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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中国维权人士作法各异殊途同归 Go back to top 中国虐杀动物引发全球抗议 中国信息中心 据国际反皮草联合会消息，2006年2月13日，来自全世界20个国家25个城市的动物爱护者聚集在各自国家所在地的中国大使馆，抗议中国皮草行业的残忍和暴力行为。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皮草出口国。中国缺乏相关动物保护法，每年有几百万的动物被虐打，棒杀，活剥皮并且屠宰，仅仅是因为获取皮毛。据测，中国每年生产1500万件狐狸皮，并且生产相同数量的浣熊皮和狗皮。另外有很多其他种类动物也未能幸免，如雪貂，甚至宠物猫和狗。 该组织认为，中国的皮草制造行业手段之残忍，不是用“捕杀”就能形容的。很多手段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来自中国国内和国际的组织调查发现，中国的皮草制造行业有着一系列的暴虐行为，动物不仅仅是被活着剥皮的，剥皮的方法更是凶残之极：动物被活着开膛破肚，皮毛被撕扯到头顶剥光。仅仅是为了让皮毛的外观漂亮一点。被剥光皮毛的动物就被扔到卡车上堆砌起来。然而，调查者发现，很多动物还有呼吸和心跳，在皮毛被剥光后的5-10分钟后，还挣扎，眨眼企求。 该组织还指出，中国皮草制造商把猫和狗的皮毛被加以混淆，贴上各种名目的标签，消费者根本不知道他们购买的皮草其实来自于别人的宠物。很多猫和狗的皮毛被冠以Gae-wolf, Sobaki, Asian Jackal, Wildcat, Goyangi, Katzenfelle各种标签。这种欺骗已经构成了于欺诈，并且是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根本不应该出现的商业行为。 该组织期望中国政府能够对中国的皮草行业加以管制，尽快制定动物保护法，并且禁止使用猫和狗作为皮草生产来源，禁止对动物进行不人道的活剥皮。该组织表示将进行对中国承办 2008年奥运会的抗议活动，抗议人们到中国旅游，抗议人们购买任何中国生产的商品，直到中国政府显著改变当前的现状。 ──《观察》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 Saturday, February 18, 2006 本站网址：http://www.guancha.org (博××讯记者：蔡楚) 美大学评历任总统十大错误 克林顿性丑闻排榜尾 Go back to top 据美联社报道，从导致美国陷入“越战”泥潭难以自拔到与白宫年轻的实习生莫尼卡·莱温斯基发生性关系，历任美国总统曾经犯下过一些令人震惊的错误。那么，这其中哪些错误是最严重的一个呢？ (博××讯 b-o-x-u-n.com) 20日是美国“总统日”，在路易斯维尔大学麦克康纳尔中心组织的一个名为“总统时刻”的研讨会上，参加会议的历史学家们评选出了美国历任总统犯下的十大错误，其中第15任总统詹姆斯·布坎南未能使得美国避免南北战争这一错误被列在榜首。 麦克康纳尔中心主任、政治科学家加里·格雷格表示：“通过研究美国历任总统在任期间犯下的错误而不是他们的功绩，我们可能会学到更多的东西和吸取一些重要的教训。” 参加这次研讨会的学者们都表示，历任美国总统犯下的最大错误，是1857年到1861年在位的布坎南总统在南北战争爆发之前并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来反对南方各州脱离联盟寻求独立。 排在榜单上第二位的是前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在南北战争之后做出的与南方白人站在一边，而且除了废除奴隶制之外反对再进一步改善南方黑人地位的决定。俄亥俄州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迈克尔·贝尼迪克特表示：“由于约翰逊的失误，我们现在还在为此付出代价”。 排名第三的是前总统林登·约翰逊导致越战升级的错误。那么比尔·克林顿的性绯闻排在第几位呢？大多数学者认为排在第十比较合适，因为这件丑闻对克林顿本人及他的总统任期产生的负面影响可能要比其对美国历史及美国民众产生的影响更大。 其他进入榜单的六大失误依次是： 4、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当时的美国总统伍德鲁·维尔森拒绝在《凡尔赛条约》问题上做出妥协。 5、理查德·尼克松卷入水门事件。 6、詹姆斯·麦迪逊未能使得美国避免在1812年与英国交战。 7、托马斯·杰弗森在1807年签署的《禁运法案》，这一法案禁止美国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与欧洲进行贸易往来。 8、约翰·肯尼迪引发的猪湾事件，差点引起美国和前苏联这两个当时的超级大国擦枪走火，并导致了古导导弹危机。 9、罗纳德·里根引发的“伊朗门”事件，当时美国政府将向伊朗出售武器，得到的资金则用于支持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武装。 章诒和 :“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尚小云往事 Go back to top 章诒和更多文章请看章诒和专栏 (博××讯 b-o-x-u-n.com) 尚小云（1900-1976） 男 汉族 籍河北南宫县 京剧旦角演员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一家人从香港迁居北京不久，母亲便带我去戏院看戏。 记得那是个日场。刚入座，母亲便指着戏单（即演出说明书，上有剧名、演员名字）说：“今天的好角儿（梨园行对优秀演员的习称）是尚小云，他演的是拿手戏《昭君出塞》。” 等呀，等呀，终于好角儿上场了。从头至尾，只见这个叫尚小云的又唱又做，载歌载舞，身披大红斗篷满场飞，手掏翎子（将两根野鸡尾毛插在头盔上的一种美饰）露出雪白的双臂，太美了！美得像只展翅翱翔的仙鹤，盘旋而来，飘然而去。 戏散了。出了剧场，我就高高举起自己两臂，对母亲说：“小愚什么时候也能有小云那样的胳臂就好了。” 母亲笑道：“你的胳臂要像他就糟糕了。” “为什么？” “他是个男的，演的是女人。这叫男旦。” “我喜欢男旦！” 我大叫，身边的人转过身看着我…… 【王府书童】 尚小云的家世是很有根底的，是清初诸藩之一的南平王尚可喜的后裔。父亲名元照，汉军籍旗人，充任那（彦图）王府的大管家。尚小云早年的家境很好。不想一场“义和拳”，家业毁损殆尽。父亲悲忿不能自解，一年后病故，全家生活便很难支撑了。经人介绍，母亲把十岁左右的他送到那王府去当书童。尚小云眉清目秀，做事伶俐，颇得那王府上下的欢心。那王看他一天到晚喜欢哼哼唧唧唱个不停，觉得这孩子是个唱戏的料，便叫人把尚老太太找来，说：“典价免了，把这孩子送到戏班吧！” 尚老太太一琢磨：当王府书童将来未必有出头之日。如在戏班唱红，母子俩可就有了出头之日啦。不过，她有个要求，就是小云身体孱弱，最好叫他学武生，锻炼一下身体。戏班本是量才器使，看在那王的份儿上，只好依从习武生。所以，后来尚小云在四大名旦中，武工最扎实，独坐头把交椅。能打能翻，火炽勇猛。晚年，除了尚小云，其他三个身体都发了福。尚小云成名后，他和母亲把那王和福晋的寿诞记得死死的。特别是老太太总是在他们生日的前一个月，就撺掇儿子去那王府唱一个晚上的堂会戏（指富贵人家个人出资，邀集演员于年节或喜寿日在私宅内，或假饭庄、会馆、戏院为自家做专场演出。盛大的堂会戏能集中当地以及外地的所有名演员，其报酬也数倍于平日的营业演出）。尚小云凡新排尚未公演的戏，又都总是在那王府先露。特别是那王六十寿辰，在鼓楼宝钞胡同王府举办的那次堂会戏，大轴就是尚小云新排的《玉堂春》。它至今都被梨园行和老辈子戏迷津津乐道，并被专业研究者列入二十世纪有名的精彩堂会戏。 这样的演出，尚小云分文不收。说：这是孝敬。 【一晚上的戏，从头顶到尾】 对于多数演员来讲，尤其是那些名气大的，一个晚上的戏，多数只唱一折，也就四、五十分种。即便“双出”（即前面唱一折，末尾唱一折），也不过一个多钟头。可他的演出，往往一开戏就上场了，一直到剧终才下场。他的戏是文武相间。时间别瞧长，可嗓子是越唱越亮，大气磅礴，穿云裂石，故有“铁嗓钢喉”之称。 民国八年（1919），杨小楼新排《楚汉争》，杨小楼自饰项羽，约尚小云加入，扮演虞姬，英雄美人，称绝一时。后来，杨小楼与梅兰芳重排此剧，遂更名为《霸王别姬》。 【脸上无汗，嘴不怕烫】 夏天演出，无论多热，他只是前后胸、腋下的衣服有些湿，脸上无汗。等到演完了戏，卸了装，这一身汗才“哗”地下来。功夫，绝对功夫！尚小云把汗都摄含在体内，什么时候松弛了，才叫它排出体外。否则，舞台形象能好看吗？瞧瞧现在的大歌星，还没唱上两首，就青筋暴涨，大汗淋漓，难怪大型舞台演出和天字第一号的电视台晚会都要时兴假唱了。 他还有个习惯，就是有演出时，不喝凉茶水，也不喝温的，而是喝滚烫的茶水。尚小云的嘴不怕烫。刚沏的茶，拿起来就喝，刚刚倒出来的开水，他能用来漱口。唱戏时，他的那把茶壶有专人管，任何人不许动。如果下场后喝的水不是滚烫的，尚老板就要发脾气了。 【喜零食，饭局多】 尚小云没什么特别的嗜好，只是爱喝好茶，还讲究吃。天福号的酱肘子，夏天的荷叶包子都是他所爱吃的。要论起一个菜怎么好吃，他绝对能给你说出个子午卯酉来。平素喜零食，吃完大花生，吃瓜子；吃完瓜子，又吃水萝卜。总之，嘴里小吃不断。冬天他离不了水萝卜和梨，一买就是一大堆。但一到有戏时，为了保护嗓子，零食就不吃了，吃饭也不沾荤，也不吃酸辣等刺激性的东西，完全吃蔬菜。逢有戏时，尚小云一般是上午十点起床，十二点钟吃午饭，饭后遛达遛达，三点种又睡，四点半起来，喝点茶，就一声不吭地保养精神。平时他那么大的脾气，也不知藏到哪儿去了。无论是谁，不管你说什么，他都不理睬，一心想着晚上的演出。 尚小云广交朋友，因而他的饭局也特别多。他与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以及别的朋友每月总有两三次固定的聚会，各自出钱，也就是现在的AA制。他们的聚会可不只为吃喝。这些大演员、名艺人常在一起谈论琴棋书画，切磋技艺，传递消息。地点多在前门外的“泰丰楼”饭庄，有时也在珠市口的“丰泽园”饭庄、煤市街的“致美斋”饭庄。 他的别署叫“芳信斋”，以烹饪著名，做的水晶肘，味道极好。 【摩登伽女】 名伶都懂时尚。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尚小云演过一批时装戏，其中一出叫《摩登伽女》，内容是讲佛教故事的。他演的摩登伽女，烫发，穿印度风格的服装，脚下是玻璃丝袜、高跟鞋，自己还把腿毛剃光。最后跳英格兰舞。为了跳这个舞，他专请了一位英国舞蹈教师来教授。这出戏还用上了钢琴、小提琴等西洋乐器。那时，多才多艺且扮相酷似今天男模特儿的杨宝忠正傍着尚小云唱二路老生（即扮演次要角色的老生）。每次演完《定军山》，杨宝忠就马上卸装，换上西服革履，拿起小提琴上场，为尚小云的英格兰舞伴奏。台上的那架钢琴，还是向著名学者吴晓铃先生借的呢。每次借用，尚小云都得派人到寿材店雇四个杠夫把它抬到戏院。演完后，再抬回吴宅。 对这出《摩登伽女》，评价不一。不过，只要演它，票价就要加一块钱。所以，尚小云平时不演这戏。如募捐赈灾义演，就拿这出戏。他办的科班“荣春社”经济上赔钱了，也拿这出戏。演上三场，钱就补齐了。 【传艺】 梨园行的人都知道，张君秋是得到尚小云的赏识和栽培的。1984年，适逢尚小云诞辰八十五周年。遥想当年，心存感激的张君秋说：“对我来说，得以结识尚先生，实在是件意想不到的事。那是我十六岁，在王又宸的班社搭班。有一次在华乐戏院演《二进宫》，尚先生来看我的演出。演出刚结束，经理就来叫我，说尚先生在前台柜房等我，要见见我。我母亲和李多奎先生，陪着我到了前台柜房。尚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豪爽、痛快，见面后没说几句话，就表示要教我，让我到他家去。在那‘艺不轻传’旧社会，尚先生如此主动、热情提携后进，实在令人感动。” 后来，尚小云得知张君秋与另一位艺人（李凌枫）的师徒合同尚未期满，不便行师徒之礼，也丝毫不予计较，仍热情如初。他一方面给张君秋说戏，一方面与张君秋同台演出。俩人同台演出的第一个戏，便是尚派经典剧目《福寿镜》。那时尚小云三十六、七岁的年龄，艺业兴旺。要是换了别人，正该趁这岁数给自己大赚大捞呢。 【毁家办学】 “荣春社”是尚小云开办的一个科班的名字。它在京剧史上是有名的。 他当初是为了培养儿子（尚长春），请了老师在家里学戏，再找了十几个年龄相当的孩子陪读。先头有十八个人，于是叫“十八子”，后再加十八个，便叫“三十六友”。可刚招完，又来了。几乎每天都有人要加入。干脆自家办个科班吧！从1937年初夏开始筹办，到1938年春天，学生已有200余人。有了“荣春社”，尚小云从早上察看学生上课，到晚上亲临舞台为学生把场，几乎把整个身心都扑在了学生身上。精力旺盛的他一天能往“荣春社”跑几十趟，也不觉得累。他对学生的训练是严格的、也是严历的。脾气又大，一点差错都不能容忍，但有差池，一定责罚。对自己的孩子更严，严到不讲理的程度。同样的错，别的学生打五下，自己的儿子得挨十下。尚小云打学生的时候，他的夫人就在屋里打鸡蛋，而且是把蛋黄去掉，只留蛋清。因为挨完打的学生都要到尚夫人那里抹上蛋清。总之，学生没有不怕他的。仅通过一年的训练，“荣春社”的孩子们就有了初步的演出能力，可以拿出的剧目达一、二百出之多。 尚小云雇了三个裁缝，每年到有名的“瑞蚨祥”绸布店买许多布料。“荣春社”给学生统一制作服装。冬天是航空帽、青布棉袍罩大褂、白手套、口罩；秋天有一顶瓜皮小帽；夏天是竹布大褂。每人胸前佩戴自制的社徽。 十几个炊事员，负担四百多人的伙食。学生是两菜两汤，老师是八菜一汤。吃饭时，饭菜摆好，都不动筷子。单有个学生去请尚小云。他来到桌前，挨着盘儿尝菜。他吃着好，就点头说：“你们吃吧。”如果他尝了以后说：“不行，重做。”那就赶紧重做。如果下午学生有演出，到三点多种，一人先发三个芝麻烧饼。 为方便学生看病，尚小云特请一位陶先生为常年嘱托中医，请一位郭先生为为常年嘱托西医，请一位徐先生专做正骨医生。此外，还联系了李铁拐斜街的顺田医院做为“荣春社”的专门住院医院。联系附近的原田医院为学生的急诊医院。 学生演出了。他们穿着统一的衣裳，排着队穿过琉璃厂走到戏院。接着，便有一辆黑色小轿车跟着开来。那是尚小云去戏院给弟子们、尤其是俩儿子（尚长春、尚长麟，均已病故）把场。开戏了，特别是到了压轴大戏的时候，尚小云准往舞台下场门台帘那儿一站，两眼炯炯有神，头发一丝不乱，古铜色长袍，挽着雪白的袖口，再加上好身材、好相貌，那才叫一个漂亮。他背手一站，就是一晚上。无论春夏秋冬，从未缺过一天。当然，他的辛苦也并非白费。每当观众看到他站在一边的时候，都报以热烈的掌声——尚小云心满意足，因为这是辛苦的回报。 艺人中“赌”是寻常事。尚小云很少赌。至多在腊月三十，和学生们玩玩状元筹（象牙做的牌，签状，上画人物并写着状元、秀才等字）。那他也是“放堂”（就是故意让学生赢）。即使他赢了，也把所有的钱、包括老本儿都留给学生，图个大家高兴！一到夜间十二点，不管尽兴与否，都不许再玩，因为他对学生的睡眠是绝对要保证的。 尚小云是东家，兼管理，又是教师，加上他自己还要演出，所付出的精力和财力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科班赔钱，他都一个人担着，更不指望学生为自己赚钱。1942年前后几年，为坚持办好他主持的科班“荣春社”，同时也为维持难以为继的“富连成”，他先后卖掉七所宅院的房产，其中一所有假山、游廊，相当地好。尚小云的“典房办学”，为一时佳话。 对于办学的认识，尚小云曾在193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里做了很好的解释和描述。他写道：“近些年来，大家感到梨园缺乏人材的危机，所以我才下决心办荣春社。过这种生活，又比唱戏难上十倍。在今日我才知道为人师表之难，但是我做事的勇气，被环境支配更觉热血沸腾。所以，抱定苦干到底的精神，或许也有最后成功的一天！”文章结尾处，他这样说：“说不定过几十年，舞台生活不知要变到什么样子。我再看着荣春社学生，每天过着快乐兴趣生活，自然，我也生发出无限兴趣……” 月亮无声自圆缺。遗憾的是，尚小云办学没能“苦干到底”，因为时势变了。1948年，解放军包围北京城，“荣春社”亦走完了它的艰难又光荣的历程，宣告解散。学生走出了科班，也成了名。其中有的人在提高了政治觉悟后，忿忿道：“以往‘荣春社’学戏的那种苦法子，这也该是地主对我们的剥削吧！”话传到尚小云那里，耿介刚烈的他悲痛极了。要知道，学生的演出收入无几，而自己为了他们竟至倾家荡产，却从未惋惜过。万没想到政治如此轻易地攫取了人心。 如果有人问我：“荣春社”是什么？ 我会说：这是一个奇迹。一个难以置信的奇迹，同时也是一个不会再现的奇迹。一个艺人办的科班，比我们众多的艺术院系不知高明多少。现在的教育部长、司长、局长、处长、院长，有几个能像他——有如父母之于子女、农夫之于土地般的抚爱后生？有几个能比得了他呢——以人格、资格、教法、身体、精神、才干、技能和感化力去有效地达到预期的育才目标？ 没有了，永远地没有了。因为五十年来，凡是我们意识到要保存的，都已经失去。 【白皮鞋】 他是有名的孝子，对母亲向来是绝对服从。老太太个子矮，要打儿子又够不着。尚小云就跪下让她打。 成名后的尚小云出门总是西服革履。有段时间，市面儿上兴穿白色麂皮皮鞋，可老太太不让他穿。因为老年间，平日穿“白”鞋不吉利。尚小云只好出门时先穿上一双老太太通得过的鞋，然后，到门房再换上预先藏在那儿的时髦的白色麂皮鞋。回来时，在门房换下白皮鞋，再进屋见老太太。那时，他已大红大紫。别瞧出门已有自己的小卧车，先头一辆是“别克”，后来换了一辆叫“雪佛兰”，可穿什么鞋还得听老太太的。 他不抽鸦片，但会烧鸦片。因为母亲及夫人（原配李淑清）都会抽，尚小云每天睡觉前要给他们烧烟。他不动烟酒，但并不讨厌别人有此癖好。有朋友来，他总是热情地递烟斟酒。 【“尚五块”】 在梨园行和朋辈中，尚小云生性豪侠，能急人之所急，以疏财仗义享名。同行里有人苦哈哈找上门，识与不识凡有请求者，他亦不问情由，出手就给五块大洋。你可知，那年月一袋洋面才二块钱，三十五块就能买一两金子啦！因此，他有“尚五块”、“尚大侠”的称呼。有时正和别人说着戏呢，听见门外小贩卖面茶、卖烫面饺的吆喝声。只要大家想吃，就让人叫进来，说：“全包了！你们吃吧。”吃完这个，门外又来了卖别的东西的。只要大家还想吃，他还让人叫进来，全包，管够。那时，像袁世海、李世芳、毛世来、艾世菊等富连成科班的学生，都喜欢在尚家排戏。大家高兴，尚小云就高兴。 其他慈善事业，尚小云也从不后人。这个优点与他母亲的教育密不可分。尚老太太常说：“咱们当年穷苦无依，知道穷人的苦处。现在托老天爷的福，有碗舒心饭吃，只要力所能及，就应当多帮穷苦人的忙。”所以，尚老太太病故，身后哀荣可比谭鑫培出殡的风光。 【一怒而去】 1949年，尚小云参加了政府为艺人办的讲习班。讲习班结束后，尚家开会商量：“荣春社”散了，今后怎么办？决定成立北京市尚小云剧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尚家还要演戏。” 10月，开国大典刚过，尚剧团便紧跟着排演新戏。其中的一出叫《洪宣娇》，说的是太平军的故事。为了这出戏，他自掏腰包，置办了全新的行头（京剧服装的统称），要演出了，却迟迟得不到上级批准。后来，戏还是演了，但没有取得成功。而真正让他感到不满的，还不是戏演得不好，而是管他的那些干部的态度。好像尚小云不再是角儿，什么事儿、包括戏里的事儿都不听取他的意见。与获得更多尊重、更多荣誉的梅（兰芳）、程（砚秋）相比，极具个性的尚小云更多地体味到粗暴、草率和冷落。他也是四大名旦。论人品、讲功夫，自己哪一点差了？“志高如鲁连，德高如闵骞，依本分只落的人轻贱。”尚小云吞不下这口气，终于离开北京，一怒而去。这一去，就是三年。 三年后回到北京，他住在校场六条一个有六、七个房间的小院。这房子在那时不过是北京中等以下人家的住所，与尚家从前住的椿树十二条的宅院，简直无法相比。这一挪动，似乎已是对他未来命运的预示。好在，尚小云安之若素。 北京市文化机关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在一份汇报里说：“我们对尚小云尊重不够，没有协助他把演出（指《洪宣娇》一剧）作为重点，反而态度比较粗率……” 【这叫“名利心切”】 1957年，陕西省戏曲学校成立，他受聘于陕西省戏曲学校担任艺术总指导。当然，他仍是北京市尚剧团的团长，但他在北京的时候，就不怎么过问剧团的事。 1959年刚到陕西不久的尚小云，把自己珍藏了大半辈子的字画、玉器共六十六件（见附件），无条件捐献给了陕西省博物馆。当年张伯驹夫妇捐赠文物，时任文化部部长的沈雁冰（茅盾）代表中央文化部签发了嘉奖令，我不知道中－共陕西省委和陕西省政府对他变私产为公器的伟大爱国行为，有什么奖励和表彰。但是，当我看到这六十六件文物的目录清单，再联想到他后来的遭遇，心情异常非常沉重。宋元画作、八大山人条幅、石涛册页、唐寅荷花、徐渭鹅图，还有倪元璐、董其昌、金圣叹、海瑞、史可法、杨继盛、戚继光、郑板桥、金农、黄慎、李觯以及齐白石……如用金钱计算，它们该值多少钱？起码是超过亿元的数字吧。尚小云不知道吗？知道，他和张伯驹一样，正是因为知道它们的价码和价值，才捐了出来。 也就在这一年，北京市文化机关又送上一份关于他的“情况反映”，那上面写道：“北京市希望他北京、西安一边一半，按照我们早先的意思，希望尚小云能把重要精力放在尚剧团，把剧团办好。这几年，他的名利心切，一直没有这样做，即使他到北京来，也无心过问尚剧团。 “名利心切”？把一切都奉献、捐献给教育和国家的人，叫“名利心切”？写这个秘密“奏折”的，是个标准王八蛋。 【国营】 1960年，北京市文化机关决定：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将梅（兰芳）剧团、尚（小云）剧团、程（砚秋已逝，由程氏弟子赵荣琛、王吟秋主演）剧团、荀（慧生）剧团改为国家剧团。 【真是“退到了墙根儿”】 1963年的夏季，北京市文化部门领导开会一致认为梅、尚、程、荀四个京剧团的问题，是“在政治上使我们很被动，业务上不能做到继承发展，经济上又亏损。既不能体现党的文艺方针，也失去了工作的意义。局面不能再维持了，一定要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彻底整顿”。中央文化部也认为对梅、尚、程、荀四个剧团进行整顿的问题，是“无论如何不能再拖。再拖下去更会脱离群众，政治影响更坏”。于是，在1963年由北京市文化局正式派专人去西安与陕西省文化局联系，明确对尚小云由陕西省负责安排。北京市这边负责办理正式调动手续。在北京原属尚小云剧团的物资器材，清点造册，上缴，封存。这些东西将根据其他艺术表演团体的需要，调拨使用。 他担任了陕西京剧院院长。可刚上任的尚小云在9月就返回了北京。赴京前，他分别向陕西省的领导辞行。他的回京举动，引起北京和西安两方面的紧张。北京方面怕他回北京，西安方面怕他不回西安，双方都派人做了跟踪调查。不久，一份关于尚小云先生来京前后情况的汇报送到了文化领导机关。那上面反映了以下两点情况：一、西安方面是希望尚小云在北京下榻民族饭店，住宿费由西安方面承担，但尚小云明确表示来京后，要住在自己的家。二、尚先生来京时搬运的家具很多，包括他的戏箱、沙发、地毯、甚至他夫妇在西安的床铺也运到北京。汇报里还特别写明“当初，他去西安时把戏箱油漆得和陕西省戏曲学校的戏箱一样颜色，而这次的戏箱颜色油漆得和从前的尚剧团的一样”。很明显，尚小云是想借机重返北京。北京是什么？在别人眼里，北京是首都。但在尚小云心里，北京就是家。“荆轲墓，咸阳道……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 结果却令人意外——尚小云非但没有回家，在10月底反而正式办理了调干手续，连户口都迁到了西安。这与他当初去陕西时，北京市领导确定的“一半北京一半西安”做法相比，真是“退到了墙根儿”，一点回旋余地也没有了。谁让自己现在是国家干部呢？一切纳入“组织”，人在“单位”里，由“领导”管着。自由职业者那种天马行空、随心所欲的日子都成了记忆。 【三只碗 六根筷】 因尚小云的慷慨大义，在抗战以前就被推举为“北平梨园公会会长”（即伶人维护整个梨园行公共利益的行会组织。凡组班邀角、穷苦艺人的生养死葬以及其他集体公益事项，都通过公会或由公会出面办理。会首一职推举由有声望的艺人担任。该组织从清代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日寇侵占北京，梨园会划归由日本人主持的新民会管辖。到了1949年，这就是个“问题”。“文革”来了，非但旧事重提，且上升为“罪行”。红色革命政权的人说，尚小云不是什么北平梨园公会会长，而是新民会的会长了。他是陕西大名人，凡是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人被斗，准拉上他去陪斗。有个名演员陪着，多好看呀。每次批斗，四个大汉揪住他的四肢，往大卡车上一甩。到了会场，用脚一踹，从车上踢下——中国政治权力的专横与恐怖，向来就是以群众暴政为基础。 