠１收咭谰菔费Ы缦衷诙孕梁ジ锩闹髁髌兰郏萸艺庋梁ジ锩ㄎ唬核晒Φ赝频沽肆角Ф嗄甑姆饨ǖ壑疲焕⑽怀∥按蟮淖什准睹瘛林鞲锩凰挥惺迪肿什准睹瘛林鞴埠偷男律缁幔撬嫱贫�兰椭泄纳缁岜淝ê兔褡宓淖杂山剑蟠蟠俳酥泄执慕蹋谢褡宓母葱说於嘶。焕⑹且蛔氡锏睦贩岜亟来苟恍啵�BR> 二、新批判与再反思 在学术界忙于为辛亥革命拨乱反正的同时，也有部分学者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对辛亥革命进行了新的批判。当然，他们主要是着眼于学术和思想层面，与过去那种政治性的批判有本质上的差异。 其一，“君主立宪比民×主共和更符合国情”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充分肯定立宪派的历史作用，批评革命党人“理性不足”，对革命的设计“超越国情”，认为“搞君主立宪会更好些，政治局面会更稳定持久”。[13] 这里实际上牵涉到如何评价立宪派和立宪运动，其实，吴玉章早在1961年就曾比较客观地论述过这个问题，但是由于随后的政治干扰，立宪派被当作革命的对立面遭到一概否定。上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者突破了这个禁区，但是仍有不少人坚持认为立宪派是与革命派根本对立的政治力量，本质就是反对革命，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消极方面居多，把辛亥革命的失败部分地甚至主要地归咎于他们的“内部破坏”。更多的研究者，则一般采取两分法，开始在一定程度上正视立宪派的功过是非，不过从整体上说还没有完全突破革命史观的框架。这种理论则第一次把立宪派看作和革命派并驾齐驱的进步力量加以考察，并把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两种道路放在历史的长时段中加以重新比较审视，这些做法对全面、深入地认识立宪派不无裨益。但是，在改革开放的凯歌中，有些学者开始有意识地把立宪道路作为一种改革模式，来探讨其成功的可能性，并进而论证其比诸革命道! 路的优越性，所谓“更符合国情”云云，自有比附“中国特色”和当下的改革开放之意，这恐怕是值得商榷的。这些学者怀着“研究什么爱什么”的情感色彩，醉心于立宪救国的前景设计：君主立宪既可以不流血，又能保证政治的稳定，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当然比革命的办法好多了；既然辛亥革命的失败证明民×主共和道路行不通，那么君主立宪作为更稳妥的道路则或许可以走通。他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一种“反历史”的逻辑推理，大有“符合国情”的理直气壮，却忽视了一个简单的历史事实：即清王朝不愿“入立宪之瓮”，和平请愿已经行不通，这才是当时最基本的“国情”。后来袁世凯不也搞了一场君主立宪的闹剧么？如果说英国的君主立宪“外表是君主政体，实际上却是共和政体”，袁世凯则恰恰相反，即外表看来是立宪政体，实际上是十足的帝王专制。晚清的预备立宪骗局也应作如是观。 其二，“辛亥革命应该避免”论。这些学者的观点大致相近，可概括为三点：“第一，辛亥革命给社会造成的破坏大于建设，它延缓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进程；第二，暴力革命方式属于前现代化类型的旧式政治行为模式，一方面打断了社会阶层的必要发育过程，另一方面则消耗了社会仅有的剩余财富；第三，作为“后发外生型”的国家，建设现代化需要进行高度的社会动员，而高度的社会动员只有高度的权威才能实行。辛亥革命打倒了旧权威，却没有创造出新的权威。”[14]不难看出，这种论点的理论支撑是所谓的现代化理论，并受到了亨廷顿等人的“威权主义”政治理论的影响。用这些舶来的并早已引起广泛争议的理论来解释如此严肃的学术问题是否合适暂置不论，单从其立论基础来看就不大经得起推敲：暴力革命方式为旧式政治行为模式被论者极力否定，但他们又无法指出哪一种“新”政治行为模式能救民于倒悬；他们指责辛亥革命推翻旧权威是弄糟了，可又不得不承认清政府没有起到主导现代化的作用！他们幻想着一连串的“假如”：假如革命党人能与立宪派合作并支持“预备立宪”，假如立宪派不受到革命派的影响，假如清政府“新政”的内外环境更好……那� 矗靶抡本突岱⒄钩伤窍Ｍ慕峁骸爸泄降拿髦挝隆薄＠饭倘辉市砑偕瑁耆揽考偕韫怪睦砺郏俸晡耙仓皇巧程采系拇笙茫峁饔诟邢胧降目章邸�BR> 其三，“革命否定论”或“告别革命论”，这是在对辛亥革命反思与批判中影响最大的一种观点。其代表人物李泽厚认为，“辛亥革命是激进主义思想的产物”，“革命”在中国不一定是好事情，并指责辛亥革命是造成民初军阀混战、社会动荡的主要原因。[33]他甚至直指“辛亥革命搞糟了”，进而提出“告别革命”，包括“一切形式的革命”。[34]美国学者舒哲衡在《中国的启蒙运动》一书中提出了“革命压倒启蒙”的类似论断，国内还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简化版作为响应。同时，“告别革命论”以其立论之新颖、大胆也引起了轩然大波，各种批判文章更是洋洋大观。除了一些政治色彩浓厚的批判之外，在学理上也引起了热烈的回应：金冲及提出“救亡唤起启蒙”说，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和执笔者之一沙健孙坚持“启蒙深入”说,李慎之、高力克和汪晖则有“启蒙转向”说，段培君和李杨抛出“两种救亡”说，这些论说对“告别革命论”或针锋相对，或加以修正，或试图调和，随后史学界以外的诸多学者卷入其中，一时热闹非凡。