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刚： 张学良内定的天津市长到底是此臧还是彼臧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8月21日 转载)
——关于“市长风波”的考证
提要：在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一书的“市长风波”中，记载了张学良口述在1931年他原内定臧启芳为天津市长，却被中央提前发布任命的张学铭所取代一事的原委。但书中同时加了一段“编者注”，称“此处的臧启芳，据张之宇女士考证应系臧式毅之误”。然经本文作者查核张之宇原文，未见实质意义上的考证。本文通过多种资料与史料的相互对照验证，以坚实的证据否定了张之宇的推测，并证实张学良的原述符合历史事实。即，1931年3月张学良原本内定的天津市长人选的确是臧启芳，至此当为定论。
关键字：臧启芳，臧式毅，天津市长，张学铭，张学良，吴铁城，市长风波
作者简介：张小刚，现居澳洲悉尼，电子邮箱为xiao...@acm.org 。流体力学专业（中国大陆）和电脑科学专业（澳洲）毕业。曾在中国科学院从事过科研，在澳洲大学里教过书，在IT公司里开发过软体，编过网刊和报纸，也曾在社会科学和政治领域发表过若干文章。
参加过一些组织性的活动。为独立中文笔会和悉尼笔会会员。现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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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由来
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的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一书中有一节题为“市长风波”，涉及这样一段历史：1930年张学良从东北带兵出关，“武装调停”阎锡山、冯玉祥等与南京中央政府之间的中原大战，占据了北平、天津、察哈尔等北方要地，并在南京中央政府的支援下，掌控了华北军政大权，可以直接任命华北地方大员。 1931年3月，南京中央政府在未预先征求张学良意见的情况下，突然公告任命张学良的亲弟弟张学铭、张学良的好友周大文和胡若愚分别为天津市长、北京市长和青岛市长，令张学良在私下极为不满：[1]
我那个二弟弟（张学铭），我最不喜欢他，他总是觉得我起来得很快。我就骂我的二弟弟，我亲弟弟，他当天津市长，是我最生气的事情。
······
我绝对不想让他们参加政治上的事情。可是吴铁城就保荐他们三个了，中央就直接任命了。
【1930年天津市市长任内】
根据《张学良口述历史》的记载，张学良向唐德刚透露，这段历史背后的秘密是，吴铁城为了讨好张学良和拉拢张学铭、周大文和胡若愚三人，私自向南京中央政府推荐的，实际上张学良对三个市长人选另有打算，其中天津市长已经内定为臧启芳：[2]
“我在这个地方发表点秘密，你们两个人都好写东西啊。这是我到现在，平生最抱歉、最难过的一件事情，这完全是吴铁城干的。
就是因为天津市长、北京市长、青岛市长这三个市长，我本来都有内定的人，甚至天津市长我已经内定，是臧启芳。后来臧启芳为这件事情很不高兴，以后我就跟他开玩笑。本来臧启芳他自己都知道了，我跟臧启芳都谈过了。 ”
然而，在这段文字之下，《张学良口述历史》一书又加了一段“编者注”，称：[3]
【编者注】此事发生的时问约在一九三一年三月，此处的臧启芳，据张之宇女士考证应系臧式毅之误，见《张学良探微》。
可是经过查阅张之宇原文《张学良探微：晚年记事》一书，其中并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的考证来证明“此处的臧启芳······应系臧式毅”，在这个问题上除了针对王书君《张学良世纪传奇》一书中的相关内容提出了一些质疑之外，唯一的依据仅仅是两人同姓，以及臧式毅是张学良的重臣[4]，别无其它。因此张之宇所做的仅仅是一个未经“小心考证”的“大胆假设”而已，与历史真实的确认相距甚远。
尽管这个事件在中国近代史惊涛骇浪的海洋中只是一滴微不足道的浪珠，但它不仅对臧启芳、张学铭、吴铁城等等一些知名历史人物人生轨迹的走向有过决定性的作用，而且也对研究把此事做为一个心结牢记了一生的张学良，在当时与南京中央政府及国民党党务人员之间的互动关系具有一定参考作用。
鉴于对于此事的争议已经见于正式出版的历史读物，根据历史研究应力求还原历史本来面目的原则，笔者认为，找出这个争议的真实答案还是有意义的。
下面，本文将参照现有的多种资料，对张之宇所提质疑和推断一一进行考据，并对张学良原来内定的天津市长人选到底是臧启芳还是臧式毅之问题进行探讨。
二、张之宇的质疑
虽然张之宇质疑的物件是王书君《张学良世纪传奇》一书，但该书所依据的原始资料与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的资料来源同为唐德刚所录11盘张学良口述录音，因此张之宇的质疑即构成了对这批口述录音资料及其所描述的历史事件可信性的质疑，因此有必要在此予以厘清。
张之宇围绕这个问题所做的一系列质疑，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臧启芳的名字被误记为“臧其芳”；
把“臧启芳教了几年书”误记为“臧其芳教我几年书”；
王书把臧启芳出掌东北大学校长的时间从1939年提早到了1937年；
臧启芳并非张学良的亲友旧部，并曾险些被张学良所杀，因此不太可能被张学良定为天津市长人选。
这里的第一点，即“臧其芳”纯属从口述录音转换为文字过程中的谐音误记，无障本文主题的大局，况且张之宇文中已经自行考证了“······臧其芳，就是臧启芳无疑”[ 5]，因此无需赘述。本章谨就其余几点逐一予以讨论。
2.1.张学良说的是臧启芳“教我”书还是“教了”书？
在王书君《张学良世纪传奇》一书记载了张学良这样一段口述：[6]
天津原应是臧其芳出任。臧其芳想当(市长)，臧其芳教我几年书，可臧在东北大学闹事时，我要把他们枪决了。
同一段口述，唐德刚的《张学良口述历史》在文字上略有不同：[7]
天津原应是臧启芳出任，臧启芳原来教我念过几天书，可因为东北大学闹事情，我对臧启芳很不器重，几乎要把他们都枪决了。
这两本书所依据的来源是一样的，都是同一批录音带，记载也大同小异，区别应是不同的笔录人员对录音中的语音辨别程度有差异所造成的。两书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到底是“教我”的是几“天”书还是几“年”书。在句子中一语带过的情况下，“天”和“年”的发音，的确有可能被听者混淆。但两者在“教我”之一点上是一致的，都是对为什么“天津原应是臧启芳出任”的一个解释。
