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烈推荐正念女士纪实文学《上海生死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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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生死劫
郑   念
    这书也只能在87-88年间的中国公开发行。89年以后，该书和作者都受到了批评，幸亏当时作者已经在美国定居了。谢晋、徐枫都曾想把本书拍成电影，均无果。
    作者的女儿梅萍曾在上海电影专科学校念书，后来在上影厂当演员，但是可以肯定，她没有在银幕上露过面。书中多次提到一位梅萍的好朋友‘孔XX’，就是上影演员孙栋光，他是《武训传》导演孙瑜的儿子，也就是在《玫瑰香奇案》里演一只鼎的演员。
郑念原名姚念媛，丈夫郑康琪，是郑观应的后代。在《繁华静处的老房子》一书中有他们的介绍。.姚也是个收藏家，曾经将自己收藏的古董捐献给上博，在《上海收藏家》一书中有她的一些事迹介绍。
    郑念，外交官夫人，曾留过洋，文革因被诬为英国间谍，坐六年牢，什么罪都遭了，硬没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名，出来时才知道女儿被红卫兵杀害。后来到美国写了本书。这是郑念72岁时接受时代周刊专访时的照片。朱大可说，她有比古瓷更美更硬的灵魂。老太太最后在华盛顿异乡安静终老，享年94岁。
    一个对祖国有着深厚感情的，曾经与国家共同经历过生死的；非同寻常的伟大的女性。
    一代名媛郑念以94岁高龄辞世，她留给人间最珍贵的礼物，莫过于其细述“文革”时期的个人回忆录《上海生死劫》。世人从中看到，一位优雅、坚毅、机敏、高贵的女性，面对野蛮和强权的侵犯时，如何坚守底线，维护自己生而为人的尊严，以及心中不可折损的价值。
 
郑念(1915.1.28－2009.11.2)
    原名姚念媛，原籍湖北，1915年出生于中国北京。父亲是日本留学生，曾任北洋政府高官。先后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北平燕京大学。留学英国于英国政治经济学院，师从著名的左翼政治学教授拉斯基(HaroldJ Laski)，获硕士学位。她在英国认识了同是留学生的郑康琪，两人相爱结婚，婚后她跟随先生改姓郑。1949年带着唯一的孩子郑梅平从香港到上海，回来参与红色中国的建设。郑康琪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派驻澳大利亚官员。49年后任英国壳牌石油公司上海办事处的总经理，1957年死于癌症。1957年到1966年郑念在英国壳牌石油公司任职。文革期间遭到迫害，导致家破人亡。独生女儿郑梅平遭红卫兵活活打死。她被抄家，1966年到1973年被关押在上海第一看管所，受到六年半的拘禁。1980年9月20日离开上海取道香港后至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三年后定居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去国前，她将抄家发还的珍贵文物无偿捐赠给上海博物馆。
    郑念对文革的个人叙述《上海生与死》出版于1987年。出版后即成为英语世界畅销书。好评如潮，该书被译为多种文字在各国出版。连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翰"库切都忍不住在《纽约时报》上写书评，推荐这本书。
本书郑念记述了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八十年代初出国这段时间的个人经历。对文革的记录尤如史实，读起来好像在读一部文化革命史。郑念在记录史实的时候，既详细地记录了这些政治事件，也仔细地记录了这些事件怎样影响到她个人，并力图分析这种个人和政治事件之间的关系。这使这本书有种个人编年史的性质。这本书也以编年的方式写下来的，从文革开始，到抄家，到软禁，到被捕入狱，上海的一月革命和军管，党内斗争和她在监狱中的经历，直到释放回家，尼克松访华和她最终获得离开许可，发展的顺序与时间顺序同步，对那些对文革所知不多的人来说，这本书可以是一本文革史，特别是上海文革史，虽然是通过个人经历来展现的。由于本书具有比较广阔的视野，对文革中的种种政治风波、事件都有记载和分析，这本书也反应了一个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对红色中国的个人思考。个人性与历史性的结合，使本书独树一帜，其独特的角度弥足珍贵。

 

和女儿郑梅萍
女儿梅平的死是她心中一个永恒的痛。梅平生于澳洲，有澳大利亚国籍，本不须回中国，这个错给她的伤痛，当她老病孤苦无依时，就越发加剧。而当她获悉杀害她女儿的凶手胡永年依然健在、儿孙绕膝时，更是心如刀割。
    “一位真正的贵族不在他生来就是个贵族，而在他直到去世仍保持着贵族的风采和尊严。”
                                      ——福楼拜
    在张戎的《鸿WildSwan》(1991)在西方引起轰动之前几年，另一位中国女性的文革相关作品就已经成为了畅销书－－那是第一本有关文革的英文畅销书，而作者本人也在文革期间历尽苦难。郑念的《上海生死劫》(1987)是一本充满着巨大悲欢的回忆录，作者郑念日前逝世了，享年94岁；这本书可以解读为一部反映现代中国本身的代表作。
随着这本书的发行，她获得了赞誉。这本书好评不断，部分原因出于这本书以一个人的视角，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讲述了文化大革命野蛮残酷、令人不解的故事。但是20世纪60年代末期发生的那些事给郑念带来的心灵创伤却不易抹去。她在2007年对《时代周刊》说：“我在华盛顿的生活充实而忙碌。只是有时会感觉到一种萦绕于心的忧伤。黄昏时分，当白天渐渐远去，我的精力也下降了，我会觉得自己抑郁沮丧，怀念从前。但是第二天早晨，我醒来时又总带着新的乐观情绪迎接一天的到来，上帝赐予我们每一天，让我们有机会去获得启发，经历人生。我唯一的遗憾是梅萍不能陪在我身边。”
    郑念，作家，生于1915年1月28日；逝于2009年11月2日。
                     《卫报》2009年11月12日

 

第一部  革命风暴
第1章  政治迫害
    那逝去的，是荐也回不来了，却是难以忘怀的。此刻，我的思絮，又回到了一九六六年七月，那是个酷暑难熬的晚上。’那是在我上海故居的书房里。找女儿，正在她自己房里睡得香着呢。佣人们，也都在各自房里忙他们自个的事。我独自一人呆在书房里，只听得吊扇在我头上嗡嗡作响，空寂又单调。因着那恹恹的暑气，括在乳白色乾隆古瓶里的朵朵康乃馨，都垂头丧气，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沿墙一排书架，满是中外经典名著。幽暗的灯光，将大半间居室，都笼罩在一片阴影之下，但白沙发上一对缎面的大红绣花靠垫，却还是鲜亮夺目，扎眼得很。
    我的一位老朋友，是个英国人，曾声称我这个家，是这个色彩贫乏的城市中一方充满幽雅高尚情趣的绿洲。这话倒也不过分。我的居所，虽则称不上华厦美屋，但就是以西方标准来说，也可属于趣味高雅的了。唉，为了这个家，我真是费煞心思了，我力求让它成为我们母女俩一个温馨舒适的安乐窝，以使我们得以在这个越来越无产阶级化的城市里，多多少少还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品味度日。解放以来，在上海这么个拥有数百万人口的城市之中，仅仅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方能维持着旧日的生活方式，诸如住在原来的宅第，家里雇有几个仆人。
    当然，共产党悬从来不会强制命令，以划定人们该如何生活的模式。但事实上，自一九四九年以来，为着解决社会失业问题，雇主是不可以解雇自己雇员的，但不间断的各种政治运动，又使一些过去富裕之辈逐渐陷入日趋贫困之境。当他们成为多次运动的对象时，他们或被克减工资，或被课以大笔罚款，不少私方人员，不得不携带家眷离开上海，迁至内地边疆。而我依然能一切照旧，这不仅因为我具备有维持我旧有的生活方式的经济实力，而且也因为，我是统战的对象。但不管怎么说，我和女儿，还是谨慎小心、安分守己地过着日子，我们深信共产主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愿跟随历史车轮共同迈步。
    一九六六年七月三日午夜前那段时光，竟是我们母女俩持续多年的宁静温馨生活的最后的几个小时了，难怪我的思絮，常常会回到那个时光。那晚，整个城市闷热异常，即使敞开门窗，也不见半丝凉风。我的脸颊和手肘都是汗涔涔粘乎乎的，衬衣汗湿得粘贴在脊梁上。我俯身逐句逐字地琢磨着报上的文字，每一次政治运动前夕，报上都会登载一些语气激烈、措词强硬的文章，它们是为着制造宣传舆论，用以武装群众的头脑。我经常琢磨细读这些文章、社论，因为从中可捉摸和分析出每次运动的目的和它们所针对及打击的对象。在这以前，我从未被牵连进任何政治运动之中。因此那时，我竟一丁点都未意识到，事实上，我巳面临着一场空前的大难了。不过与往常一样，那些社论中的措词和强硬极端的语气，令我感到十分的不安。
    老赵，我家的男佣人，手持托盘端来一杯冰镇红茶。我呷，日冰茶，将目光投向我丈夫的遗像。虽说他离我而去已有整整九个年头了，然而因失却他而感到的空虚和寂寞，时时还萦绕在我的心头。每逢我在政治上受到缺乏安全感的骚扰时，我总会觉得自己是那般孤单无靠，我需要他的庇护和依傍呀。
    我们是一九三五年在伦敦相识的。那时，他正在苦读博士学位。婚后，我们于一九三九年回到抗战时期的国民党陪都重庆，他就在国民党外交部任职。上海解放时，他是国民党外交部上海办事处的负责人，当时前来接管的共产党代表章汉夫：仍然聘留他，请他任陈毅将军——即过渡时期新任的上海市长——的外交顾问。次年，他获准辞职，即就任亚细亚石油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总经理。与汇丰银行、渣打银行及帝国化工厂等…样，亚细亚也是英国跨国贸易公司的机构。亚细亚公司当时仍然希望能保留驻中国的办事处。为着亚细亚是唯一的一家仍愿意留在中国大陆经营的西方石油公司，本着和西方国家发展贸易的原则，政府当局对该公司还是十分优待照顾的。
    一九五七年，我丈夫因患癌症故世，公司由一位英籍总经理继管，我遂被聘为总经理顾问，以后一直任此职，直至一九六六年。
    新任的英国总经理，通过我，代他们解决一些在那个时代资方经常会遇到的一些棘手的麻烦及种种困难。我得周旋于公司与政府之间，既不能损害亚细亚公司的尊严和威望，也得顾全中国方面的面子。我的任务是管理职工，是总经理和公司职工工会之间的联绺员。我需分析工会提出的要求，调解各种纠纷，用中文起草公司和中国政府机构之间的重要文件。每当总经理休假或去北京谈判时，我就代理总经理职务。我为能胜任这么一个世界著名公司的女主管职务而觉得幸运。
    一九六六年春天，亚细亚公司经过谈判，和人民政府有关机关签订了资产负债清理协议书。我们上缴了上海公司的全部财产，政府机关接管了全公司的职工，并对他们另行安排了工作或支付退休金。但我不包括在内。这里仅指属予亚细亚公司上会的职员。该工会是上海市总工会的分支机构，我则属于经管人员。
    在协议签定以后，我那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当演员的女儿，适逢赴华北巡回演出。我原来计划等她回沪后，去香港跑一次。岂料就在等她回上海期间，文化革命爆发了。我女儿的演出队当即被奉命召回上海，回到厂里参加文化大革命了。我知道，每次遇到政治运动，政府官员总是不肯轻易签署任何申请的；与此同时，各项工作即使不致全面停顿，也会因此推延阻搁了。因此，我决定不去申请赴港出境证了，以防吃个闭门羹。因为一旦你的出境申请被撤回，公安局则要将此列入档案记载之中，以后再申请的话，就会有些麻烦了。因而我们决定留在上海，自忖文革将和以往历次政治运动一样，至多不过折腾一年就会过去的。
    呷了几日冰茶，通身似感到沁凉了些，我就到隔壁自己卧室里躺下。虽然还是觉得闷热异常，却也睡着了。蒙拢中，只感到有人使劲在推醒我，那是我的房间娘姨陈妈。
    我看看床头的钟，才清晨六点半，但窗外已是骄阳高照，室内的气温，也已升高。
    “戚和另一个你的同事来了。”陈妈说。
    “有什么事吗？”我瞌睡蒙陇地问。
    “他们啥都没说，不过，似不大客气。他们自说自话就闯进客厅，往沙发上一坐，不像从前那样候在过道里。”陈妈说。
    “那么，那还有一位究竟是谁？”我一边问她，一边走进浴室。戚是工会的副主席，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我与他有过几次接触交往。他为人还是比较正派和通情达理的。
    “我不知道，这个人从未见来过。他会不会是个保安人员？”陈妈说：“这个人长得瘦瘦长长的。”
    据陈妈的描摹，我猜想，那人可能是亚细亚工会里的激进分子之一。我们机构里没有党员，但从工会一些活动迹象来看，他们是受工会委派来监察我们办事处的。我向来与他们无直接交往，他们多数是保安人员。
    老赵在外边轻轻叩叩门，然后递给陈妈一只托盘，并在门缝中说：“他们催太太要快点。”
    “知道了，”我吩咐老赵："跟他们说我就下来了，你先招待他们一些冷淡和香烟。”
    我有意识地磨蹭着，我需要时间好好考虑一下，来应付即将面临的一切。他俩这次大清早来访，凶多吉少。不管怎么说，在中国，当需要大家参加某次会议或听政治报告，很少是在事先个别通知的。领导要求每个人自觉立时放下手头一切事务，去出席各种会议。不知他们究竟要我参加什么样的会？据我所知，上海市总工会已对亚细亚公司的原职工一一划档对号了，以使他们以后能在我们政府机构安排下，与其它老百姓一样接受低工资标准的待遇。
    我一边呷着红茶，吃着烤面包，一边再次将亚细亚公司解散前后的种种情况，在脑子中细细回顾一番；同时，也自省了一番自己在公司和政府机关谈判时的表现。我自认每次开会星然是陪伴总经理一起去的，但我本人，并未参与任何讨论。我的任务，是在回到公司后，再与总经理一起细细讨论并提一些建议。我暗晴打定主意，如果一旦他们问及我有关亚细亚的一些事，我就与他们打拉锯仗，让他们直接去伦敦调查好了。
    我套上件自衬衣，一条灰布裤，并穿上双黑布鞋，这是中国妇女出入公共场所时的流行装束，以此避免使自己在众目暌、睽之中太显眼注目。在我下楼时，我已考虑到，这两位大清早就闯入的不速之客，或许会有意为难我，要从我身上找什么碴，因此，我故意把步子放得悠闲缓慢，极力做出镇静自若的神态。
    当我步入客厅门口时，那两人正岔手岔脚地瘫坐在沙发上，各人跟前的一杯冰镇果汁，却是原封未动。看见我，戚习惯地弯身而起，那另一位，却依旧纹丝不动，这时，戚显得颇有点尴尬，涨红着个脸，又讪讪地重新坐下了。我走到他们跟前，那一位激进分子依然故我，岿然不动。看来，这是一种有准备的失礼。一九四九年解放不久，我居住地公安局一位负责人，初次在我家进行察访时，也是这样。他一进大门，就粗鲁地把老赵一把搡在一边，自说自话踩入我的客厅，并且“卜”一下，把痰吐在地毯上。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的以粗鲁的行为显示自身权威的人。以后，我曾目睹有的基层干部，也经常如此，故意用过度粗鲁的行为来掩饰自己内心所滋长出的那种自卑。
    我佯装对戚的狼狈与那一位的无礼浑然不觉，在一把安乐椅上坐下，轻声细气地发问：“你们两位大清早这般赶来，到底有什么事吗？”
    “我们通知你去参加一个会议。”戚答。
    “你如此磨磨蹭赠的，我们要迟到了。”那一位则接嘴说，并立时霍一下站起来。
    “什么会？”我问：“是谁主持的？谁让你们来通知我参加这个会的？”
    “你没必要噜噜苏苏打听这么多。没有上级的指示，我们也不会来的。反正全部亚细亚的旧雇员，都必须参加这个会，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会议。”那位激进分子没好声气地叨叨说着，顿了一下，又加了一句：“你晓得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
    “但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在贸易公司工作，又不是文化单位。”我说。
    “毛主席讲过，每个中国人，都要参加文化大革命。”戚说。
    这时，他们都不耐烦地催着："快点了，我们要来不及了。”
    戚也站起身了。我看看壁炉架上的钟，正是八点一刻。
    陈妈拿着我的手提包和一顶浅蓝的丝质折叠伞，在过道上候着我。我在接过它们时，对她笑了笑，她却没有笑，只是默默地看着我，看来，她在为我担心。
    “我回来吃午饭。”我宽慰着她。
    她只是点点头，依然默不作声。
    老赵垂手侍立在敞开的大门边，他也在为我担心。但他什么也没有说，只在我们跨出门口后，悄然把大门关上。
    他们对我的担扰，是可以理解的。众所周知，十七年在极左路线干扰下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有的人就这样跨出了自己的家门，却没再回来。
    路上行人并不多，公共汽车里却很拥挤，乘客们的神情都严肃拘谨。如是一路上颠颠簸簸的，直至九点才到达。
    会议借第一技校礼堂作会场，许多青年男女学生，早已聚集在门口了，看见我们，有人就叫牙了：“来了来了。”
    这时，里面走出一个人来，颇不耐烦地对那两个带我来的人说：“怎么搞的？去了这半天，会议定在八点开始的。”
    他俩朝我扫了一眼：“你去问她吧。”就扔下我匆匆进入大楼。
    那人对我说：“过来！”我就随他进入会场。
    宽敞的会场已已挤得满满的，前排长条凳上，坐着亚细亚的医生及高级职员。至于司机、门卫、开电梯的、工友、小职员及一大群学生，则坐在后排，那些年轻人可能是技校的学生。还有许多人立在过道上及后排的空位上。火辣辣的阳光从窗口逼入，但在这样闷热窒息的会场里，却很少有人煽扇子，空气中，充满一种紧张和观望以待晦气氛。
    我们大家在同一办公室里共事有九年了，几乎可说是天天见面的，但当我与前排的高级职员擦肩而过，进入被指定的座位时，没有一人与我打招呼，大家好像都成了陌路人似的。他们中多数将目光避开我，少数人与我对视了一下，我从中看出，他们正处于困境之中。
    我不知道在亚鲴亚宣告结束几个月来，他们是如何度过这段时光的。事实上，他们是真正的牺牲品。在他们之中，多数人为亚细亚服务多年，有的是在二十年代就进入该公司了。在日军占领上海的沦陷期问，不少职员长途跋涉，辗转来到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的亚细亚公司工作，却把自己的家眷留在沦陷区。而留在上海的职员，则宁可忍受各种经济困难，也拒不为日本人所接管的亚细亚——当时易名为日本石油公司服务。许多公司职员而今已年届花甲，进入退休年龄了。政府当局为接受亚细亚所缔结的资产负债协议书中洋细申明，他们将由中国政府机构分配工作，但却未提及她们能否分配到与亚细亚地位相当的工种及待遇。事实上，他们仅只能当当小职员，或者一般翻译，领取低薪或低额退休金。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敢反对协定，因为这是政府要求他们接受的。最后的一任总经理和我，都曾试图要求工会提出保证，保证他们离开本公司后能得到相应的待遇，但他们告诉我们说，每位职工都乐于接受协议所规定的精神。
    在最后一次亚细亚公司工会会议上，工会主席话对我说：“每位职工都为能从外资公司服务的不平等地位中解放出来后韵光明前途，而感到欢欣。他们都愿当国家机关的职工，为社会主义作出贡献。”这种官方的提法，是难以使所有的人相信的。在公司后期，到我办公室来的一些高级职员都无奈地摇摇头："没有办法。”
    会议从上午九时开到中午，大约要休会了，此时已足足开了三个多小时，会场内气温随着正午的到来而升高，我想必须保存精力，等待会议主持人的发言。那狭狭长长的条凳，与抗战时重庆防空洞内的长凳一般令人不舒服，我已满头大汗了。我打开拎包去掏手帕，同时瞥见陈妈放入包内的一把檀香扇，绢面上是我的美术老师画的一幅芍药花，我用扇子驱散一些室内的汗气和人气。。
    突然后面一阵骚乱，只见几个男子，穿了短袖衬衫，过膝的粗布短袄，从后面门口走进来，径自登上台，其中一人走到铺上白布的主席台前，另几个，就坐在他身后一排椅子上。在中国，没有人能从某人的服饰来判斯他的生活情况，因为每人都穿得像无产阶级。中国人解释无产者为“一个没有财产的人”。有的中国人认为，在当时表现得寒酸贫困，是既安全又时髦的。因此我不能肯定那位会议主持者是属于哪个级别、何等地位，但我想，他大半是工会的总领导。
    “同志们！”他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起并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我们将战无不胜。我们无产阶级形势一片大好！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努力深入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空前绝后的大好机会。这样能提高我们的政治警惕性，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分清人民和敌人。
    “社会主义的敌人是非常狡猾的。有些人打着红旗反红旗，有些人笑中藏刀。他们勾结国外帝国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反对社会主义，妄想让中国人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你们能允许他们成功吗？不！当然不答应，一百个不答应！
    “上海解放十七年了，然而直到最近，外资公司仍留在市内。他们的办事处，占据了最好的地方，他们的汽车，在我们的马路上奔驰，外国人和少数忘了自己国籍的中国人，为他们服务，还傲慢地四处吹嘘他们的丰功伟绩。我们知道这些公司都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他们希望能继续在中国进行剥削。我们中国人民是不能容忍这些的，因而，我们关闭了他们的公司，赶走了外国人。这个公司的许多中国职员都被他们腐蚀了，他们的思想混乱不堪，我们必须看清。事实上，他们之中，有些是绝对反动的。我们的任务是落实毛主席的教育改造他们的政策。几个月来，我们为他们办了政治理论学习班，但没有人能接受改造。进行自我批评和认罪是改造的第一步，假若他本人不面对事实，并承认自己的罪行，那么，为了让他更好地进行自我批评，必须首先接受他人的批评。今日召开的大会是对陶方进行批判，并由他自己作自我检讨。
    “大家都知道陶方是何许人？三十五年来，他一直是亚绀亚公司的走狗，这家公司是一家大型的跨国公司，世界每个角落都有它的机构在牟取暴利。用列宁的话说，这是资本主义企业中最凶恶的一种剥削方式。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水火不柏容的，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公民，陶方不能为资本主义国家企业的利益服务。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帮助他，希望他能看到光明的一面……”
    当我听到我们公司过去的会计主任陶方，是这次大会的对象，感到非常意外。因为我一直认为，他们对陶方的印象是比较好的。他的大儿子曾在五十年代，被派往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留学，后来又加入了共产党。我知道每个送往国外学习的青年，必须对其家庭出身进行全面审查，其中也包括他父亲的工作及政治观点。对陶方必然在他儿子出国时就通过了审查，我不懂为何现在要揪出来批判。
    解放以来，我曾仔细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写的一些理论文章。我感到，社会主义在中国，似乎只是摸索试行的阶段，尚未形成一套固定格式。我想或许是共产党的政策经常在变动，致使它像天平上的砝码一般，一直在左右移动着，当情况走向极端化而发生问题时，北京方面就执行一些调整的措施，然而有时也会矫枉过正，便再进行调整。但其关键在于，吃大锅饭的经济制度阻碍了生产力发展，而中央的经济计划，又顾不了基层的实际情况，从而影响了群众的积极性。
    当上面的政策发生了变化，价值标准也就有所政变，昨天认为是正确的东西，今天可能就不对了，如此摇摆不定。因此，基层领导的指示和措施，仅能在一个时期内有效。所以我认为这次会议并不很重要，作报告者，不过是一个中层领导干部，嚣派往亚细亚公司原职工中领导文化革命的。在我眼中，这场运动不过是场左倾运动，过不多久，当其过分激烈时，上面调整的措施就会下来的，老百姓将有数月或数年的安定，直至下一次运动。北京有人深信，政治运动是促使人类前进的动力。因此我想，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有如那连绵不断的各次政治运动一样，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
    我一面昕着长篇大论的充满火药昧的发言，一边四下打量着会场，只见墙上挂着“打倒帝国主义走狗陶方”的横幅，在他名字上打了两个红叉，这表明他已是敌人了。但我在刚刚进入会场时，并未注意到这条横幅。因为墙上挂满了各种标语口号。宣传，在中国人民生活中极其重要。它们歌颂毛泽东、共产党、社会主义，宣传人民的义务。它们鼓励人民努力工作，学习毛泽东思想，听共产党的话。每次的政治运动一开始，这些口号便作为打击敌人之用。自文化革命开始以来，到处都张贴着数以万计的标语口号，人们不可能一一都能看到，也有些人对它们视而不见。
    发言者提到，陶方的糜烂生活，是因长期与资本主义共处而致。看来，他的罪状是生活方式：过度酗酒，讲究吃喝，及种种领导看不顺眼的散漫表现。对这些罪行名目，我并不惊讶。因为我知道，一旦某人被揭发出来，他会一无是处，而任何错误表现，都是算在受资本主义影响这笔账上的。
    发言者全面深刻地批判了陶方的私生活，并强凋这是资本主义对他的腐蚀。之后，他的语气态度反而更加严厉。他的目标，开始转向帝国主义及其对中国的侵略历史。对他来说，陶方的错误，并非因为他缺乏自制力，而是因为他曾在一家百年前侵略过中国的一个如此罪行累累的国家所属的公司里工作。他提到一八四O年的鸦片战争，其口气就好像它们就刚刚发生在去年。
    虽然他的措词铿锵有力，掷地有声，闻或把音量提高到声嘶力竭的地步，但他的发言，却是冗长的，慢节奏的。他不时停下来喝口水，或看发言稿。他知道这里有一批被强迫参加的听众，没人敢在结束前擅自离开，他的讲话再冗长，听众们也不得不洗耳恭听。室内闷热难熬，听众也渐渐感到不耐烦了。我看看衰j已快十二点了。可能发表高论的那人感到累了，且也饿了，他突然结束了发言，宣布休会，下午一点三十分再继续开会。话音刚落，大家都起身涌向出口处。
    外面，正午的烈日，火辣辣地硒着马路。树荫下停着一辆三轮车，我跑过去请他快快把我送到家去，我愿意加倍付钱给他。
    早晨带我去的那个人，突然从大楼里冲出来，大声喝令我停下。他要我在学校的食堂吃中饭，这样我下午就不会迟到了。他那么猴急地要扣住我，竟牢牢抓住三轮车的把手不放。我再三保证我一定准时赶回来，他这才悻悻地放了手。
    我那幢可爱的小楼，，窗上有帆布篷遮，凉台上垂挂着绿色的竹帘，与那热不透风的会场相比，这里简直成了我的避难所。我的衬衫已全部汗湿了，粘粘地贴在背脊上，我马上冲了个淋浴，喝了杯冰镇茶，并享受了一餐厨师为我准备的可口的午餐，再在床上闭目养神约半小时左右，便坐了那辆预先让他停着等我的三轮车，再返回会场。
    待我赶到会场时，还稍稍早了一点，但我已是最后一个报到的了。我在第二排一个靠着柱子的座位上坐下，如是我坐累了还可以有个靠处。我又随身带了一个大挎包，里面放着一瓶水，还有茶杯，另外还有两块巧克力。因有了这一切准备，我心里似乎也踏实了，静静地等着那人继续他的发言。
    会场渐渐满了。到两点钟，还是那儿个人，又登上了主席台，依次坐下。蓦地，那发言者突地向后面的人做了个手势，出乎意外地，陶方被带入会场，戴着用白纸糊的高帽子，上面写着“牛鬼蛇神，，要不是他那悲戚的表情，那就活像个小丑。
    在中国神话传说中，牛鬼蛇神，是指那些专门伪装起来作祟的魔鬼，一旦他们被人识破了，便会原形毕露。在文化大革命中，它被用来代表所谓黑九类：一九五O——九五二年土改中划为地主的，一九五五年合作化时划为富农的，一九五O年镇反和一九五五年肃反被揭发为反革命的，共产党执政后，各时期被逮捕的坏分子，一九五七年反右时被揭发的右派、叛徒(即曾被国民党逮捕的共产党员中被疑叛党投敌或泄露组织机密者)、特务(与国外间谍机构有联系的男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共产党员中，在工作上不坚决执行极左路线政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及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
    “牛鬼蛇神”简称“牛”，在文革中被消除出来的九类人被集中监禁的地方，称为“牛棚”，当运动的范围扩大时，每个单位都设有牛栅，而每个组织的革命群众，都有权处理这些“牛”，惨无人道的待遇再加上残酷的逼、供、信，使许多“牛”的生活，比普通监狱里的犯人更恶劣。
    陶方完全变了一个人样！当他和我在一起办公时，他总显得非常自信，现在却变得如惊弓之鸟，颓废萎靡，人也瘦了一圈，与过去几个月相比，似老了好几年。后面几个青年人，却在窃笑。当陶方被带到台上时，后面的人都站起来看，把长凳都推倒了。于是，有人把一张椅子搬到台前，令陶方站在上面。陶方爬上椅子，戴上高帽子，神情卑怯慌乱，后排的几个青年却不禁纵声笑了起来。
    这时，有人从后面角落站起来，这自然是事先组织的，他们手里高举毛泽东红宝书，那是每个人必须随身携带的，需要对，作高举时用。他领导全体群众高呼口号：“打倒陶方！”
    “打倒帝国主义走狗陶方！”
    “……！”
    “……资产阶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霎时，一切喧闹声笑声都煞住，大家都起身高呼口号，手中挥着语录本。我没带语录本，生怕被人发现，只得讪讪地慢吞吞拖延着。令我深觉不解的是，陶方竟也跟着与反对他的人一起举手高呼口号。这时，我便把我身边的扇子、提包、水瓶、杯子等一一收拾好，放在长凳上，然后站了起来，其时其它人已停止喊口号并坐下来了。所以，我只得重新把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拿起来，方可坐下。挨着我坐的一个人看不惯我的样子，把身体挪开我一点，好像怕我的不良行为会玷污他似的。
    当群众开始愤怒地声讨并斗争犯罪分子陶方时，他被一把揪下椅子，在他低头下来时，不慎把那顶高帽子丢落在地上。那些学生又发出哄堂大笑。陶方恐惧地看看主持会议的人，显然，他怕被指责为故意的。当另一个人把帽子拾起放在桌上时，他才松了口气。
    那会议主持人，鼓动公司其它职工，包括早晨来我家的两位，及其它一些在陶方所在的金计科工作的低级职员上来发言。他们依次上台表示他们对陶方的愤怒和仇恨，重复了上午会议主持者对陶方所揭发的一些内容。我知道，批判的范围和内容，事先都是领导指示的，他们只是不加思索地按上面布置的去说，如讲不同的内容，便是批判不深入。中国人已得到一个经验，就是自己不假思索，仅照上级的指示办事，那么上级就会更相信他们、赏识他们。那些老职工对陶方批判了好长一段时间。所有获准发言的都是工人和低级职员，我们这些高级职员，则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参加，他们只是低头静静地坐着。
    最后，会议主持人又发言了。他告诉大家，陶方经过运动积极分子几星期的教育帮助，最后已承认了错误，他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受害者。说着他就转过身去，对着陶方，以一个粗暴的教师训斥一个顽劣的学生般口气对他说：“这是事实吗？是帝国主义者用高薪收买你当他们的奴隶？你为了他们给你的高薪和金钱，出卖了你自己的灵魂，为他们干了不少肮脏的勾当，是这样吗？”
    会场顿时安静下来，等着听陶方的回答。但他并未痛哭流涕表示悔改，只是沮丧地点点头。
    我认为他承认自己是“以金钱出卖了灵魂”实在太愚蠢了，这样，将引来他们要求更高的揭发，最终使他自己无法解脱。我认为最好是实事求是地给他们解释，亚细亚公司在共产党解放中国后，之所以能依旧按从前的薪永支付给上海职工，只是因为当时政府对此不加干涉，当然公司也就不对职工削减薪水。他还可聪明地说(如此对方就难以反驳了)：为外资公司服务，也和国家机关企业其它职工一样，并不影响个人为人民服务的权利。
    “现在，陶方作检查。”那人宣布道。
    陶方仍是那沮丧不振的样子，眼睛也不往人丛扫一扫，从口袋里拿出几张纸，毫无表情地低声读着准备好的检查。他虚心地承认了大会对他所揭发的全部罪行，也承认他之被打倒，是因为他缺乏社会主义觉悟。他痛悔为外资公司工作了三十五年，他们毁了他的一生。他为受帝国主义分子的宣传所蒙蔽，为受亚细亚公司优厚待遇的奴役而感到羞愧。他恳求无产阶级的宽恕，并给他改造的机会。他也提及，他儿子是党员，是国家培养他出国深造的。他自己生活的堕落，是对政府忘恩负义的表现。他向大会表示，决心认清外国资本家及帝国主义者反对共产党中国的阴谋，并努力揭发他们的卑劣手段，以实际行动表示他痛改前非的决心。他说他正在写一份详细的认罪书以交代他在亚细亚公司所犯下的罪行。
    他在发言中过分强调了对自己错误的谴责。她的嗓音是时时颤抖的，有时张开了嘴，却说不出一个字。当他翻动发言稿时，双手在索索发抖。我相信他这样的紧张并非因为恐惧，因为他自己心里明白他并未犯啥罪，毕竟亚细亚公司在中国设立机构，是政府允许的，而且也是需要的。同时我也清楚，我们公司是谨慎正确地按照中国政府的法令办事。对这点，陶方也是十分明白了您的。我看他主要问题是在精神体力上已过度虚脱，致使他完全屈服了。我肯定那得归功于“帮助”他的人花了几天甚至几星期的昼夜不息，对他不断的审问及施加压力。大家都知道，当一个人处在体力瘫痪、精神崩溃之际，什么都会招认的。这种逼供方式被称为“疲劳轰炸”。
    要是仅从我个人方面来讲，这次会上的一切表演，可以说对我是无关紧要，毫不相干的。但即使如此，却也令我发指。这次“斗争大会”对我产生的第一个想法是，以如此野蛮的手段来对待一个人，竟发生在我可爱的有着五千年文化历史的祖国，这让我感到恶心和羞耻。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感到自身的堕落！
    还有人在继续呼口号，但大家都已涌向门口。
    刚刚企图阻止我回家吃午饭的那人又在走廊里等我。他对我说：“你来一下，有几位同志要和你谈谈。”
    我跟他们来到一间教室，那里课桌椅都给翻堆在一个角落里，那会议主持者和另一人坐在讲台边，那边还有一只空椅子，他们示意我坐下。
    “刚才大会的内容都听到了吗？”那会议主持者问我。
    我点点头。
    “你对大会有什么看法？我想你是第一次参加这类会议的。”
    虽然我不能对他们说实话，但我也不愿说阿谀他们的违心之言。所以我就问：“我能向你们请教一下我今天一天所想的一些问题码？”
    看上去他有点不快了，但嘴上却说：“你讲！”
    “你们代表哪一个组织？是谁授权你们召开这样的大会？除了过去公司的职员参加之外，还有哪些人参加？”
    显然他对我问及的“权利”而感到不悦，但还是努力克制着。他回答：“我们代表无产阶级。这会议是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领导委员会授权召并的。”
    我要他解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他说这是一场清除中国社会中阻碍社会主义前进的一切阻力的大革命。他重复了经常运用的毛泽东话录，并告诉我：每个中国人必须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能有例外。
    “你必须老老实实，像陶方那样，好好改造自己。”他说。
    “我并未觉得我有啥不对。”我说，在我的语调中，表示出对他这样的话的惊讶。
    “可能你再三考虑后就会改变态度的。”另一个人说，“假若你要包庇帝国主义分子，不会有好下场的。”
    “这有什么可包庇的？帝国主义的每项活动都记载在我们的史册里。”我回答。
    那人提高嗓门说：“你这是什么话？我们不管过去的事，我们只谈目前，关于你供职的公司，陶方已承认一切罪行。我们知道，亚细亚上海办事处就是挂羊头卖狗肉；我们也知道，你在这场肮脏的交易中所扮的角色。别把我们当作傻瓜。”
    “我真不明白你所说的。”我说，“据我所知，我工作的这家公司，从未做过违法的或不道德的事情。中国有公安部门，要有什么错误，当然早就会被发现了。”
    他俩蹬大眼睛看着我，几乎同时叫出来：“你想包庇帝国主义分子！”
    我愤怒地说：“你们误会了，我不过把事实讲讲清楚，我了解他们。我为何要包庇他们？亚细亚公司上海办事处已关闭，英国总经理也已走了，没有人需要我庇护。”
    “是呵，英国总经理已走了，但你仍在。你像他一样了解一切情况。你丈夫当了多年的总经理；他死后，你接替他入公司，你肯定知道一切内情。”
    “正因为找了解公司上海办事处的各种情况，所以我讲他们从未做过任何不妥之事。”我说。
    另一人打断了我的话。他说：“我建议你现在回家好好想一想，我们再要找你时，会通知你的。告诉我你的电话号码。
    我给了他电话号码，就离开了。
    外边，已是暮色苍茫的傍晚时分了，一阵微风迎面拂来，令人十分舒适。我决定步行回家，这样既可活动一下身子，也可思考一下问题。
    当我走过第一医学院时，我看见我的朋友薇妮，从半闭着的大门中挤出来，后面跟着一大群她的同事。我们互相招呼了一下，她与我一起结伴回家，因她就住在我家附近。
    “这么晚了，你怎么还出来？”薇妮问。
    “我刚才去参加一次批判会。我被责令参加文化大革命了。”
    “是否因为亚细亚公司上海办事处已关闭的原因？快说给我听。”
    “说来话长，上我家和我一起吃晚饭吧？”我问。我很想听听薇妮的意见。她已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对于如何应付这些情况，是很有经验的了。
    “好吧。我等一下在你家打个电话回家，这几天亨利都回来很晚。每来一次政治运动，他当教授的，总得付出代价。教授永远是运动对象。”薇妮说。亨利是她丈夫，在同济大学建筑系当教授。
    “亨利有啥麻烦了吗？”我急切地问。
    “没有！谢谢上帝，还没有。”薇妮回答着，从提包里摸出把梳子梳梳头发。“你的佣人看见我这样蓬着头发来吃饭，会吓昏的。”她虽已年过四十，有了三个儿子，但仍保有一个苗条的身材。虽说她穿着一身与她极不相称的人民装，然而仍显得十分俏丽。她必须把自己装扮得像一位医学院的英文和拉丁文教师那样。她自获得新英格兰女子文学院的英语文学学士学位后，便和她丈夫，英国剑桥大学毕业生，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回到中国。亨利被聘为同济大学建筑系教授，后来升为系主任。但在当时高速度的通货膨胀下，教授的工资无法赶上物价的上升，为了贴补家庭开支，薇妮经常给上海的欧洲侨民教授中文。他们切身体会到，国民党政府无力管理战后的经济问题及学院的改革。因而他们由衷拥护一九四九年共产党解放中国，以求获得安定和平。
    在那时，因为国民党封锁共产党解放区的真实情况，因此上海人很少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年前，有关解放区的消息唯一来源，就是不时访问延安的西方记者和作家对解放区的光辉报道。他们中多数是民主人士。他们被共产党领导人诚恳态度及严肃纪律所感动。解放前，在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地下党大力宣传，许诺要在解放以后进行和平建设，建立全国统一战线及一个民主的政府。这一切和国民党的腐朽统治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国知识分子热诚地接受了共产党的宣传。
    上海解放后，政府鼓励妇女出来工作，一九五O年薇妮便担任了医学院的教师。次年，为了统一管理大学，开展了思想改造运动。薇妮和亨利突然醒悟过来了。虽然他们两人在这次运动中未受牵连，但他们必须忍气吞声地反省他们的家庭出身、所受到的帝国主义教育，亨利还要对建筑设计中表现出来的世界观及教育思想进行自我批评，他们反复写批评性的自传。经过这一阶段的惩罚和屈辱的考察，亨利被认为不适宜继续任建筑系主任。因当时全面采用苏联教材讲课，中国的一些传统工作方法及西方的建筑设计，被藐视地称为封建的和腐朽的。
    虽然思想改造运动在一九五一年结束了，但大学各级组织都派驻了支部书记。他们全面管理教工的工作和生活，他们中大部分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也从未当过教师。亨利和薇妮住在分配给他们的房子里，接受了他们支付的薪水，按照党领导的指示工作。这两位受过高等教育、活跃又富有想象力，对共产党的领导充满信心的青年，在极左路线对知识分子的怀疑迫害下，变成了一对教育机器。但他们还属幸运儿，全国有许多大学教师，情况比他们还恶劣，有的被送去劳动改造，有的竟被清除出学校。
    朝鲜战争结束后，周恩来总理觉察到知识分子的困境，想改善他们的处境，试行比较开明的政策。薇妮和亨利得以分配到一层较宽敞的公寓，该公寓就在我住处附近。工作上也少了些约束。薇妮经常来我家，借阅一些我能从香港及英国办事处进口的杂志和书籍，或来我处享受一番立体声音乐唱片。
    一九五六年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各级领导都鼓励人民群众向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改进工作。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及人民群众，向共产党提出了建议，也有发牢骚的。但薇妮和亨稍却克制着，他们什么也没说。因此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时，未被波及。当时，不少提意见的成为右派分子，其中许多人失去公职，作为敌人被送去劳动改造。有些人降级降薪，这使全体知识，分子胆颤心寒，使中国的文化实质上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当薇妮和我抵家时，未及我举手打铃，门已开了，原来老赵一直在门口焦虑地等着我。他告诉我，我女儿已来过电话，说是不回家吃晚饭了。
    “请关照厨师，黄太太今晚在此吃晚饭。”我吩咐老赵，一边带了薇妮上楼去了。
    老赵在餐桌上安排好两人的西餐，桌上铺着白亚麻绣花台布。餐桌中间，是一瓶白颜色的荷兰石竹花。
    “厨师说，菜是炸鲑鱼和新鲜色拉，可以吗？”老赵问我。我通常中西菜轮换着吃，以厨师在菜市上能买到什么菜决定当天的菜谱。
    我转向薇妮征求她意见，她说：“太好了，我就喜欢吃‘鲑鱼’。”
    当我们在餐桌前入座时，薇妮望望我那幅浅蓝色的大幅油画，那是位名画家、原浙江美术学院院长林风眠的作品。这幅油画，是我那以蓝白色为基调的餐厅中的中心装饰。它在外形和色彩上，都和我陈列在餐具橱里的蓝白青花瓷器及康熙花瓶相配。
    “你听说林风眠有严重问题吗？”薇妮对我说。
    我感蓟不可思议。我知道那位画家为人民政府赚了不少外汇，政府以低价收买了他的画，然后在香港以二十倍或三十倍的价格出售。
    “他被指控宣扬西方腐朽文艺。但更严重的是，他里通外国，并给来访中国的外洋船船长递送情报。他家所在的里弄干部看到，常有外国人上他家去。”
    “呵！他的妻子和女儿在巴西。我可肯定，那位船长是来他家买画的。”我说。
    “许多画家都出问题啦。你的老师鲍小姐也受批判了。说是有一次她画腊梅树，她让上面的花枝都是往下垂的，没有往上攀，这就影射共产党要灭亡。”
    我放下刀叉，对薇妮说：“他们简直是疯了。古代画家描绘梅树，总是挂在悬崖上往下垂的。这并不是她发明的。”
    “你真不知道，他们可能也从未见过名家的画。美术部门中不少领导，根本都不懂画；也不要求他们具有区别水彩画和石版印刷的能力。”
    我们的话题都是不愉快的事，因此影响了我们的胃口，使我不能公正地评价我的厨师给我准备的可口晚餐。
    当我们在起居室里饮茶时，我对薇昵讲述今天参加批判大会的情况。她沉吟了一下，说：“现在亚细亚公司上海办事处已关闭，可能你也要和我们同等待遇了。因为不会有一个海外人士会知道你的情况。”
    “你看他们要我参加会议的目的是什么？”我问她。
    “当然是恐吓你。”
    “我可不是那么答易给吓倒的。”
    “我想他们不了解你。他们只知道你很富有，养尊处优，从未经历过政治运动。他们认为你可能会害怕的。大概他们低估了我们的胆量了。”
    “他们要恐吓我什么？目的是啥？”
    “在这节骨眼上，一切都难说。不管怎样，你总归要作好思想准备，从最坏处着想。要小心谨慎，守口如瓶，不管怎样激怒你，说话都不可疏忽大意。”
    “那你自己呢？你如何应付呢？”我问她。
    “我已精疲力尽了！一天到晚开大会、写大字报。学校已停课。有几位教授和专家都已被揪出来了。情况似比一九五七年反右更严重。”
    “那你会成为揭发批判对象吗？”我问她。
    “也难说。不过我看我并不是重点对象。我当了十六年普通讲师，从末升过级也未加过工资。我总是谦虚地向党支部请示汇报，也从未带头沉迷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我总是按领导指示办事，哪怕我明知他是错误的。在政治学习会上，我也从不发言，除非他们点名，我也只是把小组长或支部书记的话再重复一遍。我想我的表现没啥不妥之处，我分析结果认为，职位越高的人，将会有越多的麻烦。俗话说‘树大招风’嘛！”
    “亨利呢？”
    “我正在为他担心呢。我想，他会和其它教授一样被打成牛鬼蛇神‘挨斗’的。”薇妮无奈地说，然后闭上眼睛叹口气。
    “我想他平时就是闷头教书，也从不乱说什么。”我说。
    “真的，他从他那些被打成右派的朋友中吸取了教训。但一则他是一级教授，且他出身富家，姬姐又在台湾。”
    “但你们和她姐姐又无来往，你们又不和她通信。”
    “那不管。她在台湾，她是亨利的姐姐，假若他们要把它作为一个政治问题，我们也没有办法。”
    老赵进来为我们冲茶。
    “厨师说在他回家前要与你讲句话。”
    “好，请他进来。”
    老赵和厨师一同进来了。
    “刚刚你回来之前，亚细亚工会副主席戚又来过了，他要我转达个口信。”厨师说。
    “他说什么？”
    “要你对领导讲话谨慎些。今天你走了后，他们在责怪你态度粗鲁。戚要我告诉你，领导发火了。”厨师说。
    “戚是个好人。”老赵插嘴说。
    “好人？你没看到他刚才在批判大会揭发陶方那副穷凶极恶的样子，我还记亿犹新呢。”
    “假若有人授意他如此，他也没办法呀！如果他不是好一·27·人，何必要自找麻烦来告诫你呢。”老赵为他申辩。
    “对的，老赵。我是要当心点。难为·戚来通知我，谢谢你们两人来告诉我此事。”我对他们说。当两个佣人离去后，薇妮说：“他们j)L待对。.，你必须小心谨慎，在政治运动中疵不着去触怒这些头儿脑儿。他们具有决定你命运的权力。假若他们送你去劳动改造，你也只得去。”
    “他们怎么可以送我去劳动改造？薇妮。”我说，“我没有为人民政府工作，我也未犯法l”
    “你太天真了l假若他们真要这么做，也是可以的。你住在这里，你没有离开这儿出境。不受人民政府雇用唯一的好处，是他们不能减你薪水。”
    薇妮起身告辞，我把她送到门口。
    “你为何在去年亚细亚申请停业时不去香港定居？'，薇妮问我。
    “我怎能提出呢？总经理在谈判时需要我。他不懂中文，全部业务都是用中文办理的。我不能撇下他一人去独自应付这些。亚细亚公司向来待我很好，我不能在他们需要我时抛弃他们。”我说。
    “我希望他们赞赏你的责任感。现在他们不能帮助你了，你应该及早离开这里。’’薇妮说。
    “我希望你和亨利俩，能像反右时那样，安然度过。”我对她说。
    “我有种不祥预感，一场大难将来临了。”薇妮神情戚然地说，“想想这些年来，我们活着，仅仅就是为着生存！”
    我们在门口互相道别。薇妮走了几步，又回头对我说：“我可能在问题未搞清之前，不能再来看你了。必要时我们通通电话。”
    “好，保重。”我说。“你也保重。”她对我挥挥手。
    我关上大门，顶着清纯的夏夜星空，慢步踱回里屋。呵，那本是一个多么动人的仲夏之夜！
    我觉得疲惫不堪，内心压得沉甸甸的，就走进卧室一头倒在床上，却又辗转难以成眠。这时，我听见女儿回来了。
    “妈，妈！”她大声嚷嚷着，活像个十来岁的娃娃，蹦蹦跳跳地上楼来了。
    我在卧室里答应着她。陈妈手托着牛奶和三明治，跟在她身后进来了。
    “天呀，我快饿死了。打早饭后，我还什么都没下过肚呢。”曼萍咕咚咕咚地扬脖喝着牛奶，我发现她手指上满是墨迹。
    “看你的手！这样黑涂涂的手，能伸出来抓三明治吗？都二十三岁的大姑娘了，怎么还像个娃娃。过去像你这般年岁的姑娘，早就出嫁了，孩子都生了二三个啦。”陈妈絮絮地唠叨着。她在我女儿幼小时就来我家，所以满可以像老嬷嬷般教训她了。
    “现在可不是‘过去’，亲爱的陈老太太。”曼萍咕噜着去洗手了。
    陈妈把托盘放在桌上，在转身离开之时，她对我说，“你一点都不用担心，老赵和我总归会保护你的。”
    “谢谢你，陈妈。谢谢你对我的关心。告诉老赵和厨师，不要为我担心。”我说。她的真诚的关怀，让我感动。
    “你这样孤零零一个人，我们真不放心你。假若先生还在世，那就好了。”她自语着就带上门出去了。
    陈妈就是老封建，每每遇事，她总认为男人才有办法。其实刚刚在女儿回来前，我正在思念丈夫。自他逝世后，我这还是第一次，不为他的去世惋惜。谢天谢地，他不在了。否则，他必然难逃一场凌辱和迫害。
    浴室门关着，水龙头哗哗作响，女儿在淋浴，根本不觉察我们在说些什么。
    女儿曼萍，是个可爱聪敏的女孩予。她在解放后成长的，因此她并不意识到，一个像她这样教养极好且出身于富家的女孩，原本可以享受到更多。相反的，在这个提倡平等的社会，恰恰就是她这种家庭出身的，不能享有与他人一视同仁的政治及生活待遇。在她整个童年时代，就常因为家庭出身而遇到种种麻烦。比如她想进一个质量高一点的中学，那她的入学考试成绩，就必须在八十分以上，而工农出身的学生，六十分就可入学了。
    “这不公平！”当时我曾表示反感，为我女儿遇到的不公正待遇而发怒，“为什么要定这种不公平的规矩？”
    “妈，没什么关系的。我能考到八十分。我考得到的，这又不难。”这话竞出自一个仅十二岁的女孩之口。
    “那不公平。”我依旧对此耿耿于怀。
    “不过，妈，老师们说，工农出身的孩子放学后还得做家务。他们的父母没能力辅导他们做功课。所以，假若你能客观地设身处地地分析一下，你就会发现，他们这样规定是很公道的。”她在小小年纪，就已十分通情达理，体谅人意了。
    以后，她屡遭这种区别对待。每每这时，她总是自感负罪，为自己的出身感到羞耻。与其它跟她同样身份的孩予们一样，她必得付出较之工农子弟加倍的努力。她很用功，成绩优异，在著名的市二女中，她担任学生会主席，多次受到表扬和奖励。她似乎已能轻松愉快地适应所处的环境了。她稻。许多朋友，不少都是工农出身的。虽说曼萍生性为人亲切大度，但因着“剥削可耻”的重负，使她内心经常滋长一种自卑自责之感，这使她十分乐意帮助这些工农出身的朋友。她请她们到家里来吃茶点，帮助她们复习功课，有时也上她们家帮助她们做些家务。当我十分赞赏她如此做时，陈妈却表示坚决的反对，尤其当她将干净衣服借给同学，却把她们的脏衣服带回来给陈妈洗的时候。
    她自幼喜爱音乐，我们特地为她置办了一架钢琴，并为她聘了一位钢琴教师。她十岁对，就是市少年宫小伙伴艺术团成员了。她在那里参加了戏剧和音乐小组的活动。她讲得一口流利标准的普通话和英语，因此当少年宫有讲英语的外宾来参观时，她就充当小翻译。她刚学会走路，就在澳大利亚学会游泳，所以她是班级里一名义务游泳教练员。十五岁还在上中学时，她就被上海体育协会选为上海划船组织的假日教练员，从而成为上海第一个女子划船队的队长。
    虽然我们生活在政治运动不绝的时节，而我们周围的朋友邻里一系列不幸的遭遇，又会我们感到消沉不安，但我从未为我女儿犯过愁。我认为她学习成绩优秀，当然能考进一所名牌大学，毕业后能分配进比较理想的单位，并能找到一位可信的丈夫。至于她的工资将来可以有多少我不在乎，我会贴补她，就像其它许多中国家庭的父母那样。
    我希望她在毕业后，能在上海分配到工作。这样，她就可以住在家里了。不过对这一点我是不能肯定的。我知道许多像她这样出身的青年，都被分配到边区工作，那里落后又贫困。我几位朋友的子女就是这样。眼看着我的女儿，由一个十几岁的黄毛丫头长成一亭亭玉立的窈窕淑女了，我不知道等待她的将是什么。在我心绪比较好时，我就遐想着，将来把三楼改为一层设备完善的公寓。给她做小家庭之用。而扶养孙子，对我来说，也是奠大的安慰，我沉醉在自己编织的幻梦之中，我几乎已感觉到，那活蹦活跳的小生命，此刻就雀跃在我的怀星。
    当有次女儿告诉我，有两位在新成立的上海电影学院任教的著名演员，来找她谈话，建议她作为一名被特别挑选的有培养前途的对象，参加该院的入学考试时，我真感到出乎意料之外。我看她对此颇感到得意。但我与她看法不同，我希望她能从事以文化知识为资本的工作，而不是靠她的外貌。
    “电影学院就在虹桥路，靠近原来的高尔夫球场，我每个周末都能回家。那两位老师还对我说，将来所有毕业生都能分配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4作。事实上，那学校是电影制片厂的附属机构，他们派了许多能慧眼识才的教师去全国各处挑选演员。这是很有诱惑力的，因为大家都想留在上海。”
    “但你到底是不是从心里乐意当个电影演员？”我问她。
    “我无昕悄。我可以胜任，这又不难，”这是她对待困难的一贯态度。
    “我知道你能成功，问题是你是否愿意从事这项职业？”我认为这点至关紧要。一个人只有在热爱自己工作的前提下，才身心愉快地从事它。
    “我从不考虑自己将来究竟要从事什么职业。那是空想，不管用的。因为我得服从国家的分配。要是我个人心中另有所向，那会让我感到失望的。我的朋友们也从不作这种空想。”她说，“我愿意听从国家分配。假如我努力出色地把它做好，我想自然就会对它发生兴趣的。”
    我想她持这样的态度是十分识时务的。但倘若一个人被分配终身倒马桶，那他会因工作努力而感到身心愉快吗？
    “你已决定报考了？”我问。
    “是的，假如你能同意。两位老师已正式通知我了。要么以对此不感兴趣作借口，否则，我很难启口回绝他们。另外我希望，我可以留在上海。我最怕把你一人扔在家里，然后每年只有一次探亲假，或者只在春节期间圆家住一阵。”女儿说。
    “就是呵，亲爱的孩子，那当然是最要紧的。我最最放不下心的，就是怕你给分去外地工作。”我完全同意她的计划了。
    即使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文艺工作依然是十分富有魅力的，但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与其它同龄的工人、教师相比，并没有高薪或更好的福利。一个演员的天职就是为人民群众创造娱乐，因此除了拍戏外，她得经常下工厂、人民公社，煤矿、油田等巡回演出。那是十分艰苦的。但她认为这些经历，更增强了她对祖国人民的爱心，她认为演出就是为人民服务。对她来说，这是一种有意义的生活。
    此刻她一边吞着三明治，一边告诉我整整一天在电影厂的情况。
    “我写了整整一天的大字报。上面布置下来的，谁的大字报写得越多，谁的革命觉悟就越高。因此大家就拚务写，把整个布告栏和墙壁，都给贴满了。”
    “所以你连晚皈都不回来吃了。”
    “我们连午饭都没有吃，以表示我们的革命热情。大家肚子都饿得咕咕叫，可就是没有人带头离开。”
    “你都写了些什么？”
    “哦，仅仅是口号式的。诸如批判牛鬼蛇神，还有批判中国的敌人如台湾、日本、英国、美国及苏联。”
    “你知道怎么写呀？你有没有作过调查？”
    “有人就是去作调查了，但我想这样太不安全了。我们大部分人，是从小组长处取得揭发材料。我重点写帝国主义的大字报。是小组长布置给我的，因为他知道我生在国外，对国外的情况比较了解。我不愿写那种针对具体的人的大字报。那些揪出来的人，我又不了解他们。我不愿乱写一通，也不愿拍别人马屁。那些老演员、老编剧和老导演，都得过检讨关。许多人已被揪出来了，他们随时会被那些运动积极分子拉出去批斗，会被责令在烈日头下低头弯腰下跪呢。”
    “太可怕了。”我叫起来。
    “真太可怕了。我真为他们难受。听说他们中大多数是江青的仇人。听说，毛主席授全权给江青来处置文艺领域的人与事呢。”女儿说。
    “她不是已开始搞革命样板戏了？”
    “是呀，她好像长期来与文化部领导格格不入，反正，我听人家说，但凡过去江青在上海做电影明星时，名气比她响的女演员，都卷好铺盖准备去劳改农场了。听说她手段挺辣，气量又小。我们最好不谈她。”
    “她当然是可以强加于人的。她现在是中国的第一夫人，几个老女演员对她来说，又算得了啥呢？”
    “可能她们对她从前的私生活太了解了。人家说她去延安和主席结婚前，就有过许多情人和丈夫了。”
    “主席也曾结过几次婚，为何她就不能有过几个丈夫？她倒有点像好莱坞电影明星。”我笑了，“你长在中国。把这方面事看得很严肃。告诉我，你自己呢？你会被批判吗？”
    “妈，你也太傻了，我又不是大人物，我只是一个小兵腊子。当然，我的家庭出身和生在国外，是对我不利的。但多运气，我生在澳大利亚，不是生在美国或英国！”
    “当然没有人会说澳大利亚是资本主义国家。”
    “是呀，厂里许多人说澳大利亚是英国的殖民地，那里人们还在受压迫。他们不知道，澳大利亚人原来就是英国人，那里只有袋鼠，才是土生土长的。”她说着哈哈大笑起来。
    吃完了三明治，她起身准备回自己房间了。忽地她问我：“妈，你今天一整天是怎么过的？”
    “我被通知去参加批判会，批判我们公司一个会计主任。看来，我也得参加文化大革命。我可能是运动对象。”我对她说。
    “呵！这太怕人了。你为何早点不跟我说？”曼萍吓了一跳。她重新坐下来，要我把情况一一详细告诉她，之后，她很为我担心。她问我：“你工作中没什么问题吧？你没犯过什么错误吧？”
    “当然没有。”我告诉她。
    “为什么他们只揭发会计主任？可能他在公司工作时，违反丁外汇管理条例，或者没有付税？”
    “我们每次税额都付清，我遵遵守外汇管制条例更是小心翼翼的。”
    我们俩霎时都沉默了。我们都认为，任何推测忖度，都无济于事。我催她去睡觉。我们又沉默了一会，她才对我道晚安。在她离去时，似已比刚进来时成熟多了。
    我熄了灯，在黑暗中睁着眼。我在想，文化革命也是我女儿第一次经历的政治运动，我不知道这对她前途会有什么影响。一忽儿，我的房门又被轻轻推开了，我扭亮了灯。
    “妈，我睡不着。我下去弹会琴好吗？”曼萍穿着睡衣站在门口。
    “我跟你一块下去。”我说着，就起身随她一起下楼了。
    弗罗莎——曼萍的波斯猫，正伏在外面凉台上，看见我们，当便喵喵叫着踅过来。我拉开百叶窗，曼萍出去把她抱进她书房里。她将弗罗莎放下，打开琴盖，按了几个音阶，转身问我：“弹什么呢？”
    “什么都好，就是不要‘革命歌曲’。”
    她开始弹奏肖邦的夜曲，一边轻声问我：“好吗？”
    我点点头。弗罗莎路缩在曼萍脚下，真是一幅温馨安宁的、充满天伦之趣的图画。但是，我们已放置身在一团无形的厄运与危机之中了。
第2章  大风暴的前夕
    自那次批判会后，我又被那两人召去过几次，我们的谈话内容与上次所谈的大同小异。一次，他们要我将所认识的美国人及欧洲人的名字及他们的职业，还有我是何时何地、在何种情况下与他们相识的，一一向他们交代明白。待我把这一切都写好交上去时，他们只用眼角草草瞄了一下。他们并不问及公司的一些具体实际事宜，只是一味启发暗示我，要揭发亚细亚公司原老板及我自己的罪行。他们除此以外，对我并没有其它要求。
    我当时就有一种感觉，似乎他们在故意拖延时间，以等待上边的指示。因为当时，在共产党党内，正进行着尖锐的夺权斗争，争夺的焦点，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问题。
    据透露，在八月初一次中央委员会议上，毛泽东写了一张大字报，题为《炮打司令部》，重点在于揭发在人民政府内(即以刘少奇为国家主席的政府机构)及党中央书记处里(以邓小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书记处)，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因为他们的政策，保护了资产阶级，并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这张大字报在全党及政府各级领导机构引起强烈的反应。为了挽救自己在当时形势下的名誉，刘少奇作了形式上的检讨，诸如为了满足城市副食品供应，他实施了准许农民保留自留地、设立自由市场的经济政策.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具有得以复辟的温床，促使了社会主义的倒退。事实上，正是刘少奇施行的这一经济政策，在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O年的大跃进失败后，挽救了面临崩溃的中国经济。然而刘少奇的自我认罪，是一次战术上的错误，这使他自己陷于一种十分不利的困境之中，从而使激进分子找到攻击他的突破口。
    毛泽东在中央委员会的胜利，促使极左分子组成中央文革小组来替代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机构。渐渐地在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的围攻中，各级党政地方机构全面瘫痪了。中央文革小组成了最高的统治机构。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就是其中成员之一。他们拥有绝对权力，而且全体文革小组成员，都被选进中央政治局。在整个文革期间，江青以毛泽东妻子的身份，以毛的发言人及代表自居，借传达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为名，进行篡政夺权，以满足自己的私欲。如此一个曾在政治生涯上冷落了几十年的残暴又野心勃勃的女人，一旦得势，一点都容忍不了任何不同意见和对她的隐瞒或虚设的权力。成千上万党的领导人、艺术家、作家、科学家及普通老百姓，因为她的无端猜疑而受到残酷的迫害。不知有多少人惨死在她的亲信，即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
    在八月份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上，国防部长林彪被指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他对毛泽东的颂扬之词被载入大会的公报之中，刊发在报刊上。林彪声称毛泽东是当代最体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把毛泽东的名字放在列宁的继承者斯大林之上。这种提法，在长达十年之久的文革中，即便在林彪被打倒之后，那些激进分子们都一直没改变过。
    一天，在中央委员会的公报发布之后，胡先生，我丈夫的一位朋友，来我家看我。在中国，妻子与其丈夫的朋友，是不大交往的。所以自我丈夫亡故后，他也不大上门，只是在新年，按中国习俗来拜个年，问一下我女儿的近况，稍稍坐上一会就告辞了。他常提及我的丈夫，很推崇他的为人，也十分留恋他们之间的纯真友谊。通常他每次来拜年时，总留下一个红封包，那是给佣人的小账。这是在共产党接管中国后，在极小部分守旧人士中残留的一种旧俗。对他的来访，我是很欢迎的。我认为胡先生虽然脾气有点让人捉摸不准，但待人却是极其真诚的。
    当老赵告诉我他来造访时，我好生奇怪。我让老赵把他请进会客厅，并准备好茶点。
    胡先生原是一家油漆厂的老板，他厂里出品的油漆驰名全国，并出口至香港及东南亚各地。上海解放后，他在共产党领导下仍然经管该厂。一九五六年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他的工厂被国家接管，政府向资本家以每年七厘1的利率，按估计的资产价值发放十年定息。资本家除接.受这一切条件外，别无他法。因为胡先生是搞技术的，政府就请他留在原厂任总工程师兼副厂长。另外，共产党另派任党委书记及厂长来管理工厂。胡先生属于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但与西方文化接触不多。他热衷中国书法，写得一笔好字，谈吐温文含蓄。他并未受到过崇洋媚外的指责，因为他自己个人的品味、学识和生性充满了中国式的格调。总的来说，在历届适动中他都表现得很好。因为胡先生没有海外关系，这令他有别于其它那些从国外回来的留学生，领导对他并不太怀疑。他对己失去工厂和不得不接受较低的职务所持的态度，始终令我困惑不解。一次我丈夫曾告诉我，许多私方对共产党派来管理工厂的人员，都觉得难以相处，唯独胡先生却与这些替代也掌管工厂的共产党书记相处得很好。
    “听说你也卷入了这次文化大革命，不知你近况如何？”胡先生这样解释他的来意。。
    “我想情况比较糟糕。亚细亚公司上海办事处正在接受审查，我已被传问，并被要求参加了批斗公司从前的会计主任的斗争大会。”我告诉胡先生，“那些找我谈话的人，好像流露出我们公司在业务上有违法现象，但他们又没明确的表示。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向来不曾参加过任何政治运动。”
    老赵端来一银质托盘，上面搁着我最好的瓷器茶具，一盘堆得满满的英国式小蛋糕及切得薄薄的三明治。这原是我款待那些英国及澳大利亚朋友们用午茶时的规格，老赵这是把胡先生当作上宾来招待。他把托盘置放在沙发前的咖啡桌上。这时，走廊的电话响了，他便去接电话。然后他即刻回来告我：“又是那班人。他们要你立即去一次。”
    “告诉他们我很忙，明天再去吧。”我说。
    老赵出去后，我听到他在电话里与他们激烈地争辩着什么，然后他又回来说：“他们硬要你即刻就去，说有什么十分要紧的事。
    “是谁打来的？假如真的有什么要紧事，不要因为我而耽搁了。”胡先生说。
    “就是那些要审查我的人。”我告诉他。
    “喔？那你得快点去。他们的话你怎么能不听昵？我就在这儿等你，我要好好分析一下你目前的处境。我是你丈夫的好朋友，我要对他尽责，这是我的义务。你缺乏应付他们的经验，这些人既卑鄙又心狠手辣，你可千万不要得罪他们！”胡先生说。看来他实在十分为我担心。
    听说他会在这儿等我，我感到很欣慰。我想听听他对文化大革命及中央的一些看法。我是四点光景离家的，当我回家时，已经八点了，胡先生仍在我家里等着我。当他从会客室里出来，迎接我时，看得出，他大大地松了口气。
    “对不起，让你久等了。”
    “来，坐下歇口气。那边怎么了？”
    老赵给我递来一杯热茶，我呷着茶，把那边的情况一一向他诉说。
    今天除了平时那两个召集人以外，叉多了一个家伙，看来像是他们的上级，可能为了讨好那位新来的上级，那两人对我变本加厉地凶狠。我一跨进房，其中一人就气势汹汹地说：“叫你来，你为什么不愿来？”
    “我正忙着呢。你应该在早晨先打电话通知我。”
    从前，他们还会让我坐下谈，但今天，他们却一直让我站着。
    “我们又不是请客吃饭，我们这是在对你审查。你应当随叫随到。”那人冷笑着说。
    我总想坐下来谈。
    “看你那么一长串的洋人名单！你哪来这么多外国人朋友？你一定与他们十分臭味相投，并且很是崇仰他们的生活方式吧？”他用谴责的目光盯着我，继续滔滔往下说，“你说他们对中国和中国人民都很友好，他们中有的是在中国生中国长的，你还吹捧他们十分推崇中国的文化且又精通中文。但他们其中的上几代，在贩运鸫片中发过财。他们在中国拥有工厂、商船、仓库等等，应有尽有。解放后，他们失却了这一切、他们怎可能对人民政府有好感呢？在国民党统治天下时，他们是喜欢中国的。他们可以拼命掠夺剥削中国老百姓呀，他们可以大发其财呀。但现在，他们肯定不会再喜欢中国了。你那外国人对中国友好之说，简直是天字第一号的笑话了。那些外交官，都是他们政府派遣来收集情报的特务，以颠覆反对我们的政权。他们怎可能对我们友好呢？你根本不必为他们贴金，把他们扮成大慈大悲的菩萨。他们就是我们的敌人。但是他们是你的朋友，现在你该清楚你是站在什么立场上了吗？”
    “我认识他们并非因为我要巴结他们。他们多数是在我的已故丈夫当外交官时，或旧时主持外交部上海办事处时就结识的。”
    “那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外交部在上海的办事处！你丈夫是国民党反动高级官员，后来又成为外国资本家公司的总经理。”他讥诮地挖苦着我，“你丈夫的经历有什么可以吹嘘夸耀的？”
    “他就任亚细亚石油公司上海办事处总经理，是得到人民政府上海工商局批准的。工商局发给他委任状。至于国民党反动官员之说，一九四九年解放后，他留在了上海，没有随国民党政府去台湾，这不证明他是支持共产党革命，拥护人民政府的吗？”
    “他留在上海，说不定还有其它原因，这个以后我们慢慢再研究。现在，你必须交代在英帝国主义指使下，你作为亚细亚公司的忠实代理人，所犯下的一切罪行。”
    “我在亚细亚公司所做的一切，都是按照政府法律和管理条例而行事的。”我理直气壮地说。
    那位新来者，一直一声不吭，只是不停地抽着烟，弄得满房间乌烟瘴气的。这时，他把烟蒂往地上一扔，将脚一踩，上下打量了我半天以示威胁，方才缓缓地开腔了：“你的生活作风难道一点没问题？你和外国人有这么长久的交情，难道在这期间，你就没说过错话，做过错事？”
    “不论我有否讲过什么错话，做过什么错事，但可以肯定，我没做过什么反政府的事。”我毫不含糊地说。
    “这得让我们来下结论。现在，你必须承认，你讲过错话，也做过错事。”他奸笑着说。
    “什么话！我不承认。”我说。
    那新来的比其它两人更阴险，他的嗓门虽然不高，但我肯定，他在暗使诡计诱我上钩。于是，他把话题一转，说：“把你们公司的情况简要讲一讲。”
    我简单地把我们公司情况讲了一下，完了那人就说：“这和你写下的完全一样，我想你大约是把写过的那些全背出来了。你为啥这样小心翼翼呢？”
    “不管你们盘问我几次，我要说要写的就是这些，因为事实也就是这样。”我说。我好像觉得这场谈话已延续了相当长时间，胡先生还在等我呢。我看了看手表。
    “怎么了？焦急了？这样的谈话让你不舒服了？”那家伙洋洋得意地说。
    “我想你们这是在浪费时间。”我说。
    “我们不怕浪费时间，我们极有耐心。我们共产党花了二十二年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最后我们胜利了。只要我们认准了目标，我们会追击到底的。”
    一阵难堪的沉默，我们就这样僵持着。猛地，上次在斗争大会上发言的那位，又拿出他那副腔调来，他声嘶力竭地对我嚷着：“我们决不会放你过关的。你必须老实交代你的一系列所柞所为，以表示你改变立场的决心，否则，你的后果不堪设想。我们可以肯定，你是英国的派遣特务。”
    他们这是第一次运用了“特务”这个字眼。过去，他们不过只是隐隐暗示一下而已。可能这已超出了上级所给划定的范围了，那另外两人颇有点意外地看看他。
    他这种拿起鸡毛当令箭的腔调让我觉得好笑，我轻声在喉咙里咕哝一下：“你才是受人家派遣来的小脚色呢！”
    那新来的接嘴说：“目前，你或许已记不清你说过些什么，做过些什么了。回去再回忆一下好吗？把说过的话做过的事都写下来，一笔一笔都写下来。我们可以给你充裕的时间。两个星期够吗？”
    “两年也没用，我不愿编故事。”我告诉他们。
    “好，就两星期吧。承认错误是痛苦的，但你必须那样做。伟大领袖毛主席允许人家承认错误，但承认错误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确是痛苦的，但唯有这样才能使人脱胎换骨。你愿意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做个好公民吧？那你就一定不能落伍。我们要你承认错误，并不是我们不掌握事实，只是我们希望给你一个机会以表示你对党的忠诚。”
    我想跟他说，他有点神经失常了，但还是忍住了没说出口。我不愿再继续这种毫无意义的谈话了。
    他还以为我的沉默表示我已有点给说服了，所以就放我回家了：“天色已晚了，回去把我说的好好思考一下，两星期后我们再来传审你。”
    听完了我的叙述后，胡先生默然不出声，这时老赵进来请我们用晚餐了。我的厨师为我们准备了几色可口的中菜，因为他知道胡先生不爱吃西餐。进餐时，我们故意不谈文化革命这类不愉陕的事，只谈谈各自的孩子们。我们的孩子们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表现都很好，没有为各自家庭出身所影响，他们都很争气，我们都为此感到骄傲和安慰。
    我们重新回到客厅，我就把刚才那几个人与我纠缠不清时我所产生的几个疑问，一一对胡先生和盘托出：“他们似乎认为，只要我认罪，哪怕胡编乱造，也无所谓。是这么回事吗？”
    “就是。他们才不管什么青红皂白；只要达到让你认罪的目的。”
    “但那有什么好处？如果大家都作假交代，不是把他们自己都给搞混了？”我百思不得其解。
    “他们就是要你认罪交代，这是他们的职责。假如你违背他们，就表示你不投入运动。所以结果每一次政治运动来临，许多人就卷入了并作了多次交代。当那混乱过去以后，他们便会复审材料，有些处理不当的可能会改正。
    “那要等多久？”我问。
    “少强两年，或许等一辈子。每个单位至少有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的人会打成阶级敌人。这是文件中核定的百分比。”
    “太可怕了。”我惊叫道。
    “确实可怕。事实上，老百姓中哪有这么多人反对政府的？为了完成比例，某些领导往往把他们不喜欢的人，比如平时要发发牢骚的，不驯服的，都被列为敌人。但不管怎样施加压力，一个人总归不能任意作假交代的。”胡先生正式说着，对我慎重地注视了一下，以加重他语言的分量，完了他叉加了一句：“那就是我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奉行的原则。”
    我这才明白，这是他此行的目的，他是来给我这个忠告的。他只是没有开门见山地点穿：不管受到怎样的压力，绝不能随便作交代。因为在中国式的家庭，但凡训练有素的佣人，总是垂手侍候在侧的，特别当有客人造访时。他不愿老赵听出他的意图。胡先生向来事事胆小谨慎，处处设防，不轻易相信任何人。
