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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雁：如何对待专制时代的秘密警察和告密行为
把这段潜藏的记忆裸露出来，并不是再次把那些曾经迫不得已助纣为虐的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把他们推上审判台。
如何在法律框架下对待历史遗留问题
剧变前夕，罗马尼亚警察局、内务部和情报局档案资料被最高机关授意的便衣烧毁。这样既可以使过去罪恶的历史无据可查，又可以嫁祸上街示威的学生，给镇压制造借口。其他东欧国家也都存在大量销毁档案的现象。东德民众从剧变一开始对保护档案就有一种自觉的意识。1990年1月东德的示威民众占领了前东德国家安全部的总部大楼，迫使秘密警察解散，阻止他们销毁档案。目前保存下来的告密档案大约有185公里档案柜长，大约1.55万麻包被撕碎的档案，现在都存放在马格德堡，还有47公里长的胶卷，照片160万张。大量卷宗详细地记录了告密的“线人”被招募、领取薪酬、跟踪、窃听、汇报的种种行径。
在东欧国家，如何对待那个时代的秘密警察和告密行为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一些国家考虑到秘密警察的活动范围涉及的人群广博，唯恐档案公布以后导致社会波动、人际关系要重新洗牌，所以销毁、封存档案，试图既往不咎。但也有一些国家主张清算此种行为。2009年4月10日在“黑色星期六(002291,股吧)”罹难的波兰前总统卡钦斯基，1981年因团结工会事件被秘密警察告密而关押，这段经历让他对共产专制国家的秘密警察制度深恶痛绝，他甚至不惜在此问题上与主张“既往不咎”的瓦文萨分道扬镳。他当选总统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重新审查当年的秘密警察和告密者。他发誓要清除前制度的残余，要求公务员、大学教师、媒体人员等公开声明当年是否与秘密警察合作过，并促使议会通过《清查法》。此举涉及甚广，据说牵扯到70万余人，一时间在东欧引起很大震动。
剧变以后，德国在整理和使用斯塔西档案过程中摸索出一条不同于波兰的独特经验，在东德遗留下来档案基础上于1991年成立了第一任斯塔西档案委员会。起初它只有52名员工，现在已发展到1600人。委员会的第一批信息被用于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对职员进行核查。1991年12月底《斯塔西档案法》开始实施，该法律至今已进行了七次修订。从1992年1月2日起，公民可以查看自己的卷宗。斯塔西档案委员会的任务是将斯塔西的结构、任务和职能公之于众，为从历史、政治、司法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处理红色专制遗留问题做出贡献。档案委员会通过公开提出如何处理历史问题，促进公众参与对集权主义及其结构的讨论和反思。从此开启了“正视历史”的过程，把斯塔西变成一个唤醒记忆的场所。1991年底生效的《斯塔西档案法》为如何获取档案信息提供了法律框架，受到斯塔西监视的个人也可以看到自己的档案，从而了解斯塔西是如何决定了他们的人生命运。此外，档案还有助于对重要岗位的官员和职员进行核查。学者和新闻工作者也可以申请查阅卷宗，以便从事历史研究和公民教育项目。
由于斯塔西侦听、跟踪、摄像和私拆信件、档案严重地侵犯了个人的隐私权，这些档案文件与普通档案不同，是要依据严格的隐私保护政策谨慎处理的，档案只能用于特定的用途，而且要遵循《斯塔西档案法》中的规定。档案委员会总部在柏林，在前东德的各区首府设有12个办事处，分别保存当地的档案。2011年9月30日联邦议会通过了《斯塔西档案法》修正案，其中第33条a款规定，禁止前斯塔西雇员在档案委员会中任职。修正案还对公务人员的核查规定进行了修正。
2011年11月上旬，我们在德国朋友的安排下走访了德国的一些单位和个人，专程去前东德的国家安全部进行了参观和座谈。在11月7日前苏联十月革命节的这一天，我们来到了东德人曾谈之色变的“斯塔西”。斯塔西档案馆馆长杨·罗兰德先生带我们参观这个曾经畸形发展的庞然大物。下面一些数字可以形象地描述斯塔西的性质：斯塔西是东德最大的部委，甚至超过其他部级机关的总合。有的国家部委只有1栋大楼，而斯塔西却有49栋建筑物，约9万正式员工和19万的“线人”队伍，其中1万人是未成年人，2万人在西德，甚至很多人原来就是纳粹人员。这两项相加约占总人口的2%。它在国家的地位绝对是支配型的、不可一世的“主角”，其他部委的工作都要为它让路。
在斯塔西展馆里有一种特殊机器叫“拆信机”，它的主要功能是把邮局里分拣出来的可疑信件拆封拍照。一般来讲，出入境的信件要全部拆开拍照，国内的信件受到怀疑的要拆开拍照。在机器的协助下，东德国安每天约要打开9万封信。
坦率地说，在来到斯塔西之前，我已经有相当的心理准备，因为我毕竟已经看过斯塔西的母体——苏联的克格勃总部机关卢比扬卡。但是在参观完斯塔西后，我仍然感到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和不寒而栗的心灵震撼。这一套无可匹敌的精确、结构严谨、完备、庞大的秘密警察系统，真是叫人叹为观止，东德人的工具理性在特务活动方面真可谓发挥得淋漓尽致。看了斯塔西才深深地理解到，为什么说“专政机器是万能的”。
斯塔西橱窗里有三句话让我们这些中国的参观者心领神会，哑然失笑：第一句是“作为秘密警察应该无所不知”；第二句是“这些内容不能在电话里讲”；第三句是“表面上看起来很稳定”。
“斯塔西是我们反思历史的宝贵财富”
下面是我们在与斯塔西档案管理委员会的人员座谈时的问答：
问：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情况下，国安的拨款是多少？东德政权的最后一年国安费用占GDP的多少？肩负有特殊使命的“线人”的分布状况是怎样的？
答：数字至今不明，但是非常庞大，因为秘密警察的很多经费都是用民用的名义来支出的。总之秘密警察队伍的开支无疑是国民经济支出中很庞大的一项。线人的密集程度在各个领域有所不同，国防、军工、涉密单位、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线人分布比较密集。
问：红色专制时期“线人”的人数是多少？被监视对象的人数是多少？与1930-1940年的法西斯监控犹太人的行为相比，哪一个更厉害？
答：1989年时大约有占总人口1/95的线人，共18.9万人，具有线人行为的人数量会更大，但各个时期会有不同。盖世太保时期告密的人多于斯塔西，那个时候的人口基数也要远远大于东德人数。据不完全统计，在种族优越论的大肆宣传下，1930-1940年代大约有60万线人。但是东德很多人是主动告密的，所以才发展了这么庞大的线人队伍。
问：斯塔西档案的可信程度如何？1989年是如何发生逆转的？
答：斯塔西的档案是完全可信的，因为国家建立这样庞大的系统是在为自己服务，它不可能自己骗自己，所以绝对具有可信度。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而且也得到当事人的证实和大量的信息正反馈。
1987年国安和秘密警察就给德共中央上书说，我们现在还可以抵挡一阵子。但是，控制“公共话语”的能力在不断递减，投入和产出越来越不成比例，所以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否则我们就抵挡不住了。斯塔西向来称自己是国家的矛与盾，是最坚强的铜墙铁壁。他们发出这个信息说明国安已经感觉到大事不好，专政机器已经运转不灵了，只有他们知道这个表面上坚固无比的体系内部是多么脆弱。
东德最大的屏障是“柏林墙”。从1961年柏林墙建立以来，逃亡问题就一直无法根治。国家花了很大的物力人力控制人口外流，最后几年东德甚至不惜花费大量外汇保证柏林墙的屹立。1980年代末，整个东欧都动起来了，我们的人民也走上了街头要求自己的权利。他们使统治者意识到不能照样维系下去了。1989年我们这里发生了感人的和平革命，当年的中国让我们震惊。我们认为，这场公民运动一定要进行理性的非暴力抗争。
问：斯塔西与克格勃相比有什么特点？它的这套工作是否得到克格勃的指导？
答：克格勃是斯塔西的母体，它当然是从那里派生出来的。共产专制国家或多或少都从苏联学到一些东西，按它的体制建立的，就主导思想来说没有什么不同。但东德也有自己的特点，德国人发达的工具理性在斯塔西的工作中也发挥得淋漓尽致。它显现出来的缜密、严谨、管理细致、记录完整、档案资料庞大且井井有条是其他同类国家无法比拟的。可以说所有的侦听、私拆信件、监视、拍照、录像和跟踪工作环节以及领取报酬都有完整的记录卷宗。
