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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岳散人 | 为什么倒霉的总是春晚
• BBC | “习粉”博主公开身份遭质疑真伪
• 美联社 | 独家：“学习粉丝团”微博主现身
• BBC | 四川女网友批习近平粉丝微博遭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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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岳散人 | 为什么倒霉的总是春晚
有网友吐槽春晚的第一条就是“凤凰传奇奠定了整场春晚的基调”，这话绝逼是对国情有深刻认识的人说的。知道郭德纲、喜欢李云迪的族类，在我们祖国的苍茫大地之上绝对比不上凤凰传奇的拥趸。其实凤凰传奇也不错，至少早期的时候我也挺喜欢的。当然，洒家一直是个俗人，不足为训的那种。
每年春晚都是被嘲讽的对象，这几乎是一种必然。但我在这里必须为春晚说一句：谁上手做春晚都这个操行，无论你多牛逼，只要到了春晚这个舞台上，智商必然被降低、能力被龟甲缚，最终沦为人民群众在春晚高潮之后的事后烟。这是春晚属性所决定的。
我们处在一个“长尾理论”统治的时代，市场是个无限细分的市场。而春晚是什么？春晚是一盘各种东西生硬的拌在一起的沙拉，然后上面浇上浓浓的“和谐、快乐、普天同庆”沙拉酱，在饥饿年代里这东西上来就被抢光，在一个随时接触各种自己喜欢的娱乐方式的时代，这种玩意儿能让每个人都满意么？就算是其中有一些节目是你喜欢的，圣女果旁边就是您深恶痛绝的榴莲，连着吃下去您也绝对有把厨师拉出来痛扁一顿的冲动。
春晚的状况其实是我们这个国家的一个缩影。官方的意识形态就是那种沙拉酱，企图用这个涵盖所有社会思想内容，然后取得表面味道上的一致，但实际的社会已然具备了多元化的雏形，各种思想与价值观独立存在着。但官方并不喜欢这种状态，他们还是期待着有一种统一的、取悦大众的表象。
这就是春晚其实一直不是一台晚会，更是一种政治任务的原因。春晚从第一次开始，就是官办综艺，主要的目的从来不是提供更好的娱乐，而是借着春晚传达某些信息，至于这个信息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东西与娱乐、艺术没有多少关系，基本还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梗儿：艺术为政治服务。说白了吧，我们看到的春晚与新闻联播里领导人名单的排序其实是一种内在逻辑。港澳台演员、外国大腕、少数民族、军民鱼水情轮番上演，其实就是个娱乐版的新闻联播。
拼盘式的演出加政治性，春晚倒霉就倒霉在这个地方。但您说它真的很倒霉么？其实也不是如此。
央视这个地方的目标受众在业内是有定评的，基本以城乡结合部更年期妇女为主要传播对象。请注意，这不是说看央视的都是这些人，而是说看央视的基本都是这水平。在这个水平线上，春晚还是具备强大影响力与娱乐性的。之所以看上去比较倒霉、总是被喷，其实主要是真正的社会主流群体在这些年已经变了。
我们这个社会目前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上网的、不上网的。经常上网的人数比不上网的要少，但从知识结构与收入、消费能力上来说，这个群体已经是社会的支柱，也掌握着话语权，哪怕是并没有意识到春晚的文化形态之糟糕、政治意味之浓厚，从平日里看其他节目所培养出的审美能力上，也足够腾出幽默感去吐槽春晚了。
春晚的遭遇，其实就是一个思想、审美大一统的国家，向多元化转型的例证，而春晚本身，是这个僵化体制的惯性动作。虽然一直都在求新求变，但其基本内涵没有改变的话，这些求新求变不过是一对新人、两般旧物的相逢。
来源：腾讯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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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习粉”博主公开身份遭质疑真伪
“学习粉丝团”微博的登记地址在陕西，但张鸿明称他人在江苏。
因关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动向而引起了广大网民与媒体注意的“学习粉丝团”博主向外媒声称自己并无后台，但一些网友继续质疑其真伪。
美联社刊发报道称，自称是博主的张鸿明（音译）表示，整个微博只由他一人负责，“完全是个人行为”。
博主在星期天（2月10日）发帖进一步声称：“我这次是彻底曝光个人资料，我连身份证都传给了记者，把来龙去脉都说得很清楚。”
但网民和媒体都注意到，“学习粉丝团”微博至今发布了不少疑似近距离拍摄的照片，因此对其身份仍然存疑。
其中，网名“老沉”的新浪网总编辑陈彤即时转发微博质疑博主为何不向官方新华社等中国国内媒体披露身份，而要选择境外媒体。
“学习粉丝团”回复称：“只找了两家，国外是美联（社），国内是南方（都市）报的王星记者。”
“但王记者昨天回天津过年，他带小孩就没采访成稿，美联写好稿不能等就发出去了。”
BBC中文网记者通过电邮向《南方都市报》记者王星查询博主的说法是否属实，但至发稿时尚未收到任何回应。
“增加透明度”
中央电视台也因“学习粉丝团”微博的快速报道而有所不满。
“学习粉丝团”微博自去年11月21日开通。在新浪微博的帐户至今有近77万人关注，而获得认证身份的腾讯微博版本则有听众8.9万。
自微博开通以来，网民和国内媒体均发现其发布习近平照片的速度远优于官方媒体。
习近平上周到甘肃巡视时，中国中央电视台官博“央视新闻”就曾抱怨说：“神马（什么）情况？学习粉丝团 比我们快，比我们近！”
张鸿明对美联社说，他最初是认为中国的领导人与群众脱离，让人有神秘的感觉，加上习近平没有开通微博，因此尝试自己出手开户，提供实时、透明信息，拉近彼此距离。
他说，他最初把微博命名为“习近平总书记俱乐部”，但发觉发帖有困难，因此改名成“学习粉丝团”。
他说，虽然希望低调，但现在还是决定要站出来，希望以此终结各方对其身份，以及开设此微博用意的猜测。
张鸿明声称微博只由他一人运作。
个人行为？
张鸿明对美联社说，他是一名来自四川的技校学生，但在2008年中途辍学，目前在江苏无锡从事墙壁粉饰品生产。
他解释说，他最初不希望人们把焦点放在他身上，因此伪造了陕西西安的登记地址，并自称为女性，声称自己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毕业。
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去年颁布的《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要求用户提供真实身份信息，也就是所谓的网络实名制。
这部法案被质疑是中国遏制言论自由的又一举措，但《决定》规定，对有违反《决定》行为，“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而就在“学习粉丝团”被质疑之际，四川传出消息称，当地女网友程爱华（又名程婉芸、程晓芸）因在微博上发表了批评“学习粉丝团”的网帖，遭警方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拘留。
目前，程爱华及其别名已经成为在腾讯微博被屏蔽的关键词。四川保钓人士于亮星期天在其认证微博上称，南充西充县警方“会根据案情及新侦查证据，在近几天作出处理”。
一些网友星期天在“学习粉丝团”有关美联社报道的评论上留言质问程爱华被捕一事。其中，中国维权律师江天勇呼吁网友把“粉丝团”账号“拉黑”。
不过也有网友支持博主，质疑曝光身份是否有必要。
腾讯微博网友“至尊宝”说：“大家别无理取闹了，即使学习粉丝团是一个团队，也无所谓！否则大家再回到过去？”
新浪微博网友“小希八八”说：“我觉得没必要为身份的事过于纠缠不清，花费时间浪费精力！……认真为百姓干实事，老百姓肯定会记住你的功劳！”
来源：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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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社 | 独家：“学习粉丝团”微博主现身
美联社报道，近段时间，近距离发布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工作照的神秘微博账号“学习粉丝团”博主9日终于现身。与之前人们猜测的“习近平身边人”不同，博主张宏明(音)是肄业大学生，现在是打工者。张表示自己是习近平的铁杆“粉丝”，他想展现习普通人的一面。中国农历大年初一(2月10日)的凌晨，张宏明在@学习粉丝团发表身份澄清说明，并发布自己的生活照。以下是美联社报道全文：
“学习粉丝团”微博主接受美联社采访
“学习粉丝团”微博主2月10日凌晨发微博澄清身份
美联社2月9日北京报道，近段时期以来，一个神秘的微博不断用照片展现中国新一届领导人习近平的活动，这些照片颠覆了中国国内媒体对领导人的正统报道方式，让领导人更加平民化。
中国老百姓、外媒记者甚至连中国官方媒体都在猜想这个微博背后到底是谁——尽管从注册信息看，博主是一名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毕业的女性。难道是习近平自己的团队假装平民记者发布信息，以使新领导人的形象更加亲民？这是否是放低领导人身段的改革尝试，以及传递出这样一个信息？
结果出来了，这是一个男性大学肄业生、如今是外来务工者，他的名字叫张宏明(音)。他在美联社独家采访中谈到，他是中国新领导人的铁杆粉丝，只是想让中国大众对领导人更感亲切。
“背后就是我，这完全是个人行为。”张宏明提到他的新浪微博账号@学习粉丝团[微博] 时如是说，去年11月21日开微博的初衷很简单：中国领导人应该像其他国家领导人那样拥有网上粉丝。张宏明说，他最初想保持低调，但现在不得不站出来，终止对于博主身份和意图的种种猜测。
这个微博上的照片来自于习近平去过地方的民众和地方记者，而这些照片偏于中立而非一味追捧。其中有习近平视察菜市场、向老年人送食品、侧目而视等情景，还有一张是他在工作车上打瞌睡。这个微博也频繁地发出习近平最近去甘肃各地视察的照片，甚至比官方媒体的速度还要快。央视新闻还在自己的微博上抱怨道：“神马情况？@学习粉丝团 比我们快，比我们近！”
这个微博出乎意料受欢迎正显示出，中国公众希望领导人的形象更具人情味。“我们的领导人过去显得远离大众，他们总是显得那么神秘。现在公众能够通过及时和透明的信息发布近距离认识领导人了。”张宏明说，“习近平是国家领导人，但除了这个官方头衔，他是一个普通人。”
张宏明说自己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四川人，2008年从一所技术学院退学，因为当时感觉学不到什么东西。后来他去了更加繁荣的东部和南部地区，干了许多类型的工作，包括做快递员。现在他在江苏无锡从事墙面装饰工作。
凭借对电脑技术的了解，张宏明经常访问国外网站，从而知道许多外国领导人都有网上追随者。“习近平没有网络账号和粉丝，我觉得我能做这件事，毕竟我十分期待我国领导人会更加亲民，”张宏明通过微博私信功能告诉记者。他还在视频聊天中出示了自己的身份证，以证明自己的身份。
张宏明称，他最初注册微博时用的是“习总书记粉丝团”的名字，但发现难以注册成功，于是改为“学习粉丝团”，一语双关地包含了习近平的姓，又有“学习”的意思。据张宏明说，“学习粉丝团”最初一些粉丝来自于习近平妻子、著名歌手彭丽媛的粉丝，随着更多习近平的照片从微博发出，粉丝蜂拥而来。
张宏明说，他开始并不希望自己成为关注的焦点，所以注册信息虚构了一个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毕业的女生。“学习粉丝团”微博账号很快获得了超过70万粉丝。随后，人们开始发问：背后是否有习近平的团队在运作？外媒也发布新闻，惊呼中国领导人的行踪照片何以能够通过微博大量发布。
张宏明称，智能手机的普及使得公众能够拍到习近平的照片，尽管领导人平时置身于警备森严的政府驻地，但他们总会到外省视察并与群众接触。虽然一般情况下整个行程也是严密计划的，但偶尔也有意外情况。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最近在中央电视台新闻镜头中，一个光着屁股的小孩子就从壁橱里跑出来，出现在画面中。
张宏明最近发布了一条微博，声明这个微博账号与习近平没有关系，但这反而引发了更多猜疑。他表示，现在想要继续发布微博，并且表明自己的身份以消解公众的猜测。“有很多猜测，现在我站出来了，希望能驱散所有人的猜疑。”张宏明说道。
张宏明称，他发微博全凭自己的感觉，并且当习近平离开一个地方时才会发布他在那里的照片。张宏明也坦承他不知道习近平是否会赞成这个“粉丝团”。“但至今为止，没有政府工作人员或警察前来干预。”张宏明说：“这说明他们变得更加开放了，也是领导层更加开放的表现。”
与官方对张宏明的微博不表态有所不同，来自媒体观察者的反映则逐步趋向积极。公众对“学习粉丝团”微博的关注显示了公众对了解高层领导人日常生活的渴望。《钱江晚报》评论员刘雪松这样评论。“这也反映了公众对高层领导人报道不够透明的某种不满，也是对传统官方媒体报道时效和方式的不满。”刘雪松写道。
来源：新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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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四川女网友批习近平粉丝微博遭拘留
腾讯微博“学习粉丝团”网页截屏。
四川南充市一名女网友程爱华（又名：程婉芸、程晓芸）日前因为在微博上发表了批评习近平支持者的“学习粉丝团”微博的帖子，2月6日遭警方拘留。
据网名“莫之许”的网友在腾讯微博上透露，程是在2月6日被捕，目前被羁押在该市的西充看守所。
莫之许还披露说，程的家人在2月7日拿到的刑事拘留通知书上写的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而程的家人也获准在2月7日到看守所探望她。
而本身是南充居民，腾讯微博认证身份为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志愿者的于亮则表示，已与西充公安部门联系，获得的答复是，情况特殊，经研究决定，继续拘留，侦查案情，暂不释放。
而“学习粉丝团”微博也对此事作出了回应，在微博上留言说“有人说评论我微薄被带走问话，告诉大家我没那么小气，同样新班子也没那么小气。我道是呼吁让被禁言的，被喝茶的，被跨省的都回家过年，习大大他们新班子应该是努力让老百姓康宁团圆。”
有关留言已经被转发了1700多次，而且有1100多条评论。一位署名“夏金平”的网友写道，“要是真的这样，那就是进步”?
