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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新聞網 | 谷開來傳「不能正常進食」母盼探監
• 【麻辣总局】变态辣椒：一团和气
• 染香姐姐：程序正义才是看得见的正义
• 【网络民议】习总蛇年伊始发表大鸣大放言论
• 美国之音 | 网民惊呼马列主义竟是最早支持中共的境外势力
• 浦志强：对坏的制度，不会忍太久
• 陈平: 蛇年新春話革命
• 長平 – 永遠的臨界點？
• 一五一十 | 愿你毫无障碍地热爱你的祖国
• BBC | 习近平：共产党要容得下尖锐批评
• 【异闻观止】习近平：党外人士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 博讯 | 王登朝案二审开庭：活埋了我，我都无所谓
......
聯合新聞網 | 谷開來傳「不能正常進食」母盼探監
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的岳母范承秀透露，因殺人罪被判死緩的薄熙來妻子谷開來「很久不能正常進食了」，據香港媒體報導，她給相關負責人寫了多封信件想去探監，卻杳無回音。
網民「陽光女人」昨日在微博上呼籲「學習粉絲團」轉告「習大大」，「讓她們母女見一面是人道要求」，但微博被刪除。
據報導，去年9月曾在網上質疑英商海伍德死於氰化物的結論「缺乏事實與科學依據」的最高人民檢察院主任法醫王雪梅，前日再在網誌稱，願以人格作抵押、以生命做賭注，「谷開來絕非殺人犯！」谷被指以氰化物毒殺海伍德，去年8月被判死緩 。
王雪梅稱，與91歲的范承秀通了電話，老人家想見見「身患重病根本就沒有服刑能力的小女兒」，為此，范親筆給相關負責人寫了多封信，但「居然沒有一個人給老人一個簡單的回音！」「老人獲悉她的愛女很久不能正常進食了，心情非常焦慮。」報導指出，王雪梅的文章很快被刪除。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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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辣总局】变态辣椒：一团和气
（注：原图在新浪微博遭到删除）
来源：腾讯微博
相关阅读：【网络民议】习总蛇年伊始发表大鸣大放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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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香姐姐：程序正义才是看得见的正义
来源：新浪微博
新浪微博著名用户@染香姐姐 曾就南周献词事件期间在南方报业集团大楼前声援南周并大方接受媒体采访和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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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民议】习总蛇年伊始发表大鸣大放言论
习近平6日在中南海邀请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代表座谈，席间发言要求继续加强民主监督。习表示：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党外人士而言，要敢于讲真话，敢于讲逆耳之言，真实反映群众心声，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习这番言论，有网民表示支持和观望态度，但也有网民表示怀疑和不屑，甚至因习模仿毛的言论讥讽为“引蛇出洞”。
以下为数字时代编辑摘自网友评论：
@新华视点：【习近平：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习近平6日下午与党外人士共迎新春时说，要继续加强民主监督。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党外人士而言，要敢于讲真话，敢于讲逆耳之言，真实反映群众心声，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李开复:能不禁言不封号吗？
@许小年:能不审书不审稿吗?
@陈统奎: 能不进行新闻审查吗?
@夏佑至: 能不钓鱼吗？
@任志强: 能不因言获罪而劳教吗？
@袁莉wsj: 能不请喝茶吗？
@郑雪清:能不加密吗？
@陈志武:能看到真数据吗？
@KK小扩扩：能不看新闻联播吗？
@何兵: 能不上政治课吗？
@王晓渔:能不删除这条微博的评论吗？
@aiww：啥也无需说，释放政治犯，还给我护照吧。
@验算纸: 艾玛，昨天我说习大大好萌，结果新浪就给把帖子屏蔽了。
@hnjhj: 蛇年刚到，今上就在第一时间抛出大鸣大放言论，……你懂的。
@renrenping：人家只说言无不尽，没说言者无罪。
@变态辣椒：浦志强律师被再次删号，“要容得下尖锐批评”话音未落，新浪你们这是打习大大的脸吗？
#洛之秋：#多么耐人寻味的新闻标题# 《习近平:中国共产党要容得下尖锐批评》 《习近平要求武警保持箭在弦上戒备态势》。
@李军林导演：当年让你们百花齐放，你们还真又鸣又放；当年让你们在西单民主墻写意见，你们还真写得起劲；今天让你们提出尖锐批评，我看又有很多人跃跃欲试了，王登朝还未曾尖锐，就回炉了炼狱去了！不检讨历史，又如何能保证有新的未来！
@北马南山：【钓鱼】57年，毛发了一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微博，后围观、转发、评论者皆成为“右派”，被毛“引蛇出洞，一网打尽”。
@马千里咨询：容忍尖锐批评，我分不清这是套话还是发自内心。即便是真想广纳谏言，这个愿望恐将落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被证明为引蛇出洞的阳谋的前科已让贵党失去信任。不被关进笼子，容忍批评只能是空话。现实的土壤不会出现批评，倒流行舔菊粉丝团。其实批评未必来自外面，你们自己最了解自己的历史和言行。
@赵士林微博：习近平6日下午与党外人士共迎新春时说，要继续加强民主监督。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党外人士而言，要敢于讲真话，敢于讲逆耳之言，真实反映群众心声，做到知无不言。鄙人作为民主党派成员，恰好由于体现了上述讲话精神受到北京市委统战部的污蔑和打压。
@施鹏鹏：我希望我的学生能够对我提出尖锐的批评，麻烦秘书记一下批评意见、姓名及学号，你说谁还敢批评，最多也就私下骂骂（又及：敬告告位学生，我的粉丝间谍无处不在）。西政也有学生给老师评分的制度，完全形同虚设。故道德说教并非不重要，但应辅以配套制度，否则沦为一纸空谈，说不准还引蛇出洞。
@宋祖法言：我来个最尖锐的批评：领导们日夜操劳，太不注意身体了！
@能靠点儿谱吗：我也来一个尖锐批评：领导们把全国人民装在心里，唯独没有家里人，不是一个好丈夫，更不是一个好爸爸！
@萌者必达：尖锐批评：领导们衣食住行都太朴素！
@借D咦开心下：一边说“要容得下尖锐批评”，一边就把大量的“尖锐批评”评论删除，你想怎样？
@江烈农:“小同志给我来碗方便面。”“康师傅行吗？”“小同志你微博叫什么？”“没微博，刚提出尖锐批评就被删号了。”
@茶山老妖：狮子大王开大会，代表们欢欣鼓舞，连夜备稿。开会那天，会堂门口站着威严的仪仗队，看见一个代表就把他摁到地上把舌头割掉。口中流着鲜血的代表们落座以后，狮子语重心长地说：欢迎大家对我提出尖锐批评，所有意见，请大声说出来。
@freemoren: 习近平：共产党要容下尖锐批评 http://ow.ly/hwNOk 可是评论被关闭。
@余华:看看新闻，头条都是习近平说＂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看看微博，中间都是＂对不起，原文已经被删除。＂
@李开复：上条微博47232次转发，只有284个评论。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哦！
因为大量直接评论被新浪编辑删除或者无法发出，多数网友是在转发@新华试点的相应微博的时候发出的以上评论。
在该条微博下面，经过新浪微博编辑过滤后的评论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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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网民惊呼马列主义竟是最早支持中共的境外势力