    “人的忍受，有时是有限的。但决不能因此轻易地、不论是非地胡乱写下些东西，以满足他们，希望借此从他们种种折磨中解脱出来。绝对不能这样做。他们决不会对你的坦白交代满足。一旦你开始交代了，他们会要求你交代揭发更多的内容，即便是假的。如是变本加厉地逼迫你，结果，你自己就会陷入泥潭而不能自拔。这样的人，我见得太多了。”胡先生以婉转含蓄的语气说着，他向来不说“你应该如何……不应该如何……”
    胡先生的告诫既及时又珍贵。十分感谢他，出于对已故友人之情，冒险赶来给我这一臂之助。当他领会我己明白了他的来意后，他又与我讲述了些有关政治运动的一般常识。他告诉我，他是“老运动员”了，这类政治运动他经历得多了，因而也积累了一套应付的经验。
    “你对中央的公报是怎样看的？”我问。
    胡先生摇摇头叹了口气，略略想了想，说：“每一次运动的初期阶段，往往是最可怕的。这股台风在几个月后，就会逐渐减弱，约一年后，兢会过去的。”
    “要一年呀！这么长！”我说。
    胡先生对我这种少见多怪之态微微一笑，说：“一年，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只不过是几千年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罢了。对时间，我们与欧洲人的观念，是截然不同的。对不起，我这里是班门弄斧了，对欧洲人，你比我要熟悉得多！”
    “他们说我是派遣特务，就因为他们认为，我与英国人很熟悉。”
    “他们这一套只是骗骗老百姓而已。用不多久，他们会把每一个他们不信任的人都一一打倒。目前只不过针对着你而已。
    胡先生起身告辞了。他让我随时都可打电话找他商量。临走他又给了我一条最后的忠告：“有的基层领导干部，其实持有一种自卑感。他们虽然手中有权，但他们内心总有一种自卑。这是非常不幸的，因为这些人为了保持他们自己的尊严，就利用他们掌有的权力让我们过得不舒畅，或对我们进行种种刁难和侮辱。所以当他们盘问你时，你要表现得不卑不亢，千万不要触怒他们。他们是心狠手毒，什么事都做得出的。”
    “我不会奉承人，但我还是要说，十分感谢你给我的种种告诫，我会记住它们的。”我说。
    因为让自己的事给搞得七荤八素了，我这才想起，还没问及他的状况和处境。
    胡先生以一种听天由命的神态讲起大道理来：“我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分子了，另一位已接替了我过去的工作。我把辞职申请送到我们党委那儿，表示作为过去的私方人员，我的阶级成分，不适宜再担任科室职务。”
    当我听他说到，他现在已是以一普通工人的身份，在他自己开设的厂里做工时，我大吃一惊。但他似乎一点也不为此感到伤心。
    “我们算蛮不错了。”他说，“当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建立政权时，据我所知，所有的资产阶级都被枪毙了。但我现在还活着，还能过上三世同堂的日子，我已十分知足了。我要求党委把最艰苦的体力活让我去做。所以我现在做的是苦力活：搬运原料或推煤车。因为不会有人妒忌一个做苦力活的。你知道，当我主动去要求领导分配自己做这种粗活时，那位党委书记似乎对我此举十分同情。我们之间相处得很好。”
    我想起丈夫曾对我说过，胡先生之所以还能与他的党委书记和睦相处，就是因为胡先生出力，党委书记获荣誉。历年来，这家工厂都获得先进称号和超额红旗。
    “你过去不也为你们书记做了许多事？”
    “就是呵。厂里大部分具体事情都是我做的。为了创办这家工厂，我真是呕心沥血呀。一九三O年这家工厂刚刚成立，我只雇了几个工人。而一九五六年当我把这家工厂上交给政府时，工厂已拥有五千个工人了。我们还建立了一个实验室，还有一个青年技术员训练中心。”
    “你何苦要当个杂务工呢？按你的学历和经验，就是当一名普通工人，也绰绰有余呀。”
    他连连摇着手说：“在当前形势下，当名勤杂工也不是坏事。我们这些勤杂工是在车间外露天作业，在工棚里休息，即使车间里发生什么事故，也没人会把赃栽到我头上，污蔑我有破坏机器之嫌。在开展运功时，出于高度敏感，一个资产阶级分子，必定被列为第一号可疑对象。”
    发表完这通明智之见后，他就告辞了。当他与我握手道别时，他说：“要适应环境，要活下去。只有力图活下去，还可能看到我们的国家兴许会有变化。”
    从佣人们所持的态度及他们特地准备的菜肴，我感到他们是十分欢迎胡先生的来访。待我上楼回到卧室里，陈妈已在为歌准备睡衣和拖鞋。她劝我要听听胡先生的忠告。她认为胡先生是个可靠的朋友，一个好人。
    与知已有这样一场促膝谈心，是一种莫大的安慰。我已抱定宗旨，不写任何假交代以满足那些激进分子了。
    因为连着几天没有受到那些整我的人的干扰，我的情绪似有点好转了。八月十日是我女儿的生日，我决定为她举行一个小型聚会，以驱散一些近日弥漫积郁在家中的阴霾窒息的气氛。我让女儿邀请几个朋友，再打电话给我的老友李菁，邀她也来参加：
    我第一次遇见李菁，是在一九三五年秋天，那时，我还是一个初识伦敦的学生，她则刚从皇家音乐学院毕业。不久，她与一位中国官员结婚，跟他一起回国了。她在她母校，当时称上海国立音专当教授，担任钢琴系系主任。她的丈夫苏雷，是一位香港富商的儿子，在英国的中学及大学，接受了上流社会的教育。他生长于充满殖民主义色彩的香港，并对它抱极端的仇恨。在三十年代初期，在英国大学中涌现出一些杰出的、观点激进的作家和教育家，他们的宣传和报道，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成了一位偏激的爱国者，同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当共产党军队向上海逼进时，苏雷欣喜若狂，认为在中国建立一个恢复民族自尊的实事求是的新政府，已为时不远了。他不愿随国民党去台湾，并且还热诚地劝说他的朋友们，也留在中国，以迎接全国解放。一九五O年，在对大学进行改造的运动中，他的妻子李菁，被免去了钢琴系系主任的职务。当苏雷发现，接替她的那位党员，竟然不懂音乐之时，大为惊讶。一九五三年，共产党发起了三反五反运动，矛头开始对准上海的工商界人士及像苏雷这种曾在国民党经济机构服务过的官员，这时，他再次受到更为严重的打击。虽然事实证明，苏雷是清白无辜的，但他还是成为挨整的对象。他被迫停职反省，被运动领导人车轮大战地折腾、审问，还对他开了批判会。
    像苏雷这样的，都不能被一般的共产党员所信任，那么，如何让人能信服在这个由贫困者及受压迫者执政的制度下，可以让我们这些人脱胎换骨改造得革命化呢？抗美援朝后，人民政府愿与香港建立贸易往来，苏雷居港的家族，就趁机直接向北京方面提出交换条件，要求让苏雷出境赴港。因为北京方面已同意接受他家族的条件，上海当局也就只得批准他带着两个孩子离开。
    由于他们企图斗争一个竟敢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富家子弟的计划落空了，他们竞扣下李菁的出境证令她不能与丈夫及其孩子同去香港，借口为：上海国立音专的工作需要她。从此，她没在丈夫活着时再见到他，直到一九五七年她丈夫在香港逝世。自一九五六年共产党第八次全国大会后，空气较为民主宽松了，李菁获准赴港参加丈夫的葬礼，并得以探望两个孩子。从此以后，她就留在香港。直至一九六O年，她又被她魂牵魄萦的音乐学院邀回上海了。因为此时，她的孩子已由他们的伯父带往澳大利亚。
    一九六O年李菁回上海时，正值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失败而造成的困难时期。全市食物短缺，每天清晨，在公安局门口排起绵绵不绝的长龙，等着申请出境证。有人看到在这个时刻，李菁从富裕的香港回到饥饿阴影笼罩着的上海，就把她推出来作典型宣传。我在报上读到她回上海的消息。平时，报上是只刊登一些高级领导人或外宾的活动情况。这次，却把她捧得像只金凤凰一样来欢迎她；并请她担任市政协委员。这个机构是出政府所推选的文艺工作者、作家、宗教界领袖、著名工商业家及国民党高级官员所组成的，他们的任务是为他们这个层次的人员作榜样，拥护和宣传当前政府的各项政策，从而协助政府在各自领域建立一个拥护共产党政策的楷模。与此同时，政府也授予政协委员一些必要的特权，如分配他们一些较好的住房，能在指定的特殊饭店进餐，在那里能吃到一些不必凭配给券供应的、市场短缺的食物。
    极左路线表扬一个人，往往是只凭其利用价值而不考虑他本身的一些美德，虽然他们经常也谈谈道德。李菁是早在六年前，中国正值困难时期，担任市政协委员的。但这些已成为过去了。而今，她对他们已失却利用价值了。而且某些领导喜欢让人奉承拍马，绝对服从，而李菁偏偏对这两者都不擅长。事实上，她曾经跟我说过，这种政协会议让她十分不自在，每每要她对在极左路线干扰下的音乐及教育政策表示拥护时，她总是保持缄默。她对授予她政协委员这头衔，并不热心，这自然会触怒一部分人的。
    在我给她挂电话时，我就想到上面这些有关李菁的剪影。我很高兴她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八月十八日，我女儿生日那天大清早，陈妈就不见人影。她是个虔诚的佛教徒，总在我女儿生日那天，去静安寺庙为她宠爱的曼萍烧香许愿。她知道我反对她去菩萨庙，因为我是基督徒。因此她总是老大清早就悄悄溜出去，然后，再悄无声息地溜回来，使我不觉察到她的外出。我也总是佯装浑然不觉，不去点穿她。
    当我在客厅里插花时，她回来了，我听到她在食品储藏室里，与厨师用反常的激动的嗓音在诉说什么，在她走进过道时，她在用手帕擦眼泪。
    “怎么了，陈妈？”我问她。
    她闷闷地走进房里。“发生什么事了？”我问她。
    她坐在餐桌边。嘤嘤地哭起来了。“他们在砸庙。”她抽泣着说。
    “谁在砸庙？”我问，“不会是政府吧？”
    “哎，都是些毛头小孩子，看样子是学生。他们说毛主席叫他们破除迷信，还说，和尚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
    “那些和尚怎样了？”
    “还能怎样？学生把他们包围起来，有些还挨了打。当我赶到庙里时，我看见他们都蹲在天井里。许多人在看热闹、其中一人说，学生要把庙宇拆掉，把菩萨烧毁，像他们在别处所做的那样。我亲眼看见，有几个学生爬到屋顶上，把花砖扔下来。”陈妈哭诉着。
    “好了，别难过了，陈妈。你依旧可以在家里祷告。现在教堂已关闭了多年，基督教徒都在家里祈祷，你也可以这样的。是吗？不管怎么，今天是曼萍的生日，你不要掉眼泪呀。”
    “是。我不在曼萍生日时掉眼泪。但我实在看不惯。”她收起帕离开了。
    然后厨师进来对我抱怨着，今天去了几次菜市。都未能买到生日宴上所需的菜肴。他述说，菜场里几个如他这般的大司务，都被讥讽嘲笑是有钱人的奴仆。
    “可能，因为他们无货供应，不高兴你去买他们的东西。别发愁，就用你所能买到的菜肴就可以了，我肯定你能为曼萍的生日宴会准备一桌好菜。”我安慰他。
    我的厨师在菜场里所遇见的，是可以理解的。它反映出在反对资产阶级时激起的阶级仇恨，对一般老百姓来说，资产阶级仅指“有钱人”。但对寺庙里所发生的，我却感到不能理解。因为，庙宇是由国家管理的，和尚是国家雇用的。假若政府要改变政策。那么政府可以关闭庙宇，把和尚分配转业到其它部门，就像大跃进刚刚开始那样。事实上，静安寺是面向东南亚华侨及官方外宾开放的参观点，以示我国的宗教政策。我记得，在大跃进后，报上登过静安寺重新开放，和尚都重返寺庙的消息。我不懂，为什么现在会允许学生这么做，不知上海市政府是否了解在静安寺所发生的情况。
    傍晚六点钟.李菁来了。她满头华发，脸带笑意，一派典型的学者风度，端凝清秀。但唯像像我这样的亲密朋发，才了解她貌似宁静的外表下所蕴藏的一切。她十分敏感，多愁善感，并能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
    李菁是个造诣颇深的音乐家，又是位能干的教师。自古以来，中国人即习惯尊师，教师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和地位。中国人把献身教育事业的教师，比作“桃李满天下”，这句话对李菁是十分合适的。她教出来的学生，遍布全国各地，任钢琴独奏员和伴奏员，或钢琴教师。有些还在国际比赛上获奖，蜚声海外。我十分钦佩李菁，并赞赏她对音乐和学生鞠躬尽瘁的精神。自她从香港回沪后，我们经常见面。她有时把她的琴谱带来，我俩就在音乐声中度过整个晚上。我知她深感寂寞，并牵挂着她的孩子。幸而自一九六O年开始，刘少奇任国家主席，直至当时文化革命开始前，中国没有特别大的政治波动，因此，李菁能和她在澳大利亚的孩子保持通信。
    老赵送上了冰镇红茶时，我问李菁：“你学校里情况怎样？”
    “我看不大妙，”她忧心忡忡地说，“学校已全面停课，我们似把所有的时问都花在参加文化大革命上，人人都要写大字报：像我这样的教授，也要写自我检查，并观看别人写我们的大字报。”
    “你的大字报多吗？”我担心地问。
    “一般讲教授们的大字报总要比其它人多。我不知道我的大字报是否比别人多，我没有点数目。但至今尚未对我开过批判会。我个人历史很清白。除了在学校任教外，我其它什么事都没做过。”
    “对教授的批判大会多吗？”我问她。
    “已开过几次了。一个是对过去国民党党员，另一个是摘帽右派。其余的是其它系的，我对他们的历史不大了解。以上两个人在过去政治运动中，都被揪出来过。”李菁解释着，“我最怕开批斗会。不知为啥，那些人似乎表现得十分野蛮。”
    “你想你会安然过关吗？”
    “我从未反过党，我也从不过问政治。我在国立音专毕业后就去英国留学，回国后又返音专任教，全部情况组织都了解。我应该没有问题的，是嗽？但我不敢肯定，会不会发生啥意外情况。这次运动似乎与以往的各次运动不一般。”
    “如何不一样？”我问她。
    “就是这次运动，领导的态度也与过去不同。以往他们都很自信，且很有把握地领导开展运动。这次，他们自己似乎也有点吃不准。事实上，他们已有意识地限制揪斗对象，似乎他们也不愿扩大打击面。恐怕在大跃进失败后，领导们已不再相信政治运动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是永远正确的真理了。”
    李菁所说的一番话，意味深长，十分睿智。只是那时节，我们并不曾意识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两个司令部旧的夺权斗争。后来才知道，音乐学院党委第一书记，是属于刘少奇路线的，当江青要让她一个得宠的年青人来取代他的业置时，他被江青所属的亲信杀害了。2
    “以我看，写大字报真是劳民伤财。学校里已耗掉大量纸张和笔墨。然而我们要求在课堂里增装电灯或添置乐器时，总是说没有经费。”李菁说。
    “大字报里批评你些什么？”我问她。
    “就是一般地批评我在英国所受的教育，还有就是把孩子送到澳大利亚，以及我的教育方法。在我们与苏联关系友好时，就鼓威我们教授西方音乐，并培养学生参加国际作曲活动。自与苏联关系绝交后，就开始批判西方音乐。我们仅能用中国乐谱教学，但中国的曲目又那么少，我大半时间是花在教材收集上。当个教授已是十分为难了。现在我的学生都被迫起来反对我。知道吗，他们其中有一人轻声对我说，他们必须写揭发反对我的大字报，非如此不能保护他们自身的安全。”
    “真的吗？但你不必太难过，这些青年人，也是出于无奈呀？”
    “但我很是伤心，我总感到，似乎我昀一生已完了。”她说着叹了口气。
    “不要为这叹气。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曼萍学校里资产级出身的学生，也必须批判自己的家庭出身。我叫她进一步批评我，她也这样做了。他的老师和同学们都表扬了她。这不过是一种形式，做做戏而已。你不要为此难过。”
    “我怕我不能像你这样以一笑置之，”李菁说，“我觉得他们这样太不正直了。”
    “不过你是政协委员，这对你或许会有利一点吧？”我问她。
    “听说他们都要取缔这个组织了。他们称它为红萝卜：外面红，里面白。他们说外表上这些委员都拥护共产党，其实骨子里都反对共产党。”她说。
    “果真如此？”
    “谁知道：现在对人的思想言论控制得这么严，谁都不知道别人心里所想的。”李菁说。
    当我告诉她，我也被告知要参加文化革命时，她的反应与薇妮的一样。她说。“现在亚细亚公司上海办事处已停业，因此他们认为得利用这次政治运动来吓唬你一下，以便以后对你易于控制。”但她不曾料到，后来对我的压力会如此强大。“他们又不能削减你的工资，因为你不拿国家薪水。他们又不能解雇你，因为你不是政府工作人员。我看除了吓唬你一下以外不会拿你怎么样的。”
    “但愿如此。”我说。
    “你知道，我有时感到我缺乏勇气，似乎已支撑不下去了。”李菁说。
    “你为何不退休？有些人六十岁前就退休了，宁可少拿点退休金，至少可以免予参与政治。”
    “待文化革命结束后，我就申请退休。”李菁说。
    我女儿带了四个青年客人来了，其中有电影公司一位姓孔的漂亮的男演员，他父亲是三十年代有名的导演。张是上海乐司昀小提琴手。孙康，科技大学的数学教师，他是曼萍的特殊男朋友。还有我的教女席，她是曼萍在澳大利亚结识的小朋友。他们对音乐都特别爱好，常聚集在我家欣赏立体声唱片。
    这些年轻人，充满着朝气活力，兴致勃然，虽然他们都来自成分不好的家庭，但他们一点也没有提及有关这种种将会给他们带来的不利因素。整个晚餐过程中，他们嘻嘻哈哈，谈音乐、谈书籍，当曼萍把吃剩的大蛋糕送进厨房时，连陈妈看上去也已恢复了常态，开始唠唠叨叨地数落着她不该舐沾在手上的巧克力。饭后，那些年轻人都聚集到曼萍的书房里去听立体声唱片，这是他们最喜欢的消遣。
    李菁和我到花园去。老赵在花园里准备了两把柳条藤椅，上面置着靠垫，一盘蚊香，置在两把椅子当中。然后再送上两杯菊花茶。从窗口飘来一阵时隐时显的小提琴声，我把自己整个身子埋在藤椅之中，仰头凝视着布满星斗的苍穹。
    “你过得真舒服，”李菁感慨地说：“你的生活不仅在中国，就是以西方的标准来说，也是第一流的。我怕，这是否会引起他们的不满？”
    “完全可能。那些审查我的人，看上去十分仇恨我。你是否相信，中国工农群众的贫困，是因为因们的过失？”
    “他们不过是妒忌而已。人们不可能过着一样的生活。我有一套大公寓，是学校分配给我的。那表示他们也是不愿搞平均主义的。”李菁说，她现在似乎显得轻松点了。
    “自然，你情况不同。你为国家做了许多事情，你亲手培养了几百个学生，他们都从你那里学到许多东西，那不是很美好吗？”我从心里羡慕我的朋友李菁。
    “但在学院里，从来没人对我说过这种话。他们总是说，我把腐朽的西方音乐拿来腐蚀青年。他们从来不曾想刭，如果国家真的如此明文禁止西方音乐，我就不会这样做了。我们的教材在给学生讲授前，都事先经过党委审批的。他们好像已忘记了，在五十年代与苏联友好时，还鼓励我们教授西方音乐呢。”她越讲越气恼，到后来，都发起怒来。我就不在提及她的工作了。为了让她高兴，我问起她孩子的近况。
    “对我来讲，他们离我那么远，特别现在，他们都各自成家了。”她说。
    “你不想去看看他们？”
    “喔，当然想。但想又有什么用？他们不会签给我去澳大翻亚的护照。当然，我的孩子们，也不会到这儿来。”
    “其实，你真不该从香港回来。”
    “那时，我认为这是最好的决策。你知道，我对音乐学院感情很深。我在这里受教育，又在这里执教，它真正是我一生中，除我孩子之外最最重要的一部分。我的许多同事都是我在音专的老同学。我在香港时，他们粕写信给我，我的学生和党委书记，也写信给我。他们都说音乐需要我，我就回来了。”
    “那苏雷的家属对你返沪是怎么想的？”
    “苏雷故世后，他们很关心我。他们家多数成员都已在澳大利亚定居了。他们是个很团结的家庭。那些叔伯们都认为苏雷的孩子，就是属于苏家的人，但他们不认为我与苏雷的孩子一样重要。当然，假如我无法谋生的话，他们会照顾我的。但我不喜欢自己处于这种状况下，寄人篱下，仰人鼻息。”
    李菁话里最后几个字，被一阵激烈的锣鼓声淹没了，老赵到花园里告知：“屋前，正好有一支学生游行队伍走过。”
    那正在欣赏音乐的年青人也涌到凉台上来，孔——那个青年演员说：“那好像是红卫兵。几天前，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过他们的代表。这意味着，毛主席已承认了他们这个组织。”
    “这是谁组织的？”我间他，“我从未听到过有‘红卫兵’这个组织。”
    “我听说，这是江青支持的文化大革命中所产生的新生事物。人家告诉我，事实上，她暗中组织了一批清华附中的学生，然后假说是学生自发组织的。因为她是毛主席的妻子，‘红卫兵’这个称呼，便更受人欢迎。现在，她代表毛主席公开批准红卫兵这个组织了。”孔说着就笑了，“我爸说她过去不过是个普通演员罢了。现在似乎身价百倍了。”(后来当江青在清理电影界的“敌人”时，孔的父亲经历了一个可怕的遭遇，总算保全了一条命。孔本人也因父亲牵连，几年来没有在任何片中任过主角。)
    次日，我在报上看到八月十八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消息。在第一版上，载着毛穿着卡其布军装，手臂上戴着写有“红卫兵”三字的红袖章的大幅照片。“红卫兵”三字是他亲笔题的。在天安门检阅台上，他接受了台下聚集着的青年们的热烈欢呼，微笑着对他们招手。他对红卫兵指出的特殊任务是：在全国各地点燃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当时全国青年，把他们自幼就崇拜的对象的指示，作为自己的武器。在文化革命初期，上面布置的斗争对象，仍是“资产阶级”。红卫兵的矛头，也仅针对他们。
    八月十八那晚，成群结队的红卫兵在我们屋前走过，敲锣打鼓，大声呼着口号。曼萍和她的朋友们都上街去看游行了，李菁和我回到书房去。外面的声音震耳欲聋，我们都无法讲话。口号声中似有“保卫毛主席”，当曼萍独自一人回来时，她告诉我们，那些学生高举着毛的画像高呼：“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
    “谁会攻击他加害他呢？”我问。我们都没法回答。像他这样拥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受人崇拜的人物，似乎已经不是凡人了，还有谁会攻击他呢？
    略等片刻以后，李菁说：“我该回去了。以后总会把情况弄明白的。”
    “我送李阿姨回家吧，路上都是游行队伍，已没有公共汽车了。”曼萍说。
    我把他们送到大门口，看到游行队伍，都由十几岁的青年组成。他们高举着口号标语和旗子，捧着毛主席的画像，走过我们屋前马路。前排有人敲锣打鼓，每隔几米，就有个领呼口号者，口号写在纸上。其余的随着高呼。每个游行者臂上都挂了红袖章，上面仿着毛的字体写着“红卫兵”。看来，这个队伍组织得有条不紊，统一领导，似不像是青年人自己组织的。我想，幕后一定有当权派在操纵。
    李菁和我互相道别了，曼萍推着自行车与她并肩而行。我目送着她们，直至李菁的满头银发，在游行队伍中融化消失了。
    那是我对亲爱的朋友最后的一瞥了。一个月后，当我在隔离时，她自杀了。在一次对她极端侮辱的批判会上，红卫兵们把一根离地不到四尺高的竹竿横在音乐学院门口，要地从下面爬进去，以示她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因为她在英国受过教育。后来又开了斗争会，强迫她承认她“热爱西方音乐”。次日，她被发现，坐在钢琴边打开了煤气开关。她留下一张纸条，上面仅仅留着一句话：“我为我的学生尽力了。”
    我的佣人们都休息了，我在楼下等女儿回家。她回来后，我俩默默无言地上了楼。在楼梯口，她用手臂环抱着紧搂了我一下，表示着向我道晚安。我似有很多话要对她说，我想告诉她，我是多么爱她！她对我是如何珍贵，是我的安慰。但一团凄迷愁人的情绪堵住我喉咙。我怕我什么也说不清，于是，我什么也没说。
    “我永远也忘不了今天的生日。”我女儿幽幽地说。
    当她回自己房后，我把窗关上，以隔绝马路上的喧嘈声。这样，声音似乎轻了点，但因为凉风吹不进屋，室内很是阿熟。马路上的游行队伍络绎不断。男女青年们怀着火热的革命热情，高呼口号，迈着革命步伐的声音，依旧阵阵传入室内。
    我走进书房，从书架上抽下一本书，但却一个字也读不进，我放下书本，毫无目的地在房里徘徊着。我把花瓶里的花重新插过，清理掉已凋落的，再往瓶里添点清水，又把墙上的油画扶扶正，轻抚一下牙雕上精工细刻的花纹，外边的游行队伍还在持续着，即使他们不打我大门前走过，依然听得到阵阵震耳的锣鼓声。我在房里漫无目的地荡了一圈，就踱到曼萍房里。她没听见我轻轻的敲门声，我轻轻推开门，发现她已睡着了。她一头乌黑的秀发散放在洁白的枕头上，甜甜的脸庞显褥那么平静、安宁。门外透入的一抹柔光，照在她床头边柜上置着的，嵌在银质相架里的我丈夫脸上，我轻轻把门关上。
    我心中唯有两个亲人，一个已死了，另一个还活着，但将来等着她的是什么呢？命运，是无法预测的。
    “你要自己保重，照顾好曼萍，我为这样早就要离开你俩而难过。”
    我又记起我丈夫临终弥留之际，以微弱的声音对我所说的。那已是九年前的事了。他要求我好好照顾好曼萍，我已遵照他的嘱咐做了。我看着女儿渐渐地长大成人，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安慰，她很聪敏，漂亮又热情活泼，我对她十分放心。但现在，自文化革命开始以来，一团乌云始终笼罩着我们。当我想到将来时，我只感到一切都毫无把握。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感到无法把握自己生活中的方向盘，也无法引导我的女儿。这些念头让我恐惧不已。
    从前，我就凭借着不断地排除困难，迎接新挑战，适应新情况及享受乐趣而过活。自一九五七年丈夫逝世后，我的心已碎了，一时几乎觉得已没有活下去的信心了。我认为，唯有采取积极的态度，把困难一一解决排除，才能治疗我的创伤，恢复我的勇气。
    在中国，自古以来，当一个女人失却了丈夫后，也同时失却了她自个的人生价值。实际上她们已不是“人”了，只能受邻里耻笑，还有“寡妇门前是非多”的说法。虽然一九五二年人民政府制订了新婚姻法，保护妇女权利，反对重男轻女，但对寡妇和老处女，依然存在某种偏见。中国社会，似乎对能自强自立韵女性，并不欢迎或不以此为荣。
    我刚刚开始在亚缨亚公司就职时，那些高级中国职员，看到一个没有经营经验的女人来领导他们工作，觉得很是意外。我就得反复表现出我自己的能力，以此赢得他们的尊敬和信任。对我来说，没有比接受新挑战和克服困难更使我感兴趣了。我为我能在丈夫逝世后仍可维持原来的生活水准而感到高兴和自豪。但在我一生中，我从未有过像在文化革命中那样迷茫怅然。据我所知，每当一个中国人被派往外资公司担任高级职务时，必须先经工商联及上海市公安局审核。因为公安局储有每个人的档案，政府理应对我作过全面了解。似乎不存在对我进行审查的理由。而薇妮、李菁及胡先生，都认定我在劫难逃，将成为这次运动的对象。除了坚决拒绝写假交代外，我真不知道我该如何是好。但真这样做，必定会使我与他们对立，这种对抗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呢？会对我女儿有啥影响呢？我伫立在女儿的卧室外，陷入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望之中，我唯有祈祷，恳求上帝的保护。
    自毛主席在北京接见了第一批红卫兵，并表扬了他们后，几天中，上海马路上成了红卫兵的世界。报上又宣布了，红卫兵的任务是扫四旧——旧文化、旧风俗、旧思想、旧习惯。对“旧”字并没有明确的概念，全部由红卫兵来决定。首先，他们将上海的马路改了名。沿黄浦江外滩一带最大的马路改为革命大道。另一条主要马路为纪念“八·一”建军节也改了名。苏联领事馆所在的马路，改名为反修路。而英国领事馆前的马路，则改为反帝路。我又发现，我家所在的马路，改为欧阳海路。这是为了纪念一个士兵欧阳海，他为了拉走一匹因受惊窜上铁轨的马而献出自己的生命。红卫兵还在讨论，是否要把红绿交通灯也改革一下，因为，他们想，红色应标志着革命前进.而不是停下。此时，交通灯也已停止开放。
    他们砸掉了鲜花店和，工艺品商店，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富人才有钱买这些无聊的东西。他们对其它的商店都一一进行检查，凡他们看不入眼的，或他们认为不适宜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便进行毁坏或没收。他们的要求极严格。因为他们认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不应该坐沙发，因此，所有的沙发，一下都有如洪水猛兽，不可接近。另外如席梦思床垫、丝绒绸缎、化妆品，西方流行式样构衣服，都扔在马路上，等着拉出去烧毁。
    按中国惯例，商店在命名时，常取吉祥之兆，如“富丽”绸布店，“美昧思”饮食店，“天禄”鞋帽店——专门经营老年人的帽子，“康福”皮鞋店及“全家福”家具店等，即使在一九五六年政府把商店合营时，都未改变店名。现在，红卫兵命令它们必须把店名改为革命化的名字。许多商店经理不知怎样来选择新的店名，但最热门的名字，就是“东方红”，它是一首歌颂毛泽东的歌名，在文化大革命中，它几乎代替了中国国歌。陈列在橱窗里的商品都搬走了，取面代之的是毛的画像。因此当人们在商业区行走时，马路两边同名的商店，使人们弄不清它们究竟经营什么商品，与此同时又让人有一种极紧张的感觉，似乎有成百双毛的眼睛在盯着他们。
    每天，我的佣人们总给我带来有关红卫兵的可怕行动，我对此很好奇，我想自己冒脸出去看看。
    我有两张商业区银行的定期存单，适逢到期。我决定兑现一张以备家常开支，因为经验告诉我，凡一场政治运动之后，必然会带来食品供应缺少及紧张。有时为了活命，只得去黑市场购买所需的食品，但那里的价格却是惊人的。记得在大跃进失败后的困难时期，我的厨师花了五十元钱买了一块猪肉，而平时的正常价格，不道二、三元。
    老赵和陈妈，都要我在出门时注意一下穿着，因我们一位邻居太太在出门看朋友时，碰上了红卫兵，他们没收了她的皮鞋，剪破了她的长裤，弄得她狼狈不堪。因此我在去银行时，穿上一件旧衬衫，并向陈妈借了条大腰身的长裤，一双胶鞋。因为八月的日头，仍然是热辣辣的，陈妈又给找来一顶阔边草帽，那是我女儿在农村巡回演出时用的。
    马路上人声喧闹，处处都能见到红卫兵，也有看热闹的。在文化革命初期，“敌人”只是指资产阶级分子，因此大多数老百姓，都有一种安全感。他们对待红卫兵的所作所为，持隔岸观火的态度。许多人在马路上闲荡着，看看热闹。
    东一簇西一堆的红卫兵，给看热闹的人们宣传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意义。有几个红卫兵的宣传，令我很不理解。他们对群众说：文化大革命将把他们解放出来。广大人民不是在一九四九年就解放出来了？是否那次的解放还不彻底，因此还要进行第二次解放？在我看来，似乎共产党在做自我批评，但那是极其不可思议的。因此，我认为我一定听错了，也可能那是小青年的口误。事实上，不久，“重新解放无产阶级”已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宗旨。官方舆论公开指出：共产党党内的敌人，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司令部，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只是这些论点直至年底方才明朗起来。
    有些红卫兵干扰公共汽车的行驶，他们散发传单，向行人作宣传演讲，并对一些衣着打扮令他们看不惯的人采取“革命行动”。多数自行车把手上，都挂着红色的语录卡，没有挂的，就会被红卫兵拦截，并给予警告。在人行道上，红卫兵要群众高呼口号。红卫兵们高举着毛泽东肖像，敲锣打鼓。在街道拐角处，广播喇叽在宣传的间歇时，播放着革命歌曲。因我穿着旧衬衫和宽大的裤子，一身无产阶级装束，所以使我能置身子这场闹剧之中而安然无恙。我从容地向银行走去。
    忽地，只见前面一簇红卫兵揪住一个时髦的女人。一个红卫兵抓住她，另一个脱了她的鞋子，第三个剪破了她的裤管。这些红卫兵对她大声斥责着：“你为何穿尖头皮鞋？为何要穿小裤脚管？”
    “我是工人，我不是资产阶级，放开我，让我走！”那姑娘挣扎着解释着。
    在冲突中，红卫兵把她的外裤扒下来了，那些围观的人们，刹时更来劲了，把他们围了个水泄不通，在边上哄笑取闹。其中一红卫兵抽了那姑娘一个耳光，不准她再反抗。她就坐在脏兮兮的马路上，把脸埋在手臂上，边抽泣边低声反复申辩：“我不是资产阶级！”
    另一个红卫兵打开了她的拎包，查看了她的工作证。然后把工作证和裤子都扔给她，她迅速地套上裤子，也不等取回她的鞋子，就光脚穿着袜子匆匆离开了。这时只听见那边一个红卫兵揪住一个男子，并大声斥责着：“你为何在头发上搽油？”
    我也没心思再往下看这出闹剧，就跨入银行。在中国，所有的银行都是由国家经营的人民银行的分行机构。那里不设铁栅或小窗口，职员们坐在普通木制的账台前接待储户。我走到一位女职员前把存单递给她。
    在我出门时，我考虑过我该提多少款。那两张到期的存单，票额分别为六千元(约一千英镑)和二万元(约三千三百英镑)。与薪水的标准一样，中国的生活水平很低，在一九六六年，六千元算一笔大数目了，二万元则已代表小康了。银行，事实上是政府机构的一部分。那里的职员的任务，是鼓励人民参加储蓄，如是，资金就可以流入国库。在政治运动中，那些职员有权对储户拒付大额存款，即使这些存单已到期可以支取了。有时，他们要求储户工作单位开证明说明提款的理由。我担心他们会不让我提款，因此，我准备将六千元存单兑现，把那张二万元的转期一年。不过，我这次并未遇到任何麻烦。那位出纳员什么也没说，就支付给了我全部现金，分毫不差。而在我点钞票时，她已经开始打毛线了。虽然满墙都是铺天盖地的标语及大字报，但银行里的空气，和马路上红卫兵那种紧张气氛，迥然不同。
    我再次走到闹哄哄的大街上，我觉得自己胆子太小，没把那张二万元的存单提出来，同时也暗自庆幸，总算安然无恙。我往家走去，但在拐弯处，我儿乎被一群红卫兵撞倒，他们用绳子拉住一位男性老者，一边大吼大叫，并用棒头连连敲打那位可怜的老人，那人痛得发出一声尖叫。
    “无耻的资本家！工人的吸血鬼！你要找死呀！”那些红卫兵高声叫嚷着。
    一下遇到这样残酷的场面，我内心猛烈地抽搐着，我十分同情那位可怜的老人，这也令我想起胡先生，自他来访后已过去两个礼拜了，也不知他近况怎样。我想我得给他挂个电话。我加快脚步往家走去。路上比一小时前更乱了，红卫兵们不分青红皂白乱抓人，到处是人们反抗的尖叫声及受害者声泪俱下的恳求声。当我看到红卫兵在抓烫头发的女人，并把她们的头发剪掉时，我真感谢陈妈给我戴上这顶大草帽，以遮盖掉我的烫发。马路上有许多警察，但他们只是看看热闹而已。
    离开了闹市区，我略松了口气。住宅区就显得安静多了。但当我拐入我家门口那条马路时，只见一大堆人聚集在我屋前。他们在看我对面一象邻居门口张贴出的一张大字报。那家主人，是上海铝合金公司的总工程师。该公司原是九年前被人民政府接管的一家瑞士商行。那里的工人，写了张大字报贴在他家门口，揭发他是瑞士帝国主义的走狗。大字报边上，是另一张小一圈的，由童稚笔迹写出来的大字报，这是他的两个孩子写的，他们参加了对他们父亲的批判斗争，并立誓与他划清界线。这张由两个十一岁和十岁孩子写的大字报，引起了大家的注目。
    当老赵来开门时，我问他有关那张小孩子写的大字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老赵告诉我，说那家邻居的佣人告诉他，那张大字报是他爸爸要求孩子们写的，如是，可避免红卫兵在他们身上加以迫害。
    红卫兵的行动在逐日升级，第二天，他们就进入我对门那邻居家的宅第了。刚开始他的妻子拒绝开启大门，并把浇花园用的水龙管对着他们，以阻止他们侵入。结果，那些红卫兵们推倒了大门，把水管夺过来将她全身浇湿，然后把她推倒在地痛打了一顿，因为她反对了他们的革命行动。她的孩子要想保护他们的母亲，也被殴打了。他们被称为瑞士帝国主义走狗的“狗崽子”，并逼迫他们帮着红卫兵一起烧毁他父亲全部的藏书。
    整日里，没日没夜地，到处都能听到敲锣打鼓的嘈杂声，私人住宅被查抄和抢劫的消息时有传来。我想与胡先生电话联系，终没有如愿，与其它朋友也是如此。红卫兵们残酷的行动在级级升高，我听说，被害者如反抗的话，便会得到加倍侮辱，恐吓乃至惨遭杀害。报上的社论、中央文革成员的谈话，对红卫兵这些野蛮行为表示祝贺甚或鼓励。他们被捧为文化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真正接班人，并鼓励他们再接再厉，克服困难，砸烂旧世界.建立以毛主席的教导为核心的新世界。
    我束手无策，深感劫数难逃，觉着无法避免这场令人家破人亡，倾家荡产的灾难了。女儿也很是担心，几次对我说：以她那微薄的薪水，是无法开支我们的生活的。我认为这是时候了，该向她一一交代有关我们在香港银行及其它地方银行的存款情况，我告诉她，这些钱已足够我们日常开支了。但最最令我放心不下的，是文化革命后她的社会地位。如果一个新的社会制度一旦成立，那些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将永久在中国沦为像印度的贱民那样的无权阶级，那么她以后的生活，将是不堪设想的。对我来说，这比失去我全部财产更令我忧心忡忡。
    为了替我的佣人着想，在红卫兵对我家宅查封之前，我已决定把那六千元从银行里支出的钱，分给他们。开始，他们坚决不肯收下，反复要求与我们一起患难相共，以照顾我和曼萍。
    他们主动提出，愿为我转移首饰及贵重物品，收藏在他们家里。但我没有接受，我不愿他们因我而受牵连。我把老赵、陈妈和厨师，都叫到书房内，并与他们商量，如何在他们三人中分配这笔六千元钞票。因为花匠不是全日工，仅偶尔来我处照顾一下，所以我只分给他四百元。陈妈主动提出，她宁愿拿得比老赵和厨师少一点，“因为，他们都要养妻子的”。当我把钱分配好以后，把四百元放在信封里，准备等下次花匠来时交给他。
    我对我的佣人们说，他们可以随时辞掉我这里的工作。将来文化革命后，如果我的经济状况允许的话，我将再补给他们一些钱，因为我们都和睦地相处了很长时间了。
    一切都准备就绪了，我等待着红卫兵们的光临。
第3章  红卫兵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铺开，各单位都通宵达旦地召开各种会议。八月三十日晚上，红卫兵来抄家了。那天，我女儿正在电影厂参加批判会。我独自一人，在书房里阅读《第三帝国兴亡史》。那是我在伦敦书店订阅的，最近刚寄到。由于我一直在亚细亚公司工作，因此，我让书店将定购的书邮到我公司，因为上海海关对寄到单位的邮件，一律不开封检查。那时，公司向国外购有大量的科技书籍，供国内研究机关参考。所以我那些小包邮件，并不十分引入注意。
    此时家里寂然无声。我知道，这功夫老赵按例呆在餐具室里。陈妈，也在她自已房里，说不准已躺在床上养神了。家里静默得犹如一潭死水，好像一切都失却了生的意趣，步步向死亡迫近。
    书房的门窗都敞开着，阵阵晚风已带点秋意，送来一股术莲花香。我留心着马路上的动静，隐隐地，一辆卡车由远而近地驶来，声音渐渐清晰起来了，我屏声息气地倾听着，希望它快快驶过我门口而离去。岂料它就在我家门口慢馒减速了，然后戛然一下煞住了。我知道，此刻我的左邻右舍们都在静候若红卫兵的光临。我扔下书紧张地站起来，暗暗忖度着，不知哪一家将成为他们的抄家对象。
    蓦地，门铃不息地响了，同时许多拳头疯狂地砸着夫门，一阵阵竭斯底里的口号声。我心里清楚，是时候了，我得面对现实，接受红卫兵对我、对我居室的搜查。老赵气急败坏地奔上楼，虽然他明知红卫兵迟早要光临的，并且似乎日日夜夜在准备着他们的到来，但事到临头，还是惊惶得面如土色。
    “他们来了。”他恐慌地说。
    “冷静点，老赵！打开大门，但不要对他们说什么。你让陈妈到你房里去，你们呆那儿别出来。”我叮嘱他。
    老赵的房间在汽车间楼上，我要他俩离开抄家现场，免得他们为了偏护我而说些触怒红卫兵的话。
    外面的声响更大了：“开门开门！你们都死了吗？怎么还不开门？”有人开始咒骂了，并用脚踢着门。同时，汽车的喇叭也拚命地吼着。
    老赵奔下楼去。我起身把书放回书架上，同时目光掠到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我把它抽了出来拿在手中，带上我预先就放在写字台上的钥匙，下楼去了。
    虽说对此我已早有准备，但我还是心跳得厉害，但不管怎么样，这么多年的人生经历，仍使我表面上看来还是比较镇静。我沉重地一级一级踩着楼梯，我踩完了最后一级，一切就听天由命了。
    他们撞门而入。三四十个十五到二十岁左右的高中学生，由两个青年及一个中年妇人带领，虽然他们都戴着红袖章，但我想其中那三个年龄较大的，是学校里的老师，随着学生一起来抄家的。当他们蜂拥至走廊时，其中一个就把花架上的一瓶康乃馨拂到地上去，片片花瓣，洒了一地，又被他们踩个稀乜烂。
    他们中的头头，一个细细长长的青年怒冲冲地对我说：“我们是红卫兵，我们来对你采取革命行动。”
    虽然我认为这是白费力气，毫无用处，但我仍举起那本《宪法》，心平气和地说：“你们没有搜查证就随便闯入私人宅第，这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
    那青年一把夺去我手中的《宪法>，把它扔在地上，气汹汹地说：“这宪法已作废了。这是党内修正主义分子制定的。我们只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
    “只有人民代表大会才有权修改宪法。”我说。
    “我们已把它作废了。你打算怎样？”他岔开双脚，双手叉腰，摆出一副好斗的架子挑衅地说。
    我身边的一个女青年说：“你打算要什么花招？你唯一的出路是低头认罪，否则没你的好果子吃。”她在我鼻子前扬了一下拳头，接着呸一口往地上吐了一口口水。
    另一男青年用棍棒“卜”一下，对着门口那口红木柜上方的镜子砸去，碎玻璃片像一阵暴雨似，“哗哗”地直往下坠，落在柜上一尊康熙年制造的蓝底白花瓶上，煞时，墙上只剩下那个雕花的镜框空空然地吊在挂钩上。接着，他又把镜框一把扯下扔在一边，从另一个红卫兵手中拿过一块小黑板挂在那吊钩上。上面写着毛泽东的一段语录：“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我们务必不能放松警惕。”
    那位红卫兵高声地朗读着那段语录，似在做着一场神圣的宣誓。接着，他们要我跟着读。然后，其中一人对我大声嚷着：“你就是不拿枪的敌人。怏把钥匙交出来。”
    我把整串钥匙放在柜上那堆碎玻璃片之中。一人伸手将它拿起，然后所有的红卫兵开始窜到各房各室去了。其中一个女青年把我推入饭厅将门锁上。
    我挨着餐桌坐下，打量着四周的陈设。我不愿相信，自那晚以后，我将再也见不到这一切了。那晚，这间餐厅显得特别悦目。拭擦得键亮的红木餐桌，比过去更显得富丽堂皇，一座描金屏风，嵌满了象牙的古装人物，傲然地挺立在房间的一角，显示着那能工巧匠的精细手艺。红木架上，十分艺术化地陈列着一些古玩瓷瓶，品味很是高雅脱俗。
    就是窗幔，也是重重叠叠，有条不紊地垂着。古董柜里置着一座白玉人像，一只玫瑰水晶香炉，及其它一些我长年精心收集的优等玉石装饰品，上面都绘刻有精雕细作的画面。我恋恋地一一向它们告别。因曾听薇妮说过，林风眠有严重问题，因此我料想挂在餐具架上那幅蓝色的女郎油画，也将命运不济了。但我不知道其它的如齐白石国画的命运又会怎样？他一直是被认同的一名画家。因他年轻时做过木匠，因而受到共产党的尊敬。那些红卫兵，是否会因了解他的出身而保护他的作品呢？我细细地端详着他的画，领会着他的神妙笔法。这是一幅荷花。中国的艺术家最爱画荷花，因为它象征着纯洁。
    楼上突然“砰”的一声，把我从沉思中惊醒。我听到楼道上下不停的脚步声，砸烂玻璃器皿的声响，还有猛击墙壁的声音。似乎他们不仅仅在查抄室内的财物，而是要把房子都拆了似的。我感到害怕了，我想设法让他们开门放我出去看看。
    我开始敲门，因为屋外一片嘈杂声，没人听得见我的声音，我越敲越重，半天才听得门外有人走动的声音。我就叫着：“开门！”
    门把慢慢地扭动了一下，门给推开一条缝，一个梳小辫子的红卫兵探首而入，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我要去厕所。她就警告我不得干扰他们的革命行动，然后就放我出去了。
    这些红卫兵，从贮藏室里，把藏有我父亲的书籍和笔记的板箱，都拖到门廊里，预备用老虎钳把它们撬开。从会客室敞开的门里望进去，看见一个女青年正趴在梯子上扯拉窗帘，两只桥牌桌拖在房间当中，上面堆满了红卫兵从各间屋里拿出来的照相机、手表、钟、望远镜及银器。这些是他们将献给国家的贵重物品。
    当我上楼时，我看见几个红卫兵正把我珍藏在有软垫的盒子中的瓷器，一一取出来。有一个青年人，把四只康熙年代的酒杯排列在地上用脚在上面使劲地踩着。我进去时，正听见那些精品被他鞋底碾碎的呻吟声。那声音把我的心都撕碎了。我一时冲动，竟再也不能控制自己，我一个箭步冲上去，正当他伸脚向下一只杯子踩去时，我抱住了他的腿，他一个趔趄，我俩扭成一团跌倒在地上。我瞪着双眼拚命搜寻着，想看看那只酒杯是否在我俩摔倒时被压碎了，瞬时，我心乱如麻，神思恍惚之极。当那男青年爬起来后，我已无力避开他了，他飞起一脚踢在我胸口，我大声痛叫着。其它红卫兵都暂时放下他们手头的事，团团围着我，纷纷大声指责我破坏了他们的革命行动。其中一位老师把我从地上拉起来。那青年恼羞成怒，挥着拳头威胁着说要把我痛打一顿。那位老师一边高声要求他们恢复秩序，一边对我说：“你知道你这是在于什么呀？难道你还要保护你的财产？”
    “不，决不！对我的财产，你们尽管随心所欲地处置好了，但你们不能打碎那些名贵的瓷器。它们都是值钱的古董。没有别的任何东西可以将它们取而代之。”我气喘吁吁地说着，同时只感到胸口一阵阵的疼痛。
    “闭嘴！”他们异口同声地截断了我的话。
    “我们伟大领袖说过：‘讲事实、摆道理’。”我竭尽全力高声嚷着，为的要让他们都能听见我所说的。
    那位老师举手示意，让他们静下来，并说：“我们允许你讲事实、摆道理。”那些红卫兵瞪着我。
    我拣起那只尚未被砸破的酒杯放在掌心，伸手说：“这只酒杯已有三百年历史。你们好像对照相机、手表及望远镜估价很高，但是更先进的照相机、手表及望远镜却年年在翻新出产，然而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能造出这样的酒盅了。这是我们国家部分文化遗产，每个中国人都应当为它骄傲。”
    那个被我打断了革命行动的青年气势汹汹地说：“你闭嘴！这些是四旧，它们是供封建帝王及现代资产阶级分子玩赏的毫无用处的玩物，对我们无产阶级来讲，它们并不重要。它们不能与在战争时期可以满足斗争需要的照相机望远镜相比。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不破不立。为了建立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我们必需先破坏旧文化。”
    另一个红卫兵接嘴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破坏旧文化，你不可以阻止我们。”
    我急得浑身哆嗦，并竭力寻找着反驳他们的理由，以说服他们不再进行愚蠢的破坏。在我尚未想出一番可以说服他们的话语之时，另一个青年从三楼下来，手中拎着我的一座观音菩萨。我转身不安地问他：“你打算怎样处理它？”
    他高举着那座观音像不在意地在半空中摇晃着她，说：“这是封建迷信，哉要把它扔到垃圾筒里。”
    这座观音像是一尊精美的雕塑，是真正福建德华窑的产品。
    它是十七世纪明朝著名雕刻家陈伟(译音)的作品。在像座后面有他的印章。那座乳白色的塑像的精美传神，是无法形容的。她那宁静的表情那么栩栩如生，她那飘逸的长袍下裾，显得那么自然，几乎令人不相信是硬质瓷料雕刻出来的。它的釉色是那么光彩生泽，质感那么轻柔，我通常把她置在一有软缎底垫的盒里，为着她是太名贵而不舍得把它陈列出来。我仅对一些著名的，并对瓷器有兴趣和鉴赏力的行家们才出示一下这尊雕像。
    “不，千万不要扔，求求你。”我激动得声音都颤抖了。他仅冷冷地瞪了我一眼，继续在半空中挥舞着那座瓷像。现在，他只用两个指头拎着那尊观音。
    恳求似乎已打动不了他们。我认为假如继续要与他们交涉，就必需采用他们立场上的用语。看来，我要采用一些外交辞令和手腕了。要是他们仍认为我这是站在他们的对立面，我将永远无法挽回这些财宝，使它们免遭破坏。当时，我已不把它们当作自己的财产，只要它们能被保存下来不致毁坏，我已不再追究它们究竟是属于谁的了。
    “红卫兵们，请你们相信我，我支持你们。你们来这里是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我怎能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代表呢？我知道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当你们提出要求时，我不是自愿地把钥匙都交出来了？”我说。
    “对，你是这样做了。”那位老师点头表示同意我的说法。
    围着我的那些红卫兵们，情绪似乎也稍有放松了。
    我好像受了鼓励，继续往下说：“这些古董都属于文物，它们的年代已很悠久了，但它们必需为社会主义新文化开路。我认为这些东西应当抄走，但不要立即销毁。记住，它们不是资产阶级分子制造的，他们是古代的匠人们创作的，你们难道不尊重这些匠人们的劳动吗？”
    后面一个红卫兵不耐烦地叫起来：“不要轻信她的花言巧语。她在迷惑我们。她要保护她自己的财物。”
    我很快地转向她说：“不，不，你们来到我家，已提高了我的社会主义觉悟。我把这些美丽而值钱的东西占为已有是不对的，它们应当属于人民。我求求你们把它送到上海博物馆去。你们可以和那里的专家们商讨。假如那里的专家建议你们把它们全部销毁，那你们还是有时间这样做的。”
    一个女青年插话：“上海博物馆已关闭了，那些专家们都被审查。他们中有些也是阶级敌人。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是知识分子。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资产阶级是皮，知识分子是长在这张皮上的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资产阶级孕育了知识分子，所以他们是同一阵线的。我们现在要打倒资产阶级。自然，同样也要打倒知识分子。”
    这次她提出的毛的语录，对我来说是陌生的。但我没有时间去研究它。为了达到我的意愿，我就接着说：“既然如此，你们可向一些你们信得过的人请教，一些有权威的人士。例如上海市副市长也可以。肯定上海有许多私人也收藏这种文物。政府肯定有特别的政策处理它们。”
    “哼，你真是一个不领世面的阶级敌人。你一点都不了解形势。你如此与我们喋喋不休地辩论，不是要我们和其它阶级敌人商量，就是和那些政府中的老修商量。你讲到国家政策，现在唯一的有效政策，就在这本书里。”郝青年从日袋里摸出毛的语录本高举着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是唯一有效的国家政策。
    我转移了我们争论的焦点说：“我看到有一条标语‘世界革命万岁！’，你们不是要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红旗插遍全世界，是吗？”
    “当然。不过，这与你有什么关系？你不过是个阶级敌人。”一个女青年讥讽地说。同时，她警告其它的红卫兵：“她是个狡猾的女人，不要听她的鬼话。”
    我孤注一掷了，说：“你们知道这些古董是很值钱吗？可以送到香港去出售，换取大笔外汇。你们可以利用这笔款子进行世界革命。”
    最后我所说的一切产生了效果。他们静默地听着。我为他们描绘的，在整个世界革命舞台上担负起光辉任务的伟大前程，令他们有点飘飘然，特别目前，他们正陶醉在所谓的权力之中。
    我抓紧时机利用他们这种心理状态，继续说：“请你们把这些瓷器摆件收起来，将它们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你们可以出售它们或送给博物馆。只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正确地处理。”
    毕竟可能年长几岁，那位老师感到自己有责任。她问我：“你能肯定你所收藏的东西是无价之宝吗？你能告诉我它们价值多少？”
    “我可把记录购买这些东西的日期及我购买它们所付出的款数的记录本找出来。现在，它们的价格在日益上涨，特别在国外市场，我估计，它们至少值一万元。”我告诉他们。
    虽然无产阶级对“价值”这东西并不欣赏，但他们懂得价格。这些红卫兵对“一万元”这个数字印象却很深。那位老师，此时也和我一样渴望保护这些财宝，但又害怕红卫兵指责她犯错误。她想出了个使红卫兵放弃他们的破环行为，而又十分顾全他们面子的点子。
    “小将们，让我们开个会讨论一下。她称红卫兵“革命小将”来讨好他们，这个称呼是激进分子杜撰出来的，以鼓励红卫兵去按他们的旨意执行任务。果然，红卫兵们很高兴地采纳了老师的建议。她把他们带到下面大餐厅去了。
    我跪在地上，把那几只大难不死的酒杯捡起来放回盒里。那尊观音还被置在桌上。我把那些古董带到三楼，放在楼道日一架我经常放置珍品的大橱里。这时，我又发现，几乎所有的盒子，都已置身在橱外，满地都是碎片，有牛血色、金黄色、淡绿色及蓝白色。许多盒手内已空空然。虽然经我据理力争，总算在刀口下还留下一些文物，但杯水车薪，且为时已晚，我心中一阵刺痛。
    三楼的房间，就像地震后的废墟，只不过没有尸体罢了。红色的酒液，从破碎的酒瓶里淌了出来；沾在被单及毛毯上，就像斑斑的血迹一样。
    因为我们生活在长期物资供应不足的情况下，因此凡住房比较充裕的家庭，总有一个贮藏杂物的大橱，里面囤积着日用必需品如面粉、白糖、罐头肉，以备需要。每次我去香港，尽管它们的进口税率很高，但我总是还要买它几箱食品及肥皂回来，以补充配给品的不足。红卫兵们把我的贮物橱全部出空，面粉，白糖、及开了口的罐头，垛放在一大堆从我箱子及抽斗里拿出来的衣物上。有些手提箱还没打开，但我发现他们已用剪刀处理了我的皮大衣及晚礼服。头顶上，吊扇还在呼呼地转着，那些毛皮、撕碎的绸料及被单的边角，顺着风向四处飞扬。
    每件家具都给移了位，桌椅都四脚朝天，有些给叠在一起当梯子。因为正值夏天，我的地毯都已洗干净洒上樟脑粉，卷起来放在三楼空房间里。在最大一卷地毯后面，我发现一只购物袋，里面装着我两件开司米羊毛背心及几套新的内衣。看样子，这是一个红卫兵偷偷藏在这里，预备自己享用的。
    在最大的一间客房里，虽然里面的东西已大部被砸得稀巴烂了，但那座收音机，仍耸立在一片乱糟糟之中，雄赳赳地播放着一曲毛的语录歌。一个女声在唱：“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她的歌声带着强烈的鼓动性。这首歌后来不仅成为红卫兵的战斗号角，也成为全体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斗号角。我想把它关上，但我的手却够不上，除非我能从堆积成山的残物中爬过去。
    我失望地看着那些被毁坏了的残物，但并不感到太在意。它们在我一生中某个时期，曾属于过我，但自红卫兵进入我家门的一刹间，它们已匆匆地消失了。虽然我能向前看，但我不能往后想。那些红卫兵们似乎十分得意满足于此。能否说，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潜藏着一种天赋的毁灭狂？我们所披着的文化外衣是十分脆薄，不堪一击的，事实上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潜伏着一种兽性，假若我还年青，工人阶级出身，自幼接受并崇拜左的教育，相信这是正确的，那我会不会同他们一样行动？
    为保护瓷器的那场搏斗，已把我折腾得精疲力竭。胸口在阵阵发痛，以至怀疑自己刚才是否已折断了一根肋骨。我走进浴室，在镜子里检查了一下我的胸部，发现右边有一大块淤伤。我上了二楼，想找个地方躺一下。待打开自己卧室的虏门，发现里面的混乱情况，就和三楼一样，从敞开着的房门望去，我发现我的首饰，都摊在写字台上。那时，红卫兵们仍在餐厅讨论如何处理这些文物的事，因此，我很快就退出自己的房间，免得他们疑心我企图藏匿什么。我打开女儿的房门，发现里面尚未搅乱。窗外，风很大了，纱窗帘给吹得像鼓起的风帆，我过去想用窗带把它扎好，这才发现，楼下花园里，火光冲天。草地正中燃起了一堆火，红卫兵们围坐四周，毫不在乎地把我的书扔进火中。我心疼得像刀割一样。只得转身背着窗口，让窗槛支持着我摇摇晃晃的身子。为了抛开这几小时内的所见所闻，我开始祷告，以求暂时忘掉这一切烦恼。
    蓦地，一个女红卫兵来到门口，扭亮了灯。“你在这里干什么？谁让你进来的？你在耍什么花招？”她连珠炮般对我极不客气地盘问，但又等不及我回答，就说；“你过来一下。”
    我跟着她走进书房，几个红卫兵正团团围着我的写字台，椅子上坐着一个纤瘦的女孩子，她留着剪发，身上是一件很旧的，已经褪了色的蓝稀衬衫。在这样一个将副食品视为极其珍贵的社会里，那些全仗着国家定量供应、而没有能力在自由市场或黑市购买到副食品的平民百姓，经常显得面黄肌瘦，这位女孩子就是极典型的一个。我想她一定出身于贫寒的工人家庭，即使如此，也不见得她父母必定就是共产党员。她垂头坐那儿，我猜想，他们刚才一定在盘问她什么，待我进去了，那番盘问才停住了。一个男教师就站在她身旁，看见我，他对我说；“去搬把椅子过来坐下！”
    几个红卫兵从隔壁我卧室里搬来几把椅子，我和那老师都坐下，面对着写字台边那个女孩。我刚坐定，她即刻抬起头，用紧张的目光瞟了我一眼，显得无助又带着一点点祈求。前面写字台上放着我的首饰盒子，有些首饰，已一一陈列在吸墨纸上。
    “你的珠宝都在这里了吗？你看看，全部在这里吗？”那位老师问。
    我打开首饰盒，发现有几只戒指、手镯及钻石表都不见了。那老师又重复着：“都在这儿了吗？你要老实点，我们要让你佣人来核对的。你有无把它们藏匿起来？有些资产阶级把他们的金银财宝都埋在花园里。”
    空气好紧张，像凝固了似的，那几个正在房间另一角搬运唱片的男红卫兵们，也都停下来盯住我，等着我的回答。此，时，我心里十分明白，他们都怀疑那个女孩子偷了首饰，可能她曾经单独一人在房里呆过，事实上，她也有可能真的这么做了。假若我为了想袒护她而说谎，而我的佣人们倒说了实话，那我便会被指责藏匿财宝，如是纵使我浑身长满嘴巴，也说不清楚。但那女孩子的可怜相，我又实在不忍心去拆穿她。
    “大部分都在了。如价值最昂贵的翡翠项琏、金刚钻的胸针，都在这里。有几件不见了，不过它们并不值钱。”我尽量轻描淡写地回答，竭力想让女孩的处境缓和一点。
    “到底丢了什么？”老师显得不耐烦了。
    “一只手表，几只戒指，还有只金手镯。
    “什么表？哪里出品的？是这种式样吗？”他说着，就伸手指指他戴着的那只瑞士表，这在中国，属很气派很稀罕的。他以为，我会像那些为与男人争同等地位、而故意戴上一只男式手表的那种女人，我才不会去赶这种时髦呢！
    “不，那是只小型女式表，上面镶了金刚钻，还配有一条白金表带，是法国EbeL的出品。”
    “你老实点，剐耍花样。瑞士手表是最名贵的，你又哪来这种怪里怪气的手表？”说着，他对红卫兵们做了个手势，让他们下楼去会客室看看，那只手表会不会混杂在那堆照相机和望远镜里了。那红卫兵下去了一会，即上来表示没有找到。
    “那只EbeL手表，是一九五七年，我和我已故的丈夫在香港购买的。这是他给我的最后一件礼物。你们不信的话，可去问陈妈，她都知道的。而且，我究竟有多少财物包括首饰，她都清楚。”我分辩着。
    一片沉默。那女孩几乎要哭出来了。她的脸色惨自惨白，显得坐立不安。那老师又问及我有关戒指和手镯的情况，我一边详细地对他们形容着它们的式样和成色，一边突然想出个两全其美的妙计。我发现，我书房的地板上，特别在写字台四周，各种包装纸、撕碎的旧杂志、拍纸簿、未动用的信笺等等纸张，都堆积如山，这其中还有大量书簿，等着送往花园里去烧焚。我看了看对面坐着的那位女孩一眼，说：“看这里纸屑书本弄得乱七八糟的，那些东西会不会夹杂在这里面了？”
    那女孩看上去，神色稍稍自然点了。只见她忽然一头钻现写字台底下去，其它几个红卫兵，也跟着在废纸堆里搜翻着。
    那位老师，仍端坐在那儿，皱着眉默默地打量着我，似乎他已觉察到我玩的把戏，但他不明白，为何我要包庇那个小偷。孔子说过；“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但这句话在当时中国，似已行不通了。人们的行为，已渐渐趋向以个人利益为动力了。那位老师可能以为，我在讨好红卫兵。
    搜寻了一阵后，红卫兵们总算找到了戒指和手镯。那女孩宽心地笑了。但终究没能找到那只手表，可能已被别人拿去了。
    在隔壁房里，红卫兵在用力劈砍家具。他们当着我面，把唱片一张张砸碎了。我从椅子上弹起来，与那老师说；“这些都是古典音乐，是十七、十八世纪欧洲著名音乐家的作品。它们并不是舞场及夜总会里的流行音乐。我们的音乐学院，还将它们作教材。你们何不把它们留下来送给音乐家协会呢？”
    “你是旧社会过来的。”他说，“你难道不知道伟大领袖曾经说过，任何西方音乐都是腐朽没落的？它们中只有某些片断章节才是精华，并非全部都是精华。”
    “我的那些全部乐曲中，难道就不包括这些精华的片断？”我不服地低声嘟哝了一下。
    “住口！不管怎样，难道工农群众会欣赏肖邦、莫扎特，贝多芬或柴可夫斯基吗？当然不可能，我们要谱无产阶级自己的乐章。至于上海音乐家协会，早已解散了。”
    那个夜晚，是漫长的。我已精疲力竭，再也直不起身子了。我要求那老师让我休息一下。
    “你可以去你女儿房间。她是个自食其力的电影工作者。她的房间，我们不采取行动。”
    我走进女儿的房里，一头扎在她的床上。天还没亮，但窗外，东方已开始微微泛白了。我闭上双眼，终于朦胧入睡了。
    待我再睁开眼睛，已是满室阳光。屋里似乎已安静多了，收音机正在广播新闻，但楼上已听不到拖家具的声音。我在女儿房内的浴室里淋了个淋浴，换上她的长裤和衬衫。房门外，红卫兵们都坐在椅子上及楼梯上，啃着他们学校里送来的馒头。人似乎少了些，老师却一个也不见了。我下楼到厨房去吃早饭。
    厨师正在出空冰箱。他告诉我，红卫兵要把冰箱车走了。我让他为我准备些咖啡和吐司面包。
    我在厨房里的桌子边坐下，厨师把咖啡壶、吐司、牛油及一瓶古卜牌果酱，一一放在我面前。
    这时，一个垂着两条长辫，身材苗条的漂亮姑娘，定进来了。她在我对面坐下看着我。我把咖啡呷完放下杯子，她就把那空杯子拿起来，送到鼻子边，因里面还留有些许咖啡，她闻了闻。
    “这是什么？”她问，脸上充满了鄙夷之情。
    “咖啡！”我说。
    “什么叫咖啡？”
    我告诉她，那是一种饮料，与茶相似，只是比茶更刺激。
    “它是洋人的食品？”她卡搭一下，撂下杯子。
    “我想，你可称它为外国食品。”我拿起一片面包准备涂牛油。
    她瞟了眼牛油，又把上面标着英文字的那瓶果酱，拿了起来。然后，她霍一下从座位上站起来，一对又大又黑的瞳子，灼灼逼人：“你为什么要喝外国饮料？为什么要吃外国东西？又有这么多外国书，你怎么样样都是西方化？这里处处都是进口货，就是不见一张伟大领袖的像片。我们去过好几家资本家，数你这儿表现最恶劣、最反动。你到底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我对她这种“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激昂之状，只以淡淡一笑置之。看来我的家，与她所查抄过的一些家是不大相同。文革刚剐开始时，老赵倒是说过，要挂张领袖像。但当时许多人都说已无法买到他的肖像，因此也只能作罢。这时，我突发奇想，试着开导一下这个漂亮的女孩子。
    “你吃西红柿吗？”我问。
    “当然。”她回答。在上海，西红柿是很普通的。在盛产时节，每斤价格只有几分钱。上海人把它既作蔬菜又当水果。
    “好吧。西红柿就是一种外国食物，是由外国人带进来的。西瓜也是这样，是由波斯国经丝绸之路输入的。我们再说外国书，马克思就是德国人。假若大家都不读外国人写的书，那么世界上便没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以即便在交通闭塞不发达的古代，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把思想和物资都封存在自己国境之内，特别现代，就更不可能了。我绝对可以肯定，中国的中学生都已组成红卫兵这一情况，全世界都已知晓了。”
    “是吗？”她说，似乎思路开阔了些。十分清楚，我已为她开辟了一个新的视野。过了一忽，她又说：“你很能说服人，你读过大学吗？”
    我嘴星塞了一口吐司，因此仅只能点点头作答。她的思绪似乎停留在什么地方，一边喃喃地说：“我中学毕业后，希望能进大学，但现在没有大学读了。我们青年都要去当兵。”
    “你是女孩子，你不必当兵。”
    “女孩子更要当兵。”她似很不高兴。
    “不管怎样，现在又不打仗，所以你们根本不必担心。”我想安慰她。
    她紧张地看看门口，并对正躬身在洗碗盆洗菜的厨师警惕地瞟了一眼，然后把手搭在我臂上，低声说：“别这么说。这样讲要出事的。我们伟大领袖早已教导我们，要备战，要与美帝国主义、苏修及台湾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你不能这样宣扬战争熄灭论来对抗伟大领袖的号召。”
    我对她笑了笑，点头表示接受。
    厨房门打开了，一个男红卫兵探首进来，询问厨师订否把冰箱清理出空了，那女孩子飞快地把手从我臂上抽回去，站起身子。虽然那男青年已离开厨房了，但她仍故意拔高喉咙大声说：“你是阶级敌人，我不听你这些谬论。”
    然而在她转身离开屙房时，她回头对我甜甜一笑。
    洗碗盆边的厨师说：“他们这些年轻人，并非人人都是傻瓜笨蛋呀！”
    我记起他的小儿予，正巧在读高中，我就问他是否也加入了红卫兵。
    “是呀，他怎可能不加入？他曾被认为立场不坚定而受到批评。再则，小青年嘛，总要看样学样。不过他每次回来，我老婆总要搜他的口袋，看看他是否拿了别人的东西。”
    “这种随便拿人家东西的事，很多吗？”
    “当然有。免不了有人手痒痒的，顺手牵羊。有些做家长的，还怂恿自个孩子去拿人家东西。不过，我可不愿自己的孩子沦为小偷呢。”他说。
    “那些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孩子怎样？”
    “自然情况不妙。他们中有的被弄得无家可归，还要和他们父母划清界线。有时，人与人之间，会变得翻脸无情的。自杀的人，也不少呀！”
    离开厨房，我发现多了个陌生的中年人。昨天他不在这里。他那种自以为是的神态，让我估出他屑那些头儿脑儿之类。可能资格还不浅呢，因为显然他已有四十好几了。
    “我是市政府的联络员，”他自我介绍着，“我的任务是来巡视一下红卫兵的革命行动，他们有否殴打你？虐待你？”
    听了这话，我是又惊又喜。总算市政府已关心此事了。岂知这种温和派的行为，立即受到中央极左分子的激烈反对。这个联络员组织很快被撇消了。但此刻这位同志，却显得十分威风凛凛，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本身已属泥菩萨过江了。
    “哦，没有，”我说，“他们严格遵熙毛主席政策进行革命运动。他们允许我吃饭睡觉。”边上围看的红卫兵们一个个都笑逐颜开。
    他开始讲话了：“那很好。无产阶级的目的不是要消灭你的肉体，我们是要改造你的思想，挽救你的灵魂。”虽然极左分子都自诩为彻底的无神论者，但他们挺喜欢谈论灵魂。在文化革命中，常提及“灵魂”。有几次，国防部长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代表毛泽东，在接见红卫兵发表讲话时，要求他们以革命精神来触及自己的灵魂，改造自己。因为没人能要求他们具体解释清楚何为“人的灵魂”，因此，那些新闻记者在奉命转述这些讲话时，真可谓煞费心机了。
    那位联络员说着，扬手在半空划了个弧形：“你和你女儿俩，就住了九间房？还带四间浴室。而上海的住房，有多紧张！外面木料奇缺，老百姓连必需的家具都缺乏，而你呢？每间旁间都镝上地毯，满堂不是红木，就是柚木家具，这公平吗？你穿着绸缎裘皮大衣，床上还铺着鸭绒被头，还有三个佣人侍候你，这又是否合理呢？”
    他目光炯炯地盯了我一阵，发现我并没有任何与他争辩的意思，又接着往下说；“我刚才已说过，我们最终目的并不是要消灭你们的肉体，我们允许你有足够的家常衣物以维持正常的生活需求，但不能超过一般普通工人的水准。”
    他似又在静候我的反应，我还是一声不吭。他又说：“现在天还暖和，但冬天也会来的。红卫兵们会带你去楼上，为你预备一箱衣服，你可留下一些冬衣。现在煤炭紧张，这里不能再烧暖气了。”
    他走进餐厅随手把门带上。我则踉着红卫兵来到三楼，从大橱里拣了几件冬衣。这时，一个男红卫兵，他也曾参与抄家，后来一早就离开了，三步并两步地匆匆上楼，对监视我整理衣服的女红卫兵说：“怪唻，你知道我回家后，家里怎么了？红卫兵在抄我的家。他们这是不对的，我的父亲、祖母都是工人。”
    真的奇怪了。我们不禁都停下听他说了。
    “我的姑母，抗战时住在南市，让日本人把房子给烧了，烧得精光。战后，她借了一笔钱摆了个水果摊。因她经营得法，竟也可以养活一家子。两年前她因年岁大了，就不再摆水果摊了。现在，她也被称为资产阶级，因为她搞私人经营。因她的孩子都在外地，她和我们住在一起，现在，我们被抄家，就是因为她是资产阶级。”
    那男孩子委屈得快掉眼泪了。这对一个工人家庭的第三代，优越感特强的红卫兵来说，真是一个奇耻大辱。这件事也让我大开了眼界。自然，资产阶级，确是无所不在，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称为资产阶级。如果一个摆水果摊的小贩都被列入资产阶级范畴内，那么，上海的红卫兵们就实在要大大辛苦一番了。
    许多红卫兵都过来打听那男孩子带来的消息，我发现，有两个人偷偷溜走了。显然，他们是回去察看自己的家，有否也被列入抄家的范围内。
    想到我女儿，我要求红卫兵们留下她的冬衣。
    “她并不是我们革命行动的对象。我们不到她房里去。”他们回答我。
    “但是，她的冬衣不在她房里。现在是夏天，她的衣服也收藏在这里。”我告诉他们。
    那个家里已被查抄的男青年，显然因有切身体会，变得温和起来。他主动提出；“我们就给她留两伞箱子吧。”
    我和女儿被准许各留一口箱子和一个帆布袋装衣服、寝具。
    破四旧基本完成了。红卫兵们开始把东西带走，到了下午。只剩下十一、二个人。其中一人，把我叫到饭厅里。
    那位上面派来的联络员和两个老师，都坐在餐桌边，桌上堆满了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以前，我祖父写给我父亲的信。那时，我父亲正在日本海军军官学校学习。一九六二年，我寡母在南京逝世后，这些信件就随同其它一些单据，寄存在我家里。我从未打开过，因为我准备把它们迸到北京我兄弟处。他是长子，理应由他继承这些遗物。这些纸张现在都已泛黄了，但我祖父的笔迹，依然色泽清晰，毫不消褪。
    那位联络员示意我在边上一张椅子上坐下，开始问我：“你有无看过你祖父给你父亲的信？”
    “那还是很久前，我才十几岁时，我父亲给我看过的。”
    “你祖父虽是个地主，但他也是个爱国者。他把自己的长子送到日本留学，要培养他成为一名海军军官。那是因为当时中国在甲午海战中的惨败激励了他。他也参加过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回乡潜心于学术研究。你是否尊敬你的祖父？”
    我觉得这位联络员能称我那大地主出身的祖父为爱国者，已属很勇敢了。因为所有的大地主都是国家的敌人，一九五年土改中有的还被镇压了，根本无需费心证实他们之中谁是爱国者。记得父亲曾在土改时庆幸过，亏得我那位管理家产的叔叔，在解放的前几年就去世了，如此，我那早已在九泉之下的祖父，也不会有后代不肖之耻。
    每个中国人都尊敬自己的祖辈，我虽从没见过我的祖父，但我很爱他。所以我对那位联络员说：“当然我爱他，而且也尊敬他。”
    “那你为何还要为外国公司服务？你知道外国人对我们都不怀好意？他们在经济上掠夺和剥削我们中国人，政治上对我们采取奴化教育。只有那些社会渣滓，才会为外国入服务。你应对此有所了解。你曾被分配到外语学院任教，但你却宁可去亚细亚公司工作，到底为什么？”
    我不能说，我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我怕卷入无谓的政治运动。一九五七年，当我面临着去外语学院当教师还是接受亚细亚的聘请时，反右已经开始了。这次运动基本上是针对知识分子，特别是留洋过的知识分子。我许多朋友熟人都在这次运动中遭殃，他们中有的被送去劳动教养，有的还进了监狱。所有的大专院校及科研单位，包括外语学院里，都是人心惶惶，此种情况下我再去外语学院任教，岂不是自投罗网？因此，我不后悔在亚细亚的任职选择，尽管在中国社会里，为外国公司服务，是既不体面也无地位的。
    “你是为、他们的高薪所动吧？'他问。我立时意识到，我已接近了一个危险点。由于长期宣传的影响，中国人一般都相信，资产阶级分子为了金钱，可以不择手段，做尽坏事，甚至触犯刑法或其它种种罪行。
    “不，”我说，“我本来就已经很富有了。只是亚细亚公司的待遇比较好，比如上班时间短，还有汽车接送等等。可能因为我太偷懒了。”我加上一句，好像在作自我检讨。因为资产阶级分子的另一个缺点，就是懒散。
    他看了看表；“我逐有几个地方要去转转。”他说：“我看你还是好好考虑一下吧，要把你的立足点转到人民这边来。我们的政策并不是要消灭资产阶级本人。我们要你脱胎换骨。你想成为光荣的无产阶级的一员吗？你只要放弃你多余的财产，改变你的生活方式，就可以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那里，每个劳动者都为共同的利益而工作，并共享劳动成果，没有任何人可以高高在上。”
    联联络员走了。红卫兵听说那天没有大车可把这些抄家物资运走，他们便把我的首饰及其它贵重物品，都放在曼萍的书房里，门上还加上封条。他们还吩咐我的佣人监视我，怕我再把东西“偷”回去。
    当最后一个红卫兵离开大门时，天色已近黄昏了。老赵和厨师想把每间屋里堆积着的各种玻璃器皿、瓷器及纸片的残骸清理一下，但我阻止了他们，我不让他们移动或丢扔这些残骸，因为万一红卫兵们又发现遗失了什么，会怪罪我们的。所以，他们仅只把房间里的残物扫聚在一个角落里。留出一条可以通行的“走道”而已。
    我上楼去看看到底给捣毁成什么样了，却发现陈妈坐在我的梳妆台前，对着四周乱七八糟的一堆发楞。我让她帮忙把那些碎衣破料都扫堆至一角去，以便我们还可以有个插足之地。
    我的床罩上踩满了红卫兵的脚印。待陈妈和我掀开床罩时，发现床垫也已给割碎了。床头墙上挂着的一幅油画上，用唇膏涂着：“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I”红卫兵在描金屏风上挖了一只只窟窿。屏风上也贴满各种标语：“打倒资产阶级！”我将屏风连同上面的标语一起折起来倚在门外过道里。再从地上拾起那只已被压得扁扁的白缎灯罩，陈妈将打碎了的台灯扫走了。
    冼澡间里，弄脏了的毛巾堆了一大堆。浴缸里放着大半缸污七八糟的水，因为红卫兵们把药橱里各种药水统统倒了进去。我拨掉塞子，将水放掉。
    忽地前门又是铃声大振。老赵冲上来大声说着：“又一批红卫兵来了。”
    我赶忙把手揩干，走到楼道口，对他们说：“镇静些，开门去。”
    “大司务已去应付他们了。”老赵气喘吁吁地说。
