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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胡J锦T涛放弃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固有立场？ Go back to top 中青报记者被告泄露国家机密 “尽管警察承诺我三分钟赶到现场，但一刀子下去只要三秒就能完成。人就挂在那里了。”10月24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刘万永在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法院被近70人围攻，数日后面对媒体采访，刘仍心有余悸。刘的这段经历也引起网友的关注。 刘的此次危险经历与他去年5月18日撰写的《一个退休高官的生意经》有关，这篇稿子揭露了一个曾经担任过阜新市市长、市委书记、人大主任，长达十五年的闻名人物王亚忱，是如何空手套白狼攫取了民营企业家高文华的上亿元资产，并利用担任阜新市公安局副局长的女儿王晓云、任阜新治安警察支队副支队长的儿子王晓刚的职权，将资产所有人送入牢狱11个月，不仅毫无愧疚，而且踌躇志满。 面对众人围攻、被人跟踪的那一刻，记者刘万永坦言，他非英雄，自己的确害怕了，放弃了当天下午的庭审。一个有能力让最高检和公安部联合下的结论扣压四个月的人，还有什么不敢的！ 《中国青年报》记者刘万永在被人围攻后发回的报道
综合消息：尽管有广泛的干旱，工厂却忽视污染风险，对中国的河流和湖泊倾倒有毒的工业废水。中国人口占全球五分之一，却只有全球百分之七的水资源。但由于南水北调不科学也不可行，中国政府周二（1日）表示，将转求淡化海水以终结这个危机。 (博××讯 b-o-x-u-n.com) 路透社报道，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详述中国第九个五年计划时指出，中国预期将在2010年前，每天淡化八十万至一百万立方米的海水，年平均使用550亿立方米。中国2005年每天平均淡化十二万立方米的水。 报道说，目前尚不清楚也急缺燃料的中国要如何提供电力给十分耗电的淡化工厂。 中国正投资数十亿美元，规划将南方丰沛的水资源输送到干燥的北方。计划中被称作大西线的部份可能涉及治理喜马拉雅山的西藏高地奔流而下的河水，以解决青海省和其它穷困的西部区域的缺水窘境。 中国超过600座中型和大型城市目前都遭受“严重的水荒”，但中国水利部长汪恕诚本月说，计划中的调水工程隧洞有三百公里之长，成本超过耗资250亿美元的长江三峡大坝建造计划，是不需要，不科学，也不可行。 在中国，造成水荒的原来一部分来自干旱，另一部分则来自于环境污染。据新华社报道，在中国两万多个自然湖泊当中，75%的湖泊都被藻类生长物污染，湖泊逐年消失。过去五十年来，中国有近千个自然湖泊已经消失，平均每年二十个。这已经对中国自然环境造成了巨大影响。 中国环保总局副局长祝光耀表示，造成中国各地自然湖泊消失的主要原因包括过度采水、污染和养殖场污染，因为它们破坏湖泊和湿地的生态系统。另外，人口不断增长、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都对湖泊的生态多样性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报道说，藻类生长物污染是造成自然湖泊消失的一个原因之一。湖泊中的藻类蔓延可以吸走水中的氧气，使鱼和湖中生物无法生存。而湖泊中藻类污染增加的主要原因却是工业生活废水排放加大，这些废水中含有氮、磷和其它有害物质。 以洞庭湖为例，湖北省位于中国的中部，因地处长江中游的洞庭湖以北，故称湖北。湖北省境淡水湖泊众多，有“千湖省”之称，多分布在江汉平原上。但是，自1950年代以来，湖北省已有217个面积超过一平方公里、522个面积更小的湖泊已经消失，便得湖北省自然湖泊的总面积已缩小到2438平方公里，比50年前缩小了34%。 有水利专家表示，目前中国湖泊生态总体形势严峻，突出表现为东部湖泊水质污染严重，西部湖泊水量衰竭。目前，中国现存的自然、半自然湖泊占湿地总面积的21.7%，其中只有约40%得到了有效保护，而其它自然湖泊的数量和面积不断锐减，特别是青藏、云贵等高原的一些湖泊甚至消失。 据报称，70%的中国江河湖泊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中国城市90%的地下水也都被污染。分析人士说，中国经济在过去25年里持续增长，但是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水资源受到了严重的污染。 霍英东跟中－共元老交情 Go back to top 亚洲时报在线方德豪撰文／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霍英东霍英东10月28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3岁。霍英东的人脉关系直通中－共元老，其中固然是涉及他协助中国大陆重返国际体坛，以及参与邓小平推动的市场改革；但可以补充的是，在中国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霍英东运往中国大陆的西方药品，据说曾让不少中－共元老受惠。历史学家在研究霍英东跟中－共领导人的互动时，不妨可以以此作为一个切入点。 霍英东跟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的互动应有很深厚的渊源，这可以在不同的材料找到线索。在2004年8月，霍英东接受香港《大公报》采访时披露：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联合国通过了对中国大陆实施封锁制裁禁运的条约。英国殖民管治下的香港，跟随英国政府加入禁运。当时前线十万火急，中国政府开展了海外组织抗美援朝物资的工作。物资方面，香港有爱国商人采购到了，但却无法运到内地。在这种情形下，有人想到了霍英东。 (博××讯 b-o-x-u-n.com) 据报道，霍英东回忆说：“当时全香港大概只有我有这么多船，还有一批夥计，而且我自己是水上人，熟悉港口情况和水情。所以他们找上了我，要求我用船把那些物资运到内地。”就这样，霍英东开始了运送抗美援朝物资的工作。从1950年到1953年的3年间，霍英东运往中国内地的物资包括了西药、棉花、纱布等。这些医疗物资，固然有作支援前线作战之用，但也有不少国内难得得西药，通过这管道救了一些中－共领导人的生命。 又据指出，当时霍英东听闻澳门有公司高价收购一种药用的海草，便与友人合资买了一艘61尺长的摩托船，带同近百名雇工，前往东沙群岛收集海草。结果他在有关过程中遇到缺粮、缺水、缺药等险情。霍英东在六个月后终带回海草，仅够弥补开支。有一种分析认为，霍英东愿意冒生命危险，不计成本的找寻这种海草的一种可能原因是，澳门方面搜集这种海草，是中－共领导人治病所需的。若这种分析正确，则霍英东可能是某些中－共开国元老的救命恩人。 另据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的回忆录（注），五十年代保健局药品由傅连□负责，保健局药房经由香港公司由美国、英国和日本批药进来。这点资料，亦可以是霍英东有恩于中－共领导人的佐证。 在几个中国当代历史的关键时刻，霍英东都是处身现场的见证人。1959年后，毛泽东的大跃进失败，被迫退居二线，由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主持党政和国政，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为止。据霍英东本人所述，于1964年，霍英东曾以香港同胞国庆观礼团副团长身份首次赴京，出席国庆十五周年庆祝活动，并获邓小平（1904～1997）接见。 1958年，中国大陆表示为要抗议国际体育组织视台湾为独立国家，宣布与国际奥委会断绝关系。霍英东在70年代开始积极游说中国大陆并协助其重返国际体坛：1977年7月30日，本人是足球迷的霍英东就曾跟也是着名足球迷的邓小平一起观看足球赛。至1979年，中国大陆终于重返国际奥委会。霍英东在 1984年以一亿港元成立“霍英东体育基金会”，并以此名义捐赠金牌予中国奥运获奖运动员或兴建不同的运动设施。 1984年，邓小平受到党内极左派的攻击，其市场改革受到一定压力。邓小平在广东登山，并抛出了“向前走，我不走回头路！”的名言。当时，霍英东也曾陪同邓小平。在八十年代，霍英东是第一批响应返回中国内地发展的港商之一。霍英东在广州投资的白天鹅宾馆1983年2月开业，成为改革“样板”。曾经有一段时间，香港商人在中国内地的投资占全中国外来资金投入的三分之一左右。打开了这局面，霍英东自然也有一份功劳。 霍英东之所以受到各方尊重，跟其行事风格应有关系。在中国国内，霍英东曾无私地支持发展南沙，但却受到贪腐的地方官员敲诈；即使如此，霍英东对中国地方官员也不曾公开批评过；在2003年"非典"期间，他更曾捐资800万元予广东医院用于抗击"非典"。在香港，霍英东也不曾对跟其政见不同的民×主派口出恶言；较诸一些为了向上邀功而制造激烈言论，甚至造成社会分化的投机份子，霍英东无疑是多了一份潇洒和智慧。 霍英东的追悼会下周二（11月7日）早上举行，中－共中央公布的霍英东治丧委员会名单多达74人，中国政协副主席王忠禹担任委员会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廖晖、统战部长刘延东、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及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出任委员会副主任。 有关治丧委员会应该是参照已故全国政协副主席安子介去世时的规格。但值得一提的是，霍英东跟廖晖父亲廖承志颇有交情，因此廖晖可说是霍英东的世侄。另外，霍英东在七十年代曾牵线引入中国资金挽救了董建华家族的航运生意，且据传中央在考虑两任香港特首人选时十分看重霍英东的意见。因此，在公在私，董建华和曾荫权的成为治丧委员会的副主任，也可说合乎情理。 （注）：见时报出版《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107页 分析：中－共构建和谐社会艰难所在 Go back to top VOA记者： 熊健 最近，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公报通过了关于构建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 可是，一位资深的媒体评论人士却指出了中－共构建和谐社会的艰难问题所在。 (博××讯 b-o-x-u-n.com) *新三民×主义* 2006年10月11号，中－共十六大第八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关规定的决议，落实中－共总书记胡J锦T涛所提出的以人为本以及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新三民×主义的构想。 在有关决议里面指出，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最重要的是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有机的统一起来；建立保障经济平稳的体制机制以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有效机制，兼顾国家，集体与个人的利益；兼顾强势和弱势群体的利益以及先富起群体和后富群体的利益。 *严重问题* 中国共产党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扮演着裁判者和主导者的角色。可是，香港资深的媒体评论人士、目前担任美国智库非盈利机构--詹姆斯通基金会资深研究员的林和立11月1号在该基金会的一次演讲中指出了中－共构建和谐社会的严重问题。 林和立表示，中－共在胡J锦T涛和温＝家＝宝的主政之下设法把中国的弱势团体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提高，比方说，取消农业税等等，扩大中央对农民的补贴；而且中－共在最近公布的有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决议中要求协调和搞好不同利益团体的关系，可是中国却存在着强有力的利益集团的权力架构。 *强势的利益集团* 而共产党执政者却同这些集团的利益挂钩，因此，林和立怀疑中－共是否能够真的关心广大弱势群体的利益。 林和立说：“比如说很多红顶商人，很多做生意的，通常有高级官员作后台。那些商人是强势的利益集团。那些强势的利益集团和弱势的利益集团，比如说农民或是农民工，能力相差太远。我很怀疑共产党政府是否可以作为利益一个调停者，尤其是很多党政的高官，他们背后是跟那些剥夺式的商人是联手做生意的。这一点就很难维持社会的和谐。” *放弃政治改革* 林和立认为，中－共在胡温体制下，对于处理官员贪污腐败的问题，放弃西方的政治改革，而是由中纪委来主导。他表示，很难要求共产党高层去审查或是去追究共产党高级干部的经济犯罪问题。 他说：“假如是没有一个透明的、中立的、有力的单位或者是团体来做一个反贪的工作，恐怕很难完成由胡温要彻底建立廉政政府的工作。” *中－共的打压* 香港资深的媒体评论人士林和立指出，中－共对为弱势团体发言的公民社会维权团体和非政府组织的打压使人怀疑中－共对构建和谐社会的诚意。 林和立说：“这些非政府组织或者是利益团体根本没有构成对共产党和政府的威胁，因为它们是建制内的、不是建制外的人。可是，近几年中央好像把它们打压得很厉害，把好几个维权律师抓起来，判了三年四年的徒刑，这方面就表示政府好像对构建和谐社会的诚意令人产生怀疑。” *维系局面而已* 林和立分析说，尽管中－共在胡温体制下比起苏联的勃列日涅夫主政时期，对中国老百姓做了很多事情，可是在作风上却非常相似，那就是缺乏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 林和立说：“胡温比勃列日捏夫作的东西要多。但是它们没有扭转根本的问题，那就是体制上的问题。他们没有搞体制改革。很不幸的，他们搞的社会和谐只不过维系局面而已。” 因此，林和立对中－共构建和谐社会的构想的结论是，共产党肯定不会垮台，也不会有什么突破性的进步。 南昌高校学生骚乱已被平复：带头学生被抓 Go back to top 德国之胜/在上周江西南昌两所私立学校发生学生骚乱之后，局势已经逐渐得平静下来。位于南昌的赣江职业技术学院以及南昌服装大学的学生认为学校没有履行承诺，发放文凭不受国家承认，集中发起了抗议活动，并遭到了中国武警的镇压。请看德国之声记者当远发自南昌的报道。 第一眼看，在南昌市区的赣江职业技术学院已经恢复了平静。篮球场上有十来个学生在打篮球。但是该学校位于长凌工业园校区却是另外一副样子。据香港人＝权信息中心提供的消息，共有8000多人砸坏了那里学校食堂的玻璃，点燃了汽车。一位机电系的学生向德国之声记者透露，该校刚刚购置的电子数控机床也被毁坏。这位学生回忆起当时的情况说：“那天晚上防暴警察被叫来了，来了六七辆装甲车。他们开始打人，据说造成一死一伤，不知道是真是假。据说被打死的还是一个新疆的女学生，现在学校民族事务办公室也开始插手调查了。” (博××讯 b-o-x-u-n.com) 香港人＝权信息中心表示，上周日，有近万名愤怒的学生想走上南昌市中心的八一广场，遭到警察的阻挠。随即，校园宿舍内的电话与互联网络中断。该校磨具系的另一位学生说：“我听说学校正在抓人，因为校园被砸得乱七八糟的。他们肯定要抓一些带头的学生，把出头鸟抓起来。” 事情的起因是这两所私立学校承诺发放受到国家承认的高等学历。但是，最终拿到手的文凭仅仅盖有学校的公章。据称，目前在教育部的干预下，学校已经提出了解决方案。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学生接着说：“学校现在说学历是国家承认的。这就是学校给的答复。具体我们学生也不知道。按学校说法，学历可以在网上查得到。” 当记者问道，“你觉得这可靠吗？”该学生答道：“当然不可靠。国家承认的学历必须要盖教委的章，现在出去仅能盖学校的章。” 因学校违约，目前有学生提出索赔而遭到拒绝。这位磨具系的学生对自己宝贵的青春时光被耽误而感到遗憾。“感觉好郁闷。三年的宝贵时间被浪费了。花了好多钱，还倒贴了三年青春。就算是以后毕业了还哪里找得到工作，工作都没了，谁还敢要你呀。网民都知道这个事情了。” 据估计中国目前有超过百万大学生在私立大学深造，至于这些年轻人文凭的说服力以及今后在职业市场上的竞争力都是一个问号。今年六月河南省郑州市私营大专院校的学生已经因为对发放文凭不满发生过类似骚乱。目前南昌的骚乱可以被看成是这一不满情绪暴力表现的蔓延。 美国军方剑指“博客” Go back to top 在驻伊美军之间，“博客风”一直盛行，很多士兵乐此不疲。据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上千名驻伊美军在互联网上建立了自己的“博客”。他们大多以日记的形式，详细记录自己的军旅生活细节和在战地的所见、所闻、所感。通过互联网，他们的亲友更可便捷地了解其在伊拉克的生活。 (博××讯 b-o-x-u-n.com) 但对于美国军方而言，现役军人的博客如同一柄双刃剑。一方面，战地博客和新闻媒体一样，可以成为美军进行舆论动员的武器。另一方面，战地博客很可能泄漏“敏感信息”。专门研究这一问题的美国西点军校教授摩尔顿•艾德尔（Morton Ender）说，战地博客使人们能够听到更多士兵的声音，为士兵们提供了与家人和社会保持联系的更好环境。但是，对军队领导人来说，他们必须时时警惕博客对作战安全造成的潜在影响。 随着战地“博客”影响力的增加，美国军方开始出台一系列政策，审查和控制美军的个人“博客”。 2006年7月，一支审查“博客”的美军部队公开亮相。这是一支由10人组成的信息战部队，隶属于美国弗吉尼亚州国民警卫队。这支部队的战场是互联网，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浏览网页，寻找泄漏军方信息的博客。根据这支部队的指挥官斯蒂芬•沃纳克（Stephen Warnock）少校的描述，在过去的三个月里，他们检查了80万个网址，其中包括500名美军士兵的个人博客。 “我们寻找的是那些泄漏美军行动信息的博客内容，一旦发现这些内容，我们就会要求博客主人关闭自己的网页，绝大部分人都很好地配合了我们的工作，对于那些泄漏信息的人，军方也会根据相关规定给予处罚，”沃纳克说。 2006年8月，美国军方发布特别命令，规定军方人员在公开网络上发布的信息必须先要经过“安全审查”。这项命令指出，正在执行任务的士兵不能创建和公开博客。军方人员的博客中不能包含对于日常军事行动的评论，不能涉及部队士气、装备情况、行动效果和其它任何对敌人有利的信息。 