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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月刊朝鲜》暗杀金正日
译者核心提示：2011年2月，《月刊朝鲜》杂志第一次收到有关朝鲜4·24事件的爆料。爆料者当时任职韩国情报机构，详细列出了事件相关人员的姓名、年龄、职务和住所等信息。韩国的朝鲜问题专家在看过资料后认为，”从内容上看，虚假爆料的可能性很小”。
原文：용천驛 폭발보다 1년 앞서 金正日 폭살계획 있었다!
作者： 金正友 《月刊朝鲜》记者
日期：2013年2月
由”译者“志愿者翻译，未经校对。
［朝鲜金正日2011年12月去世。在金正日去世前不久，朝鲜中央新闻社报道，他访问咸镜南道2.8维纶联合企业供水沉淀池。］
2003年4月，中国，吉林省延吉市。北朝鲜国家安全保卫部反探局 内探 情报员 金正淑（音译，42岁·女·化名）与保卫部海外派遣情报员 A（34岁·女）会面。金正淑要求A将共32件”紧急情报”汇报给自己的直属上司金昌秀（音译，47岁）。金昌秀时任北朝鲜咸镜北道清津市水南区域保卫部部长。情报员A并没有按金正淑的要求将情报交给金昌秀，而是交给了清津市青岩区域保卫部一科长李哲洙（音译，37岁）。李哲洙又将情报交给自己的直属上司青岩区域保卫部部长朴龙柱（音译，47岁），之后其中一件情报被立刻报往平壤国家安全保卫部，2003年4月23日又被直接报告给金正日。
第2天，4月24日，居住在清津市青岩区域文化2洞的金景秀（音译）被紧急逮捕，金景秀被认定是”暗杀金正日”事件主谋，后来被秘密处决于咸镜北道保卫部一个地下据点。金景秀从朝鲜高层B处得知金正日将视察北朝鲜人民军第42师团后预先埋放了爆炸装置。暗杀事件的主谋B已经成功逃离北朝鲜。
以上就是所谓4·24事件，在北朝鲜保卫部内部，它已经被渲染成”誓死保卫领袖的典范”，”巨大的成绩”。韩国情报机构认为，”4·24事件由李正哲亲自指挥，李哲洙负责具体实施”，”李正哲是北朝鲜的核心人物之一，金正日访华期间，李正哲甚至有权直接打电话给金正日汇报保卫工作事宜”。
消息人士透露，当时李正哲与李哲洙是相互竞争关系，最终李正哲掌握主导权，还因为这次事件中的表现被擢升为少将。韩国统一部刊行的北朝鲜人名集从2005年开始将李正哲列入朝鲜主要将领名单，级别为少将。是否为同一个人虽不能肯定，但可以确定的是同一时期确实有一位李正哲被提升。
2011年2月，《月刊朝鲜》杂志第一次收到有关4·24事件的爆料。爆料者当时任职韩国情报机构，详细列出了事件相关人员的姓名、年龄、职务和住所等信息。韩国的朝鲜问题专家在看过资料后认为，”从内容上看，虚假爆料的可能性很小”。但是韩国国家情报院拒绝就这一事件给出解释。
爆料者对事件的叙述上溯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北朝鲜间谍 金勋（音译）1986年被派往中国北京朝鲜大使馆，在朝鲜劳动党35号室领导下从事对日间谍活动。35号室是北朝鲜对外情报调查部的前身，负责搜集韩国和海外情报，以及从事海外间谍活动。金勋后来因为醉酒与另一位间谍打架，”造成对日活动混乱罪”，被调往咸镜北道。
金勋在咸镜北道遇到了金正淑（化名），之后两人同居。同居期间，金勋批评金正日的政治统治和生活作风被金正淑告发。金勋被再次处理，金正淑因为这次功劳得以成为外派中国的情报人员。
爆料者解释说，金勋称自己是因为提到7号和9号资料被金正淑告发的。韩国情报系统一位关系人士证实，在北朝鲜情报系统内部，”7号代指与金日成相关的内容，9号代指与金正日相关的内容”。
金勋并不是第一个”被金正淑告发的男人”，1990年代的另一场事件中金正淑告发了自己的丈夫（FRUNZE 事件，指金正日肃清前苏联FRUNZE军校出身将官们的事件。北朝鲜曾派遣大批留学生往前苏联军校留学，这些学生回到朝鲜成为军队一股势力，一部分人与苏联情报机构勾结，据说苏联计划朝鲜出现紧急情况时以这些学生为中心谋划事变）。
1990年代初苏联解体时，前苏联军校出身的将官成为朝鲜保卫部1号监视对象。这些军校科班出身的将官们早已成为军事履历全无的金正日眼中钉，不久他们中的大部分就被金正日以”间谍和涉嫌颠覆政府”罪关进了政治犯收容所。
先后告发丈夫和同居男人的金正淑取得了北朝鲜情报当局的信任，被派往中国从事搜集脱北者和韩国相关情报的工作。2002年她又伪装成脱北者，通过仁川机场进入韩国，为了隐瞒身份，她带着女儿一同去了韩国。
进入韩国后，在接受韩国政府调查时，金正淑声称”出身苏联军校的丈夫被肃清，自己无法在北朝鲜生活下去，所以选择逃亡”。她公开以”憎恨金正日独裁体制的人”身份活动，暗地里则搜集活动在首尔和中国东北地区的北朝鲜反体制人士的相关情报。
据一位北朝鲜保卫部干部出身的脱北者讲述，将金正淑派往韩国的保卫部反探局是北朝鲜负责找出 间谍·不安分者的反间谍机构，同时还负责往韩国和海外派遣间谍执行任务。金正淑是 “内探情报员”，主要任务是在中国和韩国活动，搜集北朝鲜反体制人士和与韩国情报机构合作的北朝鲜人士相关情报。
2003年初，金正淑将自己搜集到的32件情报上交保卫部A情报员，其中就包括了试图暗杀金正日的相关情报，金正淑因此为”抓捕·处决 反体制人士”立下”重大功劳”。
后来随着韩国情报机构缩小调查范围，北朝鲜保卫部向金正淑下达了”避往日本”的命令。根据爆料，”2007年逃亡日本的金正淑身份已经被日本当局掌握”，并称”自己不理解为什么韩日两国当局没有移交金正淑”。
金正淑的女儿朴恩晶（音译）在韩国结婚后如今去向不明。《月刊朝鲜》杂志根据报料人提供的信息向脱北者团体咨询，并没有什么收获。以下是杂志记者与报料人的对话。
——金正淑女儿逃北的理由是什么
“只是一种表象，目的是为了金正淑使逃北看起来可信”。
——但是间谍带着亲骨肉行动让人很难理解，通常北朝鲜间谍的家属都被留下来当人质。
已经获得信任的情报人员是可以视情况而定的。女儿与其说是脱北，不如说是北朝鲜保卫部直接派遣。
——女儿也是间谍吗？
不知道，那个还不能确定。
——既然已经确定是间谍，为什么日本当局没有逮捕？
因为她并不危害日本国家安全。第三国间谍是不能随意逮捕的。所以非常遗憾。
——金正淑是如何获得暗杀金正日的情报的？
这也是我最好奇的部分，有可能金正淑成了朝韩双料间谍。金正淑是高级间谍，2008年在韩国被捕的另一位女间谍与她完全不是一个级别。
——一个普通的清津市民如何执行暗杀金正日的那么大的任务？
2003年4月金正日计划视察42师团，北朝鲜核心人物B获知后命令金景秀提前放置炸弹。B如今不知所踪，而且真实身份也未确信。如果一个人打算豁出性命，而且情报可靠，暗杀成功是有可能的。
——金正日的动向即使最亲近的人也未必知道，怎么可能泄漏。
虽然金正日动向很秘密，又经常变更路线，但是不可能万无一失。无论怎么保密，总会露出破绽，是有可能泄漏出去的。2004年龙川火车站爆炸金正日自己不也承认是针对他本人的暗杀活动吗？
2011年9月，美国博客作者 安志勇（音译） 引用维基解密外电 写到，金正日相信龙川火车站爆炸是企图暗杀自己，事件发生后军队成为金正日最信任的机构。
安志勇写到，名为”现代集团，忍耐和宽容提议”的电文是美国驻韩国大使Stephens 2009年2月13日与现代集团会长玄貞恩会面后发给美国政府的密电。在与玄会长共同就餐期间，大使与会长的谈话涉及17个议题。玄会长2005年和2007年曾亲自与金正日会面。就”金正日与北朝鲜军队关系”，玄会长说，”金正日相信龙川爆炸的目标是自己，因为这个事件，推迟了北朝鲜引进手机的进程”。”金正日最担心暗杀和暴动”。
《月刊朝鲜》杂志2004年7月曾引用美国情报机构人员的消息做过特别报道，”龙川爆炸有可能是朝鲜内部人员企图暗杀金正日的活动，爆炸物并非最初外界以为的硝酸铵，而是某种化工药品（推测可能是飞弹液体燃料）”。
当时的报道还引用了一位滞留平然韩国企业家的话，”北朝鲜当局要求4月23日在平壤的外国人交代与哪些北韩人士有过接触”，”感觉北朝鲜当局认为龙川爆炸是有组织的行动”。
英国《sunday telegraph》印刷版2004年6月13日报道，”龙川爆炸目标可能是金正日，爆炸装置有可能通过手机引爆”，”北朝鲜当局为了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禁止居民使用手机，没收了超过1万台手机”。北朝鲜直到2009年3月才再次允许居民使用手机。
《周刊朝鲜》杂志2011年10月报道，2004年4月龙川爆炸发生后，北朝鲜当局对平壤市民身份进行了再分类，结果90%的平壤市民2004年9月9日再次领到市民证。
北朝鲜改革放送 代表（脱北者）金胜哲（音译）写给《周刊朝鲜》杂志的来稿中写到，”9月9日是北朝鲜国庆纪念日”，”新市民证加入了电脑芯片，更容易辨别真伪”。”龙川爆炸后，金正日全面禁止手机通讯，进一步强化对平壤的封锁，重新给平壤市民发放市民证”，”也是为了区分之前出现的伪造市民证。”
由北朝鲜高层B策划，金景秀负责实施的金正日暗杀事件2003年4月23日被北朝鲜当局察觉，金景秀被逮捕。正好一年之后，2004年4月22日，龙川爆炸发生。