但是，张之宇在《张学良探微：晚年记事》中则有完全不同的见解，她认为，张学良说的应该是“教了”而不会是“教我”，因为“臧启芳教了几年书” ，符合臧启芳在东北大学任过教的历史。 [8]
尽管“教我”与“教了”在语音上的确略有一点相近之处，有可能在笔录时被误记。但如果原话真的是“教了几年书”，就与“天津市长原应由谁出任”之间没有任何显而易见的关联，非常突兀，因此疑问更大。
笔者通过对史料的发掘和检验，认为张学良的原话是“臧启芳教我”的可能性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更大，能够符合历史上张学良和臧启芳之间的关系。
首先，不论是东北大学自身的档案记载[9]、东北大学校友会的资料[10]还是臧启芳本人的回忆[11]，都说明臧启芳从1926年起在东北大学任教。至张学良1928年8月16日以东三省保安司令[12]（也有记载作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长[13]）的身份兼任东北大学校长之后，臧启芳仍继续在东北大学任教了一段时间，这个事实是没有争议的。
【1931年1月15日暨民国二十年世界日报报导臧启芳主持收回比利时租界】当时张学良已经接替他的父亲张作霖成为东北王，年轻气盛，不可一世。张之宇在《张学良探微：晚年记事》中记载了当年作为东北大学校长的张学良在处理学潮时，公然以解散学校和动用军队进校抓人为威胁的一段故事：[14]
1928年张任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后，被推举为东北大学校长，是为1922年王永江筹办东北大学以来之第三任校长。 ······1929 年9月，以反对校务为由，张氏解聘了文、法、工学院三院长职务。此意外惊人作为使学界大为震惊。继之在东北大学的一次选举中，张氏指定王卓然、王化一为国民代表候选人，但选举结果却是汪兆璠与孙国封当选。张氏恼羞成怒，将汪、孙扣押，引起校方不满。张氏说：
我当东北大学校长，不是我运动来的，是你们请我来的，我辞职不干了。
我是地方行政长官，我可以把整个学校解散。
我是地方军事长官，我可以用军队把东北大学的人都抓走。
这段故事，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15]和王书君《张学良世纪传奇》[16]也都有提及，虽然其中的一些细节和时间次序各有一些不同，但张学良威胁把学校解散和派军队进校这两句都是有的。也就是说，张之宇、唐德刚和王书君都认可这是张学良亲述的史实。从这两句话中可以看出张学良当时有一种将东北和东北大学视若自己私有玩物的心态。
宁恩承在《东北大学话沧桑》回忆自己亲历此事的时候，虽没有提到这两句话，却引述张学良当时说了另一句话：“东北大学是我的学校”[17]，这更加印证了张学良当时的这种心态。当以这样的心态来表述“臧启芳在我的东北大学里为我干活，教过一段时间书”的时候，用北方方言的口语简述为“臧启芳教我几天书”或“臧启芳教我几年书”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就像说“某人喂了我几天马”、“放了我几年羊”、“开了我几年车”，是“给我”喂了几天马、“为我”放了几年羊、“帮我” 开了我几年车的意思。
其次，根据宁恩承《东北大学话沧桑》的记载，在前述学潮结束之后，“少帅”张学良将四名被免职的院长周天放、孙国封、高惜冰和臧启芳任用为“帅府秘书”[ 18]。在臧启芳本人的回忆中，被免去院长职务的只是周天放、高惜冰和臧启芳三人，并称张学良当时“即日下条子，仍把理工两院并为一院，以孙国封为院长，文法两院亦并为一院，再聘汪兆璠担任院长，而调高周和我三人到他的东北长官公署作机要秘书”[19]。两人的回忆虽略有差异，但在臧启芳担任了张学良的（机要）秘书这一点是一致无疑的。
根据笔者在2011年1月对臧启芳次子臧英年教授[20]的电话访问录音，臧英年表示，曾在美国留学期间出版过译著《美国市政府》和《经济思想史》的臧启芳，在被任命为张学良的机要秘书之后，曾负责定期为张学良讲解国际政治和时事。在这个意义上说，张学良认为臧启芳教他本人“念过几天书”，也是合情合理的。
此外，正如前面所述，在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和王书君《张学良世纪传奇》的记载中，张学良的这句话都是紧跟在“天津原应是臧启芳出任”之后，显然张学良说这句话的原意是在解释臧启芳与他个人的渊源。如果仅仅是“在东北大学教了几年书”的经历，不足以成为任用为天津市长的理由。而担任过张学良的机要秘书和曾为张学良讲解国际政治和时事的渊源，则能让张学良对臧启芳有足够的了解和信任。
第三，不论是王书君《张学良世纪传奇》还是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都是根据张学良口述录音分别进行笔录而记下的“教我”这个说法。张之宇《张学良探微：晚年记事》在提出“'教我'应是'教了'之误”的时候，没有说明是否参考过录音带。不过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的出版远在张之宇之后，并且在书中涉及这个问题的段落中，以编者注的形式采纳了张之宇“此处的臧启芳······应系臧式毅之误”的推测，编者显然不可能没有注意到张之宇关于到底是“教我”还是“教了”的质疑，因此也就不可能不在笔录这一段时与以特别的留意。实际上，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一书的出版策划人朱洪海在回忆编书过程的时候说，“我把11盘录音带分别交给了出版社的陈吉秀和正在实习的南开大学研究生傅娇，嘱咐她们，严格按照录音带里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听写，实在听不清楚的就算了，听不大懂的地方可以空出来。······好在我是东北人，也算是学历史出身，对这段历史脉络并不陌生，也幸亏我是东北人，对张学良的满口土话都听得清楚明白”[21]。在这种情况下，唐德刚版不仅仍然将张学良这句话记录为“教我”，而且还多了“原来”、“念过”几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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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综合以上所述，以笔者的判断，在唐德刚所录的张学良口述录音中，张学良的原话是“臧启芳原来教我念过几天书”的可信性，应该远远超过是“臧启芳教了几年书”的可信性。
2.2.臧启芳到底是哪一年开始出任东北大学校长？
张之宇在《张学良探微：晚年记事》中提出的另一项质疑是，王书君《张学良世纪传奇》一书误把臧启芳出任东北大学校长的时间从1939年提前到1937年：[22]
