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化的非理性
Dongzhi Guo
理性化的非理性
——让知识分子走火入魔的心灵陷阱
郭宇宽
乌有之乡的精神家园
乌有之乡是一个我经常浏览的网站，并不是因为我喜欢他们，这个网站讴歌文化大革命，为江青、张春桥平反，甚至撰文林昭、张志新死的活该，这些都让我对这些人产生生理反感。但是透过他们，我想观察这个社会最极端的一群人，怎么思考问题？让人感慨人性是多么的复杂。而有意思的是，这个网站的精神旗帜，是几个教授，如汪晖、张宏良、崔之元，刘小枫,王绍光等。他们能够十年如一日的干一件事，旁征博引地论证文化大革命是好的，大跃进是及时的，反右是应该的,北朝鲜是进步的。吴稼祥先生曾经评价这种习性“一个行为古怪的大夫，坚持用放大镜要在麻疯病人身上寻找一块完好的皮肤，以此证明这人有自我痊愈的能力。他在美国学习这么多年，居然没有发现比毛泽东的《鞍钢宪法》更好的经济管理方式，也没有发现比‘文化大革命’更有制度化潜力的‘大民主’形式。” 而且看得出来，他们也确实有一批显然是死心塌地的粉丝。
但老实说，抛开汪晖抄袭丑闻不谈，仅从意志和勤奋上，我还真对包括汪晖在内的这些“中国新左派”教授有些佩服。
而这种倾向，我发现其实在一些哪怕很智商优秀的知识分子中都具有普遍性。
对很多中国人来说，两个“老马”的名字都是再熟悉不过了。一个卡尔.马克思, 一个马克思.韦伯,前一个的理论被阿芙乐尔巡洋舰上的一生炮响，最后送到了中国，成为了49年之后主宰中国社会科学的显学。后一个“老马”，曾经在中国被遗忘了很多年，文革结束后，社会学被恢复，“韦伯命题”被人们所熟知，在学术界他的影响力似乎明显的后来居上。我也曾经是韦伯的忠实拥趸。
韦伯和他的新教伦理
直到我最近一年多以来，也把“韦伯命题”，即“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理性资本主义”作为自己思考和研究的重点，越来越感到韦伯对核心命题的结论，难于说服我。首先是在事实判断上，他对于新教伦理的赞美并不是太大的问题，问题是他有一种“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态度。韦伯努力旁征博引地想证明新教伦理中“入世苦行”，“天职”观念都是都是除了新教伦理以外别的文化信仰中所没有的，天主教徒中没有，犹太教也没有，东方的儒家和道家中更没有。这在我后来，尤其是更加了解儒家思想以后，所完全不能认同的。最有代表性的批评，是余英时先生所言：“韦伯所犯的并不是枝节的、事实的错误，而是关于全面判断的基本错误。但基本判断的错误仍然起于对历史事实缺乏基本的知识。”（余英时，2001，142-143）我后来在温州做研究，接触一些怀有天主教，甚至佛教、道教信仰的商人，谈到韦伯的观点，他们也无不认为这是偏见，甚至感到是彻头彻尾的文化歧视。[1]
你可以说几乎每一个人都对会对自己所收的文化熏陶抱有敝帚自珍的态度，每一个人把自己的文化夸得像花一样，似乎天底下最好的观念都是来源自己文化的创造，这种态度是不客观的。
所以一个学者除非是为了抗辩别人的观点，如果要主动对几种文化的比较命题下判断，自身得有一种超然的态度，最好一个旁观者，甚至“他者”的态度来分析，否则很难不被偏见所左右。
如果说如余英时批评韦伯“缺乏基本的知识”，而对文化信仰的理解和评价有错误，在我看来还不是太大的问题，因为在上个世纪初的交通信息条件，韦伯也不懂中文和梵文，只能阅读一些别人介绍给他的二手资料，你不能苛求他做出的评论一点儿错误都没有。
更要命的是，我自己回溯韦伯命题的思考脉络，发现他存在不可原谅的逻辑跳跃和推理不严密。比如他敏锐地发现了“在近代经济里，基督教新教徒与资本拥有与领导地位上占有较重的分量”，他还发现“天主教徒的毕业生当中，从近代的、特别是为了技术研习与工商职业做准备且一般而言为了迎合市民的营利生活之故，所设的特定的学校——诸如实业高中、实业中学、高等小学——毕业的百分比，同样也越远落后于新教徒”。（马克思.韦伯,2007,12-13）但在接下来的推理中，韦伯并没有过滤其他可能干扰的变量。他所尤其重点提到的加尔文宗兴盛于日内瓦，那里在成为“新教的罗马”之前，就已经是一个繁华的商业中心了（斯.茨威格，1986）。字里行间，韦伯似乎是为了证明新教伦理的优越性而证明其优越性。