常与尚小云一起接受批斗的，还有西安市戏曲学校的副校长、著名京剧演员徐碧云（男旦）。徐碧云的身体很虚弱，经不住四个大汉的脚踢。每逢这样的时刻，先上了车的尚小云都要回过身来，伸手拉他一把。红卫兵造反派看到了，立即大声呵斥。尚小云不管，下次遇到同样的情况，他照样伸出手来。 尚小云一家人扫地出门，挤在一间小屋，每月三十六元生活费。三只碗 、六根筷子是他们的全部家当。后靠儿子（尚长春）每月接济一百元钱过活。这个昔日的四大名旦，每天一人用小车清扫八栋楼的全部垃圾。挨斗时，造反派知道他功夫好，就让他站到三张垒起的桌子上，胸挂一张沉甸甸的大牌子。他见头顶是青天白云，背后是人声鼎沸，锣鼓口号正热闹。心想：这多像一座露天舞台呀。于是，尚小云就开始默唱戏词儿了。每次批斗会后，造反派给他三分钱。他一分钱买咸菜，两分钱换白糖兑开水喝。爱吃糖的他端起那碗糖水时，不禁想起年轻时唱完戏和朋友一块儿去买进口糖的情景…… 元人散曲中有这样的一句：“问人间谁是英雄？”在中国，到底谁是英雄？ 【可别吃得太撑啦！】 在西安挨了斗，抄了家，他更是一心想回北京，却已是有家归不得。 1974年，他来北京治眼疾。自己的房子被别人占着，他先住在亲戚（任志秋）家，但那里是江青的“样板团”宿舍，不许他住。幸亏有个已退职的吴素秋——这个曾与尚小云合作唱戏，也有点师生之谊的女演员，把他和夫人接到自己的家里吃住。艺人久历世故，多少带着一点势利，但他们又都能于衣食劳碌之中，存留一份真情。 尚小云幼时认了个义母，是开回民饭馆“穆家寨”的东家。穆老太太拿手的是“炒疙瘩”。这也是年轻的尚小云最爱吃的。这时，穆老太太早没了。可她的女儿恰恰是马连贵夫人（马连良之弟媳）。穆家女知道尚小云好这一口，就拉他到自己家吃原汁原味的“炒疙瘩”，再添上几道菜，有回民的“炒掐菜”、“小锅烧牛肉”、“炸卷果”、“素鸡”、“炸油香”等。一张桌子，摆得琳琅满目。最甘美不过的，还是那份“炒疙瘩”。它让一生颠簸、半世飘蓬的尚小云，顿生归家之感。他一边狼吞虎咽地吃，一边说：“我这十几年也没吃过这样的好饭菜了。 站在一旁的，还有特地来探望的梅兰芳夫人（福芝芳）。她笑着说：“留神点儿，可别吃得太撑啦！” 【蓦然一惊】 这时，陕西京剧院催他回去做“政治结论”，尚小云当然也惦记着这件事，便风风火火地跑回去。到了剧团，两名工人宣传队的队员板着面孔向他宣布了结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他一下子愣在哪儿，半天没动弹。 此后，尚小云常失神发愣。屋外推门进来一个人，也会使他蓦然一惊。 【人生最后一步】 1976年3月尚小云因胃疼住院，进去就抢救。4月19日去世。他的子女和一个跟他多年的秘书，护送他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步。推车送出病房，送入太平间的一路，住院病人及其家属早已主动聚集在楼道两侧，他们为这个曾扬名四海的艺人送上一程。子女们决定要在西安殡仪馆向父亲遗体举行个仪式再火化，上边没批准。在他们向父亲遗体告别时，陕西省、西安市没有任何一级的领导人出席。 “独自走，踏成道，空走了千遭万遭。”其实，这没什么可奇怪的，也无须难过。一切都来自中国特色。 【魂归故里】 1980年，经官方批准：尚小云平反昭雪，魂归故里，骨灰移入八宝山革命公墓。陕西有关方面在悼词里给他做的结论是“政治尚属清白”，“工作基本积极。”梅兰芳儿子梅绍武与儿媳屠珍，实在看不过去了，真是卡人卡到死。他们跟谁也没请示，当即修改了文字，把那些“尚属”、“基本”等字眼统统删去，并请周扬过目。在会场上，周扬说：“按修改稿宣读。” 梅氏夫妇还通过关系，在大堂摆上了邓小平和邓颖超送的花圈。顿时，尚小云追悼会的规格就提高了。这也属于中国特色。 【“八音盒”】 尚小云四十寿辰的时候，在北平沦陷的背景下，王瑶卿、王凤卿、余叔岩、时慧宝、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姜妙香、马连良等分作书画十二幀合为条屏作为祝寿。另有一位先生送了个进口 “八音盒”。要知道这玩意儿在那年月，可是个稀罕物件。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林彪的毛家湾住所做了一次有限范围内的开放，展览其“叛党叛国”的罪行。尚小云的秘书张先生在参观时，突然发现陈列品中有只“八音盒”。他怎么看都觉得像是尚家的东西。他要求工作人员将其取出细观。果然，那上面写着“绮霞（尚小云字）先生四十寿诞纪念”。自然，那主办者与在场的工作人员不知道绮霞就是尚小云。在我看来，今人也未必知道尚小云。 真个是“桃花开了杏花开，旧人去了新人来。”与时俱进吧，我们需要知道和记住的是成龙、章子怡以及大红大紫却与艺术毫不相干的“超女”。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曾看望过尚夫人(继室王蕊芳)。家中的简陋、简洁、简单，令人吃惊。我不由得想起一个著名票友（非职业性京剧演员、乐师之统称）南铁生先生的议论。他说：“四大名旦里，梅（兰芳）、程（砚秋）的生活待遇，自不用说。荀慧生留了个心眼儿，给自己保住了一所房子。只有尚小云，他可真顾前不顾后呀，把私产处理得干干净净，连一条后路都没留。到后来自己无容身之处，满目萧然。 ” 2004年，拙作《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在大陆、香港、台湾先后刊出后，尚小云的幼子尚长荣从上海打来电话。他说：“你写的不光是马先生（连良），你写的是他们那一代。其中也包括我的父亲。” ——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从七所宅院、万贯家财到三只碗、六根筷，这也是翻身？ 人家的宅院和钱财可是一板一眼、一招一式挣来的。 2005年6——12月于北京守愚斋 ∽∽∽∽∽∽∽∽∽∽∽∽∽∽∽∽∽∽∽∽∽∽∽∽∽∽∽∽∽∽∽∽∽∽∽∽∽∽∽∽∽ 附件： 尚小云捐献名人字画、玉器目录（六十六件） （宋） 宣和画鹰图条幅 （宋） 赵千里青山绿水图条幅 （元） 唐棣飞琼图条幅 （明） 冷谦人物图条幅 （明） 金圣叹行书条幅 （明） 海瑞草书条幅 （明） 杨继盛行书条幅 （明） 史可法 行书条幅 （明） 倪元璐行书条幅 （明） 董其昌书法条幅 （明） 张瑞图行书条幅 （明） 唐寅荷花图条幅 （明） 赵左雪景图条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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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990年代以来，由于中国、俄国及东欧国家历史档案的大量解密与公布，利用多国文献资料及口述史料对冷战时期一些人物或事件进行比较、分析和综合考察，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注重档案文献的发掘和利用已经成为当前国际学界冷战史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正是在此基础上，现代史，特别是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领域，才出现了一派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尽管如此，对一些重要史实的理解和判断，在研究者之间仍然存在着分歧和争议。一般说来，在对历史人物或事件进行总体评价和做出全面结论时出现异议，意识形态往往起了主导作用。而对具体史实的不同认知，虽然也有文化差异的背景，但更多的原因在于可资利用的史料不够充分，以及对已有史料的片面理解或轻易采信。例如，对于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过程及其结果的研究就存在这样的问题。 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先后赴苏，与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进行了艰苦的谈判，终于如愿以偿地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等一系列文件。对于冷战史，特别是中苏关系史，这无疑是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从而引起不少研究者的关注。1近10年来，随着新史料的不断涌现，人们对中苏条约谈判的基本过程已经有了大体一致的了解和认识，如在毛泽东到达莫斯科之前，斯大林已经了解到其访苏的主要目的；斯大林起初想维持1945年的旧条约，而毛泽东却坚持要签订一个新条约；双方在谈判过程中曾发生激烈争执，后来是苏方做出了重大让步等等。但是，在以往! 的研究论著中，对一些重要史实的描述仍然存在着差异，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判断，其结果可能影响到研究者对中苏双方立场和心态的理解。笔者拟根据目前中俄双方披露的档案文献及当事人的回忆，分析几个有争议的问题，以期推动有关课题研究的继续深入和档案文献的进一步开放。 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是如何出笼的？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与斯大林进行了第一次会谈，双方对于如何签订中苏同盟条约持有不同的立场。此后一段时间，特别是24-30日之间，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期待对方做出让步。1950年1月2日，《真理报》在头版重要位置刊登了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2研究者普遍认为，这标志着斯大林已经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中苏将签订一个新的同盟条约。然而，这个“答记者问”的办法究竟是谁提出的，其文本又是谁起草的？却有完全不同的说法。 作为翻译人员随同毛泽东访苏的师哲回忆说： 当时凑巧遇到一件没有预料到的事：英国通讯社造谣说，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消息传出后，苏方倒有些着慌。……大家为此很着急。稼祥足智多谋，不愧为“智囊”。他提出以毛主席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形式，在报上公布主席到苏联的目的。1950年1月1日，毛主席决定发表这个《答记者问》，1月2日见报。3 作为保卫人员随同毛泽东访苏的汪东兴在日记中记载： （1949年12月30日）下午二时许，王稼祥到毛主席处说：“现在各国驻苏大使、新闻界人士正在打听毛主席的行踪，纷纷议论说毛主席不知去向了。”毛泽东听罢哈哈大笑说：“毛泽东正在莫斯科某地休息，怎么不知去向了？”王稼祥大使说：“有一个星期报纸上未见报道你的活动了。”毛主席说：“近来确实外事不多。” （1950年1月1日）下午，莫洛托夫、米高扬来到毛主席住所谈及安排毛主席一行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参观的具体事宜。这时，有消息说英国通讯社造谣：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对此，苏方有些着慌。……大家为此都很着急。王稼祥大使提出让主席以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形式，在报上公布主席访问苏联的情况。这个建议得到了大家的赞许。4 有人为时任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写了年谱，其中记载： （1月1日）鉴于英国通讯社造谣说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王稼祥向毛泽东提议，以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形式在报上公布访问苏联的情况，进行辟谣。5 德国学者海因茨希在其专著中转引了俄国学者列多夫斯基未公开的手稿《毛泽东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对苏联的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关系的开始》中提供的一份俄国档案文件，即1950年1月2日苏共中央驻中－共中央的代表科瓦廖夫给斯大林的关于1月1日与毛泽东谈话的纪要，书中说： 《答塔斯社记者问》的文本是科瓦廖夫1月1日受斯大林委托交给毛泽东的，虽然是草稿的形式，但斯大林已在上面签了字。毛泽东阅后说：答记者问的形式和内容都很好；他没有什么需要说明和补充。关于《答塔斯社记者问》中提及的旅行计划，如过去已表示过的那样，他希望访问列宁格勒，并提出在1月22日或25日以前留在莫斯科。在此期间，他愿与斯大林会晤几次，以便商谈答记者问中提到的问题以及其他问题。6 最新的一个材料是《毛泽东传》引用的1963年2月23日毛泽东同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谈话记录： 据毛泽东后来说，这个答记者问是由苏方起草的。他说，他为斯大林始终不肯签约而向柯瓦廖夫和费德林发了一次火。“个把礼拜后，斯大林同志改变观点了。他起草了一个谈话稿。记者问，中国国内军事情况怎么样？我答，进行得很顺利，蒋介石残余没有多少了。然后记者又问，你在这里打算还呆多久？这是他写的。我说：还等候一个时期再走，等着签订中苏条约。他给我看，我说好，可以发表。”7 笔者还可以补充在俄国档案中发现的另一个毛泽东本人的类似说法——苏联大使尤金记录了1956年3月31日毛泽东对他谈话的内容： 毛泽东继续说，过了一段时间，有人交给我一份将要发表的我答记者问的草稿，斯大林已经在上面签了字。这个文件报道说在莫斯科正在进行有关缔结中苏条约的谈判。这已经是向前迈出的重大的一步。毛泽东说，可能是印度人和英国人在改变斯大林的立场上帮了我们，他们于1950年1月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以后，开始了有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米高扬、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贝利亚参加的谈判。8 或许是此前看到过这些材料，中国学者杨奎松在其论文中断定：“在进一步得悉英国也有加快与新中国建交步伐的消息之后，斯大林终于发现，对苏联来说，争取毛泽东和新中国的友谊，远比过分担心美英的反应更为实际。于是，他在1950年1月1日主动起草了一份以毛泽东名义答记者问的新闻稿。在这份稿件中，斯大林出人意外地写上了准备解决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贷款、通商等各项问题的内容。当毛泽东看到这一文字稿时又惊又喜，毫无犹豫地表示同意以他的名义发表这篇答记者问。9 其实，这个引起争议的《答记者问》很简单，只有三个问题，其中涉及到毛泽东访苏的内容如下： 记者问：毛泽东先生，您在苏联将逗留多久？ 答：我打算住几个星期。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要的时间。 问：您所在考虑的是哪些问题，可否见告？ 答：在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 此外，我还打算访问苏联的几个地方和城市，以便更加了解苏维埃国家的经济与文化建设。10 实际情况究竟如何，现在来分析一下这些材料和判断。 首先是答记者问这个方式的提出。根据中方诸多当事人提供的回忆材料可以断定，答塔斯社记者问的这个主意是王稼祥建议的，而不是斯大林主动提出的。科瓦廖夫的报告以及毛泽东本人后来的说法，从字面上看都无法否定这个结论，充其量只能证明答记者问的文本是斯大林起草的或经斯大林签字后送给毛泽东的。至于师哲所说在报纸上发表这一消息的决定是由毛泽东做出的，这在逻辑上讲不通。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的决定权当然属于苏联人。所以，上述材料提到，答记者问的文本是经斯大林签字后交给毛泽东的，大抵还是合乎情理的。这就是说，建议是中方提出的，而最后决定是苏方做的。这个结论应该是可以成立的。此� 饣箍梢远隙ǎ椭蟹教岢稣庵址绞奖旧矶裕淠康淖畛踅鼋鍪俏恕氨僖ァ保⒎鞘钦攵灾兴仗踉嫉男问胶湍谌莸摹：罄矗庵址绞酵贫酥兴仗概械慕梗且蛭鸺钦呶实哪谌荨�BR> 那么，答记者问的文本是谁起草的？提出中苏条约这个问题，是毛泽东想施加压力的手段，还是斯大林主动做出的让步？这里有三种可能性，一是中方提出建议的同时起草了文本，交苏方认可（斯大林签字）后发表的；二是中方提出建议后，苏方提出问题而由中方作答，再经斯大林批准发表的；三是接到中方建议后，苏方（斯大林）起草了全部问答（草稿）并送中方认可后发表的。按照科瓦廖夫和毛泽东的说法是第三种情况，即答记者问的最初文本是斯大林起草的，研究者似乎也都接受了这种说法。但是，在笔者看来，这里还是存在几处疑点。 第一，仅从1956年3月31日毛泽东谈话看，还没有充分根据断定文本就是斯大林起草的，因为看毛泽东谈话的字面意思，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即斯大林是在中方送去的草稿上签的字。 第二，毛泽东1963年2月23日谈话说的很明确：是斯大林“起草了一个谈话稿”。不过，此时中苏关系正处于紧张状态，毛泽东讲话的真实性受到怀疑，苏联使馆认为毛泽东是有意显示中－共对苏联一贯的友好态度，从而把中苏分裂的责任推给苏联。就在与毛泽东的这次谈话后不久，契尔沃年科向苏共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中国国内情况的报告，其中讲到：“中－共领导人的策略之一，就是在自己的党和人民面前以及世界舆论面前造成一种假象，似乎他们有主动精神。中国宣传中的以下说法就是为这一策略服务的：似乎是中－共提出了停止公开论战、举行苏中两党双边会谈和召开兄弟党会议的建议。也许，毛泽东1963年2月23日与苏联大使的谈话、对这次谈话的报道以及发表苏共中央2月21日信和中－共中央3月9日信，也主要是为这一策略服务的。中－共领导人想以此表明，他们不仅对‘现代修正主义分子’进行‘有原则的’批评，而且也采取了‘建设性的’步骤，以‘挽救’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统一。”11的确，毛泽东有时讲话言不由衷，这种情况下面还会提到。所以，仅凭他的一句话，还难以做出肯定的结论。 第三，关于科瓦廖夫的报告，引用者没有提供原始档案的文本，因此科瓦廖夫报告全部的和具体的内容究竟如何，尚不得而知。况且，这里还有一个辗转翻译（由俄文到德文再到中文）后译文是否准确的问题。此外，首任苏联驻华大使罗申是上午拜会毛泽东且在那里吃过午饭后离开的。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声称，因身体不适“准备完全静养一周，彻底恢复正常的睡眠”，强调他“不想参观工厂，不想作报告，也不想发表公开演讲”，并且取消了在苏联各地旅行的计划。会谈中，毛泽东还提出要“提前一个月，即在1月底离开莫斯科回国”，关于缅甸、印度以及英国和其他英联邦国家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消息，毛泽东也是这时! 有意透露给苏联人的。12显然，毛泽东这是在向斯大林表露他的不满，并施加压力迫其让步。而照汪东兴日记记载，当天下午，莫洛托夫、米高扬就来到毛主席住所谈及安排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参观的具体事宜，这说明此时双方已经就发表答记者问事达成一致意见。最迟到1月2日凌晨3时，毛泽东已经发电给刘少奇说：“本（二）日发表我和塔斯社记者谈话，请嘱乔木、陈克寒注意照塔斯社稿译发为要。”13看来，如果确有1月1日毛泽东与科瓦廖夫的谈话，那么一定是发生在罗申走后和莫洛托夫到来之前，而就目前披露的史料来看，1月1日下午到晚上在毛� 蠖�/font>住所和克里姆林宫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还很难说清，其中变数甚多。 第四，就毛泽东的性格而言，他是否会老老实实地按照斯大林起草的文本发表讲话，很值得怀疑。几天后发生的一件事可以佐证：本来中苏双方商量好，同时以外交部的名义在各自报纸上发表声明，驳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挑拨中苏关系的讲话。结果毛泽东却偏偏自作主张以新闻署长的名义发表了声明，从而引起斯大林的极大不满。14 结论只能是：如果要确定答记者问的作者及起草过程，还需要发掘更多的文献证据。首先是把科瓦廖夫与毛泽东谈话的时间、地点和全部内容搞清楚，而最关键的是要在档案中（无论是中国还是俄国）找到《答记者问》草稿的文本。如此，事情就一目了然了。与此不同的是，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起草过程，由于俄国档案中的各种文本已经问世，就比较能够说清楚了。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最初是谁起草的？ 到目前为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的最初文本究竟是中方起草的还是苏方起草的，也有完全相反的说法。 首先按中方相关史料出版的时间顺序，将各种说法陈列如下，以便对比。 中国最早披露有关档案文献的是1987年11月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其中发表了1950年1月25日毛泽东致刘少奇电： (一)周、李等一行廿日到此。廿一日，我们十二人参加列宁纪念会。廿二日，我们连师哲共六人与斯大林等同志会商，决定各项原则问题及工作进行方法。廿三日，周王李三人与苏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三人会谈几个具体问题。廿四日，经我们起草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送交维辛斯基。现正在起草第二个文件，即关于旅顺大连中长路协定，大约今日可以完成草案，并已决定在三天内准备好第三个文件，即中苏易货协定。总之，工作是颇为顺利的。(二)兹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发上。请中央加以讨论，并以意见电告。请勿外传。15 1991年5月出版了伍修权的回忆录，作为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是随同周恩来到达莫斯科的，并参加了谈判的全过程。他回忆说： 条约最初的文本是由苏联草拟并提出的，同后来通过并公布的条约虽无原则上的变动，但是在文字上却作了很大的修改。这一工作是周总理直接领导和亲自动手进行的。他将条约的草稿交给代表团和大使馆的同志们，组织发动大家对条约草案进行逐条、逐句、逐字地研究斟酌和修改。……条约草案中有一段原来是：缔约国一方一旦受到第三国的侵略，另一方“得以”援助。周总理觉得还不够肯定，没有表明条约应有的作用，经过再三考虑，将“得以”二字改为“即尽其全力”给予援助，这就更肯定明确了。16 1991年12月师哲的回忆录出版，其中谈到： 在协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周总理强调：“友好同盟”的具体内容自然就包括互助合作在内了，而后者也应该是条约的具体内容。苏联方面对周总理的解释很感兴趣，也相当重视，因此把这次会谈情况向斯大林作了汇报。以后，周总理的这个意思在条约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开始，苏方按周总理的基本思想和大体内容，写了一个草案给我方看。 周总理看后说：“不对，我说的很多，内容没有全包括进去，要修改。”当即把王稼祥、陈伯达叫来商量，同时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说：“我们自己重搞一个吧。” 于是，周总理花了整整两天多时间草拟了条约文本，我把它译成俄文交给苏方修改。苏方没有改动多少，表示满意。看来，这是出乎他们意料的，他们没有想到我方会提出内容这么充实的条约。所以说，条约文本实际上是我方起草的。