但是东德杀人不多。从1956到1965年因为告密而获罪被杀害的有67人，不像苏联大肃反那样大规模杀人。档案的完整性对剧变后的甄别工作也非常有用，可以还原出更为真实的历史。比如像波兰、捷克之类的东欧国家，剧变以后的档案遗留不完整，尤其是那些见不得人的秘密工作档案被大批销毁，很多事情就变得扑朔迷离了。当然东德也把最关键的部分给毁掉了。之所以一定要还原撕碎的档案，说明它的价值意义非凡。在人类历史上很少为了控制人而制造出这样庞大的监视系统，制造出这样一种不信任自己人民的管理模式。
问：有没有关于普京的档案？
答：在苏式体制中苏联人是老大，东欧国家中有许多铁杆“亲莫斯科人士”或者“双料间谍”，他们会把国内的情况率先通报给苏联人。一般来讲，兄弟党都不敢搞苏联人的情报，因为这样弄不好会砸了自己的饭碗。
问：东德在国民经济中计算机的运用比较普及，在秘密档案中是否如此？
答：1980年代的时候斯塔西的人也在讨论，要不要搞电子化、数码化，这样从管理和节省人力的角度说，会大大提高效率。但是从保密的角度考虑，他们害怕泄密，害怕新技术的扩散面大，容易被人窃取，所以虽然也引进了新技术，但是进度很慢，使用起来也非常谨慎，也正是这种“落后优势”的手工操作才得以留下大批档案。在所有的碎纸机连续工作报废以后，人工撕碎毕竟要慢得多，留下了1.55万麻包碎片。计算机上一个指令“删除”就什么也留不下了。德国人都知道，第三帝国留下的是“如山的军队”，东德留下的是“如山的档案”。我们刚接手斯塔西的时候面临很大的挑战，一方面专业人士严重短缺，因为档案数量太庞大、种类太混杂了，既没有任何索引，也没有归类编排，刚开始接手的时候完全没有头绪，全靠我们一点点摸索出来。目前我们档案管理委员会有1600人，联邦预算每年有9000万欧元的拨款，主要用于人员的工资和材料费用。档案的整理和碎片复原是一个漫长而细致的工作，在这里工作人员心理负担很重，他们每天都要面对这些突破人类心理底线的记录，心理压力之大是可以想象的。
问：如何使用斯塔西档案？会不会有使用不当的负面作用？
答：我们有一套严格的制度约束，立法清晰，考虑到了使用过程中的各种情况。政府机构不通过议会就无法使用这里的资料。这里的工作人员都必须严守保密协定，进库必须是两人同时在场，有严格的登记手续，不能查阅他人档案，个人档案中涉及其他人部分都被涂黑，因此不会出现以档案敲诈他人的现象。
问：现在联邦的国安是否利用这里的资料？是否进入绝密档案要由内政部决定？
答：新的立法很快就会出台。在统一合约中提出一个说法：“我的档案是我的东西”。1991年东西德合并的时候，这句话被写进统一合约中去。2011年9月30日联邦议会通过了对《斯塔西档案》的修正案，其中第33条规定，禁止前斯塔西雇员在档案委员会中担任职务，同时对前公务人员核查规定进行了补充修订。
1989年时有人提议在联邦政府的领导下建立一个专门的机构。西德当时要求我们把档案搬过去，但是争议很大，最后同意保留在斯塔西的原址上成立管理委员会，建立“斯塔西博物馆”。现在有关纳粹历史的档案是可以借阅的，关于斯塔西档案的使用情况，议会中仍有不同看法，可能还会有所变更。我们的宗旨是既要有利于使用，又要保护个人的隐私。我们有自己的科研中心和网站，发表、出版一些有关这方面的书籍和论文并定期发表信息，但是对媒体的报道不出面加以评论，不干涉公共舆论。
问：现在斯塔西档案在德国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答：斯塔西的档案现在成为我们反思历史的宝贵财富。只有在过去的历史中公开质问自己的责任，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对一些重要历史问题进行反思是十分必要的。牢记它并不是强调仇恨，而是为了让人们从中吸取教训。前体制最大的特点是屏蔽真相，遮盖真相，歪曲真相，以记忆模糊叫人遗忘，以谎言代替真相，而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要让人们看到这一切，知道我们从什么样的历史中走来。
问：有些国家的《国家安全法》中，都提及国家安全机关有“采取技术侦察”进行调查的权利。怎样界定它与违法行为的窃听呢？
答：必须要有相应的细则规定，对所采取手段的限制和应用程序的司法根据。否则，任何违规的行为都可以在“国家安全”的借口下无限扩大，东德当初也是在“为了祖国”的名义下发展出庞大的线人队伍。如果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定，即便受到侵权被窃听公民的行为被发现，受害人也无法诉诸法律程序。正因为考虑到这一点，很多国家在这方面都有相应的法律约束，在这些在法律条文中严格划定了监听的主体、使用条件和程序，同时也明确了各种非法监听的法律后果，以规范执法部门滥用职权窃听公民的行为。
公开监听以及其他侦讯手段的伦理讨论对整个社会都有启迪意义。德国电影《窃听风暴》就是以斯塔西为原型拍摄的影片。它揭示了在共产专制时期国安渗入到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缺乏法律支持的侦讯行为无视民众的基本权利，实行人与人背靠背的相互监督，导致社会伦理价值的崩溃和人际关系的“无底线”突破。众所周知，是柏林墙和斯塔西导致了东德的垮台。这种政府把所有人当作“敌人”一样防范，靠“圈禁”和“特务政治”的“维稳”手段一经公开，民德统一社会党的合法性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这种践踏人权的现象是不敢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是经不起“公开性”考问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前体制者”至今不能原谅戈尔巴乔夫、视他为“叛徒”的原因。另外，控制社会的成本越大，链条越长，就越不真实，分析辨别的能力就越差，体系便容易走入“情报误导、误判”的死胡同。
从这一点说保留斯塔西档案的必要性怎么估计也不过分。我们努力就是让我的档案只属于我自己，以后每个人都不再成为被斯塔西卷宗控制的工具。历史最容易重演的正是它的丑恶的部分。人类文明是一条羊肠小道，旁边充满了沼泽、陷阱和歧路，稍不留神就会走到岔道上去，所以我们要避免糊里糊涂地向前看，告诫人们不要不长记性地重犯过去的错误。对待过去历史的态度、有什么样的“公共记忆”已经预设了未来的道路。
我们看到了一种可贵的“民族警觉”
德国人的自觉反思和拒绝遗忘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看到了一种“民族警觉”的可贵品质。他们不断告诫自己，我们是从一种什么样的背景中走出来，我们犯过什么错误。为了防止过去的悲剧重演，就是要不厌其烦地进行自我质问、自我反省，因为这是自我拯救的唯一办法。他们说，后人对我们的评价，是把我们与其他民族放在同一个天平上加以比较，所以我们对自己的过去不能置身事外。对此其他民族也有类似的警醒，索尔仁尼琴曾说：“纵然谎言铺天盖地，纵然谎言主宰一切，我坚守的最起码一点，不让谎言通过我兴风作浪。假如我们连不参与撒谎的勇气都没有了，我们就真的一钱不值了，我们这个民族就无药可救了。”捷克作家克理玛说：“如果我们丢掉了记忆，我们就丢掉了自身，遗忘是死亡的症状，没有记忆我们就不再成为人，抗拒死亡就是抗拒遗忘。”这个社会稀缺的是真实和勇于承担责任，如果一个民族可以抗拒遗忘，抗拒虚假、抗拒伪造历史、抗拒一元化史观，那它就能够战胜自己，就能够从自己过去的阴影中走出来。否则记忆不全的和缺乏集体反思能力的民族，就会重蹈覆辙。
已经成为“记忆博物馆”的斯塔西向人们警示，由于一个体制缺乏合法性，经不起自由认同的选择，就不得不把所有创造力用于恐吓和监视具有离心力人群身上。它像章鱼一样把触角伸向各个领域，所以它就会畸形发展，无限扩大，以至于发展到超过了以往任何一种制度的国家机器。这种癌变般的国家机器企图利用个人的恐惧心理和自我保护的弱点来进行统治。它以潜意识的追逐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为诱饵，编织起一张把每个人都网罗其中的大网，以“告密文化”来衡量对现政权的忠诚度。
在这种氛围里，一方面政府鼓励人们大义灭亲，对身边的亲人、朋友、熟人“打小报告”，公开招募“告密者”，另一方面制造惊恐不安的恐怖氛围，迫使人们向强大的专政机关靠拢，把社会划分成“专政者”和“被专政者”，划分成盯梢者、窃听者、告密者的线人和被监视者。很多自愿告密者认为，只要充当了政府的眼线，最起码可以保障自身的安全。孰不知线人背后又有线人，盯梢者背后又有盯梢者，所有人都生活在一种不可知的恐惧当中，每一个个体都成为装在档案卷宗里的“黑材料”。告密文化像毒素一样快速传染，人们彼此毒害。这是一个道德彻底崩溃的社会的末日景象，人人都深陷自保的泥淖中。在这个恶性循环中，每个人都可能是其中的一环，形成了公众与制度间的“共谋关系”。到处都可以见到人性的挣扎和自甘堕落的博弈，人们不断地发问：“是做螺丝钉还是做自己？以权力来决定对错和善恶的盲点在哪里？”
