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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宣部：《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
• 德国之声 | 富士康公司将举行工会代表直选
• 【网络民议】@学习粉丝团 评论延迟发布为哪般？
• 纽约时报 | 中国的官场文学 真相与谄媚之道
• 温州计划生育抓超生压死婴儿 村民围堵镇政府讨公道
• 人物杂志 | 厉害女士
• 一五一十 | 时代正在改变
• 纵览中国 | 丁子霖 蒋培坤: 天蒙蒙雾重重良师诤友已去矣
• 中宣部：王德学流泪
• 【异闻观止】人民日报：如此“人权观察”
• 人权观察 |《2013年度世界人权报告》: 中国
• BBC | 十名黑监狱保安北京被判刑
......
中宣部：《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
中宣部：近日国务院批转了《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各媒体严格按新华社通稿刊播，不改标题、不上头版导读，除通稿外不做其他任何形式报道、评论和链接，媒体官方微博不转载。
【“真理部”是网民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和其下属的各省宣传部，以及国家级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央文明办，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出版总署，文化部等一系列言论出版审查机构的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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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 富士康公司将举行工会代表直选
雇工数量达到120万人的富士康公司批准工人直选工会代表。这也将是中国企业中首次出现工会代表直选。劳工问题专家认为，富士康公司的工会代表直选不会在中国带来根本性转变。
（德国之声中文网）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工会代表都是听从于企业管理层和地方政府的领导。富士康公司在回答《金融时报》的相关提问时表示，新一届工会选举将不会受到公司管理层的影响，年轻的工人们将自行选举出他们认为可以代表他们利益的20名工会代表和一名工会主席。一届工会代表的任期为5年。
台资企业富士康是苹果、索尼、戴尔和惠普等国际大型知名企业的代工厂。2010年富士康在深圳的工厂发生过多起员工因不堪工作压力选择自杀的恶性丑闻，此后富士康公司员工罢工讨薪等事件都令这家企业连续陷入舆论的风口浪尖。富士康也被冠上”血汗工厂”的恶名。外界猛烈抨击富士康工厂恶劣的生产工作条件。现在允许工人直选工会代表无疑也是富士康公司希望改善企业形象的一种策略。
开展工会代表直选是否真的有助于改善工人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对此表示怀疑。他认为这当中存在两个最基本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按照中国工会的法律来选举出代表工员利益的工会还是有可能的。 但是问题在于富士康是否真的有意愿这么来做。第二个问题是直接有雇员选举产生的工会最后是否能够有效运作并代表雇员利益？如果两个问题不能够解决的话，目前这个所谓直接选举真正的工会是不可能有效的。”
除了富士康公司，被指责为”通过压榨中国工人赚取丰厚利润”的企业还有苹果公司。苹果公司CEO库克（Tim Cook）表示，未来将加强对代工厂富士康生产条件的监督。去年年初，苹果公司委托公平劳工协会（Fair Labour Association）对富士康中国大陆工厂的生产工作条件进行调查。调查发现，富士康中国大陆多家工厂存在大量严重违反劳工条例的现象，例如，工人一周工作时间长达60小时，这不仅不符合公平劳工协会的工时规定，更违反了中国大陆规定一个星期工作时数不得超过40小时和一个月不能超时工作累计36小时的法规。在生产的高峰时期，富士康工人每星期平均工作甚至多于60小时。
多家媒体报道称，今年春节过后，富士康公司将在公平劳工协会的帮助下为工人讲授工会代表直选的方式和流程。工人将了解到工会代表的角色和作用，由此激发工人的自我意识。不过刘开明也表示出一些担忧：”员工如何去谈判，有没有员工愿意去维护他们的利益，我们都不知道”。他认为，富士康公司开展工会代表直选不会在中国相关领域引发根本性改变，因为”中国目前政治体制并不允许有这种独立工会的出现”。
作者：Anny Boc 编译：洪沙
责编：李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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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民议】@学习粉丝团 评论延迟发布为哪般？
近日，一个自称习近平粉丝团的新浪微博账号@学习粉丝团 因常常发布习近平独家照片而走红网络。截止发稿时，这个宣称自己没有任何官方背景，甚至连党员都不是的“平民账号”的粉丝数量已接近50万。然而大量网民也发现在走红的同时，所有对 @学习粉丝团 的评论都会出现延迟现象。不论是直接评论还是在转发他人微博时同时评论给原作者@学习粉丝团，新浪微博都会弹出如下对话框：
你的微博发布成功。目前服务器数据同步可能会有延时，所以麻烦耐心等待1-2分钟哦，非常感谢。
“延迟发布”是新浪微博对内容审查的常见手段之一。不论@学习粉丝团 是如其宣称一般为“平民粉丝”，或者像许多人猜测一样是习近平的团队在网络“试水”，新浪微博对该账号的全面监控却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以下为网民在新浪微博内就这一现象的部分截图：
以下评论均由数字时代编辑收集自新浪微博：
DaMa慢慢：新浪有个亲民的微博。他叫：你想评论也评论不了。数据量巨大，史乃新浪微博之首。@学习粉丝团
强迫症小姐_：@学习粉丝团 为啥我同一时间段评论2条微博,差别就这么大呢?求解.我试了几次,评论别人的微博都好好的.只有评论你的微博会显示服务器数据同步.是巧合还是?PS:前后不超过2分钟!!!
和耀国际：你的微博发布成功。目前服务器数据同步可能会有延时，所以麻烦耐心等待1-2分钟哦，非常感谢。@学习粉丝团 每次发送评论，都碰到如此自动回复的，有没有？
我的志愿-少上班多赚钱：sina也太渣了，回复一下@学习粉丝团 而已，用不用这样啊？这是有多少小秘书在守着啊？
哈哦梦涛： @作业本 本本的微博几分钟就转发过千，而@学习粉丝团 的一转发就卡，怎么回事？不会是发评论有人审核吧？那得多大团队审核？这个微博疑点太多不得不让人多想。。。
刘华栋：那学习粉丝团的微博你们能评论吗？反正我不能。几次评论都显示忙，稍后处理。再发，说重复。再发，进垃圾箱。我只是想说：是否可以通过大家的力量让这微博回归原形？要么真实，要么玄虚，反正别装B。
余有靖：这个@学习粉丝团 来头不小删评论删转发也太快太勤快勒。其实在中国澄不澄清事实就摆在那里，不要把大家当孬子就好，贼溜溜的中国人其实都懂的。其实这样挺好，你懂我懂大家懂，不要搞德此地无银三百大洋。
vinW：@学习粉丝团 是最近一个挺神秘好玩的帐号。你说他不牛吧，发的是习总第一时间一米范围拍的私照；你說他太官方吧，总带个”来自HTC手机＂像极了营销号；你说他太阿谀奉承吧，人家叫习大大彭妈妈的那份自然真挚简直超过了明泽公主。
武大沈阳：【@学习粉丝团】1.有助树立亲民形象、近距观感和凡人风貌。2.行程直播带来安保猜想。3.破除地方瞒骗动力是民心所望，发一点不涉密的基层官员言论也是一种监督，如何处理地方应对检查作假考验制度活力。4.其他领导是否跟进，如何经营是个问题。组织的力量仍体现于组织。5.小清新最终仍要面对现实问题。
法西斯影帝: 这种图怎么拍得到？学习粉丝团绝对有官方背景
masseyboy： @小花蕾 @HTC_China 提供一个绝佳营销机会。请关注@学习粉丝团 ，注意博主用的手机和他的一些照片。其他偶不多说了。
翠馨居士：十年前搞什锦八宝饭 现在搞学习粉丝团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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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 中国的官场文学 真相与谄媚之道
