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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C | 十名黑监狱保安北京被判刑
• 共同网 | 以“我爱钓鱼岛”等命名的烟花爆竹在北京走俏
• 德国之声 | 黑客袭击与“软实力”
• IBTimes | 温家宝：大力发展流通业 保持当前物价稳定
• 【图说天朝】骗子的敏锐
• BBC｜英媒：中国劳工短缺过亿经济危机四伏
• 纽约时报 | 土地出让制度 “罪恶”之源
• 颜昌海：为何2000万苏共党员不捍卫苏共政权？
• BBC | 广东陆丰公安局官员被曝有192套房产
• 朝日新闻｜中国驳斥“黑客袭美”
• 自曲新闻 | 媒体称富士康工厂拟进行工会选举
• Solidot | 香港准备立法限制奶粉出境
......
BBC | 十名黑监狱保安北京被判刑
中国民众希望通过上访的方式讨回公道（档案图片）。
北京一家法院对在京充当“黑保安”，抓捕拘禁河南上访民众的10名被告作出判决。
北京市朝阳区法院以非法拘禁罪判处王高伟等10名河南人2年至6个月不等有期徒刑。
官方新华社引述法院判决书说，王高伟等10名被告在2012年4月将贾某等10名河南籍访民非法拘禁于朝阳区王四营乡两个院落多日。
法院审理认为，王高伟等人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均构成非法拘禁罪。
据中国媒体报道，年龄在17至32岁之间的10名河南籍“黑保安”都是禹州市农民，其中3名被告人犯罪时尚未成年。
涉案10人中，主犯王高伟为70后，雇员中两人系80后，其余7人都是90后。
2012年12月2日，《北京青年报》报道“北京首次判决外地截访人员”的消息，引起舆论的高度关注。
河南省长葛市访民到北京上访遭地方官员指使“截访”的“黑保安”涉嫌非法拘禁的报道一出，立刻在社交网站和微薄上广泛流传，并引发许多评论。
但当天出版的英文《中国日报》援引朝阳区法院女发言人对有关报道作出否认，称法院就涉及河南某市官员的案件举行过听证，否认法官已作出裁决，并称有关报道是“假消息”。
2月5日，朝阳区法院正式对这起非法拘禁赴京上访人员案件作出一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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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网 | 以“我爱钓鱼岛”等命名的烟花爆竹在北京走俏
- 以”我爱钓鱼岛”等命名的烟花爆竹在北京走俏
-
图为北京市面上出售的名为“东京大爆炸”和“我爱钓鱼岛”的烟花爆竹。（共同社）
【共同社北京2月5日电】中国将从9日起迎来春节长假。用来欢度佳节的烟花爆竹5日在北京市统一上市。以“我爱钓鱼岛”、“东京大爆炸”等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相关问题命名的烟花爆竹出现在店铺中。
去年春节长假期间，北京市因燃放烟花爆竹而受伤者超过200人。网上写有“用爆竹打倒日本”等过激帖子也在增加，刺激着中国人的爱国心，给住在北京的日本人带来不安。
市中心一家店铺的货架上摆放着装盒的烟花爆竹，包装盒上写有“东京大爆炸”、“航母扬国威”等商品名。店主揽客的说法是：340块钱就能炸东京，岂不是很划算？
销售这些烟花爆竹的商家介绍称，这是为了紧跟时代潮流，吸引消费者。商家还称库存已全部售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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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 黑客袭击与“软实力”
连日来，中国有关方面对黑客袭击的讨论多次做出反应，否认黑客行为同自己有关。德语媒体注意到，对多年来致力于正面体现国家“软实力”的北京当局而言，相关的努力似乎并不见效。
（德国之声中文网）《新苏黎世报》在国际版上发表一篇题为“中国反驳黑客行为指控”的署名文章。该文强调指出，中国外交部和官方媒体的说辞其实大同小异，那就是，一方面警告对方不得中伤，另一方面，强调中国也是黑客行为的受害者，然而，中方能否取信于世，让人怀疑：
“不了解内情的专家们一般都承认，要将袭击行为的来源确定为中国，极为困难。然而，众多迹象却显示，中国的官方机构，例如人民解放军，具备相应的能力，对这一点，尤其是美国专家一般都不怀疑。……通过维基解密网站公诸于世的文件让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几年前，对谷歌的黑客攻击是政治高层指令实施的。攻击行为的目的之一就是，找到异议人士的踪迹，原因是，谷歌不同中国安全机构合作。
“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塞加尔（Adam Segal）上周在为《外交政策》刊物上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指出，黑客攻击的对象是记者、智库、外国使馆、西藏流亡组织等，显示出，对之更感兴趣的该是政府机构而非刑事犯罪组织。而对许多观察者来说，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黑客袭击行为是否真的来自中国的官方机构，而在于这些袭击带来的后果。仅仅是出于对中国当局可能调查过记者联系人情况的忧虑，就足以增加联系人的压力。……无论中国政府在多大程度上与黑客攻击行为直接有关，毋庸置疑，中国试图在全球范围掌控有关中国议题的解释权，并因此非常重视互联网。影响和控制是一段时间以来实施的那个‘软实力’战略的组成部分。……”
“中国试图对外界了解或谈论中国在世界上地位的方式方法也施加影响，改善中国的对外形象，不过，相关的努力迄今收效甚微。这也可从以下一点看出：中国自认可利用犯罪手段干预不合口味的新闻报道。然而，（中国）政府在国内、国际对外美的新闻报道进行妖魔化宣传并阻止它们的工作，达到的结果却正好事与愿违：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没有改善。”
富士康工会选举的意义