王书君教授在该书第587页又提出另一史事：“一九三七年春，国民党CC派的臧启芳取得东北大学校长职务，自此，东大便置于国民党统治之下。”
按：臧启芳至此，方始得到王书君教授“正名”，并确定其为国民党人。不过王教授写臧启芳出掌东北大学校长，之任期与《天津近代人物录》中资料所载的时间相比提前了两年，前者是1939年，王书中是1937年。
虽然这个质疑与“市长风波”没有直接关联，但却是张之宇在讨论“市长风波”时所提出的全部质疑的一部分，所以也一并在这里讨论。
张之宇在《张学良探微：晚年记事》中的另一处则直接引述《天津近代人物录》中的相关文字为：[23]
“臧启芳(一八九四—一九六一)奉天盖平人······东北大学法学院院长。一九三〇年十月代理天津市长。次年去职南下，就任江苏省第二区行政督察员兼保安司令。抗战后去重庆，一九三九年被任为东北大学校长。”(见《天津近代人物录》，中国政协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问题是，被张之宇文作为唯一资料来源来引述的《天津近代人物录》，对天津以外的事情难保不会挂一漏万，并不足以作为认定东北大学校长臧启芳生平事迹的权威。实际上，记载了臧启芳初掌东北大学时间的资料俯拾皆是，其中最权威的当然是东北大学自己提供的资料。略为检索，直接可以从与中国大陆东北大学官方直接相关的三个不同网站查到资讯：
东北大学官方网站上《东北大学校史》的记载是：[24]
1937年1月，南京国民党政府委臧启芳为代校长，根据国民党政府南迁东北大学的指令，在开封河南大学内设东北大学办事处，东北大学迁到开封。同年5月，东北大学改为国立，臧启芳来西安接收西安分校，6月，开封学生迁来西安，集中办学。
东北大学档案馆网站上“历任领导·臧启芳”的条目中有：[25]
臧启芳（1894—1961），1937年2月至1947年4月任东北大学校长
······1937 年2月代理东北大学校长，1939年7月至1947年4月出任东北大学校长。
东北大学校友总会的网站上“专家学者·臧启芳”的条目则为：[26]
臧启芳
(1894 —1961)次章哲轩，辽宁盖县人。 1920年8月入美国加州大学研究院，研究经济思想与财政学。 1923年6月回国，曾任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 1926 年任东北大学文法科教授，1928年任东北大学法学院院长。 1937年1月任国立东北大学代校长。 1939年7月至1947年4月任国立东北大学校长。 1949年去台湾。
由魏向前执笔，同样刊登在东北大学校友总会网站上的《东北大学发展简史》一文亦称：“1937年1月，南京国民党政府委臧启芳为东北大学代校长。在北平的东北大学南迁到河南开封。同年5月，东北大学改为'国立东北大学'。6月，学校全部迁到西安。”[27]
也曾一度冠名为“东北大学”的现东北师范大学，在刊登于其官方网站上的《东北师范大学校史》中也记载着“1937年1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令臧启芳接收东北大学，并任校长。5月，改称国立东北大学。”[28]
除了大陆官方资料，台湾出版的《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三册1937年1月11日条目中对此也有清晰记载：“丙、教育部改东北大学为国立，派臧启芳代理校长，本日到北平接收，被拒。”[29]
此外，最权威的当是臧启芳本人的回忆。臧启芳在其1953年出版的《回忆》一书中，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讲述他执掌流亡中的东北大学的经历。 [30]文中说，“（西安）事变既了，中央有人倡议停办东大，陈果夫先生不以为然，且问我有何意见。”臧启芳反对停办，并推荐由当时正在北平的周天放就近接收。但周天放知道事情的艰难险阻，接到部令后坚决辞谢，因此：
后来陈先生请示蒋委员长，乃由委员长电令教部派我接收，教部因派我会同北平市社会局接收东北大学，并令我于接收之后代理校长职务。 ······但那时北平是宋哲元的天下，共产党包围他无所不用其极，东大左倾的学生必利用矛盾拒绝接收，且东大的主任秘书兼法学院院长周鲸文就是共产党，他哪肯听中央的命令，交代办理。 ······但在东大方面传出消息，左倾学生已准备流血，拒绝接收，我单身访周鲸文于其私宅，商谈此事，······这次会谈不得要领，是想得到的。另一天秦市长告我，他可以派员警协助我到校接收，我以为若用武力接收学校，对青年的观感太坏，婉言谢绝。又过两天，我看情形不对，乃对一部分东北同乡说，“只要中国不亡，还有政府、有法律，我便能达到接收目的，现在何必忙呢？”说了这话，我就回京报告经过情形，教育部乃下令东大迁移开封，······二月廿日在汴开学······
这段文字对出掌东北大学的过程描述比较详细，而且也在无形中解释了为什么东北大学官方网站上会有“1937年1月”和“1937年2月”两种说法：臧启芳在1937年1月被任命为东北大学代理校长，但由于左翼员生发动学潮反对，接收受阻，学校到2月才得以正式恢复。
【1931年天津市长任内代表政府收回比国租界】同一文中，臧启芳也记录了“1939年任校长”的来源：“（民国）廿八年七月我接到中央任命我为国立东大校长的任用状。”[31]这在齐红深《抗战时期东北青年学生流亡史略》一文中也可以得到印证：“1937年1月，南京国民党政府委臧启芳为代校长，根据国民党政府南迁东北大学的指令，在开封河南大学内设东北大学办事处，东北大学迁到开封。同年5月，东北大学改为国立，臧启芳来西安接收西安分校。6月，开封学生迁来西安，集中办学。······臧启芳于1939年7月继任校长，几经扩建”。 [32]
综合以上资料，我们可以看到，臧启芳的确是1937年1月开始担任东北大学校长的。只不过在1939年7月以前是在没有正式校长的情况下被任命为代校长，1939年7月之后才有了正式校长的委任状。
2.3.臧启芳有没有可能被张学良重用为天津市长人选？
张之宇在《张学良探微：晚年记事》中质疑说：[33]
臧启芳既不是张作霖袍弟，也不是张学良旧部，而且张将军因东北大学学潮，想杀之而后快。据以上资料，张将军内定天津市长人选为臧启芳，就令人生疑了。
其中“张将军因东北大学学潮，想杀之而后快”所指的事件，据张之宇文的记载为：[34]
张学良自己之口述资料称，臧启芳是在东北大学第二任校长刘尚清任内，出任法科学长，同时尚有文科周守一、工科高惜水。
张将军继任第三任校长期内，在一次选举中张氏指定王卓然、王化一为国民代表候选人，引起学生不满，选举结果，二王落选。张氏羞怒之下，将当选教授扣押，引发学生鼓噪罢课。张将军气极之下，拟枪决幕后煽动学潮者，事为秘书王树翰得知(王也是张将军惟一可谈心之好友)，王急急劝阻，不成，竟至跪求。此一大祸始得平息，而几乎被枪决者臧启芳就是其中之一。