中国作家王晓方经过许多教训才学会以文字曝光腐败。他那长达十年以文书工作为主的公务员生涯在历时三年的腐败调查中结束，而同时，他的上级、老工业城市沈阳的原常务副市长因在澳门赌场豪赌挥霍360万美元（约合2244万元人民币）公款及其他罪行而被执行死刑。
王晓方最终被宣布无罪，但这段经历给他笔下的13部小说带来了一种真实的震撼感，其中每一部都详细刻画了地方政府权力中心不择手段的政治斗争。王晓方是否真的躲过了反腐调查人员而藏下了一大笔钱，就像他笔下的一位人物一样？他不愿谈论自己的个人经历，但他称中国的反腐运动相当于贼捉贼。“我的上司被执行注射死刑，”他在去年11月告诉我，“当时调查此案的一位省反贪局高层官员被授予一等功。但后来他也被抓了，而且发现比我的上司还要腐败。”
在中国，“官场文学”是一个热门题材，在机场的小说类排行榜上，它的销售量远超过了间谍小说和侦探小说。在这些关于过度野心的故事里，让读者心跳加速的情节设置有暗中进行的权力游戏、隐藏的共谋关系和狡猾的性贿赂。如今官场小说的热潮从1999年王跃文的《国画》开始，并在去年盛极一时，一名以笔名“小桥老树”出版了系列小说的副局长被评为中国第17位最富有的作家。“官场文学”非常受欢迎，它已不只是对真相的一窥究竟，也是志向远大的干部寻求谄媚之道的首选指南。
在王晓方《公务员笔记》的开篇，一个不幸的谄媚者回想起自己极力讨好领导的行为，“想不到，这一喝（尿）就是五年。”《公务员笔记》一书自2009年出版以来已经售出了超过10万册，最近还出版了英文版的电子书。“尿比喻的是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的官场文化，”王晓方告诉我，“尿是人体排出的垃圾，而这本书就是对官场文化的抨击。”他解释道，贿赂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每个方面。“当佛教徒拜佛时，他们不会像基督教徒在教堂里忏悔一样净化自己的灵魂，”他说，“他们跪下来，往功德箱里面捐钱，这是向佛主行贿。”
中国允许这类书的出版，这也许看似奇怪。王晓方的书中有这样一段典型的话，“其实当务之急是尽快实施让马儿跑就要给马儿吃草的‘腐治’。”书中接着说道，“我说出了广大公务员的心里话，我们加给公务员的崇高太多太重了，我不相信他们以血肉之躯能承受得起。”但中国的审查者没有接受有关细微差别和隐喻的培训，只要腐败行为最后受到惩罚，官场文学就能继续作为现代道德故事存在，在名义上允许作家继续发挥毛主席赋予他们的角色。毛泽东在1942年的一次著名讲话中称，“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
然而，中国正在进行权力过渡，审查者已加强了控制。王晓方在过去两年中没有出版一本新书，出版商拒绝出版他新写的三部小说。尽管审查力度在过去几年中有所加强，但自从微博在2009年问世，中国网民就被一股丑闻狂潮淹没，其中涉及作风不正的官员、裸体女子、敲诈勒索和奢侈物品，而且通常是这几种元素的组合。中国最有名的作家——包括莫言、苏童和余华——长期以来都在讽刺基层官员的小额腐败、贪赃枉法和暴力问题。但和中国的高速发展以及免罪文化并驾齐驱的文学难题是，现实生活的荒谬程度已经超过了虚构小说。中国的作家已经被严格的审查边缘化，他们可能面临被淘汰的风险。
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曾是中国最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之一，他的妻子因杀害了一位来自英国的前生意伙伴而被判有罪，围绕薄熙来的下台有多起重大犯罪行为，相比之下，官场文学中那些微不足道的情节看起来不值一提。薄熙来的妻子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也有传言称那个更丰满的女人只是她的替身），而薄熙来当政时的公安局长也因滥用职权、受贿和叛逃而被判有期徒刑15年。薄熙来自己也面临着多项罪名的刑事调查，这其中包括滥用职权、腐败、不正当性关系，他还可能涉及掩盖一桩杀人案。任何小说家都难以与之匹敌。
同时，飙升的中国房地产市场创造出的大量快钱滋生出了一种暴发户文化，在这种文化中，物质主义至高无上。当作家余华2005年创作小说《兄弟》时，他以讽刺的口吻描写了一场处女选美比赛，这场比赛催生了一个人工处女膜市场。尽管被指责是“一堆垃圾”、“令人生厌的低级写作”，这部充满淫乱、喧闹情节的两卷本巨作卖出了100多万册。快进到七年以后，中国互联网上盛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不具名的亿万富翁愿意出500万元人民币找一位处女新娘。如果参加比赛的选手中有人需要人工处女膜，中国的互联网上很容易就能找到。事实上，哪个牌子的人工处女膜最令人信服这个话题也在网上被讨论得热火朝天，其中一个论坛的用户有两万人。
“我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中国的现实已经是超高度的现实了，”余华告诉我说，“不管你在故事里写得多么怪诞，都不及现实怪诞。”这种情形出现在各种题材的作品中，不仅是余华用讥讽手法打造的充满无赖和骗子的世界是这样的，在官僚体制最黑暗的痛苦深渊里，情形也是一样的。
“我想，卡夫卡也不可能写出比这更荒谬、更令人难以置信的东西，”被关在监狱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刘晓波的妻子刘霞说。她含泪描述了自己在软禁中度过的这两年。她从未因任何罪行被指控，但却被时刻监视着，只有前不久的一天出现了一次例外。说来有些可笑，当时监视她的守卫开溜去吃午饭了，记者抓住机会，偷偷溜进她的寓所。
中国新近的诺贝尔奖得主莫言因其“魔幻现实主义”而受到了诺贝尔奖委员会的赞扬，他可能很快就要生活在自己的魔幻现实中了。他获奖后，当地政府宣布了将在他的故乡高密修建一个“莫言文化体验区”的计划。高密是一个尘土飞扬的乡村地区，激发了他多部小说的灵感便来源于此，当地一名官员称，这个被称作是“中国的文学高地”的体验区涉及投资1.07亿美元，莫言儿时居住的房屋将被包括在内。据《新京报》的报道称，这名官员告诉莫言90高龄的父亲：“儿子已经不是你的儿子，屋子也不是你的屋子了。你不同意不一定管用。”尽管由于收益太少，当地农民在三十年前就不种红高粱了，但当地政府还是提议种植1万亩红高粱，以向莫言那本名著致敬。
作为作家，莫言让普通人反对腐败和无情官员的斗争得以永远流传，而以这种方式歌颂这样一名作家是一个莫大的讽刺，但精于服从艺术的官僚想必是感受不到这种讽刺的。如果这个项目得以实现，这个为官场的虚伪不经意立下的纪念碑可能成为这个极度荒唐的时代的缩影。正如王晓方在《公务员笔记》里所写的：“几千年的权力崇拜导致中国文化有一个致命伤，那就是虚假，虚假对于文化来说是致命伤，可对于我们来说却是精髓。”
林慕莲(Louisa Lim)是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驻京记者。
来源：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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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计划生育抓超生压死婴儿 村民围堵镇政府讨公道
2013年2月4日，温州瑞安市马屿镇，计生办干部一行11人，到东山头村陈连弟家中进行“天价罚款”。
陈向村里东借西凑只有一万多元，与超生罚款五万元相差太多，计生办不同意，强行抓生母李玉红扣押上车。生父陈连弟因不懂照顾13个月的婴儿，要求小孩随母同去。计生办不允，在推扯中，计生办人员将在怀中的小孩拽至在地上。数秒间，开车当场压死小孩，脑浆流出。
政府为防事件扩大，试图封杀电台媒体采访，并直接把孩子送到陶山火葬场。
消息传开后，全镇沸腾，群情激愤，数百村民围堵镇政府替陈家讨公道。当局调派大批特警在镇政府布防。
2月5日，警方刑事拘留马屿镇清祥社区书记白某、驾驶员程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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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杂志 | 厉害女士
注：这是一篇引发争议的报道，这篇报道对民间普遍认为的“善人”袁厉害下了一个不同的定义：“厉害女士”，报道认为与一般“脸谱化”报道的“中国式好人”相比，袁身上存在许多“互相矛盾甚至完全相反的事实”。这篇报道声称：1.袁厉害收养了一百多个弃婴，将他们按优劣分级。2.她拥有好人的声望，又将声望转化为生意。3.她名下财产众多。4.她懂得如何利用媒体和公众的善心。
她为自己和家人自建或购买过超过20套住宅。但她从没过过一天有钱人的生活，敢挣不敢花，她低声说，“我不敢穿好衣服，怕人家说我”。
文|魏玲 习宜豪 摄影|卢广等