另一位署名“Liaorantianxia”的网友则表示：“但愿中华民族再无因言获罪之事发。”
身份神秘的微博
与此同时，也有更多的网友质疑“学习粉丝团”博主的真实身份，不少人认为，该微博的博主很有可能就是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习近平本人，而且程爱华因为批评该微博而被拘留更证明了此微博的身份不同一般，否则有关警方不会以如此严重的罪名拘押她。
不过，网友“莫之许”则在微博上留言说，程是一名网络活跃人士，去年就曾因为茉莉花事件被捕，因此估计早就当地看做是不稳定因素而再次打压。
另 一方面，党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也发表了广州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张志安教授的文章《“学习粉丝团”为何火了》。文章表示，“学习粉 丝团”的走红，对政府和传统媒体都有值得思考的地方。对政府而言，如何打造更真实、更动人的官员形象已增加社会凝聚力，尤其是在各种矛盾凸显的深灰转型 期，是目前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
“学习粉丝团”微博在习近平去年底在广东视察访问时首次出现，由于经常独家发表习近平活动的照片而引起各方关注。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其粉丝数目已经增加到超过72万人。虽然博主登记的身份是陕西的一名女子，但其真实身份一直是个谜。
来源：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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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雁：国家机器上的“癌变”：东欧的秘密警察是怎样形成的
作者简介：金雁，女，1954年生于西安。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苏联－俄罗斯、东欧问题研究专家。
导语：斯大林常说，权力是没有灵魂的，没有情感的，它只会执行命令，国家机器上的齿轮只会根据指令转动，国家最需要的是没有自己头脑、只会执行命令的工具。
国家机器上的“癌变”：东欧的秘密警察是怎样形成的(一)
经典作家笔下的国家机器
我想在中国学过政治课的人都知道马克思关于国家学说的三段论：由于在旧体制下国家是统治阶级的机关，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无产阶级为了求得自身的解放，“任何一次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都是为了打碎和摧毁旧的国家机器，使之无法镇压人民。
列宁说，每次革命后我们都清楚地看到，“统治阶级是如何力图恢复替它服务的特殊武装队伍，而被剥削阶级又是如何力图建立一种不替剥削者服务的新型同类组织”，它转变成一种服务性机构，同时也是国家的专政机器走向消亡的过程。马克思大为赞赏的巴黎公社那些“摧毁旧的国家机器”的作法，主要都是弱化强制手段的措施，这是当时马克思主义者认定的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列宁在《革命与革命》中反复强调，“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消灭任何有组织有系统的暴力”；国家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等人民掌握了政权以后，就要使国家转换成“一种不是原来意义上国家的东西”。随着阶级的消灭，镇压的“特殊力量”也就不需要了，“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古物陈列馆区，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到国家发展的第三阶段，便由工人来管理国家。为了防止这些人变成官僚，要有一套防范机制：第一，所有人员选举产生，随时撤换。第二，国家官吏的薪金不能高于工人的工资。第三，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查的职能。
恩格斯曾批评1891年党纲草案(即爱尔福特纲领)没有提出民主和废除军事官僚机器、实行“不靠官僚制”的“美国式的完全自治”，并指出美国“除了监视印第安人的少数士兵外没有常备军，不存在拥有固定职位或享有年金的官僚”；恩格斯还赞赏地说：“如果每个公民家里都有一支枪和50发子弹，还有哪个政府敢侵犯政治自由？”用普遍的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是马恩一贯的主张。马克思1866年为第一国际临时中央委员会写的“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中说：“庞大的常备军对生产的毁灭性影响，已经得到充分的证明。……我们建议普遍武装人民并进行使用武器的普遍训练。”
在经典作家的语境里，革命成功后遵循宪政民主规则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但是我们在苏联模式的国家里却看到了与马恩表述所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情境。在那里国家机器不但没有弱化而且发展得空前庞大，它的“矛和盾”不是用来捍卫老百姓的利益，而是与旧体制一样是为少数官僚集团服务的，而专政的矛头是对准那些要求宪政民主的人。新统治者表现得极其虚伪，虽然口头上仍然宣传政权的民主性和人民性，但实际上是把那些敢于挑战其权威的人送进集中营，或者扼制住民间的声音使其无法发声。
正如卢森堡所质问的，这种国家的专政机器到底是对准谁的？它“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党的领导人是指挥者和统治者，这根本是一种小集团统治”。在这种国家体制下国家机器不仅会压迫无产阶级自己，而且一定会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蛮化，对“多元层面”的极端不自信和对自由言论的惧怕，势必会像它所推翻政权一样，借助国家机器实行防范，管理、压制，把镇压变成为一种常态。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机器的蜕变
进入近代以来政治的公共性和多元性成为发展趋势，人们可以在多层次多纬度的选择下找到适合自己的政见认同，共产党作为其中之一，当然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东欧的共产党在自由竞争中或者说在不同层次的政治认同竞争中并不具有压倒性多数。东欧的左翼传统上一直都是以社会党为主，共产党的根基本来就浅，绝大多数共产党都是在第三国际的扶植下建立的。二战期间，由于一些东欧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到莫斯科躲避法西斯的迫害，导致国内威信下降、组织涣散，认同程度远不如那些在国内坚持斗争的政党。1945年战争结束时东欧各国都是“反法西斯民主联合政府”。
二战末期随着苏联坦克的推进和撑腰，东欧亲莫斯科的共产党势力后来者居上，很快做大，成为所在国家的主导力量，但是选民基础依然薄弱。1947年波兰关于是否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全民公决只有7%的人投了赞成票，捷克斯洛伐克1948年在进行议会选举之前，民间机构所做的调查显示共产党的拥护者约占10%左右，匈牙利在1945年的自由选举中共产党得到17%的选票。显然通过公平的自由选举共产党是不可能马上就能上台执政的。就像匈牙利《人民自由报》在1990年4月4日所说的，苏联把“一个与我们格格不入的新的社会制度强加给我们”，“1945年是一个悲剧时代的结束，又是另一个悲剧时代的开始。
1947年冷战爆发，斯大林结束了在东欧实行的“人民民主”政策，命令共产党快速掌权，重拳出击资产阶级党派，限制除共产党外的一切政党活动(即便仍有一些民主党派苟活下来，也都成为装饰点缀性的“花瓶党”)，并以小吃大吞噬掉社会民主党，使所有的竞争者迅速化为乌有，同时还成立共产党情报局全盘领导、充当后盾。这样东欧共产党就以权力垄断、行政命令的方式成为唯一党派或第一大党。这个过程在捷克被称作“布拉格政变”，在匈牙利叫做“辉煌三年的”结束，在波兰被看作是“民主制度的终结”。从这些称呼中就可以看出人们对短暂的“民主试验期”的怀念之情。
这些共产党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就要加强警察系统的控制和震慑力量，以公权力的扩张、以政治正确的强迫性迫使其他人认同。1948年捷克共产党仅在布拉格市，一下子就任命8名共产党人全面接管警察系统，引起社会党、人民党和斯洛伐克民主党12名部长集体辞职以示抗议。于是共产党进一步得出一个结论，为了保持自己的垄断地位，不能做“开放体系下的被选择者”，必须使“党的利益高于形式上的民主”，在共产党出于少数以及缺乏民众基础的情况万万不能搞民主，只能搞专政，因为只要允许选择，就会出现无法预料的局面，共产党就可能下台。
这样，坚持理想和保住权力变成为一对矛盾。最后，对强力意志的崇拜和以国家调配和计划改造世界的自负占了上风，很快理想主义便蜕化成特殊的专制主义，所以国家的专政机器的重要性在夺取政权以后主要就体现在它对权力的维护和对异己力量的镇压，强迫人们在没有选择的选择中屈服，于是畸形的无限膨胀专政机器，努力把它的触角伸向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靠制造恐惧来维持其正统性，并用反复灌输、教化和宣传的方法让人放弃经过自身判断得来的信仰。
此种模式的创造者认为，人的本能是趋利避害，在没有比较维度的情况下对强权的依附便会成为一种常态，久而久之人类自由的天性便会萎缩。于是我们在这类国家看到了与马克思“去国家化”相反的另一种发展模式——专政机器极其发达的“管制社会”，专政机构不是为了公众的利益，而是为了维护统治者自身的权力。
这种体制由于合法性不足，缺乏应有的平常心，自身的紧张感和过度防范心理，在马克思主义的词藻下和内心虚弱的实质下面临着无法解决的困境：在维持公共领域一致性的表象下，实际上是把所有的人都想象成“假想敌”。同时它又需要不断制造出魔鬼的存在，以证明专政部门必要性和至高无上的地位。东德的一位新闻工作者说，“这是一个设计出来的只会制造焦虑的体制”，它对独立于政府控制之外的任何行动都会高度敏感，可见它的公共支持率是多么的不稳固，自信心是多么的缺乏。在这种双重困扰的思路下，控制社会就变成为重中之重。他们对无法掌控、不可预见性的事情充满了恶意想象。
东欧剧变之后，东德的政治局委员沙波夫斯基承认，“我们只有通过隐瞒以下的事实，即人口中的大部分，也许是大多数是反对我们的，我们才能继续存在下去”。为了不给对抗留下任何空间，党的意识形态要占有垄断性的超越一切的叙事空间。它通过心理操纵、教化宣传、行为掌控和专政手段来保持其稳定性，所以我们需要强化压制分歧的体系，以此来镇压异见分子、震慑社会，把任何不友善的观点消灭在萌芽中。我们要让民众知道，权力的声音就是真理的声音，丧失自我是最好的选择，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国家的“稳定”。
