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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月24日)
- 除隐患反惹巨灾 贵州平坝数十死伤噩耗仍封锁
- 令计划中央办公厅四大金刚免职 神秘失踪
- 4警花为武长顺生私生子 习近平大怒
- 疑涉令案“政治隐患” 五名中办背景部级官员去职
- 内蒙300牧民抵制收费站遭镇压18人被抓捕
- 河南200幼师游行示×威争待遇十余人被警察打伤抓捕
- 广东2000师生抗议政府强撤学校2学生被警察打伤
- 官媒解读：中－共“红二代”近期为何连续聚会？
- 江绪林追悼会23日举行 自杀微博留下6500多条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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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色：1968年“六·七大昭寺事件”与1969年尼木、边坝事件（三）
除隐患反惹巨灾 贵州平坝数十死伤噩耗仍封锁 Go back to top
2016年2月7日（除夕当天），官方为了封锁信息，遇难消防员追悼会只能在内部低调地举行。（知情人提供）
幸存的消防员在微信朋友圈用漫画表达封杀令的不满。（知情人提供）
大陆官僚作风，工作疏漏百出已是常态。但春节前一次工作失误，夺去18条人命、另21人受伤。令原本喜气洋溢的春节，带来10多个家庭无限的伤悲。事件是政府消除爆竹隐患而引起，因操作不专业引发大爆炸。责任官员为自保而严密封锁消息至今。（卡帕/ 何山报道）
贵州省贵安新区平坝县马场镇普贡村老鹰坡，本月5日(年廿七)下午发生废弃烟花大爆炸，消息指是贵安新区安监局在山沟里销毁烟花厂剩馀原材料时，操纵不当所致。
事发后，官媒简单地报导称，该爆炸导致8死9伤，此后便再无消息。但据探针新闻实地调查发现，该爆炸导致18人死亡，21人受伤，伤亡人员分别是贵安新区安监局、贵阳公安消防员以及民工和村民。爆炸还造成了方圆3公里多的范围内村民财产受损。
知情人透露，爆炸当场导致武警贵安新区消防支队5名消防员死亡，还有多名消防员受伤。年龄最小的消防员梁镭和王仲良刚满20岁。而官员和村民死亡的数字和名单则不详。据说当地安监局长也在爆炸中死亡，也有人说该局长受伤。
当地知情人吴小姐透露，消防内部传出的消息称，该烟花原材料系化学品，消防员按常规灭火处置，造成了大爆炸。
她说：多方渠道的消息是说，指挥不当造成的。第一次引爆以后，由消防员上去喷水，浇灭那些烟花，但是引发了第二次爆炸。这次爆炸大概四公里外的窗子都炸裂了。说的是这批烟花的成份可能是某种化学物品，而不是传统的硝啊，因为水上去以后引发了第二次爆炸。朋友是消防，发了一条微信朋友圈就说的，不转发，不转谣之类的。
知情的媒体人罗先生称，该烟花厂是早已经被查封掉，官方本来是想在春节前消除安全隐患，但因估计不足，反而制造了一起严重的伤亡事故。
他说：这个事情其实比较2（蠢的意思），这个烟花厂嘛是已经被查掉的，没有生产。后来有一天就觉得怕偷偷生产，因为快过年了嘛，就决定把这个东西给销毁掉。结果没想到把这烟花堆在一起点，弄这么大一个事。堆积烟花爆竹的那一块有一部分山体都被炸垮掉了。可能对这估计不足，没想到会产生那么大的威力。
罗先生还表示，除了新华社发了一个简单的通稿，现在贵州当局已经全面封锁消息，贵州媒体也被严令不得去现场采访。
他说：因为这个事当地政府是完全压下来没准往外发的。坊间的传说贵安安监局长也在这次事故中遇难了。我已经了解的是说，可能大多数死伤的还是当时他们找的民工。没有办法去核实，我们记者都不给到现场去。我们直接就收到禁令了。我们这儿什么都没有，一点风都不给往外透的。官方连通稿都没来。对新华社会有一个，我们这通稿都没收到，直接没给提这事。
据悉，爆炸造成了约8名当地村民死亡。当地政府为了维稳，爆炸次日即死者家属谈妥赔偿金额，每名死者可获136万赔偿，之后让村民迅速火化死者遗体并保持沈默。此外，迄今为止，官方还继续对当地的电话和网路进行全面的管制，除少量官媒的资讯外，当地网友发布的资讯被迅速遮罩。
本台记者拨打该村多名人士以及学校的电话，都显示处于故障中。而马场镇政府以及平坝区政府的电话，也无法接通。
来源：RFA
令计划中央办公厅四大金刚免职 神秘失踪 Go back to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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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中南海大管家令计划落马之后，中央办公厅展开大清洗，最近又有四名出身中办的高官被免职，神秘失踪。曾任中办调研室主任的卓松盛，被免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曾任中办调研室组长的丁孝文，被免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助理；两名中办老臣李建波、陈瑞萍，也分别被免去中央纪委驻交通运输部纪检组组长、国家衞计委纪检组组长。
政治局委员栗战书执掌中办之后，强调「绝对忠诚」，展开大清洗。中办秘书局局长霍克调任国家旅游局副局长不久落马，中办副主任王仲田贬任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副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曹清也被调离。卓松盛和丁孝文在令计划落马之后也逐出中办，明升暗贬。
中联部官网显示，丁孝文已经不在「部长助理」之列，中央文献研究室官网「副主任」一栏也删去卓松盛的名字。两人都是六○后高级干部，正当盛年，显然不同寻常。消息透露，卓松盛和丁孝文都是令计划心腹。
卓松盛一九六一年九月出生，广东中山人，复旦大学中文系高材生，当过复旦诗社社长，首创的长句子诗歌号称「卓式诗体」，引起许多诗人摹仿。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大学毕业之后分配到共青团中央，结识令计划，上世纪九十年代随令计划进入中办，成为其头马。二○一四年二月调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四十九岁的丁孝文出身外交部，曾任前外长李肇星大秘，两人还是「文友」，经常唱和。他当过小国大使，二○一○年调任中办调研室组长，成为卓松盛手下，去年二月调任中联部部长助理。
两名中办老臣李建波、陈瑞萍最近也逐出中纪委系统。五十七岁的李建波也是令计划的老部下，曾任中办调研室科教组组长、秘书局副局长、机要交通局局长，二○一二年任中央纪委驻交通运输部纪检组组长，近日被免职，由宋福龙接替。
陈瑞萍在中办工作近四十年，曾任秘书局副局长、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局长，二○一四年十二月离开中办，担任国家衞计委纪检组组长。不料一年之后，她的职务被李五四接替了
来源：星岛日报
_(网文转载)
4警花为武长顺生私生子 习近平大怒 Go back to top
“津门第一虎”武长顺的贪腐案情，于去年3月26日在天津政法系统中通报。多名当地政法界人士向财新记者透露，武长顺案涉案金额高达74亿多元，其中个人贪污4亿多元，卖官收入8400万元，行贿1000多万元，挪用公款1亿多元。
现年63岁的武长顺，曾任天津市公安局长、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在天津公安系统任职44年，其中担任过11年的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长兼公安交管局局长和11年的天津市公安局局长，根深树茂，关系众多，在津门向有“武爷”之称。