利用国家机器实行“红色专制”的恐怖气氛和丧失自我的秘密警察体系不但违反左派理论，也违反人性。窃听和私拆信件是对公民言论和通信自由的最大伤害，针对普通人的窃听触犯了法律的底线，这是公民维护人格尊严的必要条件，无论对个人隐私无论以何种方式窃听窃取，都是对公民生活的强行介入。它已经触犯了人权的底线。一个良性的社会可以诱发出人性善的一面，反之，一个社会的价值观若是被告密文化所笼罩，就会激发人性恶的一面大行其道。制造恐惧的人本来是要使别人失去安全感，但令制造者始料未及的是，最后连他自己也生活在恐惧之中。不正常的社会在败坏着每个人的生活，统治者自己也概莫能外。东德的张牙舞爪的怪物“斯塔西”已经死去，但是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斯塔西在兴风作浪，对此我们要牢记斯塔西管理委员会的那句话：“在历史中公开质问自己的责任！”
把这段潜藏的记忆裸露出来，并不是再次把那些曾经迫不得已助纣为虐的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把他们推上审判台。他们说：“我们努力就是让我的档案只属于我自己，以后每一个人不再成为斯塔西卷宗里的控制工具。让民众们记得我们所有的人都曾经生活在惊弓之鸟的环境中，要让每一个人有尊严地生活，就不能无视体制魔力下的罪恶。”
转自：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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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楼 | 台湾那些令大陆人震惊的60条细节
1、晚上10时许，经香港到达台中。在台中机场接受安检，手续颇简便。过海关，关员见我带两个拉杆箱(其中一个是帮中华吟诵学会带的资料箱)，要求开一个箱子检查，笑容温和，边打开箱子边交流，没有那种预先将人设定为假想走私犯，表情严肃倨傲地检查，而是聊天、是服务，甚至有点请教的意思，末了连声说谢谢。常见的安检和海关检查，是你一见他们的嘴脸就来气的那种德性，这儿没有。
2、台湾朋友来访，带茶和鲜切水果，还有带小吃的。自己到便利店买洗发水，300ml装飘柔的，买125新台币，比大陆便宜。
3、台湾各种庙宇多不胜数，据说单是台南就有几百个，有高大宏伟者，有的就是小小一间，夹在民居中间，但不论大小，无不极尽华丽，典型的闽南风格，多用琉璃、瓷塑装饰，显示人对所敬之神圣的诚敬之心。民间信仰，人心有所寄托之处。
4、台中逢甲夜市最热闹，有吃的、有玩儿的。但吃食最好的是相对安静的忠孝路夜市。吃一老字号面线糊一碗，新台币50元，碗里的肉如果跟西安的羊肉泡馍相比，是后者的两三倍。晚餐在一个档口吃蒸饺一笼、酸辣汤一碗，共70元新台币。
5、不必刻意找哪家饭馆好吃，凡是开店的，品质都不错，没有明显差别的。从台北这样的大城市到埔里这样的山区小镇，从书店到饭馆、冷饮店，品质和服务没有任何差别，皆热情、殷勤、周到、细致，没有说我这是乡下，你们就将就一点。
6、台湾地理中心——埔里镇，一家巧克力专卖店，全台湾仅此一家，没有分店，年销售1亿五千万新台币，除实体店铺销售以外，全靠网上销售。
7、无论是坐台湾朋友开车、坐计程车，遇拐弯、十字路口等，哪怕根本没有行人与车经过，即便在山区乡下、村中，司机皆自觉放慢车速，小心驶过，到安全处才加速。
8、从台北到乡下小镇，很少见店铺放音乐的，即便是卖音响的，都是安静地做生意，绝没有把声音放得很大震耳欲聋的那种。年轻人开摩托车，没有放音乐招摇过市的。
9、媒体上的娱乐节目和版面，很热闹，但是，生活中的台湾，没有那种到处都是娱乐致死的德性，没有听到任何当红明星的歌儿。也看不到香港、深圳、广州到处都是明星照片的西红柿炒鸡蛋的烦乱色彩。
10、坐计程车，路过“总统官邸”，见围墙矮小，也不见墙头上有铁丝网和玻璃碴，问司机：这不安全吧?司机大声说：安全?什么安全?马英九他有什么敌人吗?要什么安全!这个围墙以前比现在还低，那个时候呛陈水扁，才加高加厚了。“总统官邸”门前路上散步，见拐角和门口有穿西装的保安员，看上去文雅时尚，见人则点头微笑。
11、与计程车交谈，发现他们中的多数人对社会有怨言。朋友周先生说，计程车司机中多数的确是这种情绪。但是每个司机对客人的服务都非常好，热情、殷勤，即便与客人在交谈中对国家民族等话题有不同的理念，但都和气友好，更不影响他们对客人的服务，即不把自己的恶劣情绪包袱到工作中去。这是长期的礼义廉耻教育的结果。台湾人常说一个词“丢脸”，即自己不把事情做好是丢脸，绝不因为别人丢脸自己也丢脸，不与别人比谁比谁更丢脸。推而论之：领导人和社会算老几?我对你的不满是不满，但不影响我自己个人的品质。这就是所谓人心知耻。
12、台湾媒体上报道，台北士林夜市上发生了一件水果摊坑新家批观光客的事件，一只释迦果卖了客人多出几倍的价钱。这让台湾人感到奇怪。而让游客奇怪的是台湾民众在接受电视采访的时候，说;“这种事情怎么能发生在台湾!我不理解，这种事情怎么能发生在台湾!这对台湾的信誉影响太大了。”
13、桃园农村，没有农村样儿，即没有到处堆放的柴草垛、粪土堆，要么是更重精细的稻田、果树和树林，要么是休耕的农田，但多数休耕农田是花田，政府发给农民菊花种子，并给与补贴，让农民种花，一可用于观光，二可于来年耕种时当作肥料。
14、去了两次桃园附近海边的竹围渔港，鱼市上没有多少客人，品种之多、之丰富，令人叹为观止。价钱也便宜，如一串两条黄花鱼，卖120新台币。台湾也引进了湖蟹即大闸蟹，最大的大闸蟹即顶级大闸蟹一只标价新台币500元。
15、竹围小渔港有一家赐福海鲜酒家，生意非常好，有自己的渔船，其海鲜基本上是野生的。该店扩大了原店的三倍面积，尚不能满足从台北等地赶来的食客的需求。但是，每周却有一天关门不营业，一是让员工休息，二是给别家也做做生意。将生意让与别家做，真如古人小说中所谓“君子国”也。
16、感觉台湾人生活中不太注重衣着，穿衣很随便，也不以衣取人。与香港有很大区别。衣着展示人的生活态度。在台南，遇见一大老板，在大陆也有生意，长期资助并大力推广中华传统文化的阅读。但看上去跟计程车司机没有区别。为人低调谦和，说话不流利，但很坚定地认为，复兴传统文化，不要急功近利，只要坚持就会有效果。
17、在台中，与朱博士找旧书店，早上10点出门，坐计程车按照地图去找，无一家开门营业。早上，在台中和台南、彰化等地，很多店铺不开门，要到接近中午才开门，有的店铺也早早地关门休息。没有那种争分夺秒做生意，不把自己逼得那么紧张，就是过正常的生活，按照一贯的节奏。
18、台湾人停车讲规矩，即便停车场位置很多，比如路边停车空间很大，也必要停到规定停的位置。上下车也是，不随便让你上下车，一定要到规定的位置。自觉地接受规矩，自我管理。哪怕是在山区乡下。台湾人没有城市人与乡下人的区别。
19、台湾人对你的热情，不是克制出来的、不是隐忍出来的，是那种从内心里流露出来的热情周到与体贴。这一点比服务非常好的香港还要好，香港很多人的服务是克制着、隐忍着的热情服务，我常常能感到那热情背后深重的生分。台湾人的热情来得很自然，你到商店里看，很多店铺会给你倒杯茶，让你慢慢看，最后你不卖，他也会热情地欢迎你再来，总少不了台湾腔调那响亮的谢谢之声，他谢谢你光顾了他的商店，表情言语之中，没有任何让你感到没有买人家东西的压迫与亏欠感。更没有我曾经经历的陕西临潼兵马俑旅游区，你多看了他的东西一眼，不买，他会骂你，你若回骂，他会打你。
20、你换不到新台币，不要紧，任何便利店都有银联取款机。你哪怕在夜市里，你有任何问题，问正在忙活的大嫂，她也会清晰地告诉你要问的事儿，她如果不知道，她会问其他人，帮你搞清楚。你的谢谢还没有出口，她的谢谢就先到了，她谢谢你信任她。
21、在热闹的商业区，看上去没那么热闹，因为人不闹腾——没有人会站在门口嚷嚷着拉客人招揽生意，更没有大喇叭喧嚷争生意，商家邻里之间，没有那种既生瑜何生亮深仇大恨似的竞争，所以，那卖水果冰的小女孩清脆明亮的嗓音才轻柔地传到路人的耳朵里。
22、在台北到台中的高铁上，买了一份盒饭，即便当。便当是六角形的纸盒，便当盒上，折叠着一个塑料袋，那是让你吃完将垃圾装到塑料袋里的。便当70元新台币，送一瓶矿泉水。广深铁路动车餐厅的一份盒饭是多少钱?菜从品种到色彩，都可欣赏，饭可选择白饭与油饭、杂粮饭。味道很好，跟在台中乌日乡乡下朋友的公司吃的便当一样。想象做便当的厨师，必然像用做大菜一样的诚敬之心做便当，才有这么好的品质。并没有一听说是做盒饭，就从心里先惰怠疏慢起来。
23、台湾的高铁上，很安静，没有播放音乐，更没有播放旅客须知，只是到站的时候用三种语言温和地提醒客人即将到哪个站了，语言极其简洁，就一句话。想起广深高铁上的录音版旅客提醒，冗长啰嗦，好像旅客是刚刚煺了毛的猴子一样需要反复教化，最近又加了一个临时的安检提醒，也是冗长啰嗦，这不让带那不让拿，否则如何，从深圳北到广州南，最快全程才28分钟，你坐这趟车，安静不了几分钟，刚刚让喇叭聒噪完，就到站了。台湾高铁上的旅客交谈，声音都很小，打电话的声音也尽量小，没有广深高铁上的各种方言大声嚷嚷，声震车厢的。更没有一家人撕开各种小吃包装袋，相互叫嚷：则果豪此，啦果豪此!