来自河南省兰考县农村的袁厉害女士，近期频繁出现在媒体与公众视野里。导火索是1月4日一场突如其来的火灾，她所收养的7个孩子在自家居住的房子里丧生。袁厉害成名已久，她的成名依赖于24年来她收养了超过100名弃婴。多年来，当地政府与媒体将她打造为一个典型的“中国式好人”——高尚、善良、无私、贫穷而生活悲惨，秉持着常人难以想象的道德标准，并不惜牺牲自己。
但经过《人物》记者7天的实地观察和调查，我们得到许多与此前描述互相矛盾甚至完全相反的事实：
在此前宣传中，袁厉害对她收养的100多个孩子一视同仁，关怀备至，视若己出。
事实是，这些年，袁厉害的孩子以残疾程度和相貌，被她分为几等。“头等”孩子得以享受最好的照顾，而最需要照顾的下等孩子，一度同垃圾、苍蝇、大小便挤在一起艰难求生。
此前，袁厉害对外承认的经济来源仅为20个孤儿的低保，并多次公开宣称没有一分钱存款。
事实是，袁厉害做生意的名声在兰考几乎人尽皆知，所涉面之广，覆盖修路、圈地、盖楼、讨债、协调纠纷等领域。在一栋刚被拆除的非法民用建筑里，袁厉害就投资了45万元。
此前，袁厉害对许多媒体宣称其没有房产。
事实是，据不完全统计，袁厉害为自己和家人在兰考自建或购买多处房产，保守估算超过20套住宅。
此前，在媒体宣传中，她深受当地百姓爱戴，人们为她感动并赠予其“焦裕禄第二”称号。
事实是，面对《人物》记者采访，许多当地民众讳莫如深，闭口不谈，也有一些人对她感觉复杂，甚至颇有非议。
此前，在外界舆论中她被置于当地政府的对立面，作为制度空白与官员渎职的受害者出现。对她的同情，加剧了人们对当地政府的反感与憎恨。
事实是，她和当地民政局、公安局、土地局、计生办等政府部门都存在不言而明的互助默契。这种默契甚至成为她财富积累的重要路径。
一方面，这个农村妇女缺少教育（小学一年级辍学），性格急躁、泼辣，有着朴素与善良的动机，另一方面，她精明、警惕、狡猾、心思缜密，自我保护欲望强烈。她熟悉明里暗里的各种规则，甚至是掌控媒体心理的好手，多数时候都能取得采访者信任，达成自身目的，并巧妙隐藏秘密。
做到这一切，袁厉害靠的是催生她的社会土壤与时代特征，是中国传统农村的宗法人情社会里翻滚半生的经验，和她性子里也许与生俱来的“厉害”。
等级
在袁厉害眼中，收养的孩子们被分为几个等级。最好的孩子多数曾为兔唇、心脏病患儿，成功接受过国家免费手术，目前与健康孩子无异。心脏病患儿更受青睐，因为他们看不出外在疤痕。袁厉害喜欢“漂亮孩子”。她收养有一对大眼睛、鹅蛋脸的双胞胎姐妹，为表重视，袁厉害让出一套铁皮房给“识字、能辅导文化”的表妹住，让她专门在此看护这对姐妹花。
为了防止被福利院带走，袁厉害像藏宝一样藏匿这些最好的孩子。她的策略是分散、隐蔽加上相对好的生活条件，经过筛选，孩子被分别送至儿子家、表妹家、姐姐家和360公里外“更安全”的河北农村。在那里，他们将得到袁厉害能够提供的最好照顾，秘不见人，也不允许抱养，除了身边最亲近的人，很少有人知道这些孩子的存在。
对那些被袁厉害分入“孬”类的孩子来说，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活着”。他们患有重度脑瘫、重度小儿麻痹症或者重度白化病，连续多年住在兰考县人民医院附近一处名为“花园”的棚屋里，直到“花园”因为侵占他人土地被拆除。陪伴他们的，是苍蝇、虫子、流浪猫狗和屋旁高高的垃圾堆。曾多次到“花园”采访的前《大河报》记者林远（化名）说，他们两三个月也见不到一次“妈妈”，被长期冷落遗忘，甚至自生自灭。
有些时候他们也会被记起——被送给前来上门抱养孩子的陌生人，或是塞给前来要孩子的福利院，以及在媒体采访和好心人捐助时，展示“苦难而坚强的生活”。百度贴吧网友“可米秋”曾经见过，袁厉害拿条毛巾给脏孩子洗澡，她注意到当天有外地牌照车辆停在袁厉害家门口，“原来让他们去洗澡是又有人来捐款了”。她说。65岁的庞桂云曾不止一次想从袁厉害这里收养一个孩子，却苦于“实在挑不出来”，她看到孩子们的头油粘在床上弄不下来，在床上随意大小便，袁厉害从满床孩子里挑一个出来洗洗干净，擦巴擦巴递给她。
由于生存环境恶劣，得不到及时救治，“孬”孩子的死亡率最高。摄影师卢广目睹过“花园”的男保姆孔大爷将死去的婴儿套上塑料袋，扔进垃圾桶。
那些“不好不孬”的孩子，通常与袁厉害住在一起，被袁厉害带着洗澡、坐车、上学，或者就是在大街上闲逛，非常显眼。他们多数有着轻度残疾、白化病、兔唇，或者轻微小儿麻痹。采访中，很多人见过他们说脏话，打架，或者抢东西。一名曾经送月饼给孩子的记者看到，为了一块月饼，几个孩子大打出手。
其貌不扬的孩子想获得袁厉害的格外眷顾，有两种途径：其一是与袁厉害投脾气，如被称为“小厉害”的袁园是白化病孩子，也不算漂亮，但她刁蛮、霸道、脾气火暴，和袁厉害很像，深得其心；其二是勤做家务照顾弟妹，如袁金茹。她刚12岁，读小学六年级，有知情者称，常看到她洗一屋子弟弟妹妹的衣服。
袁厉害对《人物》记者承认，不认识的人（无论家庭条件好坏）想抱养孩子，只被允许在“孬”孩子里挑选。对她“有恩”的人或邻居朋友，可以在“不好不孬”的孩子里挑选。她不允许自己的孩子和别的孩子玩，别的孩子看到他们总是浩浩荡荡一大帮，也敬而远之。她的孩子们虽生活在社会中，却形同与世隔绝。
现在帮袁厉害照顾孩子的人，薪水为0。他们通常是当地老人，共同的特点是年事已高、无所事事、膝下无子。袁厉害有的是孩子。她送给他们“孙子”或者“孙女”并供其奶粉，他们以劳动作为回报。由于生活困窘，他们多数还从事其他兼职工作。
林远很难忘记在大火中死去的袁申，他曾是“花园”里最大的孩子，也是“孬”孩子们事实上的管家、厨师和家长。兼有轻度脑瘫和小儿麻痹的袁申，每天为十几个脑瘫、智障、小儿麻痹的孩子做点稀萝卜汤，煮几根玉米。林远问过袁申，这么辛苦，为什么还要跟着袁妈妈，袁申一字一顿地回答：“跟，着，袁，厉，害，有，饭，吃。”
战争
1989年，从医院抱回第一个弃婴时，袁厉害显然没想过这么多。那时她是一个在医院门口摆摊的小贩，心肠软，“娃要死了你还能不管？”性子又烈，“家里谁也管不了我！”她不忍心一个孩子死，靠她活的孩子越来越多。养女盼乐曾对《人物》记者回忆，早年家里穷到上街讨饭，袁厉害要到馒头，总是先尽着孩子们吃，孩子生病她去拿药，自己病了却不舍得看。
1993年是袁厉害转变的关键节点：她听说邻近的开封有个地方叫福利院，专门养没人要的孩子，她养活十几个孩子，不堪重负，意识到自己必须做出选择，留下谁和送走谁。原来一视同仁的孩子，在她眼中第一次有了层级分别——她送走了3个“孬孩子”。因为国家补贴太低，福利院不愿收孩子，双方破口大骂。她把孩子丢下就跑，为了不被福利院的工作人员追上，她被迫坐了人生中唯一一次出租车。
袁厉害反复把这个故事的各种细节生动地描述给各家媒体。只是讲得太多了，有时候讲成“出租车”，有时候又讲成了“三轮车”。
这显然不是一次愉快的回忆，1993年后，她13年没再招惹过福利院。不过，随着国家政策风向的变化，她和福利院像两个存在领土纷争的邻国一样战事不断。
2006年，她渐渐出名，孩子的数量也达到了三四十个，当地一家电视台的记者提出，带着袁厉害去福利院送孩子，她就跟着记者去了。“他们照样不收！”袁厉害恨恨地说。
2008年，袁厉害收养孩子的人数已经超过开封福利院。福利院院长有一日突然找上门来，提出拉走全部孩子，“不分孬好都要”，“还又是请客吃饭又是给我买东西”，袁厉害后来才知道，“是国家的政策好了”。
政策指的是2008年9月5日民政部、国家人口计生委等五部委下发《关于解决国内公民私自收养子女有关问题的通知》（民发〔2008〕132号文件），依据这一文件，福利院每个孩子每月可以获得1000元国家拨款。
为了应对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事，她不得不事先做出判断：最好的孩子藏起来，最孬的孩子可以随时送走，不好不孬的孩子最好能够留下，实在没办法的情况下也只好送走。袁厉害“藏好留中放任孬”的分层管理日渐秩序井然，她恩威并施，孩子们要么因为爱她而拥护她，要么因为生存而追随她。
袁厉害近乎文盲，她手上有20个低保名额，却一时想不出20个正常名字，就把孩子们取名“袁哑巴”或者“袁瞎子”。如果有孩子死了或者离开，就会有孩子自动接替这个名字。随便是谁，重要的是能接着拿低保。
袁厉害自称，自己至今还欠着某超市几百块钱奶粉钱，2011年，她还告诉想帮助她的一个东莞企业家，孩子们3个人盖一条被子，希望他能捐一些棉被。这些信息用以佐证孩子们生活条件的恶劣。她对此的解释是：“没钱，精力也不够。”
财产
袁厉害到底有多少钱？连与她最亲密的长子杜鹏也说不清楚。但袁厉害向《人物》记者承认，她为自己和家人自建或购买过6处房产，累计超过20套住宅，另有2间店铺、3处铁皮房，还有两块土地。
第一处被称为南院，是起火之地，分为上下两层，共四居室。几年前，兰考县人民医院扩建急诊室，袁家用了8间简易门面房换来了该房子。
第二处为杜鹏家（北院），为一套带院子的5层楼，杜鹏住在一层。对这套房子，袁厉害的版本为“2011年花了近10万买的”，杜鹏的版本为“地皮本来就是袁家的，袁家用地皮换了一层楼”，而一位与袁家关系亲密的知情人称，“整个5层高小楼都属于袁家，是袁家买地皮自己盖的”。
