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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新＋闻每日精华 1102 目录 (03月17日) - 探视王炳章8：台湾施明德手书表关切/王玉华 - 周永康被抓 公安部黄明吓得半死讨好习近平 - 令计划要帮着办大事了 - 国际社会继续关注曹顺利死亡事件 - 敢言常委“有高层鼓励” 矛头指向刘云山 - 央视披露：机上一名中国人有可疑 - 中国警察将实行常态化城市武装巡逻 - 反腐进入攻坚战 第五代打虎面临半途而废 - 2僧人自焚抗議　變火球大街狂奔 - 毛泽东临终前将兵权交给了谁 - 46年国军炸毁中－共260车皮苏援军火：火车站山摇地动 - 粮店书记76年初因闲聊称朱毛也将去世被判20年 - 江青厨师忆：文革开始后毛泽东就极少与江青一起吃饭 - 石平：姚文元与《红旗》杂志 探视王炳章8：台湾施明德手书表关切/王玉华   Go back to top [博××讯主页]->[大陆新闻] 　 　 探视王炳章8：台湾施明德手书表关切/王玉华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3月17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探视王炳章专题报道8（弟弟台湾归来）     今天从机场接了弟弟炳武回来，一路上弟弟仍然激动地谈论着在台湾受到的热情接待及台湾民×主制度的崭新气象。特别是政府执政为民的亲民作风和高效的服务质量令他感动。在台湾期间弟弟拜会了立法委员田秋堇女士和陈学圣先生，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先生，拜会了台湾民×主基金会副执行长杨黄美幸女士，拜会了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国际特赦台湾分会秘书长唐博伟先生。台湾人＝权斗士施明德先生在百忙中接待了弟弟。当炳武穿着释放王炳章的T-桖见到施先生时，施先生留下了热泪。施先生十分关注哥哥炳章的冤案。他还亲自写信给炳章予以鼓励。（见附加件）     王玉华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周永康被抓 公安部黄明吓得半死讨好习近平   Go back to top [博××讯主页]->[大陆新闻] 　 　 周永康被抓 公安部黄明吓得半死讨好习近平 请看博××讯热点：反腐打老虎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3月17日 转载)            《明镜月刊》                  　　在公安部的周家党中，除了已经落马的第二副部长李东生外，现任第五副部长黄明也是周永康一手提拔起来，并安插在公安部的主要马仔之一。          　　在 传出杨焕宁被中纪委约谈的消息后，公安部内部消息人士还向《明镜月刊》证实，周永康在公安部的嫡系马仔黄明是中纪委周永康专桉组约谈的主要对象。“早在周 永康被软禁前，黄明就多次被中纪委约谈过，但最近一次约谈时间很长，所涉及到的问题也很多。”消息来源称，“周永康被抓后，据说黄明一度被吓得半死。”               　　根据中纪委专桉组的要求，公安部内部要进行俗称为“人人过关”的清洗行动，所有曾经在周永康主政公安部时期，曾在公安部任职工作过的处级以上干部，必须就自己与周永康的关系作交代、谈认识。在此阶段工作完成后，公安部中层以上干部要进行大调整。               　　消息透露，同时是中纪委二号专桉组成员的公安部副部长兼部纪委书记刘金国、副部长傅政华，受中央专桉组委託，1月14日再次单独约谈与周永康关系较密切、是“问题比较严重”的黄明和杨焕宁，要求两人必须深刻检查和认识自己的问题，反省与周永康的关系，向组织作出交代。               　　周 永康出任公安部长后，2003年4月黄明出任江苏省公安厅长兼警江苏省总队第一政委，2006年12月升任江苏省省长助理兼公安厅长。周永康成为中央政治 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后，2009年8月黄调任公安部长助理，一年后再获升任公安部副部长，成为周永康政法系嫡系之一。黄明曾是公安部领导层中最年轻的 一位，因而仕途曾被看好。               　　据海外媒体报导，黄明一直视周永康为“大恩人”，在江苏省任职时刻意奉迎拍周的马屁，不但为周的家人亲友在江苏营商敛财提供方便支持，更一度陪周的哥哥去无锡周家祖坟烧香叩头，舔菊熘鬚十足，最终换来自已仕途进步，官至副部长。               　　自2014年1月14日被约谈后，已有两週时间没有公开露面的黄明，先后在1月16日和18日两次出现在公安部官方网站上，据知情者称，尤其是传出黄明已被中纪委带走的消息后，让其两次公开露面应该是部党委出于稳定“军心”的考虑。                              　　公安部副部长黄明。               　　有趣的是，从公安部替黄明两次公开辟谣的报导中，都能讲到他“向党中央表红心”、“向习近平靠拢”的誓言。               　　黄明的讲话和表白，在公安部内部人士看来，一是想讨好中央高层，二是表明他正在紧跟形势，三是想切割与周永康的关系来证明自己平安无事。“可他不是个好演员，而且越描越黑，”内部知情人士评论说。               　　但来自公安部的内部分析称，黄明在被约谈后频频高调亮相，或许是向外界发出正在软着陆的信号，毕竟除了周永康外，黄明还搭上了另一条船。（《明镜月刊》49期特约记者 刘越声）           _(网文转载) 令计划要帮着办大事了   Go back to top [博××讯主页]->[大陆新闻] 　 　 令计划要帮着办大事了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3月17日 转载)     来源：东方日报           两年前受薄熙来事件影响，也因为自家公子出事，胡J锦T涛的「大秘」、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令计划就在中－共政坛急剧走下坡，被调到没有甚么实权的中央统战部当部长。十八大上不但未如事先热议「入常」，连政治局委员也没捞上，继续当统战部部长。后来又因这个部长之职「工作需要」当了全国政协副主席。          从此，他一直低调，似乎处于冷藏状态。那时有香港工商精英「大粒佬」代表团访京「专门」拜访「对口单位」统战部，令计划也只是露了个面，「主人家的招呼」让给一位副部长。那段时期，第五代打大老虎、围剿周永康，又和令计划扯上了关系。他的夫人和家人也涉嫌贪腐调查，传言四起，令计划更加藏头缩尾，几乎消失。          今次「两会」，事情有了一些变化，令计划又活跃起来了。那天，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宴请港澳全国政协委员，令计划代表中央发表讲话，这是他十八大以来「最露脸」的活动，他热情洋溢的说，中央在精简各方面的情况下，仍保留今天这场活动，充分体现了对港澳地区委员的重视，也体现了中央对保持港澳繁荣稳定的鲜明态度和坚定支持。          参加俞正声这次宴请活动的，还有比令计划地位高的两位大员，一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杜青林，二是国务委员杨洁篪。这个场合中央安排令计划讲话，不但是为了表明令计划的麻烦已经过去，而且要在「两会」后配合形势，让他领导的统战部投入港澳工作了。因此，令计划的讲话不仅仅讲了一些客套话，而是对过去一年中央港澳工作有所回顾，赞扬政协委员们在「事关国家利益和港澳前途的重大问题上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令计划还提到今次政改谘询，申言这是要办好的大事。 _(网文转载) 国际社会继续关注曹顺利死亡事件   Go back to top [博××讯主页]->[大陆新闻] 　 　 国际社会继续关注曹顺利死亡事件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3月17日 转载)     【美國之音中文網16日訊】国际社会继续关注中国一位知名人＝权活动人士被监禁期间“病故”事件。美国国务院和欧盟最高外交官3月15日分别发表声明，对曹顺利去世表示哀悼，同时敦促中国政府尊重公民人＝权。观察人士指出，中国政府对政治犯不仅是剥夺他们的各种自由，还变相地损耗他们的生命力。           *美国、欧盟表哀悼 关注中国人＝权状况*          美国国务院星期六（3月15日）针对中国人＝权活动人士曹顺利3月14日死亡一事发表声明，对曹顺利的去世感到深切不安， 并且向曹顺利的家人表示哀悼。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琪在声明中说，“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并且将继续敦促中国当局保障中国公民根据中国在人＝权方面的国际承诺应该享有的保护和自由。”          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还说，美国“曾一再向中国当局提出对曹顺利被拘押以及她的健康状况恶化的关切。”          欧盟外交和安全事务高级代表阿什顿在同一天发表的声明中对曹顺利之死深感悲痛。声明同时重申欧盟呼吁中国政府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做出的承诺，释放所有因和平表达观点而被监禁的人士。          此前英国政府3月14日就曹顺利之死发表声明，“强烈敦促中国当局确保所有在押人员获得充分的医疗服务，并释放所有因行使宪法权利、言论自由权、结社权和集会权而被捕入狱的人士。”          此外人＝权观察、国际特赦等国际人＝权组织也于3月14日对曹顺利病故表示哀悼。          *胡佳：当局变相剥夺良心犯生命权*          曹顺利在押期间病故凸显了中国当局对良心犯基本权利的罔顾。北京的知名维权人士胡佳指出，中国政府不仅剥夺政治犯的各种自由，连他们的生命权也要变相地剥夺。          胡佳3月16日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政府对于政治犯服刑过程中，不仅仅要剥夺你的自由，剥夺你发出声音的权利。而且实际上也是一种变相地对你的生命力的损耗，甚至剥夺。”          曹顺利2013年10月21日被正式逮捕。