内务机构的无限膨胀
外部战场没有了，但是内部的较量并没有停止，靠苏联撑腰的东欧统治者，借用斯大林的阶级斗争理论来为内部镇压寻找借口。他们说，“阶级敌人的抵抗越是猛烈和危险，就越不可避免地需要加强惩治系统的惩罚措施”。“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不是通过阶级斗争熄灭的方式而是通过阶级斗争加强的方式得以实现的”，因此必须加大惩罚力度。苏联提出的口号是“既然进行阶级斗争，那就需要恐怖，既然阶级斗争会加剧，恐怖自然也会加剧，一天不搞恐怖危险，两天不搞恐怖党就会灭亡”。
暴力镇压和言论钳制是这类国家最常用的控制手段，正如后来雅科夫列夫所说的，国家把“大量的资金花费在与不同政见的斗争上，花费在一场对付本国人民、特别是对付知识分子的秘密战场上”。因为谁都心知肚明，这些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会举行装潢门面的选举，而它们无一例外的“缺乏准确性的司法保证”。共产党是作为反对派上台的，所以它最不能容忍反对派的出现。苏联曾提出过，每个党员都应该成为契卡(“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的简称，克格勃的前身)的工作人员，每个公民都应该是契卡的工作人员。契卡对招募的告密人员说，让你们当情报员是党对你们的信任，是值得自豪的事情。曾经有一个时期苏联对告密行为实行株连政策，凡是未能报告亲人批评政府的行为都被视为犯罪。
此后公权力的不断扩张，它不断的挤压、蚕食侵入个人的私生活，要使对政权的质疑没有任何空间，以至于最后形成国家的安全是建立在个人不安全的基础之上这样一种事实。于是掌控秘密警察的国家内务部便开始从其它部委中脱颖而出，一家独大，它甚至超过国防部、外交部……以及所有这些机构的总和。它成为一个自成体系的特权王国，其成员经过密集的意识形态洗脑、严格的职业训练，所有的人员都变成没有情感的像结晶体一般的“强硬性”和具有听命于上级机关的“服从性”。
斯大林常说，权力是没有灵魂的，没有情感的，它只会执行命令，国家机器上的齿轮只会根据指令转动，国家最需要的是没有自己头脑、只会执行命令的工具。布哈林曾经这样评论共产党的内务部：“这些神奇的机关”能把任何中央委员、任何党员磨成齑粉，把他变成叛徒、恐怖分子、暗害分子、间谍，如果斯大林对自己产生怀疑，这个机关也会立刻找到证据。人们私下议论说，这哪里是“国家安全部”，分明是“党卫军”，它维护的不是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稳定，而只不过是在假借国家安全口号下保护一小撮人的利益而已。于是乎它变成为奥维尔《1984》中的一种讽刺：本来革命是为了打碎和取缔极权的，而现在却变成了“进行革命是为了引进极权”。
为了增加自身的凝聚力，就要把自己神圣化，把外部世界妖魔化，以此来割断封闭社会与外交的交流。国安部门不断向民众灌输这样一种思想，西方是一个“自由的怪物”，自由是成为下流之人的可悲的自由，自由世界采用流氓的方法诱导人们背叛他们的祖国。在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有什么消极的东西阻挡它的前进步伐呢？首先是各种个人主义的表现，对领袖和政府的不信任，对国家政策的抱怨。在没有过滤的各种声音的喧嚣中，群众是没有辨别能力的，所以服从性、组织性就尤为重要，向国家告发“危害政府”、“背叛祖国”的行为，做政府的“线人”是忠于党、忠于祖国的表现。
1961年柏林墙建成以后，东德政府普遍采取的方式是让父母和孩子一起发誓，不再接触西方的媒体，在校学生有时也被鼓励讨论他们在家看到的节目内容，以此来帮助情报部门收集信息，用来作为他们反对父母的手段。但是即便如此，据统计只有7%-18%东德观众观看国内新闻。而且东德的国安甚至招募前纳粹人员为其服务。
东德的国安——斯塔西——的告密网络远比纳粹时期严密，东德成年人约有2%同斯塔西有某种关系，那些乐意告发邻居的人形成的网络得到很大的发展，东德内务部花40年的时间建立了一个用来对付异见人士的完善体系，使那些敢于和统治集团作对的人会面临孤立、盯梢、职业歧视、政治迫害、监禁、被驱赶等精心设计的复杂困境。所有表现出对政府任何质疑和不友好观点迹象的人都会受到坚决的处理。秘密警察系统的内务部畸形发展，使它看起来像国家肌体上的“癌症病变”，它在不断吞噬正常的社会细胞。
东欧反对“苏式社会主义”的动力
集权政治的错误判断在于，它总是低估人类的自然天性，低估人类追求自由和真诚信念的精神。在斯大林时代完全封闭的政治高压下，这种体制尚可以运转，后斯大林时代东欧国家马上就有强烈的反弹，都被镇压下去。1960年代东欧的经济增速与福利水平都明显落后于他们的西边的邻居，而且东欧集团的政治利益共同性和社会文化的一致性也难以为继，体制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匈牙利人解释什么是共产主义时说：“共产主义就是坦克太多，土豆太少；吹牛太多，实效太少；黑箱操作太多，光明正大太少。所谓人民的自主权就是不能批评党政领导和警察机关。”
人们发出质问，这种制度的设计者早年间也都是崇尚个人自由和宪政民主的，为什么一群心怀救赎的人往往走向自己的反面，为什么以反抗暴力、强制的人又走向了暴力、强制，为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在镇压了对手和敌人之后就开始不断地自我镇压了呢？为什么那些理想主义者最后都会落到极权和红色专制呢？这种社会主义是谁的国家大家心中一清二楚，正如哈维尔所说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共产党领导人的特权、压制和腐化成为人所共知、人所共厌的东西，而曾经唤起知识分子热情的意识形态越来越缺乏说服力”，最后都走到了自己的反面，从反对白色专制走向了建立红色专制。
人们看到这套制度最大的问题是虚伪性下的言行不一。《波兰政治周刊》说，“共产党讲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党的干部千方百计回避一个重要问题，对别人讲的是共产主义道德，对自己实行的是腐化享乐，尽最大可能地维护既得利益。意识形态的“空心化”和言行不一的虚伪化是显而易见的。波兰的《论坛报》说，“共产党的合法领导肯定谈不上，他们从来没有得到全民的自愿授权，历史纪录准确的说明，为建立垄断一切的权力，共产党无论对其本身的成员还是普通公民都采取了恐怖和不人道的行动”。之所以要建立这么庞大的国家机器，就是因为合法性失缺，害怕与其它政党竞争，害怕来自民间的不同声音。所以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呐喊，“公民的基本权利并不归功于国家的仁慈，公民本身就拥有人权，这是我们最基本的权利”。
捷克人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权力机构政治化是权贵们特权的有效保障，一个特权集团以共产主义的名义占据了军队、警察、法院、传媒机构以及政府机关中所有的领导职务，他们把这种领导职务变成了个人捞取物质利益、社会地位和优越性的工具，并利用联合统治的力量垄断了整个国家的一切活动乃至公民的思维。”
1989年挣脱了苏联桎梏的东欧又回到了1947年以前的轨道上来。1989-90年在东欧各国的自由选举中，共产党纷纷败北。波兰统一社会党在允许竞争的议席中第一轮创下零的纪录，匈牙利社会党只获得8.55%的选票，虽进入议会，但任何一个政党都不愿与其组阁。捷克的议会大选中，捷摩共获得13.7%的选票，民社党获得了16.33%的选票，社民党稍高一点，获得21.84%，基民盟获得40.91%，成为第一大党。在东欧，人们尤其对秘密警察的行径感到愤怒。以东德为例，1990年1月开始各地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尽快解除秘密警察斯塔西的职能。1月23日，民社党执委会大楼上5米高的党徽被愤怒的群众拆除，不久东德的克格勃——国安——总部被接管。10月21日，德苏达成协议，到1994年底苏联在东德的38万驻军包括家属60万人全部撤离德国。一个时代结束了。
来源：新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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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岛客 | 当我们爱着，我们就已经回到故乡
一周语文‖2013〈06〉‖2013-2-4～2013-2-10
右为本周单字“桥”。汉字“桥”为形声兼会意字，《说文-木部》的解释说，橋，水梁也，从木，喬声，本义为架在水上或空中以供通行的建筑物，引申义有架桥、器物上的横梁等。
上周末，河南连霍高速义昌大桥发生爆炸，桥的南半幅发生坍塌，死伤惨重。本周，义昌大桥垮塌悲剧“迅速在网上发酵”。围绕先爆炸还是先垮塌、爆炸车辆信息的两种说法、死亡人数的三个版本、死亡赔偿标准不同说法等关键点，“网友们猜测纷纷。”
针对本周一陕西某花炮企业姓孙员工“涉嫌非法制造运输爆炸物品”被刑拘新闻，评家刘雪松说：“这是一个传奇般的故事。雄伟的高速公路大桥，毁在了一个做炮仗的农民手上，无论是战争史还是法制史，都将载上厚重的一笔。”“网上一条段子，反映了职能部门问责事故时带给人们的费解情绪：房姐出事，抓几个办证的；上海大火，抓几个装修的；三鹿奶粉，抓几个养牛的；贪官淫乱，抓几个陪睡的；这回大桥坍塌，抓了一个做炮仗的。”
“不要说我们的质疑和批评是情绪化。在经得起各方专家检验、经得起民众质疑的结论出来之前，把一个做炮仗的抓来问罪，本身就是一种问责情绪化的表现。不在桥的质量上查清楚、问责任，未来中国就会脆桥连连。民心民意，比那些坍塌的桥梁，更伤不起”……文末，评家刘雪松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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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完节再说吧」
语出作家冯唐腊月二十六微博：“累到脑花儿酸痛，最近觉得比‘我爱你‘三个字更好听的是：过完节再说吧”……相信很多朋友为了那7天的团圆、懒觉、远足或发呆，一样“累到脑花儿酸痛”，在此语境里，“过完节再说吧”6个字确乎神异——它是退缩，也是放下——哪怕暂时放，下。
●「一星运动」
又称“打一星运动”，相关语词还有“一星文库”等。来自深圳晚报记者崔华林的报道说，法语译者何家炜最近因李继宏译本《小王子》自称“迄今为止最优秀的译本”，而在豆瓣页面发帖号召网友展开“打一星运动”，何家炜认为，“这书的宣传语完全无视林秀清、周克希、马振骋、郑克鲁、黄荭等法语译者的译本”，并且，也完全“不相信“出版方真的认真看过56个译本……所以故意‘以牙还牙’。他还为此在该网站专门建立了“一星文库”，将出版方果麦文化此次推出的4本李继宏译《小王子》、《老人与海》、《了不起的盖茨比》、《动物农场》一并纳入。理由是：这些书的宣传语中无一例外提到‘最优秀译本’，在翻译界多年，何家炜说，‘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个译者号称自己的译本最优秀’。”