爆料者解释说，”龙川爆炸为外界所知，但是4·24事件在保卫部内部解决，相信肯定还有类似的事件”。
《月刊朝鲜》杂志无法证实爆料信息的真伪，但是爆料信息非常详实。有关金正日的警卫情况时常见诸报端，以下引自本刊2001年6月号刊登的一篇报道。
“金正日的护卫工作非常严密，即将出现的地点提前一个半月即被封锁，外人再无法进入。金正日乘坐的列车一旦开动，接下来全程路线便被完全封锁，北朝鲜的列车因此误点有时长达一个星期。这一切在北朝鲜也广为人知。为金正日一个人提供护卫工作的部队达到一个军团的规模，由相当于韩国首都防卫司令部的平壤防卫司令部管辖，而且所有士兵都是可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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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蟹档案】最新被新浪审查的微博 20130213-14
以下被新浪审查删除的微博来自自由微博网站，数字时代编辑整理：
傅志彬： 从60年代大饥荒到支持北韩政府，纵容核爆，能够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国人的生命对他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只不过是数目众多的祭品！
武三反思： 《毛报——皇帝新衣》猫谎言9：文化大革命。62年始部队调整，文革各大军区司令政委均换成猫心腹和少部分林彪心腹。刘势力剩贺龙部下张国忠也很快调入四川。67年1月，猫心腹许世友之南京军区就开始介入武斗，全国重要部门军管！军队调动频繁，69年刘死后猫变脸搞三结合军队迅速控制局面杀造反派数万。
看了再看-w： 金县迈步，大连创业，辽域督政，商贸缔约，赴渝蹈火，屡经屠刃身陷囹圄头方贵； 农村劳动，机关为仆，基地振兴，异域谈判，直辖打黑，终遭横祸势落中都骨亦香！ 横批——天佑熙来
人民日报： 【朝核试：日本没有监测到放射性物质】日本文部科学省13日宣布，朝鲜进行核试验后，日本全国监测的放射线量数据与核试验前相比没有变化。此外，自卫队飞机12日在日本上空采集大气尘埃，交由文部科学省下属的财团法人日本分析中心进行分析，也没有检测出来自核试验的放射性物质。via
@新国际
青梅煮酒郎： 天朝有个窝囊废，一个流氓强奸了它女儿，它告诉家人要冷静克制；流氓又强奸了它老婆，它还呼吁冷静克制；流氓胆子越来越大，事先通报给这个窝囊废要奸它妈，窝囊废用和平方式在最后一秒都试图阻止流氓奸它妈，它妈还是被奸了，它仍然呼吁冷静克制，发表体检报告称它妈被奸后身体很正常…BY@.刘植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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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被判受贿罪前中国官员“凯旋”出狱
香港 — 2006年因贪污受贿被判11年的前山西省委副书记侯伍杰日前出狱，受到官商的“英雄”般的欢迎。有分析人士指出，官商对侯伍杰的高接远迎显示中国利益共同体的根深蒂固。
官商齐出动 恭候“英雄”归
香港苹果日报报道，侯伍杰在北京出狱那天，山西省委一副秘书长亲自捧鲜花去机场迎接，但却被煤矿老板和名流富商捷足先登，一路护送走陆路返回太原。
报道说，在迎接侯伍杰的车队到达大东关高速口时，昔日受“候副书记”雨露之恩的老板们列队欢迎，要鸣放礼炮，隆重欢迎侯伍杰“荣归故里”，其阵势犹如英雄凯旋，让刚出狱的侯伍杰见状急忙制止。
侯伍杰曾担任山西省委副书记。2004年12月出国考察登机时被中纪委扣下“双规”。2006年，北京中级法院以受贿88万元人民币判处侯伍杰11年徒刑。
昔日一人扛罪 今朝英雄礼遇
北京独立评论人士彭定鼎说，贪官侯伍杰出狱受到英雄般的礼遇，凸显出官商勾结利益共同体的根深蒂固。他说，侯伍杰当年“自己一个人扛下”贪污问题，让其他官员和富商免遭牵连，因此在他刑满释放后，免受牢狱之苦的相关人员才如此盛情迎接他的归来。
“他进去以后自己全扛了，官场上也一直在帮助他，帮他减刑，帮他轻判。他这件事情出来，没有牵涉他人，所以其他的涉案人员都感激他。他是个很仗义的人。现在官场跟黑社会很像吗。那么他作为一个仗义好汉，自然当年受过他恩的人们当涌泉相报。这种高接远迎也就毫不奇怪了。”
据报道，有“卖官书记”之称的侯伍杰当年从各种渠道收受的涉贪金额至少5千万人民币，而且他还拥有房地产达38处之多。侯伍杰曾威胁办案人员说，“如果你们一定要让我怎么样，那山西将有一大批官员跟着我倒霉，至少要二、三百名干部。”
侯伍杰2006年被判入狱11年。他服满刑期要到2017年出狱。即使他被双规的两年折抵刑期，最早要服刑到2015年，但是侯伍杰却提前两年多出狱。
官官相护何时了 老虎苍蝇难打掉
彭定鼎说，侯伍杰能提前两年出狱，进一步表明当年受到他“保护”的人，在为他四处奔走，侯伍杰才能获减刑早出狱。
“共同体相互的责任和义务是，出事的人和其他利益均沾的人，他们有共同的责任和利益。我保护你们，你们也要保护我。如果我出卖你们，你们自然会‘做掉’我。”
这位独立分析人士说，习近平最近提出的“打老虎，打苍蝇”的口号，虽然也能抓出一些苍蝇来打打，但不可能触及利益共同体中关系盘根错节的“老虎和苍蝇”。 他说，中国如果不进行政治制度的改革，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腐败盛行的问题。而且，即使某些腐败的“老虎”或“苍蝇”被打，只要他们之间的利益共同体仍在，他 们就会继续为对方提供保护，就像侯伍杰的案例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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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中国没有“贫民窟”的虚荣后面
谈到中国的城市化，不少人都将中国城市没有出现贫民窟引以为傲，并以此作为中国专制政治优于印度民主制的主要论据。
中国剥夺了数亿农村人口自由迁徙的权利
中国城市没有“贫民窟”，其实并非中国的真实状况。按照“贫民窟”一词的定义，就是“以低于标准的住房和贫穷为特征的人口稠密的城市区域”。如果中国按照京沪深广等四大现代化橱窗的标准衡量全中国，三、四线城市应该充斥着大量贫民窟。至于在少数大城市没有形成“贫民窟”，这一虚荣后面隐藏的恰好是中国政府不尊重人权这一现实：为了保证城市的“干净”，牺牲了中国农民的自由迁徙权。
这一点，中国官员并非心中无数。2011年4月12日，在“中国-东盟城市交流与合作”研讨会上，马来西亚的代表对中国城市市容羡慕不已，通过翻译不停地问中国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中心主任李铁：“为什么你们的城市这么干净？为什么你们的城市里没有贫民窟？”李铁的回答还算实在：“作为政府的考虑，不希望在特大城市出现像巴西、印度等国的‘贫民窟’现象”，并指出“农村人口不能自由的进城镇落户，意味着他们在城市只能就业，漂泊生活，却不能获得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公共服务”，承认“这种限制政策也抑制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妨碍了中国农村的发展”。
因为语言与国情的隔阂，东盟代表也许不知道，李铁这几句话后面隐藏的事实很残酷，为了保护城市的干净靓丽，中国政府用有形的区隔（如户口制度），社会用无形的区隔（城市的高房价与高价格的公共服务）剥夺了高达数亿人口的基本权利。
贫民窟现象是城市化的必然产物
贫民窟的出现及其消亡，其实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国家能力由弱到强的过程。在工业化最早起步的欧美国家，在小农经济逐步被消灭的过程中，大批农民涌进城市谋求生存，英、法、美都曾经有过贫民窟现象，恩格斯的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就是对英国伦敦东区贫民生活状况的描绘，纽约的贫民窟也曾世界闻名。随着英美两国的国家能力增强，传统意义上的贫民窟消失了，但也还存在着富人区与穷人区的区别。