[15]但由于这几种理论本身并没有完全触及到“告别革命论”的内核，从思想反思的角度也并不比李泽厚更深刻，因此他们声势浩大! 的批判却如隔靴搔痒。相对客观的评论出现在晚些时候，如南京大学李良玉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学金观涛教授的的分析就不失冷静、公允。[16] 李泽厚否定辛亥革命的学术依据是所谓的“救亡压倒启蒙”的公式，其实这个公式在学理上的缺陷显而易见：首先，李泽厚用“救亡”这个过于宽泛的概念套用近现代史上所有的政治斗争和革命，忽视了救亡与革命各有其特定的内涵，首先从立论上就有商榷的余地；其次，启蒙与救亡的关系本质上是文化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李泽厚希望启蒙不被救亡所取代而与之相互支持、相互促进，出发点是虽好，但是仅仅是一种美好的主观愿望，而忽视了具体的历史环境。当时代发展到辛亥革命的前夕，已经达到必须变革社会制度的时候，启蒙的逻辑发展和必然趋势就是救亡。正如新文化运动必然导致五四运动，启蒙运动导致大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必然导致十月革命，——这正是“历史的正当性”；再次，启蒙是否仅仅是受到了外在排斥，即李泽厚所说的“救亡”压倒的呢？李良玉分析说，启蒙受到的压迫既有外在性，也有内在性。外在性来源于所面临的现实任务，所要求的不同价值体系；内在性则来源于启蒙向政治运动转化的自身逻辑，包括内部权力机制和新的政治革命的制度设计。例如，蒋介石政权把三民×主义思想官方意识形态化，为其一党专政服务，启蒙的学说变成了独0裁! 的工具。这就是说，国民党的专制主义化，除了与时代环境相关外，更多的是由于它从启蒙者变成了专制者，从革命者变成了统治者。这说明，在中国这样的拥有漫长专制主义统治、民×主化和政治现代程度极低的国家，启蒙需要反复进行，而每一波启蒙只能达到与社会历史条件相适应的高度。因此，不能简单地把启蒙的夭折归咎于“被救亡所压倒”；另外，虽然辛亥革命确实没有完成其历史使命，革命后确实出现了反复和波折，中华民国也确实有名无实。但是即便如此，中华民国也总比清王朝的封建专制和假立宪要进步得多。更重要的是，辛亥革命顺应世界潮流，为以后的中国历史进步开辟了道路，袁世凯及大大小小割据的军阀不正是被辛亥革命掀起的历史洪流淹没的么？——历史的车轮毕竟在辛亥革命的推动下滚滚向前，正如马克思所说：“看起来仿佛社会现在忽然落到它的出发点后面去了。实际上社会还只是在为自己创造革命所必须的出发点，创造为保证现代革命能具有严重性质所绝对必需的形势关系和条件”；[35](p606)最后，“告别革命论”从纯学理的思想反思来假设历史，陷入了“反历史”的逻辑推理，无论其思想多么深刻，推理多么严密，用于严肃的历史研究都是极不适宜的。重温辛亥革! 命前后的历史环境，不难看出其发生是客观的历史情势使然,有它的历� 繁厝恍院 秃侠硇�其后的军阀混战也不是辛亥革命的必然结果,而正是辛亥革命没有能够荡涤的那些势力给中国社会带来的祸害,辛亥革命不应对此负责，——辛亥革命不是“搞糟了”，而是“搞得还不够”，以致革命后沉渣泛起。 尽管“革命否定论”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很难为人们接受，但是从思想反思与历史批判的意义上说，我们不能全盘抹杀它的学术价值。长期以来，人们不吝言辞地礼赞革命，视其为除旧布新的不二法门，但是近现代史上的不断革命并没有让我们彻底告别旧制度。因此，李泽厚的理论从正反两方面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即对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一切形式的革命进行反思和批判： 其一，革命与激进主义：所谓“激进主义”，即激烈的反传统文化,或是在一种焦虑、急躁心态支配下的激进改革和暴力革命，因此大抵可分政治激进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两种。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批判激进主义的热潮中，批判文化激进主义的学者集中火力攻击“五四运动”，批判政治激进主义的学者则把矛头指向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李泽厚批判辛亥革命则兼顾政治与思想层面，把谭嗣同看成是近代激进主义的开山,认为谭的激进主义思想不仅影响到维新派的激进改革，而且影响到孙中山诸人的“革命排满”思想，以致用激进的暴力手段“痛快地把清政府搞掉”,打断了历史发展的进程,使国家失去重心,其结果必然是军阀混战和以后的不断革命。 那么，辛亥革命真是“激进主义”的产物吗？由于中国古代并没有政治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激进主义，因此做判断之前有必要对西方意义上的“激进主义”一词追本溯源。在西文中，“激进”（radicalism）一词的词根是“root”，意思为“根”，“激进的”（radical）则意为“根本的、彻底的、全盘的”，西方政治学意义上的“radicalism”有三个层次：首先，在思维方式上，是一种被推到了极端的斗争逻辑与排他性的、积极的思维方式，它以一套二元对立模式（如好与坏、善与恶、真与假、上帝与魔鬼）为预设，不承认人性、社会、自然世界中的任何复杂性、交叉性、中间型与妥协性；其次，从认识论意义上说，它排斥经验的复杂、多样，迷恋理论的单纯与明澈。