    我往楼下走去，八个穿着乡下土布衣的农民及看上去像是露天作业模样的工人，已站在门廊里。虽然他们都已属中年，却也套着红卫兵的袖章。他们的领队手持一根皮鞭，面对我说：“我们是红卫兵！我们来采取革命行动！”
    他们那胡子拉碴的模样还自称红卫兵，让我感到滑稽可笑。
    “真的？你们是红卫兵吗？我还以为你们是他们的父亲呢。”我说着，已下了楼梯最后一个台阶。
    猛地，皮鞭“啪”一下抽在我手肘上，辣辣地疼，我咬住牙关没有叫出来。他们似有些紧张不定，探首向门外望了望。
    “把钥匙交出来！我们没时间与你多噜苏。”他们的头儿对我大吼着。
    “钥匙被昨天的红卫兵拿走了。”
    “胡说！”那家伙又扬起鞭子像要抽我，但这次，他只用鞭子一端触触我肩膀，没有抽过来。
    另一人又迫不及待地问：“他们把东西都带走了吗？”
    “没有。”我回答。
    其中一人将我和佣人们推进厨房反锁在里面，他自己则留在外面看守着。其它凡人从屋里搬走了几个箱子，然后他们就神色慌张地走了，甚至忘记把厨房门打开放我们出来。还是后来大司务从窗口爬出去跳到花园里，再进屋把门打开。
    陈妈上我房里，为我整理床铺去了。我坐在厨房的桌子边。厨师为我沏好一杯茶，让我喝着，自己则坐在我对面剥豆。
    “以后会怎样呢？”他问，“以后就更是无法无天了。任何入套上只红卫兵套套，就可以随便上人家家里去拿东西。”
    “那些红卫兵在大门口贴了张大字报，我去看看他们写些什么吧？”老赵问我。
    “去吧，去看看。”我说。
    老赵去了一下以后回来告诉我，说他们揭发我“里通外国”。在文革中，，这就意味着我是个外国特务。“里通外国”，本身意思为“国内与国外来往”，这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被视为是正常的，无可非议的。但在极左时代的中国只要与外国人接触，就是犯罪。
    当我正在思索着这种中国特有的文字修辞学时，我昕得女儿开启大门的声音，然后她手推自行车去车间放车了。
    “妹妹回来了！她会吃惊的。”老赵和大司务异口同声地叫起来。在中国家庭里，老佣人总是用小名称呼东家的孩子。他们自幼称我女儿为“妹妹”。
    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起身去迎接她。
    在她打开厅堂的大门，看见那一片狼藉的场面时，她呆住了。待她看见我，忙张开双臂抱住我轻声说：“妈，好妈妈，你没什么吧？”
    “别紧张，”我尽量轻描淡写地说，“待文革过去后，我们再布置一个新家。它同样会十分美观舒适的。不，它会比过去更美好。”
    “不，妈，以后，任何人都不许可再有这样的家了。”曼萍尽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说。
    我们母女俩互相搂抱着上了楼。我与她一起走进她房里。那里一切还保持原状，没有遭受任何破坏，我在一张安乐椅上坐下，她则走进浴室去了。当我们走出她卧房时，老赵已在我书房一角清理出一块地方，架上一张桥牌桌，预备开晚饭了。大司务为我们烹饪了可口的肉糜青豆辣酱面。那时我整个人，都已处于一种麻痹状态，因此在进晚餐前，竟对饥饿与疲乏，都浑然不觉了。
    晚餐时，我告诉曼萍，市府联络员已答应我们，可以留下一些必需的家具和生活用品，以维持一般工人的生活水准。我想请求政府把二楼全层留给我们，其余的可让给别人。我想，留下我的房间、浴室，还有曼萍的房间及浴室，再加上那间书房，已足够我俩住的了。我对未来还是持乐观态度的，我可以将生活水准降到最低限度。这样或许可使我自己内心觉得轻松点。至少我可不必再为那么多东西费心了。人的生活本是可以有弹性的，我的本性就是个乐观主义者。
    在我筹划着将来的生活时，曼萍也平静了下来。她告诉我上海市委除了派联络员来引导红卫兵外，市府还通过了十项决议强调保护文化古迹，并指出冲击私人住宅是违反宪法的。老赵不禁也停下手头的活计，怔怔地听着。陈妈也从浴室里赶出来连连拍手称好。他们都为这个好消息而感到欣慰。不过那些离开不久的红卫兵们的所作所为，及其对修正主义分子的指责，令我对十项决议能否如实执行而感到怀疑。
    曼萍忧心忡忡地注视着我，我知道她在为我担心。为了让她放心，我就把抗战时我们在重庆的遭遇告诉她。
    “一九四一年夏天，爸爸和我准备随首批中国外交人员及其家属，撤退到堪培拉(澳大利亚首都)开办新的中国公使馆，就在我们计划启程的前两天，遭到一场长时间的猛烈的空袭。一个炸弹掉在我们家屋前的网球场上。熊熊大火烧穿了我们屋顶，以致部分房屋都倒坶了。”我说。
    “天呀！你当时在哪？”女儿问。
    “我在下边防空洞里。你爸在他办公室那边的防空洞里。重庆的防空洞，都是在山侧挖成的深洞，很深，而且很安全。”
    “那家里的东西全毁了？”
    “很幸运，在警报鸣响时，我们就把已打点好的手提箱放在楼梯下面。结果楼梯给炸坍了，把我们的手提箱埋在下面，后来我们挖出了其中三只。自然，那次我们是够惨呢。后来我们到了香港，不得不重新添置一批行装。那时，我们没有能力把屋内的家具、杂物从碎砾之中挖扒出来。直至现在，我也不知道它们最后是被怎样处理的。因此你想想看，那时，我们可以说，基本上属丧尽家产了。”
    “你从没说起过这件事。”
    “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那时你还没出世。而我，比你现在也大不了几岁。我真把这事忘了。现在红卫兵抄家，才令我想起这事。”
    “呃，妈，你怎能忘记这样一件可怕的褰呢？你丧尽了家产了！”
    “是啊！可我真的把这忘了，但那是发生在战争时期。所有的人几乎都遭受过空袭。任何不幸，只要不是单独降临在你一人身上，那就比较容易忍受了。”
    “我是永远识忘不了今天的，一万年也忘不了。”女儿说。
    “凡事总要往前看，不要往后看。财产并不重要。想想我那些古董，在属于我以前，不知被多少人拥有过，经厉过多少战争和天灾人祸。我之所以能得到它，是因为有人失却了它。当它们为我所拥有时，我可以玩赏它们，现在，我失却了它们，就让别人去玩赏它们吧。人生本就是个过渡，财产并不是最重要的。”
    “我真高兴你有这样的哲理。”女儿说，这是她那天回家后第一次绽出的笑容，“当然，快乐不快乐不取决于财产。只要我们大家能快快乐乐团聚在一起，即使受穷我也不怕。”
    “我们不会受穷的。我早巳跟你说了，我们在海外，有财产。我们的生活总会比中国其它老百姓过得好一点。你太累了，看你眼圈都黑了，快点休息吧。”
    曼萍默不作声地坐了一会.；在她超身离座时，她对我说：“妈，我们一起顶过这场大风暴。我对国家的前途还是很乐观的。事物总是要变更的，不会老这样的。党内有许多好领导，像周总理，还有其它领导人。”
    “是啊，我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干些什么，这么多无辜的百姓在受苦受难呀！”
    “别失望。在适当时候，他们会采取措施的。我爱自己的国家，即使它不是永远正确的，我也爱她。”女儿坚定不移地说。
    听了她说的，我眼泪不觉涌了上来。我也热爱着我的祖国，虽然由于我的出身而成了被遗弃的人，但我还是永远爱她！
第4章  软禁在家
    一阵倾盆大雨，将我从睡梦中惊醒。哗哗下了一阵后，渐渐转为淅淅沥沥的毛毛细雨。
    整个上午的时光似显得十分漫长，也不见有红卫兵上门。我漫无目的地在房里转着圈子，家中已没有什么书可供阅读了。书房里紧挨两壁的长长的书橱里已是空空然，仅留下四册毛选和红塑料面的语录本。我既不能做缝纫，也不能编毛线，因为红卫兵把一切搞得一片混乱，我根本无法找到毛线及针线之类琐物。我原还可写写信或画点画，但所有的信封和纸张都被撕碎了，连我的笔也不知去向了。我连收音机都没法听，因为收音机唱片柜里已塞满了金银首饰，被红卫兵贴上封条了。因此，我只能枯坐在屋里望着那堆堆我不敢碰动一下的抄剩的残骸遗骨发呆。
    下午雨过天晴，有几队红卫兵的游行队列开过我家大门，但他们没有进来。老赵给我买了份《解放日报》，这本属日报，但总要挨到下午才出。报纸头版，用大号铅体字转载了《人民日报》社论。中国所有报刊都是由政府经办的，是宣传国家政策的喉舌，尤其是《人民日报》，所以我明白这篇社论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我也看得十分仔细。全文布满了革命口号，目的不过为了激起人民群众对资产阶级的仇恨，并号召大家投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社论中也提到某些地方，政府机关及某些党内领导人还在执行一条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社沦称这些未点名的干部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求革命群众必须识别此类敌人。因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们必须相信群众”。
    这篇社论里，并没有赋予“革命群众”和“走资派”两者以明确的定义，也没解释清楚它们的性质，因此这是一篇绝对不负责任的文章，它留给我的唯一印象就是，文革小组企图扩大打击面，并加以暴力迫害。由于《人民日报》社论的精神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因此上海文革的步子也就加快了。上海市党委及市政府，已无能力实施他们自己制定的十项决议了。我准备好红卫兵的再度光临，也准备好他们的态度会更蛮横更无礼，更难以招架。我想把佣人们都辞退掉，让他们各自回家去。
    但厨师却说他反正平时也不住在我家里，他可以依旧每天到我这里来，直到红卫兵不让他留下来为止。老赵则说：“我不怕，我就留着。否则你得每天去菜场买菜，但你独自一人出去，是十分不安全的。我是贫农出身。我儿子在部队里，是中共党员，我们是响当当的无产阶级。现在，红卫兵已把你抄砸一空。他们还能怎样？如果他们勒令我非得离开，我当然也没有办法了。不过现在，我仍留着。”陈妈则抽抽泣泣地说，她要守着曼萍。
    在这样恶劣的处境下，我的倜人们依然对我如此忠诚，实在是难能可贵的。这令我十分感动。因此，我不再坚持要他们立即离开了。再说，有他们伴着我，比起让我独自一人守着屋子候着红卫兵来临，要好过得多。我用厨师给我买来的信纸，写了封信给陈妈在外地的女儿，让她到上海来把陈妈接回去。我对陈妈，要比对老赵和厨师，都更应周到负责。
    女儿回来时告诉我，上海市政府已让红卫兵给包围了，红卫兵要求他们立即撤消十项决议，并指控这个决议是包庇资产阶级的。不过我对这个新闻一点也不觉得意外。她还告诉我，江青的一个老朋友，已被推上来领导上海的文化革命。
    “他叫张春桥。我们厂里有人说，他是三十年代上海一个记者，那时江青在拍电影。厂里但凡知晓他们底牌的人都说，这两人太可怕了。有些人已在卷铺盖打算进监狱了。他们觉得张春桥可能会把他们监禁起来，以不让人们传说他俩在三十年代的一些事。妈，你看他们真会被关进监狱吗？他们其实什么法也没犯呀！”女儿对在厂里所听到的一切，感到震惊及迷茫不解。我自己因为对三十年代的上海一无所知，因此也想不通，为江青张春桥如此担心电影厂里的演员们了解他们的经历，非欲将他们置之于死地不可。
    “今晚你能呆在家里吗？”我问女儿。我十分希望，她能与我一起乎平静静地过一晚。我想跟她好好谈谈。
    “不行呀，妈。我匆匆赶回来一趟，就是为着来看看你，再探探红卫兵有否再来过。其它同事现在都在厂里，我们今晚有一个重要会议，是讨论《人民日报》社论。听说这文章十分重要，因为它代表了毛主席的观点。”她边说边看了下表，“呵，我得赶回去了。”
    老赵给她送来一碗面条：“多少吃一点，都快凉了，你总不能空着肚子走。”
    女儿用筷子挑着面条，心急慌忙地送进嘴里，一边对老赵说：“谢谢你。但我真的该走了。”
    她把面条吃完了，笑着拥抱了我一下，便三步并两步地下楼走了。我有很多话想跟她说，但来不及了。
    老赵将他自己的半导体收音机给我，使我能收听晚间新闻。当时，每个电台都在广播《人民日报》社论。报告员们虚张声势地扯着嗓子，显出一副声色俱厉的腔调，对此，我也已习以为常了。我将半导体开着，希望能听到一些其它的新闻。但我很失望，除了反反复复喋喋不休地播放这篇社论外，其它什么都没有了。待我曚昽入睡时，那篇社论已反复播了多次，我都能把它背出来了。
    次日早上，我听见厨师在抱怨着，菜场供应短缺紧张。原先近郊农民每天都将蔬菜、鱼虾等送来供应市区的，但现在他们都不干了，他们都响应了毛主席号召参加造反派，投入文化大革命了。他们成群结队地涌进市区，在上海市内占据了许多大旅馆，他们的头头还向宾馆领导要求免费供应伙食和各种服务。当上海奢华舒适的生活设施，诸如热水龙头、抽水马桶、席梦思及地毯等等新鲜事传到人民公社后，农村的妇女们都拖儿带女地进城来“休假”了。与此同时，北京及其它北方城市的红卫兵们，也挤着火车来上海大串联，与上海红卫兵“交流”革命经验，相对的，上海红卫兵也赶去北京，希望有幸能得到毛主席的接见。红卫兵占据了所有的水陆交通，令正常的客运及货物运输搁浅在车站及码头上，无人敢对此提出异议。因为《人民日报》社诒所提到的那些所谓“走资派”官员们，都已吓得无法主持正常工作了。
    红卫兵们对十项决议的指责，令市政府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相应的措施。为了避免他们对市政府心生不满，市政府免费对出入上海的红卫兵供应膳宿。火车站及轮船码头上都设有饮食摊，所有的饮食店都供应馒头。那些过去由白俄们开设，而今已收归国有的西式面包房，也特地动员专门为红卫兵制作馒头及面包。为了表示对上海市政府的不满，红卫兵们故意挑剔寻事，攻击那种西式面包是洋食品，拒绝吃这类面包。同时，工厂里的工人也行动起来了，组成他们自己的革命组织，加入了“造反派”的行列。这些工人为了刁难市政府领导，提出了许多高标准的经济要求。那些领导人为了想取得工人们的支持，便听任向他们发放各种奖金及福利费。只不过短短几天，全上海银行库存全部告罄。那些工人们因为要求没能达到而被激怒了，他们便联合红卫兵向市府及其领导人进攻了。这一切活动的幕后，是由稳坐在和平饭店舒适套房内的张春桥指挥的。直到次年一月份，上海市市委及市政府被造反派砸烂之前，这间套间一直成为上海极左派领导的临时指挥部。
    我女儿有些朋友是中学教师。因为他们也套着个红袖章，所以可以溜来我家而不让人注意。老赵也趁着红卫兵暂时停止折腾我家这个空隙，出去看望他自己的朋友，或者混杂在大街上行人之中听听消息。厨师的儿子是工人，常来看他的父亲，并带来一些自己厂里的情况。他们所讲的那些事，真让人难以置信。而上海市委及市政府，在执行他们的职能时，竟是那般犹豫胆怯，这种不正常的形势，令我怀疑文化革命除了要剥夺姿产阶级的多余生活资料及清理干部与知识分子趴伍外，是否还有其它的目的任务。
    一天，曼萍的一位当教师的朋友小许，来我家看她。曼萍正好去制片厂了。小许告诉我，红卫兵毁掉了上海天主教堂的两个塔顶，这原是上海的一个特殊标志。他还说，有天晚上，红卫兵们冲进上海市图书馆，将大批名贵的书籍都销毁了。当他们冲到博物馆时，因为打不开那扇坚固的铁门，竞又冲到馆长的家里，把那位老先生从病榻上拉起来，当场开了个批斗会。
    “那老人给送医院了，有人说他已经死了。那些红卫兵越来越野蛮。我看，你还是带了曼萍逃到香港去吧。”他说。
    “你想曼萍会答应吗？”我之所以这样问他，是因为有次在我动身去香港旅游前夕，他恰巧也在我家里。他和我女儿都表示他们永远不愿去香港，在殖民地区做个二等公民。
    “现在形势不对啦，文革开始后，非工人阶级出身的青年，在中国已没有前途了。过去，只要我们比工人出身的青年加倍发奋，也不指望领导提拔，至少我生活还可以过得快快活活。但从今以后，我们将沦为像印度贱民那样的人了，我们的孩子、孩子的孩子，将永远受压。现在，唯一的出路是逃出去。你在海外有许多朋友，你为什么不带着曼萍逃走呢？”他极力怂恿着我。
    “我想现在已为时太晚了。要知道，偷渡去港的罪行是很重的，会判十年到二十年徒刑。”我说。
    “来得及的，我已暗自作了些观察，现今整个铁路系统一片混乱。根本无需购买车票，也不需要出入境证。红卫兵们四出串联，只要挤上火车就可以了，没有人会盘问你。我已去车站和码头看过，根本没有查票人，也没有人执行任务。”
    “我想我要是上了火车，立刻就会给人识破，把我揪下来狠打一顿的。”
    “你可以化装成红卫兵。我替你缝制红袖章，再代你写上‘红卫兵’三字。我已为我学生缝制了不少这种红袖章了。”他说。
    “我想我再化装红卫兵，也已太老了。”
    “你只要把头发剪短，手里拿上一本毛主席语录，装着全神贯注地读语录的模样。你还可戴顶帽子，把头发遮盖着。假若有人盘问你，你就讲你是老师。至于曼萍，她可扮作红卫兵过关。”他的口气很有点焦灼。
    我又摇摇头。他再劝说道：“你不试一下，真是太傻了。无论如何，待曼萍回来，你要和她商量一下。”
    (一九八O年我离开中国后，在香港见到了小许。他告诉我，当时他就准备乘火车去香港，但在临近边界时，他又回转来了。不过后来，他还是游泳游到澳门。在那里过了几年后就去了香港。在香港他克勤克俭，积了点钱。到一九八O年，他已是九龙一家玩具厂的股东、老板之一。那工厂的产品销售到世界各地。现在上海情况好转了，他计划到上海旅游一番，探望一下他母亲。)
    在浴室里，我听到有人发疯似地砰砰擂着大门，待我走到扶梯上，即与一个十五岁左右的女孩撞了个满怀。她身穿卡其军装，头上端端正正扣着一顶军幅。帽檐直压到眉毛上，因此，她双目只得从帽檐边下抬眼窥视着我。在她纤细的腰上扎着一条阔皮带，上面有个锂亮的金属扣子，手中持着一根皮鞭。
    “你是这里的阶级敌人吧？瞧你过得多舒坦！养得脸庞滚圆肥胖，一对眼睛神气活现的。是工农的血汗和辛勤劳动喂肥了你。现在世道变啦，你必得为自己犯下的罪行付出代价！过来！”听她口音，就知道是北京红卫兵。
    我跟着她下了楼，楼下过道里，几个与她同样装束的青年男女，正站在靠大餐间的门口。她径自走进大餐间，我也跟着进去。
    “跪下！”其中一男青年大声喝着，同时用棍子击打着我背部。另一个男青年一抬手敲碎了橱门的玻璃。他继续往四下挥舞着手中的棍子，一次还击中我膝盖后部。后来他猛扯我的手逼我跪下，我被摔倒了。
    “现金在哪？”其中一人问。
    “给前批红卫兵拿走了。”
    “全部拿走了？”
    “他们留给我几百元作生活费。”
    “在哪？”
    “在我书桌抽斗里。”
    那男青年在走过我身边，与其它人一起上楼时，在我腿上踢了一脚。那个手执皮鞭的女青年留下来看着我。她不住地挥舞着手中的鞭子，几乎每次都差点打着我。那些红卫兵拿着抽屉下楼了，把钞票统统倒在餐桌上。他们令我面向墙壁，但我仍听见他们在点数钞票。
    又是一阵错落的脚步声，想来大门可能根本一直敞开着。
    不久又听到一个男子的声音，在命令老赵和陈妈及厨师，都到客厅去。接着又听得他对另一人说；“统统带到楼上去查问。”
    那些红卫兵先涌到客厅去，后来又走进餐厅。
    “她在这里。”有人说。
    “现在你们得走了，让我们自己来对付她。”那发号施令的人又说。
    那些红卫兵们随即用棍棒和皮鞭抽打着墙壁和家具离去了。他们恶狠狠地摔打着门，房子都像要给震坍了。
    “起来，过来。”那发号施令的人吼着。
    我站起身转向这几个新闯进来的人。讲话的人中等身材，纤细孱弱，戴着一副深色的镜片。房里另外还有一男一女。虽然他们一律穿着布裤子和不合身的衬衫以及士气的上衣，但讲出的话，倒像是受过一点教育的。在他们袖章上写着“造反派”。她们与我面对面站成一个半圆圈。那人对我发话了：“你是这房子里的阶级敌人。你的罪行是里通外国。你的大门口贴着张大字报，你还能抵赖吗？”
    “我当然不承认。你是谁？你要做什么？”
    “我们是无产阶级造反派。”
    “从未听说过这种组织。”我说。
    “你就会听到许多有关我们的情况。我们是代表工人阶级的造反派，是中国的领导阶级。”他下巴颏一扬，说。
    “你们是代表共产党的那个工人阶级吗？”我问。
    “住嘴！我们没必要向你证明我们的身份。你这个猖狂的阶级敌人！你根本就无权议论谁代表工人阶级。我们是响应毛主席号召来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那就够了。”那持鞭子的女性说。
    “你这个阶级敌人，英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你在北京一所美国人办的大学里读书，后来又跑到伦敦去，进了一所英国大学。你自幼就接受训练为帝国主义服务。”那男的说。
    我根本不屑对他们作任何辩解。
    “你觉得可耻了，所以没话说了？”那女的问。
    “有什么可耻？众多燕京的毕业生在党内担任着领导工作。在外国人办的学校读书，不等于就是他们的走狗。伦敦经济学院是左翼大学，是英国费边社会主义者创办的。事实上，我还是在那里，第一次读到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我对她说。
    “哈哈哈，真是天字第一号的笑话。一个阶级敌人加帝国主义走狗，竟然读过《共产党宣言》！接下来你可以加入共产党了”。那戴有色眼镜的男人，讥诮着我。
    那女的又说：“列宁揭露费边社会主义者为改良主义。他们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们反对暴力革命。你用不着来阿谀讨好我们。你唯一的出路是坦白交代。”
    “我是个守法的公民，”我声明，“我为外国公司工作，但我并没接触过任何国家机密，再讲，我与任何国外政府方面都没往来，他们也根本不认识我。”
    另一人说：“你跟他们不往来，但你与许多外国官员交朋友。”
    “别紧张嘛。一切外国公司的高级职员都是特务，你不是绝无仅有的一个。”另一人拉着长调说。
    “外国政府凭什么要相信我们？”我问他们。“他们如何操纵得了我们这些在中国境内生活的人呢？”
    “哼！你们这班家伙，差不多个个在外国都有存款。这点你不想抵赖吧？”那人说。
    “这样他们不就控制住你了？他们可以没收掉你的财产。”那女人作着补充。
    “你们不懂，国外政府从不干涉银行业务。他们无权没收任何私人存款。”我告诉他们。
    “那你为什么把钱存在海外？为什么一个老老实实、奉公守法的中国人，要把钱存在国外？”
    “我经常要去香港。在那里，我要支付伙食费和旅馆开支。要知道，人民币是不可以兑换港币的，我们国家有外汇条例规定，每次出国，只准带五美元外币。另外，我还得不时进一点外汇，以便可以在侨汇商店买点煤及其它东西。”我解释着，“我海外确实有些存款，但我在上海拥有更多财产。我拥有这幢房子，在这里，我还有独生女几。对我来说，她比任何东西都珍贵。她是个共青团员。我为什么要反对党和政府呢？”
    “哪怕你女儿是个共产党员，你也会反党。这由你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那戴眼镜的人说，看来，他是个头头。
    又走进来几个人，他们后面跟着我的佣人们。那头头询问地与他们交换一下眼色，他们对他摇摇头。看来，他们没能从我的佣人那里得到他们所需的情况。
    那戴眼镜的恶狠狠地间我：“你把黄金和武器藏哪儿了？”
    “什么黄金武器！”他这种提问让我摸不着头绪，直到我起《人民日报》社论里，曾攻击资产阶级分子秘密私藏黄金及武器，企图在外国入侵中国之时，组织第五纵队，我才悟出他们发话的企图。
    “你知道我所指的，是什么样的黄金、武器！别装蒜。”
    “我没有黄金武器。红卫兵进来时，已把这幢房子里里外外都搜过了，他们没有找到什么黄金武器。”
    “你很聪明，你把它们藏起来了。《人民日报》社论说过，阶级敌人私藏黄金武器。这是千真万确的。”
    “我们要把黄金、武器搜出来。假如你不坦白交代，没有好下场。”那头头说，“大家过来，它们一定给藏在这所房子里了。”
    我想不论他们是否真的相信社论里所说的那些话，但他们必须做出十分虔诚的表示。其实自一九四九年共产党解放中国后不久即发出通告，凡私藏武器都属非法，都得受命上缴给政府，而且公安局还进行过一次全面搜索。过去国民党的军人及警察都已逮捕送往劳改农场。所以到了一九六六年之时，民间仍有私藏武器，纯属极端荒唐。
    那些造反派还是押解着我和佣人们，把房子里里外外搜了一通。他们削开席梦思，剪碎椅子及沙发的包皮，拆掉洗澡间里的瓷砖，钻进壁炉将头伸到烟囱去搜查。还撬开地板，爬到屋顶上在水箱里打捞。连下水道水管也没放过。在整个搜查过程中，他们都密切监视着我和佣人们的脸部表情。
    直到他们决定要去花园掘地时，我这才发现，天已黑了。满天乌云低压，那是个黑魃魃的夜晚。他们把灯拉到凉台上，还令老赵送上手电筒。待他们搜：受到一垛煤堆前时，就令我和佣人们，动手将煤块通通挪到另一边已经搜查过的角落里。湿漉漉的花园此刻已被糟蹋得成为一潭烂泥地了，所有的花坛都被铲子挖翻过，铲子被深深地插在树木根部的泥土上。连花坛里的花卉，都给连根拔出来了。但他们依然什么也没找到。而造反派，我的佣人们和我，却已是滚了一身的泥浆和汗水。
    疲劳终于压倒了造反热情。我们被带回屋里。由于他们什么电没发现，似觉得颇失面子，因此个个恼羞成怒，气势汹汹的。我想我必得给个台阶让他们下，否则，他们会迁怒于我。假若我能让他们拿到属黄金之类的戒指手镯等，至少他们也就在面子上讲得过去了。我记得我的首饰帮给封在书房里。
    “我的金戒指、金手镯等都被红卫兵封存着。你可去与红卫兵联系启封取走它们。”我对那女人说。
    “别装蒜，我们要找金条。”她说。
    我们都站在遣道上。那戴着深色眼镜的人把眼镜一除，露出一对布满红丝、杀气腾腾的眼睛。他瞥了一眼畏缩在厨房门边的佣人们，又看看簇拥着他的手下人，最后狠狠地瞪着我，蓦地大声吼道：“你把黄金武器藏在哪儿了？”边说着恶狠狠地步步向我逼近。
    我已疲惫得站也站不住了，但还是打起精神回答道：“实在没有。假如真的有，你们早应找到了。”
    因为事实已证明他的失误，这令他十分难堪。他咬牙切齿地瞪着我，说：“你作这结论肯定为时过早，我们还未把墙壁敲开呢。”
    他就跟我贴面沾营，那副满脸轻蔑嘲讽的表情，我看得清清楚楚。那种嘴脸让我恶心，我真想离他远点，不过我没那么做。因为这样他会以为我在惧怕他。我只是悠悠地用正常的语调平静地说：“你得讲道理。假如我要在墒壁里藏匿什么，我一个人是做不了这事的。我得请泥水匠把墙壁重新改造过。现在所有工人都在国营企业工作，他们会把这种工程向所在党支部汇报的。”我已极瑞疲乏，真是鼓起全身的劲在讲这番话。
    那家伙跳了起来，因为我在影射他蛮不讲理。只见他脸色发白，嘴唇气得直打颤，太阳穴的青筋都暴起了。他挥拳欲打我。
    恰好这时，曼萍的波斯猫弗罗莎从厨房里窜进来，它从那人身后蹦到他腿上，狠狠趔咬住他小腿，他大声呼着疼，拎起只脚蹦起来，企图赶走它。其它的人都帮着来抓弗罗莎，但机灵的小猫，已“嗖”的一下，闪电似从敞开的法式窗框里跳出去了。大家又赶到屋外，此时弗罗莎已笃笃定定地坐在它最欢喜的那棵木莲树上。人们无法爬上去。弗罗莎安然地高高在上，喵喵地叫着。那被咬的家伙几乎疯狂了。他的裤子被抓破了，后腿淌着血。他狂怒地冲过去拚命地摇撼着树干，妄想把小猫摇下来，但弗罗莎跳到更高的一根树丫上，只见它轻蔑地往下瞄了一跟，随后又跳到邻居家的屋顶上，在幽幽夜幕中消失了。
    大家重新回到屋里。那家伙一屁股坐在已被红卫兵破坏过，他自己也糟蹋过的沙发上。我想叫陈妈拿些红药水或碘酒来给他涂伤口，但陈妈说这些东西都让红卫兵给倒掉了。
    造反派们很为自家头头的那个小闹剧觉得尴尬坍台。只见他们的头头用手帕捂着腿，恼怒得只有出气，没有进气的份了。我的佣人们乖巧地退到厨房去了。我仍然留在那里，冷眼旁观他那副狼狈样。一个女人把间隔居室和餐厅的拉门一拉，将我一把推进去，说道：“我们不需要你猫哭老鼠假发善心。你豢养了头畜生来对抗造反派。你不会有好果子吃的。至于那只猫，我们已请附近里委协助，将它寻回来处死。你妄想放猫出来咬我们以达到我们停止搜查的目的，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我们还要继续搜查黄金和武器。”她转身把门卡嚓锁上，又听得她在走道里兜来兜去，一一将其它门都上了锁。这样一来，我又被禁闭在餐厅里了。
    我怀疑，他们究竟是否真的认定我藏有黄金武器？还是不过仅仅为了执行最高指示？假如他们的目的是在于后者的话，那么，他们可谓已尽心尽力了。
    老赵在花园里轻轻唤我。我走到窗前，他对我说：“大司务已去厂里通知曼萍，关照她今晚不要回来。你说好吗？”
    “真谢谢你，老赵。你真是想得周到，最好她能不在这里。”
    又有人在猛击大门了。老赵急腾腾地赶着去开门，回来后他告诉我，那些第一次来抄家的红卫兵们又来了。
    “请你把陈妈带到你房里。”我对老赵说。我准备好面对更沉重的厄运和灾难。
    接着只听得楼梯上上下下地踩响着，人数似乎众多，他们还大声叫喊着。楼上似有人在气呼呼地争执着，接着又凌出斗殴声。我别无他法，准备着他们把我的家彻底捣毁。我将三张餐桌椅拼靠在一起，放上几只软垫，一横身就躺下了。可能因为实在太疲劳了，我竟然会在他们的吵闹声中沉沉入睡。
    天亮了，几个红卫兵和造反派打开了房门。看来他们的争执已解决了。一个女青年大声对我嚷嚷着：“起来！起来l”
    另一个造反派关照我快点去厨房吃点东西，随后就上楼去，听候命令。我去楼下的衣帽阔盥洗。镜子里映出的我；连我自己见了都吓了一跳。一头乱莲蓬的头发，苍白浮舯的脸庞上，额头及双颊溅满了泥浆。我后退一步再打量一下，发现自己满身都是泥浆。事实上，我看上去活像一具女僵尸，就跟抗战时期，在重庆街头废墟里扒出来的女尸无异。自见了那具女尸后，我一连好几天都觉得难受不安，无法安宁。对“她”说来，世上的一切已彻底告终了。她再也不能站起来走动，甚或对自己的不幸的遭际，也无法申诉呼吁了。现在当我忆起这具女尸时，反而增添了活下去的信心。在我，文化革命仅仅是一场为自己澄清名誉的斗争。我不但要活下去，还要活得像花岗岩一样坚强。不管处于何种严酷的打击，都要洁身自爱，保持自我。我的脸面浮肿，是因为长时间滴水未入，我仅留存的一只肾脏。已无法正常发挥其功能了。我必得即刻喝点水。
    我走进厨房，先喝了两满杯水，再吃老赵为我准备的大米粥和素菜。真是令人不可思议，食物，竟能这么神速地在人体内激发热量，而卡路里又会激发和坚定人的意志。霎时，我感到精神一振。
    一个红卫兵将厨房门推开对我嚷着；“你是在吃盛宴吧？你在这里磨蹭了多少时间了？快点快点！”
    我和老赵跟着他们上了楼。陈妈也跟着我们一起上去。那几个红卫兵和留下的造反派，要我们帮着包扎我们自己的东西，以便他们随时就可拎走。我巴不得他们快快离了这儿，因此我很是起劲卖力地帮他们整理着。这些红卫兵造反派在我眼前晃动着的身影，比丧失财产更让我难熬。他们好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尚未开化的野蛮生物，我与他们没什么可说的。
    在红卫兵造反派眼中，老赵不属阶级敌人之列。虽然他们认为他没有好好接受教育，社会主义觉悟太低，甘愿为我这样的人服务。我看他们挺随便地与他交谈，老赵也尽力与他们搞好关系。我们都坐在地板上，包扎着散落在各处的物件，红卫兵们兴奋地议论着他们上北京受毛主席接见的盛况。其中有几个曾参加过“八一八”(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的，高傲地侃侃而谈，详尽描述着他们的亲身体验。他们还谈到，驻京部队如何对他们热忱接待，供他们膳宿，还发给他们军装，并训练他们如何参加检阅。部队首长还亲自为红卫兵选择有关语录及口号。
    他们的交谈很令人寻味。这似乎说明文化革命中，是解放军们在幕后支持并引导着红卫兵的行动。
    待物件都一一包扎就绪了，卡车来了。令我失望的是，车开走后，红卫兵们仍留着不走。
    一个女造反派对我说：“你必须呆在屋里不准离开，红卫共们会轮流看守着你的。”
    我又惊又气。我问道：“你们有什么权利可以把我囚禁在这里？”过度的失望令我浑身颤抖不已。
    “我有造反派的权利。”
    “除非你们手执书面命令。”我尽力克制着自己颤抖的声音说。
    你为什么非要跑出去？你要去哪？像你这种女人这当走出去，会给人家活活打死的。我们把你关在家里是保护你。我们准许老赵留下来替你买菜。你知道外边的形势吗？文化大革命已推向一个新高潮了。”
    “我并不是非要走到外面去。但这是个原则问题。”
    “什么原则问题？你既然不想出去，那还要吵闹什么？你必须呆在这里，直到我们作出处理。这是命令。”
    说毕，她大摇大摆地走了。我怒气冲天，但也没办法。
    晚上，他们准我把自个床上的弹簧床垫铺在地上，让我作睡觉之用。空空的衣柜里，仅剩几件替换衣服和一件毛衣拄着。房间一角还留着一只手提箱，里西是我的冬衣。还有一只草绿色帆布包，置着我冬天的毯子和被褥。除了厨房用的桌椅外，家具就只剩下两把椅子和一只小咖啡桌了。红卫兵占着房门外那两把仅剩的椅子，谨慎地监视着我。因此我只能坐在席地而置的床垫上，他们不时打开房门来监察我的行动，因此仅有在洗澡间，我才能享受一点隐私的自由。
    他们允许我女儿住在自己房里，却不准她与我交谈。她也难得回家。因为厂里的会议越来越多，她必须在那里参加文化大革命。每逢傍晚时分，我就把门轻轻敞开一点，希望在她回家上楼路过房门口时，我们能见上一面。在她回家的晚土，我们总是争取互相见一见。这是我唯一能得到的安慰。每每见过我女儿的那个晚上，我就睡得比较踏实。
    老赵还是为我买菜，但他们不准我跟老赵、曼萍一起吃饭。那些红卫兵排好值勤表轮番看守着我。白天他们都倒家吃饭，晚上留下一二个红卫兵在我房外搭铺睡觉。
    在我被软禁两天后，陈妈的女儿从外地赶来上海接她回家了。我们流着泪互相道别。陈妈要留给我一件她自己编织的毛线背心，但红卫兵却责备她没有觉悟，不准她把毛背心送给我。“她没有足够的冬衣，身体又不好，你们知道吗？”陈妈苦苦地求着红卫兵。
    “你拎得清吗？她是阶级敌人，你还要关心她有无足够的过冬衣呢。”红卫兵说。
    陈妈的女儿似乎十分惧怕红卫兵，她不住催着陈妈快快离开这里。陈妈却说：“我一定要向妹妹告别。”说着，她眼泪扑簌簌地直往下淌。
    其中一个红卫兵不耐烦了。她对着陈妈用批判的口气说：“你在这里还没呆够呀？她是阶级敌人的女儿，你还想与她道别？”
    我环抱着陈妈的肩头，准备与她作最后一次的拥抱。她放声大哭。红卫兵们扯开我的手臂，将陈妈和她女儿推搡出去。老赵帮着她们把行李送出去，还为她们叫了辆三轮车。
    为了想了解外边的形势，我每天都如饥似渴地读着老赵留在厨房里的报纸。一天晚上我进厨房吃晚饭时，看见椅子上有一张油印的传单，上面写着《红卫兵通讯》。大标题为“坚决打击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它引起我的兴趣，我希望能看个明白。看看四周没人，我就偷偷把它塞进裤袋里，过后带到洗澡间去静静细读。自那以后，我总十分留心红卫兵们丢下的废纸。因为这些红卫兵传单都是夸大了的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罪行的宣传。他们在打击这些敌人的过程中，肯定会泄漏一些有关受冲击的共产党领导人的情况，而这些领导人的名单，至今尚未向民众公布过。我特别对指控上海市委及市府领导人那些妄图“反对”或“破坏”毛泽东指示的报道深感兴趣。从这些传单内容看来，党内的两派斗争比我想象的更剧烈。这些红卫兵们出版的简报和传单是不经审查的，因此无意中会泄露一些党内斗争的内幕。
    在家里给软禁一周之后，我问红卫兵：我还要被监禁多久？并要求他们让我去花园走走。他们与上级通过电话后，就准许我去花园散散步。有时，我就抱着弗罗莎坐在露台的台阶上。他们似乎已不再计较弗罗莎咬伤造反派头头的罪行了，有时他们自己都逗着弗罗莎玩。
    很快，曼萍就发现我常常在清晨出现在花园里。所以晚上假如她回家的话，就写个字条搓成个小团丢在花园里，如是我次日早上下楼散步时，便可见到了。九月份的雨水特别多，每逢隔天下过雨，那纸圃便被浸润得烂糟糟的，无法打开。一张小小的纸条能让她写些什么呢？只能是对我的问候而已。例如“妈妈我爱你！”“保重身体”“我们要勇敢些，共同顶住这场大风暴，亲爱的妈……”等等。这些对我无疑是莫大的安慰，让我不再觉得孤单。
    每逢我去厨房吃饭，要是老赵也在里面，那么红卫兵就要在一边监视着，禁止我们交谈。但老赵与红卫兵之间，是可以随便交谈的。后来我发现，虽然老赵是在和红卫兵交谈，但有许多话，是专门讲给我听的。例如一天，老赵问红卫兵：“你们常常殴打老师吗？”
    老赵的问话让我党得十分惊讶。因为八月三十日红卫兵来抄家时，对他们的教师还是十分友好的。我迫不及待地等着听红卫兵的回答。
    那个红卫兵不以为然地说：“要是他们有资产阶级思想，或逼我们读书，阻止我们投入革命运动，那我们就揍他们。有许多教师就是不懂得深入开展文化革命的重要性。他们仍然相信书本上写着的玩意儿。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在游泳中学会游泳’，我们必须在革命运动的实践中及艰苦的劳动中进行学习。学校里那一套已过时了。那些仍然死死抱住书本知识的教师们，肯定是对抗我们伟大领袖的，我们就必须把他们当作敌人来看待。”
    又有一次，老赵问红卫兵：“你去参加冲击市政府了吗？”
    “当然！这种冲击已经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上海整个市政府已被修正主义腐蚀成穿心烂了。”
    从老赵和红卫兵交谈及红卫兵的传单和油印件中，我了解到现在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红卫兵似雨后春笋般，纷纷与工人组织联合起来，组成新的造反派组织。我不知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达到某种个人利益呢，还是仅仅怕让人看作落后分子。这种形势促使群众纷纷被迫置身于这场大革命之中。
    对资本家的抄家，对知识分子的出击，导致红卫兵们与造反派的私欲日益膨胀。迫害的手段也日渐毒辣残忍。他们急不可待地要把运动往纵深推进。看来，似乎极左分子的领导人想利用当时的形势及造反派的心理状态，把矛头集中指向上海市委及市政府，对他们施加压力，谴责他们包庇资产阶级，以反对毛泽东的路线。他们断言市委及市政府几年来，有意拒不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当然，上海市市委及市政府的领导，也并非初出茅庐的政界新手。他们经历过多次的政治风暴的激荡。他们了解毛泽东的一套策略就是发动群众。因此他们自己也采取发动群众的办法。很快地，他们也组织了自己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介入文化革命。他们与极左派展开大辩论，争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在口号及行动上，各派都竭力使自己表现得更红色、更残酷，更左派。因此除非两个组织发生武斗，打得头破血流，否则，你根本就弄不清各组织所从属的派别。与之同时，所谓的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则在两派斗争的夹缝中历尽膳难，苦痛难言。因为两派都要显示自己对阶级敌人的嫉恶如仇。谁打击得最狠，谁就更显得掌有实权。
    随着暴力迫害的形势逐步升级，文化革命也日益深入。对阶级敌人的打击面越来越广，牵涉的人数越来越多。一个新的口号给推出来了，强调要贬低和打击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弟。那口号为：“龙生龙、风生风，老鼠生子掘壁洞。”意为阶级敌人的子女，肯定也是阶级敌人。我真正想不通，怎么在一个信仰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国家里，竟会出现这么一个强调遗传学的口号。我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思索这个问题。但打从这个口号提出后，曼萍便从群众的队伍里被清除出来，与制片厂其它一些阶级敌人，一起被关进了“牛棚”。关在“牛棚”里的受害者，所有的时间都在反复写认罪书，尽力肃清自己头脑里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个人主义。这一切我都是从老赵和另一个红卫兵谈话中得悉的。一次我听得老赵在我房间外大声嚷嚷着，说要给曼萍送铺盖和替换衣服去，因为她已关进“牛棚”不准回家了。晚饭时，我实在一口也咽不下去。但为了想了解到曼萍的近况，我只得假装着坐在厨房吃饭。老赵果然不负我一片苦心，我刚刚坐定，他便与红卫兵谈起曼萍了。
    “我见到她了。我把东西都交给她啦。她脸色很好，情绪也不错。她告诉我她正在写检查批判认识自己的出身。她还说，牛棚里的同事大家都很照顾她。看来，她蛮开朗。只是她需要写什么批判呢？她是共青团团员，受过多次表扬，奖状都拿到好几张。她对无产阶级很友好，一次在乡下，一个农妇突然犯病了，曼萍当即自已摇着一只小船把她送到公社医院，救回那农妇一条命呢。”
    “她生在外国，又出身这种家庭，当然得作自我批判。”那红卫兵对老赵说，“她可能是只红萝卜，外面红、里面白。不管怎么，现在共青团根本已解散了。共青团总书记胡耀邦也是个修正史义分子。”
    不多久，电影厂的造反派来了。他们查抄了曼萍的房间，把房里她留下的所有东西都席卷而去。这突发的变故，令我万分痛苦。任何对我自己的打击，我都不在乎，但现在曼萍也被卷进去，这令我万念俱灰了。
    九月二十七日傍晚，我被一个红卫兵和造反派押抵七月份我去过的那所学校大楼里。一大帮人已聚在那儿候着我们。这次，我成为批斗的对象了。到会的不仅有来过我家的红卫兵和造反派，还包括亚细亚公司的老职员，以及七月份曾盘问过我的他们学习班的负责人。那戴深色眼镜的家伙主持着会议。
    会场的布置与过去不同，椅子不是对着讲台排列而是围成一圈。我被命令站立在中间，两边各站着一个红卫兵。那个戴深色镜片的家伙确实很会讲话，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只听他从鸦片战争讲起，有声有色地形容着英国海军如何入侵中国，炮轰中国海岸。他讲得错误百出，其目的只是挑起群众对我的仇恨心而已。好像那一百年前英国入对中国的所作所为，这笔账都应该算在我一个人身上，他说得就像是我带着英国海军驶入珠江似的。然后他说明，亚细亚公司是个国际性的公司，世界各地都设有它的分支机构。他说列宁曾经指出，这种公司是社会主义的最大敌人。他告诫大家，打从远古时代开始，亚细亚公司已派遣推销员到中国农村，以兜销火油作借口，从而为帝国主义收集有关情报。他还举出一串数字以证明，该公司在对中国通商中所获得的庞大秘润，称之为“对中国人民的经济剥削”。他还说“英帝国主义比美帝国主义更狡猾。美国政府是公开反对中国人民政府，保护台湾国民党。而英国则在外交上承认人民政府，但在联合国会议上，却和美国一起投票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
    接着话题一转，又提到我的家庭出身。他告诉与会群众，我是大地主的后代。我家曾拥有肥田万顷。他不像那市政府的联络员那样称我祖父为爱国者，却说我祖父是个腐朽没落的地主和封建主义的吹鼓手。因为他曾在他所著的历史书中，赞赏过几位帝王。他还说在他所保留的文件中，有确凿证据说明他是汉冶萍综合公司包括安源煤矿的创办人和股东；而在那里恰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组织领导工人向资本家进行斗争。这足以证明，我祖父与毛泽东对着干的罪行。其实他们不属于同一个时代。后来他又指出，我父亲是北洋政府的高级官员，年轻时曾在日本生活多年。他要求与会群众回忆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八年抗战杀死了一千万中国无辜百姓。他倒没说漏嘴，没说出我父亲是在二十世纪初叶去日本的，那是远在一九三七年日本侵华之前，相反他要给人一个印象，似乎我父亲不顾日本侵华的民族之恨，而去日本生活了多年。然后他用手指点点我，说我二十岁就去了英国，在英国的大学里就接受训练，成为一个“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将我已故的丈夫称为“腐朽的国民党统治下的残渣余孽”。并声称亏他早死了，可以逃避造反派对他的批判。
    众人振臂高呼口号以示对他的发言共鸣和支持。他们的号除了有关文化革命以外，还加上许多对我本人的攻击性口号，声讨我是特务，勾结帝国主义者以反对中国，还揭发我为英国人的“走狗”。
    他发言结束后，那初次带队来抄家的红卫兵，在扩音器前声嘶力竭地揭发我家里的“奢侈”生活方式。另一个红卫兵又揭发我为了保护“四旧”竟与他们打架，破坏他们的革命行动。此外还批判我骄傲自大，顽固不化，指责我在家里豢养了畜生来伤害造反派。
    后来，他们又命令亚细亚的老职员上台揭发，以提供罪证。我看他们一个个都神情懦怯，胆颤心寒的。我不知道他们的学习班是否人人都已过关了。那上去揭发我的人面色惨白，拿着发言稿的手抑制不住地筛筛发抖。他们的目光不敢正视我。其实他们没有揭发我什么实质性的问题，只是指责我和居住上海的外国人关系密切。总之，一切事先口径早统一过了，即设下一个“大胆怀疑”的天罗地网。那在公司大楼开电梯的工友揭发我，说我每每进出电梯时，那位英国经理总是让我走在前面，自己则跟在我后面。汽车司机也证明，在上下汽车时，那洋经理也总是让我先进汽车。这大概就是他们用以证明我“十分为英帝国主义重视”。因为共产党中国的高级干部，做梦也不会让一个女性助手，先他而上汽车或进电梯的。
    也有职员提出，经理办公室隔壁的档案室，除了经理与我，其它人都不准进去。另一位在公司供职多年的职员说，在办公室里常挂着中国各地区地质结构地图，上面标出可能藏油的地区。因为石油是帝国主义分子的宝贝。还有一位则照本宣读他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国共两党交战时期，亚细亚各地分公司所写的报告中有关双方军队撤军的部分。他们是以这点来反驳我的亚细亚公司只对经商感兴趣的论点。
    我那已不在人世的丈夫，也逃避不了严厉的批判。他们强调每当亚细亚公司的利益和国家利益有矛盾时，我和丈夫总是站在亚细亚公司这边。所有这些纯属不分清红皂白、混淆是非的谬论及夸大的事实，他们用来有意障人耳目，以迷惑那些愚昧无知、容易上当受骗和那些未受过教育的群众而已。
    夜幕已降下了，但批斗会还在继续。我的这幕悲剧是那么精彩，竟然整个过程中没有一个红卫兵或造反派中途离开过会场，我想其中大部分人都会感到惊骇，相信我确实是被揪出来的一名国际间谍。也有人不过只是佯装相信他们的揭发而已。我看到那些领导这场闹剧的人，此刻正悠闲自得地欣赏着他们的杰作。
    直到好几年后，我才知道召开那场批斗大会的日期，已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迟变更了几次。因为他们想让我女儿也来参与对我的揭发批判，但她不管承受多大的压力，就是不愿意。后来国庆节临近了，极左派命令上海造反派要作出成绩来迎接国庆，庆祝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负责我专案的那班人，为了响应这个号召，才决定召开这次没有我女儿批判揭发的批斗会。
    当那戴着深色眼镜的家伙认为大会的气氛已给充分激励鼓动起来时，便表扬了那些男男女女揭发批判者的高度社会主义觉悟。他居然还为公司那几个旧职员讲了几句好话，表示他们中多数人在接受再教育中头脑已有所清醒。但仍警告有糊涂思想的人，要加倍努力进行自我批判，从资本主义的枷锁中解脱出来。
    他又转身对我说：“你已听到了这些铁证如山的罪行了吗？你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你只有全面交代怎样勾结帝国主义，暗中破坏政府的阴谋罪行，才能得以重新做人。你是否打算交代你的罪行？”
    “我从来做过任何反人民反政府的事。亚细亚公司之所以留在上海，是因为中国政府需要他们而留下的。保留亚细亚公司上海办事处的命令是国务院决定的，经过周恩来总理等领导批准的。亚细亚公司对中国及中国人民一贯友好，并严格按照中国法律及管理条例办事。亚细亚公司的政策从不干预任何政治活动……”我说。
    虽然我放开喉咙尽量把音量放大，但整个会场没有一个人能听清我一个字。因为大家都怒气冲冲，以一副义愤填膺的腔调大叫大喊着：“交代，交代！”同时又振臂高呼“不准阶级敌人狡辩！”等口号。红卫兵及造反派们则歇斯底里地围着我，杀气腾腾地对我挥着拳头，拎扯着我的衣服，还把口水往我身上吐，一边骂着：“臭特务！”“臭走狗！”“我们要把你砸烂！”等等。好几次他们用力推搡着我，差点将我推倒。
    会场里一片闹哄哄，那些台上的人却满意地笑着，尤其那戴深色眼镜的，看到我在众人前倍受拆腾，更感到得意洋洋。但我能怎么办？辩解没有用，反抗更没用，只要我稍微动一动，他们就会跳到我身上将我活活踩死的。我唯有将两眼死死盯着远处的墙壁，木桩一般呆呆地竖立着，期待着他们的愤怒会慢慢平息下来。
    总算他们的愤怒好歹平静下来了。那戴深色眼镜的说：“我们的耐心是有限度的。你犯有罪行，我们可以判你死刑。但我们愿意给你重新做人的机会，你是否愿意老实交代？”
    场内大家都将目光投向我，等候着。我站在那儿已受够了他们的凌辱。我想，我理应仇恨在座的每一个人。然而，现在回想起来，最让我耿耿于怀的，是我的强烈的自尊，给无情地挫伤了。
    此时我很想见见女儿。令我难过的是，我根本无法要求周围的群众了解我是无辜的，是他们错了。但由于他们所接受的有关阶级斗争的观念，并非开始于文化革命，而是早就己形成了。我与他们之间，已铪筑起一堵坚固的围墙，这不是我能在短时间内所能拆除的。
    那人盯着我看了一阵，见我毫无反应，就朝站在与会者后面的一个青年招招手，人们纷纷为他闪出一条路，他向着主席台走来。我看见他手里闪着冷寒的金属光芒，那是一副亮锃锃的手铐。他把它高高地举扬着，为的是能让我看清楚。当他径自走到我跟前时，那主持会议的入又问了：“你交代不交代？”
    我轻声回答道：“我从未做过任何反人民反政府的事。我积外国政府没有任何关系。”
    “过来。”那提手铐的青年说。
    我跟着他走出大楼，其余的人也尾随着跟出来。夜的气息，沁凉清新，我觉得自己的思绪，一下子清晰起来。
    在学校进口处，停着一辆市公安局的黑色吉普车。上海市民对这是不陌生的。我和红卫兵造反派，亚细亚公司的旧职员及看热闹的过路人，围着吉普车站着。
    “你到底交代不交代？”那戴眼镜者又问我。
    我默默吟诵着《圣经》二十三章：“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
    “你聋了吗？”
    “你哑了吗？”
    “快说。”
    “老实交代。”他们大声吼着。
    那戴深色眼镜的和公安局的青年十分停细地注视着我。他们以为我的沉默是屈服的表示。我觉得自己必须再表示得勇敢点。事实上，背诵了《圣经》后，我已觉得坚强多了。我站在威胁着我的黑吉普车边，那天晚上，我再没比这个时刻显得更勇敢、更坚强了。
    我昂起头，宏亮又毫不含糊地说；“我没有罪！我没什么可以交代的。”
    这时候，反倒没有人窜出来叫喊了。可能那些红卫兵造反派及围观者，也被这种紧张严肃的气氛给唬住了。我话音刚落，那戴深色眼镜的人做了个手势，随即，我的手被扳到背后，那青年给我扣上了手铐。我听见一位老者，在边上深深地叹了口气。
    忽地一个女孩子冲上来，神情焦灼地对我说：“交代，快点交代吧。你要被关进监狱去了。”她那清脆彻亮的嗓音飘过嘈嘈沓沓的马路，就像一串诤琮作响的银铃。她就是抄家时，坐在写字台对面保管我首饰的、那位面色苍白留短发的女孩子。出自一时激奋，她竭力想挽救我不进监狱。但另一个女人立即将她阻挠住，并将她拉往学校大楼去。
    司机启动了引擎。
    “进去！”那公安局青年把我猛一推。
    进了车，反倒可以坐下了。我望着车窗外观看着这幕闹剧的男男女女们。从那些亚细亚公司的旧职员双目中看出他们似已暗暗松了口气。或许他们想我的逮捕，多少可以减轻一些他们的压力。其它的人看上去神色都很紧张，但这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看完一场惊险剧，值得幸运的是，他们本人并没有参与演出。
    公安局的青年和司机都上了车，那戴深色眼镜的人坐在我边上。这辆黑色的吉普车，就这样在漆黑的马路上消失了。
第二部  看守所
第5章  隔离审查
    一般晚上九点以后，上海的大街小巷已是行人寥寥无几了。但那晚，马路上人群却是摩肩接踵。在九月凉风习习的秋夜，成千上万的人流涌到街头，观看着红卫兵英勇的革命行动。马路两侧搭起了临时讲台，一个紧挨着一个。那些红卫兵在台上热烈地鼓动群众投入文化大革命，处处都能见到小型批判会，批斗着临时在马路上抓到的男女们。他们有的忘了随身携带毛泽东语录本，有的仅仅是因为衣着不符合红卫兵的要求。有些私人住宅和公寓大楼外的花园里，正冒着股股浓烟，空气中弥散着焚烧的气息，这是红卫兵们继续在乱烧书籍。
    满载着抄家物资的大卡车各自停靠在路侧，准备着把它们载走。由于马路上太拥挤了，公共车辆和自行车，只得在密集的人丛中缓缓爬行着。正在向纵深方向发展的文化大革命，已打乱了市民们的正常生活。
    大街各角置放着的扩音器里，正在播放着新编的革命歌曲，如“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等等。假如你只听到那进行曲的旋律而不曾听到这种充满火药味的歌词，只见到马路上熙熙攘攘的行人而不是那些受害者和红卫兵，那你肯定会以为这是人们趁着金秋之夜在赶庙会、挤热闹、寻开心呢。真想不到，这竟是一场血淋淋的政治斗争，是一场在老百姓之间挑起的，互相间的猜忌和阶级仇恨。
    两个来月的打击和折磨，已令我心力交瘁了。我不知，现在他们将把我带去何处。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人民政府，他们如此对待我，令我非常气愤。他们对我的指控是绝对荒唐的。可能他们的目的，只是因为我过得太舒服了，所以借此机会来惩罚我一下。我是这场阶级斗争中的一个受害者。正像薇妮所说的，亚细亚上海办事处业已停办，因此那些极左分子就认为，必须把我的生活水准，拉至与一般老百姓一样的标准。
    路上的行人看到我坐着的这辆公安局的车，并不觉得新奇。在我们的车挤得无法行驶时，好奇的行人就涌上来围观我这个“阶级敌人”。有拍手称快的，祝贺无产阶级又挖出一个敌人；也有人只是颇感神秘地凝视着我；还有的显得沮丧忧虑，急匆匆地抽身而走了，或许他们觉得，这是一种不祥之兆。
    在极左路线控制下的中国，进监狱与民主国家相比，完全是另一回事。在这里，一个人可以长期被假定为罪犯，直到他有能力证实自己是无罪的。有时对一个受迫害者量刑，并不是以他本人的行为来判断，而是按照他祖上曾经持有多少土地财产来决定。在中国，出身于非无产阶级的人，会永世被蒙上一层阴影。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清白无辜的人被送进监狱，是常有的事。不仅是道德败坏或触犯刑法的人才会进监狱。事实上，人们对那些被指控为犯罪的人，确实是半信半疑的。
    自从六月初，我也被置身于这场文化大革命之后，我已决定不作任何假交代，因此我也不排除自己进监狱的可能性。我知道有许多人，包括那些经过考验的共产党员，在强大的压力之下，也会在形式上作一些假交代，以避免与党冲突对抗，或者希望能以此减轻一些对自己的处分。也有些人在重压下，思路混乱了，失却了自制力以至作了假交代。每一次政治运动过后，有些人给平反了，但也有些人却没有得到平反。在劳改农场接受改造的犯人中，有些无辜者被判了重刑，只是因为他们作了假的交代。这些劳改农场都分布在中国荒凉偏僻的省份，如苏北和青海等。我认为自己没有罪，如果随便作虚伪交代而认罪，那才蠢呢。不论我会受到怎样的折磨，我要以合理巧妙的方法来对抗迫害。
    我默默分析了自己的处境，认定对我的第一步迫害将是隔离。至于再以后会怎样，那就得靠自己设法，使那些加害于我的人妄图栽在我身上的罪名，都不得成立。只要他们不杀死我，我决不放弃对他们的抗争。所以我人坐在吉普车里，情绪却并不是那么恐惧或失望，而是充满了信心和决心。
    当汽车拐入热闹的商业区时，那里人群更为拥挤了，车几乎无法行驶，只能走一段停一阵。那戴深色眼镜的令司机拉开警号。它的声响，像是凄厉的哀号，有节奏地从高到低，再从低到高地不断转换着。那声响掩盖了扩音器里的革命歌曲及路上的喧闹。行人纷纷为我们的车让路。就这样司机加快了车速一路往前开去。不久，在一道双层黑漆铁门外停下，门口站着两个岗哨，枪上的刺刀在路灯下闪着寒光。大门一侧是一白底黑字木牌，写着：“笫一看守所”。
    大门开启后，吉普车直驶进去，里面一片黑魃魃的。借着车灯的扫射，我看清沿着向右拐进去的车道两侧，是两排柳树。车道的一边是个篮球场，另一边地上的木杆边，则躺满了活人般大小的假人体，看上去像是横卧着的一片尸体。直到好几个月后我被送去监狱医院治病时，才有机会在白天看清楚这些假人体，原来它们是看守监狱的解放军作射击靶子用的。
    我知道第一看守所是上海第一流的看守所，专供关押政治犯用。常有天主教神父、国民党高级将领、著名的企业家、作家及艺术家被关押在这里。可笑的是，这所监狱并不是在解放后造的，而是一九四九年前国民党政府囚禁共产党员及其同情支持者的场所。
    监禁政治犯的看守所，对任何执政政府来说，都是个要害之地。我的桀骜不驯的脾气，竟使我对进看守所后将碰到的际遇感到兴奋。一下子，我竟忘记了自己身处的险境。
    吉普车继续沿着车道往前驶去，又通过一道铁门，开过驻监狱军队的营房，在一个院子的主楼前刹住。车内两个男子车进去了，一个女看所，头上戴着一顶镶有红色国徽的制服帽，将我带进一间空房。另有一个穿制服的女人已等在那里。，她把门关上，打开我的手铐说：“把衣服脱掉！”
    我把衣服脱掉放在桌上。那是室内唯一的一样陈设。两个，女人全面彻底地搜查了我的衣服，在我的裤袋里，她们搜到一只装有四百元人民币的信封，那是我准备给花匠师傅的。
    “你为什么随身带这么多钱？”其中一个看守问我。
    “这是我准备给花匠师傅的。我等着他来拿，但他一直没有来。你们可否派人代我送去给他。”我说。
    她们把衣服都还给我，唯狱扣下了乳罩。因为左派分子认为它是代表西方腐朽因素。待我把衣服穿好后，那女看守又押解着我走过一条灯光昏暗的狭窄过道，走进另一个房问。
    一个外表神态颇像北方乡下人的男人，坐在一张账台模样的高台后面。天花板上，一只光秃秃的灯泡在我们头顶上不住地摇晃着。那女看守指着离木台不远的一把椅子令我坐下。她把装有四百元钱的信封搁在桌子上，俯身对那人轻声交代了几句。那男人抬头看看我，出乎意料之外，他倒挺和气地问了我的姓名、年龄、一住址等后，将它们一一登记在一本簿子上。他一笔一划写得很慢，很笨拙，似乎不习惯拿笔杆子，他无疑不过只有识字的水平。这并不奇怪，因为极左分子分配工作和用人，只要求政治上可靠，根本不考虑其受教育的程度。
    那人登记完毕后，对我说：“你到这里后，就不能用你自己的名字，只能用编号。对看守也不能用自己名字，明白了吗？”
    我点点头。
    这时，一个年轻人手持照相机和闪光灯进来了。他对我说：“站起来！”然后就从各个角度给我照了好几张相，完事后，就趾高气扬地走了。我重新坐下来，希望他们快些把手续办好，因为我实在太累了。
    木台后面那人显出一副令人厌烦的腔调慢吞吞地对我说：“你的号码是一八O六。从现在起，你就是一八O六，记住啦？”
    我又点点头。
    这时，那女看守指指墙上贴着的一张布告对我说：“放声读一遍。”
    那是张监狱守则。第一是所有犯人必得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思想。第二是必须全面彻底交代罪行，同时还要揭发他人的罪行。第三是同室犯人如有违犯监狱守则的要立即向看守汇报。其它的都是有关进餐、洗衣及其它一些日常生活守则。
    读完之后，那女看守说：“记住这些守则，并要严格遵守。”
    那男人又把我的大拇指往红色印泥里按了一下，就在登记簿上打了个手印。打好后我向那人要了张纸擦拭一下拇指。
    “快点！”那女看守有些不耐烦了，在门口大声叫着。不过那男人心肠倒还不错，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废纸递给我。我匆匆地擦擦手，就跟着那女看守离开了。
    他们把我送入第一看守所显得十分轻率，毫不介意似的。那坐在账台漪的男人和女看守，都把这事作为例行公事来办。在他们看来，我进看守所是小事一桩，很是正常的。但对我来说，跨入监狱的大门，则是我生命另一章的开始。在这个阶段，我为了争取生存，为了进行正义的抗争，令我的精神更坚强，政治更趋成熟。我可以有一段比较充裕的时间来静静回顾我的以往，及一九四九年后所发生的一切。这也令我对我本人及我所置身的环境，有了更深刻的领悟。虽然在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夜晚，我被逮进看守所时，未来已是不堪设想，但我却一点也不感到害怕。我相信公正的上帝，我坚信他能带我脱离地狱的。
    我跟着女看守出去了。室外黑沉沉的，地面凸凹不平，空气倒十分洁净。沿着主楼经过一扇油漆剥落了的红色大门，借着惨淡的灯光我们走进一个小院落。里面是一所两层楼的房子，那就是女牢。
    在入口处一个小房间里，一个女看守正在打着呵欠。那把我带进去的女看守什么也没说，就把我交给她了。
    “跟我来！”她睡眼惺忪地将我带进一条两侧都是牢房的夹弄里，牢门上垂着硕大沉重的铁锁。这夹弄给我的第一印象，令我终身也忘不了。在以后的岁月里，我经常会梦见在那惨然的灯光下，长长两列垂着大铁锁的监房。我永远也忘不了在这里面所尝到的苦难和孤寂。
    当我们走到甬道尽头时，那看守打开了靠左边一间空着的囚房。
    “进来！”她说：“你随身没带其它东西了？”
    我摇摇头。
    “我们明天会通知你家属把需要的衣物送进来的。现在你睡觉吧！”
    我问她可否上厕所。她手指囚房左角一只水泥马桶说：“我借你几张手纸。”
    她把门栓用力推上，上了铁锁，就走了，空寂沉闷的脚步声在甬道里消失了。
    我引颈四顾，感到十分骇然。天花板上爬满了蜘蛛网。原先应是白色的墙壁，因年久失修，已泛黄了，还布满了黑色盼裂缝。一只光秃秃的小灯泡上也蒙着一层尘埃。满目疮痍的水泥地上，四处都能见到斑斑污迹。室内充满着一股触鼻的霉气。我急着想打开那扇仅有的小窗，窗闩也是一片锈迹。由于我个子太矮，必须踮起脚才能攀到。我捏着窗勾子猛力推开窗户，尘埃和脱剥下的油漆，就像雨点似掉下来。室内仅有的家具，是用三块粗糙的狭木板搭成的三张床铺，一张紧贴墙面，还有两块叠在一起。我有生以来，从未接触过，也没想象过，世上竟会有这么一个简陋又肮脏的地方。
    那看守又回转来了，从囚门的小方窗口递给我几张粗劣的手纸，说；“给你手纸，你自己买到后必须如数还给国家。现在你可以睡了。睡觉时必须面朝囚门，这是规矩。”
    我实在不敢去碰那张蒙满灰尘的床。但我双腿实在酸疼薄很，只得把床板移开墙而一点，用手纸擦拭一下铺板。但那尘垢积成那么厚厚的一层，根本只能拂掉一些浮尘。我硬着头皮躺下闭上眼睛。但那天花板上的电灯就垂在我头顶上，灯光虽然是昏然惨淡的，却也刺得我眼睛很不舒服。我想把它关掉，但环顾四周，却找不到开关。
    “请你过来一下。”我用手敲敲门叫着看守。
    “安静点，安静点。”那看守急急地过来推开门上的小窗。
    “我找不到电灯开关。”我告诉她。
    “这里晚上不熄灯。以后你有事找看守就说‘报告’，不要敲门。现在别废话了。”
    “你能给我一把扫帚让我打扫一下这里吗？太脏了。”我向她要求着。
    “别神经了。现在已是半夜两点啦，快睡觉！”她把小门“啪”一下关上，但并没走开，她在窥孔里看我是否顺从了。
    我重新在床上躺下，把脸转向墙壁，如是可以不至让灯光刺着我双目。我合上眼睛，那肮脏厌人的墙壁便不在我视野之内了，但我仍呼吸着周围那股触鼻的霉气。远处，时隐时显地传来马路上断断续续的哄闹声，虽说此刻，它们已构不成对我的威胁了，但我却放心不下女儿。希望我进了拘留所后，能减少一些对她的压力，不会再强迫她来揭发我。假若真能这样，她还能成为革命群众之一员的话，那我就放心了。
    蓦地一群饥饿的蚊子向我袭来。我举臂挥赶它们，但它们赶也赶不走，把我叮得好苦好苦，我浑身都给咬起小疙瘩，真是令人难以忍受。
    天亮以前，灯熄了。黑暗中，那种肮脏和丑陋反倒消隐了，我幻想着，自己还是躺在另外一个环境之中。瞬间，我觉得“自我”得到一种解脱，这令我感到十分安慰，好像给松开了一道绳索。但这只是一种稍纵即逝的享受，很快，天边透出一片灰白，而后就转成一抹光亮，接着，日光开始射入囚室，那番丑陋又被摄入我眼帘之中。但不管怎么说，在我被关押在这里的几年里，从熄灯到黎明前这段短促的光阴，永远是我那已失却的自尊苏醒的一刻，也是仅有的摆脱监视而获得瞬间可贵自由的一刻。
    甬道里的脚步声由远而近。“起来，起来了。”还是那看守，在各个囚房门口喝叫着。接着，整幢楼都开始有人在走动了。我楼上也有人在絮絮低语，四处走动。
    门上的小窗又被打开了，一个年轻女人，将一把水壶嘴对着小窗眼叫着：“水来了。”
    我告诉她我没装水的脸盆，她就把水壶拿开了。然后她将苍白的小脸贴着小窗口打量着我。当我俩目光相触时，她对我微微一笑。几天之后，我看见她上衣缝着块小白布，白布上注明她是在这里劳动改造的犯人。打那以后我们再相遇时，大家便相视一笑，以示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慨，我们都是政治犯。这种默默的交流及她苍白的脸上那一抹隐隐的微笑，给我在看守所中的生涯带来奠大的安慰。后来我就再没见到她，可能她已刑满释放了。这让我一直郁郁不乐，若有所失，好几天都打不起精神。
    那门上的小窗洞又开启了，一只长方形的铝质饭盒搁在那儿，一个女人不耐烦地催着：“过来过来！”
    我将饭盒收下，她关照着：“以后吃饭时就候在门口。”她又递给我一副毛竹筷，那筷子湿漉漉的，细细的，估量使用时间，已十分悠久了。
    那只有个瘪凹的饭盒内，装着四分之三的半冷不热的泡饭，上面搁着儿根腌菜。我用手纸将饭盒四周擦拭了一下，勉强喝了一日。那泡饭里有一股冲鼻的焦糊气，腌菜发苦，伙食比我预料的坏坏多了。但我还是尽力将大半送入肚里。当那女人又把小窗启开时，我把饭盒和筷子都递还给她。
    不久，另一个女看守过来责问道：“你为何不把泡饭里的米粒也吃下去'？”
    “我已吃了一些。请问我能见一下这里的负责人吗？”我问。
    “急什么！你才刚来，那些审判员准备好后，自然会找你的。目前，你只需考虑自己的罪行。在他们来找你时，你必须彻彻底底交代清楚，以示你真心愿意接受改造，争取宽大处理。假若你能揭发他人，还可以将功赎罪。”
    “我并未犯罪。”我强调自己的无罪。
    “你们这批家伙，初来之时总是这么说。这是最傻的态度。你想想看，上海有那么多人，为何别人不进来，独独你却进来了？那你肯定是有罪了。”
    看来与她也没什么可辩的。听她那口气，我似将在这里呆一阵了。这么脏的囚室，实在是无法置身的。要是我必得在这里作长期耽下去的准备，那就得设法先打扫一下。此外，我总觉得，体力劳动可以缓冲一下刺激过度的神经，我正为思念女儿而万箭钻心。所以，我就向看守要求借把扫帚打扫一下囚室。
    “你们只能在周日才能借扫帚。但因为你刚来，我可以借给你。”
    没几分钟，她拿来一把已使用了多年的破扫帚，从窗洞里塞进来。我将床铺代替扶梯，在囚室里拉未拖去地，就着它把天花板上的蛛网都拂掉，掸得尘埃四飞。这时，门上的小窗又打开了，递进来一张小纸片，一个男看守站在外面。
    “你昨夜带来的钱，给你存在银行里了。这是收据。你可以用这笔钱买些日常生活品，如手纸、肥皂、毛巾等。”他说。
    “这正是我十分需要的。我能买一些吗？”我问道。
    “可以。”那男看守说。
    “我要买只脸盆，两只搪瓷茶缸(一只用以吃饭，一只喝水)、针线、肥皂、毛巾牙刷，对了，还要一支牙膏。还要一些手纸。我能买些冷霜吗？”
    “不行，你只能买生活必需品。”
    很快，他就买来了上面印有两朵大玫瑰的面盆，六条彩色毛巾，一叠手纸，六块洗衣皂，两只有盖搪瓷茶缸，一把牙刷，一支牙膏和两卷粗线团。他还告诫我，犯人是不准在囚室里藏针的。但可以在周日时，向看守借用。
    那看守打开牢门，将脸盆等一一交给我，门还未关上，另一个女看守送来了抄家时留剩的衣物和被褥。还有四本毛选和红色语录本。我在收条上签了字，那两个看守便把门锁上走了。
    我把东西一一仔细翻查了一下，希望能发现我女儿留给我的纸条。但我很失望，什么也没找到。我呆呆地在床沿坐下，一股凄恻的伤感淹没了我。我默默为了她作了祈祷。过一阵后，我情绪渐渐平静下来了，我决定继续打扫这间脏囚室。因此，我想向看守要些水。
    “报告。”我走到门口大声一叫。
    另一个女看守过来打开那扇小门，厉声说：“不许高声喧哗！你要什么？”
    我一听那声气，就知道无论向她要求什么，都会碰钉子的。为了能顺利达到目的，我迅速地背了一节语录：“以讲卫生为光荣，不讲卫生为可耻。”
    她一声不吭地走了。还是那个正在改造的脸色苍白的女孩，给我送来许多清水，足够灌满我那新置的面盆和家里给送来的那只脸盆。我首先将床板彻底清洗了一下，随后站在叠起的被褥上，将布满尘埃的窗玻璃擦净。这样阳光就能透过玻璃照射入室了。在我把那水泥便桶也洗净之后，还有多余的水给自己擦拭一下身子，且把衬衣都洗涤干净了。当热开水送来后，我已坐在整理干净的木板床上，开始舒舒服服地享用它了。对我来说，白开水的滋味从未这般可口过。
    中午吃的是米饭和一些白水煮青菜。我将一些饭粒当浆糊之用，把手纸贴在沿床的墙面上，如是我睡觉时，被褥便不会被墙上的尘土碰脏了，可以在感觉上好受一点。一会看守过来了，令我在囚室里做操。我说：“我把扫帚还你吧。”
    她打开小窗接过扫帚，便看到我糊在墙上的手纸。
    “随便变更囚房的环境，是违犯纪律的。”她说。我没答理她。只是在心里盘算着，假如她一定要我把手纸撕去，藐该怎样应付她。但她接过扫帚把小窗关上走了。一忽儿后，楼上又传来她逐个挨次催着每间囚室：“做操了！做操了！”
    楼上发出多人来回走动的声响。过后操练结束了，那看守令大家坐下。只听得“扑咚”坐下的声响。我由此断定，楼上的集体牢房里，根本没有床铺，犯人们都席地而坐席地而躺的。我与隔壁囚房的墙壁很厚，因此什么声音都听不见。但楼上犯人的说话声，倒可以听得相当清晰。因此每逢四周没有看守时，我就拚命使劲听着楼上发出的声响和她们的窃窃私语，如是多多少少可减轻一些我的寂寞感和孤独感。
    正常生活中令人感觉愉快的，如色调、造型的对照，各种声响的协调等等，在监狱里是绝对不存在的。整日价目光所触到的，就是四面丑陋不堪的陡壁和令人沮丧的灰制服。除了看守那冷酷漠然的言语来打破那死沉沉的寂静外，再也听不到其它的声响了。
    在囚室里，我常发现，自己可以对着窗长时期地痴坐着发楞。有时，我可以望着铁窗栏里注入的一束阳光一连坐上几小时。那抹阳光和拂入的新鲜空气维持着我的生命力。那扇铁窗，也是我仅能借以与外部世界保持联系的唯一途径。常常我的身体坐在囚室内，但我的思绪，已通过那扇小窗，飞向自由天地之中了。那段铁窗生涯留给我最深刻的回忆，是我是如何观看着铁窗栏杆投在水泥地上的影子，影子缓缓地移动着，那缓缓移动着的影子让我感受到，时光正在一分一秒地消逝。就这样，今天盼明天，今年盼来年，有时则是这餐盼下餐，也有这次提审盼下次提审。盼来盼去，就盼着有一天，我们国家能生出新的力量来抵制造反派的势力。
    白天过去了，又亮起了灯。晚上，我又吃了些米饭和青菜。值班的看守换了一个。她给我送来一张报纸。她将脸贴在一小窗洞上大声责问着；“你在囚室里做了些什么？”
    “我按毛主席对卫生的有关指示办事，把房间清理了一下。”我回答道。
    “要是你真能按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办事的话，你也不会被关进来了！”她大声对我吼道，“毛主席有没有叫你犯罪？”
    “我从未犯过罪，是他们弄错了。经过实事求是调查后，问题会弄清楚的。”我说。
    “我看你的口才倒蛮好。你想把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带进牢房里来吗？我警告你少想想怎么过得舒服点，多考虑考虑你自己的罪行，把问题看得严重些，当你被提审时，必须作全面彻底的交代，以争取宽大处理。”说着不待我回答，就把窗“啪”一下关上了。
    这一套坦白从宽的套话，我已听得生厌了。我想对一个真正的罪犯，施之以“坦白从宽”教育是完全正确的。但我没犯罪。对一个根本没罪行的人却反要他认罪，那实在令人恼怒。
    我拿起报纸，就着昏暗的灯光阅读起来。跟中国一切报纸一样，上海的《解放日报》，也是由政府出资经办和控制的。该报的编辑人员也是由党的宣传部派任的；在中国，报纸，包括监狱，是用作教育人民的工具的。
    长期来，中国老百姓已学会了读报的唯一方法就是，细细领会它字里行间的言外之意。他们除了注意公开的新闻外，也注意被封查的新闻。事实上，在中国，真正的新闻并不来自报纸，而来自民间传播的政治杂谈。老百姓常以含蓄的语言或各种手势来进行不指名道姓的交谈，称之为“小道新闻”，意思这新闻不是公开来自政府方面的，在共产党解放中国之前，他们的地下党组织也曾利用这种“小道新闻”，有力地破坏了中国人民对国民党政府的信任。现在，他们自己也尝到这个滋味了。老百姓不相信官方的新闻报导，认为从那里得不到真实的新闻。自然，他们就会相信来自民问的各种政治杂谈了。
    在看守所里，《解放日报》是我了解监外世界的唯一渠道。我阅读得很仔细，有时为了跟上文化大革命的进展及对当时发生的一系列政治变化的评价，我将每条新闻都细细读上两遍。从各条新闻的披露内容，到重要社论的标题，乃至“编按”所说的话语，还有当时所选登的毛泽东语录，我都能揣摸出什么是极左分子所力图要贯彻的，或什么又是尚不能实行的。但归根结蒂，我对党内斗争的内幕的全面了解，还是在我从监狱释放之后。出狱之后，我收集到一大批未经审查就出版了的红卫兵的宣传品。另外，我还从一些当年参加过革命行动的青年之中，了解到一些内幕。
    到了星期天，我向看守借了针线，将两块新买来的毛巾缝起来，给水泥马桶做了个垫子。又将手纸垫起来缝好，给我贮存水的脸盆做好一只盖子。再用手帕剪裁了一块遮眼罩，以便晚上入睡时不再受电灯光的干扰。在我向他们借用剪子时，那看守就一直守在小窗口监视着我，待我用完后，她就立即收回去了。我做了几件实打实的改善自己生活境况的具体事宜，这可令我自己过得舒坦点。我认为缝纫特别可以放松情绪。
    一连又过去几天，每天我都要求见见审问员，但总是毫无结果。在一个明媚晴好的早晨，犯人们都获准去室外活动。看守们依次对每个牢房叫唤着：“放风啦。”
    我渴望着阳光和新鲜空气，听到这一声，便把手中的《毛选》一搁，跳起来冲到门边站好。但等了好久才轮到我。原来在第一看守所有这个规定，各囚室里的犯人是不能互相见面的。因此我只有在隔壁牢房的犯人走过去拐弯了，直至见不到她们身影时，才被准许走出牢房，出去放风。一路上，甬道两侧布满看守，监视并押递着她们进入操场。
    我放风的场地不小，只是满眼荒芜，看来无人整理。围墙上的石灰都已剥脱了，裸露出里面的砖石。地上满是秽泥砂砾。墙隅长着一簇杂草，细细一看，竟发现一株纤细的茎杆顶端，绽开着一朵粉红色的小花。花蕾四周镶着五片比花籽大不了多少的花瓣。这棵小草沐浴在明媚的阳光下，傲然伫立在污泥与砂砾之间，似乎有心要给这死气沉沉的监狱，标上一个生命的象征。我凝视着这朵极绚丽的小花，只觉得内心一阵怡然安慰。
    “沿着四堵墙走！不准东张西望，不准擅自停下！”一个看守，，站在操场的看台上高声喝叫着。看台上筑有两个岗亭，一个是敞开的，另一个围着玻璃。那天风和日丽，因此看守们，都站在那敞开的岗亭里监视着犯人。
    我开始在这片杂草地里兜着圈子，渐渐只觉得心旷神恰，胸襟开朗。秋的气息，清凉高爽，阳光拂在脸膛上，暖融融的。监狱里的日子，真可谓度日如年，但唯有在室外放风那段时光，不属此例。因此即使寒冬腊月，自感饥寒交迫，但仍觉得室外活动的片刻是最最宝贵的。
    回囚室时，递押我的看守一下摸不准我牢门的钥匙。在他试着将一把把钥匙插进钥孔时，我乘机又要求见审问员。