拉美和东南亚国家是后发展国家，国家能力并未强大到解决本国的贫民居住问题，因此，贫民窟仍然是这些国家最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国家的贫民窟之产生，原因与欧美国家差不多：大批农民失去土地、小农经济破产，不得不迁移到都市，但都市并没有为这些失地农民提供足够就业空间，在都市乡村化和乡村都市化的双向负面效果的作用下，大量失地农民滞留在城市边缘，形成了穷人聚集的贫民窟。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印度金融中心孟买以及印尼首都雅加达的贫民窟，世界闻名，全球皆知。
2003年10月，联合国人居署发布了一份重要报告——《贫民窟的挑战》（The Challenge of Slums），指出贫民窟密布于整个地球。贫民窟（slum）一般指穷人居住之所，联合国人类居住规划署将其定义为“以低标准和贫穷为基本特征之高密度人口聚居区”。在 《2007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中，“贫民窟”用来代指许多类型的住房，包括可改良的住房，它与“棚户区”、“非正规住区”、“棚户住房”和“低收入社区”等可以互换使用。传统上，贫民窟指曾一度有名望，但随着先前的居民搬迁到城市中更新更好地区而衰落的居住区；如今，此词还包括发展中地区城市中大量临时居所。2008年，全球居住在城市中的人口数量第一次超过了农村居民数量，但其中三分之一的城市居民（约10亿人）生活在贫民窟。联合国预测，在今后25年内，贫民窟居民将会增长一倍。
中国的贫民窟居住者居世界之首
中国居住在贫民窟的人口有多少？中国官方不提供相应的统计数据。联合国在《世界城市状况报告2010-2011》（State of the World Cities 2010/2011 repor）中提到，从2000年至2010年，中国居住在贫民窟里的人口比例从37.3 %降至28.2%；印度居住在贫民窟里的人口则从1990年的 41.5% 降至 28.1% 。 这个报告的结论让中国人没有贫民窟的骄傲荡然无存：按人口绝对数计算，中国居住在贫民窟里的人口为3.84亿，印度3.43亿，中国比印度整整多出4100万。
中国没有形成东南亚或拉美式的贫民窟，表面上似乎是“成就”，但细究起来，却并非中国的光荣，因为印度、巴西等国的贫民窟正好彰示了这些国家贫民的人权状态优于中国。以印度为例，印度宪法规定：一切公民均享有在印度领土内自由迁徙的权利，不管他们在什么地方居住，在就业、子女教育、医疗等方面均享有与当地居民同等的权利；同时，印度法律还规定只要连续使用一块土地30年，就自动获得这块土地的所有权。印度法律规定：只要政府没有规定不能住，那就可以居住。因此，那些市中心等繁华地段， 海边河边方便生活的地段，那些属于国家的公地，都被穷人占作居住之地。
中国的城市经济几乎吸纳了中国乡村所有的资源，超过2.5亿的农村人口不得不进城工作，其中约有2000万据在城市从事捡垃圾等边缘性职业。这么多的农民进城，却没有在大中城市里形成贫民窟，完全是政府权力过份强大，剥夺了这些人的基本生存权利。大部分男女青年进入工厂或者建筑工地工作，居住在工厂的集体宿舍里，往往是十几个人挤住于狭小的空间里，他们只能在春节期间回家，平时需要承受妻离子散的孤独与歧视。国内已有讨论，认为这种两栖生活方式，比印度、巴西等国的贫民窟家庭挤住在狭小的空间里更不人道。
那2000多万进城捡垃圾的农民可能携家带口。他们租住城郊居民的房屋、地下室等，还有部分则见缝插针搭建窝棚等。各地政府在“清洁市容”的口号下，一发现窝棚等违章建筑，就会出动城管予以拆除。这些“棚户区”、“窝棚区”、“城中村”实际上就是贫民窟。此外，中国农村大部分地区由于资源、人口日渐空心化，无论是经济功能还是文化功能正在迅速衰退，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隐形贫民窟”。仅以教育为例，2012年11月，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十年评价报告》，指出从2000年到2010年，在中国农村，平均每一天就要消失63所小学、30个教学点、3所初中，几乎每过1小时，就要消失4所农村学校。教育的衰落对中国未来产生的消极影响，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过分。
今年3月以后中国将全面推开“新城镇化”。中国执政者千万不要忘记，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城市的贫民窟现象不可避免，如何为贫民窟的居住者提供起码的生活条件及平等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不仅不是中国的耻辱，还标识着中国人权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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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民议】外交靠送，国防靠风
漫画来源：网络
朝鲜核试验后，大量中国民众对中朝边境可能受到的核污染表示担忧。后环保部发布信息称在中国境内尚未监测到核试验产生的任何人工放射性核素，并引用国家气象中心气象预报数据称“即使(朝鲜核试验)发生放射性释放，主要迁移方向为东南方向，目前不会对我国产生影响。”
如同昨天人民日报转发日本监测数据受到大量网民质疑一样，今日环保部的这一“风向理论”也并未被众多网民接受。除了调侃核辐射也能分清敌友外，有不少网民指出由于是地下核试验，环保部应该同时监测地下水的污染情况并正面回应民众的担忧，而不是将问题轻描淡写地用“风向”一笔带过。
以下评论均由数字时代编辑收集自新浪微博：
二代症久富田：核爆污染有阶级性，向不同的意识形态国家飘。
别急快完了：核爆金三儿说了算，辐射规中国环保部指挥。
刘胜军改革: 根据金将军的命令，核辐射移向日韩
俺叫富贵：核辐射物也能分清哪是友盟哪是敌盟。。。
路得LuDe：因为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幅射飘移物不会向中国这边来的，只会飘向朝鲜的敌对国家和敌人。
傲梅寒雪：不要改风向很简单，只要让新闻发言人和高官站在东三省，面朝日韩，不停说话就行了
荔旭Hattori_Hanzo：外交靠送，国防靠风
蜀人老程：天朝环保部这是施了啥妖术么
烂柯人5354：哇，能识别意识形态红色基因的智能环保的核试验，科学界伟大的创举，朝鲜走在世界前列了。
何三畏: 中国环保部的态度太中国了！放射性尘埃飘向日韩，真是长了眼睛，符合中朝政府的心愿啦。
干诺道: 我气象战显巨大威力，已成功控制朝鲜半岛风向
云南李俊明：风也懂事尘埃也懂事。生于斯长于斯怎么令人激情澎湃，壮怀激烈！谢谢高技术的朝鲜，谢谢及时来的东南风，谢谢人民日报，谢谢环保部，谢谢外交部。天佑中华！
VanessaAngelHu：朝鲜：根据金将军命令，目标转移日韩 ；日韩：你妹的，全面监测污染状况；中国：谢天谢地，雾霾救了我们！
环保董良杰:风儿，乖乖，你要爱国啊。中国环保就靠你了
Wang先森：就算真飘过来了，环保部会说实话吗？
他的对手很可怕：我环保部最新技术，控制核扩散方向？
Minnie–Z: 今早的新闻，，，社会主义新风把毒气全吹向资本主义国家
一则桐庐佬：环保部成功练就乾坤大挪移，再次成功突破下限！
Oso_azul：不是露天的、地面的核试验，主要不关心风向。地下核试验，那地下水源呢？
Roookie：你当是PM2.5啊，一阵风就能刮走？
毅卫兵：笑尿了，伟大的金将军发明的舍近求远的智能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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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为凤凰卫视做翻译 维吾尔青年被判十一年
新疆喀什一位维吾尔青年，2009年为凤凰卫视一个节目组担任临时翻译，后却被当地法院以“煽动分裂国家罪”判处十一年徒刑。
被判刑的维吾尔青年名叫米尔哈米提江·木扎派尔。海外维吾尔在线报道说，2009年4月，米尔哈米提江临时受聘为凤凰卫视一个节目组，担任维吾尔语翻译。喀什中级法院在后来的审判中认定，凤凰卫视的新闻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因此以“煽动分裂国家罪”判处米尔哈米提江十一年有期徒刑，并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报道说，凤凰卫视和相关节目组成员并未受到任何追究。有报道说，该节目制作组负责人是凤凰卫视记者周宇。本台记者联系周宇，但至截稿没有获得任何回复。
旅居德国的世界维吾尔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证实说，米尔哈米提江除了为凤凰卫视充当临时翻译之外，并没有做过其他任何得罪当局的事情。