崇尚绝对真理观、唯理主义，排斥多元，不承认人的认识能力的局限；再次，从道德理想和伦理目标上说，它献身于终极目的、终极价值与绝对理想，执着于最终目标的合理与正确，反对任何形式的妥协与调和，也不顾及理想实现的可能性与方法的合理性；最后，从社会政治学说的角度，它是一种全盘式的社会改造或社会革命理论，崇尚大破大立，彻底推倒旧世界，重建一个与过去没有任何连续性的新世界。[17]! 若按上述标准，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革命、法西斯主义、文化大革命无疑算得上是激进主义的杰出作品，但如果把辛亥革命塞进去则多少有点不伦不类。因为无论从哪方面看，辛亥革命都还远远“够不上”激进，——不是还有更多的学者在谈辛亥革命的“妥协性”、“不彻底性”和革命党人的“天真”、“软弱”、“犹豫动摇”吗？同时，孙中山诸人的革命思想与谭嗣同的所谓激进主义究竟有无本质的关系或者究竟有多大关系恐怕也是个问题。谭嗣同的所谓激进主义（如“破除一切差别、冲决一切网罗”、“诛独夫、倡勇敢任侠之风”）主要来自于传统思想资源，如佛老哲学的平等观，而革命党人的革命观念主要源于西方的 “revolution”理念和启蒙思想，两者绝非一脉相承；当然，孙中山诸人在宣传革命的过程中，确实有一些貌似“激进”的煽动性口号和主张，对此应作两方面的理解：一方面，这是必要的革命宣传策略，倘不如此则不足以维系革命力量的发展和团结，不足以鼓动群众的革命勇气和信心；另一方面，这是革命的理想主义色彩决定的，实际上这也是世界上任何一次革命包括一些重大的改革所具有的共性。问题在于，这种革命的理想主义是否有终极目的、终! 极价值与绝对理想？它是否具有极端的斗争逻辑与排他性的、方对任何妥协的思维方式？它是一种全盘式的社会改造或社会革命理论吗？若是，这种理想主义就有发展为激进主义甚至极端主义的危险。但是，我们即使从最“激进”的邹容身上也没有看到这种可能。相反，我们看到的是，革命党人的思想充满了种种妥协的幻想，他们仅仅满足于清帝的退位和一个民国的名号，天真地宣称“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民国肇建，则革命之事毕也”，以至于拱手让出胜利果实，——他们根本就不曾想过“彻底推倒旧世界，重建一个与过去没有任何连续性的新世界”；其次，革命必须具有相应的客观形势，不是只凭某个阶级和政党的意志就能发动的，更不是少数人“头脑发热”的“情绪化”产物。从革命的发动来看,实际上清政府才是第一责任者, 因为说到底,清政府是自己把自己搞垮的。当整个统治机器以及它所赖以存在的政治基础都发生动摇的时候,即已失去了统治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时，“革命”才能在人民的心目中获得正当性和合理性。因此，辛亥革命的发生与李泽厚所说的“激进主义”其实并没有太多联系。总之，李泽厚把辛亥革命简单地归为“情绪化”的“ 激进主义”产物，这个结论至少是轻率的，——! 他似乎没有慎重考察政治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激进主义的本质和表征，并! 且一定程 度上脱离了辛亥革命时期的特定历史环境。 其二，革命与启蒙的消亡：近现代历史上，启蒙的逐渐消亡确实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它究竟与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中国式现代革命（李泽厚所说的 “救亡”）有无本质联系或者有多大联系呢？近代中国的现实是，当革命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时，民族主义、集体主义、国家主义或纪律、精神的名义，会成为辉煌而又至高无上的东西。它们是推动革命的强大动力，又会导致对个体价值的忽视甚至否认。当人们无条件的接受所谓共性和集体价值时，普遍个性泯灭了，结果就意走向了启蒙的反面，正如哈耶克所说的“通往奴役之路”。在这里，启蒙被排斥的内在根源在于启蒙运动转化为救亡运动时，它的内部权力需要变成了现实的政治消费。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时，用按手印的方式并要求党员向领袖宣誓绝对效忠，即为明证。在追寻民族自由的过程中，曾为“民×主、自由、平等”大声疾呼的革命党人最终放弃了自身的个人自由，并且要求每一个中国人在革命、爱国、集体、民族等名义下牺牲“作为个体的人”的自由。这不仅仅是他们的悲哀，更是中国式现代革命无法挣脱的怪圈——我们从后来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中同样看到了这个悖论。 其三，革命与改良：辛亥革命前，两条路线的激烈交锋发人深省。历史已经证实，民×主共和的革命方案比君主立宪的改良方案更符合历史潮流，但是，梁启超反对革命的很多观点却不幸被辛亥革命以后的历史事实所证明，例如他预言革命即使成功，“此种政体终无术以持久——终必复于专制”，或“集权之秩序以破，天下大乱，地方割据，盗匪横行——旧势力重占上风，革命者生命供其仪牲”，[36]如果这样，他问道，革命又有什么意义？面对梁的诘问和无情的历史事实，诋毁改良者难免为之气短。