华盛顿 — 视频歌曲：解放区的天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
这首老红歌《解放区的天》是在歌颂当年中国共产党占领的地区，也就是所谓的解放区，说那里的人民欢天喜地，对共产党的恩情感激不尽。与解放区相对应的一个词叫作敌占区或者叫沦陷区，尽管歌中没有唱到敌占区，但这首歌的言外之意似乎是在说敌占区暗无天日，民不聊生。
1949年10月1日中共建国之后，全中国大陆都成了解放区。这时候中国官方的说法又变成“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中国人民去解放他们。”当时的中共最高领导人不但有这种强烈的自恋情结，而且还经常放话，让中国人民提防美蒋特务的渗透和破坏。毛泽东本人就曾说过，帝国主义的预言家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他还声称：“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要时刻提高警惕。”
尽管中共领导人已经更换了好几代，但是他们的这种冷战思维却一直持续至今。每当中国国内发生动乱时，当局总是要把责任推到境外的反华势力头上。
例如，1989年爆发“六四民运”时，中国当局认为那场动乱是境外反共反华势力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从人民日报的这篇评论可以看出，中国当局甚至把达赖喇嘛也视为“六四”黑手，指责他勾结民运人士。
在最近发生的《南方周末》新年献词风波中，当局继续依样画葫芦，故伎重演。据中国数字时代网披露，当时中宣部下发了紧急通知，称此事的发展有境外敌对势力介入。中共官方媒体环球时报也在一篇社评中指责南方周末事件的“最新支持者是远在美国的陈光诚。”
视频：陈光诚接受兰托斯人权奖
环球时报提出这一指称后不久，美国兰托斯人权与正义基金会于1月29日向中国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颁发了2012年兰托斯人权奖，表彰他对民主、人权、法治和公平正义的执着追求。
在此之前，陈光诚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不屑于评论他所称的环球时报“马屁投机文人”有关他的言论。而身在中国境内的知名维权艺术家艾未未却勇于承担这项罪名，他在推特上戏称：“境外势力大概说的是我，我一直在利用。”
许多网民对中国当局这种遇到麻烦总要把责任转嫁于人的做法深恶痛绝。一些网民通过许多中共元老之间相互捏造罪名的行为回顾了“境外敌对势力”这种提法的历史演变。
网民“aduing1982”在新浪微博上称：“境外势力的最早提法是里通外国。”“daxue0755”进一步指出：“1958年彭德怀说粟裕里通外国；1959年刘少奇说彭德怀里通外国；1968年周恩来负责的刘专案组定刘少奇里通外国；1973年毛泽东授意政治局批周恩来里通外国。俱往矣，改革开放，时代进步，领导同志家家里通外国。所以，宣宣只敢说‘境外势力’，不敢说‘里通外国’，否则就成了指桑骂槐，含沙射影。”这里所说的“宣宣”是网民对中宣部的“昵称”：)
这条帖子显然是由于揭露中共多名高官“里通外国”而遭到新浪网管删除。不过，我们还是要介绍一下网民是如何看待中共高官的“里通外国”行为的。
网民通过人肉搜索找到在南周事件中遭到网民唾骂的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庹震的女儿庹燕南的照片，并在防火墙外的推特网站公之于众。据称庹燕南是中国日报派驻欧洲记者，网民“东邪西毒”给这个帖子加的题目是“自家闺女也是境外势力。”
网民“与高墙有关的岁月”愤怒地表示：“他们将子女送到国外，没成境外势力，批判是我的权利，却成了境外势力。他们将资产转移他国，没成卖国贼……他们换国籍还代表人民，没成侵害国家利益，要他们公开透明，却成了颠覆罪。”
一位网民给境外势力下的定义是：“妻子在海外主要从事家庭财产转移洗白工作，儿女在国外各大名校来回炫耀，多处房产在全球自由分散，世界各大银行均有存款……而父亲则是一个始终在国内担任人民公仆并一直致力于把人民币变成美元的苦力，这就叫境外势力。”
在中国当局所称的境外敌对势力中，显然还包括了许多境外敌对媒体。去年10月纽约时报的中英文网站全部遭到中国当局封杀，原因是该报对中国总理温家宝家人拥有巨额财富一事进行了爆料。另外，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以及博讯网站等境外媒体都因为报道了一些不受中国官方欢迎的消息而遭到中方的长期封杀。
然而，尽管中国当局对所谓“境外敌对势力”恨之入骨，但是，很多中国老百姓甚至包括一些中共官员却对这些“境外敌对势力”情有独钟。例如，由于爆料重庆多名高官不雅视频而备受关注的朱瑞峰，最近在受到警方威胁时，首先选择求助于美国之音VOA卫视北京记者站。
视频：朱瑞峰
“我就第一时间拿起电话给美国之音东方老师打电话，东方老师说：‘我们马上关注。’然后我就拨打了美联社、CNN、美国、德国、法国、英国、全世界的各大媒体，进行了通告。就是告诉他们，我家门口来了几位警察，要把我带走，请媒体予以关注。”
前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逃往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寻求庇护则是中国官员在身处绝境时投靠“境外敌对势力”的一个经典例证。一些网民还用这件事调侃。网民“fanny7788”说：“王立军肯定是被境外敌对势力渗透策反了，不然怎么会跑到美领馆去？”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在谈到王立军事件的意味时说：“第一，王立军到成都美国领事馆寻求庇护，说明他相信‘境外敌对势力’比他所效力的中国执政党和中央政府更为公正，第二，王立军认为重庆领导人会采取手段置他于死地，这明白无误地向世人表明，重庆公安部门肯定做过类似的事情。”
许多网民还追根溯源，竟然查出了“境外敌对势力”的老祖宗。网民“刘书贵15”在新浪微博大呼：“找到了!找到了!把境外势力的祖宗找到了!”他在自己的文字下面还贴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照片。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原来中共的起家靠的就是“境外敌对势力”的支持，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叫作“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据维基百科介绍，中共当年就是在总部设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的建议下创建的。1922年7月，中共二大正式决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共产国际成了中共的实际领导者，中共也从共产国际获取援助及形势指导。例如，在红军时期，共产国际派遣的军事顾问李德就曾指挥过第五次反围剿，并且在长征途中成为中共最高领导层三人团的成员。换句话说，中共依靠境外势力的支持，最终推翻了国民党执政的中华民国。
许多网民都在谴责所谓“境外敌对势力”的提法。他们认为这种说法首先是低估了中国人民的智商。网民“老什么岩”在新浪微博上说：“所谓境外敌对势力，是流氓耍泼时惯用的台词，是对人民智商无底线的侮辱，是一切愚蠢中最低能的构陷。”
易凯资本有限公司CEO王冉说：“这个年代，再用境外势力说事就是侮辱同胞并且自取其辱。难道中国人都是分不清好歹、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傻子？”
网民“空谷残声”说他经过认真思考，终于明白了“境外势力”的真正含义。他说：“‘境外势力不是指某种势力，也不是指某个人，更不是污蔑，而是一个标签、一种罪名。’”
凤凰卫视记者闾丘露薇对此也有同感，她说：“‘境外势力’这个词真的好土，就是找不到任何实际的证据，但又想把人往死里整的万能膏药而已。”
经济观察报总编助理王克勤在讽刺中国当局惯用“境外势力”罪名的做法时说：“强奸了那么多人，连姿势都懒得换一个？感叹!”
网民“大尸兄的漫画”在新浪微博贴了一幅嘲讽“境外势力”提法的漫画，题目是“外面有人”，强暴者在遭到女方反抗时说：“我强暴，你反抗，一定外面有人……”
作家天佑则给“境外”这个词下了新的定义。他说：“政府大院以外全部属于境外。”网民“卖瓜子的打瞌睡”调侃说：“贵党赶紧统一全球吧，这样就再也不会有境外敌对势力了，就只剩下那一小撮不明真相的群众了!估计是不可能的，岛都要不回来呀!”
