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发奎(1927年-1928年,旅日期间):我们同一位爱说笑的台湾朋友访问了艺妓馆,他说一口流利的日语。一位老妇问我们是朝鲜人还是台湾人,因为
艺妓们拒绝接待日本国的奴隶。我说,我们是中国人。那位台湾朋友告诉我们,别让对方知道他是台湾人。
大卫·伊格内休斯(美国《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曾任《国际先驱论坛报》主编):
在年景好的时候,在贫民和不幸者得到救济的时候,那些幸运、富裕的人对人类这种寻求保护的需要嗤之以鼻。但是,银行家们、信托基金里乳臭未干的年轻人
们,作为救市行动的受益者,请不要再对我们大声训导什么 “不要依赖别人”、“困难锻炼人”的大话了。无论如何,我们现在都是中国人了,我们都从同一个
碗里夹菜吃。
费正清:
“中国人民生活的根本问题,常常可以从空中一眼看出:受到侵蚀的棕黄色丘陵、浑浊江河泛滥的平原、小块小块的绿色田地,以及攒聚在一起形成村落的简陋茅
屋、错综如网状的银白色水稻梯田和水路,是无数世代折断腰背苦力劳动的见证——这一切都是由于太多的人,过分密集在太少的土地上,从而使人们为了维持生
命,耗竭了土地资源以及人的智慧和耐力。”(《美国与中国》)
“在中国的黄河上逆流行舟,你往往看到的是曲弯前行的船,而没有注意到那些在岸边拉纤的人们。”
“中国可能选择的道路,各种事件必须流经的渠道,比我们能够轻易想象到的更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