17 据1993年出版的《汪东兴日记》记载： （1月23日）双方小班子开始会谈。 苏方首先拿出一份“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草案，这个条约是以一九四五年八月国民党政府代表王世杰和苏联政府在莫斯科签订的条约为基础草拟的。 周总理向毛主席汇报了此情况，毛主席说：“把我们起草的条约马上译成俄文交给苏方，他们拿的那个草案对我们无效。” （1月24日）毛主席、周总理、王稼祥、陈伯达、李富春同志在毛泽东处开会讨论充实条约内容。毛主席提议边讨论边译成俄文。伍修权、师哲、戈宝权、徐介藩在毛主席住所的一层用最快的速度将他们讨论的文本译成俄文并打印出来。 当天，我们把起草好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送交苏方维辛斯基。 （1月27日）中苏代表会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由于中方准备的草案文稿内容充实，使苏方代表感到意外，会谈以此为基点进行讨论。18 中国官方研究著作最先谈到这个问题的是由外交部编写并于1994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书中称：“根据斯大林与毛泽东商定的关于新条约的基本精神，在苏方的提议下，由中方周恩来主持起草新条约的文本。为了区别于旧约，新约以旧约的名称为基础，加上‘互助’两字，即《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新约的宗旨和条文比之旧约作了重大的修改与补充。……苏方同意中方的草案本。”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并于1997年出版的《周恩来年谱》写到：1月24日周恩来“拟出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草案，并在条约名称上增加‘互助’二字。经毛泽东同意后，将所拟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送交维辛斯基”。20 一年后出版了还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传》，其中引用了1950年2月8日周恩来致刘少奇并中央政治局电：“从23日起，在毛主席指导下，便先谈条约及各项具体协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我们起草的，第一次电告即为该草案。苏方对该草案无原则修改，除文字修改外，较重要的是第二条改为从积极方面规定争取尽速缔结和约，第三条加上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行动或措施，原第五、六两条合为一条。故对此条约无任何争论，即作成定案，已见第二次电告。”该书还写到，《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都由周恩来经过仔细研究后执笔，经济贷款协定是苏方! 起草的。在具体商谈过程中，对这三个文件草案都没有作原则性的修改，文字上的更动也不多。21 最近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和出版的《毛泽东传》再次断定：“在协商新条约的时候，苏方最初按照中方的基本思想和大体内容写了一个草案。中方认为有许多重要内容没有写进去，提出修改。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重新写了一个草案，交给苏方。苏方对这个草案没有提出原则性的修改，双方没有任何争论，即成定案。为了在名称上区别于旧的条约，中方提出新约可在旧约名称的基础上加‘互助’二字，名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方也接受了。”22 综上所述，除伍修权回忆说条约最初文本是苏方起草的，中方没有做原则性修改外，目前中国的回忆材料和官方研究论著一致认为条约草案是中方提供的（或按苏方提议或否定苏方草案后），条约名称也是中方提议的，而苏方大体接受了中方意见，其基本文献依据就是1950年1月25日毛泽东的电报和2月8日周恩来的电报。 完全相反的结论是一些研究者依据最新发现的俄国档案文献做出的。23 1997年前后，笔者陆续收集到一批关于这次中苏条约谈判的俄国解密档案文献，共有80多件，其中包括毛泽东、周恩来与斯大林及其他苏联领导人的会谈记录和谈判纪要，中苏双方各自拟定的有关条约和协定的最初文本及历次修改稿，以及苏联有关部门和专家呈报的对于条约、协定的建议和意见。笔者对这些文件进行了整理和研究，并将原件扫描后保存在北京大学现代史料研究中心，同时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大部分中译文。24遗憾的是，这批重要的史料并未得到中国学者的重视和利用，25这就难怪此后发表的研究论著依然因循旧说，甚至根本没有理会已经出现的最新史料。 中苏达成签订新约的一致意见后，毛泽东开始布置周恩来访苏及其他准备工作。此时，根据俄国档案文献，斯大林则组织了一个起草委员会，并立即投入了条约及各项协定的起草工作。就《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而言，在提交中国代表团之前，苏方共修改了七稿，1月22日得到苏共中央批准，并于1月23日双方会谈时交给中方；中方研究后做了一些文字性修改，于24日退还苏方，苏方基本没有再改动；此后双方又交换过一次文本（均未改动），并加以确认。现在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有三个：1、新条约的名称是由何方在何时提出的；2、苏方提交给中方的文本是否保留了旧约的基本内容，以至中方必须重搞一个；3、中方修改后退回的条约草案与苏方提供的文本究竟有没有“原则性”区别。 第一个问题。1950年1月5日，苏联外交部起草了条约第一稿草案，取名为《苏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ДОГОВОР О ДРУЖБЕ，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И ВЗАИМНОЙ ПОМОЩИ МЕЖДУ СССР И КНР）。26值得注意的是，战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之间签订的双边条约大都是以此命名的，如苏蒙、苏罗、苏匈、苏保等条约。27此外，笔者在刚刚开放的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还看到了保加利亚与南斯拉夫之间的条约，名称也完全相同。28看来，这是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当时通行的做法。苏方以后的各修改稿均延续使用了这一名称。但是，到1月16日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将条约文本（第六稿）呈报给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莫洛托夫时，条约名称已经改为《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ДОГОВОР О ДРУЖБЕ，СОЮЗЕ И ВЗАИМНОЙ ПОМОЩИ МЕЖДУ СССР И КНР）了，29而这时周恩来还在开往莫斯科的火车上。1月22日向斯大林报送并得到苏共中央批准后交给中方的文本（第七稿）使用的也是这个名称。! 30显然，条约名称不可能是按照周恩来的意见修改的。应该注意的倒是，苏方在最后确定条约名称时，很可能是考虑到了毛泽东曾经使用过的提法。据俄国档案记载，提到中苏将要签订的条约时，毛泽东在1949年12月16日与斯大林会谈时说：“刘少奇回国后，中－共中央讨论了中苏之间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问题”（ДОГОВОР О ДРУЖБЕ，СОЮЗЕ И ВЗАИМОПОМОЩИ），在1950年1月6日与维辛斯基会谈时则提到“中苏之间缔结新的友好同盟条约是符合双方利益的”（ДОГОВОР О ДРУЖБЕ И СОЮЗЕ）。31引起苏方注意的应该是毛泽东两次都提到了“同盟”的概念，而苏联外交部前几个文本所取的名称中没有“同盟”一词，显然是一个重大的疏忽——因为这比1945年的条约退了一步。但无论如何，条约名称中“互助”一词不是周恩来后来加进去的。 第二个问题。苏方最初的设想是签订一个新条约而同时保留1945年条约中的三个协定，因此外交部起草的第一个草案在第七条明确指出：“缔约国双方承认，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长铁路、大连和旅顺口协定继续有效。”32不过，经过几次修改，到1月16日的第六稿时，关于这个问题的表述已经改为：“缔约国双方同意，目前在旅顺口和大连港的苏联军队自本条约生效之日起2-3年的期限内全部撤回苏联境内，撤军将于1950年开始。缔约国双方还同意，中苏之间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以及大连港协定议定书在签订对日和约后重新审议。”33而在最后提交给中方的第七稿中，已经没有任何地方再提到旅顺口和大连港的协定了——所有协定和议定书将单独成文。34显然，就新条约本身而言，只是一个纯政治性宣言，而与1945年那个包括具体协定在内的条约已经完全不同了。根据俄国档案文献，在中苏谈判期间引起激烈争论的主要是关于旅顺、大连和中长路的协定，以及苏联要求无偿使用中长路、确定卢布与人民币之间汇率和苏联专家在华工作待遇的问题。35从苏联收集的中国社会对中苏条约结果的反映看，人们的不满主要也是集中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而对条� 急旧砻挥刑岢鲆梢濉＠纾行┤巳衔把悠诠榛孤盟场⒋罅椭谐ぬ吠拊妓较嗷プ鹬毓抑魅ê土焱镣暾安桓缮婺诓渴挛竦脑蚴窍嗝艿摹保坝泄�2年年底归还旅顺和中长铁路的条款只不过是国际共产主义的一种宣传，因为过2-3年之后还不知道国际形势会有什么变化”。关于蒙古独立的问题，部分民×主人士说，“这是涉及到民族感情的问题，会给人留下不悦的感觉。部分归国华侨甚至怀疑西藏和新疆会不会以蒙古方式宣布独立。”还有人认为，贷款3亿美元的数额太少，利息太高（许多人错把1%当成了10%），等等。36从以上材料来看，说中方对这个条约草案十分不满而又重新起草了一个草案，恐怕是搞错了。 第三个问题。中方的确对苏联草案进行了修改，并于1月24日23时由中国驻苏使馆参赞戈宝权将修改后的草案交给苏方谈判人员库尔久科夫。笔者看到的中方草案是经克鲁季科夫、费得林、库尔久科夫翻译的俄文文本，把双方的草案进行仔细对比可以发现，中方的修订草案虽然有多处改动，但除调整一下段落安排和增加个别修饰词以外，从名称到内容，与苏方的草案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区别。37顺便说一句，关于缔约国一方受到军事进攻时另一方给予援助的问题，在苏方第一稿（1月5日）中的提法是“相互给予一切可能的，其中包括军事的援助”（оказывать друг другу всяческую，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военную， помощь），第二稿（1月9日）已经改为“尽其所能立即给予处于战争状态的一方以军事和其他援助”（немедленно окажет вовлеченной в военные действия договаривающейся стороне военную и другую помощь всеми имеющимися в её распоряжении средствами），以后各� 澹ㄖ蟹降男薷母澹ㄖ皇前言丛诘诙醯恼飧瞿谌莺喜⒌降谝惶跞チ耍佳有苏庖惶岱āＲ虼耍熬∑渌堋币淮饰蟹叫薷氖彼拥乃捣ǎ彩强坎蛔〉摹�BR> 还有一个情况可以推断条约最初是苏方起草的。2月14日中苏条约公布后，英国外交部政策司立即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与苏联和东欧各国的条约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如第一款写上了旨在防止日本及其盟国发动进攻的内容，如果把日本换成德国，则与苏罗条约一模一样。条约第三款申明，任何一方不得与他国结盟反对另一国，这与苏捷条约的第五款很相似。条约第五款的内容是关于经济和文化的，这几乎与苏捷条约的第四款完全一样。2月16日美国驻苏大使馆给国务院的报告也认为，除了第二款外，中苏条约与1948年苏联同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友好条约十分相似。39显然，匆匆赶到莫斯科的周恩来是起草不出这样的文本的。40 那么，中国当事人的回忆或说法为什么会与俄国档案反映的情况完全相反呢？这里有两方面的原因。 从师哲和汪东兴的回忆看，他们显然是把条约与协定混淆在一起了。1945年的中苏条约包含了有关旅顺、大连和中长路三个协定，41而1950年苏联起草的条约，如前所说，在提交中方时已经删除了有关旅顺、大连和中长路的所有内容，另外分别搞了三个协定。中方代表团对这些协定很有意见，因而重新起草了一个协定（把有关这三项内容溶为一体）。实际上，引起双方争议的是这个协定，而非条约本身。42当时在中方代表团里，师哲担任翻译，汪东兴担任警卫，都没有直接参与条约和协定的起草，出现记忆混乱情有可原。而伍修权直接参与了谈判和起草文件，所以，他的回忆是比较可靠的——苏方提供了最初的条约文本，中方做了多处改动，但没有原则性的分歧意见。 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电报看，说中方提供条约草案后，苏方基本没有改动，这也是实情，因为后来公布的条约就是这个文本。43但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电报中只谈了事情的后半部分，而隐瞒了前半部分，即中方提供的草案实际上是以苏方的文本为基础的，并且没有做原则性修改。毛泽东和周恩来之所以这样做，恐怕是迫于当时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情势。中－共1949年6月宣布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后，� 谥泄缁幔乇鹗侵斗肿又幸鸩簧俜且椤��a href=http://www.b-o-x-u-n.com/my-cgi/post/display_all.cgi?cat=mao>毛泽东访苏前的一次会议上，一些民×主党派领导人坚决反对这次出访，他们认为，按照中国传统，一向是外夷前来朝拜中国皇帝，而不是相反，还有人担心此行会使中国同西方的关系复杂化，从而失去这些国家可能提供的经济援助。45这无疑是一种压力，迫使毛泽东要认真考虑这次访问是否能达到预期的结果。46毛泽东到达莫斯科后，这种压力仍在继续增加。据中－共中央调查部给苏共中央的通报，国内很多人对斯大林没有亲自到车站迎接毛泽东表示惊讶和不满，因为在世界大战初期斯大林曾到火车站迎接日本外相。还有人认为，毛泽东亲自去苏联“有损于国家威信”，中国好像是苏联的一个“仆从国”。47在中苏条约及有关协定公布以后，正如1950年1月25日美国驻上海领事马康卫（McConaughy）给国务院发出的电报所说，社会上仍然到处流传着“夸大莫斯科要求毛泽东做出让步的谣言”。48甚至苏联方面也收集到许多类似的情报，1950年3月20日苏共中央情报部报告：在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期间，“帝国主义国家的发言人和国民党特务分子广泛展开活动，千方百计地散布流言蜚语”。中苏条约公布后，敌对势力“又开始进行挑拨性的宣传，制造所谓的条约的‘秘密条文’、‘苏联吞并新疆和满洲’、‘中国向苏联输送士兵和粮食’、‘中国向苏联派遣20万名士兵和几百名飞行员去受训，以便在世界大战时使用’等等。”“类似的谣言在那些落后的居民中间广泛流传着。”49试想，在如此背景下，一旦外界知道中苏新约是苏联事先起草好的而中方并没有做任何重要修改，将会� �a href=http://www.b-o-x-u-n.com/my-cgi/post/display_all.cgi?cat=mao>毛泽东和中－共的形象带来多么巨大的损害。或许正是考虑到这种情况，毛泽东才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特意强调：对中苏条约的问题要“保守机密”，“不许乱说乱动”。50 毛泽东对《补充协定》及合股公司持何种态度？ 在有关中苏条约谈判研究中的另一个争议问题涉及到《补充协定》及四个中苏合股公司。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这两个问题的实质是表现出苏联的大国主义倾向以及对中国主权的干涉。 首先，对人们产生影响的是当事人的回忆。师哲回忆说，在1月22日中苏领导人会谈时，“斯大林还提出不允许第三国居民进入和在中国东北、新疆地区居留的问题。由于这个问题提得突然，谈话有些冷场。周总理随即反问道：‘东北住有很多朝鲜民族的居民，他们算不算第三国公民？更不用说外来的蒙古人了。’斯大林对这一反问措手不及，一时哑口无言。后来知道他们的本意是禁止美、日、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的人进入东北活动。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不愉快的气氛，是因为苏方提出这个问题，干涉了我国的内政。”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不仅表现于此”，还表现在几个股份公司和两国互设领事馆的问题上，这“可以说苏方承袭了沙皇政府的老政策”。51汪东兴回忆说，2月8日毛泽东曾对他说过：“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雅尔塔开会搞了个《雅尔塔协定》，他们对中国的新疆、东北很感兴趣，都想在世界上划分出自己的势力范围。”“在我们双方内部讨论时，他们说东北、新疆不许第三国人进入，我们说东北还有二十万朝鲜人，有的还没有加入中国籍，怎么办？! 他们又答不出来，他们还是想按《雅尔塔协定》办事。”52作为当事人，苏联外交部官员卡皮察在1992年接受采访时说：斯大林想在满洲和新疆完全排除美国人的存在。补充协定的问题就是他首先提出来的。开始，斯大林希望协定有个更大的范围，但是最后范围被缩小，并且他允许条件是互相的。毛泽东对这个文件极其不满意。53 其次，对这个问题谈得更多，影响也更大的是毛泽东本人。尤金曾向莫斯科报告了1956年3月31日毛泽东同他谈话的内容：毛泽东告诉他，“在谈判时，按照斯大林的提议，他们试图让中长铁路归苏联独家拥有，但结果通过了共同经营的中长铁路的决定，此外，中国向苏联提供旅顺港海军基地，在中国开设四个合营公司。毛泽东说，按照斯大林的提议，满洲和新疆实际上变成了苏联的势力范围。斯大林坚持要求，这两个地区只允许中国人和苏联公民居住。其他外国的代表，包括长期居住在这两个地区的捷克人、波兰人和英国人，应该从那里迁移出去。斯大林唯一避而不谈的是朝鲜人，他们在东北有150万人。斯大林的这种贪婪令我� 遣荒芾斫狻！薄罢馐且恢趾懿还獠实淖鞣ǎ拭鞯胤从吵鏊勾罅侄灾泄膊车牟恍湃魏突骋伞！�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对哥穆尔卡谈到这个问题时说：中苏条约谈判期间，“我们也做了让步，同意中苏两国共同管理中长路，在新疆开了三个中苏合营公司，把旅大给苏联做海军基地，他们可以驻军。斯大林还特别关照，不许外国人到东北和新疆。这些我们当时都忍下来，当时也没办法改变。”55 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同尤金谈话时又提到：中苏条约谈判时，“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搞了东北、新疆两处势力范围，四个合营企业。”56以后，毛泽东的类似说法还有很多。57 最后，许多研究著作也都采用了大致相同的说法。由中国外交部人员编写并于1988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外交》提到，苏方企图把四个合营公司变成独立于中国主权之外的经济实体。58 1994年外交部编写的另一本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的说法是：在谈判期间，2月6日发生了国民党集团的飞机袭击上海的事件，中方要求苏联提供空军保护。斯大林答应给予支援，但提出苏中要签订一个秘密协定。斯大林的目的无非是想在中国的东北和新疆搞两个势力范围。毛泽东不肯签订这个文件，但考虑到当时美、英等国都是敌视中国的西方国家，为照顾中苏团结的大局，只好让步，同意把它作为条约的《补充协定》。至此，斯大林表示要把东北的敌伪财产和北京的苏联财产由中方接收，苏联向中国提供空中保护。这就是周恩来后来所说的，两个势力范围交换两个东西。59甚至很多西方学者也同意这种看法，如海茵茨希在其专门讨论中苏条约谈判的著作中就认为� 罢庖恍ㄊ乔考佑谥蟹降模芸赡艿贾轮校擦斓既俗钗林睾妥畈荒芡车哪张保蛭笆谷丝吹街趁袼枷氲幕爻保谷烁械叫呷琛薄�」芤灿醒д吒菪虏牧咸岢隽瞬煌捶ǎ�钡阶罱霭娴闹泄俜街髦校匀患岢滞乃捣ā�BR> 可以看出，上述说法的根据都是当事人后来的回忆，毛泽东所反复强调的，实际上也是他在50年代中期以后的感受。很多研究者的判断都是受此影响的。那么，当时发生是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呢？ 对于中苏双方协商并签署这个《补充协定》的过程，档案文献中是有详细记载的。 维辛斯基在当时的一份报告中写到： 2月11日米高扬同志和我会见了周恩来。 周恩来告之，2月10日中国代表团收到了莫洛托夫转交的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在苏联远东地区和各中亚共和国的领土上以及在中国的满洲和新疆境内不得向外国人提供租让的协定草案。 毛泽东同志同意这个协定草案。只是在文字方面有以下几处不大的意见。比如，从汉语的角度来看，这个草案的标题必须这样表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 协议草案第一段的结尾俄文是：“协议如下”。按照中文必须写成：“双方达成本补充协定”。 协议草案第二段俄文是：“将不向外国人提供租让”。按照中文必须写成：“将不向外国人提供租让权”。 我们回答，由于这些修改并没有使草案的意义和实质发生变化，大概不会遭到反对。63 作为附件，维辛斯基提交了中方的修改稿，并注明“划着重线的部分是周恩来修改的”，即“双方达成本补充协定”（договорились о настоящем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ом соглашении）和“租让权”（права на концессии）这两句。64 2月12日晨4时，罗申受葛罗米柯委托与周恩来进行了会晤，关于这次会晤的备忘录记载： 周恩来请我向苏联外交部长报告下列事情： 在关于不允许各外国公司和团体在满洲和新疆境内从事活动的协定中没有指明，应怎样对待目前在满洲和新疆境内的外国小商人以及在新疆南部的外国牧民（印度、巴基斯坦）。周恩来说：“我们认为，我们将逐步采取旨在使在满洲和新疆的商人缩减经营活动的各种措施来排挤满洲和新疆的外国商人，可疑分子要迁移，被发现搞间谍活动的人要逮捕，对于其他人要利用税收和地方政权的其他措施进行斗争。新疆南部的牧民比较难对付，对这一类人我们要逐渐驱出。我请求苏方的代表考虑这个问题，并在与我们会面时谈谈自己对这一问题的意见。”65 上述文件表明，毛泽东在看到这个新协定后，并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只是将名称确定为“补充协定”，周恩来所做的两处修改也仅仅是文字性的。不仅如此，中方甚至进一步提出了如何执行这个协定的具体方法和措施。显然，对于斯大林提出的这个建议，毛泽东当时认为是有利于中－共新政权对新疆这样边远地区的控制的。66 为了证明毛泽东当时对《补充协定》的不满，海茵茨希还提出一条论据：由于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意识到这个协定“实际上具有不光彩传统的‘不平等条约’的性质”，所以他们“达成一致意见，保守协定的秘密”。