网民“琢磨先生”借用一个段子嘲讽这种现象。他说：“我问一位领导：如果几百人反对你，你怎么解释？他答道：就说是一小撮不明真相的群众。我问那几千人反对你呢？他笑着说：那肯定是受到境外反华势力的操纵。我问那谁是反华势力呢？他说比如机器猫呀蝙蝠侠呀，随你想吧。我问那几万人反对你呢？他说：那不需要我解释，直接放胡锡进。”
北京轻松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设计总监朱时毛画了一幅漫画，讽刺中共当局企图把老百姓变成井底之蛙，让他们安于现状，坐井观天。画中的大青蛙对一群小青蛙说：“井外有恶势力，大家在这里面最安全。”
正如许多网民指出的那样，有关“境外敌对势力”的提法就连中共高层官员自己也不信。事实上，毛泽东在他的名作《矛盾论》中早就说过：“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由此看来，“境外敌对势力”的提法只是中国当局打压反对派的一种惯用借口。
曾任纳粹德国宣传部长的戈培尔有一句臭名昭著的话，那就是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而伊索寓言中“狼来了”的故事则告诫人们，谎言再说一遍不但没人相信，而且会给说谎者带来恶果。
尽管中国大陆近年来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的整体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是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弱势群体仍然怨声载道。中国当局在处理层出不穷的群体性事件以及大量曝光的贪腐案件时应当注重解决内因的问题，而不是简单地使用“境外敌对势力”这种陈词滥调，当政者必须倾听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民众的呼声。最后，我们就用根据法国大文豪雨果的名著《悲惨世界》改编的音乐剧的插曲“你可曾听到人民的声音”结束这期的火墙内外。
视频歌曲：你可曾听到人民的声音
“听啊，人们在高唱，听远处战鼓声声响。他们会捧出未来，且看天明曙光，天明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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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志强：对坏的制度，不会忍太久
【浦志强：对坏的制度，不会忍太久】多年来，他总有一个直觉，在某一个早晨醒来，收到那些迟迟无果的判决书 。努力耗尽，锐气耗尽，可时光和才智并未荒废。他想象那个早晨的自己，“应会很平静”
1月7日，任建宇在微博上看到改革劳教制度的消息，有些过于激动了。他呆坐了一个小时后，才缓过神来，打电话给浦志强，称赞几位律师“居功至伟”。浦只是冷静地说，这对你的案件没有意义，我们该做的还要继续。
任建宇记起第一次庭审时，紧张得直发抖，浦就一直握着他的手。身边这位辩护律师，高大挺拔，声音洪亮，给人一种毋庸置疑的正义感。当他铿锵有力地总结–“对坏的制度，我们不会忍太久”，庭上掌声一片。
7日这一天，浦志强接到几十个采访及庆贺电话。其实他有些兴奋。过去大半年，他8次飞往重庆，为6个被劳教者代理行政诉讼，十多人得益于他的帮助，陆续被撤销劳教。大半年来，极少数官司打赢了，更多的是困难，有的尝试十二三次也没能立案。浦鼓励他们：不要仇恨任何人，要过正常的生活。我们把痛苦讲出来，但不要深化痛苦。
之后，浦前往南京，和大学时代带领他走向“反革命道路”的师兄相聚。饭桌上，大家纷纷敬酒，浦感慨着公门里头好修行。师兄徐战前感到意外，二十多年来几乎不沾酒的糖尿病患者浦志强，没有推托，甚至有些主动。他喝醉了。
他的48岁
浦志强办公室的门上，贴着一张名为map of freedom的地图。不在的时候，门也是敞开的。见面那一天，他拉着行李箱匆匆赶回，毛衣还是穿反的。之后，采访电话不断响起，还有客户找上门来。等了4个小时，终于可以坐在餐桌边说说话，他却倚在窗边，差点睡着了。
再过一天，就是48岁生日。往年总热闹庆祝一番，今年他似乎选择安静呆着，他说这一年心很累。生日之夜，他发了微博：“48岁人生，忆24岁年华，叹岁月如斯，像首诗，像支歌，像条河。给我顶住，别轻易放手，内心清澈，别让这河，流着流着，就流成了浑汤儿，就很好，到五十，就能知天命。 “
一不小心就流露了80年代的底色。 他身上贴着”理想主义“的标签，他也听崔健唱，过去的理想如今变成了工具。如今，”理想“有了收获，他却在内心警惕自己，希望真心实意。
想起打过交道的法官、律师、官员，以及蝇营狗苟沽名钓誉的人们……他们一同在理想昂扬的1980年代成长起来，如今他们掌握权力。”在一个点放弃过，就没有阵地可守了，“他感慨。可他仍有抑制不住的荣誉心，”一群人的命运被我改变了，你能理解一个律师那种感受吗？“
这些天，他游荡在记忆的大院里，似乎随时都能拈出墙角一片落叶。甚至还想起20年前联欢时，同在一家公司拉广告的于丹给他写了一张卡片：“男人18岁是想事的时候， 28岁是做事的时候，38岁是成事的时候。”
那时浦志强刚走过80年代末梢，同一个庞大的体制系统告别之后，大学老师之梦渐渐远离。1991年，从中国政法大学硕士毕业后，他去北京一个农贸市场当秘书。
一年后，中国开始新一轮掘金潮，人们从挫败的理想和政治的亢奋中走了出来，奔向了一个被特色了的市场。年底，在一位前辈的介绍下，浦志强去一家公司公关部工作，共事的有孙陶然、于丹……
1993年，于丹已展现人生导师潜质，浦志强还徘徊在自己的世界中，半年后，前辈又让他去一个律师事务中心工作，开始自学法律，准备律师资格考试。他很会考试，很多题都被他押中了，两年后他就拿到律师资格证。
那些年里，他生活潦倒，研究生同学高广清去看他，他已经有了一台电脑了–练习打字时，他把《论言论自由》敲了出来。生活依然寒碜，他住在一间破旧的小平房，坐的地方也没有，高广清请浦志强母子吃饭，劝他好好当律师，说凭他能力肯定可以。
“于丹只说到38岁，现在我48岁了。”生日这天，他开玩笑说，“我是大器晚成的主。能不能成器？可能有戏，也可能没戏。”
–怎么才算有戏呢。奥巴马？
–奥巴马来这还不如我呢，让他来中国玩一趟？
此时，他构想了一个可怕的场景：当奥巴马碰上重庆劳教委……他被自己逗乐了，说，我要把这话发到微博去。
他的时代
2003年的一天，一位朋友领着《北京文学》杂志社编辑肖夏林来找浦志强代理官司，当时肖夏林被余秋雨起诉名誉侵权。同一天过来的还有学者萧瀚。萧谈起了自己的研究，以及美国“沙利文案”。浦志强一下兴奋起来，决定参照沙利文案为肖辩护。最终他打赢了官司。
这次经历鼓舞了浦志强，也为他指引了今后发展领域–和言论有关的案件。过去6年的职业生涯，生活日渐变好，也算不上出色。有时也为工作而焦虑。在律师这个行当，不乏勾结权力、说谎和作假。他发现，成为一个好人比成为一个坏人要难得多。
他从未想过当一名律师。本科同学杨阳说，那时他和浦志强看不起法学，那是“背书的东西”，也看不起法律学生，他们是“意识形态控制的工具”，愤世嫉俗，相约不入派，不当官。
都说1980年代理想激荡，浦志强读鲁迅，后来读苏联史书，反观中国，他有一种强烈的受骗感，又滋长了新的使命感。
他喜欢和高年级同学一块讨论、演讲。师兄高积顺记得，一群人在学校的活动不被校方认可，自己也遭到批判。浦去跟领导抗争，为高鸣不平。
在师兄们组织的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会上，他第一次参加演讲，上台一片空白，从此不害怕观众了。几年后，师兄高积顺看到他在专注演讲，为其鼓动力和感召力深深震撼。
师兄徐战前认为，也许是受到连累，浦从南开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去河北一家中专。之后浦又考回政法大学，他的理想是当大学老师。研二时，他四处奔走，热血贲张，一呼百应，同学都被他感动了。
回顾半生，他说2003年是重要的转折，始于80年代的追求和职业终于对接上了。以后，他为弱势者代理一系列案件：段磊，八农民，任建宇，谭作人……