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和王书君《张学良世纪传奇》根据张学良口述录音对这一事件所做的记载也大致相同，只不过没有具体描述学潮的起因：[35] [36]
东北大学学生闹风潮，哪儿是学生闹风潮啊，其实是他们几个教授闹风潮。为什么呢？教授想着一件事儿，没想到手儿，他们就鼓动学生闹风潮。我凶得很呐，就到学校去。后来，我那个秘书长老爷给我下一跪，他说你可千万别干这事儿，他说那可不能。
我想把他们几个都枪决了，我没看过学生闹风潮，当教授的也鼓动学生闹风潮的。你不知道，我这人年轻的时候凶得很。
我到东北大学跟学生们说，我这个东北大学的校长，不是运动来的，是你们把我请来的，我今天也有权，你们闹吧。你要再闹啊，我说我有两个手段：一个是我把东北大学解散关门，我告诉你们个明白，你们随便，你们自己决定；第二呀，我告诉你们，你们再闹，我可派军队来啊，军队把你们包围了，我要使用武装力量。你们自个儿决定。那学生立刻就老实了，都服气了。
当时我要把臧启芳他们四个人都枪决，我那个秘书长就给我下跪，他说，你不能啊。我说，你这是干什么？他说，不是，我知道你发脾气，你真干呐！你不要发脾气，你饶了他们吧。后来我把臧启芳从东北大学就调到哈尔滨当处长去了，是中东路的一个处长，很好的一个差事。
但是臧启芳本人对此事件的回忆却相当不同，其中没有“枪决”这一情节，而事件的发生也另有原因：[37]
问题是（民国）十八年冬为中东铁路问题，东北军在满洲里与俄军开了火，战事紧急，需费浩繁，张汉卿特令东北大学设法缩减经费，以济军需，至少需减卅万元。刘副校长奉令后召集会议商量如何缩减，当时各院长的意思此项缩减大部须由总务方面设法，即缩减事务费，杂费及职员工友，教务方面不论那院那系既已招生，聘了教授，于势不能中途变更，就是设备费图书仪器已向外国订购的也不能半道上打退堂鼓。但副校长一口咬定总务费无法减少必须缩减院系的经费，事后大家玩味，为什么总务费分文不能缩减呢？慢慢的我们查出了原因。在事务费杂费方面每月预算两三万之巨，冬季因耗煤量甚大，开支尤多，就在这里面，副校长至少有十分之二的油水，······。而且那时东大会计主任姓戴，是安徽人，他认为总务上报销的单据多数皆有问题，曾把那些单据送给我看，我择其中几件向外边市价一对照，莫不相差十之二三，······。那时我为彻底证明起见，曾求沈阳税捐局长借查阅商家帐目为名，调阅几家与东大往来的商店帐目，将总务方面所捏造的假单据查出很多。这位局长是现任行政院设计委员，也在台湾，可知我不敢随便胡说。有了这些事实，我便主张向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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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子是由长官公署秘书长吴家象在第二天早晨送给我们三个人看的。 ······又次日，我们去见张汉卿，他头一句话说“因为你们几位和东轩（刘风竹字）处不来，所以我请你们暂时来帮帮我的忙，大学的事让他一个人办办看，将来我请你们帮忙的事还多呢。”
以上张学良的口述和臧启芳的回忆有相当的差距，这可能是因为当事人当时所处的位置不同，整个事件发生过程中并不总同时在同一个场合，因此各自所看到的场景、接触到的资讯各不相同的缘故。但是，两者至少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在事件过后，张学良仍然重用臧启芳：张学良的回忆是说“后来我把臧启芳从东北大学就调到哈尔滨当处长去了，是中东路的一个处长，很好的一个差事”，臧启芳的回忆则是说“调高周和我三人到他的东北长官公署作机要秘书”。
事件之后张学良立刻把臧启芳等院长从东北大学调进东北长官公署作他的机要秘书的说法，在本章第一节引用过的宁恩承的回忆中得到印证。宁恩承当时被张学良派往东北大学工作，不久又替张学良代理东北大学校长，与张的关系密切，常到帅府走动。他在《东北大学话沧桑》中不仅说了臧启芳等人被任命为“帅府秘书”，而且还把所谓枪决描述为“开玩笑”：“经过此次玩笑，四院长自然不能再任院长了，张少帅派这四位为帅府秘书。” [38]
既然张学良曾委派臧启芳为自己的秘书，那张之宇说臧启芳“也不是张学良旧部”，显然就不再成立。
至于张学良说把臧启芳从东北大学调去当中东路的一个处长，应该是年久（事件距张学良口述时超过六十年）的记忆错误，把“市长风波”之后的事情混淆到那之前了。之所以这样判断，首先是因为在臧启芳自己的回忆中，赴天津之前并没有离开“帅府”任职的纪录，倒是有在“市长风波”之后被张学良派做哈尔滨地亩管理局局长的纪录，描述详尽，不仅与张学良口中“是中东路的一个处长，很好的一个差事”的说法相当吻合，而且也解释了张学良之所以派他这个位置，正是因为“市长风波”的结果： [39]
哈尔滨地亩管理局归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公署管辖，所管地亩包括哈尔滨市和哈尔滨北至满洲里，南至长春，东至绥芬河中东铁路沿线两旁之地一概在内。有五个分局，规模不算小，在东北这个机关里原是肥缺，后来我听说张汉卿的秘书长王树翰先生（字维雷）曾向张说我在天津的时期虽短，成绩不错，中央既未真除我为天津市长，不可不给我一个好下台，所以派我为地亩管理局长。王维老对我也曾微露此意，自是可感。我的前任姓李，因为贪污撤职，他所用的三个科长全被判刑，下了监狱。据闻在我未接任之前，哈尔滨道外酒馆妓院每晚来往着不少是地亩局的职员，风气之坏可想而知。我到职之后，来了一个大清除，上下共计一百二十余名员工，除白俄籍数人之外，被我撤换的干干净净。从此道外热闹场中再也看不见地亩局的任何职员了。所谓肥缺是照规定除薪俸外，上下人员皆按月由所收地价与租金之内分劈提成，例如局长每月所分提成至少约等于薪俸一倍，其他人员亦皆不少，合法的待遇既已不错，若犹贪污那才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呢。
张学良口中的“中东路的一个处长”就是指“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公署管辖的哈尔滨地亩管理局局长”，“中东路”就是“东省特别区”，这可以从其他一些资料得到印证。
维琪百科网的“东省特别区”条目称，“东省特别区是中华民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位于黑龙江、吉林两省里面，原为东清铁路附属地的区域。······。1922年2 月28日中苏议定《中东铁路大纲》，收回中东铁路主权，规定中东铁路由中国政府设置机构管理。11月24日，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宣布，中东铁路沿线11-15公里以内区域，划为东省特别区，设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由护路军总司令兼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监督区内之行政、司法、军警、外交机关。”[40]