67但笔者看到的档案文献提供的却是完全相反的证据。 在2月12日凌晨4时与罗申会晤时，周恩来提出，2月14日18时是签署文件最合适的日期。在这一时间签署已经准备好的文件，中方就可以在14日将简短的公报和文件等用无线电话通知北京，2月15日所有的中国报纸都能刊登出来。68周恩来在这里所说的“已经准备好的文件”，应该是包括《补充协定》在内的。 2月13日与维辛斯基会谈时，周恩来更明确地表达了中方的这个意见。据俄国档案记载： 周恩来说，根据他同毛泽东商议的意见，即将在莫斯科签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之间的所有协议都应公开发表。同时，周恩来补充说，贸易协定、航空线协定，以及在新疆加工石油和有色金属的协定不能签字，因为这些协定的文本有些尚需进一步协商和明确。 周恩来表示，即将在莫斯科签字的协定的中文本已寄给北京并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汇报。而在签字的协定中有什么不能公布的，必须向政务院成员做专门的解释。周恩来强调说，按照我们的意见，公布所有签字的协定，无论是对中苏两国，还是对其他民×主国家都是有利的，因为这可以更加提高他们在全世界的威信。 我（指维辛斯基——引者）对周恩来说，尽管他表述的意见相当明确，然而双方并未就公布所有的协定和其他文件达成协议，公布这些文件或其他一些文件的问题必须加以讨论，这个问题我将向苏联政府汇报。我会立即将苏联政府的决定通知周恩来。69 这个情况进一步表明，在中国领导人看来，签署和公布包括《补充协定》在内的这些文件，根本谈不上是“屈辱”，是给苏联提供了“殖民地”，反而是中国求之不得的事情。但考虑到苏方对公布文件的不同意见，周恩来在当晚给北京的电报中称：“苏方提议若干文件签字而不公布，我们则主张全部公布，究如何，待今晚决定电告。因此，今晚如已开过政府政协座谈会，则须补行声明，公布日期未定，暂勿外泄。如尚未开，最好改在明（14日）晚开，以便确定是否全部公布后再做处理。”70就在周恩来发出这封电报后不久，苏联方面送来了最后答复——《补充协定》不能公布。鉴于2月14日是条约签字的日期，且中方已经准备好了庆祝社论《中苏友好合作的新时代》，毛泽东于14日凌晨5时向北京发出了“限即刻到”的紧急电报。电报要求� 境缏壑幸磺猩婕啊恫钩湫ā芬约捌渌形薹ㄇ┳值男ǖ哪谌莺臀淖郑渲幸舶ǘ浴恫钩湫ā方薪馐偷囊痪浠埃骸安钩湫耸俏吮Ｕ狭焦览娴囊磺斜匾胧庀畲胧┒杂谥兴樟焦道炊际怯欣摹薄�a href=http://www.b-o-x-u-n.com/my-cgi/post/display_all.cgi?cat=mao>毛泽东还说明，进行这些删除的目的只是为了使“中苏双方所发表的条约及协定内容完全一致”。71 斯大林提出第三国势力不得进入东北和新疆的问题，确实有为苏联安全利益考虑的自私目的，加上苏联的远东和中亚两个地区作为陪衬，也只是为了使协定在形式上看来平等一些，因为早在战前苏联就已经在这两个地区清除异己势力了。72不过，这里要强调的是，毛泽东当时并不是从这个角度看问题的。 至于股份公司的问题，更不能说是苏联强加给中国的。苏联对于在中国开办合营股份公司的事的确很有兴趣，早1939年9月苏联就与国民党政府共同组建了以哈密-阿拉木图为定期航线的中苏航空公司（有效期10年），1949年又提出要签订新疆金属和石油股份公司的协定。73到1950年初周恩来率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之前，苏方已经起草了苏中航运股份公司、苏新金属公司、苏新石油公司的议定书及管理东北地区苏中合营股份公司的决议，正如周恩来所说，“苏联对经济合作颇感兴趣”。74这些都是事实，说明苏联从其经济利益出发，急于建立几个中苏合股公司。但同时必须看到，新中国领导人对于合股公司的事情同样是积极的。早在1949年2月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时，中－共中央书记任弼时就提到了苏中经济联合体和租让企业的问题。751950年1月2日，刘少奇又致电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说：主政西北地区的彭德怀带来了苏联与国民党政府关于在新疆设立金属和石油两股份公司的协定草案，要求中央人民政府与苏联政府亦签订大体相同的协定草案，“以便利用苏联资本，开发新疆富源，发展新疆生产”。刘少奇认为此事可行，只是经营期限应从45年缩短为20或25年为宜，还提出不只在新疆，在中国其他地方也可能合办这种企业。刘少奇与在京领导人商议后建议毛泽东亲自向苏联提出这一要求。76应该说，中苏合办股份公司是双方的共同要求，也是对双方都! 有利的。关于新疆两个合股公司的协定草案，3月8日中－共中央很顺利地就批准了，按毛泽东的话说，“只作了一些不大的技术性改动”。77 显然，关于股份公司问题，中－共领导人当时的着眼点仅在于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而没有估计到这会引起不良的社会后果。不过，毛泽东事后对这个问题改变了态度则很可能是考虑到了民众的情绪。当中苏关于新疆石油和有色金属两个合股公司协定的消息发布以后，不仅西方国家的报纸纷纷指责中苏石油和金属两公司协定是“苏联吞并新疆的行动”，是最卑劣的“经济帝国主义”行为，78而且在北京的学生当中也“引起了极大的波动”，他们“怀疑这两项协定是否要损害中国主权。许多青年团员提出质问，要求解释。甚至有骂苏联侵略、人民政府卖国者。并有要求退团和向人民政府请愿者”。79西方的指责自有其政治目的，而国内学生的骚动则是一种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流露，现在看来，也是对利用外资等现代经济运行方式缺乏了解的表现。实际上，问题并不在于股份公司的形式，而要看协定的内容是否公平互利。中苏股份公司主要是指1950年3月27日签订协定的中苏金属公司、中苏石油公司和中苏民航公司，以及1951年7月28日签订协定的中苏造船公司。80根� 菪ǎ兴账焦煞莞髡�，公司领导职务也是双方按期轮换，股份公司赢利的20%应作为税款交给中国政府，而苏联有权出口的50%产品还应向中国海关交纳关税。对比国民党政府时期的中长铁路协定、中苏航空公司协定以及苏联提出的中苏金属和石油公司的条款，在公司实际管理权和交纳关税等方面，有了很大改进。81尽管从现在的观点看，苏联坚持平分股权和较长的期限82显然是出于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但并没有损害中国主权的意图和表现。据参加股份公司谈判并担任文字翻译的伍修权回忆，会谈中双方都强调了真诚合作、平等互利以及平权合股的原则，“我国保持独立而不依赖，苏联尽力帮助而不剥削”。83正因为如此，中苏双方当时才会一致决定公布有关股份公司的协定。 总之，毛泽东对《补充协定》和股份公司表示强烈不满，并反复向苏联人重提旧事，都是苏共二十大开始批评斯大林以后的事情。84毛泽东的情绪的确能影响很多人，就连苏联外交部在1959年9月的一个报告中都承认，《补充协定》和建立苏中联合股份公司是“不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权利和最高利益”的“消极因素”。85所以，当事人的回忆和学者的判断受到毛泽东后来这些说法的影响就不足为奇了。 最后，谈到冷战史研究中的史料运用问题，笔者想要强调的是：第一，对口述史料（包括回忆录、采访录）的利用必须慎重，由于敌对双方浓厚的意识形态背景，这一点在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尤其显得重要。而欲弥补口述史料的舛误，最好的办法是找到相应的档案文献，以便鉴别和相互印证；第二，鉴于上述同样的原因，在冷战史研究中，目前国际学界强调的是利用双边或多边档案，如此才有比较，才易于辨别；第三，历史研究既不能离开档案，也不能迷信档案，因为研究者看到的档案文献的内容，都是文献的作者希望人们接受的其本人当时的看法，而这未必就是事实。所以，积极寻找档案文献固然不可忽视，但更重要的工作是研究和解读已经获得的档案文献；第四，由于新史料的不断出现，人们对于过去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研究者的描述也是逐步接近历史本来面目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历史（研究）没有终点。 注释： 1 相关的论著可以参见：Sergei Goncharov，John Lewis and 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Stalin，Mao，and the Korean Wa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А.М.Ледовский，Переговоры И.В.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в декабре 1949г. - феврале 1950г.，Новые архив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7，№1；沈志华、冈察洛夫：《〈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愿望和结果》，《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3期；沈志华：《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杨奎松：《中苏国家利益与民族感情的最初碰撞——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为背景》，《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迪特•海因茨希：《中苏走向同盟的艰难历程》，张文武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BR> 2 几乎所有谈到这一点的中文著作都说《答记者问》发表在头版头条，看来很少有人真正查阅《真理报》，别人这样说，也就跟着说。实际上打开《真理报》一看就知道，该消息发表在头版二条。 3 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438-439页。 4 汪东兴：《汪东兴日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69、171-172页。 5 徐则浩编著：《王稼祥年谱（1906-1974）》，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389页。 6 海因茨希：《中苏走向同盟的艰难历程》，第504页。 7 《毛泽东传（1949-1976）》，第41页。 8 1956年3月31日毛泽东与尤金谈话纪要，ЦХСД（当代文献保管中心，1992年改名为俄罗斯国家当代史档案馆，РГАНИ），ф.5，оп.30，д.163，лл.88-89，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4，№5，с.106。马斯特尼在研究中曾提到这次谈话，但他认为这个说法与毛泽东在莫斯科发出的电报中的说法不同，当时毛说举行答记者问是他自己的主意。见Vojtech Mastny，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The Stalin Years，New York，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89。 9 杨奎松：《中苏国家利益与民族感情的最初碰撞》，《历史研究》2001年6期，第109-110页。杨文中没有提供其史料根据。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206页。 11 1963年5月17日契尔沃年科给苏斯洛夫的报告，笔者保存的俄国档案复印件，编号SD09903。 12 1950年1月1日毛泽东与罗申谈话纪要，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0100,оп.43,п.302,д.10,лл.1-4。 1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207页。 14 至于毛泽东为什么有意忽视1月17日双方达成的一直意见，海茵茨希断定不是因为毛泽东要贬低此事的意义，理由是中国的声明发表在《人民日报》的第1版，而苏联的声明是登在《真理报》的第2版。此外，《人民日报》在第1版全文发表了维辛斯基的声明，而《真理报》只是把胡乔木的对记者谈话摘要刊登在第4版。他认为，毛泽东这样做“也许是对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那种好人师的态度表示反感”。海因茨希：《中苏走向同盟的艰难历程》，第527页。 1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251-252页。编者在文中加了一条注释说：这个条约草案是在毛泽东主持下由周恩来起草的。 16 伍修权：《回忆与怀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37-238页。 17 《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48页。 18 《江东兴日记》，第194-196页。 19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22页。未注明资料来源。 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23页。 21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994、997页。 22 《毛泽东传（1949-1976）》，第47页。未注明资料来源。 23 参见《〈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3期；《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中苏走向同盟的艰难历程》，第591-598页。 24 见《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4期，《中－共党史资料》总67辑。 25 笔者所见，只有杨奎松在其前引论文中使用了这些材料。 26 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5,лл.13-14。 27 安•葛罗米柯、鲍•波诺马廖夫主编：《苏联对外政策史（1945-1980）》下卷，韩正文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710-711页。 28 保加利亚与南斯拉夫友好合作互助条约，1947年11月27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063-02。 29 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5,лл.3-6。 30 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5,лл.42-50。 31 АПР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45,оп.1,д.329,лл.9-17；АВПРФ,ф.0100,оп.43,п.302,д.8,лл.1-5。 32 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5,лл.13-14。 33 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5,лл.3-6。 34 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5,лл.42-50。 35 笔者有关论述详见《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载《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中苏同盟的经济背景：1948-1953》，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中心出版，2000年；《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年，第二章第一节。 36 1950年3月20日苏共中央情报部关于中国对中苏条约反映的报告，SD11416。 37 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5,лл.42-50；лл.38-40。 38 有些西方学者也接受了周恩来在条约中增加了“尽其所能”一词的说法，甚至对此做出了他们想象中的理由（Goncharov，Lewis and 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p.118），究其原因，恐怕就在于那时有关条约草案的俄国档案文献尚未披露。 39 爱德温•马丁：《抉择与分歧：英美对共产党在中国胜利的反应》，姜中才等译，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第128-129页。 40 周恩来1月10日离开北京，1月20日到达莫斯科。期间，1月18日与毛泽东通电话，毛泽东详细说明了会谈和活动的情况，以及对于条约内容的考虑。《周恩来年谱》上卷，第21、22页；《毛泽东传（1949-1976）》，第44-45页。 41 参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第1327-1338页。 42 详见《〈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3期。 43 正式发表的文本见齐世荣主编：《当代世界史资料选辑(第一分册)》，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518-523页。 44 详见张济顺：《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国观（1943-1953）》，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85-186页。 45 И.В.Ковалев，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2，№1，с.88。 46 不少中－共领导人对毛泽东访苏的结果不抱什么希望。在中国工作的意大利共产党员斯巴诺•维利尤曾向苏联使馆报告说，他在一次与薄一波的谈话中对毛泽东即将开始的莫斯科之行表示高兴，而薄一波却“严肃地指出，关于这次出行，他没看到有特别值得高兴的地方”。1949年12月13日谢巴耶夫与斯巴诺谈话备忘录，АВПРФ,ф.100,оп.43,п.312,д.126,лл.5-17。 47 1950年1月1日中－共中央调查部第50号通报，АВПРФ,ф.100,оп.43,п.305,д.32,лл.1-6。 48 GR59，Decimal File1950-54，Folder661.93/1-2550，Box2949，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SA。 49 1950年3月20日苏共中央情报部关于中国对中苏条约反映的报告，SD11416。 5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217页。 51 《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46、447页。师哲的记忆至少在日期上有误，因为1月22日的谈话记录中根本没有这些内容（АПРФ,ф.45,оп.1,д.329,лл.29-38）。有人考证说这次谈话是在2月10日前进行的（《中苏走向同盟的艰难历程》，第600页），但这个说法也令人怀疑，因为如下文所述，苏方是在2月10日才向中方送交这个新协定草案的。 52 《汪东兴日记》，第202页。 53 Goncharov，Lewis and 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p.123。 54 ЦХСД，ф.5，оп.30，д.163，лл.88-89，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4，№5，с.105-106。 55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46-147页。 56 《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323页。 57 参见Goncharov，Lewis and 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p.122。 58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31页。 59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第25页。未注明资料来源。 60 《中苏走向同盟的艰难历程》，第599页。 61 见《〈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3期；《中苏国家利益与民族感情的最初碰撞》，《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 62 《毛泽东传（1949-1976）》，第49页。 63 1950年2月12日维辛斯基给斯大林的报告，АВПРФ,ф.07,оп.23a,п.18,д.234,лл.64-69。 64 АВПРФ,ф.07,оп.23a,п.18,д.235,л.135。 65 1950年2月12日罗申与周恩来的会谈备忘录，АВПРФ,ф.07,оп.23a,п.18,д.234,лл.70-74。 66 1998年10月笔者曾就这个问题询问过当时在新疆工作的邓力群，据他讲，那时新疆刚刚解放，由于有很多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和英美残余势力活动，麻烦不少。《补充协定》签字后，当局借此清理了大批外籍人员。 67 《中苏走向同盟的艰难历程》，第602页。作者没有注明资料来源。 68 1950年2月12日罗申与周恩来会谈备忘录，АВПРФ,ф.07,оп.23a,п.18,д.234,лл.70-74。 69 1950年2月13日维辛斯基与周恩来会谈备忘录，АВПРФ,ф.07,оп.23a,п.18,д.234,лл.75-76 70 周恩来致少奇同志并杨、李、乔木，1950年2月13日。转引自《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第115页。 7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262-263页。 72 有关当时苏联移民的材料在俄国档案中已有详细披露，部分文件可参见沈志华、徐天新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73 详见瞿韶华主编：《航空史料——中华民国交通史料（三）》，台北：国史馆1991年版，第358-363、377-384页；Donald Gillin and Ramon Myers ed.，Last Chance in Manchuria：The Diary of Chang Kia-ngau，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А.М. Ледовский，На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й Работе в Китае в 1942-1952гг.