早在这项命令发布一年前，就已经有美军士兵因为博客内容遭到处罚。2005年7月，因为在“博客”里将指挥官描述成“沽名钓誉者”和“野蛮的恶人”，正在伊拉克服役的伦纳德•克拉克（Leonard Clark）成为因博客被美国军方惩罚的第一人。克拉克遭降职处理，并被处以1640美元罚款。同时，有许多正在伊拉克服役的军人被勒令关闭自己的博客，其中包括驻扎在伊拉克的军医，如麦克尔•科恩（Michael Cohen）少校。科恩在自己的博客上描写了抢救受伤美军士兵的许多细节。但很快地，他就不得不在自己的网页上发布了最后一则消息：“我的上级命令我，是的，是命令我，关闭我的网页。他们说我的网页上的信息触犯了多项陆军条例。我当然不认同这一点。但是，我决定关闭这� 鐾场薄� 对于美军8月份审查博客的命令，一些民间和军方的博客作者都表示反对。他们认为，通过博客可以了解驻伊拉克和阿富汗美军的真实情况，关闭这扇窗户是一种消极的作为。 负责审查“博客”的指挥官沃纳克和其它美国军官则一再强调，他们不会关闭士兵们的博客，他们的工作只是确保博客内容不会威胁到美军的安全。 针对军人博客带来的争论，美国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的著名智库列克星敦研究所（Lexington Institute）的军事分析家劳伦•汤普森（Loren Thompson）有着精辟的评论。他说：“不论是对友军还是对敌军来说，互联网和数字通讯装置都使全球信息流动实现了民×主化，不论你认为它是好还是坏，它毫无疑问地都是一场具有深刻意义的革命。” 刘勇，《华盛顿观察》周刊(http://www.WashingtonObserver.org) 第40期，2006/11/1 朝鲜最后的生命动脉 将被切断 Go back to top “法兰克福汇报”刊登一篇该报驻东亚记者科隆科的一篇纪实报道，描述中朝边境两边反差强烈的生活状况。该文指出，受到联合国制裁之后，朝鲜的情况将更加不堪： (博××讯 b-o-x-u-n.com) “以前，朝鲜人还可以相对容易地跑到中国这边来，而现在，情况骤然紧张。…中国也采取了防范措施。在绿色边界的部分地段，新近筑起了一道隔离网，一道由水泥柱和铁丝网组成的隔离网。…说起来，与内地相比，朝鲜边境地区的状况居然还能算是好的。在朝鲜内地，老百姓的生活更遭。每人每天的食品定量是150克，士兵们多一些，400克。 “从前，受饥饿感的驱使，许多朝鲜人越过边界，在中国乞讨或寻找非法打工的机会。而现在，没人再淌界河到这一边来了。中国边民们告诉说，朝鲜那边实行联保制，要是有一个人逃亡，全家人以至邻居们都会受到被送往劳改营或更残酷的惩罚。 “中国不仅对朝鲜边民而言，而且对朝鲜领导人而言，都是最后的生命动脉之一。平壤政权从中国获得食品和其它援助物资，中国也向朝鲜供应石油，…但自从中国支持联合国对核试验后的朝鲜实施制裁以来，朝鲜现在也感觉受到了迄今的这位朋友的威胁。” “法兰克福汇报”的文章继续写道： “中国边境小城丹东是通往朝鲜的最重要口岸。…（实行制裁以后）中国与朝鲜之间民用物资的贸易尚未受到影响，但丹东的居民报告说，与朝鲜的边境贸易已明显减少。… “丹东因其所处的边境位置而成为中国游客乐意光顾的旅游地。他们成群结队来到这里，为了看看美国人当年在朝鲜战争期间炸毁的桥梁。但是，他们到这里来也为的是看一眼边界的那一头。鸭绿江上的游船项目颇受欢迎。突突作响的游船会开到离另一边很近的地方，经营者还向游客出租望远镜，让大家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彼岸的新义州。但是，可看的的东西并不多：沿岸散落着一些像是被废弃的厂房，以及若干个小船埠。” 文章最后写道： “入夜之后，社会市场经济的中国和老旧的社会主义朝鲜之间的对比尤为明显。在丹东，灯火通明，五颜六色，灯链装饰着友谊大桥的中国一段，高层建筑物上霓虹灯放出夺目的光辉；而在彼岸，则是一片灰暗。” 布什：中国人储钱太多 Go back to top 明报消息，美国总统布什说，中国人储太多钱了，希望中国能成为一个消费大国，购买大量美国货品。 (博××讯 b-o-x-u-n.com) 他接受电台访问时说，由于中国没有退休保障及合法的医疗保障系统，因为中国人都会储蓄，以应付未来所需。 他认为，若能鼓励中国成为消费大国，不难想像美国生产商和制造商打入当地市场的幅度。 韩国被排除在三方会谈外成国际笑柄 Go back to top 朝鲜日报报道，中国外交部31日发表说，中国、美国、北韩六方会谈首席代表根据中方的建议，10月31 日在中国北京举行会晤，就在方便的近期举行六方会谈达成了协议。外电报道说，美国首席代表、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希尔说：“北韩对重返六方会谈没有附加任何条件。我相信六方会谈将在11月或12月举行。”中方没有提到北核最大当事国大韩民国是否参与此次会晤、以及对北、中、美举行三方会谈是否事先接到通知。 在北韩10月9日实施核试验后，就有人认为，北韩试图通过核试验获得世界上第9个核武器拥有国的地位，因此有可能重返六方会谈。换言之，北韩希望作为核武器拥有国，以与美国同等的资格谈东北亚无核化。北韩以行动再次表现出了将大韩民国不放在眼中的“轻南韩重美国”的态度。 (博××讯 b-o-x-u-n.com) 北韩之所以这么快重返六方会谈，其实质性原因是，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对北制裁决议后，通过国际合作向北韩施加压力，北韩再也忍受不了制裁的痛苦。更何况，就连北韩永远的避风港中国都担任向北韩传达美国强硬应对方针的角色，并动用手中的对北施压手段积极威逼利诱，这给北韩造成了巨大冲击。 韩国政府有关人士曾主张说：“如果把我们的命运交给联合国，就相当于放弃自己的命运。”前总统金大中在巡视全国各地发表演讲说：“北韩有可能对联合国制裁采取军事应对。”而国际社会这次全面扭转局面，让韩国政府和金大中的话变成为他人的笑柄。这也暴露出他们不是东北亚局势的预言者，而是遭到北韩恐吓和戏弄的可怜人。北韩一开始就没有把韩国政权及其支持势力放在眼中，北韩看到的是韩国身后的美国和更大的交易。 北韩重返六方会谈后的情况将变得更加复杂。正如北韩、中国和美国在协商重启六方会谈的过程中将韩国排除在外一样，他们不会让韩国参与决定韩国命运的三方交易。 很显然，如果现政权继续走北韩核试验后的老路，大韩民国国民就会像100年前一样重新遭受因为无能的政权，连自己的命运都不能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悲惨命运，从而遭到历史的抛弃。但现政权今晚通过改组内阁，再次决定走自己摸爬滚打过来的老路。这真是国民的不幸。 广西“反共救国团”冤案始末——文革机密档案揭密之一/小平头 Go back to top （丹麦）小平头 （一）背景：“兔死狗烹”，牺牲造反派 (博××讯 b-o-x-u-n.com) 1966年5月，文革狂飚席卷中国大地，地处西南边陲的广西也不例外。 上海的一月夺权后，成立新的政权，毛泽东称之为“革命委员会”。接着有黑龙江、贵州、山东等省的造反派也夺了权，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东北的曙光》；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发表社论《西南的春雷》以示庆贺支持，也表明了毛泽东支持成立新政权的决心。 在此种形势下，各地的许多领导干部，原来是压造反派的，现在则召开表态支持造反派了。在广西首先站出来承认错误并表态支持造反派是贺希明（区人民政府副主席）、霍泛（区党委候补书记）、傅雨田（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谢王岗（原钦州地区组织部长）等党政领导干部。于1967年2月19日发表联合声明，支持广西造反派。 1967年4月19日，广西区党委书记处书记伍晋南、广西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贺希明、广西区党委候补书记霍泛发表“四.一九”声明的大字报。4月22日，广西各群众组织大联合后，至此分为两大派：保守派广西“联指”（全称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下又分为南宁、柳州、桂林、梧州“联指”和柳州铁路局“钢联指”；造反派广西“四.二二”（全称“广西四.二二革命行动指挥部”），下又分为南宁广西“四.二二”，柳州、桂林、梧州“造反大军”及柳州铁路局工机联、桂林“老多”（广西师院学生造反派）。 “联指”是支持韦国清（广西区党委第一书记兼广州军区第一政委），打伍（晋南）、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的保皇派。其成员出身成分红，党团员多，各单位的保卫、组织、政工干部和中层干部大都参与，大多数是既得利益者或者名义上是统治者的依靠对象，因此更倾向维护既往的政权和秩序。“联指”拥有现当权者以及广西军区和几乎整个县乡政权、武装部的支持。 “四.二二”则是支伍（晋南）反韦（国清）的平民造反派，主要由青年学生、市民、产业工人、下层知识分子及少数干部组成。他们的成分较复杂，知识层面较高，以往遭际的不平也较多，对官僚阶层和现实社会的不公，更具反抗的造反精神。 文革之初，毛泽东利用造反派进行宫廷权利斗争，号召民众造反，向着他和他的小集团之外的整个官僚层发起了冲击，如批“资反线”，斗“走资派”等。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对共产党早有怨气的平民造反派则趁机造反，利用宫廷斗争来追求自己的人＝权，其具体表现为“踢开党委闹革命”，追查“资反线”整群众“黑材料”的造反派冲击学校、工厂、机关的人事、保卫和党委办公室，打砸保险柜。抢走“黑材料”的档案，在这场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谋平反、争人＝权的文革反抗运动中，极大地冲击了中－共原有的统治秩序。 如果说毛泽东等人利用群众作为他们党内的大清洗工具时颇带民×主色彩的承诺，催发了造反派的产生和壮大，那么一旦完成大清洗重新掌权后，他们翻手为云的镇压造反民众，覆手为雨地重建法西斯官僚专政，使造反民众对毛的幻想迅速破灭，继而产生怀疑和觉醒。其间接的后果是广西造反派已意识到，必须将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只有自己救自己。 文革开始，毛泽东和中央文革要靠造反派打开局面。支持过广西“四.二二”。如广西造反派被韦国清和广西军区支持的“联指”打得眼看招架不住时，1967年8月24日，周恩来代表中央表态：广西“四.二二”是造反派！广西“四.二二”才得以苟延残喘。但不久毛泽东在全国逐步掌握了权力，更因此时已觉醒的广西造反派，不断显示出其独立性，已不听毛的招呼有越轨失控的迹象。 其典型的例子是：1968年5月21日拂晓，柳州“造反大军”和“柳铁工机联”头头白鉴平、廖伟然、王反修、李振林等人，为了对付柳州“联指”的武装围剿，组织几千人到柳州铁路局538调度场，抢援越子弹八个车厢11888箱，共计1700万发。王反修、李振林还以“李向阳”之名给押车的解放军战士写下了收条。事情发生后，区革筹，广西军区立即电报中央。 同一天（21日）上午十点二十分，总参谋长黄永胜给欧致富（广西军区司令员）、霍成忠（55军区副军长）来电：“请欧、霍二人负责处理柳州抢援越物资的问题”，“给群众组织做工作，抢子弹要追回，要向他们指出，他们这样做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是违背国际主义原则的，这种行为是错误的。” 5月25日，欧致富、霍成忠命令驻柳州部队高炮七0师所属两个团、一四四师两个营的兵力，对柳州“造反大军”和柳铁“工机联”的几个“据点”实行武装包围，强行收缴“造反大军”和“工机联”一方的武器弹药。企图一劳永逸地解除造反派的武装。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广西当局武装“联指”，打压造反派到动用部队对造反派实行武装包围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柳州民众的义愤。在部队把几个“据点”包围后，柳州有十余万群众对前来包围据点的解放军实行反包围。群众高呼：“反对广西军区支一派、压一派，把枪弹暗送给‘联指’，屠杀‘四二二’！”“广西军区为何不收缴‘联指’抢走的枪弹？”、“‘造反大军’不能空手等死！”……解放军被群众包围后，在互相交手中，部队二十多人受伤，二人重伤后身亡，群众反包围又夺解放军七百多支枪。从此，柳州局势进一步恶化了。 （摘自《广西文革大事记1968年》第58页) 此举与“六.四”镇压时，北京市民上街堵军车声援绝食学生，同样可歌可泣！同样是有“人民参与”的正义之举！ 在全国各地造反派在各地军方和保守派的联手镇压下灰头土脸之际，柳州“造反大军”却绝地反击，打出一片新天地，一举将“联指”赶过柳江以北，占领柳州三分之二的土地作为根据地。 随着柳州“造反大军”司令白鉴平在1968年7月中旬由北京、广东、广西、四川、辽宁、黑龙江、青海、贵州等地造反派头头云集的所谓清华、“北航黑会”上，介绍绝地反击的“柳州经验”，并且在会上酝酿成立全国造反派联络组织，以便各地造反派及时交流互通信息，相互支持。 毛中央获知后极感震惊，这恰恰犯了毛的大忌：生怕广西、广东造反派反抗的星星之火，呈燎原之势。因为在各地保守派被打垮后，造反派阵营合乎“规律”地几近普遍地发生了分裂，不仅全部成立革委会的城市中的造反派分裂成两派，而且全国几乎95％地区的造反派也分成两派。在许多地区演变为残酷血腥的武斗。如四川造反派“八.一五”和“反到底”之间，川大“八.二六”和“红成”（红卫兵成都部队）之间的武斗就十分惨烈。只有两广和江西的造反派没有分裂。因为这些地方的保守派依然存在并且强大，造反派依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故也依然保持着反抗恢复原有秩序的势态。 换言之，毛中央最惧怕广西造反派这类“打着红旗反红旗”式的文革造反民众的反抗运动，它已危及和动摇了共产党统治的根基。故毛决定“鸟尽弓藏”——抛弃广西、广东这类造反派，并且“兔死狗烹”——纵恿韦国清调动军队，伙同“联指”对广西“四.二二”进行血腥镇压，杀鸡儆猴，以示效尤。 1968年夏，中－共中央针对广西造反派的“七.三”布告，针对陕西造反派的“七.二四”布告，宣判两广造反派政治死刑的中央““七.二五”讲话，以及标志造反派红卫兵走下历史舞台的毛泽东“七.二八”在人民大会堂118厅召见“红卫兵五大领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出笼的。 韦国清罗织“反团”罪名镇压“四.二二” 广西造反派反韦国清，遂遭致韦和广西军区、广西“联指”的切齿仇恨。但是韦投鼠忌器，一直没有机会下手。毛及中央文革对广西“四.二二”的日益疏远和抛弃，给了他们下手的机会却还没有名正言顺的屠杀借口。1968年春韦国清利用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的指示，开始了制造“阶级屠杀”合法借口的工作。 韦国清为了“名正言顺”地镇压广西“四.二二”，必须在政治上搞臭“四.二二”，从而为屠杀找到口实。其得意之作就是“反共救国团”一案的炮制。于1968年5月开始在广西深挖“反共救国团”，祭起“阶级斗争”这个法宝，煽动民众对所谓“阶级敌人”的仇恨，再通过武装围剿消灭“四.二二”。 毛中央在1968年针对两广造反派的“七.二五”讲话中，以“反共救国团总团在广州，分团在广西”钦定了扣在两广造反派头上这一“莫须有”的罪名。 韦国清则闻风而动调动军队伙同“联指”，以响应“七.三”布告为名，从7月至8月对广西造反派进行了血腥残酷地杀戮，导致广西“四.二二”全军覆没。 广西造反派宁死不屈，于是在广西各地就上演了许多“围城”之战，一旦“破城”，任意屠杀，不但杀戮抵抗者，还残杀放下武器的俘虏，甚至屠杀伤员俘虏，对被俘的女红卫兵进行轮奸（相关资料另文披露）。真正的残酷是针对无辜。与此同时，还大规模屠杀无辜的“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亲属，说他们是造反派的后台和同伙。 广西大地，尸陈遍野，十余万民众，生灵涂炭。 在这场骇人听闻的“阶级大屠杀”中，还广泛发生“联指”及共产党员惨无人道剖腹挖肝吃人肉的兽行。（另文专述） 广西造反派遭疯狂迫害、屠杀、围剿直至全军覆灭的过程，是以韦国清为首的广西当局和“联指”罗织子虚乌有的“反共救国团”的罪名为肇始，中央“七.二五”讲话对此罪名加以肯定，广西军区和“联指”的武装围剿而告终。 为了推翻官方和传媒舆论强加给造反派的种种不实之词和“莫须有”的罪名，为了还原文革历史真相，让我们掀开历史重重黑幕，从中－共文革机密档案中，(1)一窥此旷古奇冤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台前幕后，让血的事实说话，相信善良的人们会明断是非曲直。 （二）“七.二五讲话”中央定性 所谓“七.二五”讲话，即《中央、中央文革首长接见广西来京学习的两派群众部分同志和军队部分干部时的重要指示》。时间是1968年7月25日凌晨1时5分至6时15分。地点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 出席接见讲话的中央领导人有周恩来（总理，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伯达（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中央政治局常委）、康生（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中央政治局常委）、姚文元（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上海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谢富治（副总理、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委会主任）、黄永胜（总参谋长、广东省革委会主任）吴法宪（副总参谋长、空军司令）、温玉成（副总参谋长、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被接见的是广西两派“联指”（保皇派，全称“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和广西“四.二二”（造反派，全称“广西四.二二革命行动指挥部”）来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代表，以及广西驻军的部分干部。 在长达五小时零十分会议上，中央首长的通篇讲话，充满了对广西“四.二二”派的猛烈抨击和严厉谴责，其语气之尖锐，措辞之激烈，是文革时中央领导人对群众组织－中少有的。完全形成了“群起而攻之”，只准认罪不准抗辩的局面。 