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林巧斗国保 政府网站被攻占 曲阜声援薛明凯高涨/视频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2月06日 综合报道)
【尹春 @yinchun66 】
刚打通了孙林的电话,他正在被遣返南京,目前人在曲阜火车站。孙林说,曲阜之行既兴奋又失望,兴奋的是到了现场,曾遭遇七名警察盘查,失望的是没有能做更多就被遣返。孙林会南京后会发布他拍摄的录像,请大家观看
【反共黑客 @fangongheike】
2014年2月5日夜,攻克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http://www.skj.gov.cn/index.htm 在网站挂上“沉痛悼念被共产党山东曲阜检察院迫害致死的薛福顺先生(薛明凯之父)!”
【自由亚洲电台新闻 @RFA_Chinese 】
“薛福顺”事件观察团二度遭驱逐 律师成立观察团促交代事件
山东异见人士薛明凯父亲死亡事件观察团成员再度重返曲阜与地方当局交涉,十多人遭到抓捕遣返后又再度折回曲阜周边,准备见机再进入。与此同时,薛福顺案件律师观察团成立并发表声明,追问曲阜当局。
山东异见人士薛明凯父亲薛福顺非正常死亡事件持续引发外界关注,继日前前往山东曲阜遭到打压后,观察团成员周三再度进入曲阜与当局人员交涉。
再度挺近曲阜 观察团成员遭分散遣返
周二被遣返的十多名观察团成员周三上午再度前往曲阜市政府,他们一行十多人向当局提交了《呼吁书》后,在场的成员包括黄静怡、武僧、小彪、贾榀等十多人要求当局给出答复。当局人员将现场人士带往当地信访办,向他们宣读了一份说明,表示薛明凯的父亲薛福顺经过调查不属于他杀。
之后在场的一行人被带往公安局,警察将他们逐个录入身份证信息后,又把他们强制带往火车站和大巴车站。因为当局没给他们买票,部分人员途中被赶下车。
观察团成员之一贾榀在短暂失去联系后,周三下午告诉本台记者:他们(警察)也没有明确说是自杀,只是说没有证据显示为他杀,之后就把我们带到派出所登记身份证后带到火车站,刚开始那辆车上去之后没有给我们买票,列车上的工作人员把我们赶出来。出了站后(警察)就把我们送上大巴,后来又强行送上另一辆火车。现在我们下来了,准备再度返回曲阜,要求当局公开答复我们的要求。
律师组建观察团 发表声明促尽快交代事件
各界对前往曲阜的观察团行动表示关注。由三十多名律师组成的“薛福顺案件律师观察团”也于周二晚间宣布成立,律师们还联名发表声明,要求当局对薛福顺死亡的种种疑点做出说明及交代。
律师们表示作为负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法律正确实施职责的法律人,对于继钱云会、李旺阳事件后再次出现的薛福顺“被自杀”事件,深表震惊!对于有关公职人员无视法律泯灭天良的暴行表示强烈愤慨!。
参与联署的北京律师张磊周三向本台表示:我的看法就是我赞同声明。现在他们(当局)没有一个合适的机构来进行处理(调查)。现在当局没有处理,在继续维稳,压制这件事,很多围观网友就被非法拘禁和驱逐。地方的公安和检察院至少涉及到这个案件,所以不适合作为调查的主体。
网络维权人士屠夫也正在为观察团成员筹措经费,截止到周三晚上已经筹得7万多元。
【自由亚洲电台新闻 @RFA_Chinese 】
曲阜薛福顺非正常死亡案公民观察团16人再赴曲阜 34位律师成立律师观察团
山东《曲阜薛福顺非正常死亡事件公民观察团》一行 16人星期三第二次前往曲阜。微博上刚刚出现其中1人发出的消息称,他们在邹城市住的酒店来了几十名警察和便衣,恐怕要将他们带走。
此外,由刘士辉、蔺其磊、张俊杰、江天勇等34位律师星期二宣布成立《薛福顺案件律师观察团》并发表声明。声明表示:该律师观察团将本着良知,以法律人的眼光对该案进行独立观察和审视,律师团成员无法对此类公权力犯罪和人=权灾难事件充耳不闻,置身事外;今天薛福顺“被自杀”,无法保证明天不会轮到你我他的头上。
【超级低俗屠夫 @tufuwugan】
#曲阜#今天出現各路人馬六十人,包括之前的和今天剛到如小彪等,早上去市府被告知薛父死因正常,而勇士們今天被非法驅趕兩次,折返兩次,併有人被毆打,目前六十人中大部繼續在曲阜周邊小團隊集結,小彪等十幾個剛被送上火車,準備第三次下車折返現場,而廣州等其他地方的第五批勇士已經在路上!加油
【超级低俗屠夫 @tufuwugan】
和大家汇报一下进展,目前后方支援团为曲阜前方公民关注团募粮草总到账大致七万多点,离十万还有距离,希望大家散发和支持,感谢!户名:王福磊,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深圳深圳湾支行,卡号:621226 400000 8660819(此账号为前方网友关注团共用账号)
【蔡淑芳 @sfchoi8964 】
曲阜驱赶公民观察团 薛父头七网友誓死磕 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citizens-regroup-in-jinan-20140204/1843861.html … 一直在河南郑州的薛明凯在江天勇证实,由于担心薛明凯会像他母亲一样被国保带走消失,因此没有让薛明凯与国保见面,也没有让他回曲阜。江天勇表示,曲阜当局是维稳不是要调查真相,整个过程都是非法的。
[博××讯综合报道]
中纪委连出重拳 周永康案件又有新进展 Go back to top
中纪委连出重拳 周永康案件又有新进展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2月06日 转载)