    “我在这里已呆了好长时间了，我能见见审问员吗？”我问他。
    “好长时间了？”他直起身子转过身来，“你在胡说些什么？我知道你来了还不到一个月。一个月算什么长？这里有许多人，都关了好几年还没解决呢。你怎么这样缺乏耐心？你老吵着要见审问员，你见了他又准备对他说些什么呢？你准备好怎样彻底全面交代自己的罪行了吗？”
    “我要求审问员进行全面调查，澄清事实。”
    “澄清事实？”这下他真的有点觉得莫名其妙了，“什么事实？”
    “把我关到这里的误会。”我说。
    “你进来，是因为你对人民政府犯下了罪行，根本不存在误会不误会的事。别瞎三话四了。”
    “我出生出世，从未犯过什么罪。”我坚定地说。
    “你没有犯过罪，怎么会把你关进来的？你进来就说明你是有罪的。”
    他这种逻辑推理让我毛骨悚然。他这一论点是从党和政府绝对正确的定理中推论出来的。但我不能与他辩论，因为我不愿得罪党和政府。因此我只能说：“老实说，我从未犯过罪，肯定是你们弄错了。”
    “可能你自己做过什么事却忘记了。一般犯人，是需经过审问员的帮助和启发，才会交代问题的。”
    “我想假如我犯了罪，一定是忘记不了的。”我跟他说。我回忆着过去听说过的许多诉讼案例，当犯人在作交代时，审问员提供他许多需要服罪的材料。最后，法庭把这些罪行一一记录下来，再栽在那犯人身上，把矛头对准那犯人。
    “可能当时你没意识到自己在犯罪，也可能你现在头脑还未清醒过来。”那看守说着，口气倒挺诚恳的。
    有无可能我自己认为是清白无辜，而在别人眼中，却是反党反政府的罪行呢？虽说我向来做事小心谨慎，一贯循规蹈矩，紧跟政府，认真学习各项有关政治经济的重要政策，但我却从未读过人民政府的刑法。我决定要即刻补上这一课。因此我就对那看守说：“如此说来，我倒想借几本有关法律的书籍，来对照一下我是否真的在无意中触犯了法律。你是否可以借几本法律书给我？”
    “什么法律书？你那套倒真像那些运动中揭发出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作所为。你想把法律、规章等条条框框都搬出来？我们是无产阶级，我们不讲这一套。”他很冒火，好像我说他有法律书是对他的污蔑。
    “如果没有法律，那根据什么来定罪呢？如何决定一个人是有罪还是无罪呢？”
    “我们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他的指示就是我们判罪的标准。假若他划定某一类人是有罪的，而你是属于这类人的话，你就有罪了。这比根据法律来办事要简单多了。”他说。
    在他看来，以毛泽东的指示来轻易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是最正确，最合乎逻辑了。而毛主席指示又是时时在变动的，根据不同时期的需要和特点，毛泽东有权对自己指示进行修改。有些指示的内容，又是含糊不清，这使基层干部无法结合实际情况去贯彻执行。把毛泽东的指示作为绝对正确的真理，也是对他个人崇拜的一个部分。要是那个看守人员本人也深受迫害，我可不知道他对这一切又会怎样想了。
    他又将我锁进囚室了。我坐下来开始认真地学习毛泽东著作，我要从他的著作里寻找出迫害我的理论根据。同时，我也想利用他的理论来反驳指控我的人。我认定，我必得学会毛泽东的语言来说话，并要求自己在受审时，能滔滔不绝、稔熟地引据毛泽东的话语。
    一天又一天，几个星期过去了。长期的囚禁生涯令我情绪越来越低落消沉。我希望能得到一些有关女儿的消息，我是那样地惦着她，时时为她担忧。每当我胸口发闷时，呼吸也会感到窒息。好几次，在胃部鼓胀起一块什么东西，连吞咽都困难。
    监狱墙外，文化革命似乎还在往纵深推进。临近一所中学的高音喇叭，整天在吼叫着，不是播放革命歌曲就是声讨揭发本市的高级领导及著名学者的罪行。当风向对着我们监狱这边吹来时，我便聚精会神地细细捕捉着这些广播，希望能听到任何点滴消息。在阴幽的牢房里，我每天花好几个钟头来阅读《毛选》。从早至晚，直到那幽暗的灯光令我无法再看清书上的字为止。
    一天午后，我又在潜心阅读，直到双目觉得视线模糊，无法辨清书上的字句时，我就往窗外眺望着。这时，一只小蜘蛛从锈迹斑驳的窗栏杆上爬了上来。那虫小得可爱，就如豌豆那么点大，假若窗下端那用来遮障视线的木板没有被漆成黑色，我还看不到它呢。它慢慢地爬到铁栏杆的顶部。这对这么个小生物来说，已是一段不短的路途了。在栏杆顶部，它则沿着自己身子尾端吐出的一根游丝冉冉飘降，随后它一蹦一晃地，就把那根游丝的尾端，系拴在另一根铁杆上。接着，它就沿着那根颤颤的游丝又回到原先的起点。然后以同样的方式，又往另一端甩出一根游丝，随后它又摇晃着慢慢爬行过去。这小生物的工程，几乎把我给迷住了。它对自己的工作似很是稔熟，它作出的每一个动作，都是毫不迟疑，稳扎稳打，不慌不忙。它对自己正在着手做的一切很有把握，很有信心。当它把四周的框架都搭好后，便开始织网了。那张网编结得非常美丽，真可谓美仑美奂，各根丝线之间的排列，都是均匀相对的。当它的编结工作完成后，它便爬到正中央安居下来了。
    我有如目睹了一位技艺超众的艺术家，在进行一项建筑工艺，这令我生出许多联想。是谁教会蜘蛛这样按部就班地织网的？这种技能是否通过进化而来？还是上帝创造了蜘蛛，并赋予它具有织网的本能，从而令它借此得以觅食生存，一代一代连绵不绝？这小生物的脑部体积有多大？它结网的技能仅仅只是出于一种本能，还是通过学习训练而积累的经验？或许有一天，我要去请教一位昆虫学家，但眼前我仅以此作为我能肉跟目睹的一种极其美好而又令人振奋的现象。不论是否上帝创造了蜘蛛，但我感谢上帝令我亲眼目睹了刚才蜘蛛的活动，这是一幕显示生命奇迹的见证。它帮助我“看见”上帝在支配天地间的一切。我对造反派不再感到那么可怖了，我重又树立起希望和信心。
    我的囚室面朝西南方向，只有在太阳西沉之前那短暂的时刻，斜阳的光束才能投射到那张新结的蛛网上，折射出缕缕绚丽多彩的光闪。我不敢靠近窗口，生怕会将那小蜘蛛惊跑了。我稍稍远离着观察着它，不久我发现，它并不仅仅是坐在那里等着小飞虫上门来充当点心，而是随时保持着高度警觉。每当蛛网一角被微风撕破时，它就立即过去把它修织好。有时，得将整张蛛网重新编结。
    目睹了小蜘蛛所做的并熟知了它的习性之后，我对它生出了感情。每天清晨第一件事及晚上临睡前最后一件事，都要去看看那只小蜘蛛。看见它还在原处安然无恙，我就觉得内心十分平安。那小小的蜘蛛成了我的小伙伴。它虽然是那么微小，也不能对我的感情作出任何回馈，但在我四周增加了一个有生命的小东西，这令我在被隔离后而生出消沉阴霾的心绪得到了一抹安慰。
    十一月很快就来临了，西北风刮起来了，再加上见天下雨，气温渐渐下降了。为了不惊动那蜘蛛，我都不敢把窗关上，生怕这样会把它挤出窗外。它继续不住地修补着被风扯毁的网，还耐心织了几个新网。但是，有一天早上我起身时，发现它不在了。它留下的网也被扯碎了。我感到十分难过，但我仍旧把窗开启着，希望它能再回来。后来我偶然一抬头，看到我那小伙伴，正笃悠悠地躲在天花板一角的一张新结成的网里。我立即把窗关闭上，内心一阵高兴。因为我那小伙伴没有把我抛弃。
    十一月下旬一个清晨，当我醒来时，只觉得全身发冷再加头痛，接连打了好几个喷嚏，觉得很不好受。我坐在床沿思量着，是否可以向她们要些药片。早上，我把她们送来的泡饭全部吃光，希望能借此暖和一下身体。但到了中午，我实在吃不下米饭和青菜。我原封不动地把饭菜退还给她们。整整一个下午，值班的看守不停地从门上的窥孔里来窥探我，但并不问及什么。直到晚上，突然门上的小窗“啪”一下打开了，她对我说：“你哭了！”
    “噢，没有”，我说，“我感冒了。”
    “你哭了。你因为过不惯这里的生活而哭了。你觉得这里挺难挨吧？我们一直在密切地注意着你，你想尽力把生活环境改善一下。你哭也是因为你惦着女儿，要想知道一下她的近况。”那看守说。
    “没有，真的没有。我只是感冒了。能给我一片阿斯匹灵吗？”
    “阿斯匹灵对你并不灵，是你自个脑袋瓜在作怪。想想你现在的处境，还是端正一下态度，彻底悔改吧。”她说。
    整个晚上，我都脸背门坐着，极力克制着打喷嚏，擦眼睛，晚饭我只吃了一点点，把其余剩下的都倒入马桶里冲掉。即使这样，香守们还是强调我哭，是因为过不了狱中的苦日子。他们也就抓住这点作为我思想的突破口，次日，就开始对我进行审讯了。
笫6章  提审
    那是个晴好、灿烂的清晨。打开窗户，迎面扑来一股帑着寒意的清新气息，严冬将至。看守在外边逐户换室地大声吆喝着通知犯人们，该换洗被单了。要遇上好天气，就得做这每月一次的常规功课。遇上这样的日子，就会供应一些额外的水，难友们把被单浸泡在水里，擦上肥皂，然后再把它们连盆从那门上的窗洞里送出去，再由那个在这里改造的女青年(即第五章提到的那脸色惨白的女孩)拿到洗衣室去洗。
    在我给被单上肥皂时，一个男看守打开房门对我大声一嚷.：“出来！”
    “我正在洗被单。”我说。
    “不许回嘴！叫你出来，你就得出来！”
    那值勤的女看守走进来，说：“你回来再洗吧，现在先去受审。”
    提审！终于要来一场正面交锋了。我忙用毛巾擦干了双手。
    “快点。”那看守不耐烦地说。
    我跟着他走出了牢房，穿过女监的院子，来到监狱本部后边的另一幢大楼。迎面一块白底黑字的大木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将功赎罪”。
    我激动得心里怦怦直跳，满怀信心地迈着步子。长时间一直盼望的时刻终于到了。我要与他们答辩，要求将我的案子进行实事求是的审核。相信作为一个国家审判员，不会与那般歇斯底里的红卫兵造反派一般见识。他们肯定是经过训练而且是具有责任心的，会甄别罪犯与无辜之众。
    大楼进口处边一个小房问里，几个看守懒懒地倚在几把木椅上，我被递解给其中一个看守，他押着我穿过两侧都是一溜审讯室的长廊，多数房门都紧闭着，但依然不时传来含糊不清的讲话声，偶尔还听见有人在大声叫喊。看守在一个门口前停下，把门推开，大声喝着：“进去！”
    那是间狭长形的，阴森森的房间。高高地嵌在后墙上的那扇唯一的窗槛，就跟我囚室的一般大小。两个穿着肥大的褪色解放装的人，坐在窗下一张木制高桌后面。这号衣服，在中国，除高级领导人外，几乎都是人身一套。离窗约两码距离，安着一张粗笨的木椅，那是犯人坐的。室内虽然光线幽暗，但窗外投进的一注阳光，恰巧落在犯人的座上。四面墙上灰尘满布，水泥地上泛起的潮气与尘垢混杂着，呈出黑污污的一摊。桌子和座椅已被磨损得看不出原先的颜色了。
    进去后，一个男人说：“读一段毛主席语录。”他选出的语录，正是红卫兵第一次来我家里抄查时所选的一段：“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这当儿，那两人一直在逼视着我，我很认真地读着，摆出一副镇静自若的神情，免得他们认为我因为有罪而心虚。
    “坐下！”那人指指那把椅子。
    我转身欲坐，这时才发现，椅背后面墒上，设有一扇比囚室里的略大一点的小窗。我敢肯定，在里面进行审讯时，窗后有人在窃听。
    我在那张粗笨的椅子上坐下，一边打量着那两个坐在高桌后面的人。他们的脸色苍白，似乎长期都在室内工作，很少在室外活动。虽说他们的外表穿着寒酸不堪，但与我初进监时办理登记手续那人迥然不同，他们显得威风凛凛，从容自如，很有一种权威的气度。自然对他们来说，审问犯人是日常工作。我可肯定那讲话的，是提审员，另一个前面摊着一叠纸的，是记录员。
    待我坐定后，那审问员的目光，越过我肩头，看了看我身后那扇小窗，然后会意地点点头。看来，我的估计不错，外面确有人在窃听对我的审讯。顿时我觉得很失望。因为那个审问员不过仅仅是个傀儡而已，我还见不到真正的对手。当时，我是多么迫切想面对面地与那陷害我的家伙对质，以致可以牢牢记住他那番嘴脸，永生永世记住它！
    那审问员用低沉厌腻了的口气，一一问了我姓名等情况，随后抬头看着我，提高了嗓门说：“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
    “我想大约是监狱或集中营之类吧，因为人人都被拘禁着。”
    “说对了。这是第一看守所，关押政治犯的监狱。这里是专门拘留审讯反政府反革命分子的地方。”
    “这样说来，我不该进这种地方。”我强硬地表示。
    他并不受我的话影响，继续高声往下说：“你被送进来，是因为你犯有反政府的罪。这是明摆着的。”
    “你们肯定弄错了。”我说。
    “政府不会错的。”
    “你并不是一个不晓事理的红卫兵。你代表政府，你不能那样不负责地诬告我。”
    “这不是诬告。”
    “你说话得有证据。”我陡地非常失望。因为我企待了好久的审询，原来与我入狱前那些造反派的理论，竟完全一样。
    “我们当然有证据！”那提审员竟厚颜无耻地威胁我。
    “那你把它们摊出来呀！”我讥诮地说着要他摊牌，“何苦还要花时间审讯呢？为什么不把证据摊出来判罪呢？”
    “不要低估了群众的威力，红卫兵造反派能为我们提供所需的证据。蒙混过关是行不通的。凡犯错误犯罪的，必须老实交代，并检举揭发他人。老实交代就可以从宽处理，检举揭发可以将功赎罪。”
    “我不相信你们能找到陷害我的所谓证据。这并不是因为我对文化革命性质不了解，也不是低估群众的力量，而是因为我根本不相信，你们或其它人，会取得这些纯属乌有的罪证。我从未犯过罪，怎能找到犯罪的证据呢？”我说。因为他骗我说他已掌握证据了，我如此一讲，就可在气势上制胜他，从而增强自己的信心。
    “把证据摊出来给你判个刑，这还不容易？但这不是我们伟大领袖的策略。这次提审的目的是要帮助你改变思想，给你一个彻底交代争取从宽处理的机会。只有如此，你才能与过去彻底决裂，重新做人。”
    “我又不会变戏法，可以变成另一个人。我也不会交代根本不存在的事情。”
    “或许你还没认识过来。我们是挺有耐心的.我们可以等待。”他双目紧盯着我，一字一字地说。潜台词就是，要以长期囚禁来威胁我。
    “没有的事就是没有的，你哪怕等上一万年也没用。无论你等多久，你是改变不了事实的。”我也一字一句地，毫不含糊地回答他，以使他觉察我并没为他所吓倒。
    “时光会改变人的。像你这样的女人，在这里呆不了五年，你的身体就会毁掉。到最后，你会哀求我们给你机会交代的。不然，你会死在这里的。”
    “我宁可死掉，也不愿说谎。”
    “不见得吧！要求生存，是一切生物的本能，人也不僦外。”
    “我要遵从伟大领袖的教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那段语录不能用在你这种人身上，那是对解放军战士说的。”他愤怒地说。
    “林副统帅说过：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放之四海而皆准，适用各人各事。”自我拆穿了那提审员的谎言后，只觉得精神大振，开始对这场审讯持浓厚的兴趣。这远比一人独呆在潮湿阴暗的牢房里好过多了。
    冷场相持了一阵，那提审员又越过我肩头往我身后看了看，然后他说：“你很狂妄，照这样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你唯一的出路，是老实交代，端正态度。我的任务是帮助你全面领会国家政策，让你明确：除了老老实实，全面交代罪行，彻底悔改外，你别无出路。你可别无视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在这里的提审，与人民法院性质一样。你在这里讲话，必须绝对产严肃。”
    “难道我不可以期待政府主持正义吗？”
    “正义？什么正义！它不过只是个名词，一个抽象名词，并无具体含义。不同的阶级有其不同的正义感。资产阶级认为剥削工人是完全正义的，而工人阶级则认为受剥削是非正义的。不管怎么说，你是什么人？有资格要求正义？在你坐在生暖气的房间里，而其它人却在风雪中冻得直哆嗦时，你想到过正义吗？”
    “你把社会的正义和法律的正义两者混为一谈了。我很明白地告诉你，正因为我与已故的丈夫希望人民政府能改变中国的状况，使中国永远不再有人遭受饥寒之苦，所以在一九四九年我们才留在中国，不随国民党去台湾的。”我跟他说。
    “不管怎么样，我们不必去追究有关‘正义’的抽象概念。军队、警察、法庭，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专政工具。它们与‘正义’无关。现在关禁你的牢房，是过去国民党反动派监禁共产党员的。现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用同一专政工具来对待自己的敌人。那些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这些动听的字眼，诸如‘正义’呀、‘自由’呀等等来麻痹广大人民，以压制他们的革命觉悟。你想树立正确的态度，就必得把这些垃圾从你脑子望清除出去，否则你只能是死路一条。”
    他说的那套，对我及一九四九年后尚在中国生活的老百姓来说，并不陌生。这是众所公认的马克思主义有关阶级斗争的理论。“军队、警察和法庭，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这番话出自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在五十年代，官方就是运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观点，来解释共产党的政权。
    这次审问毫无结果。那名提审员绝没接触任何实质问题，因此也无法澄清事实。我本身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早就定型了。我不赞成把人严格地划分作几个永恒不变的阶级，也不认为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我认为中国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团结社会各阶层重建经过长期战乱的新中国，而不是采取“不断革命”的理论。但我对这一切无能为力。不幸那位·提审员并没有意识到这点，至少在当时，他并没有意识到。他仅仅是指望把我的思路搞混，交替蓿用恐吓和诡辩，来压倒我的反驳。这次审问，仅是拖延时间，一次疲劳轰炸。因为感宙，我的太阳穴突突地阵阵发疼，因而我只能采取洗耳恭听的态度。
    沉静了一会后，那提审员又接下去说：“交代问题的首决条件是认罪。你不但要承认对政府犯下的罪行，也要承认你对你自身意识所犯的罪行。认罪，就好比拉闸门，即便你暂时没想通，但只要能老实承认自己真的是有罪的，真的是反政府反人民的，这样交代问题也就会水到渠成了。”
    他又停顿了一下，看看我的反应。他说我反政府。当然，我反对过政府的一些措施，诸如逮捕过一些无辜百姓，以人的出身来划定敌我等等。但我从未把这些想法讲给他人听过。当然，我也没有对这些措施进行过任何干涉。我只寄希望于将来，待共产党的政权成熟了，取得经验后，这些现象便会自行消失的。那位提审员企图对我灌输一套犯罪感。因为他很明白，任何一个国度的公民，必然会滋长过对某一时期政府的某些政策不满的情绪。他希望在我心理上设圈套让我上钩，但我一下就看穿了他的动机。我只是冷冷地坐在那里，毫无反应。脑子里尽想着政府的有功的一面：例如公共卫生的改进，对无业游民的职业安排……等等。总的来说，我一贯是拥护人民政府的。这令我有足够的勇气击溃提审员对我灌输盼犯罪感。这在以后长达数年的铁窗生涯之中，证实是一件无价之宝。
    那提审员继续往下说：“你必须先回顾一下你的生活，检查你的家庭出身。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中，你要站稳政治立场和经济立场。你到底站在哪一边？你自己也清楚，你出身于一个封建地主家庭，拥有大量良田。几代以来，你们长期剥削着农民，靠着他们创造出来的财富生活。你的祖父、父亲、丈夫，都是反动政府的高级官员，剥削人民，反对共产党。你不愿应聘去外语学院教书，却甘愿为外国公司服务。上海都解放十七年了，许多像你这种出身的人，都已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加入到无产阶级行列里，你却做了些什么？你对这一切视而不见，我行我素，依旧保持着那种生活方式，依旧一副资产阶级打扮，竟然还在公共场所与外国人讲英语以炫耀你们的亲密关系。
    “你这样突出的表现，你想别人会毫无洞察吗？我们无产阶级已观察了你好几年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还想隐瞒吗？
    “你是个很聪明的女人。你想，在你尚未全面彻底改造好思想以前，会放你出去吗？
    “你进这里已有近两个月了。我承认，你的适应能力令我们感到意外。然而尽管你表现出一派若无其事的样子，但你肯定也感觉得到，牢房的生活是不好受的。冬天就要来了，我相信你有生以来，还没度过一个没有暖气的冬天吧？牢房里是很冷的，还有那令你难以下咽的伙食，这些我们都看到了。此外，你女儿呢？你想她吗？你难道不牵挂她吗？”
    他又停顿了一下，见我还是默不作声时，他又说开了；“首先，我们要求你写自传。几乎全国上下人人都写了自传，唯独你的档案里，却不见自传。你要把所经历的一切，都一一写清楚。不要回避缺点，也不得隐瞒任何事实。我们要将这与我们所掌握的有关材料核对的。假若你遗漏了一些事实，那就是不老实。顺着年代写，从你的出身开始。我们据此来评判你的政治立场，看你到底老实不老实。”
    那做记录的起身递给我一叠纸。我接过后，提审员就说；“纸不够的话，值班的看守会给你的。她还会给你笔和墨水。不准打草稿，也不要把写错的纸扔掉。写好后，全部交上来。”
    他十分严厉地看看我，说：“回去后，好好想想今天跟你说的。写完后交给值班看守，我们会再传讯你的。”
    审问室的门打开了，进来一个看守。我跟着他穿过长长的甬道，回到牢房里。我不知道我在那里呆了多久，好像已呆了整整一个世纪。我既饥饿又疲劳，更感到失望。
    我把被褥堆在一边，将浸湿了的被单摊在作桌子用的床板上，拿起一块肥皂在上面涂抹着。完事以后，我对值班看守喊一声“报告”。
    她来到小窗口前，给我一瓶墨水，一支笔。
    “现在可以洗被单吗？”
    “时间已经过了，等下次再洗吧。”
    “但它已经浸湿了，已抹上了肥皂。把湿被单搁一个月，是不卫生的。”我说。
    不待我把话说完，她就“砰”一下关上小窗了。
    整个下午，她都不住地打小窗的窥孔里窥视我，这样地张望几番后，又把小窗打开问：“你为什么还不写？”
    “怎么不写？但我现在正在为这条湿被单犯难呢，它会发臭的，而我又没有替换的被单。”
    大约为了保证我能写好那提审员交代的自传，她竟大发慈悲，叫来了那个在服刑的女青年把被单拿去洗了，次日，她就将洗涤得千干净净的被单还给我了。
    那看守还是不住地从窥孔里张望着，为了表示我是在动笔了，我就把《毛选》放在膝上，上面再摊一张纸，又把墨水瓶放在边上。这样一来，那看守就再没来过。
    动笔以前，我得细细琢磨一下，那提审员让我写自传的目的是什么。他以全中国人民都写过自传作借口，这是毫无根据的。虽然从未有人要求过我写自传，但我相信与我居住区的所有居民一样，地区公安局已详细掌握了有关我的情况。十分明显，那提审员让我写自传的目的，是希望在我自己写的自传中，捞取一些材料作资本，以向我进攻。
    另外还有一点值得我思索的是，在上海，我并不是绝无仅有的一个养尊处优，结交外国朋友，穿旗袍而不穿解放装的女牲。但为什么别人都不进监狱，唯独我被关进来了呢？当然其它人肯定也受到红卫兵冲击，抄家，也可能挨过打，但我想她们不致全部被关押起来。因此这里有许多内幕我并不了解，我不能太傻，自投罗网，一五一十地把全部经历，内心真实思想及立场，统统一览无余地罗列出来。我还听说过，许多人被多次要求反复写自传。一旦他们发现每次所写内容都不尽相符，那又要被加深怀疑了。因此我只按年份写了一份简单的履历。假若他们再要我重写的话，那是很容易再一式一样复写一份的。
    傍晚时分，气温骤降。到晚上，刮起了大风。牢房的窗被刮得咯咯作响，寒气，从关不上的缝隙中渗涌进来。我将手纸折起来，一一把那些隙道堵住。这时，我那小蜘蛛的网已给摧毁了。它不像过去那样再次结一张新网，而是垂下一根长丝，沿着它从天花板一角往下爬，待爬到地面时，它就磕磕绊绊地横着穿过地面。我俯下身去，想看看它到底想做些什么。我的小朋友看上去，已非常虚弱了。只见它艰难地爬行着，爬一阵，歇一阵，有时还会绊倒。我不知道，蜘蛛会不会生病昵？它是不是觉得太冷了？我全神贯注地看蓿它，缓慢地从这一角爬向那一角，可能在寻找一个避风之处。最后，它在水泥马桶和墙壁的接缝处消失了。原来在一道裂缝里，它又筑了只小蛛网，但它没有从前那般完美了，但放出的丝，比过去粗。它编成一只有如茧子似的小囊，我想我的小朋友，总算有了个很好的安身之处了。这以后我上厕所，都小心翼翼地侧坐在一端，竭力不去干扰它。
    次日早上，我就开始写自传了，下午就写好了。随后我就走到窗口叫着，：“报告！”
    就是那个看守，走到窗口，我把写好的自传和多下来的纸都交给她。
    “你写好啦？”她疑惑地问，眼睛扫了一下我写好的五张纸。
    “写好了。”我答道。
    “这好像太简单了，你全写上了？”
    “是的。”
    “怎么这样短？”
    “是吗？但我反正全部写上去了。”
    我本来以为她还会说什么，但她什么也没说就走了。这令我松了口气。整个傍晚，我都守候着那只小蜘蛛，因为它又放弃了那个新安好的家，重新吃力地踉踉跄跄地爬行着，最后，它径自向我爬过来。当它爬近我脚边时，我想它或许会爬到我脚上来寻找温暖，但它绕过我的脚，爬进床底下，然后就消失了。我等着它再爬出来，但几小时道去了，再也不见它出来了。或许床底下，是这间囚室最佳的隐蔽所了，我的小朋友准备在那里，度过漫漫寒冬。
    次日清晨，当看守唤叫起身时，我在双脚落地之前，先小心往地上看一看，我的小蜘蛛是不是在那里。在我吃早饭时，我还是不断地细细打量着床边的水泥地，希望能够发现我的小朋友已恢复了活力。但没有，什么也没有，这令我很沮丧。我抬头看看天花板，连那张破碎的蛛网都不见了，那小东西的生命轨迹，竟一丁点都没留下；犹如这一切，只是我的幻觉而已。但当它就在那里时，它确确实实努力地工作过，为着生存，几次三番地编结着自己蛛网。那小蜘蛛尽了自已那份微弱的天赋，以争得生存的权利。我想，我也要像它那样，只要在看守所呆一天，就有信念尽力抗争一天。
    一阵开牢锁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索，一个男看守大声对我嚷着：“出来！”
    我拿起语录本随他走出去，紧张地准备着与提审员再打一个回合的舌战。我估计到那提审员可能与看守是一致的，都对我的自传不满意。
    我被带往另一间审讯室，里面的陈设与上次的一样。还是那两个审问员，只是他们解放装的领端与袖口，露出厚厚的运动衣。室内又阴又冷，窗外，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无情地袭击着这个城市。窗隙里逼进来的寒风把玻璃震得嗡嗡作响。那提审员紧蹙着双眉盯着我。在他命我读语录时，他的声音很严厉。他神态严正地盯着我，显出一脸的不满意。我知道他是故意扮出这副嘴脸以对我施加压力。
    我可不在乎他摆出怎么样的腔调，只觉得他幼稚得令人发蠓。我把语录认认真真地读了一遍：“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我读完了这段语录。
    他没有让我坐下，只是阅我。“你理解这段语录的意义吗？”
    “我想我十分理解。”
    “你把它解释一下。”
    “这节语录中国人民是很熟悉的，是从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毛主席在北京召开的新政协会的筹备会上的发言摘录下来的。他告诫中国人民要提高警惕，因为他相信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反动派不会甘心他们的失败，会派遣特务来搞破坏。”
    “对！过去的十七年证明伟大领袖的告诫是正确的，也是及时的。”他紧紧地盯了我一阵，又问：“你对这怎么想的？”
    我自然不能坦率地表露，但我也不能对他们这套有关阶级敌人的说法表示全盘同意。所以我就用外交语气回答着：“噢，我相信凡毛主席说过的，永远是正确的。”
    那提审员白了我一眼，又过了一会，说：“坐下！”
    我听得背后那扇小窗悄悄打开了，那提审员留心看看我，测度我有否听见，我只是视而不见地盯着他身后的那扇窗，摆出沉湎于某种思维之中的样子。我不想让他觉察到我很敏捷，对声音很敏感。因为那提审员看来，是不愿意让我知道外面有人在窃听对我的提审。
    我写的那份自传，就放在提审员面前。他拿起那份自传；“你说，这是一份认真严肃的自我检查吗？”
    我自知没什么可说，就保持缄默。
    “你将自己的经历报了一遍流水账，你说这能叫做自传吗？”他把那儿张纸对着我扬了扬。
    “不合要求吧？我从前从未写过自传。”我存心装傻。
    “从未写过自传！但你读过许多冉传。在你书架里，有不少中外名作家的自传。”那提审员说。
    “那倒也是，我读过许多名人自传，他们都各自做出了十分伟大的成就。而我，并未做过什么值得树碑立传之事。除了在我丈夫逝世后九年来，我一直不过是个家庭妇女。”
    “家庭妇女？”那提审员哼了一声，讥讽地说，“你的时间是花在缝纫上还是煮饭上面？没有，你研究马列主义，阅读各种报刊杂志，把我们党及政府领导人的讲话摘录下来，还把党中央通过的决议归档保存起来。红卫兵到你家采取革命行动时，在你书橱里发现许多政治书籍，你书桌抽斗里还搁着许多你亲笔摘录的笔记。在你卧房里，还有一架灵敏度极高的收音机，你佣人说你经常按时收听外文广播。一个家庭妇女会这样做吗？家庭妇女只关心家务和家庭，你却对政治如此关心，从任何一方面来说，你都不是个家庭妇女。”
    “我并不因为我的个人爱好超越照顾家庭和料理家务的范围而觉得羞愧。我想，党和政府都鼓励妇女学习马列主义，还要参加政治活动。我认为我做的都没错，因为共产党也主张将我们中国妇女解放出来。”我跟他说。
    “我们鼓励妇女正确学习马列主义。假若你真如此热衷于学习马列主义以提高政治觉悟，你为什么不参加学习班？据我们了解，你从来不参加你们地区居委会的学习班。假如你关心政治的目的是为着做个好公民，那你为什么在普选上海人民代表投票时故意迟到两个小时？难道一个自觉要求解放的妇女是这样表现的？不要再给自己脸上贴金了。你为什么不承认，你关心政治是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我不参加居委会学习，是因为我觉得独自学习效果更好一点。另外他们是下午学习，自从我在亚细亚工作后，就无法参加那边的学习。至于我没能及时参加普选，是因为我把日期给忘记了，后来经人通知我就赶去了。我没想到我个人的选举投票这样重要，也不了解亚细亚公司职员要集中进行选举，因此我那次的迟到，致使整个公司的选举都给延迟了。不过反正候选人是已经指定的了，我这一票选不选，其实也作用不大。”’我解释着。
    “你胆敢污蔑人民政府的选举制度！你还以为自己在选举时所犯的错误是微不足道的，对你来说，为帝国主义做些肮脏的交易就有那么重要了？”那提审员怒气冲冲地说。
    “你对我所立的罪名，是站不住脚的。”面对他的暴跳如雷，我摇摇头说。
    他又拿起那五张纸：“我让你写自传，你却交上来这么一点，为什么？因为你想隐瞒！”
    “请告诉我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不想隐瞒什么。假若你想了解有关我生活的情况，不管什么，我都很乐意告诉你。”
    “那太好了，这是你受审以来第一次表现得这样老实。希望你能认识到，你已经没有退路了，彻底交代吧。”
    “你又在自以为是地瞎猜了。我说我愿把生活情况全面向你汇报，是因为我相信事实胜于雄辩。相信你在全面了解和掌握辜实之后，会承认我是无罪的。我从未做过有害于人民政府及共产党的事。”
    “我要你全面坦白地回答我的提问。假若你要争取宽大处理，就不准隐瞒任何情况。”他又警告我。
    “我说过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我全面了解政府的威力及提审员实事求是的作风。而且我相信你会澄清强加在我头上的种种不实之辞，恢复我的名誉。”我对他说。
    “只要你老实交代，我们始终是对你敞开大门的。现在你可以回去了。下午，你要交代与斯谷特(Scott)与奥斯汀(Austin)的关系，你们公司的真正性质，以及谁介绍双重间谍白俄在你公司任总经理的秘书。”
    我简直不能相信我耳朵所听到的。我想解释一下，但那位提审员却挥挥手，不让我开口，然后他起身说；“现在，什么也别说。下午有充分的时间让你说的。”
    一个看守已在门口等着带我回囚室。
    那提审员所提的问题让我大吃一惊，我神思恍惚地回到女牢。
    那值班女看守这次并没坐在进口处的小房间里，而是站在冷风凛冽的外边等我，一边两手插在兜里，耸着双肩，一边不耐烦地两脚交替着上下在地上跺着。待她看见我回来，两只眼睛就鼓鼓地直盯着我，直至我回到自己牢房里，她像是在察看我的神情。将我锁进牢房后，她继续从那窥孔里打量着我。我看出她是受命监察我在提审后的反应的。怪不得那提审员要猝然终止审问，将我押送回牢。听得提审员称我那两个朋友为“英国间谍”，称亚细亚上海办事处总经理的秘书是双重间谍，我感到十分震惊。但我不能将此流露出来，任何不安失常的表现，都会被认为是犯罪的迹象。
    我往脸盆里倒了些水，洗了把脸，清醒一下脑子；随后拿起毛泽东著作，临窗坐下，低头不住地把书一页页地掀着，表示我正在专心学习。那看守在窥孔边站了半天才离去。不一会，另一个看守接替了她。吃午饭时，我很快把饭菜都吞下肚了，说真话，我确也饿了。当厨房里来收饭盒时，我听得她与那看守说：“全吃完了。”按常例，当犯人结束每天十分钟的室内活动后，看守就逐个挨户地命令各囚室的犯人原地坐下。最后，她又转回到我的囚室门口，又贴在那窥孔上。虽然她是蹑手蹑足的，但我在这里时间也不短了，已能区分各类不同的声响，所以她刚站定，我就已感觉到她站那儿了。我佯装浑然不觉，倚枕着卷起的被褥，闭上眼睛假做睡觉。白天睡觉在这里是绝对违纪的，看守常会为此勃然大怒，我常听见看守为此而痛骂犯人，但此刻，她为了不让我知道有人在监视我，所以地也只能装作不知。
    约个把钟头后，我又被提去审讯了。我还得再读一遍早上的那段语录。
    “让我们先从Mis斯谷特(Scott)间谍开始，你是怎样认识他的？你在他来中国之前就认得他了？你给他传递些什么情报？”那提审员问我。
    “在我讲述我与斯谷特认识过程前，我想我必需向你说明，我只知道他是一位英国外交官。”
    “你喜欢怎么说就怎么说，至于我们信不信，就是另一回事了。再往下说。”
    “我在一九六一年九月，在一个宴会上第一次与他相识。但我已记不清那次宴会的主人了。”我说。
    “主人是位印度总领事。我们有他的请帖，不过，那不是重要的。你在这以前就认识斯谷特了？”
    “没有。”
    “那宴会不久，你就去香港了。你在港期间，又与另一个问谍联络上了。他是二次大战时的英国空军军官，在香港披着商人的外衣，实质上，是香港出名的英国间谍。是斯谷特派去接受任务的吗？”
    “我在香港社交很广，我也没有注意究竟谁是不是间谍。在认识斯谷特前，我就计划去香港了。我每两年去一次香港。你知道，每个人去香港，必需先向公安局申请，我早在遇见斯谷特前，就提出申请了。”我说。
    “你要我相信你只是偶然遇见斯谷特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斯谷特来上海，刚巧在你去港之前，你一离开上海，他就去北京。而在你回上海之前，他又再回到上海，一连住了几个月。那次你乘的那艘船因刮台风，而在黄浦江上停了数天，他就上船来看过你几次。这种交往，不像是两个只刚刚在宴会上认识的朋友。而且他在上海期间，你们俩常双双外出。在他和你一起出去时，总自己驾车，而与其它人外出时，则有司机驾车。
    “上海的外国人私底下议论你们俩有恋爱关系。不过没有入注意你们，也没人对此追究。你故意制造一种恋爱关系来迷惑周围的人。”
    “英国人的民族性是很傲慢的。他们的组织纪律，是不允许一个间谍与当地的女人有恋爱关系的。事实上据我所知，他在上海时，曾与一个银行经理的妻子，有不正常的关系。”
    “现在你算领教了，我们对邓种丑事所掌握的材料了吧？你还妄想蒙混过关吗？交代斯谷特分配给你的任务，并从实招供你为他做了些什么！”那提审员将他对我的指控作了个总结，然后坐那儿虎视眈眈地瞪着我。
    “你把一件最普通不过的情况搅得似疑团重重。”我说，“我是经常与斯谷特见面的。主要因为他社交能力很强，经常宴请，并常在宴后放英国电影，这是很吸引人的，因为我们这里没有机会看到这些外国电影。我记得，他也多次邀请外交部官员看这些电影。我国习惯，来而不往，非礼也。我藏有许多古董瓷器，因此我也设宴招待一些朋友来欣赏我新觅得的一些古董，其中也包括斯谷特。他也来录了我许多唱片。那些红卫兵肯定已告诉你，我藏有很多唱片。我知道，他确和上海其它欧洲人不一样。他常常自己驾车。因为他能说中国话，因此这对他没什么不方便。至于他在我去香港前抵达上海，而在我回上海前再到上海，那完全是巧合。至于我乘的那艘船因台风而停泊时，他到船上来，并不是来看我，而是去看船长的，还有另一位乘客，好像是个丹麦商人。他们一起喝酒聊天，但我没有加入。那艘外轮停泊时，船上还有许多解放军和海关人员。你们为何不去向他们了解一下他到底是来看望我，还是看望那位船长的？”我说。
    “你与斯谷特的关系，并非仅仅是偶然的相识。”提审员说。
    “反正你的结论是毫无根据的，是错误的。”
    提审员狠狠地盯了我一眼：“我劝你不要以与斯谷特是恋爱关系来掩盖你的政治问题，不要耍花招了。一个中国女人堕落到与一个来自西方的野蛮入搞腐化，那是要判刑的，要进去劳动改造的。”
    长久以来，中国人为了失却民族自尊而痛苦。那些从没有离开过故土、或与其它国家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常常把其它地区国家的人称为“鬼子”，认为他们是不开化的，有着迥然不同生活习惯的一种动物，称他们为“洋人”或“洋鬼子”。中国长期所形成的闭关自守，极大地加深了中国入夜郎自大之感。当邓小平向世界各国实行开放政策之后，立即博得一片颂扬之声。显然，洋人带来了大量资金到中国投资；还互相进行意识上的交流。中国人民在这种外来冲击下苏醒了。为此，他们觉得痛苦、羞愧、自责。他们为了争取真正的“文明”，开始对西方文化采取一种比较开明的态度。
    我与那提审员，真的已没什么可说了。看他那声势，好像仅仅送我去劳改还不能使他满足，非得让我套上“特务”的罪名不可。我不明白这究竟是为什么？在通常情况下，假如他们提出要惩办某人，是不大在意定罪的罪名的，有时候，这些罪名都是模糊不清，甚至根本没有罪名，他们的目的仅仅在于惩罚。但这次，从那提审员的态度来看，好像必需以“特务”的罪名来定我的罪，而不能是其它罪名。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一直等了好久以后才明白真相。
    “我看你别再狡辩了，现在就交代你和斯谷特一起时都讲过些什么。”那提审员问。
    “你不能要求我几年前与某人的交谈都能记得。反正都是无关紧要的谈话。我们谈些有关书籍，音乐，中国的瓷器，及我们俩都去过的地方的风土人情，还有我们各自的家庭。就这些。”
    “难道你们从不涉及到政治？”
    “可能有时也谈谈时事，大部分是国际时事。斯谷特是位外交家，他不会与一个中国人讨论中国的时事。”
    我所认识的欧洲人，不论是外交家还是商人，都认定大陆犹如一个充满着惊心动魄内涵的大问号。主要因为闭关自守的政策，令这个国家显得异常神秘。有些外国人到中国来，是因为他们对中国文化持有兴趣。当他们有机会能与中国人交谈时，他们当然会有种种问题要问，但这些绝对与政治无关。身为中国人，我以为，帮助外国人了解中国，包括她的文化历史，她的奋斗目标，这并不是一件坏事；但党内的激进分子，却看不到这些有利条件。他们想象任何中国人，只要不是作为共产党歌功颂德的宣传品，便是与国家作对。而每个到中国来的外国人，都是企图来挑刎共产党制度的过失与缺点的。因此他们总怀疑那些为外资公司工作、或与欧洲人有接触的中国人。
    文革前，我有十分踏实的安全感，因为我与任何政界任重要职务的中国人，都不相识。因此没有这种可以获得国家机密的可能。而且我向来也十分谨慎小心，从不与我的中国朋友或亲戚提及任何敏感的问题。特别是共产党员。最后我的问题总算弄清了，因为文革期间，我的朋友和亲戚也都经过审查，他们都老实说我从未对国家机密表示过兴趣。
    “斯谷特是个特务，他的任务就是收集情报。他要你为他做些什么？他没让你为他收集情报吧？”
    “我为亚细亚工作，它是个外资公司，我所知道的有关中国的情况，不会比外国人更多。”
    “对一个特务来说，他不可能不收集情报。”
    “你肯定他是特务？”我问。
    “你怀疑我们所掌握的材料吗？”
    “那你们为什么不逮捕他？公开申明他是‘不受欢迎的人’，将他驱逐出境？”
    “我们不愿打草惊蛇。他已在我们严密监视之下，我们对他的行动都了解。这些英国人不但为他自己国家工作，还为美国人工作。因为美国人不可以公开到中国来。美国人与国民党.关系密切，因此看来，英国人与国民党也有联系的。”
    他提高了嗓门，继续不分青红皂白地往下说：“一九六二年斯谷特第二次到上海，正是国民党伺机反攻大陆之时。斯谷特在这个时候与你联络，是因为你与国民党有联系。”
    “没这回事！我与国民党没任何关系。”
    “你丈夫是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官员，这还不算，你的家庭出身就说明你是倾向国民党的。伟大领袖关于阶级斗争的教导不仅是望远镜，还是显微镜。经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我们，能透过现象看本质。”
    我定神追忆一下，那些外国朋友，包括斯谷特！有否问及我有关台湾的情况。这一思想活动让提审员抓住了。但他只知道我这是在思想，而具体到底想些什么，他却是抓不住了。他急迫地问：“不管你交代与否，我们对你和斯谷特约谈话内容，是有全面的记录的。”
    “要真那样的话，那你们肯定知道，我与斯谷特是从不谈及政治的。”我说。
    “看来你还不肯坦白，你需要时间再三考虑和回忆。对我们来说，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会给你充分的时间准备作彻底交代的。从今天起，你应该看清，回避问题是无济于事的。现在，我们再来淡谈那个女间谍奥斯汀。交代一下你与她的关系。”
    “想来你也知道，奥斯汀太太是个商人的妻子，我与她仅是社交上的往来。我们一起打打桥牌，吃吃饭。”
    “你介绍她与一个国民党官员接触。”
    “什么？他是什么？”这下我真的吓了一跳。那提审员却是悠然自得地看着我。
    “你把那持有祖传秘方的中医，带到她住所去。那医生在行医前，是个国民党高级官吏。”
    “我不了解他的历史，我只知道他是个祖传的有本事的医生。奥斯汀曾私下跟我谈起，她说她很不愉快，因为患有不育之症。她曾经看过许多欧洲医生，总也找不出什么病因。我很同情她，因此就去请教那位中医，打听一下中药对她这不治之症能否有所帮助。但医生说不见病人是很难开药方的，所以我就介绍他们相识了。你可以向那位医生本人去了解。”
    “他在红卫兵对他采取行动时自杀了。”
    会不会因为他曾与一个英国特务接触过，以至红卫兵对他进行迫害了？上帝呵，我为什么要介绍他们相识！我真是太笨了，不了解在极左路线统治下社会的复杂性。因为同情而想做些善事，结果反使人遭灾。为此中国人有一种新的处世之言：“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就是个模范公民。”别人的经验之谈，我怎么没有引以为戒呢？我为这可怜人的死亡而伤心。
    “除了带那医生去见她外，你还与她一起去北京旅游。你在那里干了些什么？见过谁？”
    “一九五九年，北京明朝皇帝的万历墓对外开放了，一九六O年我们去那儿参观。与外国人一起旅游，可以住宾馆，假若以中国人身份出游，就只能住三级招待所。所以我就和奥斯汀太太与另外一位英国女朋友结伴同去。对她们来说，与我为伴她们也方便不少，因为我对北京很熟悉，我自幼长在北京，且我能为她们作翻译。”
    “你在北京，还有否将她介绍给其它人？”
    “没有。我自己在北京认识的人也不多。”
    “你哥哥昵？我们知道他来旅馆见过你。”
    “我哥哥来那天，那两个外国女人恰巧去逛卧佛寺了，我没有与她们一起去。我哥哥不愿遇见她们。”
    此时，我背后发出一种轻微的声响。那提审员往我肩后张望了一下，又看看表，与那记录员轻声交谈了几句后，他就起身说：“你可以回囚房了。我们下次要你谈谈你为亚细亚工作的情况，还有你们为何要聘用那个苏联间谍白俄女人当秘书。我想你总不会否认你曾在亚细亚工作这个事实吧？”
    他略略停顿一下，又接着说：“再仔细想想你与斯谷特的关系。记住，我们已掌握他利用你收集情报这一材料，我们也十分了解你对他们所说过的一切。”
    “我不会把我自己也不知道的东西告诉别人。我自己都什么也不知道，怎可能给他利用？”
    “好吧。不过，我认为他来上海看你，是有其目的的。一次是在你去港之前，又一次是在你回上海之后。要不是另有企图，他是不会这样做的。”
    一个看守打开了门，那提审员叫我回去。我知道在那小窗后的人离开之后，他是不愿再把审讯拖延下去的。
    回到囚室，我继续在看守的暗中监视之下。一阵尖锐的痛苦啮噬着我内心，我觉得，那可怜的老人之死，我是有责任的。唉，要是我从未遇见过斯谷特或奥斯汀之类，那有多好！难道他们真的是英围间谍吗？就算他们都是间谍，也没理由把我关在监牢里呀。在上海的外籍侨民及外资公司的高级职员，经常受他们家中的保姆及其它中国方面人员的监视。而在办公室等公共场所，不仅常有公安人员或武装军人值勤，还有便衣及喜欢打小报告的极左分子注意着。上海和世界各地城市不一样，上海不存在个人隐私自由。假如政府真的对我和斯谷特或奥斯汀的关系有所怀疑，他们准可在几年前就开始有所行动。确实，我对许多事也不甚了解。那提审员很可能把我的外国朋友名单审阅一下后，就把他们认作秘密特务。斯谷特和奥斯汀，只是提出来恐吓我的两个为首人物。我已涉足泥潭之中，得步步小心谨慎，以免越陷越深。
    自从关进第一看守所后，我常绞尽脑汁寻思，究竟为什么我会遭此逮捕？是谁在背后指使这一行动的？他们是真的疑心我犯罪，还是仅仅只是恐吓，逼迫我作出虚假的交代，以供给他们打击我的材料？薇妮似乎以为，因为亚细亚停止了上海分公司的业务，因而我必需受惩罚。她的分析对吗？
    我细细回忆着与提审员舌战的幕幕场景，不禁想起我听说过的那些无辜受害者的种种传说。他们或被判刑或服苦役，这样一想，我的勇气动摇了。我感到非常恐怖。不仅因为害怕我将担当的罪名，也害怕自己再无法与提审员据理力争了。
    夜晚，趁着这静寂的时刻，我作着每天的祈祷。但那提审员恶声恶气的嗓音似乎总在我耳边干扰着。我只觉得失望且伤心，。似乎连上帝，也弃我而去了。
    那晚，我做了个恶梦。那是我入狱后第一次做恶梦。我梦见自己，站在海边陡削的悬崖上，滔滔的海浪，一浪高过一浪地向我袭来，欲把我卷走。天，是黑漆漆的，我孤身一人站在那里，就像岩石那样，一动也不动……
    我把被子拉起掩着脸，惧怕得暗暗地哭起来。过后待我重新睁开眼睛，只见那盏灯泡，从上面眼睛般地盯着我，用来遮眼睛的那块布，也掉在地上了。蓦地，我想起那看守会老往那窥孔里审视我的，我立时就控制住自己的惧怕之情。这时，听见楼上有移动插销的声响，这才知道这功夫，那看守正在别处押解犯人。
第7章  一月革命和解放军支左
    我等着那审问员再来提审。然而几天过去了，却毫无动静。只见那些看守们心神不定地在走廊里来回跑着，空气似乎有点紧张，我估计，外面一定发生了什么新情况。我常有意靠着牢门伫立着，希望能听到甬道顶端小房间里那些看守的讲话声。但我只能听见她们那紧张的声气，却听不见讲话的具体内容。有时，她们好像在争辩着什么，但多数时候，她们只是压低着嗓子窃窃私语着。虽说监狱里本是一片死寂，但却怎么也听不清她们到底在说些什么。因为根本无法探听到点滴的消息，我不禁感到有点紧张，心中无底。
    十二月初，就是我第一次受审后不久，那些看守便不再给我们送报纸了。这是十分反常的。因为报纸向来被认为是教育犯人的重要工具，那些看守一直命令我们要细心阅读报刊。这样过了几天，我开始向她们要报纸看。起初那看守拒绝了我的要求，经我再三要求，她就不耐烦地说：“你不知道，外边正在闹革命呢。”
    直到十二月中旬左右，正是寒冬冰锁之季，砭入骨髓的西北风，呼啸着席卷整个上海。气温逐日下降，直跌至零度左右后便徘徊不前了。狂放不羁的寒风，将我牢房的窗户刮得格格作响，遮贴在窗缝上的手纸，常被飕飕的冷风刮得七零八落。我已套上两件毛衣穿上棉袄，却仍冻得瑟瑟发抖，牙齿卡嗒卡喏地直打颤。冰冷彻骨的牢房里，从嘴里呼出来的气息就像团团白云。我只能不停地跺着脚，互相摩擦着双手，才能使手指和脚尖感到一点暖意。当看守吆喝着犯人作室外操练时，我想在这天寒地冻之际，她们本身肯定也是十分不情愿离开自己小房里那只火炉的。
    室外风虽然很大，但还是比潮湿的牢房暖和些。而且活动活动，也会加速血液循环。只是狂暴不羁的寒风不住刮起阵阵尘埃，弄得四处一片灰蒙蒙的，眼睛都睁不开。
    突然我看见所有的看守，都从看守台上紧闭着的岗亭里蜂拥而出，一路上冲下扶梯，瞬间就不见了影踪。与此同时，马路上的喧闹声越来越大，像起码有几千人，以排山倒海之势，涌进了看守所。哨位上的解放军战士，仍坚定地紧握着来复枪，坚守在自己岗位上，但也禁不住伸长头颈，向监狱进口处跳望着。这时，只听得隔壁操场里有个女犯人，紧张地压着嗓音，却很清晰地说：“大约是红卫兵来营救被市政府投入监狱的同志了。”
    紧接着，从另一个操场又传来一女青年的呼声：“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我是红卫兵l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那追求自由的呼声与拳头擂击大门的声响混杂在一起。
    看守所入口处的暴动还在持续，直至一阵枪声后，那喧闹声才戛然而止，大约是守卫的解放军开的枪。又过了一会，那些看守们又都逐个回来，把犯人押出操场了。红卫兵企图冲击看守所的行动，给这些看守们以很大的震动，当他们打开操场大门时，态度显得和缓多了，不像往常那样大声吆喝着：“出来！”只是等在门边让我们自己出去。
    在以后几天里，那些看守的态度有了显然的不同。她们开始不大尽责了，常常在值班时缺席，一连几小时都不见她们人影，连声音也没有。幸而厨房里的女人，还继续给犯人送饭和开水。那个在这里服刑的女青年，也照常给我们送洗刷的用水。那些看守们即使来值班，也只是聚集在那个小房间里，紧张地在谈论着什么。从偶尔捕捉到的片言只语中，我有一种感觉，似乎她们也牵进这场大革命之中，她们正在筹备着建立自己的革命组织，以便也能以趾高气扬的造反队身份，步入革命大军的行列。对犯人来说，看守们的自顾不暇，也减轻了大家沉重的压力。有时，可听得有些囚犯，已不再压低嗓子讲话了。甚或还能听到有人在嗤笑。
    自十二月二日停止发送报纸后，我就开始在墙上轻轻地划了个记号，用以计算日期。待我划到第二十三条杠时，算来，该是圣诞之夜了。虽然已过了该上床的时间，但看守仍未通知入睡。我只能守着这寒气逼人的长夜枯坐着。忽地，楼上一个女高音唱起了圣歌《平安夜》，开始时仅是一种怯怯的试探，而后，歌声渐渐高亢强烈了，它抑扬着，如痴如迷地在被四方墙壁禁镏着的监房里扶摇而上，在阴森森黑洞洞的走廊里激荡，清跪而嘹亮，让我欣然又感动。她的歌声让我断定，这是一条职业歌唱家的嗓子，她可能惹怒了那些极左派而被捕入狱了。对我来说，在这个冰窟窿的牢房里，倾听一个看不见的囚犯难友引吭高歌《平安夜》，是这一生中所参加的圣诞音乐会中，最最隽永、含义无尽的一次。发现没有人阻止她，她唱得更放纵，一点没有胆怯犹豫的感觉。整幢牢房静静地，大家都在屏声息气地欣赏着那美好的歌声。
    当最后一个音符还在空气中飘荡时，看守们踩着水泥扶梯蹬蹬上楼了。她们一边四下窜至各个牢房，一边查问着：“谁在唱歌？谁？”，“谁违犯纪律了？”但没有一个犯人答她们腔。
    元旦后，走廊里架起一只扩音啭叭，全体犯人被命坐下听一个重要报告。
    一个男人宣读了上海工人造反司令部的公告。它宣告：上海红卫兵和造反派，经北京中央文革的批准，于一月四日，对上海市府采取了夺权行动，从而打倒了“反动的”市委及市政府。长期来，上海旧市委一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追随修正主义路线，企图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复辟。
    其后，报纸为此发表了社论，称这次革命行动的“英雄”，就是一个过去在纱厂里任保卫科科长的王洪文。他将全市兴起的群众造反派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了上海市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由他本人亲任领导者。他的幕后支持者就是张春桥，毛泽东妻子江青的老相识，也是北京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上海代表。最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及一个赫赫有名的极左作家姚文元，组成了一个紧密的政治集团，即臭名昭著的“四人帮“”。
    那时节，似乎只要不是阶级敌人，都可以参加造反派结织，从而成为造反派。这个组织的领导权，紧紧掌握在极左分子手中。
    那人还读了一份国务院颁发的文件，批准造反派的活动是合法的，只是要求工人们要抓好生产。这一声明，等于已承认了极左分子所发起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为合法的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竟也会支持造反派，这简直令我吃惊不已，困惑不解，我怎么也不相信他会同意他们的行动。但转而一想，他号召工人要抓生产，这至少说明，在那个疯狂的形势下，总理的头脑，还是十分理智清醒的。直至后来我从监狱中释放出来以后，才了解极左分子对总理施加了重大的压力。长期以来，他们就处心积虑地设法迫使周恩来放弃国务院总理的职务。他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措施，仅是一种机智的应付，同时也作了永远忠于毛泽东路线的姿态。唯有这样，他才得以在文化大革命中存活下来，并借此保护了一些党内的老干部。
    在这个突击性的公告公布后没几天，看守送来了一份《解放日报》。它是由新上任的造反派编发的，上面用套红标题声明：经过长期斗争，红卫兵及造反派已予十二月二日，夺取了新闻出版界的领导权，为砸烂旧市委拉开了序幕。
    我详细认真地阅读了报上的消息，领悟了造反派最后的胜利，是因为旧市委两个高级领导干部，已被造反派争取过来“反戈一击”。在一次公开性的集会中，他们揭露了前任市委书记及上海市市长两人都是叛徒。为了迫切希望能得到造反派的重用，为了表白自己为坚定的左派，他们竟抽了与其曾经共事多年的同事的耳光，这一行为，取得了与会的红卫兵及造反派持久不息的热烈的掌声。(这两个高级领导为马天水和徐景贤。在毛泽东逝世及四人帮粉碎之前，他们是“四人帮”的上海代理人。一九八二年，他们两人都因紧跟“四人帮”，包括参与迫害他人，而被判长期徒刑。马天水为此而发疯了。)
    市委被造反派砸烂以后，我感到十分失望。因为我原先的一些盼望，都因此而破灭了。我的案子，可能要搁到市府各部门，包括公安局改组之后，才能解决。因为第一看守所属公安局管辖的。这个过程肯定时间相当长。尤其当新约领导机构遇到公开的或隐藏的阻力时，麻烦就更多了。我同时也认为新市委如要恢复他本身的活力并能顺利完成它的任务，必需看全中国其它各大城市的政权是否能迅速掌握在造反派手里。从许多其它城市里批判高级领导的报道看来，红卫兵及造反派在那里所遇到的阻力比上海所遭受的要大得多。
    一九六七年春天，上海《解放日报》刊登了毛泽东号召解放军支左的报道。其中所提出一条毛泽东语录说：“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个军事组织，也是个政治组织。”从这个论点看来，很明显，红卫兵及造反派已无法依靠他们本身的力量单独来夺取中国其它部分地区的政权。然而解放军支左也不能立即满足他们预期的要求，因为有许多情况说明在红卫兵及造反派之间，解放军无法正确区别哪些组织是属于极左派的，以及哪些是属于极左分子要打倒的党内高级干部所属的派系。因为两者都表示，要忠于毛泽东路线。而且许多军队的将领们，本身就是当时他们自己所在地区的行政官员，如西藏及新疆。他们都表示自己是真正的左派，把军队的矛头指向红卫兵和造反派。因此两派之间，就引起了残酷的武斗，发生了许多流血事件。许多地区、军队因为怕犯政治错误，因此当着各个以左派自居的派别袭击他们的兵工厂时，他们对此也只能视而不见，装聋作哑。不过不管怎么说，在真相澄清后，依旧说明在全国极大部分地区、军队的支左，对帮助造反组织夺权，起着一定的作用。解放军的支左夺权，提高了军队及其元帅、国防部长林彪的威信。报上连篇累牍地登载着林彪站在毛泽东身边及与他并肩同行的照片，这些都明白地告知着他地位的擢升。他被称为“伟大领袖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这种提法，将林彪在党内的地位，提到周恩来的前面，仅次于毛泽东的位置。在新闻照片上，周总理走在林彪后面，排在第三位。林彪以雷厉风行之势，清洗了有可能反对他的军队将领，并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到关键重要的位置上。报上报道：在旧军队的高级将领中，揭出一个反对毛泽东的集团。同时，公布了海、陆、空及后勤组织一批新委任的主要领导人的名单。受造反派控制的报刊，热烈欢呼林彪这次改组军队的胜利。
    上海红卫兵与造反派开始接管市内的基层领导机构。从报纸天天透露出的消息看出，他们不仅对打倒对象中的顽固派进行斗争打击，而且在造反派内部，也形成各种宗派、为争夺官职而勾心斗角。市内各区都有武斗，各组织的头头经常在变更，因此整个上海仍处于一片动乱之中。囚房里，操场里，不时能听到马路上传来的各种呼喊声，那些通过扩音机传出来的揭发控诉的发言声，能听得清清楚楚。民众这种狂暴行为，使我似乎看到一幕幕人类互相残杀的可怕的情景。我深切地为女儿安危而担忧。
    那些造反派头头非但不去控制这种骚乱和流血的事件，反而还似乎对此有所怂恿。一次我在报上竟读到这样的标题：“我们双手染上敌人的血迹，是光荣的。”又有一天，又刊载了林彪提出的：“要革命总会有牺牲，我们不要夸大这种情况的严重性。许多人自杀了，也有许多人被杀。但这种死亡人数，不能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甚至自然灾害时相比。因此我们所得到的，要比失却的多得多。”这种毫无人性的言语，令我为女儿的安危，忧虑致病了。我已不能成眠进食了。
    一天晚上，我又没有吃饭，一个看守过来把小窗一开，问：“你怎么啦？病啦？”
    “我放心不下我的女儿。你们能把她带来让她与我住在一起行吗？”
    “这当然不行。她又没犯罪，为什么要把她关进来？”她回答我。
    “我也没有犯什么罪，但我不是也关在监狱里吗？”我对她说。
    “我没时间与你争论这个。你有没有犯罪，我不知道。其实我也弄不清什么是犯罪，什么不是犯罪。但既然你已人在这儿了，你就只能等着啦。慢慢会有人处理你的问题的。你这样也还可以嘛。看你每天睡足八小时，又有三顿饭。我们下班后还要开会，八小时睡眠都不足。”她说着把窗门一摔就走了。
    她的这种举止让我很惊讶。那还是第一次，一个看守在我面前表现出一副贪食人间烟火的凡夫俗子腔。肯定她自己也遇上什么麻烦了，所以火气十足。共产党内部的斗争，导致这些看守们的意志都涣散了。一般能被选拔出来担任看守这种举足轻重职务之辈，必定具有坚定不移的信仰。然而当时的革命路线所揭出的材料，使看守们看到高级领导干部竟与一般群众无异，这些人已不再追随共产主义伟大理想了，甚至还有人竟居心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这令看守们即使还不至于对理想有崩溃破裂之感，至少干劲已经涣散不振了。这些看守对本职工作已不再尽责，监狱纪律也渐渐混乱了。在看守不出来巡逻时，犯人有的大声叫喊，也有的嚎哭，还有人打架，猛力擂门。一天夜里，在黑咕隆冬的走廊尽头一间冷僻的牢房里，猛然发出一阵粗野的歇斯底里的笑声。虽然有值班看守，但她也没出来干涉。
    我开始细细地观察这些看守，逐个细细地分析她们。我发现有许多看守似都憋着一股气，而少数年轻的看守，却带上了造反派的红袖章。这些年轻人持着一股傲气，神气活现地进进出出，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她们似乎显得十分有权，不但对犯人可以吆三喝四，就是对部分看守，也采用那种命令的口气。
    一九六七年，上海市政府已陷入一片无政府状态之中，第一看守所的秩序也日渐涣散。到了秋季，看守中也分裂成几个组织，互相之间展开了派性之争。当犯人们被带出去放风时，我看见墙上道边，都滥贴着有关派性之争的标语。在我的囚室里，常能听到那些看守们在大声争辩。偶尔有一二次，还听到他们互相扭打之声。“争论的要点似乎是对毛泽东政策主要精神的领会，以及那些高级领导人中，究竟那些属“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
    如今，常见到监狱的管理人员及提审员来牢房当班值勤，因为这些人被认为是“知识分子”，他们都被排斥在造反组织之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切知识分子，不管是党员还是非党员，都被称为“臭老九”。那时的所谓“黑九类”依次为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及走资派，第九类就是知识分子。这不仅包括那些有学位的大学教授或研究员，也包括教师、技术员及白领职工。在中国文字中，“臭”字是“不光彩”的俗话。一般来说，知识分子总被认为是狂妄骄傲的。对于自己的广博学识，持一种优越感，他们而且极要面子。知识分子在旧时是一贯受到尊敬的。造反派称他们为“臭老九”，以示对知识分子及其社会地位的侮辱。
    当看守所的第二个冬天来临时，我又一次重感冒了。那位年轻医生开给我的阿斯匹灵并不见效，后来感冒转为肺炎，剧烈的咳嗽令我全身痉挛不止。特别在晚上，囚室里更是冻如冰窖，令人难熬。一天晚上，为了使自己暖和点，我穿了两件毛衣，套了绒线袜蜷缩在被窝里，但还是一个劲地咳。已经时过半夜了，监狱里一片死寂，我躺在冰彻的囚室里的木板床上，不停地咳嗽和打喷嚏。为了减轻喉咙里的刺激，我喝了些杯中留存的冷水，可是冰冷的水令我咳得更厉害了。我将被子蒙盖菪头以压低咳嗽的声音，同时也希望能从被窝里呼吸些较暖和的空气。忽地，门上的小窗打开了，不像过去那些看守那样重手重脚的。随后又听到一个男人轻轻地说：“过来一下。”
    我套上长裤披上棉袄从床上起来，一边心里琢磨着，这深更半夜的，那男人叫我做什么，待我走至小窗前向外一张望，出乎我意料之外，只见那位审讯过我的提审员，提了只暖水瓶站在那儿。
    “有杯子吗？拿来。”他说。
    我把杯子递过窗口，他给我倒了点热开水。
    我已等了他一年了，等着他再来继续对我的提审。现在又见到他了，这似乎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可以问问他了。趁着咳嗽暂时缓和一点，我对他说：“你什么时候可以弄清我的问题。”他迟疑了一下，说：“等造反派准备好了，他们会通知你的。很快，会有更明确的文件下达，你耐心点吧。现在把这热水喝了，这样会让你舒服点。明天去向医生报告，他们会给你开点药的。”
    听他这一说，好像他现在已不管我的案子了。我不知道，他现在是否还认为我是有罪的；也不知他过去，是不是真的认为我是个罪犯。倏地想到，既然明知一个人是无罪的，然而为了完成他的任务，却硬是把无罪的人说成有罪的。在这种情况下，他来充当个提审员，那是一件多么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我一仰脖把热水全喝进去了，但接下来又是一阵猛咳，我呕吐、了。
    “不要紧，没关系。我再给你点热开水。”那看守又打开了小窗。这时，他身边站着一个戴大黑边眼镜的人。那看守称他为“梁指导”。
    “我借一下扫把行吗？我想把地上弄弄干净。”好容易咳嗽缓了一下，我问他。
    “明天再扫吧。地上弄脏了吗？除了水，没吐出其它什么东西吧？”梁指导问。
    我往地上看看，果然除水以外，没有再吐出来其它什么东西。且那些水也差不多全被破裂的水泥地吸干了。这当然是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让梁指导见识一下，监狱里犯人们的肚里就是这么空空然也！除了水，再没其它了。不过，他不过是个看守所的前任指导员。现在，红卫兵和造反派已将他降为值班看守了。
    他们直到我把水喝完，才把小窗关上离去。
    我依旧在床上躺下思索着：文化革命中显然出现了一些反常现象，看守所的指导员和提审员，用自己的热水瓶给犯人送开水，也属其中之一。这种极富人情味的行为，是与他们原来的信念绝对背道而驰的。因为他们认为“第一看守所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专政工具”，这是提审员亲口对我说过的。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纵深发展，红卫兵和造反派在他们的总后台的挑唆下，将共产党知识分子也推向敌对的营垒了。
    第二天早晨，医生给了我一些磺胺片，但晚间的囚室，实在冻得令人难挨，因此我还是咳嗽，无法入眠。在天蒙蒙发亮时，偶听到门外有人在悄声交谈。还是那晚值班的女看守，就是过去的女提审员，绐我服过磺胺药片，然后令我躺下休息。这时，我听得她在与我对面牢房的一个女犯人在讲话。虽然声音很低，但因为四周实在太静了，因此我仍能捕捉到她们所说的话。令我难以置信的竟是，那女犯人是原公安局干部，与那提审员出身的看守，是公安干警学校的同学。她们在谈论毛泽东的妻子江青，鼓励红卫兵和造反派“砸烂公检法”以后，在市公安局办公室里，就发生了残酷的武斗。她们诉说着某人从窗口跳出去，某人被活活打死，又有哪些人被送进医院了……显而易见，公安局已是一片混乱了，根本丧失了权威性。
    听了她们这一番话语，我敢肯定，文化革命将会长时间地延缓下去，那些被清除出党的肯定要致力反抗。尽管就眼前看，那些极左分子得势了，因为他们得到了上面和军队的支持。但除非那些被打倒的老干部都给一一处死——这自然是不可能的，否则，他们必然会伺机反扑的。而且，他们也要在权力所允许的范围内，尽其所能来干扰极左分子的一切行动。我悟到情况是错综复杂的，在未来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不可能解决一些具体事务性的问题。
    这样又过了几天，一次在犯人上床前，值班看守叉来通知犯人们，静坐着收听广播。扩音机里，一个男人宣布：第一看守所已由部队军管了。
    “全体犯人注意了，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可靠接班人及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排除了一切阻力，已把旧市委政府砸掉了。我们现在正向全国各地，乘胜前进，再接再厉，继续革命，把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都丢入历史垃圾堆里。我们的成绩是很大很大的！我们的损失，是很个很小的！有些人指责我们乱，乱就是阶级斗争的表现。伟大领袖毛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革命就是要对敌人制造混乱，以此来干扰他们，这样做是正确无误的。有人说我们杀人太多，胡说！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相比，我们杀得太少了，杀得还不够。有些敌人还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我们要把他们揭出来示众。不要低估我们的决心，也不要小看我们对手的能力，我们是造反派，我们不怕天下大乱，我们也不怕死人，要革命就必然这样。文化大革命锻炼了我们，吓坏了敌人。天塌下来，我们也不怕，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给我们撑腰……
    “敬爱的江青同志说过：‘要砸烂公检法’，现在，我们已完成了这个任务。上海公安局及它的附属机关已在我们领导之下。这个看守所原来是由公安局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及‘走资派’领导。犯人还享有这样的待遇是不合理的。你们每天饭吃三顿，生活过得比贫农还要好，这证明公安局里的修正主义分子如此庇护反革命分子，替他们想得比贫下中农还周全。这是因为他们自己本身也是反革命分子。从现在开始，为了节省粮食，你们每天的定量要减少，你们又不劳动，一天吃两餐就尽够了。还有你们只能吃山芋和杂粮，不能再吃大米。就这样，也死不了，就是死了，对革命也没损失，反正中国人多的是，不怕死掉几个反革命！
    “你们中有许多人，来这儿已很久了。但你们中有人至今尚未交代问题。要想蒙混过关，那是妄想！假如你们不老实交代，无情的无产阶级铁拳，将把你们通通砸烂。我严正警告你们各位！
    “伟大领袖乇主席的政策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揭发有功，将功赎罪。今晚，我们就要突击处理几件案子，以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政策。”
    静默了一会，他就接着宣读因为不交代而被判死刑的犯人名单。他们各自的年龄、地址、职业，“反动”家庭出身以及罪行。所谓罪行，总称为“阶级报复”，其实，只不过是反对文化大革命，或困“诋毁”了江青、林彪或毛泽东本人的一些言论而已。随后那人高声吆喝着：“把他们押出去枪毙，立即执行！”
    他的这番讲活，纯粹是一派灭绝人性的叫嚣。虽然我强作镇定，却仍止不住毛骨悚然。
    死刑者名单之后，即是一串无期徒刑者名字，都为廿五年或更久。所有作“从严处理”典型的犯人，都因为未作全面交代，或者交代得不合格或不老实。最后，他又读了一批“从宽处理”典型的名单。这些人不但自己作了交代，还揭发他人而立功赎罪了。有一个女犯人，被宣布立即释放，因为她揭发了几个计划潜逃香港的人。也有几个被判了三年到五年的短期徒刑。
    扩音机关上后，那恐怖的声响，依旧在我耳边回旋。有生以来，我从未听到这样令人胆颤心寒之事。当想到第一看守所就在那个人领导之下，他掌握着我的命运时，我觉得浑身打颤，不能自持。那晚，天本来已经够冷了，再这样一来，越发令我觉得寒气难抵。我冻得浑身哆嗦，甚至抽筋，一边硬挺着等着睡觉的命令。我想，其它犯人肯定也给那料峭的寒意冻僵了，牢房里死一样的沉寂。
    走廊男一端那扇门响了一下，接着一阵皮靴声在过道里由远而近，同时响起扇扇小窗滑的启闭卢，一边有人在大声吆喝着：“你怎样？”“你交代了吗？”及“你把问题都一一交代了？”的责问声。那沉甸甸的脚步声，越来越逼近了。我万分紧张，因为我预感到又要遭难了。果然，脚步声在我牢门外停住了，门上的小窗被一推，一阵沙沙掀纸的声响，接着一个男看守说：“就是她。”
    “过来！”那看守的声音较之平时更加恶狠狠，许是为了要讨好那军管会的干部。
    通过那扇敞开的小窗口，我目光所及，只见一双黑皮靴及一套空军制服的下半截。纵使没有见到他的脸，在我脑屏里，也立时映出一个“满脸横肉”的形象。中国人相信从一个人脸.相中，可推测出他在生活中的种种态度。因此一个坏人，必然生就一副惹人生厌的“满脸横肉”。不知为什么，如此一想，倒令我来了勇气。我立时觉得，不论他对我怎么说，我都能够对付他。
    “你为什么不交代？”就是那扩音喇叭的声音。
    “我没犯罪，叫我怎么交代？”我回答。
    “胡说，你是帝国主义的特务。你想吃‘花生米’吗？”
    “我等待着看守所的新任领导，对我的案子作实事求是的审查。如果确认我为无罪的，我可以得以释放。”
    “你在白日做梦！别把我们当傻瓜。你不交代，永远也不会释放你的。你听到了那些拒不交代之辈的下场了吧？他们死啦！”他声嘶力竭地嚷着，“死啦！听到了吗？”然后他对看守说了几句什么，那看守便拿出一串钥匙，把门打开。
    “出来！”看守对我喝道。
    我从囚室里走出来，不知那穿着空军制服的家伙将拿我怎么样。这时，他已沿着走廊向甬道口走去，我跟在他身后，还没走上二三步，猛听得头顶上沉闷昀一声，接下来是一阵骚乱。几个人大声叫起来：“报告！报告！”又有人惊呼着，“快来人呀，她在流血！”
    同时在甬道另一端，发出一阵阵低哑的歇斯底里的痴笑，渐渐地越笑越晌，然后又变成刺入耳膜的号哭。惨暗的灯光，在甬道上投下一片沉重的阴影，种种迹象都显出一种凶恶不祥之气。那走在我前头的家伙猛地一个止步，把我往囚室里一推，将门一锁，就飞快地赶上楼去了。
    楼上囚室里，传出看守们阵阵忙乱的脚步。“把她带出来！”，那穿空军服的，在楼上气势汹汹地喝叫着，“你竟敢用自杀来威胁无产阶级专政！你以为将头往水泥马桶上一撞，就可逃避交代了吗？你的行为本身就证明你有罪，我们将对你严加惩办。”
    传来一个年青女子的啜泣声，还有来回走动的脚步声，接下来，又是那死一般的静寂。
    过了一会，那女看守命令大家睡觉了。当她走到我这边时，说：“你为什么还站这儿？”
    “我在等待审讯。”我说。
    “不审了，快睡觉去。”她说。
    看来似乎楼上发生的那场骚乱，令他们把我忘了。我想，要不是正巧那女青年出了这么件事，不知道他们会打算如何收拾我呢。那女青年所采取的方法是不足为训的，这根本无济于事。但她之所以这样做，说明那次广播讲话，是那样地令她绝望！事实上，在第一看守所里，企图自杀者很少能如愿的。唯一自杀成功的，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外科医生宋医师，上海一位副市长的儿子。听说他拚命把牙刷柄在水泥地上磨尖，然后用它来割断自己动脉。在毛泽东死后，有人透露说，是造反派把那青年医生投进监狱进行迫害，目的是要他揭发自己父亲。
    第二天，开早饭的时间都过了老半天，才给发饭。仍是干饭和煮青菜。下午一块白煮山芋从小窗洞里推进来。这以后好几天里，都是白水煮的霉山芋片与煮山芋两者交替着吃。这让我实在无法下咽消化，因此在那段日子里，我每天只吃上午的一餐干饭。就这样过了一段日子，我已日日夜夜处于一种饥饿状态。饥饿对我已不是一种感觉，而是真正的腹中空空无物。我的肌肉慢慢地消耗掉了，视力也减退了，连最简单的活动，如洗衣服，都已感到力不胜任。
    有些看守消失了，新来的看守都挂上了造反派的红袖章。清早、中午及晚上，我总能听到他们高呼着：“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还唱语录歌。在报上，一项中国人民必须执行的新制度，被称为“早请示、午检查，晚汇报”给推出来，要求每个人必须恭敬地在毛泽东像前举行这种仪式。“早请示”是读毛泽东语录中的章节，“午检查”是重读语录，“晚汇报”还是读这本书。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每日必须有三项读毛主席语录的仪式。报上也曾刊发文章讨论过，比如星期天，一个人呆在家里，是否也需要这样做。结论是必需坚持“人前人后一个样”，即便病在床上，也不能疏懒。幸而这种愚昧的仪式，只能是革命群众的特权，对我们关在监狱里的“阶级敌人”，是不被准许的。