第三处为南院北院之间的6层高2单元居民楼，下有地下室。袁厉害称，她用一个企业家老板捐的10万元钱买下了该居民楼的第6层，要给收养的孩子住。房子已经建成半年多，但袁厉害始终没有装修，孩子们当然也没有入住。但另一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情人称，这栋房子为袁厉害出资、别人出地合伙入股建成，袁家占有半栋楼，不含地下室共6套住宅。
第四处为小儿子杜鸣的婚房。杜鸣向《人物》记者透露，他新婚时，母亲给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价值10多万元。
第五处为杜鸣的养母住的房子——因为袁厉害养子太多照顾不过来，杜鸣出生不久，就交由养父母代养。这位养母告诉《人物》记者，老两口从河北邢台来到兰考后，住的房子也是袁厉害“让大队为他们盖的”。
第六处为一栋7层高、面积3600平方米、造价300万的住宅楼盘，在离袁家1公里的许贡庄村入口处，建于2012年6月。同月，该楼作为违章建筑被强行拆除。
楼盘的废墟，横在开封方向往兰考县城的必经之路上。1月14日晚7点左右，《人物》记者和袁厉害弟弟袁九星，以及袁厉害多年好友、兰考计生办主任王丽兰开车经过此地，天黑雾霾大，车子颠簸，接近此处，沉闷一路的王丽兰情绪突然高涨，她一把拍醒快要睡着的记者，再三示意记者向外看，“赔了一百多万啊。”她说。
随后，王丽兰承认，自己和袁厉害都是“楼盘主人”。袁厉害以股东身份投资参与该楼盘，按照当时签订的协议，该楼为4家所有。其中，杨姓村民以地皮入股占一份，其他还有3份预计每人投资90多万。而袁厉害和王丽兰合为一份，袁厉害占有该楼盘12.5%的股份，先期投资了45万元现金。
除此之外，袁厉害还有2个铁皮房出租给别人，另一处铁皮房安置养女双胞胎姐妹。在兰考县人民医院大门口的南北侧，她还分别经营了一个米线饭馆和副食摊位。
袁厉害否认她的财富积累与捐款有关，她说自己没有账本，捐款都随捐随花到孩子身上了。一个企业家捐的10万是最大的一笔，其次是《大河报》的“大河之爱”基金2万，其他“都是小钱”。
谈到与钱有关的话题，袁厉害的回答常常前后矛盾，例如，照顾孩子究竟需要多少开销，袁厉害就公开说过多个版本。她告诉《人物》记者，没多少开销，衣服都有，就管口饭吃。此前，她对许多媒体的说法是，平均每个孩子每月四五百，光奶粉钱一个月就五六千。这个数字被许多媒体转引。
每当有媒体质疑她的经济状况，或者用她那些前后矛盾的话询问她，她难以自圆其说，会突然嚎啕大哭起来，或者对天赌咒“一头碰死”，有时候干脆血压升高、昏厥过去。
神通
一位老邻居用“神通广大”来形容现在的袁厉害，她涉足的生意包括修路、圈地、房地产、替人讨债、协调纠纷并从中抽成，她的财富积累也主要来自于此。
半个世纪来，兰考一直生活在“道德楷模县”光环的笼罩之下，这里出过焦裕禄，从毛泽东时代起，每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会莅临兰考，并分别做出“大力弘扬焦裕禄精神”的批示。
同时，兰考保存着几百年来传统中国社会的风俗，做生意不找公司或者律所，而是找一位德高望重的“中间人”。兰考人相信，有这位“中间人”在，生意的诚信就可以保障。
2005年，河南省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大河报》报道了袁厉害收养弃婴的故事，这篇报道给她带来了极高的声望。一时间，兰考无人不识袁厉害，袁厉害也乐于谈论报道发表后流传的说法—“焦裕禄第一，袁厉害第二”。
随着报道增多，袁厉害的声望像滚雪球越来越大，使她成为一个天然的“中间人”，加上她聪明、仗义、办事麻利，和一些政府部门又有“交情”，很快跻身为这个行业中的佼佼者。她曾告诉媒体：“县里三条路都是我带领修的。别人5000，我只要3000。”
政府部门对袁厉害的依赖与信任，也是她一步步走到了今天这个位置的幕后推手。
帮袁厉害办下20个低保名额的民政局救助股原股长冯杰，曾在媒体质疑袁厉害非法收养时，为她进行过委婉的辩护，“兰考到现在都还是国家级贫困县，几十年一直没有能力建社会福利机构，开封市福利院又拒绝接收，我们只能默许袁厉害继续养育这些弃婴，并尽力给予物资帮助”。
多年来，医院、公安局、民政局等部门不断地往袁厉害处送弃婴，她也借此与这些部门达成了一种不言自明的默契。2011年，曾有记者目睹过袁厉害办送养手续的全过程。从民政局开具《弃婴捡拾证明》，到找110警察确认，再到城关镇派出所进行信息采集，给证明信盖公章，一路绿灯，办完这套程序只需两三个小时。
袁厉害并不忌讳谈论她的“社会活动能力”，她和孩子们看病、拿药多数时候不花钱，她也向《人物》记者承认，自己能“动用社会关系”给无证土地办土地证、给超生的父母办准生证、上户口，或者把扣押的违章车辆捞出来，办这些事都可以收钱。
兰考很小，坐当地最主要的交通工具三轮车，5元钱能去往县城的绝大部分角落。这里没有什么秘密，三轮车夫们能说出这个县城大部分房子是谁家盖的，地是谁家的，谁有钱，谁混蛋，谁和谁关系特别好。
兰考没有什么规划可言，它匪夷所思地混搭了半个世纪来中国城市、县城、农村能见到的几乎所有建筑形态，相邻的房子往往颜色、形状、层高均不同，甚至不在一条水平线上，常常一座看上去现代化的全落地窗高档住宅楼，紧邻着一个石棉瓦尖顶平房。“只要你有地，你想咋盖咋盖。”袁厉害的一位老邻居说。
如今很多时候，收养的孩子成为袁厉害用来办事或牟利的工具。听说哪儿有无主土地，她就率领“童子军”前往占领，搭个铁皮屋棚“火线入主”，以造成土地归其所有的既成事实。一名县民政局工作人员也曾对媒体透露，袁厉害借孩子向政府提条件，一旦不满足就让孩子在办公室拉屎撒尿，“大家都怕她”。
火灾之后，兰考城里弥漫着一种诡异的沉默。记者随机采访路人，对袁厉害三个字大多讳莫如深，有知情人提醒，当地人已被封口。焦裕禄陵园中，一对打扮“洋气”、本地口音的老太太听到记者问袁厉害，马上说，“我们都是农村来进城玩的，我们啥也不知道”。而在“花园”旧址，做花鸟营生的老邻居对记者撒谎道：“袁厉害天天都在，孩子吃得很好，过得也很好，没有条件差，我一直都看着他们长大。”
不过，在百度贴吧兰考吧上，兰考网友多多少少透露了他们的不满，一时间本地网友和外地网友骂架频频，外地人大多为袁厉害树碑立传，而本地人则对外地人“不知实情”嗤之以鼻。
这些年里，袁厉害是袁家上下四代人的核心，或者说经济支柱。女婿郭海洋略有遗憾地告诉记者，她至今不肯让儿子、女儿、女婿参与她的生意，长子杜鹏已经是3个孩子的爹，不与母亲同住，但月月工资都要上缴由袁厉害再分配。杜鹏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妥。
对自家的经济状况，袁家成员掌握的信息不尽相同，根据他们和袁厉害关系的近远亲疏，依次递减。被认为是袁厉害接班人的长子杜鹏，知道母亲“做些生意，但挣的都是小钱”；次子杜鸣知道家里至少有4套房子，也不清楚具体数目；女婿郭海洋认为，袁厉害“被人利用”，“那些传说和我妈有关的楼，都是人家顶着她的旗号搞的”。而且，他们每个人都相信，自己知道的是全部。
衣衫褴褛的袁厉害带着她衣衫褴褛的孩子们走在大马路上，就像一支巡城的队伍。这一度是兰考的一道奇景，但在一场火灾之后，如今已不复存在。
病人
2011年底，袁厉害将“孬”孩子从“花园”搬入南院，对外口径为改善孩子生活环境，而真实的原因之一是，当时袁厉害和别人争“花园”的土地失败，袁厉害和孩子们被轰出来。
1月4日上午8点多，南院突然起火，很快蔓延到上下两层楼，屋里8个孩子，只有10岁的袁小十逃生，火灾的真正原因至今不明。
失火时，袁厉害并不像她此前向其他媒体表述的那样送孩子上学，而是正在县土地局和村民赵二争夺一处无主荒地的所有权。
失火后，福利院到袁厉害家，拉走了家里剩下的11个孩子。袁厉害也突发高血压住院。袁家上下不再工作，十几口人日日守在病床前。袁家人每天上网搜索关于袁厉害的最新报道，对身份可疑的访客随时打开DV和录音笔。
在《人物》记者采访的一周里，慕名来捐款捐物的人一天最多有十几拨。袁厉害总会一边亲昵地喊着“弟弟”“妹妹”“大哥”“大姐”，一边用两只粗大的手紧紧钳住对方：“心意收下，钱你拿走。孩子都没了，我不要钱！”
推诿几句后，她收下了其中的一部分，并熟练地让在旁记者记下好人名字，“多宣传宣传”。来人走后，她会费力弓起身子，让儿媳妇从她屁股底下把钱摸出来，数数有多少。
这一周里，有近百家媒体的记者来到这里。袁厉害很愿意谈她抱着一名央视著名女主持人哭了5分钟的感人故事。而面对大部分媒体都会提到的质疑，袁厉害几乎每一次都要拿命赌咒，“要是我（送小孩）收钱了，就枪毙了我！”“我有一分钱存款，我一头碰死！”有时还会流下泪水。而大多数记者们也似乎被她说服，不再继续追问。
大火至今，案件还在审理，包括冯杰在内的兰考县6名官员落马。这些官员此前与袁厉害关系都不错，她有些为他们抱不平，“下来的都是些小官，有的帮过我，就算没帮过，我去找他们也都听我说话”。
与此同时，各大网络论坛中，推举袁厉害为“感动中国”候选人的声援帖声势越来越大。截至记者发稿时，“天涯论坛”的声援帖有248条回复，帖中写到袁厉害“比雷锋更让人感动，比焦裕禄更加伟大”，“不是凡人，而是活菩萨”。
1月12日，“袁氏宗亲会”专程从湖南赶来医院，把袁厉害的名字记录在袁氏宗族的名人册上，这成为袁厉害评估自己人生的重要时刻。她直到第二天也不能平静，指着电视新闻上的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告诉记者，袁贵仁在宗亲谱上，“俺也在！”