(美国之音) 中国农历春节放假一周,北京各衙门均关门放假,见惯了长安街上无休无止的车流,一时竟有些不习惯这种清净。然而,表面上的歌舞升平之下,北京政坛却暗流涌动。
在这个中国人一年中最重要节日--农历新年期间,中纪委加班加点,于大年三十通报把南京前市长季建业移送司法。随后,中纪委连发文章,透出多项新的提法。
中纪委动作频频
中纪委的文章通过新华社连续报道,吸引了北京外媒圈的注意。新华社在星期天和星期二刊登中纪委研究室的文章,字里行间,透露出不少值得关注的信息。
2月4号,新华社刊登中央纪委研究室的一篇题为《采取措施完善和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文章,对十八届中纪委三次全会精神进行解读。其中的一些提法颇有深意。
中纪委的这篇文章提出了“一案双查”的说法,所谓“一案双查”指对发生重大腐败案件长期滋生蔓延地方、部门和单位,中纪委查案时,既要追究当事人责任,又要追究相关领导责任。一旦出了违纪问题,如果查出领导故意掩盖,袒护违纪问题的情况,“必须承担领导责任” 。
文章承认:“有的地方长期存在团伙性的腐败活动,涉案人数很多,活动范围很大,也迟迟未能查处;有的干部刚刚提拔上来,或者刚刚经过考核考察,就发现有重 大问题,给我们党的公信力造成了极大伤害”。 “一些被揭露查处的大案要案,实际上已经存在好多年了,却迟迟未能发现,结果愈演愈烈、触目惊心”。
团伙坐实窝案
“团伙性腐败活动”,分析人士认为,有可能是指在北京流传很久“周永康反党集团案”。这个案件从薄熙来案件开始引爆,现在正向北京政坛的纵深发展,涉及四川帮和石油帮,已经多名高级官员和央企高管被双规,也被媒体称为“窝案”。
观察人士普遍把今年年初1月7日至8日习近平亲自主持中央政法工作会议时讲话强调“要以最坚决的意志、最坚决的行动扫除政法领域的腐败现象,坚决清除害群 之马”解读为要对周永康掌控中-共政法委的十年乱象进行一次彻底清算,相当于吹响清查周永康集团的集结号。有海外中文媒体报道称,周永康的大副李东生被拿下 之后,政法委、高法、安全部和公安部有30多名官员被调查,其中不乏司局级官员。
周永康案件又有新进展
《财新网》在海外被一些中文媒体加上“亲习派”的标签。很多外国媒体把财新的女老板胡舒立称为“中国最危险的女人”,并称她在中国政坛上有通天的本领。北 京外媒也把财新网的动向作为观察中国政坛的风向标和高层政治的参照系。《财新网》在除夕之夜大多数中国人阖家团聚吃年夜饭的黄金档期,隆重推出了一个新的 视频节目《周道》, 和中央电视台的春晚分庭抗礼。财新网的《周道》是一个影音纪事专题节目,第一期10分51秒,说的是白手套的故事。题目是《周滨的白手套》。
三个白手套
《周道》在这个纪录片中称,节目中讲的三只白手套,都是一个叫周滨的人所有,他(她)们为周滨充当黑钱洗白的中间人,而三只白手套都和中石油和四川帮系列腐败案有关。
第一只白手套,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风景优美的拉古娜海滩边上的黄家。黄家有个女儿叫黄婉。她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就跟随爹妈到了美国,先是读高中,后来移居 到德克萨斯州。黄婉在德克萨斯州遇到了到那里攻读石油勘探专业的中国留学生周滨。2000年前后的时候,周滨和黄婉双双回到中国,在北京定居。这对小夫妻 迅速在中石油系统频频出手,先后拿到“中石油旗下8000多个加油站零售终端的信息化的单子”。
不是流水是流钱
第二只白手套叫吴兵。吴兵在四川非常有名气,他主要投资房地产高速公路项目,还在北京从事文化产业,财经网评价吴兵时称她把“非常晦涩非常枯燥的《资本 论》做成了话剧”。吴兵最值得骄傲的项目是他拿到了开发大渡河水电站的项目。这个水电站每年卖电的收入是9个亿。财经网的《周道》节目的主持人说:“想一 想,9个亿,每天从大渡河那里流过的水,那真的就不是水那是钱呢!但是,这么令人眼红的生意,却不是什么人都能做的”。拿到这个项目的三大股东中,吴兵的 中旭投资是第一股东,第二个股东叫四川天蕴,第三个股东叫四川天丰。股东名单上有三个字:詹敏利。她是黄婉的妈妈,周滨的丈母娘,周永康的亲家。财新网评 论说,他们“竟然能够从央企的口中夺食”。2013年的8月1号,中旭投资的实际控制人吴兵在北京西客站被带走,给周滨的第二只白手套画上了一个句号。
四大铁
周滨的第三只白手套叫米晓东。中国有一个四大铁的民谣,“一起扛过枪,一起同过窗,一起分过脏,一起嫖过娼”,讲的是中国官场上只有同学和战友靠得住,还 要加上都是拴一根绳子上的蚂蚱。全在河边走,无人不湿鞋,唇亡齿寒,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种关系才叫铁。财新网介绍说:“米晓东和周滨他俩都毕业于西南石油大学。米晓东给别人讲,他和周滨曾经是上下铺”的同学关系,他们之间的关系含铁量就不是一般的高了。
米晓东在陕西西安中石油长庆油田的总部,米晓东就在陕西打理周滨油田买卖的业务。他们花了千万元拿到一个油田开发项目的批文,然后把油田卖给了一个国企,“一倒手,5个亿。这真是一笔大生意”。
从2013年的8月份开始,中纪委开始对中石油窝案和四川系列腐败案展开调查。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以及中石油的多名高管,包括中石油前董事长已经落马。财新网在大年夜的这个特别视频节目中称,调查“目前还在进行过程当中,或许,真的会有‘大老虎’落网。我们拭目以待。”
向纵深延烧
财新最后的一段评论,可谓是话中有话。既然这一期节目点出周滨的名字,实际上等于是宣布周永康已经是死老虎,而且坊间对周永康是不是大老虎已经毫无悬念。真正的悬念,是周后面会不会还有更大的老虎?