24、台湾的出租车上，没有任何对旅客的录音提醒，想起深圳的出租车上的广播提醒：“欢迎您乘坐深圳出租车，请把您这次要到达的目的地告诉司机……”——神啊!我这是干嘛来了?我不告诉司机我上车干什么?这还需要提醒?
25、台北地铁上，有专设作为，供特殊人群如老弱病残孕及体弱年由者使用，即便地铁再拥挤，年轻人也不坐这种座位。朋友朱先生陪台北傅先生坐地铁，傅先生年逾古稀，小朱正向傅先生请教吟诵，见傅先生坐下，顺便也挨着坐下，傅先生将其推开，说：抱歉，这种座位就是空着你也不能坐。
26、傅先生请我和小朱去台北重庆路一家专卖台北旧式小吃的老店去品尝小吃。店不大，干净整洁不必说，满座。我们走到里面主要是先看看高悬的牌子上写的传统小吃名称。发现至少有4张桌子的客人点头示意，一是问候，二是表达座位先被自己坐了的歉意，个个都急忙用手指点着自己的桌子，意思大概是等会儿这个位子给你们坐。最先是一个僧人，看着我们，快速地边吃边说：我就好了!就好了!我们说：谢谢，不急不急，您慢用。一个穿着白衬衣黑色马甲的中年人，让服务员将他的饭菜移到与另外一个人拼桌，让给我们他坐的位子。此虽为小事，仍让我和小朱感慨不已。前不久，我们单位附近开了一家贵州米粉店，开业当天，生意就很好，有一个老人腿不好，上不得楼梯，店主事先已在楼上给老人留了座位，但临时被几个人占用，也很快就腾出来了，老人希望与楼下一个台的几个人换一下，那几个人宁愿看着老人艰难地爬楼梯，也没答应。有感于此，我将这个故事将给台湾的朋友听，纷纷摇头说：怎么会这样啊?
27、朋友周先生在桃园乡下买了5亩地建住宅，周围是农田，院子左墙外还有一个大户人家的祖坟，被草木覆盖。买地报建农舍，这个农舍其实就是别墅，叫农舍。土地是你的，但法律只许你建全部面积的10分之1，其他的要绿化。问;住在这儿安全吗?回答：有什么不安全?很安全。问;怎么没养几只藏獒狼狗什么的?答：养那些干什么?谁会来危害你的生活?问：周围乡村有公共活动你参加吗?答：参加!这里的人都争着参加公共活动。
28、台湾有大小孔庙24座，有官设、私设，以台南孔庙最古老。每年祭孔，礼仪周全。台北祭孔，太牢用面制作，台南则沿用古制，用真猪牛羊，祭孔用的牛，头上的毛被参加祭祀和观礼的人纷纷拔光，用这头牛堂上的毛制作的工艺品是吉祥物。
29、所见台北、台南、台中、彰化孔庙，皆供奉孔子外，两厢又供奉宗、复、述、亚四圣及历代先贤、先儒。台湾孔庙有离任台湾领导人和政要、名流题写的匾额。台湾学生常常在孔庙祈祷，希望能得到圣贤的神助，帮助他们考个好成绩。彰化的孔庙大成殿内设有两个巨大的祈愿牌，学生将孔子称爷爷的，称老师的，将自己的准考证和照片复印粘贴到祈愿牌上，希望孔子能神助他们完成各种学习的愿望，靠上理想的学校，细细读起来非常有趣儿。
30、台北孔庙大成殿前，有一个香炉，香炉旁边有一个供案，供案上一侧放着一个箱子，供拜孔祈愿的学生投放准考证复印件的。箱子左侧有一个牌子，上面用中英日韩四中文字写的颂祝祷文，学生必须背诵这些文字，才算完成祈祷。这些文字，恰是儒学的核心内容。有意思的是，日文几乎全是中文，仅有个别字不同。中文内容为：“学子○○○虔备芹藻庶馔敬献大成至圣先师孔子曰十有五而志于学好古敏以求知志道据德依仁游艺传道授业解惑吾辈当效先圣先贤立志向学敢以萍藻之仪用申虔祷伏祈夫子广庇学子德业日进社会祥和谨拜”
31、在台湾10天，只有台北故宫博物院入口有安检，但也只是过安检门，旁边没有人拿着安检器械在你身上上下探扫。参观慈湖蒋中正陵寝，游人随意进出，没有安检，自觉排队保持安静。在停放棺椁的中厅门口，距离乌黑的棺椁约两米远，中间没有各栏，更没有玻璃密封，只是不让摄影照相。游客欲照相，工作人员会举起一个牌子，微笑示意不要拍照。陵寝门口有两个卫兵，身材挺拔，着白色服装，站姿是持枪，两脚分开，据说一站两个小时。在“忠烈祠”、国父纪念堂等地，卫兵穿灰色服装。如遇到换岗、上岗、撤岗，则其仪式值得一看，卫兵会表演复杂的步伐，虽人少，但足以表现礼仪之隆。而这些表演，观众只需要稍微让开一点空地即可，没有特别的栏杆隔离。暂时不上岗的卫兵，会着西装便服，在旁边服务，据说夏天会帮正在站岗的卫兵擦汗;有时候游客小朋友见一动不动站岗的卫兵像机器人，会跑上去摸戳他们，而卫兵按规定是不能动的，所以需要有个人在旁边服务。
32、中正纪念堂下面的中正艺廊，举办一个名为《大风起兮》的书法展，展出民国时期300多位知识分子的书法真迹，门口有巨大的立体图，李大钊赫然在列，展品中有沈殷默书毛泽东诗词、陆定一的书法。
33、台湾师范大学烹饪专业的学生有一个实习餐厅，做自助餐，菜品均为学生自己设计制作，餐厅在该校对面一个地下室，对外营业。光顾者不少，中午座无虚席，学生服务极好，年轻人在一起不免热闹，但见有客人经过，立即敛容整装，恭敬地服务客人，温声细语。台湾吃素者人数多，所以素菜品种多，有一种石莲花，在广东也有，当作盆栽观赏植物，台湾人发现该植物可食用，且其丰富，能补充素食者所缺乏的某些营养成分。
34、台北国父纪念堂、中正纪念堂，早上皆有市民做运动锻炼身体，但没有播放音乐的，不像大陆的一些公园，本为安静的休息场所，反倒变成城市早上最吵闹的地方。台湾人没有腰间跨一个小音响，走路听音乐的，想必应该有听耳机的，但我没有看到。问朋友，答曰：自己听音乐，不影响他人。不像大陆一些人，仿佛一刻也不能离开音乐，早上宁愿不听公园的鸟声虫鸣，非要听自己的音响。台湾也没见有人锻炼走路，一边走一边大拍巴掌的。
35、台北圆山大饭店，为台北最高档的酒店，游客到台北，多到此参观。其实在这里坐下来喝个下午茶不错，并不太贵——在这里买了两份点心，每份4个，制作精良，口感极好，共200新台币，类似的点心，在深圳书城的面包店，卖远不止这个价儿。饭店大堂门口，有一个告示牌，滚动播放欢迎旅行团到访下榻该酒店，细细看完，发现当天多数为大陆参访团入住。
36、晚上到诚品书店敦南店，店内多为年轻人看书选书，书店地面为木地板，光洁可鉴，供客人随处席地而坐。我在最偏僻角落选了几本书：约斋著董作宾校《字源》、龙宇纯著《〈说文〉读记》、两本台湾竹枝词。先结账到外面咖啡店坐等朋友，店员先给一杯清水，地上点餐牌。我说等朋友一起来点，清水喝完，朋友未到，店员又给续上水，等朋友买完书汇合，也喝了一杯水，却说要赶到另一处去，就没点餐，我们向店员抱歉，店员说没关系，微笑地说：欢迎您下次光临。我说，我们那里是你不点东西就不好意思坐人家的座位，有的你不点就不让你坐，服务员会不断地催你。他说;台湾基本上都这样。
37、布袋戏在台湾衰落了，在台北布袋戏博物馆所在街道，经常会演公益戏剧，我遇到了在街边搭戏台演出昆曲《牡丹亭》，值得主义的是，路过的人都可以从服务台那里拿到一份打印的剧本，对照着剧本的戏文看戏。
38、损坏或拿走酒店的毛巾等用具，我常见的酒店提醒一般是：如损坏或拿走，要按照多少多少赔偿等等。在台北一家酒店，看到这样的提醒：房间所配毛巾浴巾等，仅供酒店内使用，如需购买请打分机“0”或“1000”。
39、台北行道树身上，松松地拴着一块木排，中英文标明树的名称。台湾的城市行道树，不整齐，没有整体的规划似的，不像大陆的城市，一条街道全都是一种树，看上去很整齐、气派，一任领导的政绩霸气外露。