少有人知的是，由于许贡庄村入口的那栋楼盘被作为违章建筑拆除，损失巨大，5个合伙人意见产生了分歧。袁家人一再重申的观点很明确：“哪怕钱都打水漂了，也不许曝光！”而大量媒体的到来让其他合伙人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另一条门路，地皮主人和另外两名男性合伙人找到《人物》记者，希望通过媒体获得赔偿，挽回平均每人高达90万的损失。闻讯赶来的合伙人之一王丽兰见到记者，便开始讲述一个“好心人帮助袁厉害盖楼”的故事，编到一半，她发现之前其他合伙人已经和盘托出实情，只得离去。
家人担心的是，袁厉害真实的经济状况会影响她的形象，更何况“现在在风口浪尖上”。袁家人的口头禅是“现在绝不能提！”无论袁厉害的儿子、儿媳妇、女儿、女婿、弟弟是在喂奶，在吃饭，还是在看电视，都会冷不丁冒出一句，“不能提，现在不是时候！”
除了偶尔出门吃便饭，袁厉害的弟弟袁九星一刻不离开病床。他微蹙眉头，语气愣而急，对一切外人表现出警惕。现在，他更像袁厉害的官方发言人，除了鸡毛蒜皮的家常问题，都要代表袁厉害回答。很多时候，袁厉害有话想说，被弟弟噎了回去。好不容易趁袁九星不在，袁厉害刚开口，儿媳又自动取代了弟弟的职务——她坐在病床边，抱着孩子的胳膊肘始终抵在袁厉害腰间，随时准备在袁厉害说错话时捅一下——“妈，都说了，现在不是说这事儿的时候！”
但当家人不在身边看着时，袁厉害也会吐露一些真心话。她并非没有意识到这种角色给她带来的负担。“我又不傻，我知道很多时候就给人当条狗，可是怎么办呢，我想挣钱。”说着，她的眼眶有点红。
她从没过过一天有钱人的生活，敢挣不敢花，唯恐被骂“钱是骗低保、卖小孩来的”。她的棉袄早已破了洞，露出棉花，那是多年前，当地民政局一位局长的母亲亲手为她缝的“保护袄”，里面是一件黑白条纹衫，半年没换过，夏天当T恤冬天当秋衣。她低声说，“我不敢穿好衣服，怕人家说我”。
来源：人物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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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一十 | 时代正在改变
作者：張鐵志
（本文为张铁志新书《时代正在改变：民主、市场与想像的权力》自序。）
1991年，我进入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彼时，台湾刚解严四年，正经歷民主化初期各种社会力的激烈衝击。
台湾的民主化虽然已经启航，但未来仍然充满不確定性。
在1991年，还有学生因为思想问题而逮捕，反对者仍然为了废除箝制言论自由的法律而在街头被水柱强
烈衝击著，而立法院还都是未改选的老代表。在台湾之外的世界，柏林围墙才刚崩塌，苏联正在解体，有人宣称「歷史终结了」－－但，我们不是才正要开始我们的新歷史吗？
这个岛屿將要航向何处呢？
做为一个刚进入大学的知识青年，遭逢这样一个迷惘与不確定的歷史时刻，年轻的我狂热地吸取各种知识，並且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校园內与校园外的。我们不希望错过歷史的变革。
彼时的我也开始思索一个巨大而天真的问题：世界上最理想且又可行的制度是什么？如果我们的终极价值是自由与平等，那么什么样的政治经济体制可以落实这些价值？社会主义瓦解了，就真的代表资本主义胜利了吗？或者，是什么样的资本主义？而威权体制消失，民主出现了，但是我们要什么样的民主？
从大学到政治学研究所，我认真阅读著过去四十年被禁绝於台湾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和新左理论，阅读著自由主义；我开始探究资本主义、现代国家和代议民主制度在几世纪前的兴起与转型，开始研究战后东亚政治经济的发展，思考他们在威权体制下的经济成长。
几年下来，当然没有寻求到最终解答，虽然方向更清晰了些。2002年，我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继续深究年轻时的疑惑：研究拉丁美洲与东欧的转型，研究全球化与福利国家体制，当然还有中国独特的转型之路，以及台湾民主化的动力与困境。
念博士期间，我开始在台湾媒体写专栏，並且在08年之后，开始在大陆写文章。
专栏写作的背后是我的简单愿望：让学院知识可以公共化，並参与建设一个更丰盛的公共领域。因为我始终相信那句老话：知识不只是用来理解世界，而是改变世界。在台湾，我也实际参与许多社会行动，希望找到知识与实践的结合。
仅仅几年前，会在大陆媒体写文章、进入此地的公共领域论辩，是我难以想像的。没有想到，这几年確实意外成为大陆公共领域的一个参与者。中国的转型是人类歷史上巨大的一页，而能够用文字和思考去参与这场变革，也是一个难得的机遇。我期许我的文字能够对现在的討论提出一些不同的视角：
其一：我很瞭解大陆朋友对台湾转型经验的兴趣，也看到不少浪漫的想像或者误解，因此希望提供一些在大陆的一般论述中少见的视角。我的专栏文章大都不是新闻时事性的评论，也不是表达对岛內蓝绿政治的好恶，而更多是提供歷史和理论性的分析，且更多关注公民社会的发展经验。
其二：我和部分港台知识界朋友和大陆目前自由派与新左派的价值立场都不尽完全相同：我们倾向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经济上的社会民主主义，因为我们相信政治自由与社会平等是要同时追寻的目標。本书中许多对台湾或美国民主的批评，可能会让读者朋友们感觉比较「左」，但必须澄清的是，这个「左」和大陆所谓的「左」是有著根本的不同：我们並不质疑民主的基本价值，而是对民主有更高的期待。台湾或美国民主的弊病，当然不是因为他们有政治竞爭、三权分立──这些当然都是好东西──我们在乎的是，如何透过更进一步的制度改革来確保公民的自由与平等。
除了对台湾以及国际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力结构的討论，本书更关注那些正在发生的改变。部分由於我们处於一个网路时代，一个人民可以掌握资讯权力的时代，我们看到了这个时代正在改变；不论是世界各地或者华人社会，新的公共领域正在形成，新的民间力量正在崛起──尤其是年轻人──去挑战既有的政治与经济权力。
二十年前青春的我对知识与现实的困惑，现在或许也是不少读者的困惑：中国该往哪里走？要建立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制度，才能承诺政治共同体中每一个人的起码尊严与幸福，確保每一个人的根本自由与平等？
没有人有乌托邦的简单答案。重要的是，对於这些问题，对於这场变革的方向以及明天的具体样貌，每一个人都將是关键的参与者，都会是时代的改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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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览中国 | 丁子霖 蒋培坤: 天蒙蒙雾重重良师诤友已去矣
1994年，摄于中国人民大学静园一楼43号丁子霖、蒋培坤家中
在农历龙年岁末，北京浓重的雾霾中，我们遽然痛失了许良英先生和王来棣女士。
自从1992年结识以来，他们一直是我们的良师诤友；二十多年来，我们与他们的交往从未间断过。
1月30日下午，北京依然是雾霾重重。这天是首都各界人士与许先生遗体告别的日子。
在这个日子，我们想起了去年九月下旬，我们回南方前去看望他们夫妇的情景。那时王老师脸部有些消瘦，她的癌症已渐渐得到控制；许先生精神尚好，只是行动有些缓慢。他劝我们不要回南方，岁数大了，不宜常走动。我们告诉他们，时间不长，不到年底就回，回来后再来看你们。没有想到，这居然是我们最后一次与他们见面。他们走得太匆忙，没有等到我们再见上一面、说上几句话就离去了。
去年12月初我们从南方农村回到北京后，因为忙，一直拖到下旬才给他们家里去电话，这才知道他们两人都住进了医院。第二天，我们赶到海淀医院去看望他们。许先生已经处于长时间昏睡之中，我们一个劲儿地在他耳旁叫“许先生，许先生……”，叫了好久才见他两只眼睛先后睁开一条缝（后据其小儿媳讲，这就算醒了），喉间发出细微的声音，但就是说不出一句话。他似乎已经意识到有人来看他了。接着我们又去看望了王老师，她已经失去知觉，任凭我们怎麽呼喊，都没有任何反应。我们只能默默地在她身旁站了一会儿……。第二天，她平静地过世了。我们盼望许先生能出现奇迹。每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看他的“病情报告”（他长子许成钢给我们留的“博客”）。有一段时间病情似乎平稳些，我们也稍稍宽心。1月23日他长子要回香港，说两周后再回来。没有想到，成钢离开的第二天，许先生病情恶化，接着就停止了呼吸。王老师殁于去年12月31日，许先生殁于今年1月28日，一前一后俩人相随而去，相差还不到一个月。