谁是大老虎
同样是中国的除夕大年夜,另一条和中纪委有关新闻引发了更多的关注、分析、联想和揣测。
据中央纪委网站1月30日公布的消息称,中-共中央纪委对南京市委原副书记、原市长季建业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检查。季建业本人收受巨额财物;道德败 坏构成严重违纪违法,其中受贿问题已涉嫌犯罪。经中央纪委审议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季建业开除党籍处分;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 理。
南京市长季建业落马已经有一段时间,选择春节前一天移送司法机关的时机,耐人寻味。据维基百科介绍,季建业是江苏张家港人。曾任中-共昆山市委书记,后受到江-Z民一手提拔出任扬州市市长,而扬州正是江-Z民的故乡。
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的资料可以看出季建业仕途的轨迹和江-Z民视察江苏有同步关系。2001年6月8日,时任中-共总书记的江-Z民继1998年10月5日考察昆山后,第二次来到昆山。当时的昆山市委书记季建业陪同江-Z民游江南水乡周庄。一个月后,2001年,季建业调任江-Z民老家扬州任市委副书记、代市长、 市长,并于2004年7月起任扬州市委书记。2005年5月,江-Z民卸任国家军委主席后全家返回家乡扬州,参观了刚刚落成的润扬长江公路大桥,同时到江都祭祖。扬州市委书记季建业陪同参观。
暗潮汹涌
北京有关周永康的传闻一直没有断过,周永康案公布时间,先后传出要在圣诞节前公布,已经传达到县团级,最近又传二月中旬公布等等,一般观察人士认为,周永 康出事的新闻,已经是板上钉钉,何时公布仅仅是时间和罪名问题。现在迟迟不公布,被北京外媒解读为涉及面可能超出中-共预料的范围,也许如海外媒体所分析的 那样,后面还有更大的老虎。也有分析家认为,中-共最顾忌的,不是周永康,而是怕舆论借周永康的腐败否定中-共在过去十年来的政法工作。
周永康在江-Z民向胡J锦T涛过渡政权时进入政法系统工作,身兼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法委书记两职,掌管中国公、检、法、国安和武警系统,手中可以支配的维稳经费 超过军费,高达七千亿元。中-共素有“入局不死,入常无罪”的潜规则,如何处理周永康,目前已经成为即将召开的人大、政协两会的最大看点。周永康作为中-共高 层中一位实权人物,通过长达十年的经营,党羽众多,涉及多个官场和央企,中国官媒关于“窝案”的提法,并非空穴来风,甚至会牵一发而动全身。从海外媒体对 周永康案的报道来看,中-共内部各派纷纷向外放料,有的打击政敌,有的寻求自保。刚刚过去的这个甲午马年春节,虽然北京没有出现狂风暴雪,千年帝都,笼罩在 透过雾霾的淡黄色阳光之下,然而慵懒之下,涌动着各种暗流,凸显这次以周永康为目标的反腐斗争将会空前惨烈。
_(网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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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富豪家族 中国的超级富豪到底从哪来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2月06日 转载)
来源:我的中国
伴随着中国经济在过去30多年里的腾飞,一批超级富豪也逐渐壮大。从经济角度来说,《福布斯》2010年的全球富豪榜曾估测中国亿万富翁的人数列全球第二,仅低于美国。如果说这算是一种“荣光”的话,那么,从社会角度来说,媒体和公众对这些人的评价却呈现出两种极端:一方面,一些人认为他们大多是“官商勾结”的暴发户,另一方面,也有人对富豪们“艰苦的创业经历”顶礼膜拜。这种两极分化的评价背后的问题是:中国的超级富豪到底从哪里来?
我们选择的富豪来自:在“胡润富豪榜”和“福布斯富豪榜”主榜上从2003到2012年,所有曾经在胡润或福布斯中国内地富豪榜上出现过的有效个案数,合计211个。虽然不少人对“富豪榜”嗤之以鼻,但我们接下来的分析,只是对我们目前“所知的最富裕的中国私营企业主群体”(the visibly richest Chinese private entrepreneurs)的分析。
而且富豪榜“原始”的数据并不能直接拿来使用,必须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清理和重新资料搜集(比如清除了曾好几年都出现过的一些个人信息极度匮乏的神秘人物,以及杨惠妍和李兆会那样的第二代企业家。其中杨惠妍的个案由其父亲杨国强代替。)
需要指出的是,这211个个案,既有企业家个人,也有企业家组合。这些组合大多是以夫妻档(19对)、父子档(4对)、兄弟档(4对)的面目出现,间或有母女(1对)、父女(1对)组合;而更多的则是以“某某家族”的形式出现(16个)。
这是中国的富豪榜相比较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比如俄罗斯、匈牙利、波兰)的富豪榜的一个“特色”;而其背后所反映的,则是中国家族企业的兴盛以及家族企业内部复杂的产权结构。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家族成员都会被“捆绑”上榜。有些企业是父子创业,但只有儿子上榜,比如戴皓。
还有一些兄弟是被分开上榜的。除了刘永好和刘永行等四兄弟、吕向阳和王传福(表兄弟)外,还有黄光裕的胞兄黄俊钦、唐万新的胞兄唐万里、张茵的胞弟张成飞。能够分开上榜的,也一般都是“分家”之后股权比较清晰的案例,或者创办了其他的主要业务。更多地出于实用的考虑,只保留这些组合的第一个人的名字,对另一人的信息不再搜集。
这211人的平均年龄是53岁,绝大部分是男性。我们区分了“先驱”和“后来者”,分别指的是1992年之前和之后创业的人。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不管是“先驱”还是“后来者”,他们创业的年龄均值都很年轻,分别是29岁和32岁。
家族的力量
结婚或离婚管用吗?