之前，曹顺利于9月14日在首都机场失踪，当时她正准备登机前往日内瓦参加联合国人＝权培训。随后她被朝阳分局以“非法集会”罪名刑事拘留，继而被变更罪名，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执行逮捕。          曹顺利被捕前就有严重的肝病，已经出现肝腹水。曹被捕后，国际社会对她的身体状况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关切。中国政府1月中旬对国际社会关切的答复是，“曹在看守所内享有相关医疗保障，经医生诊断，目前未发现患严重肝病。”          2月19日曹顺利在狱中昏迷被送到医院，当局强行给曹办理了保外就医。而曹顺利的律师王宇去年10月底就一直为曹申请保外就医，当局也一直拖延不予办理。王律师当时对美国之音说，曹顺利的病在看守所没有得到治疗。          *曹病危后‘被取保候审’*          胡佳说，曹顺利病危之后，当局跟丢弃垃圾一样跟曹顺利脱钩，撇清责任。“她病危了，马上要撒手人寰了，政法机关就像抛一件垃圾一样，就想把她从里边抛出去。逼着家属办取保候审，最后在家属没有同意的情况下，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个人，做担保办了取保候审，强行地跟她脱钩了。现在中国政府就可以说，她是在取保候审之后死亡的，和我们无关。”          胡佳表示，从曹顺利的遭遇，他看到了中国当局侵犯人＝权的一览无遗的表现。          胡佳提到六四天网创办人、知名维权人士黄琦和已经病故的作家、维权人士力虹。黄琦前后两次入狱，最近的这次是2009年被判入狱三年，黄琦2011年6月出狱后被查出得了严重的肾病。浙江异议作家力虹2007年年初，被宁波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2007年5月力虹被确诊患上肌肉萎缩症等病，直到2010年6月，当局才允许病危的力虹保外就医，同年年底病逝。          *‘曹顺利’成腾讯、新浪微博敏感词*          胡佳告诉记者，曹顺利的名字在腾讯和新浪微博上已经成了敏感词，提到这个名字的账户不是被封就是被加密。而一直关注曹顺利病情的维权人士刘晓芳从3月13日起一直下落不明。          另一方面，海内外人＝权活动人士在曹顺利去世后立即发起全球紧急联署行动，要求中国政府彻查曹顺利被“迫害致死”的真相，3月16日签名人数已经超过2500人。 敢言常委“有高层鼓励” 矛头指向刘云山   Go back to top [博××讯主页]->[大陆新闻] 　 　 敢言常委“有高层鼓励” 矛头指向刘云山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3月17日 转载)     来源：金融时报           中－共政协常委葛剑雄近年来不时有大胆言论。两会期间，葛剑雄对媒体表示，他断定前政治局常委出事“或不只1个”。日前，他在《金融时报》撰文披露“有些高层的人鼓励”他继续说；并以周永康案为例，披露“现在领导或主管舆论的部门”下报导禁令，以闭塞舆论、包庇同伙贪腐官员，直接影射主管宣传口的刘云山。      葛剑雄：有些高层的人鼓励继续说          葛剑雄是大陆著名历史学者、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2008年、2013年两届担任政协常委。英国《金融时报》在今年两会期间连载“葛剑雄两会日记”，他在其中一篇《政协委员有言论自由吗？》披露出政协会议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包括政协发言很难上达、“最美政协委员”刘迎霞空降等。          针对有说法称他是因为不会再继续当政协常委了，胆子才那么大，葛剑雄在文章中表示，今年他是第七年当政协常委了，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人给他打过招呼，让他有压力，并表示，“我听说有些高层的人还鼓励我让我继续说。”          葛剑雄表示，很多媒体称他为“大炮”，他一直跟媒体说，实际上政协里面说话比他直率、大胆的人有的是，问题是那种话，媒体是不敢报导的。他为了使他的话让公众知道，他为自己设定了言论的边界。有些话他是不说的，说了也白说。因为不仅领导官员听不到，民众也听不到。      　　以周永康案为例 矛头指向刘云山          去年3月12日，中－共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产生新一届政协领导人。葛剑雄曾在《金融时报》专栏中透露选举现场内幕，称可能有一位委员给所有候选人投下弃权票，或以此方式表达对选举办法的异议。          在《政协委员有言论自由吗？》这篇文章中，葛剑雄继续披露，他跟去年提到的那个投弃权票的委员很熟，事后有媒体采访，该委员也很乐意讲，但采访稿无法发表。          葛剑雄表示，更荒唐的是，现在领导或主管舆论的部门也不公开、直接作指示，往往通过一个电话，或打个招呼，或通过某个暗示，也不讲是谁，把媒体主管变得谨小慎微，仰其鼻息。实际上有些就是个人意志，跟个人利益有关。“比如涉及到跟他们一伙的贪官，他就藉着党的名义，不让你说。比如现在‘周永康’三个字不许说，但周斌啊什么的，都可以说了，这也往往是得到了一些暗示。不许报导，往往起到舆论闭塞、包庇贪腐的作用。“      　　断定前政治局常委出事“或不只1个”          中－共政协发言人吕新华3月2日在政协新闻发布会上回应《南华早报》记者提问周永康案时，没有正面回应，只表示无论什么人只要触犯党纪国法，就要严惩，“我只能回答得这样了，你懂的。”相关新闻在大陆网站上并未被删除。          对此，葛剑雄表示，熟悉中国政治生活的人都明白，不要说中国，其他国家的新闻发言人也是用这种方式来肯定的，否则他就一句话都不说了。          3月4日，葛剑雄在接受港媒采访时表示，他早已根据公开发表的信息以及与林彪9.13事件后官方报导的比较，断定前常委的确已经有人出事，并分析称“有一个或者不只一个”前常委出事，但中央还没公开，自己不能说。 _(网文转载) 央视披露：机上一名中国人有可疑   Go back to top [博××讯主页]->[大陆新闻] 　 　 央视披露：机上一名中国人有可疑 请看博××讯热点：马航客机失事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3月17日 转载)     来源：东方日报           内地官方中央电视台最新报道，失踪马航客机上一名乘客有劫机嫌疑。央视指该名乘客出生于中国，曾学习飞机引擎相关知识，又称马来西亚传媒日前曾广泛报道该人消息。有马国传媒则称可疑人士为一名三十五岁维吾尔族人，当局正加紧对其调查。          央视报称，有劫机嫌疑的乘客曾在土耳其接受教育，并于英国教了两年书。他更曾于○五年到瑞士学过飞机引擎方面的相关知识，怀疑与马航客机事件有关。          马来文新闻网站《每日都市报》（Harian Metro，暂译）上周亦有类似报道，并指这名可疑男乘客持有英国工程医学文凭，目前在土耳其一间大学当教授。由于这名可疑乘客年龄为三十五岁，是维族人，外界认为，这种身份特徵与机上乘客之一的维族画家买买提江．阿布拉脗合。          失踪客机上的荷兰籍印尼裔女乘客达利亚（Surti Dahlia），其兄弟接获印尼警方通知，表示须搜查其房屋，他与太太现准备从马来西亚返回印尼。           _(网文转载) 中国警察将实行常态化城市武装巡逻   Go back to top [博××讯主页]->[大陆新闻] 　 　 中国警察将实行常态化城市武装巡逻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3月17日 转载)     【BBC中文網17日訊】中国公安部星期日（3月16日）发布消息说，中国警察将继续在中国各主要城市采取武装巡逻措施，“最大限度挤压违法犯罪活动空间，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     中国公安部要求各地公安机关重点加强对车站、码头、机场、地铁、学校、医院和繁华街区等地的安全戒备，“提高见警率和管事率，最大限度地将警力摆上街面，实行武装巡逻、动中备勤的常态化”。      中国公安部通过其官方网站发布的消息还说，当局要求各级安全部门“做到快速反应、高效处置。对公然行凶、危害公共安全的严重暴力犯罪分子，要依法采取坚决果断措施及时处置。”     观察家们普遍认为，今年3月1日晚在昆明火车站发生的暴力攻击事件是促使中国当局做出上述加强城市武装戒备决定的重要原因。     昆明暴力事件     3月1日在昆明火车站发生的持刀暴力袭击事件中有29名安全人员和民众死亡，140多人受伤；8名袭击者中4人被击毙，4人被捕。     中国当局指责是“新疆分离主义势力”制造了这次攻击事件。     随后，湖南省首府城市长沙星期五（3月14日）又发生持刀攻击事件，造成包括袭击者在内的6人死亡。     中国警方形容这是一起摊贩斗殴引发的暴力事件，警察已经将持刀攻击者击毙。     中国公安部的新闻稿特别指出，北京警方在“两会”后继续加强“社会面巡逻防控”，并特别指出当局在上海、哈尔滨、长沙、广州、成都、昆明、乌鲁木齐、拉萨等城市加强了武装巡逻戒备。 反腐进入攻坚战 第五代打虎面临半途而废   Go back to top [博××讯主页]->[大陆新闻] 　 　 反腐进入攻坚战 第五代打虎面临半途而废 请看博××讯热点：反腐打老虎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3月17日 转载)     来源：东方日报            都说是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然而全国两会已经曲终人散，传闻已久的大老虎周永康案依然悬而未决，官方仍然讳莫如深。民众的期待再度落空，既令人失望，更令人质疑。          反腐是今届两会的主题，当局高调亮出反腐「成绩单」，包括刚刚落台的原云南省副省长沈培平在内，十八大后共有二十多名省部级高官涉贪被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向两会提交的报告，再次强调中国与腐败水火不容，既要苍蝇和老虎一起打、提高腐败「死亡率」，又要加强预防腐败机制建设、降低腐败的「出生率」。第五代反腐的决心不容怀疑，也顺应民意所向，但目前来看，打老虎确实遇到难以言状的困难。          事实上，随着周永康亲信和家人陆续落网，此案只差一层窗户纸未被捅破，全国政协发言人那句「你懂的」，说明官方与媒体乃至民间，早已心照不宣。当局迟迟不公布案情，显然是有难言之隐。          