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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曲新闻 | 苹果公司称遭到黑客攻击
美国——本周二（当地时间19日），苹果公司表示该公司一些雇员的Mac电脑近日受到黑客攻击，这一表态被认为对苹果公司来说是很少见的。
路透社的独家报道称，不明身份的黑客利用恶意软件，在苹果雇员浏览一个软件开发者网站时侵入他们的电脑，这一恶意软件被设计为攻击Mac电脑。
据悉这一恶意软件利用Java中存在的缺陷侵入Mac电脑，早先同样被用于攻击Facebook网站，同时该软件还被用于攻击其他公司的Mac电脑。
苹果公司的发言人表示，证实有少数的用户受到影响，并已经将他们隔离，且无证据显示有数据离开苹果公司。声明称苹果已经开始与执法部门合作来寻找黑客。苹果表示计划在当地时间本周二发布软件更新，用户可以用该软件识别并修复遭到恶意软件攻击的Mac电脑。
上周五，Facebook称因员工登入软件开发者网站遭到不明黑客入侵，让公司系统也遭到攻击，Facebook表示没有用户个资遭到外泄，也拒绝评论黑客来源。
路透社称该恶意软件还侵入了数百家公司甚至包括国防项目承包商。
安全公司F-Secure表示，黑客可能希望获取智能手机应用代码，以此感染数以百万计的终端用户。该公司督提醒开发者检查他们的源代码。
路透社文章指出，由于苹果公司的市场份额增加，黑客也将注意力转向了苹果的产品。报道引述苹果安全专家、《Mac黑客手册》作者Charlie Miller的说法称，这次攻击显示黑客正在花更多的时间研究Mac OS X操作系统，所以能够攻击苹果的电脑。
另外在同一天，《纽约时报》报道美国网络安全公司Mandiant发表一份报告称，研究发现大量针对美国的网络攻击，源自中国人民解放军61398部队上海指挥部，且与近来美国多家新闻或公司被攻击甚至资料遭到窃取有关，这份详尽的研究报告随后遭到了中国国防部的否认。 F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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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连清川：回乡见闻与中国政改
【核心提示：这是一篇新乡土中的观察。有疑问——中国共产党及其所拥有的政府，缘何以庞大的决心和动力，改善了整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却收获了民间普遍的怨怼？亦有建设性的意见——如同我家乡，经济成果固化需要的稳定性的政策，官民正常化需要对民间负责的机制，民间秩序的恢复则需要建设社会自治力量。政改的动力与方向都应该基于此处：选举制度的落实、司法独立的实现与议事机构的践行。】
我的家乡在福建丘陵包围中的一个小山村。90年代初期当我高考走出家乡，前往上海的时候，这里只是一个贫困的地方，除了考出去，没有别的出路。
那个时候，从家里到县城，先要坐一种三轮“摩的”，大约一个小时的路程。之后，换大巴到福州，穿过重重山岭，许多险要的公路和隧道，大约六个小时。期间险象环生。司机自然是谈笑风生，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在这个路上，有无数因为公路险要而留下的冤魂。
之后，我坐火车，30多个小时，终于到达上海。上学之后的每年寒暑假都回家。我不知道我的同学们心态如何，但是每年假期的时候，我一面充满了甜蜜的思乡，一面却日益难以忍受漫长、疲惫与危险的旅程。
今年回家，我用了6个多小时，坐动车从上海到了福州。我的家人开车，用了两个多小时，一路高速公路送我到了家门口。道路宽阔平坦，一路景色宜人。
家乡这些年，用“山乡巨变”来形容丝毫不为过。这决然是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景象。我家的门口是一条省道，在道路两旁，俱是三四层的红砖水泥楼，基本的格局都是底层店面，高层住宿。乡邻相告，每座楼的价值，都在几百万之上。
前两三年，家乡突然兴起了一个行业，红木加工。如今的马路上，都是红木家具店。当然，多数并非在本地销售，而是往全国各地批发。而红木业也并非当地惟一维生的产业，农业产品，包括柑橘、柚子等，都销路甚好。养殖业有鳝鱼。传统的稻米农业，已经消弭无形了。
我当年出门必不可少的三轮摩的早就不见了，车子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满大街跑的，居然有不少的卡宴和宝马。寻常人家，包括我的中学同学，也多数已经拥有了家用轿车。而在县城和各个乡村之间，都穿梭着私营的公共汽车。第三产业发达得很，镇里已经有了两个超市，还有专业的电器商城。
春节并不热闹。我们小时候所切切盼望的穿新衣，吃鱼肉，在乡邻看来，早就没有意义了，天天都可以穿新衣，每天都是鱼肉。除了像我这样寓居省外的游子，尚有团圆的意义之外，大家都已经能够在家乡找到丰富的谋生手段与职业，打工大军，早就已经回来了。
所以，这早就已经不是我所生长的那个故乡了。它成长、蜕变、进化，依然是一个现代型的小城镇了。富足、繁荣、现代。
这乃是一个官方与民间共同建设的成就。官方以极大的力量和诚意寻找和开拓新的经济发展路径，并且不断地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高速公路的全面延展。地方政府寻找过多种发展路径，期间有成有败，但如今进入了一个跃进的时代。而民间改善自我生活的动力与努力也从来不曾停止，试图发展过经济作物，也曾大量进入手工加工和服装加工，甚至也曾爆发过大规模的民间借贷危机，但是如今终于也找到了实业兴家的道路。
这样的巨变的确是一个庞大的现代化转型的范例。从最初的贫困，到摸索，到富足，虽然有跌宕，但终于转型成功。
可惜，这只是山乡巨变的一个面相而已。这个转型成功的背后，同时是巨大得令人恐惧的代价。
我得以与一些村镇的干部熟识，常常能够坐在一起聊天。他们只是在讲他们的日常工作，而这些日常工作之中，多数都在处理官民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并且津津乐道于如何从其中获得非寻常的利益，以及如何利用权势，为家人与亲友谋福利。
每一座房产的背后，都有着大量的利益关系。让谁建，把谁拆，都有着微妙的关系。干部在许多产业中都有着投资，或者获得”干股”。村镇干部的亲友，往往都是当地最为富裕的老板。
官场潜规则至为明显，小到一个村干部，都需要有庞大的金钱与权势的背书与支持。而当然，每个干部都期待着庞大利益的回报。