因一再发生员工跳楼事件而恶名远扬的中国最大代加工企业—富士康日前宣布，该公司职工将组织真正的工会，其成员由员工自行选举。这在中国尚属首次。《南德意志报》在一篇报道中指出，作为数年来出现的相关发展的结果，若富士康真能建立自主工会，可视为中国现代工运史上的一块里程碑，不过，真正的挑战尚在后头：
“迄今，工会的代表或工会本身不过是企业领导层延长的手臂。管理层和党的干部相互勾结，阻止了真正的雇员代表组织的问世。而这一问题并不会因富士康工会代表的选举而消失不见。来自富士康的消息是向所有工人发出的一个信号。不多也不少。中国从未缺少过高喊口号行为，而良好决定的贯彻才是真正的挑战。”
摘编：凝炼
责编：李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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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Times | 温家宝：大力发展流通业 保持当前物价稳定
中国政府首脑温家宝昨天到商务部调研，并向”奋斗在海内外的商务干部职工”表达了农历新年的祝福。
这位即将卸任的中国国务院总理希望，要适应国内外环境的新变化，坚持扩大内需的战略方针，大力发展流通业，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
上午9时许，温家宝来到商务部，看望世贸司、合作司、市场秩序司、外资司、欧洲司、亚洲司等司局工作人员，参观了”商务部十周年图片展”，还与中国在厄瓜多尔承建的辛克雷水电站项目、在斯里兰卡投资的科伦坡集装箱码头扩建项目的中外员工进行了视频交流，向大家问候。
温家宝在座谈时说，这十年，国际经济风云变幻，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相互影响不断加深。他认为，中国始终以积极、自信、负责的姿态面向世界，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水平上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极大地提升了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
温家宝说，当前，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越来越高，商务部门的任务越来越重。必须把扩大内需和稳定外需结合起来，大力推进流通现代化，不断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不断优化进出口产品结构、市场结构和地区结构。
中国政府网官方披露的消息显示，温家宝还专门就做好当前市场供应和保持物价稳定作出了部署。他要求商务部门和有关部门密切关注市场和天气变化，切实做好春节期间副食品市场供应工作。一要千方百计保障供应，二要切实加强价格监管。
来源：IB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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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天朝】骗子的敏锐
@成都晚报：据@斌泽：”瞧瞧，这才是紧缺的营销人才。”近日，一农民工拿了18000元年工资不小心跌倒，手中钱被风吹起，路人和轿车司机在路上疯抢，等警察到只剩三千元。事件在网上引起强烈反响，目前已找回部分钱款。而短信诈骗分子，竟然也没有放过这次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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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英媒：中国劳工短缺过亿经济危机四伏
英国《星期日电讯报》国际经济事务编辑安布罗斯·埃文斯·普里查德（Ambrose Evans-Pritchard）3日援引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一份有关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分析报告内容并撰文评述中国经济面临的人口悬崖和旁氏泡沫危机。
埃文斯·普里查德在文章中首先指出，依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的预测，人们应该已经多少可以估算出中国经济的相对高速增长还能够持续多久。
文章认为，由于中国的所谓人口红利到2020年左右将完全耗尽，并随后而来的是老年人口比例骤增和人口总量骤减的“人口悬崖”，因此中国的高速增长将宣告终结。
文章接着对比了日本和中国两国经济高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关系，结果发现日本是约14年前的时候，也就是在已经富裕起来之后才达到了“刘易斯拐点”；而中国则是在国民人均收入还比较低的情况下，比日本的曲线几乎早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就进入了老年化社会。
所谓“刘易斯拐点”是1979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威廉·阿瑟·刘易斯爵士在1968年提出的一个经济学理论。刘易斯在论述中形容农村廉价劳动力被经济增长全部吸纳后，工资会显著上升。路易斯用这套理论显示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是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最佳途经。
埃文斯·普里查德在文章中继续指出，其实中国所面临的富裕程度还不够却已经必须面对人口老龄化的危机早已不是新闻。他在文中引述六年前一位参加达沃斯论坛的中国人口学者的话说，中国最后没办法可能需要让老年人“集体自杀”才能解决危机。