他的舆论
陈桂棣夫妇的案子集中体现了他的风格，也是他重要的成名作。此后，他和媒体的交往开始密切起来。
《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是在2006年前后认识浦志强的，他总会在各种会议饭局遇见浦志强，即使是一个圈子极小的年会，他也会惊讶地发现浦志强的身影。他从未见过浦喝酒，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透明罐头改装的茶杯，里头装着浑浊的茶水。
在北京，浦志强会不定期组织饭局。近几年来，饭局的人数越来越多了，记者也换了几拨，惟一不变的是，饭局的中心还是浦志强。罗昌平说，浦志强一开口，其他人便静静倾听。
“我捧红了不少记者。”浦志强干脆说，自己扮演了一个选题编辑。当然他也被媒体捧红了。他是律师，充当公共事件观察员，还会为记者提供技术帮助，同时为选题保密。
浦志强也为媒体代理诉讼。2003年，肖夏林案结束后，萧翰将浦志强介绍给《财经》杂志，后来他成了《财经》的法律顾问。除了《财经》，当《中国改革》等媒体被诉时，他也为他们辩护。
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的制片人张洁说，在《中国改革》案的研讨会上，浦志强关于事实的3个论断（法律事实，新闻事实，客观事实）曾启发了他。
2006年，当浦志强接到“奥美定”受害者求助后，找张洁爆料，最终央视经过调查采访，播出了节目，也引发了新闻热潮。
浦志强的案件一次次成为新闻焦点。只是，2012年，他为劳教者寻求媒体资源，大多数人拒绝了他。
“我要推动废除中国的古拉格。”他对美国记者说，对方果然兴趣盎然。而在时间安排上似乎也颇有讲究，第一次前往重庆是在5月中上旬，正好是地震周年前后，吸引顺道而来的媒体。
此后，他专门花上一段时间，采访劳教者，录成视频，假装正经说：“比朱军强点，和崔永元还是有点距离。”自媒体传播效果也不错，毕竟，他已经是一个有舆论影响力的律师了。
他的场控制力。
这是浦志强的核心词汇。他似乎有一种野心和能力，只要他在，那就是他的场。说不清这种力量来自何方。除了浑厚的胸音和强壮的身躯，也许还有他敏捷的思维、无所畏惧的勇气，以及咄咄逼人的道德正当性。
回忆起庭上表现，《中国农民调查》作者陈桂棣列举了一系列情节，证明浦志强思维敏捷，胆识过人。
2005年，张西德诉《中国农民调查》案在交换证据阶段，信息严重不对称，浦志强赤膊上阵。
当对方的一名证人念完证词后，浦志强问他，你来做什么。对方答，我来证明张书记理论水平高。浦志强又反问：“你是一个秘书，你水平高还是张书记水平高。你一个低水平的人怎么证明人家水平高？”
看到一个农民证人上场了，他则问，家里有几个孩子？又问，有没有被实施计划生育措施？“张西德颁布一个政策，叫双结扎，为了保证没有计划外生育，不光女人要结扎，男人也要结扎……我是问张西德的政策有没有实施，如果实施了是残暴，如果没实施是你的政策令行不止，怎么都不行。”浦志强这样解释他的思路。
他善于让对方陷入道德困境。到了最后陈述时，浦问原告张西德：“你看张书记，官司打了4天了，我假设你原来不知道你的农民有多苦，你的农民负担有多重，你的官员有多残暴，所以你才会那样。现在你已经知道了，你现在对着这一百多人，你跟他们讲，你心里头到今天为止，此刻，你有没有一丝抱歉和后悔。”
“没有。”
“原来我认为作家这样写，给你们留一个光明的尾巴，觉得你人性不是这样，觉得你应该是一个好人，不是一个坏人，那么你刚才的回答让我认识到你就是一个坏人，作家在这点上把你写得太好了。”
熟悉他的律师和当事人，描绘出这样的庭辩形象：抨击体制，痛批现实，甚至是攻击律师，并将之发挥到一个淋漓尽致的境界。在《财经》杂志一个被诉案中，原告律师指责《财经》毫无新闻职业操守，浦志强顺着把律师批了一通–
“我觉得《财经》有没有操守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用不着你这样讲，你自己真不知道吗？你在公共场合天天呼吁言论自由、宪政民主，在具体个案当中你却这样讲！” 即便是重述场景，他也让人感受到一种特别的快感。
“浦志强很宏观！” 律师迟夙生常和浦志强合作案件，她说，“他常从宪法、政治、人权的角度来研究案子。”律师斯伟江评价说，浦志强虽然功底不扎实，但法律感觉非常好。
“话唠！”斯伟江这么形容他。他有时会在庭上拍拍浦的背，让他别说了。在庭下办讲座也是如此，但制止会让浦不高兴，他说，“我的言论不需要有人审查” 。
许多案件的公正解决得益于他强大的气场，有时案子半路就夭折了，迟夙生说，“也许是他太讲政治，人家不想搞得太高调。”
无论如何，浦志强是个“顶得住”的人。“我敢于做别人不敢做的事，”他说，这就是他的特殊之处。
一个当事人曾跟浦说遭到刑讯逼供。开庭时，他指着法庭上一个检察官，“就是当天对我刑讯的人！”浦志强立刻喊：“谁？！你站起来！就是你刑讯逼供了！” 检察官立刻从座位上站起来跑了，浦冲下去抓。没抓回来。前面都是法警，被拦着了。
看起来似乎很危险，但他得意于自己的“政治能力”。他总结说，气场是要养的。许多熟悉他的人告诉我，浦志强是一个干净的人。只有绝对干净才能真正保护勇气，否则就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他如何能一路勇往直前？答案大致是，对手并不相信他们所宣称的东西。另外，他与人为善。
浦志强是个善于沟通的人，在一部纪录片里，即便置身于一个对抗性很强的画面，他也会跟对方说：人心都是肉做的。
他的国家
浦志强屡屡被法官打断。他几乎被剥夺了说话机会，他也屡屡抗议：能让我说句完整的话吗？他涨红了脸，手里的矿泉水瓶拿起来又狠狠放在桌上。最后一敲“择日宣判” ，他冲向王庆华母女，抱着痛哭。
–这是谭作人的妻子王庆华向我们描述的一幕。而一起为之辩护的夏霖律师记得，庭审结束后，几百人站在门口鼓掌，向他们致敬，但他和浦志强迅速钻出人群，躲到厕所，在窗边沉默抽烟。
王庆华说，从一开始，她就知道这是一个不可能赢的官司。可浦志强愿意代理。合同只签了一万块的代理费，自己贴好几万。这些官司还是他主动选择的。问他选择公益案件的标准是什么，他说，典型、有价值、有普遍意义。
每年，他都要收到几十封求救邮件，而他会用一两分钟来判断事情的价值。“我对他们说，最黑暗的不要跟我讲，中国没有最黑暗的地方，你也不要讲你自己最悲惨，总有比你更悲惨的，我做这些事要考虑到我做它的价值在哪里。我不受绑架，全国人民都认为我该做，这事怎么可以没你呢？那怎么能行？我不会因为全国人民都希望我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何必呢？”
就在采访的一天中午，律师事务所的大门突然敲响了。一个38岁的男人，背着破旧的牛仔布包，一瘸一拐地走了进来。他向我们描述了不幸的人生：少年时患了肌肉萎缩症，因为贫穷而放弃治疗。2003年，父亲患癌，兄弟几个申请更高标准的救助遭拒绝，父亲也因无法负担医疗费迅速死去。之后，男人开始10年上访，起初是因为父亲只得到二三百的政府救助，之后是因为上访遭打压、威胁和逮捕……如今，他的事情被一知名媒体人的微博转载后引发了短暂关注。政府开始找他谈判谈条件，可他并不妥协，从新疆坐火车来见律师。
–你10年上访，把所有的青春都搭在里面，你到底想干什么呢？你要控告什么？
–我要控告政府，我上访他们断水断电，把我拘捕了几次。
–我也不喜欢上访，上访是破坏法制。你早应该认识到，上访不可能解决问题。
–他们现在又要劳教我。
–对不起，您的这个我不接，我今年只做了重庆，新疆不是我选择的区域。请原谅，我精力不够，我有自己的原则。
男人又控诉社会的残酷人间的冷漠，说约好的律师因突发疾病而见不着，让自己白跑一趟，为了省钱在火车站睡上一晚，手机还被偷了。
“你说社会冷漠，你又为社会做了什么？你不要以为你的事情是这个世间最大的事情，即使是最大的事情，他也有权选择不做。”浦志强又坚决地说，我是帮不了你也不想帮你，他掏出一千元钱，又找了一部手机，递给他，劝他赶紧回家，和政府谈个好条件。男人不愿收下，浦硬塞给他。
–拿着，这是干净的钱，还是税后的。回去安分守己过日子。在任何一个阶段，你都要有能耐把这个阶段的问题解决掉，10年来你把最好的机会都浪费了。
–我就咽不下这口气，大不了，我去自杀。
–别拿自杀吓唬我，你自杀有人给你递绳。你不具备改变这个社会的能力。