比如，讲话中说到南宁大火时，有这么一段不容分辩、帽子与棍子齐飞地训斥“四.二二”派代表的话。 吴法宪：南宁放火就是他们放的。 总理：房子烧了那么多，就是你们“四.二二”烧的。 吴法宪：七月廿一日，在民生路一带烧了一千二百多间房子，是不是你（曹东峰）指挥的。 黄永胜：百货大楼是你们占的，火不是你们放的是谁放的？（2） 我们再来看看当时亲历会场“四.二二”派的“柳州铁路局工机联”头头钱文俊所描述的场景：整个主席台都在信口雌黄，连周恩来也变了个人。明明南宁的大火是军队和“联指”炮轰造成的，我们却成了放火的“四.二二”……我终于明白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含义。整个接见的局面就成了讨伐我们的算帐会。这是一个宣判我们政治死刑的宣判会，如此而已……直到天亮，这次令人终身难忘的接见终于划上了句号。我们的“革命”也划上了句号，正所谓“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不过，我总算开了眼界，知道了所谓“神圣的卑鄙”。（3） 这个“七.二五”讲话当年被作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指示”，由各地革委会、革筹组或军管会、支左部队大量印发，作为所有群众组织及干部、群众的必读教材，影响极广。虽然这个讲话只是针对广西造反派的问题而作，但却成了对全国各地的文革运动起着非同寻常指导作用的“重要指示”。 曾几何时，全国各地的造反派，都曾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所倚仗的“铁拳头”、“铁扫帚”，然而，时过境迁，到了已经不再需要群众造反组织的1968年，这时“无产阶级司令部”已经把造反派摆在了“革命对象”的地位上，昔日的“铁扫帚”变成了被扫除的历史垃圾。 “反共救国团”总团在广州，分团在广西 在这个讲话中，还提到了一个耸人听闻的“反共救国团”问题。 周恩来说：“你们（指广西‘四.二二’）组织里就没有‘反共救国团’？广西为什么发生这么多反革命罪行，就是后面有黑手。‘反共救国团’总团在广州，你们广西有分团。他们有空子就钻进来，双方都要查”。 康生说：“恰巧你们那里有‘反共救国团’总团在广州，分团在广西。你们不是与广东‘旗派’有接触吗？‘旗派’的头头有的当了‘反共救国团’的头头，恐怕在你们那里也有这个问题。” 周恩来说：“你们（指‘四.二二’派柳州造反大军代表白鉴平）不是揪出了两个吗？‘四.二二’里边更多！” 康生说：“今天在广西存在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七三’布告已经指出了，人民内部矛盾很多，但敌我矛盾是主要的，‘反共救国团’就是在你们那里，还有托派分子和国民党残渣余孽。” 这个所谓的“反共救国团”案，是两广地区文革中的特大冤案。广东“旗派”和广西“四.二二”造反派的头头被诬陷为“反共救国团”的头头，下边因牵连而被抓、被斗、被迫害致死的群众难以计数，从而成为对立派及军方屠杀造反派的堂皇借口。 对广东“红旗”派的打击 在这个讲话中，周恩来还特别点了广东“红旗”派负责人武传斌：“广东的武传斌。虽然他是革委会的常委，但他破坏林副主席所说的三性——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伪造介绍信，带一百多人来，做你们黑会的主席……” 黄永胜说：“武传斌这家伙是广东省革委会的常委，他到处煽风点火，挑拨离间，他要一派掌权，到处造谣……” 武传斌，文革时为广州中山大学学生。文革中任中山大学红旗公社、八三一战斗队及广州红旗司令部、广东红旗派负责人。1967年1月领导了广东省夺权。2月下旬领导了红旗派冲击广州军区行动。是广东地区激进造反派的领军人物。据称当时广东有这样的传言：“广东文革看广州，广州文革看中大，中大文革看武传斌。” 1968年2月22日广东省革委会成立时任常委。6月初领导了对“东风派”中山大学“革委会”的进攻，两派大规模武斗持续至中旬，因“东风派”的“郊贫联”调动大批农民前来增援，中大红旗才撤除了对“革造会”的包围。 6月30日，武传斌率一百余人冲击广州铁路分局火车站，强行乘车赴京“告状”。到京后住于北京航空学院，于7月17日在清华大学，18日和19日转移到北京航空学院，主持召开了全国造反派会议，即所谓的“北航黑会”，参加者有贵州“四一一”、广西“四.二二”、青海“八一八”、辽宁“八三一”、四川“反到底”、黑龙江“炮轰派”等全国著名的造反派，蒯大富等也出席了会议。 7月24日，即“七二五讲话”的前一天，武传斌离京返广州参加省革委常委会议。7月30日、31日，广州省革委会按照“七二五讲话”精神，召开全委会批斗武传斌，令其交代“反共救国团”问题，同时还要交代与被打倒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关、戚、林的关系问题、揪军内一小撮问题、“中南局第二套黑班子”问题、“反革命屠杀团”红警司问题等。8月4日《中大战报》、中大革命造反委员会“卫二红”战斗团发表《反革命小臭虫武传斌罪行录》。8月7日至8日，省革委第二次全委扩大会议要求武传斌、莫竟伟、刘继发、高翔、林昌文、丘学科等“旗派”头头交代错误、8月12日，广州红代会作出清除武传斌、林凡（广医红旗头头，红代会常委兼核心组副组长）的决定。 由此可见，“七二五讲话”不仅是对广西造反派毁灭性的打击，同时也沉重打击了广东的“红旗”派。此后，广东“红旗”派成了“过街老鼠”，由“响当当的造反派”变成了“反革命”、“右派”，广东各地游街队伍中经常可以看到被押着示众的“牛鬼蛇神”是地、富、反、坏、右“旗”……（4） 对广西造反派的终结 在此之前，广西革筹、广西军区以及广西“联指”已经以“反共救国团”的罪名，对“四.二二”造反派展开打击。而“七二五讲话”，则由中央书面肯定了对“四.二二”派这一“莫须有”的指控。 “七二五讲话”中央对广西造反派表态定性，对广西当权者韦国清所代表的军方和广西“联指”来说，无异于“尚方宝剑”在手，屠杀“四.二二”造反派更堂而皇之了。 事实证明，“七二五”接见是出“鸿门宴”。此前，中央、中央文革派飞机到广西，接两派（“联指”、“四.二二”）头头赴京参加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中央“七二五讲话”宣告广西造反派组织的终结后，与会的“四.二二”众多代表被解放军武装软禁在解放军政治学院的学习班。广西“四.二二”赴京控告团427人，也成了“联指”的俘虏，被押回广西关监。1968年8月19日，广西“四.二二”的九个头头：白鉴平、廖伟然（柳州）、章英、农烈（南宁）、王反修、李振林、钱文俊（柳铁）、刘振林、刘天偿（桂林）被在京一起学习的广西“联指”头头当作“反革命”拘捕，扭送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关押，随后送回广西各地关押。白鉴平被柳州市法院判处无期徒刑。1983年“处遗”（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广西高院宣布对白鉴平免于刑事处分� 头懦鲇耸呛蠡啊＃� 与此同时，1968年7月底至8月上旬，韦国清（广西区党委书记、广州军区第一政委）调动广西军区独立一、二师、警卫团、南宁军分区、警备区以及6912。6966、6936等部队10多个连的兵力，以及广西“联指”武斗队和南宁周边九个县的“联指”武斗队，对南宁的广西“四.二二”实行大规模武装围剿，至8月8日，部队和“联指”攻下南宁解放路全部结束，据官方不完全统计，广西“四.二二”被打死3795人，（当场击毙1471人，被俘9840人，被俘人员交各县拉回去“处理”的有7012人，其中被打死2324人）。（6） 广西“四.二二”全军覆没荡然无存 事实证明，这是毛泽东“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牺牲造反派的战略布署，这可从“7.28”毛泽东召集造反派红卫兵五大领袖——即清华井冈山兵团蒯大富、新北大公社的聂元梓、北航红旗战斗队二司的韩爱晶、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三司的王大宾、北师大井冈山公社一司的谭厚兰——的谈话泄漏天机。 毛主席说：“有人讲，广西的布告（指“七.三”布告”）只适用广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陕西的布告（指“七.二四”布告）只适用陕西。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如果谁继续造反，打解放军，抢劫军用物资，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就要打围剿，继续顽抗，就有实行歼灭。” 林彪说：“现在有的是真正的造反派，有的是土匪、国民党分子，他们打着造反的旗号，烧了一千多间房子，还不让救火。” 毛主席说：“报告上要写清楚，给学生讲清楚，如果坚持不改，抓起来。抓起来，这是轻的，重的要实行围剿。” 林彪说：“广西烧了一千多间房子，还不让救火。” 毛主席说：“国民党还不是这样？这是阶级敌人的一种垂死挣扎，烧房子要犯大错误的” 林彪说：“我们长征过广西时，和白崇禧打仗，他也用此计，先放火，冒充共产党，现在是旧计重用。” 毛主席说：“是相当危险，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周恩来说：“毛主席早就讲了，现在是轮到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 林彪说：“响应毛主席号召，大联合走到后面去了。要赶上去，你们要看到运动的需要，要看到各个阶段我们应该干什么？” ——（韩爱晶：“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华夏文摘》增刊的三三一期） 广西大地，血雨腥风。1968年6，7，8月，广西各地、市、县革委会、各军分区、人武部和“联指”以歼灭“四.二二”中的“阶级敌人”、“反共救国团”为名，实际上成批大规模屠杀不同观点的人和无辜百姓，并灭尸于江河，在广西境内的邕江、柳江、漓江、桂江、红水河等大小河流漂浮无数受难者的尸体，顺江而下，经西江流域的梧州、肇庆、广州，直达下游入海口的香港，连绵不断，触目惊心，广西文革大屠杀的红色恐怖，令港人震惊！1984年“处遗”工作中，官方对此概况道：“杀人之多，全国之冠；杀戮之惨，历史罕见”。（7） （三）“联指”罗织“反团”罪名打击“四.二二” 广西“反共救国团”冤案分为两个阶段，1968年5月17日为标志，在此之前为第一阶段，是广西各地“联指”深挖“四.二二”中的“反共救国团”（简称为“老反团”）；在5月17日，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央发出《破获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一案报告》的电报为第二阶段，则是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大张旗鼓地利用“老反团”追查“新反团”，对“四.二二”造反派进行大屠杀。 1967年12月25日至27日，广西玉林地区的容县“联指”调集400多人，全副武装攻打黎村“四.二二”，打死12人，伤21人。黎村“四.二二”被打散后一千多人外逃梧州和广东信宜等地。“联指”攻打黎村先后吃去国库粮食36000多斤，开支18000多元。 1968年1月18日，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央文革、中央军委、广州军区发出《关于容县黎村问题的初步调查报告》的电报，偏袒“联指”一方镇压“四.二二”。 胜者为王，容县“联指”和广西“联指”把容县的“四.二二”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1968年1月17日，《广西联指报》公布容县43个“反共救国团”等“反革命组织”，并进行镇压。（8） 容县遍地盛产“反共救国团” 为了扩大“四.二二”莫须有的“反共救国团”罪名的影响，广西“联指”的喉舌——《广西联指报》1968年2月17日刊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不准牛鬼蛇神翻天——向全区人民提供一份触目惊心的阶级斗争材料》一文，公布所谓玉林专区“联指”战士和贫下中农揭发容县一批“反共救国团”组织。 这批“反共救国团”是：容县“四.二二革总”的“反共救国队”；长寿公社的“反共救国军”；大鹏公社的“西江地下反共救军”、“杀人战斗队”及“反共救国军第三军”；松山公社的“反共救国军”；下河公社的“反共救国军”和“反共救国军第四集团军”；寺堂公社的“反共集团第四军”；黎木公社的“反共救国军”；顶底公社的“反共支修集团军”；半月公社的“反共第一方面军”；三岸公社的“新编步兵师第一独立师”；沙田公社的“反共救国军第三集团军”；石扶公社的“反共救国军”；大水公社的“反共救国军青年独立团”；寻阳公社的“反共救国团”等等。（9） 呜呼！小小一个容县遍地“盛产”“反共救国团”，且“反共”的编制也在“放卫星”，从“反共”救国团、青年独立团、独立师、救国军、集团军、第一方面军……一应俱全！其“指鹿为马”的杜撰本领，直追“大跃进”广西环江县的“亩产十三万斤”的“放卫星”神话。 桂林“联指”造谣打压“造反大军” 桂林“联指”的编造功夫也不遑多让。 1968年5月12日，桂林地、市“联指”头头伊景春、韩凤欢、唐廷国、廖祖迪、孙忠禄、张燕生等，在荔浦县召开桂林地区十二县（缺资源县）及桂林市“联指”头头会议。 会上编造了桂林有十多个国民党将级军官参加了桂林“造反大军”。国民党连长以上参加“造反大军”的已组成一个团，集中在桂林市文化宫。 因此，会议呼吁各县行动起来，保卫红色政权——地、市革委会。会议还决定，每县先派十名代表到桂林向驻军和地、市革委会“反映情况”，争取他们承认各县“联指”派人到武装进城“保卫红色政权”是革命行动。 5月17日，桂林地区十二县“联指”组织86人先后到桂林市，住在东方饭店。地、市“联指”头头李年生、曹铁军、伊景春、唐廷国等到饭店看望了他们。 5月19日晚，桂林地、市革委会及驻军负责人景伯承、吴新中、陈秉德、冯邦德等，在榕湖饭店小礼堂接见十二县86位“联指”代表。陈秉德说：“感谢十二县的贫下中农关心桂林形势，提出了很好的宝贵意见，对桂林形势有很大的促进。”（10） 此次接见，为6月4日，桂林地区十二县“联指”组织八千民兵全副武装进入桂林市围剿“造反大军”埋下伏笔。 山雨欲来风满楼 1968年5月2日，南宁市革委会召开为期两天的常委会。广西军区副政委、南宁市革委会主任韩世福，副主任张正安、肖寒、王恩厚等出席了会议。 韩世福发言指出：广西“四.二二”是“走资派”、“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右”，以及“反共救国团”和“国民党残渣余孽”操纵、混入的反动组织。 如果说此前广西各地“联指”以“反共救国团”的罪名打压“四.二二”还只是“派性斗争”的话，那么从这位广西军区高层人物的上述发言里，已经可以听闻对广西“四.二二”行将大屠杀的磨刀霍霍声。 据官方的内部机密文件记载，1968年5月11日，广西各地、市、县成立革命委员会后，“联指”掌握了政权，不少地方刮起了乱杀人的歪风，到5月11日止，全广西惨遭杀害的“四.二二”的干部、群众和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共救国团”以及“地、富、反、坏、右”和他们的子女共18000多人。（11） 广西大地，风声鶴唳，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预示着更大的红色恐怖风暴即将来临。 （四）广西军区一手炮制“反共救国团”屠杀“四.二二” 1968年5月17日，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所谓《破获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一案报告》的电报。 电报说“我区破获一起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组织，已捕获团长一人，副团长三人，政治部主任三人，经济部长一人，支队长四人，联络站负责人共63人。缴获反动组织纲领、反革命刊物、入团登记表、印鉴、与国外敌特机关联系的秘密通信地址及部分枪支弹药等罪证。” 电报还说“该反革命组织涉及南宁市及南宁、玉林、钦州、柳州等四个地区。于今年（1968年）2月2日正式合并定名为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分团下设大队、中队，全区已发展匪徒两千人”。 “发展组织和活动特点是：利用群众组织中的派性，易地活动，钻进群众组织，互相串连。靠打砸抢补给经费，通过武斗掌握武器。。总部设在南宁市解放路新华街，（广西‘四.二二’控制区）利用‘四.二二’据点造反楼做联络站，与越侨有联系”。（12） 根据官方“处遗”调查结论，所谓破获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一案，是广西军区、广西革筹利用“老反团”追查“新反团”，打击镇压广西“四.二二”造反派群众组织的特大冤假错案。 这宗假案是解放军“支左”干部王生江授意从广西“四.二二”分化出来的罗振龙、曾学文凭空编造杜撰出来的，广西军区一手策划炮制。广西军区、区革筹向中央报告后，部署全区追捕枪杀大批无辜干部群众。后果十分严重。这宗特大冤假错案，迟至1984年才平反。（13） 全广西部署追杀“四.二二” 5月20日，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发出《关于继续深入侦破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问题的指示》。 指示说，我区破获“反共救国团”是一起重大的“反革命”案件，不仅涉及面广，而且敌人钻进群众组织（“四.二二”）利用派性发展串连。已捕的69名罪犯，伪军、政、警、宪和“牛鬼蛇神”、地、富子弟占75％。主要罪犯已捕获，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各级革委会和军分区党委，还要进一步引起重视，把这一案当作一个战役来抓，指定专人，组织专门办公室，充分发动群众，力求迅速彻底侦破，并尽快结案惩处。当前该案工作重点是集中罪证，集中主犯，追组织，追联系……(14) 6月15日，广西军区副政委、南宁市革委会主任韩世福在南宁市各级革委会负责人大会上说，广西已破获了一个反革命集团——“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总部设在南宁市。 韩世福要求各单位要发动群众彻底破案，开展“三查”运动：一查“走资派”幕后活动；二查“叛徒”、“特务”活动；三查地、富、反、坏、右的活动。 