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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奉钧示,此函与您探讨一下我对鸡鸣时的一些理解和我的一些思考。因为参与到讨论中来的时间并不长,所以言语之中有幼稚和不当之处还请指正。
我的第一个认识是,无论是北岸学社还是鸡鸣时小组,或是其他类似的组织,定义其存在的意义首先要回归到时代和人群。鸡鸣时、北岸的着眼点在中国问题,参与者均为留美、留加、留法的中国学生,这就首先奠定了一个基本的框架。
我的判断是,当前中国还处在一个改革不断深化、经济增速由快放缓、社会转型正在逐步推进的时代,还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尤其是这些问题已经不是“摸着石头过河”能够解决的了,现在摆在中国面前的问题,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方面的,都需要精心的设计和系统的解决,现在已经不是三十年前抡圆了膀子放手去干的时代,第一我们已经取得的成果不允许哪怕是非常细小的错误,第二现在的国际环境也不允许中国再去毫无顾忌地进行大刀阔斧的行动。所以对于现在的中国而言,西方的经验非常重要。这也是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所拥有的一个优势——我们可以去向西方发达国家借技术,我们也可以向他们借思想,借理论。问题在于,我们怎么借?我一直主张的观点是,取其精华为我所用,以中国自己的语境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其一,中国自身特点太过鲜明,中华文化占据的主体地位使得外来文化和外来思想很容易被我们的汉文化直接吞噬,或者由于水土不服难以在中国大地上实践。其二,中国现在的人口素质还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这就决定了西方的思想和理论在中国推行,存在民智层面的阻碍,而且这个阻碍事实证明是比较严重的,短时期内不能消灭的。所以我认为必要的消化吸收必须要有,说白了,就是把一块面包掰开了揉碎了甚至嚼软了再吐给中国人吃——这样才能消化好、吸收好。谁来做这个帮中国人消化面包的人?我觉得北岸、鸡鸣时就是答案。
我们中很多成员都有着土生土长的中国背景,然而又在异国他乡完成了高等教育(尤其是本科这一最重要的高等教育阶段),是最有可能完成自我变革的人。我们有条件接触西方乃至全世界的思想和理论,也有条件回归乡土中国,把这些思想理论结合我们自身的认识付诸实践,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宝贵的财富。所以我认为,对于鸡鸣时、对于北岸而言,我们有一些属于这个时代的、不可推卸的责任(我这个想法可能有些士大夫了),就是穷毕生之所学,助中华之崛起。所以我说,我的理想是现在周围的这一批朋友,一批同志,能够毕业学成后一起归国,未来有很大的空间在等待我们。而未来的那些责任,也只能由我们去承担,这是一个责无旁贷的事情。
我的第二个认识是,鸡鸣时、北岸是中国与世界完成价值观沟通的一个桥梁。中国之前一直说“耻辱百年”,近五年政府开始提出“和谐世界”,但是西方社会都不买我们的账。不仅不买账,美国和一些国家很大程度上还对中国保留有比较强烈的冷战思维,虽然中国已经不再输出革命,反而是美国在搞价值观外交。从纯粹的技术层面上,我认为中国的外交策略是有问题的,或者至少,中国在这方面仍然没有找到合适的表达方式和语境——当中国以一个更加自信的姿态参与国际和地区事务时,我们需要向我们的邻国、我们的盟友、我们的对手提供足够充分的“安全保障”,而“不称霸”、“和谐社会”显然不那么具有说服力。事实也是如此,西方社会仍然担心一个强大的中国可能对西方的民主政治构成威胁,尤其是当北京共识正在逐渐取代华盛顿共识,成为很多第三世界国家采取的发展道路时,西方社会更有理由对中国产生强烈的不信任感。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民间的公共外交是非常重要的,而留学生,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愿意与否,都是民间公共外交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对国际问题的态度和对国际事务的关切很大程度上成为了西方国家了解中国的一面镜子,因此鸡鸣时、北岸在这方面的作用是无可取代的。
