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濂：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2010-12-09 《财经》2010年第25期
英语中有个词叫做“white lie”，谎言既为白色，自然充满了温情和善意。慈眉善目的圣诞老人扛着一大堆礼物限时专送，仁心仁术的医生隐瞒绝症患者的病情，老和尚告诫小和尚山下的女人是老虎，莫不是此类白色谎言的代表。
当“white lie”上升到国家的层面，为的是全体人民的利益，那就有了一个更好听的名字，名唤“noble lie”，谎言竟然都可以是高贵的，那是因为它不仅立意高远，而且大爱无疆。有时候，“忽悠”的确是可以成为“护佑”的。
相比“高贵的谎言”所具有的古典意蕴、贵气逼人，“意识形态”这个术语天然带有机械时代的冷酷无情。19世纪初，法国思想家德·特雷西批判启蒙运动时创造“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并定义为关于观念及其起源的科学。
不过现在我们不再用“科学”这样的字眼去形容意识形态，因为意识形态的根本目的不在于真理，而在于政治；不在于知识，而在于信念。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说，所谓意识形态就是“以行动为导向的信念系统”。换言之，意识形态宗旨不是去探究客观事实，而恰恰就是通过再造和扭曲事实，去激发和维持群众做某些事情或不做某些事情的信念。
举一个不算遥远的例子，上世纪60年代明明是风调雨顺，但意识形态的强大功能却可以倒白为黑，将其命名为三年自然灾害，而且成功地撩拨起全体人民对于“北极熊”的刻骨仇恨。
有趣的是，时间过去50年，当大多数人都认定所谓“意识形态”信念系统已濒于破产的时候，捷克哲学家齐泽克却在2010年5月的上海，讲述了另一个故事：
“在欧洲，我们有长着长胡子的圣诞老人，如果你问一个孩子：你相信圣诞老人吗？孩子会说：不，我没那么愚蠢，我只是假装相信，从他那获得礼物。如果你问父母，他们会说：当然不信，我们假装相信，是为了让孩子得到礼物——事实是，没有人相信圣诞老人，但是他却发挥作用。现在大家都在说我不再相信意识形态了，但是我的观点是，即使你不相信意识形态，它还是在起作用，而且意识形态正是在人们不相信它的情况下，才起作用。”
齐泽克的意思是，无论高贵的谎言还是冷酷的意识形态，都不必费劲维持它的表面光鲜亮丽，一个不再被人们认可或相信的意识形态，仍旧可以继续发挥政治和社会价值分配的功能，只要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它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这才是意识形态的本来面目。在某种意义上，这样更可怕，因为它不再是少数人处心积虑地说谎，而是所有人心照不宣地共同维护那个公开的谎言。
谎言一旦变得赤裸裸，信任支柱便被抽离，此时支撑谎言继续运转的动力要么是利益要么是暴力。谎言不再承担造梦功能，但它依旧可以让每个人继续生存在一个虚假空间里，在这个空间里，大伙儿集体装睡。
齐泽克的故事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经验，在这片充满着魔幻现实主义的国度里，正在上演的更可能是下面这个充满了温情的场景：
午后的幼儿园里，静得连针落地的声音都能听见，阿姨在小床边巡视，孩子们假装发出沉沉入睡的呼吸，小心脏里想的是一个小时后冰爽可口的绿豆汤。时钟滴滴答答地走，有些孩子没心没肺倒头便着，有些孩子装啊装啊就真的睡着了。当然，或许有更多的孩子一直在装睡，他们在起床铃响前的半小时，就时刻准备着从床上一骨碌地爬起来……
这个景象如此美好，以至于我们甚至希望它可以“永劫轮回”地继续下去。一个永远都不会醒来的大梦，难道不就是现实本身吗？
但我怀疑很少有人能够一辈子——从摇篮到坟墓——都在梦醒时分喝到绿豆汤。那些最终进入梦乡的孩子不会心焦的悲剧，可对于始终在装睡的孩子来说，却必须时时按捺住这个让他崩盘的念头，在百爪挠心中等待被叫醒。
可关键的问题在于，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除非那个装睡的人自己决定醒来。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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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濂：我想要相信
（《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自序）