–那我去买枪杀人，杀那些欺负我的人。
–你要杀谁呢，杀这个不愿帮你的律师吗？
男人紧皱眉头，不愿离去。
浦志强拍拍他的肩膀：是不是对我很失望？男人说，网上都说你有侠义心肠。浦叹了一口气说，“兄弟啊，你和我都是精神病，都钻到自己的牛角尖里，出不来。”
男人背起行李，一瘸一拐地走了。后来我们知道，他一直在楼下呆着。见到我们，他绝望地问：我真的该回去吗？
“回去。”
经过这个插曲，我们一天都很不好受。
“这是要他承认命运吗？”我问。
“首先要认清自己的命运是什么，才能说承不承认，都不清楚自己的命运是什么，就说不向命运低头，岂不是可笑。”
“那你能说你认清自己命运了吗？”
“我自以为我认清了。”
他的命运
生日的第二天，我陪浦志强去养老院看他母亲。大雾弥漫，树木上压着雪，老人们在轮椅上静静坐着。浦志强摸着妈妈的头，问：你知道我是谁吗？母亲无辜地摇摇头，只伸手向他要钱。
浦志强是养子，从小被送给了舅舅。除了念书，他似乎没什么特长，和孩子们去逮鸟，他是无论如何也逮不着的。父亲挨过批斗，也不太严重，家人宠着他，他无害地长大了，理想是当一名老师，远离政治。
他指着纸币上的头像，问：毛主席还认得吗？母亲点点头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今天。即便是面对患老年痴呆症的母亲，他也要追问：今天是好还是不好啊？以前饿肚子还记得吗。
钱的面额母亲也认不出来了。“你儿子是谁？你儿子在哪？”直到准备离去，母亲才给出了让人欣慰的答案：我儿子在生产队，他叫志强，是律师。
儿子浦志强如今是著名律师啦。研究生同学高广清记得毕业那年，自己要回老家，和浦志强散步，浦极力劝他说要留在北京，说留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才能实现理想，一直聊到凌晨3点多，但他去意已决。
二十多年过去，理想离现实越来越近，可浦志强仍无法在这座城市找到归属感。他仍有乡土气息。生日时他送给自己两副眼镜，逢人就说，花500块买的。他对自己的形象有些在意，反复问：会不会太装了？像不像只大猩猩啊？眼镜店要给他个贴牌，他拒绝了，他至今也叫不出几个品牌的名字。听到别人强调自己一身名牌，他会讽刺说，一身名牌包一杂牌。尽管迟夙生说，上过《时尚先生》，他被逼得时尚了–一同去法国时，浦志强和她同样拎两百多块钱的包，回来的时候，浦把200块的扔了，买了一个两千多的，“镀金回来了”。
他爱看《平凡的世界》，前年是第三遍，看到田晓霞抗洪淹死，再次泪流满面。“命很苦，”他说，“孙少平的那种生活经历我是有的。他这一代是被我们推开的，因为我们能扛过，他竞争不过我，然后他走了那样的一条路。”
挤上了大学，浦志强发现，在1980年代那样带着强烈尊严感的奋斗中，有些人承受不了落差而自杀。浦志强觉得自己老土，来自小县城，但并不因此自卑。师兄徐战前说，大家都叫他傻大个，师兄们搞校园活动，他就忙前忙后搬板凳。也好打抱不平，同学高记得，有回他们两个同学被小流氓欺负了，浦就带着一帮同学过去质问，把他们扭送派出所。他说，出现争执的时候浦是很强势很想说服人那种。
迟夙生从念研究生开始，就和浦关系密切。她觉得浦仍保持单纯直接。呆在一块时，他提出让她帮忙推微博，迟不答应，浦就偷偷上她的微博，自己转发。迟大喊：“你又偷我的微博！”
斯伟江则说，他也喜欢和矮小的人合影，显得自己特高大威猛，也自恋，随时自拍发微博，虽然这更像是行为艺术。要是有人问：“你是不是特想出名啊？”他就干脆承认说，是啊，出名了能挣钱。看起来玩世不恭，却堵住了诛心之论，倒显得坦荡。
一旦工作起来，他就变得特别严肃。一个想远离政治的人如今生活充满了政治。他把自己称为“政客”–政客，就是擅长解决所有问题的人。
许多问题解决不了，于是他时常很纠结。“朝令夕改还有一白天时间！我遇到更多的官员完全不守信，刚说完当场就变，要不就耍赖”，甚至还遇过法院院长给他送礼，让他不要再介入。他夸张地形容，常年和他们打交道，连杀法官的念头都浮现过……
浦表现出强大快乐的形象，但迟夙生描述了另一面。有时她早晨打开邮箱，就看到了浦志强长长的信，说彻底难眠，“我愤怒我愤怒我愤怒无比”，“我要继续怎么怎么做 ”……纠结。痛苦无比。
“哪怕是自欺欺人，也要带着幻觉活下去，”浦志强说。多年来，他总有一个直觉，某个早晨醒来，收到那些迟迟无果的判决书 。努力耗尽，锐气耗尽，可时光和才智并未荒废。他想象那个早晨的自己，“应会很平静”。
本刊记者 林珊珊 发自北京
实习记者 黄昕宇 张瑞 代双双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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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 蛇年新春話革命
春節長假，中國人聚在一道，難免要議論天下大勢。本期《陽光時務周刊》為此選擇了一個大話題：中國大陸會不會發生一場新的政治革命？本刊讀者將會看到，這個絕對不輕鬆的話題，不僅在內地，而且在海外已經成為一個熱門話題。原因其實很簡單：在剛剛過去的龍年中，中國模式的危機發展之快，超過了所有人的預期。
中國模式為什麼看來難逃”其興也勃，其亡也速”的命運，更重要的是，中國模式為什麼遲早會引發一場政治革命？這個問題已經成為一個不容回避的問題。借用《國家為何失敗》一書提出的關鍵概念，中國模式的要害就在於，這是一個以 “榨取”為動力的發展模式。
正如該書的作者告訴我們的，歷史上以少數精英榨取為動力的經濟發展是主流，只有少數國家幸運地打破了搾取性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的惡性循環，走上持久繁榮之路。該書還告訴我們，搾取性的體制必然導致多數人的貧窮和發展停滯。那如何解釋中國模式帶來的經濟奇蹟呢？該書作者其實並沒有給出好的解釋。
該書作者指出了一些人所共知的重要因素，如政治集權紅利，趕超紅利，開放紅利，人口紅利等等，但他們忽略了中國模式與多數榨取式增長的不同。中國模式是一種極為獨特的制度安排下的榨取發展模式。我把這種模式定義為”黨主”下的榨取模式，從而不僅區別於民主模式，也區別於傳統的君主模式和現代的獨裁模式。”黨主”模式的要害就是，它其實是一種”無主”的榨取模式，因而注定了中國的經濟增長必定成為一種自我毀滅的榨取式增長。理解了這一點，也就理解了為什麼中國的高速增長必然伴隨著對精英的逆向淘汰，對資源的竭澤而漁，為什麼官耗不斷膨脹，而民耗（居民消費）則難以提升，為什麼會山河盡污，空氣有毒，以至於中國社會正在逐漸喪失再生產的能力，給子孫留下無窮禍害。
“黨主”的榨取模式，也就是”無主”的榨取模式直接來自六四後的兩個關鍵性制度安排。一個就是中央領導任期有限制，另外一個就是強制地方以固定比例高速遞增上繳收入。前者注定了決策者不會顧及後任的利益，更不會顧及後代的利益，後者則引發了地方間的惡性競爭。各地競相壓低人權，掠奪資源，破壞環境，同時也競相膨脹信用，變相增發貨幣。
在這樣的背景下，經濟高速增長已經帶來了社會的高速腐敗和墮落，一場政治革命不僅遲早會發生，而且很可能比人們的預期來的快得多。
中國的新領導人顯然已經認識到了革命發生的可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動反腐。但他們需要知道的是，中共已經錯過了以改革避免革命的”戰略機遇期”，因此，”老虎蒼蠅一起打”不僅避免不了革命，還會加速革命的到來。關鍵的因素，就是”黨主”下的榨取式發展，是一個不斷把人引向作惡的發展模式，以至於作惡的人數越來越龐大，非革命不能遏止這個社會的癌變過程。
因此，在這個辭舊迎新的時刻，我誠懇和認真地呼籲中共的新領導人，放棄挽救”黨主”模式的幻想，勇敢地開拓歷史，擔當起這場不可避免的政治革命的領導者角色。這將不僅是一個利國利民的選擇，也可以是一個利己利黨的選擇。
為什麼這樣說呢？這是因為這個事實上”無主”的”黨主”榨取模式，已經走到了這樣的地步，所有人，包括在這個榨取式發展中得到巨大好處的人，都對未來沒有信心。幾乎所有既得利益者，都處在”再撈一把就跑”的心態之中。事實上，很多人已經安排了後路。因此，”黨主”模式的既得利益，與那些真正”有主”的榨取模式有很大不同，並不像人們想像的那樣強大和可怕。這種既得利益的脆弱性和任期有限制對精英的逆向淘汰有很大關係。人們不難觀察到這樣一種現象，越是後上台的人，品質越差，膽子也越大，撈得更狠，更多，更不顧後果。