据北京方面上星期公布的信息显示，工作年龄的人口已经开始萎缩，比预期的要早；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预测认为，中国的劳工人口数量将最终出现“悬崖”现象——突然骤减。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预测，中国的人口红利将在2020年左右彻底耗尽，并在之后的10年中面临约1.4亿的劳工缺口。
分析认为，如此严重的劳工缺口现象将对中国以至于整个世界产生深远影响。
分析还指出，北京政府已经很难有所作为，因为低生育率和长期实行的一胎制政策的影响已经造成。而若想让人口比例这条巨轮调转方向，至少需要半个世纪的时间。
埃文斯·普里查德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分析报告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认为，之所以中国的股市自金融危机以后就一蹶不振，2012年终的实际价值还不到2007年的三分之一，考虑到人口老龄化危机问题和即将到来的劳工人口“悬崖”就不难理解了。
他指出，中国沿海城市的工资水平在过去10年中已经在以年均16%的速度迅速提升。
波士顿顾问集团的分析显示，中国劳工的工资水平依照购买力换算2005年只有美国平均劳工工资的22%，到2015年即将达到43%，而如果只与美国经济相对落后的南方对比，将可能达到美国劳工平均收入的61%。
分析指出，这也是为什么诸如通用电气、福特等大型美国跨国公司都开始把原先设立在中国的生产基地再次搬回美国境内；因为考虑到能源消耗、弱势美元、人工费用和运输费用等等因素后，继续在中国生产的优势已经不再。
埃文斯·普里查德认为，北京政府此时此刻所面临的挑战决不仅仅局限于外企开始大量撤离，而在于是否真正有能力改变中国。
他写到，全球经济重新寻找平衡点本身对中国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因为腐蚀着中国社会构架的贫富差距可能会因此开始缩小。
他认为中国政府真正需要面对的挑战是，一旦依靠廉价劳力、盗版技术和加工出口的发展模式告一段落，那么发展高科技和新型尖端行业所依靠的更多是拥有独立和自由智慧与思想的人，而社会也需要法制和信息言论自由。
无法实现转型的中国将像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他写到：苏联失败了。五十年代还比韩国富有的菲律宾失败了。大部分中东地区国家失败了。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失败了。
埃文斯·普里查德写道：“我们还不知道在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将去向何方。既得利益者与毛派怀旧者结成了联盟，强力抵抗改革者。”
他指出，中国的《财新网》刊登的一个调查报告系列专门指出了既得利益派在过去多年中如何一步步瓦解和扭转了由邓小平最初推动的自由市场经济改革。
他认为，外界可以看到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有关改革的提议绝大多数都是停留在口头。
反而是大兴土木、大修铁路、大规模政府投资……这些依靠打开印钞机来饮鸩止渴的短视解决方案似乎又在未来总理李克强的“城镇化”改革中抛了出来。
瑞士UBS银行的分析指出，2012年中国经济55%的增长依靠的是政府投资，而这一比例很快会达到60%。
他指出，尽管基本建设的中心开始向中国内陆城市转移，但是这种依靠举债、印钞、政府投资的“旁氏骗局”如不尽早改变终有要倒塌的一日。
埃文斯·普里查德的文章最终预测，中国的高速增长奇迹可能还会有几年的“好光景”，但最终这个巨大的“投资泡沫”还是要破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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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 土地出让制度 “罪恶”之源
王炼利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3年02月05日
多年来的房地产调控不能有效调控到房地产业本身，根本原因出在政府身上。虽然政府多次开展调控，但由于政商勾结、监管缺失，利益输送难以阻断，这些官本积弊在中国的土地出让过程中表现得很典型，而中国的房地产制度问题也集中反映在土地出让制度上。
必须做个简要回溯，1990年，国务院发布55号令，在全国实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下称《条例》），由此确立了我国土地出让制度的两个基本点：一、国家以土地所有者的身份出让土地（《条例》第八条），二、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使用者，其使用权在使用年限内可以转让、出租、抵押或者用于其他经济活动。合法权益受国家法律保护（《条例》第四条）。这两个基本点，二十多年来基本没有变更过。而2007年开始施行的《物权法》，更是首提“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依法对国家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第135条）、并将“建筑用地使用权人有权将建设用地转让、互换、出租、赠与或者抵押”（第143条）作为权利人的权利在《物权法》中重申。物权法就这样赋予“建筑用地使用权人”以土地所有者才能享有的全部权利，并使这些权利全部纳入《物权法》保护之下。
中国国有土地出让制度的弊端根源，都由此而来。
如果不是《条例》第八条和《条例》第四条并存、如果不是《条例》第八条与《物权法》第143条并行不悖，那么，当国家以土地所有者身份出让土地，出让的也就仅仅是实物意义上的土地，只要土地不进入流通领域，就不会损害到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但是，《条例》第八条和《物权法》第143条的并行不悖，让“建筑用地使用权人”因为有了转让、出租、抵押土地的权利就能炒卖土地，中国的土地出让制度也就成了允许和鼓励土地炒卖的制度。中国国有土地出让制度的“法律荒诞”显而易见。
而这样的土地出让制度也是造成中国房地产领域形成官商勾结、层层得利而只有购房者最终埋单的根本原因。