众所周知，官场早已形成利益集团，盘根错节，千丝万缕，牵一髮而动全身，尤其是周永康身居高位，长期苦心经营，势力遍布各个领域，要把他关进笼子，做成铁案，一点都不容易。但不管怎样，第五代既然强调有贪必反、有腐必惩，就必须坚持到底，不管打老虎多么困难，也不能半途而废，否则前功尽弃事小，随时遭遇反噬事大。      　分化瓦解 各个击破          中国腐败问题积重难返，尾大不掉，权力中枢的中南海更有「老虎乐园」之讥。这些老虎分成不同家族，平时争权夺利，矛盾冲突不可避免，但彼此间有共同利益，一旦其中有老虎被猎人围捕，其他老虎便有唇亡齿寒之危，会放下前嫌，抱成一团，而一旦老虎集体反扑，武艺再好的猎人也无法招架。正如有人形象地说，武松在景阳岗只碰到一只老虎，所以成就打虎英雄的美名，如果他面对的是两只或更多老虎，他很可能成为老虎的美食。          所以说，打虎不仅要讲勇气，更要讲策略，讲智慧，要分化瓦解，各个击破。饭要一口一口地吃，虎要一只一只地打，第五代可以先对周案进行切割，只打一个，不及其余，必要时还应作出妥协，争取其他老虎的支持，这样才可以减少阻力，待到时机成熟时，再打击下一个目标。君不见，当年秦国为吞并六国而深谋远虑，利用各国矛盾，采取了远交近攻的策略；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击败国民党八百万大军，也是通过三大战役，最终夺取江山，如果企图毕其功于一役，以寡敌众，只能招致被动，历史势必改写。          第五代目前正骑虎难下，处境艰难，能不能建功立业，人们只能拭目以待。 _(网文转载) 2僧人自焚抗議　變火球大街狂奔   Go back to top [博××讯主页]->[大陆新闻] 　 　 2僧人自焚抗議　變火球大街狂奔 请看博××讯热点：西藏问题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3月17日 转载)     【蘋果日報16日訊】今早7時，中國青海省黃南州澤庫縣夏德寺，傳出有僧人自焚抗議。4小時後，四川省阿垻州阿垻縣，又有一名僧人以自焚方式進行抗議。twitter照片可以看到，僧人燒成有如火球般在大街上跑（下圖），有人取出滅火筒噴向僧人，警察隨即到場處理。           毛泽东临终前将兵权交给了谁   Go back to top [博××讯主页]-> [特别刊载] 　 　 毛泽东临终前将兵权交给了谁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3月17日 转载)          来源：腾讯历史          导语：在毛泽东去世时，陈锡联却没有选择支持毛远新、张春桥一干人等。          毛泽东指定由陈锡联取代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据新近出版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76年2月2日，毛泽东：          “审阅华国锋本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任代总理、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通知稿，批示：‘同意。退华国锋同志。’这个通知于本日以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一号文件发出，发至县、团级。通知说：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①          此项人事变动，意味着自林彪死后复出的叶剑英，“实际被停止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②，另! 由陈锡联取而代之——叶当时并未生病，乃是“被宣告‘生病’”。③          毛泽东此番“弃叶择陈”，反映了他对自己死后高层政治格局变动的预测和担忧。其之所以选择陈锡联，当与陈作为沈阳军区司令员，在辽宁与毛远新长期共事有很大关系；其对陈锡联的重用，则至晚可以追溯到1973年末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事件。          “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之起因，乃是林彪死后，在其住所发现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写给毛泽东、林彪的三封书信，其内容，是建议将“犯错误的人”驱离中央，“放到基层去锻炼”。所谓“犯错误的人”，系指1970年庐山会议上，遭林彪派系人马群起而攻之的张春桥。在追查书信为何未送毛泽东、而被扣压在林彪处的过程中，周恩来亦被牵涉其中，更发生了中办副主任王良恩的自杀事件，可谓扑朔迷离。④          稍后发生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即主要针对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三人。毛泽东明言：“你陈(锡联)司令，济南的杨得志同志，南京的! 许世友同志，这几个同志呢，在一个地方搞得太久了”⑤——结果，许! 世友、杨 得志、韩先楚均被调离原部队，军中地位骤降；唯陈锡联由沈阳军区调入北京军区，形同升迁。          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右)，政委毛远新(左)合影          毛泽东去世后，陈锡联却未选择支持张春桥等人          陈锡联取代叶剑英掌握军权一事，“使陈锡联与叶剑英的关系陷于微妙。后来，陈锡联夫人王璇梅在忆及此事时说，当时，‘陈锡联夺了叶剑英的军权’的传言一度很盛，以致叶剑英想退出北京到广州居住。为此，陈锡联还专门给叶剑英打电话，说：‘叶帅你不能去广州。’叶剑英听了有些生气，说：‘你怕我捣鬼吗？我如果想捣鬼的话在哪里不能捣？’”⑥          陈锡联自己也回忆说：“当时，一些同志由于对情况不了解，对我存在一些误解，说了一些批评、指责的话。”⑦所谓“对情况不了解”，当是指陈锡联虽经毛泽东钦定，取代叶剑英掌握军权，但在毛泽东去世时，陈并没有选择支持毛远新、张春桥一干人等。相反，据李先念之女李小林披露： &#16! 0;        “毛泽东去世后，父亲与陈锡联一起守灵。有一次，父亲去洗手间，陈锡联也跟随其后。在洗手间里，陈锡联对他说：那几个人可能要动手，要当心。父亲急忙摆手不让他说下去。”⑧          1984年10月，陈锡联(左)在天安门城楼参观国庆阅兵          注释：          ①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12，P636。②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叶剑英年谱(1897-198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P1108。③范硕：《叶剑英的非常之路》，人民出版社2003，P222。④赤男：《林彪事件后三位上将的信件风波》，《党史博览》2004年第06期。另可参见《短史记》第92期：《诡异的“上将书信被扣事件”》。⑤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P1675。⑥《1976年政治风云中的陈锡联》，《共产党员》2009第12期。⑦《陈锡联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P384。⑧李小林：《父亲与� 端г谖魃接写翁厥狻氨侍浮薄罚旅裢肀�9.09.01。 (Mod ified on 2014/3/17) 46年国军炸毁中－共260车皮苏援军火：火车站山摇地动   Go back to top [博××讯主页]->[特别刊载] 　 　 46年国军炸毁中－共260车皮苏援军火：火车站山摇地动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3月17日 转载)     本文摘自：《文汇读书周报》2014年03月14日15版，作者：张正隆，原题为：《转折——毛泽东在1946年》           《中国1946：毛泽东的命，蒋介石的运与林彪的算》(白山出版社出版)是军事文学作家张正隆继畅销书《枪杆子1949》后又一力作。          本书以纪实文学的形式，以极为丰富的史料详尽地记述了从抗日战争结束、国共重庆谈判开始到内战全面爆发期间的种种历史细节，真实全面地还原历史现场，并且从国共美苏“三国四方”巨细无遗、不厌其烦的利益博弈中，洞悉历史的必然走向。          重庆谈判期间的新闻战          《大刚报》记者王淮冰，从贵阳来到重庆买票候船，准备去武汉筹备出版《大刚报》。8月28日中午，王淮冰正在住处摇着芭蕉扇吃饭，一辆吉普驰来，车上跳下《新华日报》　采访主任石西民，说毛主席要到重庆了，邀他去机场采访。途中，又接了《大公报》记者彭子冈、《新晚报》记者浦熙修，最后是郭沫若夫妇，一辆美式吉普竟挤了八个人。          除了一些西方媒体，也就《新华日报》有这股劲头。          而当天去九龙坡的几十名记者，多是外国记者，好像外国人比中国人更关注这次谈判似的。          重庆有几十家中国报纸和通讯社，还有一些外地报纸驻重庆的记者。除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少数媒体外，基本都控制在国民党手里，其中的首席喉舌自然是中央社和《中央日报》了。          8月16日，《中央日报》在国内要闻版上以三栏的显赫地位，用大字标题刊出“蒋主席电毛泽东，请克日来渝共商国是”的新闻，并公布了电报。21日，又以同样方式刊出蒋介石的第二封电报，标题是“蒋主席再电毛泽东，盼速来渝共商大计”。          这回毛泽东来了，比之此前大张旗鼓的宣传攻势，比之《新华日报》　和其他中间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中央日报》　几近偃旗息鼓，只发了条几十个字的新闻，还是中央社的稿子。直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领导的　《中央日报》，当然明白自己只是喉舌，没长大脑，不敢也不会擅作主张。而大脑已经发出指令，不发社论、不写专访，一律采用中央社的新闻稿，要登得少、登得小，版面不要太突出，标题不要太大，尽量缩小影响，不替共产党造势。          连蒋介石和毛泽东会谈的消息，《中央日报》　也不放在显著位置，只在国内要闻版中用两栏标题刊出。          “中央”尚且如此，那些“边角”又岂敢随便发声？          从江西到陕北，毛泽东在偏远的山沟里深居简出，用邵力子的话讲，是“毛先生一向不出来”。这回突然空降重庆，举世瞩目，谁不想一睹这位传奇、神秘的中－共领袖的风采呀？9月1日，毛泽东去黄家垭口中苏文化协会参加茶话会，一时间人山人海，万人空巷。《中央日报》社也在黄家垭口，职工也纷纷跑出去看毛泽东。          在1945年夏秋重庆这个大火炉中，多少有点自主权的少数媒体记者，应该是最忙最累的一群人了。以《中央日报》为首的大小喉舌，对此却好像不屑一顾，把话语权拱手让给对手。          不知那大脑是进水了，还是让门挤了，反正肯定是进得不少，挤得不轻。          唯一一次大动干戈，是毛泽东将九年前写的　《沁园春·雪》赠与柳亚子，在重庆引起很大反响，《中央日报》　组织一批御用文人，大批毛泽东的“帝王思想”。那又怎样？历史已经证明，斗智斗勇，蒋介石都不是对手。          《中央日报》社长胡健中忧心忡忡：“对重庆谈判的消息登得少和登得小，也不是办法。最近《新华日报》的销路是多少？我们的报纸销路是多少？这样拖下去怎么办？我们不能领导这个时代是危险的。在国际宣传上我们也搞不过共产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那样庞大的机构，集中了那样多人才，驻重庆的外国记者就住在国际宣传处里，我们派专人和他们联络，给以交通和电讯的方便，但他们对我们的宣传总不大感兴趣，对曾家岩五十号（周恩来在重庆驻地）说的话特别感兴趣。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重庆谈判后，总结这一段的工作，胡健中说：“我们只是领导了一大群人，可是没有领导这个时代。”          会谈时，毛泽东从不吸烟          毛泽东到重庆，头两天住在蒋介石的官邸山洞林园。30日，毛泽东来到城郊的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这是回家了，接见各界朋友却不方便。张治中想得周到，把自己在市内的官邸桂园腾了出来。于是，每天上午八时，毛泽东乘车从红岩村到桂园，傍晚六时左右再乘车回红岩村。          到桂园第一天，毛泽东就打碎了一只盖碗茶杯。          从陕北的窑洞，到重庆的官邸，毛泽东还不大适应这里的一切。身上的新衣新鞋，那顶此后好像再未戴过的盔式帽，似乎还带着黄土高原的土气。任是什么也掩饰不住的，是立于时代潮头收放自如的潇洒，是一个穷党领袖蓬勃向上的朝气、活力。          张澜说：“蒋介石在演鸿门宴。”          毛泽东的老朋友柳亚子，称其重庆之行为“弥天大勇”。          这时距1947年6月25日，国民政府最高法院检察署发布“平字第1906号训令”“通缉”毛泽东，还有近两年时间。不知此时和后来逃离大陆的漫长岁月里，蒋介石可曾后悔、究诘，到底是人格重要，还是江山重要？          而更重要的或许还是能谈出和平吗？          首先是利益，我能得到什么，其中或多或少有宣传战的成分，捞取政治资本。当然了，你还得够档次，有坐到谈判桌前的资本、实力。中央红军撤离苏区，一路跑出两万五千里，跑得、追得上气不接下气，那工夫说别跑了，咱们坐下来谈谈吧，可能吗？          未出十天，蒋介石接连三电邀请毛泽东赴渝谈判，共产党已经今非昔比，成为中国军政舞台上一支绝对不容小视的力量。但是，当毛泽东穿上新衣新鞋，戴上那顶好像有点不伦不类的盔式帽时，他的心情可实在不敢轻松。他不是怵去重庆打那种冠冕堂皇的嘴巴子官司。有一手风流倜傥好书法，写一手才气横溢好诗词和政论文章的毛泽东，在这方面对付蒋介石应该游刃有余。可笔杆子、嘴巴子再厉害也不行，笔杆子、嘴巴子里面出不了政权。               国民党拥有或将拥有所有的大城市和大部分铁路，接收或将接收一百余万侵华日军的武器装备，有四百三十万军队，是八路军、新四军的四倍。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别说在中国，就是在亚洲也是无人能敌的。更重要、更意味深长，也更具威慑力的，是这支军队中有三十九个美械旅，而这只不过是美国分三期装备国民党军队的计划中第一期的三分之一。“美械装备”即“现代化装备”的代名词，和美国站在一起就是和“胜利”站在一起。就连国民党的敌人的朋友和同志———苏联共产党人，也和它站到了一起，表示愿意“尽最大努力促进中国在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          在重庆四十三天，毛泽东一改晚睡晚起，甚至黑白颠倒的习惯，朝八晚六，往返于曾家岩50号和红岩村13号之间。毛泽东嗜烟出名，如果毛泽东和蒋介石此生还有机会见面，不知道毛泽东是否还会戒烟。这次两人会谈时，毛泽东从不吸烟，而那时并无“吸烟有害健康”一说，只是因为蒋介石不吸烟。          再联想到毛泽东复电中的“进谒”“晤教”呢？          细节有时就是大历史，这些好像不是，却绝对微妙，意味深长，显现地位、力量。          在这个世界上，有形无形的地位，经常是由实力决定的。          就算共产党要打，是不是也该等到实力相当时？          9月26日，在延安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在给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中说：          我们真愿和平。          “化四平街为马德里”          林彪同志：          （一）四平守军甚为英勇，望传令奖励。          （二）请考虑增加一部分守军（例如一至二个团），化四平街为马德里。          军委          4月27日，即四平保卫战进入对峙阶段的第一天，毛泽东起草了上面的一封3A电报。既是对前一阶段战斗的总结，也是对即将到来的更加残酷的大战的决心和指示———“化四平街为马德里”。          1936年7月，在德、意法西斯支持下，西班牙军阀佛朗哥发动叛乱，进攻首都马德里，企图颠覆共和政府。10月，在西班牙人民支持下，壮烈的马德里保卫战，历时两年又五个月，于1939年3月陷落。          在黑土地的这场内战中，最早出现“马德里”字样，是1945年11月24日东北局发出的一个通知，说国民党可能空袭沈阳，给城里各级机关干部发放武器，准备巷战，以保卫“马德里”的精神保卫沈阳。          4月20日，中央电示东北局和林彪：“准备于必要时把长春变为马德里。”          除“马德里”外，还有“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东方察里津”———是建国后来四平参观访问的苏联人慷慨赠予的。          而在毛泽东4月27日的电报后，一些师旅以上干部的嘴边，就挂上了“马德里”三个字。          4月13日，毛泽东在给林彪并告彭真的电报中说：          马歇尔有于文日（12日）动身来华说。马到华后东北可能停战，国方必于数日内尽力攻夺四平、本溪。望注意在可能条件下，击退其进攻，守住四平、本溪，以利谈判。          毛泽东说的一点没错，五天后国民党即开始北犯四平，南攻本溪。只是从蒋介石到新1军的士兵，都没想到守军会这样顽强。在蒋介石的心目中，共军原本只会打打游击战的。          这时重庆谈判的焦点，在于如何分配东北的地盘，哪座城市为双方共管的分界区。国民党提出“哈尔滨共管，长春、沈阳归国民党”，共产党要求“沈阳共管，长春、哈尔滨归我们”，相去十万八千里。既是谈判，那就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呗。          4月24日，毛泽东在给林彪、彭真的电报中说：          一切决定于战场胜负，不要把希望放在谈判上。          枪杆子决定嘴巴子，但并不是1949年10月1日那样的“拿下中国”。这时的毛泽东，即便能想得那么远，也根本想不到那一天会这么近，而是近在眼前的现实目标：“沈阳共管，长春、哈尔滨归我们。”          5月17日，林彪向“中央东北局”转去辽东军区司令员兼3纵队司令员程世才的一封电报：          除大台山作战外，自十日至今，连续进行七日保卫战，部队没有睡过一通夜，终日作战，转移做工事，甚疲劳，所携各种子弹炮弹已耗尽了，地方对我战斗动员差，找不到担架，前线伤员运不下，西丰城严重太平景象。          严重不严重，“太平景象”都绝不止一座西丰县城。          前线伤亡严重，弹药缺乏。在大连治病的罗荣桓向苏军求助，调拨八列火车的武器弹药和药品，经海路运到朝鲜，再由铁路经辑安（今集安）、通化运到梅河口，准备转运四平。正值东北局机关从梅河口搬去长春，沙发、钢丝床都要装车运走，武器弹药撂在站台上。4月28日，遭敌机空袭，二百六十节车厢被毁，梅河口地动山摇。          和平民×主新阶段了，关内已经停战了，东北也只有四平、本溪还在打仗，而且也是“最后一战”，打完就和平了。既然如此，枪炮弹药什么的，当然没有沙发、钢丝床更实用、长远了。          西边太阳东边雨，甚至“隔道不下雨”。战争与和平，无论四平、本溪怎样炮火连天，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开始了。存在决定意识。现实就这么不可思议地存在着，就这么矛盾地交织在一起。          即便在枪炮声停息的前线工事、堑壕里，官兵也在议论，说这一仗下来，若能还活着，你打算干什么呢？有的说还回家种地呗。有的说发复员费，回家开个小买卖。有的说回去先娶个媳妇，明年就能抱上个大胖儿子了。有的说还想在部队干，那就像国民党军队一样有军衔了，我能授个什么军衔呀？          这是只有在1946年春的中国才有的一种奇特现象。          从四平撤退前，林彪曾对陈沂等人说：和平空气，在今天的东北是最害人的。          5月1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电报中说：          前线———军事政治指挥，统属于你，不应分散。如因工作繁忙，需人帮助，则可调高岗等同志来助你，如前线机关以精简为便利，则照现状为好。          自1945年11月中旬奉命去辽西指挥打大仗始，林彪就是一个人带着个轻便指挥班子，在前线寻机作战。手下这些人，从李作鹏、苏静，到陈正人、陈沂，这些军政干部的职务，都与他差了一大截子。即使一年后开始署名“林罗刘”、“林罗刘谭”的电报，有些也是已经发走了，才送“罗刘”、“罗刘谭”看的。          