如今与许先生的遗体告别，不由得回想起这二十多年间发生的许多事情，一桩桩、一件件，在我们脑海里像电影般闪动，禁不住悲恸欲绝，难以自拔。
感谢上苍，让我们在苦难中有缘结识了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华民族历史上这对启蒙思想家夫妇。
回顾许先生和王老师在一生中做过什么事、出过什么著作；追索许先生青年时代怎样十六岁就“把脑袋別在裤带上”(许先生对我们这样说过）参加了地下党斗争；中共建政后又怎样成为“没有右派言论的右派”；当“右派”后又怎样在老家农村“掙工分”苦苦熬过二十年，后来又怎样一边务农、一边从事整理、研究爱因斯坦著作，由此走上科学、民主的坦途，成为上一个世纪中华民族史上的启蒙思想家；从上个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一直为中国的民主、人权、法治奔走呼号……，这不是几篇文章几本书所能尽述的。许先生生前说过他要写一部回忆录，但据了解只写到1958年，他本打算余下的部分要到他95岁以后再完成，可惜他没有来得及写完。
我们在这里只想以个人的角度，讲述他们夫妇自1992年以后这二十多年里与我们交往过程中的点点滴滴。我们认为，这也许能让人们了解许良英夫妇平时为人处事的准则，更清晰地体会到什么是许良英精神。
（一）
回想1992年，这一年对于我们两家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这年10月，我们在中国科学院出版的《未来与发展》刊物上读到许良英先生的一篇文章：《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该文掷地有声地打破了“六四”血腥镇压和随后的大清洗所造成的万马齐喑、一片沉寂的氛围。为此，在党员重新登记时当局不准许他登记为党员，就此结束了他46年的党龄。而我们也同他一样，遭受到类似的命运。在这一年以及此前因接受美国ABC等海外媒体采访，披露了儿子和其他遇难者被害的真相，公开谴责了“六四”大屠杀而遭受当局剥夺教席、停止招收研究生、禁止发表文章等一系列处罚，丁更因拒绝党员重新登记而被中共除名，从此也就结束了32年的党龄。
我们正是在备受丧子之痛和行政打压的情况下，读到本系一位青年教师传来的许先生的那篇震耳发聩的文章，读后受到极大震动。当即托他帮助联系，请求拜见。没过几天，我们就获得了许先生的热情相邀。
第一次是在他们家中见面。那时的许、丁两人均已无中共党藉。虽然是初次见面，但一见如故，没有客套，没有寒暄，气氛亲切、坦诚。他们夫妇俩除了详询我们儿子遇难前后和家庭的情况，还向我们介绍了他们的苦难经历和思想变化过程。在这两位前辈面前，丁也毫无顾虑地向他们坦诚了“六四”开枪前自己对中共政权的愚忠以及对自由、民主的无知……。
与许先生夫妇的相见、相识，对我们当时的走向来说确实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在当时，发出公开抗争第一声并不困难，难的是如何应对随之而来的一系列高压，如何坚持下去。可以说，那时我们又一次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苦痛、困惑、渺茫，无所适从。
中国人民大学与中科院黄庄宿舍相距不远，骑自行车只需要十来分钟。从此，我们就经常去许先生夫妇家。
在我们的观察中,这二十年中的前十年，他们家几乎是遭受中共迫害的受难者及其家属的心灵港湾和驿站。从五十年代的“右派”，到七十年代“四五运动”、“西单民主墙”运动的政治犯，八十年代“六四”惨案的良心犯，九十年代的各种政治反抗者……，对于来访者，他们总是一一热情接待，有些还在他家里住下。这段时间许先生常常接到民运人士的来电、来信，不论其声名显赫还是地位低微，他们总是有电必回、有信必复，绝不拖延。像魏京生、徐文立夫妇、刘念春夫妇、王丹及其父母、刘刚弟弟……等等，都是许先生夫妇介绍我们认识的。而当魏、徐、王、刘等人在狱中时，他们的家人又都是许先生家的常客。
许先生夫妇对我们“六四”受难者群体更有着一份特殊的关爱。他们始终如一地以他们的实际行动来支持我们；他们不仅帮助各方朋友向我们转达捐款，而且自己拿出钱来捐给难属。他们默默地为我们这个受难的弱势群体做了许许多多不为外界所知的实事。许先生夫妇不仅是个呼吁民主、人权的启蒙思想家，而且还是个充满爱心的人权践行者。
他们一直帮助我们寻访同命运者，初期一些重要的受难者线索，如体院学生“六四”重残者方政，北大遇难讲师肖波的孪生遗孤等线索都是他向我们提供的。不仅如此，他还委托身边一些年轻人来协助我们寻访。记得九十年代中期那几年寻访到的人数急剧增加，眼看着不少受难家庭遭受精神和经济困难双重折磨，而我们所能募集到的捐款又极其有限，常常陷于对新找到的家庭无捐款可转的窘境，许先生夫妇得知后常常在我们去拜访时从书柜中抽出书中夹着的捐款交给我们，有美元、德国马克、日元、人民币……这都是海外友人托他转交的人道捐款。当然，那时我们更多是处于“断炊绝粮”的状态。记得有一次我们去他家，王老师到里屋拿出一个白信封，内中装着5000元人民币，说明是他们自己捐的。我们实在不忍心收下，因为我们太清楚他们日常俭朴的生活了——布衣布裤，粗茶淡饭。老俩口脚上穿的塑料拖鞋都是5元一双的。此后，他们还从自己身边的同事、老友处为我们募集到一笔又一笔捐款。其中有一笔十分感人，那时单位搞房补（改善知识分子的住房条件），有一对已退休的老知识分子，从他们那里得知我们难属的艰难境况后，决定不买新房子，从房补中拿出10000元托许先生夫妇捐给了我们。王老师罹患鼻癌后还惦着难属，知道我们每年都举行新春餐会，她连续数年早早准备好一些营养品让我转交给其他患病的老年难属。
北京体院学生方政在当年的“六四”凌晨从天安门广场和平撤出时遭坦克碾压失去双腿，被撵出北京后去海南谋生又一直厄运连连，许先生夫妇始终挂念着他的处境。当他们得知方政远在海南日子艰难，想回合肥父母身边，但屡次申请均遭当局拒绝。老俩心急了，要丁一定想方设法帮方解决户口问题，后来丁终于找人了结了这个难题。方政是个重情义的人，在他几年前被迫去国赴美前夕从安徽来京与“天安门母亲”话别后，已经很疲乏了，他还是执意让其妹夫推着他坐的那辆破旧轮椅从万柳地区走了一个多小时到黄庄许家，与许先生夫妇亲自告别——现在许先生夫妇过世了，那次一别竟成永诀。
北京青年工人黄宁“六四”中遭枪击，双目失明，就此失业。妻子怀孕在身，黄宁自强不息，伤愈后即上了按摩学校，但结业后苦于找不到工作。许先生得知后主动通过老友帮他托关系、找门路，终于在市内一所按摩医院谋得了一份可以养家糊口的工作。
许先生夫妇虽是高龄老人，但从来都笔耕不辍，每次我们拜访，他俩都是停笔从伏案几头站起，在我们身上不知耗费了他们多少宝贵的时光。他们对于难属群体从不吝惜时间和精力，总是耐心地倾听我们事无巨细的诉说：新寻访到的难属及其家庭状况，人道捐款的收转，难属间的交流，当局的阻拦，骚扰和破坏，以及我们的应对……我们报喜亦报忧，从不向他们隐瞒，有时许先生会听得爽朗大笑，而王老师则在一旁会心地微笑。
（二）
蒋同许先生一样，出生在南方农村，从来就没有过生日的习惯。自从我们成家后，生活清苦，孩子多，只有在孩子生日那一天全家吃面，从来都轮不上他。我们与许先生相识后的第二个冬天，他们知道1993年11月15日是蒋的生日。于是，他们夫妇在家中特意为蒋张罗过六十岁生日，不仅准备了奶油蛋糕，还按我们南方人的习俗吃了面。这都是老俩口亲手操持的，友人小齐为我们摄下了当时的珍贵镜头，至今翻看那张包括他们小孙女在一起的合影，真是不胜唏嘘!那天谁都未提“六四”，更未提我们的亡儿，但大家心里都惦着。许先生夫妇以他们博大的爱默默地抚慰我们的丧子之痛。此情此景，怎能忘怀！？
1993年11月15日，摄于中关村中国科学院黄庄宿舍楼许良英、王来棣先生家中
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当时我们住在无锡乡下。这年8月18日至9月30日，无锡市国家安全局以“经济来源不清”的莫须有罪名，把我们秘密关押在无锡某处达43天之久，重获自由后回到北京，得知除了周淑庄等难友为我们呼吁外，许先生也挺身而出，对西方媒体说：说丁子霖贪污捐款？岂有此理！他怒斥当局无道！
这二十多年时间里，我们常常遭受到国安部门的盯梢、骚扰、监控，甚至长时间的监视居住，有时一年中便衣在门口会累积看守达三个月之久。而许先生夫妇也几乎与我们同时，受到海淀警察的把门监视、上门盘问，一碰到敏感时间、敏感事件就要把眼睛紧盯着他们，甚至病得不能出门仍依然如故。他们把这看做家常便饭，有时气极了就斥责他们没有人性。
许先生为人处事经纬分明，只求真理、不认亲疏。有时也会对我们当面批评，毫不客气。记得有次为了一位民运人士，他严肃地批评丁：“你根本不懂政治！”“你太轻信了！”丁不服气顶撞他：“我怎么不懂政治了？我一辈子吃了政治多少亏，我儿子都被政治害死了，我厌恶透政治了！”丁越说越激动，竟从座上站起来，许先生亦被气得站了起来。王老师急得忙在一边拉劝：“你们两人心脏都不好，干嘛这么激动，都给我坐下。”