    军队管制后，监狱里恢复了纪律。看守之间已不再展开大辩论和武斗了。他们准时来当班，但同时相互之间也显得十分冷淡，似乎都有了提防之心。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互相闲谈。假如一个看守单独与犯人们一起，反倒显得轻松自如点。但当两个看守在一起值班时，虽然表面看来，好像大家都在监守犯人，但其实两人都在猜忌对方，是否会将他或她的表现向军管会汇报。
    除了进餐时间改变外，另外还为犯人制定了新的作息表。每天早晨，全体犯人都必得收听新闻广播。先收听北京中央台，再听上海台，还经常通过扩音机对犯人训话，同时宣读“从宽”或“从严”处理的犯人名单，以激励我们这班犯人作交代。每当扩音机打开了，看守们便在各牢房间窜行以检查是不是都在收听。
    我门外刚好是个扩音机，那尖厉的噪声将耳朵都要震聋了。因为看守在监视，我不能用手堵住耳朵。因此趁着星期天，我就向看守借了把剪刀，把一块小布剪碎折叠起来做了两个小球作耳塞。如是，即使不太顶用，至少不再太难受了。
    我好几次受命到提审室去参加特种学习班，并接受军管会看守的审问。这些看守自恃受到军管会的重用而专横跋扈。并不是全体犯人都参加这样的学习班，他们仅仅“挑选”一部分人出来参加。不知是因为我们的罪行最严重还是思想最顽固不化。那班看守常利用这种场合来侮辱我，说我是可耻的“地主阶级”或“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抨击我的阶级出身，诅咒我在亚细亚为帝国主义者工作，称我的认罪态度为“抗拒改造”等。他们提出诸如此类一连串问题向我围攻，却不给我进行解释的机会。他们还说我即将被枪毙，也说我将在第一看守所终身监禁。
    每次受审时，他们总是滔滔地训个没完没了，我除了洗耳恭昕之外，别无他法。如此几个回合后，我才悟到他们之所以如此，只是为了表现他们自己是真正的左派，而我，不过被他们作为舞合上的一件道具。因此我得出个结论：即便为上级重用的军队看守，在那有“大胆怀疑”之说的文革中，对自身的安全其实也毫无把握，因为有些长年来一直十分被重用的党员领导，也有顷刻间被打成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隐藏在党内的敌人”。
    一天，我们被押往操场，在走出女监时我看见从前那位粱指导员和其它一些人在拆毁花坛。我并不为此觉得不解。因为前日，我就在报上读到一段消息，说毛主席说过：养花种草会消磨群众的革命热情。还说毛主席在中南海花园里，只种些苹果树和向日葵，因为它们有实用经济价值。由此可见，文革时期，个人崇拜已发展到如此严重之地步了。他说的每一个字，不管是否重要，都会立即奉为“指示”。相反，如果没有毛泽东指示，那就什么事也做不成了。
    那边几个男女之众在打扫车道，并把一桶桶水送往厨房。从他们的外表及粗鲁的举止判出，他们是在接受监督劳动。我知道，他们是看守所里的党员知识分子，好比梁指导员之辈，他们在此接受这种劳动。毛泽东说过，知识分子只有在艰苦的体力劳动中才能进行改造。
    几年后，我听说，在文革中，成千上万的人们，被令放弃城市的工作，到农村通过劳动接受再教育。即使留在城里的知识分子，也在各自单位做普通工的工种。在这种措施下，医师下病房倒尿罐马桶，教授打扫大学校舍里的厕所，美术家和音乐家砌墙筑马路等比比皆是。他们在劳动的同时，还要参加各种批斗会和政治学习班，在那里，他们还得交代所谓的“罪行”，进行自我侮辱。毫不夸张，在文革中，极左分子对知识分子的侮辱践踏，可谓史无前例了。它完仝摧毁了中国尊重知识分子的历史传统。那个时候，全国上下，只要读《毛选》四卷以外的任何书籍，都有被指责为反对毛主席的危险。
    我被押往操场，看守要我拔掉地上的杂草。当时正值隆冬，只在向阳的墙脚边，才丛生着几簇杂草。但地面冻得石头一般坚实，徒手拔草，怎么也干不快。当一个看守巡回至我身边时，就踢着我脚边一小堆拔下的杂草，大声喝骂着：“怎么只拔了这么一点？为什么不连根拔掉？”
    “我没有拔草的工具。”
    “你的手管什么用！你就是会偷懒。”他说着，就往那堆杂草上飞起一脚，弄得那些碎草扬扬撒了满天。
    我直起身子，瞬时只觉得眼前一片漆黑，头晕眼眩，但还是挣扎着蹒跚地迈步跟着他回牢房去。
    我发现我的囚室门洞开着，走廊里站着两个看守。我的被单、被褥、毛毯等都被乱扔在灰尘蒙蒙的地上。帆布兜里的东西也给翻出来了，待看守看见我走进来，就猛一把抓住我棉袄的前襟，狠狠地将我往囚室里一推。
    “把棉袄钮子解开！”她喝叫着。我把扣子解开后，她从我背后把我的棉袄扯下，往地上一扔，然后又抓着我双肩，把我推到屋角，面对墙壁。我站在那儿，咳得浑身打颤。
    “把裤子扒下！”她检查好棉袄后又大声吼着。
    “请等我把棉袄穿好行吗？我已经在重感冒了。”
    “你还这么娇生惯养！监狱里的生活对你没什么帮助嘛，是吗？你还是这副腔调。我想脱掉棉袄裤子，你也冻死不了的。快脱下来！”
    在她搜查我的裤子时，我又是咳嗽又是打喷嚏。完了她又把裤子往地上一扔，开始搜我身上。随后，她又将我贴在床沿墙上的手纸通通撕下来，并故意在我的被褥上踩来踩去。还把我的遮眼布扔在地上，用脚拖来曳去的，然后一下将它踢出牢门，出去把门锁上。接下来，我又听到她在开启隔壁的牢门，气势汹汹地对着那里的犯人吆喝着：“过来！”
    我将棉袄裤子捡起来穿好，再一一把散扔一地的物件收拾洗净。次日干饭送来时，我又留了些米饭，重劫用手纸把墙壁.糊好。我很珍惜这些米饭，因为现在每一粒米饭对我都是十分宝贵的，我得依仗它来争取生存。要再做一块遮眼布，就只好等到星期天，才能向看守借用缝衣针和剪刀了。
    搜查囚房，已成为固定的监狱法规。由军人女看守之类不定期进行。我墙上的手纸已贴过几次，遮眼布也缝过好几块了。在贴手纸时，我是将饭粒一颗一颗地数出来，尽量节省使用的，一颗也不肯浪费掉。
    通宵彻夜的咳嗽，折腾得我不能成眠。头就像裂开一样的疼。次日清晨，我几乎不能起身了。我扒到小窗日叫着：“报告！”
    一个比较和气的看守开了小窗。
    “我病了。可以看医生吗？”我要求着。
    她给我递进一支体温表。过了几分钟拿出来看了看，说：“你在发烧，热度相当高。”她给了我两片阿斯匹灵，还吩咐我多喝点开水。我一直等着医生，但他却没有来。待那位看守下班之前，我又要求看医生。
    她迟疑了一会，说：“那医生去农村再教育了。我不知他什么时候才可以回来，或许会有别的医生来代替她的。明天你再向看守报告吧。如果弥觉得不舒服，现在就可以上床休息。”她又给了我两片阿斯匹灵。
    能准许我躺下已经很不错了，但我头疼得裂开似的，周身发冷，直打哆嗦，我知道体温还在上升。
    值夜班的看守来了，交班时她们互相喊丁句“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随后，那夜班看守，沿着过道一一察看着各间牢房，渐渐向我的囚室逼近。只听她精神抖擞地踱着步子，在各间囚房的窥孔边稍稍停留一下。
    “怎么啦？已躺下了？可真会享福。起来！还未到睡觉时间呢。”她巡到我门口时，就高声叫起来。听她那声气，我知道就是隔天下午来搜奄我囚室的那个女看守。
    “我病得厉害，刚才下班的那位看守让我躺着的。”我想除非她来硬拖我，反正我就睡着不起来。幸而她倒没有进来与我过不去。过了一会，我听得她在楼上训斥另一个犯人。
    次日，一位青年来给我看病。我告诉他我在发热，而且已咳嗽了两个月了。他说：“你可能得肝炎了。这阵，看守所里患肝炎很多。我先给你验一下血。”
    这下可真把我呆住了。一个稍稍懂点医学常识的普通人，也会知道我患的是支气管炎而不是肝炎，可能已转成肺炎了。一个肝脏肿大的人的症状，与我的完全不同。这个青年，究竟是哪一号“医师”呀！我俯下身子从敞开的窗洞里往外打量一下，只见一个不满二十岁的，穿着一身军装的农村青年。我这才恍然大悟。他并不是那种受过教育的专业医生，他来这里当医生，只是受领导分配的。上面就要政治上可靠，而不懂业务的工农来担任此类技术工作。毛泽东曾提出过“在游泳中学习游泳”。看来，这位青年是在履行毛泽东的指示，在“治病中学会做医生”。
    那时报上常有关于这类的报导。说是医院里那些没受过专门医学训练的公务员，在掌握了毛泽东教导之后，能为病人施行外科手术并取得成功。当医院里要为患者施行手术时，造反派为了想立竿见影地证明毛泽东的言论的神通广大，就让那些没受过训练的“医生”，在手术房里与病人作，“生死搏斗”，自己则围在边上朗读毛泽东语录。可是当极左分子领导得病时，却非但要他们自己的私人医生治疗，还要用飞机，把著名的医学专家接到北京为他们治病。这些专家，多为解放前由国外大学毕业的。要是这时，这些专家正逢下放在农村劳动，那就立即可以调回城市了。
    那位青年医生，将我带到装有火炉的看守办公室，我顿时就感到舒服多了，也不再打哆嗦了。他打开医疗箱，拿出注射器，将我棉袄脱掉，然后卷起我袖子准备打针了。但待他把针头插入我手臂时，却找不到静脉。试了几次都没成，我皮下都给扎出血了，手臂阵阵作痛：看得出他很着急，满头大汗，手都在颤颤发抖。
    我为这可怜的家伙难受，因为他在从事自己力不能及的工作。我知道要是我不在这时给他讲几句宽心的话，我的手臂还要吃苦头了。
    “我的静脉很细；医生们都说，要给我抽血真难。”我说，以尽量鼓起他信心，至少使他的手，可以不那么直打哆嗦。
    他朝我看了一眼，可以说，那是充满感谢的一瞥。然后我又屏气让他再试一次，最后好歹找到了血管。
    又是几天过去了，我的热度已高得令我感觉不到囚室里的冷彻骨髓的寒气。看守允许我躺在床上。那在这里劳动改造的女青年，在看守的监视下，一天两次给我送稀饭和热开水。大部分时间，我都昏昏沉沉地睡着，做着奇奇怪怪的恶梦，觉得自己有如神仙那样，飘飘然地，从装着铁栏杆的牢窗里袅袅飞了出去……
    一天早展，那青年又来了，对我说：“你没患肝炎，可能得的是肺病。许多犯人都患有肺病。现在把衣服穿起来，送你去医院进行X光透视。”
    虽然明知自己没肺病，但我也十分乐意去医院检查一下。
    下午，一个女看守开了囚门把我带出去了。我的双脚摇摇晃晃的，无法自持，全身软绵绵的。幸好她没大声吆喝，也没催我快走。在看守所出口处，一个男看守拿着副手铐在那里等着我，只听那女看守对他摇摇头，轻声说：“病得太重了。”我不懂她那意思是，因为我病太重以致不可能中途逃窜，所以不必上手铐；还是我的病太重，不上手铐以示照顾。反正，那男看守把手铐拿走了。
    一辆黑色的吉普，在二道门口等着，那女看守和我一起上了车。
    与十六个月前那个夜晚，我被带入看守所时比，这条车道的变化有多大！那里灯火通明，到处都见忙着干活的人丛，车道两侧的杨柳树边，支着一块块红色木牌，上面写着毛泽东的有关阶级斗争的语录。那些语录是用黄色油漆写的。木牌面对着大门入口处，可能是给那些进看守所的犯人制造一些恐怖气氛。在军营屋顶上，悬挂着一面大红旗，上面用白漆写着三条语录：“打倒美帝国主义分子！”，“打倒苏联修正主义分子”和“一定要解放台湾”。几个供射击练习的靶人，都穿上洋装给悬挂在木杆上，它们衣襟上分剐写着美国总统，苏共总书记及台湾国民党头目的名字。那些解放军，就对着它作作刺杀练习。当其中一个战士一个箭步迎上去，将刺刀杀向靶子时，全体战士都屏声呼出一个震耳的“杀”字。
    幽幽的夜色之中，上海街道几乎不见人影。从看守所到提篮桥监狱医院，路相当长。一路上，只见到稀疏的行人，紧裹着棉大衣，顶着呼啸的西北风，在人行道上踟踯而行。我虽然病得厉害，可因为已有好久波看见上海的街道了，所以我还是打起精神，想借此机会，观察一下这个城市究竟有了怎样的变化。我还希望，能从中推测体会一下，女儿在现今的生活。
    到处都是破坏留下的痕迹；烧焦的大楼里，嵌着一只只黑窟窿似的窗口。路上不时能见到连根拔起的树木，被丢弃在一边的汽车。垃圾随风四扬。垃圾堆边，徘徊着几个影影绰绰的人影，那是觅宝的拾荒者。交通灯已停止启用了，建筑物巳贴满各种标语语录，有的都贴到公共汽车和卡车身上。也有用粉笔写在人行道上。解放军代替民警在马路上巡逻。几辆满载着头戴钢盔，手持铁棒的造反派的卡车，风驰而过，他们一边还高喊着口号。
    提篮桥是上海市区的一个地名，上海市监狱所在地。时问一长，“提篮桥”三字便成为“监狱”的代名词了。整个监狱的空间很庞大，占有好几亩地。那些经过市里几个看守所审讯后，并已判刑的犯人，便送往这里服刑。其中有政治犯，也有一些认为不适宜送往劳改农场的一般犯人，他们可能是因为体弱年高，已不适宜体力劳动，或是因为有什么特殊才能可以发挥。没有人确知整个监狱关押有多少犯人，但估计，约有二万以上的男女囚犯，在各个监狱工场里劳动。这里生产有算盘、纽扣等产品，有些产品还远销至国外。
    监狱医院，就设在提篮桥监狱内部，保卫制度比第一看守所要严格得多。吉普车经过两个关卡，都检查锝十分严密，仔细核对过证件后才准许车子驶进有众多解放军守卫的大铁门。那些看守都挂有手枪。
    整个监狱大院看上去很荒漠，不见一棵树木，只听到众多任务场里，传来突突的机器声。那一长列标着各类小牌牌的房子，是审问室和办公室，沿墙也贴满各种打击敌人和督促犯人改造、自新的标语。远处一道高墙后，围拦着六幢大楼，窗上都装置着半截黑木板，就和我囚室里的窗户一样。我猜想，那些大楼，都是犯人的生活区。
    看守将我带进医院大楼，那里也是贴了满墙的标语、语录，还有一张巨幅毛泽东画像。那布置环境的人，可真谓“别具匠心”连窗玻璃上也画上毛泽东的头像。有的头像下端，还画着一颗插着箭头的红心。其它的画像边，都写着一个“忠”字。
    监狱医院的候诊所，可谓为地狱一角。虽然没有人会被猛兽吞灭，在烈火中焚烤，或被丢入汹涌的大海之中，但它却是个惨不忍睹的痛苦的无声的地狱。那些裹着褴楼衣衫的憔悴不堪的病人，消瘦的脸上显出极度的痛苦，好像只是在延挨着等着死神的到来。不知是因为病魔的折磨，还是因为饥饿，或者两者都有，将他们摧残成现在这个样子。即使是医术超众的医生，也未必能恢复他们的健康。我听说过有关提篮桥监狱的惊人死亡率，现在亲眼目睹的这些病人，立即就会进入下一批的统计数目之中。
    一些犯人伛偻着坐在木条凳上，边上还有许多病人，裹着棉被，就躺在搁在水泥地上的肮脏不堪的帆布架上。一个秃头老人，就躺在我面前，深陷的双目紧闭着，蜡一般的脸庞上，紧绷着一层近乎透明的皮，除了那张着的嘴巴还在痉挛地喘着气外，已是完完全全像个死人了。
    室内的窗户都紧闭着，空气混浊得令人窒息得喘不过气来。
    我紧紧地闭着眼睛，以躲开那让人压抑难过的惨象，屏声息气地等着医生的传唤。
    “一八O六！”一个穿着一身脏得近乎黑灰色大褂的护士，在候诊室门口叫道。
    我跟着她走进就诊室，那女看守，已在那里与一位中年医生说着什么。房间颇大，正中生着一只火炉，一壶开水在咝咝作响。一张张小桌围炉而置，医生们就坐在各自座位上看病。这里根本不顾及中国的传统礼仪，毫无遗掩，男男女女的病人，就当众脱下衣服，在众目睽睽之下接受检查。医生和病人之间扯着喉咙大声讲着话，一片喧哗。当时我只以为这种不文明的行为，不过只是对犯人而已。不料待我释放之后，才知道，在文革中，全上海的医院都是这样一个局面。
    我十分紧张，思忖着，要是医生让我也要在毫无遮拦之中脱衣服，我该如何应付她呢？这时，她递给一支体温表，幸而没有其它要求了。量过体温后，她对那女看守说：她的体温很高，最好住院治疗几天。病房在五楼，怕她走不上去。还是用张担架把她抬上去吧！
    “还是我自己走上去吧！”我恳求她。因为我实在不愿意躺在那腌瓒的担架上，那实在令人受不了。
    那位医生满脸皱纹，两鬓已斑白了。她的目光详和又善良，似乎她很理解我的心思，知道我不愿碰那肮脏不堪的担架，因此她对看守说：“你们可以乘职工专用的电梯，这样反比担架要快一点。她确实病得不轻，可能是肺炎。”
    那女看守再押着我来到五楼病房。除了警告我不准与其它犯人患者议论各自案情外，还告诉我，我所需的脸盆和毛巾，以后会由其它送犯人来院的看守给我捎来。随后，她把我交代给一位衣襟前挂着个劳动改造牌牌的年轻女人。那边，还有一个值勤的解放军，在一边监视着我们。
    窄小的病室瑞安着五张床。靠近门口的那两张已有病人了，我的那张床就靠着墙，中间隔着两张空床。那位正在服刑的女人，让我脱下衣服躺下。
    我浑身躁热，四肢酸痛，现在能躺在一张真正的床上，多舒服呀！没有漂白过的床单虽然很粗劣，但却很干净。房里虽然还是冷，但被褥还是比较厚暖。我脱掉了棉袄棉裤，穿着羊毛衫裤躺下。那个年轻女人又抱来一床被子，压在我身上，我很快就入睡了。
    在以后的几天里，我一直昏迷不醒，有时恍惚能对四周环境有所辨认，但大部分时间，还是沉陷在昏昏沉沉的迷梦之中。待我终于苏醒过来后，发现我的手臂上插着输液管。这几天就是靠着输液来维持营养的。那位劳改女青年把体温计塞进我嘴里量体温。发现我已清醒了，便将我的输液管之类全拿走了。我虽然已苏醒过来，却还是觉得手足无力，依然想睡觉。
    过了一会，她给我送来一碗热流质：“把它喝了！”她说。
    我抬起僵硬的，像不属于我的手臂，居然还能把碗端稳，那碗流质全给喝下去了。它的味道很特别，后来才辨出，那是加进大量食糖的豆浆。因为我已好久没尝到糖的滋味，因此，不能即刻作出“甜”的反应。
    现在感觉要好多了，头昏眼花也没有了，我觉得轻松多了。伸手摸摸自己的额头，烧已退了，额头略略有些汗蒙蒙的。那年轻女人手持一只小小的注射器，里面灌满了牛奶似的药水，要来绐我注射。她让我侧过身去，我很有点紧张，因为对看守所里那年轻军医的注射技能，我尚记忆犹新。不料这次，我却一点也未觉得疼痛，因为她的注射技巧十分娴熟，又快又好，简直是个专家。我肯定，她原先可能就是个职业护士。我很为她难受，她何以会来到这里劳动改造的呢？
    晚上，她又送来一碗松软的米饭，一盆蔬菜，上面覆着一条油氽红烧鱼，还加着青葱和大蒜。鱼并不大，约六英寸左右长，但其味鲜美无比，全让我吞下肚了。我的盥洗用具已放在床边椅子上，地上还搁着一只扁马桶。我很想起身擦擦身子。
    待那年轻女人把空碗收掉后，一个解放军就将病房的大铁门上了锁，然后走开了。这时，那另一张床上的女人，便踅过来了。
    “你昏迷了六天，他们以为你要死了。现在好点了吗？”她消瘦得像根芦柴棒，两颊深陷，皮肤惨白干瘪，但一双眼睛却闪烁发光。她身上那件棉袄，已是补钉缀补钉了。看样子，她已有六十开外了，但那嗓音听上去，只像三十来岁。她讲得很轻，还不时往门口张望着。
    我对她颔颔首微笑着。有她与我作伴，我感到很高兴，但我的体力，还令我无精神与她交谈。她挨着我床沿坐下。
    “你刚转到提篮桥？是什么时候判的刑？”她问我。
    记得女看守关照过我，不要与任何人谈及案情，所以我什么也没说，只是又笑了一下。
    “别怕，我不会去报告的。你知道，我们囚犯之间要互相保护才是。”她对我说。停了一下，她又问：“你得肺病了？这是肺病病房，因此我们的伙食较好。但明天我就要回牢房了，因为我已经不再吐血了。待我的病情再恶化吐血时，他们还会让我转这儿来休养，注射一些肺病特效针剂。他们给我们治病倒是不嫌其烦的。因为他们也不愿我们死掉。”说着，她深深叹了口气。
    “真不幸，你得了肺病……”我对她的病深表同情。
    “这样的地方，每个人迟早会患上这种病，那是无法避免的，我们互相交叉传染；想想看，二十个人挤在一间牢房里，睡觉时，互相挨得紧紧的，怎能不传染？伙食又这么差，劳动量那么重！”
    “你要参加劳动？你干些什么呢？”我好奇地问她。
    “缝纫。每天劳动十小时以上。一周六天，我都在缝羊毛背心扣子，开纽扣洞。因为这些产品都要出口的，因此要求很高。我每月可以挣得几块钱，买点肥皂草纸。我丈夫没有能力再支付我的零用钱。我们有三个孩子。”谈到自己的境况，她不禁悲从中来。只见她低垂着头，几乎要哭出来了。但她还是坐在我的床边。我知道，她是希望有个人跟她谈谈心，对我来说，被隔离了这么久，有她在我身边作伴，也觉得很是安慰。
    “我原是一家工厂的会计，我丈夫是同厂的技术员。那工作蛮不错，但我自己不小心，把它弄丢了。”她幽幽地说。
    “是在管理银钱出入时犯错误了？”我问她。
    “不，我不做那样的事。我只是批评了我们的党支部书记。后来有人去报告了，他们就把我揪了出来。我不但不向支部书记道歉，还不服气，与他们抗争，又批评了他几句，我真太不懂事了！那支部书记发火了，把我的名字列入厂里的反革命名单里。我被判了十二年。”
    “你可以向上级法院上诉吗？批评党支部书记并不是太严重的错误，十二年的徒刑太长了。”
    “这又有什么用呢。上级法院所做的，只是把案子再推到我们支部书记那里。公安局总是和支部书记站在一边的。你知道，古话说过：官官相护嘛。”
    “你在这里已很久了，待刑期满了，你们依旧可以全家团圆的。”我试着安慰她。
    “我已快满刑了。希望再见到他们时，孩子依旧还认识我，丈夫也没有其它女人。”
    “在规定探望日子，他们来探监吗？”我知道己判刑的囚犯送至提篮桥后，每月准许家属来探望一次的。正因为如此，许多长期搁在看守所的囚犯，宁可作假交代而判刑，至少他们可以见到自己的家属。
    “没有。我判刑之后，自己立即就要求他们与我划清界限。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丈夫保住他自己的职务，保护我们的孩子。你知道，他们对待反革命家属是十分残忍的。我和丈夫感情很好，我们是自由恋爱结合的。当我提出要他即刻与我离婚，并不要他来探望我时，他哭得很伤心。他说我们就假离婚吧，其实他在等着我。”
    我实在为她难过，但不知该说些什么才能安慰她。她沉浸在自己的悲哀之中，久久没有出声。然后，她转了话题：“你遇到那个女医师看病，那真是你的运气。她的医术很好。听说她毕业于美国一所世界闻名的医学院。这位医生十分和气，也体贴病人。我初进来时，她也是这里服刑的一个犯人。刑满后，她又回到这里来工作。听说她是自愿要求来的。在这里呆过的人，在外边是很难做人的。人们都不愿和刑满释放分子交往，单位领导也不敢分配他们合适的工作，更没有提升的希望，他们已成为一个有污点的人，总得受人歧视受人詈责。一旦成了反革命，便永远是个反革命。在监狱中受苦煎熬，出了监狱，也是无尽头的受苦煎熬，家属也陪着一起受罪，我在厂里冷眼见过这种情况，现在，我自己也置身其中了。有时，我真害怕离开这里再回到外边世界去。”
    听说那女医生原也是提篮桥的犯人，我大吃一惊。真没想到，她那善良的外表后面，竟蕴藏着这样一个悲惨的故事。不讨现在想起来，她的双目中除了温和与善解人意外，的确还深藏着一种别样的目光。对人生，她似有着一种独特的理解，这令她表现得超然的睿智及宽容。
    “她是响应人民政府号召由美国回来为人民服务的。她在那里本有个很好的职位，但她放弃了它回国了。我初见到她时，她讲话仍像外国人一样坦率。像她这样，当然会有麻烦的。”她说。
    一九五O年初，人民政府通过海外华侨中的代理人及同情者，秘密动员居住在美国的中国知识分子回国参加祖国建设。结果这一号召广泛地激起了海外各地华侨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特别在美国。各行各业都有相当一部分人士响应了号召。他们放弃了很为理想的职业及舒适的生活回到了中国。岂知事实上，他们并不受欢迎。有些领导对有“海外关系”的人，猜忌怀疑，对知识分子持有偏见。这样的政策，使回国的知识分子顿陷困境。由于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不可能让他们再回到美国。因此，他们唯有尽力适应中国的情况。有少数人去了香港，但大部分还是留在中国，接受了分配给他们的工作。许多人在反右运动中受到打击。即使在反右中幸免于难的，到了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也被一网打尽。只有部分幸运者在周总理的力所能及的保护下才免于遭难。这是极左分子为政治而牺牲个体的人的实例。
    我们默默地坐着，各人想着自己的心思。还有一张床上的病人，开始呻吟和咳嗽了。远远地，又传来开门的声响。那位坐在我床沿边的犯人有些害怕了，她转身对我道了晚安，就溜回自己床上了。
    我睁大双眼躺着，思念着我的女儿。现在，她在哪里呢？她是否能安然地应付这错综复杂的大革命局面呢？我祈求上帝引导她，保护她。
    次日早晨，我的脚一触及地面，依然感到虚弱无力，走动时只觉得气喘吁吁。此后我每天坚持走几步，后来可以在房里随便走动了。营养和药物令我的健康逐渐得以恢复。
    那时，病房里只有我和那会计俩，另一个病人病得很厉害，一直不能起身。一次我走到她床边，但她眼皮也没睁一下，好像毫无觉察。在她枕边，放着半罐痰血。她的脸色，就像一张揉皱了的牛皮纸。她躺在那儿一动也不动，除了咳嗽。午饭时，那个来劳动改造的女青年，用汤匙喂她。
    我从未对那来劳改的女青年打听过她的问题，她也不敢冒险与我交谈。但我们互相以微笑来表示友善。虽然她每次给我送来营养菜，一但我发现她自己吃的，仍是一般囚饭或白水煮山芋。她衣衫褴褛，而且看上去衣不胜寒。见她的嘴唇冻得发紫，双肩耸缩着，我想把自己的一件毛衣送给她。那天事先我就把毛衣脱下，等她进来时就塞给她。因为有解放军在监视着，我也不准备与她说什么。然而她却怵然惊起，紧张地看看病房那端那个忧伤不已的会计犯人一眼，慌张地把毛衣退还给我。
    一年后，我又因重病再进来时，她已不在了。但愿她己在上海的普通医院，手拿注射器敏捷地穿行在病床之际，为病人服务。
    又过了一个星期，我的体温正常了。医生告我，可以回看守所了。她说话时，柔和的双眸满含着友好之情。或许我身上不经心地流露出的某些气质，令她有几曾相识之感吧。这位女人具有一种崇高的品格。我不相信她重返监狱医院行医，仅仅是为了自己是刑满释放分子而不能与外界人共处；我相信她之所以要回来，是因为这里的犯人需要她，她找到了可以贡献自己毕生精力的位置。虽然她的地位并不光彩，在世人看来也不值得褒扬，但她似乎持有非凡的精神依仗。显然，她所承受的苦难，令她更善良更完美。
    几天以后，当一个看守将另一个犯人带进医院时，同时也把我押回第一看守所。
笫8章  党内的路线斗争
    自一九六七年冬天我患了肺炎后，健康情况开始恶化了。由于长期缺乏营养、日光和新鲜空气，我的体力无法全面恢复；而且，我已无法长时间集中精力来研究思考问题，再要想对事物作出正确的逻辑推理，已甚感累人。我开始体会到，为什么赤贫，会导致目光无神和行动迟钝。我十分明了，精神及体力的衰竭所引起的一系列症状，令我的键康状况趋向崩溃边缘。但思索能力的衰退，较之大把头发脱落和牙龈出血，及体重的大幅度下降，更令我感到恐惧。还有，那因彻底隔绝人世而引起的心理变态，也在为我敲起警钟。我既感到绝望，还受饥饿的折磨，但那种粗劣的伙食，又实在令人难以下咽。
    监狱大墙之外的情况，依旧一片混乱，虽然军队参加了文化大革命，但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暴行及派性斗争，仍不间歇地一直持续到一九六八年，好像红卫兵和造反派被批准掌权之后，北京中央已无力控制他们了。混乱的形势没有缓解，即如看守所，也无法纳入正规之道。没有人负责认真地处理我的问题。我只能呆在牢房里等待着。我真担心，自己会熬不到问题解决之时。这已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一天，那个在这里劳改的女青年给我送来一盆冷水，但我已无力将装满水的面盆，从小窗口里端到两英足以外日常置脸盆之处。我两手像筛糠一样哆嗦不已，脉搏急速，两条腿摇摇晃晃地，我只能把脸盆就地一搁，跌坐在床上。
    我坐在床沿上直喘气，心想如果我决心要活下来的话，必须进行体力和脑力的锻炼。决心下定以后，我便站起身子，可眼前一片漆黑，就像瞎子一样。我只能重新坐下。但就从那天后，我自编了一套操练动作，它能令我从头项到脚尖，都得到全面的活动。我每天操练两次。开始，完成这套操练令我很乏力，我只能做做歇歇，而且还得提防被看守发现。因为一在囚室里，除了每天饭后的规定活动以外，其它一切活动都是被禁止的。即便如此，我依旧每天按时锻炼。如是几个月后，我的体力居然有所恢复，自我感觉也有了好转。
    至于对脑力的锻炼，我就采取背诵毛泽东的一些文献。我认为此举可以帮助我了解他的思想。如果我以后再被提审时，就可以熟练地运用它们来进行辩论。我最喜欢读有关他论述游击战争的文章，他反复强调无论处于何时何地，都必须争取主动、先发制人的重要性。只有如此，才能使装备简陋落后的游击队，击溃先进的正规军队，以取得胜利。虽然他那错误的经济政策，曾几次使中国的经济趋向崩溃的边缘。但他那有关游击战争的学说，令我不得不承认，毛泽东是位才气横溢的战略家。他那有关游击战争的论点，我想是以共产党军队的作战经验为基础，用敏捷清醒的思维能力完成的。但话又得回过来说，每天花费几个钟点来阅读毛泽东著作，对我这样一个受迫害者来说，多多少少是不那么舒畅的。
    因此，我就改背学生时代背诵过的唐诗。令我惊异不已的是，我竟然述能把荒废了几十年的诗词，从记忆深处重新挖掘出来。收寻原先以为早已忘记的诗句片断，再将它们拼成一首完整的诗词，真是十分令人振奋的。唐代大诗人的不朽之作不仅加强了我的记忆力，并使我得以在幻想中，摆脱囚室的残酷现实，朝着另一个美好的自由天地翱翔。
    我为着精神的健全所作出的种种努力，是一种十分成功的措施。但有时，饥饿及忧伤对身心的吞噬，会动摇我争取生存的信念。每逢这种时候，我就不得不依赖与看守之间的矛盾，来刺激自己的抗争精神。
    “报告！”我走到牢门边使劲叫着。
    “什么事？”看守慢吞吞地踱到我门口，懒洋洋地说，“跟你说过几次了，不要大声叫喊。”
    “还得等多久政府才会调查我的案子？把一个无辜的人关在监狱里，是犯法的，也是违反毛主席的教导的。”其实在他的四卷著作里，从未提过这方面的话。但我确认这些半文盲看守根本不会全面读过毛泽东著作。
    “嘘！不要大声喧哗。国家会依次处理你的案件，监狱里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
    “但我在这里已呆了很久了，我要求见审问员。”我故意放开喉咙说。
    “轻点！你不能大声喧哗。审问员很忙。”其实我很清楚，根本没有审问员在工作，她也明知我了解这一情况，但大家只是心照不宣。
    周围是一片反常的肃静，我们的声音传遍大楼四角。我知道，其它犯人都在倾听着我们的对话，因为这是她们唯一的消遣。我也深知，当她们听见有犯人在向看守挑衅时，会觉得高兴的，因为我自己也有同样的感觉。这样做，我会觉得，在精神上.我与她们已结合在一起了，从而不再感到是孤单一人。这种无言的共鸣鼓励了我。虽然我会因为大声叫嚷而觉得疲乏，但我仍坚持鼓足精神。
    “我是无罪的，我从未犯过罪，我从未做过反人民反政腑的事。你们无权囚禁一个守法的公民！我要求恢复名誉，要求向我赔礼道歉！”我放开喉咙呼喊着。
    “你疯了？安静点。”看守火冒三丈地吆喝着。
    “我没疯，那将我送进监狱的人才是疯子。”
    “你捣乱要受罚的。”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响过，另一个看守来帮腔了。他说：“你现在进行捣乱，就是犯罪！”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摆事实，讲道理，’我是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我是无罪的。我没有犯罪。”我高声争辩着。
    “出来！”
    那青年看守打开牢门，把我押到监狱大楼那头的一间房里，这样，我们的争辩声不致会传到别的犯人那里。有时当我实在感到疲惫不堪之时，就只能作些让步而停止开口。但也有时，我的持久力已超过看守们的忍耐心了，这时，她们就用暴力来制服我，拳打脚踢的。她们叫我为“疯老婆子”。她们也常因为我的“疯病”而头疼。但她们却从未了解我向他们寻事挑衅的真正目的。在我囚禁的六年半里，每当由于过度的焦虑而折磨得无法食眠时，我便会借故向看守们挑起争端，渲泄一通！
    虽然因此我的手臂被扭得青肿疼痛，双腿被大皮靴踢得伤痕累累，但在与看守的争端之际，我从中体会到一种富有幽默性的快感，心情也就会平静下来。但慢慢的，情绪又会重新变得焦灼不宁，我渴求着与人交往，即便与看守争端闹矛盾，也比彻底与他人隔绝要好受一点。另外，抗争，也是一种积极的举动，比忍耐、压抑，都容易振奋人的精神。这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优良品格。我的许多友人，在文化革命中，就是仗此战胜了红卫兵和造反派的迫害，他们活下来了。对我个人来说，也只有以积极的抗争，作为兴奋剂来激励自己的意志。
    八月六日，是个特别闷热的暑天，报纸迟迟没来。只听到那送报纸的男看守跟值班看守在说：“今天有重要新闻！”究竟是什么新闻呢？但我只有等到临睡前，才能读到报纸。
    那天的报纸头版是套红特大号的横贯整个版面的标题，报道了毛泽东送了一篮芒果给进驻清华大学领导学生革命的工农代表。这篮芒果，原是来访的巴基斯坦外交部部长送给毛泽东的礼物。那些工农代表收到芒果后，受宠若惊。欣喜若狂。他们高呼口号，激动得热泪盈眶，高唱毛泽东的语录歌以表示对领袖的忠诚。
    虽然我并不知道，就在几天以前，毛泽东曾在北京召见红卫兵组织的头头，否认了自己与他们之间的“红司令”关系，并批评了他们的强横行为。但我认为毛泽东公开把芒果送给工农代表，有其重要的政治意义。他将工农代表派驻进以好斗、野蛮的红卫兵组织而闻名的有名学府清华大学，为的是去抑制那里的青年造反派。向工农送礼而不向红卫兵送礼，这无疑是给清华大学红卫兵一个显然的警告，无非是耍他们坚守纪律，接受工人阶级对他们的疏导。
    在以后几天，报纸都连篇累牍地报道了全国各地组织“工人农民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情况，刊发着他们进驻各大学及其它学校的照片。虽然名为“工人农民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其实里面没有农民，只有少数工人。主要成员还是复员军人及极左分子认为是忠诚心腹的共产党干部，像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及国防部长林彪等一类的。
    当左派分子控制住红卫兵之后，北京政府的上级领导继续努力组织省级及市级的革命委员会，并向他们指派了新的头头。报上常见发表文章，表示要从速建立这种机构，以大好形势迎接第九次党代会的召开。我认为，这是大权已在手的极左派，迫切企求谋得领导地位，从而被选为中央委员或政治局委员，以避免失去已掌有的大权。
    时光渐渐过去，又是秋天了，每下一次雨，气温就往下跌几度，我仍坚持以锻炼脑力、体力为养生之道。但我的健康状况，还是、在迅速地恶化。一种新的症兆给我打击很大：我每次行经时总要大量出血，而且间隔越来越短，后来逐渐发展到每隔十天，便要出血几天。为此我有些发慌。因为上次那位毫无医疗常识的青年“医生”的医术，我还是记忆犹新的，所以我也不敢要求治疗。我又一次觉得沮丧和绝望，晚上经常做恶梦，醒来时满身大汗，气喘吁吁。
    十月的一个夜晚，当我正在和健康搏斗时.看守挨门挨户地命令犯人静坐收听广播。一个男人的声音，在扩音机里宣读了一项令人震惊的公告，说是在毛泽东亲自主持的中央委员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开除出党，并撤消其一切党内外职务。
    刘少奇长期来为共产党重要领导人之一，在党内的她位仅次于毛泽东。三十年代当毛泽东在革命根据地井冈山进行武装斗争时，刘少奇则在白区领导党的地下工作。
    一四九因九年后，毛泽东身兼两职，担任了党中央和国家的主席。刘少奇为共产党副主席。他们两人亲密共事，没有任何迹象表示刘少奇要夺取毛泽东的领导权。在一九四五年七次党代会时，刘少奇以党的副主席身份，在作报告时创定了“毛泽东思想”这个名词。一九六O年大跃进失败后，中国的脆弱的经济制度，已被推向崩溃的边缘。毛泽东放弃了国家主席的职务，让刘少奇来担任。
    当时，刘少奇及时地制定了一系列措施，挽救了在衰退中的经济趋势。这祥一来，他在全体党员及老百姓中的威信提高了。
    文革期间，各人有其不同的遭遇。实质上，是以毛泽东为首及刘少奇为代表的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富有戏剧性的是，虽然刘少奇被打倒整死了，但在他死后，邓小平领导中国沿着二十多年前制订的经济开放路线迈步，而且走得要比任何中国人或世界各国人民所想象的还要远。
    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决议，宣布刘少奇是“大叛徒”、“大特务”和“大工贼”，然而对他的罪行却没有提供确凿的证据。自中央委员会公布打倒刘少奇之后，共产党的宣传机器就开始动员群众对他揭发批判了。每天，报上都刊发文章揭发他的“罪行”。最严重的一条，似乎为一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政策。”报上还报道了全国各地人民召开群众大会表示要“坚决”支持“决议”，声讨刘少奇的“罪行”。我认为之所以要制造这种声势，主要是对那些可能对刘少奇持同情之众进行威吓，使他们不致为刘少奇辩护。因此，虽然从报上看来，全国人民都对刘少奇嫉恶如仇，但我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我相信全国大部分民众，对究竟是毛泽东掌权还是刘少奇掌权，都颇觉得无所谓，无特别要求。但对除那一小摄极左分子以外的广大共产党党员来说，刘少奇的被打倒，无疑令他们觉得羞愧。
    刺骨的朔风又呼啸而临了，隆冬的寒夜，令牢窗的铁栅栏上，凝结起一层熠熠放光的水汽。这时，一支工农宣传队，进驻第一看守所，来协助军管会领导文化革命了。但他们与解放军接管这里时不一样，广播喇叭没有公开宣布。然而在我们放风时，我见到监狱各处，目之所及，都是五颜六色的彩色纸，上面写着欢迎他们进驻的口号标语。“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个马克恩主义的口号被广为引作欢呼工农宣传队进驻每个组织之用——显得最为夺目。
    几星期后，又有犯人被召去提审了。我满怀希望地盼等着。一天，当那已听熟了的插上牢门门闩的咣啷声又照常那样晌过一次后，我就要求看守，准许我写信给工宣队。本来我估计她会拒绝费的要求的，但出我意料之外，她给了我一张纸、一支笔还有一瓶墨水。我写了一封措词十分有礼的信，要求他们调查我的案子。并在上面抄录了毛泽东语录。当时，这是一种表示书写者正确的政治立场的例行常规。报刊上每篇文章首端，也都是这样的。我把信交给看守，等待他们来对我继续提审。
    一天，我又开始大量出血。我的内裤金沾满了血。当我在洗涤裤子时，一个女看守来到窥孔处。
    她打开小窗问我：“怎么啦？你裤子上怎么满是血？？”
    “我来月经了。”
    “怎么这么多血，这正常吗？”她打开牢门走进来。马桶里全是满沾着血的手纸，我本准备用洗裤子的污水冲掉它们的。
    “你为何不报告！”她站了一会，就关上门走了。
    过后她带来了那位最早的青年医师，似乎她又重返这里工作了。问过了我的年龄后，她就说：“这可能是更年期的关系，但也有可能生有异物。你需要作妇科检查，但现在这里没有妇科，先给你打一支止血针。”
    注射后效果很好，但我担心会生上肿瘤之类东西，而且有可能是恶性的。我再没有比此刻更迫切想离开看守所。
    这是一九六九年一月最寒冷的一天。离一九六六年对我的第一次提审，已有两年多了。我的处境开始有了变更。
    与往常一样，我坐在床沿上阅读毛泽东著作。这时牢门打开了，进来两个在劳改服刑的女青年，后面跟着那个曾搜查我囚室的军队女看守。她没有进来，只是两手撑着肥胖的臀部，立定在门口虎视眈眈地监察着。另一个看守只是跟着她屁股打转。那两个在服刑的女青年，把我原先搁在另外两张叠在一起的床铺上的东西都搬到地上，那里我原是当桌子用的。然后又把上面的床铺搬下来，置在窗口。
    “把你的东西拎起来，是否还想等你的老佣人来帮你拎？”那军队女看守讥诮地冲着我吼着。
    待我把东西放回那张空床铺时，那些劳改女犯搬着一床铺盖和面盆等进来了，后面跟着个三十来岁的女犯人。她聋拉着脑袋慢吞吞地移着步子，这是监狱里规定犯人所持的态度。她手里还捧着一些零星衣物。
    那些女犯出去后，看守就把门关上了。
    我被隔绝了这么久，我渴求着与人交往作伴，正如沙漠上的迷途者渴求水源一样。那新来者的出现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我顿时感到精神一振，并准备作出欢迎的反应。但我即刻意识到，极左派向来热衷于声东击西，因而提醒自己不要光看表面现象，这样一想，就重新坐回原处，低头看自己的书，一边在心里思忖着这一突发的情况。因为强制执行军管后，文化革命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看守所的工作量有所松懈，很少再有大批犯人被投送进来。我估计，看守所里的犯人人数只有在减少。因湖在室内活动时，我已听出，楼上囚室里的脚步声也已显然减少了。而在这个时节，却要将一个犯人塞进我的囚室，看来并不是意味着因为犯人太拥挤了。因此，我必得耐心等待，以期真相大白。
    那位新来者一边整理着自己的东西，一边却不时偷偷地看看我，好像希望能与我的目光相触。
    “你来这儿有多久了？这里还可以吗？他们打人吗？”她终于压低嗓门说着走过来，在我身边坐下。
    她所说的令我困惑不解。她不像个吃得饱饱的过得好好的新入狱的囚犯。看她的脸色白里透灰，说明已被囚禁了相当长的时间了。由于缺少蛋白质，她的头发疏少稀薄，且枯焦得像稻草似的。她的衣服，披在与我一样的让饥饿给掏空了的躯体上。一双黯淡无神的眼睛中，偶尔迸出一丝奸诈和惧怕。
    “我们不可以互相交谈，这是不允许的。”我跟她说着，便向门上窥孔张望了一下，蓦地，孔后一只黑眼睛忽闪过去了。我顿生疑团：为什么那看守明知她坐在我身边而不开窗责骂她？
    晚饭时，她狼吞虎咽地吃完了自己的那份山芋，看到我只从中拣了几片放入自己杯中慢慢地咀嚼着，就一把夺过饭盒，把剩下的山芋都倒入自己碗内，一边吃一边自言自语地咕哝着；“我们不可以浪费粮食。”
    我没阻拦她将我剩下的那份也拿去吃。这个细节证明，她最初表示自己为刚入狱的，根本是在骗人。她正饿得发慌呢。
    假若我对监狱内幕十分稔熟的话，其实即刻就可以识破她演的把戏。但只是在好几年后，我才了解，按公安局规定，是不可以在一个囚室里关两个犯人的。集体囚室中，至少得关三个人。因为监狱当局认为，三个人谋反较之两个人，要难一点。
    我继续坐在床沿上，冷眼等着看她下一步的表演。可是她除了揩油用我的手纸和肥皂外，就再也不试图与我搭讪了。
    次日早晨，听过新闻广播之后，她又坐过来了。
    “我恨死这个可怕的文化大革命了。你恨吗？可恶的红卫兵抄了我的家，你家被抄了吗？”
    我常从扩音机里听说，许多人就是为了批评文化大革命及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而被判长期囚禁，所以我知道这种言语，是十分严重的罪行。她这样随便暴露自己的观点，是不正常的，除非看守授意她如此，以作为诱饵引我与她产生共鸣。因此我只是回答道：“不要发牢骚，你为什么坐在这里讲个没完，而不去学习“毛选”呢？要是给看守发现了我们在互相交谈，她们会惩罚韵们的。”
    我往囚室四下打量一番，发现她根本没有“毛选”。自文化革命以来，“毛选”已成为每个中国人必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与他的衬衫裤子一样的重要随身物品。而且，它也成为一种必要的防身护品。因为有无毛泽东著作，已成了测试每个人政治可靠与否的试金石。
    另外，记得我刚来看守所的那个晚上，看守就让我念读监规，其中一条就提到，每个犯人必须学习毛泽东著作。她怎么可能在送入狱中时，会不带上“毛选”呢？
    “你的‘毛选’呢？你进看守所时，难道没有人叫你带上？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大意呢？”我将情况解释给她听，她的脸一下涨红了。我愿意把书借给她，她却推开不受。
    “我才不愿看他的书呢。我恨他，他毁了我的家。我认为，国民觉比共产党要好多了。你说呢？”
    出于本能，我的眼睛往门上的窥孔里扫了一下，那边没人在监视我们。颂扬国民党，是个多么严重的罪行。我已十分肯定，她是受军队看守之命而如此这般行动的。可能那个看守是个左派分子，她迫不及待地欲加罪于我。我说：“你不许胡说乱道，我会汇报的。”
    但她并没觉察到我已有所提防了，还是一门心思地怂恿我讲反动话。
    “一九四九年之前你难道不在上海？国民党不是好多了？”她坚持往下说。
    “我真的对一九四九年之前上海的情况不了解，那时我在外国。”我说。
    “呵！你多福气呵？在外国！我最恨现在的上海！我们没有自由。你恨共产党吗？”她又试探着我。
    “我是基督徒，一个基督徒，只能爱人，不能恨人。我们甚至还应该爱我们的仇人。”我跟她说。
    我发现她十分不理解我，为什么说还要爱我的仇人。只见她自负地一笑，然后似乎为了争得我的信任，突然冒出一句：“我也是个基督徒。”
    “那太好了，我们一起来背诵主祷文吧。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们以你的名为圣……”但她没有跟我一起往下背，却显出一副不知所措的狼狈样。
    “你不是基督徒，不用假冒基督徒。”我说，“不过这也没关系，我来教你念主祷文。”
    她摇摇头，却也没有钻这个空子去汇报我散布宗教迷信。
    我想她的文化修养尚没有达到这种水平足以辨别，我教她念主祷文，对这些极左分子来讲，与汇报我有反党言论是有同等价值的，都会使他们感到兴趣。文化大革命初期，对信徒的处罚是十分严厉的。红卫兵的第一项行动，几乎全是捣毁庙宇和教堂，惩罚僧尼和神职人员。
    下午，还是那个军人女看守，打开牢门叫着我的同囚室人号码，吆喝着：“出来提审！”
    我焦灼地等着，在她们所设的陷阱没有得逞之后，还会使些什么伎俩。两小时后，她回来了，不住地擦抹着眼睛，好像是哭过了。看到有人掉眼泪，总会让我感到十分不安。我还很同情她，因为我没上她的钩而让她受难了。不过我没有安慰她。我不愿提供她再度耍诡计的机会以诱我无意中讲错话。我估量她会再来试探我的。可是出乎我意料之外，她似再没兴趣来与我交谈。
    次日整整一天，她只是一声不吭，只顾双眼怔怔瞪着窗口发呆，但有那么一两次，在她以为我是在潜心读书之际，偷偷地觊觎我一下。
    下午她又被叫去受审了，回来时她又哭了。如此持续了三天，第四天她去了就没回来。当那厨房里的女人送晚饭来时，她只发了我那份山芋。我向她再要一份留给我的同室，那女人只是摇摇头。但我还是替她在茶缸里留了些山芋。
    广播喇叭又开始号叫了。两个看守相继来到我的小窗洞前，以检查我是否在收听广播。话筒里又公布了一批下午判决的犯人名单。其中有一个宣布为死刑，“立即执行”。那号码与我同住的那个女人的号码一样。喇叭里称她为帝国主义和目民党的特务，在群众中“隐藏了几年”，但在文革中被红卫兵及造反派揭发出来。说他们给她提供机会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但她不肯交代，妄图蒙混过关。现在，她的下场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将她“砸得稀巴烂”。
    开始我的心陡地沉了一下；因为每次宣布死刑总是很可怖的。可是在不经心抬头之际，我瞥见窥孔后，还有一只眼睛在窥审着我。倏地，一个念头在我心中忽闪而过：那女人既非特务，也根本没人指控她为特务，假如我现在表现出紧张或恐惧之情，那些家伙就会当真以为我犯罪了。我泰然地望着牢门，随便、自然地倚靠在被铺上，表现出一副正在集中思想收听的神情。
    扩音机关上后，那看守打开小窗把我叫过去。
    “你听到宣布的死刑吗？”她问我。
    “听到了。”
    “你是怎么想的？”
    “因为她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特务，她罪有应得。”我信口说着。
    “你得把你自己联系起来好好考虑一下。”那看守向我推出。
    “我看没必要联系，她是个真正的特务。可我不是。我等待政府给我澄清甄别。”我回答。
    “你一点不老实。”她说。
    “恰恰相反，还有什么比相信人民政府更老实？”我反驳着。
    她将小窗关上，但仍在窥孔里张望着。我拎起一本“毛选”，身子也不挪动一下，就静静地看我自己的书了。
    睡觉时间快到了，那军人女看守打开了牢门，一个劳改的女青年进来，把那同室囚犯的东西收拾好，再重新将那张床叠起来，然后拿着东西就走了。这说明那个女人还活着。那样的隆冬之夜，如果她不想被冻僵的话，一定需要棉被，所以她们必得替她取回去。
    我想看守一定很信得过她，所以才分配给她这个任务来引我上钩，她肯定属于那种懦弱无能的人。她们一定应诺她，如果能在我这里抓到些什么错误言论，就可以对她作出一些宽大处理。但她失败了。因此他们只得改变手法，佯称将她判了死荆，以此再对我恐吓威胁。
    劳改女青年离开后，那军人女看守就进来了。
    “站起来！”她在离我约一尺之地立定，对我大吼一声。
    我刚站起来，她就抽了我一个耳光，痛得我眼泪都要出来了，但我竭力不让它们掉下来。我只是两眼漠视着前方站立着，只当什么事也没发生。这更激怒了她，又是一个耳光，还用皮靴猛踢我的大腿。“给我站着不许动，你不会有好下场的！你很聪明，是吗？帝国主义者把你训练得很能干，是吗？但你是逃不掉的，无产阶级要消灭你。站那儿！”
    她把门一摔，上了锁，噔瞪地踏着步子走掉了。
    夜班看守上班了，按常例，一一检查了各间囚房，待轮蓟我这间时；问：“怎么还站这里？”
    “我被罚了。”
    “哪个？日班的看守？”
    “不，是另一个。
    “别胡思乱想了，快睡吧。”
    看来，她好像不了解情况，可能她对绐我设圈套之举并不知晓，那或许只是看守所里那些激进分子所想出来的。
    “我永远也弄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自言着。但我很高兴，总算不用站上一夜了。
    我的脚踝上给踢了一脚。因为那里棉裤遮盖不到，因此伤口比较严重，皮给踢破了，伤口突突地直作疼。我脚上的羊毛袜不太干净，另外仅有的一双还晾着未干，我担心伤口会感染。“怎么办呢？”我问自己。我根本无法在这一无所有的牢房里，找到可以用以处理疮口的代用品。忽地，我的目光触到了那支牙膏。我想牙膏有点消毒的作用，因此，我就在伤口上涂上厚厚的一层牙膏，再在上面覆盖着一方从旧衬衫上撕下来的布，用仅剩的一块手帕将伤口扎好。
    整整一晚，那阵阵作痛的脚脖子，折磨得我无法安睡，我好几次从梦中惊觉，不是梦见自己成了个无法行走的跛子，便是在梦中又受那个女看守的踢打。
    饥寒交迫的煎熬，无望的等待，对自由的渴求，还有对女儿魂牵魄系的思念，以及来自那女看守不堪的侮辱，如此种种，令我悲愤不已。但待次日早上起身时，我已不再感到郁郁寡欢，而只觉得体内积压着什么几乎就要炸裂了。目前，对我来说，那些讲文明的美德，如仁慈、宽容乃至一点点的幽默，都成为我渴求不到的一种奢侈了。那些极左分子煞费心计地在耍诡计，以置我予死地，但我不能束手待毙，我也要想方设法拿出我的对策。
    虽因睡眠不足而觉得有点疲乏，但我的思路还是清醒敏锐的。脚脖子肿胀得疼痛难熬，我还是不停地在囚室里来回踱步，按捺不住地想再次向这批极左分子挑起一场交锋。那些家伙在我的身上，我的友人及其它受害者的身上所干下的那些伤天害理的事，令我越想越觉不平。我就是要报复！
    忽地牢门开启了，似是上帝此时来临，满足我的渴求，赐给我一个交锋的机会。“出来受审！”一男看守大声喝叫着。
    我拿起语录本转身就走，一跛一瘸地跟着走得飞快。
    喇叭里正在播放《人民日报》社论，解释着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在我跟着看守穿过楼面时，一路上，都是播音员那敬畏虔诚的嗓音，在诵颂毛泽东的言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毛泽东的威严的权力，就像一条严严实实地紧裹着中华大地的毯子，铺天盖地，一处不漏。我暗暗提醒自己要谨慎小心，万万不可流露出任何会被认为是反毛反党及反政府的言论，否则，便会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这样，这些极左分子就会在我身上捞到稻草了。我给自己定下一个策略，就是坚持批评主办我案子的干部，没有按毛泽东的政策办事，而这些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必要时，我可以说些违心之言，即使我不赞成毛泽东，但也要表示出我是支持他的，就像其它中国人一样，为了求得生存，天天都是这样装着假。我再告诫自己，仅仅与他们对抗还不行，一定要智斗巧斗才行。
    提审室所在的大楼入口处，挡着一幅蓝色的棉布门帘。那些看守不再是无精打采地倚靠在门口小房间的椅子上，而是肃然挺立着，随时待命。解放军们在走道里巡逻着，几个穿蓝制服的人，在敞着门的提审室里出出进进。看来，这里还刚刚上班，我是第一个被提审的。想到昨夜发生的一切，我预料到这次交锋，凶多吉少。因为那批家伙的阴谋落空了，他们恼羞成怒了。我再次告诫自己既要机灵又要有胆量，无论如何，我要他们自己来暴露自己，暴露得越多，就越容易拆穿他们的西洋镜。因为这其中还有许多问题令我百思不得其解。
    看守打开其中一个房门吼道：“进去！”
    那审问室四壁已经过粉刷，显得光亮干净一点了。窗户两端挂着两幅横幅，用白漆写着两句口号：“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墙上还有一幅毛泽东像。
    一溜五个男人正对着门坐着，其中一个穿着军装，我想估量一下他的级别。自一九六三年林彪取消军衔后，全体解放军都穿上了一式一样的宽大军服，恢复了游击战争时期的传统，因此，很准在这间阴森森的审问室里，估出这位圆脸青年军人的级别。但他军服上有四只口袋，这说明他是个军官。因为一般的士兵，上装只有二个口袋。他们之中年纪最大的一个，满脸皱纹，双手粗硬，看着是个打工的。我肯定那个军官是代表军管会的，那大年纪的工人和其它几个，是代表工宣队的，还有一个，可能是接管市公安局的造反派代表。
    我一一打量着他们五位，这五位都是一九四九年革命成功后的受惠者，他们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态度绝对与我们不同。但其中也只有那位老工人，是确实吃过旧社会的苦，其它几个根本对旧社会缺乏印象。因此我作好思想准备，他们会将我这个反动政府官员的妻子和富家之女当敌人看待。自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实行了闭关自守，与西方国家完全隔绝。这些人只是从国家的宣传中来认识西方各国，而那只不过是对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无休无止的批判，其中包括在朝鲜战争及最近的越南战争中对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大肆攻击。要拆除我与他们之间的这种由成见和愚昧无知建起的铁墙，是一十分艰难之举。我几乎有点绝望了。但假如我想争得自由并澄清我的不白之冤，我必须尽力试一试。
    进去之后，我沾在犯人专座边，手里拿着语录本等着他们指令以念读语录。岂知那审问员将手一挥，指指墙上的毛泽东像，“向伟大领袖毛主席鞠躬请罪。”他说。
    请罪？这是个搅乱他们进程的机会。“我没有罪，我不能请罪。”我理直气壮地说。
    “什么？你狗胆包天，竟敢拒绝向伟大领袖毛主席鞠躬！好大的胆！每个中国人早晚都要向伟大领袖像鞠躬，你敢不执行？”那位审问员色严声厉地大喝一声，不觉站了起来。其它人则以吃惊而不以为然的目光盯住我。那天早晨，我第一次感到.浑身舒畅痛快不已。
    “你误会了。我只是说我没有犯罪，因此我不能为没做过的事请罪。我没有说不向毛主席像鞠躬。我当然要向他鞠躬、行礼。”我心平气和地说。因为此时，我全身已觉轻松多了。
    “那现在就鞠躬。你还在等什么？"那审问员又对我喝道，一边重新坐下。
    我向画像鞠了躬，我的抗争见效了，在以后几次审讯期间，再没有人提及要我请罪之说。每次当我进入审讯室时，帮审问员只是一声不吭地将手往画像一挥而已。
    那位审问员所选的语录，与我过去读过的一样，是文革中最受欢迎的一节：“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读完了这一段以后，他又要我读一段有关军队的语录：“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在文革中，也常用这条语录以显示解放军的威力及国防部长林彪的权力。
    我在犯入座上坐下。前面几英尺之远就是一张高桌，审问员就坐在后面。台子的嵌板漆成白色，清晰触目地写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毛泽东像两侧，也写了许多促使犯人交代的标语。
    我听得身后的小窗被小心翼翼地打开了，只见那审问员越过我肩膀询问地一望，然后会意地点点头，便开始了。
    “你写了几封信给工宣队要求谈话，现在，你准备好作全面交代了？”
    “我要求工宣队对我的案子作全面核实，澄清对我的不公正控告。我知道工宣队代表毛主席，我希望你们能按毛主席的政策办事，分清有罪与无罪。我来这里已有两年了，把一个无辜的人在看守所里关押两年，这是吧是太长了？”我说。
    “你确是来这里已有两年以上了，但你的态度毫无改善。你仍想蒙混过关。要知道，无产阶级造反派已取得了伟大胜利，现在的形势，与你第一次提审时已大不相同了。你难道没有听到中央关于刘少奇的决议吗？即便是刘少奇也无法在无产阶级造反派手中漏网，更何况你！”
    “我没有任何隐瞒之处，我请你们摆出事实。”我说。
    “我们会把你的事实公之于众的，就像对刘少奇一样，他是海外帝国主义、台湾国民党和中国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是头号走资派，也是你们的总后台。你现在成该放明白点，所有企图破坏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阴谋，业已破产了。
    “谁要破坏中国社会主义？我不知你在说些什么。”我说。
    “你们这些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家伙，都是现行的或潜伏的帝国主义及国民党的代理人，刘少奇一伙则是混入党内的暗藏的代理人。”那审问员说。
    他的争辩那般荒唐，对刘少奇的控诉又是那般可笑，令我听了都恶心。那些极左领导要求中国人民相信当时的中央委员会对刘少奇作出的决议，是对人民智慧的侮辱。为了刺激他们，我佯装不知趣地说；“我一直对刘少奇主席很尊敬，我不能分肯定他真有这些罪行。可能其中弄错了。大家都知道他曾不惜生命安危，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及资产阶级进行过斗争。”
    十分高兴我那番佯装愚昧迟钝的话语，当场起了颗炸弹的作用。他们开始暴跳如雷：“你竟敢包庇共产党的叛徒，竟敢对抗中央决议！你竟敢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
    从造反派的立场来说，他这样做是正确的。但奇怪的是，只有那个青年工人和解放军军官，似乎是真的动怒了，其它三人，只是好奇又感兴趣地看着我，显然他们并无动怒且也不对此加以反对。我想，他们是听到我在为刘少奇辩护而感到有点快意。同时，他们对像我这样一个反党犯人，竟会对刘少奇怀有这般深厚的感情而好生奇怪。
    我发现即使极左分子的骨干，也有人仍对刘少奇心怀同情的。这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我决定将我们之间的对话拖延下去。“我不反对中央的决议，也不反对毛主席，谁敢这样做呢？我只是建议，打倒刘少奇主席的材料必须完全可靠。”我说。
    “闭嘴！不准把‘叛徒’呼为‘主席’。”那青年工人激烈地大叫着。提审员和记录员只是两眼凝视着自己跟前的文件，而那位老工人，似对目前的场景颇为欣赏，在他嘴角闪现出一抹狡黠的微笑。
    “你不可以把中央委员会揪出来的人称为‘主席’。”那审问员说。
    “那是因为我叫惯了，刘主席——”只见那审问员瞪眼盯着我，而那个青工已怒气冲冲地站起来，我就改口道：“刘少奇。”
    我继续说下去：“长期来他在中国人民眼中是位革命英雄，对党的各项工作都有着伟大贡献，包括对社会主义建设及对党员的培养，毛主席的著作里也曾几次表扬了刘少奇。现在一下子要转过弯来，把他想得很坏很坏真不容易。可能他只是犯了一次错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希望毛主席会原谅他，不管怎么说，这么多年来，他们都是好朋友呀！”
    “别做梦了，毛主席永远不会原谅他！”那青年工人说。
    “现在国外可要嘲笑我们了。怎么几十年来，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这么一位重要人物，忽然被发现竟是一个叛徒。人家都不会相信他竟会瞒过所有的领导人包括伟大英明的领袖毛主席本人。这真是不可思议了，这样不是也让毛主席很失面子了？”我问他们。
    “我们才不管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他们会怎么说，他们反正是不会讲我们好话的。中国的内政与他们无关。”那青年工人越讲越来劲，“包庇刘少奇就是犯罪行动，他是反革命！因此你也是反革命！”
    ‘“我知道我不是反革命，我拥护人民政府和共产党，我最最尊敬伟大领袖毛主席了。我要求你们彻底澄清我既没反党反政府之行动，也没有这类言论。”我坚定又冷静地说。
    “你想威胁我们，以达到蒙混过关的目的？别在这里耍花招了。你是什么人？可以向政府提出质问？即便你从未犯过罪，你也是个吸取劳动人民血汗的可耻剥削者。反正我们已掌握了确实的证据，证明你是帝国主义的特务。”那位审问员说着，一边擂着桌子。
    我忿恨不已，竟然也冲上去对着倒们擂桌子。他们都猛地楞住了，“嗖”地一下全站了起来。
    那位军人从枪袋里拔出了手枪，将枪口对着我大喊着：“你知道你在干什么？”
    我站定在房间正中面对着他说：“要是你有确实的证据证明我是有罪的，你可以立即枪毙我。”我们两人就这样面对面地相持不下，这时，其它人都呆若木鸡般地在一边看着，谁也没开腔。
    “镇静一点，早就听说你是个患有癫痫狂的神经质女人，控制一下自己，回到你位置上去，假若你再挪开那椅子一步，我就用铁链把你绑起来。”那提审员把手一挥，令我回到自己座上去，那个解放军也把枪收回了，但两眼还是虎视眈眈地盯着我。
    在这场混乱中，唯一保持沉着冷静的，就是那个老工人。
    他近乎同情地打量一下我，可能他也开始相信，我真的是无辜的。
    我回到座上坐下，那审问员开始严正地训话了：“包庇中央决议公布的打倒者，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凭这点就可以判你几年刑。但我们考虑到你没有机会全面了解文化大革命的进展，因此思想跟不上形势，所以饶了你这一次。
    “我们伟大舵手毛主席领导下的革命造反派，有决心把社会上隐藏的敌人揭发出来，不论他们地位有多高，伪装得多么巧妙，你必须看清这一点，你要丢掉一切幻想，要知道你是混不过去的。”那审问员说。
    “我对形势很了解。我认为对真正的敌人，确实应该加以惩罚。但你们不能把根本没有反政府的无辜者错认为敌人。我要求你们全面彻底地调查我的案情，假如你确有证据表示我不老实，真的犯下了反政府反党的罪行，你们可以判我死刑。但假如你们发现我是无罪的，那么政府必须向我道歉，并且应在报上刊登道歉启事，公之于众。”我正色说道。
    “道歉启事？”那年青工人一脸讪笑嘲弄之情说，“你以为你是谁？别把你自己看得太重要了。”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虽然我不是当官的，但我是一个中国公民。”
    “你又在重提修正主义的论点了，怪不得你要保刘少奇，他确是你的后台老板。人类不可能平等，自人类划分成互相敌对的两个阶级，得胜的阶级就得将他们的意志强加于被征服的阶级。只要存在阶级，便不会有真正的平等。”那审问员说。
    “你的意思是，你根本不愿顾及法律，就会惩办一个无辜的人，仅仅是因为那人是资产阶级？”
    “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假如有必要，就得这样。资产阶级是我们的敌人，但我们希望对大部分的资产阶级分子实行改造，使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而那些拒绝改造还要反对我们的，当然就要叫他们灭亡。不管怎么，无产阶级制定的法律，就是为本阶级利益服务的。”
    “既然如此，那很简单。因为你们已把我列为资产阶级的一分子，我又年老体弱，无力再以劳动来自食其力。那么，你为何不干脆枪毙我以一劳永逸呢？还花什么时间来审问？”
    “我们要你交代，是因为你的问题还涉及到其它一些人。你个人不足为奇，我们才不管你是死还是活呢。”那审问员冷漠无情地说。
    还牵涉刘其它人？他们是指谁昵？我感到更加迷惘不解了。
    “涉及到一些人？你是指亚细亚上海办事处那些旧职员吗？”
    “当然不是。他们算什么？和你一样微不足道。我们要了解的，是那些指使你和其它像你一般的家伙，为了帝国主义的利益来暗中破坏我们国家安全的幕后策划者。”
    “你们这是指谁？刘少奇？我保证我从未见过他。”
    “刘少奇是其中之一，但现在他已不起作用了，不过还有其它人依然在打着红旗反红旗！他们尚未被揭发出来，是他们制定的政策，让你们的阴谋得逞，为帝国主义利益来从事反对我们国家的活动。”
    真不可思议！原来他们对我进行迫害，对亚细亚指控，却不是因为排外主义，或执行阶级报复。情况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看来他们的对象，是制订准许外国公司在中国营业的政策的共产党领导干部。假如他们把我和其它类似我的人，给打成外国间谍，那么他们就可断言，准许外国公司在中国经营业务，就是为外国代理人进行间谍活动提供据点和温床。不管怎样解释，我已成了共产党内部势不两立的政策交战中一个人质了。在我与他们抗争辩解时，我是在维护共产党内部某些我既不认识他们，他们也根本对我毫无所知的高级干部。这种微妙的状况不禁令我啼笑皆非。这就好比是一幅印象派画像，只有知晓其中奥妙的人才会悟出。
    那审问员打断了我的思索。“现在你回忆一下，在一九四九年共产党解放上海之前，在怎么样的情况下，国民党命令你丈夫留在上海的？他们是否唆使他潜伏在人民政府内部，从而伺机破坏？”
    “我丈夫之所以留在上海，是因为他希望人民政府能把久经战火折腾的中国，从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中摆脱出来，为中国人民建立一个富强的新中国。我和丈夫都是唯心主义者，对阶级斗争也毫不理解。毛主席的文章在上海，只是在地下党中传阅。有些文件，我们在大学任教的教授朋友，也曾给我们阅过，其中似从没提到过阶级斗争，毛主席只提出过要组织统一战线，联合所有爱国的中国人。”我向他们解释着。
    “那个时期这种政策是正确的，目的是团结资产阶级从而暗中摧毁国民党统治。待国民觉彻底失败后，自然那样的政策就不适用了。不管在怎样情况下，我们总要先团结次要的敌人以集中精力打击主要的敌人。当主要敌人被打倒之后，那次要敌人便被上升为新的主要敌人。所以斗争是长期存在的。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
    我无言以答。我从前没有能看到这点，是我自己的过失。过了一会，那审问员问：“你丈夫计划留在上海的打算，有没有和他人商量过？可能他曾经和外国人商量过？”
    “没有，那完全是他自己的主张。一九四九年初，我和女儿在香港，我丈夫要我们回上海。我回来后，他告诉我他已决定留下了。好像他是受民主党派中一个大学时期的老同学影响。你们都知道，民主党派成员都拥护共产党，都紧密团结在共产党周围。他们协助共产党在知识分子及国民党政界中宣传民主思想。我知道当时之所以有许多知识分子决定留在中国，是因为受民主党派中一些主要人士的影响颇深。”我说。
    “民主党派是美帝国主义者的工具，他们的头目妄想在中国建立议会制度，与共产党分割统治权，他们是痴心梦想。没有军队，政治家会有什么作为？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中，众多民主党派领导都沦为右派，他们罪有应得。”
    “一九四九年，他们曾为共产党做了不少工作。”我提醒那审问员。民主党派一些领导人的命运，正是极左分子“有事有人，无事无人”的干部政策的一个典型，让人听了不寒而栗。
    “情况是在不断变化的。”那审问员又开始宣扬辩证唯物主义了。
    “我明白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我飞快地打断了他，免得再听那番陈词滥调。
    “我们的结论是，国民党命令你丈夫留在上海，从而让一个帝国主义分子在人民政府的外交部潜伏下来。”
    “在解放军进入上海后，章汉夫，后来调往北京任外交部副部长，他接替了我丈夫在上海的职务。当他将去北京上任副部长的新职务时，他曾邀我丈夫同去北京外交部工作。我丈夫拒绝了章汉夫的邀请。假如我丈夫有心想潜入外交部，那为什么在一九五o年却拒绝去北京呢？”我问他们。
    这时，我回忆起有少数国民党外交官去北京外交部工作。后来，原国民党驻缅甸的大使以反革命罪锑铛入狱，其它各人均在历届政治运动中难逃厄运。我想真亏得丈夫拒绝了章汉夫的邀请。
    “章汉夫是刘少奇反党集团的成员。解放前他被国民党逮捕了，出卖了共产党的机密，现在他已被捕了。”
    他所披露的消息令我吓了一跳，因为我知道，章汉夫是周总理的下属。
    “但他邀请我丈夫去人民政府外交部工作之时，他是外交部副部长。我丈夫没有接受，也是有案可查的。若我丈夫真的想潜入外交部，他会拒绝去北京吗？”
    我提出的问题显而易见，十分符合逻辑，因此那审问员一时语塞了。我趁此又讲了几句，干脆将这个问题彻底了结掉。
    “事实上留在上海不去台湾，是我丈夫对共产党怀有好感的表现。他是国民党官员，但他没有服从命令，因此应该，由台湾国民党来抄他的家，把我们投入监狱。但现在他们已没有权利这样做了，倒是你们，却代替他们这样做了。如此看来，到底是谁在为国民党效劳？”
    造反派被谴责为替国民党效劳，这可是个了不得的侮蔑，眼见那审问员脸色泛白，太阳穴的青筋都鼓起来了，他尽力压抑着那股往上冒的怒气，可那位军人却跳了起来，又摆出一列拔枪的架势。
    “住嘴！”他大吼着。
    唯独那位老工人却和气地说：“你可以摆出你的观点。毛主席说过：‘摆事实，讲道理’，我们准许你申辩，但你不可以诽谤造反派，说他们为国民党服务。”
    那位审问员看看时间，低声与周围的人交换了下意见，然后转向我说；“现在你先回牢房去，下午再继续审问。”
    我是空着肚子被召来受审的，因此这时已是饥肠辘辘，周身无力。在我起身站起来时，只觉得一阵昏眩，房子都在打转，眼前一片漆黑。我只好用手扶着椅子背，两条腿就像筛糠一样直打哆嗦。我担心我已不能昂首稳步地走回囚室了。但我不能让他们觉察到误以为我是神经太紧张之故。所以我指了下肿胀的脚脖子说：“我要向昨晚踢我的看守提出抗议！”
    “胡说！看守是不允许踢打犯人的。”
    “但那看守肯定踢过我了。”我一跛一趔地跟着那男看守出了审问室，一边嘟哝着。
    我已讥饿难挨，又担心着会错过那一天仅有的一顿米饭。
    因为晚上那顿山芋，常常令我吃了不消化。待我回到囚室时，那值班的女看守告诉我，我的那份米饭已给我包裹在毯子里保暖了。她还说如果我需要的话，她还可以给我一些热开水。
    虽说我一直认定她是最和气的一个看守，但我还是为她那富有人情味的关怀而觉得受宠若惊。一盒白饭和青菜给包在一块毛巾里，再塞在毯子里，还有点微温。过后那看守又拿来了热水瓶，就着小窗斟给我一杯开水。我在床沿边坐下，一边吃饭一边回忆分析着上午的一系列情况。
    看来他们五人中，那审问员的文化水平最高，也最机敏。只消看他那副自以为是的腔调，就可推知，他是个共产党的老干部，但他是否真正的左派人物，我倒也无法确定。但身为审问员，无疑就必定是为左派所重用的。那老工人不会是真正的左派。可能他只是代表工宣队的。因为他是个工龄较长的产业工人，选他这种人当工宣队代表，不过只是装装门面而已。那做记录的青年，则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我看他仅是把记录员当个职业而已；因为当我在为刘少奇辩护时，他一点没表示出丝毫怒气。唯有那个青年工人和解放军，才是真正的“左派”。他们的外表和举止，都是典型的极左时代的青年。他们出身于贫苦的家庭，经过长期的政治熏陶，已失却了自己全部独立思考的能力。
    而女监值班看守的举止最令我生奇。我拚命回忆，究竟早上做了些什么而令她对我产生如此的好感？我一边咀嚼着又生又硬的菜皮，一边苦苦地思索着这令我颇感困惑乏事。我想我所做的唯一较为突出的事，就是为可怜的刘少奇讲了一些话。她如此厚谢我，是否因为我讲出了她自己——一个监狱看守不可以讲的——心里话？
    回顾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传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共产党人也不例外。当一位共产党领导失却他的尊严时，那些长期为他工作的人，不管他们的关系怎么疏远，也会觉得不体面的。自从市公安局被极左分子彻底砸烂之后，在第一看守所中，肯定存在一批人，因着他们的命运与刘少奇的路线联系在一起，从而对他产生同情。假如因为维护刘少奇而能在监狱里得到较好的待遇，以及一种出于人道的关心，那倒是很值得这样做的。如是可以争得一个较好的机会来保持我自己肉体的生存，这对我来说，是眼前的头等大事。但当我出于种正义感的冲动，为刘少奇辩护时，并没有想到会这样的。
    下午，我又被召去审问室。那审问员向毛泽东画像挥挥手，我就对它鞠了个躬。然后他选了一段毛泽东的语录令我读.“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
    这时，审问员从抽屉里拿出一大叠文件浏览着，另外两个人仔细察看着我的脸部表情。那审问员每掀过一页，就频频摇头对我表示不满，好像从文件中觅到一些令他吃惊的信息。我就知道他在装腔作势，故弄玄虚。他假装阅看的那些文件，或许就是我已听熟了的那套老皇历而已。所以我采取一种无所谓态度，静候他再开腔。
    这样过了一会，他搁下文件，说：“你们公司其它职员的觉悟都比你高，他们知道怎样做才对自己有利。他们已全面交代了问题。”他指指那堆文件。
    “既然你们已得到了所需的材料，为何还硬要我作虚无其事的交代呢？”
    “你们各人都需讲清自己的问题。”
    “你要我讲，我就只能讲事实。亚细亚是个贸易公司，它与政治无关。亚细亚留在上海营业，是要和中国进行贸易。总而言之，它之所以留在上海，是因为得到人民政府批准的。我与丈夫都持有与我们有联系的北京负责干部的盖章文件，以证明人民政府要求亚细亚在上海设立分公司。”
    “这正是事实。党内走资派需要一个外国特务组织来掩护他们自己。这是很清楚的。”审问员这么说。
    “我劝你讲话要慎重点。亚细亚留在上海，是经过国务院批准的。”
    我只是差点没有点出，准许亚细亚留在上海的决定，是周恩来总理批准的。而审问员肯定是已觉察到这一点了。我真想知道，周总理是否是极左派要打倒的领导人之一？但只要周总理仍担任国务院总理，估计他们岂不敢公开攻击他。
    “亚细亚是个跨国公司。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它是资本主义企业发展的最高形式。它剥削了许多国家的工人。这种公司在政治上是最反共也是最反动的。全国解放后，决不能容忍他们留在上海。”审问员说。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当美国对中国实施禁运政策时，让英国石油公司留在上海，是非常明智的做法。它瓦解了敌国阵营，还有什么比这样做更聪明？我从毛主席著作里学习到，他提倡在敌人阵营中制造瓦解和分裂的战略方针来进行阶级斗争。”我说。