毛泽东这段话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          1945年9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在重庆忙碌一天的毛泽东已经睡了，秘书王炳南从美军人员口中得知，中央军在昆明和龙云的滇军打起来了，赶紧去报告毛泽东。从熟睡中醒来的毛泽东，想了想，道：龙云要能顶住就好了。          龙云没顶住，蒋介石收拾云南王，简直小菜一碟。但是，林彪必须在四平顶住。          中原那块敏感的部位，是轻易触碰不得的，东北却可以放手去打。“前线———军事政治指挥，统属于你”，你林彪就在四平大打特打，“必须准备数万人伤亡”，“化四平街为马德里”。化成了，东北停战了，中国和平了，中原六万人自然解围了。          毛泽东的战略目的非常明确———“只要有了东北”。          马德里坚守近两年半后陷落了。四平能坚守到底当然最好了，哪怕顶上半年，也能在谈判桌上打出共产党的地位，共产党就有了东北的半壁江山。这样，背靠苏联，中－共就有了自拿起枪杆子就梦寐以求的妙不可言的根据地。再向南发展，向西进关，拿下中国。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粮店书记76年初因闲聊称朱毛也将去世被判20年   Go back to top [博××讯主页]->[特别刊载] 　 　 粮店书记76年初因闲聊称朱毛也将去世被判20年 请看博××讯热点：文革四十周年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3月17日 转载)          本文摘自：《监狱琐记》，作者：王学泰，出版：三联书店          我所在的监号来了一个因此案而判刑的犯人，他叫王承祥，也是密云的农民。这个人五十多岁了，长着雷公嘴儿，从眼眉以下两个颧骨以内这一圈特别像京剧孙悟空的脸谱。他说话着三不着两，又很埋汰，最惹人厌的是其作风上不了台盘。即使说正常的话，干正当的事儿也显得偷偷摸摸、鬼鬼祟祟，仿佛干非法勾当似的。大家感到很可笑，因而送他绰号“落菜帮子”（北方俗语，不成材之意。“菜”指秋天收获的大白菜，外面的菜帮多用来喂猪）。他是唱评戏的出身，“评戏”又称为“蹦蹦儿”，最初就是撂地演出，画个白圈儿，几个艺人简单地化化妆就开唱，其主要行当就是“小旦”“小生”“小丑”，所以又称“‘三小’戏”。王承祥就是演小丑的，行事鬼祟，大约是他的职业病。他曾是县剧团演员，后因为“调戏妇女、耍流氓”被开除了，戴上“坏分子”的帽子遣返回乡，监督劳动。他身体弱、劳动能力很差，又是四类分子，每年挣的工分不够吃饭，队上分的粮菜和其他用物，王承祥挣的工分不足以对冲，一年下来，他还要欠生产队许多钱。对于特别困难的人，大队本来应该救济，但不能救济戴帽的四类分子。因此特别允许他在入冬之后，可以到密云! 北部山区和河北兴隆县山区做些演出，以偿还欠队里的粮食钱和菜钱。          我问他：“你一个人怎么演出？你们唱出戏，就是清唱也得有几个演员、再加上文武场罢。”他说：“我会唱大鼓，拉上一个瞎子给我弹弦子伴奏就可以了。我自己也能弹三弦儿，实在没人，也可以自弹自唱，主要是唱乐亭大鼓和靠山调。”我听过他唱，嗓子嘶哑，“靠山”味多，“乐亭”味少，真没什么听头。而且他会的一些段子（大多是当时不许演的“杨家将”“呼家将”“说唐”一类）大多没头没尾，而且情节凌乱，常把“说唐”的故事弄到“杨家将”里去了。“你这种玩艺儿也能赚钱？”“你别看不起我，一冬天，我在兴隆走乡串村，一天最少五六块钱，还管饭。这百十天把一年的嚼谷（指生活费）都挣下来了，还有富裕。在兴隆，我还是香饽饽，十里八乡的都来请，有的地方唱上十天半个月也不让走。有时夜里我唱点‘老活’（指古代故事或带有色情的古代段子），十冬腊月里还有爬窗户根儿来听的，你哪能想得到？我这几十天挣的钱比挣工资的公社干部一年的工资都多。队里那点儿工分，我不在乎。”“你还挺嚣张的，这样不得罪人？”“我挣得钱多，干部都眼红，老在队里要我的‘好看’，平日管得严，冬天出去演出开路条（介绍信）时也很麻烦，回来时也得有� 硎荆幌麓尾唤心愠鋈チ恕Ｃ宦诽踔荒芟褡咔灼菀谎プ钍斓牡胤匠饩筒缓每诙嘁恕Ｄ阋晕颐浅钥诜沟哪敲慈菀啄牛舷伦笥叶嫉么虻恪Ｄ拇Υ虻悴坏骄突岬姑埂！薄罢饣亟嘤彩悄愦虻悴坏铰穑俊甭洳税镒由袂轺鋈唬骸八盗夹幕埃獯卧刮摇２皇歉刹肯莺ξ摇Ｎ冶蛔サ氖焙颍懈隼瞎簿椭缸盼业谋亲勇钗遥阋荒甑酱τ未埽韵愕摹⒑壤钡模任颐鞘娣嗔耍诺媚愫蛋说溃　畹枚浴！�BR>          这次确实不是人家找他的麻烦，而是他自找麻烦。他这次“犯罪”与农村长期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有关。农村常有一些自诩多知多懂、说话罔顾忌讳、而又文化程度不高的人。他们往往受过传统教育，有的甚至是数百年来秘密宗教的传承人。流行于社会底层的文化（就是我后来所关注的游民文化）对他们影响很深。他们是游民文化在农村的代表。我前后在农村呆过近十年，也见过一些这样的人物，他们的知识来源是社会底层流行的评书戏曲唱本、还有秘密教门的口耳相传“真言咒语”之类。这些人文革前很受“落后群众的追捧”，是农村的“思想家”兼宗教代表，大事小情都要向他们请教，生老病死，何去何从也要听听他们的意见甚至是指导。解放后，这种愚昧落后、迷信荒诞的文化受到一定的冲击，但其土壤尚在，一有机会还是要顽强地表现出来的。          那时每个生产大队都有个粮店，“落菜帮子”所在的大队也不例外。粮店掌大权的书记，其在村里的地位是与大队支书平起平坐的。这个粮店的书记就是我前面说的本村的多知多懂的“百事通”。他与王承祥的岁数相近，解放前念过几年私塾，能读《三国演义》，村里的人也把他看成是晓奇门、知遁甲，上看天文，下知地理的人物。其它地方的这类人物，文革的铁扫帚一来，就被当作旧社会的“残渣余孽”扫荡殆尽。即使还活着的，也都不敢乱说乱动了（这类人在“非典时期”又有些泛滥的趋势）。可是这位粮店书记没有受到丝毫冲击，因为他是掌握一个大队人马粮草的有权人，但他又不是公社或大队的当权派，一个粮店最多三四个店员，一般都是亲信，也不会把他打成当权派。这位没有受到过冲击的书记还是一仍其旧，是这个村子异质文化的代表者，他所制造的舆论与正统舆论不同、一事当前，他往往有其独特的解释。他也有不少追随者，特别是老年人。          王承祥肚子里有点旧唱本，自诩会成本大套的评书，粮店书记爱说古，于是一个党的书记，一个“坏分子”，本来是不搭嘎的两个人走到了一起。书记成为这个四类分子的精神依赖，有个大事小情也常常求他为自己与当权者通融。1976年初，周总理去世，全国悲痛，同时也引起人们对朝政的普遍关注。有一次这个书记与王承祥闲聊就说，你看吧，这一年是个多事之秋，“红羊劫嘛”（按古人所说的“红羊劫”是发生在丙午、丁未之间，1976年是丙辰年，与“红羊劫”不相干）！周总理走了，接着就是朱总司令，其后就是毛主席。王承祥听了大吃一惊，问他：“你怎么知道的？”“你想啊……周没了，朱吃什么？朱没了，毛还能在吗？那会儿我们老说朱毛朱毛吗？”王说：“当时我听了，并没有在意。以为胡抡罢了。可是9月9号这天，我们一帮四类分子正在一起由民兵监督劳动。突然听大喇叭广播毛主席去世的消息。我心里一震，想起书记的话，心说‘真灵啊’。旁边跟我一起干活的是个富农分子，我就把书记这番话悄悄地跟他说了。富农正呆呆地发愣时，带队的女民兵突然大吼起来，你们两个‘四类’鬼鬼祟祟搞什么反革命串联？富农吓瘫了，二话没说就交代出来。一帮民兵马� 习盐伊├α似鹄矗囱涸诙硬浚换岫毓簿志屠戳巳恕！焙罄窗蚜傅晔榧且沧チ似鹄矗母锏拇蠓绱罄硕季耍母锞鸵崾保飧鍪榧侨捶舜Ａ傅晔榧桥辛�辏洳税镒�辏慌┮痪浠懊凰担皇翘耍才辛�。富农送了劳改农场。粮店书记也在三中队，不过是二小队。到监狱后，他沉默寡言，没有机会听他评论一下此事和对自己下场的感受。          王承祥是个社会底层的艺人。解放后，行政组织严密，他不能像其前辈艺人那样浪迹江湖、作江湖人去游走四方，生活安定而且有些保障。那时社会底层有许许多多这样的艺人，他们是传统艺人，与那些被尊称为“演员”或“艺术家”的艺人完全属于两个世界的人物。解放后要把这两种人合二为一，统称为“文艺工作者”，以便对各种艺人实施改造。在大城市的如北京、上海这种改造运行比较顺利，经过了细致而艰苦的重塑，如北京的侯宝林、刘宝瑞等，上海的袁雪芬等也走进了“革命文艺工作者”的行列。这些人不仅需要完全换上一种全新的话语，而且在思想意识上也要有所转变、以适应这个新时代。侯宝林等人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典范。也有不能适应的、就早早退出文艺舞台转行干起其他营生（天桥的许多艺人转行干其它行当了，如唱西河大鼓的艺人刘田利就到澡堂子烧锅炉了）。小城镇、农村也有这类底层艺人，他们比城市的艺人文化更低、适应能力更差，地方政府也没有那么大的精力和能力改造他们，这样他们只能自生自灭（1957年整风时，田汉还为这些艺人呐喊过）。如果说这些底层艺人解放初还能短暂生存的话，文革一来，大多被扫荡以尽，集体消失，后来只有特别� 浜蟮纳角ㄕ乓漳毖莸牡缬啊独暇芬脖硐至宋母镏杏忻ひ杖说酱謇镅莩那榫埃┞杂懈椿睢�BR>          我从王承祥的口中得知许多社会底层艺人的生活状况。因为他是艺人，进了监狱，在塑料厂停工期间，队长也让他编演节目。他自己不能编写就找我帮忙。那时只能编批判“四人帮”的。他说：“江青曾和我们一样，都是吃开口饭的。我弄不明白，她都嫁毛主席了，也不用演戏了，什么好东西没有的吃？还瞎折腾什么？”这是他对江青不满足现状“还要祸害人民”（当时批判用语）感到特别困惑的地方。他说：“我们作艺人可不容易，过年唱野台子戏，脸冻僵了，张不开嘴；指头伸出去，打不了弯儿，连拳头也攥不成。只要一下场、到后台就把手插进别人的怀里，暖和暖和。不分男的女的。后来一强调阶级斗争，我们就惨了。许多戏像《杨三姐告状》这样抓人的戏（指吸引观众）都不能演了。有一年过年演《箭杆河边》。我演二赖子（农村二流子），那天风大特冷，而戏里演的又是麦收季节，不能穿的太多。我在台上冻得直哆嗦，一下场，到后台，担任剧中妇女主任的演员正在我面前，我把冻得像红萝卜似的手就插到她怀里，不想她马上跳起来，打了我一个耳刮子，而且还边打边骂‘臭流氓’。多少年都这样，谁也没怎么着，怎么这次她就入戏了，以为她真的就是抓阶级斗争的� 九魅危艺娴木褪嵌髯幽兀⊙萃晗罚一拐娉闪吮取袅髅ァ钩舻摹捣肿印魃厦弊踊叵缂喽嚼投０盐液渥吡撕螅且裁缓眉柑欤母镆焕矗缤沤馍⒍蓟丶抑值亓恕Ｇ傲侥晁强次页蠊模斓没共淮恚瓜敫乙黄鸶桑蛟僮楦鲂“喽鞫莩觥Ｎ壹峋霾桓伞Ｎ叶运撬担叶浴九魅巍闶桥碌降琢恕１鹪僬椅遥俑黄鹧莩觯共话盐宜徒嘤俊蔽掖蛉に骸澳忝桓九魅巍豢檠菀步嘤恕！彼至耍骸罢饣厥歉车氖榧歉砹恕！�BR>          后来我给他写的乐亭大鼓词儿中，批江青、说到武则天。“武则天”落菜帮子知道。他说：“武则天是女人当皇帝，女人当皇帝不就是想多娶几个‘小白脸’吗？她们也像男皇帝一样有‘三宫六院’。”这就是底层社会、特别是游民对于当皇帝的理解。历史上凡是造反起事想当皇帝的，不管皇帝当得成还是当不成，“三宫六院”是他们优先考虑的一个问题。