“他就是为凤凰卫视充当了临时的翻译，因为很多维吾尔人不懂汉语。作为一个电视新闻机构，凤凰卫视可能在采访的时候问了一些敏感的问题，那他只是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有什么翻译了什么。后来他就是失踪了，最近有消息传出来，他被判了十一年，而且已经被关押了三年了。”
记者也试图联系凤凰卫视，但也未能获得任何答复。
迪里夏提介绍说，2009年7月5日新疆乌鲁木齐民族暴力冲突之后，新疆当局加紧打压当地维吾尔族人，尤其是对维吾尔族知识分子更是严密监视重点打击。米尔哈米提江三个月前给凤凰卫视当临时翻译，也受到了当局的严厉追究，从一个侧面显示了新疆局势的紧张程度。
迪里夏提表示，事件中凤凰卫视既未给米尔哈米提江提供任何帮助，也未作出任何声明，是一种极端不负责任的做法。
“凤凰卫视作为一个新闻机构，应该有这样的道义承担，究竟别人是受聘为你工作的，所以应该负责到底。”
总部设在香港的凤凰卫视，是唯一一家中国大陆民众可以自由接收的“境外卫星电视”。中国网络作者刘先生表示，凤凰卫视其实是由中国政府出资设立的电视机构。
“凤凰卫视总部在香港，所以可以说是境外新闻机构，但它在中国很多地方都有办事处。实际上是中国政府资助，也是中国政府的一个窗口。他的节目比央视更自由化一些，有些节目拍得不错。”
针对米尔哈米提江为凤凰卫视当临时翻译却被判刑一事，刘先生表示，新疆是中国大陆专政最严厉的地区之一，凤凰卫视即使有背景，也不敢轻易介入。
“凤凰卫视有些背景，就是有靠山吧。但是遇到政法委的这些事情，他就不敢说话了，当了缩头乌龟。”
刘先生认为，中共过去六十年对治理新疆非常失败，而近年加紧对当地少数民族的压制，已经导致汉族和维吾尔族关系的全面紧张，也给未来治理新疆留下巨大隐患。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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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览中国 | 陈维健: 养虎成患朝鲜核爆中国无可奈何
2月12日，朝鲜在离中国吉林省不到二十公里的北部边境进行他的第三次核试验，这次核试其威力是前二次的数倍，相当于四级以上的地震，中国长白山池北地区居民，感 到有长达一分多钟的晃动，其核幅射所带来的影响尚未测试。
朝鲜在中国边境的核试，已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主权问题，他直接影响到了邻国，是对一个国家的核威胁与核侵入。朝鲜在核试前中国对此表达过强烈的反对态度，“环球时报”在其社论中甚至发出警告：如果朝鲜一意孤行进行第三次核试验，中国将不惜付出与朝鲜断绝关系的代价。但是，一个被中共连续三代娇纵惯了的恶子，依靠敲诈父母为生的流氓如何会听规劝呢，果然朝鲜按照预定进行了核爆炸，给新春的中国放了一颗特大的炮仗，给中国新一届领导来了一个大拜年。这一着真让中国领导“蔫”了，不但“断交”二字吞进了肚里，连一个措词强烈的抗议都没有，外交部长杨洁篪在召见朝鲜大使时只表示“强烈的不满和反对”，这个态度实在温和的可以且词不达意。什么叫“反对”，人家都爆炸完了你还反对，反对是在没有发生前的行为与措词，人家不顾你“反对”爆炸了，那就应该是抗议，是谴责。外交部的声明更是屁话不如“我们强烈希望朝方信守无核化承诺，不再采取可能恶化局势的行动”。朝鲜已经以实际行动毁灭了你的希望，可你却还在希望，朝鲜的核试已经使局势恶化，你却还在说可能恶化的行动。中国外交部怎么会到了连一篇准确表达词意的外交文告都 写不出的地步，当然不是，文告只是反映了中国政府无可奈何，又气又急，又不敢撕破脸这的心情，只能以这样一种词不达意的辞令，给自己找一个台阶。朝鲜不会因中国反对就放弃核试爆，以中国与朝鲜打交道的经验，用屁股都可以想到的。既然已让“环球时报”放出不惜“断交”的言论，就应该有了断交的准备，但事到临头有没有了这个胆气，只得打落牙齿往肚里吞。
朝鲜核爆让中共脸面一扫而光，不但显示中国对朝鲜毫无影响力，甚至连维护自己国土与人民的安全都 做不到，不过是一个外强中干，任随朝鲜金家玩弄的大笨蛋。中朝之间所谓用鲜血凝成的友谊，只不过是中共的一厢情愿，朝鲜不但不卖中国的账，且处处让中国下不了台，让中国自煽耳光，里外不是人，还得陪小心，不能发脾气。这几年金家父子真的是把中国欺侮到家了，想在你头撒尿就撒尿，想在你头上拉屎就拉屎。金正恩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上台仅仅几个月就把中南海一帮老人玩得团团转，玩得连脾气都 没有了。为何中国一个泱泱大国，在朝鲜金家手里会有如此下场呢？只要对中朝关系有一个简单的了解，就可以看出，中共出于政治原因有求于朝，被金家捏住了睾丸，以中国目前的国内外形势来看，差不多连命都捏在金家手里了。一当朝鲜反目，不会是当年中苏论战那样而打打嘴仗，玩玩笔杆子那样简单，这个流氓没有了供养，没饭吃了，什么事都 做得出来。中国有一句话，赤脚的不怕穿鞋的，金家不怕朝鲜被灭，但中国怕，中国好歹也穿上了鞋。金正日在世时曾经说过一句令世界胆寒的话：如果朝鲜生存不了，那么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
中国政府对朝鲜的无奈是既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作为共产党国家在历史上与朝鲜形成的关系，及中共为了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需要有一个专制联盟，而在世界民主化潮流面前，中国除了朝鲜这个小兄弟以外，几乎成了这个世界的专制政治孤岛。因此，这些年来，不管朝鲜对中国如何敲诈无度，且又不仁不义，但中共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依然宣传中朝“友谊”加强两国关系，胡锦涛上任伊始，竟然表示朝鲜政治正确，要向朝鲜学习，使朝鲜更为姿高气扬，有持无恐，认为中国这些年走弯了道路，还是我们正确，老大哥要向小兄弟学习。
中国有一句谚语“养虎成患”今日中国之于朝鲜正是如此。中共新一代领导习李，能否有勇气了断朝鲜的关系，如同能否了断中共权贵集团的关系一样，事关中共生死存亡与国家生死存亡。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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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网 | 知无不言的十大尖锐批评
天涯网“知无不言的十大尖锐批评”
2013-02-11
20:4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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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表示，中国共产党“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该讲话被外界视为一种信号，更引起中国网民巨大反响。
习近平2月6日在与党外人士会面的迎春会上说，要继续“加强民主监督”。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党外人士而言，要敢于讲真话，敢于讲逆耳之言，真实反映群众心声，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一讲话引起网民巨大反响，有的人期待，有的人疑惑，更多人以实际现状提出质疑。微博公知对习总讲话纷纷提出见解——
中鑫集团副总裁田玉峰微博说：“上面嘴巴说要容忍尖锐批评，下面手还不断捂别人的嘴；也不知是嘴巴说假话，还是脑袋指挥不了手？”
作家韩松在微博如此写道：“纠结了一晚上的问题是：什么叫“尖锐批评”？谁来带头一试？分寸到哪里？火候如何把握？以前可有过？怎样了？”
许多网民表示，合法发言的评论也被删，那“尖锐”批评的尺度究竟为何？律师于洋向众人举例“尖锐”界线称：某领导夜生活过渡，白天开会精神不振说话颠三倒四。一下属正色曰：象您这把年纪这样高的职务，还夜以继日的忘我工作，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但是，我还是要批评您：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您一定要注意休息呀！领导大喜：这位小同志的批评很好很尖锐，我一定虚心接受，希望大家都要向他学习！下面一片掌声。