一个新教徒的新教伦理赞歌
一个诗人,诗意地歌颂自己的母体文化天下第一,问题不是太大，问题不是太大，一个社会科学的学者如果过于迷恋自己的母体文化，以至于在他眼里其他文化都是低劣的就非常危险。假如一个西方学者自豪地说，“理性化”是西方人所独有的；就好像一个东方学者自豪地宣布，“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东方所独有的一样，除了显得无知而且显得很粗鲁。说得再通俗些，这就相当于假如一个上海的学者，通过上海发展起来的一些现象来论证，上海之所以经济领先，就是因为上海文化好，上海文化是全中国最高级的，他肯定要给骂得一脑袋包。
其实韦伯也承认过，构成经济发展的原因，不是单因素的。不过也许是他下笔太过于渲染新教伦理的优越，而且在他一系列著作中把其他文明包括儒家、印度教、天主教都定性为缺乏资本主义精神的。所以几乎凡是看过他书的人留下的映像都是，新教伦理在文化上的优越，是造成新教地区经济较为发达的根本原因，甚至你会以为是唯一原因。
我多么希望韦伯是一个各种宗教信仰的信仰的旁观者。那么他下这样的结论，这样你最多只能说韦伯掌握的资料信息不充分，而不能怪他对某种宗教有刻意的偏好或者偏见。
而我后来阅读韦伯的传记，才发现，让人感到遗憾的是，在大力宣扬新教伦理的同时，韦伯自己就是一个新教徒，而且出生在有深厚新教传统的家庭。他在1890年也就是在他26岁的时候就是一个兼有学术性和政治倾向的团体“福音派新教社会联盟”的创建发起人。（D.G.麦克雷,1992,31-32）新教信仰是他的家族传统，他的曾祖父是来自奥地利的路德派流亡者，后来成为当地的“头号布商”，他的母亲的家族也笃信新教，而且一位先祖曾在“北方雄狮，同时也是新教信仰的堡垒”的军队中服役。
而最为吊诡的，马克思.韦伯的学术文章中的几乎只字不提自己的思想经历和家庭背景。对于他自己怀有新教信仰这一事实，在我看来这似乎是一种刻意掩盖。也许可以理解为他力图在用客观的，理性化的态度来对待新教传统。这种掩饰并非没有意义，如果公开的作为一个新教徒来赞美新教，当然会有损其在其他信仰者面前的公信力。
作为“种族主义者”的马克思.韦伯
我第一次听到有人把韦伯称作“种族主义者”是在美国，在纽约的一次研讨会上，听一个教授把韦伯称作“racist”,在强调政治正确的美国校园里，大概把人称作种族主义者是最严厉的批评了。当时我很不能接受，把我心目中灵台明澈的智者称为“种族主义者”。
不过当我带着这种困惑重读韦伯的时候，不得不承认把韦伯的很多论述称作种族主义并不过分。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他前言中就说为什么唯独资本主义在西方发育出来的原因，自然会想到“其中决定性关键是在遗传的素质。作者本人倒不吝于承认，在个人主观见解上，赞成生物学的遗传素质具有重大的意义。”只不过他目前所了解到的人类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还不足以支持其论断。（马克思.韦伯，2007，15-16）也就是说，这本书里韦伯做了一个在他看来比较谨慎的论述，西方发展出的“理性的资本主义”，是因为西方文化的优越，如果他掌握更多的资料，下一步，他就要论证是因为西方人种的优越了。
更让人觉得吃惊的是，是韦伯对波兰民族表现出的，几乎不加掩饰的种族仇恨，即便我不是一个波兰人，当我看到用这样的语言在一个民族整体上，都觉得有些毛骨悚然的纳粹倾向。在他1895年就任弗莱堡大学国民经济学教授时发表的就职演讲“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其中说“无论到哪里，这些波兰人都会沦为经济和社会地位最低的阶层”（马克思.韦伯，1997，79）他比较的结果和日尔曼人相比“两个民族在心理和体制上的种族差异使他们对经济和社会条件的适应能力不同。”（同上，80）在东部农村一些地区，波兰农民的发展比日耳曼农民更好，而同时德国东部的灌溉条件不如西部，韦伯得出的结论是“像波兰人这类斯拉夫民族，不知是天性使然，还是历史形成，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期望都较低。波兰人也就这样在东部战胜了德国人。”（同上，82）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波兰人在遗传上就是相对德国人劣等的，而且会被淘汰，他说“我们看到了一个独特的物竞天择的过程：一个民族兴盛、一个民族衰落。。。。。。各民族适应能力的差别，似乎是既定的。最初造成这种差别的，无疑是长期的遗传（breeding）。。。。。。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我们应该把不同民族的适应能力视为既定。”（同上，85）