根据当地消息人士的转述，通报中披露，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纪委一次会议上谈及武长顺案时说：（天津）有个武爷，天津的停车场都成他们家的了，无法无天······十八大后还这么疯狂，前所未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也在政法委系统的会议上表示，武长顺白天当公安局长，晚上当董事长。
天津市原公安局局长武长顺在当地公安系统任职44年，培植党羽众多。
财新记者获悉，有关部门向天津市政法系统干部通报武长顺涉案情况时表示，仅天津市公安系统给武长顺行贿者就有23名；武长顺本人贪污4亿多元，卖官收入8400万元，行贿1000多万元，挪用公款1亿多元，收受礼金33万元，违反财经纪律涉及金额15亿元，其中4亿元为违规发放。与此同时，武长顺的家人名下有70余家企业，参与及有连带关系的公司40余家。通报称，武长顺采取查案、抓人等方式，打压与其家族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企业。
财新周刊此前的调查报道《武长顺起底》中显示，天津市公安交管局下属企业、但实际由武长顺女婿和白手套控制的假“红帽”公司天津市正直智能交通设施制作安装有限公司（下称正直智能），是其利用职务之便为个人和家族牟取不当利益的重要载体，该公司也在通报中现身。2012年，武长顺以正直智能的名义用2000万元买下一块驾校用地，转手以6亿元出售，并将其中的2亿元据为己有；2013年下半年，武长顺又将塘沽一所驾校用地以1亿元出售，款项进入天津市交管局后，随即转入正直智能公司。
前述人士向财新记者表示，通报还涉及武长顺的私生活内容，称其道德败坏，生活糜烂，长期与多名女性通奸，其中四名公安系统的女性为其生育非婚生子女。通报称，武长顺涉嫌贪污、受贿、行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等犯罪。
此前中央纪委网站2月13日曾发布武长顺被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消息，称武长顺身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严重违反党的政治规矩和组织纪律，严重违纪违法，且党的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性质十分恶劣，社会影响极坏。其违纪所得被收缴，因其涉嫌犯罪已被送司法机关。
武长顺1970年5月进入天津市公安局交警大队，那年他17岁。之后44年，他一直在天津警界任职。1992年6月，武长顺担任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长，同时兼任公安交通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2003年2月，武长顺擢升为天津市公安局局长，并兼任武警天津市总队第一政治委员、党委第一书记；2005年11月，武长顺一肩双挑天津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同时还兼任天津市政法委副书记；2011年10月，武长顺当选政协天津市副主席，成为副省部级高官，并继续担任市政法委副书记、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
其实，早在十多年前，天津民间对武长顺多有传言。2006年夏，天津市原检察长李宝金案发（后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被判死缓），其时，有关武长顺的传言在天津民间不胫而走。一年后，2007年6月3日，天津市原政法委书记宋平顺自杀身亡，当地坊间对武长顺的议论再度甚嚣尘上。
宋、李均曾是武长顺的上司，其中，宋平顺直至案发前三个月，仍是武长顺直接领导，武长顺与宋平顺一向走得很近，两人均发迹于公安口。
来源：财新网
_(网文转载)
疑涉令案“政治隐患” 五名中办背景部级官员去职 Go back to top
前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前统战部长令计划。
网络照片
近日，根据微信公号“精读党报”整理发现，2016年后，有5名曾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任职，后提拔外调的部级官员去职。这五人分别是赵胜轩，中国社科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赵胜轩，正部级，62岁（1953年12月出生）；卓松盛，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55岁（1961年9月出生）；丁孝文，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助理，50岁（1966年9月出生）；李建波，中纪委驻交通部纪检组组长，57岁（1959年2月出生）；陈瑞萍，中纪委驻卫计委纪检组组长，61岁（195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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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进入2016年，五人先后去职，新职务也没有公布，相关单位网站已在“部门领导”一栏里，删去了他们的信息，这五人都曾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任职，十八大后，陆续调任现职。
如原中国社科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赵胜轩，1991年进入中办，2007年升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2013年4月调离中办；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卓松盛，大学毕业之后分配到共青团中央，上世纪九十年代随令计划进入中办，2014年2月调离中办；原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助理丁孝文，2010年调入中办，是卓松盛手下，2015年2月调离中办；原中纪委驻交通部纪检组组长李建波，长期在中办工作，2003年9月起任中央办公厅机要交通局局长；直至2012年3月调离；原中纪委驻卫计委纪检组组长陈瑞萍，在中办工作近四十年，曾任秘书局副局长、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局长，2014年12月调离。
此前�
邪焱獾鞯木旨陡刹坑�落马即国家旅游局副局长霍克。2014年12!
月，中央
办公厅秘书局局长霍克调往国家旅游局，于次年1月被查，官方称其涉嫌受贿、行贿、泄露党和国家秘密，还有干扰、妨碍组织审查的行为。
2012年9月，十八大前夕，栗战书任中办主任，原主任令计划调任统战部部长，并于2014年12月冬至日被查。
十八大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三名副主任也相继调离：除前文提到的赵胜轩调往中国社科院；还有张建平，2013年4月调往中直工委任常务副书记；王仲田，2015年调往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任副主任。
目前，中央办公厅三名副主任均为中办系统外调入。