实际上，暴力革命并非社会变革唯一的形式,即使是在发生暴力运动的社会变革中,暴力运动所产生的社会效果也不尽相同。有的暴力运动并不能达到社会变革的目的,或者说,在这种社会变革中,暴力运动往往只能解决一些表层问题,社会深层次和根本性的问题, 并没有在这种暴力运动中得到解决。因此,我们似乎应该告别过去的那种“不变思维”,对这种暴力运动重新进行一种历史审视 ,借此对中国近百年来的许多规律、因素、传统、力量等再作深一步的认识。正如李泽厚所说,因为这些东西,“直到今天还在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意识形态方面,死人拖住活人,封建的陈垢阻挠着社! 会的前进。”[33]革命与改良也并没有天然的鸿沟，试看亨廷顿的精辟论述，“改革是革命的催化剂”，“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候就是它准备改革的时候。”[37]邓小平则说，“改革也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不妨这样理解，改良之于革命，正如量变之于质变，改良突破一定的“度”，就演变为革命。从哲学意义上来考察，两者都是合理的和必要的，既无优劣之分，更不能对立视之。以此论之,辛亥革命的“成功”也就是前一历史阶段所有改良或改革的必然结果,更确切地说,则是前一历史阶段所有改良与改革的成果和所遇到的阻力之合力,达到一定程度之时的必然结果——没有1840年以降上上下下、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改良和改革的成果, 便不会有辛亥革命;然而,如果改良或改革一帆风顺,没有遇到什么阻力,特别是满清君主专制体制的阻力,则也无需有辛亥革命。正是二者相反相成所构成的合力导致辛亥革命的成功。而辛亥革命的“失败,”则又是下一历史阶段的改良、改革的必然原因。当下一阶段的“变”的成果与阻力的合力达到一定程度时,又将引发一次新的革命。改良——改革——革命——再改良——再改革——再革命……历史大抵就是这样不断向前发展。而所有的革命,可以说都是合力的! 量变达到质变阶段的里程碑。所以，革命并非万能，指望通过革命一下! 子解决所 有问题，达到根本改造社会的目的是不现实的，一切貌似斩钉截铁的革命，等到尘埃落定时再看，也不过还是改良。从根本上讲，很多深层次问题必须通过点点滴滴的改良，缓慢的进步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才能终究获得解决。因此，革命应该是罕见的，“不断革命”就不太正常；改良才是社会进步的主要方式，应该不断进行——李泽厚的观点在这个层面上显示出了深刻性。但是，我们也不能同意李泽厚“过去褒革命，贬改良，现在应该把这个观念明确的倒过来”[38]的说法，因为这明显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反思和批判“阶级斗争史观”视野下的革命确有必要，但否定革命本身则是因噎废食的态度，——毕竟革命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种动力和方式，正如质变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是一种客观存在一样，又岂是“告别” 得了的？简言之，追求社会的进步有剧烈的革命和渐进的改良两途，偏执一端都不足为取。 其四，革命与传统：革命首先意味着“破”，然后继之以“立”，其背后折射出的是传统与现代的大课题。在近代中国，如何在传统与现实的夹壁中寻找一条现代化之路，新型知识分子拥有责无旁贷的使命感和“斩不断，理还乱”的困惑与焦虑。“这种使中华民族由弱变强的认识和欲望，与对中国传统文化诸价值——作为自我认同的保证之唯一根源——残余的效忠二者之间存在着恒常有害的紧张状态”。[39](p91)当康有为在保守主义的立场上推行维新运动、严复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鼓吹思想启蒙之时，孙中山毅然屡败屡战，百折不回地献身革命民×主主义。革命党人孜孜以求祖国的现代化，精神不可谓不壮烈，对传统的态度不可谓不决绝，但他们始终无法脱出传统的藩篱，最终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向传统回归。革命者在条件尚不充分的情况下，加上“只争朝夕”的心态，仓促之间以打倒一切的斗志向传统发动总攻。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是早产的。而革命后的动荡与反复与其说是某种不良反应，还不如说是离异传统的代价。[18]革命者的努力在根深蒂固的传统势力面前显得是那样微不足道，革命的失败岂不是必然的吗？可以说，革命对传统的“破”只能在特定的历史条! 件限制下的范围之内，超过了这个“度”，传统的力量就会“反噬”，由此造成“立”的困难重重。推翻传统社会以后，动荡与混乱是不可避免的。传统越顽固，破坏它需要的代价就越大，拨乱反正需要的时间就越长，——这种历史代价不得不由以后的社会运动代为买单。或者换句话说，在量变尚未积累到质变的程度时，以激烈的暴力革命谋求社会的根本改造，打断了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必将遭到历史的惩罚。所以，建立和设计新制度、新社会是远比推翻旧社会更为复杂困难的事情。布罗代尔说得好，“人们曾热切地希望一次革命打碎旧传统，但往往是在传统下建立符合传统文化势态的新世界。”