作家肖雪慧表示：能不能“容得下批评”，是中国特色问题。在政党政治条件下不成其为问题，容不下批评，等于自毁前程。但在现有政治格局下，是否不再搞因言获罪，是否释放因言获罪的人，是能否容忍尖锐批评的一个标尺。
老徐时评道：连个小小的微博都容不下，还谈什么尖锐批评？只有内心真正强大的人才能听得进尖锐的批评。作家亦忱“尖锐”呼吁：赶紧安排各级政法委在两会之后，清理一下各大监狱，先把那些因言获罪的人给放了吧。
一些人担忧又是一次“阳谋”。知名学者章立凡表示，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提出，在整风运动中，应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以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他说，“能否容得下尖锐批评？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网友在章立凡的评论下跟帖回应，1957年“大鸣大放”不久后转变为反右运动，据中国官方统计数字，当年有55万多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其中许多人在接下来的20年中被迫害至死。“阳谋”的历史问题不解决，这次难保不是钓鱼耍流氓”、“先直面历史，勇敢说多一点真话，才比口头动员更有意义。”
网络作家慕容雪村和草军书以近日庭审深圳警察王登朝的案子为鉴，指其敢于说真话却遭当局下重手打击。“深圳的一个警察，因为公开宣传民主思想，主张全民免费医疗，被当局抓捕，被法院判刑14年。”作家何三畏评：只要敢真批评的，出来一个灭一个，就没什么尖锐可怕了。
《美联社》报导并引述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专家林和立的观点说，习近平这一讲话并未偏离中共的一贯表述。在新春佳节之前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座谈，是中共领导人传统的做法。习近平讲话所指，是中共作为统战对象的民主党派，绝非包括普通公民和被当局视为非法的民主党派。温家宝总理也讲过许多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话，但是这些声音，尽管也得到中国推动政治改革人士的拥戴，最终也没有落到实处，因为党内的阻力太大。因此，他认为，中国公民能公开对共产党提出尖锐批评，不会因领导人开明的讲话就能发生根本的变化，需要民间社会和体制内的改革派共同努力。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不仅给网民获取官方媒体报道以外信息的多种渠道，也为包括主张宪政改革人士在内的网民提供了发表信息和意见的平台。要想让人民说话，就必须有一个机制，一个平台，而且不能因言获罪。
上海独立学者赵楚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认为，要听“尖锐的批评”，应该是有一条红线作为界限，而不是民众的畅所欲言：“这个尖锐的声音的界限是什么，也就是过去所讲的‘建设性的’、‘和政府合作的’，站在政治反对和政策反对立场上的声音，是不在‘尖锐批评’之列的。但他也有真实含义，他有重建公信力的需求。”
天涯论坛的墨黑纸白
“知无不言的十大尖锐批评”中说，习近平的话绝对没错。在此，提出十大尖锐批评，看有没有请喝茶的上门——
十大批评一：去神化。神化这个词，在中国向来是所有意识形态的主流，就刘邦那地痞动不动就扯淡自己母亲和河龙暧昧过，所以自己当了皇帝。朱元璋那流氓也敢满口胡诌说自己的母亲梦到了太阳，所以他当了皇帝。我其实就很纳闷，一条河龙至于让你刘邦这么得瑟？至于说太阳，这个还靠谱的，有首诗是这么说的：日，太阳啊！怪不得朱元璋长得如此四不像。其中最甚的要数武则天了，那造神的能力不可小觑，写书立传，又傍河神这个大款，以神之名，为登基荡平一切，所以慈禧这娘儿们根本没法跟武则天比。关键这一个个大神给中国人的腰压得太过弯曲了，中国人喊了千年的万岁，到现在你不用称皇帝，中国人照样喊万岁，难道自比母亲、大救星的也被蒙蔽了双眼，搞得自己是神，恩赐中国人幸福的？去神化，对于现在的中国尤为重要，因为你自己立的神早晚是要倒得，不能正确面对历史，还要搞一个牌坊做最后的遮羞布，始终碍手碍脚。放一个假神的枯骨供奉着，并不能有神马神力保佑这个国家，反倒会产生一大顿脑残分子们对神的膜拜，动辄喊神马汉奸，其实都笨的要死，现在是马列时代，哪有什么汉奸？最多是马列隔壁的奸嘛！
十大批评二：去全能化。我对中共虽说没什么好感，但还是挺“心疼的”。你说你什么都要管，做生意的你管，玩诗词的你管，摆个小摊你追着喊打，日本那货玩钓鱼，你就不管了，其实是不对滴！你应该多管管那个钓鱼的，少管点做生意的，玩诗词的，摆小摊的，自己的国民无非就是想活得好一点，活得自由一点，这符合一个国家国民的基本权利，你都给剥夺了，岂能不累？累坏了，中国怎么发展？累死了，中国岂不是要大放鞭炮了？所以一个政党的根本任务不是管理国民，而是做好国家的奴仆，不是嘴上的奴仆，而是实实在在的，为这个国家履行一个政党的基本责任！而不是打着国家的旗号，让自己全能化，这样会很累，俺会很心痛的啦！
十大批评三：去官员福利化。其实人民网上次凭吊年轻去世的官员们，我一直很悲痛，我们的官员们福利太好了，太好了啊！开着小会，抽着小烟，玩着小妞，喝着小茶，突然就一命呜呼了，这让我等做国家公民的怎能不“心疼”？怎能不拍手叫好呢？所以为了官员们的健康，为了官员们的身体，一定要去官员福利化，要让官员们劳动，光坐在办公室里拍脑子做决定，这人就算不死，那脑子也得大出血啊！我等公民岂能如此残忍？尤其是累死在床上的官员们，他们太“无辜”了，他们本想多玩几个的，但他们却累死在了床上。如此深入裙中，赤条条的来，赤条条的去，我等国人岂能不“汗颜”，岂能不“怜悯”？岂能不感恩戴德乎？所以曲官员福利化，尤其是去玩女人的福利，势在必行啊，否则当官的为求生只能当太监，这显得我们国家多么不人道啊？最关键的是像雷政富这样的焦裕禄，摔倒在石榴裙下，真可谓“一女功成万官枯”啊！多么悲壮的现实！
十大批评四：提升公民社会福利。作为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勤劳民族，中国人的腰弯了太久了，所以中国人从不抱怨，勤勤恳恳累如牛，累死累活二千多，还扛着看不起病，买不起房，喝不起油，弄不了墓地的大旗，一直走在世界的最前沿，外夷估计要笑指国人曰：中国人才是野蛮人。连他么享受都不会。所以为了不让我中华礼仪之邦成为外国小儿口中的野蛮人，提供公民社会福利，将税收与福利对等是最基本的，也是最迫切的任务！如果完成不了，抱歉，请不要跟我说纳税光荣，我只能说纳税可耻！
十大批评五：去民主党龙套化。你别看现在周星驰是个大腕，曾经不也就是个跑龙套的？但这哥们很争气，愣是从跑龙套的变成了大碗，才能和香港影坛的周润发、成龙形成三大星党的争霸局势，而且仅仅是周星驰就为香港影坛这个社会赚取了大把的钞票，也让上亿的观众笑呵呵。所以龙套这玩意你不能一直让跑，如果香港没有让龙套成为大腕的机会，周星驰就是有多个脑袋也不能帮香港影坛赚那么多钱嘛！影坛如此，政坛依然如此！所以给龙套一颗弯脖树的机会，它一定会还你一个大森林，这样的民主才是实实在在的！与其不舍放权，被赶下来，为何不能洒脱一些，跟大家一起玩呢？装老大很苦逼的，何必自己为难自己呢？
十大批评六：去纳粹新闻化。温相说，咱们的新闻是要管的，但不是像纳粹一样的去管。这年头歌功颂德的太多了，就像我，如果很多人夸我，我特么就不知道我是谁了，就要得瑟了，就要出门脸上贴着卫生巾到处装逼了，那人是这样，政党也是这样，所以不能老听歌颂，不怕闪着腰啊？蒋光头敢做的，你们有什么不敢做的呢？你们自称比他有先进性，称他是“民贼”，你们不是，如果你们连蒋光头的都做不到，那岂不是比民贼还民贼，是民贼的工头了嘛，能这么干吗？不能，所以一定要给自己一个监督者，省的哪天死了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十大批评七：去教育市场化、官场化、娱乐化。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可以没有强大的武器，但绝对不能没有强大的教育。我不知道现代人怎么看教育，但我所知道的民国，哪怕是当时的军阀都不敢轻教育，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国家挨打的根本原因，除了制度的糜烂，就是教育的扯淡！就现在的教育而言，之所以不用太多的GDP投入，估摸是市场化的缘故吧？自己都能赚钱，何须投入呢？但这样的教育，岂不是只能教育出只会赚钱，不懂人格的机器吗？官场化就更他么扯淡了，你见过哪个国家的学校比的不是学术，而是官衔吗？说真的，丢人到了极致！娱乐化就更牛了，学生们对知识早已没有了渴求的态度，因为他们知道除了数字和字母，其他的都是假的，假的东西学了还不得像怀孕了一样天天吐，最后来个难产，有的学生甚至为此都成了书呆子式的脑残！
