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通向心安理得的循环论证

[Dongzhi Guo]

           “选民”信念-------警惕一种通向心安理得的循环论证

                     郭宇宽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指出了在他看来新教相对于传统天主教会的伦理优越性，其中有一种“选民”（electi）意识也就是“上帝预选说”，是加尔文宗不同于其他信仰的独特之处。韦伯认为这个信念化解了个人与伦理之间的冲突，使得功利主义得以发源，并通向经济理性。

这个道理其实也很简单，人最难求的就是心灵安宁，即使一个人拥有了财富、权力、美女，世俗所崇拜的一切，他依然可能在长夜梦回之时，辗转反侧，我这么做会不会受到谴责，这些荣华富贵是我应得的么？在有宗教信仰的人群中，这种焦虑就变现为，对上帝态度的疑虑，所以按照天主教的仪轨，信徒要经常向神父忏悔，求得天上的父的谅解，就这样心里也不踏实。在中世纪僧侣集团垄断了对上帝意志的解释权，人们甚至要购买“赎罪券”，来确信自己得到了救赎。

而在以加尔文宗为代表的新教伦理中“救赎确认”（certitudo salutis）非常简单，因为上帝会恩宠他的“选民”，所以你只要在世俗中取得成功了，就说明你得到了恩宠，是上帝的“选民”。在我看来，从逻辑上讲这其实是一种逻辑混乱的循环论证，怎么样才能成功？要成为上帝的“选民”。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上帝的“选民”？成功的人。

在韦伯眼中这种新教伦理是发自于西方精神独一无二的密码，我并不认同。我这里讨论的，不是宏观的宗教伦理，而是潜藏在人类心理密码中的一种符合人性规律的思维倾向。比如在中国，早在基督教之前，就有逻辑完全一致的“选民”信念，不过主要表现权力上。自古帝王尤其是秦始皇之后马上得天下的枭雄们，也是这样论证，为什么我得了天下？因为我是真命天子，受命于天。为什么我是真命天子，受命于天，因为我得了天下。

这种“选民”意识当然也有其的好处，是使人更倾向于崇拜成功者，并且勤奋追求成功，是一个社会崇尚成功。但是也有一种危险的倾向，因为它使成功本身就具有了不需要证明（self-evident）的合法性，有一些成功者就会很容易心安理得甚至非常嚣张，对自己的成功，毫无谦卑和自省。如果有人再迎合这种倾向，社会就很容易变得势利而又愚昧。

最近有两个人引起了我持续的思考，一个是经常上中央电视台的宋山木，一个是清华大学的教授汪晖。

宋山木让我觉得奇怪的是，原先也是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相信也是非常勤奋淳朴，结果后来越来越有钱了，他的成功本来是一件值得提倡的好事。是什么使得他成功之后如此自我膨胀？买了个学位就真把自己当思想家了，在大学里冠名宋山木楼，把自己的语录跟孔孟圣人放在一起，让员工背诵；进一步真觉得自己成了真命天子，有些姿色的女员工都成了他后宫嫔妃。而且他显然是非常真诚的，心想哪个女员工被皇上“宠幸”还能不乐意？所以麻痹大意了，结果最后一次意外把自己害了。

汪晖也是这样,他早年读书的时候，应该至少还是挺谦虚谨慎的，不然钱理群这些老师也不至于那么喜欢他，包括也有很好的人缘。后来当了《读书》主编，就渐渐真成为学术领袖了，地位日隆。这次被人揭发其著作抄袭，质疑其赖以成名的代表作，所谓学术成就是虚假注水的，这么严肃的问题，另人吃惊地是，他居然能够来个毫不回应，一副你能拿我怎么着的架势。汪晖显然有一种自己是“选民”的不证自明的心态。按理想来说一个健康的学术圈，一个学者是因为学术成就才能有学术地位的。如果是一个博士生的论文著作，被人指出有抄袭，是豆腐渣工程，他唯一的出路，就是要么认错，要么自证清白，否则他这一辈子就别想在学术圈混了。但汪晖现在反过来了，他之所以有不做回应的底气，他已经是清华大学教授了，他还当过《读书》杂志主编，他还享受国务院特殊贡献津贴，他还全世界游历。汪晖教授的底气在于，这些成功反证了他的学术成就毋庸置疑。甚至当王彬彬先生一开始揭发的时候，汪晖的粉丝，非但没有一点点反思，在网上的发表言论都是嘲笑，讥讽王彬彬肯定是嫉妒汪晖。

一个社会大家都追求成功，追求地位并没有什么错，但势利的社会氛围则让人郁闷，尤其是一些不知用什么手段获得了成功的人，表现地如此嚣张和心安理得的时候，而且还受到追捧的时候。这种“选民”信念用循环论证的方式，阻断了逻辑上健康的追问的可能。

在宋山木出事之前，大多数老百姓也不知道他到底怎么回事？但还是有很多人报名参加山木培训，让他赚的满钵。这些老百姓很简单，只是心想此人能经常上中央电视台，到处都是他的广告牌，想必是很不简单吧。

我前几年曾经汪晖教授非常好奇，把他的几本专著专门找来看，发现里面堆砌了很多名人名言，除了语法别扭以外，每一句话我都看得懂，加在一起，我却看不明白他的逻辑，甚至看不明白他到底要说什么？

一般人读不懂汪晖的成就，也许确实是自己水平不够。但一个被当做学术大师或者思想家的人，总有哪怕至少一条能够拿得出手的有原创性的引领我们认识的思想方法，比如赛义德提出了东方主义；哈贝马斯提出了公共领域；科斯提出了交易成本；秦晖也和提出了一些诸如“尺蠖效应”的见解。我曾经问过一些把汪晖视为当代中国最伟大思想家的粉丝，你们这么崇拜汪晖，你们知道汪晖有什么学术成就么？他们说，汪晖有《反抗绝望》啊，有《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啊，还有《汪晖自选集》啊，还在哈佛大学出版了《中国新秩序》啊。我说这些我都知道，可在这些书里，除了名人名言很多，有哪一条你们能讲出来，是汪晖个人的原创性贡献，对你们特别有启发的。没想到让我好笑的是，这些汪晖的粉丝们也说不出来。

但他们还是坚持认为汪晖思想非常深刻，尽管说不出深刻在哪里？但他们都知道，汪晖教授是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高等研究中心的主任，是《读书》的前主编，是国务院特殊贡献津贴的获得者，他的书在哈佛大学出版社都出版了。这样的人，能不深刻么？

宋山木和汪晖的成功，证明了他们是“选民”，欢呼的人太多了，渐渐他们自己也相信了。保障了他们成功的社会，就论证了他们成功的合法性，除非像宋山木这样意外触电，真被更强大的势力轮下来，否则光用口水来质疑看来都是没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