他最后强调，要抓紧“三查”，为成立广西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扫清障碍。（15） 《公告》掀起红色恐怖风暴 1968年6月17日，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发布《关于破获“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案件的公告》。 《公告》称：这个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混入了群众组织（指“四.二二”）中，有的还当了群众组织（“四.二二”）的头头，打着造反旗号，狡猾地利用群众组织掩护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现在，这个反革命集团并没有完全摧毁，必须彻底追查组织。 《公告》强调，要动员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立即行动起来，深挖、缉拿“反共救国团”，把隐藏的一切反革命分子都挖出来……彻底清除这个“反革命组织”。 一时间在广西掀起横扫全社会的红色恐怖风暴。 《公告》发布后广西各级革委会、人武部和“联指”组织群众，掀起了声讨“反共救国团”的热潮，有的地方还召开“声讨大会”、“誓师大会”，公开的、集中的对“四.二二”造反派进行大屠杀，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错案。 据南宁市383个单位不完全统计，已被列为参加所谓“反共救国团”的有3547人（全部是“四.二二”派的），其中已被批斗的1722人，关押957人，大搞逼、供、信，严刑拷打，强迫承认“反团分子”。结果被打致死37人，被逼自杀身亡34人，打成残废者2人，下落不明4人，（南宁市清理“反共救国团”专案领导小组于1979年已否定“新反团”假案，并作了初步处理，但没有公开平反）。（16） 《公告》发布后，北流县成立了“揪反团指挥部”。6月26日，该县革委会主任李国伟主持召开三万人参加的彻底摧毁“反共救国团”的誓师大会。动员布置全县追查“反共救国团”。乱揪、乱斗、乱杀人十分严重。 玉林专区革委会把北流县的做法，印发简报推广。玉林、桂林、贵县、容县等县很快掀起追查“反共救国团”高潮，大搞严刑逼供，造成大批冤假错案。玉林专区被当作“反共救国团”立案审查、关押、残酷批斗的有5213人，许多人遭受折磨，被破坏致死、致残致伤。（17） 柳州市于6月19日由市军管会、柳铁公安处、柳州警司联合发出公告，追查“反共救国团”。仅据十四个单位追查结果，受审查的438人，其中被关押45人，迫害致死16人。（18） 6月17日，《广西联指报》发表社论《把阶级斗争的战鼓擂得更响——彻底揭露和镇压混入“四.二二”中的一小撮国民党反动余孽》。该社论与《公告》遥相呼应，有机配合，为大屠杀造声势。 6月18日，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向各专区革委会、各军分区，南宁、柳州、梧州、桂林市革委会、人武部发出通知，要求统一认识，结合本地区情况进行部署，要通过印发传单、有线广播，向群众宣传等形式，进行广泛宣传《公告》，要召集群众组织负责人座谈讨论，检举揭发叛徒。特务和一切反革命分子。（19） 百色地区成立清查“反共救国团”领导小组和专案办公室后，清查活动半年多全地区共追查“反共救国团”嫌疑案104起，批斗9274人，其中打死、逼死1073人，打伤致残2135人（20） 那坡县在全县范围内进行追查后，城厢区追逼出“反共救国团”十五个军，40名团长。德隆区追逼出一个师。百都、下华、龙合三个区各追逼出一个团。百合区追逼出“反共救国军”——“南疆反共暴动组”。平孟区追逼出一批人参加“反共救国团”。 县直机关追逼出“反共救国团”师长黄庄，副师长张增奎，师政委钟耀飘，副政委梅其武和一批“反共救国团”的团、营、连、排、班骨干。全县追捕“反共救国团”551人，其中被活活打死和杀死8人，打伤致残43人，47人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罪而被捕判刑。（21） （五）南宁地区乱杀成风 1968年6月18日，南宁地区《联指》发出《关于彻底摧毁“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紧急动员令》。 6月23日下午，南宁专区革委会在地委楼上会议室开会，南宁专区革委会第一副主任董以法主持会议并讲话，他说：“反共救国团”实际在我地区，应彻底追查破获。破获了还不算完，要结合这个狠抓阶级斗争。 6月28日南宁专区革委会又发出《关于破获中国青年党反革命组织的公告》。从此以后，全地区到处出现空前的声讨和追查“反共救国团”和“反革命集团”的高潮，并以此为借口乱抓乱杀人。（22） 武鸣县从6月22日至7月5日，十二个公社有十一个先后声讨“反共救国团”的万人大会。在会场内外打死698人，其中两江公社一天就打死159人。（23） 武鸣县的一个公社，在赶集时将六十多人押到墟场，一字排开，用铁锤逐一砸开脑门。相邻一个公社，将四十多名“反”字号押到集上，全部用乱棍打死。武鸣县自开声讨会至追查结束，被打死及迫害致死1546人。整个武鸣县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约2500人。而非正常死亡的“农村居民”中，“四类分子”（地富反坏）及其亲属1800多人。 武鸣县华侨农场有两三万人，大部分是华侨，一般都是“四.二二”派成员，受到武装部和“联指”的屠杀武鸣华侨农场1300人集体上京告状，要求中央保障归侨人身安全。当时的革委会、县人武部头头调动民兵在双桥乡拦截，当场抓捕74人归侨崔光荣当天被枪杀。后来严刑拷打逼出一个“反共救国团武鸣华侨农场支队”，并宣布上京告状是反革命事件。归侨和场内职工1337人被列为审查、斗争对象，其中有211人被抓捕，202人被关押，162人被吊打，107人被打逼死，341户，人家被抄。驻扎当地的野战军有些部队支持“四.二二”，不得不派了一个连去缴县武装部的械，才止住屠杀。 上林县从6月29日至7月2日止，共挖出“反共救国团”、“反共救国军”等17个反革命组织。仅7月份，全县打斗致死334人。（24） 宾阳县新侨区打死的两百多人中，多数是被扣上“反共救国团”、“青年党”帽子被杀害的。（25） 天等县把荷公社的怀安、吉兰两个大队被扣上“反共救国团”罪名有103人，其中被打死49人，占这两个大队“文革”死亡61人的80％。（26） 7月8日，董以法在南宁专区革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报告中，对各县出现以追查“反共救国团”为借口乱抓乱杀人的严重问题，不但没有制止，反加肯定“在广大农村击退了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的猖狂进攻，并协助专政机关破获了我专区的‘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中国青年党’，稳、准、狠地打击了一小撮阶级敌人”。 董以法的报告后，又使一些地方继续发生追查“反团”乱杀人的事件。 8月21日，大新县大岭大队把脉生产队社员许振益，被该大队文书周均定揪斗逼供，被逼承认参加“反共救国团”，还供出许定武等56人是“反团”成员，假案逼成后，该大队革委组织以周均定为首的“专案组”和以农德为首的民兵纠察队，把“反共救国团”成员关押吊打逼供，先后用木棍、钢钎、枪杀害33人。（27） “中国青年党”等四个反革命集团案 1968年6月10日，宁明、崇左、扶綏三县先后呈报南宁地区公检法军管会，要求捕判以卢秀业为首的“二0三战略部”、林春初为首的“中国青年党”、陈韬为首的“反共救国农民起义军”、黄志忠为首的“叛国投敌集团”等案的首要分子。 南宁地区公检法军管会从宁明、崇左、扶绥、凭祥四县（市）公检法军管会中抽调13名干部组成专案组，将四个集团案的首要分子押到南宁进行审理，认定这四个集团案的负责人，就是隐居越南的外逃反革命分子黄志忠（又名钟龙伍）。同时还认定有“恶毒攻击、污蔑毛主席，丑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五个方面的罪行。 此案涉及到越南的陆平县和南宁地区的宁明、崇左、扶绥、上思、凭祥等县。其中宁明县涉及11个公社成员619人；崇左县涉及28个公社成员222人；扶绥县成员11人。 全案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有7人，判处无期徒刑的1人，判处有期徒刑的有21人。被戴帽管制7人。 1970年3月17日和4月1日，广西区革委保卫组以（70）革保审字第170、173、174、175、199号的死刑通知书，分别通知崇左、宁明、扶绥三县公检法军管会，于1970年4月9日，在上述三县对黄志忠、卢秀业、黄敬贤、黄吉林、林春初、陈韬、王石养执行枪决。（28） 1980年11月，南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复查认为所谓“中国青年党”、“反共救国农民起义军”、“叛国投敌”、“二0三战略部”纯属冤假错案，一无反革命纲领；二无反革命组织；三无反革命行动计划。所谓“中国青年党”实属杜撰，所谓“反共救国农民起义军”的组织名称，是审讯人员在出身不好的梁春喜等人的严刑逼供出来的。陈韬等人一直否认有这个组织,“二0三战略部”是文革中的一个造反派群众组织，全称是“中南局‘四.二二’二0三战略部”。被定为反革命组织时，把“四.二二”删掉了；所谓“叛国投敌集团案”也不成立。（29） 令人发指的扶绥“笃邦经验” 南宁地区的扶绥县笃邦公社，在文革中是地、县、区三级重点，是严抓“阶级斗争”的样板。 从1967年5月至1968年10月，县、区曾先后九次在此召开现场会。特别是1968年5月中旬扶绥县革委在此召开的一次现场会，参加人数达1064人。会后笃邦大队共揪斗58人，打死6人。挖出“反共救国团”、“红青战斗团”、“中国救民党”等三个“反革命组织”和四个“经济犯罪团伙”。 笃邦公社在追查“反团”中，大搞严刑逼供，非法使用踢、打、跪、吊和诸如罚被斗者轮流吃屎尿，将被害人光身从20米高的陡坡上滚下，把人塞进泄洪管（水管）让水从另一端冲出，将人脱光衣服推进石灰池中翻滚等罕见的十八种酷刑。其迫害手段之残酷、凶狠，达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30） 南宁地区还专门推广这令人发指的扶绥“笃邦经验” 1968年8月9日，南宁专区革委以南革发（66）100号文件，《介绍扶绥县开展对敌的经验：“充分发动群众，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揪出阶级敌人1500人，并揭露了一批反革命组织，如‘反共救国团’、‘青年党’、‘救民党’”》等。 9月10日，在横县召开的南宁专区“积代会”上又印发了《扶绥县笃邦公社持久开展大批判的经验》的典型材料。 （六）南宁“火种”惨案 “火种”兵团是广西“四.二二”在广西水电厅设计院的一个群众组织、在南宁文革武斗其间，该组织六十多人占据设计院大楼，也称“火种”据点大楼。 由于居高临下，对广西“联指”威胁颇大，因此，“联指”视其为眼中钉、肉中刺，急欲拔除而后快。 1968年6月19日至20日，广西“联指武装包围水电厅设计院“火种”据点大楼，屠杀62条人命，并灭尸于邕江河里，酿成“火种”惨案。 “联指”部署攻打“火种”大楼 从六月上旬到中旬，广西水电厅设计院“联指”头头宾恩锦、李青多次向广西“联指”总指挥部颜景堂、李家海、何唯钦等汇报“火种”是“反共救国团”“牛鬼蛇神”盘踞的黑窝，要求尽快组织力量拿下这个据点。 颜景堂在广西“联指”总指挥部（区人民政府大楼）召开几次常委会和常委扩大会议，研究部署攻打“火种”大楼。参加会议的人有：廖炜雄、潘玉臣、李家海、邓文光、刘国华、覃树林、何唯钦、任树人、宾恩锦、张锋、黄明发等。 会上作了分工，由廖炜雄、潘玉臣、任树人、刘国华等负责造舆论，通过“联指”的喉舌——《广西联指报》、广播站和大字报，揭露“火种”是“反共救国团”盘踞之地，是“国民党残渣余孽”、“叛徒”、“特务”、“走资派”、地富反坏右的黑窝。 李家海任前线总指挥，其他常委负责“军事作战”。 “火种”头头纪烈、蔡玉华等组织据点六十余人修筑工事，坚守大楼。在构筑期间，杨慧心被设计院“联指”兰胜绿开枪打死。（32） 爆破“火种”大楼 6月19日上午八点，李家海派何唯钦、甘世隶等到区文化大院京剧团二楼会议室召开“参加”领队人员会议，宣布“作战”方案。参加攻打“火种”据点的单位有：广西“联指”保卫处、警卫排、冶金局“联指”武装连、“沥血兵”、“后备军”、“独立八.三一”、“汽司”、“红水院”、“红全球”、水电学院“联指”和崇左县“联指”民兵连等。 李家海负责总指挥，何唯钦、高延、姜占德也参加指挥。颜景堂、廖炜雄、潘玉臣、任树人等都亲临现场督战。 19日下午一点开始攻打“火种”据点大楼，久攻不下，晚上十点，李家海、何唯钦召集刘盛华、黄庆才、姜占德和水电院“联指”几个头头开会，决定用爆破法炸毁大楼。 20日凌晨，何唯钦组成“沥血兵”用炸药爆破，绰号“三毛”（易瑾翰）两次送炸药包，炸开大楼东头一个缺口，但无法冲上大楼。 下午两点多，“联指”保卫处拉来原先从别处抓到“四.二二”的两个“俘虏”刘仲华、腾振尚。用枪逼着他俩从西边送了几次炸药包，最后一次是五十公斤的炸药包，将大楼的山墙全部炸毁。 残杀俘虏，抛尸邕江 下午四时，“火种”大楼打出白旗，表示投降。此刻刘仲华、腾振尚两个俘虏被“联指”保卫处和“沥血兵”打死于二楼。至此，“火种”大楼已被打死7人。下午五时许，“联指”保卫处和“沥血兵”等组成敢死队，冲上大楼，抓获俘虏61人，立即拉倒水电院内枪杀了55人，死者是水电厅设计院“火种”成员纪烈、蔡玉华、黄克兰、周勇等19人，以及区电业公司的欧学廉、彭柏生，其余是南宁市的红卫兵和陆川县逃来的“四.二二”青年。 在俘虏中有六人幸免杀害严朝阳、甘熙雄、张学峰被俘后，因是“三毛”（易瑾翰）好友，“三毛”到下留情，把他们拘回南宁十一中去，陆川县被俘的陈文清、李文理、张六高则是在枪杀其他俘虏时，拼命挣扎逃脱，在枪口下捡回了一条命。 残杀俘虏后，由任树人、何唯钦等带领十六人，把62具死者的尸体装上汽车，拉倒凌铁水厂后面，一一抛下邕江，随波逐流。（33） “火种”惨案发生后，广西革筹、广西军区既不及时向中央报告，也不定性处理。对策划、组织和指挥攻打“火种”大楼，残酷屠杀俘虏的人，视为“掌上明珠”、“文革功臣”，提拔重用，升官进爵。例如屠杀有功的广西“联指”头头廖炜雄，当上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区党委常委、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宣传部长等要职，还荣获中－共“九大”代表；颜景堂当上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区党委常委、团区委书记等职；潘玉臣当上区公安厅副厅长。（34） 迟至6月22日，广西革筹、广西军区才向中央、中央文革发出《“联指”攻打水电厅设计院“火种”据点情况报告》的电报。轻描淡写屠杀过程，谎报案情，缩小“火种”死亡人数，夸大“联指”伤亡情况，只字不提枪杀俘虏之事。 电报说：“联指”后备军、“沥血兵”等组织，以及水电设计院附件的官桥、长岗。角麻大队的一些农民攻打“火种”。据统计“火种”大楼共有六十多人，其中“火种”兵团七人，其余大部分是外县流窜来的，（所谓流窜人员指的是各种“四.二二”被“联指”围剿后进城逃命的）。如陆川县就有24人。在这次武斗中，据点大楼的人员除跑了几个外，被“联指”打死约30多人，抓了20多人，“联指”伤亡较大。（“联指”实际被打死三人）（35） 诬陷“火种”大楼是“反团”据点 “火种”惨案后，广西“联指”开动宣传机器，诬陷“火种”大楼，是“反共救国团”的重要据点。 6月23日，广西“联指”通过红卫兵广播站广播《六月天兵惩腐恶》，（此文是“红水院”光耀华炮制主编的），声称：“火种”大楼是“蒋匪反共救国团”的重要据点、美蒋特务情报站、国民党残渣余孽和牛鬼蛇神的大本营、屠杀无产阶级革命派和群众的匪巢…..“火种”头头蔡玉华是“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头目，纪烈是参加过“一贯道”反动组织的漏网右派；何威廉、段夏清、吕国燦是“反团”成员，设计院老工程师陈元嘉是“反团”、“四.二二”野战军和“火种”的幕后策划者之一。在“火种”大楼的陆川县刘恒、刘增华是“反共救国团”的骨干。其他人是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孝子贤孙。（36） 同一天《广西联指报》刊登广西“联指”指挥部所谓《关于彻底摧毁蒋匪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总攻击令》该文指出：“反共救国团”深藏于“四.二二”组织之中，“四.二二”头头就是“分团”头目。号召“联指”行动起来，清查“分团”，对抗拒缉捕者，可以就地处决。要从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把他们打个人仰马翻，杀个片甲不留。（37） 6月28日，《广西联指报》二版以整版篇幅刊登“火种”的罪行——《六月天兵惩腐恶——盘踞在水电设计院大楼的一小撮蒋匪“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匪徒和美蒋特务分子反革命罪行概述》。还伪造“反共救国团”六幅照片公诸于众。（38） （七）八桂大地血雨腥风 1968年7月11日，《广西日报》发表社论《伟大的战略决策——热烈欢呼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七三”布告的颁发》。 从即日起至8月3日，该报发表九篇社论，名为鼓动镇压“阶级敌人”，实为煽动屠杀“四.二二”和所谓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共救国团”、托派分子以及地富反坏右分子。因此，这九篇社论被称之为“杀人九论”（39） 从此，全广西掀起了所谓对“敌”执行“群众专政”的新高潮，刮起了杀人的十二级台风，从从城镇到农村，成批大规模地屠杀广西“四.二二”及“五类分子”，城乡各地，陈尸百里，悲惨至极。 “联指”围歼柳江“造反大军” 6月26日，柳州地区的柳江、忻城、象州、武宣四县和合山矿“联指”两千多武装人员包围柳江县进德“造反大军”槎山加工厂据点。 前线总指挥、柳江县革委会主任宋吉月在战前动员说：槎山盘踞着一股“武装土匪”，还有“反共救国团”一定要把他们歼灭。 而驻军在槎山加工厂的只有12人，（大部分是红卫兵）七支枪。围剿时当场打死4人，俘虏8人，俘后枪杀了4人。熊国芬、潘洪连被枪杀后，“联指”人员割下他们的头颅，贴上“反共救国团”标记，分别挂上柳江县进德圩和拉堡圩（县城）示众。其血腥场面极为恐怖！（40） 7月27日，《广西联指报》三版公布所谓《横扫国民党的渣滓——玉林“联指”战士、贫下中农揭发破获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桂南边一0三师”等三股反革命组织纠合案简介》的报道后，大批“四.