他还问我：“你说，怎么杨六郎那么英雄，到头来当了武则天的‘小白脸’呢？”他提的这个问题差点把我笑喷了。我说：“一个唐朝人，一个宋朝人，怎么能配到一起？武则天比杨延昭大三百多岁呢！”“我们唱大鼓中的武则天，她老叫‘我的六郎’。这不是杨六郎？”“那是武则天宠臣张昌宗，也行六，人们称他‘六郎’。这是与杨延昭混淆不得的，两人差着时代呢。”          王承祥在一监，虽然没有像同乡老陈那样知足舒心，但感到还可以：“到这里什么都用不着操心了，冬天不冷，夏天不热，一人吃饱，一家子不饿”，“胡吃闷睡一天又一天……”他用乐亭大鼓的旋律对我唱出他在监狱的感受。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江青厨师忆：文革开始后毛泽东就极少与江青一起吃饭   Go back to top [博××讯主页]->[特别刊载] 　 　 江青厨师忆：文革开始后毛泽东就极少与江青一起吃饭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3月17日 转载)          本文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作者：程汝明口述 阎长贵 李宇锋整理，原题为：《专职厨师程汝明谈江青（下）》，本文系节选          郑：一般情况下她就一个人吃饭？          程：就她一个人吃，她也不让孩子跟她一起吃。          阎：李讷在大食堂吃饭，不跟她一块吃。          杨：她吃饭的时候，孩子在旁边坐着，也不让孩子吃她的东西。          阎：我们都觉得奇怪，偶尔李讷要跟她一起吃了顿饭，李讷就高兴得了不得，跑来告诉我们“今天妈妈叫我一起吃饭了”。          李：江青1个月吃饭大概能花多少钱？          程：100块钱左右，她吃的东西都得给她算上。          杨：对，水果啊，点心啊，还有茶叶啊，只要是入口的东西都给她算上。          李：噢，您说这100多块钱还包括茶叶？          程：对，全都给算上了。          郑：当时江青身边工作人员吃饭不是您给做吧？          程：不是。江青身边的所有工作人员，包括我自己，每顿饭都到机关大食堂去吃，上班不能去吃时，由其他人帮助给打回来。不吃她的，她要剩了我也不吃，我当时也有补助，就在食堂里吃饭。          郑：那江青吃不完，剩下的东西怎么办呢？          程：她吃大米饭每次吃多少我知道，她吃多少我给她做多少，她要说加个人吃饭，我再给她多来一碗儿，她不加人，我就给她蒸那么多。连煤气都得花钱啊，我得给她精打细算。          李：是吗，您说这100块钱还包括煤气哪？          程：不包括。煤气不属于入口的东西，要另外单算。就是水、电不花钱，煤气花钱算她账上。开始钓鱼台里没有用煤气罐的，每天烧那个大炉子，烧的煤那么多，怪浪费的。最后这规矩我给他们破了，江青已经用上煤气罐后，张耀祠还说钓鱼台周围300米以外才能用煤气罐，我说我自己注意点儿，不会出现安全问题。我用煤气快一年了没出事，在钓鱼台住的几个领导的厨师知道后，也着急了，也要求用煤气，很快就都用上了。          李：您觉得这方便是吧？          程：用煤气多方便啊，一开就着，马上就能做饭。使用炉灶要一会儿加煤，一会儿加煤，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用火，还不能让它灭了。          郑：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她跟毛主席在一起吃饭吗？          程：“文化大革命”之前，江青也跟毛主席一起吃啊！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江青搬到钓鱼台住，她就极少同毛主席一起吃饭了。怎么呢，她在钓鱼台这边办公，主席在中南海那边办公，就没办法在一起吃饭了。就20世纪50年代来说，江青和毛主席每天在一起吃顿饭也不容易，因为他们的作息时间和工作生活习惯不尽相同。江青晚上这顿饭，恰恰是主席的第一顿饭，只有晚上这顿饭，两人才能在一块儿吃，如果没有孩子，就主席和江青两人一起吃。上学的孩子礼拜六晚上回来，可以允许同父母在一起吃顿团圆饭。礼拜天小孩都得到机关食堂吃去。这是主席给规定的，小孩屋子里头不要铺地毯，吃饭要到大食堂。          李：他们一家都在一块儿吃饭热闹吗？          程：小孩们都不敢说话，热闹什么啊！主席问他们什么，他们回答什么，在一块儿吃顿饭，连江青都不敢大声大气。小孩也说在那儿吃饭拘束着呢，不如在厨房这儿舒服——过去小孩一般都在厨房里吃。以后主席不叫他们在那儿吃了，叫他们都到大食堂去吃。          郑：主席跟江青就是早晚在一起吃？          程：主席刚起来第一顿饭算早饭，而江青是晚饭。江青跟主席一起吃一顿饭，这顿饭也不好弄，一顿饭得几个菜，江青的菜和主席的菜得合并，既要主席能吃又要江青也能吃，这时候很难做，菜还得减一个。比如江青一荤一素，主席一荤一素，再加个半荤素的，两个人吃4个菜，很不好做，他俩口味儿不一样，主席的调味儿浓，葱、姜、蒜放得多，江青一点儿不让往里放。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石平：姚文元与《红旗》杂志   Go back to top [博××讯主页]->[特别刊载] 　 　 石平：姚文元与《红旗》杂志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3月17日 转载)          来源：《记忆》第77期 作者：石平          姚文元(1931年—2005年12月)，男，浙江诸暨人。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中－共上海市卢湾团委、卢湾区委、《萌芽》杂志社、《文艺月报》社、《解放》杂志社、《解放日报》社工作。1955年因发表批判胡风的文章《分清是非，划清界限》得到张春桥赏识。1957年因发表《录以备考——读报偶感》一文引起毛泽东的关注。1965年，经毛泽东同意，在江青、张春桥的授意和组织下，执笔写作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于当年11月10日在《文汇报》发表，揭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此后，从《解放日报》编委一跃而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1966年再升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1967年初，和张春桥、王洪文等人一起制造“一月风暴”。此后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上成为中央委员。中－共九届、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70年11月，任中－共中央组织宣传组成员。先后参与和组织批林批孔、评《水浒》、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政治运动。1968年8月至1976年10月，直接分管《红旗》杂志社。1976年10月6日，被中－共中央隔离审查。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永远开除姚文! 元党籍并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认定其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判处其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姚文元在法庭的最后陈述中，称自己犯有错误或严重错误而非反革命罪行，同林彪及其反革命罪行“挂不到一起”。1996年10月出狱，隐居浙江省湖州市和上海市。2005年12月23日病故。          一、姚文元与《红旗》关系的五个阶段          《红旗》杂志是由毛泽东提议并亲自主持经中－共中央批准创办的，是中－共成为执政党后的第一个中央机关刊物，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也是文革中在社会上有广泛影响的“两报一刊”中的“一刊”。姚文元与《红旗》杂志有着极不寻常的关系。          《红旗》杂志1958年6月1日创刊，1988年6月停刊。以文革为界，《红旗》杂志30年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文革前8年，文革10年，文革后12年。总的说，姚文元主要与第二阶段的《红旗》杂志关系密切，但彼此之间的渊源更早些。          姚文元与《红旗》杂志的关系，可分为三个阶段：读者与编者的关系，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被批判与批判的关系；如果把“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再细分一下，那就是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读者与编者、作者与编者的关系。从1958年6月《红旗》杂志创刊，到1964年3月姚文元在《红旗》杂志发表第一篇文章，再到1967年8月，姚文元与《红旗》杂志是读者与编者、作者与编者的关系。          姚文元与《红旗》杂志第一次发生联系是1961年2月。当时，《红旗》杂志社在全国选调干部，姚文元是人选之一。1961年2月1日，中宣部干部处在报告中说：          根据中央书记处指示，拟从部分省、市委主办的报社、理论刊物等单位调一些理论干部加强红旗、中央宣传部、人民日报。为此，红旗、人民日报、高级党校和本部有关处初步提出了这份名单，共53人，作为我们内部了解和选拔的对象。          这份名单中上海市有4人，包括刘思慕（《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姚文元（《解放》杂志编辑）、朱宁远（市委党校干部）、李家齐（市委副秘书长）。2月21日，人事部门对姚文元的介绍和评语为：          姚文元，男，30岁，家庭出身资本家，本人成份学生。1950年参加工作，1948年入党。原有文化程度高中。曾任上海卢湾区团委干事、秘书、宣传部副部长，区委宣传科长，上海“萌芽”杂志社诗歌组组长，“文艺月报”理论组组长等职，现任上海“解放”杂志编辑。