去年夏天，因为在“锵锵三人行”中的一席话，陈丹青不得不连发两篇文章，解释为什么不在节目中声讨炫富与红十字会，而是把矛头对准网络围攻所折射出来的文革遗风。尽管文章写的进退有据、不失法度，但是澄清和辩白本身就不由得让人感慨，原来飞的再高的人也还是躲不过铺天盖地的唾沫星子，也还是会忍不住抹一把脸、吐两句槽。而最让我感慨的还是这句话：“为什么我不愿谈红十字会？因为不相信，一如今日的大学，无非官场，无非官僚。我的不相信，还包括对历来监督它、改变它的所有可能，深深地不相信。”
这口气，像极了三十年前北岛的那首名诗：“告诉你，世界，我不相信！”都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连黄河都能改道，可是作为职业受骗者的我们却仍旧停留在“我呸”的阶段。“没有新的语言，也没有新的方式，没有新的力量能够表达新的感情。”
好吧，我承认以上论断过于偏激。三十年过去，至少我们不再冲着面目模糊的世界宣泄不满，而是把批评的矛头对准了红十字会、铁道部以及更多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的部门。除了骂脏字和吐口水，我们还在努力学习用更理性也更技术的方式去质疑，比如7.23动车事故发生之后，有人到现场勘查地形，有人收集各种数据做分析，有人做模拟实验，大伙儿都在兴致勃勃地扮演福尔摩斯。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有关部门一再搪塞推诿，质疑往往有始无终，真相总是扑朔迷离，人们才会时常感受到“无能的力量”，才会有对改变的所有可能“深深地不相信”。
虽然都是不相信，如果说北岛的呐喊还多少带着少年人的不甘和血气，那么在陈丹青这里，我看到的只是不加掩饰的失败主义。
什么是失败主义？查百度百科可知，这是“一种因为认定未来注定失败，而放弃一切改变现状的行动的思想。”在我看来，与其说失败主义是一种思想不如说是一种情绪。思想有清晰的学理与脉络，可以论证也可以反驳，可情绪不同，它来去无踪，就像下水系统失灵的城市，一场小雨就会水漫金山泛滥成灾。
当失败成为习惯，当对改变不抱任何信心，我们也就只剩下了“我不相信”这句喊话。更有甚者，还会发展成为“我不相信”强迫症，症状较轻的每当读到新闻报导，不管来自《环球时报》还是新浪微博，第一反应一概都是我不相信这是事实的真相；症状较重的则惯用阴谋论去揣度整个世界，他们奉行“两个凡是”原则：凡是你竭力主张的一定都是假的，凡是我能设想到的最坏可能性就是真的。
身处这个动荡不安的魔幻现实主义国家，我相信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患有“我不相信”强迫症，而且不相信的对象绝不止于不受限制的公权力，它也可能是衣着光鲜的经济学家，是微博上加V的名人，是沿街乞讨的妇女，是不慎跌倒的老人，甚至是曾经并肩作战的同志或者相濡以沫的爱人。
因为不相信，因为不相信强迫症所并发的失败主义和犬儒意识，让我们用更加昏暗的眼神去审视这个原本昏暗的世界。不久前，独立参选人遭打压，网友纷纷声援，有人冷冷地说：别装逼，想出名总要付出代价的；山东某女得知前夫罹患尿毒症，捐肾救之，有人冷冷地说：激动啥，骗遗产吧。这简直就是“心理阴暗、人人平等”。在这个国家，似乎总有一种向下的力量要把所有人拉低，总有一种执拗的怀疑要撕破人道主义的温情面纱。
可是我们为什么要选择相信别人、相信政府呢？安妮特.贝尔说：“一个人如果相信他人的良好愿望，他就必然容易受到他人良好意愿有限性的伤害。”换句话说，选择相信别人的同时，也就给别人留下一个伤害自己的机会。我养过一只小狗，见到任何人都会扑通倒地，然后亮出柔软的腹部邀请被抚摸。这种因为对世界懵懂无知而拥有的绝对安全感真叫人嫉妒。
2008年秋天，烟火艺术家蔡国强在中国美术馆举办首次国内个展，主题是“我想要相信”。这个说法如此励志，以至于我忍不住拿来作为本书的序言标题。可是我深深地知道，它仅仅只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一个虚幻的愿景。作为一个被标签化了的自由主义者，我虽然有“想要相信”的意图，却无法像午夜电视购物最牛广告人侯总那样一脸惊喜地告诉读者“应该相信”什么。事实上，最经常挂在自由主义者嘴边的一句话是“千万不要相信公权力”。与其说这是在妖魔化公权力，不如说是在还原一个真实的公权力：首先，公权力和每个人一样都是理性经济人，拥有最大化自己利益的原始动机；其次，任何掌握公权力的人都部分地怀有为自身利益而滥用权力的动机。所以休谟才会说“我们应该设计出一系列政府制度，以便即使在流氓占据政府职位时，也将为我们的利益服务。”
我当然明白制度的稳定性要远甚于人格的稳定性，但另一方面，我同样认为每个人的自我改善是改善这个世界的必由之路。某种意义上，人生就是一场彻底的清算，一场与自己的本性进行的战斗，一个也许永远都没有标准答案的“认识你自己”的追问。在这个漫长的过程里面，你需要清算智识上的无明，更重要的是克服意志上的软弱。你当然可以选择向古人今人熟人亲人陌生人求助，但是归根结底，你没有任何人可以依傍。就像本书的同名文章结尾处所说的，“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除非那个装睡的人自己决定醒来。”其实不管是从假寐中醒来，还是重新开始相信改变的可能，都是一种radical choice，这个“决定”何时做出，因何做出，做出之后需要承担哪些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的后果，这一切的一切最终都取决于你自己，没人可以代笔。