但是,不可避免地,我觉得一些类似的组织,有的时候太过书生气,有时很多想法太脱离实际(这点其实我觉得鸡鸣时是做的最好的,北岸、风致在这方面走的比较偏,尤其是风致,一直以民国精神自居,其实是一个很可笑的事情)。我从初中毕业开始,每个假期都会离开北京考察。虽然开始的思考和理解很浅显,但是六年以来,我有一个最深的感触就是,中国的很多问题真的不能停留在笔头上,而是要踏踏实实落实到行动上,去走、去访,去看、去实地调研考察。有一句话说“清流误国”,虽然不全对,但是真的是很值得思考的。文人太多了,而且文人总是有一些情怀和冲动,但是这些东西在真正落实到国家治理上是要不得的。哈佛大学的陈奕伦(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的公子)、我在北京四中读书时的学长陈光(将模拟联合国引入中国中学的第一人)、我四中的学长后来转学伊顿公学并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杨临风,还有很多这样的人,现在都在非常基层的地方从事政府工作,有的时在县乡一级,有的时在村镇一级,有的则是从事与乡村相关的NGO工作。虽然这样的做法不是每个人的适合的,但是我非常佩服他们这种勇气。中国的政治如果真的想改革,社会如果真的想进步,必须要有人对乡村下大功夫、花大力气——那里是中国文化、经济和政治的根基所在。还是那句话,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们都应该到农田、到工厂、到社区去走一走,那里是我们将来的必由之路。
所以我希望海外的中国留学生社团,尤其是像北岸、鸡鸣时这样的社团,能够有更长远的发展和计划。我在和朋友聊起鸡鸣时和其他社团的时候,总喜欢与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小组相比。这个小组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聚集了一批上山下乡回城青年,热衷于讨论经济、政治、思想、新学、农村、改革,着眼于未来、中国向何处去。包括从河南回来的陈一谘、邓英淘、罗小朋、王小强等;从陕西回来的王岐山等;从山西回来的王小鲁、白南风、林春、李银河等;从内蒙回来的翁永曦、张木生、白南生等;从东北回来的朱嘉明、陈锡文、周其仁等。柳红女士(也许你听说过她,吴敬琏的秘书)在《80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一书中对他们有这样的描写:他们素昧平生,一举手一投足,就瞬间认同,就拍肩膀,就是哥们儿,就有共同语言。他们大多20多岁,身上的“小资”早就被摧毁了,见面就谈国家大事。他们从世界经济趋势、中国经济改革的需要、农村经济研究的现状以及完成研究任务的条件等多个角度进行分析,宣称这是“一批插过队、有头脑、有才干的‘志愿兵’,有老一辈革命家和科学家的支持、帮助和指导”。他们设想研究人员以中青年为主,自愿参加。并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有不谋私利的献身精神;第二,有优良的政治和学术品质;第三,有独立研究和工作能力。他们管这三条叫“积极正派有能力”。此外,还别具一格的加了一条注意事项:“不急不怠,人人动脑;不干则已,干则必成。”在《设想》的结尾,他们写道:“希望大家拿出布尔巴基学派‘推倒重来’的精神,对我们的研究进行科学的设计。真理总是越辩越明,而我们都必须服从真理。”好一个掷地有声、绝一死战的劲头儿。
我希望有一天,鸡鸣时可以像农发组一样,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记。我们拥有这样的能力,也拥有这样的机遇,这是我们的时代。
祝一切好。
封楚诚
于伯克利
封同学的来信,显示出他清晰的思路。还有坦率的态度。
实干精神是我们所崇尚的。不过针对他对于边疆的看法,还有少数民族的看法可能需要我们见面细细谈论。
针对走向基层之论。本人不是很相信,封兄所举得名人,似乎最终只有王岐山成了操盘手。李银河已经成了时不时用一些跟中国现状完全没甚关系的性观念来赚取眼球的人。
针对基层与天朝。我心中只有一个比喻。大明朝与海瑞。海瑞是当时的人杰,所推举之理念,未必不能兴邦。此人在权贵看来甚是惹眼。当然当时的皇帝还没有傻到出奇。对于海瑞这样的人,用!但是也不提拔。不要说经邦论国。不过就是一个县官。这样的人。充其量是一个腐蚀中华民族精神的王朝的贞节牌坊。我不想当海瑞一样的人,首先没有他的本事,风骨。同时自己内心也是不能,不愿,也不屑。
这边的蒋舒同学与我有一个一致的观点。中国依然陷入权贵资本主义社会。彻底的。权贵资本主义社会只会有类似拉美90年代的情况。国民在不死不活中挣扎。可以能的突变要么是查韦斯革命要么是更糟的东西。然而须知,委内瑞拉还有选举,查韦斯最初好歹是没经过流血就被选上台的。。。。中国呢?