【臧启芳长孙女、会议主办者盛雪（旁边为杨建利博士）】
叶君在《从异乡到异乡：萧红传》一书的第二章“哈尔滨往事”，“中学时代”一节中提到，“1920年3月，控制中东铁路的白匪头子霍尔瓦特被赶下台，中国政府逐步收回了一些前俄国在中东铁路附属地内非法侵占的中国主权。9月23日，北京政府以大总统命令停止了前沙俄驻华使领馆待遇，并将原中东铁路用地划作'特别'区域；10月，收回了中东铁路界内的司法权和员警权。1921年2月5日，设置东省特别区市政管理局，宣布接管哈尔滨及中东铁路沿线的市政权；1923年3月1日，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公署在哈尔滨南岗民益街正式成立，朱庆谰出任首任行政长官。”[41]
曾任黑龙江省档案局副局长的盛彦也在《凭档案打开尘封的历史——读〈中国档案精粹·黑龙江卷〉》中亦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中国政府收回东清铁路(即中东铁路)各项管辖权，成立'东省特别区'，设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辖区所有的军警、外事、行政、司法统归其监督管制。”[42]
至于臧启芳在“市长风波”（1931年3月）之后任哈尔滨地亩管理局长，也有很多官方资料、史书和其他个人的回忆可以印证。 《哈尔滨市志·土地》中就有“1931年4月-1932年1月，臧启芳任地亩管理局局长”[43]的记载。哈尔滨百年网的《百年大事记》中1931年3月17日条目下亦载“东省特别区地亩管理局局长应振复辞职，臧启芳接印视事。”[44]王玉利《徐箴与哈尔滨电政》一文中记有“1932年1月，哈尔滨沦陷前夕，徐箴与周天放（东省特别区教育局长）、臧启芳（东省特别区地亩局长）等不愿为日寇效力，相继化妆转道符拉迪沃斯托克入关。”[45]齐邦媛在《巨流河》一书中回忆她父亲齐世英时也提到臧启芳在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正在哈尔滨担任地亩局局长：“九一八事变后一年中，我父思量再三，······他先辞掉中央工作，在极端秘密中（只有陈立夫一人知道）由上海乘船，用赴德经商的赵姓商人护照到日本神户换船转往俄国符拉迪沃斯托克，乘两天一班的火车经绥芬河到哈尔滨去。到哈尔滨，住进一家白俄人开的旅馆，找到了仍在变局中苦撑的吉林同志徐箴（电话局局长，胜利后出任辽宁省主席，一九四九年初撤退来台时，由上海搭太平轮，全家在船难中沉没于!
台湾海峡）、臧启芳（地亩局局长）和周天放（教育局局长）等秘密工作同志，得以详知九一八后家乡抗日行动近况。”[46]
可见，张学良确实是在“市长风波”之后，为了补偿未能将臧启芳真除天津市长的缺憾，而任命他为哈尔滨地亩管理局长这样一个“肥缺”的。同时这也说明，即便真有“东北大学学潮，想杀之而后快”一事，这也从来没有成为张学良在事后仍然照顾和重用臧启芳的障碍。
此外，更要的是，根据在本章第2节转引张之宇自己所摘录的《天津近代人物录》一段文字中，明确写明臧启芳“一九三〇年十月代理天津市长”，而1930年10月，正是在张学良带兵出关武装调解中原大战，刚刚占据了平津等华北地区之后。显然臧启芳的这个代理天津市长就是张学良任命的。既然张学良在“东北大学学潮，想杀之而后快”之后能任用臧启芳为代理天津市长，那又怎么不可能内定他为正式的天津市长呢？显见张之宇的质疑本身并不成立。
至此，张之宇在“市长风波”问题上提出的所有质疑，全部告解，无一成立。
三、张之宇的推断
张之宇在“市长风波”问题上对“张学良内定臧启芳为天津市长人选”说所提出的所有质疑都已被证明不成立了，那她所推断的“张学良内定的天津市长人选是臧式毅”一说，有没有可能成立呢？张之宇的原文是这样说的：[47]
臧式毅乃张作霖旧属，才智早为张学良将军钦服，尤以大帅遭害，秘不发丧，并嘱张家女眷们在张作霖死后，梳洗妆饰一如平时，并打扮得花枝招展以掩日人耳目，待张学良回奉。张将军叹息臧式毅晚节不保，投日而仕于满洲国。特嘱笔者收集其史料拟自撰臧式毅篇，惜未果。臧式毅乃东北张作霖旧部属，老成持重。天津乃北洋重镇，1935年以前是直隶首府，亦直隶总督府所在地，其重要不下于北京，张将军内定臧式毅为天津市长，自有其见地。却被王书君教授误为臧其芳。既无“其芳”、也不是“启芳”，乃“式毅”也。
不过张之宇在写这段文字的时候忽略了两件事。一是就在这段文字之前，她刚刚引述过的张学良的一句口述，“后来他（臧式毅）当奉天省长，我对他很好”；二是她在就“市长风波”问题提出质疑时所针对的张学良口述中的一句话，由于天津市长给了张学铭，“后来臧其（启）芳为这件事很不高兴”[48]。如果按张之宇的推断，“回头来探索史事、史迹，不难发现此臧非彼臧，舍臧式毅其为谁乎”，那么这里就应该是奉天省长臧式毅为了没有当上天津市长而很不高兴。这有可能吗？
正如张之宇所指出的，臧式毅的确在当时的东北政权中有非常高的地位，是为张学良所倚重的官员。早在张作霖仍在世时就已经官拜奉天省省长。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二册中1928年6月4日的条目下就载有“张作霖车抵奉天皇姑屯（京奉南满铁路交接处）被日本关东军司令村冈长太郎炸伤（上午五时三十分。翌日卒，年五十四岁，奉天省长臧式毅密不发表）”[49]的记录。
奉天省的省府在清末称为奉天府或奉天市，1929年张学良将奉天省改称辽宁省，将奉天市改称沈阳市。沈阳市（奉天市）在“大帅”张作霖和“少帅”张学良两代东北王时期均为“帅府”驻地，相当于当时东北政权的“京城”，因此辽宁省（奉天省）也就相当于东北政权的“直隶省”，辽宁省长臧式毅的官位也就相当于是东北政权的“直隶总督”了。
1930年张学良带兵出关武装调解中原大战时，臧式毅以辽宁省长的身份留守沈阳，主掌东北政权后方的政务。当时驻扎在沈阳的东北军第七旅的一位团长王铁汉，在回忆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的东北军政情势时说：“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以陆海空军副司令职位驻在北平行营，并养病于协和医院。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事务由军事厅长荣臻代行，东北边防驻吉副司令长官兼吉林省政府主席张作相，居父丧在锦州，东北边防驻江副司令长官兼黑龙江省政府主席万福麟因公留北平，东北特区（哈尔滨）行政长官张景惠驻哈尔滨，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在沈阳。当时东北军政，实际上是由荣臻、臧式毅负责，亦即尔后日本对中国办理交涉的对象。”[50]可见臧式毅地位的重要，身份当在东北军一般的军长之上。