乡村秩序与伦理已经破坏殆尽了。这个社会中没有权威的存在，只有金钱和权力的存在。没有人认为村干部、镇干部是权威，而只是可资利用的关系，或者是一件迷彩服，随时来动自己的家产，是他们需要捍卫家园的入侵者。老人只是社会中飘荡的游魂，所有人的负担。每个人都渴望与政府中的人交往，以获得正常生活之外的额外利益，同时，每个人都在恐惧政府的存在，以求在自己不需要的时候，不要触动自己的利益。
这是一种随时随地剑拔弩张的状态。
家乡的溪流已经干涸多年了。上游的多个水电站，以及遍布河流沿岸的各类化工厂，早就耗尽了这条小溪流的生命力。我小的时候，水深没顶，满溪的鱼虾蟹蛙，堤岸青草如茵。如今河流一年中有90%的时间是干涸的，溪中只有因为富营养化而滋长的黑色的水藻。河床裸露，令人惊心。
乡村之间的温情时代自然早就已经湮灭了。我少时爷爷乃是村中德高望重之人，凡有纠纷，无论公共抑或私人，往往都能通过他的调解而消弭无形。各个村落中，都有德高望重的类”族长”的存在，在协调公共生活方面弥足轻重。但如今这种中间力量荡然无存。村镇干部除了以权力介入富有利益的事件外，对于公共事件既无动力介入，更无权威调整。法律力量的存在，多数也与利益相关。当然，我所认识的乡人之中，几乎未有信任法庭公正者，纠纷发生的第一反应不过是寻找法院或者政府之中可以依靠的权力介入。民间的自我调解几乎等于零，多数的结果，不过是强弱对比所产生的积怨，或者最终以金钱替代了公正。
我以为，我的家乡整体的社会信用已经破产了。所有关系之间，官民之间、乡民之间，乃至传统的家族之间，只剩下一种关系：金钱关系。
也就是说，这个繁荣的背后所带来的乃是整个社会结构的破产。以社会的崩塌换取了经济的繁荣。
这是一个极端令人遗憾的情景。至少就我家乡而言，20多年来的变革，乃是全局性的，得益者并非如同一些研究者所言，仅仅是权贵阶层，而是社会所有阶层。赤贫基本上已经消灭，平等化基本落实，共富亦有基础。然而社会的不满，却日益积聚，并且集中针对政权。如同《旧制度与大革命》所准确描述，社会日益进步，变乱却日益明晰。
我无从考证我家乡的社会变化，是否代表着中国整体。但就我眼界所见，它至少代表了福建一省的普遍现象。
那么，至少在以下层面是符合中国整体的现状的：国家信用破产、官民冲突加剧、官员贪渎普遍、政治治理无效、法律权威丧失、社会秩序虚无。
中国共产党及其所拥有的政府，缘何以庞大的决心和动力，改善了整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却收获了民间普遍的怨怼？
以我家乡一地情形而言。非民选的官员所从事的经济改革与建设，全然并非出于改善民生，而无非是建设个人的政绩。村镇官员同时拥有了极大的个人经济利益的考虑。他们并无心建设长期的政治稳定性与社会秩序，而毋宁在个人任内寻求利益最大化。由于无需对民众负责，于是以上层的命令为一切行动指针，破坏环境、弹压下层、罔顾公共利益，成为一种普遍性的行政方式。这与地方民众寻求长治久安和长期繁荣，以及社会公正形成了日常性的紧张。当经济发展尚足以维持，生活质量尚得以增进时忍耐与期盼，而一旦这种对未来的期许不存在，则可立即爆发成为摧毁性的力量。敌视政府、仇恨巨富、破坏公正，就是我那个家乡的乡民内在的心理倾向。
这就是我们老生常谈的政治改革的必须性已经迫在眉睫的原因。经济改革的成就必须长期化与固定化，政府与民间的关系必须正常化，而民间的秩序和中间力量必须得以恢复。这一切都无法依靠现有的政治结构得以消化。
如同我家乡，经济成果固化需要的稳定性的政策，官民正常化需要对民间负责的机制，民间秩序的恢复则需要建设社会自治力量。政改的动力与方向都应该基于此处：选举制度的落实、司法独立的实现与议事机构的践行。
就我家乡而言，中共的领导能力所达成的成就普遍得到认可。官员贪渎被通常性地物化为个人品德，而非体制。司法独立的欠缺也被普遍地认为是裙带关系，而非一党执政的必然结果。在民间，既有对于共产党权威的迷信，又无任何力量的能够异军突起。
也就是说，当前政改既是一种急迫性，又是对中共的一种利益性。因为经济建设的普遍认可，可以顺理成章的转化成为政治优势，形成一种对于中共的长期执政利益。
这种情形，在整个世界历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机遇。多数国家在变革的时候，都是面临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的时候，不得不而的一种行为，因此往往那些变革都带着强烈暴力倾向，和对于执政结构的破坏欲望。
就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发展而言，资源掠夺型和劳力掠夺型的发展模式，未必不会逻辑宿命式地走向全面的危机。但是及时的改革和转型，便可以弥补和回复总体的秩序，虽然耗时甚长。
中共目前在社会整体中，依然拥有不可替代的权威性，亦有着经济建设发展红利。如果顺势转化成政治优势，所建立的功业，也将是长期性的，虽然从长远而言，民主化是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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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 刘瑜对谈慕容雪村（上）：“公知”如何被污名化
对谈
纽约时报中文网编辑部 2013年02月20日
新书《观念的水位》自序中，中国政治学学者刘瑜说她所试图传达的是对于“国家之顽固”，“普通人之麻木”，以及“知识分子之矜骄”的不满。这本书是她近两三年的专栏和随笔集，延续以往著作的风格：以大众为读者，普及政治学常识，浅近明晰，且充满讽喻、自嘲和冷幽默。
“如果现实进步太慢，一个思考真问题的人只能不断敲击同一堵墙，做个唠唠叨叨的‘祥林嫂’”。刘瑜在《贵族范儿》一篇中这样写。马克思·韦伯指出政治是“用力而缓慢穿透硬木板的工作”，刘瑜或许将自己比作不断穿透木板的“祥林嫂”式公共知识分子角色。
按图放大
Li Songshu
政治学学者刘瑜和作家慕容雪村应纽约时报中文网之邀进行了一次对谈。
与刘瑜一样，慕容雪村也重视启蒙的作用。在作家身份之外，他同时是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在新浪微博上拥有三百万以上的追随者，他的大多数批评政府、强调法治和公正的微博，转发都数以千计。
慕容雪村近年来不断在中国各大学作演讲，最近一场是在香港大学发表了《如秋水长天》的演讲，再次批评了极权、政府腐败和虚伪的爱国主义。
“公共知识分子”，简称“公知”，在中国面临着“污名化”的现象。在社交网络上，有“你们全家都是公知”这种说法，这个词正在变成一个可笑、可怜甚至是骂人的词汇。
2013年年初，刘瑜和慕容雪村应纽约时报中文网的邀请进行了一次对谈，他们谈论了“公知”如何被一步步污名化，同时他们认为“公知现象”并未受到影响，因为公知推动公共议题的功能依然在起作用，他们对于政治常识的重申并非没有成效，中国公民社会“观念的水位”逐渐上涨，最终公众生活观念、政治观念的改变会指向社会的变革。