    那青年工人插嘴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自力更生，我们不需要外国公司的援助。”
    “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我们不反对外援，但主要依靠自力吏生。’他并没有反对友好的援助。”
    “你不能把与亚细亚进行贸易说成是友好援助。”审问员说。
    “几年来亚细亚从未和台湾有过贸易往来，也没在那边设立办事处，还有什么比这样更友好的呢？”
    “你口才倒不错。你先是为刘少奇翻案，现在又为反动国际贸易组织辩护，即使你没其它罪行，根据你今天在这审问室里的表现，就足以给你判刑了。”那审问员说。
    “我所讲的都是事实。你们所说的，全是凭臆断和想象的诬告。你们是代表人民政府和共产党的英明的造反派，而我不过是个日落西山的老太婆而已。”
    我那番话又令那审问员火冒三丈，他重又拍了下桌子：“别把你自己的生辰八字忘了，这是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的审问室！”
    “起来！站起来！给我站着。你污蔑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对你严加惩罚。”那青年工人也气势汹汹地帮着腔。
    我站了起来。
    “交代你丈夫参加英国特务组织的经过。”那审问员说。
    “你这么说，我就无法回答你了。”
    “你很谨慎，是吗？帝国主义把你训练得很能干，是吗？你还顽抗。”那审问员说。
    那位老工人说：“你先回答审问员提出的问题。有关英国特务组织的问题，我们现在暂且不提。”
    “完全正确！经过调查研究才可以下结论嘛。这也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他说过：‘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我对他们说。
    那审问员又拍着桌子大吼着：“轮得上你来教训我们？你太嚣张了，你忘了你是个犯人，而我们是代表人民政府的。”
    “希望人民政府的代表讲道理，遵守法律，把我的问题调查清楚。”我说。
    “这正是我们要着手做的，但你不交代。”
    “我不能做不负责任的假交代。我不相信一个不符事实的交代会对政府和他人有价值，它只会增添混乱。我没做过任何违法的事，我要讲事实真相。假若我说谎隐瞒什么，你们可以对我严加惩办。你们假如同意的话，可以给我一张纸，我情愿签字为证。”我说。那记录员和审问员商量了几句后，就递给我一张纸。我走到写字台前写道：“我是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也是个守法的公民。我从未做过反对人民政府的事。假如政府查出我曾试图向全国任何人窃取秘密情报，我愿承担死刑。假如调查结果，证明我的确无罪，那么人民政府必须给我彻底澄清事实，登报声明，向我道歉，恢复名誉。”
    我签好名，写上当天日期，然后交给审问员。他自己看了一下，再传给其它人看。那老工人拿出老花眼镜擦了擦，戴上后也看了看那纸条，一边点头表示同意，然后他指了指那张犯人的专座，对匏说：“坐下！坐下来！”
    那青年工人和军人，却拒看我的保证书。那个青工冷言说道：“你就像个玩‘沙蟹’的家伙那样，摆出一副虚张声势的吓人架势。”
    审问员把我的保证书交给记录员，由他放入文件夹里。
    “你丈夫是怎样当上亚细亚上海办事处的总经理的？”审问员问。
    “亚细亚在二次大战后制定的一项政策，就是必须在开设分公司的所茌国，聘任一位当地国籍的总经理。”我告诉他们。
    “是否他们认为.，像你丈夫那样的中国人，比英国总经理容易获得更多的情报？”他问。
    “我丈夫当总经理比英国经理适合的唯一优点，就是他识中文。当他和中国政府进出口公司的代表进行谈判时，不需要用翻译。”我告诉他说。
    “你丈夫曾几次往返香港，你们俩还在一九五六年到过英国及欧洲。”那审问员说，“我们对你俩去欧洲很重视，因为我们了解，你们在英国特务组织总部接受过任务。”
    “你这是胡说。我们去伦敦，是去与亚细亚总公司联系业务，然后我们去了荷兰首都海牙的分公司，因为亚细亚公司总公司的分部就设在那里。我丈夫和那里的董事讨论了有关在中国开展业务的计划。北京进出口公司和化工公司，都迫切要求他去那里联系，他们要向亚细亚公司定购许多货。中英贸易前景似很有希望，许多英国专家被聘来中国帮助进行研究工作。但我们回来不久，反右就开始了，后来又是大跃进，于是一切都搁起来了。北京领导太忙，无暇再对这一切事作出决策。已启程来中国亚细亚公司的专家，不得不中途打回票。于是我们无法再进一步开展工作了。”我告诉他们。
    “你是怎样弄到护照的？谁批准你去欧洲？一般说来，以私人身份是不准出国的。”那审问员说。
    “我丈夫是向上海外事处申请护照的。我们能批准，可能是因为政府认为他的出访对中国有利。”我说。
    我记得当北京进出口公司邀请我丈夫去讨论有关向亚细亚公司购买灭虫剂及化肥时，我曾伴他一起去北京。那时节正逢毛泽东意欲大幅度提高粮食产量，以证明一九五五年成立的农业合作化的初级形式农业合作社的优越性。在我们回上海的前一天，当我丈夫最后再去进出口公司联系时，那位与我们进行了一星期顺利谈判的负责人告诉我丈夫，说我们的护照已批下来了，我们可向上海外事处联系。然后，他又很慎重地对我们说：“你们的护照是总理亲自批准的。”一般情况下一个党员干部对我丈夫这样一个党外人士谈话时，总是把涉及范围缩小到最低限度，越简单越好。我们想这次他所以要特别点明我们的访问是周总理亲自批准的，是鼓励我丈夫尽力向伦敦亚细亚公司争得北京进出口公司所需要的全部物资。
    那审问员曾经强调我们去伦敦，是“访问”英国特务组织总部，并去接受任务的。假如事实真是如此，而我也被迫作了交代的话，那么周总理亲自为，我们签批护照这一事实，就是说得轻一点的话，也等于支持了特务活动。极左派难道在怀疑周总理？我看完全不可能，也是不合情理的。但对刘少奇的批判，不也是同样不可理解不合情理的吗？那审问员曾说过，他要我交代，是因为其它人也与本案有关，他还讲过，有“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其它领导人。他是否将周总理也包括在内了？我只能猜测，但我想我永远也得不出答案。但我却是未曾想到，林彪和毛泽东的妻子江青，竟要排挤周恩来。每个中国人都知悉，江青痛恨周恩来，林彪可能认为，周总理是实现他自己野心的障碍。
    审问员的声音，又把我的思路扯回到审问室。他在对我说：“你们出访英国，对中国政府没有起啥积极的作用。”
    “我丈夫在北京听接见他的领导讲，要是他能向亚细亚购得中国所需要的物资，就是为中国服务了。他们还说与外国通商对中国是有利的。”我说。
    “那是党内走资派制定的策略，是违反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的。”审问员说。
    “你们不能要求我们党外人士什么都能知晓。对我个人和我丈夫来说，人民政府和代表人民政府的干部，都是应当信任和服从的。”豹说。
    “把你访问英国及其它欧洲国家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如实交代出来，并交代你所泄漏出去的情报。”
    “我丈夫走访了英国及海牙的亚细亚公司，见了几位董事及其它一些与远东地区有业务来往的人员。他也参观了工厂等一些装置设备。我们还与几个老朋友见了面。”
    “你们有无拜访过任何英国官员？”
    “有的。我们有些老朋友是外交官。”
    “他们有无向你问及中国的情况？”那审问员问。
    “一九五六、五七年反右之前，中国形势是很好的。拐们都高兴地告诉他们，经过连年的战争，共产党第一次制止了通货膨胀。第一个五年计划已胜利完成，人民都能安居乐业，局势和平稳定，这些他们也都知道。”
    “或许你还讲了一些他们还不了解的事情，你必须作全面交代。”那审问员说。
    “我们可以告诉他们些什么呢？是否你们先调查一下我们在上海所交往的一些朋友，及接触的是哪一类人，那么你们就会了解到，我们没有一个可以向我们泄露重要情报的朋友。因为我们根本无法潜入市府办公室窃取文件，因此唯一的途径只能来自朋友。而我们又根本没有一个朋友是掌握有这类情报的，我们怎么有可能向这些英国朋友泄露任何重要情报呢？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什么是重要的情报，什么是不重要的，一这由不得你来裁走，这应由我们来判定。你要写一份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去英国访问的整个经过情况，把你所见过的外国人姓名都写下来，并详细交代与他们交谈的内容，我们从中会看出你有否向他们泄露了什么重要资料。
    “这我做不到，而且也没什么作用。我怎么可能还记得十年前说过的每一句话呢？再者我又没跟着丈夫一起去公司商洽业务，也没陪他去工厂参观过产油装置。我怎能告诉你说了些什么？你又凭什么来核实我所写的东西？你们不可能将我解到英国去审讯的。因此现在还是先调查一下我与国内的中国人之间的关系，看看我们是否有在中国窃取任何秘密情报的可能性。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在我们所熟悉的这些人之中，没有一个人有可能提供我们可以称为‘情报’的东西。”
    “究竟是你办案还是我办案？”审问员怒气冲冲地说。
    我十分清楚，那审问员就是盼着我一时失言。因为有时明明是正常的申辩，如经过断章取义。就可以被他们捞到稻草，大做文章。而世上有些事，又往往模棱两可，很难说清的。所以我只好说：“当然你是审问员。正像你刚才说的，你是代表政府，我总是听你的命令。但你所说的那个法子，只是浪费时间而已。”
    “只要能揪出帝国主义特务，我们是不怕浪费时间的。我们相信一切在中国营业的外国公司，都有双重任务。他们经商是为了赚钱，因为金钱是资本家的上帝。但他们也为自己的政府收集情报。
    “资本主义国家从未放弃颠覆中国的企图。因为中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现在强大了，他们没有办法以军事手段来摧毁我们，因此只能寄希望从内部来瓦解我们。你们这班在他们的大学里受教育或在他们公司里工作的家伙，都是他们潜伏在我们内部的同盟军。英国是第一个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现在还占着我们的香港。他承认中国，但仍与美国结盟反对中国进入联合国。美国是公开支持国民党；而英国则耍两面派，是更危险的敌人，因为这样容易蒙蔽人们。”那审问员说。
    “你太偏执了。”我说。
    “我看你还是不要为英帝国主义辩护了，这样会对你更不利。”那审问员说。
    显而易见，与他进行有关国际关系的辩论是白费口舌。我缄默着，等着他还要说些什么。
    “在你写交代以前，首先得端正对刘少奇的态度。你要清楚，走资派已被打倒，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我们还要把那些深藏的走资派挖出来。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政策是所向无敌，战无不胜的。因此你唯一的出路就是坦白交代，站到无产阶级造反派这边来。要是你还想倒退到文化革命前的生活，与国外密切交往，再受走资派包庇，那你就大大地错啦。”那审问员说。
    我对当天的审问很满意，因为我有了讲话的机会，也澄清了几个观点。因此我决定乘此机会借着他开头几句话，发挥一下，进一步为刘少奇辩护，以证实在看守所里，除了那批极左派分子外，还有倾向刘少奇一派的人。
    我又扮出一副不识时务的愚钝样子说："老实讲，我仍想不通为啥刘少奇所做的是不对的？毛主席为什么又要惩罚他？在‘毛选’里，毛主席几次表扬了刘少奇，这我在学习‘毛选’时统计过的。我希望毛主席能原谅刘少奇，你们说，这不是对我们国家和共产党更有利吗？另外，难道不正是刘主席首次创造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并敦促共产党员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这就表示他是忠于毛主席的。”
    “不准称叛徒为主席！”
    “不准为刘少奇翻案！”
    他们都吆喝着。
    待他们安静下来后，我说：“假如刘少奇确有其罪，我自然没这个胆量为他翻案。但我怀疑中央的决议所依据的材料是否可靠确切。要知道，有些人很容易受胁迫写假交代的。依我看，这种事随时都会发生。”
    我禁不住挖苦着他们，这不过是我对他们的一点小小报复而已。我这话是击中他们的要害了，这从他们显出的惊惶之态就可以知道。看上去，他们巴不得封住我的嘴巴。由此看出，我敢断定，他们也觉察，至少是怀疑那些所谓的刘少奇的罪证，真有可能是极左派编造出来的。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后，江青立刻就被捕了，中央正式发了文件向中国人民公布，江青及国防部长林彪确实曾经组织了一个专案小组，专门编造刘少奇的罪证，那文件中提及江青与林彪的亲信们，还围攻了刘少奇的一些朋友和共事者，对他们进行迫害，施加压力，威逼他们提供有关刘少奇婚罪证。这些黑爪牙为了能向江青林彪表功，竟对这些受围攻者进行逼、供，信，对他们上刑，还把他们受刑时的惨叫声录了音，播放给江青和林彪听。)
    “闭嘴！闭嘴！你疯了？”那审问员惊恐万分地高声喝叫着，似乎对我出口的一些耿直之言猝不及防。他接着又说：“刘少奇有罪，你也一样有罪！
    “我可青定我没有罪。对刘少奇主席，我也觉得他没有罪。”我说。
    “闭嘴！闭嘴！闭上你的嘴！不准你再开口。”那审问员命令我。
    这时，只听得身后“啪”一响，那是身后关小窗户的声响，这次不再像以往那般轻手轻脚，不易觉察了。看来，那位监听者对审问已经厌倦了，他猛力关上小窗是表示他也动怒了。那审间员急忙起立走出去。
    待他再进来时，没有回到自己座上，只是交给我一卷稿纸。
    “回去把你访问英国及欧洲其它国家的经过一一写下，把所接触过的一些人及你们之间谈话内容都写下，作个全面彻底的交代。”
    一个看守已等在门口了，我跟着他出去了。
    在我不在囚室时，热开水已给我留好了，跟上午的米饭一样，也给裹在被里暖着。这种体贴和周到真是非常难得的。我想，这是否因为我为刘少奇辩解了？还是那些激进分子，想以此作诱饵来感化我，以达到他们的意图？我一边坐在床沿上喝着开水，一边飞快地转念思索着。在一般情况下，一杯热开水是不足为奇的，但在这滴水成冰的囚室里，这一杯热开水，就显得特别可口。忽地，门上的小窗打开了，那个年轻医生在外面问：“过来！你的脚踝怎样了？”他问。
    真稀罕！因为我从没听说过，犯人未提出而医生却主动来关心的。我常听到一些犯人要经过几次苦求才能得到医生的诊疗。那看守也站在外面。我告诉医生，脚脖上有个伤口，看样子发炎了。那看守打开房门让医生进来了。化检查了我的肿胀发炎的脚踝，说：“骨头没有伤着，只是有点感染而已。我给你一些纱布绷带和药膏。”
    后来，那看守给我一管金霉素药膏和一卷绷带，这真令我有受宠若惊之感。不及我回过神，晚餐又送来了米饭和青菜，而不是平素的蒸山芋。待我把碗筷还给厨房送饭女人时，她轻声对我说：“医生通知让给你送米饭的。”
    入夜之时，我再把一天的经过及审问室种种细节反反复复思索了几次，感到很得意。我猜那审问员可能是个党员干部，而不是上次那种职业政法干部。就各种迹象来看，他也并非属那种蛮不讲理之众，至少他还能听完我的申辩，而且全部作了记录。虽然我深知，极左分子会利用他们的权力，施尽诡计追我交代并不存在的问题，但令我感到有望的是，至少那些尚不属花岗岩头脑的积极分子会及时悟出我是无罪的。临睡前，我体会到一种好久未曾有过的安宁。然而白天一整天紧张的受审和争辩，令我虚弱的体质不能负担。当晚，又是一次大出血，我从未有过这么厉害的大出血，一下子，我身边所有的手纸和毛巾都用完了，到处都沾上了血迹，连水泥地上都沾上了。我急得连声呼唤看守，她很快就把医生请来，医生给我打了一针，然后叫我仰卧在一块塑料布上。天亮后，一辆救护车载着我，又开往监狱医院。
第9章  继续迫害
    那是一辆老式的救护车，一路上呜叫着飞速地行驶着，很快就进入市区。我躺在搁在车厢地上的担架里，看守坐在一只折叠椅上养神，车厢里倒比较干净。我紧闭着双眼，一来因为不愿看到那近在咫尺的看守的脸，二来也希望能静静地思索一些问题。
    盼望已久的审讯刚刚开始，正进入关键性时刻，却来了这么一次大出血，我觉得很扫兴。我怀疑自己是否得癌症？我开始想到死亡，但也不觉得恐惧。因为既然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必然也无法避免死亡。不管怎样，出于一个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我相信，我个人的死亡，只是整个无尽的生命运动中一个休止符号。我的孩子，孩子的孩子，世世代代，子子孙孙，会连绵不止地生息下去，就像一条潺潺而流的小溪永无尽头。这一来我又想到女儿了，只觉得一阵尖利的穿心疼，我放心不下她。她现在怎么过呢？文化革命结束后，她的前途又会怎样呢？
    救护车猛地煞住了。远远地，传来扩音机的声响：“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当我被从救护车里抬出来时，看到一群剃了光头的犯人，扛着泥铲煤锹，挑着大箩筐，肩上用绳子挂着毛泽东语录牌，在一个看守带领下穿过医院，好像是到监狱后面去“深挖洞”的。毛泽东的指示必须雷厉风行，立即执行。他们一个个憔悻不堪，瘦骨嶙峋的，我都无法想象，他们哪来的气力还可以做这样的重活呢？只见他们一个个惨然沮丧，耷拉着头，蹒蹒跚跚地移着步子。蓦地我意识到：或许我自己，根本也就是这么一副模样了；一个失却人权，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可怜虫。我扭转头，不忍再看见他们这种惨不入目的样子。我想到，亏得我的囚室里没有镜子，以至我还自以为自己还像从前那样，充满那种自尊自重的气概，从而陶醉在一种虚假的幻境之中。
    我被送进一间挤满了床铺的外科病房，两床之间仅只有几英寸阔的空隙。我的床位就靠在门口，一股冷风混杂着血腥气，尿臭及消毒水味，还有腌臜的人体味拂过。我边上一张床上，一个半昏迷状态的女人在不住呻吟着，显然，她刚从手术室里出来。我很惊讶，他们怎么把我和动手术的病人住在一室，难道监狱医院里的医生，要给我开刀吗？想到这里我十分恐慌。因为在心胸狭窄的极左分子掌权的社会里，对政治犯的医疗待遇，肯定是绝对低劣的。
    尽管几天来，对我只施行针刺麻醉，出血倒已经控制住了。因为卧床休息，还有伙食的改善，我的体力也有所恢复了。晚餐时，供应一只黄黄的小香蕉。我自己也弄不懂，怎么会对那么一只烂香蕉持如此大的兴趣？我津津有味地品尝着它。
    出血停止后，那位在一九六七年给我诊疗过肺炎的女医师，来查病房了。她把我带到一个小办公室里，告诉我她曾设法主张送我去市立医院进行妇科检查，但那时上海的医院，都受红卫兵及造反派控制，.不准给阶级敌人治疗。
    “你看我得的是什么病？”我问她。
    “可能生了什么瘤之类，但也可能什么也没生，只是绝经朔的反应。”
    “会不会是恶性？”
    “没有经过切片检查，就很难说了。”她说。
    “我倒不怕死，”我说，“但在我的问题尚未澄清之前，我一定不能死。我不能把我的问题不明不白地悬在那儿，从而影响着我女儿一生，这会毁了她的终身幸福的。此外，我还想再跟她见见面，我很挂念她……”说到这里，我哽咽了，再包说不下去了。
    她把手轻轻拊在我手臂上，以示同情：“我会向第一看守所汇报，让他们给你增加营养。”
    “医生，请告诉我，怎样可以延长我的生命？”我问她。
    “把给你吃的东西全部吞下去，即便是难以入口的，也多少总归有点营养。另外，要放宽心，乐观一点。”
    我悲恸欲绝，却欲哭无泪，倒是那位医师，含泪轻轻对我说：“愿上帝保佑你！”
    一星期后，我又被押回第一看守所。每天供应我两顿大米饭。上午那餐除米饭外，还有青菜和一块肉或鱼，那块猪肉通常是肥肉，有时在肉皮上，还沾着许多毛没被拔净。鱼，从来就没有新鲜过。但我牢记着那位医师的忠告，把什么都吞下肚去。看守所里的青年医师，开具证明，准许我用自己的钱买一点维生素。那男看守拿了我的存折，给我买来了鱼肝油丸及复合B。维生素C对治疗牙龈出血有特效，但那时上海各处各地都根本无货可买。
    对我在看守所里待遇的改善，各个看守反应不同。那个极左军人看守，对领导批给我购买维生素和增加营养，表现非常不满。一有机会，便威胁我，或用粗暴蛮横的态度来对待我。
    有时趁我跨出囚室去放风或受审时，冷不防从后面搡我一把，让我绊倒在地上。或狠扭我的双臂，踢我的大腿。当我要求购买维生素时，总是不允而且还要训斥我：“你是想把维生素当饭吃？”“你把这里当疗养院了？”
    而那些属于温和派的看守，则遵循医生嘱咐，每当我的维生素吃光后，就二话不说，再让我去买。但每次只能限购一、二瓶。少数看守，或许属刘少奇保守派的，他们值勤的话，每次都给我买上好几瓶。偶尔有那么一二次，竟给我买了几袋葡萄糖，他们迅速地将那一大堆东西往我囚室里一塞，不让其它看守看见。
    在我从监狱医院回来的当天，那位值勤看守就给我一张纸，一支笔和一瓶墨水。她说：“继续写你的交代，审问员等着呢。”
    我拿过那叠纸，它和一九六六年要我写自传的纸不一样。上次的纸是空白的，这次，在第一页上印着毛泽东语录。在印有“最高指示”的标题下，是一只红线划成的方框，里面印着：“只准他们老老实实，不准他们乱说乱动”。下端一般为犯人签字的地方，印着“罪犯签名”字样。
    我首先就对“罪犯”两字很恼火，决心就不在它后面签字。我想了一下后，决定要巧设妙计来趁机反击这些极左派。
    在毛泽东的语录下，我也划了个方框子，写上一段毛的语录。那段语录不是摘自语录本里，而是从毛泽东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都矛盾的问题》中选出来的。那节语录为：“哪里有反革命，我们必定进行镇压；我们做得不对，就立即改正。”
    然后我写了伴丈夫一九五六年去欧洲的经过，把访问各国期间能回忆起来的一切活动，以及所接触过的人的姓名都详细写上。在写到谈话内容时，尽量写些不涉及政治的内容。待快写完时，我突然想到，我们在英国时，世界上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事件和苏伊士运河战争。对于前者我很难作评论，但对后者我没有什么顾虑。因此我就将这段事，作为我与朋友之间谈话的内容，因为这件事与中国及共产主义是风马牛不相干的。然后在印有“罪犯签名”的下面，加上“一个无辜者”几个字，然后签上自己名字。
    我把写好的材料交给看守。当天下午，我又被召去受审了。
    除了那个解放军外，还是那原班人马，个个紧蹙着双眉。他们这种神态早在我决定与他们争辩我是无罪之时，我就已有所准备了。不及审问员挥手，我便向着毛泽东的画像鞠了躬。这次审问员选择的语录为：“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一切代表地主及国民党反动派利益的走狗。我们必须对他们实行全面的专政，只许他们老老实实，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审问员面前搁着我的交代。我坐定后，他拍了一下桌子瞪着我看，随后又拍了一下桌子大声对我训斥着：“你看你做了些什么？”他指指那份交代，“你以为我们在和你做游戏吗？”
    我缄默不语。
    “你的态度不够端正。”那老师傅说。
    “如果你不端正态度，别想离开这里。”那青年工人说。
    不及我开口，那审问员就把我写的那份交代往地上一甩，天女散花般飞了一地，然后“霍”一下站了起来，说：“回牢房去重新写！”
    门口一个看守喝叫着："出来！”
    我随着他回到囚室里。他给的那卷纸和上次一样，第一页上印着语录，用线划了个方框，下面也印着“罪犯签名”。因为我已着手把这里作为反击的缺口，我就得坚持斗到底。因此我毫不犹疑地将上次那段语录再抄了一遍，同样在自己的签名前加上“一个无辜者”。我的记性很好，所写的内容和上次基本相同。第三天我就把它交给了看守，之后，我立即又被召去受审。那审问员还是把我写的那份材料往地上一扔，还是散得个满天飞，又要我重写。
    如是又重复了一次，那审问员对我说：“你疯了吧？我们要把你送到精神病院去，和疯子铐在一起。”
    “我没有疯。假如你们认为我写的有什么不妥，你们可以指出，我愿意改正。”
    “你为何在印好的语录下面，再写上一段语录？又为什么要在签名前写上这样一个称呼？”那审问员问。
    “我只是要使我写的东西能真实反应事实。”我说，“我要提醒你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曾说过，我们要善于改正错误。我希望你们能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改正对我案子的错误处理。至于在签名前加上这么一个称呼，我认为是很恰当的，因为我没有犯罪。假如你们一定要称我为‘罪犯’，那么，我就是一个没有犯罪的罪犯。”
    “你不老实交代罪行，还要费尽心思诡辩。”那审问者说，但已经不再咆哮了。
    “我从没犯过任何罪行，你一定要这样说，那你必须用证据核实。”
    “当然我们要核实。但我们要给你杌会交代，唯有这样你才可得到从宽处理。”
    “我不是已经重复多次，我没有犯罪？我不是已经写了字据，证明一旦查出我真犯了罪，你们可以枪毙我？”
    “别耍无赖！你也不用焦急，到了一定时候，我们会枪毙你的。”那青年工人对我叫嚣着。
    “回牢房去，重写。”那审问员说。
    那记录员又给我一卷纸，我跟着那看守回到囚室。
    我打开那卷纸低头一看，发现第一页是张白纸，既没有印上语录，也没罪犯签名这一栏。我又写了一份情况报告。两天后交给值班的看守。
    在那些没有和极左分子较量过的人看来，我与他们这种持久不息的抗争，或许会认为是无用又无谓的。但事实上这些人骨予里都是欺软怕硬的。假如我任他们随心凌辱我，他们就会得寸进尺，我在看守所的度日，将会更不呵设想。而且，我在审问室里所说的话，一字一语都录了音。我永远是个乐观主义者。我盼着有一天，会有一个公正的人来调查我的问题。那所有我说过的，可能都会协助他给我作出一个正确的结论。
    又是几天过去了，我每天都在等着那审问员来提我去继续审问。但老不见人来提我。终于一天早晨，那个曾踢过我的军人看守走到我牢门口，把门敞开大声喝着：“出来！”
    待我俯身去取语录本时，那女看守跟着走进来，冷不防将我狠狠一推，我没思想准备，几乎给她推倒在地。
    “你去的地方不需要这个。”她一把将语录从我手里夺去，往床上一扔。然后把我双手反剪向背后，那男看守进来抱一副手铐锁在我手腕上。那女看守又把我推了一下，我打了个踉跄，待我刚站稳，她又是一下。
    “快点，快点！”她喝叫着。
    我随着那些看守走出女牢，穿过大院子，来到大门进口处。那审问员和青工，还有另一个男人，都等在二道铁门口。车道上停着一辆白色小轿车，车上的引擎还在嗡嗡作响。
    “进去！坐中间。”那审问员说。
    我上了车在中间坐下，因为我的手给铐在背后，我只好挺着身子坐着。当下第一个感觉就是，汽车的座位非常软，我已有好久没坐沙发了。
    审问员和青工分别坐在我两侧。还有一个人和司机，坐在前边。车子缓缓启动后，即加快车速驶出监狱大门。
    他们要把我带往哪呢？是否为避免再与我交锋而把我送入精神病院？我肯定他们不会把我送去枪毙。因为死刑，往往就在监狱附近方圆之内悄然执行的。而且假如他们把我杀掉，便无法从我这里弄到认罪书了。可能他们存心让我活着受折磨，我看，送我去精神病院极有可能。但在那里我很难再继续抗争了，精神病患者的号叫声会令人意气消沉的。然而，我很快就发觉，车并没有往郊外的精神病院行驶。透过轻轻飘动的小窗帘，我看到汽车正穿过市中心闹市区，向西郊方向驶去。那里行人稀少，车辆也不多。这些熟悉的街道，唤起我对旧日生活的回忆。我们驶过一个马路拐角，我的家就已经近在咫尺了。那是第一医学院，一九六六年夏天，当我第一次见识过文化革命那个批斗会的当天傍晚，就在这里遇见薇妮，从这扇大铁门里闪出来。这一切如今对我来说，已如隔世了。我不知薇妮现在怎么了？有无被送去五七干校？
    车缓缓驶进我参加第一次批判大会的那所技校，我也是从那里，在一九六六年九月廿七日，被送入第一看守所的。如今，已是一九六九年三月上旬了，二年多来，我一直戴着反革命那顶根本不存在的罪名的帽子。
    几个男人，聚立在慵倦的初春的阳光之下，其中一人过来开了车门，把我带到一个小房间去，后面的人则猛将我的头揿下，因此，我目之所及，只能是前面那人向前移动的两条腿，一进门，他们便让我一人呆在里面，把门一锁。
    那是间布满尘埃的空房间，里面只孤零零地搁着一张木条凳。窗上糊满了纸，根本看不到窗外。四堵墙面从地板到屋顶，铺天盖地妁贴满了大字报，在屋角还有一大堆。墙上那些大字报不是最近的，有些根本已撕破了，有些乱七八糟地一张张重叠着。待后来他们打开房门唤我出去时，随着门外吹进一阵大风，哗啦啦地又刮下了好几张大字报。
    我坐在木条凳上，粗粗浏览一下那些大字报，我发现，他们把两年半来的旧大字报一一展览出来，只是为了对我展开一种心理攻势。签名的都为亚细亚的旧职员，有些是一个人写，有些几个人联名写，内容大都为揭发亚细亚，揭发我已故的丈夫和我自己。所列的“罪行”颇多，多为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有些只是他们个人的臆断而已，我们的朋友和三个在我丈夫故后来沪接替他的英国经理，都被指控为与我有密切关联的“外国间谍”。好几张大字报里都点到斯谷特和奥斯汀的名字。那位我们公司聘用的白俄女秘书被揭为英国和苏联的双重间谍。我闭上眼睛，不愿再看见那些令人生厌的大字报。枯等了好一阵.我不知外面又是怎么回事，便倾耳听着，听得门外有脚步声，我就敲敲门。
    “你要于什么？”—个男人的声音问。
    “我能上厕所吗？”
    一个女人来开了门，把我带往后面一个院子里，经过一溜宿舍似的平房，里面挨挨挤挤地排着一列双层床。后来我才知道，自一九六六年开始，那里就是隔离亚细亚旧职员的地方。
    他们在那边办学习班，作永无止境的交代，一边还要劳动。但此刻，里面却是空无一人。远处隐约传来有人在做报告的声响。我想这功夫，里边的人大约都给驱去开大会了。
    从厕所出来，我没再被带回那间满是大字报的小房间，而给带往一九六六年斗争亚细亚的会计主任和我自己的那个会场里。这时，后面的人猛力往下揿我的头，另外两个女人分别抓着我的双臂把我往前推搡着，令手腕上的手铐勒得我好痛好痛。这种暴戾的行为，是某些中国女性为着突出革命化的表现。
    他们把我像只麻袋一样，半推半扔地弄进了会场，因为我仍被揿压着头，所以无法四下环顾一下周围环境。待我被令坐在地上时，她们坐在我后面，还是使劲地揿压着我的头。
    在我坐下之前，从眼角里瞄到，地上已坐了满满的人。这个做法，是侮辱人权的。照中国的传统，只有奴隶，服刑的罪犯，或俘虏，才是坐在地上。会场上此起彼落的口号，也就是那早已听熟的一套。整个会场气氛，就意味着要把我打倒在地，踩个粉身碎骨。然后一阵脚步声，有人踱到会场前面，口号声渐渐停止了，一个青年后生开始主持会议。
    “就是她！”他声色俱厉地叫着，我想这时，他一定手指着我被揿压着的头。“我们今天把她带来了，把她的真面目置于光天化曰之下。我们要她明白，我们对她这张底牌是摸得一清二楚了。你们这些人，都参与帝国主义在中国破坏社会主义的阴谋。所以，你们不同程度上都是有罪的人，你们也曾经为在二十世纪初就侵略剥削中国的帝国主义服务。亚细亚公司是个特务组织，是专为帝国主义收集情报。但是各人犯罪的深浅，是依据你们在公司的职位及为帝国主义效劳的多少而有所不同。地位越高，罪行就越重。我们造反派是绝对公正的；假若你犯了百分之三十的罪，我们是不会判你百分之五十的。当然我们有量罪的标准，它是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来决定的。
    “两年半以来，我们给你们集中办了学习班，改造思想，同时再参加劳动。你们中间有许多人都有了进步，提高了觉悟，不再抗拒改造，敢于站出来揭发敌人，那是值得表扬的。但还有一些人，犹豫不决，像挤牙膏一样，挤一点，就出来一点。挤得重，就出来得多一点，我们不挤，它就什么也没有。好吧，要是你们仍负隅顽抗的话，自然我们就耍施加压力挤得更紧，直至全部挤光。
    “很快，我们就要允许你们中一些人回家。这对你们来说，是个好消息。但你们要记住，只有那些我认为可以批准的，才许可他们回家，其它的还要继续学习。什么时候你被准许回家，或者还要继续留在这里办班劳动，那就完全取决于你自身。”
    那人一味信口雌黄，扯着嗓门叫嚣着，看得出他是个没有文化的工人，只为着紧跟极左派而成为有些声望的造反派，这些家伙最拥护文化大革命。因为文化大革命给他们带来了梦想不到的个人飞黄腾达。他们把左派领导人如江青等奉为救世主，因为正是他们，将其从碌碌无能的平庸的现实生活中提拔出来。
    扶他发言之中我明白了，坐在地上的一溜大都为公司过去的旧职员，现在正是鼓动他们起来揭发和批判我，以此来挽救他们自己。大家虽然都表示愿意这样做，但我知道一切早已事先安排好的。发言的一些人，都是经造反派物色并授意他们发言的内容的，发言稿会前都经造反派核准。即便在文革前，在中国，任何大会发言都得经过本单位组织核准。
    那些我曾与之天天见面、共事有八年之久的老同事，一个个站起来开始了揭发批判，重复着在小房间的大字报里所写过的内容。他们神情沮丧，畏怯惶然，吞吞吐吐所揭示的，都是些荒谬透顶的捏造之事，所用的措词与他们本身是那么不相称。我知道他们内心是很感羞愧和痛苦。那些蛮横的造反派，把这些人逼迫得堕落到如此地步，真令我万分痛心。但我还是仔细地倾听着他们的揭发，为此可以从中测探一下那些极左派人物的真正企图和目的。
    地板很硬，我的头还是被后边的人死死地揿压着，令我的头颈好生酸疼。我挪动了一下身子，曲起一条腿，以将我的头，可以倚靠在膝盖上。这样，我就能看见我左边一个穿着蓝色上装的人的一角。因为我并不想把头抬得太高，宁可低垂着头。因此后面的人，渐渐地把揿压着我头的手，缓缓松开了。
    那些亚细亚旧职员的发言，越发显得捕风捉影，任何一个对国外世界略有知晓的人，都会觉得他们的发言荒谬透顶，令人无法置信，所有这一切总的来说，不过像是映出一场拙劣的、无头无尾的、无主题的间谍惊险片而已。
    我听到那主持会议的青年，在唤我们公司过去的会计主任陶方发言。
    我身边坐着的那个穿蓝布上装的人应声站立起来，不知何故，那些极左分子把我安排坐在他边上。
    陶方用颤抖不已的声音说：“大家都知道，我在文化革命一开始就被捕了，关在第二看守所。在那里，审问员和看守对我都很和气，他们帮助我通过学习来提高社会主义觉悟。我慢慢开始认识了自己的罪行及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我衷心恳求争取宽大处理。正当这时，对我无比关心周到的造反派，又把我带回这里，让我的家属来探望我……”显然他很激动，哆哆嗦嗦的，竟有一阵说不出声。
    “我的大儿子和媳妇，都是党员。我儿子受到政府培养，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我们全家都要感谢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恩情。每当我见到我妻子，儿子、女婿及我的小孙子时，我对自己罪行的悔恨，真是无法形容。”
    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开始啜泣起来。
    全场屏声敛气，寂然无声。淡漠的春日，从敞开的窗户投射而入，映照在我面前，我眼看着那抹光亮缓缓在地上移行着，不知这个无休无止的会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宣告结束。我只觉得又累又饿，但我暗暗警告自己绝不能松懈警惕。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陶受命的发言，并不是作为一种触动我的典型，因为我没有孩子受到共产党的重点培养。
    陶接着往下说，就像个筋疲力尽的人鼓起仅存的一点精力，颤声说：“我妻子、儿子及媳妇找我谈过，造反派也找我谈过，代表党和毛主席的干部也找我谈过。他们启发我，除非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否则别无出路。我不能连累他们，我要彻底交代，与旧我决裂，我要回去与家人团聚。唯一的办法，就是作彻底的交代。”他略略停顿了一下，踌躇着，然后，兀地大声又坚决她说：“我是帝国主义的特务，我由这女人的丈夫，已故的我们公司陈总经理，介绍加入英国特务组织。他死后，这女人便成了我的上级。文化革命一开始，她就警告我不要交代，并应诺要是我保守秘密，就给了我一大笔钱。”
    再对陶方表示否认或争辩都无济于事。但我必须制止这场闹剧再演下去了，猛地我仰头进出一阵狂笑。
    人们猝不及防，整个会场煞时鸦雀无声。而后，几个人冲到我身边，后面那人又开始猛揿我的头，另一人则大声嘶叫着：“笑什么！”
    又有人帮腔着：“你胆敢笑！”
    会场后面起了一阵骚动，传来抑制着的窃笑声，不久前那种紧张肃穆的气氛，顿时彻底告吹了。
    那主持会议的年轻人在一片骚乱中对我大声咆哮着：“你为什么要笑？快回答！”
    “假如有人在演滑稽戏，那么观众总归会笑的。这是一种自然反应。”我被低揿着头，对着地板回答着，但却是鼓足了嗓音，清晰无误地吐清每一个字，使会场中每个人，都能听得清楚。我要鼓励我们那些老职员不必惧怕那些“左”派人物。
    “把她带出去！带出去！”那青年狂怒地暴跳着，随即又领着全场高呼打倒我的口号。
    我被像只麻袋似地拖曳出会场，穿过先前走过的那个院子，然后被塞进一辆候着的汽车里。一-个女造反派，用手掩着我的嘴巴，不准我说话。我被强按在汽车后座上。他们的姿势显得很是尴尬：那女的高高坐在座位边上，那男的，则蹲在前后座.之间那狭长的空隙间。我却感到心情轻松，为破坏了他们精心策划的会场而觉得十分欣慰。我不知道，要是我安静地坐在那里听由着陶方的揭发，那接下去又会怎样？可能陶方会奉命要说服我，承认他所揭发的一派胡言。我想他们指定我坐在他边上，一定是有其道理的。。
    真倒霉！当我回到囚室时，正碰上那个军人女看守当班。不必说，她自然不会替我留好那份米饭的。她也没替我的手铐开锁。一打开牢门，她就把我猛力一推，我踉跄着撞入囚室里，瘫跌在床上。不一会，只听到走廊里响过二阵脚步声，接着，上午押解我的那个男看守又来召我受审了。
    那男看守步子迈得飞快，我都跟不上他。待我抵达审讯室时，已是气喘吁吁，心跳怦然。
    这次共有八个人。小房间容纳不下，四个人就靠墙面对着毛泽东画像坐着，其它则围在审问员四周。
    那审问员手臂朝毛泽东画像扬了扬，我鞠了躬，待直起腰时，身子几乎都站不稳了，只觉得天旋地转的，我忙闭上眼睛。
    “站着别动！”谁在说，只觉得声音传自远远的地方。
    “你自己解释，你为什么要笑！”又是一个远远飘来的声音。
    我想开口说什么，却发不出声音。我可能是饿昏过去了。
    反正待我睁开眼睛时，我发现自己坐在地上，一个女看守在一边扶着我。我腕上的手铐已除下了，左手的袖口卷起着，那个青年医生正把一个大针筒拔出来。然后他对审问员点点头就走了。那女看守将我一把拉起来，把我往犯人座上一推，然后她也走了。
    我仍感到心悸得厉害，嘴唇焦灼，但感觉好多了。
    “现在回答我的问题。你刚才亲眼看到了，其它人的觉悟比你高了，他们已站到无产阶级造反派的立场上来了。他们已作了彻底交代。你准备怎样呢？是否准备和他们一样认罪？”那审问员问。
    那时我已觉得精力恢复了。那医生不知给找注射了什么？
    只是葡萄糖还是其中还加上其它针剂？可能加上了一些兴奋剂了。此时此刻赞只觉得十分亢奋，甚或可以和人打架了。
    不及我开口，有人插进来道：“你笑什么？你为什么要笑？没有什么可笑的。被人揭为帝国主义特务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这就是那个上午在技校主持大会的那个青年的嗓音，我颇觉好奇地抬眼看着他。
    出乎我意料之外，听他的语气及措词，他并不属我想象的那种青工，只见他身穿似陆军军官式样的上装，只是衣领上没有红领章，这说明他不是军人。他的裤子是深灰色的高级呢料，那种每米要售三十元左右的档次，相当予一个工人二十天的工资。他头上搽着发蜡，脚蹬一双擦拭得锂亮的黑皮鞋，左手衬衫袖口下端，露着一只金表。这是个年约二十五六岁，矜夸倨傲的青年。我猜不透他的身份，怎么在文化革命中还穿着得那么讲究，他的衣着完全可被指责为资产阶级化的装扮。他不怕被当作“敌人”？
    几年后，我才知道，他的外型，代表了某些军队高干子弟的形象。他的军便上装，是暗示他与武装部队有关联，因此他执有某种法权。他们父亲的官位，又授于这些青年一种特权，令他们有别于其它造反派。他们将家庭背景，作为往上爬的捷径。
    这些军队高级将领的子弟，成了中国的“后门人物”，可以与警方交涉押放罪犯的恶讼师。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理任何问题，从分配房屋到调动工作，直到进出口贸易。因为他们能利用自己的私人圈子内的社交网满足此种要求，而不必经过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即便是香港的商人，为了急于要与中国订立理想的商业合同，也首先得向这些时髦青年“进贡”。一般常见的是给他们安排合适的工作，以使他们可以自由往返香港，走私黄金、白银及出口中国文物，又把电视机、录音机及手表等再贩回中国。
    “回答！回答！”那位衣冠楚楚的青年大声叫嚷着。我看看他，又掉眼看看审问员。但后者却只顾盯着自个眼前的文件，看得出那青年中途打断他的话语，令他很不高兴。
    “我笑，是因为这事很滑稽。”我说。
    “什么滑稽？”他问。
    “整个会场。”
    “你解释一下。”
    “你看不出吗？陶方在说谎，而且说得很拙劣。但你们却信了他的谎言，还要让他回家去与家人团聚。那不是很滑稽吗？”
    “陶方没有说谎。”
    “没有？那么你意思就是，他果真是个特务了？如此看来，你们不把一个货真价实的特务判死刑或重刑，反倒把他放回家去，那不是更滑稽了？”
    “别去管陶方，管管你自己吧？你想回家吗？”
    “我当然想回家。我要求彻底平反。我要求政府在北京《人民日报》和上海《解放日报》上，刊登道歉启事。不过我不愿说假话，我要根据事实真相来陈述一切。”
    我细细打量着这个衣冠楚楚，里面却只是一包草的青年，他怎么竟然觉察不到，我纵声大笑只是要破坏他精心策划的会场而已。忽地他跳起来，紧张地嚷叫着：“低头，低头！把头低下。我不允许一个阶级敌人，两眼像探照灯那样盯着我。”
    坐在他边上的男人，肯定是个走狗的角色。他很快站起来，踱到我身边，伸手猛按我的头部。
    “我习惯在对人讲话时，一定要看着他。如果我这样让你不自在了，那对不起了。你要我背对着你坐吗？”因为犯人的座椅是固定在地上不能搬动的，因此我只好转过身体，面朝着墙上的毛泽东像。我从眼梢角里瞥到那审问员咬住嘴唇在暗暗好笑。
    “现在回答我的问题，你是否英国特务？你愿交代吗？”那青年问。
    “我不受任何人指使，我不是特务。我没什么可交代的。”
    我面对着墙上的毛泽东画像毫不含糊地说。
    “你是个特务！”那青年怒冲冲地号叫着。
    “我不是。”我摇摇头。
    “我们有事实根据，证明你是特务。”
    “那你把它摊出来。”我又转过脸去逼视着他。
    “你听见你那老同事今天上午的揭发吗？”
    “他们没有证据，仅是些被迫提出的指控。”
    “你别着急，我们会给你具体的证据的。一点、二点、三点、四点……我们可以举出一长列你的所作所为。但待到那时，你再想要从宽处理，那可就太晚了。”
    “假如真是一个特务，那就不能对之从宽处理。一个真正的特务，不管其交代与否，就是要枪毙。”我表态。
    那审问员起身接着说；"现在回牢房去，把上午参加会议所听到的再回忆一下。它们并不全然是谎话，有些是十分严重的问题。这一切并没有什么可笑的。”说着他就出去了，看守再把我带回囚室。
    在我回到女牢时，看到那厨房的女人围着白饭单，推着一辆堆得满满的饭盒的小车在送饭，饭盒里装着山芋。两个劳改女犯在一边帮着她。虢看见一片金黄色的山芋盒中，有两盒白米饭铺着青菜夹杂在其中，显然，还有一个囚犯也吃白米饭。
    我刚刚回到囚房内，那份白米饭就从小窗洞里推进来。
    我齿龈一直出血不止，因此吃饭前总先得嗽嗽口，否则吃进的东西总会有满罪血腥味。咀嚼对我，已是很感困难了。而所供的青菜，一般总是又老又硬，因此吃一顿饭，总要花掉我较长时间。因为还要还碗筷，所以我就在监狱小卖部里买了一只塑料小匙。我坐在床沿边，把米饭和青菜从饭盒里挖到杯子里，将饭盒和筷子洗干净后先还给厨房里的女人，然后开始用小匙，慢慢地享用我今天唯一的一顿米饭，细嚼缓咽着。我一边吃一边回忆着白天发生的一切。
    我想虽然今天我接连挨打，还上了铐，但整整一天，我还是有收获的。我了解到过去公司旧职员的遭遇，也对自己的未来比较乐观。遗憾的是，他们中好多人都承受了不堪想象的压力；另外还有一些未见他们在大字报上签字的，也没有出来揭发我的同事，我不知道他们近况怎样？他们是否还活着？
    就陶主任来说，他的表现实在太软弱了，不过我会原谅他的。他哽咽啜泣的声音还在我耳边回旋，这是一个受迫害的灵魂，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发出的呻吟。
    天气转暖了，我也有好几天不再浑身痉孪哆嗦了。我在考虑，是否要把我那件羊毛衫洗净收藏起来。我得把我的冬衣保管好，因为这些东西在监狱小卖部是无货供应的。上帝知道，我还需在这个看守所里呆多久。我和这些极左分子的抗争，实质上是一场持久战。我不能死。我刚刚躺下，那值班看守来到小窗洞口，她轻轻打开小窗，低声说：“你要洗个热水澡吗？”
    这是个多么出乎我意料之外又令我欣然接受的建议！在冬天，因囚室内用冷水洗澡太冷，犯人被准每月洗一次热水淋浴。我总是在计算着什么时候，又可洗个热水澡了。那天下午，在我受审回来时，整个傍晚，我都看到那些女看守川流不息地出入于浴室，现在看来，她们已全洗完了，所以那看守就让我去利用管道里剩下的热水洗个澡。
    我从床上跳起来，抓起肥皂盒和毛巾，就跟着她去淋浴室。我就着热水笼头洗头洗身。奇怪的是，自那天我勇敢地为他们过去的领导人刘少奇辩护之后，有些看守的态度有了显着的变化。我洗完后，就轻轻溜入牢房，不久，那看守就把门锁上了。
    第二天下雨了，既不是冬天那种刺骨寒碜的阴雨，也不是暑天里电光闪闪的雷雨，而是那种烟雾蒙蒙的涓涓细雨，它悄然无声地滋润着大地，唤醒了沉酣的绿原。它告诉人们，大地春回。我最喜欢一场春雨过后，大地散发出的那阵芬芳之气，它带来了新的希望，意味着潋滟芳馨的鲜花和萋萋幽幽的碧草。冬天向我道别了。稍为好转的伙食、维他命丸及看守态度的改善，令我感到处境在转危为安。我为自己能战胜迫害而存活下来而欣慰、乐观。对前景我已不像过去那般忧郁了。
    这种舒畅的心理感受一直维持到第二天，当我又被召去审讯时，我精神抖擞地跟着看守走了。这次唯有那个青工与那衣冠楚楚昀青年坐在高台后面。
    我进入审问室后，看守就把门关了。那青工向毛泽东画像挥挥手，我鞠了躬。他要我读下面这段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你爱英国胜过中国吗？”他问。
    “我是中国公民，自然更爱中国。”我回答。
    “假如我们不涉及‘公民’这个词，你还是更爱中国？”
    “我血管里流的是中国人的血，当然我更爱中国。我一直是个爱国的中国人。”
    “一九四O年你在美国？”
    “是的，我在那里呆了几个月。”
    “你在那里演讲过吗？”
    “是的，我作了几个有关日军侵华的讲座。”
    “我占有材料，证明你曾在那里做过颂扬英国战绩的报告，你是在纽约电台演播的。你燕京大学的朋友听到了你的演播，现在他们对此作了交代，并提供了我们这些材料。可能你还在其它地方作过这方面的演讲。在你回到重庆后，在国民党电台里也做过宣传。你声称英帝国主义为英雄，他们在没有取得最后胜利前绝不投降。是否是英国政府授意你为他们作宣传的？是否在一九四O年，你已被他们召募入伍了？回答！”
    “我自英国搭乘英国客轮去纽约，众多旅客在电台节目中联谊会见。那些会见者问及我有关英国的问题，自然我就如实作答了。”我说。
    “你为英国人作宣传。”
    “二次大战时，中英是同盟国。”
    “那不是在一九四O年。那时候，英国还协助日本人呢。你所做的一切说明，自一九四O年来，你已经是个英国：特务了。”
    “胡说。我当时不过只是一个深为英国人抵抗希特勒企图征服整个欧洲的野心，而孤军作战，付出代价和毅力所感动的一个中国旅游者两已。”
    “谁会相信你这一套。你那时就是一个英帝国主义宣传机构的应声虫，我们认为你爱英国要胜过中国。”
    “你要这么想也就只能随你。但你必须要有证据来证实对我的控告是成立的。”
    “会有证据的。我们会证实你并不爱国，不过只是借此来掩盖你的罪行。”
    他从桌子里拿出一只小小的深棕色的文件夹开始翻阅着，我只能看到文件夹的背部。我很纳闷，他这么聚精会神地到底在看什么。突然他一下子把文件夹转过来对着我，我看见里面夹着一张黑白照片。那是五十年代初，我和一位瑞士朋友，在上海法国夜总会跳舞时照的。当时法国夜总会尚未停止对外营业，有个失业的摄影师为夜总会的客人摄了许多镜头，以每张一元钱的价格出售，为了帮助这个失业者，我们都买下了这类照片。在红卫兵抄家时，他们大约也带走了我的影集。我那位瑞士朋友的舞艺很是高超，会跳好几种花色舞步，照片上，他正在教我跳一种新的舞步，我俩都在开怀大笑。
    “你能说，这就叫爱国吗？”那青年神情严正地说着，好像我被人勾引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丑事似的。
    “跳舞和爱国主义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我真的有点糊涂了。
    “你和一个外国人跳舞，而且你看上去，好像兴高采烈的，那就证实你并不爱国。”
    “和外国人跳舞就是不爱国？”他这种攻击可真把我吓了一跳。不过我立刻镇静下来了，忖思着怎样与他争辩才能使我自己转为优势。我接下去说：“我不知道，与外国人跳舞就是不爱国。但你是个英明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造反派，我一定接受上级的批判。但是，即使你认为我是不爱国，我这个人还是有那么一点利用价值的。这对我来说，还是很荣幸的。”
    “什么利用价值？”
    盯哎呀，‘你刚才不是说了吗？和外国入跳舞是不爱国的。那么我与瑞士朋友一起跳舞，不就是在促使他这个瑞士人不爱国了吗？因为对他来说，我也是个外国人呀。假如我能用跳舞这种轻而易举的活动而令他人可以不爱国，那不是证明我还是很有利用价值的吗？假如行得通的话，你们只需把我送出去，和世界上与中国为'敌的外国人跳舞，令他们都不再爱国了，这样就可以不费一粒子弹，把他们全部解决掉，还有什么比这个办法更灵呢？”我按捺不住内心涌起的得意，激动得最后几个字都吞吐不清了。
    那青年满脸铁青，只见他脸色一沉，指着审问室的门暴跳如雷：“滚出去。我要把你枪毙了！”
    他恼羞成怒地步步向我逼来，我赶忙离开了审问室。但走廊里不见那要押我回囚室的看守，我只好在一边等着，一边极力克制着自己会笑出来。我想在这种不通人性的地方纵声大笑是不合适，也不慎重的。他们或许会真的以为我是疯了，从而堂而皇之，名正言顺地把我往精神病院一送。
    然而，嘲讽任何富有权力的上级，总归是不合算的。到了次日，我算彻底明了这一点了。
    我刚吃完上午那顿饭，就被召去审问室了。向毛泽东像鞠了躬后，还是那个青年，给我一本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翻到《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那是毛泽东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起草的一封信。当时国民党军队在长江北岸、国民党首都南京附近，被共产党军队包围了。那封信提示了国民党，他们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敦促国民党将领还是投降为好。
    “大声读这封信。”那青年命令我。
    我把那篇文章读了一遍，读完后，我想把书还给他。他却说：“再读一遍，把每个字都印入你那不可救药的脑袋瓜里。”
    我又读了一遍。待我又一次读完后，他说：“对里面所说的都领会了吗？你意识到你自身也已进入四面楚歌之境了吗？你已像国民党将领那般被包围了。没有任何人可以帮你忙，唯一的出路就是——投降。”
    我默然不作声。他双目火冒冒地盯了我一会，随后又大吼着：“再读一遍！把这些话语都深深吸进你那花岗岩似的脑袋里。”
    那天我就在审问室里站了整整好几个钟头，一遍又一遍地读着那篇文章，直至我头晕目眩，嗓音暗哑，两脚浮肿。傍晚，我已精疲力尽，嗓音虚弱得几乎出不了声。读出的字句也是断断续续的。渐渐地，我已能把那篇文章全部背出来了，根本不需要看书本，只需闭上眼睛，慢慢念出来就是了。再后来我拿书的两只手都无力地垂了下来，但每当我停顿或歇息一下之时，那青年就会大喝着：“你准备交代吗？”然后等着我回答。我不去睬他，他就又大声吆喝着：“接下去读。”
    刚开始读时，那青年还死盯着我，后来，我发现他自己也厌腻了，把头靠在交叉着的手臂上，像是在打瞌睡。他仃两人轮班出去吃饭，而我，只得空着肚子站着一遍一遍地读。饥饿和疲惫令我眼目昏花，喉头干灼得声音都发不出。但每逢我一遍背罢，那青年便喝道：“再读！”
    每日都折腾到天黑才准我回囚室，虽说我算不出确切的钟点，但我相信起码每天有七小时以上，我得反复不断地读毛泽东的这篇文章。那天没人为我留存饭食，打从早晨去审问室直到晚上回囚室，整整一天，只是靠着白水度日。为了取得一些营养，我只得大把大把地吞服鱼肝油和多种维他命丸。
    这种折磨持续了三天。只是在第二日和第三日两天里，才准许我在下午晚餐前回囚室吃饭。女监狱的看守和那青年勾结好，延长了晚上上床前的那段室内活动时间。看守就守在我囚室外面，监视着我，是不是在那一小时活动时间内，不停地在房内兜圈子。待我上床后，夜班看守又几次来到我囚室门口，大声启关着那扇小窗，或用她的皮靴猛踢牢门来搅乱我的睡眠。半夜里虽然有好几次被她惊醒，但总的说来，我还是唾得很好。
    如是连续折磨三天后，我虚弱得几近昏厥。我想那两个青年心里可是十分明白的，因为在第三天临近傍晚时，他们两人问了：“你准备交代吗？”
    我张开嘴，却全身软绵无力，喉咙干裂得只能发出一些微弱的嗓音。
    “说得清楚些，你准备交代吗？”那个衣冠楚楚的青年问。
    我竭尽全身力气，挣扎着说：“没有罪。”
    “一定要枪毙你。”
    他狂怒地走出审问室，把门砰然关上。我坐在椅子上，等着看守来领我回囚室。
    那青工紧蹙着双眉打量着我，忽地说；“你在转什么念头？你打算怎么样？”
    我默不作声，一个看守进来把我水出去了。
    一连好几天过去了，没人再来召我去提审。我总是反复寻思着，有关提审时发生的一切，及我与那些提审者，包括那个农冠楚楚的青年交锋的结局。我一遍一遍地回忆着他们所问及和我所答的，琢磨着我能否处理得再好一些？是否还可采取其它手段？我从中得出一个结论，虽然有时，他们似乎想要了解一些发生过的事实真相，但归根结蒂，他们审讯我的最终目的，还只是企图定我的罪。他们的提问，不过是想从我这里挖得一些材料，从而用以作为整我之用。同时也是利用审讯的机会，以显示一番他们的威力来胁迫我投降。但他们又觉得，审讯似攻不破我，因此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肉体的虐待来对我沲加压力。事实上，我已无望再被提审了。
    气候日趋和暖，我的健康状况，也略有好转。我分几次洗涤了我的羊毛衫和羊毛袜，将它们一一晾干，又把棉袄的领口和袖子刷清贮好，准备铁了心在看守所长年呆下去。我曾对自己说：“只要活着不死，总有出去的一天的。”老子说过：物极必反。我一定要有所信、有所望。每天积极地做操，背诵诗词，我时常将“毛选”置在膝头，好像在潜心苦读，其实此时此刻，我脑海里却是充满了李白和杜甫的诗句。
    一九六九年四月，我被捕二年半之后，久经盼望的共产党“九大”在北京开幕了。报上报道了林彪在大会上作政治工作报告，颂扬了文化大革命，还强调要把阶级斗争进行到底。在与会的一千五百个代表中，大部分都是他在海陆空各部的亲信。在新制定的党章中，公开指定，林彪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和江青，又将二百七十九个同僚拉入新的中央委员会。许多老资格的著名的共产党领导干部，都被排挤掉，唯有少数如周恩来总理及外交部长陈毅，仍保有他们原来的职务。但从整体来说，那些老革命的权力已被大大削弱控制了。报上载出的照片上，毛泽东站在中间，左边是左派领导人林彪和江青，右边则是以总理为首的一些老干部。
    在“九大”召开期间，每天报上是连篇累牍的报道，吹嘘着群众对“九大”的支持。在看守所里，犯人被迫从早到晚收听广播及新闻报道，其中包括一长列新委员的名单。这里，熟悉的名字都听不到了，陌生的名字却大批涌现。这反映出共产党领导内一套新班子已搭好了。在林彪做政治报告那天，所有犯人都被从睡梦中唤醒，命令起身穿好衣服收听广播。
    有一天，当我正准备吃上午那碗饭时，牢门打开了，一个男看守喝叫着：“出来！”
    我只作不听见，满口满口地往嘴里扒着饭粒，连咀嚼都顾不上。
    “出来！”他又叫了，但没有闯进来。
    我的筷子飞速地划动着，把饭粒扫进嘴里。为了面对新的挑战，我首先要装饱肚子。我怀疑他们老延长审讯时间，就是要让我吃不上饭。
    “出来！”他第三次高声叫道，并走了进来，不声不响地把我装饭的杯子拿走放在一边，“你回来再吃好了。”他说。
    我匆匆用另一个杯子往面盆里舀了一满杯水嗽了口，将残留在食道里的米粒冲下肚中。
    “快点！怎么这样磨磨蹭蹭的。”
    “请你出去一下，我要用一下厕所。
    他不得不避开，让另一个女看守进来监视着我。我洗了手抹了把嘴，正要去拿那本毛泽东语录，那个较为和气的女看守对我摇摇头，低声说：“不用带。”我就把它放回床上，跟着她走了出去。
    那个军人看守从走廊里过来，气喘吁吁地嚷着：“你在做什么！怎么这样慢？”
    我随她出了女监，来到院子里，还有一个男看守手里拿着副手铐在那边等我，那军人女看守把我手向后一扭，扣上手铐，然后将我猛力一推，令我趔趔趄趄地站不稳，待刚刚立定，又重新猛力把我一推，如此踉踉跄跄地来到看守所入口处。还是那同一辆白色小轿车，一个司机已在里边坐着了。他手按喇叭，断断续续发出尖厉的呜叫声，直到看到我出来。那个衣冠楚楚的青年在那边踱着步，老师傅也站在一边。
    看见我出来，他们就走过来了。那青年的面部表情让我估出，今天他们要对我的抗争进行惩罚了。只见他咬牙切齿地说：“现在你要去参加庆祝九大胜利闭幕及中央新委员的产生的会议。你要严肃对待，不能再摆出那副狂妄自大的腔调，否则，造反派会把你砸烂的。”他嘘了口气，好像造反派真已将我砸了个稀巴烂似的，使他觉得幸灾乐祸。
    “我们第一看守所对待犯人是讲政策的，因此向来对你是宽宏和气的。出了这大门，情况就不同了。那些造反派们都是讲到做到的，你要当心点，讲话不要太过分。你只有表现得听话点，否则他们真会把你整死的。许多人就是这样活活被他们整死的。”那老师傅说。
    我想他们倒不是真的怕找会被整死，他们不过是怕让人批评没有把犯人制服罢了。可能这次会议还会有上级领导出席，他们希望能给领导一个好印象。
    “你明白了吗？”那青年问我。
    “只要他们不再触怒我，我也就不作任何争辩。”我跟他说。
    “看来，在我们出发之前，还真该先教训你一顿。”他说着一边捏紧拳头在我眼前晃了一下。
    “你们应该明白，皮肉之苦是封不住我的嘴巴。你们越是要触怒我，我越要反驳。”
    “那好吧，就让群众来教训你。等着吧，假如你不服气，就让他们把你活活整死。”
    “照你的意思，就是要我死不开口，即便有人问我也不开口？”我想摸清一下情况。
    “对，只要你低头认罪。”
    “我宁死也不承认根本不存在的罪名。”
    “那就一声也不要出，不管他们怎么说都不开口。”那老工人说，看来两个人中，还是他比较善良一点。
    “好吧，我会闷声不响的，不管他们怎么说。但那不等于我已经认罪了。”
    “群众并不能评定你有没有罪。”那老工人继续稳住我。
    那青年令我上车，我和老工人，还有另外一人坐在后座，那青年坐在司机边上。当汽车拐出马路时，另一辆车，里面坐着最近一次参加提审我的那些人，紧跟着也驰了出来。
    上海的四月，是个十分美丽的季节。街道两侧绿荫葱葱，老是氤氲在一团浑沌呛人的污染之气中的这个工业都市，顷刻显得清新沁人，处处呈现着一派严冬过后的万象更新。车窗敞开着，黄绸的窗帘，随着微风摇曳着，透过窗帘，我看见我们的车正穿过市区往北驶去。好几次，车被路上庆祝“九大”闭慕的游行队伍给阻住。马路上那些到处林立的红旗和五颜六色的标语旗，喧杂的锣鼓声及毛泽东的画像，都与文化革命初时那派景象一模一样。但我又觉得，那些参加游行者，已与三年前完全不同了。他们缺乏过去那股热烈、主动的劲头，表现出一股倦意和厌烦。只见他们懒懒地拖着步子慢慢走着，口号也呼得有气无力，敷衍了事，还有人竟然不跟着一起呼。他们似乎已为持续三年的阶级斗争的疲劳轰炸，给拖累了。更有可能他们对文化革命前景，已不抱任何幻想了。他们中多数人的子女都当过红卫兵，现在这批红卫兵都被驱去农村插队落户了。他们必得将食物和衣着邮寄去资助他们。另外一些人可能感到文化革命造成社会的日趋混乱和物资供应的缺乏，已令他们觉得负担日益沉重。
    在过去正常日子里，上海街头总有许多逛街散步的行人。但现在这风和日丽的春日，除了一列一列的游行队伍之外，再不见那种悠闲自得的看热闹者了。我对此很想不通，因为我不曾料到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暴戾蛮横，已把芸芸众生逐出了大街小巷；各派之间的殴斗常会出如伤人的流弹，红卫兵造反派为了维护自己的威严，可以随便动手打人。
    当汽车驶入有各大学集中及军用飞机所在之处的那个郊区时，一支空军的游行队伍向我们这边走来。走在队尾的，是一支由全身戎装的漂亮又苗条的姑娘组成的队列。她们看上去，就像是电影里扮出来的女空军战士，而不像是真的解放军。后来在我出去以后，林彪被公开批判了，我才对这些女青年有所了解。他们说，林彪要让他的二十五岁的儿子林立果任中国空军副司令，那时，林立果还刚刚从专为高级干部的子女创办的军事学院毕业。林彪的爪牙就在全国各地挑选美女送给林立果，欲建立“美女三千”的后官，就像古时皇帝选妃子进宫一样。他们对这些女孩子，以在空军服役为诱饵，因为部队的人员都能保证有很高的荣誉和优厚的待遇，且家属还能得到照顾，因此这些女青年都迫切要求参军入伍，却并不知晓她们其实是选去供林立果玩弄的。她们被带到上海，在那里，林立果有一所精心设计的秘密住所，这些女青年通过所谓的“体格检查”，以分门别类，那些林立果不感兴趣的女青年，便被留在空军部队分配工作，这些就是我在游行队列里见到的那些女孩子。
    汽车拐入由几座红砖大楼环绕的院落。大门口并没有什么标志说明这是什么机关，也没有站岗放哨的解放军，只一个人等在那里。汽车开进大门后，他就把门关上，然后跟着汽车一起进去。里面的气氛很神秘，我细细往四周观察一下，觉得他们似乎不愿让我知道，自己被押往什么地方。
    驶过一片修剪得很整齐的草坪和一排绽着嫩叶的杨柳树，汽车在其中一幢大楼前煞住，两个身穿军装，手臂上箍着造反派袖章的健妇已在那儿等着。其中一人打开车门，老师傅先跳出来，我正准备下，那两个健妇便十分粗暴地一把将我拉下，然后两手挟持着我的双臂把我拖入大楼，就像我随时都要逃脱似的。我们走进一间小房间，她们猛力把我往屋角一推。
    “面壁站着，不许动！”一个女人大声吆喝着。
    然后我听到那两个女人一屁股往椅子上一坐，也没人吭声。这样好像过了很久，门被打开，然后是一个男人的讲话声，好像提及什么吃饭的事，只听得他们轻声商量了一阵后，其中一个女人便走离房间，待她回来时，又一个人出去了。我则自始至终一直面壁站着。
    在静默中挨了好久，我两脚轮流交替着支撑着自己身子的重量，大约这样轮换了总有百来次了，忽地大门又打开了，一个男人，用一种敬畏又神秘的声气，就像中国高级官员家中的佣人在跟他那有地位的主人说话一样：“来啦！”意思似乎谁到达了，听他那语气，仿佛来者是个非同一般的人物。
    只听得那两个女人闪电似地从椅子上弹起来，又挟持着我的双臂，半拖半拽地把我带出大楼。我们穿过一个已废弃的篮球场，沿着一条两面夹着绿树的小道，拐进另一所大楼。我几乎给她们凌空挟持着；胳肢窝下，已被那两个女人铁钳似的手指擦破了皮。
    我越来越觉得纳闷：这究竟是什么地方？外表看，有点像大学的校舍，但看那整洁的楼面和修整过的草坪，又说明这里并不是普通高教系统的院校。那些押我一起来的人，就在离我前边几步远的地方走着，表情有点拘谨小心。虽则门上并没岗哨，但我敢肯定这里不是政府的机要部门，就是解放军的机关。中国百姓偶尔走过这种充满权威和火药味的地方时，往往要倍加小心的。
    我们走进一个会议室，大约已有一百来人聚集在那里了，他们面对面分两组坐着，中间留出一块空间，对墙是一个讲台，一些穿着便服的人在讲台后围成个半圆圈坐着。那些第一看守所来的人，就坐在他们当中。墙上是文化革命中常见的标语，用白漆写在红布上，内容离不了那种对极左分子的歌功颂德和咒骂党内“走资派”的彻底破产之语，并声明富有“历史意义”的“九大”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发展的伟大胜利。我看到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的画像，与毛泽东的画像并排挂着。
    室内每一件陈设都是讲究整洁的，这说明这幢大楼是属于一个经济宽裕、纪律严密的组织，这只能是解放军部队。我冷眼打量一下在座那些人的衣着，似都比大街上的普通群众要高级一些。许多人穿着呢料或纯涤纶的上装及裤子，不像上海普通那种会上，看上去尽是一片蓝海洋。
    那两个女人把我押至面对讲台的扩音器前，其中一人把我的头往下一揿，因此我只能见到一片地板，唯一能看到的，只是扩音机里拉出来的条条凌乱不堪的电线。我想其中一根电线肯定就是通向喇叭，但其它那些众多电线又是通往何处呢？是否别的房间里还有人在参加这场斗争会呢？他们又是谁呢？又为什么显得如此神出鬼没？是不是他们不愿在我面前露脸呢？解放后除了里弄里的户籍警及负责上海工商局和外国公司联系的一个青年外，我只与几个国家干部有过几面之交。有几次我曾应邀出席过上海驻外使节的招待会，在那里我曾见过一位上海市副市长和一些外事处干部。现在上海市政府已被砸烂，他们肯定也成为迫害对象了。因此唯一可理解的是，林彪一派的人已接管了我的专案，那些听广播斗争会的是在职解放军，他们不愿让我看到的或许并不是他们的脸，而是他们的军装罢了。
    全场都在振臂高呼口号，并挥动着小红书，一次一次地欢呼“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随后是“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这一切依我看，不仅反映出“九大”以后，林彪的身价陡增，也足以证明这次会议的组织者确实无疑为林彪的亲信，目的在于急速制造对林彪的个人突出。
    我只能看到他们的两条腿。一个男人站在我前面发言，他报了我的家庭出身，个人生活经历。我早就领教过了，但凡每次造反派在报道我的情况时，总要添油加酱一番，把我描摹得更富有，生活方式更腐朽更奢侈。现在这场闹剧已演到异想天开，捕风捉影的高潮了。因为我曾答应他们不回击，所以就一味站那儿装哑巴。这与一九六六年的斗争会相比，倒觉得更轻松自在了。然而当那发言者告诉他们，我是帝国主义的特务时，那些与会者都从他们座位上跳起来，围着我施尽凌辱，以示他们对我的仇恨和愤怒。
    如此的恶毒诽谤和羞辱，实在令我难以忍受。出于一种本能，我下意识地抬起头来。那女人却蓦地猛烈扭了下我反扣着的双手，顿时肩胛处关节一阵剧疼，就像已被撕裂似的。我只得俯下头往前弯着身子以减轻一些痛苦。当其它人上前指控我时，我一直只得保持着这个姿势。只有在他们高呼口号时，才准许我把两臂放下。后来我才知道，他们这是在对我施行“喷气式”。这是造反派发明的用以摧残他们认为是顽固不化的受害者的一种方式，这样可以强制他们低头。
    另一个人接下去发言，他指责我“对抗代表共产党的造反派的命令”，抗拒交代。这时我才明白，我拒不认罪，就是反党的表现。此时，那些与会者更表现得忍无可忍了。看来，是否反党的罪行比特务更为严重？我未来得及自己作出回答，已被推倒在地，那几个强壮得巨人般的悍妇，又把我拖了起来，拉回到原来的地方。
    第三个人又接着发言，揭发我为刘少奇翻案。自从中央委员会发布了打倒刘少奇的决议之后，一直在大肆宣传决议的英明正确，因此“刘少奇”这个名字显得十分敏感，那些不愿在政治上遭麻烦的人，一旦要表现他那并非出自内心的感情时，必然会更加夸大其辞，而那些在场的听众当然也不例外。那两个女人此时倒显得十分灵敏，随时准备着把我两手往背后架起来。有几次，她们竟动手殴打我。
    与会者的情绪变得歇斯底里了，他们的叫嚣已压倒发言者的讲话声，还有人在我身后猛力推搡。我一个踉跄，把扩音话筒都撞倒了。有个女人想把它拣起来，却被电线绊倒了，连同我也一起被拖倒在地。因我双臂被手铐反锁在身后，因此跌在地上的姿势十分不雅，脸部贴在地上。许多人在这场突发的骚乱中，都接二连三地绊倒在我们身上，顿时全场一片喧杂凌乱。凡分钟后，我又被拉起来。
    我己精疲力尽了，直盼着大会快点结束。但发言者还是一个接一个，川流不息的，似乎台上那些围着讲台的人，都想表现一下自己。对我的揭发批判好歹总算停止了，随后，他们开始争相唱着歌颂林彪的歌曲，以这些满是溢美之词的歌曲，来对林彪竭尽吹捧之能事。我想，唯有在林彪的亲信此刻正在某隐蔽处视察着，他们才会显得如此狂热及忠心耿耿，否则这过分的狂热似是无法解释的。
    忽地我身后门一开，一个男人关照着：“走啦！”意思是有人离开会场了。这简单两个字像是闪电一过，那正在发言的即刻中止了讲话。因为在另一处观察这一切的重要人物己走了，因此这场戏也不必再演下去了。有些人已站起来了，也有些在开始收拾他们的上衣和提包。那发言者就匆匆忙忙地领着他们呼口号，但现在他已被大大地冷落了，只有少数人，一边离开会场一边敷衍地跟着他叫了几句。看起来，似乎他们对我的怒气也已平息了，虽然他们没有对我微笑，但飘来的目光已是完全不一样了。我不过是他们所参加的多次批判会中的一个受害者而已。他们已完成了上级布置的任务.现在，这一切都已告一段落了。当有人从我身边擦过不慎碰了我一下时，后面的人竟会伸手扶挡我一下。
    只一会儿功夫，会场里的人几乎都走空了。那些人边走着，互相还在聊着天：“这天还有点冷，你说呢？”“晚上在哪吃饭？”“天下雨了吗？”等等，就好像他们刚刚看完戏，或是电影散场一样。
    有如气球“啪”地一下漏了气，反正一下子四处都弥散着这种松垮的气氛。那两个悍妇把我押往那等候着的车里，这次，她们都不再捉住我双肩，让我一个人拖着疲惫的步子走着。对她们来说，她们的戏也结束了。
    对“九大”的庆祝，持续了有好几个星期。每隔几天，我就要被带去参加各个斗争大会。有几次大会，都不如那第一次的组织工作这般好。有时碰到的与会者过分狂热积极，我便要多吃苦头了。然后，再被召去提审，反复盘问我是否准备交代。我不是说“没什么可交代”的，就是“我没有罪”，或者索性一声不吭。而他们，则又带我去参加另一个批斗会，这种反复轮回的批斗会，称为“游斗”，是一种麻痹神经的体罚。就这么一天天地，我耳里灌满了愤怒的声讨声，眼前老恍惚晃动着一张张敌视的嘴脸，因着戴手铐及肉体的凌辱而致全身疼痛不已。我觉得自己已经不像个人，只是个没有生命的东西，有时，我似觉得自己的灵魂已脱离了我的躯壳，以一种超然客观的目光，注视着眼前所发生的一切。虽然过后，我又会清醒地回到眼前的现实中来，但我从不因此而感到慌乱和害怕。
    以我个人的体会，“游斗”虽说是十分痛苦，但较之其它，还属比较“温和”的。一九七六年毛泽东死后，群众都开始自由谈及自己在文化革命中遭遇。我曾听得一位枯瘪的老人，幽默又不以为然地谈及自己在文化革命中的遭遇，他告诉我，他曾被斗达一百次以上，常常在头颈上被套上一条粗铁链，这是用来对付那些拒不低头的受害者的。唯当他提及他的一些朋友和同事，就是在斗争大会上当场一命呜呼时，他才脸露蹙容。当我与他谈到“喷气式”时，他则摆出一副毫不足道的神情说：“这是每个挨斗者都尝过的味道。”
第10章  我弟弟的交代待
    那没完没了的“游斗”过后，已是夏天了。在七月盛暑来临之前，上海会出现一段霏霏不止的阴雨，这就是黄梅季节，因黄梅成熟于六月而得名。囚室里泛起一股潮气，水泥地上湿漉漉的。一次滂滂沛沛的暴雨之后，阴沟的水倒翻出来，沿着墙脚渗浸进室内，在一个墙犄角积起一个黑漉漉的水洼，散发出阵阵霉气和腐臭味，令人无法透气。我收藏好的冬农都发了霉，连同那在湿潮的水泥地上只搁了一夜的鞋子，都长满了绿色的霉斑。
    但天气的转暖还是很让我高兴，因为我不必再因寒冷而浑身颤栗不止，即使将所有的衣服，都穿上缩在被窝里都不够御寒。但潮湿的气候却令我关节肿胀生疼。遇上那种阴冷的凄凄雨天，我的关节会僵直得早上都起不了床。与此同时，我牙龈的炎症也更严重了。不仅在刷牙时出血，简直整天都在出血。我每次进食以前，都必须先用手磨擦牙龈，将血挤干净后再漱了口，方可咀嚼。即便如此，发炎的牙龈遇到咸的食物，也会令我疼得周身打颤。因此，我得先用冷水把菜里的盐分漂掉后再吃。每逢疼痛得难以忍熬时，那青年医生就给我开一点消炎片消炎。但他告诉我，监狱医院里没有设牙科。
    为了扭转我日趋衰弱的健康状况，我必得向疾病抗争，对生存的强烈渴求，令我对生活别无他欲，但求能够活着。不过无论身心承受怎样的苦难，我的心绪较之以往更趋宁静平和，这是因为，持续不息的提审，令我感到还有澄清问题的希望。几乎每隔几天，我总被召去受审，在那边，工宣队出身的审问员，询问我许多亲友的情况，且每问及一位，就要我详细写出有关他们的书面材料及我们间的关系。我知道他们一定会把我所写的与我亲友所写的核对。例如他们对我说了些什么，我又对他们说了些什么等等。那些审问员及他们的助手，会把这些材料进行核实比较，一旦发现有不符之处，就会对我横加怀疑。所以，我必须写得十分正确，但不能太细致具体，以免与其它人所写的有出入。有几次审问，针锋相对。有些审问员因为对我所写或所讲的内容不满足，便对我极尽恐吓威胁之能事，还胁迫我对某些亲友提供罪证，揭发他们的罪行。这样一来，我就估出，那些亲友，已遇到麻烦了。
    总的来讲，在回答或书写有关我亲友的情况时，我总将此作为一个为他们说些开脱有利之话的机会。以他们过去的工作性质及生活方式，一般我都能猜估到，他们在文化革命中面临的是何种麻烦。我则绞尽脑汁地回忆他们过去的所作所为，尽力让造反派能改善对他们的看法。在书面汇报中，我措词也尽量运用左派比较熟悉并容易接受的词句。