丁薛祥，1962年出生，曾任习在上海的秘书长，2013年5月任中办副主任，后任总书记（习近平）办公室主任，目前是中办常务副主任；陈世炬（正部级），1963年出生，2002年至2013年任总书记（胡J锦T涛）办公室主任，2013年任中办副主任；孟祥锋，1964年出生，成长提拔与中纪委，曾任辽宁省纪委副书记，2013年调入中办系统，担任任国家保密局局长，2015年
4月任中办副主任。
十八大后，习近平视察中办时强调中办要“绝对忠诚”，而中办内部学习也以“政治纪律”和“忠诚”为第一要务。
今年1月15日公布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告称， 2015年，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严肃查处周永康、令计划违纪违法案件，“消除了党内重大政治隐患”。
会后，国家预防腐败局副局长、中纪委国际合作局局长刘建超证实了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外逃美国的传闻，称 “关于令完成这件事情，中方正在处理，也在和美国进行沟通”。
一般认为，五人应该是被视为令计划党羽而被拿下，但迄今为止，中纪委或中组部尚未公布上述五人的近况，是否被双规或者受到何等纪律处分。
五人中，赵胜轩是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一般认为可能会在会前辞去人大代表或者被剥夺人大代表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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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法广
内蒙300牧民抵制收费站遭镇压18人被抓捕 Go back to top
内蒙古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巴润别立镇腰坝社区的300名牧民，周一（2月22日）聚集到社区附近的红石头收费站维权，抗议政府乱收费，要求政府取消该二级公路还贷收费站，随后遭到大量警察镇压，18人被抓捕，1人被打伤。
网友称，眼下进入农忙耕种季节，农牧民需要频繁的出入巴彦浩特镇，前往腰坝滩灌区从事农牧业生产，所经过红石头收费站一次就须交10元过路费。而当前农牧民从事的农牧业粮食，畜产品市场又不景气，农牧民的经济收入有限，不合理的过路费给农牧民造成经济上的负担。
网友“用户67d1bo6eox”发帖说：2月22日，在阿左旗红石头收费站，由于收费不合理，农民为维护自己权益去讨说法，政府不但没给合理说法还在没有逮捕证的情况下抓走十几人，在抓人时还伤到一农民。
现场图片显示，牧民手持写有“取缔不合理收费”等字样的横幅，将红石头收费站堵死，有大量警察在现场。
网友“萌面侠s”发帖说：阿盟收费站一次15，收费年限3、40年！30年后路扒了重新修，然后继续收费！高峰期一天收好几十万！这不是简单的问题，而是腐败问题！政府部门挪用资金导致一个大窟窿补不上，把公路收费站的收费权利卖给私人收费！
（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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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200幼师游行示×威争待遇十余人被警察打伤抓捕 Go back to top
河南省平顶山市宝丰县的200幼师周二（2月23日）发起游行示×威，聚集到宝丰县政府，要求政府提高幼师待遇以及落实编制，遭到大量警察镇压，多人被打伤，十余教师被抓捕。
据网友透露，示×威的教师分别来自宝丰县的十三个乡镇以及东城幼儿园，上班已有3年半，但仍没有编制、五险一金，工资也是最低的，只有一千元左右，而同一批的其他县区的幼师都已经转正。
当事人“我奏是想不出个好名字2178371680”发帖说：河南省宝丰县，二百名幼儿教师集体抗议，政府不给教师解决工资和编制问题，工作三年连三金都没有落实，一直在欺骗，推脱，我们是教师，我们也要生活！
网友发布到网络的图片以及视频显示，大量教师手持写有“提高幼师待遇，还我幼师尊严”、“我们要编制，我们要生存”等红色条幅，聚集在宝丰县政府门口，期间，有教师遭警察拳打脚踢并拖上警车。
网友“空气中的风”发帖说：河南省宝丰县公安局暴力执法，打伤逮捕十几个幼儿园老师，抓走在路边拍摄公安打人视频的无关路人多人。
（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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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2000师生抗议政府强撤学校2学生被警察打伤 Go back to top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龙江职业技术学校的2000学生与教师，周二（2月23日）发起示×威，抗议政府强行撤销学校，示×威学生一度与警察发生冲突，至少2名学生被警察打伤。
据网友透露，当地政府为了钱将龙江职业技术学校卖给了“碧桂园”的开发商，到时候学校将变成一所初中，“碧桂园”业主的子女将获得优先入校权，而现在的学生将被分配给其他学校。
网友“Aven乐小姐”发帖说：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教育死得了，初中有四五间，原来的两间高中剩下一间，今年1月教育局决定为了发展龙江教育事业，私下决定取消龙江职校！就因为学校旁边建的是碧桂园五星级的家，而原来学校地块改成初中贵族学校，这个碧桂园业主子女可优先入学，今年已经停止收生。
网友发布到网络的图片显示，大量的教师静坐在学校门口将校门堵死，大批学生手持写有“还我学校”的旗帜聚集在周围，有学生头部受伤留学。
网友“Is_Jrio”发帖说：学生老师不满政府解散学校国家一边提倡发展职业教育，却一边拆校，理由是城区里没有一间城区中学，且早前一直隐瞒事情，学生老师表示不满致引发学生暴动！学生情绪激动，过程中，学生与警方发生口角至少2名学生流血。
另一名网友“LIAOYINGQI-”说：被打男主角是经过见到摄像个打女生，然后劝架，然后比滴交警拉过去用对讲机bo穿个头！
公开资料显示，龙江职业技术学校是由佛山市顺德区教育局主管，龙江镇人民政府主办的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现开设有家具设计与制作、电子技术应用、机械加工技术应用、计算机及应用、会计、商务英语、汽车维修与营销等7个专业。
（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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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媒解读：中－共“红二代”近期为何连续聚会？ Go back to top
2月21日，开国大将粟裕将军的夫人楚青女士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楚青原名詹永珠，1923年出生于江苏扬州，其父詹克明是一位银行家。1939年春，粟裕和楚青相识于皖南。1941年，在新四军一师司令部所在地如东县石庄，楚青与粟裕结为终身伴侣，至1984年粟裕去世，两人相携走过40多年。
“政事儿”获悉，陈毅之子陈小鲁、林彪之女林豆豆、邓子恢子女邓淮生、邓小燕、肖劲光之女肖凯等“红二代”前往楚青家中吊唁。
林彪之女林豆豆（右三），陈毅之子陈小鲁（右二）