导致地产行业的官商一体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长期以来，国有土地出让的运作、国有土地出让金的定价、收取和使用等这些政府行为基本都处在无监督状态；二是中国的土地出让制度赋予土地受让人转让、互换、出租、赠与或者抵押的权利，使土地受让人能合法炒卖所有权属于全民的土地，从而将国有土地成了少数人的牟利之源。
第一个因素与第二个因素互相作用，结果必然是：政府官员尽量将土地出让给自己人或能让自己得益最大的人，即使土地出让实行“招挂拍”，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局面；受让到土地的房地产商很多不急于造房，他们热衷于“转让”土地，因为直接从政府手中得到的土地，有着最大的增值空间；受让到的土地无论怎样处置，这块土地上收获的第一桶金，都需要与地方官员们分享。
比如2007年案发的广东江门市常务副市长林崇中收了房地产商65万港币后，就以低于政府招拍挂价一亿元的价格将土地给了地产商；再如，在著名的上海“周正毅案件”中，当年周正毅是以“零出让金”得到黄金地段18万平方米土地的，但他也不会告诉买楼者他拿地的成本是零，而当初无偿给他这块地的官员更不会白忙活。
由于政府官员尽量要将土地出让给自己人或能让自己最大得益的人，合乎逻辑的结果是土地出让的单价就不可能高。所以，别说整个1990年代，就是到了2005年前后，即使是沿海特大城市，虽然不断有所谓“地王”出现，但普遍的土地出让价并非人们想象中那么高昂。
先看看极端的极低地价。根据笔者所能见到的政府公开资料，一直到2006年，上海无论是“协议出让”还是“招挂拍”出让，都有极端低地价出现。
2005年前后，上海地区“协议出让”的黄金地段土地中，发生的极端低地价有：紧邻豫园的住宅用地，楼面地价67.7元/m2（土地出让合同号：黄房地200464号）、老西门住宅用地，楼面地价112.5元/m2（黄房地200457号）。而南京东路永安公司旁的商务办公用地、靠近大世界的商务办公用地、近北京西路南北高架的商务办公用地和现在称为“外滩源”上的商务办公用地，2005年前后“协议出让”的楼面地价分别为6252元/m2（土地出让合同号：黄房地200345号）、6631元/m2（黄房地200366号）、6003元/m2（黄房地200463号），14573元/m2（黄房地200537号）这些在整个中国都称得上是钻石级地段上的商务办公用地，2005年前后楼面地价却只有每平方米几千元，最多1.5万元（指“外滩源”土地）。
进入21世纪以后，上海“公开招标”的商品住宅用地多数位于远郊。极端低地价有：楼面地价28元/m2（土地出让合同号：沪闵房地2005230、231、242、243、247、248号）、楼面地价19.9元/m2（沪嘉房地2006041号）、楼面地价16.9元/m2（沪嘉房地2006002号）、楼面地价14.7元/m2（沪房地宝200610号）。（以上两段数据来源： 《上海市有偿使用地块一览表》、《上海市城镇房地产开发土地供应和开发利用情况向社会公布情况汇总（2004、2005）》）
极端低地价是如此，“平均地价”又如何呢？笔者根据《上海市有偿使用地块一览表》、《上海市城镇房地产开发土地供应和开发利用情况向社会公布情况汇总（2004、2005）》计算，2003年、2004年和2005年，上海凡用人民币收取出让金的地块，其出让的平均单价依次是 451元/m2、639元/m2、507元/m2，2006年1-9月是414元/m2（土地出让的平均单价按照上海市政府部门实收出金平均单价乘以3得出）。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出让价才每平方米一、二百元的工业仓储用地出让占了约一半，也是将整体的土地出让平均单价拉低的一个因素。
上海是如此，全国的“土地出让单价”高还是低？根据历年的《中国国土资源公报》统计，自2000年开始，全国的土地出让市场上“招、挂、拍”的平均出让单价除了2000年和2010年超过了1000元/m2、2011年平均是991元/m2外，其余年份都在每平方米500-800元之间徘徊，而非“招、挂、拍”的土地出让，其平均出让单价最多是每平方米200来元。需指出的是，这几年中国的土地出让中商业和住宅用地占了30%左右，工业用地占比要高一些，由于工业用地价格低廉（2011年105个城市的平均市场价才是652元/m2，见《2011中国国土资源公报》），使全国的土地出让平均单价更显得低了。不过，从2011年105个城市的住宅用地平均市场价是4518元/m2、2009年是3794元/m2看（这是几经炒卖后的平均价！数据来源于权威的《中国国土资源公报》），我们也可以得出结论：住宅用地的政府出让价并不高。
这样的土地出让单价，与人们切身感受到的高房价有很大距离，与风传的“土地出让金很高”有很大距离，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这一很值得讨论的事情在过去很长时间里并未引起普遍关注。
要知道真相，就需要将土地一级市场（政府出让土地的市场）上最初的“得地价”与土地二级市场（房地产商转让土地的市场）上的“炒卖价”区分开，将“造房子”的房地产商和最初从政府手中得地的房地产商区分开。要知道，能从政府手中用很便宜的价钱受让到土地的，是房地产商中的凤毛麟角，这些房地产商，很多并不造房子。如潘石屹所说，“中国三分之一的开发商只倒卖土地从来不盖房”。而“造房”的房地产商使用的土地，一般都在二级市场经过了少则三、四道手、多则五、六道手的“转让”而来，经过多次倒卖，最终转让价比起最初的出让价，已然大涨。因此，土地价是因为转让而“炒高”，而不是因为出让时的官价定得高。至于天价“地王”的出现，更多是炒作的需要。
造成中国土地被作为不断倒卖的根本原因还是上面所说的现行土地出让制度。我们可以做些国际比较。
早在公元六世纪制订的《法学总论》（罗马法的主要组成部分）就已经明确规定，凡使用权人不得拥有“处分权”：“使用权的内容当然比用益权的内容狭小……他不能把他的权利出卖、出租或无偿让与他人。”
将城市土地单纯出租的行为，在现代欧美国家也几乎不存在。现代欧美国家将城市土地与土地上的建筑物视为一体，通称为不动产。原则上要出租就是出租不动产，不能单独出租土地。法国则在土地租赁方面，设有暂时土地使用权制度。
因为是“租赁”，美国明确了居住用不动产的租赁权属于债权，不属于物权；法国、德国、日本等国的民法中也都明确不动产租赁权不属于物权。英国给了不动产租赁权以有限制的物权，即须是18-99年的长期租赁，承租人方能取得“有转让自由的物权”，但没有更新权，即不准对承租房推倒重建，原租物需原还。