这场争执过后不久，许先生为了说服丁，一天突然亲自步行到我们人大宿舍家中，一进门就对丁说：“你不是要事实吗？我求证过了，我给***的父亲打了电话，他父亲亲口在电话中讲的，他们家从来没有在中南海住过……,更谈不上江青抱过***。原来那天他老人家步行来我们家就为了这一件事。在事实面前，丁不得不口服。过了些日子，丁又获悉那位民运人士的一些表现，证实了许先生对人对事的判断。当时我们在无锡，等不及回北京，丁立即拨通了长途，在电话里对许先生说：“您是对的，我错了！”这回丁确实是心服了。
（三）
1994年3月，那时北京、上海等地逮捕了一大批人，包括北京的魏京生，国内再度风声鹤唳。我们万分焦急，蒋建议由许先生牵头发一份公开信，呼吁释放政治犯，并带去了蒋草拟的呼吁书文本。许先生说这个主意与他不谋而合，完全赞同。但看过蒋草拟的文本后对蒋说：“这样写不行！你们搞文学专业的，文字不够理性、简明……。”他很快亲自动手写出了那份世人所知的《为改善我国人权状况呼吁》，而且运用他的影响力征集到了邵燕祥、刘辽、张抗抗等人的签名，刊登在当时的《纽约时报》，被人们称之为“七君子上书”。
许先生政治嗅觉极其敏锐。此后，他又不失时机地在联合国宽容年发起了《迎接国际宽容年，呼吁实现国内宽容》的公开信。征集了王淦昌、杨宪益、周辅成、林牧、吴祖光等45人签名。这封公开信影响很大，得到了国际上上千名科学家乃至10名诺贝尔奖得主签名，可谓上个世纪90年代中华民族史上的一项壮举。
许先生对人对事疾恶如仇，眼皮底下容不得半粒沙子，不管是谁，只要在他面前撒了谎，他都要一追到底，丝毫不留情面。曾有一位民运圈里的老人，自称曾担任过前中共书记胡耀邦的秘书，当时他拥有很多群众（现称粉丝），他先识许先生，后许又把他介绍给我们。在我们的印象中，许多与他相识的人（包括我们在内）从未怀疑过此人这段光荣历史，国内民运人士这样口口相传，海外媒体也一而再再而三地这样介绍他的身份。可唯独许先生较了真。他以一位科学家的求真精神写信向其本人直接求索真相（许先生好傻啊！）逼得对方气恨不已，但又不得不做出书面答复。那年元旦，正好我们去向许先生夫妇拜年，两位老人正在打笔仗呢，你来我往。那天一进门，许先生就对我们说：“这个元旦我倒霉透了，不得不给他写这样的长信。”我们听了挺纳闷，随后他给我们看了对方的来信。我们记得此信开头是这样写的：“好吧！我来向你交代历史……。”然后是哪年哪月干了什么，哪年至哪年……。果然，从此以后，这位老人在有生之年，再也不向人提起那段光荣历史了。其实，今天想来，许先生这样做，又何尝不是对他人的爱护呢！
许先生夫妇俩都是原则性极强的人，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许先生刚直不阿，坚定不屈，王老师则柔中有刚，韧性不折，他们俩都是民主理念的忠实践行者。
记得在1998年，国内涌动组建反对党。许先生夫妇和我们都持不赞成的态度，认为当时组党条件尚不成熟，不能轻信当局去民政局申请那一套鬼话，弄不好就会自投罗网，把89年“六四”之后好不容易积聚起来的那批民主火种被当局像割韭菜那样一起割光。我们与许先生夫妇不约而同，都持有同样的看法,用不着讨论即成共识。我们都想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去劝诫身边的朋友。
一天突然获悉，继王有才在杭州之后，徐文立在北京也宣布成立民主党了，而且这两人都去当地民政局申请登记。我们来到许先生家，他连声埋怨：“徐文立不该上当，他年岁也不小了，又多年坐牢，有从政的经验，怎么会这样误判形势呢！”许先生接着对我们说：就在前一天，徐文立还在他家里信誓旦旦地说：他自己是“广交友，不结社”。可是泼水难收啊！
此后一些日子里，我们再去许家，他拿出徐文立每天给他发来抬头写着“徐办”的文告给我们看，大家都哭笑不得。终于，最担心的事不久就发生了，浙江王有才与北京的徐文立等一些同道们先后相继被捕并被判了重刑。
我们再去许先生家时，他不仅不再责备与埋怨，而是拿出一份为徐文立他们辩护要求释放的呼吁书，征集我们签名，丁甚是不解，快语道：“这样不听劝，一意孤行……。”许先生一脸正气，站起来严肃地对我们说：“不！伏尔泰曾经说过：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讲话的权利！”。
感谢许先生，他又给我们上了一堂活生生的民主教育课。
（四）
在我们所了解的人之中，最典型的是他对刘晓波的态度。许先生是个爱才、惜才的人，平素对刘晓波并无成见。那是因为刘在“八九•六四”后在秦城监狱以“见证人”身份对狱方说了“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人”这句话。官方利用此话在海内外媒体广为散布，以图抵消血腥屠杀的罪行。许先生对刘的这番言论极为愤怒，说他是在为当局说话。刘晓波出了秦城监狱后又写了《我们被我们的正义所压倒》一文。许先生更为光火。他认为这是学运参加者自己跳出来对“八九”运动采取否定态度。当时，我们与许先生不谋而合，也不同意此文的立场、观点，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愿见刘。后来在刘经人一再转达要求同我们见面的意向后，我们才终于在1996年夏天同他见了面，通过当面直接交谈才渐渐消除了一些隔阂。然而，许先生却始终坚持不见。据刘亲自告诉我们：在屡次请求拒见之后，一天他和周舵两人请包遵信（那时许先生刚为包的文集做了序）领着他们叩开了许先生的门。没想到，许先生一点面子都不给，连包先生在内三人一起都被他轰出了家门。
事后，我们曾试着问过许先生：“您不是信奉伏尔泰的名言吗？为什么不给刘晓波他们见面的机会呢？他说：“这不同于观点的争论。”他平生最看不得背叛或变节（我们分析这也许是他青少年时代做地下党工作所形成的观念）。其实，我们后来之所以原谅刘说“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人”的话，是因为当时他在广场，确实没有亲眼见过死人；而我们寻找到的广场旗杆下的死难者也是后来才发现的。至于《我们被我们的正义所压倒》一文，最多只是观点上的不同而已。
同在北京住，刘晓波在2008年底失去自由前始终未能如愿与许先生见面，也许正因如此，所以他在文章中总是反复忏悔、反思，也多次请求我们在许先生面前多作解释，也许在他内心深处一直在期盼着老人的宽恕和原谅吧！
据我们从旁观察，许先生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已不再批评刘晓波了，但毕竟心结未曾解开。2008年底我们返京后得知，由刘晓波参加起草和发起的《零八宪章》，总体上许先生是支持的，但认为在某些方面还需要斟酌、修改，可惜当时时间已来不及了，所以他们夫妇俩没有签名。事后我们曾设想过，如果当年不是蒋在无锡发作脑梗，早日回京参与征集签名与沟通的话，说不定许先生夫妇会签上自己的名字。
（五）
自从我们认识了许先生夫妇，他们俩就热心地把我们介绍给他们所信赖的老朋友，如杨宪益、李慎之、于浩成、胡绩伟、方励之等人，这些人中我们有些没有能来得及见上面就去世了。他们还把一些新朋友介绍给我们。在我门面前似乎又出现了另一番天地境界，让我们学了不少、懂了不少。在逆境中也得到了不少关爱与安慰。
李慎之先生与许先生夫妇之间是交情很深的老朋友，许先生早就向李先生推荐我们，只是那几年我们总是南来北往，留在北京的时间不多，因此一再错过，未曾见上面。但在1999年李发表《风雨苍黄五十年》一文后，许先生很高兴地把文章复印了给我们看。读后丁直率地提出：“文章写得很好，但既然是写五十年，为什么其间发生的‘八九•六四’这样重大的事件只字不提呢？”许先生听了默默无语。
未隔多久便有了回音。一天，我们在许先生家，他对我们说：李先生接受我们的意见，而且坦然相告：“他对邓小平起用他复出工作有知遇之恩，所以才在‘五十年’里回避了。”其实，李对“六四”屠杀的评价是负面的。他如此坦陈，我们就能理解。许先生看我们平静地接受了对方的解释，显然松了一口气。接着就商量日后安排我们与李的相见。（人民大学谢韬老校长在他生前也曾力促我们与李见面）。未料李猝然离世，竞成了我们永远无法弥补的缺憾。许先生每次忆及李先生都难掩黯然神伤之色。
许先生与方励之先生的友谊也是人所共知的。我们与方的交往，也是靠许先生的介绍。在 1995年5月，许先生与丁同获纽约科学院“佩格尔斯科学家人权奖”，丁对此感到忐忑不安。当年该院委托许先生征求丁意见是否愿意接受时，丁就表示自己不够资格获此殊荣，但在许先生一再鼓励下，由他联系请方励之夫妇代表他和丁领奖并代致答词。1995年夏丁写好答词交给了许先生便回南方乡下。就此，我们也建立起了与方励之先生夫妇未曾谋面的联系和友谊。
在2000年冬，我们住在无锡乡下尚未返京，一天夜里突然接到方励之先生的电话，交谈甚短，他只是问丁的出生年月、地点及父母亲的姓名。因电话是遭窃听的，丁据实告所问后不便进一步问他为何要了解这些。方听了只是爽朗地告诉丁，他也是1936年出生在上海。
当年回京后按惯例立即向许先生夫妇电话报到，约定过几天待我们安顿下来后再去拜访，未料，次日早上许先生便叩门前来了。那时我们还住人民大学宿舍，年底隆冬，天气极冷，而许先生竟是一如既往靠一路步行走来的。我们看着他身上穿着棉衣，但腿部单薄，而且，大概由于走的急，袜子往棉鞋中缩，以致袜子与棉毛裤脱节，裸露出了一段脚踝骨。我们十分不安，本应该是我们过去的，怎能这么冷天让他跑来呢!