40、台湾的土地和房产是私有的，所以业主不愿意改造改建，政府就不能强拆，官员也不能以发展的名义整治市容、强行规划。市民也没有这个要求，市民不会用城市看上去光鲜不光鲜来衡量官员的执政能力。所以，台北的街道两边看上去很古老，是那种尽量保持着陈旧感的城市，有一个城市成长的足迹。
41、台湾的官看上去不像官，跟你说话，甚至更加殷勤谦和。退休的官员和曾经做过很高职位的专家，跟你交谈，一点看不出曾经的显赫，或者曾经就没有显赫过。他们送客人，年逾古稀的老人，曾经的官员或专家，现任的大学教授、系主任，也会帮你拿行李，常常让人猝不及防，没有思想准备。到机场，教授、主任帮你办理各种手续，也让人没有思想准备，过后深感惭愧。在他们面前，平常还算灵活的我，却显得很木。
42、台南孔庙，除了供奉孔子及四圣、先儒、先贤以外，还供当地历代孝子的牌位，张扬仁孝思想。台南孔庙有自己的乐社，只演奏祭孔所用雅乐，排演八佾舞等。祭孔所穿的礼服、所用乐器，常年展览。
43、参观国学大师钱穆故居素书楼，没有见一个管理人员，但房间内陈设整齐，窗明几净，陈列着钱先生的旧藏书和手迹、生活用品等文物，一楼是一个日常使用的教室。同去的朱博士是风水世家，他说钱先生所居并不是该处最佳风水，但因先生居于此，风水便有所改变。
44、台北孔庙门厅里，周末有几个中年男人唱歌，五个人各演奏乐器，一个人演唱，曲调有闽南风格的，也有日本风格的。淅淅沥沥的雨中，歌声不仅不吵闹，反倒增添了孔庙的宁静感。到了大成殿就基本上听不到了。大成殿后面的厢房，教师在教学生演习释典礼音乐，我和朱博士各取了一分乐谱，可复印给大陆有意做孔庙音乐的朋友参考。
45、台商周先生说，在台湾，以前到政府去办理房产土地证之类，也是一个窗口一个窗口地乱碰，很窝火。后来经过大力整治，类似大陆改变机关作风，现在，台湾人去办这些证，只需要事先准备好资料，到办证处，就会有公务员跑过来，先给你倒一杯茶，然后轻声细语地跟你核对资料，你坐着等就行了，他们会帮你办好，不需要你到窗口去巴巴地问这问那。如果你的资料不全或有别的问题，公务员会更加温婉地跟你沟通，提醒你再补充什么，因为你资料不全办不了，人之常情，你可能会焦急，他的态度和语气就更加微笑温和，以免引起你生气或不愉快。
46、我与华教授从台北坐高铁南下台南，两个人的行李太多，双手几乎拿不了，下扶手电梯去站台，一车站服务员女生见状跑过来，帮华先生拿行李，一直送到站台等候上车的车厢号码标记处，临走还给华先生鞠了个躬，笑容满面。晚上十点多从台南北上坐高铁，台湾朋友买的票，我们在车站内匆匆赶路，到电梯附近，一男生恭敬地站在扶手电梯旁，声音响亮而温和地提醒：不要急，不要急，还有7分钟。我们坐在车上，称赞这个服务，台湾的朋友说：这个本来不关他的事，但是他好意要提醒旅客。记得头一天到台南，下高铁转计程车，几位头发花白但衣着整洁的服务员勤快麻利地帮我们叫出租车，搬行李。比大陆五星级酒店门口的服务生还热情周到。
47、下飞机，入海关前，需要旅客填表的地方，有干净的桌台，配近视眼睛和老花眼镜，供访台客人使用——眼镜不只一副，而是各两三副，方便眼睛不同程度近视或老花的人使用。
48、嫁到台湾的湖南女子曾小姐对我说，你离开台湾，机场地勤人员会站成一排向离台飞机挥手致意，尽管由于飞机滑行、起飞等等不同角度、高度，看到这一情景的人很少。
49、日月潭中有许多鱼类在岸边水草中产卵，日月潭是人工湖，湖水用来发电，故水位涨落不按照季节的自然规律，而是按照人的用水需要。但是，日月潭按照当地原住民邵族水上造浮田的古老做法，给这些鱼类造了许多浮田，供鱼类产卵，这样，鱼卵就不会因为水位的变化而被晒死。
50、曾经在台湾工作过3个多月的马兄对我说，上次他的同学夏先生来台，把手机丢在计程车上了。过了不久，马先生接到了一个女声打来的电话，号码显示是夏先生的，但是马先生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就否认了。过了一会儿，那女声又打来电话，耐心解释这是她拣到的手机，见手机上有马的号码，就打过来了，想必是马的朋友，希望能送回给他。马先生说了自己的地址，一会儿，一个女士坐计程车将手机送来了。马先生感慨地说：那真叫和谐文明，连个垃圾你都不忍心乱丢。
51、至此，关于台湾的细节，能回忆起来的就以上这么多了。我不喜欢白天跑一天，晚上还坐下来记笔记，个人性情，那种刻板理智的活法多么乏味!所以，全凭记忆。这样也锻炼了记性。这样也许更准确，因为你生怕记错了。
52、这些细节发到我的个人博客中，有人看了，说，你把台湾的好放大了，你把大陆的不好放大了。说这话纯粹是愚蠢且奸险——你干嘛不直接说我是台湾派来大陆的特务?我写这些文字，不但没放大、夸大，甚至有意抑制缩小了一些东西，因为有的内容，考虑到涉及同行者的个人情况，没征求人家的意见，就没有写。写我一个人在台湾所见到的好，的确希望大陆也能变得这么好，至于歌颂大陆的好，那是另一篇文字的事儿。对于这种奸险弱智之徒，我是不打算和它讲道理的，多费劲啊!我回复读者留言，见如此不坏好意者，就不愿意跟他正常地讨论问题。宁愿羞辱之、臭骂之，但不和它说一句道理，不说一句有用的正经话。说道理就中了它的奸计了，它什么不知道?我发现，不坏好意者，不是弱智就是无耻，弱智尚可怜悯之，但无耻就像你鞋上粘了块稠鼻涕一样，怎么甩都甩不掉，想起前人俗话：人不知耻，无法可治。也有读者喜欢博主沉默，认为即便读者骂博主一万句，博主不能回骂一句，否则就是什么什么。所以一般博主都强忍者不回复，装着很大度宽容什么的，我以前回复留言，后来就不回复了，也装，但这一次，我又发闲贱，不装了，回复了，我出言多凶狠恶毒啊!这个凶狠恶毒是对某一个读者的，可是，不幸会让别的人看到，这很不好，很影响博主的老清新形象。所以，骂完了我会留一点痕迹，然后删除其余，打扫卫生嘛。不洗脸见人不代表你直率，只能代表你二百五。
53、其实，在台湾，说起大陆，你可以做个测试，你试着对台湾人抱怨大陆的一些现象，看看台湾人怎么说。我得到的反馈是，台湾人最称赞大陆这些年的发展，你说大陆任何不好的现象，我遇到的台湾人一般是这么说：慢慢来，会越来越好的。有人会说;人多嘛，事情不好办，慢慢就好了。那种谅解的心胸非常动人。所以我感到，对大陆的发展称赞最多、最由衷的人，可能在台湾。
54、有人说，你少见多怪，没见过世面，一个小小的台湾就让你兴奋成那样。是的，我没见过多少世面，出个国多不方便啊!我尤其怕填各种表格，有填表恐惧症。我想啊：如果世界都变成我此次在台湾所见到的这样，则我此生也不愿意再见什么更大的世面了，够用了，多了消化不了，虚不受补。更大更好的世面就留给您吧，见世面还有贪得无厌的?
55、有人说，台湾也有过像大陆目前的一些浮躁社会现象一样的年代。后来就好了。是的，都是生病，人家生病了，病得不轻，一转身，背后的柜子里有药。你有吗?你的药管用吗?不会是假药吧?都是精神挨饿，人家能想起祖宗的文化银行账号，也还能记得密码，你有账号吗?你拿到账号，能找到密码吗?给你苦口的良药你愿意吃吗?说给你密码你相信吗?