●「能一辈子这样需要狮子一样强大的内心」
语出作家和菜头微博：“需要三代以上的努力，人才能学会什么是闲。到丽江喝茶吹风晒太阳，听起来美好，念起来向往，但不是那种可以一辈子做的事情。能一辈子这样，需要狮子一样强大的内心” ……闲忙比较，闲比忙确需更多修炼。菜根谭里说，木床石枕冷家风，拥衾时魂梦亦爽，麦饭豆羹淡滋味，放箸处齿颊犹香——那爽那淡那香，几人懂得？
●「敏感词纪念馆」
来自三位学者的微博闲聊。崔卫平：日本国会附近的宪政纪念馆。我们还是敏感词，人家已经是老古董了（图）。肖铁: 日本远比中国起步晚，却早于我们完成宪政。秀辉看日本: 中国以后应该会有一个敏感词纪念馆来纪念这段经典的历史。崔卫平：“敏感词纪念馆”？真是一个好主意。
●「你有你的孤傲，我有我的深蓝」
来自学者沙湄微博，语出诗人陈敬容诗作《山与海》。上周四，是音乐家舒伯特生日。诗人欧阳江河在微博写：“舒伯特，我的最爱。他的音乐里，有来世，彼岸。”学者沙湄附言：“小时候，最早推荐哥哥和我听舒伯特的，是我外婆，她想必也听到了这些，所谓诗人之心。‘你有你的孤傲，我有我的深蓝’”…… 而网友再给你十年活的感想是：“不知从何时起，他成了我最爱的作曲家……他那首通常用大提琴演奏的‘阿佩乔尼奏鸣曲’，我无一不爱。他音乐中的歌唱、温暖、抒情和浓浓的人情味，还有那特有的忧郁气质，最能直达我内心深处，并触发我从心理到生理的一阵阵悸动。”
●「佛洛依德式误漏」
来自书评家瘦猪微博：“小白夸《在切瑟尔海滩上》的翻译精致准确，兀地笔锋一转，‘我们却发现一两处漏译的词句……女翻译家在跨越某种心理栏杆，用力翻译那些敏感词语时，不小心遗漏了……” 小白将其称之为’佛洛依德式的误漏‘ ，鼓励读者对我们爱惜的、漂亮的女翻译黄昱宁‘加以心理分析’……真蔫坏。”
●「一年后你发现你深陷挣扎无事可写」
来自译言网本周推荐，语出译者F4bregas所译欧逸文文章，原题“为慢新闻叫好”。文章提醒新闻写作的当下环境，它不仅是“博客、出版物和推特”等便捷平台，不仅也“受困于假行家和速成知识的产业化倾向”，还会被“史提芬·科尔伯特和洋葱新闻讨巧的新闻加工和杜撰”所围……“在北京的外媒记者中流传着这样的笑话：当你刚从机场出来时，你已经准备好写一个专栏；一个月后，你脑中浮现了一本书的构思想法；但是一年后，你发现你深陷挣扎，无事可写。为什么？因为你终于发现你不知道的还有很多。”
●「兯」
来自网友推荐，为网络重新定义的一个汉字，网间解释说，“兯”字读作“hàn”，网络义为“节操掉了一半”。这个似应归入“倒八”部的汉字用搜狗输入法可顺利打出，《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未收，其语源或本义待查。
●「雨降落给坏人和好人，阳光也温暖坏人好人」
来自网友嘉倩博文，原题“也只能不回头”，语出作者所引圣经文字。博文从过年前提前收到外公红包写起，写到外公患病带来的情感起伏，最终，这篇4000字的长文写成了一部个人精神迁徙简史。文末，作者写：“圣经里最喜欢这句话：‘雨降落给坏人和好人，阳光也温暖坏人好人。’ 往前走吧，宇宙间无标尺，未超越光速前时间是不可逆的，人也只能不回头……无论这一年你过得怎样，无论这一年春节是不是变味了，无论你终于咬着牙做了什么重大的决定，祝你新春快乐，即便注定输，也总能一路遇到正能量。”
●「花开阔绰」
来自新京报记者于丽丽报道，语出作家盛可以。“事件最初起自她的一条微博。在微博中，她表示，自己的小说被编辑做了修改，导致意思完全变了，原句是‘这个花开阔绰的姑娘，内心早已一文不名’，修改之后成为‘这个花销阔绰的姑娘……’。盛可以解释说，‘花开阔绰’是形容这姑娘美盛，而‘花销阔绰’是指她大手大脚花钱。”“评论家李敬泽说：‘阔绰’不见得非得和钱有所关联，为什么和花开就不可以呢。作家就是让词语和词语之间，事物和事物之间建立关系的，这样使用好不好，感受可以因人而异，但是作家是有权利这么做的。”
●「当我们爱着，我们就已经回到故乡」
语出作家宋石男博文，原题“返乡归家的人可以再次做梦”。作者自称此文属“看天下口味”，文末，宋老师写：“让我们收拾行李，带上礼物，走出去，经过大街，越过原野，在亘古就有的星光下，返乡归家的人可以再次做梦，并且一切都只为了做梦。返乡吧，异乡人，灵魂的噪音只有在爱的故土才能得到过滤、平息。当我们爱着，我们就已经回到故乡。”
●「急-可-抻」
来自出版人谢刚微博：“看一当官哥们的手机，电话簿里人名后都有一后缀，分别是：急、可、抻，我问什么意思，哥们说：急，当然是领导电话，得马上接，马上回；可，就是你这样的哥们、朋友，可接可不接；抻嘛，呵呵，就是下属，求我的，得端着，不能轻易接。”
●「以风月的瓶子装文化的酒」
来自评家黄昱宁年度读书小结，语出学者陆谷孙。依照“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原则，黄老师向读者推荐作家小白的原创随笔集《表演与偷窥》。“我一直认为小白的非虚构作品是随笔界少见的‘干货’，《表演与偷窥》便能集中体现作者的技术如何成熟，涉猎如何广泛。虽然其中最夺人眼球的部分照例是陆谷孙老师所谓的“以风月的瓶子装文化的酒’，但我从这本书中得到的更多是这样的感悟：好的随笔集是个有效的超文本链接，信息量再大总有边际，但一种新的看待世界的方式却可以为你打开一个更大的世界。小白最大的价值是提供新的视角而非信息——尽管这本书里的信息容量已经超过大部分随笔集。”
●「燃放指数」
全称为“烟花爆竹燃放气象指数”，来自本周新闻。报道说，本周二，北京五环内开始销售蛇年春季烟花爆竹。从这天开始，北京市民可在查阅穿衣指数、洗车指数等等之外，查阅“烟花爆竹燃放气象指数“。燃放指数分为“适宜燃放”“不太适宜燃放”“不适宜燃放”三级，”等方式查询烟花爆竹燃放指数。据悉，燃放指数每天早七点、晚八点各发布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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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時電子報 | 戰爭邊緣 解放軍重兵屯閩浙
大陸軍艦是否啟動「火控雷達」（FCR）鎖定日艦，正演變為一場羅生門，此時卻驚傳福建和浙江一帶近日頻現大批陸、空和二炮部隊軍車，以及運載導彈的車輛調動，疑似備戰前兆。
另外，日本防衛大臣小野寺五典9日表示，為了證明中方的否認是「強詞奪理」，日本考慮公開陸艦用火控雷達證據，但強調雙方須盡快構築熱線。
港媒指春節後開戰
香港《東方日報》9日在頭版報導釣魚台問題時，透露上述訊息。標題是：「導彈坦克大調動、重兵屯閩浙」，副題是「南海釣島益緊、中日正月或開戰」。
報導表示，大陸和日本為爭奪釣魚台展開的角力，已演變成積極備戰，甚至逼近爆發局部戰爭的臨界點。據說，在福建和浙江一帶，近日頻現大批陸、空和二炮部隊軍車以及運載導彈的車輛調動，情況非比尋常，疑似「軍方備戰前兆」。
報導指出，在福建南安一帶，上周日起有大批炮兵部隊接連數日進行實戰演練。同時，福建漳州市區有大批軍車、坦克和大炮調動，隊伍連綿不絕。
上周二在福建廈門，也有數以百計的各式裝甲車和導彈部隊等調動；上周三在浙江湖州則有大批部隊調動，車龍長達數公里，並有大批坦克和裝甲運兵車經由火車載運調到駐點待命。
日分析陸軍方挑釁
報導表示，陸方的部署，除要應對日本外，也防範美國在南海問題扯中國後腿，該報導還預測，陸捍衛釣魚島的戰爭將「在春節過後開打」。
BBC中文網報導，小野寺五典9日針對大陸國防部否認其軍艦在東海對日艦使用火控雷達時說：「日本持有明確證據，政府現在正研究公開部分照片或錄像」。
但他也承認，證據涉及防衛機密內容，需要慎重考慮，並強調：「最要緊的是構築熱線，取得一旦發生這種事時能迅速疏通意思的態勢。」
《產經新聞》9日報導，連日持續在東海釣魚台（尖閣諸島）北部海域活動的陸方護衛艦活動低調，在接近日本主張的領空附近巡邏的中國戰機甚至消失。報導引述日本政府內部分析說，這可能是軍方受到陸領導層遏制挑釁的指令，因此更加強了火控雷達事件可能是軍方妄為的看法。
…更多新聞請看《旺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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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雁：如何对待专制时代的秘密警察和告密行为
作者简介：金雁，女，1954年生于西安。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苏联－俄罗斯、东欧问题研究专家。
如何在法律框架下对待历史遗留问题
剧变前夕，罗马尼亚警察局、内务部和情报局档案资料被最高机关授意的便衣烧毁。这样既可以使过去罪恶的历史无据可查，又可以嫁祸上街示威的学生，给镇压制造借口。其他东欧国家也都存在大量销毁档案的现象。东德民众从剧变一开始对保护档案就有一种自觉的意识。1990年1月东德的示威民众占领了前东德国家安全部的总部大楼，迫使秘密警察解散，阻止他们销毁档案。目前保存下来的告密档案大约有185公里档案柜长，大约1.55万麻包被撕碎的档案，现在都存放在马格德堡，还有47公里长的胶卷，照片160万张。大量卷宗详细地记录了告密的“线人”被招募、领取薪酬、跟踪、窃听、汇报的种种行径。
在东欧国家，如何对待那个时代的秘密警察和告密行为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一些国家考虑到秘密警察的活动范围涉及的人群广博，唯恐档案公布以后导致社会波动、人际关系要重新洗牌，所以销毁、封存档案，试图既往不咎。但也有一些国家主张清算此种行为。2009年4月10日在“黑色星期六(002291,股吧)”罹难的波兰前总统卡钦斯基，1981年因团结工会事件被秘密警察告密而关押，这段经历让他对共产专制国家的秘密警察制度深恶痛绝，他甚至不惜在此问题上与主张“既往不咎”的瓦文萨分道扬镳。他当选总统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重新审查当年的秘密警察和告密者。他发誓要清除前制度的残余，要求公务员、大学教师、媒体人员等公开声明当年是否与秘密警察合作过，并促使议会通过《清查法》。此举涉及甚广，据说牵扯到70万余人，一时间在东欧引起很大震动。
剧变以后，德国在整理和使用斯塔西档案过程中摸索出一条不同于波兰的独特经验，在东德遗留下来档案基础上于1991年成立了第一任斯塔西档案委员会。起初它只有52名员工，现在已发展到1600人。委员会的第一批信息被用于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对职员进行核查。1991年12月底《斯塔西档案法》开始实施，该法律至今已进行了七次修订。从1992年1月2日起，公民可以查看自己的卷宗。斯塔西档案委员会的任务是将斯塔西的结构、任务和职能公之于众，为从历史、政治、司法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处理红色专制遗留问题做出贡献。档案委员会通过公开提出如何处理历史问题，促进公众参与对集权主义及其结构的讨论和反思。从此开启了“正视历史”的过程，把斯塔西变成一个唤醒记忆的场所。1991年底生效的《斯塔西档案法》为如何获取档案信息提供了法律框架，受到斯塔西监视的个人也可以看到自己的档案，从而了解斯塔西是如何决定了他们的人生命运。此外，档案还有助于对重要岗位的官员和职员进行核查。学者和新闻工作者也可以申请查阅卷宗，以便从事历史研究和公民教育项目。