结婚和离婚自古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个人或家族获取或扩大财富的一个重要手段。《新财富》杂志2012年的“500富人榜”甚至宣称离婚已经成为中国制造女性富人的一个重要方式。然而,根据我们所能得到的资料,除一人是因为丈夫意外身亡自己继承财产而上榜之外(陈金霞),尚无一人仅仅是通过婚变就跻身富豪榜的。
另一方面,婚姻确实在财富积累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夫妻共同创业的是主流。女性借助男性家族积累原始资本的情况为主,但也有男方通过与女方联姻壮大发展的例子。例如,丁世忠就综合了自身家庭的资助,以及来自妻子家庭的资助。
是一个很典型的夫妻双方家庭共同扶持创业的例子。丁世忠的父亲在福建晋江开了一个制鞋作坊生产“旅游鞋”。17岁时,丁世忠带着向父亲借的1万元和600双鞋到北京推销,开始创业。1994年,他揣着赚到的20万元回晋江,加入岳父丁思忍创办的安踏公司。1994年后,丁志忠先担任安踏福建的董事然后当上总裁。2002年5月,丁思忍将安踏福建和安踏中国的权益无偿转让给丁世忠。
海外关系与“倒爷”
在所有的女富豪中,秀丽·好肯(Xiuli Hawken)的名字最为特殊。秀丽·好肯本名戴秀丽,与英国丈夫结婚后随丈夫改姓Hawken。她的故事其实本质上与张茵类似。但她显眼的姓氏尤其提示我们注意到海外关系在富豪致富中的作用。
那些不在中国大陆出生的企业家都被从数据库中排除了出去。然而,仍然有相当比例的上榜富豪实际上拥有的已经不是大陆身份。这方面的数据搜集异常地困难,而且肯定只能做到对“已公开”的情况的分析。
据公开的材料,在211名被调查企业家中,至少已经有46名企业家不是中国大陆身份,占到了21.8%。这当然只是一个最保守的估计,而且并不包含他们直系亲属(尤其是配偶和子女)的国籍情况。即便如此,这个比例也高得令人吃惊。其他学者或观察家对中国富人海外移民规模的推测则要更为惊人。
一些富豪乐于公开自己的外籍身份甚至深受其益(尤其是华人华侨的身份所带来的便利,比如黄世再),另一些富豪的“海外身份”的曝光则非常的戏剧化,且往往引发激烈的争议。但无可争议的是,许多富豪的海外关系都给他们带来了经济上的好处。
大多数公开的版本都很类似:一个年轻人在20世纪70年代末或80年代初跑到海外(非法地或合法地,或半合法的),并在若干次失败和成功之后站稳了脚跟。这些人出境的方式如何其实并不重要,而且事实上在上世纪70年代,沿海地区与境外的联系和走动就很频繁。真正有意思的是通过利用海外关系发家,是中国富豪相对于前社会主义国家(比如俄罗斯、匈牙利和波兰)富豪们的另外一大“特色”。
富豪们“拼爹”吗?