关于不动产（包括土地）的承租者作为“使用权人”是否持有转租、转让和抵押权，国外的公有土地是绝不允许“使用权人”转租转让抵押的。如法国的《土地利用方向的法律》规定，公有不动产除了公共事业性部门之间可以转让外，禁止转给营利性企业或个人。而私人土地所有者如出租土地，通常都制订契约不让承租者这个“使用权人”持有转租、转让和抵押权。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对承租人行为的限制，目的就是不让“使用权人”侵犯到“所有权人”的利益。只要将“使用权人”的使用权保持在实物意义上的“使用”状态，而不让使用物因为转租转让而增值，使用权人就不可能通过使用物本身来获利。
只有中国的《物权法》赋予了“建筑用地使用权人”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处分权包括了转让、出租、抵押、赠与、继承、销售、封存、丢弃等权利），让“建筑用地使用权人”将所有权的四项权能（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全都占齐，唯独欠考虑的，是国有土地所有权人的权利——全体国民的土地权利体现在哪里？
不仅如此，政府又以“机关法人”的身份亲自将可供炒卖的土地提供给土地使用权人。土地的权钱交易就这样在“法制社会”珠胎暗结。土地的出让活动也因为这些“法制”，在事实上逾越了机关法人禁止从事经营活动的禁令，从而使得“出让土地”这一政府行为的公开公正成为不可能。
有人会说，大陆的土地出让制度不是从香港移植来的吗？香港不是市场经济社会吗？确实如此。不过，大陆移植的是实行了一百多年的由港英政府制订的土地制度，而英国本土，没有这样的土地制度。香港制订这样的制度，固然有着英国本土将长期租赁权当作可转让的物权的法律溯源，更是因为香港本是殖民地，港英政府不用顾及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和感受。
现今中国移植了香港殖民地时期的土地制度，造成的恶果是全中国几乎都成了房地产商的殖民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全中国只有一个版本，房地产商持有的此权证与居民持有的此权证一模一样。但是，一样的土地使用权证，法律赋予的权利不一样。房地产商持有的土地使用权证，有权在“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互换、出资或者赠与”时，将“附着于该土地上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一并处分”（物权法第146条），房地产商可以籍其土地使用权证驱赶和逼迁居民，而被逼迁的居民即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屋所有权证》双证俱全，面对强拆的推土机，也无可奈何。
过去十多年来，土地腐败频发，“拆迁自焚事件”更是层出不穷，围绕土地所引发的各类恶性事件也令政府备受压力。种种社会现实问题，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现行的土地出让制度。中国的土地出让制度不改革，所有的房地产调控都不可能触碰到实质性的问题。事实证明，房地产调控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只有对现有土地出让制度进行根本性改革，不让“建设用地使用权人”持有“处分权”，保护国有土地所有权人的权益，才有希望使中国房地产业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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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昌海：为何2000万苏共党员不捍卫苏共政权？
20年前，2000万苏共党员、两亿多苏联公民心向何方？他们为什么没有挺身而出捍卫苏联共产党？眼睁睁地看着、甚至积极参与摧毁将近百岁的苏联共产党？！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能从苏共濒临死亡期间的一些历史镜头中去寻找。
1991年8月19日零点05分，塔斯社播发了苏联领导人声明，向全世界宣告：鉴于戈尔巴乔夫由于健康状况不能履行苏联总统职责，副总统亚纳耶夫从 1991年8月19日起履行苏联总统职责。接着公布了以亚纳耶夫为首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八人名单，其中包括内阁总理帕夫洛夫、秘密警察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内务部长普戈、国防部长亚佐夫、国防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等。上午9时整，数百辆装甲车涌进莫斯科市中心，长长的坦克纵队占据了主要交通要道、广场和国家重要机关附近的阵地，进而包围了俄罗斯联邦议会和政府大厦。这座大厦因其白色的外墙而获“白宫”这么一个有人爱之有人恨之的别名。随后，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布告苏联人民书等文告，宣布接管国家全部权力，取消新闻自由，呼吁人民起来拯救祖国。
1991年8月19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冒着生命危险站在坦克上发表演说，宣告了苏联的解体风云突变。11点半，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白宫举行记者招待会，宣读了告俄罗斯公民书，声称实行紧急状态是反宪法的反动政变；紧急状态委员会是违宪组织，其成员犯有国事罪，其所有决定和命令都是非法的，在俄罗斯领土上无效；对执行紧急状态委员会指示的人要追究刑事责任；呼吁俄罗斯公民对叛乱分子给予应有的回击，使国家重新走上正常的合法的发展道路。