十大批评八：去官员非奴仆化、去公民百姓化。前段时间有个官员说自己不是奴仆，这是赤裸裸的站在人民公敌的位置上。我们可以试想一个国家的官员不想做奴仆想做老爷，这不是就是公然说十二亿两千万国民是奴隶吗？难道这不是公敌的丑陋嘴脸？对于这些对衣食父母毫无敬畏之感，花公民的钱，还想做公民老爷的人，不惩治，哪来的神马新风？何来所谓的政改？我看政改第一刀就从这哥们头上刮起吧，刮他个栩栩如生，刮他个一日千里，刮他个半身不遂，看还有哪个官员敢明目张胆的做老爷？这件事意义深远，不得不做呀！
扯淡的是我们口口声声说打倒皇帝很多年了，却还有国人自称百姓，这些国人在阻碍社会的进步，在阻碍中国的发展，一群连民主最起码的身份公民都不知道，这群人到底是被谁奴化的？到底是被人教唆的回归到了皇帝时代的身份？到底是被谁忽悠的高呼万岁，比皇帝时代的万岁之声喊得还响亮？必须严查，到底是谁这么恨我们的国家！
十大批评九：去天老大，我老二的扯淡心理。中国人向来习惯天老大，我老二的心理，这种心理就玩起了闭关锁国，闭门造车，闭着闭着就被欺辱了很多年，一个只会装逼的人肯定是被打的头破血流，一个只会装逼的民族最终自然也是被当头喝棒，一个只会装逼的政党那自然是最终作鸟兽散，狠点的会被挫骨扬灰！所以谦虚一些，不要玩一个人说了算的把戏。你问问现在的老人们，谁在家里还会有他是一家之主的实质？中国家庭大部分早已经“民主化”了，那种老式的“我是民你是主”的扯淡民主早就名存实亡了，何必自欺欺人呢？
十大批评十：正视历史，不可亵渎！我们对自己的历史似乎只有恨，看不到我们的历史并非一无是处。就清朝而言，输的真的是洋枪洋炮？不是，慈禧那娘儿们玩大寿的钱当时能买N辆新式作战舰，关键是这娘儿们把国家的钱当自己的小金库，你能怎么办？所以中国当时北洋水师是全世界第六，而日本实力并不占多少优势，但没有炮弹，没有保养，最终只能全军覆没。所以中国输的并非完全是科技，而是制度，是专制！中国不会亡，哪怕被日本占领，依然会华虽三户，亡日必华！但专制必死，死的是王朝，死的是不长眼色的政党，这是最为现实的现实，还望肉食者莫以身试规律！我不认为一个政党可以阻碍社会的发展趋势！
墨黑纸白说，我对对习近平抱有希望，所以知无不言；我不畏惧什么阳谋，哪怕因此被查水表，被喝了茶水，甚至被组织赠送一套单间楼房，我都无所畏惧。谨以此篇，抛砖引玉，望真正的有能之士可以言说，这个国家真的容不得我们沉默了，哪怕爽一把就死也比唯唯诺诺、卑躬屈膝一辈子要荣耀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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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孙立平：既得利益群体用维稳绑架社会
孙立平：既得利益群体用维稳绑架社会
进入专题： 维稳
● 孙立平 （进入专栏）
维稳的工作不是要消除、也不可能完全消除利益矛盾和冲突，而是要为其设立规则，要为这类问题的解决提供制度化渠道与方式，建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的利益均衡机制
近些年来，由于社会矛盾的激化，中国的社会稳定问题在引起多方面的关注。许多研究或明或暗地预示，如果这些社会矛盾得不到缓解，某种形式的社会动荡就可能会发生，有人甚至认为，现在已经到了社会动荡的边缘。因此，如何分析和判断中国社会稳定的形势，就成为判断中国社会未来走势的一个重要因素。
社会动荡与“不稳定幻像”
稳定问题之所以成为国人关注的一大焦点问题，与长期以来在我们社会中形成的一种“不稳定幻像”是有直接关系的。
所谓不稳定幻像，其实就是一种以为社会矛盾很多、很严重，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很大的主观感觉。应当说，这种“不稳定幻像”在我们社会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着，并影响了我们对目前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看法与处理方式。换言之，这种“不稳定幻像”是导致社会稳定问题泛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前些年有人说，10年之内中国一定会发生大的社会危机。一开始我就很不同意这样的观点。2003年的时候我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其中的一个结论就是，中国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但社会治安会明显恶化。对社会不公的反应方式之一，就是破坏社会治安。
近些年来我一直在重复这样一个观点，绝大多数的社会矛盾冲突是一种利益的矛盾冲突，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定位。不要把它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也不要把它当做一个刑事治安案件，而是要当做一个利益的问题来处理，这是我们把握这些社会矛盾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导致社会抗拒或社会动荡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通过案例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实际上主要还是失业、下岗、农民负担、拆迁等与人们切身相关的利益问题。
现在人民内部矛盾究竟是什么，按照我个人的看法，其实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利益矛盾。利益的矛盾和冲突应当说是我们社会当中的一种惯常现象。
利益的矛盾和冲突，和其它的矛盾相比，有个特点，就是它是一个最理性的东西。宗教的矛盾、文化的矛盾、政府的矛盾、意识形态的矛盾、民族的矛盾，经常是一个有你无我、你死我活的东西。而利益的问题不一样，利益的问题更多的时候不是一个有无的问题，而是一个多少的问题。相对来说利益的问题是能谈的，能够讨价还价的，是可以用讨价还价、协商、合议这样的方式来解决的。
“不稳定幻像”的形成，与我们对这种新型利益矛盾不熟悉、缺乏有效应对手段而产生的担忧心理有直接关系。我个人看法，和世界的其他国家比，我们的社会矛盾冲突虽然越来越多，但并没有到一个我们明显比其他国家要更严重的程度。
中国社会的弹性
过去的20多年中，人们曾经多次对中国社会做出过危机与崩溃的预测，但事实上，这些预测都没有得到事实的应验。于是，有人甚至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对中国的预测为什么总是测不准 其中的一个最基本的因素，就是人们往往看到了那些能够酿成危机甚或崩溃的因素，但却对这个社会自身的弹性，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不能否认，我们这个社会有很脆弱的一面，但同时也应当注意到的是，这个社会本身也具有相当强的弹性。经济体制改革以及与此相伴随的经济迅速增长更进一步增强了这个社会结构的弹性。
这个弹性可以概括为八个方面：第一，三七开或者四六开的城乡人口结构使我们有一个很大处理矛盾的空间。第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有一种矛盾和危机分散化的效益。比如说像劳资关系，这个现在跟政府已经基本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第三，经济的发展为解决许多问题提供了条件。第四，政府掌握着大量的资源，具有很强的运用资源的能力。第五，不同群体的追求出现更大的差异。第六，上层的精英结成了比较巩固的联盟，从坏处说有可能在利益分配上拿到太多;但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个联盟的出现也有利于稳定社会。第七，市场主义话语的形成，就是一种自我归因。第八，改革开放30多年来，政府在处理各种危机和矛盾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这八个方面赋予中国社会很强的结构弹性。正是这种弹性，使得这个社会往往能够在面临严重危机的紧急时刻化险为夷，尽管一些问题被拖延下来后形成更严重的隐患。