该同志政治历史无问题，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表现积极，立场鲜明，工作有热情，朝气蓬勃，有一定的文艺理论水平和写作能力。主要缺点是有时看问题有些偏激。身体健康，行政13级。          姚文元最终未被《红旗》杂志社选上。他本人是否知道此事，至今是个谜。但这份鉴定起草者肯定做梦也想不到，“看问题有些偏激”的姚文元，仅仅五年之后即荣升为“中央首长”，七年后成为《红旗》杂志社的实际负责人。而且，当1974年10月《红旗》杂志社拟成立党的核心小组，《红旗》杂志编辑小组和驻《红旗》杂志工宣队想请姚文元兼任核心小组组长时，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他，直截了当地拒绝了。          姚文元在《红旗》杂志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革命的青年一代在成长——谈话剧〈年青的一代〉》，刊于《红旗》杂志1964年第6期。我在《求是》杂志社档案室见过该文初稿的原件，共8页。姚文元用钢笔工工整整地书写在稿纸上，不似发迹之后爱用铅笔批示。此后，《红旗》发表过他为数不多的几篇文章，有的是转载，有的和报纸同时刊登。这些文章包括：《纪念鲁迅革命到底》（1966年4期），《评“三家村”》（1966年7期），《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1967年1期），《评陶铸的两本书》（1967年14期），《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1968年2期），《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1975年3期）。此外，还有部分评论员文章是他写的。          第二阶段，姚文元“帮陈伯达看稿子”。1967年8月，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陈伯达宣布编辑工作由姚文元、戚本禹帮他看稿子。1968年初，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姚文元协助陈伯达管《红旗》杂志编辑工作。          第三阶段，实际主管编辑工作。1968年8月，姚文元与陈伯达共同负责《红旗》杂志社的工作，实际主管编辑工作。“六人小组”成员周某某1976年12月9日在揭发材料中说：          一九七四年六月五日，姚贼在《红旗》“六人小组”上说：“陈伯达破坏《红旗》是明显的，半年不出刊。毛主席让我管《红旗》，是夺了陈伯达的权。”          第四阶段，全面负责《红旗》杂志社工作。从1970年9月陈伯达被隔离审查，到1976年10月姚文元被捕前，姚文元全面负责《红旗》杂志社工作。          姚文元与《红旗》杂志的二、三、四阶段，合起来可称为“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第五阶段，被批判与批判的关系。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隔离审查。10月22日，《红旗》杂志社召开“声讨‘四人帮’大会”，揭开了社内批判“四人帮”的序幕。从此，姚文元成为《红旗》杂志反复批判的主要对象。          二、勤勉敬业的“喉舌”总管          1968年8月以后，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社控制很严。用“六人小组”成员、工宣队负责人孟兵山的话说，“从版面到机关工作，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1977年1月6日的揭发材料）。而《红旗》杂志编辑部则在十年后，做了这样的揭发：          早在一九六八年，姚文元就从陈伯达手中接过《红旗》杂志。为了把这个党中央的理论刊物变为“四人帮”的喉舌，他把原编辑部的绝大多数同志赶走。他背着中央，物色党羽，安插心腹，成立了一个听命于他的所谓“六人小组”，完全攫夺了《红旗》杂志的领导权。到“四人帮”垮台为止，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关于《红旗》的工作和选题，姚文元竟无片纸只字向毛主席、党中央请示报告。除“四人帮”外，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谁也不能过问这个杂志。甚至叶副主席和其他中央政治局同志推荐给《红旗》的稿件，姚文元都借故不予刊登。《红旗》杂志成了“四人帮”严密控制下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评姚文元》，《红旗》1978年第10期）          姚文元偶尔亲临《红旗》杂志社。1972年8月去过一次，此后很长时间未去。但在唐山地震前后，他一反常态，接连去了三次。          第一次是1976年7月9日下午，先和机关同志谈话。姚文元说：“平常见得少，能来的都见见。部队和施工部队问候一下。”然后和“编辑组”谈话。最后和“六人小组”谈话，专门讲到毛泽东、朱德的病情。          第二次是7月30日，指示“六人小组”送杂志去灾区。          第三次是8月12日下午，姚文元先找机关领导成员和编辑小组全体成员谈话，听取从唐山回来的人汇报，着重讲抗震救灾与批邓的关系：          批邓不限于地震，地震也是批邓课堂，说明邓小平一系列谬论破产。邓讲物质刺激，但灾区最少物质，积极很大；邓讲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要物质基础，正好是群众起来，四面八方支援，灾区人民自力更生；说积重难返，雷锋不在，实际经过文化大革命，更坚强；说软、懒、散，实际很有战斗力，在突然事变面前，能把唐山说是软、懒、散吗？要看到事物的本质方面。有的地方派性厉害，但事变来了仍要共同战斗，要从本质上发现群众的积极性。唐山、丰南两篇文章都要说明以阶级斗争为纲。          唐山人民英勇无畏无私，报上有报道，原因何在，我们文章要写出来。邓小平说乱、糟、偏，真正碰见大问题，表现都很好，要看事物的本质和主流。变修怎么办？大风大浪，涌现出一批人来。地震时，省委第一书记还在解决保定问题，自己搞的，赶快赶去。在困难条件下，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在条件好了之后，如何坚持下去。小靳庄就有规划，震掉了一些私有观念，说震光了不一定，但震掉了一些。          全国情况：唐山抗震救灾对大家鼓舞很大，对全国教育鼓舞，支援灾区，有地震可能的地方也吸取教训，如山东、山西。阶级斗争方面，有的地方有谣言，包括政治、地震都有，坏分子有活动。第二，有人攻击反击右倾翻案风，要转变纲，去抓生产，这是个别的，属于党内的思想动态。是否仍然要坚持阶级斗争为纲，唐山的抗震斗争说明文化大革命深刻意义还是相反？第三，有点忧虑，今年又是天安门事件，又是总理、朱总去世，又是地震，还会不会出什么事？天安门前和阶级敌人斗，战胜天安门广场政治地震，天安门仍壮丽，又战胜自然灾害，好的是主要的，生产好了，以自己努力把灾区损失补回来。考虑全国思想情况写文章。          会上，姚文元还哼了几句咸丰四年（1854年）苏浙鲁地震时，洪秀全降诏中的几句诗：“地转实为新地兆，天旋永立新天朝”，“同时今日好诛妖”，“一统江山图已到”，并指令把这几句诗写进《我国地震史上的两条路线斗争》（《红旗》1976年第9期）一文中去。          但姚文元控制《红旗》杂志，主要不是靠亲自去，而是采取其他六种方式：一是谈话，二是批示，三是审稿，四是控制“六人小组”，五是设立《红旗》杂志上海组稿组，六是在《红旗》杂志社安插亲信。          1．谈话。姚文元除经常给《红旗》杂志社打电话外，大体每月开一次会。开始时，姚文元指定编辑小组召集人许某某、林某某、余某和工宣队负责人孟某某四人参加会议，后来陆续增加了编辑胡锡涛和办公室周某某，即所谓的“六人小组”。1969年至1976年，据不完全统计，姚文元关于《红旗》杂志的谈话150多次，其中面谈80多次，电话70多次。主要谈《红旗》杂志的选题计划、稿件修改、约稿，以及社务工作等。他对《红旗》杂志编辑小组召集人的谈话，每次都有原始记录，我见过这些谈话记录的原件,也见过1977年3月根据部分记录整理出来的“供批判用”的铅印本——《反党分子姚文元对原〈红旗〉编辑组召集人的谈话记录稿（1973.10——1976.9）》。《红旗》杂志第二任总编辑王殊在铅印本的清样上批示：“除专案组外，请送一些宣传单位，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广播局、光明日报、学部、外文局。”          2．批示。姚文元关于《红旗》杂志社的批示很多，有时几天一次，有时每天都有，甚至一天几次。1969年至1976年，据不完全统计（缺1971年上半年、1972年下半年、1976年上半年的批示），姚文元关于《红旗》杂志的批示达780多件，平均每年超过100次。《红旗》杂志社事无巨细，都要向姚文元请示报告，而他则事必躬亲，不断指示、批示。当然，中心内容是《红旗》杂志的编辑工作，包括重点选题计划，文章约稿情况，文章修改情况，调查研究情况，版面安排，封面设计，毛主席语录的选摘，等等。          3．审稿。审稿是姚文元最花费精力的工作，暂时无法统计他究竟审改了多少稿件，但确实为数不少，仅我所见，已过百篇。凡是他认为的重要稿件，都要亲自修改，有的改好几遍。让他始料不及的是，这些文章给他日后带来了很大的麻烦，特别是其中的两篇文章于1980年11月2日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特检字第一号）》（以下简称《起诉书》）。一篇是《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红旗》1976年第3期）。《起诉书》在叙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第28条罪状时，明确提到了这篇文章（参见《历史的审判》第30页，群众出版社1981年3月出版）。姚文元高度重视池恒这篇文章，除多次打电话密授机宜外，还经过他六次精心审改才定稿。第二篇“荣登”《起诉书》的是《加强工人民兵的建设》（《红旗》1976年第8期）。《起诉书》关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第46条罪状写道：“八月，姚文元亲自修改审定上海写作组在《红旗》发表的《加强工人民兵的建设》一文中，提出这支民兵武装力量‘要同党内资产阶级’进行斗争，为暴力镇压和武装叛乱进行舆论准备。”