“政事儿”梳理发现，近两个月以来，“红二代”连续举行多场聚会活动，这其中既有新春团拜会，还有缅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纪念活动。
新春团拜会
“跟上习总书记的步伐，要有打持久战的决心”
2月21日下午，延安儿女联谊会在北京举行了2016新春团拜会，近八百名革命后代齐聚一堂。陈毅之子陈昊苏、邓子恢之子邓淮生、陈云之女陈伟华、肖劲光之女肖凯等参加春节团拜会。
胡乔木之女、延安儿女联谊会会长胡木英在团拜会上发言。她表示，2015年开始的军队改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军队改革。改革顺应了当前新形势、新条件、新要求，如此大的动作，如此有条不紊而迅速地实施，表明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胡木英还提到习近平春节前夕前往井冈山看望老区群众，“有这样一心想着广大人民群众、努力实践为人民服务的领导，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拥护不点赞呢？！”她也表示，我们要认真领会党中央的战略布局，跟上习总书记的步伐，既不要急躁，更不要悲观，要有打持久战的决心！
讲话的最后，她建议，老同志们在身体允许的前提下，积极响应党中央从严治党的要求，为传承党的优良作风、恢复党的健康肌体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胡木英1941年出生于延安，原工商总局干部，退休后任北京延安儿女联谊会会长，是较为活跃的红色后代之一。其父胡乔木出生于1912年，曾任毛泽东秘书，为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二届中顾委常委，1992年去世。
“政事儿”梳理发现，“红二代”举行春节团拜，已经成为惯例。每年团拜会上都会放映一部红色电影，今年，团拜会最后放映了反腐倡廉题材、展示基层纪检干部风采的电影——《打开天窗说亮话》。
开国大将肖劲光孙女肖雨青、开国大将张云逸之孙张小晔、开国上将刘亚楼之孙刘渊等20多位“红三代”向在场的前辈送上新春祝福。
在2015年的春节团拜会上，胡木英讲话称过去一年反腐无禁区、全覆盖的硬仗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2014年春节团拜会上，胡木英动员广大的“红二代”：不打横炮、不帮倒忙、不信谣不传谣、不干扰党中央的部署。称反腐败这场斗争极为复杂艰难，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衷心希望我们红二代认清形势，在这场斗争中，拥护支持配合习近平总书记的党中央，尽我们微薄之力。
纪念毛泽东诞辰122周年
“中国如果没有毛泽东会有可能四分五裂”
去年12月，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22周年，红二代也密集出席相关活动。
12月20日，纪念毛主席诞辰122周年暨落实习近平主席“和平与发展”活动在北京万寿宾馆举办。
国务院原副总理吴桂贤，韩国前总理李寿成，毛主席女儿李讷、侄女毛小青，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吴连登、陈长江、曾文等出席纪念活动。
韩国前总理李寿成在纪念活动上表示，毛泽东主席在现在的历史中是很重要的人物，毛主席一直贯彻的精神就是为人民。我来到这里，就是因为我敬重毛主席。毛主席的女儿李讷今天也在现场，她虽然年迈，但是很漂亮，从眼神里看见了她的慈爱和聪明，我很敬佩毛主席，对他的女儿也很敬佩。我此时此刻在想，中国如果没有毛泽东会怎么样，有可能四分五裂，大家不一定相聚在这里，正是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贡献我们才相聚在这里。
12月26日下午，“纪念毛主席诞辰122周年暨中国第三届感恩会”活动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
周恩来总理侄子周秉和，朱德元帅儿媳赵力平，陈毅元帅之子陈昊苏，董必武之女董良翬、谢觉哉之子谢飘，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张玉凤等400多人出席。
本次活动以“纪念和感恩”的形式缅怀毛主席，教育青少年爱国家、爱人民，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反腐倡廉。
纪念周恩来主题音乐会
李敏等“红二代”出席，多位“红三代”献歌
2月17日下午，一场以纪念周恩来总理“情深意长--经典背后的故事”为主题的大型情景音乐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举行。老艺术家和文艺新秀共同演唱了《我的祖国》、《情深谊长》、《四渡赤水出奇兵》、《红梅赞》等歌曲。
前来观看的嘉宾有：毛泽东女儿李敏，朱德之孙朱和平，周恩来侄女周秉德和全体后人，及许多的老一辈革命家后代等。
在演出当中，周恩来总理的侄女婿拉苏荣高唱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的《赞歌》，周恩来总理侄孙、拉苏荣的儿子周日和与周恩来总理侄孙、周秉和之子周子正，肖劲光大将之孙女肖雨青在台上领诵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周家后代共同为周恩来总理献礼献歌。
纪念周恩来逝世40周年
“楷模周恩来的地位谁也攻击不得”
1月8日是周恩来逝世40周年，“政事儿”注意到，近期，举行了一系列相关纪念活动，包括周恩来后人在内的多名“红二代”参加。
1月2日，昆仑策研究院青年发展中心主办、北京华夏文化交流促进会等单位协办的“让崇高融入青春的奋斗”青年论坛在北京举行。
周恩来侄女周秉德，肖劲光大将之女肖凯，胡乔木之女胡木英，罗青长之子罗援，朱德元帅外孙刘敏等出席论坛并发言。
1月16日，国际周恩来研究会在北京举行了新春联谊会，纪念周恩来总理。
胡耀邦之子、十届全国人大常委胡德平，周恩来总理侄女周秉德、侄子周秉和，罗青长之子罗援、罗振，周恩来卫士高振普，胡耀邦之子胡德华等前来参加纪念活动。
胡德平在活动上发言。他说，周恩来总理对中国历史的改变起了重大的作用。胡耀邦1984年参观淮安周恩来故居，看完之后题词“全党楷模”，胡耀邦说，全党这个局面够大，楷模周恩来的地位谁也攻击不得。
纪念朱德诞辰130周年
“朱德的军事思想始终能掌握全军”
今年也是开国元勋朱德元帅诞辰130周年，1月17日，“纪念朱德元帅诞辰130周年活动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
朱德儿媳赵力平、孙女朱新华，谢觉哉之子谢飘，董必武之女董良翚、林伯渠外孙齐放等人出席活动。朱德孙女朱新华在活动上表示，爷爷朱德离开我们已经40年了，这么多年过去了，大家仍然心怀敬仰，满怀激情，以各种形式表达对他的怀念。这说明他伟大的人格魅力早已置入人心，他的功绩载入史册，深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
谢觉哉之子谢飘表示，朱德为中华民族的革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朱德是世界上公认的红军之父，是红军的总司令，也是八路军的总司令，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朱德的军事思想始终能掌握全军，总是能够带领全军从胜利走向胜利，是伟大的战略家和战术家。
“俄罗斯查档”总结会
“珍惜机会，以实际行动回报国家”