，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3，№6，с.112。 74 1950年1月22日联共（布）中央关于中苏谈判的决议及附件，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5,лл.41-45；《周恩来传》下卷，第997页。 75А.М.Ледовский, Секретная Миссия А.И. Микояна в Китй（Январь-Февраль 1949г.），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5г.，№3，с.99-100。 7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19-220页。 77 1950年3月9日谢巴耶夫与毛泽东的会谈备忘录，АВПРФ,ф.0100,оп.43,п.302,д.10,лл.84-85 78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0年4月1日。 79 中央关于中苏签订两合股公司协定后应注意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1950年3月，福建省档案馆，全宗101，目录5，卷宗5，第5-6页。正是了解到中国人的这种情绪，赫鲁晓夫在1954年10月访华前决定苏联退出四个合股公司。АВПРФ，ф.0100，оп.47，п.383，д.40，лл.4-5、10-19。 80 上述协定见《1949-1952年》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第88-97页；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商体制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90-794页。。 81 参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331-1333页；薛衔天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45-194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90-394、404-405、412-427页。 82 石油、金属公司30年，造船公司25年，民航公司10年，均超过中方最初设想的合作年限。 83 《回忆与怀念》，第247-248页。 84 由于毛泽东多次向苏联表示不满，1954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时提出了将合股公司的苏方股份转让给中国的建议，并向中国领导人流露了苏方可以考虑放弃《补充协定》的想法。1956年5月10日，苏联政府正式照会中国政府，认为该《补充协定》已不符合苏中之间现有的友好关系精神，建议加以废除。5月29日，中国复照表示同意。参见沈志华：《赫鲁晓夫与苏联归还旅顺基地》，载《党史研究资料》2002年第9期；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第39页。 85 1959年9月15日齐姆亚宁关于中国状况和苏中关系给外交部的报告，转引自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Issues6-7，Winter 1995/1996，p.178。 政治风暴铺天盖地 郭沫若两个儿子接连身亡 Go back to top 在中国的近代史上，郭沫若恐怕是最有才华，同时最有传奇革命经历的人了。但是，郭沫若和他的家人却使我感到过迷惑。大人们朦朦胧胧的言谈中，总使我感到异样。 大约是1960年，在中南海怀仁堂上演一部新编历史剧。这是郭老写的一部为曹操翻案的戏，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说实话，我那时不到十岁，根本无法很好理解剧情，更不要说理解对历史人物如此复杂的评价了。散戏之后，大家正在退场，一位将军对他旁边的人半开玩笑地大声说：“曹操如果像郭老写的这样好，我就介绍他入党。”当时康生也在场，我看到包括他在内的许多人都笑了。我不记得郭沫若先生当时是否在场，但这种玩笑中包含的轻佻和不以为然，以及周围人对这种玩笑心领神会的响应，却留在我的印象里，对我的判断力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博××讯 b-o-x-u-n.com) 假期我们会有跟随爸妈和其他长辈去外地度假的机会，一些名山大川，或者刚刚建好的水库、电站，都会有郭老龙飞凤舞的题字。大人们有时会用一种调侃的口气说：“又是郭老的。” 郭家的二儿子郭世英是小青哥哥踢足球的朋友，有一次，小青哥哥回来忽然振振有辞地背起诗：“从长沙到湘潭，坐汽车三小时半，真方便……”说这是郭老的新诗，随即又摇头晃脑地说：“郭老，郭老，诗多好的少。” 爸爸喝住他：“不许胡说！” 小青哥哥委屈地辩解：“不是我说，是郭老二说的。” 后来听说，这句话是郭老自己说的，但是爸爸坚持不许我们这样议论一个德高望重的长辈，说我们乳臭未干，说我们才是：“真正的不通，不通。” 对于郭老的字、诗，对于这位大文豪所有盖世的成就，我们其实连基本的了解都没有。我们之所以这般放肆狂妄，是受了当时对知识分子轻视和不信任风气的影响吧。 但是我们不知道，与此同时，在许多知识分子眼里，郭沫若早已失去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建国初期，他在关于武训传和红楼梦研究的讨论中，大写检讨。很多人认为这除了要过关，没有任何道理。 1957年反右斗争中，他先是号召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们积极参加整风，要大家四面八方来拆墙。随后又投入反击右派，以《拨开云雾见青天》的题目接受报纸记者采访，希望右派分子不要自绝于人民。大跃进开始后，郭沫若主编了《红旗歌谣》，这个从年轻时起就以《凤凰涅》倾倒过无数人的浪漫派诗人，竟在这个头脑发热的年代写下如此头脑发热的诗句：“不见早稻三万六，又传中稻四万三……不闻钢铁千万二，再过几年一万万！” 郭世英是郭沫若和夫人于立群的第二个儿子，1963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世英从中学时代起，就成为三好学生、团支部书记，进入大学后，他仍然担任团支书。世英对所学专业十分喜爱。入学不久，他和班上其他三个学生张鹤慈、叶蓉青和孙经武组成了一个讨论小组，对一些哲学问题进行讨论。他们从世界的本质开始，讨论哲学的前途，比较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发展的背景和在历史上的作用，进而讨论两者的合理性孰大孰小。哲学真是一门危险的学问，这些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在认真的哲学思辨中，很自然地产生了迷茫。他们对共产主义理想的确定性，尤其是当时思想界流行的对学术问题的专横态度，对文艺批评的单一标准都产生了疑问。他们的小组频繁活动，还写了诗和其他文字的东西表达自己的情绪。这在当时的干部子弟和青年学生中都是惊世骇俗之举。更要命的是，为了表示自己探讨的问题都是未知数，他们给小组起名为X。不久，X小组的事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被一个同学检举揭发出来。这个同学的父亲在镇反运动中被定为反革命，关在监狱里。由于生计无着，这个大学生常常窘迫到饿饭的程度。世英同情这个同学的境遇，觉得他能上大学太不容易。所以接触得� 啵傅靡捕唷小组里讨论的问题是非常有挑战意味的，其四个成员中，郭世英是郭老的儿子，张鹤慈是北大名教授张东荪的儿子，孙经武的父亲也是军队干部。所以，作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成果，这个由高级干部子弟和高级知识分子子弟惹下的麻烦事，在上上下下掀起了轩然大波。 先是经有关方面批准，X小组所有的成员被公安机关拘留，突击审讯，最后定了反动学生的罪名。郭世英被劳动教养，其他三个被判刑，送去劳动改造。对世英的处理比对其他三个人轻一点，恐怕还是由于他到底是郭老的儿子。遭受了这个挫折，世英真诚地检讨自己的错误。 他在黄泛区的一个农场里努力劳动，希望通过痛苦的磨练重新做人。 后来由于表现好，提前解除劳教。但是世英表示不愿意离开他的种棉花的师傅，希望在农场继续呆下去，为改变当地的落后面貌贡献青春。 后来在家人的劝说下，同意到中国农业大学学习。 记得我在北戴河海滩上看到过世英，他被太阳晒得黧黑，人很瘦，也很沉默。他自己在海里游很远，上了岸就从沙滩上拣起自己的衣服去冲澡，不和我们这些在沙滩上懒懒晒太阳的人多搭腔。 世英的弟弟叫民英，从小兴趣广泛，聪明过人。他酷爱音乐，竟然凭着自学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在学校里，才华横溢的民英十分引人注目。他从家里带去一架盘式录音机和同学们一起欣赏喜爱的西洋古典音乐。那时候拥有录音机是不寻常的事。音乐学院的一位学生就此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反映说音乐学院的一些干部子弟搞特殊化，拿着家里的录音机到学校里听西洋音乐，崇拜“大（人）、洋（人）、古（人）”（毛泽东语），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毛泽东很快批了这封信，说： “类似这样的事应该抓一抓。” 身心交瘁的民英只想离开音乐学院。再去学什么呢？有世英学哲学的例子在前，文科是万万学不得的，学理工科吧，民英已经学了两年音乐，理工的基础课又跟不上。思来想去，郭沫若夫妇决定按照儿子的意愿，把他送去当兵。民英从小向往浪漫的航海生活，希望做一名水兵。心乱如麻的父母亲也希望儿子能在解放军军营里渐渐适应革命化的社会生活。他们找到我爸爸，希望他能够助一臂之力，因为他正在军队任总参谋长。爸爸很快替郭沫若夫妇安排好了这件事，把民英送到了一个经过挑选的海军部队。 一开始，民英表现得不错，尤其他在文艺方面的特长使他在部队的战士演出队里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这一段时期，民英也许还是愉快的，他甚至已经成为中－共预备党员。可惜好景不长，一年后，“文革”开始了。由于对运动不理解，民英原本需要休养生息的精神世界又陷入了深刻的矛盾和痛苦。没有人注意到这个敏感的年轻人正处在孤立无援的危险里。1967年4月里的一天，民英突然自杀身亡。对于所有的人来说，事情发生得太突然，因为前一天，民英还在参加战士演出队的排练，没有人知道民英是怎样下定决心的。 世英所在的农业大学里各路造反派们开始为争夺“文革”运动的领导权而大打派仗。世英“文革”前由于怀疑共产主义理想被劳动教养的事又被翻出来，他被当做反动学生，先由造反派管制。后来，造反派则私设公堂，对他进行严刑拷打。当时的详细情况，已经没有人知道，听说周恩来在世英死后曾派人调查，但也没有任何结果。这种事情，发生在那个无法无天的年代，注定要石沉大海。 仅仅一年，在铺天盖地的政治风暴中，郭沫若家接连失去了两个刚刚成年的儿子。 事后，周恩来曾痛心地对郭沫若全家说：“世英是为我而死……” 我是在多年以后听到这个说法的，但是这句话还是让我大大地吃了一惊，正因为我不知道这话到底是指什么，我才百思不解。我的长辈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像世英这样花朵一样的青年要为了父辈而过早凋谢？ （摘自南海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的《红色家族档案》，作者系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 傅国涌：郑振铎日记中的１９５７年 Go back to top 傅国涌更多文章请看傅国涌专栏 前些年出版的《郑振铎全集》虽号称全集，不过其中收入的日记却不全，1949年后的日记全部都没有收入，这次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郑振铎日记全编》将目前能找到的郑振铎日记几乎一网打尽，在初次公开面世的这些日记中，史料价值最高的应数1957年的日记，不光是记得最全，而且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年份，身居文化部副部长高位的郑振铎详细记下了他的行止、心态。 (博××讯 b-o-x-u-n.com) 对于毛泽东1957年初关于百家争鸣的讲话，郑振铎曾由衷地感到兴奋。这年2月16日钱俊瑞传达毛泽东的谈话，他在日记中说：“精辟之至。有关百家争鸣的一节，尤言人所未言。这是上最精彩的马列主义的一课。”十天后，2月26日下午三点，他有机会到怀仁堂亲聆毛泽东的报告：“凡十一个问题，以敌我之间的矛盾、人民内部间的矛盾为主，而尤以如何处理人民内部内的矛盾说得更多些。是以解决了不少迷惑的见解。七时许，散。足足谈了四个小时，风趣横溢，时有妙譬，毫不觉得时间之长也。这才不是八股！这才真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谈话！”第二天，他到政协礼堂，参与讨论毛泽东的报告，“向达牢骚甚多”。3月1日，他到怀仁� 茫罴蒙睢⒊录胃⒐簟⒒歧飨璧仁嗳朔⒀裕敖杂祷っ飨谋ǜ妗薄Ｋ奶纫膊焕猓衔蟮淖芙嵝运得鳎跋晔刀魅贰薄＜柑旌螅�7日，他连做梦都梦见与毛泽东同游北海，“甚奇”。3月12日到怀仁堂参加宣传会议，听毛讲话，“至为透彻明畅”。 他的佩服是发自内心的，那是一个给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带来许多幻觉和希望的春天，人们的心情一如费孝通那篇关于早春天气的名文中所写的。当然他们也不是没有顾虑， 5月18日，郑振铎到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开座谈会，“发表意见的人不多，可见尚有顾虑”。6月1日，又是文学所的座谈会，为了免于冷场，他自己也说了不少话。直到5月17日，他在日记中说，和张奚若、罗隆基等“谈得很起劲”。6月16日，他还和宋云彬、叶圣陶、王伯祥到北京饭店晚餐，“喝了三斤黄酒”。没过多久，张、罗、宋他们都被打入了另册，他的日记里不断出现昔日同伴的检讨与揭发，检讨者过不了关，一次又一次唾面自干，揭发者大义凛然等场景，虽笔墨不多，足以成为珍贵史料。他的态度是冰冷的，他所处的地位，他对毛泽东的真诚崇拜，这些遮蔽了他的眼睛，使他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7月4日，他参加政协江苏组座谈会，听储安平、费孝通、钱伟长的检讨，“均不深刻”，而许立群的分析，他认为“甚为中肯”。7月13日，他到怀仁堂参加人代会，储安平、费孝通、黄琪翔等作检讨，“黄至声泪俱下”，几个月前，同一地方，发言拥护毛的人中就有黄在内，转眼竟被出局了，难怪黄要声泪俱下。7月15日，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等，在人代会上“也都做了书面的认罪的发言”。6日，他参加科学院反右派斗争会，“这个会，主要地以曾昭抡、钱伟长为对象，揭发了他们许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情况。”7月30日，他参加作协党组扩大会，对“丁、陈反党联盟”展开大辩论，“方纪揭发了陈企霞的反党活动。陈的发言，群众大为不满。丁玲发言将近二小时，尚不深刻。”自这一天起，他没完没了地参加对批判、揭发丁、陈的会议。 7月31日，文联大楼又是对丁、陈的辩论会，“陈企霞今天发言，比较地老实，但似还保留不少。”8月1日，作协扩大会议，“柳溪、艾青、唐达成作检讨。柳、艾均哭了。”8月2日，他到文学研究所，参加反右派斗争会，“陈涌是一老党员，文艺理论家，乃亦加入反党集团，实缘其有资产阶级右派思想也。”8月3日上午参加国画界反右派大会，下午还是丁、陈的辩论会，“陈企霞态度比较老实，交代了不少问题。丁玲支支吾吾，不知说些什么。”8月4日，还是丁、陈的辩论会，“冯雪峰的检讨，讲到他反党的根源时，以为系长期单干，没过集体生活，没有好好地受党的教育的结果，颇为动听。丁玲的发言，仍是吞吞吐吐，许多人大为不满。郭少[小]川最后发言，指出其矛盾处，交[叫]其老实交代。”8月6日，他参加丁、陈错误的讨论会，发言的有田间、李又然、林默涵等，“默涵同志的揭发丁玲过去的错误，甚为深刻。”8月8日，丁、陈错误的讨论会，“丁玲作第四次的发言，但是只是讲理论，认错误，并不接触到具体的事实。像抒情的叙述，不像自我检讨。” 8月9日，他到考古研究所参加对右派分子陈梦家错误的讨论会，陈的检讨“琐碎得很，全无内容”。“王世民加以比较详细的揭发。石兴邦予以根本的驳斥。大家一致不满陈的检讨。” 8月13日，丁、陈错误问题的座谈会，邵荃麟、蒋天佐、钱俊瑞等发言，“邵、钱均坚持党的原则性，以事实证明个人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与党及社会主义不相容。极为精辟透彻。”越到后面，批判揭发的面积进一步扩大，牵扯出来的人越多，冯雪峰、李又然…… 8月4日，他参加丁、陈反党集团问题的大会，“说话的人很多。夏衍同志揭发了冯雪峰的反党活动，引起与会者的愤慨，[楼]适夷当场大哭。”8月15日文协党组扩大会议上，讨论丁、陈反党集团问题，他发了言，冯雪峰的发言，“大家实在不耐烦去听，吞吞吐吐，不尽不实。”“何其芳的发言，分析并批判冯雪峰的文艺思想与和胡风共鸣的言论，甚为深刻。”8月20日，他参加丁、陈反党集团的会议，“袁水拍同志以理论驳斥了冯雪峰的文艺思想。郭小川同志以搜集到的资料，证明雪峰和胡风集团及丁、陈反党集团的关系。”8月23日，讨论丁、陈反党集团的会议上，“胡海珠对萧三提了问题；公木对李又然揭发得很多；还有戈扬等的发言。”8月24日，一样的会议，“李又然作了检讨，与会者大不满意，未毕辞，即退下。有好些人，像古立高等，均来揭发李的反党活动。” 8月18日，又是讨论丁、陈反党集团的会议，“今天揭发了罗烽、白朗和艾青的许多腐朽的及反党的行动。”8月31日讨论丁、陈反党集团的会议，“有杨朔、萧三、臧克家（书面）等发言。罗烽作检讨，听众大不满意。”因为9月3日出国，郑振铎关于反右派会议的记载到此告一段落，不过仅此已足够触目惊心了。等到他12月2日才回来，批判、揭发已落幕，反右运动进入了另一阶段，已在紧锣密鼓地开会讨论、决定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了。 从中，我们看不到同是文学界出身、此时身居高位的郑振铎对右派的同情，只看到他对揭发者的赞赏和对倒霉者的冷淡。那个知识分子的郑振铎哪里去了？将近半个世纪后，当我们读到他当年的日记，禁不住会发出这样的疑问。 （陈福康整理《郑振铎日记全编》，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1月，68元） 原载《民×主中国》 (博××讯记者：蔡楚) 元朝汉人初夜权的传说 Go back to top 首先，我想先指出一点，并没有任何正史证明蒙古在中国有实行初夜权制度，但蒙古在欧洲确实有这个制度。 在我们村（豫北地区的一个小农村）的田地里，有时候会挖到一些质量相当不错的砖，每逢这时候，老人们总是非常惊恐的把它扔出去，他们把这转叫做“砖打墓”，意思就是用砖打造的墓穴，我问了初中的一位历史老师——这位老师也爱研究民间野史。这位老师说，历史书上说的清清楚楚，在元朝统治时期，蒙古人把全中国人分为四等（其实是三等，蒙古人当时并没有把自己当成中国人），我们所处的北方是三等公民——就是历史书上说的那个“汉人”，这是历史书上讲的。后面的故事历史书上就没有了，蒙古人如何统治汉人呢，除了建立必要的军事力量和镇压工具（监狱），在最基层，每个村子派一个蒙古家庭统治整个村子的汉人，汉族人姑娘要结婚，必须和这家蒙古人的男人睡三天觉，用文绉绉的语言说，就是这位姑娘的处夜权是属于蒙古人的；汉族老人到了六十岁，必须送到野地里的一个墓穴里等死，这个墓穴也就是老人们说的“砖打墓”。由此看来，元朝时期是中国人最屈辱、最黑暗的一段时期，而不是象某些无耻的“爱国”历史专家所吹嘘的那样“强大无比，威震亚欧”！ (博××讯 b-o-x-u-n.com) 为了防止汉族人造反，每五家汉族人才能有一把菜刀，而且这把菜刀是放在蒙古人家里的，只有蒙古人同意，汉族人才能生火开灶，所以汉族人习惯的把这家蒙古人男人叫“老灶爷”，女的叫“老灶奶”，还画了图贴在厨房，每到新年，这家蒙古人要到县城汇报整个村子的情况，为了让“老灶爷”“上天言好事”，到腊月二十三，每家每户都会把好吃的送到蒙古人家里，谓之“祭灶”。如果你有机会到农村看到“老灶爷”和“老灶奶”的图象，你会发现图中的人物穿着打扮都是蒙古装。 再说初夜权，由于屈辱的初夜权，所以当时的汉人结婚后都是把第一胎摔死，这就是摔死第一胎的来历，我们的祖先就是用这么无奈，但又坚决的方法来维持着血统的纯净。 去年我们村子重续家谱，我饶有兴趣的看了我们村的家谱，让我惊讶的是，家谱到了明初就嘎然而至了，我爷爷说，我们村子姓徐的都是在明朝初年从山东登州（现在的蓬莱）迁过来的一家人的后代，我又去找了那位历史老师，他说，这又和前面的历史有关系。 元朝末年，汉族人终于忍受不下去了，“杀父之仇，夺妻之恨”，蒙古人全占了，所以汉族人恨透了蒙古人，红巾军起义的时候，有先期到达河南的红巾军人员秘密到每个村庄作宣传，定于当年中秋节一起造反迎接红巾军，于是每个村庄流传着”八月十五杀鞑靼“的秘语。到了八月十五那天，真的动手了，蒙古人一家家的被杀死了，连刚出生的还在都活活的摔死在地上——残忍程度不亚于蒙古军队！遗憾的是，红巾军没能按时到达河南，盘踞在县城和增援过来的蒙古军队对参加造反的村庄进行了疯狂的屠杀，“所剩者十之一二”！ 明朝初建，朱元璋为了恢复中原地区的经济，要从未经战乱的地区向河南迁移人口，最主要的就是从山西、陕西地区向河南迁移，在那时候，没有银行，更没有存款，老百姓最重要的财产就是房子和土地，要他们离开，就像现在宣布剥夺某个人的全部财产性质是一样的，没人愿意走。于是官府就把需要迁移的人员用绳子绑上串起来，需要方便了，人们回向负责押运的管理叫道“把我的手解开”，到后来就直接喊“解手”，于是又发明了一个新名词——“解手”，在明代以前的书籍里你是看不到这个词的。人们拖家带口，依次从山西一个必经路口路过，这个路口有一个大槐树，于是年长的就告诉年幼的，“记住这个大槐树吧，回到这儿就快到家了！”，大槐树传说由此而来。 章诒和：可萌绿，亦可枯黄——言慧珠往事 Go back to top 章诒和更多文章请看章诒和专栏 小时候，父亲（章伯钧）曾对我说：“好的东西都令人不安。如读黑格尔，看歌德，听贝多芬。” (博××讯 b-o-x-u-n.com) 我勉强读了几页的黑格尔与歌德，没觉得不安，连稍稍不安也没有。但我看台上的言慧珠，却能叫我稍稍不安。后来，我听了她许许多多的故事，心里真的不安起来。关于她，对我讲得最多的朋友是许思言（许寅，上海记者、剧作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参加一个全国性的戏曲剧目工作会议，下榻在北京西苑宾馆。他是会议代表，我是大会工作人员。午饭后，是我俩聊天的时间。我总提前到，等上几分钟，他就端着一大杯浓茶来了。 我喜欢言慧珠，他就给我讲，我随着他的讲述大笑，随着他的讲述落泪。现在讲述者也走了，在很大程度上，我是重复他的讲述。眼看着往事即将成为众人知之不详的遗事，内心深处当有一种怎样的创痛与苍凉？我不过是在记忆的残骸中拾骨，借了文字悼亡伤逝罢了。 言慧珠（1919—1966） 女 蒙族籍 北京京剧旦角演员 【一家人，五个剧种】 1919年的深秋季节在北京宣武门外校场小六条的一座四合院里，降生了一个女婴。四合院的男主人原名咸锡，就是后来更名换姓、京剧“四大须生”之一的言菊朋。他的妻子高逸安为专演老妇人的早期电影明星。这个女婴就是后来比父母还要走红的言二小姐——言慧珠。言家生活不怎么富裕，但清王族之气韵犹存。皮黄、丹青、诗词、音韵，样样拾得起。审美化的人生态度，润泽着这一家老小的心魄。 言菊朋一生得意的日子短，失意的日子长，所以心情舒畅的时候很少。但到了中年时候，他至少还有两点希望，借以安慰和支撑自己。第一，自己辛苦了半辈子，终于自成一家，人称“言派”。虽眼前不红，但深信有朝一日会得到社会承认。第二，本人尽管不走运，却有如许儿女，总有一个能够走上他所愿意看到的道路，为言家争气。——这话，算是说准了。进入二十世纪中期，言家几个子女分别从事着京剧、昆曲、电影、话剧、评剧。所以，言慧珠在1959年纪念父亲逝世十六周年的时候，说：“莫怪人家要开玩笑，光算我们一家，就有五个剧种，看到百花齐放了。” 而最美丽的花，就是言慧珠本人：身高一米六五，削肩长颈，柳叶眉，高鼻梁，小方口，一双俏目，顾盼神飞。是个谁瞧上一眼，就能记住一辈子的女人。 【捧角儿】 幼年，言慧珠读的是书，爱的是戏。