    我们这一代有文化的中国人，最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我们有强烈的爱国心。我们这些人，自生以来，就对世界各地持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同时对我们国家较之他国的落后之处，时刻萦绕心头。事实上纵观中国的近代史，其实是百年来中国优秀文化日失优势的一个记录。一九四九年共产党解放中国之时，大家都认定共产党能领导中国向前迈步，因此我们许多人，都愿意留在中国，或从海外返回为祖国建设作出贡献。然而现在回过去看，那样的想法真是幼稚又质朴。因此，在我写书面汇报时，总是坦诚地表白我的亲友，都是爱国及有所作为的。但事实上，我的努力，有如瞎子点灯白费蜡。因为造反派，就是一心一意要挑剔别人的过失，不愿看重人家的德行。再说，极左分子根本混淆了国家和政府两者之间的概念区别。国家，是指“有共同祖籍的人民”，政治，是指“在同一个政体下，一个有组织的政治团体”。假若一个人，在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前，就在中国的文化生活中为科学或艺术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他的努力并不被承认是为中国服务，而是划为替国民党统治者服务，这些人便被指控支持敌人统治中国而属有罪。这种观点是如此狭隘和荒谬，令我常为此而向审问员据理力争。
    一系列的审问，都是在梅雨季节进行的。常常在抵达审讯室时，我已浑身都给雨水淋湿了，鞋袜也都浸透了水。我没有雨衣，幸而天还不是太热，可以多穿几件衣服，不致渗湿内衣。这样的审问一直持续到夏天。雨季过去之后，接下来就是闷热和蚊子。有时，那些曾要我书写材料的我那些亲友的单位代表，也来参加对我的审问。如是，我就知道哪些亲友也跟我一样在接受审查。我很为他们担心，我常常特意留心那些陌生人的神情态度。假如他们看上去还是比较通情达理的，我就稍稍放心一点；假如他们显得无知又朗险，我就为我的亲友担心。
    秋天时，一个来自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军管会代表，向我了解他们院长黄佐临的情况。黄和他的妻子妲妮，是我和丈夫在伦敦读书时结识的老朋友。妲妮是个漂亮而富有演戏才华的高超演员。上海解放时，黄已是一位著名导演了。大家都知道他们夫妇俩已被上海地下党邀请留在上海。两人都立即被共产党聘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成立后，黄被任命为院长，并参加了共产党。他们工作得很出色。在上海戏剧舞台上演出了许多第一流的剧本，其中包括莎翁的喜剧及其它当代欧美作者写的有关讽刺资本主义制度的作品。由于他们的努力，使中国观众体会到外国构剧作家，也可以用批评的方式来描述他们所处身的社会的阴暗面。中国的评论家及文化部门的党的领导，都认为黄是第一流的导演。显然，他和那些紧跟极左派的所谓“艺术为政治服务”，及“文艺要歌颂工农兵”的人，还是有所不同的。
    在我这次受审之前，我已从报上读到好几篇有关批判黄在五十年代导演的一部名为《战上海》的电影的文章。这部电影，是颂扬共产党解放上海时的英勇战迹。不仅艺术手法高超，而且起了很好的宣传作用。该片上映后，一致都认为是一部成效卓越的作品。现在，报上花了几天时间，用了许多篇幅，来批判他的影片，指控黄把守卫上海的国民党士兵，描摹得像英雄一样，从而贬低了解放军的形象。这些批判文章还指出，他在表现上海城市受战火破坏，市民遭难的镜头时，暴露了他自己反对武装斗争，特别反对共产党的解放战争的用心。很显着地，报上突然掀起一阵对他的批判，说明他已被列为打击对象。
    为什么像黄佐临这样一个对党作出了如此多贡献的人，也会成为严厉打击的对象呢？和其它人一样，他是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原来，那位赏识他、并介绍他入党的人，是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时的死对头。那时，她是个正想往上爬的二流电影明星，而黄佐临他们，则是当时上海左联的领导者。所谓左联，即是左翼作家、文艺家及刘少奇领导下的一些地下党党员联合组成的一个团体。十分显然，大部分左联知识分子都看不起江青，认为她品德堕落，技艺不高。长期来江青对此怀恨在心。文革中，一旦她获取了共产党文化领域的领导权，便把这些人全部投入监狱，指控他们为刘少奇的爪牙。因为中国政治生活之中，职务的委派之权仍取决于上级领导，因此往往任何一个领导倒台时，必然会祸及部下。
    “你认识洋行买办黄佐临吗？”当我读完审问员指定的语录之后，刚附在犯人座上就坐，坐在审问员边上的那位上海人艺的军管会代表就问我。
    我归纳分析了一下他提出的问题，认为：由于他们无法在黄的个人生活中挑剔到任何错处，因此就在他的家庭出身和经历中大做文章。
    买办的职务，为外国公司和中国官方之间的联络员。这种制度起源于十九世纪末期的清代皇室，为了管理对外贸易而建立的。自从实施现代化商业措施之后，到了三十年代，这种制度已自行淘汰了。但像亚细亚这种大公司，并不解雇他们的买办，他们只是在老买办死后，不再产生新的买办而已。中国共产党认为，买办是资产阶级中最最反动的一个阶层。上海解放后，那些被划定为“买办阶级”的成员，都被逮捕或罚以巨款。黄的父亲，曾任天津亚细亚公司买办，在抗战期间死亡。
    “我所认识的黄佐临，是位著名的电影和戏剧的导演。”我回答。
    “他也是亚细亚的买亦！”那来自人艺的穿军装的代表说，“我们对你了解得很透彻，你是个顽固不化的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特务，我们对你这种避重就轻的态度，并不奇怪。”
    “黄佐临有严重问题。他是潜入党内的阶级敌人。假如你想包庇他，后果是严重的，只会令你自己更糟糕。假如你头脑还比较清醒，愿意与我们一起合作的话，那也算你对文化革命作的一点贡献吧。即我的那个审问员说。
    “我保证我说的都是事实。”我说。
    “假如你是讲真话，那你就说，他是亚细亚公司的买办。”那军代表说。
    “他的父亲是亚细亚公司的买办。黄佐临的家境，曾是很清苦的。”
    “他父亲死后，他继任买办。”那人说。
    “买办制度早已取消了。他父亲死后，这个制度已不存在了。”我告诉他。
    “那这是什么？”那人把一张证件往桌上一扔，审问员把它传给我看。那是一张以黄佐临具名的一块天津土地的地契。我一看上面的编号就知道它是从亚细亚的档案里拿出来的一份文件。
    “那是个老文件。”
    “不管新的还是老的，反正它说明黄佐临是亚细亚的买办。他一直对共产党隐瞒着。”
    “假如你们要听，我可以把整个过程讲一下。”
    “你讲。”我们那个审问员说。
    “记不清具体的日期了，反正总是在抗战前吧，国民党发表了一项法令，禁止外籍人士在中国拥有土地。那时，所有的外资公司，都把地产过户给他们的买办。亚细亚公司也不例外。黄的父亲故世后，黄继承了他家里的全部财产。在抗战时期，日本人占领了天津，那时，黄不在天津，亚细亚也撤退了。在珍珠港事件后，亚细亚业务全面瘫痪。那时，不知是哪位黄的代理人，把他的印鉴盖在他父亲的财产凭证上，包括那张属于亚细亚的地契。但这并不等于亚细亚聘请黄做他们的买办。”
    “亚细亚付给他工资。”那位人艺的军代表说。
    “我不知道。”我回答他。
    “你丈夫确实曾以亚细亚总经理的身份，付给他工资的。”
    “他没有跟我说过这件事。”我认为，最好否认我知道这件事。这样，他们就知道我是无法协助他们揭发黄佐临而不再来与我纠缠不清了。实际上，我丈夫曾跟我说过，公司要给黄佐临一笔钱，以表示本公司对他父亲生前为公司服务的谢意，尽管那块土地已在一九五O年土改时被政府没收了。亚细亚公司这种宽容大度的表现，与后来所宣传的外资公司残酷剥削中国的形象并不符合。
    “说谎。你佣人说，你丈夫所有的事，都是与你商量的。”
    “他没有把这事告诉我，可能他认为这事根本不值一提。”我说，“当然，我们并不是把他办公室里的每一件公事，都拿出来讨论一番的。”
    “我们不相信。”
    “那也只好随你们便了。我不了解任何有关付钱的事。但那不等于你们无法调查清楚，你们可以去办公室的档案里去查询，或向会计部门去了解。”
    “早就调查过了。你以为我们会把这样的事忽略吗？我们占有很多证据，证实你丈夫有钱给他。”
    “如此说来，我是否知晓此事，关系也不大。”
    “我们就要你承认黄佐临是亚细亚的买办，公司支付他工资。你是亚细亚的最高级的中国职员，你能证实你所知晓的一切情况。黄佐临是买办资产阶级分子，买办资产阶级是最反动的。他要被开除出党。你和你丈夫是他的朋友。你们对他很了解，你可以提供重要材料来揭发他。”那位军代表说。
    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开除党籍，是对政治生命的要害一击，他不能再成为革命群众之一，他的社会地位，仅次于反革命，永远受人歧视，他的家属包括他孩子的孩子，都要为他受难赎罪。在我看来，黄佐临毕生为共产党在艺术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等待他的，却是如此悲惨的命运，这不公平。这种情形令我愤愤不平。我坚定地说：“就我所知，黄佐临是个忠诚的共产党员？从未当过买办。自他父亲死后，亚细亚在天津就从未有过买办。”
    “你不肯与我们合作？”审问员说，“你要不要将功赎罪？”
    “我得坚持真理。”我说。
    他们发怒了。那个军代表脸庞紫胀，悻悻然地狠盯着我。
    那审问员说：“我们要你写一份买办黄佐临的材料，把你所知晓的有关他的情况全部写下来。假如你想包庇他，后果自己考虑。假如你能提供一些有用的情况，那是你对文化大革命的贡献，可以给你记功。好好地回忆一下，他对你和你的丈夫，到底说过些什么？并记录下你所了解的有关他的经历及他的一些思想观点。他是个阶级敌人，你必须对他进行揭发批判。这对你是一个表示你的立场观点的机会。假如你实事求是地揭发他，就说明你对自己的改造有了认识。”
    “你若想将功赎罪的话，就要批判黄佐临。”那个军代表紧接着说。
    这简直是对我人格的侮辱！不过，这是他们一贯采取的典型伎俩，怂恿人民用谎言来促使当前的政治运动达到预定的目的。
    我把对黄佐临所知道的一切都写下。我谙熟他的生活经历及思想观点，他深信中国共产党能引导中国人民前进和富强。但他们把我所写的材料扔还给我，恶狠狠地训斥了我一通。因为我不肯写黄是天津亚细亚的买办。就这样，我经受了几次暴风雨般的围攻，并被迫把情况反反复复写了几次。但我总是坚持自己的观点，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几星期后，这个问题就给搁在一边了。那个人艺的军代表，也跟他的突然出现一样，忽然销声匿迹了。
    后来待我从第一看守所里出来之后，我才知道，造反派无法把黄佐临打成买办资产阶级分子，并以此将其开除出党。他只是被揭发为刘少奇集团的成员之一。文革期间，他们曾在大会中受批斗，并被监督劳动，在寒冬酷热之下，在一个建筑工地挑担和搬砖头。黄佐临的健康大大受损了，他那曾经十分漂亮的妻子也被折磨成个老太婆。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死后不久，“四人帮”继而被捕，中国的政治形势局势有所改变，黄佐临和他的妻子都给平反了。
    在极左路线统治的时代，最丑恶的就是，即若在相对平稳正常的政局下，仍要求老百姓之间互相对立地反映汇报各种情况。而当运动一起，大家就互相揭发批判。这种做法大大地伤害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夫妇之间互相提防，双亲与子女间互相敌对。这样的做法抑止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接触，因此人们都不愿结识朋友，变得沉默寡言，甚至弄虚作假。为了明哲保身，只得把自己的思想封闭在脑袋瓜里，一旦他被迫要讲什么时，说假话，是他维护自身和家庭的唯一的办法。
    当我被指使要揭发他人时，其它人也在被迫揭发批判我们。常常我能从审问员提及的一些问题中，估测出我的亲友到底提供给他们一些什么。这样很容易看出，某人还是十分镇静，阵脚不乱，而某人已变得恐慌和失措了。一九六九年年底，我在北京的弟弟作出的交代，给我带来许多麻烦。由此也说明，一个知识渊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迫于强大的压力，也会神经崩溃，以致无法作出正确的判断。
    在一片锣鼓声中，毛泽东又发表了一项最新指示，在报上套红刊出，另外还附有“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及《解放军报>)的社论。毛泽东发表的指示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它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继续，也是共产党对国民党阶级斗争的继续。”
    自从这个指示发表以后，便开始了根除国民党残渣余孽的运动。每天报上，都刊载有揪出暗藏的国民党军官，及对台湾国民党表示同情的人的报道。在短短的时间里就深挖出众多的敌人，看来，好像中国到处是些私下怀念国民党的人。多年来，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那些宣传，似乎收效甚微。因此，人心诚惶诚恐，惶惶然不可终日，使极左分子得以趁机再加紧政治迫害，将阶级斗争形势逐步升级，在民众中制造恐怖紧张的气氛。人们可以证明自己是清白无辜的唯一办法，就是对极左集团表现夸张的崇拜，把口号喊得更震耳，以自我牺牲的精神不计报酬地努力工作。而对待阶级敌人，则要嫉恶如仇。报上呼吁，要求无产阶级们提高警惕，密切注意邻里及同单位同事们的反常活动及不顺眼的表现，并加强对那些留在监狱外的阶级敌人的管制。
    接下来的一次提审，是我意料之中的。那些妄图迫害我的家伙，为着表示自己是紧跟最新指示，是不甘心白白放我躲过这次阶级斗争的车轮大战的，因为起码我丈夫是个国民党政府的官员。
    我一走进审问室，那审问员就立即要我读念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并向着他的画像鞠躬。读完后，又令我再重复一遍。随后那审问员就开口道：“找们要揭发国民党的残余分子，你就是其中之一。”这时房里还有其它两个人，忽然其中比较年轻的一个吼道：“交代！”
    “交代什么？”我问。
    “别强作镇定，装聋作哑了，交代你和国民党的关系。”
    “我和国民党没有关系。”
    “你是国民党的忠实走狗。”
    “我很怀疑国民党是否会与你的这个看法一致。”我说着，一边打量着其它两人。从他们的衣着及发式，我想他们是北方人。中国人大家都讲普通话，而那两个青年人的口音中，还带着一些北京土话。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两个人要从北京赶来参加对我的审问。在我刚刚受审时，我已把自己家庭成员一一作了汇报，其中也包括我在北京的弟弟和弟妇，以及历年来我们之间的交往关系。
    “你是国民党的忠实拥护者，你不必再诡辩了。”
    “你得有证据。”我说。
    “当然我们有证据。否则，我们也不会打老远来对你审讯了。”那两人中一个年龄较长一点的说，看来，他的地位较高一点。他那讲话的语气，挺像那种文化水平低下的工人，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缀；那年轻的，看上去像个学生。
    “你有无在国民党旗前拍过照片？”审问员问。
    “可能的吧，我记不清了。”我回答。我以为他是在问我二次大战期间，解放以前的事。那阵我丈夫任驻澳大利亚堪培拉中国使馆的外交官。
    “你怎么会不记得？你不能借口记忆力不好而妄图蒙混过关。”那个北京后生说。
    “时间太长了。”我说，“假如有照片的话，红卫兵到我家来时会看到的。他们把我的照片全拿走了。”
    “你一定把那张照片烧了，那边没找到。”那大年龄的说。
    “我为什么要把它烧掉呢？大家都了解我们在澳大利亚时，我丈夫是位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官。”
    “你在胡扯些什么？谁问你那个时候的事？”那审问员不耐烦地说。
    “你们不是指我们在澳大利亚那个时期？”我问他。
    “胡说！我们是问你在解放之后。解放后你有无在国民党旗前拍过照片？老实点，彻底交代！”那北京青年身子往前一探，对着我说。
    我真感到莫名其妙，怎么可能在解放后，在中国，还可以有人在国民党旗前照相呢？我问道：“解放后怎么可能在中国还会有国民党旗？它在哪？”
    “别管它在哪，就交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否要对国民党大表忠诚？”那审问员问。
    “解放后，我从来没有在国民党旗前拍过照片。”我断然说道，认为就此可结束掉这场无稽之谈了。
    “别关门太早，你会后悔的，你会失去从宽处理的机会。”
    另一个年纪大一点的北京人说。
    “我弄不明白你们所说的，我并不拥护国民党，假如我真如你们所说的，那我现在怎么会不在台湾呢？”我问他。
    审问员低声与那两人交谈了几句，然后对我说：“你现在还是回到牢里去好好回忆一下。你在这里呆的时间也够长了，你应该明白政府的政策，你应该明了，拒不承认已被证明的事实，只是妄费心机。”
    我被带回囚室，继续寻思着这件颇感意外的事。那两人神态十分严肃，他们一定是已掌握了一些足以指控我的证据。是否有人在蓄谋陷害我？我已被定罪为帝国主义特务，为什么突然又转向国民党呢？
    三天后，我又被提去审问，又强迫要作交代；我还是像上次那样如此这般地作了回答。后来，我又被带回囚室，要我再反复就这件事考虑回忆。此后每隔二三天，我总要被带往审问室，如是继续了三星期。审问室的空气也很是紧张，但我无法猜到他们葫芦里究竟卖些什么药。在这个阶段，为了对我施加压力，那些看守拒绝供给我迫切需要治疗牙龈炎的消炎片，因此我的炎症很快就更严重了，不仅是牙龈、甚至连口腔两侧的凹陷处都发炎了，我无法进食了。我请求看守给我吃稀饭，如是可不必经咀嚼而仍能使身体得到一些维持生机的营养。我的牙龈的剧烈疼痛令我无暇他顾，即使身子坐在审问室里，也令我无法集中思想以应付审讯。我切身体会到为何有些犯人到了这种地涉就会屈服投降，那只是因为肉体的疼痛动摇了他们的意志。我时时告诫自己，不管经受怎样的苦痛，也要保持意识的清醒。
    我要求吃稀饭，倒给他们机会以减少我的伙食定量。吃饭时，他们只给我半碗灰糊糊的水，里面飘浮着几颗米粒，这样的伙食吃了几天，我就昏厥了。那个比较好心的看守叫来了医生，他给我注射了一剂葡萄糖静脉针剂，又和那看守一起把我送去监狱医院就诊。不知那位看守私下对医生说了些什么，那医生给了她一张书面证明。当我被带回看守所时，他们恢复供给我定量的消炎片，吃饭时也给我一碗稠稀饭，外加一个馒头。
    待我又一次被带去审问室时，那审问员要我读三遍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待我念读完毕坐下，他就问我：“你完全理解伟大领袖毛主席所说的吗？”
    “我想是的。”我回答。
    “解释一下。”
    “我想毛主席要大家都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是一场政治革命，不仅仅只局限于文化领域。”我回答道。
    “对啦。那两个‘继续’又是什么？”
    “文化革命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继续，这不仅是个新的斗争，而且还是正在进行着的斗争的继续。”我解释着。
    “有关国民党那段，又是怎么说的？”
    “文化大革命也是一九二七年以来，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阶级斗争的继续。”
    “对啦，既然你对此很了解，那你就得认清你自身问题的严重性了。国民党是我们的敌人，被我们的军队打败后，他们在美国的庇护下，逃亡至台湾。在我们解放台湾，把伟大领袖的红旗插到台湾之前，我们对国民党的斗争还要继续。要完成这一项革命，必须先彻底捣毁国民党。伟大领袖决心要解放台湾，我们的林副主席有信心夺取最后胜利，但以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对他们。他们说，台湾的问题要等下一代来解决。那是投降派的态度。我们伟大领袖认为，有关台湾的去从，是我们当代的职责。我们有决心在现阶段解决，因为我们打败过国民党的军队。我们有林副主席那样富有经验的军事家领导我们，我们必定会取得最后胜利的。我们与刘少奇这伙走资派的阶级斗争，与对国民党的阶级斗争，有着密切关系。现在，我们已彻底打倒了刘少奇一伙，已再次把领导权夺回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手里。我们还要与国民党斗到底。这就是为什么必须对我们的队伍加以清理，以防止他们为敌人组织第五纵队。国民党的残渣必须集中隔离，严加看守，不让他们危害人民。”那审问员说。
    “你丈夫是国民党高级官员。”那位年纪大一点的北京人紧接着说。
    “不属高级，只是中级而已。但不管怎么说，在国民党撤到台湾时，他就选择留在这里。”我提示他们。
    “就是呵！许多国民党官员都这么做，有许多是国民党有意安排他们潜伏下来进行破坏捣乱的。他们个个都要经过详细审查的。”
    “我丈夫就任上海亚细亚的总经理，是经过上海市政府批准的，那时候，我想共产党已对他的政历作过全面审查了。”我跟他们说。
    “那并不说明什么，那个审批者可能就是个‘走资派’。我们造反派出于今天的需要，有今天的要求。”
    “早在长征前，遥在中国红军建立苏维埃初期，我们的军队尚未向国民党交战之前，伟大领袖已制定了一套对付阶级敌人的有效之法。那时就跟现在文化革命一样，我们把主要敌人关在监狱里，其它敌人则由革命群众来进行监督。现在我们就是这样做了。”那个北京青年，显然还是个学生，极力想表现卖弄在“毛选”中学到的一些理论。他这里引用的是一九三六年毛泽东所论述的有关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五次反围剿之前，所采用的一些策略。
    “你要清楚你自己在共产党与国民党交锋中的立场。由于你的家庭出身及你丈夫和他们的关系，你永远只可能是站在国民党这一边的。”那个年纪大一点的北京人说。
    “我想你完全错了。我并未被牵入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争斗之中。我很遗憾共产党和国民党要互相这样争斗，在这个过程中，牺牲了许多无辜的中国人，令国家财富也遭到了损害。作为一个中国人，希望两个政党能和平统一，为国家美好的前途作出贡献。”我表示。
    “只有在彻底摧毁国民党势力以后才有团结的可能。”那学生说。
    “假如你不拥护国民党，就像你说的，也没有卷入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斗争，那你为什么要在国民党旗前照相呢？”审问员问。
    “我一点也不明白你们所说的。我竭力猜测两位所指的究竟是什么，但我实在想不出。你们为什么不索性挑明了讲呢？其中一定是有误会的。”我十分诚恳地说。
    “回忆一下一九六二年。一九六二年发生了什么？”审问员问。
    “我不知一九六二年发生了什么，只是我母亲是在一九六二年逝世的。”
    “那就对啦！”两个北京人同时表态，“你还是老实交代，把一切讲讲清楚。”
    “你们要了解我母亲逝世时的情况吗？”我疑惑地问。
    “是。把全过程都讲出来，包括每一个细节。”那审问员说。
    我真被搞得晕头转向了，不明白他们究竟要逼我说什么。既然他们想知道，我就向他们详述了母亲逝世时的情况。
    “是我母亲的邻居打电话通知我去南京。待我抵达南京，发现母亲已因中暑而昏迷了。那时正是七月酷暑之际，气温持续在摄氏三十五度左右。我们叫了一辆救护车，将她送往医院，开始病情有所好转，但后来却转成肺炎，结果因心脏衰竭而亡故。”
    “你的弟弟们也去了南京吗？”
    “是的，和他们的妻子一起来的。”
    “你母亲死后，你们又千了些什么？”
    “我是长女，我主持办理她的丧事。”
    “你搞了一次迷信活动，这又一次证明你是个彻头彻尾的反动派。”那青年说。
    有些共产党干部惯于把任何宗教仪式都说成是迷信。
    “我母亲是个虔诚的佛教徒，所以我用佛教仪式为她举行葬礼。”我说。
    “你还做了违法乱纪的事。自从大跃进后，佛教庙宇都取缔了，和尚也都遣散了，你却为着你母亲的丧事，而特地招来了几个和尚。”审问员说。
    “我是委托南京佛教研究院的负责人，替我请来了几个和尚。
    “他们是只准许为来自东南亚各国外宾举行宗教仪式的，不包括本国人。”
    “但我见到的那位答应帮我忙，是经我再三恳求他才答应的。”我说。我记得很清楚，那南京佛教研究院的负责人，是经我反复要求才应诺的。我奉献了一大笔香火钱，才请到了那几位和尚。但我不知道，这是违反官方规定的。最后，他答应代我清六个和尚为我母亲的葬礼诵经。
    “你在你母亲的丧事里搞封建迷信，是有罪的。你弟弟和弟媳们同样有罪，因为他们没有阻止你。你还把你美国妹妹们的名字，都刻在墓碑上，说明你自己和住在海外的叛国投敌分子根本没有划清界线，这种种事实毫无疑问地证实了你是个反动派。”那青年说。
    “我在美国的妹妹也是我母亲的女儿，按中国习俗，子女的名字都要刻在墓碑上。
    “这些以后再说。现在告诉我，在你母亲的丧事之后，你又干了些什么？离开墓地后，你又去了哪儿了？”那审问员问我，现在他们三人都显得很是紧张，那两个北京人幸灾乐祸地盯着我。
    “我们回到她的住房整理遗物。”
    “你们回她住房前，又去了哪里？”
    “没有去哪里，我们就直接回我母亲家里。”
    “在你母亲下葬后，你们有无去中山纪念堂？”那个年纪大一点的北京人说。
    “没有。我们大家都很悲伤，且也很累了。”
    “交代！”那青年突然敲着桌子。
    “你们要我交代什么？我母亲的葬礼不带任何政治色彩。”
    “你母亲的葬礼是不带任何政治色彩。但你和你弟弟，却一起去了中山纪念堂，在国民党政府的国旗前拍了照，这是个十分重要的政治问题。你这是誓死向国民党表忠心。一九六二年，正是国民党计划反攻大陆之际。”那青年说。
    这种推理岂但荒唐，简直令人发噱。但我也明白，情况确实很不利。与这些根本一无所知的愚昧人辩论，是需要大量精力的。我的健康状态那样恶劣，又缺乏营养，已没有与他们争论的精力了。在整个受审过程中，我的口腔一直在剧烈作痛。我已是身衰力竭，几乎要昏厥过去了。但我还是挣扎着试图把问题讲讲清楚。虽然我一点都想不通，为什么要对我产生这般荒唐的怀疑。
    “你们要讲道理。首先，你们是否肯定，中山纪念堂前挂有国民党的旗帜？假如国民党离开南京后，那边已没有国民党旗了，那么，我们怎么还有可能在它面前摄影呢？其次，就假定那边确实有一面国民党旗，也假定你们的说法，即我是为了在国民党回来时向他们表忠也成立的话，那么，国民党是否仅仅就因为我的这么一张照片，就相信了我对他们的忠诚？国民党的军官也不是蠢货，他们难道不会怀疑我？因为他们知道，我和我丈夫在一九四九年，是选择了留下来而不随他们去台湾的。”我说。
    “他们会信任你的，因为你是个国民党特务。”那年轻人申明。
    “假若真的我是国民党特务，就没有必要向他们证实我对他们的忠心了。你们自已都矛盾百出了。”
    那两个北京人同声大吼道：“你必须老实交代，你和你弟弟曾在南京中山纪念堂国民党的旗子前留过影。”
    “那请你们去问问我弟弟们及弟妇们，他们会告诉你有没有这回事的。我们从未去过南京中山纪念堂。”
    “我们已去问过你那在北京外贸学院的弟弟了。开始他也一口否认，但经过造反派帮助，他认清该走的路。现在他已作了全面交代了，他说是你发起去中山纪念堂的。他还说，用的还是你的相机，你在上海冲印了照片寄给他的。你还敢抵赖？”那青年人大声叫嚣着。
    我只觉得当头一棒。当然，一切都是胡编乱造。我不知道那些极左分子，到底如何折腾我那可怜的弟弟，而使他发出如此违心之言。不过，我想象得出他已受到的非人的待遇。
    为了应付这一异常棘手之事；我只得求助于毛泽东语录。我高高举着它，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饭要一口一口地吃；路要一步一步地走。希望你们按照他的指示办事，请你们亲自去南京中山纪念堂看看。中山纪念堂是由南京市政府一个部门管理的，也有许多外宾到那里参观。国民党离开南京已这么多年了，那里绝对不可能会有国民党的旗子。你们自己亲眼去看看。假如你们看见了它，再回过来惩罚我也来得及。我又逃不了。”
    那两个北京人只是干瞪着我，而那个审问员一挺身站起来，说：“你现在可以回囚室去，把你的问题再考虑一下。”
    我想可能最后他也承认我所说的是合乎逻辑推理的。解决这个疑问的唯一办法，就是叫那两个人亲眼去中山纪念堂看看。我希塑他们会这样傲。如果他们在中山纪念堂没有发现国民党的旗子，他们会回北京去汇报的。可能事实确是如此，因为一连好几个星期，他们都没再回来找我。
    整个文化革命中，造反派花了不少公家的钱四处外出“调查”阶级敌人的罪行，他们就利用这个机会游山玩水，寻亲探友，不少人故意拖延着出差期限，以便游遍各处的风景区。因为上海，是中国人最向往的购物城市，所以造反派都希望到上海来转转。那两个北京人来上海时，肯定路过南京的，我想他们是不会愿意先去南京核实一下中山堂前究竟有无国民党旗子，因为假如他们事先就发现那边根本就没有那国民党旗子，便只能动身返回北京，而失却了来上海的机会了。因此每次他们至多对我审讯两个小时，如是，其余时间他们就可自由活动了。因为他们的旅差费及住宿费，都由他们单位的革委会来支付，听任他们可以在上海优哉游哉地享用。而这些外出旅游的机会，往往分配给比较积极的造反派，以鼓励他们对极左领导的忠心耿耿。
    我一人呆在牢房里，反复地回忆着这个意外的小插曲。开始我是有点生气的，怎么我的亲弟弟也会屈从于他们的压力之下？但我一想到自五十年代初来，他所遭到的种种厄运及文化革命中受到的残酷迫害，罚也就心平气和了，代之而起的是对他的不幸的同情和怜悯。我只好想象这是由于那些造反派头脑发热了，为了要深挖出大量国民党的追随者而编造这么一段，并强迫我弟弟承认交代。他们在事先已搅乱和摧残了我弟弟的分析能力。因为一般地讲，我弟弟为人既非愚笨也不属于奸诈之辈。
    我弟弟3是在五十年代初期，受共产党邀请回国参加祖国建设的留学英美的青年经济学家之一。当时他们都在做研究工作。回来后，他以经济学专家的身份在外贸部工作。他的工作是分析编写世界各地的经济概况，享有较高的地位和优厚的待遇。然而不久就发现，虽然他的工作很受外贸部技术部门的专家及他们在海外的分支机构重视，但不能令当局满意。所以他所在单位的共产党书记开始对他从生活和工作上加以控制。因为他所写的报告不能配合当时的宣传路线，即预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来临。这些年来的境遇，令我弟弟一直郁郁不欢。在学术上，他置身于他所了解的事实真相和当局为了配合政策实施要他讲的违心之言的夹缝之中，左右为难。他变得沉默寡言了，难得脸露笑容。看来，他工作上再努力尽心，也是徒然。除非他与讲大话之辈同流合污。他的党委书记总是对他施加压力，他们之间关系日益恶化。一次那个书记就当面训斥他：“我再不能允许这些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大唱颂词的报告，从我们这个机构发送出去。你如果再这样写，就是反共。”
    一九五七年反右开始了，那党委书记认为是除去我那不听话的弟弟的机会。他们收集了许多有关他曾在英国做过研究工作时的材料，对他开了持续有几个钟头的斗争会，将他关在办公室里隔离了有好几个月，不准他回家。并由一个积极分子组成的战斗队对他进行日夜盘问，不让他睡觉，这就是所谓“疲劳轰炸”。他们最后终究没法把似打成右派，主要是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能提供他曾经批评过共产党。但这次阴森可怖的经历令他患上了胃溃疡，同时抹去了他脸上仅存的那么一丝难得的微笑。他的头发开始花白了，眼睛也老花了。其实那时，他仅三十七岁。
    他明白自己在本单位已呆不下去了，便要求调换工作。那个党委书记正在为没能把他打成右派而恼火。他表示，因为我弟弟太傲慢了，因此需要和农民共同生活一个时期来提高他的社会主义觉悟，于是他被送往北京郊区一个农村去养鸡。那里生活很落后，他每月只准回家一次，但他也觉得不错，因为这样可以远离那些官僚主义的领导了。他就很认真地养起鸡来，而且做得很好。因此他养的鸡比人家的肥，而且蛋也下得特别多。而每次他休假回农村时，总带回一大堆参考书及几箱进行试验的设备，来改进他的饲养工作。许多农民都涌到他住所来取经，向他请教。这样一来，农村的领导又生气了，他们要求外贸部把我弟弟调走。
    正巧这时，中国经历了大跃进失败后的困难时期。一般地说，在困难时期，共产党对知识分子是给予一些照顾的。外贸部问我弟弟，他希望做何种工作，我弟弟要求当个英语教师。后来他就被分配到外贸学院英语系当教授。他在新的单位勤勤恳恳，做得很好。文化革命开始时，他已成了公认的英语教学的权威，并负责青年教师的培训。而且也着书立说，反正工作做得很好。
    后来我从监狱里出来后，想与弟弟联系，他却不愿和我通信。他讲像我这样一个过去与西方世界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人，仍然是个“危险人物”。直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故世，接着“四人帮”被捕，我弟弟才将我邀去北京。我发现他已彻底衰老了。文化大革命中，他因为是一名教授，历尽了残酷的折磨。他和他妻子在五七干校劳动了几年，那里的生活非常艰苦。我实在不忍心再提及他为什么要说我们在南京中山纪念堂国民党旗前留过影。我不忍心让他觉察到我在责怪他屈从了极左派分子，因为他所承受的痛苦已太深，受迫害的时间也太长了。
    北京外贸学院在文革期间被迫关闭几年后，又重新恢复了。他和其它几位教授又忙忙碌碌地把外语系重新恢复组织起来。似乎在停止了多年工作之后，能再做些有意义的事，已经令他很感满意了。他那小小的一套公寓里总是宾客满堂，大家一起商洽工作。我不愿令他再回忆起文革。然而就在我离开北京的前几分钟，他自己突然提起这件事。
    他说：“一九六二年你是寄过一张照片给我的吗？”
    “我寄给你一张母亲的放大照片，那是在上海万象照相馆冲印的。”我跟他说，“一九六二年我就只寄过给你这么一张照片。”
    “只有一张母亲的照片？我记得还有一张了。那些造反派坚持说是在中山纪念堂国民党旗前照的，他们讲得那么肯定，煞有其事的。我对照片之事是一点印象都没有，但他们反反复复地这么说，我似乎也就稀里糊涂地印上了这么个印象，最后就觉得或许真有其事。”
    “没有！”我怒不可遏地说，“根本没有这回事。我们根本没去过中山纪念堂。造反派都是骗子。他们存心要揪斗我们，因此就拚命把我们打成效忠于国民党的人。如是，就可以惩办我们了。”
    他将手搭着我肩，显出一派随遇而安的神情，低头对我说：“别激动，也别发火。对他们发火又有什么用呢？横竖是他们说了算了。如果他们说有这件事，就顺着说算啦。反抗顶什么用？我从自身经验中已悟出了这条。我想你在监狱中，也肯定已学会了。”
    “不，我什么也没学会，我也不想学这一套。
    “你慢慢会接受的，我们同样也应该这样处世。我见过许多人都是这样的。我也是这样。你慢慢也会这样的。”
    “我不愿我自己变成这样。”
    “听你这么说，我感到很遗憾，十分遗憾。我怕你会再度遭难受苦。”
    后来我弟妇进来了，告诉去机场的出租车已等在外面了。在我和弟弟道别时，我只感到全身颤抖不止。不知是因为对我们置身的可怕环境感到愤怒，还是为了我们除明哲保身，忍气吞声之外，再没其它路可走而伤心。我在车里转身向我弟弟挥手告别时，他已经进屋了。我想他对我也有些失望，因为我没有像那些精明的中国人那般，学会了“逆来顺受”这套本事。
    一九八四年三月，我到美国亚利桑那州去与我弟弟见面。他是以交换学者身份由北京外贸学院派遣至美国国际关系研究院讲学的。这时，他已是个患有肺气肿病的老人了，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大十岁。当他向我介绍着自己的近况时，双目闪过一丝几曾消失的诙谐和幽默。他说他总算恢复了经济系教授的职称，到美国来讲授中国的新经济政策。我问，要是共产党的政策又向左拐，就像在过去三十年中由左向右，又由右向左，如是左右替换，那该怎么办呢？他只是深深地叹了口气，过了一会，说：“我身体有病，政策每变一次，得好几年。我们都希望再一次变更来临时，我己眼不见为净了。”
第11章  一种酷刑
    有关弟弟的那段小插曲过后，审问员继续对我查讯了其它亲戚友人的情况，这个过程大约花了七个多月，一直持续到一九六九年年底。以后，我不再被提审了。我等呵等的，一个月又一个月地等着。我对看守说，我要求见审问员。
    “你要对他说些什么呢？”那看守问。
    “我要问到底什么时候才给我解决问题。”
    “他不可能为你解决问题。他只能审问你，收集你的材料。至于结论，政府会给你作的。”
    “那末什么时候政府可以作出结论呢？我来这里已呆了好久了，身体又不好。我需要看病治疗。”我说。
    “你这样已挺不错了。我们给你药，还给你供应特殊伙食。”
    “我身体不好，我的健康状况一天不如一天，最近又出了几次血，牙龈作疼。且磺胺消炎片吃多了，对肾脏有害。你知道，我现在只留有一个肾脏，在我动切除手术时，医生警告我不要服太多磺胺剂。”
    看守沉吟了一下，说：“这完全是你自身造成的。如果你拒不交代，就得呆在这里。”
    “我又没做什么错事，要我交代什么？审问员已审查了我全部生活经历，还有我和我亲戚朋友的关系，现在政府应该对我有了个全面的了解。怎么还会认为我是有罪呢？”由于愤慨和无望，我的嗓音不觉高了起来，但那看守只是把小窗一关，转身就走了。
    经过连续几个月的审问，我曾以为上面在对我一的生活及政历全盘审查后，可能会将我释放，现在看来，依旧是困难重重。那看守不是说了，问题要由政府来解决吗？这提醒了我，因为还是有的政府干部的一贯工作方法。但我还弄不明白，不知我的问题得由哪一级权力机关来解决，又为什么竟拖沓了这么长时间。如果我过去不是太乐观的话，就不致会像现在这般失望了。我的心绪，重薪陷入低沉阴郁之中。
    从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O年，我所遭受的痛苦是无法想象的，那几个月的生活，实令我不堪回首。在那严寒冰锁，冷风飕飕的日子里，再加上肉体的病痛，我自己都奇怪，究竟是怎样活下来了。一天我要求看守买一块肥皂，她却给我一块发不出泡沫的劣质肥皂。并跟我说，每人每月只能配给一块肥皂。
    我因为出血，经常要洗涤内衣裤，所以就要求看守多配给一些，看守发火了，大声嚷嚷着：“你什么时候才能改变那套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每月配给你一块肥皂已经蛮优待了，有些地区的居民，每月每户也只配到一块。”
    那种用稻草打成浆制成的粗手纸也停止供给了，代用的是用旧报纸、破布及烂绳等打浆制出的更粗更硬的手纸，那种硬得像纸板一样的呈灰黯色的粗劣手纸上，还能清晰地找到这些旧纸、破布、烂绳的原来面目。就是这种手纸的代用品，也得每月定量供应。已批准我购买的鱼肝油和维他命丸，也经常买不到。盖在饭上面的肉，只能说是一小块肉油膘。供应的不足及缺乏，看来连看守本人也受影响了。许多人都消瘦了，包括那个总是精力充沛，昂首阔步的军人看守，看着也沉默和消瘦了一些。这些都清楚地说明，我们的国家又一次遭受到经济的破产，这是每次政治运动后必然的结果。报上刊发着农民自动要求减少他们微薄口粮定量的消息，农村党支部则提出要增交公粮。这是自六十年代初大跃进失败以来，出现的第二次饥荒和供应紧张。在这样的困难时期，报上还报道了许多关于一些先进人物努力增产，并减少自己本身对粮食及商品的消耗和需求的事迹。但上海的《解放日报》上，每天仍旧约有一半版面批判“走资派”的文章，他们同时也被称为“修正主义者”。当时，这些报道的内容都集中论述毛泽东的关于“人民战争的军事学说”，以驳斥资本主义那套强调军事技能和武器作用的谬论。那两位被打倒并在遭批判的军事领导，是前国防部长彭德怀和前公安部长罗瑞卿。他们被作为重点打击对象。每天，报上刊载的有关批判这两人的文章，通过扩音机向我们广播。他们批判这两位军事领导者强调取得战争胜利的主要因素，是先进的武器，而不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因为这两人早在几年前就被撤职，并交给红卫兵及造反派对其加以迫害了，因此这种对他们的继续批判，仅仅是说明当时其它共产党军队领导人，也持有与他们同样的观点而已。
    持久不断的折磨和隔绝与人的交往，可怕地侵蚀着我的思维能力。隔离审查，深切地令我觉得自己意志在日益消沉。因为缺乏肥皂及手纸，我无法保证身体的洁净，这也令我暮气沉沉，打不起精神。即使报上时有关于共产党及军事领导之间不同观点分歧乃至尖锐的争辩，也已无法刺激我。我每天坐在木板床上，倚着卷起的铺盖，整天昏昏欲睡，感觉万分疲劳，已病歪歪得不想动弹了。
    到初春时分，我又因肺炎被送入监狱医院。那次我恢复得很慢，待回到看守所时，已是五月一日了。天气已转暖。虽然生活条件变得更艰苦，但温暖的气候，多少令人感到好受一些了。我觉得自己，又一次经历了一场生死搏斗，从死神的魔爪中挣扎出来，又活下来了。一天，风和日丽，我被允许外出放风，发现墙边的那棵法国梧桐，已覆着一层嫩绿的新叶了。我感谢上帝赐给我们生命的奇迹。
    自共产党“九大”结束后，各省市都建立、恢复了党委，从而加强了共产党在各个领域的一元化领导。这样一来，我就更难从报上了解到监狱墙外所发生的事。在文化革命动乱高潮之时，那些对“走资派”的激烈批判材料中，常常暴露出共产党领导内部的激烈斗争的内幕。造反派的动笔杆子者，当时多为非党员，因此当他们在宣传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时，无意中会泄露一些一般不可以让老百姓知晓的内情。此后，在《解放日报》上，已看不到此类文章了。所有的批判文章都是由共产党宣传部指定的职业写作者来撰稿的。文章内容还是那老一套官话、套话和过时的理论。这些都被利用来作为一种宣传工具，冠冕堂皇地说出了那些极左分子想说的大道理，且又说得漂亮而圆滑，让人抓不到把柄。
    我觉得中央又在进行一次新的斗争的念头，最初是从报上公布的中央政治局名单上发现的，陈怕达，最早炮制文化革命的一位激进派领袖之一，他的名字找不到了。随即就是针对他的不点名的批判文章，开始在报上出现了。文章指责他口口声声自称“小小老百姓”，实质上是个“冒牌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重要的国家领导人名字突然从报上消失了，说明他的遭遇已大为不妙了。
    这件事的发生令我困惑不解。因为众所周知，陈伯达和毛泽东亲近，曾长期担任他的亲信秘书。在文革中，他虽然没有像其它领导人如江青、林彪等表现得如此白炽化，但老百姓都认定他是毛泽东的亲信。
    待我从看守所出来后好久，我向几位朋友和熟人问及陈伯达被打倒之事时，他们告诉我，似是在一九七O年八月底，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宪法。其中一个主要议程，即为刘少奇打倒后，无人继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这个职位是否取消？陈伯达则提名林彪继任国家主席。当时，“九大”召开了不过一年零四个月，而林彪的权势，似已扩张得过快了，毛泽东不希望再加强林彪的权势和地位了。因此他表示，不要再设国家主席了，并建议由人大委员长来代理并执行此职。经过激烈的争论，毛泽东指责陈伯达的建议是一个反革命的举止，是阴谋要使中国复辟到文革前的局势。
    也有人跟我说起，中央委员会议上讨论的另一项议程，是有关中美关系。自从美国总统尼克松表示通过第三国作中间人，美国愿与中国改善关系，周总理就说服毛泽东，要是美国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弃台湾政府，那么联合国里其它大部分国家都会承认中国。这样不仅能使中国加入联合国，而且最后能以较少的代价而从速解放台湾。但林彪和陈伯达两人都竭力反对与荑国和解。他们强调美国作为一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首要之国，天生就是社会主义中国的主要敌人。
    但就我所听说的，打倒陈伯达，其实是意味着对林彪的警告。由此林彪也得出结论，认为毛泽东对他的重用已到头了。这就导致了后来林彪那次失败了的政变。不管怎么说，以后发生的一系列事实都证明，九届二中全会有其极为重要的作用。它结束了林彪短暂的统治王朝，令林彪的权力在与周恩来总理相比之下，一落千丈。
    一九七O年当我还受押在第一看守所时，我就意识到陈伯达的被打倒一事，万万不可忽视。我一直观望着局势的进展，期待着或许哪怕是一丁点的，表示局势有所好转的征兆。那年秋天国庆日，我在报上看到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与毛泽东一起，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的照片。在这样的节日里，毛泽东是经常与一些著名外国人士并肩观礼。但给予一个美国人以这样的一种荣誉，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斯诺是毛泽东和共产党的老朋友。他在三十年代出版的一本着作《西行漫记》，为促使世界以一种同情及较为客观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共产党，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我对此已有经验了，凡属毛泽东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往往有其不可捉摸的作用和含义。因此，我就特别注意这一则新闻报道：在中国国庆日，他与一个美国人一起；在天安门城楼观礼台上，一起检阅成千上万狂热虔诚的举着他的画像，喊着颂扬他的口号，唱着他的语录歌的游行队伍。
    国庆节后不久，报上又报道了北京方面与加拿大政府，根据和平共处的五项基本原则，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五项和平原则为：互相保持各自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剁，和平共处。加拿大保证与台湾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承认北京政府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
    我想毛泽东是利用与加拿大建交这一举，向美国表示，假如美国愿意放弃台湾，他就愿与美国和好。他以与加拿大建交之事，表示他也愿以同样的方式来处理与美国的关系。我内心不禁觉得兴奋，并充满了希望。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倾向西方，那真是太好了。
    朔风又起了，但这次冬天的来临，却没能使我的意志消沉。这还是自文革以来第一次，我觉得似乎情况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一阵凛冽寒风呼啸过后，一片落叶给刮进我的牢房，我把那片金灿烛的黄叶捡起来久久地凝视着，心想，这是希望和好运的预兆。
    我的心情开始日趋平和，不再那般阴郁了。我在囚室里盼着再度的提审，心想我的苦难已到头了，假如他们再有什么提审，事情一定会向好的方向转变。但是我错了。
    一九七一年一月的一个下午，我被召去受审。这次提审来得突然，令我猝不及防。在随着看守穿过院子时，心里紧张得咚咚直跳。我几乎不曾觉察，外面一场大风雪即将来临。刚抵达审问室门口，冷不防一个看守将我猛一推，我打着踉跄跌入室内，里面已候着好几个看守，不等我站稳，他们就簇涌上来对我大肆围攻、谩骂。
    “你这个帝国主义走狗！”一个看守说，“你是工人农民的可耻剥削者。”又一个叫嚣着：“你这个反革命！”如是轮番辱骂着。
    顿时，审讯室里一片叱责和罟骂之声，一张张脸庞都让仇.恨和敌意给扭歪了。其实他们相继对我施行的这一套，我早已习以为常了。他们不仅对着我大声叱斥，还将我像踢皮球那样推来搡去，从这个看守这儿推到那个看守那边，以示对我的嫉恶如仇。我想努力将身子站稳，无奈只觉得头晕窒息，气都透不过来。未及回过神，猛地一年轻看守一把抓住我棉袄的衣领把我往他身边拉去，我清楚看到，他那双眼睛里，闪烁着虐待狂的快感。随后他又咬牙将我用劲一推，以示对我的刻骨之仇。我摇晃着往后打着踉跄，一下撞在墙上，顿时像只米袋那般沉甸甸往下倒；不及触地，他又一把将我衣领抓住往前一拎，接着再向墙上推去，如是重复了几次，轻松又熟诸。同时，其它看守在一边不停歇地高呼口号。这时，我已迷糊不清了，只觉得耳朵嗡嗡作响，头像开裂般疼痛，全身痉挛发抖。这时只觉得胃里翻腾了一阵后，我禁不住就呕吐了。我的呕吐物喷溅在其中一个看守的手和袖口上。他勃然大怒，一把将我推到犯人的座椅上，对着我暴跳如雷。我的心就像要跳出胸膛般地咚咚作响，气都缓不过来。我只好坐在椅子上闭着双眼，希望自己能慢慢平息下来。蓦地，我脸颊上挨了个耳光。一个女看守声嘶力竭地叫着：“你交代不交代？”
    另一个巴掌又刮在另一边，几个人同时向我吆喝着：“交代吗？”
    我紧闭双眼瘫坐在凳子上，对他们不予理睬。那是我唯一能保护自己的办法了。
    这时，又一个人从我背后一把抓住我头发，狠命将我，的头往上一扯，我被迫仰头一看，只看见他们五双焦躁的眼睛直盯着我。看来，他们真以为，只要对我施加武力，就可轻易令我就范。但我却以为，凡那些惯于施用残暴手段者，他们自己太相信残暴的威力了。但这些看守们实在也笨得可以，他们对我已日夜监视了好几年了，对找竟还是没有很好地了解。不过不管怎么说，他们这不过只是在执行他人的指令而已。
    那个军人女看守，过去曾好几次与我过不去，现在对我说：“怎么，你准备交代还是再受罚？”
    见我缄默不语，她又刮了我一个耳光，把我两臂反扭至我的椅背上，那个刚才将我连续向墙壁撞去的青年男看守，即抓住我手腕扣上了手铐。
    “这手铐是惩罚你的不肯配合，一直要戴到你准备交代为止。唯有到那时我们才会把它拿掉。假如你现在交代，我们现在就拿掉。假如你明天交代，就明天拿掉。一年不交代，就让你铐上一年。假如你永世不交代，那你就带着它进坟墓吧。”那军人女看守说。
    “想想看，想想你现在的处境！”那男看守吼叫着。
    “假如你现在交代，我们即刻就把手铐除掉，你可以回牢房去。”另外一个女看守说。
    “怎么？准备交代吗？只要说‘同意’两字，我们即刻就把手铐拿掉。”另一个看守说。
    “说！说呀1”他们同时对着我叫嚣着。
    我对她们几个人看了看，用微弱的声音回答着：“我没有过错，我没有什么可以交代的。”
    “说得大声点！大声点！”他们嚷嚷着。
    尽管我说得很轻，但我想他们其实每人都已听清我说了些什么。只是在外边走廊里，肯定也还有人在监听，他们要那个人也能听到我的回答，所以才要我说得再大声点。我背朝墙坐着，看不到身后的小窗是否还开着，但他们刚才在将我推来揉去之时，我已注意到，他们总不时要往那边瞟几眼。
    我挣扎着，放大声音清晰地说：“我没有罪，是你们犯了错误了。我没有什么好交代的。”
    背后的小窗“砰”一声关上了。过了一会，那几个人才开门把我带出去，可能他们这是让小窗后的人有充裕的时间离开而不致被人撞见。当我起身时，那个军人女看守走到我身后，将手铐收紧了几道轮齿，如是刚好环着我手腕。
    这时，风雪更猛烈了，大雪纷纷扬扬，从黑沉沉的空中密层层地飘下，北风呼啸、狂号着。我刚刚跨出审讯大楼时，一阵迎面而来的寒风差点将我刮倒。那看守吩咐着：“跟我来。”
    他没有把我带回女监，而是引向监狱另一边的一座小楼。他打开房门，拉亮了一盏黯然的电灯，我发规这里此监狱里其它各处更冷僻空寂。地上和墙面，积了厚厚的一层尘垢，在我们穿过甬道时，蜘蛛网从天花板上直吊下来。那看守打开其中一扇小门对我说：“进去。
    房里一团漆黑，我等着他开灯，但他却一待我进去就即刻把门关上，随后站在门外问我：“你打算交代吗？”见我没有睬他，便上了锁转身就走了。
    我呆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室里，也根本无法知道自己究竟是在哪儿。阵阵令人恶心的霉腐气冲鼻而来。后来我才发觉，这个囚禁我的小房间里根本没有窗，只有在门下，留有一道隙缝，颤颤摇摇地渗进一条细细的光柱。待我双眼习惯了这里的黑暗以后，才隐约看见地上放着一块布满灰尘的木板，房间一角也是一只水泥制的马桶。这间屋子至多只有五平方英尺，我所站之处，是屋里仅有的一方空地。蓦地，一样什么软塌塌的东西掉在我前额，我吓了一跳，恐惧万分。因为我双手被铐在身后，无法把额上的什么拂掉，我只好猛力把头一挥，那东西又落到我脸上，然后又落在我棉袄上。在这里，我想连小飞虫和蚊子也是难以存活的，这可能是天花板里的蜘蛛。
    我的心还在剧烈地咚咚跳着，虽然室内恶臭难忍，但我还是尽力作着深呼吸，尽量让自己镇静下来。我在木板上坐下，在黑暗中往四下打量了一下，幸好这里没有类似血迹，大便或呕吐污秽之类。我感到很困倦了，就把头靠着膝盖闭上双眼。关在这个水泥盒似的地方唯一的优点，就是这里没有窗，因此寒气和朔风都刮不进来，要比我原来的那间囚室暖和多了。
    这次上铐的手铐与过去所戴的不一样。我用手指尖感觉了一下，只觉得这次的比过去更重更厚，且边缘不是带圆而是带方的。这时，我的手已感觉发烫，手指僵硬。我只好尽量在可能范围内，不住轮番活动着双手。
    “你准备交代吗？”
    突地一个人在讲话，把我吓了一跳。那看守是否一直站在门外，还是刚刚回转来？我怎么一点也没听到？
    我全身已极度衰竭，连开口的力气都没有，所以我也没有睬他，依旧将头伏在双膝上养神。我尽力设法忘掉自己眼前的现实，而回忆着昔日的快乐时光。但这实在太困难了，因为那残酷的现实是那样不可避免地紧紧箍着我，令我根本无法摆脱它哪怕一秒钟。
    看守们不时过来重复着同一个问题。我静听着他们的脚步声，有的是蹑手蹑足，有的则是跨着大步，在他们把大门猛一打开时，我能听到外面西北风的怒吼，以及他们抖落身上的雪片的蹬脚声。我想他们是来看看我有无屈服于这种新的囚禁形式之下。有的人问过我后，再挨了一会才走；也有人干脆不待我回答，问过后扭头就走了。
    除了那些看守们进进出出之声外，其它时间则可谓万籁无声。那天，整幢楼里大约只有我一人呆着，假如还有其它犯人的话，我想肯定能听到叹息声和呻吟声的。
    我也不知自己在那里坐了多久。在这样一间彻彻底底与世隔绝的伸手不见五指的室内，时间对我来说，已是另一番意义，或者说根本就是毫无意义的。我只觉得两腿僵直，头部疼痛不已。在这过程中，看守们一直没断过对我的窥视。我尽力克制着自己不在室内来回走动。直到看守们关上走廊里的电灯离开时，我估计他们下班了，又待了一会，我才慢慢站起身子。在这里实在无法踱步，因为一丁点的空隙都没有。我怕如此黑咕隆咚，会一下撞在那堵污秽不堪的墙上，因此我只是稍稍舒展一下两条腿，活动一下筋络。两条手臂长时间一直以同一姿势给反铐在背后，以致阵阵发烫发胀难受之极，我只好不住将双肩上下交替耸动着来解除一些痛苦。
    站一会后，我复又坐下，将头倚在双膝上闭目养神。这样我竟睡着了。或者说，在轻声祈祷着时陈噱陇陇地打了个盹。随后我又站起身，做一下自己发明的那套操。开始时我觉得一点气力都没有，动都不想动一下。但我还是强迫自己必须作这种简单的操练，因为这是保证活下去的最好方法。过去我好像还不曾因禁闭隔离而有恐怖之感。但现在我发现，自己十分紧张，觉得有点透不过气来，总好像四面的墙壁在朝着我压坍下来。为了驱走这些恐怖之感，我干脆站起来，尽力在这巴掌大一块的空间活动着我的身子，并且竭力调整呼吸，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
    摆脱恐惧的最好办法是增强自信，哪怕只是四方活动一下身子也会感觉得好受一些。要是我一味坐那儿垂头丧气，胡思乱想，最终只会使自己陷入手足无措的困境之中。自然饥饿也在折磨着我，还有口舌干渴，但我一想到那个布满灰尘、污秽不堪的水泥马桶时，则宁可什么也不下肚，免得还要去动用它。
    这一个夜晚，真可谓之为茫茫长夜。我更有那种感觉，似乎自己已被深深地埋葬在一个地下水泥盒里。两只手还是一阵阵地发烫肿胀，手指都捏不成拳了。眼前我唯一的财宝，就是这一双手了，我为此万分焦灼，我怕这些残暴无情又毫无常识的看守，为了在我身上能捞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会在漫不经心中将我整得致残。一些极左分子，往往会为了在政治运动中完成他的任务，就偏左地执行命令，不顾有可能会造成的种种恶果。因为他们已经过长期的政治训练，已经是毫不犹豫地，而且还要雷厉风行地执行极左的指示。怯懦、延误或犹豫，都对他们不利。因此，他们往往总会把事情办得“矫枉过正”一点。因此如果受害者被整得太甚或致病致残，那就是很倒霉了。我几次见过这样的事。手是最最要紧的，要是我的手废了，那么文革结束后，我怎么生活呢？
    我逐个触摸着每个手指，觉得还好，它们尚有知觉，就是肿胀得厉害。我不知道这手铐还要给铐多久，也不知道如此不吃不喝可以维持几天生命。记得一篇文章里说过，入可以连续五天到七天不进食。但我的体质现在这般虚弱，可能五天以后对我就已经不行了。不过不管怎么样，廿四小时总算过去了。在那段时光，我倒一点没为自己的生命担忧过，却只是担心自己的两只手。怎么办呢？用什么法子才可以将我的一取手保护下来呢？我想两手肿胀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那手铐给紧紧地扎箍在我手腕上，一点空隙都没留，如是血脉不畅就引起了肿胀。那个军人女看守扎紧我的手铐，是故意的。假如她不把手铐拧紧，让它像原先铐上那样，我的手是不致于给弄成这样的。起先那个给翻扣手铐的看守并没给我把铐子扎紧，可能他只是受命给我扣上手铐而已，并没命他要把手铐箍紧。如此看来，如果遇上一个还比较好讲话的看守，或许他会肯给我放松一下手铐的。我决定明天待看守进来时，就给他们看我的手，并要他们把手铐给放松一点。
    总算一束光线又从门缝底下射进来，一个看守挪挪擦擦地走过来了，我站起身子。
    “你准备交代吗？考虑好了吗？”那是一个男看守的声音。
    “我想跟你谈谈。”我说。
    “好！所以说，最后你还是愿意交代了。”
    “不，不是关于交代的事，是有关我的手。”
    “手？你的手怎么啦？”
    “它肿得厉害。这手铐太紧了，你是否可给我松一下？”我问。
    “你现在觉得不舒服了吗？那好呀，你为什么不交代呢？你只要一交代，手铐即可去掉。”
    “你现在能否给我松一松呢？”
    “你为什么不向别人学学，快点交代呢？是你自己要戴上手铐，还嫌手铐什么呢？”
    “请你看看我的手，它肿得厉害。”
    “我没权这样做。如果你决心交代了，我就开门把你带出去，我所能做的就是这些。”那看守说。
    “你不可以向你上级汇报一下，我的手已肿得很厉害了吗？”
    “不行。如果你决定交代，我就把你带出去。”
    看来再与他争下去也无济于事，我复又坐在那木板上。
    “你准备交代吗？”他又问了我一次，我没有回答。他又等了一会，然后就走了。
    在他看来，我的双手发肿并不是什么非常之事，当然他知道，这是因为铐手铐的原因。看来，过去已经有人挨过这种刑罚了。后来，他可能向上级汇报了，我在担心自己两只手，而他们却认为我动摇了，更故意迟迟拖延着不给我松手铐，以借此威逼我交代。反正我已肯定，要求看守松手铐是毫无希望的，我只有祈祷上帝来保佑我双手。
    “过来！”一个女看守的声音。
    我一站起身，就已经是贴着门口了，心里疑惑着她怎么突然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我是来做你工作的，”她用一种正常的语调说，好像是在与她自己的同事说话，而不是习惯上用以训斥犯人的那种粗暴声色。“你又不傻，为什么不放聪明点快点交代呢？为什么这样自讨苦吃呢？”
    我沉默不语。
    “你在为你两只手担心，这是可以理解的。手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十分要紧的，尤其对知识分子来说，因为写字必须是用手写的。你一定要保护好你的手，不能让它们受伤。其实那又不难，只要你答应交代就是了。”
    我还是沉默不语。
    “他们已经说过了，永远不会松掉你的手铐直至你答应交代为止。他们讲了是算数的，而且肯定也会这么做的。要知道，无产阶级专政可不是说着玩的。”
    我依旧不出一声。
    她等了好一会，然后说；“好吧，把我的话好好想想。我这是好心劝你，我也同情你，把我所说的再考虑考虑，”
    听着她的脚步声渐渐远去了，我重又坐下。
    我生自己的气，直骂自己真是太蠢了。怎么会一时异想天开，想到他们会给我松手铐呢？现在我已暴露了自己的缺口，让他们高兴了，以为我会因为担心两只手而有可能屈从他们。我对自己说：“忘掉这两只手。假如我残废了，就让它残废吧。世上有许多名人都是双手残疾，或者根本就没有手。”记得—九五一年与丈夫在荷兰时，曾买过一幅油画，它出自一位在两次大战时失却双手的退伍军人所绘。据说，他是用足趾握着画刷作画的。我一直珍藏着这幅画，认为这是人类的毅力和智力的象征。遗憾的是，它已毁于红卫兵抄家。但这位我从未见过面的艺术家，此刻却给予我勇气和力氇，帮助我克服了有可能失却双手的恐惧。
    那个女看守帮着一帮人来了，一个个七嘴八舌地耍着两片嘴皮子，给我讲解服从无产阶级专政和彻底交代的种种对我有利之处。现在他们知道了手铐令我十分不好受，并且我在担心两只手有可能会给毁了，所以这次他们不急着离开，而是呆在门外，耐心地等着我回答。而我长时间滴水未进，粒米没入，且又没好好睡眠，因此浑身无力，近乎虚脱昏厥了。只觉得肠子阵阵痉挛抽筋，疼痛得都要直不起身了。但我还是坐在木板上，将头靠在膝盖上，等着他们离开。
    那一天的时光似乎给粘住似的，特别冗长，我耐心等着他们的“下一道菜”。终于，门打开了，一个女看守的声音：“出来。”
    院子里那股彻骨又清新的气息，顿时让我精神一振，犹如一道生气勃然的波涛迎面打来，我竟可以支配着那颤抖不已的双脚向前迈步了。看守又将我带到昨天挨过打的那间审讯室里。
    那个女军人看守和给我上手铐的那看守，大大咧咧地坐在高台后面审问员的位子上。进去后我向毛泽东像鞠了躬，那女看守让我自己选背毛泽东语录。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说。这一段是我头脑里首先闪现出来的语录，用在眼前，倒也十分恰当。
    “那段语录不是给你这种人用的，那是毛主席对革命英雄说的。”那个女看守恼火地说。
    但看来他们也不打算再追究了，也没让我再背其它语录。如果他们再要我背语录的话，我已准备好了，就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一段。
    “你现在在想什么？”那男看守问。
    “不想什么。”我回答。
    “别装腔了。你在担心你那双手，你想松开手铐。”他说。
    我什么也没开口。
    “首先你得想想，你怎么会铐上手铐的？这完全是你自己造成的。我们并没有给这里每个犯人都上铐，是吗？当你觉得上了铐不太舒服时，你就要想想为什么才铐上手铐的？只要你交代，手铐即刻就可以去掉。这完全由你自己掌握。”那男看守说。
    “你到底打算交代吗？”那女看守问。
    见我不作声，她火了，大声叫道：“你自己在找死，我想你是活得不耐烦了。我还从不曾见过你这般顽固不化的犯人。”
    “理智一点吧。你难道不想保护自己？真是实在太蠢了。你这是在鸡蛋碰石头，不会有好下场的。”那个男的又说。
    要是早在一二年前，我可能还会反唇相稽以求一快，但现在，我实在太疲乏了，而且病病歪歪的，再也提不起精神与他们斗了。
    他们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还越过我肩头往我身后的小窗眼里询问地一望，随后就站了起来。
    “把她带走，带走！就让她带着花岗岩头脑见上帝去。”那男看守声嘶力竭地叫着。
    一个共产党监狱的看守竟会提及上帝，真让人感到有点摸不着头脑。其实，这句话来自毛泽东著作。毛泽东认为，共产党的目的是改造敌人而不是要消灭他们。但他随后又补充道：“假如有人要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那也由他们去。”自从这籍文章发表后，“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常被用来形容抗拒改造，不肯接受共产党观点的人。
    一个看守打开了门，我虽然感到头重脚轻，却还是竭力放稳脚步跟着他走出去。外面寒风飚飕，像刀割一样刺过我的棉衣，砭入骨髓，我不禁打了个寒噤。看守将我押回女牢。在走过女看守们休息的那间小屋时，我看了一眼里面的钟，方知道我在那水泥盒里，已禁锢了有将近廿四个小时了。
    看守打开我囚室的门对我说：“继续在这里受罚。”
    前一天在罚被召去受审时，开水刚送到，我刚刚来得及往我那只绿色的瓷杯里灌好水，就给匆匆唤走了。现在，那杯水还在这里。我俯下身子，用牙齿咬住杯盖上的球形捏手，把盖子揭开置在一边，再用牙齿咬着杯沿慢慢地蹲下身子，吮吸着把水灌入嘴里，就这样秘喝了很多水。随看我叉走到那水泥马桶边，背朝着它，低俯着身子用反铐着的手把马桶盖揭开，竭力勉强地打开了西装裤上的拉链，这样，我就可坐在垫着我自己用两块毛巾做成的有座垫的马桶上小便。但待我再勉强挣扎着把手侧向一边去拉上拉链时，手铐上尖利的牙齿割开了我腕上的皮肉，令我感到一阵钻心的痛。
    我坐在床沿上，冰窖似的囚室越来越冷，但这个我已日渐适应了的囚室，不像廿四小时前所置身的那个水泥盒子那般肮脏和闷气。下午送饭时，那送饭女人像往常那样，把那铝饭盒从小窗洞里推进来。尽管我已十分饿了，但也不得不把它退回去，因为我两只手给紧紧箍在背后，实在不知道该怎样进食。
    没有人问我还愿意不愿意交代，但我知道他们一直在注意着我，因为、我经常听到有看守在窥孔里张望。
    是睡觉的时候了。看守逐门逐室地命令犯人们该上床了，轮到我囚室时，她也是漠然地，以与平时一样的声调关照着：“去睡觉。”
    我背对着床，用手拉开卷着的被褥毛毯，尽力把它们铺好。虽然我花了不少时间来进行这道工序，但对一个长时间粒米未入的人来说，没有精神意志，是完成不了这项工作的。终于，我做完了，然后我躺在床上，起先，我侧着身子睡，把全身重量集中在一边肩膀和手臂上，但这种姿势非常不舒服，手臂酸疼难熬。我只好又把腹部抵着床面俯卧着，又发现这种姿势在硬板床上简直无法忍受，因为这样一来，全身的重量都集中在胸口，气都透不过来，因此只得再变更姿势。但任何姿势.都无法让我盖上被褥，牢房里又是这般冰冷彻骨，在我双手反扣在背后，就这样一刻不宁地，被迫像个杂技演员般做出种种不可思议的动作，我的身子一直冷得直打哆嗦。最后，我已认定躺着是无法入睡的，只得设法坐着睡。我屈起双脚横坐在床上，将背脊靠在贴着手纸的墙壁上，然后闭上双目，希望哪怕能打个盹也好。
    那一晚真是冷，窗玻璃上冰花满布，窗槛上堆积着厚厚的冰碴，连同室内那盏微小的灯光，似电冷得缩了形，透过那仿佛已凝住了的寒气，有气无力地闪着惨淡幽寂的冷光。我每呼一口气，即刻在空气中凝成一团雾气。我激烈地打着哆嗦，两腿两脚已冻出了冻疮。为了给自己增加一点睡意，我只好不时下地在囚室里踱步兜圈子，以加速我四周的血液循环。那沉重的镣铐曳着我双手沉沉地往下坠，我只好用手指尖扼着它减轻一点重压，一边在囚室里慢慢踱步。手铐似越来越紧地箍扎着我，我双手就像火烫似地感到阵阵灼烧。这样走了一圈，又觉得非常疲惫，只好又坐下休息。但坐着又太冷，再重新起来踱步。可能只在刚才倚墙坐着时，我或许睡着了一会，其它整整一晚，我都无法合眼。这是一个怎样茫茫无尽的悲惨难熬的长夜呀！
    然而不管怎样，世上一切事物，无论好事还是坏事，总有一个尽头。我总算看到东方发白，曙光悄悄滑入室内，看守们开始在逐个囚室外吆喝着：“起来！起来了！”
    不久，那送水的青年女劳改犯，将水壶嘴从小窗洞里塞进来，来送日用水了。待她没见我送上脸盆时，就从小窗洞不解地往里张望了一下，我将身子转过一点，让她看到了我的手铐，她慌忙把窗一关就离开了。
    即使如此，无法洗涤封我来说也没什么。我也能够从背后用手把杯子搁到小窗洞上，接过饮用水，然后用牙齿咬着杯沿慢慢俯着身子使水能注入嘴里。但我早已空空然了的肠胃却已经在痉挛作疼了，光喝白开水已经不能解决问题，双手又灼烧得这般厉害，这一切真令我坐立不安，都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到了第三天，肚疼却奇迹般地过去了，但身子却是非常虚弱，视力也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了，听觉也衰退了。
    那天夜里，我还是坐在床上，背靠着墙壁，两手互相交叉着顶住镣铐，以尽力减轻一点它们的分量。虽然冻得直发抖，但我再没有一点力气下床行走，以增加一点暖意了。
    待大家都睡下后，只听见那小窗洞给轻轻打开了，然后有人在窗口哑声说：“过来。
    我以为又要来逼我交代了。但她的声音是那样低，好像是要悄悄地跟我说什么而不愿让他人听到。
    我强提起精神挣扎着走到小窗口，看到那个年龄较大的女看守，正俯着身子看着我蹒跚地走过去。
    我刚来这里时，就觉得这个看守是最有人情味的。我还注意到，她迈步的样子，像是缠过脚的。缠脚的陋习，直到卅年代，还在中国的穷乡僻壤流传极广，凡缠过脚的女人即使再放开来，也不会恢复天然的形状而导致终身残疾。这个看守不是本地人，听口音像是北方人。我想她一定是随着共产党军队南下时，解放出来韵农村妇女，然后加入了革命队伍，从而成为共产党员。她比较实事求是，不喜欢像其它看守那般对犯人恶声恶气的。每当寒潮来袭时，逢她值夜班，我总是听到她把储藏室里的被褥拿出来，借给被子太薄的犯人御寒。上次我因缺乏营养而昏厥时，就是她带我去医院，要求医生给我签发供给额外米饭的证明。因力那阵，就是那些激进分子要减轻我的配给定量以对我施加压力。所以我想，她不会属于极左分子那一派灼。
    “你为什么不吃饭？”她问。
    我想：“她怎么会问这么一个问题？难道她不知道我已铐上手铐了？”
    “要知道，不给你去掉手铐的原因很简单，是因为你这样不能吃东西。如果你饿死了，正好就可给定上反革命之罪。这是犯人死于问题尚未解决以前的一般处理方式。”她接下去说。
    “我不知道不用手，怎么可以进食。”我说。
    “这不是没办法的事。你用心想想，就会有办法的。你不是有个勺子吗？”
    看来她很同情我，也很关心我。我想请求她替我松一下手铐，因为如是紧箍着双手，实在太难受了，也令我忧心忡忡，以至这件事一直占据着我整个思想，再无暇顾及其它种种了。
    “我的手肿胀得滚烫，令我全身都痛苦不堪。是否请你帮我把手铐松一松。”我恳求着。
    “我没有钥匙，它由专门领导保管的。明天试着多少吃点东西，吃点东西后，就会感觉好受一点的。”她说。
    一阵寒风从走廊那端穿进，说明有人开门进来了，她急忙把小窗轻轻关上就走了。
    回到床上细细一想，觉得那看守是对的。我必须试着吃点东西下去。死本身并不可怕，真正令我感到恐惧的，是担心我的思维方式会混乱不清了，这样就有可能会令我在神志恍惚中往一些文字上签名。但如何才能不用手进食呢？那看守说要我好好想想，有办法的。她还提醒我有一个勺子。我向那“桌”上瞄了一眼，目光先落在那把塑料匙子上，随后又落到那一叠析得整整齐齐的，我已洗涤干净的毛巾上。我开始有了主意，决心等饭菜送来后试验一下。
    那看守说过开启手铐的钥匙不在她那儿，而是由某个领导保管的，看来要想放松手铐是不可能的。我必得想法先减轻手铐的压力，因为它不仅仅将我双手沉甸甸地往下曳，还似乎把我的肩关节都给拉出臼了。我背对着床，好不容易把被褥卷起来，然后再把铺盖卷挪到墙边，我就背倚着墙壁坐在被窝前，将双手搁在柔软的被褥上，这样手铐的分量减轻了些，顿时全身松弛了一些。
    因为有了新办法可以对付眼前的困境，我有一种绝处逢生的喜悦，尽管饥饿、严寒和疼痛还在折磨着我，但那茫茫长夜好像不再那般冗长和无尽无止了。
    天亮了，当看守在催犯人起床时，我站起身子，想伸展一下两腿，同时想用指尖扼住那沉重的镣铐，这时，我十分惊恐地发现，手上沾着些发粘发湿的东西，待我回过头去一看，发现我搁手的被窝处，沾着斑斑的脓血。看来，那手铐已磨破了皮肤，深深嵌进肉里了。我吓了一跳，真怕就此会使两手报废了。但我也明白，对这件不幸之事的发生，我是无能为力，无法避免的。
    当送饭女人把一盒饭从小窗洞里送进来时，我走过去，将背对着她，她把饭盒塞在我手里。我又把它带到“桌”上，然后背过身子取了块干净毛巾铺在“桌，上，随后拿起那把塑料勺子把盒里的饭掏松。上海的米是粘性的，饭很容易给粘在盛器的四壁，得用力用勺子把它们挖下来，然后把米饭与青菜一起倒在毛巾上。每一个小小的动作，都令手铐陷入皮开肉绽的疮口，浑身就像撕心裂肺般地疼，疼得眼汨都淌下来了，我真想停一会让自己缓一口气，但我还是坚持使劲把米饭从饭盒里往外挖，待挖了相当一部分后，我就回过身子，像动物一样，把头俯在毛巾上吃着饭。
    就这样我啃了几口饭。当那女人来收空饭盒时，她也不催我，只是站在窗洞外看着我费劲地把饭从饭盒里挖出来。因为双手疼痛难忍，我又怕伤口感染，因此我的动作十分迟缓，每挖一下，都要深深迸着气。但那个女人毫无怨言，只是静静地等着，而往常，她总是要匆忙地催犯人快些把空饭盒送回的。在我强忍着痛楚的眼泪时，心里还在怀疑着，进食真的能起什么作用吗？但我的手还是继续动作着，因为，我一定要活下去。但待我已差不多挖了一半后，已无法再坚持下去了，我只好背着身子，用受伤的手将饭盒从小窗洞里推出去。
    待下午那顿饭送来时，我发现那个女人，已为我把饭扒松了，我只需往毛巾上一倒就可以了。
    我居然还能进食，这似乎激怒了那些极左分子。因为许多看守都到小窗洞口来威胁我。但他们却从不提及“手铐”这个字眼。可能他们不愿其它囚犯知道这件事。她们还是不停息地逼我交代。虽然能吃饭后，自感好过一点，但行走仍感困难。也说不清为什么，总觉得那手铐也影响了我的下肢，与双手一样，我觉得两足也在发烫作疼。我的鞋一下子显得又紧又窄，令我很不舒服，幸好是布鞋，我只好把它像拖鞋般拖着穿。因为双脚已难以支持我那瘦削的身子，因此我走路都是摇摇晃晃的。被窝上的脓血越来越多，因为手腕上的疮口，被镣铐磨擦得越来越严重了。也不知是天气骤然回暖了还是我在发烧，反正我已不觉得泠了，只是双手稍微一动作，或蹒跚着在房里行定时，全身就是一阵剧烈的疼痛。
    一天，当我在小窗洞取饮用水时，那双扣着手铐的双手抑制不住颤抖得厉害，差不多一半水都给泼在我棉袄和裤子上。
    “你的手不行了，上边不了解。你为什么不放声大哭？如果你不哭，他们是不会知道你的手已弄成这个地步了。”那个送饭的女人在关窗前，匆匆对我低声说道。
    虽然一般来说，中国人总是习惯不在众人前流露感情，假有时在丧礼上，为了表示哀悼，或者出于对无法左右的死亡的抗议，却总会放声嚎哭。我每每看到有人放声大哭，总觉得十分不安，就像看到有人被剥去衣衫而裸露着身子似的。我们自幼就接受了要抑制自己感情的教育。记得为了不轻易掉泪，我作了长年努力来锻炼自己的意志。这样渐渐地，我已把哭泣视作为软弱无能韵表现了。我怎么可能就因为我的手要致残了，就放声大哭以引起他人注意呢？我坚决反对这么做。第一，是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放开嗓门而可以发出那种嚎哭之声，这实在太幼稚，且不文明。其次，我不愿做任何表示求饶的事。“上面的人”既然命令要给我扣上手铐，我就承受吧。他们以为让我承受苦难，最终会令我屈服，作出不合事实的假交代来使自己解脱，那么对他们最好的报复，就是丝毫不流露出痛苦之状。所以我不同意那个送饭女人的劝告。