[40]在这个层面上，李泽厚的观点确有可取之处。 耐人寻味的是，在“告别革命论”甚嚣尘上而各种口诛笔伐也沸沸扬扬之时，却很少有人能注意到，革命党人曾经希望辛亥革命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次革命。他们对数千年周而复始的王朝更迭表示厌倦，希望革命胜利后实现社会长治久安：“今也革命之役，末役也”，从此将“毋须第二次之压力”，稳定发展，“进步复进步”。[41]但是这种善良的愿望落空了，辛亥革命后中国也确实出现了军阀割据的局面，之后更是如李泽厚所说的那样，陷入了“不断革命”之中。如果辛亥革命如有些人所说，“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那么龙种和跳蚤有何关系——遗传？变异？或者毫不相关？龙种为何变成了跳蚤——种子？环境？播种者？或者兼而有之？面对这些问题，我们不妨借鉴马克斯•韦伯提出的“设想参与”的方法，通俗地讲就是要求我们以当事人的角色设身处地，移情于具体的历史环境，化身为特定的历史之人，与革命志士同呼吸，共命运，方能成为他们的“知己”，达到对革命的“切身体验”，如此才谈得上真正理解辛亥革命。“要窥见前人的思想，自己的思想就必须让位”，[42]布洛赫这句话其实就是要求历史学家“体验历史”，放弃 “先入为主”的� 嘉Ｊ导噬希芏嘌д咭炎⒁獾剑靶梁ジ锩闹鞴垡馔加肟凸坌ЧＯ啾忱搿保教终庵帚Ｂ鬯毯哪谌萃岣咏返纳畈惚局剩蛭返恼嫦嗤鸵仄渲小Ｈ斯倘皇抢返拇丛煺撸亲魑分魈宓娜耍床坏貌皇苤朴诰咛宓氖贝肪秤肟凸厶跫匀说拿篮迷竿苁潜淮蛘劭郏踔潦实闷浞矗绱耍返姆⒄咕筒换崾蔷缘摹⑼昝赖那敖硕浅氏殖雎菪仙⑶矍敖奶啤Ｋ裕研梁ジ锩蟮闹种止肿镉诟锩呤墙醪腥痰牟还龋彩嵌哉庵掷贩⒄固频奈拗臀蠼狻Ｈ绻颐浅腥侠贩⒄沟恼庵帧安煌昝馈保敲淳捅匦肴萑绦梁ジ锩闹种植痪 敖袢酥狻薄Ｈ粢允比酥曜伎猎鹎叭耍越袢罩酃饪创罚贸龅奈薹鞘呛蠹魃踔林镄闹邸�BR> 历史无法告别，正是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一系列可歌可泣的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不断走向独立与富强，我们也才有可能生活在今天这样一个繁荣昌盛的幸福时代，一个不再需要革命的新时代！ 三、走出困境：研究现状和趋势 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似乎陷入了这样一种困境：一方面相关研究成果越来越多，新史料、新观点层出不穷，另一方面却让人越来越“读不懂”辛亥革命，所谓“你不说我还明白，你越说我倒越糊涂”。一方面这固然是辛亥革命的研究走向深入的必然现象，——在这样一个思想多元化的时代，单元的思想格局的崩塌让不少人无所适从。各种论说激烈交锋并相互交织，新旧并存，暇瑜互见，而不少学者仅持一端，对不同意见往往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同时，一旦上升到思想和理论层面，成为纯学理的讨论时，就超越了普通人所能够理解的范畴；但另一方面——恐怕也是主要的原因——是研究现状中本身存在的不少缺憾所导致的，也正是我们当前亟需解决的： 其一，基本概念的混乱问题。 围绕辛亥革命的很多争论其实源于一些基本概念的不同理解，就拿“革命”这个概念来说,就存在着严重的误读。革命的本意是天道周期性变化，自汉代开始用来指涉改朝换代。戊戌变法前，它或被看作王朝易姓，或代指大动乱，具有负面价值。1900年庚子事变后清王朝统治的正当性丧失，改朝换代和西方 “revolution”意义相结合而形成的“革命”观念随之兴起，而它的兴起又直接受到日本的“革命”概念的影响。近年的研究发现，最早用“革命”译 “revolution”的是日本。近代之前日本人大多对革命持批判态度，而随着西方冲击来临，日本知识界就滤去中文“革命”一词中易姓或王朝更替的意义，在社会秩序根本性变化以及进步这一内涵上应用这个词。福泽谕吉的《西洋事情》中，已有现代意义上的“革命”一词，明治维新也被称为革命。因此要准确理解革命党人宣扬的“革命”，就必须考虑到日本如何理解革命以及日本的革命观念怎样影响中国，这就涉及到西方和中国、日本三方面观念间的互动。而中国式现代革命观已经与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观念有了本质的区别，它是西方revolution理念通过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为中介而纳入中国传统革命! 观念的结构并被重构的过程中产生的。它与西方“revolution”的原意的最大不同在于：它还是天道。在新的天道中，进步成为宇宙规律，平等和取消一切差别变成代替儒家伦理的新时代道德。马列主义的革命观注重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只是手段而非目的。而在中国式现代革命观中阶级斗争不仅具有上述意义，它还是新道德，是纯化道德意志进行修身的核心。由于这种新道德是终极关怀，所以它不会因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停止，而会随着道德教化而进入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甚至要在每个人的灵魂深处开展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革命，最后的逻辑结果就是文化大革命。 