出于便利的考虑,我们只试图搜寻富豪们父亲的信息。有些富豪的父亲的信息清晰明了,甚至还非常详细,有的则不然。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有因自然灾难原因父母双亡成为孤儿的(如张祥青),有父母感情不和或离婚实际上由单亲母亲抚养长大的(如黄宏生),有政治运动中父母双亡的(如黄怒波),也有父亲早逝的(如沈国军)。对于这些情况,笔者只能按照其母亲的情况或实际的家庭经济情况计入。尽管如此,仍然有16.7%的企业家的父亲的信息完全无法获知。
我们划分出八种类型的职业。“城市普通工人”(57人)和“农民或工匠”(26人)属于一个范畴,都是中国社会分层中的下层。其中一些人的家庭,按照公开材料所述,是极端贫苦。他们合起来83人,占到了39.3%,是所有类别中最高的。
剩下的几项,则或多或少带有“精英再生产”的影子。城市或农村中间阶层(12.9%)、知识分子(9%)、私企企业主(6.2%)属于一个范畴。“知识分子”包括了教师、科研人员、工程师、医生以及其他的专业技术人员。一些这些家庭出身的企业家将他们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家庭的教导,尤其是父母对教育的重视,或者父母职业对他们的潜移默化。
此外,私营企业主单独被作为一个类别。当初创建这个类别的时候,主要是为了反映第二代企业家的父辈的职业。但在数据收集之后,笔者却惊诧地发现,有不少被认为是第一代创业的企业家的父亲也是成功的商人。
其中不少人实际上是与其父共同创业(比如姚巨货-姚俊良父子、潘政民-吴春媛夫妇与潘的父亲)。有一些则是在自己开始创业之前,其父亲就通过非正规市场或地下经济为家庭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如魏建军、黄茂如家族),也直接对子女的商业行为产生了影响(比如戴皓、何巧女),还有人则从家族企业创办伊始就担任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并最终在父辈隐退之后成为企业的“掌门人”(比如马建荣)。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些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算是“第一代企业家中的第二代”。他们与那些靠遗产继承成为富豪的“第二代”的区别是,他们的财富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靠自己获得的,属于“创业”的一代而不是“守业”的一代。
党政军群企事业高级干部、中级干部、基层干部都属于公权力部门这个范畴。父亲曾经担任过党政机构和企事业单位干部的总人数是33,占总比例是15.6%,其中绝大多数(21人)是基层干部。其中只有两名企业家的父亲可以被算作是高级干部:恰好一名是所谓的“红色资本家”后代荣智健,另一位是所谓的“红色贵族”王健林。荣智健父亲荣毅仁曾于1993到1998年担任国家副主席。王健林的父亲曾经担任过西藏自治区的副主席。
另外有10人的父亲是中级干部,他们是陈宁宁、潘石屹(夫妇)、马化腾、朱保国、张涌、黄茂如(夫妇)、戴皓、黄怒波、张克强和刘长乐。虽然这些人的创业经历各有不同,但都很明显地受到其家庭背景的优惠。另一方面,即便将这些父亲是高级和中级干部的企业家算上,也一共只有12人,不到总体的6%。大多数企业家的父亲,如果是在党政军群和国有企事业单位担任领导职务的,是基层干部。符合这一范畴的,有21人。
爷爷辈的塞翁失马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只是考察父亲的职业,另外一些重要的家庭背景会被遮蔽掉。比如陈宁宁的父亲就曾是一名中级官员。但她更为重要的家庭背景,却来自于母系。她的母亲吕慧是原机械工业部部长吕东的女儿。而陈得以发家的钢铁进出口生意,或多或少也与这个家庭背景有关。所以,陈宁宁也可以视为高级干部家庭出身——事实上,陈宁宁在富豪榜上一直是与其母亲吕慧合并在一起的,而吕慧掌握着他们公司50%的股份。
事实上,许多私营企业主的祖父辈都曾在社会主义时期之前从事商业活动,只是由于计划经济的引入,他们的私营经济活动被中断了,成了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的经理人甚至“普通群众”,有的还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在中国,尤其是对那些在民国时期曾是显赫家族或有“历史问题”的人来说,特殊的家庭背景或早或晚地给他们带来了政治上的压迫甚至灾难;但在改革开放之后,这样的“被中断”的背景反而变成了一种优势。
荣智健的故事最为典型。如果只是考虑其创业时父亲的职业,他当然可以被认为是出身于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家庭。但另一方面,他的父亲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就被认为是中国最富有的“民族资本家”。而在1949年之后,也很长时间被视为“红色资本家”的典型,受到党和政府的重用。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些红色资本家及其子女,又开始了家族的财富积累过程。
荣氏家族并不是唯一一个在改革开放之后“重新开始”家族在大陆生意的“民族资本家”。在笔者的数据库里,虽然这样的个案只有1个,但大量公开的报道显示,未上榜的富豪还有很多(比如王光英家族、王征家族)。此外,虽然有一些人的祖父辈并没有荣氏家族那样显赫,但在1949年之前,也仍然属于富裕家庭。其中最有“戏剧性”的故事可能要数陈丽华。满族人陈丽华,是正黄旗后裔,但读到高中便因家境贫困而被迫辍学,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迅速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宗庆后的故事则代表了另外一种类别:民国时期非共产党背景的公务员家庭。宗庆后的爷爷是张作霖的财政部长。父亲在国民党政府当过职员。1949年后,家庭非常贫困,父亲找不到工作,全家只靠做小学教师的母亲的工资度日。1963年,初中毕业后,宗庆后到一个农场工作,一直到1978年,33岁的他才回到省会,在一家校办企业做销售员。1987年,宗庆后带着两名退休老师,靠着“承包”校办企业经销部,这才走上了创业的道路。这方面的例子还有运良-华丰集团董事长任运良。
知识就是财富?
真实的最高学历有多高?
在中国,一些精英虽然拥有“博士”头衔,却从没有真正地修过博士的课程。而类似MBA、EMBA这样的课程,则被认为更主要是一种“社交”手段。因此,笔者们统计了真实教育水平,也就是脱产接受的全日制教育。
富豪中大学毕业生的比例之高,超出了笔者之前的预期。有33.2%的富豪至少接受过全日制的大学本科或以上教育。如果将“大专学历”也算作大学毕业,则上升到50.2%。其中有17名富豪攻读了研究生学位,更有3人是货真价实的博士:邵秋根、张朝阳、施正荣。张朝阳和施正荣还是“海归”。大学生富豪里有40.6%毕业自“精英大学”,占到了全部富豪人数的20.4%。此外,“先驱”和“后来者”的学历有着显著差异。1992年之后创业的富豪里,大专以上文凭的比例(73.8%)要比之前创业的(42.4%)明显高出很多。
父亲的职业不同,确实会对子女是否能够上大学产生显著影响。中高级干部家庭的子女12人,有9人上了大学。其中,高级干部子女里王健林虽然没有上“精英大学”,但那是因为他很早就进了部队,后来的大学文凭也是部队时在职读取的。但低级党政干部家庭出身的人没有都上大学,21人中,就有7人未能上大学。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受“文革”的冲击,一些干部家庭的子女同样要去农村接受再教育。
中产阶层出身的人中上大学的比例也较高。比如,城乡中产中的27人里,有12人上了大学。知识分子家庭的19人中,有15人上了大学,其中8人是重点大学。其中一些富豪的回忆告诉笔者,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家庭对教育重视的结果。
与许多人设想的不同,也有相当比例的工农子弟上了大学。比如,城市工人家庭出身的26人中,有12人上了大学,占46.2%,其中有4人上的是重点大学。农民家庭出身的58人中,有16人上了大学,占27.6%。正如其他关于教育分层的研究所指出的那样,这些出身相对低下的人当年能够考上大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高考制度还比较公正的结果。
专业对口重要吗?