我们纳闷莫非有什么急事啊？
坐定，他急着告诉我们是受方励之先生之托，来向我们说明那天夜里在南方给我们去电的用意。询问简况是为了推荐我们申请诺贝尔和平奖，而且还特意说明，天体物理专业不能推荐此类奖项，方是受文史哲方面推荐人之托来了解的。原来如此！
面对许先生这位热情正直的老人，丁必需敞开心扉,告诉他：早在1999年“六四”十周年的时候，先是瑞典的茉莉，后是中国人权的刘青，在电话里都不约而同地告诉丁，要推荐丁申请诺奖。丁当时明确告诉对方，请不要推荐我，还是让我做自己该做的事吧。后来又有海外媒体采访提起这件事，就都是这个态度。
许先生十分坚决，一再鼓励和说服丁。最后丁表示：请他转告方先生及国外的朋友们：“我感谢他们的好意；若提名，千万不要再提我个人，请提天安门母亲群体”。
（六）
2006年2月，高智晟律师因发起“反迫害维权接力绝食”，并在网上发表绝食日记，一时间各地纷纷响应，声势很大。当时丁总有一种不祥之感，仿佛眼前又出现了十六年前那些寝食难安的日日夜夜……，更担心重蹈八年前民间组党的复辙。于是以个人名义给高智晟律师写了一封公开信：《请回到维权的行列中来——致高智晟先生的公开信》。未料所及，这封信捅了马蜂窝，立即招致海内外铺天盖地的质疑、批判。后来又旁及其他（丁真如许先生所说的“不懂政治”啊！）。在众多质疑批判者之中，有一位是与我们有过交往的仲维光。他曾是许先生的学生，也是许先生把他介绍给我们。他曾来过我们家，与我们多次通过信。其实有不同意见完全可以正常讨论，何止于如此攻击呢！我们百思不得其解。于是把仲维光夫妇俩写的批判文章特意复印了送给许先生过目。那知许先生连正眼都不屑瞧一眼，斩钉截铁地对丁说：我们不看这些东西，你拿回去！仲维光确实曾经是我的学生，但现在不是，我与他没有来往。
我们震住了。王老师在一旁做了解释。她说，原来许先生早就与仲产生了观点分歧，许先生不同意他那极端激进的一套，并且批评了他。他就没完没了地来长信，无理狡辩，大大地刺伤了老先生，许先生就不再理他了。原来早年仲维光与许先生的长子许成钢是清华附中的同学，后来由许成钢出面要求仲不要再给许先生来信，说明他父亲有严重的心脏病且年事已高，此事方才罢休。
我听了心情也随之开朗，从此对仲维光等也就不再在意。还是走自己的路，做自己的事。
在我们所敬重、所信赖的许先生生命岁月的最后十年里，他们的日子过得孤独与寂寞。他们家里再也不像前十年那样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他们的一些老友或已离世，或已年老多病，行动不便；原来一些著名的政治犯及其家属或刑满归家团聚或以“保外就医”的名义去了异国他乡，生活在自由的世界里；再有或者另作选择，在国内自谋生路，忙于经营，人们再也不需要来求助于他们了。所以许先生夫妇家的心灵港湾和驿站，渐渐亦告历史终结。现在世界已从外电时代转入互联网时代，人们的信息来得容易，且来源广泛。许先生夫妇不会电脑，信息来源逐渐缩小。再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新闻热点，上个世纪或本世纪前些年的热点慢慢让位给了今天的热点。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关怀，上世纪70后被后起80后、90后所代替了。现在70、80的人逐渐走入历史。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我们自2003年搬出人民大学宿舍,离他们家也远了些,尤其这十年,因身体原因，我们已不再能骑自行车了，每年春秋两季在南方乡下度过，所以也不可能像前十年那样勤去他们家了。但每次离京前、返京后都会去看望他们，其间在外地也会通电话，这已成为惯例。
尽管如此，在我们最后与他们几次交往中，发现两位老人虽然与外界交往少了，来访者也少了，但他们心情淡定、从容，倒可以抓紧时间集中精力从事民主理论研究和回忆录的撰写。
这里顺便记下一件趣事：
2011年3月，我们返锡前去他们家拜访，顺告当年2月1日中东爆发茉莉花革命的局势，以及当日某公安部门找到我们某难属征询赔偿一事。许先生夫妇听后对我们说：“怪不得前几天（应是2月8日前）片警来吩咐许不要出门。许很不解，问对方“为什么？”答曰：“茉莉花革命，2月8日那天要在北京好几个地方示威，其中就有中关村。”许先生忙问：“中关村什么地方？”答曰：“中关村图书大厦。”许先生闻声说：“好极了！那里正在我家对面，走过人行天桥就不远了，明天我一定去看看。”吓得那小警察慌忙劝说：“老先生，您千万别去；您如去了，我可闯了大祸饭碗不保了。”
讲完这件趣事，许先生开怀大笑，王老师在一旁也忍俊不住。
许先生趁此机会还问那位警察，我们这个院里你们除了“看”我还要“看谁啊？”小警察倒是挺坦率，告知除了你们家还有一家地下宗教的。
如今回忆起来，恍如昨日，但心里真是五味杂陈。
2013.1.3.夜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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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宣部：王德学流泪
中宣部：对国家安监局副局长王德学视察连霍高速义昌大桥垮塌事故现场时流泪一事，不炒作。
【“真理部”是网民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和其下属的各省宣传部，以及国家级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央文明办，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出版总署，文化部等一系列言论出版审查机构的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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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闻观止】人民日报：如此“人权观察”
“人权观察”，像往年一样，今年再次发布了年度全球人权报告，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权状况，进行所谓的“观察”。该报告无视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巨大成就，对中国的言论自由状况武断指责，横加抹黑。
中国是互联网产业发展最快的国家，互联网用户的增长速度，也几乎没有其他的国家能够与之匹敌。互联网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不断推进的过程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政府大力发展网络基础设施所取得的巨大成绩，不仅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且为民众通过网络这种无国界、低门槛、去中心的交流平台，就公共事务和大家所关心的其他问题，“寻求、接受和传播各种消息和思想”，就范围广泛的公共事务、突发性事件进行讨论，创造了条件，为个体切实享有和行使人权公约所列明的一系列基本人权，尤其是《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承认和保护的包括言论出版自由在内的表达自由的基本人权，打下了坚实的技术和物质基础。
俗话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条人权保护“黄金规则”的要义是，不能以自己的无限的“自由”损害他人的正当自由，损害社会公序良俗。互联网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对网络不端和不法行为的规范，离不开对网上自由流动的各种消息进行合法的管理和引导。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和企业都负有相应的责任。对政府来讲，针对产业特点和行业需求，制定并落实相应的法律政策，制裁违犯法律规定的相应人员，是政府应当履行的职责和义务。
同时，广大用户在使用互联网的过程中，也需要依据网络公司的服务条款，对自己的行为，尤其是会产生外溢效果的网络信息、观点等的发布行为，予以注意。当个别用户不注意自己发布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的时候，这种言论不仅会对其他用户产生误导，还会影响到网络公司所提供的服务的质量和网络公司的形象。在这种情况下，网络公司有权，也有义务依据自己与消费者之间的服务合同，对通过自己服务器的内容进行符合法律规定的引导、约束。互联网企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依据自己的服务条款实施的运营行为，只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尽管与言论有关，但不能就此定性为对言论自由的干涉。
笔者认为，“人权观察”报告事实依据不足，反而借助移花接木、倒果为因和以偏概全等手法，对中国过去一年与言论自由相关的一些现象进行歪曲描述和解读，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言论自由以遵守法律为基本前提
“人权观察”《2013年度世界人权报告》继续指责中国“十年来人权方面毫无进步”，其中“言论自由”部分更是通过一些虚构事例来臆断中国“违反了国内及国际法律”。然而，报告在批评中国对媒体进行“监管”的同时，又不得不承认微博服务商“可以使3亿用户表达观点和不满”。这样自相矛盾的评价反而说明了一个事实，中国在言论自由方面实际上始终是持支持和开放态度的。在一个世界各国普遍通过立法方式对网络言论进行法律规制的今天，对中国通过法律保护言论自由的努力进行无端指责，只不过是那些居高临下地自诩为道义评判者的强词夺理和“唱衰中国”的政治共谋而已。
近年来，中国在保障公民言论自由方面做出的努力是显而易见的，2012年6月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明确承诺“依法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和表达权”的同时，从各方面做出了具体的制度安排和保障措施，尤其在依法保障新闻机构和新闻从业人员合法权益方面，更是确认了知情权、采访权、发表权、批评权、监督权等各方面的具体权利。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迅速发展，中国已经拥有世界上人数最多的网民，网民通过网络平台不仅可以发表自己对国家事务的独立见解，还可以对政府机构和官员的行为进行监督乃至举报。事实上，网络表达和网络参与已成为当前中国最为常见的言论自由行使方式，许多腐败案件、侵权行为、损害民众合法权益的事件都是通过网民的自由言论而引起政府重视进而得到解决和处理的。
法国思想家卢梭早就说过，“人生而自由，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其实，言论自由也从来就是有法律乃至政治限度的。如西方舆论界默认并共同遵守的“政治正确性”法则就是对言论自由进行“自我约束”的最典型表现。对言论自由的法律限制更是早已有之，早在1925年，美国最高法院在裁决“吉特洛诉纽约州案”时即确认，“宪法保障的言论和出版自由，并非一项绝对的权利，即任何人可以不负责任地任意发表言论或印行出版物而不受惩罚”，这就确立了一条重要的法律原则：言论是自由的，基于言论而采取的行动是不自由的。这一原则不仅已成为美国法院在审理言论自由案件时的基本法律依据，也逐步成为各国认同的法律原则。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网络的虚拟特性，近年来网络言论中肆意泛滥的造谣、谩骂、诋毁、泄露个人隐私乃至诈骗现象越来越引起民众的不安和反感。2012年底，中国社会各界对互联网言论自由的现状掀起了一场广泛的讨论。通过充分的讨论，大多数舆论和网民逐步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共识：为了维护网络言论的洁净环境，必须对不负责任的言论加以必要的法律规制。2012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这样基于理性的广泛共识而催生的法律规制，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和民众对言论自由的真正尊重，决不是那些隔岸观火的人权卫士们可以轻易贬损和否定的。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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