刚刚六岁，就学着青衣旦角，哼起戏来。 程砚秋在北京创办的“中华戏曲学校”的学生在吉祥戏院演出，读中学的言慧珠几乎天天都邀三四个同学去看戏。她不光看，还要高声吆喝，起劲鼓掌，居然成了一群“捧角儿”的。一时间，娱乐小报上“言二小姐如痴如狂”、“小姐狂捧男角”等花边新闻，连篇累牍地刊了出来，闹得满世界都知道言菊朋有个二小姐。二八佳人，如花似玉，大胆泼辣，颇有男子气概。人家把这些报导跟她说了，她倒满不在乎，一笑置之。血肉充盈、恣情任性的个性已然显露。 高中没毕业就退了学，她终于着魔般地学戏了。原本坚决不让女儿涉足梨园的言菊朋除了叹息，已毫无办法。 【是块戏料】 她学的是梅（兰芳）派。先当了一年多“留学生”，即跟着留声机学。但名士风度的父亲始终没向梅老板引见。言慧珠提出：是不是可以向与梅兰芳合作了二十多年的琴师徐兰沅学？言菊朋觉得可行。别看言慧珠小小年纪，却已懂得暗通关节：决定拜师，先从师母开始。主意已定，第二天清早，她买了点东西径直往徐家而去。进门就亲亲热热叫“师娘”，再恭恭敬敬上礼品，那模样和声音着实讨人喜欢。 徐师母笑道：“这老头子还睡着，没起来呢！慧珠姑娘，先屋里坐吧。”说罢，便忙着收拾屋子，洗菜做饭。言慧珠立马卷袖子，跟在后头帮着干活。师母不让干，心想：眼前这个女孩儿是言家掌上明珠，从来不上锅台。但看她干得那么欢实、认真，心里自是喜欢。 三五日过去了，徐兰沅一点动静都没有，每天好像不是忙着应酬，就是去电台讲梅兰芳，杂七杂八的事情没完没了，回家总是很晚。第二天，又要睡到中午。接连一个星期，言慧珠无缘与徐兰沅见上一面，可与师娘处得像一对母女。师娘过意不去了，对丈夫说：“你总不能老躲着吧，我看你还是给她说说吧。” 徐兰沅之所以不教，是怕言二小姐吃不了唱戏的苦。他想了想，决定教两句，难难她；难倒了，便也就死了这份儿心。随即对她说：“我今儿教你两句《凤还巢》里的慢板。你明儿来，要唱给我听，看你行不行。” 就这两句唱，言慧珠学得全神贯注，走路哼，吃饭哼，睡觉也哼。言菊朋纳闷：“这孩子怎么傻了？” 第二天，她唱给师父听。不但字正腔圆，而且神韵不差。徐兰沅拍手叫好：言慧珠学戏有灵气，是块戏料。什么叫戏料？那是一种或天生或训练得极其精致的舞台感知力与审美能力。她学戏的速度惊人，不出一年，就把徐兰沅肚子里的本事全给榨出来了，得到梅兰芳在化装、音乐、台风、扮相方面的真髓。有一天，徐兰沅对她说：“你学得这么好，真要变成小梅兰芳、女梅兰芳啦！” 言慧珠答道：“先生不也是个不上场的梅兰芳吗？” 中国古典戏剧有很多这样的现象：一个平常剧本能形成一家之“独创”，而这个“独”，非剧本之“独”，乃表演之“独”。而表演的全部才情，皆寓于综合性技艺之中。故要当一名戏曲演员，必备唱、念、做、打等综合性技艺。只会唱，是根本不行的，也不会被观众认可。不像如今能有那么多只会清唱不善表演、只唱折戏，不会本戏的“新秀”与“名家”。言慧珠经徐兰沅的介绍，从1937到1938年便跟朱桂芳学梅兰芳的舞蹈身段，又跟着“九阵风”（阎岚秋）学武旦和刀马旦。功夫不负有心人，耕耘自有好收成。她就此打下了扎实的功底，甚至超过了科班。 1939年，二十岁的她在上海首次亮相，一炮而红。她高大又苗条，艳丽又纯洁，眉宇间荡漾着一股英气。难怪人家说，她不像南方的闺阁千金或小家碧玉，是个绝代的北国胭脂，燕赵佳人。一旦登台，京津沪那些个捧角儿的，就趋之若骛。尽管是敌伪时期，照样被捧上了三十三层天。 言慧珠的一只脚踏上舞台的同时，另一只脚跨入了银幕。她一直是个出色的戏剧、电影两栖演员。1940年，上海新华影业公司拍摄的《三娘教子》影片，是言菊朋、言慧珠、言少朋一家人的合演，后来还拍摄了《逃婚》、《红楼二尤》等多部影片。从她的好奇、好动、好强、好胜的个性与灵动飞扬的艺术天分来看，这又是理所当然的。电影明星不像戏曲艺人那么保守，言慧珠从中比别人更早、也更多地接触到西方事物，生活也渐渐浪漫起来。应该说，电影给她的舞台表演带来了光彩，同时也给她的情感生活制造了许多麻烦和不幸。 【入梅门】 言慧珠要成为梅兰芳的高足，必得获其悉心真传。她距离这个追求的目标，既近又远。近，是因为梅、言两家本就认识；远，是说要梅收下女弟子，决非易事。言慧珠为入梅门，可谓煞费苦心。第一步是要跨进梅宅。进了门，一旦梅先生发现了自己的天赋，事情就有了六、七分。她先是结识了梅府红人李三爷（释戡）和许二叔（姬传），很快取得他们的好感。再后，她抓住了梅老板的千金（梅）葆玥，哄得这个可爱的小女孩成天价围着“言姐姐”转。这一步，已是十分圆满。因为要梅兰芳亲授说戏，如无梅家子女在侧，日子一久，便难免生出闲言碎语。 言慧珠对梅氏夫妇执礼谦恭，敬奉周到。但要找学戏的机会，可就难了。因为梅兰芳的职业习惯，每天很晚睡，翌日下午才起来。不一会儿，贵客、好友、弟子便纷至沓来，直至深夜。稍有空闲，梅夫人便会出面挡驾，劝其休息。正觉无计可施，她突然发现葆玥喜欢听故事。这对于一个高中生来说是件轻松的事，她讲的故事总是长又长，像多卷本的《天方夜谭》。为了听个结局，葆玥请求父母容许留言姐姐歇夜。而过了晚上十二点，梅老板就会闲下来，半夜时分跟他聊聊天，说说戏，他是高兴的。这样，无论烈日严冬，言慧珠天天赶到梅府，给葆玥讲故事，跟梅先生学戏。 这当是抗战后期梅兰芳从香港返回上海的事。 1945年抗战胜利，梅兰芳复出，登台唱戏。不管演多少场，言慧珠是场场必到，风雨无阻。有时自己刚下场，连卸装都来不及，就赶去看。好在梅兰芳的戏都是大轴，放在最后，一般都不会错过。言慧珠最懂得引人注目的技巧。她看戏总是掐准时候，在大轴将上场之前几分钟才进场。座位差不多是在七、八排中间。她扬着头，迈着轻松的步子，由后而前。高跟鞋响着清脆的韵律，好像告诉所有的看客：“我来了”。有一次，她穿着一件绛红色的呢大衣，脖子上围着两条玄狐，还是整条狐狸做的。那在当时是最最时髦的。在灯光照耀下，加之高挑丰满的身材，闪闪发亮的大眼睛，真是“容光四射，明媚照人”。坐下之后，她先不看戏。挺着脖子用眼睛向前后左右扫射一遍，接着抬起手理理鬓角，打开手包，用小镜子照着补妆，扑扑粉、抹抹红。她的这些小动作，也好像在告诉人们“言慧珠在此”，直到梅兰芳出场，才收敛一切，专心看戏。她细心地看着梅兰芳的每个动作、身段、台步、水袖，还不时用笔记录。其实，那时的言慧珠已然大红，在艺术上却仍像个求索者，求索不止。哪像我们现在的戏曲名角、名家，一旦自己红了，就再也不进剧场看别人的演出。 言慧珠学梅兰芳极像，扮相几可乱真，唯一的差别是下巴比梅稍短了点儿。论身段，梅兰芳是男性，属中等身材，言慧珠则是修身玉立。扮起来，二人高矮肥瘦就差不多了。言慧珠的化装术非常高明，能够在眉宇之间画出梅兰芳那种神韵。 独具慧眼的梅兰芳对言慧珠是破格栽培，言慧珠亦知冷知热。对恩师、对梅氏一家她都爱之弥深。这里仅举一例，梅兰芳三代世居京城，饮食上习惯于北京风味，尤嗜豆汁。久住上海的他，说起故都小食，真有一付怅然若失的神情。凡离乡背井的人大多有此体会，因为人的乡情往往缠绕在寻常的感官印象之上，而在所有的感官印象里，味觉记忆的残留是最持久、也最是强烈的。言慧珠赴沪，特地用几个四斤容量的大玻璃瓶（可惜那时没有塑料桶）装满老北京最好的“豆汁张”的上品豆汁。梅兰芳大快朵颐后，亦深感弟子的一片至诚，别说女子，就是男人带着几大玻璃瓶豆汁上飞机，也是辛苦。言慧珠就是用女人的心思、男人的气力去做这样的小事敬奉恩师。 1961年8月，梅兰芳病故。在首都剧场举行公祭的那一天，她和丈夫（俞振飞）从青岛搭乘飞机赶来，言慧珠一身疲惫、满脸哀伤地站在剧场门口……一个培养她、爱护她、理解她的人永远地离她而去。 记得1984年，文化部举办高规格的纪念梅兰芳诞辰九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会上，播放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言慧珠关于《穆桂英挂帅》（梅兰芳晚年排演的最后一个出戏）录音讲话。播放完毕，全场沉寂。言慧珠讲话内容之深刻精辟，语言表达之准确流畅，令在场的所有从事戏曲理论研究的人感到羞愧。她不愧为梅门第一高徒！ 【大形于色】 我们常说，一个人喜怒形于色或不形于色。而言慧珠是大形于色，且一切都大形于色。说话行事，从来不分什么时间、地点、场合及对象，呼啸来去，旁若无人。梅兰芳深知这个弟子习性，所以多次讲：“你演《巴黎圣母院》最合适了。”当然，话里也包含对她艺术创造精神的赞许和肯定。 有关她张扬个性的故事，实在是太多了。我这里仅举几个小小例子说明。言慧珠的身材曲线分明，且都来自天然。一次，四个太太在一起打牌。一位太太说：“慧珠高头大马，真像个外国女人。尤其是她的胸部，和中国人简直不同。” 另一位说：“那一定装的假的，中国人不会长成那种样子。”为此，四人争执起来。 说曹操，曹操到。 言慧珠从外面进来，大家哗然。 她问：“你们笑什么？” 其中一人答：“她们说你是假的。” “什么真的假的？”言慧珠听了莫名其妙。但，她立刻懂了，当着满屋子的人，甩掉短大衣，把套头的毛衣往上一捋，露出雪白的肌肤和米黄的胸罩。昂着头说：“你们来检查，看究竟是真是假！”也不想想，人家的美凭的就是本真、本色和本事，女人身上那么要紧的物件能掺假吗？ 1956年春，许思言和几位俞门弟子在俞振飞夫妇家中做客，大家话题自然是昆曲了。正说的起劲，就听得一阵门铃响—— “哎哟，这么多贵客，你们欢不欢迎我呀？” 言慧珠一口清脆的京片子，人随声到。 她一来，气氛立变。客人的话题少了，主人也表现出明显的冷淡。因此，略寒暄几句，她伸出手腕看看表，便起身告辞。送客之后，主妇黄蔓耘才端出点心，客厅气氛又活跃起来。过了不到半个小时，电话响了。是言慧珠打来的——说自己的一只钻戒丢在洗手间里了。 气得黄蔓耘高声说道：“你什么时候去过洗手间？自己好好想想。我这里可连影子也没有！”说完啪地一声，把听筒挂上。瞧，这就是言慧珠的为人与做派。 又听我的表姐夫黄宗江讲，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一天晚上，在火车站月台，妹妹黄宗英给兄长送行。黄宗江身披军大衣，他已是一名部队作家了。那月台上还有许多的军人，只见身穿豹皮大衣，珠光宝气的言慧珠奔月、散花般地朝他们兄妹走来。黄宗英嫌她“扎眼”又“咋呼”，偷偷说：“咱们躲着点！”却怎么躲也没躲过。她全身扑向黄宗江，将这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拥入怀中。这个举动，把黄宗江吓了一跳，也把旁边的军人吓了一跳，惊呼：“这人怎么啦？” 后来，表姐夫回忆这事，无限感慨地说：“如知日后慧珠的遭遇，我一定还要紧紧拥抱她。” 【做一个女人真苦】 男影星白云因与周璇合演《唐伯虎点秋香》而走红，言慧珠即与之热恋，住在上海的扬子饭店。“多才惹得多愁，多情便有多忧。”因为戏曲演员每晚有戏，朋友请客一般都设在中午。有车来接言慧珠，她出门前一再叮嘱：“你不要出去噢，我很快回来。”酒席的时间一长，她就很着急。有时拉了女友（顾正秋）悄悄溜出。在电话机旁，言慧珠请女友给白云打电话，说个假名约他到某个地方见面，对方同意了，挂断电话，言慧珠眼圈一红，深深叹口气说：“做一个女人真苦。” 言慧珠喜欢名牌陈年的洋酒，会跳舞，可不轻易下池。她说：“和不喜欢的人搂抱着，没意思！” 【换了人间】 1949年5月27日，上海在爆竹声中“解放”了。 言慧珠一觉醒来，已然“换了人间”。这一天，没搽一点脂粉，不知从哪儿弄了一件蓝布大褂穿上，一双辫子扎上一对黑色蝴蝶结。脚上是平跟黑皮鞋，像个女学生。风情绝代的女伶一下子像个女学生。她跑到女友家中。 女友问：“你今儿怎么啦？像个地下党员。” “先看看风向，观察观察。”言慧珠淡淡一笑。 【收入好几万】 上海市长陈毅是关心名演员的，一直鼓励他们登台继续唱戏。言慧珠自己挑大梁，私人组班，参加各种演出。她还参加了上海代表团赴朝演出，慰问志愿军。回国后，她凭着自己的聪颖和才干，把中国梅派京剧和朝鲜表演艺术结合起来，移植了朝鲜古典名剧《春香传》。公演那天，人民大舞台的广告牌上，赫然写着：“《春香传》 言慧珠改编 主演”演出后，掌声经久不息，无数人涌向舞台。她的创造力，无人可及。 此后，她集编、导、演于一身，把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搬上了京剧舞台，在中国大戏院演出，效果也好。接着，她组成一个“言剧团”，带着《春香传》、《花木兰》、《梁祝》以及其他传统剧目在外面演出。原本打算演个把月，谁承想那么受欢迎。前后两个多月，单她一个人的收入就有好几万。一旦有了钱，便张罗着买房。刚好，华园的主人要出国。房子旧了一点，却只要八千元，太便宜了。她喜得其所，用了一万五去装修。说不上雕梁画栋，在当时也算得上金碧辉煌。她每天早晨起来，要在花园草坪上跑十来个圆场（戏曲演员表演动作程式，演员在舞台上所走的路线呈圆圈形，周而复始，称为圆场），从不间断。难怪有人开玩笑地说：“言慧珠的圆场跑得好，都是买房的结果。” 【教他这粉蝶儿无是处】 中国进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新阶段”，戏班陆续实行“公私合营”。言慧珠盘算个人组织班社——不行了；想有属于自己的场面（即京剧乐队，由管弦乐器的文场和打击乐器的武场组成）——不行了，连个私人琴师也没有。那时，像李玉茹、童芷苓等上海有名的坤旦已先后参加了上海京剧院，成为国家干部，每月工资在千元以上。政治上光荣，生活也不错。偏偏她看不上这些，对劝自己加入“国营”的人说：“现在还早，我要再看一看。” 在举国上下掀起的“公私合营”的热潮里，言慧珠是极少数几个对“国营”不感兴趣、并敢于公开表达“不感兴趣”的人。俗话说：胳膊能拧得过大腿吗？角儿的本事再大，可是在乐队、琴师、配角、龙套一个都没有的情况下，只能妥协。万般无奈的她，便也提出申请，要求“国营”了。先临时受聘于华东戏曲研究院附属京剧团（即上海京剧院前身），后屈尊过其他剧团。东也唱来，西也唱，却找不到一个地方落脚容身。1954年北京的戏曲剧团搞体制改革，言慧珠闻讯立即北上，争取加入北京京剧团，半年而不果。这才是“恰与东风别，又被秋风误，教他这粉蝶儿无是处。” 其实，作为旦角演员的她内心最向往的剧团是中国京剧院，因为那里有个最好的小生（叶盛兰)。但是，中国京剧院的前身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延安评剧院，名义上的院长是梅兰芳，实际上的负责人是一位无产阶级立场无比坚定的中－共干部。想要进入这个剧院，中－共干部不点头，谁讲情也不行。后来，言慧珠被北京市文化局分派到北京京剧四团，去了，就受排挤，而排挤者在技艺上也远不如她。到了十冬腊月，上座极好的《春香传》不知何故被迫停演。为了请求复演，好让剧团暂度年关。言慧珠跑� 奖本┦形幕郑肭罅斓冀蛹幌耄谷盟诜缪├镎玖肆礁鲂∈倍奕魏未鸶础Ｋ⒁参涯夜游聪裣衷谡庋匚臀涯摇�BR> 3月初的一个深夜，宁可丧命、也不能丢面子的她自觉走投无路而服安眠药自杀，送医院得救。活过来的言慧珠不吃不喝,拒绝治疗。她神情黯然，唯一的一句话就是：“我要和文化部长通话。” 自杀的消息传出，梅夫人（福芝芳）着急又心疼，索性把她接到梅宅调养，与她当年学戏的情景一般模样，与梅葆玥同住一室，同睡一床。想到言慧珠这几年的起起落落、是是非非，梅夫人语重心长道：“干咱这一行，唱好了是‘戏饭’，唱不好了是‘气饭’。”这话说对了，眼下的她正在吃气饭。不过她受气，并非由于没唱好戏。 偌大一座北京，容不下她，她含泪回到了上海。刚落脚，北京方面带话过来：在北京的所有遭遇不要外传。言慧珠不传，可别人要传。传她在北京乱搞男女关系，生活腐化……说得还活灵活现。 “本是些风花雪月，都做了笞杖徒流。” 有时被统治者的道德，比统治者道德还要严。言慧珠一生曾多次自杀。影星白云舍她而去的时候，言慧珠曾寻死。她有一腔如火的热情，需要一个完全接纳她的男人也付给她同等分量的情感。减一分、短一寸，她都受不了。 【身上都长毛了】 聘请她的单位越来越少，同行“国营”的越来越多。她心灰意冷，把自己行头也卖了，从此不打算唱戏。她是块戏料，除了唱戏，她什么也不会干，也不想干。到了后来，她只好四处活动，几经周折，才参加了上海京剧院。 剧院的一个负责人（陶雄）找她谈话，说：“李玉茹是第一个参加我们剧院的，根据当时的情况，她的工资定为一千三百元，童芷苓是第二个进剧院的，她的工资一千一百元。你现在要求进步了，也就不必计较那么多，咱们零头不算，凑个整数吧，每月一千块吧。怎么样？” 言慧珠立即表态，说：“那两位比我早进步，我晚进步，就照领导的意见办。” “你同意了，那就这么定了。” 这样，言慧珠成了上海京剧院的演员。虽然工资数额不等，但在评定文艺级别时，三人均为二级演员。谁说革命不分先后？ 如果安分守己，从此也就太平无事，偏偏她不安分。三个旦角，三块头牌，都是人中尖子，花中花，自然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每个人的演出机会都不会很多，而配角、乐队只有一套人马。首先要满足出国任务和外地演出的需要。一次，李玉茹、童芷苓先后出国访问，还有一些人到外地演出。她只得留守“大本营”。恰巧市里有个重要晚会要她演出。一时找不到乐队和配角，临时从戏曲学校借来一个打鼓的、一把弦子，从另一个国营剧团借来打大锣的，从新民京剧团借来两把胡琴，再从京剧院调来几个青年人给她配戏。到了剧场，言慧珠还不知道看戏的观众是谁。晚会是军民联欢，言慧珠认为该唱个热闹喜庆的剧目，可领导让她演《宇宙锋》。乐队、演员都是临时凑合，到了台上，效果之差是不言而喻的。言慧珠憋着一肚子气，把戏唱完。一下场，就变了脸色。 在党的领导下，个个都老老实实。领导让唱就唱，不让唱就不唱，反正发工资的时候，一分也不会少。她倒是不争钱，可争戏。进剧院不足半年，就怨言乱飞，四处散布：“我进了京剧院，戏都唱不成啦！”这不是牢骚话，是事实。因为从1956年5月1日开始在上海京剧院工作，到1957年5月为止。整整一年时间，她只演了十三场戏。追求上进的人看她不顺眼，但她也决不迎合你；你要迎合她，也更是休想。如此处世，结果可想而知：结下一大群冤家对头。 言慧珠到商店买东西。服务员都认识这个漂亮女人，遂问：“您怎么不演出了啊？” 她嘴巴一撇，没好气儿地说：“我在这儿，京剧院，在墙角里，身上都长毛了，我在发霉。” 【我要演戏】 1957年5月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展开了整风运动。上海也北京一样，召集知识界、文艺界、科技界举行各种座谈会，给中－共提意见。连章伯钧、罗隆基这样一些专搞政治的人，都不知道这个“整风”是个啥含义，那么像言慧珠这样的艺人，更闹不懂了。但“双百”方针和“整风”运动的提出，都被文人、学者、艺术家视为“福音”，因为它展示出一个自由空间的前景。言慧珠的生命只存在于感性世界，她是为艺术而生。想想自己这几年的处境，她早有话要说。现在，说话的机会来了，能放过吗？于是，在座谈会上，她把“我要演戏，让我演戏”的心声，大大发泄了一通。1957年5月 9 日的《文汇报》全文刊出。 她首先检讨自己对“公私合营“的态度。说：“解放初期，我的政治认识不够，而我又是京剧界里最活跃的一个。当时各地成立国营剧团，都将我当作争取目标，因为当时我的政治觉悟不够，我没有参加。” 发言的核心内容是关于演戏。演戏从前是谋生手段，而现在是革命工作了。她说：“我知道自己。有些责任是应该自己负的，我的毛病，脾气，自己都知道改，我要搞好自己的工作。我希望能给我演出机会，给我一些条件帮助我的工作。但这一年多以来，我白白拿国家的许多钱，浪费了那么多时间。我当然不知道领导人是不是至今认为——这位大小姐不大好惹，对待不得法，就又要生事故。 “我感到过去和我差不多的人，今天都比我工作得好；我还是愿意说，我自己应负的一些责任我愿意负，愿意改正，通过这些，我来改造自己。我想，要是不帮助我一些，不给我条件，不给我演戏，把我搁起来，那我就永远站不起来了。 “我对发生在我周围的任何大事小事都要异常小心地对待，否则便会飞来各式各样的罪名的。我实在感到有时我做的本是好事，也会忽然变成坏事。我对这种种感受甚深。我不敢相信，我这生龙活虎的一个人现在会变得如此消沉。” 在讲述了剧院临时拼凑演出的情况后，她说：“我的身体本来不好，有点神经衰弱，但真正造成我身体不好的原因，在于这样一些失败的演出后，夜里回家睡不着，因为实在痛心！这样，对不起观众，对不起自己，更对不起国家。京剧院的领导一年多来，没有一次找我去谈过有关京剧艺术上的问题。我曾将我过去的剧目开过一张单子给领导，希望能够看看，有没有演出基础。结果，无人问津。我在院里什么都不讲，因为一讲，便会认为是吃戏醋，闹小圈子。请问，我们得不到发展，得不到合理使用，难道不要呼吁吗？” 【给亲爱的观众一封信】 她宣泄对现状的不满，既是感性的表达，又是以自己为例。正因为富于感性特征和个人色彩，所以发言全文一经刊出，读者的来信、来电即如雪片般飞来。很快，她给这些关心自己的人一个答复。这就是发表在1957年5月28日上海《文汇报》上的《给亲爱的观众的一封信》。她在信里说：“我们虽然没有见过面，可是我们已经是朋友了。在祖国广阔的土地上，各省各地，工厂、部队、学校。我有那么许多朋友，伸出了热情的手，支持我，鼓励我。这一股暖流，使我浑身都有了力量。我不再消沉，不再寂寞，我站起来了。 “朋友们！原谅我，一支笔怎么来得及回答呢，太迟了又怕你们牵挂，因此借报纸上一点篇幅和亲爱的朋友谈几句，好让你们释念。朋友们！你们是那么关心我的工作，告诉你们：我接到一个庄严又艰巨的任务——到上海戏曲学校去工作。培养第二代是何等神圣的职责，我感到惶恐又兴奋，我爱那些学生……” 改京（剧）从昆（曲），是言慧珠信中透露出的最重要的信息。当时，很多京剧观众都为此深感遗憾。另一些人则认为是她《我要演戏》的一席发言，把上海京剧院的上上下下都得罪完了。当然，只有走人了事。 当我和许思言谈及此事，他却说：“别看慧珠不懂政治，但她会用心思。从京剧改到昆曲，慧珠决非权宜之计。” “为什么？” “因为嗓子。” 我说：“她的嗓子多好，又甜又亮。” “甜是甜，只是不像从前那么亮了。” 言慧珠确有一副好嗓子。但长期过度劳累，声带开始肥大，发肿。为此，她去医院动了手术，手术是成功的，但术后的嗓子，再不如前。尽管她天天坚持练嗓，但总也恢复不到原来的样子，声音从响亮变为细嫩。言慧珠是何等的机敏聪颖，从此留意昆曲的演唱和表演。还是在反右以前，浙江省昆剧团团长周传瑛带团到上海光华戏院演出。营业惨淡，一个晚上只卖出几十张戏票。可她识货，天天买票观摩，还请周传瑛夫妇到家中做客，兴致勃勃地学习昆曲。到后来，她还跟周传瑛合作演出昆曲。 应该说，事业上言慧珠是极有远见的。但凡与艺术相关的人和事，是从不轻易放过的。还是在1955年，当梅兰芳把俞振飞、黄蔓耘夫妇从香港请回上海的时候，她就特设家宴款待，景仰俞振飞的才学的同时，也是千方百计地跟他学昆曲。有了这样一个基础，1957年经文化局批准，她调至戏曲学校，被任命为副校长。从此改唱昆曲，正好和俞振飞搭档。她真诚求教，为尽量向俞振飞靠拢，她也耍了些可以理解、可以原谅的小花招。比如，听说俞振飞到江西演出，她急得失魂落魄，还差几分种开车，居然赶到了车站，成了软卧车厢里令人惊诧不已的不速之客。 她与作家徐訏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友谊，在文学上获益非浅。她与音乐家郑律成也是很好的朋友。在排演《春香传》的时候，郑律成在朝鲜音乐与京剧唱腔的融合上，给予了具体的指导。 【使唤丫头】 1957年5月19日到6月中旬，她应中国京剧院邀请在北京舞台上与中国京剧头号小生叶盛兰合作演出《得意缘》、《贩马记》、《穆柯寨》、《凤还巢》、《生死恨》、《吕布与貂蝉》、《游园惊梦》、《玉堂春》。这是展示中国传统戏剧表演精粹的华筵，也是当代中国戏曲舞台最佳生、旦演员的绝配，绝演与绝唱。因为自这次演出以后，言慧珠告别了京剧，叶盛兰成了右派（另文讲述）。我每晚都去欣赏，整日价心猿意马，为此恨不得要去逃学。 我对父亲说：“我不想上学了。” 父亲问：“那你想要去做什么？” “言慧珠美死了，美的让我想去给她当使唤丫头。” 父亲大笑说：“你给她当使唤丫头，那我还要给你雇一个使唤小丫头。” 【三更归梦三更后】 也就在这个6 月，中国政治的风向陡转，从“整风”转入“反右”。舞台上那么机灵的言慧珠，晕了，也傻了：自己无非是一心只想多演戏的呼吁，怎么会成了“发泄不满情绪”、“猖狂向党进攻”？更要命的是，她平时的人缘就差。俗话说：“多个朋友多条道，多个冤家多堵墙”。言慧珠身边没“道”了，全都是“墙”。原来还算朋友的人，刹那间也都变成了冤家。而冤家们几乎一致认为，言慧珠就该是右派。上海京剧院里批判她的大字报，一张接一张地贴呀，贴呀…… 不明白这场政治运动的起因，却懂得这场政治运动的后果。言慧珠再是个“政盲”，但自1949年以来，中－共所给予民众的政治直观教育可谓生动又深刻：土改运动，有了“地主、富农分子”；三反运动，有了“老虎”、“奸商”和“三反分子”；镇反运动，有了“反革命分子”；肃胡运动，有了“胡风分子”。那么，这次反右运动的直接后果，就是要有些人去当“右派分子”了。如果自己当了右派，心高气傲的她从此只能是一堆土、一摊泥，别说演戏，连个人样儿也无。她后悔莫及，谁叫自己争戏演呢？谁让自己去发言呢？谁让发言上了报呢？真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再往下想，她就想到了死——自杀。这是她贯穿一生的情结，死结。 一天，上海文艺界在文化广场收听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录音传达。刚传达完毕，从喇叭里念出了包括言慧珠在内的一连串的名字，叫这些被点名的人到后台去。大家估摸着：他们可能都是上海市的右派了。有人幸灾乐祸，有人暗中惋惜。 言慧珠第一次在众目睽睽之下，敛气而行。