农村的问题,对于中国将来的领导人肯定是绕不过去的一个大事儿。但是看看他们现在在做什么?只要城镇化照旧【已经对拆迁的事情感到愤怒疲劳。同时又感觉,无论如何,将来民众如何回馈当初对他们暴虐的人都是不足为奇的。】 只要继续打杀民企国企垄断【最近打算针对微信收费】 只要继续封锁言论强化军队 只要继续道德建设。中国的现状就变不了,所有一些基层的,或者各种层次的变化。都无法最终撼动这个体制,更无法改变事实。
我以上所说的。他们【我们不必明说是谁。】继续坚持丝毫没有改变,而是在继续维持着这样事儿。
贺卫方先生前阵子在一个美国的讨论会上,说是希望把他们改造成为类似西方民主选举的政党。贺先生对他们自己的组织拳拳之心,倒真是叫人感念。殊不知他们!这个跟当年法西斯德国,红色恐怖苏联一脉相承的类似集权组织,岂是这种内部调节能打破的!????
敢问贺先生这种幼稚【请原谅我的不敬。比之封兄所说之民国情节,哪个更糟糕?!】
香港的选举要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据说种秧要通过手段把不喜欢的选举人给剔除,把香港的选举搞成内地人大代表选举的翻版!此等行径。敢问封君,你信中所期盼的那个有良心的上层在哪里?我如果没理解错。你所有那些一些的设想,并非不对。而是建立在一个,允许变革自动发生,自己不好自上由下改革。于是允许从细微之处见微知著的改革的中央。可是这样的中央,存在吗!?
前阵子网上27岁之副县太爷炒的沸沸扬扬。我也认识一个仅仅是大学毕业的人,当上中共延川县县的教育局局长,他怎么成的教育局局长。他的父亲是前教育局局长。这个县的民政局局长也是一样情况。又有,本人去年年初时,赴卢森堡为一些与会之京官当翻译。几位领导甚是客气,晚上一起吃饭时,小可多饮了一些酒,仗着酒盖脸。突然发问,他们的组织有8000万之众,而今天中国的基督徒已经发展到2000万了。倘若天下有变。诸君将欲何为?
谁知几行人闻之变色。俱都说其自己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还有人说我不是党员,还有人说自己儿子在美国。如此色厉内荏。怎么当得起天下苍生的责任!?
我突然想到了成吉思汗听到完颜承裕当了皇帝的时候仰天大笑的样子。天之骄子原以为皇帝都是英雄做的,没想到那样孱弱的家伙也能身披皇冠。
见封兄所言所行。也是个顶天立地的人杰。尤其是北京四中毕业,让我一个从海淀区高考倒数第三的学校出来人佩服得紧。而中国官场尽是此等狼心狗行之辈,君难道甘心如于此等人为伍?!
我身上也有文人情节。但是我真的不想止于清谈。以上所举得例子,要么出自史实,要么出自现实真真正正出现的事儿。最后有些事儿,出于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封兄所说之实地考察。我虽不及。但
89年之后也有一批人下到乡镇去普及民主了。20多年了。我们见到什么成效没?有成效怕就没有乌坎了吧。
天若不予时,青灯古卷。天若予时,打回老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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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封兄见解的一些想法
很同意封兄的部分观点,关于中国政治的部分我就先不说许多了,仅仅阐述一下一些理念与想法。逻辑结构上可能有点乱,请见谅。
*其中有一点请大家注意的是在加拿大的 “多伦多大学北岸学社” 与 “麦吉尔大学北岸学社” 本身是与“哈佛大学北岸学社”相互独立互不隶属的社团;
虽然名称和基本理念是相似的,并且在成立之出得到了哈佛北岸学社的很多帮助,但实事上已经基本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理念和团队。
个人觉得类似北岸学社(哈佛,多大,麦吉尔)和鸡鸣时这样的社团其实可以承载更多的价值并且可以更加有效的整合全球资源。
对于美加法各社团之间,我觉得目前的问题是“如何更有效的交流和资源共享”。(我也一直在多大北岸和麦吉尔北岸之间进行这样的尝试)
我所说的承载更多价值包括:
1,对人文社会等华人“不重视”学科的启蒙。
2, 学术层面跨地区和学科的交流与传播。
3, 提高社团成员自身的学术研究水平,能力与视野。
4, 深入社会实践活动中,也是对书本之外的补充。
个人觉得在讨论中国社会问题的时候我们自身是需要一定的知识基础的,不然就如同网络义和团或者骂大街一样浪费大家时间。有趣的是发现很多在海外的留学生不愿意走出去,虽然在海外读书可是自身对所在国家的认识是很有限的。由于一些原因,我本人是经常可以接触到一线工人,农民在内的中国“社会底层”,同时我也能有幸接触到一些国际机构或政府的“社会高层”,个人的经验觉得走出象牙塔是非常有必要的。这对于我们身在海外的留学生群体来说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如参观访问政府机构,参加国际或学术会议,到乡村做自愿者等,其实很多资源摆在我们面前就要看如何去利用。