“大学生富豪”里,理工科占绝大多数(约60%):有7人学习理科(其中6人学医或学药学)、49人学习各类工科(其中1人军校,12人学习计算机或电子类专业,6人学习生物、生物工程或化学工程类专业,2人学习建筑学类专业,26人其他工科专业)。第二大主要学科是社会科学类,主要是经济学和管理学,共21人(其中包括了金融财政类、经济学、经济管理类);另有两人学习社会科学,其中1人法学(修涞贵),1人国际政治(叶澄海)。最后是人文学科,共14人,包括中文、哲学、外文、美术等。这种专业的分布与1980年代的“工程师治国”的氛围是吻合的。
富豪创业的初始部门与其所学专业越接近,说明其所学的专业文凭在其致富中的作用越直接。可以发现,理工科毕业的企业家的创始部门,大多数与专业有着一定程度的联系。这在计算机行业表现得最为明显:计算机-电子类专业毕业的12个人中,除3人创业于房地产业、1人创业于批发零售业之外,另外8人的创业部门均为计算机相关行业,且至今都以此为主营业务。
医药行业的专业对口也很明显。6人中,有4人从事医药制造业,只有1人从事房地产业,还有1人从事“装备制造业”,但生产的也是医疗设备(明金星)。因此可以认为6人中有5人都在从事医药相关类产业。此外,其中有一人有中国工程院院士头衔(吴以岭)。可见这个行业对“技能”的要求。
农学与初始行业的关系也很密切。4人中,1人从事装备制造业(农业机械),2人从事食品制造业,1人从事木材加工业,均为专业对口。
生物化学类也是如此。6人中,除1人从事批发与零售业以及1人从事商业服务业(唐万里)之外,1人从事食品制造业,3人从事医药业。也是高度的专业对口。
相反,学人文、经济、管理的企业家的创业部门,大多与所学专业的联系并不紧密。37名这些专业毕业的企业家中,几乎没有从事与本科专业相关行业的。例如,学习人文学科的15人中,有1人从事装备制造、1人从事建筑业、1人从事计算机、1人从事批发零售、1人服务业、1人制药业、3人从事批发零售业、6人从事房地产,非常地分散。学习经济和管理的21人,3人食品工业、1人装备制造、2人计算机、1人住宿餐饮、1人商业服务、1人石化业、5人批发零售、2人金融业、5人房地产。与专业最没关系的,是房地产业。有21人的创业部门是房地产业,其中仅有1人学习的是建筑学,而学习人文学科和经管类学科的,则分别有6人和5人。
通过上大学进入体制内
本科专业与初始职业之间看似没有联系,实际上很多情况下可以通过“创业前最后一份工作”得到解释。事实上。本科所学专业与创始部门之间的关联,即便是“强关联”,很多情况下毋宁说是与创业前最后一份工作之间的强关联;而创业前的最后一份工作,往往与创业的部门之间存在强关联。比如,学医的明金星,1980年毕业于山东省医科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协和医院当了12年医生后决定下海。1993年他成立了一家医疗器械公司,从欧洲进口二手医疗器械,经由香港倒卖给国内的医院。
明金星的故事,仅仅是众多类似故事中的一个。这提示笔者注意到创业前最后一份工作,尤其是体制内工作,对于创业路径的重要性。是否拥有大学文凭,对于创业前最后一份工作是什么而言,有着显著区别。创业前最后一份工作在“体制内”的,绝大多数都有大学或大专学历。比如,“事业机关”下海的24人,几乎全部拥有大学或大专文凭(23人);有26人创业前在党政军群机关工作,其中18人上过大学或大专,占69.2%;42人在国有企业工作,30人接受过大学或大专教育(71.4%)——进一步的数据挖掘则发现,其中12名没有大学或大专文凭的,均为蓝领工人。此外,创业前在外资企业工作的9人,8人有大学或大专文凭(其实甚至包括博士);在自己家族企业工作的4人,有2人也是如此。另外还有6人是在校生或应届毕业生创业(或海外毕业)。
政治资本的作用
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差别在哪里?