2016年2月2日，由湖南红色记忆文化基金会主办的“追寻——2015年赴俄罗斯查档工作总结会暨新春团拜会”在北京召开。周恩来侄女周秉德、毛泽民外孙曹耘山、瞿秋白外孙女李晓云、张太雷外孙冯海龙等红色后代出席。
2015年，湖南红色记忆文化基金会在国家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于7月和10月先后组织两批当年赴苏留学、培训、疗伤的革命老一代亲属赴俄罗斯，查找他们的先辈们当年在俄罗斯的档案资料。赴俄查档小组成员包括毛泽民外孙曹耘山、周恩来侄女周秉德、任弼时女儿陈松、林伯渠外孙齐放、李大钊曾孙女李晓莉、乌兰夫女儿云杉、李富春与蔡畅的外孙李勇和夫人罗江红等人。
会议由林伯渠外孙齐放主持。参会者表示，通过参加查档工作不仅找到近百年前家人的宝贵资料，还深深感受到中国革命成功来之不易。
毛泽民外孙曹耘山作了工作小结：从2005年开始，只身一人，在不懂俄语，自掏经费的情况下，来到莫斯科寻找外祖父毛泽民当年的踪迹，到今天已整整十年了，除了查找毛家亲属档案外，还协助和带领许多朋友到莫斯科查到了他们父辈的档案。时至今日，这个自发性的行动已经变成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国家行为，同时也受到中俄两国政府和相关组织的支持和关注，说明追寻先辈足迹的行动初显效果。我们一定要珍惜机会，继续做好工作，以实际行动回报国家。
与会专家表示，这是一项兼具政治性、学术性与公益性的国家记忆工程和重大社科课题，希望要坚持不懈，不断找到更有意义和价值的档案资料。
“政事儿”了解到，上个世纪20-40年代，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多位重要人物被组织派往苏联学习、工作或养病，包括陈潭秋、毛泽民、邓发、刘亚楼、滕代远等。“赴俄罗斯查档工作”是“红色后代”们自发、自费组织的赴俄罗斯查阅历史档案的行动。
来源：新京报
_(网文转载)
江绪林追悼会23日举行 自杀微博留下6500多条评论 Go back to top
2016年2月23日下午2时15分，江绪林遗体告别仪式在上海益善殡仪馆举行，其自杀的微博已经被留下6500多条评论。
转：师大自杀的江绪林老师是某友的本科同学。孤儿。他生前遭学校排挤，满腹学问却不受待见，抑郁而无人关心。做讲师七年，却还住在学校的招待所。现在他唯一的姐姐去学校认领骨灰，学校竟以姐姐不是直系亲属为由，不给抚恤金！
学者王晓华：江绪林走了。他替每个中国人死了一次。这是个虚无化运动。它将进驻生者的内心，不断预演每个人的命运。大限终将到来。我们都是未亡人。
传说1228：翻了江绪林的微博，很可惜的一个人，他所有的图片文字都透着深深的孤独感。最后还是去了。我想说，这个世界上孤独忧郁的人不是你一个，我的方法是奔跑还是奔跑除此之外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温乐知：挺理解孙仲旭老师和江绪林老师的。旁人看来完好无缺的生活，就是觉得生无可恋。有时候可能仅仅就是不想跟傻逼为伍。
里特怀特喵：两篇文章看的太难过了。从江绪林自杀的新闻点到他的微博，然后就不难理解这样一个看起来已经看透世事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会自杀，他看到一丁点美好会感动的流泪，但是有什么用呢，这个国家迂腐的陈旧的低劣的恶心的风俗和习气真是让人难过的窒息。
妞妞luckyv5：刚刚看了江绪林老师的微博，难过的想哭。也许还有好多江绪林，在世界的某个角落苟且的活着。这个世界喧嚣又凛冽，我们没有勇气为了哲学和自由选择离去，我们只想有尊严并且有自由选择权利的活下来[泪] l长春·东风
蓝糖瓜：怎么江绪林自杀就成了对极权的献祭了？成了一种政治符号了？过了这些天，我还是不能get到知识分子的强大逻辑。活得不开心不快乐没滋味，所以没留恋没牵绊，就想结束了，这不就是一件平常事嘛······
嗅到光 ：#悼念江绪林#死亡，本质上是最有力的抗争，它警醒了我们所有尚未昏睡的人，坚守人类付出了无数惨痛代价才在人性中偶得的神性，公平、正义、自由与尊严。@江绪林 一路走好！
栀子花般无华：在微信朋友圈里，你发的文字是定点、定向传播，你知道哪些人在看，你甚至是故意写给这些人看的；在微博的世界里，你发的只言片语似乎更像流浪儿漫无目的地游荡着，说不准哪段思绪会扣动某个陌生人的心扉，就像江绪林老师的微博，人去了，文字却活着，让人能清晰地触摸到他不安而痛苦的灵魂～
德行天下者强：没有详细的资料来评判江绪林老师的死亡，不知道与当年海子的死有没有共同的价值，不管是不是殉道者，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心灵的坚韧者才能避免在这个时代夭折。
斑马少年：刚刚不小心翻了翻江绪林老师的微博，心里沉重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这个世界又嘈杂又凛冽，每个人心里承受的痛楚，旁人皆不可说。希望我们都是有尊严且自由的，不论以何种方式。
汤先森CUMTB：江绪林老师的死令人悲痛。江老师曾写到“梁漱溟的思想是基于其丰厚的个体生命的，而高华则没有机会获取类似的思想资源和生命厚度。而正是丰厚的个体思想和生命使人有力量从容而豁达地承受命运的动荡和历史的冲刷”。不可战胜的是谁？是生命。被战胜的是什么？是物质。悼念江老师
罗小贱--：说来真是讽刺，江绪林提到“想到给别人带来的令人厌烦的料理负担就心悸”。而位列其治丧委员会主任的人员，排在首位的是赵正桥，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党委书记，列系主任刘擎之前。
境外专家：认真读了一部分江绪林的微博。很伤感，这是一个无助、敏感、抑郁的人，但我们的大学不就是应该为这种外部世界的所谓“失败者”提供庇护的地方吗？也只有这些人能够教授纯净的知识，讲述理想的国度。一个人因为抑郁走了，也是因无力对抗而选择用脚投票。我们的大学啊，当真只剩下叫兽了？
赫拉克利特的小河：江绪林说：死亡是生命最后的庇护所。读到此，除了叹息外，因为学佛的缘故，更多了悲悯。多少人在生无可恋时，以为死后就是永久的宁静与安息，可是，你们怎么那么肯定呢？殊不知生死才是无休无止的流浪奔波，出生入死，又死而复生，并没有喘息的机会。在没有更清晰的了解之前，怎么敢去死呢？
上海康康7：今天是叔本华的生日，想到了二天前江绪林的投缳自尽。叔本华鼓吹死，但他没有死，因为他讨厌的黑格尔不足于让他自杀。江绪林面对的不是黑格尔，是张春桥，所以他只能选择死。华师大是我母校，我知道那里有多少张春桥，所以我厌恶有人对江先生的死说三道四。
源泉清水溪：不要一提到自杀就是抑郁症，更大可能就是最深的绝望，这个世道，出现最深的绝望那么难理解么
东海不肖生：我在豆瓣上读过您的一些读书笔记，也听说过您当年在北大纪念某活动的义举，虽未谋面，钦佩不已。尘世没有给予与您的德性相匹配的幸福，我相信天堂会给予您。
月底棲鴉當葉看：死亡并不能抹去现实的无奈，看透了一切不会改变，选择终结自己，这是更深沉的悲痛。请不要说他懦弱以及心理失常，这是真正的殉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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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励之回忆录：从著名科学家到中国头号通缉犯 Go back to top
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中国官方电视台公布1989年发出的针对异议人士方励之（右）及其妻子李淑娴的通缉令。
几年前，在一份题为《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的文件中，中国共产党列出了一些需要封禁的东西，其中包括“历史虚无主义”，显然这里指的是那些详述中－共过往许多灾难性错误的著作。我们现在手边有两本书，作者皆为杰出的中国知识分子，从亲历者的视角痛陈往日的意识形态狂热，它们显然具备“历史虚无主义”的特征，然而季羡林的《牛棚杂忆》多年前实际上已经在中国出版了，当时的环境要比今天宽松一些。