在“8·19”政变的非常时刻，政变当局和反政变当局都向人民发出了呼吁。关键就看人心向背了。下午1点，白宫外面就役集了几万名响应叶利钦的号召、赶来支持和保卫俄罗斯政府的人。稍后，他们开始在毗连大厦的街道设置路障。示威者还一度占领了靠近克里姆林宫墙的练马广场并举行了群众集会。雨后的莫斯科大街上，到处是被市民团团围住的坦克和装甲车，有的热血青年爬上坦克和装甲运兵车，大喊大叫与士兵对峙。世界各大电视台都播出了叶利钦站在一辆装甲车顶部向群众发表演说的镜头。作为改革派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谢瓦尔德纳泽和雅科夫列夫发表谈话，支持叶利钦，号召“所有反对极权主义东山再起的人”对政变当局进行非暴力抵抗。当夜，库兹巴斯、顿巴斯、伯朝拉等地区的煤矿工人决定自8月20日起开始举行无限期罢工，以响应叶利钦的号召。这时，地方领导人的态度影响也很大。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克拉夫丘克和哈萨克总统纳扎尔巴耶夫都指出本共和国内没有实行紧急状态的必要；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主席兰茨贝季斯抨击紧急状态委员会实行军事独裁，号召人们“为保卫共和国而战”。
从8月20日上午开始，莫斯科就有5万多名游行者在白宫旁聚集。
——摩尔多瓦总统斯涅古尔在群众大会上谴责了政变，并发布了一项特别命令宣布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决定和命令在该共和国境内不具有法律效力。
——由紧急状态委员会调到莫斯科来的某些武装部队已宣布抗命，决不向市民开火，决不向叶利钦开火。另有6个支持叶利钦的陆军营将从列宁格勒赶到白宫。此外还有一些从阿富汗战场下来的退伍军人得到武器，几小时内就有2500名武装人员参加到由10辆坦克和500名空降兵组成的保卫白宫的防线中来。
——莫斯科市市长波波夫发表声明，宣布本市不实行紧急状态，指出苏共莫斯科市委企图另立自己的政府，在坦克的保护下夺回在市苏维埃和市长选举中失去的权力，这是追随所谓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反宪法叛乱。他建议市检察长执行俄罗斯总统的法令，立即对莫斯科参与叛乱的所有机关和个人提出刑事起诉。
——列宁格勒市市长索布恰克在市中心举行的群众大会上宣布：列宁格勒的局势完全控制在合法政权机关手中。在会上发言的大企业代表、教会的代表、作家和军人代表都表示支持戈尔巴乔夫。列宁格勒市和州的内务局局长还在会上发表声明：内务机关的工作人员完全支持合法的俄罗斯政府和市政府。
——爱沙尼亚议会通过决议宣告爱沙尼亚独立，爱沙尼亚政府声明支持俄罗斯领导人关于政治总罢工和不服从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呼吁；爱沙尼亚外交部长梅里在赫尔辛基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波罗的海三个共和国政府已于今天给他们各国目前在国外的代表授权：一旦苏军占领并控制了这些共和国就立即在海外组建流亡政府。
——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卢金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已有70％的地方权力机关的领导人支持叶利钦。俄罗斯一些自治共和国领导人呼吁通过法制轨道解决问题。
特种部队拒绝执行违宪命令：此时此刻，克格勃正在部署由其特种部队、专门负责反恐怖活动的“阿尔法”小组强行攻占白宫并将叶利钦等11名主要人物逮捕或就地处决。“阿尔法”小组是一支经过特种训练，配有直升飞机、枪榴弹发射器、反坦克导弹和其它尖端武器的现代化部队，其成员都是一些文化素质很高的军人，当他们接到攻占白宫的命令时，知道大厦的保卫人员对“阿尔法”小组是无法抵挡的，30分钟之内就可以完成任务。但此举必然导致平民大流血并给武装部队带来难以洗净的耻辱。于是，所有的人一致表示：“整个阿尔法小组将不执行这个命令。”尔后，进攻的时间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迟。由8月20日凌晨3时改到18时、22时，再改到21日凌晨3时。“阿尔法”小组20多名指挥官被上司逐个找去训斥，受到“送军事法庭审判”、“处决”等等威胁，但仍然无一从命。国家因此而避免了一场血腥的内战。“阿尔法”小组的指挥官在谈到促使他们作出抗命决定的原因时说：6年的政治改革使我们敢于独立思考，我们安全部门的大多数都不赞成用军事手段解决政治问题，我们断定，只要我们不执行违反宪法、进攻白宫的命令，政变就会失败。
在直接通往白宫的各条街道上共有16条由混凝土、卡车和重型设备组成的路障以及由2万名志愿者组成的人墙。人墙中有站者、坐者、卧者，甚至有人跪地请求坦克上的军人不要向自己的同胞开火。8月21日凌晨2时，一支由十几辆轻型坦克组成的车队试图强行通过一条公共汽车路障时开了火，造成三人死亡和十馀人受伤。后来军队撤退了，并留下了3辆被烧毁的坦克。接着，内务部的装甲车再次冲向路障，但还是被人墙挡住了。钢铁的装甲当然可以不顾一切地冲破和碾碎血肉的城墙，但是他们没有那样做，他们没有那么肆无忌惮，他们颤抖了，他们被血肉之躯软化了，终于退却了。
世界舆论担心的大规模流血事件重演的情况终于没有发生。
形势急转直下：8月21日拂晓，三名死难青年的热血和关于海军、空军不支持政变的消息又一次唤醒了整个莫斯科城的良知，白宫依然屹立的身姿终于压垮了紧急状态委员会委员们的神经，形势急转直下，政变当局开始土崩瓦解了。清晨，首先是国防部最高权力机构国防部部务委员会召开了一小时紧急会议，会议一致同意从莫斯科撤走一切军队，取消头天晚上开始实行的宵禁。
——11时15分，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在白宫开幕。白宫周围的人群比前两天的还多，人们在牧师的带领下为当天凌晨的死难者默哀。叶利钦发表简短讲话，他已将俄罗斯境内军队的指挥权控制在自己手中。
——19时35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通过决议，认为使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停职并由亚纳耶夫接任其职务是非法的，要求亚纳耶夫立即撤销其命令及关于紧急状态的决定。