而当时天津的地位，正如张之宇所称，“1935年以前是直隶首府，亦直隶总督府所在地”。更准确地说，1928年直隶省已改称河北省，1930年10月至1935年6月期间天津是河北省的省会。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在1930年10月3日的条目下记有“河北省政府主席王树常等及护理天津市长臧启芳、公安局长张学铭、护理北平市长王韬、公安局长鲍毓麟等就职，省政府复自平移津”[51]，即河北的省会由北平搬到天津。换句话说，此时的“直隶总督”是王树常，而天津市长不过是王树常手下“直隶首府的府尹”。
这里的王树常是张学良武装调停中原大战时率领入关的东北军第二军军长，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1930年9月26日的条目下记有“东北军第一军军长于学忠到北平，第二军王树常部到天津”[52]，9月27日的条目下记有“国府任命王树常为河北省政府委员并兼主席，于学忠为平津卫戍司令”[53] ，10 月1日的条目下记有“东北边防军第二军军长兼河北省政府主席王树常到天津，张学良所委之代理省政府委员及平津市政府局长随来。”[54]
假若“市长风波”中张学良内定的天津市长人选果真是臧式毅而不是臧启芳，那就是让已经身居辽宁省长高位的臧式毅不带一兵一卒，空身降职到另一名手握重兵的新科省长手下去屈尊就任省会的市长。其情势对臧式毅而言，恐怕比舍辽宁省长职位去就任沈阳市长还屈辱难堪（因为毕竟臧式毅在沈阳多少还会有点属于自己的军中势力）。
张学良怎么会用这样的方式去“重用”一个“老成持重”、“才智早为张学良将军钦服”的“东北张作霖旧部属”呢？在张学良眼中，臧式毅又到底能有什么天大的理由，会为了得不到这样一个降了身份和权势的省会市长位置而“很不高兴”呢？
可见，张之宇“张学良内定的天津市长人选是臧式毅”的推断在道理是说不通的，不可能成立。
四、张学良原来内定的天津市长人选到底是谁
既然内定天津市长人选是臧式毅的推断已经被推翻，对人选是臧启芳的质疑也已经被消弭，那我们就回来观察到底是不是臧启芳。
4.1.张学良有理由选择臧启芳
张学良如果内定臧启芳为天津市长人选，只需要一条最最简单的理由：臧启芳当时已经是代理天津市长。
在前两章所引述过的一些资料，其中包括张之宇自己所摘录过的《天津近代人物录》等资料，已经清晰地说明，早在“市长风波”发生之前半年，也就是张学良带兵入关武装调停中原大战，刚刚占据华北进驻京津之后，臧启芳被委任为代理天津市长。
臧启芳自己在回忆录中写到：“到这年九月，因西北阎锡山的军队由平津及察哈尔撤退，东北军入关接防，所有平津两市府及河北与察哈尔两省府重要人员全归张汉卿以陆海空军副司令的身份委派，请中央任命。我被委派为天津市政府社会局局长，并获理天津市市长，于九月底隋军入关就职，这是我从政的开始，我年卅七岁。”[55]
既然能代理天津市长，自然也就有被正式任命为天津市长的资格。实际上“市长风波”后接替臧启芳担任正式天津市长的张学铭，在臧启芳以天津社会局长的身份代理天津市长的时候，是天津公安局长，还在臧启芳的手下。张学铭能当天津市长，臧启芳当然更有理由能当。所以张学良内定臧启芳为天津市长人选的可信性很大。
4.2.臧启芳有理由“不高兴”
臧启芳在天津任职仅有短短的半年，没有什么过失（否则张学良也不会在“市长风波”后立即委他一个“肥差”），反倒颇有政绩。臧启芳自己的回忆中记述有下面两件事：[56]
一是刚接任的时候，商家库存的卷烟已经贴了被赶走的前政府所征收的税务印花，价值约20万元。新任税务处长怕对“东北最高当局”无法交待，乃下令商家要购买重贴新政府颁发的印花才能出售。商民因此要承受巨大损失，于是到印花税征收处请愿。这项事务本属省政府管辖，但省长去了保定，来不及请示，于是税务处长就转向臧启芳请示意见。臧启芳当机立断，自担风险，请税务处长立即宣布允许商民出售旧印花税的存货，然后再向张学良报告，说“国家已经统一，不应让商民重复纳税”，获得张学良的核准，解决了危机。
二是一家上海银行的天津分行在前政府时期发行了十万元角票，但在新政府就任之前该分行就结业了，而所发的角票却没有兑换。于是民众纷纷向新政府投诉。臧启芳考虑到持有零钱角票的多是穷人，这些损失对他们影响很大，于是采取强硬措施，将该分行的经理软禁起来，直到其总行汇了十万元给中国银行委托代为兑换，才释放该分行经理。以臧启芳自己的话说，“我处理此案也许不合司法手续，但我很对得起贫苦的市民。”
臧启芳担任市长半年就离任，自然也就会有些事情有半途而废的遗憾。臧启芳在自己的回忆中记述了另外一件事。当时，天津的比利时租界是在臧启芳在任时正式回收的，南京中央政府委任臧启芳为接收天津比利时租界专员。查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1931年1月9日条目下记有“国府会议······（二）派臧启芳为接收天津比租界专员”[57]，1月15日条目下记有“正式接收天津比租界”[58]。此外，缪志明在查阅了当年的《大公报》和《北京画报》之后也说：[59]
交接典礼之举行乃是在这年的1月15日。这前后数日，《大公报》对交接典礼进行了详细报导，根据这些报导我们可知，交接典礼于该日上午11时在比租界工部局前举行，中方代表有接收专员、天津市长臧启芳,外交部长王正廷,河北省府主席王树常,前国务总理颜惠庆等，比方代表有总领事施爱恩、使馆一等秘书爵尔登等。
这里顺便在题外指出一下，现在一些中国大陆的出版物如《天津通志·大事记》，以及中文维琪百科等网上资料，将中国正式接受天津比利时租界的日期记为1931年3月，显然是错的。
还在正式移交之前，有一家美国公司在比利时租界内买了一块地，要建油栈，于是通过美国领事馆给天津市政府发来照会，请求中方同意。市府派了技术人员到现场勘查。但该技术人员私下收了贿赂，交了一份“可以批准”的报告，于是市府就回函给美国领馆，同意建造。但租界回收之后，居民纷纷向市府陈情，说那里住户稠密，不可批准建造油栈，以免火险。市府那名受了贿的原技术人员听到风声即辞职潜逃。臧启芳随即派新的技术人员重新勘查，新的报告结论是否定的。于是臧启芳决定，宁可失信于美国领事，不可置市民生民财产于不顾，遂立即将情况函告美国领馆，并提出，市府可以在距市区较远的地方替美商另觅建造油栈的地皮，换地皮的损失由市府补偿。但美商不愿意，仍天天找领事要求交涉，领事也就只好找臧启芳：[60]
有一天我和美领事面谈此事，反复辩驳，我总是不答应。美领事愤然地说，“你再不应允，我要往华盛顿打电报，从那里向张学良交涉此事。”我笑着说，“想不到像你这样曾受高深教育的人说出这种无意思的话来。这件事本是地方的一件小事，而且属于本市行政权的范围，准与不准，市府有权处理，你说的话离题太远了。今天我是市长，我认为不应准，就不准。除非张学良把我撤了，只要我在天津做市长，永远不会准的。”这样我们僵了几分钟，我又说，“领事先生，我是在你们美国学的市政，做市长的第一应该重视市民的生命财产。现在的问题不是口舌之争，而是实际上应不应该在那里建筑。如果应该，我不准，是我错，如不应该，你强争，是你错。······”