而方励之的这本《中国头号通缉犯》(The Most Wanted Man in China)，则几乎没有可能在中国出版。本书现已由林培瑞(Perry Link)做出了精彩而地道的翻译。于2012年去世的方励之，在生前20多年的时间里也许是中国最著名的科学家。人们经常拿他和苏联异见者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相提并论，和萨哈罗夫一样，方励之也是普世人＝权的有力倡导者（这种理念也在前述《通报》禁止之列）。在1989年由学生领导的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遭到血腥镇压后，方励之和他的妻子、同为物理学家的李淑娴被指称为“动乱幕后的黑手”。两夫妇前往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寻求庇护，在那里待了13个月，直到被允许离境，永久流亡美国。就是在那段时间，始终担心自己被抓捕和绑架的方励之在大使馆写下了他的回忆录。
方励之在书中回忆了自己的生平，从出生在名城浙江杭州的一个小生意人家庭，到1990年离开中国，在那之后，他在亚利桑那大学(University of Arizona)教授物理学，一直到76岁去世。他的一生经历了毛泽东主义政权至1989年之前的所有重大起伏转折，在一系列话题上给出了博学而风趣的思考，从盛大的宴会场面在京剧中的重要性，到他所说的“共产主义文化中的幻觉自大狂”，不过他也毫不讳言自己——和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笃信中国的社会主义，认为毛主席是一个伟人。然而，尽管在一个充斥压力和恐怖的危险时期写就，本书还是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冷静和精准，时不时还有一些欢快之处；总的来说，方励之更喜欢嘲讽中国的威权主义官僚体制，对自己的苦难则不愿多说。本书反映出的作者是一个不轻信的理性主义者，一个勇敢的人，但同时还是一个出色的写作者，文风不羁且偶有诗意。全书的一个基本主题是，中－共领导人要求保持自己绝无过失的形象，而这种信念和科学是根本相悖的，如果伽利略是20世纪中期的一个中国物理学家，也会写出像这本书一样的宣言。
这正是科学发挥了作用的地方——科学以及方励之所说的科学基本要求的“颠覆”效应——“自由的探索，一种怀疑和依赖证据的精神。”在1973年的一篇关于现代宇宙学的论文中，方励之想到了伽利略，当权者指责这门学科是“资产阶级”和“堕落”的，中国共产党和中世纪天主教会之间因此有了一种神合。也许在20世纪看来有些荒诞，但后爱因斯坦时代的宇宙论和恩格斯的一些（错误的）浅略之谈是相抵触的——方励之因此写道，“任何一个懂物理的人都不会转过身去，承认马列主义是一种高于一切的特殊智慧。”
方励之偶尔也会有一些抒情的文字，比如叙述文化大革命后期在安徽南部一座煤矿劳教的经历时。当时政治上的一个新的转向导致许多曾经做过红卫兵的人自杀。物理系学生在当地的停尸房门口站岗，赶走那些冲着新鲜尸体而来的野狗，就是在这种阴森恐怖的情境下，方励之深深地爱上了天体物理学。“有什么能比得上繁星密布的苍穹的圣洁——还可以洗清在停尸间久久不散的野狗的恶臭？”他写道。
正是这样的证词，加上方励之的国际声誉，让他的书决然无法进入中国。季羡林的《牛棚杂忆》令人久久难忘，它主要涉及的是文革十年，自1992年在中国出版后印行至今，然而正如查建英在内容详实的序言中所写的，“当局还在悄悄采取行动，限制对回忆录的公开讨论，因为它涉及的话题依然被认定是敏感的。”季羡林于2009年去世，享年97岁，是一位曾求学德国的巴利文和梵文学者。和方励之一样，他曾经是共产主义革命的支持者，但他没有那么强的批判性，在回忆录中，他对自己在中－共威权面前的顺从进行了忏悔。那些“被戴上帽子的人”，“他们内心里的感受，我从来没想去了解过，”他承认——这里指的是那些被毛泽东点名，接受全国人民斥责的人，在中国的奥威尔式仪式中，季羡林曾按要求对他们加以批判。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季羡林猛然醒悟，他发现自己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一转眼，他成了毛泽东对20世纪极权行径的主要贡献——“批斗”——的受害者，在连续几周到几个月的时间里，被批斗的人在高喊口号的人群前遭到大声训斥、羞辱、殴打并被迫挨饿。
本书的译文来自能力出众的江晨欣，书的核心是书名提到的“牛棚”。当时中国各地建造了这种临时监狱，用于关押正在进行“劳改”的囚犯，季羡林被关在北京大学校园中的牛棚。他对此类场所——实际上是一种小型集中营——的描述令人难忘。方励之等作者基本上将文化大革命描述成一次规模宏大但毫无意义的事件，期间暴行频现。对于季羡林来说，暴行本身、野蛮的放纵、虐待及痛苦的施加，都是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所在，那些作恶者受到鼓励，认为他们越残暴，就越可以声称自己是令人钦佩的“革命者”。
多年来，中国相关书籍的读者看到越来越多有关共产主义革命——从1949年夺取政权到1989年军队镇压天安门抗议者——的残暴性和破坏性。这两本书通过真实、哀伤的文字呈现了比我们想象中更糟的情景。
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曾是《纽约时报》驻外记者。他的最新著作为《中国1945：毛的革命与美国命中注定的选择》(China 1945: Mao’s Revolution and America’s Fateful Choice)。
来源: 《纽约时报》
刘少奇对毛泽东说的话：依娃用书应验——明鏡出版《寻找人吃人见证》 Go back to top
半个世纪前，刘少奇当面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这句话成为了现实：猴年春节，《寻找人吃人见证》出版了。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参予这本书编辑的明镜集团总主笔高伐林先生来做一个介绍。
法广：你已经在“明镜书刊”节目中两次介绍过美国华人女作家依娃所做的社会调查，这次是第三次了？
高伐林：是的。依娃本名宋琳，现在定居在美国波士顿附近。她从2010年，每年利用回中国探亲的机会做社会历史调查，2013年出版了《寻找大饥荒 幸存者》；2014年出版了《寻找逃荒妇女娃娃》，今年出版这本《寻找人吃人见证》，完成了寻找“大饥荒”亲历者和见证人的口述历史三部曲，都是由明镜出 版社出版。
这三本书，她的镜头从全景推近到中景、再到近景特写：第一本书，她关注的是毛泽东时代社会底层“沉默的大多数”——最没有话语权的农民；第二本 书，她倾听弱势群体中更为弱势的群体：农村妇女和儿童；第三本书：她正视那个时代最惨绝人寰的悲剧，聚焦人吃人事件和人吃人现象。
法广：“人吃人事件”和“人吃人现象”，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呢？
高伐林：依娃在书中做了区分：“人吃人事件”，是指有见证人看见，知道具体发生的地点、被吃者是谁、吃人者是谁，怎么吃的，吃人者的结局等等，这样的见 证相对比较完整；而“人吃人现象”，是指见证人虽然看见沟里、地里有被人剐去肉的尸体，但是说不上是谁的尸体，谁剐食；还有些是因为时间流逝，吃人者的名 字、和被吃者的关系都记忆不清楚了，所以当作“现象”记录在案。