我曾经一度认定，没有人可以仅凭一己之力站立，每个人都在寻找那个可以用尽全身气力去拥抱的对象，并且希望这个拥抱可以让自己变得安全、强大甚至完满。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认同昂山素季的这个说法：“真正的改变是通过理解、同情、正义、爱心后的内在变化。”只有经历了如此这般的内在变化，你才会和自己停战，才能够学会“不自负、不迟疑、也不骄慢”地与世界媾和。小至个体，大到国家，概莫能外。
本书收录的文章虽然在时间上跨度有十年之久，在主题上貌似也是东拉西扯，既有时评政论、影评书评也有思想笔谈，但是归根结底，它们都存在着一种内省的视角，都隐晦地刻画了过去十年来我在思想与情感的点滴变化。非常感谢天窗文化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愿意结集出版这些文章，虽然我并不清楚它们能给读者带去多少积极的影响。于我而言，重读这些文章，至少证明了我是一个偷偷摸摸的乐观主义者，因为虽然我时时感到“情况太复杂了、现实太残酷了”，但是我还是会忍不住偷偷地想，改变在发生呢。
是为序。
2012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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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和我，什么时候不再装睡？
文/郑渝川
（《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周濂 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5月版）
装睡可以视为多种状态的概括，既包括生理上的伪装睡眠，也可以指精神上对外在的拒绝，否认存在，怀疑一切，并且也不准备改变所嘲讽事物，这样一种姿态。当下，精神上“装睡”的人可不少，用《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这本书作者周濂的话来说，“当失败成为习惯，当对改变不抱信心，我们也就只剩下‘我不相信’这句喊话。更有甚者，还会发展成为‘我不相信’强迫症，症状较轻的每当读到新闻报道……第一反应一概都是我不相信这是事实的真相；症状较重的则惯用阴谋论去揣度整个世界，他们奉行另一个‘两个凡是’原则：凡是你竭力主张的一定都是假的，凡是我能设想到的最坏可能性就是真的。”
精神上“装睡”，大概都能找到事出之因，但无论如何，发展到目前怀疑一切（远远超出了对公权力及其意识形态的怀疑）——对行善举之人说三道四，认为他人挖空心思作秀，非要用自己臆想的不良动机与事主挂钩；对独立参选人大代表的公民表示不屑，认为其在捞政治资本；对大小明星或喜结良缘或推出新作或参与公益活动，都第一时间在跟帖或微博上，挖出明星过往丑事，从人品上否定他人的一切；如果有人因为帮助他人而遭遇误解乃至伤害，那么很容易招致一连串的冷嘲热讽……周濂在这本书的自序中谈到，这样的“装睡”，本质上是失败主义、犬儒主义的表现，用昏暗的眼神去审视昏暗的世界。很显然，在客观事实不能印证恶意揣度的时候，许多人会选择遗忘，然后将注意力聚焦在少部分得到验证的猜测，进而对世界投以更加昏暗的眼神。
我很认同周濂的一句话，“每个人的自我改善是改善这个世界的必由之路”。揣度并非议他人、有关事件，如果抹掉理性，又同时拒绝理解、同情、正义、积极等思维，那么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在了自己所言所指向的层次，等于价值层面的自我放逐。书中《“不就是”与“又怎样”》一文提到了这种自我放逐的典型表现，即以“不就是”、“又怎样”为口头禅，消解一切理论差异（价值意义）、取消所有行动意义，叠加在一起，倍显懦弱与不堪。
周濂举例指出，有人在读了史论著作后会说“政治不就是权力之争吗，谁比谁更具道德优势呢？再者说了，虽然每个人都有权利知道真相，但或许不了解真相反倒比了解好——了解又怎样？或者继续这样，或者告白天下，但是到底哪一种对人们更好，却也未为可知”。这样的话、这样一套逻辑，我们是不是经常从文章中，包括自己写下的日志、名家转述的随笔中都能看到呢？看似深刻，实则表达出的，是一种戏弄价值的痞气，消融自己和读者对价值的信仰。