后来在臧启芳的建议下，由臧启芳、美国领事、美商代表、居民代表和商会代表共同到现场实地勘察决定。结果到现场看了之后，除了美商代表之外的所有人，包括美国领事在内，都认为这个地方不适宜建油栈。
可是这件事情，还没来得及做成定案，臧启芳就离职了。到张学铭接任市长之后，美商通过贿赂市府人员，最终还是在原址把油栈建起来了。像这类的事情，臧启芳当然有理由遗憾。
可见，与臧式毅的情况不同，如果张学良认为臧启芳应该会对“市长风波”的结果“很不高兴”，是完全有道理，可以说得通的。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张学良所说的内定天津市长人选，应该就是臧启芳无疑。
4.3.关键的证据
在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和王书君《张学良世纪传奇》所依据的口述录音中，张学良说“甚至天津市长我已经内定，是臧启芳。······本来臧启芳他自己都知道了，我跟臧启芳都谈过了。”要确定张学良的这段口述说的对不对，显然需要查对臧启芳本人的回忆。经过检索，在臧启芳《回忆》一书的第五章“短期从政”中，可以清清楚楚看到记载的这样一段话：[61]
在（民国）二十年三月底的一天晚上我忽接张汉卿电报，找我立即回沈阳面谈，我即乘夜车赴沉。见面后他说，他本来他已向中央保我真除天津市长，中央要用他的弟弟张学铭，因此他派我作哈尔滨地亩管理局局长，嘱我快回天津办交代，也快到哈尔滨接事。
也就是说，在臧启芳的记忆中，张学良确实是当面告诉他，他是张学良原本内定的天津市长人选。臧启芳的《回忆》回忆出版于1953年，几乎在唐德刚录下张学良口述录音之前四十年，是“市长风波”发生之后的二十年。
在史学上有“孤证不立”的原则。现在在张学良内定的天津市长人选是否臧启芳这个问题上，我们已经从张学良和臧启芳两个完全不同的来源，得到了相互吻合的说法，并且张学良和臧启芳又都是这一历史情节的当事人（而且是唯一的两个当事人）。因此我们可以确信无疑，“张学良当年告诉过臧启芳他是自己内定的天津市长人选”这一结论是成立的。
五、结论
本文通过多种不同来源的资料与史料的相互对照考证，证明了张之宇就唐德刚所录张学良口述录音中“张学良内定的天津市长人选是臧启芳”一说所提出的质疑无一成立；否定了张之宇所提出的“此处的臧启芳应系臧式毅之误”的推断；并通过对史料的发掘，找到关键证据，确认张学良当时内定的天津市长人选的确就是臧启芳。此说到此当可成为定论。
张之宇《张学良探微：晚年记事》一书对王书君的《张学良世纪传奇》有诸多质疑，其中或确有众多的道理和真知灼见，但至少在“张学良内定的天津市长人选”这一问题上，张文的推断是错的。
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的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一书的编者和策划（张侃侃、朱洪海、汉唐阳光公司和张学良旧居陈列馆等），未经丝毫考证便轻易采纳错误推断去修正真实的原始资料，改真为伪，加促了其流传，也是遗憾。希望该书再版时能够纠正回来。
[1] 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89-90页。
[2] 同上，89页。
[3] 同上，91页。
[4] 张之宇，〈《张学良世纪传奇》之讹误〉，《张学良探微：晚年记事》(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页。可见于亦凡网亦凡书库，访阅于2011年1月1日，http://www.shuku.net/novels/baogao/zxlwtwnjs/zxlwtwnjs41.html 。
[5] 同上。
[6] 王书君，《张学良世纪传奇》（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404页。
[7] 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91页。
[8] 张之宇，〈《张学良世纪传奇》之讹误〉，《张学良探微：晚年记事》(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页。可见于亦凡网亦凡书库，访阅于2011年1月1日，http://www.shuku.net/novels/baogao/zxlwtwnjs/zxlwtwnjs41.html 。
[9] 东北大学档案馆，〈历任领导·臧启芳〉，《东大人》（沈阳：东北大学档案馆网站，年份不详）。访阅于2010年12月25日，http: //202.118.23.156/ui/dapeople/lrldShow.aspx?id=27 。
[10] 东北大学校友总会，〈专家学者·臧启芳〉，《校友精英》（沈阳：东北大学校友总会网站，年份不详）。访阅于2010年12月25日，http://www.neualumni.org.cn/FriendMienShow.asp?InfoID=200510170042 。
[11] 臧启芳，《回忆》（台北：反攻出版社，1953），14页。
[12] 东北大学校友总会，〈光辉校史·张学良老校长〉，《学校概况》（沈阳：东北大学校友总会网站，年份不详）。访阅于2011年01月05日，http: //www.neualumni.org.cn/leader/zhangxl.asp 。
[13] 东北大学，《东北大学校史》（沈阳：东北大学网站，年份不详）。访阅于2010年12月25日，http://www.neu.edu.cn/files/history_history.htm 。
[14] 张之宇，〈益友与损友·胆大妄为〉，《张学良探微：晚年记事》(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页。可见于亦凡网亦凡书库，访阅于2011年1月6日，http://www.shuku.net/novels/baogao/zxlwtwnjs/zxlwtwnjs14.html 。
[15] 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92页。
[16] 王书君，《张学良世纪传奇》（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404-405页。
[17] 宁恩承，〈东北大学话沧桑〉，《传记文学》56卷7-8期（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7-8月）??-??页。
[18] 同上。
[19] 臧启芳，《回忆》（台北：反攻出版社，1953），16页。