以下为对谈实录，为了阅读效果，对谈经过缩减和编辑。
慕容雪村：我特别想问刘瑜一个问题，当你被叫做“民主女神”，“公知”，在公知渐渐被污名化，变成一个坏词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不满？
刘瑜：我会为“公知”这个现象受到的待遇感到不满，感到挺愤怒；但是我个人倒没什么，爱叫公知就叫呗，现在还有人叫“母知”，我都没那么在意。而且公知这个现象并没有被污名化打倒，这个群体在设定公共议题、引领价值走向方面的功能不但没有丧失，而且还非常强大。
慕容雪村：我自己的经验，有那么一瞬间，骂的人多了，有点受伤。但是接下来，我会更加坚定地承认自己是“公知”。以前我不爱承认，因为觉得自己没什么学问，当知识分子不够格，但是从公知变成一个坏词之后，我开始频繁称呼自己为公知。
刘瑜：我非常理解。当别人问我，你是公知吗？我会犹豫，但并不是因为这个词不好，而是因为有时候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够格。公知首先要有足够的公共性，其次要有足够的知识。以前我觉得公知得是像萨特(Jean Paul Sartre)，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这样的人，他们的专业知识非常扎实，对公共的影响力又极大。但是在公知污名化的情况下，他们给我贴这个标签，要是我反驳说我不是公知，反倒显得我害怕。其实根本没有这样的想法。
慕容雪村：到底什么是“公知”？我觉得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公知是这样一群人：愿意对公共事务发言，有一定的洞察力，有一点基本的知识储备。因为中国是一个千奇百怪的社会，大多数公共事件都指向这个糟糕的体制，所以做公知基本上就意味着批评政府，用官方的话说，这就是一群“别有用心”的人。
刘瑜：公共事务，大致来说可以分成两类：一种就是不需要什么专业知识的背景，就可以通过常识分清楚对错的。你只需要尝试思考，就知道审查部门对报纸媒体的粗暴干涉、动则发禁令删稿是不对的；再比如说唐慧事件，一个人11岁的女儿被奸污了而她在告状过程中却被劳教了，这个处境真的需要很多专业知识才能分清对错？再比如任建宇因为在微博上说了几句话就被关押，这明显不对。 但是还有另一类事情，需要一些专业知识背景，比如说涉及化工厂、转基因、PM2.5的事件，还包括一些经济问题等等。
我觉得公知被污名化，需要追溯它的原因。部分原因可能确实是有一些所谓的“公知”，在一些需要专业知识背景的问题上，非常轻率地发言，导致很多人觉得你这人说话不负责任、越界。也有一些公知情绪化，对不同意见表现出来的暴跳如雷，让一些人心生反感。但是不能找到公知群体里最不堪的那一两个人攻击全体，就像不能因为几个河南人的作为而攻击整个河南，要是采用这种辩论策略，那你就是战无不胜的，因为每一个群体里面，都有一些说话不够严谨的人，或者偶尔说话不严谨的。但无论如何，在这个意义上对公知群体的批评未尝不是好事。但是，因为公知在一些具有专业背景的问题上发言不够谨慎，继而推断所有人都不应该在那些只具有道德常识性的问题上发言，发言就是越界，看不惯人们在任建宇事件、南周事件上发言，我觉得这就是矫枉过正，甚至混淆是非了。
慕容雪村：在中国的公共言论平台上，人们对发言者有近乎完美的要求，除了观点正确，你的私生活也必须无可挑剔，人们或许是无心，或许是有意，总是不加鉴别地把这二者混为一谈，一方面出了问题，另一方面也会受到牵累。如果你的私生活有瑕疵，那么你的观点也就不值得重视。如果你的某个观点出了问题，那么你的所有观点都值得怀疑。最这几年，“公知”这个词有点江河日下的感觉，开始只是一部分人批评诋毁，到后来几乎所有人都加入其中。从攻击的集团化、密集程度来看，我很怀疑这是一次有组织的、有准备的行动，是一个处心积虑的过程。看中国这六十多年的历史，每当要打倒一些人，都会有事前的舆论准备。“公知污名化”差不多也是这样，只不过到了互联网时代，其手段和花样显得较为新颖。我们这个政府最“了不起”的一点就是——它永远都在学习，永远与时俱进。它所采取的办法，在十几年前我肯定想不到：它建成了全球技术最先进的防火墙，成功地把Google，Twitter，Facebook挡在墙外；它坚持走群众路线，发动无业人员和青年学生为自己辩护，同时也攻击自己的敌人，所谓“五毛党”计划；它建设了全球最庞大的敏感词库。前一段时间因为“南方周末事件”，“南、方、周、末”四个字全都成了敏感词。你知道中国姓方的和姓周的加起来有多少人吗？姓方的约有五百万人，姓周的有两千五百万人。因为南周事件，有三千万人不能说出自己的名字。
“公知污名化”的过程还伴随着嘲讽，有些段子很聪明，这里讲一个：老师教学生识字，老师说，凤凰这个词吧，凤是公的，凰是母的。学生说，哦，公凤配母凰。老师说，鸳鸯这个词，鸳是公的，鸯是母的。学生说，哦，公鸳配母鸯。老师说，蜘蛛这个词吧，蜘是公的，蛛是母的……（笑）。我不能说这段子是“五毛党”攻击公知的一部分，没有证据。但嘲讽公知、诋毁公知已经成为一个潮流， 普通人也加入到这个潮流来，最终把公知变成可笑、可怜的一个词。
刘瑜：我发现很多嘲笑公知的人，其实自己就是公知，但是他们可能是被边缘化的公知，或者说所谓的“二线公知”。他们对公知的嘲笑是最猛烈的，真要是只关心风花雪月或者柴米油盐的“非公知们”，好像也没谁对公知那么忿忿然。你看吴法天就在那里嘲笑公知，他不就是典型的公知吗？有一点知识和专业背景，就公共话题频频发言，然后试图影响民意甚至政策，这不就是公知吗。但是他骂公知骂得很厉害。
慕容雪村：一旦一个词被污名化以后，它一定会面临词义扩大或者缩小的问题，其内涵和外延都会有变化。“公知”这个词在吴法天这一类人那里有更加狭窄的定义：批评政府这一派人。他们把赞美政府的人从“公知”这个词里剔除出来了。我们还可以注意到，“五毛”和“公知”这个词几乎是同时出现的。
与此同时，“公知”这个词又被滥用了，外延扩得太大。谈到知识分子，中国在过去的六十年里一直没有做一个区分，比如把专业技术人员也当成知识分子，其实这两者并不完全是一回事。
刘瑜：其实对于公共事务发言，这是一个公民基本的权利甚至义务，这和你是不是知识分子或者有没有专业背景没有太大的关系。就因为你发言了，就说你是被污名化之后的“公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就像姚晨或者伊能静的某些发言，不平则鸣而已，非被说是想当公知，或者说想炒作自己才这样说，其实就是艺人因为正义感说了几句话而已，那些因为自己缺乏正义感而无法理解这种正义感的人非要觉得这里有什么阴谋炒作作秀，挺可悲的。
慕容雪村：就事论事的能力，这个能有多难？其实真的很简单。在网上，人们经常会把一个人的意见和他的风度混为一谈，司马南、胡锡进在网上就表现得有风度，但是你要仔细看他们的观点。