悸动又恓惶，恐惧且哀伤。 到了后台，上海市文化局局长徐平羽早就坐在那里了。他对言慧珠严肃地说：“言慧珠同志，你的那些话，说明你有极端严重的个人主义，应该深刻检讨，取得群众的谅解。如果对抗下去，矛盾就有可能转化。” 在上海戏剧界，有两个真心替她着急的人，那就是俞振飞和许思言。俞振飞跑去找到徐平羽，希望领导能宽大言慧珠，否则，这个女人很可能走向绝路。徐平羽说：“她发言影响很不好，人缘也不好，很难过关。唯一的办法是深刻检讨。”又说：“要她自己深刻检讨是不可能的，你和你的朋友去帮帮她吧！” 俞振飞约了许思言，一齐来到华园。为了让她检讨，俩人费尽唇舌。言慧珠不是不想检讨，而是对检讨毫无信心。 许思言火了，指着孩子说：“你不做检讨，戴上帽子，你自己怎么过日子暂且不说，小清卿怎么办？”小清卿，是言慧珠在1955年秋率“言剧团”到无锡演出时，与跨刀（指戏班次主角，二牌演员即称跨刀，寓有随从协助之意）老生薛浩伟一度同居的结晶，三十六岁生子。为此，她不得不与这个自己并不爱慕的人结婚。 言慧珠仿佛被电流击中，双手紧紧抱住孩子，泪水像断了线的珍珠，洒满衣襟…… 她终于低头了，到京剧院向领导表示接受批评。 “一点芭蕉一点愁，三更归梦三更后。”回首前尘，辗转纠结，该如何清理沉埋的心事？任你怎样的炽烈与惨淡，只有自己一一摊牌了。为了一纸检讨，苦熬两月，言慧珠把这辈子的文化知识和社会经验全调动起来。她想起小时侯，为了得到一枚钻戒，几天几宿睡不着觉，千方百计要弄到手。这件事多么能说明自己的自私与无聊呀！在美琪大戏院召集的上海文艺界大会上，言慧珠就从进幼稚园检讨起，一直检讨到当天为止。她坦白事实，批判错误，挖掘根源。联系思想，联系历史，联系家庭，联系社会，联系转瞬即逝的“一闪念”，联系一切能够联系的。自觉向共产党输诚，也向所有的人低头。紆尊降贵，远比想像来得痛苦。人本有颜色，而需要做的是自己一层层地剥去颜色，把内里的筋骨血肉都掏出来；人本有情爱，现在需要做的是把早已入土的死者、亲者重新翻检，暴露于光天化日……许多人被感动了。 当然，再多的群众被感动，也未必过关。会上，徐平羽开口了。他说：“言慧珠同志的检查很深刻，态度也很好，戴不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一锤定音。这时，再有人觉得她该是右派，也没用了——毛泽东的“干部决定一切”，在这儿用得多好！ 散会后，徐平羽在楼梯口遇到担任上海市戏曲学校校长的俞振飞。他主动对这位校长解释道：“戴上帽子很容易，可就毁了一个人才，再要培养一个像言慧珠这样的演员多难呀。所以，今天我竭力主张不戴她的帽子。何况，她的检查确实写得很好。看来，她的文采也不错嘛。” 在徐平羽和其他朋友帮助与护卫下，言慧珠度过了（19）57年的夏季风波。但从此，言慧珠害上了严重的失眠症。 “过关啦，过关啦！”当晚，言慧珠从剧场回到家，一进门就对等候在那里的俞振飞和许思言，大喊大叫。 跟着，她就让家里的佣人摆上准备好的螃蟹宴。酒过三巡，她抱着孩子，突然立起。说：“患难之中见人心。今天我不知道向你们说些什么好！以后，我会竭尽全力为昆曲服务。”一杯喝下，她又说：“两三个月里，我懂得了什么叫同志式的感情……很多人都把我们这些人看得太坏，久而久之，我们能不多长几个心眼吗？” 【批判陈仁炳】 毛泽东领导的所有政治运动，最生动的场面便是参与者、卷入者的相互攻歼，彼此出卖。出卖不再属于个人品德或私人恩怨的问题，它被官方视为塑造革命情操、考核阶级立场的有效手段。在攻击与被攻击中，两败俱伤，彼此都是贱相和丑态。场面的制造者便以这些贱和丑，一方面搜集为证据，一方面以此反衬毛泽东和共产党的“高贵”、“圣洁”和“正确”。 言慧珠在遭众人射杀的同时，也被加工制造成一粒子弹，射向章（伯钧）罗（隆基）在上海的骨干分子陈仁炳。因为在“鸣放”期间他代表上海民盟市委在电影、戏剧、出版、文学等方面召开座谈会，请大家提意见。陈仁炳曾请王西彦等作家在文化俱乐部吃饭，也曾过问言慧珠对工作安排的意见。到了“反右”阶段，这些都是他向党进攻、“煽风点火”的凭证。 言慧珠的批判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957年7月10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言慧珠发言的全文，题目就叫《陈仁炳的鬼把戏》。文章写道：“陈仁炳表面上摆出一副好像替我鸣不平的伪善面孔，骨子里却是贩卖向党进攻的私货，不惜捏造事实，假借名义，挑拨上海京剧院的领导和演员的关系。我们京剧演员饱尝过旧社会的贫困、压迫、侮辱的痛苦，在社会主义社会地位提高了，生活安定了，一切条件都优越了，今昔相比，我敢说任何一个京剧演员打心眼里都会感到社会主义社会比旧社会的社会制度好一千倍，一万倍！陈仁炳的挑拨伎俩是徒劳的。”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她是在奉命批判。否则，怎么能过关？ 1958年，过了关的言慧珠参加了文化部组织的中国艺术代表团，吴晗任团长，俞振飞任艺术顾问。在欧洲七国，她连演八十余场《百花赠剑》，不仅没喊一声累，还坚持每天写日记，在国内发表。她文武双全，没人不佩服。 【照山又照水】 一日清晨，上海戏曲学校的喇叭里，传达了这样的指示：“同学们，九时召开师生员工大会，欢迎新校长。” 大家屏住气，只见一个身材高挑的女郎满身金黄从学生们眼前掠过：金黄色的毛衣，点缀着淡紫的小花，橙黄色的西装短裙，浅黄色的高跟鞋。 “这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言慧珠，我们的新校长——”俞振飞开始详细介绍，可谁有心思听。 她的学生（梁谷音）在一篇怀念文章里，曾这样描述：“要紧的是赶快享受这眼前的美人吧，一睹为佳。 她那么娇，娇得有点妖；那么艳，艳得有点野。身材、五官、腰腿、找不出一丝不足，过分的完美使人怀疑她的真实。” 忽然，一个女生轻轻叫道：“呀，新校长没有穿袜子？”跟着，几十双眼睛“唰”地扫向那光洁又修长的一双玉腿。后来，她们才明白，新校长是穿了袜子的，那袜子叫玻璃丝袜，透明的。 不久，她带领学生在校园拔草。女生们不专心于拔草，而专心于她那双洁白精巧的手套，彼此议论纷纷。看来凡有她的地方，就有风光。言慧珠照山又照水。美，对于别人是用来观赏的；对于她，那就是生活方式了。 【如意，也不如意】 1959年，俞振飞、言慧珠来北京陪梅兰芳拍摄电影《游园惊梦》，下榻前门饭店。不久，许思言因公也到了北京。刚进房间，俞振飞见了他，一把抓住，要求他与自己同住，还没等许思言答应。俞振飞的学生就连忙请服务员加上一张床。 学生偷偷对他说：“您来得正好，先生（指俞振飞）实在吃不消了。” 连言慧珠的保姆也附和上一句：“您住在这儿就太平了。” 显然，正副两位校长之间，有了点麻烦。原来，男校长是天天睡不醒，女校长是夜夜睡不着。睡不着的，就到隔壁找睡不醒的，一夜一夜地聊个没完。弄得正校长苦不堪言，苦不堪“言”。这不，来了替死鬼。还能轻易放过？ 回到上海，俞振飞几次见到许思言，都是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 1960年，言慧珠办理了离婚手续。两个月后，许思言接到俞振飞（黄蔓耘已病逝）电话，说：“市委领导同意我同言慧珠结婚。明天在锦江饭店订婚，慧珠要我请你来。” “我的天！”许思言大吃一惊，刚要开口，便觉不对。忙说：“恭喜，恭喜！” 婚宴当晚，酒阑席散，许思言踏月而归，他边走边想：“这可真像一台戏，不知结局是喜还是悲？也不知这对‘欢喜冤家’能够相聚到几时？” 在这桩如意又不如意的婚姻里，言慧珠是主动的。她一到了戏校，就渐渐有了这个念头。一方面，她想得到一个博学多才的男人为晚年伴侣；一方面，她是借重俞振飞的艺术地位，提升自己的艺术身价。这是爱情与功利的双重考虑与相互作用的结果，它直接来自言慧珠独特又复杂的性格。她对俞振飞百依百顺，俞振飞觉得她娇艳可爱。 婚前，在华园。俞振飞索性对言慧珠说：“看样子，你对我很有意思，想要和我结婚了，是不是？” 言慧珠大喜，说：“你猜透我的心思啦？直到今天，我总算听到你的心里话。” “那我们的性格合得来吗？你好胜要强，我淡泊宁静，一软一硬，恐怕捏不到一起呢！” “一软一硬，正好取长补短，和好相处。要是两人都硬，就非吵不可；都软呢，粘粘糊糊的，也没意思。” 以后，听许思言说，他俩关系并不怎么好，经常吵架。看来，软硬搭配也非最佳夫妻组合。 【墙头马上】 1959年10月1 日的前一个晚上，言慧珠和俞振飞在北京演出了昆曲《墙头马上》，取得了巨大成功。这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大庆而演，这是她舞台表演艺术的另一个高峰。凡参加排练的人，无不为她的严肃认真、细致周到、精益求0精的作风所感动。即使是她的冤家对头，也表示“值得学习”。她根据元代杂剧大家白朴提供的文学剧本，反复琢磨设计人物造型和身段，还为自己所扮演的角色配置了不同的服装、头面（旦角头上各种化装饰物的总称）。自己亲自到专门的绸缎店去挑衣料，自己重新设计点翠头面（头面中的一种硬头面，旦角头上饰物。即用翠鸟羽毛剪贴于金属底版上制成，富丽堂皇），并拿出自己的金条将点翠头面镀上黄金，这样，在灯光下更光彩夺目。又把自己的家藏的首饰，都拿出来使用。言慧珠喜欢钱，也能挣钱。我前面讲了，她对“公私合营”不感兴趣，主要是觉得私人戏班能为自己多挣钱，人也自由。但她毕竟是个艺术家，爱艺术胜过爱金银，爱舞台超过爱钱财。为了唱好一出戏，言慧珠啥都舍得。 1959年 10月，已划为右派分子的父亲收到了《墙头马上》的戏票，一看演出地点是在中央统战部礼堂，便犹豫了——他想看台上的戏，不想看台下的人。但经不住我再三请求，父亲还是带我去了。事先，他对我说：“小愚儿，爸爸不打招呼的人，你不要去招呼。” 父亲特意去得早些，挑了个靠边儿的座位坐下。他闭目养神，我则东张西望。一会儿，礼堂掀起一阵骚动，我站起来，跑到过道看究竟。然后，兴奋地对父亲说：“赵丹来了。”再一会儿，礼堂又一阵掀起骚动，我又站起来，再跑到过道看究竟。返回座位后，对父亲兴奋地说：“爸，夏梦来了。” “谁是夏梦？”父亲问。 “香港电影演员。穿着红大衣，戴着金耳环，可漂亮啦！” 礼堂里，相继来了许多高官。他们没引起观众的任何反应。我得意地对父亲说：“爸，怎么样，搞政治的比不了搞艺术的吧？连李维汉（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进场都没人搭理，就更别提你了。” 父亲听了，居然很高兴。 1963年《墙头马上》在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成电影艺术片。拍摄期间长春温度在零下三十度。清晨，所有的演员都钻在被子里养神，惟独她一个人在场外练功，天天如此。 想看言慧珠吗？现在的人，只能看这部电影了。瞬息风华，留此见证。而这个戏的镀金头面与各色行头，都在“文革”的一把大火中烧光。 【阿庆嫂第二】 1964年，正是江青亲自挂帅，击响了京剧大演现代戏的锣鼓。夏季，北京举办了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汇演。上海参加的剧目有大戏《智取威虎山》，小戏有李玉茹的《审椅子》，童芷苓的《送肥记》。没言慧珠的戏，也没她的事儿，是观摩者，一个看客。内心的烦闷可想而知。她对别人说：“观摩观摩，专观专摩。”言外之意，我言慧珠现在只有看戏的义务，没有唱戏的资格了。她不安，更不服。 岁尾年初的时候，许思言收到言慧珠寄来的两张戏票，还附了一封短信。她说：“过去演旧戏多，现在很想彻底改造自己，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演阿庆嫂（即《沙家浜》女主角）是我决心改造自己的一个表现，希望得到朋友的支持和鼓励。”其实，她哪里是想彻底改造自己，还是在闹“我要演戏”！ 看后，许思言非常感动，觉得言慧珠演这个戏，大概没比《墙头马上》少费心，少使劲。大幕落下，忙去后台向言慧珠祝贺：“好哇，精彩！你的阿庆嫂，全国第二。” “第一是谁？”言慧珠立即追问。 “丁是娥呀！（沪剧《芦荡火种》里的阿庆嫂的扮演者，京剧《沙家浜》由沪剧移植过来）” 她高兴得笑了。这么好的一出现代戏，照理很值得宣传。谁知在当时的报纸上，连一个广告也没找到。 春节的时候，许思言到华园去拜年。他问俞振飞：“你看慧珠的阿庆嫂怎么样？” 俞振飞说：“真好！丁是娥的戏，我没有看过。别人可都不及她。在阿庆嫂身上，她花的气力真不小，动机也好——通过演戏改造自己。可是人家还是在攻击她，真是不讲道理了。” 从演梅派经典，到唱昆曲《墙头马上》，再到现代京剧《沙家浜》——她像一张满弓，但凡使出一把气力，送出箭来都铮然有声，且直射靶心。这些艺术创作是言慧珠的生命表现。而艺术创作又决非一般人所能想像，它是个神出鬼没的东西，与心智相通，与传统相接。若无一点艺术灵感和悟性，任你雄心万丈，最后也是徒劳和妄想。想想她，再看看我们自己，两厢对照，差异惊人：我们的生命很长，用很长的生命去等待。她的生命很短，用很短的生命去创造。 1965年，言慧珠得到了一个歌剧本，叫《松骨峰》，描写的是一个朝鲜女英雄。她不禁联想起曾经演过的《春香传》。不安分的她又跃跃欲试了。人家就是那么有本事，没过多久，她还真的就在上海戏曲学校的舞台上演了现代戏《松骨峰》。没人叫好，自己也吃力。“一分是流水，二分是尘土，不觉得春将暮。”她在日记中写道：“我感到累了，力气也没有了。舞台不属于我了。”纵有欲望挣扎，已然力不从心。谁知这句感叹的话，在“文革”中即被视为反党的有力“证据”。 江青听说言慧珠排演现代戏，叫什么《松骨峰》。随即放出话来：“叫言慧珠别演啦！好好闭门思过，休想到我这里沾边！” 一句话，把她踹出了三界外。 【可萌绿，亦可枯黄】 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文革”。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这个国家开始了权力与暴民相结合的恐怖统治。上了年岁的中国人大多“看了些荣枯，经了些成败”。但谁也没有经历过举世无双的“文革”。6日早上，俞、言夫妇照常去戏校上班。一进校门，气氛就万分紧张，心头一片惊惧：校长室成了造反派办公室，排练场成了大批判的战场，所有的墙壁贴满了大字报，俞振飞和言慧珠的名字都被打上血红色的×××。高音喇叭里不停地发出怒吼，命令这个，勒令那个。每天上午，都是在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度过。几天前还是文弱的学生，瞬间都成了凶残的魔鬼。她和丈夫浑身上下刷满糨糊，前胸后背全都贴着标语和大字报。二人垂眉低首，在院子里一站就是几小时。这些学生在批斗的时候那么粗暴，可在抄家的时候又很是精细，连言慧珠藏在灯管里的几个最心疼的钻戒都掏了出来。天仙般的女人，这次真的是从莲花宝座上跌落，滑过人间，直坠地狱了。 9月初的一天，许思言凌晨从单位回家。下了公共汽车，摸出钥匙刚要开门。忽然，从旁边小路口，闪出一个女人的身影：“老许同志……” “慧珠，你怎么在这里？” 她畏畏缩缩，低声道：“实在没有办法，才来找你。许先生。” 先叫“同志”，后改“先生”，许思言不知该如何做答，遂问：“这里没有人，你不要紧张。俞老最近可好？” “怎么会好呢？已经戴了一次高帽子，家里的东西都抄走了……” 沉默，彼此沉默。 大难已至，谁与凭依？言慧珠满含泪水，半晌又问：“你看这场文化大革命到底什么时候结束？我该怎么办？看见人家戴高帽子游街，就浑身发抖，我无论无何受不了……”是的，前有千古远，后有几万年，可是如何打发眼前？言慧珠无法超脱，她非哲人；言慧珠无法苟且，她非草民。 许思言握住她的手说：“你自己要珍重，不要忘了清卿这孩子。” 她也紧紧抓住他的手，说：“请你多关心！”说完，掉转身，快步隐没在黑暗之中。 1966年9 月11日清晨，华园11号里还是一片寂静。保姆像往常一样准备好早餐后，推开二楼卫生间的门—— “啊！”一声惊叫。 一代红伶，去了。她穿着睡衣，素面赤脚，直直地把自己挂在浴缸上面的横杆上，冰冷而凛然。再检查，房内桌上，放着一叠钞票，五千元。上面写着，谁抚养孩子，钱就给谁。另有信三封。一给领导，一给丈夫，一给孩子。她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做了自我批评，对丈夫表示歉意，叮嘱清卿好好做人。对于中国人来说，人生是循环不已的厄运，到了走投无路的一刻，只有消失自己。她脸色苍白，一双眼睛，似开似合。开合之间，流泻出二十世纪中国艺人内心永难排解的疑惑、悲苦与不平。她一辈子都讲面子，爱面子，要面子。面子是什么？是脸面、体面和情面，这里面固然有虚荣，但更有尊严。消息传出，谁都钦佩她的决绝，钦佩她以无比的决绝保持尊严，拒绝受辱。是的，如果愿意，人的生命可以这样的方式呈现。 有关方面还要召开“现场批斗会。”没有人表示丝毫的同情和惋惜，到处都是人类可哀的怯懦。我不知道该怎样认识国民，他们期待仁慈，却习惯于残忍。言慧珠，自杀身亡。这是她一生中的第三次自杀，庆幸的是，她成功了！她同自杀的老舍、邓拓、翦伯赞一样，她同自杀的老舍、邓拓、翦伯赞也不一样，口袋里没装着手书“毛主席万岁”字条。 当时官方的结论，是有力的一句：“自绝于人民”；后来官方的说法，也是有力的一句：“含冤而死。”生死与好歹，依旧握在权力的手中。 我崇拜这样的女人：活得美丽，死得漂亮。一片叶，一根草，可以在春天萌绿，亦可在秋季枯黄。前者是生命，后者也是生命。 2006年，是言慧珠逝世四十周年。花之晨，月之夕，如泣如诉的弱者与如火如荼的强者，都已随水成尘。“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污。”伊人的背影远了，淡了。但她在我的心中分外高洁、清晰。这文章写完，拿给朋友过目。无缘观赏言慧珠表演的朋友，羡慕我的眼福。 我说：“现在的剧坛还能看吗？不是背靠官，就是倒向商，或者既背靠官又倒向商。说句不客气的话，所有批判传统的人，都没能超过传统。所有批判言慧珠的人，也都没能超过言慧珠。” 这话引出朋友的感慨：“我们这个时代，怎么没有言慧珠？” 我莫名其妙地愤怒起来，恶声大喊：“我们这个时代，根本就不配产生言慧珠！” 对方惊问：“那配产生什么？” “什么都不配产生！一个无足轻重的过渡时期。” …… 2005年6月——12月于守愚斋 (博××讯记者：蔡楚) 钱博飞：金正日把张德江和胡J锦T涛捆到一起 Go back to top 钱博飞 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导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应中国国家主席胡J锦T涛的邀请，从元月十日到十八日对中国进行了非正式访问，并参观了湖北、广东、北京等省市。人们注意到，金正日走的是与九二年邓小平“南巡”相似的路线，访问的城市中，没有上海，重点则是广东，广东地方的最高领导人、中－共政治局委员张德江在关键时刻赢得了“尽地主之宜”的战略转机。 (博××讯 b-o-x-u-n.com)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张德江眼下的处境十分微妙。有报道说，张德江因为对广东省近期连串众群事件处理失当，在政治局会议上的检讨未获通过，甚至说胡温决心落实“责任政治”，首先拿广东开刀；而在民间亦有传闻指广东地方官员及知识份子，最近更发起一场类似毛泽东八十六年前在湖南发动的“驱张运动”，只是把当年那句“张敬尧不倒，湖南人不安”的口号，改成“张德江不倒，广东人不安”。 江－Z民时代得宠的辛秘 张德江是辽宁台安人，生于一九四六年，文革中当过红卫兵和下乡知青，文革后期任延边大学校革委会副主任，七八年留学北韩金日成综合大学学经济，并且担任留学生党支部书记。回国后在中－共官场官运亨通，从延吉市委副书记升到吉林省委书记、浙江省委书记、政治局委员。在同僚中，此人以左得出奇、擅长见风使舵闻名，他曾公开撰文反对私人企业家入党，但在江－Z民发表私企主可以入党的讲话后，立刻一百八十度大转变，肉麻吹捧江“树立了又一座理论丰碑”。 毫无疑问张德江之所以得宠主要是他攀附上了江－Z民的关系，而他们的主仆关系竟然是系之于对“吹拉弹唱”的共同嗜好。据报道，二000年五月十一日，江－Z民视察浙江在杭州观看婺剧《僧尼会》，张德江随侍左右。表演结束后，江－Z民示意张德江一展歌喉，张上台唱了《我心中的太阳》，激发了江－Z民的兴致，用意大利语高唱《我的太阳》。接着江亲自钢琴伴奏，要张和众人起唱《洪湖水，浪打浪》。 文革后期，有几个唱歌跳舞的因为得到江青的宠爱而青云直上的，但充其量也只是当个中央委员、文化部长之类的，张德江利用这种关系能够跻身政治局，而且出任中国目前最重要省份——广东省的一把手，证明中－共的确是在与时俱进了。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广东在任仲夷等改革派官员统领下，以开放改革引领全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江－Z民掌权后，为了赢得上海帮东山再起的发展空间——资源和政策向上海倾斜，曾经采取了一个十分阴毒的计谋：前后调派了当今中国大陆最落后地区——代表计划经济的重工业基地——「东北帮」的官员李长春、张德江到广东主政，遏阻当地改革发展的强劲势头。这一战略部署，到张德江出任广东省委书记第三个年头，基本上可以说是“大功告成”了。 治粤弊政：经济倒退、社会动荡 广东省二十多年前得风气之先，是中国最先迈出改革开放步伐的省份。它以靠近香港的地理优势吸引了大量外资和大批外商设厂。比起中国大多数其它省份来，广东省是大陆最繁荣、发达、富裕的省份。经济特区大多也都集中在广东，张德江到广东后，港粤关系一直搞得非常不顺，经常碰碰嗑嗑，好几次还不得不要中央出面“调停”；经济建设也是每况愈下、一无建树，几乎把广东这些年积累的老本给吃得差不多了，珠江三角洲发展疲态毕露。二00五年上半年，广东的GDP首度跌到第二名，被山东超越。在「全国十强县」的最新排名中，广东仅得两席，其余全部为江苏和浙江所囊刮；曾经连续四年名列百强之首的顺德亦被江苏昆山取代。 二00二年十二月，爆发SARS(非典)疫情，张德江先是严密封锁疫情消息，打压率先披露疫情的《南方都市报》，错失了防范的最佳时机，使其扩散到了香港和众多国家地区，引发国际社会的极度恐慌；二00三年三月，大学生死于收容所的“孙志刚事件”，震惊全国。张却因《南都报》披露案情，将其总编辑程益中、喻华峰和李民英等治罪判刑——“南都案”成为胡温从利用媒体到打压媒体的一个转折点。二00五年七、八月，梅州兴宁接连发生两次煤矿灾变，导致一百三十九名矿工死亡，张却把责任推卸给了下面了事。在此期间，又发生番禺太石村村民要求罢免村官遭打压的事件。不久前发生的汕尾市武警开枪镇压维权村民，造成多人死伤——该事件被称为中－共制造的“六四事件”农村版，联合国已经要求北京当局对此作出说明。 华尔街日报1月18日发表文章说，（广东）持续不断的民众抗议与暴力冲突开始令投资者担心了。文章援引一位台商的话说，“如果存在社会秩序的问题，就会影响我们的投资。”如今，张德江主政的广东，已然成为中国社会最动荡的地区。这不禁使人想起，当年孙中山以广东为大本营，挥师北上领导“国民革命”；中－共在广州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也是中国现代农民运动的策源地，……这些历史基因，正因为张德江的治粤弊政而发酵。 “向朝鲜学习”的模范标兵 现年60岁的张德江的履历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他毕业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经济系的这段经历了。金日成、金正日“世袭”独0裁专制，搞得朝鲜连年大饥荒，老百姓人吃人，饥民潮涌向国际，张德江在那里当然学不到甚么经济，学到的只是金氏父子的登峰造极的专制铁腕。这在过去三年中，广东的老百姓已经有了充分的体认，坊间干脆就把他称作“广东的金正日”。 张德江因为有非常明显的江－Z民上海帮色彩，胡J锦T涛上台以后势必面临一个新的选择，是继续站在上海帮一边，还是向胡J锦T涛输诚？外界以为张德江的治粤弊政加上他的江氏印记，可能提前结束他的政治前途，却未曾料到，胡J锦T涛接掌大权以后号召在政治上向朝鲜学习，严控媒体。其思想之僵化和保守，远甚于前任，张德江显然是牢牢地把握住了这一契机，理所当然的成了“向朝鲜学习”先锋模范。 毫无疑问，在中－共现任政治局委员中张德江是与朝鲜渊源最深的一位了，金正日对此应该了如指掌，这次重点访粤，且不说是两人惺惺相惜，至少对于张德江是“脱困”的一根救命稻草。尤其在中－共政坛向来有“外交无小事”的传统，张德江的治粤劣迹，有金正日这张牌垫底，估计暂时可以躲过这一劫了。 其实真正帮助张德江脱困的人并非金正日，因为与金正日和朝鲜挂上关系，并非都是灵丹妙药，当年杨斌被金正日任命主持朝鲜的开发区，结果不是照样被中－共弄到监狱里服刑去了。所以，帮助张德江脱困的是中南海里确定金正日行程的人，就像他可以不安排金正日去上海一样，标志着了江－Z民、上海帮的政治地位已经今不如昔；特意安排金正日访粤，明显的就是在最关键的时刻挺张德江一把。 果然，亲北京的香港媒体出面辟谣：胡、温曾先后到广东考察，对张德江充分满意、充分肯定、充分信任。甚至传言张德江将在中－共十七大要更上一层楼：晋升政治局常委。张德江之所以值得中南海的当家人如此费心去挺，最起码他已不再是昔日上海帮的江系人马了，在中－共的政治谱系里，张德江已经改换门庭。