二二”成员和无辜群众遭到逮捕、关押和枪杀。（41） 广西各地屠杀概况 1968年6月至8月，河池地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形成高潮。各县纷纷成立“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关押、毒打、杀害叛徒、特务、“反共救国团”及地富反坏右分子，全地区十个县共斗打逼死7864人。其中凤山、宜山、巴马、罗城、都安五个县害死千人以上。凤山县屠杀1300人，占当时全县人口总数2％，为区、地之冠。被关押毒打数万人。（42） 南宁地区1968年7月至10月，共揪出“坏人”60061人，7月至9月打死逼死共计9933人。（7月死2738人，8月死5943人，9月死1252人）。（43） 桂林地区1968年7月前打死1859人，7月之后死亡9087人，共计10946人。（44） 柳州地区融安县打死1395人，按人口比例打死较多的是龙妙乡，被称之为“十八寡妇乡”。（45） 邕宁县7月至9月打死947人，占该县文革期间死亡人数88％。（46） 临桂县从1968年6月至10月，共被杀1783人。（47） 全州县1968年7月，共杀人1111人，占全县死人数的57.4％。（48） 德堡县到1968年8月5日止，共揪斗2120人，全县打死312人。（49） 都安县从8月底到9月上旬，共揪斗12185人，挖出61个反动组织，特别是“反共救国团”和“中国青年党”。（50） 北流县被诬陷为“黑班子”820人，被批斗748人，打斗致伤479人，致残62人，致死31人。打成“反共救国团”804人，斗打致伤414人，致残139人，致死225人。（其中区委书记顾德荣因未得三结合）诬副书记搞“反共救国团”。该区受害人五百多人，致残205人，致死112人。（51） 灵山县打死害死3222人，其中有三个公社杀人均在500人以上，287个大队都发生了乱杀人事件。（52） 贵县杀害和迫害致死3138人。 宾阳县杀害和迫害致死3951人。 天等县杀死、害死1651人。 上思县杀害1701人，占当时全县总人口1.38%。 桂林市杀死、打死1128人，全市冤假错案11522起。（53） 据官方文革后不完全统计，仅1968年7月至8月短短一个月内，广西共杀害和迫害致死八万四千多人。（54） 广西大地，血雨腥风，冤案如山，史无前例！ “反团”是如何制造出来的 广西军区、广西革筹周密部署，煞费苦心地罗织罪名，为镇压“四.二二”大造舆论，可以从在北京学习的领导与广西方面的电话、电报记录可见一斑： 7月3日早上六点廿分，魏佑铸（广西军区政委）从北京打来电话说，根据当前情况，在京的区革筹和广西军区的几位领导经过讨论研究，提出以下几个问题，请家里的领导同志抓一抓。 一， 狠抓阶级斗争，主要是抓好舆论，向“阶级敌人”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 二， 继续对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进行深入批判，要批深批透。对谢王岗、袁家柯可以公开点名批判。对“反共救国团”等“反革命”案件要继续抓下去。 专案工作要抓紧，主要是抓“走资派”、抓“黑手”。对“坏头头”（指“四.二二”）可通过审查接班人方式来搞。人力不够要加强，要告诉各军分区抓紧此项工作。 抓紧清理敌伪档案的工作，查“叛徒”、“特务”。 狠抓报社、广播电台的工作，要很好地组织稿件，充分运用这些工具批判谢、袁。报社、电台可能受到冲击，要采取措施，加以保护。 三， 狠抓两派的“政治思想”工作，特别是做好反对我们那一派的群众的思想工作。毛主席接见广州、兰州、济南军区赴京学习的全体干部的伟大意义要广泛深入地宣传。（55） 7月16日，董坤（支左人员原部队保卫干事）从北京打来电报说，经在京几位领导研究，有几个问题答复如下： （1）清理敌伪档案工作已取得一定的成绩，应继续抓紧进行。已查出的“叛徒”、“特务”，应抓紧核实，如有厅局级以上的应先搞清几个报来。 （2）拟再公布一批“反共救国团”成员及其罪恶，上石“农总”问题也可以公布。 （3）广播电台目前在广播中不要提到“七.三”布告及贺、霍、傅、谢、袁的问题。 （4）覃家修（凤山县副县长，支持“四.二二”）的材料要继续核实，核实后的材料如够点名批判的，即由家里领导讨论决定。（56） 经过在全广西大张旗鼓地深挖追查“反共救国团”，大规模疯狂屠杀各地造反派之后，广西“四.二二”损失惨重，元气大伤，一蹶不振。广西军区和“联指”沆瀣一气，堂而皇之，以“南宁市解放路新华街（广西“四.二二”控制区）是‘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总部”为借口，开始着手部署武装围剿之，给广西“四.二二”以毁灭性打击。 下面的真实记录，很能说明当时是如何制造出“反共救国团”来的—— 一个中学几百名师生集合开大会，大会标题是“坚决镇压反革命斗争大会”。 大会开始，一位老师被押上台前，主持开会的“工宣队”负责人宣布：今天我们开大会，斗争我们学校的“反团”分子，这些反革命集团，有组织、有纲领。他们掩护刘少奇、邓小平，要反共复国……。 接着要“反团”分子×××坦白交代他的罪行。被押上台的老师脸色浮肿，走动困难，慢慢摊开讲稿，一字一句的交代起了“罪行”，他说他参加了“反动组织——反共救国团”，在本校还有同一派（四.二二）的学生×××、×××也参加了“反团”，当时念到这里，他所点到的十几名学生，也在学生队伍之中，一下子被“路线觉悟高”的另一派（联指）学生马上用绳子绑了起来，一起押到主席台前。 大家一看，原来都是“四.二二”一派的，所谓的“反团”证据呢？没有宣布。当天，这十几个才十三、四岁的“反革命”马上被分别关押起来。各种“侦破专案组”连夜出动，把“反革命”双手吊到教室的樑上，刑讯逼供，索要“反团”的“名单”、“印证”等。这些“反革命”开始并不害怕，以为他们没有证据，瞎说能定个死罪吗？“专案组”晚上“审讯”时，先问：“你是不是‘反团成员’”？“不知道”！马上拉起绳子，一阵拳打脚踢，往死里打，有的用铁钳挾，被打的学生，用竹子、铁钉钉学生的手指，把人吊到离地一米多高，然后突然鬆开绳子使人跌下来，直到昏死过去。不用两天功夫，这些学生就“老老实实”地招供自己是“反团”成员了。但是直到逼死3人，还是没有什么物证。既然打“反革命”不需要任何证据，被打成“反革命”的那十几个学生受到“启发”，暗里通气，向“工宣队”交待时，揭发“联指”派打人、踢人很凶的几个打手，“他们也是我们发展的‘反团’成员，而且是骨干分子，为了杀人灭口，妄图消灭罪证，他们想把我们打死，其实他们早被我们发展成为联指组织中的‘反团’成员……”。 1968年7月1日至8月8日，韦国清调动广西军区6个连的兵力，加上南宁“联指”的近万武装，以及武鸣、横县、邕宁、马山、崇左、上林、玉林、陆川、贵县九个县的“联指”武装力量，围剿南宁的广西“四.二二”。 “四.二二”的部分群众，见解放军参加攻打，就赶快“反戈一击”，宣布改变观点。南宁警备区司令部，通缉几名所谓“反团”首要分子，“四.二二”开始也不相信，但在舆论压力下，8月4日，“四.二二”指挥部保卫处不得不抓了6个人，宣判死刑，立即执行。可是，这种自相残杀并没有使军队对“四.二二”群众的剿杀计划停止。 截至8月8日止，围剿基本结束，广西“四.二二”全军覆没，荡然无存。据不完全统计，打死“四.二二”1470人，抓获“俘虏”9845人，交给各县拉回去“处理”7013人，被打死2324人。（57） 合浦“反共救国军”案 1968年夏，一个子虚乌有的合浦“反共救国军”案，在钦州地区的合浦县竟屈打成招，全县追查出1353名成员，致778人伤残。 合浦县石康公社大崇大队党支部对社员庞福昌等人，日夜严刑逼供，庞屈打成招参加“反共救国军”。8月19日，石康公社书记许志平和武装部长莫家俊根据此案，在全社会范围内掀起批斗高潮。很快就抓出254名“反共救国军”成员，致死3人，致伤致残25人。根据石康的经验，合浦全县上下层层追查，把1353人（含石康数）打成“反共救国军”骨干成员。其中斗打致死48人，致残71人，致伤707人。 在这场疯狂地政治迫害狂潮中，“联指”及中－共当局对“四二二”和“黑五类分子”大量地采用枪击、刀砍、棒打、勒死、淹死的手法，还对男的割阴茎，女的轮奸、割乳房、炸阴道，更有干部带领集体剖腹食肝，以示“共同专政”。其疯狂残暴程度令人发指。（58） 钦州地区剖腹食肝手段野蛮残忍至极 文革中广西滥杀无辜，不仅数字惊人，而且手段及其野蛮残忍。仅据钦州地区数例为证。 最惨无人道者，首推剖腹食肝了。据《钦州地区文革大事记》记载，仅钦州地区的灵山县坛墟、新墟两公社就有二十二例，合浦县石康公社有十八例，浦北县北通公社定更大队有十九例，钦州县小董茶场有三例。 1968年9月7日至17日，上思县革委会召开“农业学大寨”四级干部会，会上贯彻“七.三”布告，以三代会（农代会、工代会、红代会）名义在上思中学召开“群众专政”大会，公开杀害十二人，并将部分死者割腹取肝，拿到县革委饭堂煮食。食人肝者竟然也有县、社领导干部。 该县思阳公社武装部长王召腾下到和星大队布置杀人，当晚杀了邓雁雄一人，并开腹取肝与凶手一起煮食。他还勉励大家都要吃，说吃了人肝胆子就大。次日，王召腾又布置杀害四人，剖腹取肝，传令每两三个生产队分一人肝吃，以致“共同专政”。 文革后期，广西群众曾强烈要求“吃过人的人不能再当干部”！而韦国清、刘重桂之流则回答说：“为什么不能继续当干部？——对吃过人的人也要作具体分析嘛”！——参与吃人的党员、干部数量之多，从中亦可见一斑。 辱尸毁尸，被害者死得悲惨，死后更惨，凶手的手段血腥残忍甚至变态。上思县思阳公社女青年陆玉江，灵山县广江小学青年女教师黄少萍，合浦县石康镇妇女陈国莲，被打杀后，凶手又用棍棒插入阴道，裸体陈尸路旁。 钦州县城“联指”围剿“四.二二”造反派，“四.二二”广播员陆洁珍被抓获刺死后，凶手把她裤子扯掉，灭绝人性地把大号电光鞭炮塞入阴道，点燃爆炸，惨状难以言叙。 浦北县北通公社博学大队刘继秀、刘家锦等凶手把刘政坚捆绑起来，连他十四岁的女儿一起押到山上，将刘政坚打死后，刘维修等九名暴徒对刘女进行强轮奸，最后将该女打死，并剖腹取肝，割去乳房及阴部。（59） 北通公社定更大队分四批杀了24人，并剖腹取肝煮食饮酒。策划者和凶手还对剩下的寡妇、女儿勒令改嫁，并征收改嫁费（证明费）。（60） 东兴县那勒公社那柏大队枪杀张月业时，张中弹未死，公社“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主任陈德基，使用雷管插入张的鼻孔内引爆，炸得血肉横飞。 在中－共的煽动、策划、组织、指挥下，钦州地区文革被迫害者达22100余人，致死10420人。 不仅如此，当局还对杀人凶手进行种种嘉奖，致使不少人以杀人邀功。如钦州城郊复员军人梁卫东，为立“新功”，为安排工作，便杀三人，得意洋洋地前往县武装部请功。又如合浦县一大队文革组长，怕人说自己立场不坚定，策划杀人时把自己的亲外甥也列入名单杀掉了。“杀人者有功”这绝非一句空言，全钦州地区杀人后入党的就有1153人，杀人后提干的有458人，杀人后被招工的有637人（不含北海市）。杀人凶手们还有不少被提到各级领导岗位上去。（61） 桂林“八.二0”事件 1968年，8月20日，桂林地、市革委会和桂林警备区联合发布《进一步全面落实“七.三”布告的公告》。公告以解除武斗据点、收缴武器、清理外来人员为由，对“四二二”桂林“造反大军”进行全面镇压。 其实，在此之前他们已收缴了“造反大军”的武器，捣毁了所有的据点，溃不成军的“造反大军”已毫无抵抗能力了。但为了彻底镇压造反派，桂林市革委会和军分区将桂林地区、市“联指”两千多武装人员编成“纠察队”，由桂林市武装部科长王永清和工交部武装科长郑国安指挥，汇同桂林地区十二个县“联指”武斗队共一万多人，于8月20日凌晨三点包围桂林市，搜捕“造反大军”接连四天四夜，对“造反大军”及其观点的干部、职工、居民和学生共一万多人被逮捕关押，五千多户被抄家，劫走财物。被罗织各种各样的罪名，如“反共救国团”“、叛徒”、“特务”、“反革命”、“牛鬼蛇神”等等。 “八.二0”事件杀害、打死和迫害致死共345人，原来两派群众组织对等参加革命委员会成员中，“造反大军”的22个委员，在“八.二0”事件中，被逮捕关进监狱的有19人。而：“联指”的22个委员，不管是策划武斗，指挥武斗，参加武斗，指挥乱杀人，亲自杀人，策划抢夺武器，罪恶累累的委员，不仅不予追究责任，反而成为“执行‘正确路线’的精英”，保卫“红色政权”的“功臣”部队升官进级。例如桂林“联指”主要头头、组织策划武斗犯了罪的曾名轩、曹铁军等人都升了官。（62） “禽兽”展览 在挖掘“反共救国团”的狂潮中，广西当局和“联指”名目繁多的迫害手段中，搞“禽兽”展览是较为典型的。 1968年5月12日，广西“联指”总指挥部通过所属的“沥血兵”搞“禽兽”展览（即活人展览）。 “沥血兵”将关押在“联指”总部的不同观点的林执真（原区水电厅副处长）、张祖贵（区地质局处长）、黄海全（原钦州地区手工业经理部副经理）、谢卓夫（“四二二”、“雄鹰”成员），以及孔祥兴、黄强、张飞、方少华、黎之竟等十人，拉到南宁市北大路建筑研究所，关进木笼，强行组织群众前来观看“禽兽”。 展览三天，十个不同观点的人，身受折磨，死去活来。自此，这种侮辱人格的手法即由原此滥觞，广西“联指”和当局搞“禽兽”展览遍及全区，受害者达一万多人。（63） 8月12日，由南宁市革委会和南宁市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在广西展览馆联合举办“反革命罪行”展览，展出时间52天。广西革筹、广西军区组织全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指”）四十八万九千三百六十五人来参观。 展览共分三个馆，第三馆是“活人展馆”。将在攻打围歼区展览馆和解放路一带抓获的熊一军、林执真、许长友、梁元生、史妙甫、石怀宁、李家庆、高丽栗、梁汉忠等26个“战犯”、“反共救国团”、“叛徒”、“特务”、“走资派”挂上黑牌，五花大绑，关在铁笼当作禽兽让“无产阶级革命派”观赏了52天时间。尔后，送进警司，长期关押。（64） 8月16日，南宁专区保卫组在地区行署饭堂搞“活人展览”，被展出的有张绍忠（“反共救国团”后勤部长）、段书香（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农佩相（女，“反共救国团”成员）、陆荣廷（“中国青年党”）、黄志忠（“叛国投敌”）、温凡生、章子渊等均被戴上手铐，由解放军看守，白天展出，连续几天，参观者达数千人。（65） 12月18日，“广西大学阶级斗争展览”对外开放，历时两个多月，到次年（1969年）1月中旬闭馆，前来参观的有全国25省区（广西有77个县市，160万多人次）。展览内容其中一项“禽兽罪行”（又叫“活人展览”），被当作禽兽展览的有：李建琨、雷一东、王承交、秦华声、秦文盈、莫剑威、黎之熄等十四人。被展览者挂黑牌、罚跪、毒打、受尽侮辱和摧残，有的被打断肋骨。（66） （八）韦国清号召肃清“反共救国团” 1968年8月26日，成立广西革命委员会，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大会。韦国清（广西区革委会主任）在讲话中强调：要肃清“反共救国团”及“国民党残渣余孽”，要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把“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以及地、富、反、坏、右分子批倒批臭，斗倒斗臭……。讲话传达后，全广西各地又掀起一波乱斗乱杀人的的新高潮。（67） 9月7日，南宁化工厂“支左”人员和革委会为贯彻韦国清的讲话精神，在厂里开办了第八期“学习班”，将该厂五十名有“反共救国团”嫌疑的人，集中在旧水泥厂（南化旁边），由“支左”解放军李元春负责专案组，该专案组成员有徐志豪（现区石化局秘书）、董担（市塑料制品厂书记）等15人。 一天，“支左”小组长武伟召开审查对象会，他说：“南化‘反共救国团’成员不是一个两个，八个十个的问题，而是几个火车皮也拉不完”。并说：“《台北日报》都有你们这些‘王八蛋’的姓名”。李元春说：“南宁市新华街89号房是‘反共救国团’的老窝”。 在这个会上被点名为“反共救国团”的有20多人，被审查对象每天只给吃三四两米饭，六分钱菜金。经常给他们挂黑牌，拉去游厂。在游斗中鞭打脚踢，有的人被五花大绑，施以“金鸡独立”刑罚，即站在倒放的方凳两个斜对角，进行逼供交代。 李元春说：“我这样干，就是我的‘蘑菇战术’”。六0二车间主任郭信被逼供后，不堪忍受刑罚，自杀身亡。被逼供神经失常的有陆恒嘉（天津大学毕业生）、周俊希、岳明铭（老工人），此外，还有3人被逼自杀未遂。（68） 从11月5日至1969年4月9日止的五个月时间，区革委会把所谓“伍修集团”(伍晋南“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主要成员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等押到广西八个专区、四个市和43个县进行巡回游斗，先后批斗50场，三百三十多万人次参加。每场批斗会，都把当地的“反共救国团”、“叛徒”、“走资派”“坏头头”（造反派头头）等拉来陪斗。全区被拉去陪斗的县以上干部就有1700多人。（69） 1968年9月下旬，广西掀起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新高潮，全自治区几乎每个单位都揪出少则几个，多则一百多个干部、教师、工人当作“反共救国团”、“叛徒”、“坏头头”、“反革命”、“牛鬼蛇神”等关进牛棚和私设牢房，以及监狱，全区有十五万多名干部职工受摧残批斗和劳役。（70） 自九月以来，全区各地“联指”“秋后算帐”——对造反派群众冠以种种罪名，大抓乱杀，甚至突击杀人。以致9月23日区革委和广西军区为此发出《坚决制止乱杀乱抓人的通知》的电报。实际情况如何呢？宾阳县一面布置不要杀人，一面又说确实群众要求要杀的也可以杀。这个县在九月以后依然继续乱杀人；临桂县九月以后，在军管会看守所关押的造反派，不断被拉去杀害或斗打，无人过问，至于“群众专政”——暴民杀人的事更是时有发生了。当时还有的地方在发出不准乱杀人通知前采取口头通知，说要快杀，过几天就不准杀人了。结果，广西各地到处出现突击屠杀造反派群众的现象。这是继韦国清执行武装镇压造反派“四.二二”后又对被关押的广西干部群众第二次大镇压。（71） 杀人凶手突击入党 经过军队参与对广西“四.二二”毁灭性围歼广西“联指”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之后，很配合地解散组织，众多头头们摇身一变，纷纷占据广西各级革委会的统治地位。大权在握，有权就有理，于是一大批屠杀有功人员纷纷升官晋级。 1968年12月3日，在首府南宁召开的广西工农兵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参加大会的3500多名代表中，“联指”派的的占95％以上，其余5％是“四.二二”反戈一击而成为活学活用积极分子的。一大批人是指挥、策划、参加歼灭广西“四.二二”的有功之臣和杀人凶手。（72） 十二月上旬在广西区革委的整党建党中，把在文革中所谓“三忠于”的杀人凶手，对文革有功之臣突击入党。