周濂自2005年至今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任教，他在这本书中也举出了校园里的“装睡”表现，就其成因做了分析。有学生曾向他抱怨，称某门考试中同学们大多在作弊，但监考教师却不闻不问，于是这名同学愤而起身走到第一排坐下，眼不见为净。周濂说，自己无法预知这名同学下一次是否仍有起身离开的理由和勇气，这是一种悲哀，因为大学生应该拥有的“德性”，是“公平游戏”的精神，但无论是现在的校园文化、学生群体中的亚文化（交往规则），还是校方搭建的制度环境、评价体系，都在为学生背弃上述精神、原则提供空间或动力。休谟曾说，“如果我独自一人把严厉的约束加于自己，而其他人却在那里为所欲为，那么我就会由于正直而成为呆子了”，现在可畏说的是，人们乐于做搭便车者，嘲笑仅存不多的呆子们是“大忠似伪，以博直名”，以偷奸耍滑为荣、以诚信守常为耻。可以说，这正是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丢弃理想、价值，而选择“装睡”的根本原因。
他在《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书中同名文章提到，“谎言一旦变成赤裸裸，信任的支柱便被抽离，此时支撑谎言继续运转的动力要么是利益要么是暴力。赤裸裸的谎言不再承诺造梦的功能，但它依旧可以让每一个人继续生存在一个虚假的空间里……大伙儿集体在装睡”。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摆脱装睡，不做“没有头脑的愤青”，“不做浅薄的的自由主义者”，不做“没有心肝的保守主义者”，不做“替既得利益者说话的国家主义者”，不做“理想高蹈的空想主义者”，不因“见事太明”而“行事则失其勇”呢？
本文发表在《中国青年报》5月15日
http://zqb.cyol.com/html/2012-05/15/nw.D110000zgqnb_20120515_1-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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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蜡烛
2012.06.14 南都周刊2012年度第22期
装睡的人并非不知道现实的生活世界已经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他们只是一种精密计算反复思量之后的投机，因为装睡可以实现自我利益的最大化。
文_唐小兵
今日中国的公共舆论弥漫着一种对自由主义的常识性论述，这种对自由、民主、市场和法治的简化论述，因充满激情和立场清晰，以及在思想资源上的简单明了，而成为媒体人和部分知识人屡试不爽的话语形式。而另一种左翼知识人的复杂化的对时代的政治与状况的分析，则因为知识资源的庞杂与论证体系上的庞大，以及表述风格上的缠绕与暧昧，根本无法实现孙歌所言的“理论的及物”。因此，可以说在公共舆论的思想资源与论述风格中，过分的简化（如原教旨的自由主义者）与过分的复杂化（如某些左翼知识人）都无法真正地把握和叙述这个时代的真相。
青年学者周濂的随笔集《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在这些公共性论述中间显得独树一帜。如果你只是在书店里迅疾地翻阅此书，会觉得这本薄薄的随笔集只是“掉书袋”式的作品而扭头转身，或者你有足够的耐心更细致地阅读，因为缺乏足够的知识背景，而觉得这是一本在知识上构成对自我的知识结构太大挑战的作品，因此而轻易地放弃。这种种现象就说明其实我们碰见的是一本超越于常识之上的批评性著作，它不是学院式的繁文缛节，也非媒体上常见的短平快评论，它试图将学术资源尤其是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最基本的思考方式与基本关切，引入我们习以为常的公共讨论，刺激出新的问题意识和政治想象。
正如书名所呈现的那样，周濂在专业研究之外（其主要学术作品《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由北京三联哈佛燕京丛书出版），在长达十年的时间内写作这些书评、影评、随笔、思想笔谈等，是试图直面这个时代的主流话语或非主流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重新引入对政治、文化与人性等基本议题的严肃思考。用作者的话来说，写作就是“一场与自己的本性进行的战斗，一个也许永远都没有标准答案的‘认识你自己’的追问。在这漫长的过程里面，你需要清算智识上的无明，更重要的是克服意志上的软弱。”