56、有人说，台湾也有坏人、也有骗子等等——谁让你看台湾的坏人和骗子了?反正我不给你介绍台湾的坏。你幻想一个地方只有好没有坏，你可以蒙着被子睡觉，再不行吃点啥药看行不行?再说，我让你学他们的坏和骗术了吗?因为台湾也有坏人和骗子，我就不能写自己所看到的台湾的好人了?你凭什么要求那么多人都成为无可挑剔的圣贤才能跟你同在蓝天下?你自己跟饥贼一样，有什么福报跟这些圣贤生在同一个时代?
57、有人说你干脆移民到台湾算了、也有的说你别回来了——对不起!我目前的素质自认为还太低，目前还不能够和台湾人生活在一起，我去了会稀释他们的良好素质的。就跟您这样烧糊了的卷子们先凑合着混吧，咱们有太多熟悉的语法和气味，像豪猪一样，凑一块相互扎刺儿，分开了还想得荒。何况人之常情所在，自私利己无疑，去的人多了，台湾人的修养也是有用完的时候，他们面对汹涌而来的粗鲁和无礼，也会有微笑到疲惫的时候，再好的素质也架不住你那么多的损耗还能保持优雅的姿态与温煦的笑容。所以，为了保护我所见到的台湾，我都要少去才是。
58、有人说不相信你写的内容是真的——不相信拉倒，谁也没逼你信不是?您没去过台湾，或者您到台湾遇到了跟我不一样的遭遇，那是您自己的事儿，要么是我太幸运，要么是您没我这么幸运。各是各的缘分，谁都覆盖不了谁。也许我下次去台湾会生一肚子气呢?无所谓。没去过台湾的，如果是我，我就没有掌握足够的真实信息，所以没法判断作者写的是否事实，但是，我会选择善，即宁愿傻乎乎地相信别人说的善。也就是说，当真与善的信息在我这儿不对称、即真与善不完全重合的时候，我宁愿相信善、选择善。人不在于做了什么，成为什么，重要的在于有向善之心。“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对善的信，要到近乎迷信和盲从的地步才是真信。
59、我在台湾所见，当然是一己之见。为了不让自己在写一篇篇所谓像样的大篇幅文字时，容易产生过多的议论甚至抒情，就选择这种很笨的流水账式、碎片化写法。我很早就懂得，作为一个学文科的人，你不能学着如何泛滥挥发自己的抒情，而应该学会驯服、克制和管束自己的抒情。我当然没有进入台湾的更深层的领域，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是不是有人说的黑白共治?想想，黑白共治也不是万恶的，至少比黑白皆不治、沆瀣同乱强。
60、大事儿不考虑了，下次去台湾，我决定好好练习一下，让自己变得更傻一点，要有更充分的思想准备，宁愿每天表错情，也尽量将举止应答装得像自己这次所见到的台湾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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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天朝】当方滨兴向大家拜年后
9日下午，北京邮电大学校长、“GFW之父”方滨兴在微博发布一则拜年消息，许多网友以转发加附一字评论“滚”的方式，表达了对其祝福的不屑以及对其恶行的愤怒。
@安徽人张林：方滨兴在微博上给大家拜年，结果一口气得到7000个回应，都只有一个字：滚！
@MC鸟总：今天发新春祝福微博最威猛的是谁？当属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方滨兴，从下午三点半至今四个小时（20：04分）半已经有7000多条转发了转发内容清一色的“滚”方校长吓的连评论都不敢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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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习近平要求留美女儿回国读书
尚未得到官方证实的消息说，习近平已把在美国哈佛留学的女儿习明泽召回国，引起人们的关注。
香港《苹果日报》援引中国微博网友报道说，数日前一位署名“人民通讯社”的网友在新浪微博上留言说：“重大好消息：习总书记的女儿回国读书了！明泽（习近平女儿）已经回到国内读书了！不用担心美国人拿我们的下一代做人质了，也避免了子女被美国人渗透！”该微博还表示“首长开了个好头，更多领导要学习！”
这则消息受到香港和海外各媒体的关注。但有关微博留言已经在周五被删除了。
不过，香港《苹果日报》记者曾在微博上询问这名网友，习明泽回国读哪家大学，而该名网友则回答说：“请原谅，领导要保密”，又称“我已经因为这个消息被领导批评了”。
有中国的学者就此发表评论称，没有必要因为反腐就把留学的孩子从海外召回。
“人民通讯社”
根据网友“人民通讯社”在新浪微博上的自我介绍，她是“国家通讯社记者，曾参加10多年全国两会、十六大到十八大的报道，多次获得国家和省市级新闻奖”，而且在其微博中，也仍然可以看到她曾经披露李克强副总理的岳母“刘大姐”是新华社《半月谈》杂志的员工的留言，间接证明了她的身份。
根据有关资料，今年21岁的习明泽2010年5月赴美国哈佛大学留学。
较早有报道说，习明泽在哈佛很低调简朴，使用的是假名。
另外，香港《苹果日报》还披露，中国众多高官的子女在美国留学，包括国务院副总李克强的女儿，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的外孙女李紫丹在美国史丹福大学就读。中共政治局委员李源潮的儿子李海进现在美国耶鲁大学攻读MBA。
去年5月，美国多家媒体也曾追踪报道中国“官二代”在美国留学的动态。
来源：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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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流亡海外16年 刘宾雁安葬北京天山陵园
“中国新闻界良心”的著名作家刘宾雁昨日魂归故土，安葬于北京郊区的天山陵园。
被称为“中国新闻界良心”的著名作家刘宾雁，流亡海外16年，魂断异乡，骨灰返国，2月6日安葬于北京郊区的天山陵园。刘宾雁之子刘大洪在父亲安葬仪式上的发言说，各位前辈、各位朋友、各位亲人：感谢大家这么冷的天来参加父亲的葬礼，送父亲走完最后的一程。父亲是1925年生人，2005年在美国病逝。今天，父亲终于归葬故土，回到了这片土地上，但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社会公义，却并没有在这块土地上得到彰显。
网友川人转载刘大洪的这篇演讲接着说，30多年前，父亲曾经向全社会敲响过警惕贪污腐败的钟声；十几年前，父亲远隔大洋，在流亡地又不止一次地警示中国拉美化的危险，这些警告都不幸被言中。父亲在生前曾经说过，希望将来在他的墓碑上，能够写上这么一段话，那就是：“长眠于此的这个中国人，做了他应该做的事，说了他应该说的话”。但是今天我们眼前的这块墓碑却没有字。这块无字的石头，刚好丈量出这个国家与当代文明社会的距离。
刘大洪的致辞最后强调说，今天是冬至。冬至是中国人安葬、扫墓、祭祖和怀念先人的日子。让我们纪念他，纪念他拒绝权贵的盛筵，选择了站在良心和人民一边；纪念他一生艰难坎坷，不懈地与黑暗斗争，为受压迫和受欺凌的人们呐喊。让我们纪念他，让他的信念温暖我们的信念。 (来源：人人网 金露free的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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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A驳斥CCTV指控 美国务院支持美国之音声明
华盛顿 — 美国之音强烈谴责中国官方的中央电视台和中国日报指称美国之音鼓励西藏的藏人自焚。美国国务院2月7日说，国务院支持美国之音未介入藏人自焚事件的声明。
中国官方媒体指称美国之音鼓动西藏自焚事件，引起其他媒体注意，包括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在其“长城内外”栏目中加以报道，而在国务院的例行简报会中，印度媒体、美联社也接二连三就此发问。
印度记者首先就此提问，国务院发言人卢岚说，美国之音已经发表强烈声明，驳斥介入藏人自焚事件的指称。对于美联社提问，卢岚说，国务院支持美国之音的声明。
美联社记者：“暗示美国之音要对藏人自焚负责，似乎是一种毁谤的做法。”
卢岚：“显然地，美国之音明确表示并未介入藏人自焚，我们支持美国之音的声明。”
美联社记者：“美国是否曾经向中国官员提起过这个问题？”
卢岚：“我预期它将会被提起。”
另一方面，对于有媒体就此提问，中国外交部说，“关于你提到的问题，我们已多次阐述中方的立场。”
国务院说，美国国务卿克里不久前跟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通话时，曾经提起双方在一连串议题上合作，包括人权。
卢岚阐述美国政府对西藏问题的立场。她说：“你知道，几乎在美中高层官员见面的每个场合，我们总是会提起对人权问题的关切，尤其是西藏人权问题。我们敦促中国政府跟达赖喇嘛或是他的代表，在不预设先决条件之下，进行实质性的对话，以作为缓解紧张局势、解决藏人民怨的办法。我们继续呼吁中国政府官员，允许藏人自由、公开、和平地，表达他们的不满，而不必担心遭到报复。”