个人很同意封兄所说的对乡村基层的研究与关注,聆听基层的声音。农民对化肥价格或养猪补贴这样切身利益的事情的关注可能远超过什么民主人权这样“虚无飘渺“的东西;有个好收成,卖个好价钱,供娃上大学可能更来的实在;工人对于医疗社保补贴,劳动合同等问题可能也比GDP增长多少更有兴趣。同时我也认为要解决中国的问题更需要全球视野,对于很多问题已有很成熟的经验了;我所说的全球视野也包括非洲和南美洲各国对于贫困,工业化等问题的经验,而不只是”西方发达国家“。
多大和麦吉尔北岸学社创立之初我一直强调学术,独立,自由,创新,服务这样的几个基本理念;因此加拿大北岸的同仁与我进行了基本的规划工作(未完成),目前主要体现在对社团活动的设计与规划上,有些活动已经试验性的办过几次反响还都不错,希望大家也给我们的工作多多提出宝贵意见。我们的活动计划希望基本可以覆盖课内至课外,非专业到学术的内容。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对中国和世界的思考与研究中来,个人认为无论持何种主义,何种意思形态的人;当等多的人不断的交流与思考,并试着付之实践那么这个世界也将变的更美好了(有些过于理想主义了)。
加拿大北岸希望融入等多的知识性与趣味性的内容,同时也是对成员之间团队合作和自身组织能力的培养。
至于“责任意识” 和”国际交往“ 我觉得会是我们活动的附带产品和价值(有点无为而治了LOL)。
大致活动规划如下:
1,编辑部(包括阅读推荐,文章和演讲的翻译,独立研究项目等)
2,时事茶话会(聊聊当下热门话题,分析讨论社会问题或现象)
3,田野研究(社会实践活动:志愿者,参加会议,访问机构)
4,百家争鸣(限时主题演讲)
5,纪录片赏析(纪录片赏析与讨论)
6,主题讲座(邀请专家学者或社会知名人士的主题演讲)
Bachelor Candidate of Humanity and Science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MA.
Secretary of Board, China SEED -Harvard
Bachelor Candidate of Humanity and Science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MA.
Secretary of Board, China SEED -Harvard
另外觉得我们可能都比较缺少的品质之一是"容忍与自己不同的人",无论是各种政治观点,宗教,种族,性趋向等。如果我们自己都做不到容纳,理解,接受与自己不同的人;那么我们有什么权利去指责别人呢?更无理由指责如:中国政府对言论的管控。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本身对事务的认识都具有局限性,片面性。由于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所谓真正的"真理"也许由于我们自身的局限是不可能得到的。也就是说即使"真理"存在,那么个人也永远不会了解;对于群体而言,集体的智慧更有助于我们接近"真理"。
如:具体不举例了,个人感觉不同领域人对同一事物的看法也千差万别,很难说谁对谁错。
自由言论的意义也在于,如以上诸君所言,不同观点碰撞中思考。
@JIANG Tianliang
2013/4/11 Maike Song <maike...@gmail.com>倒数第五段第一个括号里后半句话应该是“罗小朋论总理那篇长文也激起了很多反响,尽管我对他的文章有保留意见。”打字太快复制粘贴出错了不好意思…
我们中很多成员都有着土生土长的中国背景,然而又在异国他乡完成了高等教育(尤其是本科这一最重要的高等教育阶段),是最有可能完成自我变革的人。我们有条件接触西方乃至全世界的思想和理论,也有条件回归乡土中国,把这些思想理论结合我们自身的认识付诸实践,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宝贵的财富。所以我认为,对于鸡鸣时、对于北岸而言,我们有一些属于这个时代的、不可推卸的责任(我这个想法可能有些士大夫了),就是穷毕生之所学,助中华之崛起。所以我说,我的理想是现在周围的这一批朋友,一批同志,能够毕业学成后一起归国,未来有很大的空间在等待我们。而未来的那些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