刘瑜：同时还要避免“避重就轻”。比如“南周事件”以后，吴法天就会一直盯着到底那段话是不是庹震写的，对他来说这个是最重要的事实，好像如果不是他本人写的，南周事件背后的言论审查问题就不是问题了似的；但对我来说，这个事实的确重要，不过更重要的是背后的审查制度，以及审查制度造成的积怨。就好比说，他只关心到底这个人是打了你588拳还是589拳，如果你说588拳你撒谎了，那你就是一个卑鄙下流的人。
慕容雪村：如同一个人拿枪杀人了，他并不关心杀人这个事实，他特别关心这把枪是勃朗宁牌的还是国产的五四、六四。假如你把这个枪的牌子搞错了，他就说你在撒谎，如果一个细节出了问题，他就会认为杀人这件事都是假的。这是吴法天的一个典型思维。
有一次我在广东演讲，有一个人提出了“如果我们罔顾事实，那岂不是和他们一样？”我说百分百的真实有时候比我们想象中要难得多。观察事物的角度不同，往往就意味着不同版本的事实，两个人打架，如果你只能看到其中的一个人，见他不断挥拳踢脚，你很可能就会说他在施暴，但如果看到全貌，那就是在斗殴。以记者报道为例，假如你引用当事人的回忆，那么他的回忆可能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即使他的记忆准确无误，他的叙述、记者的理解、直到最后写成报道，也会使事实有所出入。一个事件，如果你要求所有的细节都百分之百的符合事实，这个非常难。但要点就是，不能因为有一些细小的出入，就去怀疑整个事实。
刘瑜：哪怕你去关心细节的事实，我觉得这没错，但是你能不能在关心细节事实之外，把更大的图景给呈现出来。就是说，在承认一件事的价值重要性上应该有个比例感。不能因为发现了描述上的漏洞，就把所有其它的论述都给推翻。这是一种避重就轻的诡辩术，而且在这种诡辩中还可能生出个人英雄主义的那种悲壮感。
慕容雪村：我看你的新书《观念的水位》里有一篇讲“贵族范儿”，说得是不关心公共事务的知识分子，你怎么看这些人？
刘瑜：不关心公共事务没有什么不好，生活里很多这样的人。但是他们如果反过来，极尽全力地挖苦、讽刺、打击这些愿意为公共事务发言的人，这让我挺遗憾的。在中国这样的社会里面，愿意为公共事务发言的人，还真的需要一定的勇气和牺牲，像冉云飞。大家可以不去扮演公知的角色，但是若要反过来挖苦讽刺落井下石，这个我不能接受。
慕容雪村：前些天我发表了一篇关于大饥荒的文章，有个记者来采访我，谈到这个问题：比如在我身边的某地，发生了一件人道主义惨案，我当然有权利说我不关心这个事情，然后回家听我的古典音乐，看我的卡佛。但是，假如我对自己还有基本的道德要求，我就很难对此熟视无睹。
刘瑜：对，你需要刻意回避，才能做到视而不见。就好像在暴风骤雨中假装阳光明媚，这里面有一种不诚实。假如在一两件事情上不关心公共话题很正常，如果在所有的事情上都能做到视而不见，这就是一种刻意的逃避。说得难听点，也许在某种意义上是判断力有限，看不到那个事情和自身生活的关联。比如说，有人评价“南周事件”，说只有知识分子才关心言论自由，和我们有什么关系？这种看法就是分析能力不足。《南方周末》所争取的自由，并不仅仅是编辑的自由，《南周》是个平台，上访的人需要这个平台，强拆的人需要这个平台，任建宇要讲他的冤案需要这个平台……这些自由并不是编辑的自由，是整个社会的自由，也包括你的自由。所以我觉得，能做到永远不讨论公共时政话题的人，要么是刻意的逃避，要么是分析能力有限。
慕容雪村：我开始在微博发言可能就是一个例子。我是被激怒了。我特别佩服刘瑜老师那样，始终是心平气和的，我就做不到这一点。以前我不怎么关心公共事务，像刘瑜老师批评的“贵族范儿”，我多多少少有一点，因为我觉得，文学比政治有更长久的生命。但是后来先是谭作人被抓，我和他只见过一面，还谈不上朋友，这时我还可以不说话；然后是冉云飞被抓，他是我特别好的朋友，这个时候我不能不说话了。另一个是在出版我那本传销实录《中国少了一味药》，和编辑不停争吵，他一定要我删除一些字、一些词、一些句子、一些段话，那些真敏感的还可以理解，但那些无伤大雅的他也一定要逼着我删改，而且改一次还不行，要改两次、三次、无数次，这真正激怒了我。生活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我想每个人都多多少少有点屈辱感。你开车走在路上，突然有辆军警车挤到前面别你一下；你开个小公司，天天要应付那些收税的、办证的、检查消防和卫生的；你是个机关办事员，每天参加各种无聊的会议，听着各式各样的屁话；更重要的是，你是一个公民，每天面对着难以计数的胡话、昏话和谎话，我相信，敏锐的人会有一定程度的屈辱感，问题就在于这种屈辱感什么时候爆发。在一个不公平的社会里，屈辱感是公平的，即使胡锦涛、习近平这样的人，我想他也一定有屈辱感。
刘瑜：对于“贵族范儿”，一些知识分子的智力优越感，我想说的是：问题只有真问题和假问题之分，没有高级的问题和低级的问题之分。知识分子不能为了满足自己的智力优越感和虚荣心，而去每天琢磨一些没有太多现实基础的问题。比如说我刚刚看微博看到一个照片，当然有待证实：河南一个房管局局长拿着枪抵着记者，大概意思是说你再敢采访我就把你给毙了。看到这种照片，你会觉得智力优越感有那么重要吗？别说一个公知了，就是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在这种事情上说NO，不该是一个基本的人的立场吗？在这种时候，假使我非要说，对这个现象嘛，我认为康德会这样看，或者我认为卡佛会那样看，你不觉得很可笑吗？但是我觉得在中国充满了类似的画面，只是你面不面对承不承认的问题。 如果我非想做出精英感来其实不难，找一些生僻人名书名滔滔不绝，把我们最本真的痛感给钝化，那一套技巧我很清楚，但是那个东西对我没有那么重要。
慕容雪村：我也是从那个阶段走出来的。我有段时期只读哲学书和文学书， 到现在我也认为，文学有更长久的生命，它有比评价时事更大的价值。现在再看鲁迅的文章的时候，会觉得他的有些文学类的文章，远比其它一些文章价值要高一些。但是知识分子不能自外于整个社会，不能将身边发生的一切视而不见。
刘瑜：知识分子到底该为大众负责还是不为大众负责我也不知道。前两天我读萧瀚的书，讲“德雷福斯案”(Dreyfus Affair)，左拉为德雷福斯案中那个被冤枉的军官做出很激烈的辩护，还讲到伏尔泰为一个农民新教徒的辩护。这要让今天我们这儿的精英知识分子们来评价当时的左拉、伏尔泰，肯定得说他们玩的是智力含量很低级的东西，想当公知，出风头作秀。但是在一定的时代不需要这种东西吗？当然需要这种东西，有的时候把最纯真最直接的情感表达出来，这就是力量。
慕容雪村：现在公知污名化之后，公知成了一块攻击标签。批评你的言论就说：“典型的公知意见”， “你们公知都这样”，似乎想造成这样一个效果：公知说的都是错的。其实在当下中国，批评体制、政府，对公共事务发言这群人，是这个社会不可缺少的力量。一个批评缺席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