据后来不完全统计，在文革中突击入党的五万多人中，就有一万二千多人是入党后杀人的，另外二万七千多人是杀人后才吸收入党的，还有在突击提为干部的八万人当中，选拔一批“联指”背景的成员作为发展入党对象。（73） 杀人与否成了考验其对共产党是否忠诚的标准。 屠杀元凶逍遥法外 所谓蒋匪“反共救国团广西反团”是文革中广西的特大冤假错案。韦国清以此作为屠杀对立派广西“四.二二”以及“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的杀手锏。在广西众多冤假错案中，其声势之烈，杀伤力之强，迫害面之广，屠杀人数之多，手段之血腥，都是首屈一指的。 在1983年的整党运动中（清理文革三种人），广西区党委只是将大屠杀中一些马前卒如广西“联指”头头颜景堂、廖炜雄、潘玉臣、李家海等一批刽子手仅仅是罢官处理。而罪大恶极、位高权重的组织者、策划者、指挥者却毫发无损，在官场上飞黄腾达，如鱼得水。 “刑不上大夫”的“清查三种人”运动 中－共中央在1982年12月30日和1984年7月31日连续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清理“三种人”若干问题的补充通知》。所谓“三种人”，按这两个文件的解释，是“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 一开始，这一运动还只是中－共党内整党运动的一部分，但是很快就发展成了一个波及全国全民的政治运动，把一场新的“清理阶级队伍”非法地推向了全国。对全国高校参加过造反的学生，中－共还特别“关照”，于1983年4月23日向全国颁发了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学生中造反组织重要头头记录在案工作意见》。文件中说：“对‘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学生中造反组织重要头头和严重问题的人，应由原所在院校认真负责地将经过调查核实的材料，通知这些人现在所在单位的党组织和有关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门，记录在案。”“今后，凡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在校学生中选拔领导干部和选拔出国人员，用人单位都必须主动与这些同志原所在院校联系，取得他们在校期间的表现材料。高等院校党组织应积极协助”。换言之，这些被“黑材料”记录在案的年青人成了隐性的“政治贱民”，起码丧失了“被选拔”和“出国”的两项重要的公民权。 中－共在1983——1989年间发动的“清查三种人”的运动，既无合法性，也缺乏公平性和公信力，这一运动，只是针对曾经造过他们反的造反派群众而来，并非一视同仁地清查处罚，“刑不上大夫”——对高干子女组成的“西纠”（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和“首都联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在文革中的种种暴行血债，被中－共元老以“将来可靠的接班人”为借口包庇了下来，这批高干子弟如今成了位据权力要津的“太子党”！历史真会开玩笑：《出身论》还是敌不过《血统论》！ 对于老干部、各地军头，中央更是网开一面。邓小平就公开指出：“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不能叫‘三种人’”。（《邓小平同志关于如何划分和清理“三种人”的谈话》，1983年11月16日）。换句话说：即使中－共的老干部，各地军头在文革中紧跟毛泽东，迫害无辜，屠杀民众，操纵武斗，打人致伤致残都没关系，只属“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便一点事都没有——用这样截然不同的两套标准来清查“三种人”，会有公正的结果吗？ 以广西为例，广西区党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第一政委韦国清，便是典型的例子。韦在文革中直接指挥军队和他操纵的保守派组织“联指”屠杀了近二十万群众，既有反对他的造反派组织“四.二二”又有从不卷入两派斗争的“黑五类”及其子女。文革后数十万群众和受迫害者家属上书中央，要求清查这一广西最大的“三种人”，但是韦国清和邓小平私交甚笃，非但被包庇下来，甚至文革后仕途冒升，官拜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韦国清——这个双手沾满广西廿多万人民鲜血的刽子手，炮制“反共救国团”冤案的真正元凶，却逃脱了正义的惩罚，逍遥法外，1989年得以享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待遇，寿终正寝，厚葬八宝山，按生前职位排座次，备极哀荣。 另一个鲜活的例子是宾阳县大屠杀的“杀人狂魔”王建勋。据官方的内部机密档案记载：从1968年7月26日至8月6日的十一天里，宾阳县打死和迫害致死3951人，成为南宁地区杀人最多的县。全县172个公社，每个公社都成批杀人，且杀人手段十分残忍，有枪杀、刀刺、绳勒、叉戳、棍打、水溺、石砸、活埋、挖眼、剖腹、碎尸、和用牛拖死等等。 而时任宾阳县革委会主任、驻军6949部队副师长的王建勋，是宾阳大屠杀的指挥者、策划者和组织者。一些当年杀人的刽子手在八十年代初的整党运动中受到党纪国法的惩处，而“杀人狂魔”王建勋却在军队的保护下，皮毛无损，反而荣升广州警备区副司令员，并以此衔光荣离休，在广州军区干休所的深宅大院里悠闲养老。杀人元凶心安理得，死难者家属则痛不欲生，生不如死。就连当年的杀人凶手也不服，纷纷拿出王建勋部署、指挥杀人的电话记录，一致要求绳之以法王建勋。 文革中参与策划、部署、指挥屠杀广西“四.二二”的军方人物，在八十年代的整党和“清查三种人”运动中，都逃脱了法律的制裁、正义的惩罚。 现将这些军方人员的名单罗列如下，让他们的名字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韦国清（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广西革委会主任） 欧致富（广西军区司令员、广西革委会副主任） 魏佑铸（广西军区政委、广西革委会副主任） 焦红光（空七军政委、广西革委会副主任） 霍成忠（五十五军副军长、广西革委会副主任） 徐其海（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广西革委会副主任） 焦玉山（广西军区副司令员） 韩世福（广西军区副政委、广西革委会常委、南宁市革委会主任） 吴华（广西军区副司令员） 孙磊（广西军区政治部主任） 王斌（广西军区派任桂林市革委会主任） 景伯承（桂林军分区司令员、桂林地区革委会第一副主任） 张鶴青（桂林军分区政委、桂林地区革委会主任） 张束之（桂林军分区副司令员、桂林地区革委会副主任） 梁连和（桂林军分区副司令员、桂林地区革委副主任） 康凝（二0分部副政委、桂林地区革委会副主任） 宋治平（南宁警备区司令员） 张正安（独立二师政委、南宁市革委会副主任） 许长庚（南宁军分区政委、南宁地区革委会主任） 熊光武（南宁军分区副司令员、南宁地区革委会副主任） 李文轩（南宁军分区副司令员、南宁地区革委会副主任） 贾焕雨（南宁军分区副司令员、南宁地区革委会常委） 张智理（河池军分区政委、河池专区革委会主任） 孙长锁（河池军分区司令员、河池专区革委会副主任） 曾俊德（钦州军分区司令员、钦州专区革委会副主任） 甘照寰（玉林军分区政委、玉林专区革委会主任） 孙景芳（玉林军分区副政委、玉林专区革委会副主任） 张海波、钟生栋（广西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 丘玺（南宁警备区副司令员） 慕石起（南宁警备区副政委） 陈德华（南宁警备区参谋长） 李宽永（6911部队政委） 王建勋（6949部队副师长、宾阳县革委会主任） 罪魁祸首仍受膜拜 人的生命，难道可以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幌子下予取予夺？难道可以以“革命”的名义随意践踏？难道仅仅出于“阶级仇恨”就可丧尽天良地剖腹挖肝吃人肉？是什么怪异的土壤生发出这样的“恶”？ 所有问题的核心归根结底地指向中－共专制独0裁的制度，指向祸国殃民的毛泽东。 ——毛泽东才是使我们民族生灵涂炭的罪魁祸首！ 文革中全国发生的多起“阶级大屠杀”，并非偶然事件，并非文革造成天下大乱局面失控的产物，仅以广西文革大屠杀为例，其残忍杀人、满门抄斩、剖腹挖肝吃人肉等等野蛮事件，没有制度的保证是决不可能实施的。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共的意识形态成了全民族的意识形态。其特征之一就是提倡“阶级斗争”就是漠视生命，践踏人＝权——人的生命权、思想和言论的权利、个人尊严、个人财产权。这些权利在文革中被践踏无遗。 毛泽东对于文革中的“阶级大屠杀”不仅仅提供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如广西当局制造“反共救国团”一案屠杀广西“四.二二”），而且命令军队“武装支持左派”。文革中广西军区伙同“联指”武装围剿广西“四.二二”,就是在“武装支左”的指示和口号下进行的。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命令军队发枪给一派组织，所谓“武装左派”，使其得以放手武装攻击另一派，也迫使另一派从别的部队或兵工厂搞到武器，以杀人对杀人，致使武斗升级。对此，毛泽东轻松地，甚至兴高采烈地称之为“全面内战”。 虽然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早已彻底否定了文革，也否定了毛泽东在文革中的一些作法。但那只是在“否定毛泽东同志的晚期左倾错误路线”同时又要“坚持作为革命的集体智慧的毛泽东思想”的前提下的一种表态。文革和反右运动一样，毕竟中－共历史上的一个疮疤，影响了中－共“伟大、光荣、正确”的形象，如何准确评价毛泽东，如何准确评价毛泽东思想，仍是中－共难以自圆其说的棘手问题。 为此，中－共最高层有人发话：“清算毛泽东，就是清算共产党”。“不要清算文革，要淡化文革”。文革的真相和追究成了禁区，所有文革的资料都被当作“密件”，当作党和国家的最高机密。对于文革大屠杀，史书中一字不提，唯一留下的是官方的宣传和篡改得面目全非的历史。 毛泽东不但未遭清算，当局反而纪念、讴歌不断，毛的巨幅肖像仍高悬在天安门城楼，毛的木乃伊仍继续躺在纪念堂的水晶棺材，接受膜拜。 一直被专制、独0裁、暴政裹胁着的中华民族的悲惨命运，今日仍被看不到尽头地延续着。 但所有的血债都被人民的眼睛、经历及带血记忆所记录。 任何政治人物都无法逃脱历史的正义审判，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完） 注释： （1）此文引用的相关资料、数据、电报、文件等均原自于广西整党办公室的内部机密档案。《广西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8年》1987年编印。 （2）“七.二五”讲话，是1968年7月26日，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广西办公室（广西“联指”）记录整理印发各地学习。原重庆市委机关革命造反总部嘉陵印刷厂105红印兵团翻印的版本。 （3）《从“北航黑会”到“7.25”亲历记》钱文俊《华夏文摘》增刊第388期。 （4）《文革“七.二五讲话”：不仅仅是广西造反组织的终结》于文樵《华夏文摘》增刊第287期 （5）同注1，第138页。 （6）同注1，第131页。 （7）同注1，第127页。 （8）同注1，第13页。 （9）同注1，第12页。 （10）同注1，第50页。 （11）同注1，第49页。 （12）同注1，第51页。 （13）同注1，第52页。 （14）同注1，第55页。 （15）同注1，第68页。 （16）同注1，第70页。 （17）同注1，第71页。 （18）同注1，第71页。 （19）同注1，第72页。 （20）同注1，第72页。 （21）同注1，第72页。 （22）中－共南宁地委整党办公室的内部机密档案。《南宁地区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66－1976》1987年5月11日编印.第58页。 （23）同注22，第59页。 （24）同注22，第59页。 （25）同注22，第59页。 （26）同注22，第59页。 （27）同注22，第59页。 （28）同注22，第60页。 （29）同注22，第61页。 （30）同注22，第72页。 （31）同注22，第73页。 （32）同注1，第73页。 （33）同注1，第74页。 （34）同注1，第75页。 （35）同注1，第78页。 （36）同注1，第79页。 （37）同注1，第78页。 （38）同注1，第82页。 （39）同注1，第93页。 （40）同注1，第80页。 （41）同注1，第110页。 （42）同注1，第83页。 （43）同注1，第116页。 （44）同注1，第116页。 （45）同注1，第25页。 （46）同注1，第115页。 （47）同注1，第118页。 （48）同注1，第119页。 （49）同注1，第119页。 （50）同注1，第120页。 （51）同注1，第121页。 （52）同注1，第142页。 （53）同注1，第142页。 （54）同注1，第142页。 （55）同注1，第85页。 （56）同注1，第96页。 （57）同注1，第131页。 （58）同注1，第87页。 （59）同注1，第39页。 （60）同注1，第40页。 （61）同注1，第48页。 （62）同注1，第139－140页。 （63）同注1，第49页。 （64）同注1，第135页。 （65）同注1，第73页。 （66）同注1，第165页。 （67）同注1，第144页。 （68）同注1，第149页。 （69）同注1，第162页。 （70）同注1，第154页。 （71）同注1，第157页。 （72）同注1，第168页。 （73）同注1，第164页。 ──《观察》首发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西安事件真相》第十三章、二大战略方针冲突/陈守中 Go back to top 中华民族是一个最不崇拜英雄的民族，就在张学良发表： "德、意之所以复兴，因为他们的民众能够万众一心，拥护领袖。 所以，领袖有力量，能克服复兴途上的障碍。我们国家则不然， (博××讯 b-o-x-u-n.com) 一个领袖刚刚表现出领导力量，便有人妒忌，来拆台，於是内战 连年，外患乘之。若是国民不甘心做亡国奴，非得大彻大悟。" [注28]这类貌似对中央 "赤胆忠心"，与蒋的关系 "情同骨肉" 的言 论同时，张学良与胡汉民密谋军事倒蒋。[注23]其他心怀 "鸿鹄 之志"者们，正如张学良所说，"一个领袖刚刚表现出领导力量， 便有人妒忌，来拆台。"且他们的 "拆台" 手段，到了无所不用其极 的程度，在他们种种军事倒蒋失败後，他们感到，光靠他们自己 的力量，不足以抗衡中央，於是想出了"联日制蒋" 的策略，一九三 六年西南发生的与西安事变类似的 "六一事件"，就是一例，他们 也是以抗日为号召，且西南陈济棠、李宗仁的抗日诚意与勇气， 是张学良望尘莫及的。如西南的陈济棠事後捐出巨款，给南京中 央政府用於国防建设，未闻张学良有类似之举；李宗仁敢於奔赴 抗日前线，也是日寇枪声未响，就已吓得称病躲进北平协和医的 张学良远远不及的。即使陈、李的抗日诚意与勇气远在张学良之 上。但陈、李轰轰烈烈的 "六一抗日义举"，仍是在日方的授意与 大力支持下[注3]，制造中国内乱之举。 陈济棠与李宗仁均得到日方的大力支持，徐永昌一九三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中，就有 "两广由日本，得到了三千五百万的 军用品" 的记载。此外，白崇禧曾获日本二船军火。[注3] 陈济棠 也得日赠村田枪一千支，子弹二十万颗[注3]，陈济棠还礼聘日本 军官百人为顾问，其中三十人访赴空军，引起空军官兵的极大愤 概，种下了日後起义飞赴南京的因由。[注3]陈济棠在叛乱前，先 派他的哥哥陈维周与日驻粤领事联络，经日方表示支持後，才揭 橥反蒋抗日大纛。[注3]他们内部称他们的此策略，为"联日制蒋"， 实际上是引日制蒋，恨不得日军立即帮他们缚住蒋，使中央军再 也无力统一中国，让他们能高枕无忧的自冶。毛泽东更是权谋高 手，可将西安事变前夕，当时中国的各种政治人物，为了达到他 们各自的目的，所用的谋略归纳为二类： 1，以夷制夷。 2，"联日制蒋"。 西安事变虽然只是张学良为了彻底医愈他的心病，即根除 东北军内，军国家化的趋势，达到牢固的控制东北军的目的。以 及杨虎城防止"三天一改编，二天一归并，很快就会被肢解消灭。" 但仍是在这二大战略方针冲突的大环境下发生的。 一、以夷制夷 早在一九三四年，蒋公就注意到，日本军方一直有 "北进" 与 "南侵" 之争，而他判断"北进攻苏"的可能性为最大。蒋公估 计，日苏必有一战，而且苏联很可能先动手，出动空军轰炸日 本及满洲的日军基地。一九三四年四月，他与汪精卫、黄郛研究形 势时曾说："余料第二次日俄之战，如倭寇内部之文武主张不能一 致，则一年以后，俄必先取攻势，空军作战。如不先下手，则 其海参威与伯力先为倭寇轰炸毁灭，乃俄寇东方根据地全失，不 能不退贝嘉尔湖以西，则成持久之局，此俄所不为也。故俄先必轰 毁日本与东北倭寇之根据地，一行先着。且第一次日俄之战，日 乃不宣而战，故俄国东方海军全灭，为日所算，而此次开战，则 俄决不肯蹈此覆辙而左以待寇也。"［《蒋介石日记（原稿本）》 １９３４年４月１２日］基于这一判断，从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 五年，蒋介石的对日政策，一方面坚决抵制日本方面与中国建立 "攻守同盟"，"经济提携，共同防共" 实则防苏等等要求，维护中 国的中立地位；另一方面则尽量避免对日开战，实行谅解、和缓， 消除日本对中国戒心，从而促进日苏冲突。总之，既不得罪苏联， 又不与日本开衅，最好让他们两方火拼，以夷制夷，使中国得免 於难，而且还可借机火中取栗，趁日本之败，收回东三省。 在内政方面，早在中－共退出当时南京中央政府心脏地区江 西，不再构成南京中央政府心腹大患後，南京中央政府就主动 与中－共谈和，希望尽快结束内战，以能集中全国力量，一致对 外。现在坊间流传的所谓西安事变使蒋介石放弃剿共政策，西 安事变使全国停止内战，西安事变使全国统一等等。均不是事 实，早在一九三六年一月三日，邓文仪去莫斯科，找中－共驻莫斯 科的代表谈判，邓文仪根据蒋公的指示，向中－共提出："蒋先生知 道红军没有军事装备和食品，南京政府可提供一批军事装备与食 品给红军…… 。红军到内蒙去参加抗日斗争，因为南京政府军队 主要的军事行动在长江流域。"[注5]随后南京政府又提出给中－共 靠近外蒙的五个富裕县作据点。且不要中－共改制、改编。