依娃不是一位受过专业训练的历史学者，就在六年前，她甚至不知道、更不相信在她出生之前的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中国竟发生过饿死数千万人的 大饥荒。她是被杨继绳《墓碑》这本大饥荒研究专著所震撼，才投身大饥荒幸存者调查，是半路出家，仓促上阵。几年下来，我们看到她走向成熟，走向严谨。
法广：今天的读者听到“人吃人”，可能不可思议，认为只可能发生在久远往古，或者世上极为偏僻的角落，因为原始野蛮的残存习俗，或者统治者心理变态，才有吃人生番。她是到什么地方调查呢？
高伐林：依娃开头也难以置信，后来不由得她不信。她访问了甘肃、陕西二十几个县，都应该算中华文明悠久的地区。这本书记录了人吃人事件和人吃人现象有121件。全书分为四章，重点的两章，是对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和甘肃通渭县这两个地方人吃人惨剧的调查。
法广：这样的惨剧调查难度特别大，她是怎样调查的呢？
高伐林：她是由近及远进行的。我们以前介绍过，她来做这种调查，有个有利条件：她本人就是大饥荒饿亡者、幸存者的后代——她母亲原籍甘肃省秦安县，十几岁 时，就接连失去了祖父、刚刚40出头的父亲、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全家八口人饿死了五口人。依娃的外婆当时40岁，走投无路，跟着人贩子，带着一儿一女 （女儿就是依娃的母亲），三个人逃荒到陕西富平县。外婆嫁了人，尚未成年的女儿也嫁了人，大饥荒过后，才生了依娃。
依娃就从调查母亲的家史入手，逐步扩大调查范围，通过众多的亲戚、邻居，邻居的亲戚、亲戚的邻居······找到那些见证人。
法广：这样的惨剧，农民们愿意讲出来吗？
高伐林：依娃在书中告诉我们：她在这两个地方，不用费力寻找，村头下不了地的老人、田间挖野菜草药的老人、生病躺在炕上的老人、县城广场上晒太阳的老 人······只要她询问、她倾听，他们都会开口讲述当年所经历、所知悉的人吃人事件。他们没有什么文化，不懂得什么叫政治、什么叫历史，而且都年届古稀，相对顾 虑较少，而大饥荒年代人吃人现象并不罕见，当年常常谈论，所以他们在心理上也不太有禁忌；没有造假的动机。有人甚至坦承自己就吃过人肉——有的是不知情， 有的是饿得发狂不顾一切了。
如果没有像依娃这样的有心人去发掘、去记录，这些感觉、见闻，就随着这些老人辞世而湮没无闻了。
法广：被吃的是什么人？吃人的是什么人？
高伐林：都是农民。比较多的是饿死后被其他饥民剐下肉来；也有不少是眼看着家人奄奄一息，将其杀死分食—— 有父母杀孩子，有祖母杀孙辈；还有将同村邻居孩子或过路行人抓住杀害吃掉······书中大量事例惨不忍睹，我不忍心在这里叙说，只讲一个细节吧：有个孩子饿死 了，他妈妈要家人赶快把他抬出去埋了，不要让我知道埋在哪里——因为她怕知道了孩子埋在哪里，自己饿得无法忍受时会去把他挖出来充饥。
法广：政府不管吗？吃人，甚至杀人来吃，不是犯法吗？吃人的人后来结局如何？
高伐林：书中写到，政府也在宣传不要吃人肉，收繳了人肉当众銷毀。但是农民的口粮被政府剥夺，就算知道吃人不对、吃人犯法，又能起什么作用？这里，不是道 德问题，也不是法律问题，而是生死问题。口述者们回忆，相当多数的人吃人、甚至杀人吃的案例，是沒有受到追究的，那是一个饿殍遍野的丛林世界。吃人的人， 绝大多数，也没有撑过大饥荒，有的甚至吃后很快中毒而死；只有极少数人活了下来。
法广：这些事例都实在恐怖，依娃为什么要记录这些事呢？
高伐林：这是一本需要莫大的勇气才能读下去的书。但是，这本书是我们必须读、这段历史是我们必须了解的。——依娃也是本着这样的信念，才鼓起莫大的勇 气，写出三本厚厚的书，足有一百多万字的大书。这么大的工程，她在没有任何资助、在当地也不敢声张的情况下，独自完成，可以想象她付出了多少心血。
有读者问依娃：你恨大饥荒中吃人的人吗？她回答，这是一个很痛苦的问题，如果你五年前问，我会回答：人怎么可以吃人呢？禽兽不如！但今天扪心自问，我没有 资格指责被剥夺吃饭权利的人，没有资格恨挣扎在死亡线上随时毙命、人肉成了最后活下去的食物的人。我们根本无法体会那种非人的感受：五六十天甚至更长时间 没有一粒食粮，吃榆树皮、包谷芯、观音土，甚至吃呕吐物、吃炊事员的大便······人饿到那种程度，连自己孩子都能杀掉吃上，已经不能称之为“人”，是只有求生 本能的野兽。
依娃问：是谁把他们逼到那样的境地？真正该恨、该问罪的，是谁？
来源: 法广
唯色：1968年“六·七大昭寺事件”与1969年尼木、边坝事件（三） Go back to top
日本《思想》（岩波书店）新刊2016年元月号（唯色提供）
日本《思想》（岩波书店）新刊2016年元月号，为中国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专辑，即《未消逝的文革~五十年后的省察》。其中收录了我的论文《西藏文革疑案：1968年“六•七大昭寺事件”与1969年尼木、边坝事件》，由居住日本的汉人作家及中、日双语译者刘燕子女士译为日文。这里，我将原文以连载的方式，在自由亚洲特约评论栏目里发表。
（五）、边坝事件
那么，“边坝事件”呢？据文革期间在昌都地委工作，1973年作为调查边坝“再叛”情况的工作组成员普卜（化名），在2001年10月向我讲述的：
“究竟有没有‘再叛’这回事情，其实我到现在也没搞清楚。······反正说是这么演变过来的，要成立什么‘护教志愿军’之类。说是有这么一个口号：‘赶走共产党，消灭红汉人’，可是到底有没有我不清楚。还有一个口号，‘吃糌粑的团结起来，打倒吃大米的’。这个口号是有的。但是我去的都乡没有这样的事，连反动文字的任何东西都没有看见，尽管都乡是‘暴乱’的重点乡。
“有的区也确实杀了汉族，像俄朱卡区的文书逼他承认什么东西他不承认，就被摔到怒江里去了，他是汉族人。这样的人打死了那么几个，藏族好像没有。当然也把藏族的区长、书记等干部抓起来了，问他们：‘你是要吃糌粑还是要吃大米？’说吃糌粑的话那可以，就不打了；说吃大米，好，那就打。还有一个区委书记，问他‘你信不信教？’还说‘你念这个’，他们指着山上用石头堆的六字真言，意思是，你念了就表示你信教，那就不打你；如果你不念，那就表示你不信教，那就打你。这个区委书记只好念了一遍，他们就没打他，但是后来就为他念六字真言的事情，被认为是向‘叛乱分子’投降，结果他被判了刑，判了７年还是８年。”
于是，中央下令“平叛”，军队也就杀气腾腾地来了。昌都军分区下属的部队、独立团和从汉地调来的一些部队开进了边坝。既然是来“平叛”的，那么杀的藏人就特别地多。
普卜说：“解放军倒是死的不多，老百姓死的就太多了。反正解放军又不知道谁是‘叛乱分子’，只要看见藏族就打。而且，去的那些人气得很，部队的，工作组的，都是‘大联指’的，这之前被‘造总’这么整，一气之下，再加上添油加醋的，肯定要报派性的仇。”据说当时奉命去“平叛”的昌都某独立营，全是“铁杆”的“大联指”，营长的外号叫“歪嘴巴”，他公开宣称：“这下到了我报仇的时候”，所以他简直杀红了眼。部队里除了翻译其他人基本是汉人，而阻挡部队的又全是藏人，打着打着，用普卜的话来说：“最后就成了两个民族在打。”[1]
普卜还讲述了一件“平叛”时，四个年轻的藏人女子勒死解放军士兵的事情：
“边坝县有一个那孜区是‘暴乱’的中心区，那里地形险要，一条简易公路经过一个叫那孜岗的悬崖峭壁，中间一条小河，另一边也是山，当时就在那里打得最厉害。······那时候是冬天，十一、二月份，当时部队在那儿被堵住了，那些村民在空空的汽油桶里面装上炸药、石头什么的，部队一走近，就把点燃了的桶从山崖上滚下来，这一炸把部队炸死炸伤好些人，有些解放军还被打散了，有的兵稀里糊涂到处乱走，天亮了被村里的人看见了，是四个女人，因为男的都上山参加战斗去了。她们装着对他很友好，给他吃的、喝的，还让他洗脚。就在那个士兵洗脚的时候，突然用绳子套住他的脖子把他勒死了。这是其中两个女人干的这事。后来她们都被抓了，那两个女人一个被枪毙，一个因为怀孕判了缓刑，最后好像没杀成。那个被枪毙的女人其实才十八九岁。是在那孜区上由解放军枪毙的。那些解放军都是被勒死的士兵的战友，特别气愤，说老乡居然杀我们，觉得非常想不通。那时候枪毙人都很简单，部队‘哒哒哒’的，有杀人的权力，是上面同意了的。我后来听老百姓讲，那个女的被捆得五花大绑，解放军在枪毙她之前，先用刺刀朝她狠狠地捅了一下，那刀尖都从她的胸口冒