正是這樣一種既得利益的動態構造不僅令革命不可避免，而且會加速到來，同時，也為中共的新領導人超越”黨”的利益，領導一場政治革命創造了歷史性的機會。中共的新領導人必須要面對這樣一個現實，今日之”黨”已非昔日之黨，它不僅與49年剛得天下的中共有天壤之別，而且與改革開放之初的中共也大不相同。當時中共黨內一大批像習仲勳這樣長期被冤屈的志士還在，對政治和經濟的平穩轉型起了不可或缺的積極作用。經歷了二十多年”黨主”的榨取式增長，今日的中共藏污納垢，早已成了搭便車和寄生蟲們雲集之所。想要通過純潔黨的隊伍來避免革命，不僅來不及了，也和政治轉型的大勢相悖。
所謂政治革命，並非簡單的改旗易幟，而是要老老實實地擴大社會各個階層的政治權利，從根本上再造國家的合法性基礎。既然這個過程不可避免，減少這個過程的破壞性和動盪風險，是所有人的利益之所在。因此，中共的新領導人確實有望得到最廣泛的民意支持，自上而下地推動一場政治革命。這個再造共和，實現民主的過程，不僅符合中共新領導人的個人利益，也會增加中共獲得新生的機會。如果說前蘇聯的崩潰對中共新領導人有什麼教訓，我認為這就是最有意義的教訓。
“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六十多年前，中共打江山的一代人曾用這句唐詩來說服國民黨的忠臣放棄”黨國”，再造共和。現在，輪到中共的後人從中汲取靈感，翻開歷史的新一頁。
摘自《阳光时务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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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平 – 永遠的臨界點？
主編的話 陽光時務 2013年2月7日
中國積重難返，沉痾難挽，面臨革命引爆點。幾乎不約而同地，滿世界的中國問題專家，都談起了革命的話題。令人仿佛聽到古代造反的歌謠：「蒼天已死，皇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 。」
我仔細閱讀了這些文章，專家的話句句在理。惟一讓人感到困惑的是，這些理大多在若干年前已儼然成立。不僅民眾對腐敗忍無可忍，從鄧小平到溫家寶都在警告不改革就會「亡黨亡國」。意識形態早已經成為皇帝的新衣，說破它的小孩一批又一批地被送進監獄，還有人說只會被當作傻子了。官員的飛揚跋扈，警察的粗暴野蠻，一次又一次突破底線。過去人們常說，中國很多事情要從零開始，現在都已經改成了「要從負數開始」了。
真正的問題似乎不是革命降臨，而是為什麼革命還不降臨？
有時你忍不住想，當局恐怕也有點不耐煩了，不斷地添柴加火，革命就是無法引爆。當官方輿論把民眾抱怨總結為「仇富、仇警、仇官」之後，高層官員的家族財富就肆無忌憚地暴漲，維穩警察的編制就越做越大，官僚作風就越來越壞，官場尋租也愈演愈烈了。
較早預言中國達到臨界點的是西方經濟學家。按照他們的算法，中國各級政府、國有企業和銀行早就破產了。後來發現，原來破產也是一種規則。在規則的底線被無限降低之後，破產也難以實現。
示威、游行、集會、靜坐、罷工、罷課……這些非暴力的行為能夠帶來革命的成功，也是因為被抗議者或者他們的幫凶多少遵守一些規則，比如軍隊不向人民開槍，無法控制局面就宣布辭職。
於是很多人談論起暴力革命。其實，無論是古代還是今天，暴力革命的前提是民眾本來擁有使用武器的權力。如果秦朝就開始實行買菜刀也要登記的制度，陳勝吳廣也很難有機會起義了。
網絡是一個新興的戰場。早有人計算過，中國網民達到多少億，中共就會潰不成軍。這個計算錯誤地把所有的網民都當作當局的敵人了，事實上網民被成功地分成了兩個陣營，無論一邊的叫罵聲有多大，都會淹沒在另一邊的回罵聲裏。
所有這一切的背後，都是正義的缺失。這二十年來，中國政府鞏固政權最大的成就，不是經濟增長，也不是維穩部隊，而是滲透整個社會的「去正義化」教育。去正義的結果，是既沒有規則，也沒有良知。
「為什麼如此多的高層官員家族被爆出幾十上百億的秘密財富，仍然引發不了民眾抗議的浪潮？」一個德國人這樣問我。
我告訴她說：第一，大多數中國人看不到這些信息；第二，看到的人中，很多都相信那是西方的陰謀；第三，即便相信媒體報道真實可信，有些人也覺得並不值得大驚小怪，因為這世界本來就沒有公平正義可言；第四，即便他覺得憤憤不平，可能只是痛恨自己沒有生在帝王家，只好認了屌絲的命；第五，臨淵羡魚，不如退而結網，想辦法和這些權勢者勾結吧；第六，當然還有一些現代公民，意識到自己的權利被剝奪了，也為真正的公平正義奮起抗爭；第七，當局隨便在前五種人中煽動或收買一些，就足以對付第六種人了……
我發現這個問題，跟任何一個簡單的問題一樣，細想起來，包含了中共一直在革命臨界點維持統治的全部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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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一十 | 愿你毫无障碍地热爱你的祖国
一个人能够毫无障碍地热爱自己的祖国，是一种莫大的福气，有如此福气的人其实不多。“障碍”是心理障碍，毫无障碍的爱是指爱得理直气壮，阳光单纯，无需拐弯曲折、不用克服种种否定的意见、不必抹杀铁一般的事实存在甚至野蛮地毫无理由地仅仅是一种出于血缘感恩的爱。如果你爱得毫无障碍，那么你的祖国一定是一个福地，健康，充满阳光；公道，给任何人热爱她的美好自由。
近代以来，中国人一直在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问题上遭遇着无法解决的巨大心理障碍难题，究其实，它始终是因为我们的祖国和民族未能完成一个现代性文明的转化。环顾全球，基本上存在着两种爱国感情的类型：无障碍的朴素理性之爱，与带着痛苦的心理障碍艰难的热爱。从那些以尊重每个个体生命的价值，保护每个公民的自由、幸福和安全为立国原则的国度，从那些到处都能使人感到有祖国存在的地方，我们很容易发现：无须宣传、无须灌输，人们身上自发的就广泛具有这样的爱国热忱。反之，没有公民地位和个人尊严的国家，最喜欢奢谈爱国主义而它的国民对祖国的爱充满纠结堵塞！
2013年新年《南方周末》事件余音未了，又有事件接踵而来。先是1月12日，自由作家李承鹏在成都签名售书，被勒令不准在现场发声，于是只好“默签”，连介绍嘉宾、说一声“你好”和道谢都被禁止，这是史无前例的有趣事件。然后1月13日，在北京李继续签名售书。售书当中竟然发生李承鹏被“爱国者”暴打和“行刺”的事件：李承鹏正在埋头签名时，一个中年高个男人突然冲上签名处挥手打了他太阳穴一拳，并怒骂汉奸云云。在稍后的视频中，可以看到步步靠近李承鹏的网友胡杨林从红色环保袋里掏出红色纸张包装的刀具，但被事先认出他的网友和保安拦住，李承鹏高喊：放开他，别拦。抱住他的网友松开了手，一把刀子朝李承鹏飞了过去。。。（参见燕云：《1月13号，我在中关村图书大厦》，一五一十部落2013-1-15）
我想客观冷静地指出：网友胡杨林并非什么暴徒，也没有想行刺李承鹏的企图，还有那位动手打李承鹏的男人，他们都是真诚的爱国者。只是与李承鹏对国家现状批评的意见严重对立，因此出此愤激行为。关于“刀子”问题，已经去到了意气用事之争且纯粹被政府愚弄的地步：在党的大会期间购买刀具要身份证实名制资格，这是某些地方或者京都的管治方式，很荒唐的政治手段，但是否全国如此，是否曾经实施而且已经变化，在打人者和胡杨林等爱国者看来，都不愿意从常识来推理和追究真相，只要他们能够找出一处不用实名制就可以买到刀具的例子，就已经把李承鹏看作是诬蔑国家的动乱分子。当然，一向以来李承鹏对国家方方面面的严厉正直批判，是被胡杨林等爱国者看作是大逆不道的。由此可见，爱国，在中国，确是具有严重心理障碍的难题。