在负责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波斯纳主导下，美中在过去2年曾经举行过3轮人权对话。国务院说，克里国务卿就任之后，将会继续这个机制，美国希望美中两国继续保持强而有力的人权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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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idot | 微信要求用户实名认证
腾讯旗下的移动通信平台微信本周发布了更新，要求用户账号需通过实名认证更新，用户需要提供个人住址、电话等信息并上传一张手持身份证照片。官方的解释说上述措施旨在保护帐户信息安全。但由于微信要求的实名认证过程复杂，许多公众帐号均无法正常登陆及更新。微信要求提供个人信息的做法也引起一些质疑。一些异见人士认为微信的新举措是为了更方便地监控言论自由，追究言论责任。中国一直试图加强对社交网络和网络通讯的管理。去年上半年当局曾经要求中国主要网站的微博全部实名制注册发言，但是推行并不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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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色 | 王力雄：我无法对中国的未来不悲观
我无法对中国的未来不悲观
王力雄
在对中国未来的各种预言中，“崩溃论”似乎最少被当真。因为我写过小说《黄祸》，也就被当做崩溃论者。出版于1991年的《黄祸》写了中国崩溃，数亿中国人走向世界，引发各种冲突的故事。虽然是禁书，当年的读书人大都通过地下管道看过或知道。至今二十多年过去，每次在出版社的结单上仍看到《黄祸》在卖，似乎奇怪，又不奇怪，只要中国的未来还不确定，崩溃就始终是无法排除的前景之一，《黄祸》也就总会有读者。
二十年来，《黄祸》描写的情景并未发生，中国的走向看上去也完全不同，但是我却时常感到，我描写的灾难正在步步逼近，而不是离得更远。
不以为然的说法是，中国从未停过亡国之说，鸦片战争的列强瓜分、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日本占领大半个中国、还有文革和六四，不都好像马上没有明天？然而全都过来了，未来的中国仍会船到桥头自然直，崩溃论只是杞人忧天。
最大的危机
对此，首先谈的不应该是中国的危机，而是中国的稳定。恰恰是在这种稳定之下，让人看到最大的危机。
一个真正稳定的社会应该同时并存多重整合。单从组织整合而言，政权只是之一，民间组织、宗教组织、多党制度等，都应该发挥整合作用。表面上，多元组织会产生竞争，形成冲突，然而对真正的稳定却不可少。例如执政党垮台，在野党立刻顶替，就可以避免权力真空造成乱局。
文化传统、宗教信仰、道德伦理、意识形态等，都有整合社会的作用；完善的法治，无形之手的市场，以及服从宪法的国家化军队等，也可以在政权失效时维系社会，使之免于崩溃。
但是今日中国，却是其他整合机制都不存在，只由政权独自垄断整合社会的所有功能，而政权只能归于一个党。凡是可以替代那个党的，皆被压制或铲除，任何在那个党之外的力量都要消灭。唯有那个依靠政权行政体系和警察手段的党，巨细无遗地管理十三亿人。
那个党的确做到了，对它的任何挑战都是以卵击石，甚至没有挑战能够形成。然而正是这种对党而言的稳定，成为中国的最大风险——只要那个党垮台，整个社会就同时失去整合。在这个意义上，中共把中国变成了人质——只要中共亡，它也让中国同归于尽。
不期而至的突变
今日中共的根本宗旨，只在保持自身权力。其最大规模的行使权力——维稳，不是维社会之稳，是维权力之稳。其维稳的所作所为，无不在于压制对权力的不满，消灭对权力的挑战，限制体制外活动，扼杀体制外组织，堵塞释放社会压力的一切管道。
让我们想象一个没有安全阀的高压锅，被堵塞了所有出气口，却烧在火上。虽然看上去的确会比安全阀跳动喷气显得安稳洁净（维稳体制层层下级都向上级表现这种安稳），但是此时，知道情况的人会如何预期？又会发生什么结果？
对此，裸官和裸商们最清楚——中国这口锅迟早要爆炸，明智的做法就是尽快逃离，转移到海外。被炫耀的中国盛世，从中得益最多的核心成员却纷纷携财抽身，不是比什么都能说明隐藏的危机？
当然，因为看不到可以挑战政权的力量，也有很多人认为中国不会变，更无崩溃可能。然而突变不是一定出自大力量或者大事件，最后一根稻草可以压倒骆驼。突变恰恰不会事先看到，此中典型莫过于当年世界那么多研究苏联的机构专家，却对苏联的垮台毫无预料。
美国物理学家Per Bak和Kan Chen研究“自组织临界”（self-organized criticality），沙堆达到那种临界时会在散沙之间形成某种“一体性”，即每粒沙的细微运动和能量都能贯穿整个沙堆。那时，没准哪粒沙（是没有规律和无法计算的）就会导致沙堆整体发生坍塌，也就是崩溃。达到那种临界的社会是一样的，加强镇压可以把崩溃延后，如同不断拍打沙堆周边可以让沙堆继续增高，但终归会垮，且堆得愈高，垮得愈烈。
人类社会与沙堆的不同在于，组成沙堆的沙粒本身没有能动性，因此沙堆坍塌不会愈演愈烈，达到恒定的临界值就会停止。而人是变量，社会的临界值会随人的能动性变化。在社会稳定的情况下，人的能动性被法律、秩序整合在一起，可以极大地提高临界值。一旦社会发生崩溃，失去法律和秩序，人的能动性就会反过来成为推动崩溃的加速剂，临界值也会随之锐减。经验证明，平时有很强稳定性的大系统，往往一垮就是“兵败如山倒”。
无利则不稳
毛时代的经济危机饿死了上千万人，对其政权竟是波澜不惊，在于那时政治和经济是被分开的，政治高于一切，经济只是局部问题，因此经济危机不会影响政治稳定。邓小平转为经济至上，经济发展被当作化解社会矛盾的灵丹妙药，花钱买稳定——通过给民众利益换取服从，从而把民众服从和利益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时，任何经济问题同时也就是政治问题。有利歌舞升平，无利群起攻之——可以说有利则稳，无利则不稳，而这“有利”和“无利”的一字之差，能使看似稳定的社会说变就变。
在这种情况下，当政集团只有让中国的经济之车始终保持疾驰。然而经济发展有其规律和周期，总会有高有低，不可能永远高速发展。世界每个曾被视为经济楷模的经济体，几乎都遭遇过危机，导致萧条或衰退。中国经济也不会例外。
一个社会稳定还是不稳定，其考验不在顺利之时，而是在挫折关头。当下中国，无论是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古典经济危机，还是以金融风暴为特征的现代经济危机，或是以出口链条中断为特征的全球化经济危机，都已埋下众多隐患，蓄势待发。而在经济至上的社会，人民不再相信意识形态，专制政权因此不能再靠主义提供自身执政的合法性，又拒绝实行民主去获取合法性，于是只能以有效性代替合法性。对中共政权而言，有效性就是保证经济不断发展，一旦发生经济危机，就标志政权有效性丧失，人民的服从即会随之下降，从而导致政治危机，引发社会危机。
当三重危机叠加时，也就在劫难逃了。
专制下的“串联”
中国的独特现象——广泛的局部不稳定（每年十几万起群体反抗事件）和全局的超稳定之所以能够并存，在于专制政权可以切断反抗的串联。只要局部反抗相互存在时间差，政权就可以利用对武器的垄断，以及组织、通讯、机动性方面的绝对优势，集中力量分头镇压。任何局部反抗都无力对抗当局这种优势。惟一可以改变力量对比的，是众多局部反抗能在同一时间起事，变成全局动荡，致使政权首尾难顾，镇压力量分散为杯水车薪，优势也就化为乌有。然而同时起事的前提正是串联，因此专制政权把串联视为大忌一点不奇怪。专制措施的很大一部分——不许组党结社、禁止民间办报、严控NGO、把持宗教组织、设立网络警察等，追根溯源都是为了防止串联。
千年进化的统治技巧和当代日新月异的技术手段，使得中共政权获得空前的统治能力，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强的国家巨兽，似乎没有任何办法能够破解。但是从串联角度看，专制政权能切断社会在政治上的串联，却不能切断社会在日常生活和经济活动上的串联。尤其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经济串联的过程，因此就存在这种可能——某个覆盖经济总体或人们共同生活的事件，突然成为动员整个社会的总号令，引发各处反抗不约而同地同时爆发，相当于实现串联。在信息不畅的古代，这种串联有时被人人可见的彗星、日食或自然灾害引发；在政治动荡的年代，这种串联也可以由政治人物的死亡（如周恩来、胡耀邦）、谣言或小道消息形成；在经济一体化日益紧密的今天，这种串联最有可能通过金融危机、股市崩盘、大规模失业等实现。而这一类串联正是政治镇压无法防范的。相反，政治镇压的效率越高，社会越是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实现政治串联。
不过，这种方式的串联虽可普及，却无法提升水平，往往停留于闹事，一呼百应，墙倒众人推，社会对权力体系的不服从连锁扩大，往往权力体系来不及反应就会瘫痪乃至崩溃。在我看，未来中国的突变，最可能出自这种因为经济危机引发的共同起事。
囚徒的集体非理性