刘瑜：“公知”也是中国公民学习公共发言过程中的一个产物。我觉得在中国，很专业的批评没有发育的土壤。比如说在美国，对于公共财政的监督有个网站叫“Open Secrets”，它专门针对所有的竞选捐款收集和分析信息，谁捐了多少钱，捐给了谁，被谁怎么花的，都有详细的记录。这种批评就是非常专业的，但是这种批评的前提是政府允许这些专业批评团体成立，并向这些watchdogs就是所谓“看门狗”组织提供充分和透明的信息。相比之下在中国，因为没有专业监督组织生存的土壤，就把普通公民逼到了那个角色上，因此我们就不能苛求一般的民众在专业知识上精益求精，因为批评的专业化是建立一定在土壤上的。
发言的严谨化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觉得在微博上互动的过程，也会暗暗使右派、左派意识到，如果自己不小心传了一个谣，这可能会backfire（适得其反），也许就会慢慢变得更谨慎了。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我们不能要求所有人在所有的问题上从一开始就不犯任何错误；而且一般人在批评政府上犯一点错误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因为政府信息不透明不公开，同时却又要求我们在所有的问题上一清二楚，这怎么可能？
一开始骂公知这件事情让我特别反感，但是后来呢，没那么反感了，因为我觉得公知所发挥的社会功能并没有受到真正影响。公知还是在组织社会议题，比如在“南周事件”里，公知的讨论转发，还是使政府觉得，我得刹车了。比如说任建宇案，微博上的讨论使人们觉得，劳教问题似乎是要松动了。还有PM2.5的事情，如果没有公知在微博上引发的关注，可能说就不会发酵到今天这一步。对公知骂是骂，但是他们在引导社会价值，创造社会议题的功能还在继续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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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闻录 | 北京精神
@无微不至：据北京网友@芥末小墩儿 ：2月19日，北京东四环大郊亭桥下，一女突然跪马路中，影响交通。老公好心眼，上前相劝，得知她与男友打架，男友说“你跪这一小时就原谅你”。网友评：姑娘，你跪在北京精神的牌子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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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日本急谋与中国构筑紧急联络机制
小野寺五典希望中日间建立海上紧急联络机制
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周三（2月20日）在东京防卫省内与到访的美国海军部长雷·马布斯会谈。
小野寺五典表示，为了回避中日发生海上不测事态，日本自卫队与中国军队“刻不容缓地构筑海上紧急联络机制很重要，希望美国协助游说中国”。
马布斯回答说：“强烈奉劝中日两国采取自律与克制应对”，同时也表明钓鱼岛（日美称尖阁诸岛）“在日本管辖下，我们会履行《日美安保条约》的义务”。
低调访华
日本政府上周决定搁置公开中国军舰使用射控雷达照射日本军舰的证据后，对华方针正向重视推动中国避免武力冲突、敦促构筑紧急联络机制的方向移行。
周二日本外务省亚太局局长杉山晋辅访华，预定与中国副外长武大伟讨论朝核危机的事务外，还预定与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罗照辉切磋射控雷达的纠纷。
在日本政府刻意低调杉山访华时，日本少数传媒透露，杉山将要求中方诚实面对使用射控雷达的问题，也希望敦促中国尽快构筑海上紧急联络机制，警惕东海不时剑拔弩张的局面。
民间舆论
日本民间舆论在朝鲜爆发核危机后，对钓鱼岛主权也忽然出现较常见地主张承认纠纷的立场，尤其针对中日无法对话的现状，认为日本政府现在坚称“尖阁诸岛不存在主权纠纷”的立场，道理上说不通。
一向主张外交、国防强硬立场的拓殖大学教授、前防卫大臣森本敏上周末也公开表示了这种意见。
而曾被日本指为“国贼”的前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周二在东京更再次呼吁日本“应承认纷争并思考制造与中国对话的场所”，他指出春天韩国举行的中日韩峰会将是最大契机。
丹羽还在公开演讲中批评日方未及时向防卫大臣和首相报告射控雷达事件，也批评日本传媒过分渲染。
不过他也说明自己观察的中国，认为中国新领导人习近平“支持基础非常薄弱，为了谋求军方支持，不得不选择强硬言辞，直至习近平显示自我本色，估计可能需要一、两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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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开源研究项目－新浪微博搜索敏感词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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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61398部队招收定向研究生的通知
背景新闻：纽约时报 | 揭秘中国网络战部队
位于上海郊区的一座12层白色办公楼，这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61398部队的指挥部，中国国防部否认该部队对网络攻击负有责任。
中国网民群体智慧的再一次体现：浙江大学于2004年发布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61398部队招收定向研究生的通知 （请网友欲点从速，此页面随时有被和谐的可能）
接研究生院通知，中国人民解放军61398部队（地点在上海浦东）拟招收2003级计算机专业硕士研究生为定向生，对签定协议的学生将提供5000元/学年的国防奖学金，学生毕业后定向到部队工作。
我院2003级硕士研究生如有意向，请在5月20日前与学院研究生科彭老师联系。（曹光彪108室，电话：87952168）
研究生科
2004.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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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客资讯 | 上海某电视台将尤里的复仇当成史实