已故捷克前总统哈维尔曾经在《无权者的权力》一文中号召生活在后极权社会的个体重建自我，直面政治，他倡导的最基本的方式就是呼吁被意识形态的残余和资本的幻象侵蚀的个人，努力生活在真实中，讲述自己的独特人生故事，故事本身就具有反极权主义的个性。可以说，周濂对于幸福与自由的思考（他以阿伦特对法国和美国革命的思考重提自由立国的重要性）、对于正义与秩序的思考、对于日常政治词汇中的“一小撮”、“不就是，又怎样”等折射的普遍心态的描述、对大众文化、网络文化的本性的诊断等、对“我的”与“好的”背后的细致差别的辨析等，都在向我们呈现一个执拗的思考者的肖像。周濂对今日中国所谓去政治化的公共生活背后的意识形态机制，有着清醒的认知与犀利的批评，他认为正是这一套被功能化与内在化的意识形态机制，在最大程度地维持着其实让我们感到不舒服、憋屈的体制的良性运转。正如他引用齐泽克的政治笑话之后指出的那样，“无论是高贵的谎言还是冷酷的意识形态，其实都不必费劲巴拉地维持它的表面光鲜亮丽，一个不再被人们认可或相信的意识形态仍旧可以继续发挥政治和社会价值分配的功能，哪怕它看上去漏洞百出、苟延残喘，但只要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它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那么它就仍然功能健全、运转良好，这才是意识形态的本来面目。”
这样的人群也就是周濂戏谑地称之为“装睡的人”，装睡的人不是因为仍旧执著于革命的乌托邦而拒绝现实世界，也不是因为恐惧于政治暴力而处于休眠状态，装睡的人也并非不知道现实的生活世界已经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他们只是在做一种精密计算反复思量之后的投机，因为装睡可以实现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导致的结果就是空洞的神圣意识形态外壳与逐利而世俗化的个人的脱节。这样的人自然是无法唤醒的人。
比如一些倡导中国模式反对普世价值的知识人，在周濂看来就是将“我的”与“好的”混为一谈，其实也就是陷溺在中国崛起的迷梦中间不愿意醒过来的群体，这样一种中国崛起的大叙述，由于缺乏对个体与自我的基本考量，也没有对正义、平等与自由价值的细密设计，显然具有白日梦的催眠效果。面对今日中国知识界和公共文化的种种乱象，周濂提倡知识者的反思精神和行动能力，敢于与那些似是而非的现实主义、犬儒主义做决裂，否则的话，“不管是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如果缺少深厚的哲学传统去沉思命运的无常，没有坚定的宗教信仰去抵御时间的清洗，也没有强健的法治精神和权利意识去抗拒国家的暴力，那么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歇斯底里地狂欢和饕餮，起哄或围观。”围观心态或者围观文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恰恰是弥漫在中国社会最普遍的现象与心态。如何重建个体与政治的相关性？对生活世界的反复思索是可以不断开掘出行动的能量，而对自我心智生命的不断沉思，更是可以让自我与政治发生深度的关联，正如作者敬重的昂山素季所言：“真正的改变是通过理解、同情、正义、爱心后的内在变化。”即此而言，无人能够自外于政治。
周濂通过不丹王国作为个案来考察幸福政治学的特征，一个拥有安全感而不自由（我们暂且不去追问安全是否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幻觉）的动物庄园确实可以供养着一群快乐的猪，而一个人的国度却可能触目皆是痛苦而没有安全感的苏格拉底，那么哪一种社会才是更加值得追求的好社会、好生活？逃避自由还是直面抉择的痛苦？周濂引述伯林的思考说，“在特定的处境下面，一个坐稳了奴隶的人同样会感受到无与伦比的幸福感。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以赛亚·伯林才会特别强调指出自由具有内在的价值，而不仅仅是实现某种其他价值的手段。进一步地，伯林认为自由是实现个人幸福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拥有自由，不一定能够获得幸福，但是没有自由，就一定不能获得幸福。一种未经反思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一个无从选择的幸福生活不是真正的幸福生活，而只是‘被幸福’。”
眼前的现实恰恰似乎处于“被动状态”，被幸福、被代表、被增长似乎成为了我们的宿命，但被动状态隐含的压抑，同时也就在刺激新的政治思考和想象的可能性，也在孕育新的心灵生命成长的可能性，正如作者所言，“关键的是，我们有没有在日常生活中持之以恒地去行使一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而不是在常态生活中以良民心态逆来顺受，在情绪失控的瞬间又以臆想中的暴民面目骂娘。在良民与暴民之间，我们还可以有另外一个更好的选择，那就是做一个真正的公民。”诚哉斯言，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蜡烛，做一个有内在精神世界的燃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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