因此，“革命”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其内涵大不相同，若不在辛亥革命的具体语境中去分析就贸然评价辛亥革命，结果自然南辕北辙。例如，有些文化民族主义者和激进自由主义者批判的所谓“革命”，其实应是中国式现代革命观中的某些方面，却误把矛头指向了辛亥革命。还有更多的学者与理论家，用中国式现代革命观或者正统的马列主义革命观的标准去衡量辛亥革命，结果自然不能令他们满意。很多其它概念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如“改良”、“立宪”、 “救亡”、“启蒙”、“激进”等等。走出辛亥革命评价问题的困境的第一步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因为基本概念的厘清是我们评价历史问题的基本前提和题中之义。 其二，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治学态度仍然存在。 在学术环境已根本改善的情况下，若隐若现的政治幽灵还是萦绕在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之中。如有些学者评价孙中山则“轻前重后”，大谈其晚年的转变，甚至要把这位民×主革命先行者塑造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先导”；大谈特谈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局限性，“不可能担负起领导重任”；轻率地认定民×主共和方案 “绝对行不通”，则是旨在反证“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总之资产阶级“都不行”，只能让位于无产阶级，“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阶级分析法由此庸俗化了；有些学者鼓吹“改革万能”，比附“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意在论证当前党的路线的英明正确……这种为政治服务的历史思维流毒至今，致力于真学术者戒之慎之！真学者必具独立之人格和自由之思想，以摒除党派之私和个人成见，方能做出真学问。 其三，忽视实证，非历史主义倾向严重。 如一些学者在批判辛亥革命的所谓激进主义时,就不是从历史事实出发,而是从假设的前提出发,认为辛亥革命搞糟了,打断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否则,中国就有可能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也有学者臆想“立宪道路比革命方式更符合国情”，“如果辛亥革命不打断清末的新政又会怎样”云云。无视具体的历史事实和特定的历史环境，以“反历史”的前提去推理历史进程的发展，怎么可能得出符合历史真实的结论？历史学科的自身特点决定了实证研究的基础性和必要性，而不宜提倡“哥德巴赫猜想”。 其四,思想的僵化和形而上学。 典型的如，人们在“革命史观”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一味地肯定革命而否定改良，但上世纪末期则倒过来了,很多人又一味地肯定改良而贬斥革命。这两种观点表面看来针锋相对,但实际上都是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模式”，是僵化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因为历史上的一切改良与革命,都是具体历史条件下的具体产物,应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还有人采取一种貌似客观的模棱两可的态度：“辛亥革命既有积极作用，又有一定的消极影响”，“既可以说辛亥革命成功了，也可以说它失败了”。他们把一分为二的辩证法绝对化、庸俗化，沦为了绝对的相对主义，最终说明不了任何实质性的问题，说到底还是一种僵化的思维。我们必须抛弃僵化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坚持科学的、动态的、辩证的思维和研究方法,才可能贴近历史的真实。 其五，以偏概全，各家各派自说自话。 在当今的“学术侏儒时代”，学术繁荣的表象背后凸现出另一种尴尬：我们有一大批在不同领域内学有专长的“专家”，却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大师”，辛亥革命的研究状况也是如此。专家们纷纷抢占“制高点”，然后各立山头，在自己的“自留地”深耕细挖，以局限为特色，以琐细为专深，凿空蹈隙，畛域自囿，难免以偏概全，学术的交流与砥砺往往变成了自说自话。章开沅先生作为辛亥革命研究领域硕果仅存的大师，早在十几年前就在《辛亥革命研究如何深入》、《要加强对辛亥革命社会环境的研究》、《关于改进研究中国资产阶级方法的若干意见》等文章中，对辛亥革命的研究如何深入提出了若干真知灼见,其中就意识到了这种可能出现的危险，因而力倡“学有专精，尤重通识”，可惜后来的研究者偏重于“专精”而少有“通识”，致使此后的辛亥革命研究远远没有达到先生所期望的那种高度。