——20时10分，哈萨克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宣布，他同戈尔巴乔夫通了电话，苏联总统告诉他，这些天他在他的克里米亚别墅里完全处于被隔离的状态。目前他的健康状况正常。在评价国内局势时，戈尔巴乔夫称其为“右翼军人政变”。
——20时17分，苏联检察院发布公告：鉴于非法成立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的行为存在着犯有国事罪的证据，苏联检察长已对他们提出刑事起诉。
——21时28分，塔斯社播发戈尔巴乔夫发表的声明，说他完全控制了国家局势，恢复了与外界的联系。戈氏与俄罗斯、哈萨克、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共和国的总统通了电话，他们一致谴责了政变，并说这场政变由于民主力量的坚决抵制而破产。
从8月22日开始，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陆续被捕，只有苏联内务部部长普戈闻风自杀。享寿三天的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反”志未酬之际便夭亡了。
政变者直接目标无非有三：一曰，为了阻止新联盟条约的签署，挽救旧联盟的生命；二曰，为了阻止国内改革的发展；三曰，为了阻止戈尔巴乔夫向激进改革派靠拢，迫其向保守派倾斜。这也就是亚纳耶夫19日傍晚在记者招待会上所说“我的朋友戈尔巴乔夫会归队”的潜台词。但政变的结果，不但未能阻止，反而加速了旧联盟的解体，随着8月21、22日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宣告独立，独立浪潮很快从波罗的海三国波及除俄罗斯之外的几乎所有的加盟共和国；政变不但未能阻止改革的发展，反而加速了国内改革向经济市场化、政治多元化方向的发展；加速了被激进改革派救出险境的戈尔巴乔夫由中派立场倒向激进改革派的立场。总之，动刀子的结果事与愿违。
苏共威信扫地：“8·19”政变这把刀子在加速苏联解体的同时，也让操刀手苏联共产党自己步入绝境。一个执政党居然诉诸非法程序，发动政变，这无异于自杀。戈尔巴乔夫恢复苏联总统职位的第一天，即8月22日，苏共中央书记处发出通告，宣称：一些苏共党员，其中包括苏共中央委员，参与了“企图”发动政变的行动。他们的行动是背着党的领导人秘密进行的。然而，同一天，宣布退出苏共中央的哈萨克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发表声明向全世界揭露苏共在撒谎。声明指出，8月19日至20日，哈萨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收到来自苏共中央的一系列文件，这些文件确凿地证明苏共中央书记处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和决定。其中一份文件是秘密通告，上面有这样的内容：“鉴于实行紧急状态，请采取措施，使共产党员参与协助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纳扎尔巴耶夫说：“正是这些行为使苏共中央书记处威信扫地。它与普通党员相对抗，违背了人民的真正需要和利益。”原先政变当局对民情的基本估计是戈氏改革政策不得人心，如今实际情况则是政变不得人心。政变组织者、参与者臭不可闻。而这位前苏共政治局委员的声明则使处境本来十分艰难的苏共一下子落到令人冷齿的地步。
在这种情况下，8月22日继续举行的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以及随后在白宫门口广场上举行的“胜利者群众大会”，笼罩着一种强烈的反对苏共的气氛，就可想而知了。到中午12时叶利钦讲话时，广场及附近街道绿地都已挤满了人，各国记者听得最多的口号便是“打倒苏共”、“审判苏共”。讲台上发言者只要一说到“取缔苏共”，广场上便一呼百应，掌声雷动。人民代表、著名眼科专家费奥多罗夫总结“8·19”政变教训时对记者说“戈尔巴乔夫拆掉了苏联专制政权的牢笼，但并没有捣毁苏联共产党这个产生专制政权的‘动物园’。应当禁止苏共参政，不把共产主义改成人道主义就不允许苏共活动。”
——流产政变已使苏共犹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曾经召开莫斯科市各级党组织负责人会议、动员党员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普罗科菲耶夫被捕了。据报导，他是在市委全会结束后在老广场溜跶被群众认出来，押进出租车，扭送俄罗斯检察院。
——威严地屹立在克格勃门前几十年的“肃反委员会”创始人捷尔任斯基雕像被15000人围住，最后终于被推倒了。尔后许多天，有很多人用斧头和各种工具在那里敲纪念碑的底座，以便取一块石头回去作纪念。
——摩尔多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叶列梅宣布退出苏共中央政治局。
——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市当局决定拆除党中央大楼前的列宁塑像。
——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大楼被没收并“移交给国家”。
——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代主席哈斯布拉托夫今天宣布脱离苏共。
——雅库特共和国议会决定把苏共的建筑转给地方苏维埃，该共和国的苏共报纸转为人民报纸；将共和国的国家管理机构和护法机关非党化。
——8月23日这一天，苏联有哈萨克、吉尔吉斯、摩尔多瓦、立陶宛、拉脱维亚五个加盟共和国宣布共产党为非法或实行非党化。各地不断出现要求解散共产党的示威游行，并掀起推倒马克思、列宁塑像和革命纪念碑的高潮。面对群众唾弃、威信扫地的现实，苏共自身也束手无策。
8月24日晚，戈尔巴乔夫与几位亲密助手举行了一系列的紧张磋商后决定，宣布他已无法继续行使共产党总书记的职务并立即辞职。他还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而且授权各地通过选举产生的苏维埃接管党在全国各地的大量财产。