笔者考察了企业家在创业前的最后一份职业的情况。党政军群组织26人,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42人,事业单位24人。这三类人的工作单位可以被认为是“体制内”,合计占到了总人数的43.6%。从这些单位辞职去创业,也就是所谓的“下海”。集体企业或机构32人,外资企业或境外机构9人,私营企业主自身的企业(一般家族企业为多)4人,其他私营企业或机构12人,个体工商户50人,学校(在校生或毕业生)6人。虽然集体企业带有一定的“体制内”色彩,但在1980年代之后实际上已经很多被“承包”出去,或者需要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因此同后面的五个范畴一样被视为“体制外”工作,它们合计占到了总体的56.4%。
如果按照“先驱”和“后来者”区分的话,则在“先驱中”,“下海”的人数有57,占“先驱”总人数的39.6%;而“后来者”中“下海”的有35人,占57.4%。“下海”者的比例有了很大的提高。这里面的差别,主要来自于1992年之后,从国有企业“下海”的比例有了较大提高,将近翻了一番(从16.7%到29.5%)。此外,笔者发现,1992年之后,从外资企业或境外机构离职自主创业的比例,“后来者”(11.5%)明显高于“先驱”(1.4%)。而“先驱”中从集体企业(19.4%)或个体工商户(31.3%)创业的比例,则明显高于他们在“后来者”中的同类(分别为6.6%和8.2%)。“先驱”与“后来者”之间的差别,是整个中国私营经济创业环境变化的反映。
笔者统计的仅仅是创业前的最后一份职业,因此对“下海”人数的估计可能比实际要少。一些人先是从政府部门辞职,但在自己创业做“雇主”之前,曾经有过给其他私营企业做“雇员”的经历,甚至一直做到了企业的中层甚至高层,然后再自己创业。比如丁磊。他在1993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之后,先是于1993-1995年在浙江省宁波市电信局工作。1995年辞职,到1996年一直就职于Sybase广州公司,1996年至1997年就职于广州飞捷公司,一直到1997年6月才创办自己的企业——网易公司。李宁同样也是如此。
下海前富豪的官有多大?
笔者统计“体制内”出身的创业者的行政级别。只有党政军群组织、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事业单位的行政工作人员可能会有行政级别,但这些单位中的“非行政人员”则没有。村干部也没有行政级别,但被操作化为“普通干部”从而与普通教师、医生这样的专业技术人员区别开来。
没有一人是厅局级以上的官员。只有两人是(副)厅级。其中一人来自党政部门,即叶澄海。但他的“下海”属于被迫。叶澄海是原深圳市委常委、深圳市副市长。他一开始仕途平顺,39岁时任深圳市委常委兼罗湖区委书记、深圳市副市长。1984年9月,正当仕途春风得意之时,因故被调到湖南省郴州地区任经委副主任,担任一个副处级的闲职。1985年,42岁的叶澄海毅然辞职下海,弃政从商。1986年,他在深圳先后创办丝绸服装厂、生产验钞机的电子厂开始了自己的致富之路。
另一位副厅级干部来自国有企业,即黄宏生。黄宏生1976年成为恢复高考后首批进入华南理工大学的大学生,专业是无线电工程。毕业后,黄宏生进入华南电子进出口公司工作。3年后,28岁的黄宏生被破格提拔为常务副总经理,副厅级待遇。人生和事业都进入春风得意的阶段,但1987年春,在同事惊讶与叹息声中,黄宏生辞掉了令人羡慕的职位,只身“下海”,追寻他的商业梦。
处级干部也仅有6人,分别是王健林、卢志强、黄怒波、韩敬远、许家印、寿柏年。前面三人属于党政机关下海。其中王健林15岁即入伍参军,并且在28岁就成为了一名正团职干部。1987年中国军队大裁军,王健林转业来到大连市西岗区区政府任办公室主任。1988年,一家负债149万元的国有住宅开发公司濒临破产,区政府向全区公开招人“承包”。王健林成为这家国有住宅开发公司经理。1992年8月,王健林争取到了企业改制的机会,这家“国有公司”成为中国东北地区第一家“股份制企业”(万达)。卢志强在1980年3月到1985年6月,担任过潍坊市技术开发中心办公室副主任。黄怒波的父亲是团级干部,在政治运动中被迫害致死。黄怒波在插队之后,1977年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1981年至1990年,先后在中宣部干部局、外宣局工作,任处长、部党委委员。1990年后,在建设部中国市长协会工作,曾任协会所属的中国城市出版社常务副社长。
后面四人属于国有企业的负责人。韩敬远曾兼任过迁西县的常务副县长和党委副书记。1982年许家印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大型国有企业河南舞阳钢铁公司工作。在工厂的10年,从小技术员做起,历任车间主任、厂长等职。寿柏年曾于1982年至1998年间在浙江省鄞县县政府、宁波市政府办公厅及中国华能集团浙江公司工作。
总之,那些创业前最后一份工作在党政机关或国有企业的企业家,除王健林和韩敬远有将自己“承包”的国营企业改制成私营企业之外,其他人没有管理层直接收购的现象。他们的行政级别,也都是比较低的。
“富豪”们的中国梦
在美国,许多百万富翁喜欢向公众诉说他们白手起家的故事,中国的一些企业家或商业传记作家也喜欢向公众展示他们奋斗过程中的艰辛。另一方面,许多社会公众认为中国富豪的发家背后必定有达官显贵的影子。笔者的数据发现,至少对这些第一代“笔者所知的最富有的私营企业主”来说,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是从小企业起家,抓住了历史的机遇,从比较贫困的家庭的孩子,成长为中国最有钱的阶层中的一员。
当然,这些人“卑微”的社会起源,不能够被夸大。至少有10%的“第一代富豪”实际上来自于现有体制中的上层家庭,或者因为“革命”而“被中断”的前富裕家庭。此外,来自“非核心家庭成员”的支持,尤其是婚姻、母系、海外关系的支持,也扮演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一些人在很早的时候,就通过各种渠道移民境外,并极大地受益于20世纪80年代的价格双轨制、“倒爷潮”和对“外商”投资的特殊照顾政策。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大多数的富豪在创业之初的“启动资本”虽然绝对数额在今天看来非常少,但在当时,仍然是一笔不小的资本。而这些启动资本,也与他们的家庭网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文化资本的作用同样不能忽视。有超过一半的第一代企业家接受过大专以上的全日制教育。尽管理工科“专业对口”的比例在创业第一份工作中体现得非常明显,但教育所带来的效益,也许并不尽然体现为经理人的技能这样的直接“人力资本”收益。对许多人来说,高等教育的作用是“间接”的:通过当时尚属公平的高考接受高等教育,成为他们得以在毕业之后进入“体制内”的入场券。