[20] 臧英年，1932年生，臧启芳之次子。在台湾时曾任何应钦的侍从官，移居美国后曾任华盛顿社区大学教授。退休后以回到中国大陆义务推行戒烟而著称，着有《你能够不吸烟》和《戒烟指南》等书。现居北京，为中央电视台九频道时事评论员，并在????学校兼职任教。
[21] 朱洪海，《追思唐德刚先生——唐德刚版〈张学良口述历史〉出版始末》，《中华读书报》，2009年11月4日第5版。可见于“光明日报网”，访阅于2010年12月30日，http://www.gmw.cn/01ds/2009-11/04/default.htm 和http://www.gmw.cn/ 01ds/2009-11/04/content_1004094.htm 。
[22] 张之宇，〈《张学良世纪传奇》之讹误〉，《张学良探微：晚年记事》(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页。可见于亦凡网亦凡书库，访阅于2011年1月1日，http://www.shuku.net/novels/baogao/zxlwtwnjs/zxlwtwnjs41.html 。
[23] 同上。
[24] 东北大学，《东北大学校史》（沈阳：东北大学网站，年份不详）。访阅于2010年12月25日，http://www.neu.edu.cn/files/history_history.htm 。
[25] 东北大学档案馆，〈历任领导·臧启芳〉，《东大人》（沈阳：东北大学档案馆网站，年份不详）。访阅于2010年12月25日，http: //202.118.23.156/ui/dapeople/lrldShow.aspx?id=27 。
[26] 东北大学校友总会，〈专家学者·臧启芳〉，《校友精英》（沈阳：东北大学校友总会网站，年份不详）。访阅于2010年12月25日，http://www.neualumni.org.cn/FriendMienShow.asp?InfoID=200510170042 。
[27] 魏向前，《东北大学发展简史》（沈阳：东北大学校友总会网站，年份不详）。访阅于2010年12月25日，http://www.neualumni.org.cn/leader/fzjs.asp 。
[28] 东北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校史》（沈阳：东北师范大学网站，年份不详），28页。访阅于2010年12月30日，http://www.nenu.edu.cn/nenu/images/history.pdf 。
[29]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三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668页。
[30] 臧启芳，《回忆》（台北：反攻出版社，1953），22-28页。
[31] 同上，24页。
[32] 齐红深，〈抗战时期东北青年学生流亡史略〉，收入《九一八研究》第八辑（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年）??-??页。访阅于2010年12月31 日，http://www.blogchina.com/20080630564166.html 。
[33] 张之宇，〈《张学良世纪传奇》之讹误〉，《张学良探微：晚年记事》(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页。可见于亦凡网亦凡书库，访阅于2011年1月1日，http://www.shuku.net/novels/baogao/zxlwtwnjs/zxlwtwnjs41.html 。
[34] 同上。
[35] 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91-92页。
[36] 王书君，《张学良世纪传奇》（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404-405页。
[37] 臧启芳，《回忆》（台北：反攻出版社，1953），15-16页。
[38] 宁恩承，〈东北大学话沧桑〉，《传记文学》56卷7-8期（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7-8月）??-??页。
[39] 臧启芳，《回忆》（台北：反攻出版社，1953），18页。
[40] 维琪百科网，《东省特别区》。访阅于2011年1月7日，http: //zh.wikipedia.org/zh-cn/东省特别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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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同上。
[49]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二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356页。
[50] 王铁汉，〈「不抵抗」的抵抗〉，《传记文学》4卷1期（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64年1月）19-22页。
[51]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二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632页。
[52] 同上，628页。
[53] 同上，628-629页。
[54] 同上，630页。
[55] 臧启芳，《回忆》（台北：反攻出版社，1953），17页。
[56] 同上。
[57]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三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4页。
[58] 同上，6页。
[59] 缪志明，〈收回比利时租界〉，《天津日报》，2003年9月7日第8版。可见于“天津日报报业集团网”，访阅于2010年12月29日，http: //past.tianjinwe.com/docroot/200309/07/rb02/07081101.htm 。
[60] 臧启芳，《回忆》（台北：反攻出版社，1953），17-18页。
[61] 同上，18页。
参考资料
（本文参考资料格式仿照芝加哥体系，中文姓名则按中国大陆中文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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