这样 既让中－共有固定的地盘；又可让中－共背靠苏联，从苏联取得武 器装备等援助，使中－共失去以 "打通国际路线"[注5]为由，而挑动 内战的藉口，均为中－共所拒绝。毛泽东六月二十八日，致彭德怀 电："南京以铁道部次长曾养甫出面答复我们的信已收到，满纸联 合抗日，实则拒绝我们的条件，希望红军出察绥外蒙边境，导火日 苏战争。"［见《毛泽东年谱（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５５４页］再次拒绝 议和。清楚的表明，南京中央政府早就想尽一切方法，竭尽全力 早日结束内战，以能一致对外。且想方没法，把日本这股战争 祸水引走，让夷寇互斗，两败俱伤後，乘机收复失地，以减轻 同胞的苦难。 中－共与张学良当时真正在做的，也不是他们口上所说的抗 日，而是要分裂国家，即"我们(中－共)所希望的地区为青海、甘 西、宁夏至绥远一带，我们除加紧与蒋介石 进行谈判，求得在一般基础上要求他们承认划出红军所希望的防 地外，还需须解决一个具体作战问题，因为即使蒋承认红军占领 这个地带(这个可能是极大的)。也不见得能使这一地带的土著统 治者自动让出其防地(这个可能是很小的)。这一地带布满着为目 前红军技术条件所不能克服的 许多坚固的城池，堡垒及围寨， 需苏联确实替我们解决飞机、大炮攻取之。"[注59] 南京中央政府若听任中－共如此妄为，何以面对西北地方政府， 不得不千里赴戎机，派中央军入陕，维护西北地区的安宁。蒋公 计划用东、南、西三方，将红军赶到外蒙边境去，以结束内战。十 月下旬蒋介石对冯玉祥说，关于同中 共关系问题，他已考虑很久。问题主要有三点：（１）"人的问题， 这好解决，从前大家在一桌子吃饭，一屋子开会，现在变成对打 的冤家，如妥协成功，仍一起对外，并无不可。"（２）党的问 题，"这好办，待我们实行宪政，各党派都可参政，共党当然不能 例外。"（３）"军队问题，这是最不易解决的问题，谁敢去领导他 们的军队呢？何况现在他们不答应改编，我想还是送他们到外蒙 古去吧！并希望冯玉祥和其他人能够想到办法，使红军'能够服从 统一与服从领导'"。可见并不像外传那样，是西安事变才使蒋介石 放弃剿共，而是早在西安事变前，蒋公就极积谋求与中－共言和， 也没有要将中－共崭尽杀绝。只是在中－共坚持要在西北挑动内乱的 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不得不想法从东、南、西面，把在西北攻城 略地的中－共赶到外蒙边境去，以恢复西北地区的安宁。 蒋公以他个人性格，又何尝不想把倭寇(自九一九後， 蒋公在他日记中，深恶痛绝的称日本为倭寇，)早日赶出国门。 蒋公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九日日记云： 昨晚倭寇无故攻击我沈阳兵工厂，并占领我营房。顷又闻已 占领我沈阳与长春，并占领牛庄消息，是其欲乘此粤逆叛变， 内部分裂之机会，据有我之东三省唉! 内乱不止，叛逆毫无悔 祸之。而况天灾匪祸，相逼而来，速我危亡乎! 余所恃者，惟 此一片血诚，明知危亡在即，亦惟有鞠躬尽粹，死而後已。 蒋公二十日日记： 闻沈阳、长春、营口被倭寇强占後，心神不宁，如丧考 妣，苟为吾祖吾宗之子孙， 则不收回东北，无人格矣! 蒋公日记又云： 成败利钝，自不能顾，惟有牺牲一己，表示国家之 人格与发扬民族之精神，不能不与倭寇决一死战。 但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百年沉疴，风雨飘摇，内忧外患，工业生产 远远落 後於日本，以当时中国的军力，"徒凭一时之奋兴"，单独与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当时世界 上第一流军队日军作战，"不惟於国无益，而且徒速其亡"。 蒋公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日 记又云： 内乱平定不遑，故对外交太不努力。卧薪尝胆， 生聚教训，勾践因之霸越，此正我今日之时也。 蒋公二十八日写下： 持此复仇之志，奋吞虏之气。……，坚忍刻苦，生聚教训，……。 期於十年之内，湔雪今日无上之耻辱，完成国民革命之大业。 蒋公十月三日记云： 徒凭一时之奋兴，不惟於国无益，而且徒速其亡，故无可恃也。从蒋公的日记可 看出：蒋公的国策是 "卧薪尝胆"，像越王勾践那样建设国家，以能像越王勾践那样， 把入侵者赶出国门，并像当年越国成为当年霸主那样，使中华成为世界上强国。 面对强敌，不管是国家还是个人，正确的方针是忍耻负重，发愤图强。远例如越 王勾践的 "卧薪尝胆"；救赵氏孤儿中的忍耻负重；以及韩信的胯下之耻等。倘若越王勾 践在处於劣势时，图一时之快，而玉碎，何来复国扬威；救赴氏孤儿也一样，倘若当年 公孙杵臼、程婴抱着婴儿 "大无畏" 的勇撞仇敌，只不过是毫无意义的牺牲，何来报仇 雪恨；韩信当年若不忍胯下之耻，与市井无赖纠缠，两败俱伤，将自己降为市井无赖之 列，何来後来成为我国历史上名将。近例如列宁面对强敌德国，不得不签订耻国丧地的 《布列斯特和约》即《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割地赔款，以换取巩固政权 所需的时间。今天的中－共不也是宁可将本属於中国的江东六十屯，以及黑瞎子岛一部让 给俄国，以换取和平建国吗？ 以胡宗南为代表的黄埔精英，"国难如此，何以为家"，胡宗南虽 已年过三十五岁，但仍未成家，以军营为家，与士兵穿一样的衣服，一同吃饭，一同娱 乐。既使在左倾记者范长江笔下："住破庙，睡门板，放几块砖头就是坐位，他的手、 脸、额、耳都已冻成无数的疮伤。问他，人生究竟为甚么？他笑着避开，却滔滔不绝的 谈他的部下。" 胡宗南等黄埔精英，以身作则，呜鸡起舞，把满腔爱国热血，凝聚在练 兵场上，苦练劲旅，以能报仇雪恨。他们苦练了七十四军等劲旅，就在张学良的 "抗日激进分子" 孙铭九、应德田等投日叛国後，与日军苦战，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 二、"联日制蒋" 在蒋公的旗帜下，汇集了以黄埔、中央军校学员为代表的民 族精英，他们顺应历史，成了国家统一的核心。在他们艰苦卓绝的 努力下，"外国人认为不可能的中国统一，今天是一件无疑的事实。" [注20] 另一方面，像张学良这类心怀 "鸿鹄之志" 的政客武夫们，又 不愿放弃他们作为军阀，所攫取的种种权力，融入统一祖国大家庭 中，在统一的祖国大家庭中，做一位安位司职的国家方面大员。他 们视国家统一的时代潮流，为洪水猛兽，顽固的阻挠国家统 一的前进步伐，并视南京中央政府，在谋求国家统一，军队国家化，现 代化过程中，每一项措施，为削夺他们的权力之举，而恨之入骨。如中 央调训军政干部，使军政逐步现代化， 胡宗南等中央军的模范行动与感 人事迹，使军阀们相形见绌，如芒刺在背，广大群众强烈要求以优淘劣， 贵州王家烈等去职，使大大小小的军阀们，感同身受，似乎已途穷路末， 他们 "密切联系" 後，想出的"共同对付蒋介石的方法"，是"联日制蒋"，美 其名为"逼蒋抗日"，"拥蒋抗日"，"请蒋抗日"等。他们不考虑 弱国轻开战端，不仅会带来更大的屈耻；更与收复失地，复兴中华 的民族根本利益背道而驰。他们不顾民族根本利益，不考虑弱国 与强国开战会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仅仅为了把中央军推入与日 军苦战中，让日军帮他们缚往中央军，使中央军再无力统一中国， 以能让他们高枕无忧的"自治"。 这一群割据势力的"联日制蒋"，与苏联千方百计的把日本这股战 争祸水南引中国，以及中－共的惟恐天下不乱，以便乘乱夺权不谋而合， 共同的战略目标，使他们纠合在一起，毛泽东巧妙的利用这一群反统一势力， 制造内乱，以便乘乱夺权，积极与反统一势力连络，"最突出的就是广西、 四川、华北几方面的地方实力派领袖，都积极与中－共联络。"[注37] "还在一九三六年六月上旬，广西方面李宗仁、白崇禧就专门派代表刘 仲容、王公度等，分别前往上海、天津地区寻找共产党的关系，王公 度已经在六月二十日，与中－共中央派驻上海的代表李允生(即冯雪峰)进 行了初步接触，该代表保证李、白此次反蒋坚决。粤陈(陈济棠)此次亦 不动摇，望各界、各派特别是中－共和他们合作，他们非常渴望与中－共合 作。 刘仲容随後经中－共北方局介绍来到西安，要求与中－共中央谈判。" [注37] "这一阶段急着找中－共联络的，还有前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策划的， 由诸反统一势力， 组成的 "中华民族革命行动委员会"，以及华北的宋哲 元和韩复榘的代表刘子青等。中－共中央也陆续派出云广清、 张金吾、彭 雪枫、张云逸等作为中－共正式代表，四出活动，毛泽东并有信致宋哲元 与傅作义等。特别突出强调有取得苏联援助的保证，以影响这些地方实 力派向自己靠拢。"[注37] 中－共的实际行动，与中－共口上漂亮的抗日口号刚好相反，正如 曾任毛泽东私人秘书李锐先生後来著书所说："毛泽东 教育全体中－共党员，认清中国是蒋介石的，因而中国失败得越 惨越好，中国的领土被日本占领得越多越好。"[注11]据当时接近毛泽 东的人士透露："毛在延安获悉日军攻入南京这一消息後，与东京的日 本军国主义分子一样高兴如狂，举杯庆祝，并因兴奋与唱酒过度而满 脸通红。"[注12]据日军报导："以中条山为中心盘据於山西东南之第 十八集团军主力，於我军攻击重庆军时，不 但始终隔岸观火态度， 且出动游击队威吓重庆军侧面，并乘机解除败残军之武装。" [注12] 中－共就是如此紧密配合日军，来对付他们的共同敌人－－－中－共曾在 西安事变後宣誓效忠的 中华民国中央政府。他们之间还有 "协调机构"。 中－共著名的间谍头目潘汉年，每半月向日 本特务机关提供一次情报， 由潘直接交给日本驻香港领事馆特务小泉清一，日本特务机关 每月提 供给潘汉年两千元的情报费用，而且第一次付给了一万元。潘汉年还 持有日本人给 他的特别通行证，该证件上面写著："凡日本军、宪、 警如对证件持有人有所查询，请先与日本总领事馆联系。"[注12]在中 共与日军共同对付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的 "协调机构" 中，中－共方面的人 员还有袁殊，一九四六年到达中－共根据地後，担任中－共特务机关华中联 络部第一工委主任，中－共建国後，担任大陆政务院情报署付署长, 中－共 中央军委联络络部副处长等要职。[注12] 邵式军，邵於抗战胜利後，逃 往新四军驻地，其巨大财产被国民政府没收；胡均鹤，胡於抗战胜利後， 被国民政府判汉奸罪入狱，出狱後就到潘汉年处报到，一九四九年後是 中－共华东情报部门的负责人。[注12]吕一峰，抗战胜利後逃往中－共根据 地，在一九四九年中－共建国後，吕担任在重庆的西南军政委员会统战部 长的要职……。 毛泽东的 "抗日"，是继承江湖大盗，盗宝的策略，即先放一把大火烧寺庙，再乘寺庙内 善男信女们集中精力救火之际，乘乱盗取镇寺之宝－－－名贵的佛器。毛所放的这把大火， 名曰 "抗日"。乘全国人民集中精力抵御日寇之机,，卯足全力发展壮大，为日後夺取高权力做 准备，并把日本这股原本指向苏联的战争祸水，引至中国，用中国人民的鲜血来保卫他们的 "共产主义祖国－－－苏联"，用中国人民的鲜血为他们尽国际主义务。不惜把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锦绣山河，四万万五千万善良同胞，推进战火深渊，为他与苏联火中取栗。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的中国，与该世纪初的俄国相似；一九零五年的日俄战争，更与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後的中日战争极相似。在一九零五年的日俄战争 期间，日本不惜重金从西欧购买五万支枪给列宁，让列宁拿着日本 重金从西欧购买的五万支枪，紧密的配合日军，发动一九零五年俄 国革命，从西边牵制俄军主力，使之不能增援在远东与日军拼杀的 俄军，致使俄军战败，失去库页岛等。 中－共也像一九零五年的日俄战争时的列宁一样，与日军紧密配 合，在九一八後两天，即九月二十日，中－共通过了 "红军要夺取(南 京中央政府控制的)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胜利和在白区普遍 实行武装暴动……。"乘国难，将 "武装暴动、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 埃政权" 推向了一个高潮，大大地扩展了红军的力量，从原来只占 据五个县发展到了二十个县。就是九一八事变之后两个月，於一九 三一年十一月 七日苏联国庆日，在中国江西瑞金成立了伪 "中华苏 维埃人民共和国"，不仅意在分裂中国，制造两个中国，且为日本制 造第三个中国伪满洲国做出了榜样，而且颁布"宪法"，号召中国境内 的一切少数民族地区的都脱离中国、独立建国（伪宪法第十四条）。 更在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侵略军发动了对上海的大规模进攻。上海军民奋 起英勇抗战，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全国人心振奋之际，中－共非但没有派一人一枪支援 上海抗战，却大派他的地下党员混入正在上海积极抗日的十九路军与第五军中，号召下级 官兵造反，起来夺取军队权力，并成立革命军人委员会，审判和处决正在与日寇杀得血肉 横飞的 "国民党反革命军官"。(参阅北京师范大学主编的。） 中－共紧密的配合日军，在一二八沪淞抗战最激烈，全国人民紧张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时，二月四日，共产党红军大规模地发动了对大城市赣州的进攻。四月，毛泽东率领的红军 打下了另一个大城市漳州，缴获了对日军作战极有的包括两架飞机等大量物资，他们为了他 们革命胜利，就是如此与日军紧密配合。一九三三年日军进攻热河时，中－共又与日军紧密配 合，进一步扩大了武装叛乱和武装割据，从原占据二十座县城扩张到占据四十五座县城，将 赣东至闵西的所有"白点"、即所谓"白区" 全部 "拔除"，红军从五万人发展到三十万人。也正 是在这一期间内，中－共在它已经占据的 "苏维埃国土上"，对所谓改组派，托派AB团大开杀 戒，将整个 "苏区" 即前苏联在中国的占领区，杀得愁云惨雾。其间 ，仅毛泽东一人所发动 的 "富田事变"，就杀了十万人，将二千馀万人口的江西省杀得仅剩一千馀万人。 天下英雄之见略同，与列宁感谢日军："日俄战争是进步的战争"， "日军帮助我们缚住俄军，有利於我们的革命事业" 一样，毛泽东也在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日，接见日本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 代表日本社会党等五个访华团时说："应感谢日本(侵略中国)，使中国 革命取得胜利。"[注8]毛泽东在批判彭德怀时曾说："要是彭不发动 '百团大战' 的说话，日军可能占领河南，我们根据地可扩大到河南。 "抗战胜利前夕，日军败象已露，全国同胞喜在眉头，可毛译东却万 分惋惜："日本失败得太快了，要是晚几年就好了，这样我们可多准 备几 年，准备得更充分些。" [注8]毛的抗日是让日本缚住中央军， 以能让他大力发展，日寇铁蹄践踏中国的领土越多越好，他有更多 的发展空间，中国人民做亡国奴的时间越长越好，他有更多的时间 做准备。 张学良也好不了多少，尽管张以急不待的奔赴抗日前线的面 目面世，但是张自己是不准备抗日的，张一枪不放，空国而逃里， 从东北抗日前线，逃至华北；张逃入华北後，以 "打土匪我不内行" [注19]，而主动要求将东北军从当时驻地，华北抗日前线，调至远 离抗日前线的武汉；後又 "考虑到陕匪刘子(志)丹股不过数千，而陕 政当局本系旧好，又曾托人对良有过表示，自能合作。"[注19]而 更进一步主动要求，将东北军调至更远离抗日前线的西北。到西 北後，张又在北上抗日的烟幕下，策划以甘肃兰州为中心的割据 西北计划。西安事变前夕，张更在急不可待赴绥远抗日的烟幕掩 护下，密谋将已在华北抗日前线的万福麟军，向阎锡山借道，从 山西调往西北，千方百计的将东北军越来越远离抗日前线。张学 良真正做的，与他口上说的完全相反，张本人日军枪声未响，就已吓得称病躲进北平 协和医院。[注6]张集团的核心人物，"激进的抗日分子"、"狂热的 爱国者"们，如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在七七全面杭战後， 不仅无一人敢於奔赴前线，与日军拼杀。相反，"激进的抗日分子" 之首孙铭九可耻的投降日伪[注15]，官至日伪山东省保安司令。 劫蒋的急先锋，东北军骑六师师长白风翔，这位 "已急不可待"，要 立即奔赴老家热河打游击的 "抗日激进分子"，也不仅没有像他们口 上所说的那样，奔赴抗日疆场，相反，投日叛国，充任日伪 "东亚 同盟军" 司令，率领八个师的伪军，为日军侵略中国开路。"狂热爱 国" 的 "三剑客" 核心人物、"激进抗日" 的 "少壮派" 政治领袖应德田， 也投日叛国，官至日伪河南省教育厅长。与张学良完全一样，与日 寇有深仇大恨的张学良亲弟弟张学思，也投日叛国。[注15]再以东北军中最精 锐的一百零五师为例，七七全面抗战後，上海战场紧张，中央军勇 敢与日军奋战，死伤往往高达百分之八十，在战情非常紧张的情况 下，不得不调久闲无事的东北军一百零五师，赴上海支援苦战中的 其他国军，该师归湘军将领王东原将军领导，王视察该师後，根本 就不敢用。直到中央军校毕业的王铁汉任师长後，正如王铁汉本人 所说："国民二十六年十一月间充陆军一零五师副师长并代师长，二 十七年九月真徐中将师长。本师官兵心理既不健全，精神亦不稳定， 战斗技术、战争纪律，亦有待加强与革新，经人事调整，刻苦训练， 始入正轨。"[注11] 可见未经王铁汉 "刻苦训练"前， 既使是东北军中 最精锐的一百零五师，也是一支问题多多的部队。张学良如此带兵， 正如当时的重要将徐永昌所说，"不配谈抗日"，可张学良居然侈谈抗 日，居然有人相信，真是不可思议。 张学良仅仅为了他的私利，不顾弱国轻开战端，不仅会招来更 大的屈耻；更与收复失地，复兴中华的民族根本利益背道而驰。他 们不顾民族的根本利益，以及弱国与强国轻开战端，会给人民带来 巨大的灾难。以抗日为幌子，妄图把中央军推入与日军苦战中，借 日军缚住中央军，使中央军再也无力统一中国，让他能躲在远离抗 日前线的西北，高枕无忧的"自治"。我们历史工作者应揭开他们抗日 假面具，还他们以日制蒋，阻挠中国统一的真面目。这是因为张学良 本人，以及张集团核心人物，他们自己不仅从未准备去抗日，相反， 不是贪生怕死躲入後方医院，就是投日叛国，他们根本就不具为国献 身的思想境界。 相反，被他们诬为恐日、媚日的中央军，才是後来抗日的中坚， 如被日军称为 "最难缠的对手" 胡宗南军，"要当其他支那军十个军看 待的关麟征军"，以及重创日军的第五军、十三军、十八军、七十四 军……。他们在南口、在淞沪、在昆仑关……浴血奋战，为中国 历史增光添彩。他们的丰功伟迹，充分的证明他们在敌强我弱的 困境下，卧薪尝胆，苦练劲旅，以待有利的时机，收复失地的策 略是完全正确的，他们才是是真正的抗日英雄。