为了“别人批评祖国你因此和他打架”，这是一个衡量你心中是否有障碍感的标志，就好像阿Q会为了旁人故意撩逗说“光！”“咴，又亮了！”而和人打架一样，只要你心中有耿耿于怀的自卑感和黑暗面需要加以遮掩的话，凡是别人指出这些有关的事实，你就会老羞成怒怒火街头，如同被针挑动伤口用镊子揭开伤疤，打架基本上就是顺理成章不可抑制的“野蛮自卫行为”。先说说常识：“祖国有病”是较为常见的情形，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会完全没有问题的，因此批评自己的国家只是一个稀松平常的正当行为，祖国不是神圣的，有病的祖国必须接受严厉的批判、促使其深刻反思，正如人有病接受医生治疗甚至动手术一样，是不容许质疑的合法权利。政府既代表祖国，政府却不是祖国，政府必须受到严厉、恳切、直率的监督、批评和权力限制。但是，如果你不敢直面它的问题，甚至不愿意承认它的丑陋事实，而且当他人指出它的黑暗时，你暴跳如雷，撸袖子瞪眼睛呲牙齿和人打架，说明你事实上是感到了自己的祖国是一个有病的国度，你心中有一种尊严的丧失感，可是你还处在童年心智阶段，因为你不会冷静理智地分辨：是不是事实？是对方的无中生有之诬蔑，还是客观事实？你不管三七二十一，纯粹为了捍卫内心的自尊心；也因为你把自己代表了祖国，这也是一种非理性的心理障碍，你就是你，祖国就是祖国，你没有资格代表一个国家。你需要通过暴力来转移关于祖国的失败感，你感到了被侮辱而不知道究竟是谁侮辱了你，因为你先入之见地认定了一个荒诞的结论：祖国是神圣的，祖国有恩于你所以它绝对不能够受到批评，谁批评谁就是敌人，你也不敢和不愿意承认事实上是祖国侮辱了你，而愤怒地转嫁你的被侮辱感、危机感到批评者的身上。——这就叫有心理障碍的爱情。
与上述事件相类似的是另一个发生在海外的情境：这是一位居旧金山的美籍华裔律师的亲身经历。几年前的某日，他与几位朋友在一中餐馆吃饭，议论起中国的时局，不免批评政府的腐败与官员的无耻。一位在该餐馆打工的中国女留学生认为这是侮辱了中国与华人，于是与他们争吵起来。争吵不断升级，那位女留学生不但屡用国骂加上“卖国贼”，还反复说：“我搞死你们这帮卖国贼”，“有胆留下地址，哪天黑了你，让你死都不知自己怎么死的”，“要是在国内，我早让你们死了好几遍”。这位律师最后实在忍无可忍，用手机录了下来，并打电话召警。警察来了后，那位女学生还在叉腰叫骂，老板劝架无用，女学生说“哪怕不干这份活也要为中国人讨个公道”。警察听当事者细述原委，并向在场的老板询问那些有关“死亡威胁”的话英译是否属实？老板不敢撒谎，只得证明属实（在美国伪证罪也很严重）。警察于是将这位女留学生带走，事后经法庭认定确实系向对方“发出死亡威胁”，于是遣返。（ 引自何清涟《美国言论自由的边界》，影响力中国 2012-10-6）
读到这样一类的故事，我觉得心情很复杂无言以对。这位中国女留学生的外在行为模式和心理状态显出了一种极其强烈的自相矛盾而浑然不觉，正如当年那位北大著名的女生之表现一样，当面质问美国总统极力贬低美国价值观而盛赞自己的伟大祖国，却谁都不知道她早就在办往美国的签证，质问完总统以后一转身立即就奔赴美国深造去了，不久还移民，还嫁给一个美国人（据说后来又离婚了），她的整个行为与灵魂丝毫不会觉得混乱冲突价值系统调适得那么舒服自然，不愧是典型的中国人。这件事后来让反美斗士司马南先生给我们直接的解释清楚了：反美是工作，到美国过春节探访亲人是私人家事。当然，政府官员就是我们子民的榜样，大家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矛盾论》的思想方法已经活学活用深入到灵魂骨髓。中国有118万官员配偶和子女在国外定居，118万危险官员潜伏大陆,省均近4万裸官，每个市县摊到50多人。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解释比较合理：我们的爱国人士大规模移民西方甚至转移财产到那里，只是为了做卧底，将来有一天，全世界都是中国人的天下，21世纪的“黄色人种伟业”很快就可以实现！只是那位女留学生如此粗暴疯狂，作风也很具国人性格本色，因为强大了的“中国人不高兴”哪！
丁学良先生在谈到海外华人的爱国主义时说过一段著名的判断：“在这些人的‘爱国主义’ 的民族主义下面，其实有一种深层的、不易被人觉察的自私心理。他们只愿意享受中国‘国家强大、原子弹、国际地位’这些国际实力方面给他们这样的中国人—— 已经成为他国公民，定居西方，但仍被白种人看作中国人—— 所能够带来的心理上的满足，亦即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尊严和面子。但是，他们本身却丝毫不愿意承受普通中国老百姓为支撑国家的实力所承受的可怕负担和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尤其在道德上不能接受的是：每当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在可怕的负担和代价的重压下发出呻吟和微弱的抗议声的时候，这些海外的爱国主义者还要大加指责。”
大约我们一贯正确的教育制度从来没有训练过国人这样的品格和能力：根据完整的事实、经验和常识去判断复杂的现实，然后我们才能做出自己的结论。人的价值观是建立在这样的逻辑基础上的。我们首先要面对真实和忠于事实，理性的结论应该在盲目的感情之上。至少，我们的行为和观念应当是统一平衡的，否则我们就是为了极端的自私利益而放弃自己的信仰。——可惜上述价值观从来没有在中国人的可接受信息范围出现过。意识形态的观念教育只是给出一种固定的结论：绝对地去爱国爱民族，同时爱政府，谁人批评政府、祖国和民族就是汉奸卖国贼。这样的观念从幼儿园教育就深刻地打入脑际。在他们看来，爱国是一种纯粹无条件的情感，就像家里的亲人，无论他是否爱你，你都必须孝顺。中国人唯一最忠诚的就是自己的祖先和家庭，除了亲人，他人即是地狱。所以即使亲人是事实上的罪恶者，你也不能批评。——我理解那位女留学生暴跳如雷的愤怒爱国情感，因为几千年的中华文化作为盛大的血缘基因在支撑着她的感觉。
让我们再看看另一个事实：（2012年）7月5日晚，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陶东风邀请了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著名“文革”史研究专家王友琴到校演讲，演讲的题目是“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王教授的讲座基本没有涉及理论，也没有对“文革”发生的原因、文革的性质等“大问题”进行探讨，而只是通过大量的事实、资料、数据、图片等向大家展示了“文革”期间发生学生打老师的事实（最严重的时候仅在20多天就打死1700多人）。其材料大多来自她的惊世之作《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寻访实录》。 但是意想不到的是，讲座一进入互动阶段，第一个学生的发言就使人大吃一惊。这个同学指责王友琴的讲座遵循“还原主义逻辑”，是所谓“事实还原主义” （比如把“文革”还原为打老师这样的事实），而列举事实在他看来根本就不是什么“历史研究”，不是“科学”。历史研究应该追求“总体性”，把握“必然 性”。言下之意大概是“文革”中打死老师这些事实都是无关紧要的“细节”，卑微而无意义，可以忽略不计；有意义的是在世界历史的“总体性”中把握“文革” 的意义，理解“文革”的必然性。 （引自陶东风《极左意识形态的巨大威力》，影响力中国网 2013-1-16）
看了上述故事，我只能说中国的残酷愚昧教育是非常成功的，成功到让人匪夷所思，那么成功地删除了一个人的善良本性、人道本心和人性感觉，删除了实事求是、所有目的都必须经得起理性和人类普遍价值观念的检验、人类首先要善良才能够去追求宏大事业和成功这些最基本的公共知性常识、理性逻辑。冷血！完全没有灵魂！——在那样的背景下，居然还可以毫不动容地用科学研究、历史意义和总体性之类的工具理性去抹杀和指责残酷的事实，践踏人类最低的底线！这些党国的“原子”爱国爱得那样“毫无障碍”，实在令人叹为观止！良心和常识都没有了，祖国就是建立在他们这些人如此灵魂的沙滩之上。