据奇客资讯报道： 上海纪实频道频道播出的纪录片《档案》，在《中苏外交档案解密之兵戎相见》这一集中，主持人讲述到布拉格之春时，说道“一次代号为‘尤里的复仇’的军事行动”。
视频地址（7分30秒开始）
尤里的复仇是即时战略游戏《红色警戒2》的资料片，剧情主要是尤里试图利用心灵控制器控制整个地球。 该节目闹出这么一个大笑话被认为是参考了百度百科。百度百科的布拉格之春词条被人恶搞加入了“尤里的复仇”，让苏联的军事进攻行动挂上了红警中虚构剧情的名称。百度百科的原文称，“这次代号为‘尤里的复仇’的军事行动，是苏军一次典型方面军群进攻战役。西方向主攻，西南方向配合，共动用4个方面军，1个坦克集团军，4个多兵种合成集团军，26个师，约30万人。”
来源：奇客资讯
以下为数字时代编辑摘自网友评论：
NEKO–黑猫：我是冲着尤里复仇来的，你特么就给我上历史课来了！我以为是红警视频呢，擦！
hike man：几十岁的老骗子被十几岁的小骗子骗了。
挖坑埋自己：哈哈哈，百度不靠谱啊。
伟仔博仔：小编，拜托，学习点历史知识吧，不要引用游戏里面的情节啊！
镜潭一霸：小时候就觉得尤里特像列宁，最近CCTV《尤里的复仇》事件闹得沸沸扬扬，我才知道尤里果真是按列宁的形象塑造的。
31王卓铭：的确有“尤里的复仇”这个战役，后来捷克军队在布拉格组织巷战，称为“母巢之战”，最后捷克反攻，打到斯大林格勒，捷克语中斯大林格勒意思就是“冰封王座”。
Isaac Mao：狗咬尾巴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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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民议】谢长廷认证微博目田了
图片来自网络
前台湾民进党主席谢长廷中国北京时间2月19日晚在新浪微博开通账号，经认证后迅速吸引了四万多粉丝。然而仅过了不到一天的时间，网民们就惊讶地发现谢长廷的认证账号于中国北京时间2月20日下午已经毫无预兆地被新浪注销。从以下新浪用户的截图可以看出，开通账户不到24小时的谢长廷不仅粉丝数量增长迅速，其微博转发数也相当惊人：
值得一提的是，新浪新闻不久前还转发了谢长廷微博粉丝破四万的新闻；@环球时报 在新浪的官方账号在@谢长廷 账号被注销前不久也报道了其开通微博的消息。从热点新闻到账号注销，对谢长廷这突来的“变脸”实在是耐人寻味。
众多微博网友纷纷讨论此事，@作业本调侃道：谢长廷称有沒有言论自由要看讲完话以后有沒有失去自由，现在果然“目田”了。
以下为数字时代编辑摘自新浪微博：
作业本：台湾谢长廷来微博三天昨天说：“有沒有言论自由，不是看有沒有批评高官权势的讲话自由，而是要看讲完话以后有沒有失去自由。”嗯，现在这个人在微博上已经找不到了。。。哈哈哈，他目田了。
我是西蒙周： 【目田】民进党前主席谢长廷在新浪微博开帐号，让大量大陆网友关注，昵称他为「廷仔」，谢长廷19日在微博谈「言论自由」，帐号今天下午……
我是西蒙周： 【预言家】有没有言论自由，不是看有没有批评高官权势的讲话自由，而是要看讲完话以后有没有失去自由。 —— @谢长廷。
五岳散人： 跨省干掉微博上的谢长廷，将来说不定就只能跨国听他说话了。唉，蠢这件事完全是一项无极限运动。
風月史鑒-：【聪明】谢长廷,台湾律师及政治人物，民主进步党的创党党员之一，46年出生于台北著名的打铁街，曾就读于日本京都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由于律师出身，善于辩论，精通日文并通晓英文，作家李敖曾夸赞谢长廷是“民进党（或党外）最聪明的男人。近日开微博，表现并不聪明，信口开河谈自由，微号被销。
老芋头：小秘书啊，你删除谢长廷先生的号，请示过统战部、港台办了吗？谢先生是个政治家，说话是有分寸的。你这样做，不利于对台工作、国家统一大业呀！人家开个微博说几句话都不允许，怎么让台湾人民心向祖国、赞成统一呢？
起名字老A：台湾民进党现任主席苏贞昌在获知谢长廷微博被封的消息后表示：从这个可以看出自由民主开放台湾的可贵。
假装在西安: 【今日最大笑话】前民进党主席谢长廷新浪开博被销号，网友戏称泻立停，更有网友感慨：反攻大陆未遂。
张志杰VS：民進黨發言人林俊憲受訪表示，「聽到這個消息，我非常訝異！」網路應該是開放討論的空間，意見的交流，居然一天不到就被刪除。 蘇貞昌則說，這個就可以看出自由民主開放台灣的可貴，也可以看出彼此之間的不同，台灣人應好好珍惜，對中國也不要有錯誤的期待。
周骥zhouji： 谢长廷新浪微博实名论证不到24小时即被封号删号，我国对台工作统战部二十余年的示好等于打了水漂。
ETtoday新聞雲：和大家報告，消息傳回來囉。謝長廷先生本人剛剛都在開會，因為很忙，所以完全不知道帳號不見了的消息。但是，他也很淡定地說，「不見了就算了啊，再開一個就好囉！」然後就離開了…..
台灣_蔡其昌：我相信很多加入我或者是謝長廷院長的朋友都是想聽聽台灣最真實的聲音，透過微博讓我們與許多民間的朋友們得以有互動的平台。我們一點都不擔心說真話微博是否會被刪除，而是遺憾他們容不下一點真實的聲音。
互联网信徒王冠雄：这是今天中国最大的新闻，没有之一。台湾前民进党主席、总统候选人谢长廷登陆微博并引发围观！在发表了“言论自由不是看有没有批评官员权势的自由，而是看批评完还有没有自由”的微博之后账户被注销。谢先生以亲身遭遇上演了一场关于现状的行为艺术，并加入了大陆微博第二大党转世党。
镝刚：谢长廷微博认证后一天就被销号：1.你关掉的不是一个账号，而是台湾对大陆民主的试探；2.嘴上说要容得下尖锐批评，私底下却删除了一个民主的声音；3.不要以为和谐了一个微博，就和谐掉了民主的台湾；4.你的行为恰恰证明：你！没有言论自由！因为心虚，所以害怕民主和自由。
某S是我：共产党人就是要容得下最尖锐的批评，要有制度自信。谢长廷：真的呀？民￥#主就是……%%%&*…%￥ 你特么瞎说啥呢？。谢长廷，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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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何难容政治漫画？
“这里的权力不容许幽默，只容许假正经。……直到现在，中国还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没有政治漫画的国家。”十多年前，作家王小波感慨道。中国著名漫画家廖冰兄的一生，与同时代另两位漫画家——日本的那须良辅、美国的保罗·康拉德，形成鲜明对比。
那须良辅与康拉德