针对戈尔巴乔夫的声明，苏共中央于8月25日发表声明说：“中央委员们显然应该接受困难的、但在目前是唯一可能的自动解散中央的决定。”它同时请求苏联总统和俄罗斯总统允许苏共再开一次中央全会，以便决定善后事宜。但这最后一个愿望也未能实现。苏共中央只好决定解散中央机关，留200人善后。
8月29日，苏共党员占绝大多数的苏联最高苏维埃紧急会议于8月29日以283票赞成、29票反对和 52票弃权通过决定：停止苏联共产党在苏联全境的活动，责成内务部各机构保证苏共物资财产和档案的完好无损，责成各银行停止苏共的所有货币基金业务。根据这一决议，苏共在苏联全境的机构均被关闭，所属建筑物全部被查封，银行账户全部被冻结。
苏联共产党自1898年开始的93年历史到1991年8月29日划上了一个句号。
只要真正从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出发，世人不难看出，苏共之死，并非死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谋杀，而是死于失去民心。在两大势力都向人民伸出求援之手时，人民从容地作出了选择，唾弃了苏联共产党。
本文来源:《作者博客》
—-白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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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广东陆丰公安局官员被曝有192套房产
中国反腐败，越来越多公职人员贪污腐败行为被曝光
广东陆丰市公安局原副局长、现任陆丰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兼陆丰市碣石镇党委副书记赵海滨，被实名举报有两个户口，190多套房产。
此前，有报道说，有关当局正在调查他名下拥有170多套房产的说法是否属实。
这是继陕西“房姐”龚爱爱被曝至少拥有四个户口之后，又一官员拥有多个户口以及涉嫌拥有众多房产的消息被曝光和证实。
实名举报人为陆丰富豪黄坤意，他还是陆丰市三届政协委员。
赵海滨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证实自己的确有两个户口，但解释说是因为当时的特殊原因，而名下的192套房产只是帮助其弟弟进行管理。现在，这些房产也已经卖掉。
官方目前已查明赵海滨拥有两个身份证，其登记“赵勇”名字的身份证经调查之后，已被户籍所在地的珠海公安机关注销。
网友评论说：贪官几乎涉及各个地方、各个部门、各个级别，若不严惩，仅采取党内处分、行政处分恐怕很难服众 ,敢不敢真的老虎苍蝇一起打，拭目以看！
而媒体则感慨：官员与公职人员拥有房产这事，没有最多只有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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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日新闻｜中国驳斥“黑客袭美”
美国《纽约时报》等媒体相继表示频遭来自中国的黑客攻击。美国政府就此表示忧虑，而中国政府却予以全面否定。同时，中国国内无法浏览部分海外媒体新闻网页的情况也日益严重。
据《纽约时报》消息，去年9月13日黑客首次入侵该报内部电脑。据分析，该次黑客攻击的目标该报上海支局局长等人的电子邮件。该支局长曾于同年10月主笔发表一篇关于温家宝总理亲属敛财达27亿美元的报道。
《纽约时报》采用专家意见表示，“从2008年开始，中国黑客开始瞄准西方记者，目的是要确定他们的情报来源”。
此外，《华尔街日报》也于上月31日报道称遭到黑客攻击。该报表示，去年年中接到美国联邦调查局通知后才了解到这一情况，攻击目标为该报北京支局记者等人的个人信息。
《华盛顿邮报》本月2日也宣称曾遭到类似攻击。该报下属的安保相关博客最先公布此事，此后该报纸媒也报道称“2011年觉察到（黑客攻击），也采取了应对措施”，不过没有进一步公布详情。另外，该报曾报道称自2008年左右起遭遇黑客入侵。
本月1日，推特公司宣称该公司设置在美国的服务器遭遇黑客攻击。虽然尚不确定攻击是否与中国有关，但据说约25万人的用户名、电邮地址及密码等个人信息有可能被盗读。
奥巴马政权对来自中国的黑客攻击进一步加强戒备。
据美联社报道，1月31日国务卿希拉里强调，“美国有必要向中国表明，针对此类不法入侵，美国为了保护政府和企业将采取行动”。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维多利亚·纽兰本月1日表示，包括对美国企业的攻击，将通过美中战略经济对话等途径继续向中方提请注意。
然而中国政府对这一切持全盘否定的态度。
在本月1日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洪磊语气强硬地表示:“根据一些没有确实证据的调查结果，就武断的证明，武断的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参与了有关的网络攻击，这完全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
不过，去年11月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召开前夕的那篇关于温总理亲属的报道，似乎使中国国内遭受重大打击。
自那时起，《纽约时报》英文版的网页在中国国内便无法阅览。同时，该报在北京组织了数十名翻译人员、于去年6月开设的中文网站也无法打开。而规避中国当局封锁迂回登陆海外网络的翻墙软件，自去年党代会之前起也变得不太好用。
让中国当局时刻警惕的是，一旦海外媒体关于中国领导人的报道被国民获知，将可能动摇体制的稳定。另外， 中方应该也不愿因网络攻击问题引发美中关系走向完全对立。
刚起步的习近平体制还处于巩固权力基础的阶段。中国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在驳斥《纽约时报》的同时，不忘反复向美方发出信号，强调“愿与美方共同努力”，“探索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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