断言中国不会乱的人大都根据这样的论据——没人愿意乱，但不妨看一下“囚徒悖论”：两个囚徒若共同抵赖所犯杀人罪，每人只会以偷盗罪判一年监禁；如果一人坦白杀人而另一人抵赖，坦白者判三个月，抵赖者判十年；若两人都坦白杀人，则各判五年。对两人最有利的显然是共同抵赖，但这需要“共谋”——既包括串供，也包括相互信任。然而审问隔离进行，无法串供，两人也不信任对方，因为一旦自己抵赖而对方坦白，对方只判三个月，自己则要判十年。于是两人的个人理性选择只能是坦白。坦白至少不致于坐十年牢，而且万一对方抵赖，自己只被关三个月。结果是每人各判五年，远坏于共同抵赖。个人理性的精心选择，合成为集体非理性，这个结局就是所谓的非合作均衡。
在非合作情况下，每个人从利己目的出发，结果却是对个人而言的损人不利己、对集体而言的共同不得利。这种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在人类现实生活中，远比亚当·斯密用“看不见的手”形容的自发理性更为普遍。因此，把没人愿意乱当作中国不会乱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没人愿意乱只是个人理性，中国会不会乱却取决于集体理性。在无法“共谋”的情况下，实现集体理性的惟一可能是所有“局中人”都自觉遵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原则本身就是一种广义共谋）。然而人性自利，在别的“局中人”都遵守原则时，自己破坏原则可以得到最多的好处，很难保证没人不受诱惑。而只要有一个“局中人”破坏（或者是被怀疑破坏）了原则，就足以让其他“局中人”争相效法。在已经丧失了文化和道德之“共谋”的中国，有任何理由相信所有中国人都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吗？
囚徒故事中的两个“局中人”无法“共谋”尚且导致集体非理性。对中国会不会乱的问题，有着十三亿个“局中人”，每人都是独立变量，何以实现“共谋”？变量多到一定程度就会进入所谓“混沌”状态，其发展走向将脱离任何单独变量的主导，也不会是所有变量的共性叠加，而将产生无法预料的结果。因此，十三亿人形成的混沌，会远远脱离没人愿意乱的主观愿望。将不是政变，也不是革命，而是不断的坍塌和粉碎。
悬崖之底
而按照突变理论，突变没有稳定的中间状态，如同掉下悬崖不可能中途停住，只有摔到悬崖之底才进入下一个平衡状态。
如果中国经济可以不受政权垮台的影响，或影响甚微，那的确会如乐观者所说——中共崩溃不是中国崩溃，中国只会因此更好。即使有一段权力真空，但人们可以照常生活，新政权会逐步形成，社会整合也会重新实现。
然而，今天与以往的一个重要不同，是经济形成了高度的一体化，不再是自给自足的个体经济或区域经济。个体经济只存在于传统的农耕、放牧、采集狩猎和简单交换，今日世界的大多数人早已远离土地、自然和乡村集市，供养人类的绝大部分产品不再来自生态“表面”，而是要通过社会整合实现的大规模协作和科学技术，从生态“深层”挤压出来。而实现挤压的前提就是组织与管理，并通过一体化经济来交换。
举例说，今日农业离开化肥，产量会下降一半甚至更多，而用于制造化肥的原料，主要是从地下开采的矿物。那需要庞大资金，调动众多人员，建设矿山油田气田，进行开采提炼，变成化肥，再通过覆盖全国的分配网络和运输系统，送达万家农户，下到地里，才变成一半的农作物产量。这样一个把生态深处能量转换成人类食品的过程，没有精细的管理和一体化流程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而政权的垮台首先冲击的就是管理。只要上述开采、制造、资金、分配和运输链条上任一环节中断，中国很多农田就会陷入无化肥可施的境地。那时，即便几亿农民仍然处惊不乱地保持个体生产，粮食产量也会大幅减少，城市就会出现饥荒。类似情况可以在一体化的每个链条上出现，导致的产出匮乏会与生产继续下降形成循环，使得挤压生态深层的经济体系继续解体。而百孔千疮的生态表面无法提供维持人类生存的起码资源，社会崩溃就只能愈演愈烈，现在设想的中共政权倒台后各地自治、强人割据或民主选举等，在这种匮乏面前都只能是短暂的中间阶段，从碎片化到粉末化，悬崖底部可能比现在想象的深得多。
我在《黄祸》描写的崩溃已是相当惨烈，有些冷静的读者还是认为过于仁慈。正是因为我不忍太多人死亡，编造了种种奇迹，包括可以在几天内成熟的“薯瓜”，以及中国人有组织地走向世界的大迁徒，在真实世界都不可能出现。我那样写，不是出于逻辑，只是因为小说里是我说了算。
斯蒂芬•金的故事
现在，我也不以为中国的危机说来就来。有人认为中国还有二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只要有好的经济，其他不管怎么坏都能对付。当日复一日的繁荣展现，危机论者往往会被当成叫嚷狼来了的孩子。我确信中国的关头迟早要来，不能确定的只是到底在什么时候。就算能有二十年，对历史长河中又算得了什么？
生活常识经常用“以防万一”告诫人。哪怕中国崩溃的可能性只有万分之一（谁能保证只有这样小），且不说因为后果严重需要投入更多力量，同样只分出万分之一的力量去对付，十三亿中国人也需要有十三万人投身——现在还差得远呢！
在我看，嘲笑“狼来了”是容易的，却不如正视这种呼声更有益。“杞人忧天”顶多白费了忧虑，而“不见棺材不落泪”却会在看见棺材时悔之莫及。前者的代价微不足道，后者的代价却承受不起。古人“临事而惧，三思而行，好谋而成”的慎行原则，说的就是多考虑不好结果和可能，遇事先想坏处，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这种意义上的悲观论者，实乃有益社会的良性角色。
美国小说家斯蒂芬•金写的《死亡区域》，主人公是一个叫约翰尼的男人，小时候头磕在冰上，从此变得可以预感。后来他厌烦了为人预言，到一个小镇过隐居生活。一天他在报纸上看到某个自诩代表劳工的人竞选州议员，因为走极端民粹路线，声势火爆。州议员竞选在美国本是小事儿，是报上的一个寻常消息，可是约翰尼那时脑子里“忽”地飞过一群麻雀——每当他有预感时都会如此，随后便在幻象中看见这人未来当上了州长，又被选上总统，最终发动了核大战，导致世界毁灭。
小说的前面都是铺垫，讲约翰尼预言如何准的那些事儿。作者写到这里时，读者当然相信，如果约翰尼不出来制止，事情就会真的步步兑现。然而若是约翰尼这样去警告世界，又无法证实和服人。于是约翰尼只好自己动手，买了一支枪，去射击演讲的竞选者，他杀人不在行，没打中。接着是竞选者逃跑，他在后面追。当竞选者跑过一个来听演讲的妇女身边时，一把抢过妇女怀中的孩子，用孩子挡在自己面前。约翰尼本已端枪瞄准，可是有孩子，片刻的延迟，追在身后的保镖就把他扑倒了。
竞选者用孩子挡枪的动作，被现场一个小记者抓拍到照片。而那小记者又曾是运动员，跑得快，没让竞选者的保镖抓到。那照片一见报，竞选者的政治生涯当然就完结了，州议员都不可能当选，更别说总统了，世界厄运就这样悄悄地消除于无形。但是没有人知道约翰尼的作用，小说的结尾，他被当成危险的精神病人关进疯人院。
从这个故事可以让我们知道，当一个预见落空而遭到讥笑时，不一定是预见错了，也许恰恰因为预见对了，按照预见所做的努力发生了作用，才会使那预见落空，也才使预见者沦为被讥笑的对象或精神病。据说万能的上帝为了避免这种尴尬，进行预见时总是要附加一个条件——人们全都不信。只有没人相信，他老人家的预见才会兑现，人们最终也才会感悟他老人家的英明。
而积极的悲观论者却会像约翰尼那样企图力挽狂澜，不惜沦为被讥笑的对象，哪怕被关进疯人院。
【本文发表于《阳光时务周刊》总第04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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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新聞網 | 谷開來傳「不能正常進食」母盼探監
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的岳母范承秀透露，因殺人罪被判死緩的薄熙來妻子谷開來「很久不能正常進食了」，據香港媒體報導，她給相關負責人寫了多封信件想去探監，卻杳無回音。
網民「陽光女人」昨日在微博上呼籲「學習粉絲團」轉告「習大大」，「讓她們母女見一面是人道要求」，但微博被刪除。
據報導，去年9月曾在網上質疑英商海伍德死於氰化物的結論「缺乏事實與科學依據」的最高人民檢察院主任法醫王雪梅，前日再在網誌稱，願以人格作抵押、以生命做賭注，「谷開來絕非殺人犯！」谷被指以氰化物毒殺海伍德，去年8月被判死緩 。
王雪梅稱，與91歲的范承秀通了電話，老人家想見見「身患重病根本就沒有服刑能力的小女兒」，為此，范親筆給相關負責人寫了多封信，但「居然沒有一個人給老人一個簡單的回音！」「老人獲悉她的愛女很久不能正常進食了，心情非常焦慮。」報導指出，王雪梅的文章很快被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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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辣总局】变态辣椒：一团和气
（注：原图在新浪微博遭到删除）
来源：腾讯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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