公立机构的任职经历,究竟如何给这些亿万富豪们的创业带来好处?数据显示大约有四成富豪在创业前有过在公立机构工作的经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下海”,主要还是因为当时低微的体制内工资或者压抑的工作环境无法满足他们的抱负。最后一份体制内工作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这份工作既可以提供市场信息和工作经验,也可以提供人脉。但除了少数个案外,他们中的大多数在“下海”之初,并没有超越地方政治层次的强硬的政治纽带,尽管与地方政府的“合作”(或者在某些案例中,用“卑躬屈膝”更为合适)是他们很多人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此外,很少有“直接私有化”大型国企的案例,“管理层收购”更是凤毛麟角。当然,“改制”过程中充满了其他形式的私有产权的建立策略。
不可否认的是,今天中国的环境之于过去已经有着很大的不同。一些对社会流动持悲观态度的人也许会认为,未来不再会大规模出现出身社会底层的富豪。笔者现在无法预测在未来,比如二十年里,最富有企业家的构成和来源是否会发生实质性的改变——这取决于太多不可确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一个健康发展、有活力的经济体中,总会有一部分来自社会中下层的人——也许他们的出身不会过于“低下”,通过奋斗,成为新的经济精英。这也许正是中国梦的意义所在。
(作者吕鹏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私营企业主群体研究中心副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
_(网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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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原莞尔一手策划了“九·一八”事变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2月06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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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月蘭台令史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22岁的石原莞尔刚从士官学校毕业,驻扎在朝鲜春川。中华民国建立的消息传来,他激动地把自己手上的一小拨兵带到一个山上去,对天鸣枪,流泪高呼“中华民国万岁”、“支那革命万岁”。20年后,石原已是日本关东军参谋,对中国却从期待变成了蔑视,从而一手策划了“九·一八”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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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才女被秘密枪决:爱吃爱玩爱美爱猫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2月06日 转载)
来源:明报
研究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后被枪决的北大才女林昭的内地历史学者傅国涌,日前表示反对外界将林视为政治性、革命性极强的人物;傅认为她是个「爱吃、爱玩、爱摄影、爱跳舞、爱穿好看的衣服、爱猫」的少女,其形象是历史的自然选择,并引述与林一同被捕的兰州大学学生顾雁透露,面对林的追求,顾雁以「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婉拒。
北大才女 1968年秘密枪决
林昭生于民国时代的苏州,早年加入共产党,1954年就读北京大学,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因支持同学张元勛的大字报「是时候了」被划为右派,后因其长诗发表在右派学生顾雁等人的刊物《星火》上、成立「青年战斗联盟」等事,被以「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罪、反革命罪」收监,狱中写了不少不同政见的文章,1968年被秘密枪决。
日前,傅国涌以《林昭和她的时代》为题,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傅对林的研究始于10年前,他蒐集大量关于林的资料,编有书籍《林昭之死》等。傅认为,林昭公开发表的文字和私人书信有巨大差异,他不相信林在正式文本中展示的形象。傅说,林昭处于暴力革命的时代,色彩单调,只有阶级打倒阶级。林昭早年对此非常嚮往,但由于骨子里与那个时代相牴触,注定被那个时代抛弃。
傅国涌引私函淡化林政治色彩
傅国涌形容林昭「爱吃、爱玩、爱摄影、爱跳舞、爱穿好看的衣服、爱猫」。他引述林与友人间的书信,提及林对雨披、丝绸等奢侈小物的喜爱,吃小食的快乐,还将自己昵称为小猫。林昭在北大烫头髮、穿碎花裙、爱喝小酒,被室友举报为小资产阶级情调。傅国涌说,林昭不是政治反抗者,而是带有强烈生活性的叙述者,她批判和反抗是感性、直觉、审美的,而非理性、政治的。
傅指出,林昭一生有很多男朋友。他引述与顾雁的对话,回忆顾林的情感瓜葛:因《星火》选登林的诗歌,二人相识,顾雁是林昭被捕前来往最多的男人。林要跟顾做男女朋友,顾雁婉拒说二人相濡以沫,未来将相忘于江湖,「我们两条鱼还是要各自去游的」。顾雁对傅国涌透露,拒绝的原因是林昭才华横溢,性格强势,自觉配不上她。
林昭给顾雁写了约三四十封信。顾雁被捕前去苏州找林昭,叫她将二人书信烧掉,但自己却觉得林昭的信太有才华,捨不得烧,便藏在阁楼。那批信在警察抄家时被找到,成为罪状之一,至今仍在当局档案中。林昭曾表示希望死后将其部分作品编成《情书一束》,引来学界对情书对象的猜测。顾雁透露,那正是指写给他的信。
主动追求男生 性格强势遭拒
傅说,林昭成为象徵符号是自然演变的过程。林昭出名于2004年,导游胡杰的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流传网络,后来有不少相关文章,发展至今国内有数百万被称为「林党」的林昭粉丝。傅认为,林昭之所以成为标志性符号,是因为她走过的路就是中国革命破产的经验主义之路。
_(网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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