值得注意的是，多年来，存在着一种“社会矛盾严重——民众会起来造反”的惯性推理逻辑，其实这种逻辑往往是缺乏分析的结果。强调危机的威胁有积极的一面，即敦促政府解决某些问题;但也有有害的一面，即导致政府“过分反应”——不必要的控制，同时用“维持稳定”挤掉许多应该做的事情。
跳出“社会维稳怪圈”
近些年来，我们实际上已经陷入“维稳的怪圈”：各级政府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维稳，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数量非但没减，反而不断增加，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
为什么会陷入“维稳怪圈”，与事实上已经形成的僵硬的稳定观有极大的关系。我们社会为了这种稳定的思维定式，正在付出日益高昂的代价。 改革前的几十年，我们对阶级斗争的状态估计过重;现在，有些官员对群体性事件的性质估计过重，以致形成了“僵硬的稳定思维”。但正如有人说的，“稳定”压倒腐败了吗?压倒贫富差距了吗?没有。最后被压倒的是民众表达自己正当利益的权利。
维稳需要新思维。现有稳定思维的最大误区之一，是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将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在目前的维稳模式下，通过压制和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来实现短期内的社会稳定，成了相当普遍的做法。结果是不仅治标不治本，反而起到了维护既有利益格局的作用，甚至对社会公正造成严重损害。
维稳的工作不是要消除、也不可能完全消除利益矛盾和冲突，而是要为其设立规则，要为这类问题的解决提供制度化渠道与方式，建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的利益均衡机制。当前，不同的群体在争取自己的利益方面出现了不平衡，有的群体有能力为自己争取利益，有的则没有能力为自己争取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就可能需要通过权力的均衡来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机制。同时，政府还要注意防止用“运动式治理”替代真正的制度化建设。
中国现在需要解决的不是绝对稳定的问题，而是秩序的问题。我们要追求的不是一时的太平，而是长治久安，是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有序化。
说到底，某些群体维护既得利益的工具之一就是曲解稳定，用稳定的问题来绑架社会。我们不应当夸大社会不稳定的可能性。我们这个社会要有自信，以正常的心态、实事求是地判断和定位当前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高瞻远瞩，进行制度化建设，形成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制度化方式，才是我们真正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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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览中国 | 李文倩: 亚当·米奇尼克的意见
对当下中国社会的认知，有种种思路迥异的表述。不同的认知角度和表述方式，反映着不同的心态和诉求。在这种种表述之中，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正处于艰难的转型期。这里的“转型”，粗略说来，有这样两个面向：一从大传统来看，是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已历经百年沧桑；二从小传统来看，是走出后极权主义，通往公民社会。三十余年来，人们围绕转型问题，有过不少讨论，参考过许多方案。而在种种方案之中，东欧转型因与中国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而受到较多关注。
在这样的思想境遇中，波兰知识分子亚当·米奇尼克关于转型问题的种种意见，引起中国知识人的关注和共鸣，当是可以理解的。崔卫平编译的亚当·米奇尼克文集，书名为“通往公民社会”，标识出其思考的大致方向。有关思想与实践，一种流行的说法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某一历史时刻，这一说法，是有意义的，但如果将此看作“真理”，则不过是另一种教条。因此，本文写作的目的，是尝试对亚当·米奇尼克的思考，有一个大致的理解。至于是否可行，则并非我所能回答。
波兰跟中国的一个相似点，是有一个共产主义的小传统。在当下的中国，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共产主义，即使在共产党员中间，已丧失其魅力。但是，意识形态的威力在于，它在少有真诚信仰者的情况下，仍能发挥效力。而且，长期生活在共产主义国家的人们，即使早已不相信这一套说辞，但其思维方式，仍受其制约。意识形态的幽灵，笼罩着当代中国人的生活。
共产主义作为一套意识形态，有其迷人的外装，它承诺一个童话般的美丽新世界，在那里人人平等而自由。为实现这种绝对的平等，人民必须让渡出很大权力，让党来打击自私的资产者，进行资源再分配。但权力的过度集中，不仅没实现早先承诺的平等，反而走向极权主义。而在极权主义秩序中，人们只能按伟大领袖的教导，甘当小学生。亚当·米奇尼克就此写道：“在极权主义秩序中，国家是一个教师而社会是学校里的学生，而有时候它就转变为一座监狱和一个军营。”但与此“相反，在一个公民社会，人们并不想要成为一个学生、战士或者奴隶，他们像公民一样行动。”换句话说，在共产主义国家，人民被当作毫无自由意志的未成年人或奴隶。在这样的制度下，人们的生活毫无责任感。而“一种剥夺了责任感的制度，是一种没有创造性的制度。”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即可理解，为什么六十余年来，无论在哪个领域，中国人都鲜有创造性的成就。
党的领袖维持权力的一个手段，是不断制造敌人，将反对者逐出“人民”的队伍。共产主义的维系，必定基于某种隔离制度。正如亚当·米奇尼克所言：“共产主义是一种建立在特殊形式的种族隔离之上的一种制度。在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下，因为有色人种而存在着歧视。在共产主义制度之内，歧视是因为政治观点、宗教和党派所属所造成。”在共产中国，政治异见者、宗教徒和一些其他党派的人，不仅被隔离在“人民”之外、遭受制度性歧视，甚至遭肉体消灭者，亦有数十万之众。人们生活在恐惧之中，没有任何自主性。
极权主义的逻辑，以严密而高强度的社会控制为其特征，以种种不同方式运动群众，是其基本的统治方式。极权主义统治的方式，在根本上是不能持久的。群众被当作傻子，但总有不满或觉醒的一天。一旦到这一天，之前那种严酷的统治方式，就不得不有所调整。文革之后，中国社会有限觉醒，因此而步入后极权时代。参照亚当·米奇尼克的分析，他说：“为什么是后极权的？因为权力仍然是全面控制的，但是社会已经不再是，社会已经是反对极权的，它在反抗和创建自己独立的机构，其结果导向一个我们称之为公民社会的某种东西，即托克维尔意义上的公民社会。”
但在通往公民社会的道路上，不可能一帆风顺，因为强大的权力不让步。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随着经济领域的改革和开放，官方有意将民众视线引向金钱。私人生活领域的相对进步，和公共领域的极度萎缩和封闭，成为后极权中国的鲜明标识。生活在这样的制度下，人们的心灵极度扭曲，道德感极度败坏。亚当·米奇尼克说：“这个极权制度的一个明显特征在于，它把败坏人类道德和群众的非政治化奇特地结合在一起。因此同这一制度进行斗争，要求对于道德的一种有意识呼吁，以及不可避免地卷入政治。”照此说来，就个人而言，反对后极权制度的有效方式，是在重建社会的行动中，成长为一个公民。从一个市民或农民，成为一个公民的过程，其实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而学习的内容，则包括话语，行为方式等。更进一步，成为一个公民，也就意味着一个自由人的责任和担当；因为公民社会的诞生，一定是理性抗争的结果。
从社会-政治制度的角度讲，公民社会的诞生，意味着议会民主制度的确立。而在经济领域，则是建成健全的市场经济。但无论哪一方面，都面临着激烈的反对。亚当·米奇尼克在《灰色是美丽的》（1996）一文中指出，反对的力量来自两方面：