由于斯塔西侦听、跟踪、摄像和私拆信件、档案严重地侵犯了个人的隐私权，这些档案文件与普通档案不同，是要依据严格的隐私保护政策谨慎处理的，档案只能用于特定的用途，而且要遵循《斯塔西档案法》中的规定。档案委员会总部在柏林，在前东德的各区首府设有12个办事处，分别保存当地的档案。2011年9月30日联邦议会通过了《斯塔西档案法》修正案，其中第33条a款规定，禁止前斯塔西雇员在档案委员会中任职。修正案还对公务人员的核查规定进行了修正。
2011年11月上旬，我们在德国朋友的安排下走访了德国的一些单位和个人，专程去前东德的国家安全部进行了参观和座谈。在11月7日前苏联十月革命节的这一天，我们来到了东德人曾谈之色变的“斯塔西”。斯塔西档案馆馆长杨·罗兰德先生带我们参观这个曾经畸形发展的庞然大物。下面一些数字可以形象地描述斯塔西的性质：斯塔西是东德最大的部委，甚至超过其他部级机关的总合。有的国家部委只有1栋大楼，而斯塔西却有49栋建筑物，约9万正式员工和19万的“线人”队伍，其中1万人是未成年人，2万人在西德，甚至很多人原来就是纳粹人员。这两项相加约占总人口的2%。它在国家的地位绝对是支配型的、不可一世的“主角”，其他部委的工作都要为它让路。
在斯塔西展馆里有一种特殊机器叫“拆信机”，它的主要功能是把邮局里分拣出来的可疑信件拆封拍照。一般来讲，出入境的信件要全部拆开拍照，国内的信件受到怀疑的要拆开拍照。在机器的协助下，东德国安每天约要打开9万封信。
坦率地说，在来到斯塔西之前，我已经有相当的心理准备，因为我毕竟已经看过斯塔西的母体——苏联的克格勃总部机关卢比扬卡。但是在参观完斯塔西后，我仍然感到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和不寒而栗的心灵震撼。这一套无可匹敌的精确、结构严谨、完备、庞大的秘密警察系统，真是叫人叹为观止，东德人的工具理性在特务活动方面真可谓发挥得淋漓尽致。看了斯塔西才深深地理解到，为什么说“专政机器是万能的”。
斯塔西橱窗里有三句话让我们这些中国的参观者心领神会，哑然失笑：第一句是“作为秘密警察应该无所不知”；第二句是“这些内容不能在电话里讲”；第三句是“表面上看起来很稳定”。
“斯塔西是我们反思历史的宝贵财富”
下面是我们在与斯塔西档案管理委员会的人员座谈时的问答：
问：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情况下，国安的拨款是多少？东德政权的最后一年国安费用占GDP的多少？肩负有特殊使命的“线人”的分布状况是怎样的？
答：数字至今不明，但是非常庞大，因为秘密警察的很多经费都是用民用的名义来支出的。总之秘密警察队伍的开支无疑是国民经济支出中很庞大的一项。线人的密集程度在各个领域有所不同，国防、军工、涉密单位、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线人分布比较密集。
问：红色专制时期“线人”的人数是多少？被监视对象的人数是多少？与1930-1940年的法西斯监控犹太人的行为相比，哪一个更厉害？
答：1989年时大约有占总人口1/95的线人，共18.9万人，具有线人行为的人数量会更大，但各个时期会有不同。盖世太保时期告密的人多于斯塔西，那个时候的人口基数也要远远大于东德人数。据不完全统计，在种族优越论的大肆宣传下，1930-1940年代大约有60万线人。但是东德很多人是主动告密的，所以才发展了这么庞大的线人队伍。
问：斯塔西档案的可信程度如何？1989年是如何发生逆转的？
答：斯塔西的档案是完全可信的，因为国家建立这样庞大的系统是在为自己服务，它不可能自己骗自己，所以绝对具有可信度。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而且也得到当事人的证实和大量的信息正反馈。
1987年国安和秘密警察就给德共中央上书说，我们现在还可以抵挡一阵子。但是，控制“公共话语”的能力在不断递减，投入和产出越来越不成比例，所以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否则我们就抵挡不住了。斯塔西向来称自己是国家的矛与盾，是最坚强的铜墙铁壁。他们发出这个信息说明国安已经感觉到大事不好，专政机器已经运转不灵了，只有他们知道这个表面上坚固无比的体系内部是多么脆弱。
东德最大的屏障是“柏林墙”。从1961年柏林墙建立以来，逃亡问题就一直无法根治。国家花了很大的物力人力控制人口外流，最后几年东德甚至不惜花费大量外汇保证柏林墙的屹立。1980年代末，整个东欧都动起来了，我们的人民也走上了街头要求自己的权利。他们使统治者意识到不能照样维系下去了。1989年我们这里发生了感人的和平革命，当年的中国让我们震惊。我们认为，这场公民运动一定要进行理性的非暴力抗争。
问：斯塔西与克格勃相比有什么特点？它的这套工作是否得到克格勃的指导？
答：克格勃是斯塔西的母体，它当然是从那里派生出来的。共产专制国家或多或少都从苏联学到一些东西，按它的体制建立的，就主导思想来说没有什么不同。但东德也有自己的特点，德国人发达的工具理性在斯塔西的工作中也发挥得淋漓尽致。它显现出来的缜密、严谨、管理细致、记录完整、档案资料庞大且井井有条是其他同类国家无法比拟的。可以说所有的侦听、私拆信件、监视、拍照、录像和跟踪工作环节以及领取报酬都有完整的记录卷宗。
但是东德杀人不多。从1956到1965年因为告密而获罪被杀害的有67人，不像苏联大肃反那样大规模杀人。档案的完整性对剧变后的甄别工作也非常有用，可以还原出更为真实的历史。比如像波兰、捷克之类的东欧国家，剧变以后的档案遗留不完整，尤其是那些见不得人的秘密工作档案被大批销毁，很多事情就变得扑朔迷离了。当然东德也把最关键的部分给毁掉了。之所以一定要还原撕碎的档案，说明它的价值意义非凡。在人类历史上很少为了控制人而制造出这样庞大的监视系统，制造出这样一种不信任自己人民的管理模式。
问：有没有关于普京的档案？
答：在苏式体制中苏联人是老大，东欧国家中有许多铁杆“亲莫斯科人士”或者“双料间谍”，他们会把国内的情况率先通报给苏联人。一般来讲，兄弟党都不敢搞苏联人的情报，因为这样弄不好会砸了自己的饭碗。
问：东德在国民经济中计算机的运用比较普及，在秘密档案中是否如此？
答：1980年代的时候斯塔西的人也在讨论，要不要搞电子化、数码化，这样从管理和节省人力的角度说，会大大提高效率。但是从保密的角度考虑，他们害怕泄密，害怕新技术的扩散面大，容易被人窃取，所以虽然也引进了新技术，但是进度很慢，使用起来也非常谨慎，也正是这种“落后优势”的手工操作才得以留下大批档案。在所有的碎纸机连续工作报废以后，人工撕碎毕竟要慢得多，留下了1.55万麻包碎片。计算机上一个指令“删除”就什么也留不下了。德国人都知道，第三帝国留下的是“如山的军队”，东德留下的是“如山的档案”。我们刚接手斯塔西的时候面临很大的挑战，一方面专业人士严重短缺，因为档案数量太庞大、种类太混杂了，既没有任何索引，也没有归类编排，刚开始接手的时候完全没有头绪，全靠我们一点点摸索出来。目前我们档案管理委员会有1600人，联邦预算每年有9000万欧元的拨款，主要用于人员的工资和材料费用。档案的整理和碎片复原是一个漫长而细致的工作，在这里工作人员心理负担很重，他们每天都要面对这些突破人类心理底线的记录，心理压力之大是可以想象的。
问：如何使用斯塔西档案？会不会有使用不当的负面作用？
答：我们有一套严格的制度约束，立法清晰，考虑到了使用过程中的各种情况。政府机构不通过议会就无法使用这里的资料。这里的工作人员都必须严守保密协定，进库必须是两人同时在场，有严格的登记手续，不能查阅他人档案，个人档案中涉及其他人部分都被涂黑，因此不会出现以档案敲诈他人的现象。
问：现在联邦的国安是否利用这里的资料？是否进入绝密档案要由内政部决定？
答：新的立法很快就会出台。在统一合约中提出一个说法：“我的档案是我的东西”。1991年东西德合并的时候，这句话被写进统一合约中去。2011年9月30日联邦议会通过了对《斯塔西档案》的修正案，其中第33条规定，禁止前斯塔西雇员在档案委员会中担任职务，同时对前公务人员核查规定进行了补充修订。
1989年时有人提议在联邦政府的领导下建立一个专门的机构。西德当时要求我们把档案搬过去，但是争议很大，最后同意保留在斯塔西的原址上成立管理委员会，建立“斯塔西博物馆”。现在有关纳粹历史的档案是可以借阅的，关于斯塔西档案的使用情况，议会中仍有不同看法，可能还会有所变更。我们的宗旨是既要有利于使用，又要保护个人的隐私。我们有自己的科研中心和网站，发表、出版一些有关这方面的书籍和论文并定期发表信息，但是对媒体的报道不出面加以评论，不干涉公共舆论。
问：现在斯塔西档案在德国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答：斯塔西的档案现在成为我们反思历史的宝贵财富。只有在过去的历史中公开质问自己的责任，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对一些重要历史问题进行反思是十分必要的。牢记它并不是强调仇恨，而是为了让人们从中吸取教训。前体制最大的特点是屏蔽真相，遮盖真相，歪曲真相，以记忆模糊叫人遗忘，以谎言代替真相，而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要让人们看到这一切，知道我们从什么样的历史中走来。
问：有些国家的《国家安全法》中，都提及国家安全机关有“采取技术侦察”进行调查的权利。怎样界定它与违法行为的窃听呢？
答：必须要有相应的细则规定，对所采取手段的限制和应用程序的司法根据。否则，任何违规的行为都可以在“国家安全”的借口下无限扩大，东德当初也是在“为了祖国”的名义下发展出庞大的线人队伍。如果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定，即便受到侵权被窃听公民的行为被发现，受害人也无法诉诸法律程序。正因为考虑到这一点，很多国家在这方面都有相应的法律约束，在这些在法律条文中严格划定了监听的主体、使用条件和程序，同时也明确了各种非法监听的法律后果，以规范执法部门滥用职权窃听公民的行为。
公开监听以及其他侦讯手段的伦理讨论对整个社会都有启迪意义。德国电影《窃听风暴》就是以斯塔西为原型拍摄的影片。它揭示了在共产专制时期国安渗入到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缺乏法律支持的侦讯行为无视民众的基本权利，实行人与人背靠背的相互监督，导致社会伦理价值的崩溃和人际关系的“无底线”突破。众所周知，是柏林墙和斯塔西导致了东德的垮台。这种政府把所有人当作“敌人”一样防范，靠“圈禁”和“特务政治”的“维稳”手段一经公开，民德统一社会党的合法性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这种践踏人权的现象是不敢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是经不起“公开性”考问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前体制者”至今不能原谅戈尔巴乔夫、视他为“叛徒”的原因。另外，控制社会的成本越大，链条越长，就越不真实，分析辨别的能力就越差，体系便容易走入“情报误导、误判”的死胡同。
从这一点说保留斯塔西档案的必要性怎么估计也不过分。我们努力就是让我的档案只属于我自己，以后每个人都不再成为被斯塔西卷宗控制的工具。历史最容易重演的正是它的丑恶的部分。人类文明是一条羊肠小道，旁边充满了沼泽、陷阱和歧路，稍不留神就会走到岔道上去，所以我们要避免糊里糊涂地向前看，告诫人们不要不长记性地重犯过去的错误。对待过去历史的态度、有什么样的“公共记忆”已经预设了未来的道路。