接下来韦伯作为一个国民经济学教授给出的政策主张，充满“阴谋论”和“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的论调，[2]他说“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斗争从不停歇，这一事实并不因为这种斗争在‘和平’的外表下进行就有所不同。德国的农民和短工在德国东部并不是被政治上占优势的敌人以公开冲突的方式赶出自己的土地。相反，他们是在为日常经济生存而与一个劣等民族竞争并在这一无声而惨烈的斗争中变得每况日下。他们背井离乡，走向黑洞洞的未来。” （同上，89）他的经济主张是强化国家干预，甚至建议“要阻止斯拉夫民族涌进东部，就必须把东部大量土地收归国有”（同上，87）他认为所谓经济自由化，和开放市场的政策最终决定于“是否有利于我们全民族的经济和政治的权力利益，以及是否有利于我们民族的担纲者——德国民族国家”（同上，93）
在保罗.明希看来,韦伯代表了他所属时代的地区的最典型的教派和民族偏见“马克斯.韦伯作为一个德国人、一个新教徒和一个有教养的中产阶级代表，置身于这种传统之中，最多也就是‘一位站在矮子肩上的巨人’”。（保罗.明希，2001,51）
解剖马克思.韦伯的心灵挣扎
即便了解到韦伯的种族主义倾向，我依然不能否认自己一直以来对其在智力上的推崇，特别是他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心血浇铸的真诚。尤其是他的问题意识和思想方法对我可以说是触及灵魂的启迪。
但为什么这样一个智慧而又真诚的人，在他一直提倡的清晰冷峻的理性中会表露出一些像种族主义这样非常不理性的倾向。一个普通人相信“我的民族是世界上最优越的！”就好像一个要走入社会的孩子对自己说“我是最棒的！”可以理解为给自己打气的心理暗示，并不奇怪。但如果一个学者以学术的名义来论证这个观点，就非常危险了。
进一步了解韦伯的生平和他的著述联系在一起理解,会感到他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人,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拧吧”。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他如此强烈的推崇苦行甚至禁欲主义，而他自己在很长一段时间过着放荡的生活“一个粗鲁的，喝啤酒，爱决斗并且吸雪茄的学生。1882年的一个假期，当韦伯带着决斗留下的满脸伤疤、醉醺醺地回到母亲面前，他这一形象深深激怒了母亲，母亲照他脸上打了一个响亮的耳光。”（迪尔克.克斯勒，2000，14）另一方面韦伯和他父亲的关系又非常紧张，老韦伯有纵欲的倾向，对妻子虔诚的新教徒倾向有些不屑，他在家中代表着一种暴虐的统治。一直到他父亲去世前，韦伯都没有停止和父亲之间激烈的争吵，而当老韦伯1897年突然去世，他又感到一种深深的内疚，以至于几度精神崩溃，无法继续工作。很自然你会联想到俄狄浦斯情节带给他的压力。以至于有人觉得他的政治立场也是这种情节的延续，“马克思.韦伯对待德意志帝国的那种态度——既赞美赞美，顺从，又不愿苟同——不仅反映了他对父亲的态度，而且是他这一态度的一种发展。他渴望这个国家进行改革或者干脆寿终正寝，尽管他同时又发现这个国家还有那么一种值得赞美的力量。”（D.G.麦克雷,1992,43）
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框架来看“本我(ID)、自我(ego)、超我(superego)”（弗洛伊德，2005）的人格分裂在韦伯身上表现的非常明显。韦伯的本我是一种欲望和进取心、好奇心都很强烈的人格；他的超我的“理想型”，却是自我约束极强的新教伦理和浪漫的德意志民族意识；充满矛盾的本我和超我人格对抗的结果，是他以学术为终身志业的艰难探索。