那须良辅创作大量针砭时弊的政治漫画，日本政府授予其勋章，民间定期举办讽刺漫画大赛
1月12日，一年一度的“那须良辅讽刺漫画大奖”作品展在日本汤前町拉开帷幕。“中学组”获奖作品《○○岛问题》以钓鱼岛及独岛等领土争端为主题，作者是一名年仅15岁的高中生。
“那须良辅讽刺漫画大奖”为纪念日本著名政治漫画家那须良辅而设立，迄今为止已举办二十载。
那须良辅1913年出生于汤前町，自幼喜爱漫画，20岁时已是小有名气的漫画作者。二战期间，他应征加入由日本政治漫画先驱北泽乐天领军的“日本漫画奉公会”，创作战争宣传画。
二战结束后，那须良辅以《每日新闻》和《东洋经济周刊》等报刊为阵地，发表大量针砭时弊的政治漫画。例如1959年的《冲绳之悲》组画，反映了美军统治下的冲绳人民的遭遇；1972年的《麻将》，讽喻尼克松、田中角荣访华后，中、美、日之间的微妙格局。
1987年，74岁的那须良辅获“日本漫画家协会奖”评委会特别奖，该奖项相当于日本漫画界的“终生成就奖”。次年，日本政府授予其“勋四等瑞宝章”，以表彰他在公共事务领域作出的卓越贡献。
1989年2月，那须良辅去世，享年76岁。为了纪念他，汤前町这座人口不足五千的小镇，建造漫画美术馆，设立“那须良辅讽刺漫画大奖”。首届大赛的获奖作品，矛头直指当年轰动一时的佐川急便非法政治捐款丑闻，该事件直接导致日本自民党副总裁金丸信政治生涯终结。
对历届美国总统，康拉德极尽嘲讽之能事，三获普利策奖，作品被国会图书馆永久收藏
2010 年9月4日，美国著名政治漫画家保罗·康拉德（Paul Conrad）去世，享年86岁。次日，康拉德长期供职的《洛杉矶时报》发文纪念：“他以不屈 的自由主义者的姿态，以有力的黑白线条为投枪，拷问理查德·尼克松、罗纳德·里根等执政者，并将社会不公的一面公诸世人。”
康拉德是二十世纪美国最伟大的政治漫画家之一，曾三获普利策奖，作品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永久收藏。创作政治漫画的六十年间，他对大大小小的政客极尽嘲讽之能事，包括十一位美国总统，尤其是尼克松和里根。
在他的画笔下，尼克松总是眉头紧皱，眼圈发黑，鼻子细长如撒谎后的匹诺曹，表情阴险多疑。“水门事件”曝光后，康拉德作画讽刺：尼克松身穿工作服，腰间挂满工具，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门外的墙上钻洞，旁白：“他说他是电话公司派来的。”
尼克松下台后，其拟定的多份“政敌”名单被曝光，康拉德名列其上。获知此事，康拉德称这是“自己最大的荣耀之一”，意义甚于获普利策奖。
与尼克松不同，康拉德笔下的里根被画成一名小丑式的人物。里根任加州州长期间，《洛杉矶时报》发行人奥蒂斯·钱德勒经常一大早接到里根的电话，听他在话筒中愤怒咆哮，抱怨康拉德对他的冷嘲热讽。不堪其扰的发行人拒绝再接听州长的电话，而康拉德依旧我行我素。
康拉德去世后，一位读者在他的讣告下留言：“你的漫画将永存于所有敢于挑战权力者的心中。”
二战结束后，那须良辅以《每日新闻》等报刊为阵地，发表政治漫画。图为1958年创作的《伟大的墓碑》。
康拉德笔下的尼克松，眉头紧皱，表情阴险多疑，如同暴君。他笔下的里根，则是一副头脑简单的丑角形象。
猫国春秋
为被害的善良而悲，为害人的邪恶而愤。廖冰兄形容自己的漫画为“悲愤漫画”，鲜有同行者
在中国大陆，与那须良辅、保罗·康拉德同时代，有一位杰出的政治漫画家——廖冰兄。
“‘悲愤漫画’是我的专业。为被害的善良而悲，为害人的邪恶而愤。到人世无可悲可愤之时，我便失业了。上帝，尽快让我失业吧，阿门！”他如此总结自己的漫画人生。
廖冰兄，原名廖东生，1915年出生于广州，四岁时父亲去世，他和妹妹由外婆抚养长大。因家境贫困，断断续续读完小学后，他做过小贩，干过纺纱、织麻鞋、扎作，帮补家计。
1932年，17岁的廖冰兄开始创作漫画，在各地报刊上发表。“七·七事变”后，他投身抗战宣传漫画的创作，1938年初在广州举办“廖冰兄抗战连环漫画展”，并在夏衍主编的《救亡日报》上集成特刊出版。
同年，他奔赴武汉，加入由叶浅予任队长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漫画宣传队，随张乐平领队的漫画宣传队分队前往皖南，以手中画笔摇旗呐喊。
国共内战期间，廖冰兄以漫画为武器，抨击政府的贪腐黑暗，其中最著名的是以猫鼠为奸讽刺官场丑态的《猫国春秋》系列。该组作品与张光宇的《西行漫记》一同，为中国的政治漫画赢得巨大声誉。
1947年初，廖冰兄移居香港。留港四年间，他共创作三千多幅漫画，既有讽刺社会暗面的《梦里乾坤》，也有面向市井百姓的《阿庚传》。
新中国成立后，民国时代成名的漫画家大多改行。廖冰兄因“画”获罪，被打为“牛鬼蛇神”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以《人民日报》为主要舆论阵地的媒体格局逐渐形成，漫画界在统一的体制与部署下，为政治服务。
当时的漫画包括三类题材：一是国际形势，以“打倒美帝，支援亚非拉”为主线；二是内部讽刺，曝光人民内部矛盾；三是配合运动，打击党认定的敌人，歌颂党的丰功伟绩。
民国时代成名的漫画家，大多走上了其它道路：张光宇投身工艺美术领域，叶浅予进入中央美院国画系，黄苗子改习文史书法。廖冰兄则坚守漫画，从香港返回广州后，创作了不少歌颂新中国的作品，亦有配合政治运动的“盲目遵命之作”。
1957 年，廖冰兄发表《打油词画——赠教条主义诸公》组画，所配讽刺诗辛辣犀利。其中一首：“花朵必须向上，太阳只许初升。画人定要笑盈盈，作画清规三订。”另 一首：“技巧必须如此，题材不可那般。尔为画匠我为官，创作应加严管。最好人如机器，没头没脑简单。指挥操纵按机关，百顺千依好办。”
这 组漫画被《人民日报》公开点名，批为“反党毒草”。廖冰兄被打为“右派”，送往试验农场，劳动改造四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又被打成“牛鬼蛇神”， 关押在广州槎头谭岗看守所。广州美院红卫兵办的小报《延安红旗》，历数他的“罪行”：“文化特务，二流堂人物，大右派，反动漫画家”。
1947年，廖冰兄带着陵依（右）和刚出生的陵儿（左）移居香港。身后的墙上贴着《猫国春秋》的部份作品。
1957年，廖冰兄因《打油词画》组画被打为右派。此画配诗讽刺：“花朵必须向上，太阳只许初升。”
也是武松？
是什么邪术使好端端的人变成畸形？为什么举国欢呼中国人民站起来后三十年还不能站起？
1978年，年逾六旬的廖冰兄终于摘掉戴了二十年的“右派”帽子，重新拿起搁置已久的画笔。
1979年，广州“六人漫画展”，他创作的《自嘲》和《噩梦录》等控诉十年浩劫的作品，引起轰动。《自嘲》中的廖冰兄表情呆滞，箍着身体的埕虽然破了，身体却仍是埕的形状，动弹不得。
“我画了《自嘲》，以此来向幸获第二次解放的人民提问：是什么邪术使好端端的人因入埕中变成畸形？他是我，是你，是无数善良人民，为什么举国欢呼中国人民站起来之后二三十年还不能站起？”他叩问道。