我们看到了一种可贵的“民族警觉”
德国人的自觉反思和拒绝遗忘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看到了一种“民族警觉”的可贵品质。他们不断告诫自己，我们是从一种什么样的背景中走出来，我们犯过什么错误。为了防止过去的悲剧重演，就是要不厌其烦地进行自我质问、自我反省，因为这是自我拯救的唯一办法。他们说，后人对我们的评价，是把我们与其他民族放在同一个天平上加以比较，所以我们对自己的过去不能置身事外。对此其他民族也有类似的警醒，索尔仁尼琴曾说：“纵然谎言铺天盖地，纵然谎言主宰一切，我坚守的最起码一点，不让谎言通过我兴风作浪。假如我们连不参与撒谎的勇气都没有了，我们就真的一钱不值了，我们这个民族就无药可救了。”捷克作家克理玛说：“如果我们丢掉了记忆，我们就丢掉了自身，遗忘是死亡的症状，没有记忆我们就不再成为人，抗拒死亡就是抗拒遗忘。”这个社会稀缺的是真实和勇于承担责任，如果一个民族可以抗拒遗忘，抗拒虚假、抗拒伪造历史、抗拒一元化史观，那它就能够战胜自己，就能够从自己过去的阴影中走出来。否则记忆不全的和缺乏集体反思能力的民族，就会重蹈覆辙。
已经成为“记忆博物馆”的斯塔西向人们警示，由于一个体制缺乏合法性，经不起自由认同的选择，就不得不把所有创造力用于恐吓和监视具有离心力人群身上。它像章鱼一样把触角伸向各个领域，所以它就会畸形发展，无限扩大，以至于发展到超过了以往任何一种制度的国家机器。这种癌变般的国家机器企图利用个人的恐惧心理和自我保护的弱点来进行统治。它以潜意识的追逐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为诱饵，编织起一张把每个人都网罗其中的大网，以“告密文化”来衡量对现政权的忠诚度。
在这种氛围里，一方面政府鼓励人们大义灭亲，对身边的亲人、朋友、熟人“打小报告”，公开招募“告密者”，另一方面制造惊恐不安的恐怖氛围，迫使人们向强大的专政机关靠拢，把社会划分成“专政者”和“被专政者”，划分成盯梢者、窃听者、告密者的线人和被监视者。很多自愿告密者认为，只要充当了政府的眼线，最起码可以保障自身的安全。孰不知线人背后又有线人，盯梢者背后又有盯梢者，所有人都生活在一种不可知的恐惧当中，每一个个体都成为装在档案卷宗里的“黑材料”。告密文化像毒素一样快速传染，人们彼此毒害。这是一个道德彻底崩溃的社会的末日景象，人人都深陷自保的泥淖中。在这个恶性循环中，每个人都可能是其中的一环，形成了公众与制度间的“共谋关系”。到处都可以见到人性的挣扎和自甘堕落的博弈，人们不断地发问：“是做螺丝钉还是做自己？以权力来决定对错和善恶的盲点在哪里？”
利用国家机器实行“红色专制”的恐怖气氛和丧失自我的秘密警察体系不但违反左派理论，也违反人性。窃听和私拆信件是对公民言论和通信自由的最大伤害，针对普通人的窃听触犯了法律的底线，这是公民维护人格尊严的必要条件，无论对个人隐私无论以何种方式窃听窃取，都是对公民生活的强行介入。它已经触犯了人权的底线。一个良性的社会可以诱发出人性善的一面，反之，一个社会的价值观若是被告密文化所笼罩，就会激发人性恶的一面大行其道。制造恐惧的人本来是要使别人失去安全感，但令制造者始料未及的是，最后连他自己也生活在恐惧之中。不正常的社会在败坏着每个人的生活，统治者自己也概莫能外。东德的张牙舞爪的怪物“斯塔西”已经死去，但是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斯塔西在兴风作浪，对此我们要牢记斯塔西管理委员会的那句话：“在历史中公开质问自己的责任！”
把这段潜藏的记忆裸露出来，并不是再次把那些曾经迫不得已助纣为虐的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把他们推上审判台。他们说：“我们努力就是让我的档案只属于我自己，以后每一个人不再成为斯塔西卷宗里的控制工具。让民众们记得我们所有的人都曾经生活在惊弓之鸟的环境中，要让每一个人有尊严地生活，就不能无视体制魔力下的罪恶。”
转自：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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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楼 | 台湾那些令大陆人震惊的60条细节
1、晚上10时许，经香港到达台中。在台中机场接受安检，手续颇简便。过海关，关员见我带两个拉杆箱(其中一个是帮中华吟诵学会带的资料箱)，要求开一个箱子检查，笑容温和，边打开箱子边交流，没有那种预先将人设定为假想走私犯，表情严肃倨傲地检查，而是聊天、是服务，甚至有点请教的意思，末了连声说谢谢。常见的安检和海关检查，是你一见他们的嘴脸就来气的那种德性，这儿没有。
2、台湾朋友来访，带茶和鲜切水果，还有带小吃的。自己到便利店买洗发水，300ml装飘柔的，买125新台币，比大陆便宜。
3、台湾各种庙宇多不胜数，据说单是台南就有几百个，有高大宏伟者，有的就是小小一间，夹在民居中间，但不论大小，无不极尽华丽，典型的闽南风格，多用琉璃、瓷塑装饰，显示人对所敬之神圣的诚敬之心。民间信仰，人心有所寄托之处。
4、台中逢甲夜市最热闹，有吃的、有玩儿的。但吃食最好的是相对安静的忠孝路夜市。吃一老字号面线糊一碗，新台币50元，碗里的肉如果跟西安的羊肉泡馍相比，是后者的两三倍。晚餐在一个档口吃蒸饺一笼、酸辣汤一碗，共70元新台币。
5、不必刻意找哪家饭馆好吃，凡是开店的，品质都不错，没有明显差别的。从台北这样的大城市到埔里这样的山区小镇，从书店到饭馆、冷饮店，品质和服务没有任何差别，皆热情、殷勤、周到、细致，没有说我这是乡下，你们就将就一点。
6、台湾地理中心——埔里镇，一家巧克力专卖店，全台湾仅此一家，没有分店，年销售1亿五千万新台币，除实体店铺销售以外，全靠网上销售。
7、无论是坐台湾朋友开车、坐计程车，遇拐弯、十字路口等，哪怕根本没有行人与车经过，即便在山区乡下、村中，司机皆自觉放慢车速，小心驶过，到安全处才加速。
8、从台北到乡下小镇，很少见店铺放音乐的，即便是卖音响的，都是安静地做生意，绝没有把声音放得很大震耳欲聋的那种。年轻人开摩托车，没有放音乐招摇过市的。
9、媒体上的娱乐节目和版面，很热闹，但是，生活中的台湾，没有那种到处都是娱乐致死的德性，没有听到任何当红明星的歌儿。也看不到香港、深圳、广州到处都是明星照片的西红柿炒鸡蛋的烦乱色彩。
10、坐计程车，路过“总统官邸”，见围墙矮小，也不见墙头上有铁丝网和玻璃碴，问司机：这不安全吧?司机大声说：安全?什么安全?马英九他有什么敌人吗?要什么安全!这个围墙以前比现在还低，那个时候呛陈水扁，才加高加厚了。“总统官邸”门前路上散步，见拐角和门口有穿西装的保安员，看上去文雅时尚，见人则点头微笑。
11、与计程车交谈，发现他们中的多数人对社会有怨言。朋友周先生说，计程车司机中多数的确是这种情绪。但是每个司机对客人的服务都非常好，热情、殷勤，即便与客人在交谈中对国家民族等话题有不同的理念，但都和气友好，更不影响他们对客人的服务，即不把自己的恶劣情绪包袱到工作中去。这是长期的礼义廉耻教育的结果。台湾人常说一个词“丢脸”，即自己不把事情做好是丢脸，绝不因为别人丢脸自己也丢脸，不与别人比谁比谁更丢脸。推而论之：领导人和社会算老几?我对你的不满是不满，但不影响我自己个人的品质。这就是所谓人心知耻。
12、台湾媒体上报道，台北士林夜市上发生了一件水果摊坑新家批观光客的事件，一只释迦果卖了客人多出几倍的价钱。这让台湾人感到奇怪。而让游客奇怪的是台湾民众在接受电视采访的时候，说;“这种事情怎么能发生在台湾!我不理解，这种事情怎么能发生在台湾!这对台湾的信誉影响太大了。”
13、桃园农村，没有农村样儿，即没有到处堆放的柴草垛、粪土堆，要么是更重精细的稻田、果树和树林，要么是休耕的农田，但多数休耕农田是花田，政府发给农民菊花种子，并给与补贴，让农民种花，一可用于观光，二可于来年耕种时当作肥料。
14、去了两次桃园附近海边的竹围渔港，鱼市上没有多少客人，品种之多、之丰富，令人叹为观止。价钱也便宜，如一串两条黄花鱼，卖120新台币。台湾也引进了湖蟹即大闸蟹，最大的大闸蟹即顶级大闸蟹一只标价新台币500元。
15、竹围小渔港有一家赐福海鲜酒家，生意非常好，有自己的渔船，其海鲜基本上是野生的。该店扩大了原店的三倍面积，尚不能满足从台北等地赶来的食客的需求。但是，每周却有一天关门不营业，一是让员工休息，二是给别家也做做生意。将生意让与别家做，真如古人小说中所谓“君子国”也。
16、感觉台湾人生活中不太注重衣着，穿衣很随便，也不以衣取人。与香港有很大区别。衣着展示人的生活态度。在台南，遇见一大老板，在大陆也有生意，长期资助并大力推广中华传统文化的阅读。但看上去跟计程车司机没有区别。为人低调谦和，说话不流利，但很坚定地认为，复兴传统文化，不要急功近利，只要坚持就会有效果。
17、在台中，与朱博士找旧书店，早上10点出门，坐计程车按照地图去找，无一家开门营业。早上，在台中和台南、彰化等地，很多店铺不开门，要到接近中午才开门，有的店铺也早早地关门休息。没有那种争分夺秒做生意，不把自己逼得那么紧张，就是过正常的生活，按照一贯的节奏。
18、台湾人停车讲规矩，即便停车场位置很多，比如路边停车空间很大，也必要停到规定停的位置。上下车也是，不随便让你上下车，一定要到规定的位置。自觉地接受规矩，自我管理。哪怕是在山区乡下。台湾人没有城市人与乡下人的区别。
19、台湾人对你的热情，不是克制出来的、不是隐忍出来的，是那种从内心里流露出来的热情周到与体贴。这一点比服务非常好的香港还要好，香港很多人的服务是克制着、隐忍着的热情服务，我常常能感到那热情背后深重的生分。台湾人的热情来得很自然，你到商店里看，很多店铺会给你倒杯茶，让你慢慢看，最后你不卖，他也会热情地欢迎你再来，总少不了台湾腔调那响亮的谢谢之声，他谢谢你光顾了他的商店，表情言语之中，没有任何让你感到没有买人家东西的压迫与亏欠感。更没有我曾经经历的陕西临潼兵马俑旅游区，你多看了他的东西一眼，不买，他会骂你，你若回骂，他会打你。
20、你换不到新台币，不要紧，任何便利店都有银联取款机。你哪怕在夜市里，你有任何问题，问正在忙活的大嫂，她也会清晰地告诉你要问的事儿，她如果不知道，她会问其他人，帮你搞清楚。你的谢谢还没有出口，她的谢谢就先到了，她谢谢你信任她。
21、在热闹的商业区，看上去没那么热闹，因为人不闹腾——没有人会站在门口嚷嚷着拉客人招揽生意，更没有大喇叭喧嚷争生意，商家邻里之间，没有那种既生瑜何生亮深仇大恨似的竞争，所以，那卖水果冰的小女孩清脆明亮的嗓音才轻柔地传到路人的耳朵里。
22、在台北到台中的高铁上，买了一份盒饭，即便当。便当是六角形的纸盒，便当盒上，折叠着一个塑料袋，那是让你吃完将垃圾装到塑料袋里的。便当70元新台币，送一瓶矿泉水。广深铁路动车餐厅的一份盒饭是多少钱?菜从品种到色彩，都可欣赏，饭可选择白饭与油饭、杂粮饭。味道很好，跟在台中乌日乡乡下朋友的公司吃的便当一样。想象做便当的厨师，必然像用做大菜一样的诚敬之心做便当，才有这么好的品质。并没有一听说是做盒饭，就从心里先惰怠疏慢起来。
23、台湾的高铁上，很安静，没有播放音乐，更没有播放旅客须知，只是到站的时候用三种语言温和地提醒客人即将到哪个站了，语言极其简洁，就一句话。想起广深高铁上的录音版旅客提醒，冗长啰嗦，好像旅客是刚刚煺了毛的猴子一样需要反复教化，最近又加了一个临时的安检提醒，也是冗长啰嗦，这不让带那不让拿，否则如何，从深圳北到广州南，最快全程才28分钟，你坐这趟车，安静不了几分钟，刚刚让喇叭聒噪完，就到站了。台湾高铁上的旅客交谈，声音都很小，打电话的声音也尽量小，没有广深高铁上的各种方言大声嚷嚷，声震车厢的。更没有一家人撕开各种小吃包装袋，相互叫嚷：则果豪此，啦果豪此!