而把张德江与胡J锦T涛捆到一起的，恰恰是朝鲜和金正日。此时此刻，广东的驱张运动已经被胡J锦T涛出卖，当然也是他“以民为本”路线的又一次破产。 ——《动向》2006年2月号 _(博××讯记者：凌锋) 胡J锦T涛露出凶相/朱学渊 Go back to top 朱学渊更多文章请看朱学渊专栏 二〇〇二年六月，《开放》杂志刊登过我的一篇《胡J锦T涛的性格与运气》的文章，评论即将上台的胡J锦T涛，该文后来在互联网上流传，题目变成了《政治辅导员胡J锦T涛》。赞同此文的人不少，但批评的意见也有，如：你怎么知道他就不是一个戈巴乔夫呢？你为什么不能让他先做做看呢？有一个朋友还问：“他如果不行的话，怎么能爬到这么高的位置上去呢？”更有一位“博士”同学说：“中国的政治就是阴谋，能一言不发，在接班人位置上坐十年不倒，就是他政治上的成熟。” 两年多来，胡J锦T涛在民众对“新政”的期待，和自我打造的“亲民”形象中，步入了聚光灯的焦区。中国的问题太多了，因此人们对“胡温”两人的期望也太大了，有人盼望“宪政”时代的到来，有人期待他释放老迈了的赵紫阳，有人希望他平反“六。四”和“法轮功”，还有人亲切地唤了他一声“胡哥”，想必还热泪盈眶。可是一个访友告诉我，胡J锦T涛是手段很毒辣的人，他是因为杀喇嘛而被邓小平相中的。无疑，胡J锦T涛是一个城府很深，而面目不清的人。 (博××讯 b-o-x-u-n.com) 两年多来，胡总书记一直在恋栈的“江主席”阴影下过活。此间，中国的泡沫经济虽然愈做愈大，而严峻的国情也愈来愈快地恶化了。有人说，这并非胡J锦T涛胸无大志，只是受到了江－Z民和上海帮的制肘。几个月前，几个将领把“江主席”扫出了军委的大门，於是耐心候补的“政治辅导员”坐了正。这理所当然的人事变动，却迎来了举国欣狂，似乎航船又将升帆，新舵手将拨正这个苦难民族的航向。 可是，他在“四中全会”上的“登基”讲话，一下就将他的凶残曝了光，他说：“一段时间以来，境外敌对势力，媒体大肆攻击我们国家领导人和政治制度。而国内媒体打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旗号宣传西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人＝权、新闻自由，散佈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否定国体和政权。针对这种错误，绝不能手软，要加强新闻舆论管理，不要给错误思想观点提供渠道。对错误问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区别认识问题、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一旦出现，要严厉打击，不要热炒，不要授人以柄。宣传上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不要让人猜测。敌对势力总是从舆论入手佔领宣传阵地。” 这些“绝不能手软……不要授人以柄……不要让人猜测”的毛式语言，立刻唤起了人们对恐怖年代的回忆。说来，中国的问题本来就是毛泽东制造的，如果把毛泽东从水晶棺材里请出来，他第一个要枪毙的就是邓小平，还要再来一场文化大革命。而胡J锦T涛承了邓小平的统，又去西柏坡祭了毛泽东的祖，他究竟是要走毛泽东“永不变色”的路，还是要将“复辟资本主义”的事业进行到底？我想，他是要用毛泽东思想来纠“邓小平的偏”。可是时至今日，就是的毛邓两人精诚合作，也解不了共产党脖子上的死套；而如果� ǖ荚闭业搅说氖敲恕澳显闭蕖钡慕坏恪白ㄖ啤保堑褥妒前呀仕魇盏酶簦膊晨赡芫鸵涝谒氖种辛恕�BR> 然而，他讲了这些太离谱的话，反倒引起了人们的一番怀疑：“清华大学毕业的他，会说这般的背时话吗？”可是，你把他的话多读几遍，就可以读出他的心思：“今天这社会太自由，我要把弦儿来绷紧。”人们都说出自“团派”人物有胡耀邦“造就一个宽松环境”的情；而这位当年的“思想警察”，却更象民国初年留辫子的张勳。 说到胡耀邦赵紫阳这些追求解放的后辈精英，就不禁想起共产党的思想前卫——陈独秀先生，他对民×主制度的理解远远超越了几代不肖徒孙；而即便是被权力糟蹋了名声的毛泽东邓小平，当年也都是有思想、有能力的少年英雄。人，大凡在少年时代就可以看出究竟，胡J锦T涛既没有“虎气”，也没有“猴气”，有的只是“羊气”，他是靠了驯服乖巧的“天赋”出人头地；而直到上面无人，才露出了残暴的“狼气”。今共产党的领袖们，大概多是这样一些“羊”和“狼”的两面体，他们在强者面前是羊，在弱者面前是狼。 他刚上台，北京的几个大学生就因读书、聚会，而被判了重刑。不久后，二十岁的小姑娘刘荻就因“思想罪”，而被这个六十岁老人送进了监狱。这就是一个政治辅导员，一个共青团书记对青年的“关护”。年初，被放逐的政治学者王军涛先生，又被罩上了“台湾特务”的帽子。近年来，在打击“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风声鹤唳中，在押的“思想犯”、“言论犯”愈来愈多。因此海外舆论对江－Z民一片骂声，其实“马大哈”是背了“辅导员”黑锅。沿着胡J锦T涛的这条路子走下去，无数思想者又将在刑囚中度过他们的青春，林昭和张志新的惨剧，又将会在中国重演。 这位口口声声“马克思主义”的胡J锦T涛，又要热炒“依宪治国”，又要反对“议会民×主”；而一句“西方的道路不适合中国”的话，我们就可以把他人格的虚伪看得很彻底，他要的既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是“宪政主义”，而是毛泽东和秦始皇的中国专制主义。而在谈到腐败不堪的“国体和政权”时，他的确更像是一个“大清国”的遗老遗少。 他还说“境外敌对势力，媒体大肆攻击我们国家领导人和政治制度”，那是为了将一切主张改革的人物推入“里通……境外敌对势力”的陷阱。他刚熬成了婆，就要拿着血淋淋的“党粹”，来恐吓党内外的清流，做那些连封建帝王都不敢做的事情。我们也用不着去猜测：他究竟承了谁的“师训”？对於他这种人，任凭天下有再多的好主意，他唯独要选择的就是：“一抓就灵”的“死亡三角”。 我们更用不着怀疑这些话是不是他说的？单单“不要授人以柄”一句话，就是一个“政治辅导员”无自信的表白，也是他小人得志的“格言”。他是要用个人机会主义者的“小格局”，来改造一个陷入困境的“大政党”；他要使中－共成为一个不向人民做任何承诺“执政党”，他要把用“阳谋”和“硬道理”治理的中国，改造成一个“不说不错”和“为所欲为”的阴谋世界。 如同长舌妇间“不要告诉别人”蠢话一样；胡J锦T涛和共产党可能既是一只心狠手毒的狼，又是一只“不要让人猜测”的羊吗？说白了，这是食肉的狼的梦呓。或许，还有人会欣赏他“不露”的“老成”；然而，在举国腐败的严峻形势下，他没有疏导言论的卓识，而那些“老成谋国”的虎狼言词，就是在为贪官污吏撑腰壮胆，共产党会更快地步入绝路。 从胡J锦T涛说的“苏共垮台绝不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失败，说到底，是其逐渐脱离、背离乃至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最终恶果”。我们就可以看出他完全不理解马克思主义之於人类历史的伟大意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公平理念和学说，正在自由世界理性地造福人类；而在“无产阶级专政”的专制国度里，却造成了无数的“人头落地”。既背叛了社会民×主主义，又背叛了社会公平主义的中－共，何止比苏共远行了十万八千里，胡J锦T涛又有什么脸来指责苏共的自责自省？ 今天，对毛泽东时代的无数整肃，对缺吃少穿的艰难岁月，人们都记忆犹新；而中国能够有所发展和进步，完全是“自由化”的成就；而有中国特色的吏治腐败，则完全是“一党专制”的恶果。胡J锦T涛对自由思想的仇视，也是对社会进步的仇视；而他对专制主义的偏爱，也必将使他对腐败实行宽容。 关於中宣部某副部长传达的胡J锦T涛批示“管理意识形态，我们要学习古巴和朝鲜。朝鲜经济虽然遇到暂时困难，但政治上是一贯正确的”，我想这就是他的心思和口气。“管理意识形态”，本是政治辅导员的“本职工作”；以镣铐来管理“思想冲破牢笼”的人，则是他的根深蒂固的“职业病”。胡J锦T涛满口“亲民经”的嘴里终於吐出狼牙了。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杨振宁终于跳出来了！ Go back to top 路平寥寥几言的文章，终于让有的人跳起来了！ 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公道自在民心。网上《怒批杨振宁: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就剖析得一针见血，他只是顶着学者帽子彻头彻尾的伪君子，他是十全十足的私欲者。正如他的自白：很幸运地在每一个选择的关头作了对自己人生最有利的选择。亡妻尸骨未寒，就迫不及待地纳新欢。这对他而言也是又一次对自己人生最有利的选择。前天从网上看一篇关于猫妻为猫夫守护的故事-----一只猫丈夫不幸被车撞死，猫妻居然不吃不喝，连续2天1夜守护在亡夫身旁哀鸣，为它舔毛。动物尚且如此，杨翁与它们比较又如何呢？有一句话是-----衣冠禽兽，我想有的人根本就不能与禽兽比。做人厚道点，做了不齿的丑事还自以为风流傏倜，风光十足地向世人炫耀，向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宣战！君不见该翁趾高气扬地亮相，大张旗鼓地向凡夫俗子夸耀所谓的上帝的礼物。居然还有高层人物、知名人物为其粉诵！中国的堕落竟如此！ 上帝啊，你怎么给这种人这样的礼物？！ 少妇网上公开与交通稽查人员性爱视频(图) Go back to top 被举报者为浙江慈溪一执法人员，事发后受到处理但举报者仍不放过，律师称此举涉嫌违法 现代金报,日前，记者在慈溪一酒店前见到了发帖者谢丽君。她开了一部黑色轿车，染黄发，个子不高。简短地自我介绍后，她问记者需要什么材料，并表示，“我敢用真名举报，就敢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据谢丽君自己介绍，她是慈溪一农家女子，今年32岁。1999年2月曾结婚并有了一个女儿。然而2001年10月，女儿不慎夭亡，她也在次年与前夫离婚。 为了让她尽快从阴影中走出来，家里给她买了一辆车，让她跑“黑出租”。但不久就因非法营运被慈溪市交通局客管站稽查人员陈军查获，车子被扣。 谢丽君照片 黑车营运最高可罚款数万元，这让她非常着急。谢丽君说：“在车被扣的第三天晚上，陈给我打电话，说要调查车的事，让我在家等着。”但陈来后并没有调查车的事，而是与她发生了性关系。谢承认第一次她的态度是半推半就，“因为有短处在陈的手里捏着”。果不其然，第二天陈就将车还给了她，也没有罚她一分钱，两人从此成了情人关系。 谢告诉记者，她和陈在一起有一年多，两人曾多次到外面游玩，到各种场合消费，钱都是陈掏的。谢丽君坦言，她从被迫与陈军发生两性关系，到后来与陈保持情人关系，一是“自己开黑车需要保护”；二是“时间长了，我也动了真感情”。“甚至想不要名分，给陈军生下一个孩子，静静地过一生。” 谢在慈溪的一套简陋的居室里，有一台电脑，电脑桌的上方有一个很大的摄像头。谢丽君告诉记者，她在网上公开的性爱视频，就是用这个摄像头拍下来的，但谢丽君说：“拍这些东西并不是有意给陈下套，而是陈自己要拍的，他喜欢看黄片。” 她与情人反目成仇 据谢丽君介绍，去年4月，她发现自己怀孕了，陈和她都很高兴。然而3个月后，孩子却流产了，陈还用自己的医保卡为她支付了医疗费，她现在还保留着陈的医保卡复印件和结账单据。 “随着肚子里生命的夭折及岁月的流逝，陈军的态度起了明显的变化。没有了往昔的关怀和欢笑，常常恶语相加……”谢在帖子中这样写道。 去年8月30日，她开始向有关部门写材料举报陈军“包养情妇”及其他“违法违纪”的问题，但没有得到回应。她于是向纪检部门和妇联提供了陈军与她的性爱视频。 记者从谢丽君在网上公布的视频场景看到，画面上的男子有40多岁，在床上的镜头清晰可见。 只为证实举报的真实 谢丽君告诉记者，“告状材料”寄出后，陈多次求她别再告了，要她不计前嫌，两人重归于好，她也“心软了”。但去年12月11日，谢丽君被陈和他的妻子打了一顿后，她彻底绝望了。 从今年年初开始，谢丽君开始将和陈在一起的性爱视频在40多个网站上公开。原因是“举报迟迟没有结果，在网上公开这些资料，是为了证实举报的真实性，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此后，她每天都要忙着更新内容、回帖，将自己的感受发在网上。 记者在发有谢丽君帖子的网站看到，最高的点击率达到6万人次，有一个论坛的跟帖达到5000多个。后来因为接到某网站的警告，她才停止发性爱视频，但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和QQ，如果网友需要，她可以从网上传。 她表示，自己的举报动机并不高尚，更多的是为了个人目的。 公管所：严重警告陈军 谢丽君的举动，引起了慈溪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据谢丽君介绍，在此期间，她接到多个部门工作人员的电话，询问此事的有关情况。今年年初，纪检部门也正式给了她一个答复，“陈因为乱搞男女关系，被课以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但谢丽君认为陈不是“乱搞男女关系”，而是“包养情妇”，她手里的证据足以证明她举报的真实性，这个处理太轻。于是，她又继续在网上发帖子，公布事情“真相”。 记者曾设法采访当事人陈军，但多方努力未果。记者为此采访了慈溪市交通局公管所，该所党支部一负责人称，他们准备调整陈的工作岗位。但由于谢在网上不断地发表帖子，已经严重地损害了单位的形象，班子正在研究下一步采取适当措施，维护单位合法权益。 据有关人士透露，陈军现年40多岁，在慈溪市交通系统工作多年。 事件暴露网络立法滞后 昨天有数十位读者打来电话，有相当一部分读者对谢的行为表示理解，一名姓张的读者称，没有哪个女人愿意这样做，谢肯定是万不得已才走这条路的。多名女性读者对谢表示“支持”，称谢用行动给那些将女人当玩物的男子敲了警钟。 还有一少部分读者对谢感到“不可思议”，担心她以后将怎么办。同时，这些读者对被举报人陈军的行为表示谴责。 同时，有多名宁波读者和法律工作者在谢丽君发贴的网上留言，表示要从经济和法律上支持谢丽君。 报料:开黑车的大多拉关系 昨天还有读者反映，现在黑车很多，但开黑车没有熟人不行，否则挣的钱还不够罚款。谢与交通执法人员“拉关系”，暴露出黑车背后蕴藏的腐败，有关部门应该调查清楚。 昨天下午，记者拨通了谢的电话，她称接到多名读者的电话，对她表示支持。同时她还说，她要通过各种方式举报到底，一直到陈军得到应有的处分为止。 昨天记者多方联系想采访陈军，但是一直无果。记者联系到陈的妻子，对方拒绝说陈的联系方式。 专家:网络发布信息立法要跟上 就此事，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刑法学博士张淼称，谢在网上公布和陈的隐私光碟，是一种民事侵权行为，因为公布的不但是她自己的隐私，还有别人的隐私，陈可以据此依法主张自己的权利。综观此事，谢的行为只是民事调整的范围，构不上刑事犯罪。“此事也暴露出网络立法的滞后，有关部门应该尽快完善立法，以规范网络信息的发布。同时，有关部门对谢的举报应进行一次彻底的调查，给其一个令人信服的答复，以制止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崔永元，你为什么没有自尊？我与小崔的同机经历 (图) Go back to top 今年的春晚，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赵本山和宋丹丹拿崔永元的抑郁症《说事儿》。 小崔在接受《新闻会客厅》的采访时说，一开始他并不知道这个小品是要拿他的病症当包袱，是在排练中一步步告诉他的。小崔对善意的调侃并没在意，他说只要大家高兴，哪怕在台上装一只猫，扮一只狮子或者装一只羊，自己哪怕有一万个不愿意，该牺牲也得牺牲。 小崔还说，小品里白云大妈出门戴墨镜抖威风，坐“专机”摆阔绰，租衣服爱显摆和盼望整天“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相当”热闹的场面，是现在很多明星们的通病。他希望这个小品能给抑郁症患者们减少一份压力，因为他们在社会上的处境艰难，承担的压力不亚于艾滋病携带者，希望为此能为抑郁症患者们打开一扇窗口，并且证明抑郁症可以征服。 小品《说事儿》里，宋丹丹的表演渐入佳境，赵本山仍旧随意自然，崔永元的表演无疑是里面最为真实质朴的一位。但是我想，这必定是当着全国数亿观众调侃自己的痼病，是在大众之下现身说法，小崔的做法哪怕换成任何一位（即便不是名人），恐怕也是很难有此勇气的吧？那么，小崔为什么要这样做，使他不顾自尊，不要面子了呢？关于他这一点，让我想起两年前第一次遇到小崔的那一幕。 我因为好久没有回国，那一次是去云南开会，从巴黎起飞，在北京转机时，专门挑了一个前排临窗的位置，以便得以饱览群山秀色，滇岭风光。在刚上飞机的时候，发现前排商务舱放行李的是崔永元。小崔虽然名声远播，尽人皆知，在电视屏幕上神采奕奕，光芒四射。可是在飞机上的人流里，没有任何人注意到他，就像农家的打麦场上撒落的麦粒那般平实无华。飞机飞到云南境内，我看他刚从睡意朦胧中醒来，问他是不是小崔，他冲我笑笑，点点头说是。寒暄过几句，我们交换了名片，稍稍说了几句话，飞机已经开始徐徐下降，就要到昆明机场了。 与平常一样，飞机停稳后人们拿行李，下飞机，奔大厅。昆明机场不大，但接机的人不少，熙熙攘攘，人头攒动，人们有秩序的从接机口走出，这时不知道哪位同志眼尖，一眼认出了人群中的崔永元，于是喊了一声：“那是崔永元！”那时我在小崔的身后，人们先是齐刷刷的目光投过来，随之不小的人流一起涌向了小崔，不少人一边喊着他的名字，有的上来拍脑袋，有的掐胳膊，还有的揪耳朵，尽情地以各种方式表达着自己的欢喜心境。 说句实话，这种待遇一般的人受不了，就像动物园里的猴子让人随意的抚摸推拽差不多。我却感觉到小崔没有任何不耐烦，他不像现在某些自以为是的所谓“人物” 一样，犯板脸子、甩腔调之类的毛病，小崔一直保持着崔氏典型的微笑，尽管人们表达喜爱的方式有些粗鲁或粗暴，但小崔始终客气相待，不急不躁，一直到来接他的人挤过来，陪他一起出大厅，上车远去。 我当时对来接我的中国作协的朋友说，小崔真是一个涵养淳厚、实在认真的人。他此时满可以耍耍大腕威风，小资情调，不必要让人推来搡去，像动物一般，小崔为什么不着急，他难道没有自尊与自爱？ 在当今社会，许多自以为“高尚”的人对一般百姓常常板起面孔，那些吹捧的人也觉得这才叫高大伟岸，派头十足。而恰恰崔永元没有这些，他以一个平和心对待自己，善待大众，他的真性情，不做作其实正是他襟怀坦白，良知未泯的自爱与自尊的所在。 小崔无疑是中国当今社会所谓“名流”中，一位真正胸怀坦荡，可亲可敬的人。 武汉大学部分学生及家长的公开信 Go back to top 尊敬的社会各界： (博××讯 b-o-x-u-n.com) 我们是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以下简称武大外院）2005年级HND本硕连读国际班的全体学生及家长, 四十多名学生来自全国十多个省。我们于2005年7、8月份，分别在湖北的《楚天都市报》、《武汉晚报》，广州的《南方都市报》，湖南的《长沙日报》等多省重要报纸上看到武大外院刊登的本硕连读国际班(4+1)的招生信息。随后我们在家长陪同下于2005年8月来到武大外院报名，并交纳了相关的费用，8月底我们收到有武大外院盖章发出的录取通知书和相关的文凭协议书。9月份同学在家长陪同下陆续到武汉大学报名，并交纳学费25800元的学费。 9月15号由学校统一安排用校车送往部队进行为期半个多月的封闭式军训,9月27号经领导检阅完毕后由校车统一接回学校，并由老师对我们进行了入学摸底考试。十月八号我们开始了正常的大学生活，我们在武汉大学按正规生要求上课,授课老师都是武大的知名教授。 但就读至今我们学生仍然没有拿到学生证,学籍没有得到注册,交纳的学费没有任何国家的正式发票,在今年即2006年2月12日学校通知我们学生及家长来校却告知该班需要解散。我们的孩子曾经在2005年11月中旬向武大的相关领导反映过我们的情况,可是校方并没有做出任何处理。 2月13号,我们部分学生及家长又再次拜访了武汉大学的相关领导，希望得到圆满解决,有关校领导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接见了我们,并且承诺在2月15 号给我们答复，但2月15号武汉大学仍然抱着推卸责任的态度，致使现在38名学生失学。在此事上我们认为武汉大学在相关问题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责任1. 武汉大学没有认真对待,在事情发生后没有及时解决问题。相反的采取推卸责任。武汉大学在发现此班是违规招生时，没有及时协同公安机关将此班给依法取缔，导致他仍然在违法招生，没有对相关人员进行严肃处理，没有向公安机关提出对违法招生人员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如果提出了，没什么当事人现在仍然逍遥法外？ 责任2. 武汉大学告知我们录取通知书, 招生广告和招聘人均为虚假,但是武汉大学却承认公章是真的。给出的解释是该公章被盗用,那么武汉大学负有监管不力的责任。 武大外院是武汉大学的下属学院，公章为何会被盗用？在2月13日下午的协商当中，武汉大学又改口为所盖公章属于个人行为，与武汉大学没有任何关系，试问堂堂一个名牌大学的公章怎么可能会被盗用？再说武大外院的法人是武汉大学，即使是个人行为盖的章也应有公章所属单位的法人来承担责任，相关个人应由武汉大学和公安机关追究责任。 责任3. 武汉大学在发现招生广告后，乃至发现该班在第三次违法招生是, 都没有在任何媒体报刊及学校网站上发表声明辟谣, 应属默认。 武汉大学的相关领导在2月13下午接见中说，武汉大学的下属单位公章被盗用，发现武汉大学有违规招生，并查处相关招生人员后，都没有在任何媒体报刊及学校网站上公开辟谣和予以解释，学校给出的解释是这是学校内部的事没必要向外公布。既然学校不与公开做出解释即属于默认，所有学生及家长都会认为这是真实的。并且报名是在武汉大学外院，家长怎么可能怀疑呢？ 责任4. 如果武汉大学知道该班是虚假骗人的,为什么要租赁教室及寝室给他们。学生在校内住了一学期,为什么武汉大学没有人出面告知该班是骗人的。 在2月13日下午的协调当中校方承认教室是学校租赁给了联教公司，难到对教室的用途没做任何审查？在多媒体教室进行上课都需要学校管理人员来开关门，既然该班是违法的，学校管理人员为何要帮学生开门，让学生进去上课呢？并且教学的都是武汉大学的知名教授。联教公司没有办学资格这在联教公司和武汉大学签定租凭合同之前武大就清楚的，试问联教公司既然没有办学的资格，那么武汉大学为什么要租赁教室给联教公司？学校就没怀疑过吗？联教公司在和武大争论时指出武大知道联教公司租赁教室和宿舍是用来办学的，并且联教公司是在武汉大学外院办公，联教公司和武大外院在2月13日下午的协商中当联教公司对武汉大学反驳时，武汉大学领导当着所有学生家长的面对联教公司负责人说：你再说你就"完蛋"了。并且多次阻止联教公司和学生及家长就疑问发言。并制止家长提出细节问题。 责任5. 如果说武汉大学在之前发现了该班是假的那么为什么我们在武大外院进行报名和咨询时校方没有人出面阻止? 在2月13日下午的协调当中武大外院的杜院长对此事解释当时武大外院的某些工作人员把办公室借给了联教公司，那么一个学校的办公场所为何如此随便就租赁出去了？那试问既然发现了这些人员是非法招生并且是以武大外院的名义招生，那么你为什么要把办公地点租借给他呢？疑点重重显然站不住脚！！！ 责任6.武汉大学声称在个省重大报刊上刊登的招生信息属于广告性质，是个人出钱就能刊登的广告，但是经我们调查招生信息是经武汉大学出具相关证明后个大报刊才刊登出来的信息，不属于广告性质。 纯属无稽之谈，就算是个人出钱，那么武汉大学有登报辟谣吗？不辟谣就是默认，而据我们去报社了解各省的各大报刊是在武汉大学外院出具证明的情况下刊登广告的。那么武汉大学就应该负责！ 至于结论我想领导们在看了上述的申诉后应该已经明白了武汉大学和联教公司的关系，至于他们之间到底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要学生负这样的责任呢？学生是无孤的，我们不应该成为他们之间斗争的牺牲品。事情发展至今，武汉大学校领导抱着推卸的态度，并且发展至今，就算是联教公司诈骗，那么为什么公安机关不抓他们呢？武汉大学和公安机关的回答是联教公司法人唐进军是人大代表不能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人大代表是为人民服务的，为什么骗了人还不能抓呢？现在我们不仅不能读书了，连学费也不退，我们很多家长都是举债送孩子来武汉大学上学的，这怎么能接受呢？希望社会各界替我们主持公道！！！！！ （田晓明转自《百度》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