议会民主和市场经济从一开始就有着强劲的对手。我们可以用“保守派”和“社会主义”这两个象征性的词来为之命名。对保守派来说，民主的秩序是传统的负面–是由贪得无厌的虚无主义所导致的基督教精神的溃退：是相对主义战胜了经过考验的和绝对的价值世界。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这是一个产生永久的不平等和非正义的制度，并富有伪装性。保守派视人为野兽般的存在，不可能由理性的呼唤所支配。只有强有力的制度才能将其约束。相比之下，社会主义视人为善良的存在，是非人道的社会条件将其憋为动物般的举止。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反对建立在政治和经济力量之上的自由运作，反对建立在财富和金钱的统治之上的自由秩序。
保守主义认为，这种自由主义解放了人内在动物性的贪婪，而社会主义认为这种秩序实际上呼唤一种动物性的挑衅，于是就建立起了两种宏伟的乌托邦：一种是回溯性的，一种是展望性的；保守主义的乌托邦建立在等级制度的和谐上面，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建立在平等的社会和谐上面。
二十多年来，中国在政治制度方面，进步有限。与亚当·米奇尼克所言相似，在此期间，种种保守主义思潮，大行其道。正如郑永年所言：“中共一方面拒绝进口一些现代西方国家最重要的政治产品，如民主和法治，另一方面反讽性地回归中国传统，即儒家、法家的大传统和共产主义的小传统，党的领导人试图从中找到困扰着党的那些问题的解决办法，以此维持党对权力的掌控。近年来，提倡回归美德和道德价值，已经成为领导人复兴党的最重要方法。包括江泽民执政后期，渐渐把重心从法治转向德治。也是从2000年起至今，中共掀起了大规模干部教育培训。不言而喻，为了证明中国共产党执掌权力的合法性，最便捷的方式就是求助于传统价值。”
上述说法，跟亚当·米奇尼克的分析，相当接近。亚当·米奇尼克说的“保守派”和“社会主义”，则对应于中国的“大传统”和“小传统”。在大传统方面，“国学热”及各项“盛世修典”的巨大工程，以及官方宣传中“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类的修辞，极具迷惑性；一些从事传统文化研究的学者，亦迫不及待地加入这一“声浪”之中。在小传统方面，“国进民退”已成事实，更有“新左派”为其提供正当性辩护。陈子明指出：“原来面目不清的‘九十年代新左派’，在新世纪已经演变成了‘专政右派’的化妆师，而且有可能取代现在中宣部所代表的正统理论，成为‘专政右派’的首席鼓吹手。”
将社会变革诉诸于传统价值，无论是哪一种，都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幻想。中国政治的大传统，从制度层面讲，早在一百年前已经崩溃。而共产主义的小传统，因其显而易见的反人类特征，是一种注定要失败的东西。理查德·皮普斯（RichardPipes）分析说：“共产主义之所以失败，而且注定了要失败，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共产主义的主要目标是做到人人平等，但为了强迫达成这种平等，又必须建立起一套享有种种特权的暴力机构，这就使平等之旨荡然无存。第二，无论何时何地，那种忠于本族、忠于本土的情谊，当其与阶级属性发生冲突时，总是会战而胜之的。那种忠于本族、忠于本土的情谊，会把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混合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共产主义容易和‘法西斯主义’达成一片的缘故。”
针对上述分析，对曾经的共产主义国家而言，明智的选择，是彻底抛弃它。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面对历史真相。亚当·米奇尼克告诫说：“现在还在对历史撒谎的人是可悲的。他们的谎言将以同样的方法再次纠缠他们自身，历史总是对不公正给予惩罚和对于说谎者表示蔑视，不管是共产主义者还是反共产主义者。”从这一角度看，虽然公民社会的建设指向未来，但一定以对历史真相的充分认知为条件。
作为一名波兰知识分子，亚当·米奇尼克强调抗争者面向独立的公众发言，而不是充当权势者的策士，他就此说：“必须对独立的公众发言，而不是对极权主义的权力说话。这样一套方案必须告诉人们怎么去做，而不是告诉掌权者怎样改良自身。没有比来自下面的压力更能够指导当权者。”在他看来，这是波兰知识分子理所当然的选择：“波兰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不管是世俗的还是天主教的–是为自由而斗争和站在弱者一边。”
从下往上看，这一看待问题的视角，表明亚当·米奇尼克们最为关切的，始终是公民社会自身的成长。这与中国一些知识分子以给高级领导人讲课为荣的心态，截然不同。从公民社会着眼，意味着一种更为深长的视角，而不在于个人一时一地的荣耀或得失。亚当·米奇尼克坚持知识分子独立言说的立场，意味着既不屈从于权力，亦不去讨好民众；针对后一种“诱惑”，他这样反思道：“道德很容易转变成一种狂热和变成一种手段，凭借它虽能达到目的却并非高贵。”“群众语言是一种民粹主义话语的语言。”于此可见，警惕因道德狂热和民粹话语而丧失独立性，亚当·米奇尼克相当自觉。而在《革命散记》（1990）一文中，他对民族主义的狭隘性，有这样的批判：
民族主义是地方主义、个别主义的结合，是盲目仇外和不宽容异己的根源。民族主义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学说，同时也是一种方法，用于自我辩护：一种途径，以逃避某种责任感的窒息，即感到要为多年的卑怯及所有的侮辱与羞耻负责。
民族主义总是导向自我中心和自我欺骗。所谓自我中心，在于它可以让一个人无视其他民族所遭受的苦难，漠然对待他人的价值观和理解方式。所谓自我欺骗，在于它只关心自己所受的伤害和保留那些创痛的记忆，却无视同时也被伤害的其他人。
在亚当·米奇尼克，民族主义不仅意味着盲目仇恨和封闭，更是一种自欺欺人式的不负责任。这与建设一个自由、开放、负责和有创造力的公民社会，是格格不入的。想想中国的情况，过剩的民族主义激情，其所带给民众的，无不是一种自欺欺人式的虚脱，而鲜有机会转化为正能量。着手重建社会，充实社会的力量，是摆脱恶性民族主义的基本途径。
建设公民社会，亦意味着自由公民自身的成长。人们在行动中，学习与他人交流、合作，学会独立思考。而一个真正独立的人，不仅意味着理智上的成熟，甚至在情感上，亦应有能力摆脱他人意志的操控，哪怕对方是以和蔼可亲的方式。亚当·米奇尼克本人，就曾投票反对瓦文萨，他为此解释道：“什么叫做个人魅力？魅力是一种控制人的情感的能力。在情感上的从属以及对于领袖特殊能力、天赋的认同，在领袖与普通人之间产生了一种关系。普通人对领袖的盲信导致了他的顺从。在普通人看来，领袖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做到最好。领袖的权力是无节制、无规定的，他个人的条件与能力不再重要，法律也不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有魅力的领袖随意作出的决定。”由此可见，在亚当·米奇尼克，屈从于领袖的权威或魅力，哪怕他是瓦文萨，亦无异于纵容独裁。想想中国的情况，人们曾对独裁者的狂热崇拜，最终证明不过是愚忠。
拒绝这种魅力，意味着特别的困难。正如托马斯·麦克里在《诺克斯传》一书中所写：“事实上，极少有人能够完全抵制位高权重者放下架子、亲切随和的姿态所产生的良好印象。在那样的场合下，我们的理智和判断力所做出的冷峻质疑，往往会被我们的情感责备为缺乏爱心的表现。”不过即使如此，亚当·米奇尼克的选择仍然是，硬心肠地站在理智一边。
就普通人而言，亚当·米奇尼克在这一点上的做法和强调，值得深思。独立人格的养成，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人类逃避自由的倾向，是如此之强烈。而在现代社会，因为美德的丧失，“有魅力”成了一门基本的化妆术。伦理学家麦金太尔在《追寻美德》一书中写道：“因为魅力是现代特有的性质，那些缺乏或假冒美德的人常常靠魅力而在独特的现代社会生活的各种境遇中蒙混过关。加缪曾把魅力界定为那种在任何问题被提出之前就已得到肯定回答的才能。”而克服这种迷人的诱惑，要求我们在面对公众人物时，多想想其人其言其行是否经得起推敲，这是成就独立人格的必要素养。
二○一三年二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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