或者说，韦伯一直生活在两个世界之中，一个是他试图追求的理性的世界，是他作为学者所倡导的价值中立的科学世界；另一个世界，是他无法抗拒的，深入他潜意识甚至基因的情感依恋的世界，比如对德意志民族的自豪感，对波兰民族的厌恶，对于新教的感情。
显然韦伯希望做一个没有偏见的客观的学者，这也是为什么在韦伯的学术文章和演讲中，几乎只字不提自己的倾向和思想背景。他力图扮演一个“价值中立”的形象，却无法避免，越是用心压抑，越是会甚至更强烈的表现出来的信仰和偏见。
知识分子的心灵陷阱
人格分裂并不是一种罕见的现象，只要要足够的自省意识，几乎每个人身上都会找到人格的自我冲突，只是程度有差别。很多人如果对自己并不较真儿的话，两种甚至更多重人格可以同时存在，人格分裂而互不冲突。
而对于以思想作为志业的知识分子而言这种人格分裂带来的折磨就会非常的痛苦。对韦伯来说，他似乎是想用理性化来掩盖自己的本我倾向，结果却是他的本我借助理性的包装突破而出。
这个现象不仅在韦伯身上明显，相信全世界的知识分子都有这种倾向，而在很多德国杰出的，号称严谨的德国知识分子身上更能看到影子，文章一开始提到的另一个“老马”，卡尔.马克思也是典型的例子，他自己终生都是一个靠恩格斯养活的“不劳而获”的人，而他崇拜的“理想型”却是无产阶级产业工人；而海德格尔，一个天主教徒后来索性成为纳粹的辩护士。
这些知识分子的思想缺陷不像一个卷着胳膊上阵的红卫兵或者纳粹冲锋队员，他们的非理性很容易被识别，而知识分子却往往会把其非理性深深的掩盖在理性和学术的包装之下。红卫兵和纳粹冲锋队只会大声喊口号来表达自己立场的坚定，而一个知识分子会写出厚厚的著作，庞杂的引经据典来，以客观的姿态来论证其其实像红卫兵一样充满偏见甚至邪恶的立场，并巧妙地掩饰自身的矛盾。
今天出来一些年轻人做新红卫兵和新纳粹，并不太可怕，常常是一些头脑简单的情绪爆发，浇两瓢冷水就好了。而一个教授，一旦走火入魔，爱上文化大革命，爱上大跃进，把一些偏执的个体经验，转化为“学术”，甚至被粉丝们捧为“思想”，这些人就没救了，除了指望其内心的自省和超越，别人都无法帮得上忙。
模仿鲁迅绝望的口吻，我想说“救救教授吧！”
参考文献：
保罗.明希等著， 哈特穆德.莱曼 京特.罗特编， 2001， 《韦伯的新教伦理——由来、根据和背景》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迪尔克.克斯勒，2000，《马克思.韦伯的生平、著述及影响》，郭峰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弗洛伊德，2005，《精神分析引论新编》，高觉敷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马克思.韦伯,1997,《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甘阳等译，北京： 三联书店，
马克思.韦伯 ,2007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康乐 简惠美译，南宁：广西师大出版社
D.G.麦克雷 ，1992，《韦伯》， 孙乃修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余英时 ，2001,《中国近世宗教伦理和商人精神》，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斯.茨威格 ，1986， 《异端的权利》 ，赵台安 赵振尧译，北京，三联书店
[1] 以我的观察，至少在我接触的华人学者中，尤其大陆学者几乎无条件的推崇韦伯的还是非常多，而这些完全认同韦伯观点的学者，要么是基督教新教徒要么就是没有宗教意义上的信仰的，同时对余英时那样的文化研究也多少抱有抵触态度。
[2]在我看来这种论调，在中国当下耳熟能详，简直就和今天大陆时髦的郎咸平或者张宏良们的口吻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