同年，《人民日报》副刊主办的《讽刺与幽默》创刊，漫画家华君武为杂志取名，并担任编委。南方，广州漫画小报《剑花》也应运而生，廖冰兄任主编。
1980年底，第六期《剑花》刊登了廖冰兄的讽刺漫画《也是武松？》。画中，打虎英雄武松放开吃人的老虎不打，却抡起大棒猛击偷吃鱼的小猫，题跋为“一九八零年夏有感而作”。
是年2月，轰动海内外的“建国以来最大贪污犯”、原黑龙江省燃料公司党支部书记王守信，因贪污和侵吞物资50万余元，被处以死刑。《也是武松？》以此为背景，没想到却引发了中国漫画界的一场风波。
武松放开吃人的老虎不打，却抡起大棒猛击偷鱼的小猫。时至今日，这幅漫画仍发人深省
1981年春，《讽刺与幽默》第四期发表署名“刘加”的读者来信，批评《也是武松？》：
“这吃人的老虎是谁？是党？是国家？是社会？还是某个具体的人？它到底代表什么？我们见了这画面上的白骨怎么会不联想到‘吃人的旧社会’呢？！……这种是非不分站在社会主义之外喧哗鼓噪的作品会把读者引向何处呢？……会在群众和领导之间起到挑拨离间的作用。”
关于这篇“檄文”，时任《讽刺与幽默》主编的英韬曾向华君武上报，经同意才予以发表。廖冰兄读罢，立即致信华君武，写道：“评黑画般的文章今天会在中央级的刊物出现，料必是不祥之兆。”
一年后，谈及《也是武松？》的问题，华君武认为，“老虎”一词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是指高官，“三反”时期是指大贪污犯，切勿以为“只有在高级干部中抓出一批经济犯罪分子，才叫做打‘大老虎’”。
《讽刺与幽默》发起的这场“讨伐”，终因不得人心，在刊登四篇文章后便不了了之。包括漫画家在内的各界人士，纷纷写信声援廖冰兄，有的一式两份，寄给他的同时，也投寄给《讽刺与幽默》。
《也是武松？》发表十五年后，1995年，《讽刺与幽默》主编英韬写信给廖冰兄致歉：“多少年前，《讽》刊曾发表文章对您不敬。……事隔多年，看今日社会之腐败成风，方知您当时的挖掘实更深刻。”
文革结束后，廖冰兄创作《自嘲》。画中的他表情呆滞，箍着身体的埕虽然破了，身体却仍是埕的形状。
1980年的《也是武松？》，以“建国以来最大贪污犯”为创作背景，寓意深刻，置于今日，亦不过时。
怒发冲冠
华君武认为，应区分“两个朝代”的本质不同。廖冰兄则坚持，只要有错误，均应无情鞭挞
1982年，“廖冰兄漫画创作五十周年展”在广州文化公园举办。华君武路过广州，前往参观。年底，他致信廖冰兄，提议将这批作品搬至北京再展，但要抽掉《也是武松？》等画。信中写道：
“有 些画或题跋，画家之愤怒跃然纸上，但分不清是对国民党还是对共产党的，分不清两个朝代之质的不同。国民党是官办，共产党里有的机关也有官商作风。国民党是 封建买办，共产党里也有人有封建主义思想。彼有官字，我也有官字；彼有封建，我也有封建。但这是不同的，不能一律怒发，有的可在冠内怒发，不必冲冠。…… 航行大海万里，勿在阴沟覆舟，是我心里话，请参改。”
廖冰兄随即回信反驳，称自己“不想搞那些反对吐痰、反对抄袭、挖苦服务态度不好的东西”，而希望创作能够记录历史并推动历史的作品。他以《老爷酒家》为例，解释自己为何“怒发冲冠”：
“在旧社会，酒家都是资本家办的，他们为了发财，力求货如轮转，顾客常临，这种‘老爷’极为少见。但在今天却无处不有。……我把这幅新中国成立前的旧作展出，乃是为了‘古为今用’。”
抽去《卫道擂台》、《吹升》等八幅作品后，“廖冰兄漫画创作五十周年展”在北京举办
“廖冰兄漫画创作五十周年展”原定于1983年5月22日在北京开展。5月18日，廖冰兄乘硬卧抵京。5月20日，中国美协展览部向他传达通知：此次展出的一百多幅作品中，要抽出数幅不展。
廖冰兄当即表态：“有四幅画绝不能抽，如果要抽，就取消这次展览。”这四幅画，就是当年将他打为“右派”时作为罪证的《打油词画》组画。
三 天后，华君武托人带来纸条：“经过商量，要扣起四幅《打油词画》其中一幅，联同其它七幅，共八幅。”这八幅漫画分别是：《卫道擂台》（《打油词画》组画之 一）、《此猫神气十足》、《厕所即景》、《血腻鱼肥》、《曾经有过这样的时候》、《狼性》、《吹升》、《护虎神》。
5月29日，廖冰兄拜访夏衍、叶浅予。谈及此事，叶浅予说：“如果是我，抽我八幅画，我就不展出。……你为什么要来北京展览？你在广东是大王，北京不是你的天下。……你既然要展出，你就别发牢骚。”
廖冰兄最终同意让步，抽去上述八幅作品。6月1日，“廖冰兄漫画创作五十周年展”与张乐平漫画展在中国美术馆同时开展。廖冰兄在东厅，张乐平在西厅，被戏称为“对台戏”。
1994年，廖冰兄创作《浮夸风的殉难者》，揭露1950年代末因浮夸风及征粮而引发的那场举世罕见的大饥荒。
1991年，廖冰兄重绘国共内战时期创作的《禁鸣》。画中，得逞于黑夜的猫头鹰试图箝制呼唤光明的雄鸡。
结束语
廖冰兄曾说：“我的漫画，喝彩的人多，但志同道合者几乎没有。朋友最多的是我，艺术上最孤独的也是我，可以说孤独得不能再孤独了。”
1990年代，廖冰兄逐渐淡出政治漫画的创作。“岂止出头必中弹，偶尔露尾亦捱枪。”他作诗自况。
2000年，在致漫画家方成的信中，廖冰兄写道：“当今之现实比漫画更漫画，现代化的邪恶和邪恶的现代化是漫画所不能表现的，我的想象力、创造力都不及当代邪恶高水平。”
2006年9月22日，廖冰兄在广州逝世，享年91岁。
（廖冰兄生平资料整理自：《直到世上无可悲可愤之时》，作者：陈晓勤、黄集昊，《南方都市报》；廖冰兄艺术网站：com.liaobx.org）
来自网易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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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曲新闻 | 媒体称河南周口大量被平坟墓已恢复
河南，中国——2月20日媒体引述华商报的消息称，曾为了增加耕地面积推平当地村民200多万座坟头的周口市，大量的坟墓又被人们恢复，仅在周口太康县，当地官员估计数量有十几万座坟墓被圆起。
媒体称，河南周口市太康县村民开始恢复早先被政府强行推平的祖坟，当地一处有160多座“王家祖坟”被村民仅用了2小时就被恢复，该县村民称，其他村民家的坟早都圆好了，没有圆起来的主要是一些村干部以及家里没有劳动力的人。
太康县逊母口镇的镇长表示，知道村民在圆坟，只是现在政策还没有出台，只能再等等。太康县民政局主管殡葬工作的副局长葛灏说，太康县人口138万，是周口市最多的。去年平坟35万座，几乎所有的坟墓都平掉了。葛灏也发现大量的坟墓被圆起，“是不少，虽然没有统计过，肯定没有95%，也就一半吧”。 F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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