24、台湾的出租车上，没有任何对旅客的录音提醒，想起深圳的出租车上的广播提醒：“欢迎您乘坐深圳出租车，请把您这次要到达的目的地告诉司机……”——神啊!我这是干嘛来了?我不告诉司机我上车干什么?这还需要提醒?
25、台北地铁上，有专设作为，供特殊人群如老弱病残孕及体弱年由者使用，即便地铁再拥挤，年轻人也不坐这种座位。朋友朱先生陪台北傅先生坐地铁，傅先生年逾古稀，小朱正向傅先生请教吟诵，见傅先生坐下，顺便也挨着坐下，傅先生将其推开，说：抱歉，这种座位就是空着你也不能坐。
26、傅先生请我和小朱去台北重庆路一家专卖台北旧式小吃的老店去品尝小吃。店不大，干净整洁不必说，满座。我们走到里面主要是先看看高悬的牌子上写的传统小吃名称。发现至少有4张桌子的客人点头示意，一是问候，二是表达座位先被自己坐了的歉意，个个都急忙用手指点着自己的桌子，意思大概是等会儿这个位子给你们坐。最先是一个僧人，看着我们，快速地边吃边说：我就好了!就好了!我们说：谢谢，不急不急，您慢用。一个穿着白衬衣黑色马甲的中年人，让服务员将他的饭菜移到与另外一个人拼桌，让给我们他坐的位子。此虽为小事，仍让我和小朱感慨不已。前不久，我们单位附近开了一家贵州米粉店，开业当天，生意就很好，有一个老人腿不好，上不得楼梯，店主事先已在楼上给老人留了座位，但临时被几个人占用，也很快就腾出来了，老人希望与楼下一个台的几个人换一下，那几个人宁愿看着老人艰难地爬楼梯，也没答应。有感于此，我将这个故事将给台湾的朋友听，纷纷摇头说：怎么会这样啊?
27、朋友周先生在桃园乡下买了5亩地建住宅，周围是农田，院子左墙外还有一个大户人家的祖坟，被草木覆盖。买地报建农舍，这个农舍其实就是别墅，叫农舍。土地是你的，但法律只许你建全部面积的10分之1，其他的要绿化。问;住在这儿安全吗?回答：有什么不安全?很安全。问;怎么没养几只藏獒狼狗什么的?答：养那些干什么?谁会来危害你的生活?问：周围乡村有公共活动你参加吗?答：参加!这里的人都争着参加公共活动。
28、台湾有大小孔庙24座，有官设、私设，以台南孔庙最古老。每年祭孔，礼仪周全。台北祭孔，太牢用面制作，台南则沿用古制，用真猪牛羊，祭孔用的牛，头上的毛被参加祭祀和观礼的人纷纷拔光，用这头牛堂上的毛制作的工艺品是吉祥物。
29、所见台北、台南、台中、彰化孔庙，皆供奉孔子外，两厢又供奉宗、复、述、亚四圣及历代先贤、先儒。台湾孔庙有离任台湾领导人和政要、名流题写的匾额。台湾学生常常在孔庙祈祷，希望能得到圣贤的神助，帮助他们考个好成绩。彰化的孔庙大成殿内设有两个巨大的祈愿牌，学生将孔子称爷爷的，称老师的，将自己的准考证和照片复印粘贴到祈愿牌上，希望孔子能神助他们完成各种学习的愿望，靠上理想的学校，细细读起来非常有趣儿。
30、台北孔庙大成殿前，有一个香炉，香炉旁边有一个供案，供案上一侧放着一个箱子，供拜孔祈愿的学生投放准考证复印件的。箱子左侧有一个牌子，上面用中英日韩四中文字写的颂祝祷文，学生必须背诵这些文字，才算完成祈祷。这些文字，恰是儒学的核心内容。有意思的是，日文几乎全是中文，仅有个别字不同。中文内容为：“学子○○○虔备芹藻庶馔敬献大成至圣先师孔子曰十有五而志于学好古敏以求知志道据德依仁游艺传道授业解惑吾辈当效先圣先贤立志向学敢以萍藻之仪用申虔祷伏祈夫子广庇学子德业日进社会祥和谨拜”
31、在台湾10天，只有台北故宫博物院入口有安检，但也只是过安检门，旁边没有人拿着安检器械在你身上上下探扫。参观慈湖蒋中正陵寝，游人随意进出，没有安检，自觉排队保持安静。在停放棺椁的中厅门口，距离乌黑的棺椁约两米远，中间没有各栏，更没有玻璃密封，只是不让摄影照相。游客欲照相，工作人员会举起一个牌子，微笑示意不要拍照。陵寝门口有两个卫兵，身材挺拔，着白色服装，站姿是持枪，两脚分开，据说一站两个小时。在“忠烈祠”、国父纪念堂等地，卫兵穿灰色服装。如遇到换岗、上岗、撤岗，则其仪式值得一看，卫兵会表演复杂的步伐，虽人少，但足以表现礼仪之隆。而这些表演，观众只需要稍微让开一点空地即可，没有特别的栏杆隔离。暂时不上岗的卫兵，会着西装便服，在旁边服务，据说夏天会帮正在站岗的卫兵擦汗;有时候游客小朋友见一动不动站岗的卫兵像机器人，会跑上去摸戳他们，而卫兵按规定是不能动的，所以需要有个人在旁边服务。
32、中正纪念堂下面的中正艺廊，举办一个名为《大风起兮》的书法展，展出民国时期300多位知识分子的书法真迹，门口有巨大的立体图，李大钊赫然在列，展品中有沈殷默书毛泽东诗词、陆定一的书法。
33、台湾师范大学烹饪专业的学生有一个实习餐厅，做自助餐，菜品均为学生自己设计制作，餐厅在该校对面一个地下室，对外营业。光顾者不少，中午座无虚席，学生服务极好，年轻人在一起不免热闹，但见有客人经过，立即敛容整装，恭敬地服务客人，温声细语。台湾吃素者人数多，所以素菜品种多，有一种石莲花，在广东也有，当作盆栽观赏植物，台湾人发现该植物可食用，且其丰富，能补充素食者所缺乏的某些营养成分。
34、台北国父纪念堂、中正纪念堂，早上皆有市民做运动锻炼身体，但没有播放音乐的，不像大陆的一些公园，本为安静的休息场所，反倒变成城市早上最吵闹的地方。台湾人没有腰间跨一个小音响，走路听音乐的，想必应该有听耳机的，但我没有看到。问朋友，答曰：自己听音乐，不影响他人。不像大陆一些人，仿佛一刻也不能离开音乐，早上宁愿不听公园的鸟声虫鸣，非要听自己的音响。台湾也没见有人锻炼走路，一边走一边大拍巴掌的。
35、台北圆山大饭店，为台北最高档的酒店，游客到台北，多到此参观。其实在这里坐下来喝个下午茶不错，并不太贵——在这里买了两份点心，每份4个，制作精良，口感极好，共200新台币，类似的点心，在深圳书城的面包店，卖远不止这个价儿。饭店大堂门口，有一个告示牌，滚动播放欢迎旅行团到访下榻该酒店，细细看完，发现当天多数为大陆参访团入住。
36、晚上到诚品书店敦南店，店内多为年轻人看书选书，书店地面为木地板，光洁可鉴，供客人随处席地而坐。我在最偏僻角落选了几本书：约斋著董作宾校《字源》、龙宇纯著《〈说文〉读记》、两本台湾竹枝词。先结账到外面咖啡店坐等朋友，店员先给一杯清水，地上点餐牌。我说等朋友一起来点，清水喝完，朋友未到，店员又给续上水，等朋友买完书汇合，也喝了一杯水，却说要赶到另一处去，就没点餐，我们向店员抱歉，店员说没关系，微笑地说：欢迎您下次光临。我说，我们那里是你不点东西就不好意思坐人家的座位，有的你不点就不让你坐，服务员会不断地催你。他说;台湾基本上都这样。
37、布袋戏在台湾衰落了，在台北布袋戏博物馆所在街道，经常会演公益戏剧，我遇到了在街边搭戏台演出昆曲《牡丹亭》，值得主义的是，路过的人都可以从服务台那里拿到一份打印的剧本，对照着剧本的戏文看戏。
38、损坏或拿走酒店的毛巾等用具，我常见的酒店提醒一般是：如损坏或拿走，要按照多少多少赔偿等等。在台北一家酒店，看到这样的提醒：房间所配毛巾浴巾等，仅供酒店内使用，如需购买请打分机“0”或“1000”。
39、台北行道树身上，松松地拴着一块木排，中英文标明树的名称。台湾的城市行道树，不整齐，没有整体的规划似的，不像大陆的城市，一条街道全都是一种树，看上去很整齐、气派，一任领导的政绩霸气外露。
40、台湾的土地和房产是私有的，所以业主不愿意改造改建，政府就不能强拆，官员也不能以发展的名义整治市容、强行规划。市民也没有这个要求，市民不会用城市看上去光鲜不光鲜来衡量官员的执政能力。所以，台北的街道两边看上去很古老，是那种尽量保持着陈旧感的城市，有一个城市成长的足迹。
41、台湾的官看上去不像官，跟你说话，甚至更加殷勤谦和。退休的官员和曾经做过很高职位的专家，跟你交谈，一点看不出曾经的显赫，或者曾经就没有显赫过。他们送客人，年逾古稀的老人，曾经的官员或专家，现任的大学教授、系主任，也会帮你拿行李，常常让人猝不及防，没有思想准备。到机场，教授、主任帮你办理各种手续，也让人没有思想准备，过后深感惭愧。在他们面前，平常还算灵活的我，却显得很木。
42、台南孔庙，除了供奉孔子及四圣、先儒、先贤以外，还供当地历代孝子的牌位，张扬仁孝思想。台南孔庙有自己的乐社，只演奏祭孔所用雅乐，排演八佾舞等。祭孔所穿的礼服、所用乐器，常年展览。
43、参观国学大师钱穆故居素书楼，没有见一个管理人员，但房间内陈设整齐，窗明几净，陈列着钱先生的旧藏书和手迹、生活用品等文物，一楼是一个日常使用的教室。同去的朱博士是风水世家，他说钱先生所居并不是该处最佳风水，但因先生居于此，风水便有所改变。
44、台北孔庙门厅里，周末有几个中年男人唱歌，五个人各演奏乐器，一个人演唱，曲调有闽南风格的，也有日本风格的。淅淅沥沥的雨中，歌声不仅不吵闹，反倒增添了孔庙的宁静感。到了大成殿就基本上听不到了。大成殿后面的厢房，教师在教学生演习释典礼音乐，我和朱博士各取了一分乐谱，可复印给大陆有意做孔庙音乐的朋友参考。