（《历史的审判》第42—43页）这个罪名之重，甚至超过了第一篇! 。好在经过律师的辩护，最后只作为姚文元的“思想认识”问题而非刑事责任。          “六人小组”成员周某某在揭发材料中说：姚文元经常表白自己：“来《红旗》工作，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作具体工作的，不是来做官，要是有做官思想，肯定是要失望的。”“我是《红旗》编辑小组的一员”，“是做具体工作的”。正如周所说的，姚文元一方面在“为党作具体工作”的幌子下控制《红旗》的编辑出版工作，但另一方面，如果从敬业的角度来评价，姚文元绝对算得上一个勤勉的总编辑（虽然他不愿意挂这个名）。          4．控制“六人小组”。姚文元分管《红旗》杂志社期间，杂志社成立了一个“临时编辑小组”（1972年7月初改为“编辑小组”，1969年6月由12人组成，到1970年8、9月增加到近20人），具体负责编辑工作。“临时编辑小组”或“编辑小组”中设“召集人”，又称“六人小组”，实际是《红旗》杂志社的领导机构。对于“六人小组”，姚文元有一个逐步信任的过程。1972年之前，他对《红旗》杂志社的领导班子作过多次更换，对几个召集人也进行了考察、驯服。他一度想把朱永嘉安插在《红旗》杂志社党的核心小组，但后来因为“六人小组”对姚越来越驯服，就放弃了这个打算。在“六人小组”之前，《红旗》杂志还有一个领导机构，即1968年10月成立的“驻《红旗》杂志工宣队”。工宣队负责人孟兵山也是“六人小组”成员，但他对“六人小组”后来居上、逐渐超越工宣队的权力耿耿于怀，以至提出“是编辑组领导工宣队，还是工宣队领导编辑组”的疑问。          5．设立上海组稿组。1976年11月23日，“六人小组”成员胡锡涛在揭发材料《反党分子姚文元是怎样控制〈红旗〉的？》中说：          一九六八年九、十月间，姚文元窜到上海，扬言他受毛主席的委托，接管了《红旗》。据说，由他和张春桥点名，经“中央文革”批准（实际上就是江青和张、姚点名自批），专门成立一个“《红旗》杂志上海组稿组”。这个组的人员就是上海写作组的三个头头：朱永嘉、肖木、王知常（原先还有徐景贤，后来名字勾掉了）。这就是姚接管《红旗》后最早的、也是最信得过的一套班子。          他给“组稿组”规定的任务，大致有这样几方面：（1）每月每期要给《红旗》输送一至二篇重头文章，二至三篇基层的调查报告或学习体会文章。（2）通过这个组，以《红旗》名义，在上海各系统、各单位召开各种座谈会，并要及时地向张、姚书面回报座谈情况，实际上是向张、姚搜集情报。（注：据了解，凡开座谈会或搜集情报，往往是张春桥的老婆文静也参与，并在一定程度上受文静的控制。）（3）根据张、姚直接布置的题目，起草一些重要文件或专题调查报告。（4）协助徐景贤审阅《文汇报》、《解放日报》每天的版样，审查大、中、小学的教材，为张、姚、徐控制上海意识形态领域作参谋。（5）以写稿为名，组织理论战线的人员，逐步形成分散性的各种“外围”写作单位，实际上是为张、姚扩大山头而物色写作人材。……          上海组稿组给《红旗》的文章，《红旗》编辑不得随意改动，只有核对引文的权利。如有文字上的增删，必须写明一份是“标注稿”，经姚审定后才能算数。这是姚从接管《红旗》一开始就规定的“纪律”。这条“纪律”，表明了他对上海组稿从来是看作自己的“嫡系部队”。他让这支“嫡系部队”凌驾于《红旗》的一般编辑之上，使人对上海望而生畏，这是他极力控制《红旗》的第一个突出标志。近年来，《红旗》编辑对上海稿的修改权虽比前几年大了些，但作为全国独一无二的“标注稿”则始终不变。          6．在《红旗》杂志社安插亲信。姚文元还通过调上海写作组的人来加强对《红旗》杂志的控制。胡锡涛在1976年11月23日的揭发材料中说：          尽管上海组稿组的权力很大，但从控制《红旗》这一角度上说，毕竟京沪之间相隔迢迢千里，“远水解不了近渴”，因而姚极力从上海调人来控制。据了解，他曾三次提出要徐景贤、朱永嘉给《红旗》提供名单。……到了一九七一年，他自己点了两个人，一个是肖木，一个是我。（肖木被王洪文留住了，后来补上了郑某某同志。）          为什么姚指名要调肖木和我呢？这是他自己考察和上海徐、朱推荐的结果。调肖木，不仅因为肖木能说会写，更重要的是由于肖木领会“四人帮”的意图快而准，而且守口如瓶，不会泄露。姚显然是准备把肖木放到《红旗》领导班子中去的。调我，主要是因为在一九六四年姚与周谷城的一场论战中，我曾为姚写过一篇辩护文章，由此他认为我也是可信任的人。总之，指名调人，是姚在组织路线上任人唯亲的具体表现，目的就是为了控制《红旗》。          三、姚文元与“池恒”          组建于1974年1月的“池恒”，是由姚文元亲自培植和严密控制的《红旗》杂志写作班子。写作组是“大批判”的产物。“大批判”在文革前就已普及，文革时期又被规定为重要任务之一、斗批改的主要阶段。上世纪70年代，大批判逐渐正规化，各级党政机构建立专业的大批判组（也叫写作组）。这些写作班子多数用集体笔名，最著名的是梁效、罗思鼎、池恒、唐晓文、初澜、洪广思等大批判组。          1978年8月，《红旗》杂志发表编辑部文章《论池恒》（1978年第8期），对“池恒”作了较详细的述评：          一九七四年一月，正当“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时刻，我国论坛上跳出了一个所谓“政论家”——池恒。池恒称霸论坛，横行一时，紧密配合“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每个步骤，在《红旗》杂志上抛出连篇累牍的反党文章。          池恒……还使用其他笔名，诸如：程越、方刚、吕真、田春、严章、黎章，等等。但独有池恒的身价最高，一般是在发表重头反党文章时，才由姚文元指定使用池恒这个“大名”，后又兼以程越之名，交替使用。          关于姚文元与池恒的关系，《论池恒》说：          仅据有案可查，从一九七三年十月到一九七六年九月，姚文元对《红旗》几个党羽的召见谈话和电话“指示”，就达九十七次之多。姚文元每有策划，他的几个党羽就出马上阵，组织力量，昼夜赶制毒草。对于这类文章，姚文先从点题、内容、结构、手法、署名，到反复修改，都是亲自指点，亲自动手，苦心经营。          关于池恒与其他写作班子的关系，另一篇《红旗》文章说：          姚文元伙同江青、张春桥，一手抓阵地，一手抓队伍，一起操纵几个写作班子，作为制造舆论的“炮队”。其中，原北京两校大批判组和原上海市委写作组，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急先锋。前者主要听命于江青，姚文元也插手其间；后者由张春桥和姚文元直接指挥。此外，姚文元亲自培植和严密控制的池恒，主要由江青掌握的唐晓文、初澜，也都是“四人帮”得力的御用写作班子。……全国报刊都要以他们炮制的黑文为宣传“口径”，其祸害更加不可估量。          四、批判家痛遭大批判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隔离审查后，全国开展了声势浩大、旷日持久的揭批“四人帮”运动。作为姚文元直接控制的单位，《红旗》杂志社批判姚文元的任务自然更繁重、更紧迫。《红旗》杂志社从1976年10月22日召开“声讨‘四人帮’大会”开始，到成立“运动办”清查有关人员，再到组织刊发批判文章，对姚文元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批判。姚文元也就从“中央首长”、“无产阶级理论家”、“革命的金棍子”，一下变成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舆论炮制者”、“文痞”、“姚贼”。有趣的是，由于姚文元工作太认真太敬业、事必躬亲，以至于红旗杂志社清查时，“六人小组”成员纷纷说，都是姚文元亲自布置、审定、修改的，因此大大减轻了他们的政治责任。          1976年10月至1978年10月，《红旗》杂志自写或与其他单位合写的重要批判文章有：《伟大的历史性胜利》，“两报一刊”社论；《最紧密地团结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本刊评论员文章；《大打一场揭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本刊评论员文章；《捣乱、失败、灭亡的纪录——揭批姚文元利用〈红旗〉制造反革命舆论的罪行》，本社大批判组文章；《新老反革命结成的黑帮》，“两报一刊”评论员文章；《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两报一刊”社论；《覆灭之前的狂吠——批判姚文元利用一九七六年第十期〈红旗〉大造反革命舆论的罪行》，本社大批判组文章；《论池恒》，本刊编辑部文章；《评姚文元》，上海市委大批判组、本刊编辑部文章；《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万岁》，本刊评论员文章；《一场反革命的舆论围剿》，本社大批判组文章，等等。          以上文章集中批判了“四人帮”特别是姚文元利用《红旗》杂志所干的坏事。主要有以下八条：          1．为“四人帮”篡党夺权鸣锣开道。          2．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向华主席。          3．含沙射影，恶毒攻击敬爱的周总理。          4．处心积虑嫁祸于邓副主席。          5．诬蔑攻击老干部。          6．疯狂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和禁锢政策。          7．亲自培植和严密控制池恒。          此外，《论姚文元》一文还集中批判了所谓“姚文元道路”。“四人帮”及其余党到处夸耀所谓“姚文元道路”，津津乐道地说什么姚文元走的“不是院士的道路，而是战士的道路”。说是“战士”,倒也不假。问题在于：是哪个阶级的战士？为什么而战？事实难道还不清楚吗？姚文元乃是一个地主资产阶级的“战士”……          《红旗》杂志的批判文章火药味甚浓，一方面因为当时的报刊都大体如此，另一方面由于《红旗》杂志社是“重灾区”，用《红旗》杂志第三任总编辑熊复的话来说，就是：“‘四人帮’控制《红旗》八、九年，把党刊变成帮刊，对党和人民犯下了严重的罪行”，“‘四人帮’利用《红旗》放毒最早、最长、最多”。          姚文元与《红旗》杂志之间，还发生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本文只是一个初步的疏理，尚有待进一步补充和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