那位女留学生、指责揭露文革杀人事实的大学生以及网友胡杨林还有许许多多的盲目爱国者们，潜意识里都有一种从小习得的“祖国高于一切” 的愚蠢观念和“捍卫祖国”的神圣意志，一事当前，不管事实如何，只要认定祖国受到伤害，就义无反顾地捍卫它，没有任何真理和正义的前提，祖国之上无人类普世价值！这里用得着福柯的社会理论来解释：福柯分析了与权力机制有关的身体，他尤其关注现代性环境中的惩戒性权力（disciplinary power）的突现。身体变成权力的焦点，而这种权力，它臣服于自我控制的内在惩戒。惩戒机制产生“驯服的身体”（docile body）。我的具体解释是——“捍卫祖国”这种行动以至身体化的反应，是通过国家权力机制的内化塑造了一个完全盲目的灵魂，就好象自家利益一样，自我和祖国完全纳入一个不讲理的范畴，即使没有任何道理，它们都是要捍卫的，只要觉得它们受到威胁了、受伤害了，就义无反顾地捍卫之。这种意识已经固化为一种动作性的暴力反应（包括语言暴力），韩德强身份尊为教授，一言不合，举手就抽一个70多岁的老者，在他的意识里，他的神圣偶像受到了威胁，以致暴力反应迅疾输出，他理直气壮：我是捍卫神圣的祖国！暴力行为先于理性，情感反应附着于捍卫暴力——所以他们面对事实、真理心中没有任何障碍。他们会极度愤怒地咒骂你：“你他妈还是人吗，连祖国也要丑化！”是不是事实已经不重要，感情重要。他们甚至可以明目张胆地宣言：再丑陋也是你妈！
忽然之间明白：民族主义者或者自由派，都属于耿耿于怀的“爱国心理障碍者”。前者容不得别人给祖国脸上“抹黑”，即使祖国的确是头顶生疮脚底流脓，家丑也不得外扬；后者容不得祖国有病，无论这病是轻是重。前者被讳疾忌医的心理障碍着，后者被理想主义的理想障碍着。讳疾忌医的爱国者习惯了不想祖国变得那么理想，宁愿让妈妈像妓女一样的活着，又宁愿自己永远被坏当家强奸，所以他们看到别人批评祖国时就有心理障碍，看到坏当家的嘴脸时就不会有心理障碍。前者是爱到极致放弃原则直至脑残，后者是因为爱导致恨，这是一种两极相通的原理。因为“热爱”的方式背道而驰泾渭分明，两者吵得绝不通融不惜大动肝火大打出手，都是心理障碍惹的祸。——只有代表着祖国的坏当家从来就没有任何心理障碍地左右逢源，“南周事件”冲突中两派发生了肢体接触，可是我们的外交发言人却可以从从容容地宣称：“中国没有新闻检查制度！”这句谎话并不妨碍他们会处理庹部长（maybe）。他们从来不热爱祖国只热爱手中的权力，“热爱祖国”只是输出权力机制教育的一种利器。当年毛泽东可以完全罔顾躺在战争废墟之上的祖国、伤痕累累的人民之艰难困苦，而大手一挥，让祖国陷入朝鲜战争的火海，而出师有名的口号竟然就是“保家卫国”！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不愿意参与这场对祖国毫无意义的国际战争，然而却被毛周最后绑架上了战车，于是今日有障碍的爱国者就以“三八线”作为一个胜利者的虚荣胶贴来掩盖祖国的伤口。毛还可以残酷地让几千万饿鬼充当自己浪漫主义理想国的白老鼠，还当作向国际友人大方输诚送礼的牺牲品，然后轻轻松松地伸出手指头说：这仅仅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比例关系！毛还要私下里对胡志明传授秘诀：“皇帝是不可以下罪己诏的，下罪己诏要下台的！”你看他老人家热爱不热爱祖国，毫无心理障碍，热爱权力。毛还可以一而再地感谢日本人，因为您们的侵略，我党才可以夺得了江山，所以您们的战争赔偿可以全免！于是日本人乐呵呵地从此称呼毛是世界的伟大领袖。
无论怎样说，既然民族主义者是以人民和平等为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价值观的，那么对于祖国就应该带着没有障碍的心态，允许“第二种忠诚”即批判性的爱国主义存在，批判权力当局残害人民的罪恶事实。被权力机制赋予你的内化的捍卫祖国之意识该休矣！让你睁开眼睛看看我们的“被侮辱和被损害的、被愚昧和被剥夺的、生态环境世态环境和心态环境全面严重污染的祖国”的真相，如果你冷静运用知性确认了这些事实之后，你还能毫无障碍地热爱你的祖国，我会对你表示最大的敬意。——我相信，假如我们通过良性机制消除和抑制了国家的黑暗丑陋，那么我们将可以毫无心理障碍地热爱自己的祖国。
托克维尔曾把爱国主义区分为本能的和富有理智的两种。本能的爱国主义把国家人格化，视君主为国家化身。这是一种轻率的激情，风行于旧秩序尚未受到怀疑之时。富有理智的爱国主义来自真正的理解，在法律帮助下成长，随着权利的运用而发展，它坚定而持久。通过对富有理智的爱国主义所作的界说，托克维尔从国家与人民切身利益的关系上揭示了持久爱国心的真实源泉。今天，从那些以尊重每个个体生命的价值，保护每个公民的自由、幸福和安全为立国原则的国度，从那些到处都能使人感到有祖国存在的地方，可以看到这样的理性爱国主义和宪政爱国主义才是值得尊重的。祖国如果不爱你，你完全可以不爱它，热爱是双向互为的。国家之上还有人类的普世价值。我宁愿使用“国家”这个概念而不采用“祖国”这个概念，我宁愿信奉“宪政爱国主义”而放弃“血缘种族传统文化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轻率、护短、仇外排外，极易被政治野心家及其文化附庸诱向一个危险原则：爱国就是忠于国家政权。这一原则把人民的权利典押给政权，使爱国主义蜕化为对现实的奴颜婢膝，因而成为使强权永久化的工具。此外，民族主义是依恋故土和本民族的朴素情感无限夸张和过度膨胀的产物，它具有团体自恋倾向和夸大自己的民族、国家的历 史、文化特殊性的倾向。团体自恋使民族主义与批评性的自我分析不相容，而批评性的自我分析却是一个民族在失误中得以走出迷误的自我矫正力量，从而也是防止灾难的基本条件。至于夸大特殊性的倾向被政客强化，便有了置特殊性于普遍性之上，藉此拒斥公理的特点。（参考萧雪慧：《爱国主义辨析》）
愿你毫无心理障碍地热爱你的国家！若如此，你有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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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习近平：共产党要容得下尖锐批评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发表讲话说，中国共产党要容得下尖锐批评。
官方媒体新华社周四（7日）报道，中国多位领导人前一天在中南海与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新老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举行的迎春节联欢。
报道引述习近平在迎新会上说，要继续加强民主监督，希望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查找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帮助共产党克服工作中的不足。
他说，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党外人士而言，要敢于讲真话，敢于讲逆耳之言，真实反映群众心声，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中国各报、各网站纷纷转载习近平的这一讲话。
许多分析人士对习近平的开放大力赞扬之际，有怀疑论者质疑中国共产党是否真能容忍任何尖锐批评。
这种质疑首先表现在网上和微博上，有网民问，网上批评共产党官员和揭露贪腐的文章和网站不会再被屏蔽了吗？微博不会继续被删了吗？
还有观察人士表示，如果中国共产党真能容得下尖锐的批评，那么首先就应该开放报禁和党禁，不知这种举措什么时候能实现。
当然，更有人因此回想起1956年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双百方针也是鼓励知识分子向党提意见。
这一“大鸣大放”到1957年转变为反右运动，据中国官方的统计数字，当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数为552877人，其中许许多多在后来的20年中被迫害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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