出一截，据说那女的叫都不叫一声，还转过头来狠狠地瞪了解放军一眼，最后挨了好几枪。当天那次由解放军公开枪毙的就有三十多人。”
1973年，普卜去边坝县都乡“落实政策”：
“我们去时看见那乡里全是女的，男的除了老头子和小孩子，青壮年几乎没几个，其实整个边坝到处都是这样。为什么是这样呢？一部分打死了，一部分抓起来了，就没什么男人剩下的，每个乡都这样。一开会的时候全是穿黑衣服的女人，男的很少。”
不过跟“尼木事件”一样，当地没有一个出身成份不好的人参加“再叛”，所以乡村里剩下的男人都戴有各种“帽子”[2]。据说他们还有点幸灾乐祸，因为被解放军打死的很多人都是在“民×主改革”[3]中斗争过他们的积极分子。后来工作组去落实政策的时候，另一个重要任务是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因为原来乡里的书记和乡长都成了“叛乱”的政委和司令，党员和积极分子都成了“叛乱分子”，杀的杀，关的关，一个党员也没有了，“整个班子全完蛋了”。可是要重新发展党员非常困难，因为当时入党的条件是，凡亲属中有“管关杀叛代”[4]这五类分子都不能入党，但实际情况却是整个乡里几乎找不到符合条件的人。
从1973年起，派去了四批工作组，最后才确定，“被杀的里面基本上都杀错了”。普卜感叹道：“总之边坝县就因为所谓的‘叛乱’杀得一塌糊涂，但实质上是严重地扩大化，实际上那些被枪毙的人当中只有个别的算是杀对了，像那个勒死解放军的女子，她可能算是杀对了，其他的好像没有哪个杀对的，可以说几乎都杀错了。”
（六）、人民公社
《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就“边坝事件”称“反革命分子”制定了包括“不要交公粮”在内的“三不”反动纲领。而这，其实与“人民公社”有关。
自1959年“平叛”之后，党的干部们急欲使西藏跟上全中国的步伐，开始了公社化的尝试。早在1960年，西藏农村已经建立起8千多个农业生产互助组，并且试办了七、八十个合作社，但鉴于西藏彼时“平叛”不久、局势不稳的实际情况而暂停。1965年，西藏开始试办人民公社。到1966年初，已经办起了130个人民公社。1968年革委会成立之后更是快马加鞭地大办人民公社，到1975年，西藏99％的乡完成公社化，共建立人民公社1925个[5]。
诸多并不符合西藏情况的政策出笼，如盲目开垦草场、牧场搞粮食种植，把种植青稞改为种植冬小麦等等，这在以后被认为“既是一种社会灾难，也是一种生态灾难”。尤其是，公社化没收了农牧民的土地和牲畜；而在集体化的劳动中，工分收入极其微薄，包括公粮在内的税收虽不算多却也难以对付，农村和牧区之间以物易物的传统方式（如用青稞交换酥油和肉类）被取消，改由政府统一配给口粮等等，加上雪灾、雹灾等各种天灾，使得民不聊生，甚至有整村、整村的人在外行乞。“根据中－共自己的评估和统计，公社化后期，全西藏有50万人的生活比不上公社化以前，其中有近20万人生活相当困难。这个数字在当时西藏180万的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是相当高的。连西藏的中－共首脑都承认，西藏老百姓‘没有尝到公社化的甜头，或者吃了苦头。’”[6]
公社化的进程，对西藏农村和牧区的传统文化造成巨大破坏。藏学家梅•戈尔斯坦(Melvyn Goldstein)在1980年代对西部牧区为期16个月的田野调查[7]中发现：
“个人的宗教活动被禁止，寺院和祈祷墙等都被拆除了，牧民们被强迫抛弃他们头脑中深深印有的一些价值观念和风俗。例如，男人必须剪去他们那有特色的刘海和辫子，妇女也要求打破女人不能宰杀动物的戒规。这是一个可怕的时期，因为牧民们的价值标准和道德准则都被故意地颠倒过来，更糟的是缺乏食物。西藏的干部操纵的阶级斗争大会以及大量倾泻的歪曲一切事物的宣传造成了认识上的混乱和不和谐。在某种意义上，政府仅仅想从语言上减少西藏人对传统伦理的认同。”
戈尔斯坦考察的日喀则地区昂仁县帕拉乡在1969年年底，因为反抗把牧区变成公社，“大多数的牧民在传统领袖领导下发动起义，控制了该地区，杀死了几个亲中国的西藏官员。他们建立了一个所谓的政府，宣称提倡宗教和经济自由。很快，‘叛乱’就被南部开来的中国军队平息。中国政府逮捕或处死了一批领导人，对其他人进行监禁或再教育，然后建立了公社和革命委员会······”[8]
也就是说，1969年的系列暴力事件，有些是出于对公社化的反抗。藏学家茨仁夏加（Tsering Shakya）在《龙在雪域：一九四七年后的西藏》[9]中写道：“在某些地方，叛乱活动是由于中－共试图恢复人民公社制度而造成的。”这也正如当时流传在西藏底层的一句话：“解放就如同给人们戴上了一顶湿皮帽。皮帽干得越快，就箍得越紧。”于是，广大“翻身农奴”表示不愿意要这样的“解放”，喊出了“吃糌粑的赶走吃大米的”口号。
但是也有例外的，比如“尼木事件”并不是因为反对公社化而激起的反抗。当时，尼木县正在酝酿办人民公社而尚未开始。
因此，很多事情的来龙去脉并非可以简单化地一言以蔽之，而是有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如此之多的可能性，实际上都缘于一个前提：革命。一位伴随着发生在西藏的所有革命度过了大半生的藏人知识份子说：“1959年以后的‘民×主改革’是对西藏经济的革命；1966年的‘文革’是对西藏文化的革命。两次革命，使得西藏彻底变了样。”而人民公社化，是夹杂在对西藏文化的革命之中对西藏经济的又一次革命。而如此具有颠覆性的一次次革命，等于是要连根挖去一个民族深扎在雪域大地上的根，所触及的不但是藏人的皮肉，使他们贫困交加；所触及的更是藏人的灵魂，使他们在丧失传统和信仰的时候，内心分裂，魂无所系。所以，从某种意义而言，所谓的“再叛”之说是成立的，因为在连续的“再叛”中出现了许许多多决意赴死的民族主义者。（未完待续）
(文章仅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立场和观点)
[1] 《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中所说的打死打伤多少“干部、战士”，据说其实大多是在这一“平叛”过程中发生的。
[2] 所谓“帽子”，比喻的是被赋予了各种招致歧视、排斥甚至迫害等名义的身份，具有意识形态色彩。
[3] 所谓“民×主改革”，是1950年代至1960年代，中－共对全藏区实行的所谓“废除封建农奴主的土地所有制”、“废除政教合一制度”、“建立人民民×主政权”。
[4] 指被管制的、被关押的、被处决的人，以及“叛乱分子”和“领主、代理人”。
[5] 见《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1994）》，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
[6] 见《天葬：西藏的命运》，王力雄著，台湾大块文化出版，2009年。第一版于1998年，香港明镜出版。
[7] 见《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十）》，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
[8]见《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1994）》，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
[9] 中译本《龙在雪域：一九四七年后的西藏》，台湾左岸文化出版，2011年。
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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