正如曾在北平留学， 并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奥地 利留学生，後来著文所说：一九三七年中日之战，对於日本来说， 是晚了五年，倘若五年前，日军全面侵华，日本可轻易的占领全 中国。(的确，五年前，中国尚无使日军胆寒的七十四军等劲旅， 若无七十四军等劲旅苦苦支撑，日军明显可轻而易举的占领中国。) 该位奥地利学者还说，但七七抗战，对中国来说，是早了五年， 倘若中国再忍让五年，五年後，也许日军再也不敢侵略中国了。 (倘若不是西安事变，再让中国多准备五年，再多练十个七十四军 等劲旅，再多培训十倍的中央军校的学员，我国的抗日战争会辉煌 得多，在国际上的影响也会大得多大，人民的牺牲也会小得多。更 不要说，五年後，即到一九四二年，日军倘若几十个师团未陷入中 国，拥有几十个机动师的日军，其野心更大，或北攻苏联，或南取 澳州、印度，夷倭互斗，二败俱伤，到那时，他们都会求助有着非 常丰富的人力资源的中国，五年後已练出几十个七十四军、十八军 的中国，一定会成为收拾世界残局的决定性力量，而一跃成为世界 重心。越王勾践不就是靠忍耻负重，而成霸业的吗？) 毛泽东巧妙的用 "未来的政府首脑"、"军队统帅" 以及 "特别是有 取得苏联援肋的保证"，诱使张学良帮助他取得胜利，使蒋公的战略方 针胎死腹中，把中国历史引向完全相反的航道。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陈维健：大陆人士投奔台湾的悲剧 Go back to top 上周大陆山西科技干部贾甲在台湾旅游期间，脱队向台湾当局申请政治庇护，台湾当局在极短的时间内，即以理由不充分予以拒绝，并立即遣返到香港，从而使其处于落入中－共之手，遭受政治灾害的险境。 这些年来，大陆除因经济原因偷渡到台的民众以外，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士通过种种途径到达台湾，投奔自由的，也不在少数。最近这二年来就有吉林的唐元隽，山东的燕鹏，山西的颜钧，和一个多月前重庆的罗长福。罗长福渡海十小时后，被厦门海警抓住而失败。这些人有的是只身渡海，有的是跳船泅渡，有的是使用假护照，有的是借旅游之名到台的，但是鲜有人得到台湾当局的政治庇护，大多数人都被关进新竹大陆人士收容所，遭受非人的待遇，并伺机遣返大陆，只有少数较为知名的人士，通过民运组织的奔波和国际社会的关怀之下到达第三国。台湾当局如此对待投奔他的大陆人士，为何大陆人士还是前赴后继呢？这应该说，由于新闻的闭塞造成的，使大陆人士对当前的台湾生态不甚了解，思维还停留在呼吁大陆人士投奔自由的两蒋时期，还把台湾中华民国当成中国自由民×主的复兴基地。所以在选择投奔自由，实现政治理想时，总是把台湾作为首先选择地。他们不了解台湾早已是物是人非，今日的台湾不再是那个要反攻大陆的台湾，国民党也早就不是过去那个国民党了。而台湾执政的民进党走的是去中国化道路，大陆民众不但不是他们的手足同胞，而是当成外国人看待。� 獯渭旨淄侗继ㄍ宄紊系呐卸弦酝猓褂衅涓星榈囊蛩兀醇旨资枪竦持螅母盖资枪竦晨站嗽保耍钦黾彝ピ谥校步ㄕ醯�a href=http://www.b-o-x-u-n.com/my-cgi/post/display_all.cgi?cat=wenge>文革这段时间内遭受了巨大的磨难。而他们之所以能从共产党的迫害中经受下来，是因为在他们的心中，还有一个台湾，一个国民党在，那是他们在苦难中的唯一的精神寄托。但是他们并不知道两蒋以后的国民党早已蜕化为台湾国民党，他们早已把因他们而遭受共产党残酷迫害的在大陆的国民党遗老遗少忘记得一干二净，一刀割断了国民党在大陆的历史。国民党对于遗留在大陆的人士是始乱终弃，不但辜负了他们的情感和希望，也可以说对他们丧尽了天良。 经过共产党执政半个多世纪，中国民众可以说对共产党是痛之入骨，在他们走投无路中，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虽然明白国民党反攻大陆已无可能，但是在台湾走上民×主化以后，希望借助台湾的民×主化来帮助大陆。但是他们不了解，实现民×主化以后的台湾，不但没有能够帮助大陆，反而因惧怕中－共而刻意和大陆民运人士拉开距离。民进党推行的是去中国化，中－共对他们来说是惹不起总躲得起，按他们的话来说，共产党是个流氓不要去惹他就是了。你不要来管我，我也不反对你。国民党则是与中－共化敌为友。国民党在李登辉手里，虽然坚持反共路线，但是他已把国民党演绎成台湾国民党，在连战手里国民党失去了政权，执政党成了在野党，但在心态上仍然没有调整过来，希望通过与中－共的统战来确认其正统的地位，与执政的民进党相对抗。目前国民党的对手是民进党，而共产党则从对手成为友党。连战访问大陆与中－共发表联合声明以来，接连三四次到大陆，不是祭祖就是开会，国民党的副主席江炳坤在半年时间内竟到大陆访问十多次。这样频繁的次数已经不叫访问了，应该是国民党长住中国的代表，副主席成了国民党与共产党的联络部主任。国民党与共� 橙绱嗣芮械墓叵担比淮舐降拿裰诤推胀ǖ母刹渴遣恢榈摹Ｒ虼耍彼窃谧非竺瘛林髯杂墒保噶朔较蛐缘拇砦螅≡裢侗继ㄍ澹佣鸪杀纭�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拿什么挽救你—中国人 Go back to top 1、该国百姓收入是欧美的几十分之一，房价却要赶超欧美； 2、该国房子可以是自己的，但土地永远是国家的！——物权法最近又补充了一下：“房子是土地的一部分”！ 3、该国的国际长途，从国内打到国外的价格是国外打到国内价格的10倍以上！此谓支持民族工业———尊敬的“中国电信”！ (博××讯 b-o-x-u-n.com) 4、该国成天叫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教育兴国”，“教育是根本”……，但教育经费投入之少与非洲穷国乌干达看齐，百姓自掏教育经费之多全球之冠！此谓社会主义优越性！ 5、该国公务员的薪水不拿全国的平均水平，而是平均水平的3倍以上，此谓“高薪养廉”； 6。该国全国公务员不交一分钱“养老金”，而退休后的养老金是全国其他人民的3倍以上。邻国小犬蠢一狼3个月没缴“养老金”，全国中央电视台作为丑闻天天放！此谓“三步笑百步”。 7、禁止收看外国的电视节目！—（比塔利班的禁止收看电视可能要仁慈一点） 8、在国内旅游也需要“签证”—（去香港需要过境签证，去深圳需要边防检查证） 9、反对执政党就要坐牢——（我看谁敢在大街上喊一句：打倒…） 10、上市公司搞诈骗，股民受损失，但国家法院不受理此类赔偿！——（因为无法可依） 11、禁止用自己买下的房子来作公司办公室——（上海市已经文规定，也就是说，你没有真正支配自己财产的权利） 12、去网吧上网要出示身份证。 13、黄色刊物属于非法，但性用品商店到处都是。 14、摩托车的行驶证（牌照）价格比摩托车本身高上好几倍。 11。在国外能够浏览的互联网内容在该国可能就无法浏览——（不是你的电脑故障） 15、电话打得越多越贵，没打电话也要你付钱——（托中国移动的福手机双向收费） 16、医疗事故其实是由医院来裁决的——（法院参照医院所属的上级部门的鉴定报告来判决） 17、赌博是非法的，但彩票满天飞，是合法的。 18、该国法官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因还没有这方面的相关法律” 19、军队是属于某个政党的，不是国家的。 20。人民是不能直接参与投票选举领袖的。 21。一个国家可以有2种制度——（当然，也是被迫的，很不情愿的） 22。每个公司中都有一个叫作党支部书记的职位——（当然，它是不负责公司业务的） 23、该国中有个叫作“离休干部”的阶层，可以享受高于普通公民的待遇。 24、新闻媒体是由某个政党投资的，但用的却是纳税人的钱——（新闻是我们党的喉舌——名言） 25、人民是不能随意改变居住地的——（户口制度） 26、该国的货币是不能在世界上流通的。 27、每对夫妇只允许生一个孩子。 28、该国每100个官员中就有100个贪污犯——（当然，贪污数目大小有所不同啦） 29、党内行政警告处分可以用来代替刑事处分。 30、“失业”在该国被称之为“下岗”。 31、该国资源丰富，但却很多不能用——（因为都被污染了） 32、该国没有商业电视台，但电视广告却比国外台多好几倍。 33、让老百姓知道的越少越好，这是该国的“既定国策”。 。 35、该国的法制中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不过最近几年好象没脸提了） 36、在该国，开一个小酒吧需要100道审批，开一个公司需要1000道审批。 37、该国是目前世界上社会主义大国家，它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是不是很伟大呀…哈） 39、当地人会把非本地人称作为“外来盲流”。 40、该国的执政党垄断很多产业，他们称之为“民族产业”——（电信，交通，媒体，水电煤，…） 41、在该国，你能很便宜地买到世界各地的名牌货——（不过都是假货…哈） 42、该国历史上曾经是鸦片的最大消费国，现在更是进化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香烟消费国——（吸烟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世界第一） 43、很多外国公司把次品卖给该国，因为该国的产品比次品还次。 44、该国的公民好象个个都想消灭jp(japan)，但他们却经常拿自己的大半积蓄去买jp(japan)货哎。（这样何时才能消灭jp(japan)哟……哈） 45、该国的公民（大多数）认为爱国就是要爱执政党。 46、该国的公民（大多数）看了这帖只能无奈的笑笑。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宋永毅：别忘了王光美作为迫害者的一面 Go back to top 作者：宋永毅 文章来源：争鸣杂志 (博××讯 b-o-x-u-n.com) 最近中－共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遗孀王光美逝世，现领导人胡、温出席追悼会，网路上对这位元“伟大的现代女性”亦一片赞扬之声，尤其是对她文革中丧夫陷狱，更是无比同情。王光美无疑是文革的受害者，就数以百万计的文革受害者的级别而言，王光美作为当时的第一夫人，还毫无疑问是他们中最大的受害者之一。然而，历史的真相却往往是矛盾和吊诡的。在中－共五十多年的政治运动中，中－共党内的受害者并不只有单一的身份，他们和迫害者的身份常常是合二而一，密不可分。受害者也常常先是迫害者，受害者在意识形态上，和迫害者并没有任何不同。就我看来，王光美非但首先是一个迫害! 者，她还是一个“出嫁从夫、夫丧从子”的封建女性。 “桃园经验”开文革政治迫害的先河 王光美在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并不仅是由她作为外交花瓶的第一夫人的身份而定。而是她和夫婿刘少奇一同创立的河北四清运动的“桃园经验”，又称为“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1964年9月）。如果我们今天再阅读一下王光美有抚恤携手在全国大力推广宣讲“桃园经验”，便会惊讶地发现：它们是毛的文化大革命的某种形式的预演，至少为毛的文革在方法上、形式上和思想上都提供了难得的经验。而刘少奇的悲剧在于：这些她创立的经验，却都最终成了毛泽东打倒他们本人的利器。 首先，“桃园经验”在中－共的最高层开创了“夫人参政”的极坏的范例，使毛泽东随后启用江青作为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和打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其次，王光美创立的“桃园经验”采取“群众运动”（其实是“运动群众”）的方式，主张另组“阶级队伍”，进行“夺权斗争”，又为毛的文革提供了在体制外另组“阶级队伍”，进而“夺权斗争”的思路。最后，刘王合创的“桃园经验”中，逼、供、信和残酷的体罚现象比比皆是。为文革中的逼、供、信和打、砸、抢提供了极坏的样板。在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些在刘、王直接指导下搞出来“经验”全部在复查后作为冤、错、假案平反，可见当时逼、供、信之风的酷烈。! 文革中青年学生到桃园去调查这个“四清”样板时发现：“在王光美的指使下，工作队大搞逼供信。对干部实行：跟踪、盯梢、罚站、弯腰、低头、燕飞、拘留。连敲带诈，让干部脱了衣服到外面冻着。工作队动不动就掏出枪来威胁干部……王光美住的四队武斗最凶。在斗争四队队长赵彦臣时，王光美到场见赵彦臣正在罚跪，就鼓动说：”你们搞得好，搞得对。‘’坚决支持你们，就用这个办法搞下去‘。在王光美的唆使下，体罚之风，越演越烈。“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燕飞“，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斗人时极为流行的”喷气式“——它很可能就发源于”桃园经验“！据海外新闻单位的不完全的统计，在刘、王直接指导的”四清“中，共逼死干部群众七万七千五百六十人，在城乡共整了五百三十二万七千三百五十人。这些”四清“成绩，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复查中被证明绝大多数是冤、错、假案。 文革初期在清华大学迫害大批无辜师生 文革初期，刘少奇故伎重演，一心想在清华大学再创一个文化大革命的“桃园经验”再一次派王光美作为“普通工作组组员”的名义去清华大学直接指挥运动，立刻成为“太上（女）皇”。在王的指挥下，工作组非但立刻把校长蒋南翔和所有的副校长全部打成“黑帮”，而且残酷地迫害无辜师生。工作组一进校，就责令全部“干部”，包括教研组正副主任全部“靠边站”、“上楼”批斗。清华群众形容当时的乱斗场面是“游街一大串，斗争会一大片，劳改一大队”。全校五百多名干部中，被王光美知道的工作组打入“黑帮劳改队”的竟占了百分之七十之多！ 对普通师生，只要是对中－共有过一点批评，抑或对工作组有过一点非议，也立刻打成“反革命小集团”。一时清华园内冤狱遍地，“右派”丛生。据文革后统计，十年中清华大学共有包括武斗致死的“不正常死亡者”48人，其中被工作组迫害致死的就达三分之一左右！当时年仅20岁左右的工化系学生学生蒯大富不过因为“革命”过头，对工作组提了一些意见，立刻被王光美和刘少奇打成“反革命学生”，就地监禁批斗，也搞得他差一点自杀。结果这一事件被毛泽东利用作为打倒刘少奇的一着妙棋，蒯大富成了赫赫有名的清华大学造反派红卫兵请冈山兵团的“蒯司令”，王光美反而成了“反革命”。1967年4月10日，清! 华大学井冈山在全校批斗王光美时，笔者正在北京串联，住在清华大学。我和当时清华大学的不少师生谈起王光美在清华的所作所为，所有和我交谈的师生都认为：王光美言行虚伪做作，整人心肠狠毒，虽然造反派斗她的大会有些过份，但这也是她在清华作恶多端的一种报应。 应当指出的是：王光美在文革后只是强调自己受迫害的那一面，而对于自己从四清到文革的迫害别人的经历，却做了种种不应当的辩解。比如，她在不少场合仍然把她在四清运动中制造出来的“阶级斗争”和今天的“反腐败”相提并论，来证明自己残酷迫害别人的正确性乃至预见性。这些都是毫无反省和忏悔的一面。 一个“出嫁从夫、夫丧从子”的封建女性 尽管王光美有不错的学历和现代化的打扮，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就是一个“伟大的现代女性”。王光美在嫁给刘少奇以后，按她自己的自白：“一心一意地帮助少奇同志的事业”─当然是中－共在中国重建封建王朝的事业。王光美作为“少奇同志派来的代表”，从来没有自己的个性，有什么独立的“现代女性”而言？ 值得一提的是：文革结束后，王光美对迫害自己丈夫致死的毛泽东的态度，逐渐地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刘少奇还没有正式平反的八十年代，王光美和她的子女还基本上对毛作了一定程度的揭露的。据说她在看歌颂周恩来保护刘少奇的电影时拂袖而去，因为周其实是迫害刘致死的罪魁祸首之一─刘的专案组长。还据说在刘少奇的追悼会的悼词中，她坚持删去了“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好学生! ”等令人作呕的字眼。但从九十年代开始，随着榻的儿子刘源步入政坛，不久又在武警担任了总政委，她的两个女儿也纷纷成为经济改革中的最大的特权阶级─海外中资公司的老板，她竟然也一反常态、开始肉麻地谄媚杀夫的毛泽东了。最恶心的例子便是她对评剧艺术家新凤霞说：“凤霞，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以至纯朴真诚的新凤霞都十分鄙视地说：“她男人都被毛主席整死了，她还说这样的话，你说坏不坏？”王光美的言行，至少是表现了她为了维护封建皇帝毛泽东的党性，强行抑制了自己最为一个“现代女性”的人性。 其实，这里蕴藏更深的还是她对于她家庭的特权利益的切实维护，尤其是对于儿子刘源进入中－共最上层的政治圈的权谋考量。由她牵头的刘、毛两家后人的“相逢一笑泯恩仇”的聚会其实是刘源一手策划的“政治秀”。刘源从军以来，虽然已经官拜武警总政委和军事科学院政委，但是离开总政治部主任或更高的位子还有距离。据说其中的原因和刘少奇原来在军界并没有根基，而忠于毛泽东老军头们对刘源是刘少奇的儿子也颇有戒心有很大关系。为此，刘源策划了这一个异乎寻常的聚会，主要是为了向军界表明：他虽然是刘少奇的儿子，但也是忠于毛泽东的。而王光美为了儿子的飞黄腾达，自然也心甘情愿地作了这一“政治秀”的主角。这里，人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出嫁从夫、夫丧从子”的封建女性的形象。 王光美无疑是一个文革的受害者，但是她又同时是这一罪恶历史的制造者之一。追究历史责任、清算政治罪恶──不仅仅是为了死者和受害者，而是为了埋葬一个时代。 厦门海湾发现女大学生尸体 生前青春靓丽(图) Go back to top 海峡都市报 半个多月前在厦门五缘海湾发现的一具女尸，被确定是失踪的厦门南洋学院大三空乘专业女生徐海燕，死亡原因不详。 昨日上午，记者陪同10月21日从浙江温州平阳县赶来的徐海燕父母亲和姑姑等家属，到厦门湖里刑警大队辨认死者。徐海燕母亲吴庭梅说，女儿一米六五左右，在幻灯片上她看到，死者的发型很像她女儿，穿着吊带连衣裙，这正是女儿出走之前带走的衣物，颈部、脸部和后背连衣裙带子上都是血，脸部变形，肿得很厉害。 实际上在前晚，DNA鉴定的结果已经出来了，死者正是徐海燕，厦门南洋学院04级空中乘务专业大三学生，温州平阳县人。由于在今年3月，她被一自称“香港富商”的网友通过网络骗到安徽十几天，厦门警方查找过她的下落，还留有她的DNA底纹样本。 死亡女生究竟是投海溺亡还是被害抛尸？目前警方正在全力调查，本报也将继续追踪报道。 女生家人悲痛欲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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