章先生首先是一个大历史学家，而后才是一个辛亥革命史专家，一般人却误以为章先生是因为在辛亥革命史研究方面的成就才被公认为大历史学家的。章先生治学，趋向于博，博而后通，通而后大，达到立意远大，高屋建瓴之大度兼大气的境界，再由博返约，专精自成。近年来! ，章先生以求真、求善、求美为史学的最高境界和终极追求，谓之“圆融”。所谓圆融，大家之境界也，即不懈追求真善美，发掘出“蕴藏于史事深处的大智慧”，“惟大智慧之发现始能出良史出大家 ”。[43]以先生今日之境界，若能重写一部《辛亥革命史》，必能与米涅的《法国革命史》、柏克的《法国革命论》、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等著作媲美同辉。遗憾的是，先生年事已高，加之近年致力于教会大学史的开新，虽老而弥坚，恐怕已无心力与脑力继续辛亥革命之研究。但章先生治史之良法美意，辛亥革命研究之“专家”不可不察，后学尤不可不思之再三。 其六，是研究方法的新陈代谢机制失衡。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辛亥革命评价问题的研究在方法上明显存在一种新陈代谢机制的失衡现象，有些学者的研究方法已经相对陈旧过时，急需求新求变，而另一些学者则片面强调新理论新范式，把优良的史学传统统统抛弃，最终必然沦为学术泡沫，更多的学者则在困惑与焦虑中艰难地探索。近年来，这种失衡的机制经过众多学者的努力正在向良性的方向转变，综观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学术前沿和最新动态不难看出，一场研究方法的大变革即将来临，它已经表现出这样一些新趋势[19]：其一，是研究时空的延展；其二，是研究层面的下移；其三，是研究视角的转换；其四，是研究框架的整合；其五，是实证与创新的结合。 做到以上这些，是不是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呢？笔者不敢妄下断言。但我坚信，只要努力的方向大体不差，加上我们不懈追求的精神，尽量避免研究现状中的缺憾是可能的，走出现在的困境也是可以预期的，届时，辛亥革命的评价自然水到渠成，其庐山真面目也将呈现在历史的天空。“历史是划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就让章先生的这句名言鞭策我们努力探索辛亥革命的奥秘吧！ [注 释] [①]参见章开沅先生的《辛亥革命研究如何深入》、《要加强对辛亥革命社会环境的研究》、《关于改进研究中国资产阶级方法的若干意见》等文章，载《辛亥前后史事论丛》及续编。 [②]笔者以下分类，既非一般特定概念，也无科学标准，纯为方便起见。如“在政治史方面”云云，意指“辛亥革命在促进政治的发展、变迁方面所起的历史作用”，非指作为专门史的政治史学科。以此类推，其它几项大意略同。 [③] 参见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发布的宣言，载《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④] 参见市古宙三的《近代中国的政治与社会》（东京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朱宗震的《辛亥革命性质的新探索》（《浙江社会科学》2002第4期）。 [⑤]林毓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版）和李泽厚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走向未来》，1986第1期）都有这种表述。 [⑥]张涛（参见《辛亥革命——传统政治现代化的方式》，《河南大学学报》，1996年5月，第36卷第3期）和马勇（参见《辛亥革命：主观意图和客观效果》，《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1期）的上述看法则相对比较平和。 [⑦]孙占元的《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对此表述比较完整。但是应该指出，学者们在这些所谓新意识的革新程度与实际功效方面颇有歧见，有不少持批判立场，参见本文第二部分。 [⑧]参见章开沅先生的文章《愤悱•讲画•变力》（《历史研究》，1991年第2期）；《离异与回归》、《辛亥革命与只争朝夕》，《从离异到回归——孙中山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载《辛亥前后史事论丛》及续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1990、1996年版）以及专著《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试析》（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⑨] 意指“辛亥革命在促进社会生活的发展、变迁方面所起的历史作用”，与下面提到的作为研究视觉或史学分支学科的社会史内涵不同。 [⑩]严昌洪教授此后多种著作如《对近代风俗改良团体的考察》（《湖北社会科学》1987年第9期）、《清末民初社会风俗的演变》（《辛亥两湖史事新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西俗东渐记——中国近代社会风俗的演变》（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都有精辟论述。 [11]田涛的《清末民初在华基督教医疗卫生事业及其专业化》（《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 5期）和何大进的《辛亥时期的美国传教士与美国对华政策》（《历史档案》1998年第 4期）有一定代表性。 [12] 胡耀邦：《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的讲话》，《人民日报》1981年9月24日。这是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集团首次公开给予辛亥革命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 [13] 侯宜杰的著作《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与吴剑杰的文章《清末湖北立宪党人的议政实践》（《历史研究》，1991年第3期）有一定代表性。 [14] 陈小雅的文章《关于辛亥革命“避免论”的几点思考》（《求是》，1996第3期）对这种论点的概括和分析都较为中肯。 [15] 相关文章在90年代的诸多期刊、杂志和报纸上很容易见到，如《东方》、《读书》、《开放时代》、《书屋》、《炎黄春秋》、《文艺评论》、《文汇报》、《南方周末》、《战略与管理》等。 [16] 李良玉：《启蒙、救亡与革命时代的终结》，载《南通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金观涛：《革命观念在中国的起源和演变》，载《政治与社会哲学评论》第十三期，台北：2005年6月 [17] 笔者依据亚当﹒库珀与杰西卡﹒库珀合编的《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文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概述其大意，并非原文引用。 [18]参见章开沅先生的文章《离异与回归》、《辛亥革命与只争朝夕》，载《辛亥前后史事论丛》（华中师范大学出版，1990版）。 [19]关于这些趋势，拙文《从百家争鸣到求同存异——辛亥革命的性质研究述论》（《鄂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2005年第10期《中国近代史》全文转载）有比较详细的说明，此处不再赘述。 [参考文献] [1]林伯渠.荏苒三十年[Ｎ].解放日报,1941-10-10. [2]杜亚泉.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功及社会革命不成功之原因[G].东方杂志.十六卷四号. [3]龚书铎.辛亥革命与文化[J].历史研究，1989，（5）. [4]杨鹏程.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辛亥革命未完成的文化使命[J].历史教学，2001,（10）. [5]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M] .人民出版社，1998，（10）. [6]唐传泗、徐鼎新.要恰当地估价辛亥革命对民族资本主义地推动作用[J].经济学术资料，1982，（4）. [7]孙占元.孙中山与辛亥革命[M].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 [8]赵刚印.辛亥革命时期的移风移俗变革与人的现代化[J].贵州社会科学，1999，（2）. [9]王守恩.从清末民初社会风俗的移易看中国早期现代化对人的心态层面的影响[J].学术论丛，1998，（1）. [10]粱景时.清末民初婚俗的演变述论[J].山西师范大学学报，1999，（1）. [11]陈振江.清末民初婚姻家庭变革运动的趋向[J].南开学报，1997，（4）. [12]焦静宜.浅析民初华北农村社会习俗变化中的逆向势力[J].南开学报，1996，（1）. [13]梁景和.资产阶级%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前港督彭定康：中国是民×主的威胁(图) Go back to top 彭定康在国际事务上的直率言论时而引起争议 香港最后一任英国总督彭定康男爵（Chris Patten）称，中国的潜在威胁不在于其廉价的出口货品，而是“民×主的灭亡”。 彭定康在香港接受BBC专访时说，中国在传扬着人们不需要民×主也可以致富的观念，这是中国对西方的最大威胁。 他还指出，像东盟（ASEAN）等地区组织应该强化其组织，从而能够在应对地区问题上做出更大贡献。 采访彭定康的BBC记者英格兰德说，最近重回香江宣传其最新著作的彭定康仍然受到不少人的欢迎。 彭定康过去出任香港总督时推动了政治改革，在主权移交的后过渡期引发了中、英两国之间的不少磨擦。中国的几位高级官员曾多次猛烈抨击彭定康的施政和言论。 时至今天，彭定康的言论，包括有关中国、缅甸和民×主发展的观点，都有可能引起有关方面的不满。 “根基不稳” 彭定康认为，在美国主导的自由市场、自由贸易，继而发展出自由政治的体系之外，东亚和南亚表现得非常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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