45、台商周先生说，在台湾，以前到政府去办理房产土地证之类，也是一个窗口一个窗口地乱碰，很窝火。后来经过大力整治，类似大陆改变机关作风，现在，台湾人去办这些证，只需要事先准备好资料，到办证处，就会有公务员跑过来，先给你倒一杯茶，然后轻声细语地跟你核对资料，你坐着等就行了，他们会帮你办好，不需要你到窗口去巴巴地问这问那。如果你的资料不全或有别的问题，公务员会更加温婉地跟你沟通，提醒你再补充什么，因为你资料不全办不了，人之常情，你可能会焦急，他的态度和语气就更加微笑温和，以免引起你生气或不愉快。
46、我与华教授从台北坐高铁南下台南，两个人的行李太多，双手几乎拿不了，下扶手电梯去站台，一车站服务员女生见状跑过来，帮华先生拿行李，一直送到站台等候上车的车厢号码标记处，临走还给华先生鞠了个躬，笑容满面。晚上十点多从台南北上坐高铁，台湾朋友买的票，我们在车站内匆匆赶路，到电梯附近，一男生恭敬地站在扶手电梯旁，声音响亮而温和地提醒：不要急，不要急，还有7分钟。我们坐在车上，称赞这个服务，台湾的朋友说：这个本来不关他的事，但是他好意要提醒旅客。记得头一天到台南，下高铁转计程车，几位头发花白但衣着整洁的服务员勤快麻利地帮我们叫出租车，搬行李。比大陆五星级酒店门口的服务生还热情周到。
47、下飞机，入海关前，需要旅客填表的地方，有干净的桌台，配近视眼睛和老花眼镜，供访台客人使用——眼镜不只一副，而是各两三副，方便眼睛不同程度近视或老花的人使用。
48、嫁到台湾的湖南女子曾小姐对我说，你离开台湾，机场地勤人员会站成一排向离台飞机挥手致意，尽管由于飞机滑行、起飞等等不同角度、高度，看到这一情景的人很少。
49、日月潭中有许多鱼类在岸边水草中产卵，日月潭是人工湖，湖水用来发电，故水位涨落不按照季节的自然规律，而是按照人的用水需要。但是，日月潭按照当地原住民邵族水上造浮田的古老做法，给这些鱼类造了许多浮田，供鱼类产卵，这样，鱼卵就不会因为水位的变化而被晒死。
50、曾经在台湾工作过3个多月的马兄对我说，上次他的同学夏先生来台，把手机丢在计程车上了。过了不久，马先生接到了一个女声打来的电话，号码显示是夏先生的，但是马先生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就否认了。过了一会儿，那女声又打来电话，耐心解释这是她拣到的手机，见手机上有马的号码，就打过来了，想必是马的朋友，希望能送回给他。马先生说了自己的地址，一会儿，一个女士坐计程车将手机送来了。马先生感慨地说：那真叫和谐文明，连个垃圾你都不忍心乱丢。
51、至此，关于台湾的细节，能回忆起来的就以上这么多了。我不喜欢白天跑一天，晚上还坐下来记笔记，个人性情，那种刻板理智的活法多么乏味!所以，全凭记忆。这样也锻炼了记性。这样也许更准确，因为你生怕记错了。
52、这些细节发到我的个人博客中，有人看了，说，你把台湾的好放大了，你把大陆的不好放大了。说这话纯粹是愚蠢且奸险——你干嘛不直接说我是台湾派来大陆的特务?我写这些文字，不但没放大、夸大，甚至有意抑制缩小了一些东西，因为有的内容，考虑到涉及同行者的个人情况，没征求人家的意见，就没有写。写我一个人在台湾所见到的好，的确希望大陆也能变得这么好，至于歌颂大陆的好，那是另一篇文字的事儿。对于这种奸险弱智之徒，我是不打算和它讲道理的，多费劲啊!我回复读者留言，见如此不坏好意者，就不愿意跟他正常地讨论问题。宁愿羞辱之、臭骂之，但不和它说一句道理，不说一句有用的正经话。说道理就中了它的奸计了，它什么不知道?我发现，不坏好意者，不是弱智就是无耻，弱智尚可怜悯之，但无耻就像你鞋上粘了块稠鼻涕一样，怎么甩都甩不掉，想起前人俗话：人不知耻，无法可治。也有读者喜欢博主沉默，认为即便读者骂博主一万句，博主不能回骂一句，否则就是什么什么。所以一般博主都强忍者不回复，装着很大度宽容什么的，我以前回复留言，后来就不回复了，也装，但这一次，我又发闲贱，不装了，回复了，我出言多凶狠恶毒啊!这个凶狠恶毒是对某一个读者的，可是，不幸会让别的人看到，这很不好，很影响博主的老清新形象。所以，骂完了我会留一点痕迹，然后删除其余，打扫卫生嘛。不洗脸见人不代表你直率，只能代表你二百五。
53、其实，在台湾，说起大陆，你可以做个测试，你试着对台湾人抱怨大陆的一些现象，看看台湾人怎么说。我得到的反馈是，台湾人最称赞大陆这些年的发展，你说大陆任何不好的现象，我遇到的台湾人一般是这么说：慢慢来，会越来越好的。有人会说;人多嘛，事情不好办，慢慢就好了。那种谅解的心胸非常动人。所以我感到，对大陆的发展称赞最多、最由衷的人，可能在台湾。
54、有人说，你少见多怪，没见过世面，一个小小的台湾就让你兴奋成那样。是的，我没见过多少世面，出个国多不方便啊!我尤其怕填各种表格，有填表恐惧症。我想啊：如果世界都变成我此次在台湾所见到的这样，则我此生也不愿意再见什么更大的世面了，够用了，多了消化不了，虚不受补。更大更好的世面就留给您吧，见世面还有贪得无厌的?
55、有人说，台湾也有过像大陆目前的一些浮躁社会现象一样的年代。后来就好了。是的，都是生病，人家生病了，病得不轻，一转身，背后的柜子里有药。你有吗?你的药管用吗?不会是假药吧?都是精神挨饿，人家能想起祖宗的文化银行账号，也还能记得密码，你有账号吗?你拿到账号，能找到密码吗?给你苦口的良药你愿意吃吗?说给你密码你相信吗?
56、有人说，台湾也有坏人、也有骗子等等——谁让你看台湾的坏人和骗子了?反正我不给你介绍台湾的坏。你幻想一个地方只有好没有坏，你可以蒙着被子睡觉，再不行吃点啥药看行不行?再说，我让你学他们的坏和骗术了吗?因为台湾也有坏人和骗子，我就不能写自己所看到的台湾的好人了?你凭什么要求那么多人都成为无可挑剔的圣贤才能跟你同在蓝天下?你自己跟饥贼一样，有什么福报跟这些圣贤生在同一个时代?
57、有人说你干脆移民到台湾算了、也有的说你别回来了——对不起!我目前的素质自认为还太低，目前还不能够和台湾人生活在一起，我去了会稀释他们的良好素质的。就跟您这样烧糊了的卷子们先凑合着混吧，咱们有太多熟悉的语法和气味，像豪猪一样，凑一块相互扎刺儿，分开了还想得荒。何况人之常情所在，自私利己无疑，去的人多了，台湾人的修养也是有用完的时候，他们面对汹涌而来的粗鲁和无礼，也会有微笑到疲惫的时候，再好的素质也架不住你那么多的损耗还能保持优雅的姿态与温煦的笑容。所以，为了保护我所见到的台湾，我都要少去才是。
58、有人说不相信你写的内容是真的——不相信拉倒，谁也没逼你信不是?您没去过台湾，或者您到台湾遇到了跟我不一样的遭遇，那是您自己的事儿，要么是我太幸运，要么是您没我这么幸运。各是各的缘分，谁都覆盖不了谁。也许我下次去台湾会生一肚子气呢?无所谓。没去过台湾的，如果是我，我就没有掌握足够的真实信息，所以没法判断作者写的是否事实，但是，我会选择善，即宁愿傻乎乎地相信别人说的善。也就是说，当真与善的信息在我这儿不对称、即真与善不完全重合的时候，我宁愿相信善、选择善。人不在于做了什么，成为什么，重要的在于有向善之心。“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对善的信，要到近乎迷信和盲从的地步才是真信。
59、我在台湾所见，当然是一己之见。为了不让自己在写一篇篇所谓像样的大篇幅文字时，容易产生过多的议论甚至抒情，就选择这种很笨的流水账式、碎片化写法。我很早就懂得，作为一个学文科的人，你不能学着如何泛滥挥发自己的抒情，而应该学会驯服、克制和管束自己的抒情。我当然没有进入台湾的更深层的领域，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是不是有人说的黑白共治?想想，黑白共治也不是万恶的，至少比黑白皆不治、沆瀣同乱强。
60、大事儿不考虑了，下次去台湾，我决定好好练习一下，让自己变得更傻一点，要有更充分的思想准备，宁愿每天表错情，也尽量将举止应答装得像自己这次所见到的台湾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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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天朝】当方滨兴向大家拜年后
9日下午，北京邮电大学校长、“GFW之父”方滨兴在微博发布一则拜年消息，许多网友以转发加附一字评论“滚”的方式，表达了对其祝福的不屑以及对其恶行的愤怒。
@安徽人张林：方滨兴在微博上给大家拜年，结果一口气得到7000个回应，都只有一个字：滚！
@MC鸟总：今天发新春祝福微博最威猛的是谁？当属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方滨兴，从下午三点半至今四个小时（20：04分）半已经有7000多条转发了转发内容清一色的“滚”方校长吓的连评论都不敢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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