    这样又过了几天，那副手铐已开始影响到我的思维了，可能它们已影响到我的神经功能了。我常会神志恍惚，有时竟会忘记自己究竟身处何方。我己记不起，我是哪天开始上铐的。生活，似乎只是一条布满钻心的疼痛和苦难的漫长之路，我只有尽力迈着沉重的步履，沿着它艰难地跋涉攀越。
    在我的意识尚清醒之时，我就试着用简单的数学运算来锻炼自己的思维，一再重复着：“二-加二等于四，四加四等于八，八加八等于十六，十六加十六等于三十二……”但仅仅一会儿，我的思维又乱了。看守们依旧踱到我上锁的牢门边，但他们的话语，在我仅是一串毫无意义的声响，激不起我任何反应。
    又过了几天，我已衰弱得无法挣扎到窗台边去领饭和水了。我想告诉她们我不要了，但这几个字究竟有无吐出口，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可能那个厨房女人在劝我吃和喝，但我却听不到她的声音，只觉得她像老在窗台边等候着什么。大部分时光，我都觉得自己轻盈欲飞，好像在一个十分缥缈的远方，对四周一切毫无觉察。就这样昏昏沉沉，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地拖了一阵，终于完全失却了神智。
    待我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躺在污秽不堪的水泥地上。
    ‘“起来起来1”一个男人在我身边大声喝叫着，“别装死，就这样你也混不过去。”
    我的双手还反扭在背后，但已经没有手铐了。
    “起来，快起来1”一个女人的声音在附和着他。
    我定了定神，打起精神张眼一看，发现那个女军人看守和给我扣手铐的青年，都站那儿俯首看着我。囚室的门洞开着，女军人看守的手里，拎着那副从我手腕上脱下来的沉甸甸的钢质手铐，上面已凝积着一层脓血。可能因为看着恶心，那个女军人看守只用两根手指抓着手铐的链条。
    “别以为你的问题已解决了，我们自有办法让你头脑清醒过来的，你们这些胆敢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家伙，我们不会轻易放你们过关的。”那男的说。
    他们离开时，那女军入对着躺在水泥地上的我，狠狠地踢了一脚，然后把门关上走了。
    我依然躺在地上，动弹无力。虽然手铑已去掉了，但周身疼痛灼热。我艰难地将左手臂慢慢移到前面，我的目光刚刚触到自己的手，立即又闭上了，因为我的手实在太可怕了。又过了一会，我坐起身子开始细细打量着自己双手，我发现它们肿得厉害，一直肿到肘弯那儿，沿着手腕一圈，手铐已深深割出一道口子，脓血还在不住往外渗，手指甲都已发紫了，就像快要脱落似的。我摸了下手背，觉得皮肤木木地，已毫无感觉了。我想弯曲一下手指，但一个都动不了，因为它们一个个都粗得像胡萝卜一样。我只有暗暗祈求上帝帮助我早日恢复双手，让我还可以使用它们。
    又过了一会，我想站起身子，但我得咬牙迸住不呼痛，因为我的脚已痛得无法支持住自己的身子了，幸亏床离得很近，我竭力靠着它让自己站立起来。我发现羊毛袜已被脓血粘在脚板上，待我用肿胀麻木的手指把袜子揭开后，发现我的脚也肿得吓人，每个脚趾下都长着个大水泡。我的袜子没法脱下，因为有些水泡已破了，千了的脓水把袜子粘在我脚上。我不能走路，就是因为还有几个水泡没有破。显然，我十分需要消过毒的如缝衣针一类器具来把水泡戳破，让里面的脓水流出来。为了预防手腕的伤口感染，我还需要一些绷带和消炎药。我的脚一触地，即刻就想坐下，因为两脚痛得像火烧一样.实在难以忍受。但我坚持着不让自己坐下，宁可痛得浑身颤抖我也站着，我想应该在囚室里活动活动，这对我浮肿的双腿有利。我先慢慢向前迈开一条腿，这祥移了两英寸左右，再把全身重心慢慢移往另条腿上，随后再把另一条腿也往前拖二英寸，如是终于把自已的身子拖到门口，我倚在墙上唤看守。
    “报告！”我的声音很微弱，但门上的小窗立即打开了。那看守原来一直就在门外，从窥孔里暗暗监视着我。
    “什么事？”
    “我想请一下医生。”
    “什么病？”
    “我的手腕和双脚都受伤了。我需要些药水和纱布。”我解释着。
    “医生不给受过罚的犯人治病。”看守声明。
    “那你能给我一些消炎药或红药水吗？”我知道在看守的小房间里备有这些药物的。
    “不，不可以。”
    “这样伤口要感染的。”
    “那是你的事。
    “我可以要一卷纱布包扎一下伤口吗？”我将两只肿胀的手举到窗口给她看，但她却偏过头不愿看。
    “给我一些纱布好吗？”我又问。
    “不给。”
    我火了。“你就没有按照毛主席的要有革命人道主义的教导办事。”我说。
    “革命人道主义不是对你而言的。”她说。
    “对，它不是对我而言，因为我不是共产党的真正敌人，我又没做过任何反政府的事。即使对日本侵略者，我们也执行革命人道主义，毛主席著作中都提到过，在战争时期，共产党还给日本受伤俘虏药物、绷带呢。”我讥嘲地说。
    “看你这腔调，还那样嘴硬，死不悔改。你没有从吃铐予中接受教训。大约你铐手铐还未铐过瘾吧？你再这样嘴硬，我还要清你吃铐子。”她对我威胁了一番后，就回自己办公室去再也不见出来了。我知道她个人是无权决定再给我扣上手铐的，她不过是摆摆威势，吓唬吓唬我而已。而她。也明白我知晓这一切。
    看来，除了靠我自己来处理疮口外，别无他法了。我唯有祈祷上帝，赐我智慧和抵抗力，避免伤口恶化发炎。我慢腾腾地拖着双脚挨到“桌”边，喝了点水，接着，就听到那送饭女人推着那辆装了两大桶开水的车，隆隆地响着走来。我候在小窗洞边，待轮到我时，她很大方地往我杯子里灌满了热开水。我把热开水倒到面盆里，开始用一块干净毛巾给自己洗涤伤口，将脓血冲掉，再用这已满是脓血的水洗了脚。皮肤触到热水，十分舒服。虽然我也很想喝点热开水，但我认为清洗伤口，比喝水更重要。
    我坐在床边晾着双脚，一边想着怎么弄到些旧布来包扎一一下伤日。在监狱里呆了这么几年，仅有的几件衣服都已穿破了，而这些破衣服又给我撕了再去补别的衣服了。正巧我目光落到绳子上晾着的枕头套，那还是我被提去受审时的早上洗的，看，样子，它早就干了。那是我唯一的枕头套。我想我可用它来做包扎布，至于没有枕头套也不要紧，可以把枕头放在被单下睡觉。翻伸手想把绳子上的枕套取下来，但令我十分沮丧的是，我的双手还不能举过自己肩头，触不到那枕套。可能因为双手给反铐在背后的日子太久了，关节处已经麻痹了。我想应该不对锻炼双臂令它早日恢复功能，但这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当前，无论如何要设法把伤口包扎好。
    那青年女劳改犯送冷水来了。我把面盆举在窗洞前，她慢谩把水倒进去，待她看见我颤抖着的双手已支持不住面盆的分量时，她就停下来了。里面总共还不到半盆水。我又往杯里倒了些饮用水，剩下的水就洗了脸。后来我又想梳梳头，但我的右臂根本无法拿着木梳触到头顶，我只好用左手托着右手臂的肘子，然后把头低下，一会儿将头转向这边，一会儿又将头转向那边，这样勉强把头发梳理了一下。我很想洗个澡，替换一下内衣裤，但又怕在这间寒气十足的室内洗澡会感冒，再说我已经太累了，而且没有洗澡水。
    那送饭女人又出现在小窗洞前，她将下午的饭递给我。饭盒里装了满满一盒米饭和煮青菜，当我把饭倒入自己的茶缸时，发现饭盒底里藏着两只白煮蛋。
    我自然不能对她的好心表示出任何谢意，那女人也不像往常那样再来开窗取回空饭盒。她只是在窗口像是很恼火地叫着：“你总归吃得那样慢！吃完了把饭盒交给值夜班的看守，我没那么多时间老在这儿等你。”
    我坐在床沿上，狼吞虎咽地扒着饭，觉得体内的元气，又开始恢复了一点了。吃罢饭，洗好杯子，我就起身用双臂进行操练。我迫切要令手臂可以触到那晾在绳子上的枕套，如是，我就可以用它来作包扎。我上下甩摇着手臂，每次都想把手举得更高一些，令关节肌肉再灵活一点。两脚虽然还是疼得厉害，但我还是咬牙坚持着，直到已再无力气了。稍事休息之后，我又重新锻炼。
    值夜班的看守来了，从小窗洞口递给我当天的报纸，然后又收回了我的饭盒。我看了看报纸的日期，这才知道，我只上了十一天的手铐，但这十一天的时光，在我竟觉得好像远远不止十一天，它是那般的漫长！这时，看守在催睡觉了。
    十一天来，这是第一夜，我可以用正常姿势入睡，但我还是无泫成眠。可能那紧箍的手铐已影响到我的神经功能了。我只觉得全身有一种灼烧感，疼痛难忍，无论哪一种睡眠姿势都令我疼痛不适，连被褥和毯子的分量我都承受不了。因为我全身发烫发热，因此一点也不觉得冷，就索性把毯子揭掉。我想找个适当的位置搁双臂双手，不至让上面的脓血弄脏被子，但事实上这无法办到。
    把这种特制的手铐紧紧扣在犯人手腕上的刑罚，在监狱中一度被广泛施用，有时还另外在犯人脚踝上再加一条链条。另外，还有将犯人扣上手铐后，再把手铐用链条缚在铁窗的栏杆上，令犯人无法离开窗口吃、喝，甚至上厕所。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令人的思维迟钝，摧残他的意志。在我自己被囚禁以前，那些身受其害的人及其家属，是不敢谈及这种事的。但现在我亲身有体会了，这令我成了他们的同伴，这样大家才彼此毫无顾忌以实情相告。自从人民政府宣布取消一切体罚之后，那些“极左分子”只是把这种刑法称为“惩罚”或“说服教育”的一种形式而已。
    我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努力锻炼，才将双手恢复到可举过头顶，又整整花上一年左右时间，才能将双手往上举直。经过治疗后，一些次要的伤口倒没有留下痕迹，但手腕上那道让手铐嵌得皮开肉绽、已伤及骨胳的疮口，至今还留下疤痕：这是我对极左分子和造反派的宿怨和仇恨永远留存的标志。待我的双手及手指最后可以运行自如时，手背的知觉仍未恢复，这种状况持续了有将近两年。我的神经功能受到很大的损伤，当我用针尖刺手背时，直到血都刺出来了，我还是丝毫没有知觉。直至今日，已过去十三年了，在寒冷潮湿的天气，我两只手仍会不时作痛。冬天里，哪怕在暖和的房间里，我还需要戴着手套上床。假如我用手洗涤过多，或打字或提过重的东西太久时，右手会突然变得一点力气都没有，握不住任何东西。我的右手受创伤较左手还要厉害，主要因为我的西式裤子拉链，都开在身体左侧。上厕所时，我要用力将手弯到左边，去拉上西裤的拉链。这样一来，手铐便更深地嵌进右腕了。说来可笑，一般市面上出售的女式西裤的拉链，总是开在右边的。但因为我的裤子都是特制的，因此，拉链是装在左边的。哪怕全国解放了，我也不改变，这已成为我的习惯了。要让那审问员了解到这一细节，那可又要成为我不愿改变旧生活方式的一个罪证了。
    我的一些朋友们在听说了我的遭遇后，也有人责怪我：“既然你已上了手铐，为何还要把裤子拉链拉上，这不是多了一道麻烦了？”确实，在那样的情况下，我完全可以不将拉链拉上。但我是不愿意这样的，我觉得这样太落魄太失体面了，这对我抗争精神不利。回忆那个时光，我竟还能从这种非人的迫害中活下来，主要靠的是连造反派也摧毁不了的我的抗争精神。
    总的来说，我的双脚还是恢复得比较快的。虽然在除了手铐后，还肿痛了好几个礼拜，但幸好没有留下终身残疾。待盼到星期天，我就借了一枚缝衣针，把水泡戳破，放出里面的脓水。这以后，我就可以慢慢在四处一跛一瘸地行走而不觉疼痛，直到水泡渐渐痊愈。
    就在我除掉手铐的那天早晨，看守通知犯人们操练了。我站在门口等着她，我想请假。
    “我可以请假吗？我的两脚都肿着，连鞋子都穿不进。当她打开小窗洞时，我对她说。
    她从窗洞往我两只脚扫了一眼，看见我只能把布鞋拖着穿。
    “这样就可以出去了。”她答道。
    “我怕从这里到操场这段路我走不了。我的脚很痛，这次我能请个假吗？”我再次要求请假。
    “不行，你今天非得去。每个人都要去。”
    她将囚门打开站那儿等着我。我每走一步，都像在刀尖上行走，疼得直打哆嗦，一步一步走得很慢。
    “请允许我今天不去了，行吗？”走了约有一码之远，我又请求着。
    “不行，一定要去。”她说。
    什么意思？为什么非要我去？难道今天有什么特殊情况吗？在我一步一步艰难地移着步子时，心里不住地转着念头。
    她耐心地跟着我，走出女牢。因为我的囚室在甬道的顶端，因此我总是楼下犯人中最后一个出去的。
    忽然那个女军人走到院子里：“你为什么走得这样慢？快点，我们不能老等你一个人。”她对我大声叫着。
    我继续慢步往前走，实在走不快。那女军人不耐烦地把我猛一推，我被推倒在路上，另一个看守将我拉了起来。
    “别装死。快走，快！你不能走得快一点吗？快一点。”她，对我咆哮着，一边向操场奔过去。
    “我实在走不快了，要是跌倒，只有更慢了。”我对另一个看守说。
    “没关系，尽量快点吧。”她可要讲理多了。
    终于走到了操场。通常我是一直被命在墙边一棵树下活动订的，但那天我却被令在一个正对着高耸看台的岗亭下活动。那里，有时是看守站的地方，他们站在里面往下监视着犯人。但这时，那岗亭好像已关闭了，全体看守们都迎风站在看台上。待操场的大门关上之后，我就倚着那大门以支撑着自己身体，减轻已疼得像火燎一样的双脚的压力。我想我就呆在这里，直到操练结束吧。
    “起步走！”，那女军人站在正对着我的看台上大声叫着口令。
    我再也走不了了。我看也不看她一眼，依旧呆在看台下面，倚着那扇沉重的大铁门。
    “你在于什么？开步走。”她又大声叫着。
    “我走不了，我的脚痛得厉害。你不是已看见了我的手臂和手成什么样子了？我的脚也是这样，它们肿得厉害，都受伤了。”我也气冲冲地抢白着她。我已准备好，让她下台来打我。因为犯人是不允许当着其一他犯人面随便交谈的，我的嗓门大得足以让全操场的人都能清楚听见。不过这次，她却没有跳下来惩罚我。只听她用比较不那么生硬的口气说：“就站在操场当中。”
    我瘸着脚走到操场中央，脸朝她站着。
    “转过去，朝那边站！”
    为什么要我转个向？似乎她要把我显示给别人看，而又不愿让我看见台上的她。这令我忽然想到，大约有一些称为“上级”的人，这时正站在台上吧。但我只看到台上那些脸熟的看守。那“上级”可能在岗亭里呢，岗亭上设着玻璃窗，假如“上级”在里面的话，会看清我那受伤的双臂和两手的。可能“上级”是要来亲自审核一下，铐上手铐后在我身上留下的“功迹”。我对那女军人的那番话原是我的一通发泄，但看来她倒颇乐意我讲出这番话。可能她希望借此来向“上级”表功，以示她是如何出色地完成了上面布置的任务。但那“土级”为什么不与看守一起站在看台上呢？他为什么要躺在岗亭里？我稍稍把身子侧过一点，以便能从眼角处看得到岗亭的进口。一会儿，三个穿了卡其军大衣的人出来了，后面跟着那个女军人，随后他们就走过台阶不见了。我总共待了十分钟也不到，又被命返回囚室。在回去的路上，倒再没人催我快走了。
    还是那个女看守押我回牢的。当她打开囚室牢门时，我将手腕上的疮口给她看，它们上面，已经又是一层脓血了。
    ”看，我需要一些纱布包扎一下伤口，以免它们会发炎感染。请你能否帮我把晒衣绳上的枕套拿下来，我想把它扯成绷带。”我要求着。
    她二话不说，就走进囚室拉下枕套递给我。
    在一九六六年初我被关进看守所时，那枕套还是崭新的，现在已稀薄得像一张纸一样，且也已经发脆了。我毫不费力地把它撕成长条形，做成了两副绷带。
    整个监狱里很安静。我回来以后，既没听到看守的吆喝声，也不听见楼上犯人外出活动的声响，好像她们已停止了室外活动。这是过去没有的。我想可能这次的所谓室外活动，根本就是为了要让那三个解放军看看我的情况而特意安排的。它并不是一次正规的室外活动。
    热开水又送来了，我冲洗了伤口，把带子包扎好，血水和脓液，很快就从布条里渗出来。自然不可能立即再换一条绷带。在这个既冷又阴湿的囚室里，湿衣物楚很难晾干的。我得想个办法让洗涤过的湿绷带干得快。我想出个办法，每次送热开水时，我可利用那灌满热水的杯子权当熨斗之用，把布带包在杯子外面，如是，我每天至少可以更换两次绸带。我还可以在临睡前，先把绷带洗净，再把它们卷在干毛巾里拧干，然后再把它们晾开，这样到了次日早晨，就有可能已干了。甩这个办法，我可以在二十四小时中更换三次绷带。
    热开水又来了，我就把绷带一道一道绕在杯芋外面，看着蒸气冉冉从湿布上冒出来，湿绷带色泽眼看着一点点淡了起来。
    这以后的几个月里，我全力以赴地关注着自己的伤口，对报上的新闻也只是草率地看一下大标题而已。但我还是感觉到有关军事方面的批判文章显然减少了，还有些文章提到中国在联合国争取合法的席位等等。好像林彪的名字也不大提及了，相对地，周总理的威望，似又比过去突出了。
    由于体质虚弱，因此我的伤口不易痊愈。即便是表皮的伤口，也要好几个星期才结上痂。同时，我的旧病牙龈炎和充血还在继续。令我哭笑不得的是，那位年轻医生对这两种疾病都为我治疗，唯独拒绝治疗手腕上的伤口。
    为了加强对找的刺激，几个看守常趁着值班时察看我的伤口。她们中多数人对此不加任何评论，唯有几个极左看守冷言冷语说我为“罪有应得”。
    我再不盼望受审了。因为在我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似已经过梳子梳理一样清晰可辨了。我预料他们还会施出新的方式来折磨我，但我也不想去测想它。
第12章  释放
    一九七一年，我面临着众多疾病的威胁，同时等待着极左分子的下一步行动，在这期间，春夏两季匆匆过去了，金秋季节，又来到人间。一年中最伟大的节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将在十月一日举行庆祝活动。这是个国定假日，庆祝国庆的方式，早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就给固定下来了。在那天，每人能得到额外的配给物供应，免费在公园里观赏戏剧节目，国营商店在这期间，供应一些平时紧俏的消费品。
    最主要的节目，即为每个城市组织的游行活动。人们将前一年的经济及文化成果，用图解、数字及报表，在五彩缤纷的游行车上陈列出来，成千上万的工人、农民、学生乃至家庭妇女，都加入游行的队列之中，人人振臂高呼口号，表示对人民政府的赤胆忠心。口号是特别由宣传部门制定的。游行队伍预先都经由各市府领导精心布置并经过演习的。
    在北京，游行就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由毛泽东及其它政治局委员，政府领导干部，站在观礼台上检阅。观礼台两侧为贵宾席，专为外国来宾及使节而设的席位。晚上华灯四溢，还要大放焰火。
    几百辆张灯结彩的游行车上，陈列着种种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成果展览，成千上万的男女民众，挥舞着手中的红旗，高呼口号，举着毛泽东的标准像，徒步行过天安门城楼，表明毛泽东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及他的胜利。当这位老人在一片雷鸣般的“万岁”声中，目睹着张张无限虔诚崇拜的脸面纷纷向他投以注目时，那一刻一定是他最满足之时。次日十月二日，全国各报刊的头版上，就会出现毛泽东笑容满脸的镜头，以表示他在这个非凡的节日，真是十分欢欣。
    每个中国人都明白，对来自韶山的农民毛泽东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日，是一个足以使他满足的伟大的节日。因此一旦人们发现，一九七一年十日一日竟不举行庆祝时，都感到万分惊讶。上午的新闻报道对此没有提及，我当时就好生奇怪，直到下午好容易盼到报纸来了，只见头版头条，载着一幅毛泽东的照片，“十月一日”及“国庆节”几个字都用套红印刷，但没有任何有关国家领导人进行庆祝活动的报道。在我正为此疑惑不解时，一个看守忽地推开小窗洞：“把你的语录本交给我。”她说。
    这个命令来得突然，我想可能在无意中做了有损这本小红书的事，她是趁此来找碴了？我急忙拿起书观察一下，发现它完整无损，就把书交给了她。待她关上窗后，我又听到她又上楼去其它牢房去收这本书了。于是我发现，她是被命在逐室收集语录本。
    直到通知上床时，她才把语录本还给我。我仔细检查了一下，想找出她收集语录的理由。忽地我大吃了一惊，发现前面的序言给撕掉了。这本语录，是林彪任国防部长后，首创为部队中低文化的士兵学习毛泽东思想而编辑出版的。
    这本书的序言是由林彪亲自写的。他在里面歌颂毛泽东为“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发展了马列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他鼓动解放军战士学习这本书里的语录，并把它应用到日常生活中去。这样，就能“将毛泽东思想融化到他们血液中去”，成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当毛主席的好战士”式的解放军。
    在序言中没有一个字是与毛泽东唱反调的，实际上，它只是一种厚颜无耻的溢美之词，令人们在背诵或朗读时感到肉麻。但文革中，每个人都是被迫要这么讲些溢美之词的。这次序言朐被撕，我想唯一的原因，只能是它的作者有问题了。这是一贯的做法。凡一个干部出了事，他的名字和著作，都将从有关记载中清除灭迹，就像他这个人根本不存在过似的。显然，那个看守是奉命来收集犯人的语录本从而集中处理的。我有一种直感，可能林彪出事了。这可是一件大事情，简直令我拿着那本小红书呆住了。
    “你为什么还不睡？”看守在门外说。
    我不愿让她有这种感觉，似乎我对这件事很注意，因此就很快地铺好被褥上床睡觉了，但那晚我没有睡好。
    自从看守撕了语录序言后，几天过去了，报上开始出现了批判“睡在身边”的人的文章，但并没有点名，对西方人来说“睡在身边”的人，是指夫妇，但对中国人来说，则是指十分接近的人。在批判刘少奇时也用过这个名词。它暗示，毛泽东并不知道，那与他很接近的人，却是要加害他的敌人。另一篇文章中也提到，毛泽东曾经相信过一个口是必非的人。他口口声声忠于毛泽东，事实上却在谋害他。另外，报上还反复提及党史，抗日战争及与国民党战斗时的各项军事战役。中国老百姓，包括我自己，对林彪的个人历史是十分稔熟的。因为在“九大”以前，他是经常被称道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虽则那时我尚未详细知晓他与毛泽东之间的斗争内幕，但我已肯定他已被撵下接班人的位置了。我密切地观察着形势，并每天仔细地阅报，发现林彪派的市公安局军管负责人的名字已从报上消失了，为此我很安心。因为第一看守所是上海监狱系统的一部分，受上海市公安局管辖。所以那个名字消失者，即为本看守所的最高领导人。假如我的推断是正确的话，那么迫害我的幕后人，就是林彪在上海的军事代表，如此看来，林彪的下台对我有利。另外，我还是警惕自己要继续注意形势的发展，不要过早地表示乐观。因为我不知道：林彪下台后，他的位置将由江青为首的极左分子来接替，还是由周恩来为首的老一辈来继任？
    十月底的一个晚上，那些看守又通知犯人听紧急广播了。一个男人在讲话，内容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主要是明年二月份，美国总统尼克松将访华。他说：“这是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升高了。美国过去一直持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现在他们已清醒过来，明白这样做是错误的。
    “世界上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尼克松不久即将访华，这件事意义何在呢？假如中国是懦弱无能的，他会来吗？当然不会！尼克松来华，是向翻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表示敬意。因为他也必须面对现实，看到中国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和巩固，是无往而不胜的。我们不能忘记美国是世界上最反动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我们最大的敌人。美国总统的即将访华，将是中国无产阶级的伟大胜利，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之一。这一事实正说明，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日薄西山，而我们社会主义却是欣欣向荣，充满活力，在国际上起着重要影响。
    “开始他要求来访时，我们许多同志都表示不欢迎，因为他代表帝国主义侵略越南，剥削美国国内工人，而且长期坚持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宽宏大量的。他说：‘让他来，我们以礼相待，并听听他的意见，假如他承认过去的错误，并老实表示改变态度，那么我们还是欢迎他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要给人悔改的机会。’我们的伟大领袖是如此英明！如此正确！我们要接待尼克松。以后的几个月中，我们要将此新情况教育我们的同志，帮助他们认识接受尼克松的访问并非是我们放弃原则，而是美国政府放弃他们的错误政策。尼克松的访问是我们的伟大胜利！
    “在此情况下，我要向许多拘留在第一看守所的犯人提出警告，你们中间有许多人崇拜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世界而小看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你们把希望寄托在资本主义世界，希望有一天资本主义会在中国通行。美国总统即将来华访问对你们大家是个教育，好好想想：假如国民党反动派没有被赶出中国，假如美国军队没有被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击败，假如美国军队没有在越南受阻，假如我们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而变得如此强大，尼克松会从太平洋彼岸来到北京向毛主席致敬？！”
    他的发言拖得很长，反复在美国总统访华上做文章。我已代他列出了要点。我从看守所被释放之后，我才知道当时在宣布尼克松将访华时，各级领导也同样将这些话向全体群众传达，每个工厂，公社及居民委员都会进行讨论，要求人民“准备”接待尼克松的访问，并利用此机会宣传毛泽东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领导人。
    我为中美关系的新转折而感到昂然自得，我认为这将为共产党内部领导权力平衡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至少我想在未来的一个相当长时期中，周恩来的地位将加强，可能党内温和派将占优势。如果形势如此，那么我自己所受的迫害也将结束，但不管怎样，经验告诉我在中国每一件事情的发展是很缓慢的，北京党中央主要政策的转变要传达到我所在的基层至少几个月。我也知道以江青为首的极左分子在上海有坚实的基础，而她的老搭档张春桥又是上海市市委书记。
    在看守所里绝望地耽了这么多年，我对这新发展的形势感到非常兴奋。几个星期以来我仔细注意报纸上的报道并耐心等待。那些看守们仍一如既往的工作，像一九六七年一月造反派和红卫兵接管上海市政府后的情况一样。我想她们可能在紧张地进行有关林彪被打倒的政治学习。
    冬天又来了，我毛线衣的袖子和针织长毛裤膝盖上的破漏已无法再修补，棉袄和盖被内的棉花都已卸落到底边，余下来的仅是两层破布，我仅剩的一件衬衫，上面补了又补已不能认清到底哪一块布是属于原来的衬衫。很明显，要是还得在看守所再活一年，我已迫切需要添置一些衣服，因为我过去曾几次要求增添衣服而从未得到答复，我决心再去试一试，可能外面形势能变化会给我不同的反应。
    “报告！”我在门口叫着。
    “你要什么？”一个看守慢吞吞的脚步在我牢房外面停下，那小窗洞也推开了。
    我拿着那件毛线衣把破旧地方给她看，并说：“天气渐渐冷了，我昀衣服和被褥都破了，再不能保暖，请你看看上面都是洞，我需要添一件棉袄和盖被，还需要一件衬衫。请你看看我的衣服，你知道我需要冬天穿的能御寒的衣服。”
    “你在这里已耽了多久？一共几年？”
    “这已是第六个冬天了。我是一九六六年九月来的，当时红卫兵给我的衣服和被褥也不是新的。过了这么几年，又没有增添过棉花，它们已经不暖和了。”我说。
    现在，我终于从不见天日的，被禁锢了多年的隧道尾端，看到了一线光亮。我有决心活下去，直至有一天，那一线光亮可能会伴着我走到光明普照之处。可能我的话语中泄露了内心的惆怅，这令她恼火了，把窗“啪”一下，关上就走了。
    我并没让她的冷漠所吓退，接连几天，我向每一个值班看守要求增添冬衣和被褥。其中一个看守不耐烦地说；“行了行了，你需要冬衣，我们都知道了，你的要求我们已经在考虑了。”
    一个星期过去了，又是一个星期过去了，气候渐渐冷了。
    我又决定再去催一催。
    “报告！”我叫道。
    “你要什么！”一个看守站在门外问。
    “我可以见见那位审问员吗？”
    “什么事？”
    “我要求添置一些冬衣。”
    “你不是已有冬衣了吗？”
    那看守推开小窗。我看到她就是那位年纪较大，在我上手铐时，劝我吃饭的那位看守。自那晚以后，我一直未见到她。
    “我的冬衣都破了，请你进来看看。假如我没有暖和的衣服，到了冬天我会生病的。”我说。
    她开了门进来，检查了我的衣服和被褥，然后说：“我会向上级汇报的。现在，你要不要先借用一下监狱里的衣服？”
    我一想到穿监狱里衣服，木禁打了个寒颤，这不仅仅因为它们可能有臭虫，而且我感到，一穿上这样的衣服，会令我失却那最后仅存的尊严和独立。
    “不，谢谢。我不想借穿监狱的衣服。我想能准许我用由政府代为保管的个人的钱，来购买一些新的冬衣。”
    她似乎在考虑我的要求。我又趁势接着说：“我的钱在红卫兵抄家时给拿走了，其中有个教师说过，政府会代为保管这笔钱的，假如这钱不是剥削所得。我又没任何股息股票，乡间也无土地。我把自己情况向教师说明后，他告诉我这笔钱不会没收的。”
    “我会向上级汇报的。”她应诺我。
    几天后，我又被召去审问室。那位年纪较大的工人审问员已不知去向了，审问室里坐着那个女军人，每次总是她带头来迫害我。她两侧分别坐着两个女看守：其中一个即是我认为比较温和的那个看守。那个女军人令我觉得意外又失望。难道北京的新情况，没给第一看守所带来任何变化？让这个女人来主持审讯，什么希望都会落空，化为乌有的。
    我向毛泽东的画像鞠了躬后，又从那撕去序言的语录本里读了一段语录，随后就坐在犯人座上，等待着她来讪笑我，出乎我意料之外，她竟用一种平常的，近乎是和气的语调说：“关于你的冬衣，你有什么要求？你还没准备好冬衣吗？”
    “它们都已破旧了。”我说着，为了证实我的话，我拉开自己的蓝布上衣，把里面有破洞和挂着絮絮棉花球的棉袄揭给她们看，还举手将磨破的袖口给她们看。
    “行了行了，把上衣穿好。”她说。
    “我的财产由国家保管着，我要求准许我支取部分我自己的钱，去购买一些必需的衣服。”我说着，特别强调“我自己的钱”。
    “国家哪个部门保管着你的钱？”她问：“你有收据吗？”
    “红卫兵抄家时把我的钱带走了，他们没有开给我收据。”
    “当你提到红卫兵进行革命运动时，不能用‘抄家’这个字眼。他们是按照伟大领袖的教导在社会主义中国‘破四旧’，并改造剥削阶级。”她说。
    “我不是剥削阶级分子，根据马克恩的理论，只有那些靠工厂的股票红利或向农民出租土地所得为生的才是‘剥削阶级分子’。我的钱来自我自己合法的工资所得及从家庭继承的财产，这些是由宪法保障的。”找热诚地说。假如一年前我这样说，她会暴跳如雷，而现在只是不同意我的说法而已。
    “到你家来执行革命行动的红卫兵的老师，有无告诉你国家的哪一个部门经管着你的钱？”
    “没有。他们只说这钱将等毛主席来决定。”
    “就是嘛。红卫兵拿去的一切私人财产，在毛主席未作出决定以前，都冻结着不准动用。”她说。
    “我在中国银行还有一个外汇存款户名。”我说。
    “外汇存款也冻结了。”
    “也好。借我一架英文打字机，我可以写一封信去香港我存款的银行，请他们给我汇点钱回来行吗？”
    “那是不行的，你不能与任何外国人联系。”她说，“我们怎么知道你在信上写了些什么？”
    “这信在发出以前，自然会给你过目的。”
    “你可能会用密码，这样不行。我们只能把你的请求向上级汇报，是否到了天气确实寒冷时，考虑给你一点暖和的冬衣。现在你回去继续努力学习毛主席的著作。”
    我回囚室去了。整个过程中，那女军人用普通的口吻说话，而且可以说还充满了同情。这种迅速的变化令人不解，我想，她倒真是个“紧跟党的政策”的典型党员。这种类型的党员从不分析任何政策，而只是一味紧跟政策，立即执行。他们是没有脑袋瓜的机器人，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在各级党组织里，只要有位书记在位一日，那么这些人就会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为他效劳。而一旦这位书记出毛病犯事了，那么，这些人也就第一个起来批判揭发他的。因为他们就是借着党的政策有所变化的空隙来谋取名利地位，其后果则导致对中国社会的基本评价起了根本的变化。
    一个星期后，一个男看守把一大包东西放在我囚室的地上，经我签收以后，他就锁上门走了。我把那个大包裹往床上一放，解开来一看，令我大吃一惊：我发现里面是棉袄、羊毛里子的大衣、两件毛线衣及一条羊毛裤。这些是一九六六年红卫兵抄家后，准许我女儿留下的。还有她冬天的被褥。另外有几条毛巾和一只她喝茶的杯子，给包在衣服里。其中一条玫瑰色的炮台牌(英国货)洗脸巾，还是我打香港买回来的。在我被带往第一看守所时，她正在使用它。看来，它们保持了一九六六年时的面目。我察看了下那件深藏青呢料红褐色丝绸嵌镶边的棉袄，在一九六六年它很新的，而现在仍旧是崭新的。我用颤抖的手拎起那只白色搪瓷茶缸，发现里面尚留有淡黄色的斑迹。它没有洗涤过，里面的茶是风干的。
    在我翻弄这些衣物时，心越跳越快，这一切是一种恶运的预兆，令我不能不设想一下，在我被捕之后，我女儿会遇到了什么可怕的遭际。或许她已经不在人世了。所以这些衣服似乎根本没有穿过，那块毛巾看上去也仍很新，说明它也没动用过。可能她猝然死了，毫无准备，因此喝了茶都来不及洗杯子，我站不住了，卜通一下坐到床上。
    第一看守所是准许犯人家属于每月五日送些衣服及生活必需品，如肥皂、毛巾等来的。这一天总是我最感寂寞孤独的一天。因为我听到看守们，把东西逐个分给其它犯人时，唯独没叫到过我。开始我不明白，为什么女儿从不给我送东西来。
    后来我想，她是个共青团员，可能出于某种压力，不得不与我断绝关系。我没有就每月送衣物这个借口，与女儿发生任何联系，这令我十分心安，因为如是，她不必在监狱门口花上几小时排着长队来替我送衣物。现在我方才恍然大悟，为什么从不见她来送衣物，因为她已经死了。
    “报告！”我一头冲到门口，希望能从看守那里了解到一点真情。
    “什么事？”那看守推开小窗看着我。
    “你刚才才给我的那包东西是我女儿的。”我说。
    “是呀。”看守答道。
    “我女儿怎么了？”
    “她没什么。”
    我俯下身子透过小窗死死地盯着对方的脸部表情，那看守显得很平静正常。
    “这些衣物和一九六六年时一样完好崭新，这几年里她好像根本没有动用过。”
    “我怎么知道？或许她又买了新衣服。她有工作的嘛，是吗？她自己有工资，能买新衣服，这难道不可能吗？”
    “你的意思是，我女儿还活着，并且很健康，是吗？”我满怀希望地问，并期待着我的问询能得到证实。
    “我叉没见到她。那话是你自己说的。”
    “但你是知道的。”
    “她为什么要发生意外呢？”那看守说着关上窗就走开了。
    我是否有点神经质了？是否监狱生活令我过度猜忌或多疑敏感了？我再把一切前前后后地思量了一番。在我接触她的每一样衣物时，我越发肯定地相信她确实已经死了，不在人世了。但我仍希望这仅是我的臆断。因为我是一贯相信事实，对那些不可理解或不能解释的感觉总是持怀疑态度的。另外我不能接受这一可悲的事实还有一个原因，因为，这样会令我在监狱里为了生存而苦苦奋斗，完完全全失却其意义了。死神只能降临至老年人身上，而不应把她这么年轻健康的人带走。但不管我眼前看到了什么，我仍坚持相信，她一切都很好。
    但我也无法解释，眼前摊在我面前的这一堆东西所意味着的种种不祥之迹。这一大堆衣物本身看起来，像是自我入狱后不久，时间就忽然停滞不前了。那件深藏青棉袄还那么新。但待我仔细察看它的丝质滚条时，我发现在胳肢窝里有点折痕，一边口袋里还有一条手帕。这说明她曾穿过这件棉袄，但最多只穿过一个冬天。我迅速地转着念头，假定了又推翻，想象着种种可能。听那看守说，好像她还健康地活着，但又没有什么具体的说明。我忽地有了一个新的念头，复又走到小窗口。
    “报告！”我叫着。
    没人答理我。我又叫了几声，还是没有人来。但我听见看守们在走廊那端他们的休息室里谈天。待那值班看守来关照睡觉时，我想试着与她交谈，但她没挨近我的牢门，只是远远地站着命令大家睡觉了。
    我整夜翻来覆去睡不着，只感到越来越不安和担心。次日第一件事，就是再呼叫看守。
    “报告！”
    没人答理。我决定等白天的看守来换班时再说。等到她来了，我又叫：“报告！”
    她很快过来了：“什么事？”
    “昨天那看守给我送来的衣物是我女儿的，这令我十分不安。我很不理解，为什么看上去，好像我女儿根本没动用过它们。红卫兵只留给我们每人一件棉袄。为什么在过去几个冬天里，她好像从未穿过这件棉袄？为了证实我女儿还健康地活着，我请求让她亲笔写几个字给我看。”
    “犯人是不准和家属通信的。”她说。
    “那她就只写‘毛主席万岁’或抄录一段语录，或者就写个她自己的名字。”我恳求着。
    “不行。我已跟你说过了，犯人是不准与家属通信的。”她毫不通融地说。
    “但我已呆了好长时间了。”我说。
    “那也是一样。”
    在以后的几天中，我反复向每个看守提出这个要求。我越来越肯定，女儿真的不在人世了。因为那些看守不是支支吾吾地推诿，就是默不作声。有个别人在拒绝我的请求时，看来还脸露愧色，她们把目光躲开或者盯着地上，反正不敢正视我的目光。
    我心绪纷乱，凄恻痛苦。既害怕，又是极其希望了解到真情。一会儿我确信她已死了，一会儿又相信这是自己长期囚禁的一种过度敏感和悲观。
    连续几星期，过度的忧虑加上吃得少，又几乎是通宵失眠，我又病倒了，我发着高烧.昏迷不醒。这样又被送往监狱医院。虽然我的身体很容易恢复健康，但我已缺乏再活下去的欲望了。但我还是活下来了，并在圣诞节前回到第一看守所。
    在监囚的几年中，我经常祈祷，令我感到上帝就在我身边，在那一片寂寥黯然之中，我曾感受过不少超现实的妙不可言的见证，而这些在我以往舒适优闲的日常生活中，都是未曾感受体验过的。我对真与善的信仰重新燃烧起来，这令我生出新的勇气再抗争下去。在我人生最黑暗的时刻，我的信心与希望，支持着我，带着我安然度过缺乏生活必需品的困难、疾病的侵蚀和肉体的折磨。与此同时，苦难增强了我的信心与希望，让我切切实实感到，上帝永远存在，只是我要主动去贴近主。白天因为有看守监视，我不能公开祈祷。我唯一的祈祷方法就是把头俯在毛泽东著作上，从痛苦不堪的心灵深处发出呼声，向上帝倾诉。当我提及女儿时，仿佛生活又回到一九四二年，她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出生之时，直到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七日我斗争会后被捕，母女被迫分离之间这段美好的日子里。我反复回忆着，她在成长中每个时期给予我的欢乐，令我深切感谢上帝，恩赐我这么一个女儿而令我幸福万分。日以继夜，我接连祷告着，这样令我可以更多地回忆她活着时的种种生活细节，而可以更少地思及她的死亡这个悲剧了。如此一天一天地，我终于平静了下来，这是我唯一能采取的方法。我想，正因为我现在无法肯定，出狱后能否再见到我的女儿好好地活着，因此我还有许多事要做，我的抗争还未结束。我必须要去调查我女儿的遭际，尽我之力，为她的不幸申冤报仇，追究责任。失去曼萍的生活，对我来说是悲惨不幸的，但我并不因此停止抗争。
    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松抵达北京。报上满是有关他来访的报道，并登载着他抵达时在欢迎宴会上的照片，及拜会毛泽东的大幅照片。我看着毛泽东与美国总统握手时笑容可掬的表情，心想这真是他最为得意的时刻。在这一瞬间，他十几年来的种种屈辱(即政治上的被拒承认)，顿时均烟消云散了。肯定他自己也意识到，与美国总统的谈判不仅对他个人及共产党来说，有其深远的不可估量的意义，而且就对他的死对头台湾国民党的影响，也非同小可。
    从报上所有的新闻图片和报道中看来，周恩来的表现最为杰出。新闻报道说，周总理陪伴尼克松总统来上海，然后总统再由上海返回美国。并说美国总统将在沪稍事逗留，这就暗示对中美公报的草案，最后尚存有一些分歧。但不管怎么说，最后还是签署了。公布的公报译文中，表明美国承认台湾为中国领土的一个部分，这种应诺令美国不可能再承认台湾是另一个中国，这是过去长久来共产党政府最顾忌的。另外公报上还指出，中国否认将放弃以后用武力来统一中国的途径。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决定性的胜利。尼克松的来访令中国得到不可估量的收获，而中国所付出的代价，不过只是一场尽心周到的款待。看来，中国与美国和解这一政策，不仅仅是合法了，而且前景还无量呢。而周恩来总理的个人地位，由于他卓越优秀的外交手腕及其成功，也大大提高了。
    现在这一阶段，似乎阶级斗争稍有松弛，不再喋喋不休地强调了，空气略有缓和。连报上文章的语气，也不那么火药味十足了。即便看守们，也像点人样了。三月我又被提去审问，那个我刚进来时提审我的审问员，又回来了。他一切从头开始，好像其中相隔的那几年根本不存在过。他要我再写一篇自传，然后又问及了我的家庭及社会关系，以及个人的生活经历，等等。反正把一九六九年工宣队审问员所问及的情况又再重复问了一次。我觉得很不耐烦，就告诉他有关这些问题我早就解答过了。他只是说：“你得再回答一次。”我想这倒不一定是在施诡计而诱我说些与过去所供的不同之语，从而就可詈责我说谎不老实。这不过是因为第一看守所的审问员和工宣队审问员，是有两个不同的主管而已。这一系列的审问又花了几个月，我也记不清到底被提去审问过几次，也不知读了多少段语录。但在这期间，却一直没有出现大声叫嚣或争辩这种情况。可我带着病，又乏力，真让这种无完无了的提审惹得厌烦透了。
    一九七二年秋天的一天，看守向我出示了一封信，那肯定是从我们办公室里拿来的。他问这信是否我写的。我看到上面有我的名字，就答道：“是的。”
    “这证明你有不法活动，或许也有可能只是政治上的错误。”他说。
    我吃了一惊。“让我再看看这封信行吗？”我要求着。
    他递给我那封信。我发现它写于一九五七年我丈夫刚病逝以后。那时我必得去亚细亚管理一些事。因为中国银行一定要在他们银行留有印签的公司负责人的盖章才能支付现金。我对当时情况记得十分清楚：那天清早我就接到亚细亚公司总经理的电话，他告诉我，已派了一位新的总经理来继任我已故丈夫的职位。但目前他来不了，要到次年三月份才能成行上任。他说：“伦敦方面要知道，你是否愿意代理一下？”我回笞他可以的，但我首先要请示上海市府工商联。然后他要我列举一些新任总经理及其夫人来沪时应带的生活用品，特别指出是否需要带面粉，因为他们知道中国是吃米饭的。
    因当时我的秘书是个英国妇女，我以为她是最了解什么是最必需的，因此我就请她代开一张所需物品的名目，然后写封一信给他，由我签了名。出于对自己同胞的热心，她开了长长一列的单子，其中包括纽扣和清洁剂。但从政治角度来看，这封信对我无妨。
    “我在此信中看不出有什么政治问题。”我说。
    “没有政治问题？你泄露了上海粮食供应的情况。”
    “是吗？让我再看看。”直到现在我才知道，他是被授意要找个借口，以证明我的入狱是事出有因，免得在释放我时还要注明我是无罪释放。我知道有些共产党员是不喜欢承认错误的。
    他又把那信递给我：“再读一下有关粮食分配的那段。”
    我读着；“上海市政府每月配给市民粮食定量二十斤，可自由选购白米或面粉，因此是绰绰有余了。”我问审问员：“错在哪？”
    “那是泄露了有关粮食分配的情报。”他说。
    “粮食分配给上海各个市民，其中也包括住在上海的欧洲人，这并不是秘密，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怎能说是泄密呢？”
    “你这信是寄往外国的。”他说。
    “你的意思是，住在上海的欧洲人将来回国后，不会告诉他自己国家的人有关这一情况。还有，那些回国探亲的华侨呢？难道他们不会知道，自己的家属每月分到多少粮食？难道一离开上海，他们就会把这事忘记了？”
    “那是他们的事。但这封信是你的责任。你承认这封信是你写的吗？”
    “事实上这封信不是我写的，但我承担全部责任，因为我在上面签了字。而且是我任公司负责人时发此信的。但我与你们有分歧的是，说明每人每月定量为二十斤白米或面粉之事，不能算泄嚣情报。”
    “泄露粮食分配的情报是违法的。但基于你对管理条例尚不了解，因此仅作为一般政治错误。”他说。
    “没这道理。这事我没做错，不管是政治上或其它方面。假如你们有管理条文的话，请你们摊出来让我看。”我火了。但他只是不睬我，擅自停止了审讯。
    待冬天来临时，犯人们恢复了一天三餐饭，中午我能吃到鱼和肉，但我的健康仍每况愈下，以致营养的增加对此也无济于事。我又是一次大出血。待血止后，那女军人穿上便服，陪我去第一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进行检查。可能事先已预约好，因此我们直接到妇产科，不经排队就进入门诊室。
    令我吃惊不已的是，那位医生，是个刚过二十的女孩子，手臂上套着个红袖章。在简短马虎的检查中显得十分笨拙粗心，然后她告诉看守说我子官里生了癌。我不信，因为她一看就不属医术高超的医生，就像我过去领教过的看守所里那青年医生一样。但显然，那些看守和其它人都相信她。我的待遇改善了，有些看守甚或用一种怜悯的目光来看我。直至我出去后，才了解到在我去中山医院检查之后，负责我案子的干部，就急着为我找住房。最后，他们决定分配我一套附有浴室的，带有两个房间的房子。因为发现我没有孩子，在病危时认为我需要一个住夜的护理，所以给了我两个房间。
    一九七三年三月廿七日午饭后，当我在室内踱步时，一个看守打开小窗说：“把东西整理好。”
    “所有的东西？”我问她。
    “是的，所有的东西，别忘了什么。”不久，牢门开了，两个青年女劳改犯走进来，她们把我的东西都带走了，一个看守在走廊上对我说：“出来！”
    我四下打量了一下这间囚室，这曾是我整整度过六年半的“家”。在我的脸盆和毛巾拿走后，这里看来又有点异样了。我的目光落在贴在床边墙上的手纸。我思忖着要不要把这些手纸撕掉，这样能使我不在这里留下有关我自己本人的一切痕迹。但最后我还是决定让它留着，留给下一个将占用她的不幸的女人。当我站在囚室里最后一次向四下恋恋不舍地环顾着时，我只觉得那冰冷的金属手铐，又扣在手腕上，我清晰地又重复感觉到，在我以坚强的意志不屈抗争时，落在我肉体和精神上的种种痛苦与磨难，‘及无所不在的上帝，在极左路线横行霸道之时，所赐给我的宝贵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
    “跟我出来！还呆在里面做什么？难道你还没呆够？”看守在外边催叫着。
    我跟着她走到前面院子的一个房里。一九六六年我进这儿，就是在那间房里登记的。里边没有人，我就在椅子上坐下。
    那个医生跟着着走进房间，站在写字台边，很随便地半倚着书桌说：“我要告诉你一下应服的药品，这样离开这里后，你就可以跟医生说了。”他告诉了我几种药名。
    “很感谢你。”我说，
    “好。你即将释放了，高兴吗？”那医生问我。
    “那是一段好长好长的时光！把一个无辜的人关禁六年半，真是个好长的时光。”我说。
    他像被火烫了一下似地哆嗦了一下，然后又做出似什么都投听见的样子接着说：“在你离开以前，我要向你提出一些警告。这对你自己有好处。你在这里的这些年来，表现得一直不怎么样。事实上，这些年来，在我们看守所里没有一个犯人像你那样顽固和好斗。离开这里以后，你必须控制自己，不要惹怒了群众。现在的上海，与文革前已大不相同了。你对无产阶级要表示尊敬，否则要吃苦头的。你有病，你总不再想又回来吧？”
    我什么也没说，他呆了一回就走了。显然他是奉命来与我谈话的。但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事实上，我也没留神听他所讲的。我满脑子都是女儿怎么了？还活着吗？
    两个看守彻底检查了我的那包衣服。他们结束后，我被带到一个审问室。在那里已不必再向毛泽东画像鞠躬和读语录了。审问员只是指了指那张犯人座，我坐了下来。
    一个我从未见过的人坐在审问员边上。那人说：“你今天可以出去了，我们认为可以放你出去。现在，把政府对你的案子所作的结论读给你听一下。听了以后如果有意见的话，可以提出来。”说着他从一个公文夹中取出两张文件，然后对我说：“站起来，听着。
    我站了起来。
    他宣读了我名字后，然后就是有关我的个人情况，如年龄、出生地，又接下去读：“上述人于一九六六年九月廿七日被带往第一看守所，其原因为：一，于一九五七年十月去信英国泄露了上海粮食分配情况。二，为叛徒刘少奇翻案，反对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情节严重，需要判刑。但基于她政治上落后、愚昧无知，因此我们决定还是给予她机会来认识错误。在第一看守所经过六年半教育后，我们觉得她在思想上还是有一定的进步，也有悔改的表现。因此决定对她从宽处理，不再追究，准予释放。”读完后，他抬头看看我。
    我气得脸色发青，气都喘不过来，我蔑视他们！这些恬不知耻之徒。不过我心里也明白，真正的罪犯并不是这个人，而只是邪恶的极左分子！我对自己说，不论将付出什么代价，我都要与他们抗争到底，我狠狠地盯了那人一眼，就坐了下来。
    “你还有什么要说吗？要向政府感恩。现在你自由了，应该觉得高兴。”那人说。
    我竭力控制着内心的愤怒，以致全身抑制不住地直哆嗦。我说；“我不能接受你们的结论。我不走了，直到你们给我一个满意的结论。一个正确的结论必定首先申明我是无罪的，也无政治错误，要对我的错捕表示道歉平反。另外，还要在上海北京主要报刊上登报声明表示道歉。因为在京沪两市，我都有亲友。至于你刚才读的那个结论，是一场骗局。远在刘少奇被打倒以前，我就被抓到第一看守所了。你们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就预知，我要为刘少奇辩护呢？至于那泄露上海粮食分配的情报，只是你们勉强找到的借口，以顾全一下你们的门面。事实上，你们自己也很清楚，我从未泄露过任何机密。”
    他们互相交换了下目光，然后那审问员说：“第一看守所又不是养老院，你不能终生留在这里。”
    “我没必要终生留在这里，我只留到待我的案子有个适当的结论为止。假如你们明天给我，那我明天就走。”
    “我们知道你的意见了。正如我刚才已说过了，我们准许你提意见，我己记录下来了。我们会把你的意见送给上级领导的。你现在就走吧。”另一个人说。
    “不行，如果我现在走了，你们就会把它全部忘记掉的，这个错误的结论，会进入我个人档案之中。我要留在这里。”我说。
    那审问员站起身，说：“我还从未见到一个犯人，拒绝离开看守所。你大约疯了。不管怎么说，反正政府要你离开，你就得离开。你的家属今天一早就在等你了，你还要拖多久才离开？”
    他的意思，是否我的女儿在外边等我？呵！我多想见到她！忽地两个女看守走进来，两人各抓着我一边肩膀，就把我拖曳出看守所的二道门。
    远远的，在一辆蓝色出租车边，站着一个年轻女子，她比曼萍要矮一点。我的心陡地一沉。她是我的教女，姓席。

 

第三部  为正义而斗争
第13章  曼萍在哪里
    我呆呆地站着，两眼向车道四周搜觅着，除了远处站岗的解放军之外，只看见我的教女席伸着两手向我走来。
    “曼萍已死了！这就是为什么她不来接我出去。曼萍死了！曼萍死了！……”我的耳朵嗡嗡发响，两眼嚎陇，觉得面前一片模糊，虽然在我思想深处仍希望听到曼萍为何不来接我的确实解释，但悲伤令我全身瘫软，两腿也无法移动了。席把我搂在怀里，将我扶进候着的出租车里。
    “曼萍呢？”我怕听到回答，但我还是发问了。
    席没有回答我，只是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我再没勇气将“曼萍死了吗？”这整句话说出来，怕会证实这是事实。
    当车子在我熟悉的街道上行驰时，我俩都默不作声。我的出狱没有给我带来任何欣慰，只不过是以新的忧郁来替代旧有的忧郁而已。
    车在一扇嵌在水泥墙中的狭窄黑色木门前停下，席付了车钱就上前敲门。一个中年女人开了门，她穿了件蓝上衣，一条宽身裤子，像是个女佣。她帮着席把我的行李搬进去。
    屋前有一块空地，这里可能过去是个小花园，现在却已盖满了破砖碎石，除了唯一的一棵榆树，孤零零地矗在一堆碎砖瓦之中外，到处只见一丛丛杂草而已。这座房子看着年代已久，未加修理，显得十分破旧。底层尚没有住户，平台上积满尘埃。一个小小的门厅通向前门，我们就穿过那里上了扶梯。楼梯和门厅，看得出已用湿拖把打扫擦拭过了，但四周墙壁，却仍是灰蔫蔫的。席把我领进楼上一个大房间里，里面有一张床，铺着洁净的白色被单和一条被子。一个五斗橱，一张小书桌，一张方桌，四把椅子及一张安乐椅。这些家具都是那种大批生产、造型统一的大众式，一般是供新婚夫妇使用的。
    “这两间房间是分配给你住的。公安局批了证明，让我给你买了几件家具。”说着，席紧紧地抱着我，由衷地说：“呵！能回来真太好了。”
    她将脸紧紧贴着我好久。我知道，她很难开口与我提及曼萍之事，我得给她一点时间。她不提为什么曼萍没来接我，无疑只是因为曼萍已死了。我感到万分哀伤和沉痛，但我还是要等席，在一个她认为是适当的时刻，再谈及这个问题。
    “他们允许我在你户名下提五千元。我不敢把它们全花了，我想你还需要留一点生活费。这就是为什么我没有粉刷房子，而窗帘，也是这般大众化。”席向我解释着，“妈本来要与我一起来接你的，但在等出租车时，给通知去参加一个会，听有关林彪事件的报告了。你知道的，就是那回事。”
    “他犯错误了，因为报上不见他的报道了。”
    “他死了。在他乘飞机逃往苏联去时，飞机坠毁了。现在周总理是毛主席的第二把手，这就是为什么一切情况都有所好转的原因。也就是因为这，你才能得救。啊！真高兴能见到你，要是……”她说不下去了，开始抽泣起来，泪水从她脸上淌下来，她把头低下去了。
    我想她准备把曼萍的情况告诉我了，但那时，那个女佣人捧着两杯热茶进来了，我们的话又被打断了。
    席很快就振作起来，煞住了泪水，好像她对那女佣很提防。
    “她是阿姨.”席将她介绍给我，“她来这里照顾你，她可以睡在另一间屋里。”
    “谢谢你，阿姨。”我接过她手里的茶说。她年约五十左右，长得十分敦厚健壮，皮肤粗糙，一双手肌肉十分发达有力。当她把茶杯端给我时，一直在上下打量着我。
    “要不要烧点热水洗个澡。”她问我。
    “不，谢谢你。我现在还不想洗。待我想洗时我再告诉你吧。”
    在她关上门离开时，我问席：“现在还可以请保姆？”
    “当然，现在有许多失业的人。假如家里有孩子或者病人，完全可以请个保姆，没人会讲闲话的。我们现在是公安局建议要替你找个保姆。他们说你病得很重，需要开刀。听他们说起来，好像你的身体十分不好，比你的实际情况要差得多。虽然你看着比过去瘦了点。”席看着我消瘦的身子和额上的皱纹说。
    “没关系，只是因为饮食的问题。慢慢会好的。你从哪儿找来这个阿姨？”我问席。我怕那阿姨是由公安局派来的。
    “是妈妈从她朋友处找来的。但是，”席压低嗓音说，“她与陈妈不一样，你与她说话时要当心。”
    我点点头。
    “现在中央的情况不同了，我想政府会对你好一些。他们分配给你这两个房间，还有一个独用的浴室。还有昨天，在我挂窗帘时，房管所一个负责绿化的人也来过了，说要给你在花园里种点树。她还问我你喜欢什么树。”
    因为我配到了带独用浴室的两个房间，房管所绿化处又要为我在花园里种树，因此席得出政府要优待我的结论。因为政府是我们唯一的主宰命运之神。中国老百姓对政府任何细微的表示都非常敏感，因这能反应出我们在上级领导中的地位。
    席的情绪似乎松弛了一点，开始有说有笑了。所以我决定向她提及曼萍了：“你现在可以告诉我有关曼萍的情况了吗？”
    她以估量的眼光看看我，好像还在踌躇着，猜测我能否承受这一切。然后，她好像决心把一切全盘托出了。“那时，我不在上海。你知道，自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一开始，就已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了，八月份我连曼萍的生日聚会都不及参加，正在等待分配呢。那年十二月，我被分配至贵阳。到那里以后，我被派往贵阳附近一个农村公社里接受‘再教育’。一九六七年夏天，妈妈告诉我曼萍自杀了。”
    一切正如我在第一看守所时收到她衣服时所猜疑的，曼萍真的死了。然而当时，我还是多么希望，在出狱时能见到她仍然活着，现在，我那最后的一丝希望也破灭了，什么都完了。当时索性死在监狱里倒好，现在也不会感到痛苦了，永远也不会知道曼萍已死这个事实了。我竭尽全力，为着生存而付出的种种代价和遭受的种种磨难，瞬间全部失却了意义。我只觉得自已四周一片空空茫茫，似乎一下子全给掏空了，令我都不知身在何方。席双臂环抱着我，我俩一起为曼萍而哀哀哭泣。
    “他们怎么折磨她而令她走向绝路的？我想非是逼不得已，一个健全的女青年，是不会想到自杀的。”
    “听说在电影厂大会上宣读的自杀者名单中，有她的名字。昨天公安局来人对我说，不要把这情况告诉你。他说明天电影厂革委会会来向你说明的。”席说。
    “他们有无宣布她自杀的原因？”
    “我参加了那次会议。但一般情况，总是说自杀者对文化革命态度不端正。”
    “空话！”我说。
    “就是嘛。我真不知道我们是否能了解到事情真相。但我可肯定，不会有人敢提出这个问题来的。”她接着说。
    我心里想，我一定要查明白她的死因。这或许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但不查个水落石出，我是不会罢休的。但我必须十分小心谨慎，否则让上面察觉后，会来设法阻止干扰我的。我不能让任何人觉察我的计划，包括席。
    “你现在在上海工作吗？”我问席。
    “喔，不。我是由市公安局通知我回来的。他们给我单位发了份公函，要求给我一个月的假期。那已是近两个礼拜前的事了。起先，公安局是要妈妈来为你料理这一切，但她在一年前患了心脏病，已不能去商店排队购物，所以公安局让我回来。我不久就要回贵阳去，我需去照看我的孩子。我已结婚了，有一子一女。”说着，席高兴地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张她全家的生活照。
    “恭喜你。”我说。
    照片上有个很漂亮的四五岁左右的女孩子，还有一个健康的男婴，另外就是对着镜头的她与丈夫。
    “他叫李栋，从北京戏剧学院毕业后，就分配到贵阳。当时贵阳市文化局内部忙于揭‘走资派’，造反派之间又在互相争夺领导权，处于一片混乱之中，根本没人关心分配到那里的大学生。所以他们就把我们都送到公社去劳动，接受‘再教育’去了。李栋和我很快就成了朋友，在贵阳郊区公社劳动是很艰苦的。因为那边都是梯田。每天，我们都要挑着肥料和水等重担，在梯田塍间上上下下走好几百步。那些农民对我们很粗暴，他们讨厌我们还要去分吃他们那点本来就为数极少的粮食，但又不敢拒绝接受我们。所以他们挺不欢迎我们。哪怕我们干活再巴结，也总说我们做得不努力。我十分惧怕他们。有时候我想，我会活活累死在这里，永远也回不了家。李栋总是十分照顾我，当那些农民对我有不规的行为时，他会出来保护我。他是个剧作者，因此熟知许多中国古代小说。他常常以他的幽默和有趣的故事来为我解闷。”
    “你和李栋一起生活很愉快吗？”
    “是的，我们过得很幸福。他很关心我和孩子。你知道吗？他正在秘密地写一个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剧本，名叫《疯狂》，是个讽刺剧。”
    “天呵！一旦那稿子落在造反派手里会出事的。你们是住的公家的房子吧？他冒这样的险，令我很为他担心。”
    “李栋说他非写不可，否则他的脑袋瓜要气炸了。另外，我们单位的造反派与他相处得还可以，不致会搜查我们居室。李栋像是造反派的地下参谋。这些人文化很低，从未读过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他们叫李栋代他们起草发言稿，因为李栋能把马列主义书本上及毛圭席著作里的文字引用进去，让造反派很有面子，群众会认为他有文化。有时，在造反派搞派性争斗时，李栋还为他们密谋策划。”席告诉我说。
    “为什么要这样昵？”
    席笑得前俯后仰：“李栋说，因为他自己不能杀造反派，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自己在派性殴斗中互相残杀。”
    我惊愕得讲不出话。我向席打听了李栋的家庭情况，这才明白他的压抑是家庭悲剧所致的。他的大哥是个信仰共产党的教师。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从而导致他嫂嫂的自杀。他的父亲被红卫兵打成地主，把他塞进麻袋里一顿没头没脑的拳打脚踢，使他心脏病复发而亡故。
    “我想你们现在已不在农村了？”
    “不在了。自从毛主席邀请了美国乒乓球队参观北京以后，就把我们调至贵阳市。忽然，那些造反派对我们十分友好，因为我出生于澳大利亚。他们以为澳大利亚与美国是一回事。”席纵声大笑，“每人都要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造反派密切注意着中央的步骤。美国乒乓球队访问北京，表示中国愿与美国友好。有人说，中央政治局只要吸一口气，整个中国大地就会刮起一阵暴风雨。”
    “你现在的职业是什么？”
    “为贵阳歌舞团伴奏。”
    席的母亲来了。我这位老友衰老得几乎让我认不出了。满是皱纹的脸上，显出一副颓唐和看破红尘的神情。她热烈地拥抱了我大声说：“你看起来比我想象的要好多了。呵！能看到你真让我太高兴了。”
    我又回忆起二十六年前在澳大利亚的悉尼，那时，我俩都是年轻的妈妈，身后跟着两个穿着打折太阳裙的小女孩，她们并肩走着，手里拿着玩具小桶和小铲，然后在金色的沙滩边开始筑起一座座黄沙碉堡。我们再也想不到，我们自己所置身之处，也像这黄沙筑起的碉堡一样，这么快就会坍倒。席的父亲那时在中国驻悉尼领事馆工作。我们是满怀一颗赤子之心回到中国的。
    自然，席的母亲也在想起曼萍。她说：“你要坚强些。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我们无法挽回。现在主要是你的身体。你的身体不好，过度的悲伤对你不利。你要放宽心。”
    随后她告诉我他们在文革中的情况。他们所受到的一系列侮辱和迫害，与那些曾为国民党政府工作过及海外回来的一些人大同小异。她说她已被批准以教师的身份退休了，但丈夫还在银行里工作，因为他们未曾被划为资产阶级分子，所以还住着原来的房子，红卫兵只是焚毁了他们的书，没收了他们的“财宝”。
    我感谢她为我准备好住所。她说：“自从周总理主持工作后，情况要好多了，许多人从看守所里放出来了。”
    “很多人被关进看守所吗？”我问她。
    “是呵！几乎所有外资公司的高级职员都被关押了起来。我知道的有香港汇丰银行的华籍经理，还有我的邻居的亲戚、渣打银行的总经理，他们俩都关押在第一看守所。其中一人已于去年年底释放，另一个据说也快出来了。他们中有一个的太太，在红卫兵抄家时就去世了。那个可怜的女人，给吓坏了，从他们六层公寓的窗口往下跳。”
    我默默地回昧.着她讲的一切，她说：“最要紧的是，你得先去医院。现在大部分看门诊的医生都是没经过训练的冒牌医生，你需要找个有经验的医生。公安局说你患了子宫癌。”
    “我不信我是生了癌，”我说，“我出血已出了很久，有好几年了，假若真是癌的话，我现在应当感到疼痛了。”
    “那太好了，我也希望不会是癌症。但你还是急需找一位有经验的医生给检查一下。”
    “行吗？我不知那位老医生现在怎样了，他是第二医学院附属广慈医院的郭王奏医师。”
    “恐怕郭医师病得很厉害，他在文革中吃了不少苦。想想办法，再给你找个医生。可能要走一下‘后门’。”
    “后门？”我问。
    “这是现今办事的一种新途径，‘后门’是指通过朋友或熟人，请一位好医生，或买到些费们急需又不易买到的物品。”她解释给我听，“当然通过‘后门’办事，要付较高的代价，因为我们要以礼物来代替金钱，送给那些为我们办事的人。但大多数情况下，这是目前办好事情的唯一办法。”
    “那违法吗？”我问。我记得共产党向来十分痛恨这种行为，而人们也不敢做这种事。文革前，除非那些享有特权者，一般是没人私下干这种事的。
    “所有的法律和规章现今都被视为‘走资派’的一套，也没人再管什么合法还是不合法。我想只要一个人被捕了，他就是违法了，没有被捕，就是合法的。人们之所以把这行为叫作‘后门’，就是为了避人耳目，所以大家都是这样做了。”
    阿姨开饭了。我去浴室洗手。六年半来，我还是第一次照镜子。待我看到镜中的自己时，真是大吃一惊，我看到自己苍白的脸庞上，双颊深凹，头上披着一绺绺枯干的灰白头发。只有一双眼睛却显得特别明亮，这是因为我随时需要提防外界。现在这副面容，已与过去的我大不相同了。毕竟六年半，不是个短时期，我总是会苍老一点的。我又对镜中的自己看了看，希望不久我的脸色会重新红润丰满起来，我的眼睛，能以宁静，而不是惊弓之鸟的神情，来看待世界。
    席和她的妈妈已坐在桌边了，阿姨已准备好一桌好菜：有鸡汤，肉片炒菜心，米饭很软糯，我已有好久没有见到这些菜了。但我一点食欲也没有了，因为我牙龈疼得无法咀嚼，我只喝了鸡汤，吞了几口饭。
    “我想先去看看牙医生，再作妇科检查。”我说。
    “我介绍你去看我表姊。她是第六人民医院的牙科医生。”席建议道。
    “你先与她联系一下，做些准备工作。”席的母亲提醒她。
    “明天早晨我先去看她，回来再给你回音。”席对我说。
    待席与她母亲离开后，我帮着阿姨收起碗盏，走下狭窄的后扶梯，放入厨房去。然后我又去阿姨的小房里看了看。那里只有一张小床，上面堆着她的衣物，其它没什么家具了。窗上也没装窗帘。看来，席既没钞票，也没家具来布置这两个房间。我从自己房里搬了一把椅子放在阿姨床边。
    我底楼下让阿姨给我烧点洗澡水。我已发现浴缸里积满一摊摊的黄垢，但没有擦洗的器物。而且，这个季节的夜晚依然有几分寒意，我又无法增高浴室里的气温。
    在上海洗盆浴也是十分累人的，因为需要大量的热水。阿姨先要煮开几壶水灌满热水瓶，然后再用大锅煮上大锅水。在我等着洗澡水时，发现席为我在书桌的抽屉里放好一些信纸信封。我写了一张便条给曼萍的朋友和老同学孔—一制片厂的演员。我想他是唯一详细了解曼萍死亡情况的人。我要他立即来看我。阿姨端着沉甸甸的一大锅水，从后扶梯上摇摇晃晃地上来，我立刻把从看守所里带回来的那只搪瓷脸盆拿过去，让她把锅子放在脸盆里，以免烫水溅着她的手，然后我俩扛着脸盆走进浴室。
    再没有看守来催我了，所以我可以洗得十分彻底。我将一大锅水和六热水瓶水都用完了。待我从浴室出来后，我就站在阳台上，望着微弱的街灯下的马路，观看一下自己四处的环境。
    分配给我的房子，是一条弄堂里的许多幢房子之一，一排住宅的最末一套。这里全部房子的设计都是一样的，但都需要加以粉刷。我前边也是一排一式一样的房子，与我前门的小花园相隔六英尺宽的水泥道。在阳台一端，我望得见隔壁邻居家的花园，里面撑起几根竹竿，上面晾着衣服。这里一度属上海中产阶级的住宅，但自一九四九年以来，城市人口增加了一倍以上，可住宅又造得不多。因为上面的政策一度为发展内地，而不是发展沿海地区的。所以现在一般一幢房子都合住着好几户人家，大家共享厨房、浴室和走廊。我出世以来，从未住过这样的房子，因此我盼着有一天，可以收回我自己的住宅。
    虽然马路上行人稀少，静寂无声，但我想夜并不太深，但因我体力精力都支持不住了，就关上房门躺在很干净的床上。今天一天，显得特别冗长，但我不能入睡，好像一个什么沉重的东西压着胸口。当席和她母亲在时，我还极力抑制着自己。现在，已没有看守在监视我，阿姨也早就入睡了，几年来，这是我真正自由的时刻，我埋在心底的悲痛，到这时，才全部化成眼泪涌了出来。
    第二天早上，电影厂来了两个人，他们自称是上影厂革委会的，来向我宣布我女儿于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六日自杀身亡。
    “听公安局说你因身体原因而释放，我们也了解你即刻要进医院治疗，所以我们决定正式通知你有关女儿的死亡情况，这样，她的问题便告一段落了。”其中一人说。
    整个过程只他一个人在讲话，另一人只坐在那儿听着。
    当我听他说我是因为身体健康的原因而释放时，觉得很奇怪。但我又不能与他就这个问题来追究辩白。所以我只能说：“我要知道女儿死亡的具体情况。”
    “她在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六日清晨，从体育协会九楼窗口跳到南京路上死的。”
    “她怎么会到上海体育协会大楼去？”
    “她被造反派带去那里审讯的。”
    “为什么要审讯她？”我问。
    “那不是主要的问题。”他说着把话题扯开了。
    “那当然是重要的，这与她的死亡直接有关。”我正色说。
    “这与她死亡无关。她是自杀的，她对她的死亡自己负责。”那男人态度生硬地说，“但我们是在你女儿死后，在一九六八年作为工宣队进驻上影厂的。”
    “在你们进厂前后，厂方有否对她的死因进行过调查？”虽然我十分憎恨那人这副官腔，但还是冷静又不失礼地发问了。
    “怎么可能呢？”他不耐烦地答道，“自杀的人那么多，我们眼前还有许多迫切要解决的问题。不管怎么说，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自杀是一种对抗再教育和改造，对抗社会主义的行为。事实上这些自杀的家伙都是反革命，只不过他们已死了，就不这么称他们了。”
    “你们肯定我女儿是自杀的？”我问。
    “在我们进驻电影厂时，就看见她的名字列在自杀者名单里。你女儿的骨灰现存在火葬场，如果你要保存她骨灰，就到厂里来开证明。”
    “法律不是规定过尸体火化前必须经过法医验定的？”谈到我女儿，我内心犹如刀割。但我必须控制自己，以把问题真相弄清，“我要看看法医的验尸报告。”
    “要知道你女儿自杀时，正处在一个极端混乱时期，法律和秩序都完全破坏了。”那人有点恼火了，“当时自杀的人很多，可能每天有好几百人。”
    “你的意思，在火化前没经过验尸？”
    “不知道。其实我们对她的死亡不很了解，只知道她是自杀的。”
    “我正式向厂方提出，要对我女儿之死因进行调查。”我对他俩说。
    他们默不作声地看了我一眼，随即起身欲走。另一人从提包里拿出一只信封和凡本硬面笔记本放在桌上，我认出那几本本子是曼萍的。
    那讲话的人说：“信封里有笔款子是广里付给死者家属的。这些笔记本是你女儿部分日记，我们奉厂革委会之命还给你。”
    我站着看着他们离去，走到门口，他又回过头对我看看，说：“据了解，你女儿在厂里与同事及工人都相处得很好。我们很遗憾，因为她不幸的家庭的出身，而不能令她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
    阿姨跟着他们下楼，以便锁门。
    我站那儿凝视着曼萍的日记本，但没勇气去接触它。我会从这里得到安慰的，但现在不行，我的心在流血，我都不敢去碰一下这几本日记本。我咀嚼着那厂里来人说的话，他讲得并不多，但我已可以推测到一些有关曼萍的情况了。我一定要小心谨慎地进行调查，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真相大白的。我将给孔的信交阿姨寄去。
    我跟着阿姨下楼去给她锁门，我想我得要一道弹簧锁装在大门上，再在房门上也装一道，看来要做的事很多。四边的墙要粉刷，花园里的碎石要搬走，还要再添置些家具。我还考虑着，是否会再让我搬回原来的房子。但政府可能会认为一个人无需住这么大的房子。我想如果我必得长期住这里的话，我就要把走廊末端还有一个浴室搬到楼下，然后在原浴室处改装成厨房供我独用。这样一旦楼下有人搬进来了，也不会上楼来用浴室。如是，阿姨也不必天天把饭菜和水，沿着狭狭的后扶梯上上下下了。为了能保证我个人独处而不受他人干扰，我还要在后扶梯上装一道门，再筑一堵墙，把前面的走廊隔开。但这样做我需要材料，还要一大笔钱。怎么办？
    待我走到楼上的扶梯口，拐弯要走进房间时，从没有挂窗帘的走廊上的窗口发现，我们后面一排住宅的邻人，正从窗棂上向我张望。晚上要是开着电灯的话，我一出房门，就会像鱼缸里的金鱼，一目了然。还有一扇窗正对着房门，如果房门开着，那我房内一切活动都会尽入人眼。我决定立即要给这些窗户安上窗帘，这又得花钱。
    有人在敲前门，我想阿姨没这么快回来的。我从阳台上往下一张望，只见一个衣着像老师傅模样的男人在下面高声叫着：“我是房管所绿化处的，我来与你联系在花园种树的事。”
    我下楼去开了门。
    “你是新搬来的？”他问。
    “是。”
    他在花园里兜了一凋，用脚踢着那些碎砖破瓦，说：“先得把这些垃圾弄走，否则怎么种树呢？”
    “这是你们的事。我不管，我搬来时，这里已是这样了。”我告诉他，“再说，我也没力气把这些弄出去。”
    “那天有个女青年呢？是你女儿吗？”
    “不，她不住在这里。我女儿已经死了。”
    呵！我说了“我女儿已经死了”吗？只要我还活着，我就得经常这样说明着。每次当我这样向人们解释时，我的心会像撕碎似地疼痛的，我会清清楚楚看见，我那漂亮的女儿，正躺在南京路上一摊血泊之中。
    我竭力想控制自己，但泪水却止不住倾注而下，我背过脸用手帕抹着眼泪，为自己在一个毫不相识的陌生人前流泪而羞愧。
    不过，那人装作没看见，他低着头轻声对我说：“我会向单位汇报一下，是否先找个年轻人来把这些碎石搬走。”说完他就走了。
    下午，席告诉我已与第六医院任牙医的表姊联系好了，次日上午就去检查牙齿。
    “那是‘开后门’，我们不必清晨即去医院排队，我已把你的名字年龄都写给她了，她可先代你填好病历卡挂好号，把你的病历卡放在其它人前面，然后我们到了那里就立即可就诊了。”席说。
    “那不违法吗？不会给你表姊添麻烦吗？”我很有点担心。
    “不会的，现在大家都这样。每个医生都有自己的‘后门’病人，连党员和上级领导也带着他的亲友来走‘后门’。”
    在我关在第一看守所期间，中国似乎已变了，不是向着文化革命认为的引导国家向前走的方向变化。第二天席与我一起去她表姊处。果然，一切如席所说的，虽然候诊处已座无虚席，但我们就直接进了诊室。里面也有其它的“后门”病人。奇怪的是，并没人对此提出异议，其它人只是坐那儿看着我们，好像默认，我们可以先他们而进去。虽然他们已等了多时，而我们刚刚到。
    我问席为什么等着的众多病人能如此心平气和地接受这种不平待遇？席说：“他们自己也有其它‘后门’，尽管在这里没有，但在别处，他们有他们的优先权。”
    “那没有‘后门’的人怎么办？”
    “就找吧！只要你有亲友，总会找到‘后门’的。”她跟我说。
    这是我首次接触“后门”的概念。但过了些时候，我自己也成了个“开后门”的专家。我给亲友们义务教授英语而换取了各种“后门”之途。随着中美关系的和解，科技材料开始进口了，因此需要大量的英语，从而要求大批英语师资。有抱负的青年，都向往能任政府机构出国代表团的翻译，也有因准备移民而学英语的，要求跟我学英语的信件如雪片一样源源不绝。
    当中央下文可以解冻外汇存款，以争取即将枯渴的侨汇时，我有机会取回一笔数目较大的款项。这原是我汇到中国来准备去友谊商店购买一些仅凭外币供应的紧俏商品。通常我甩以购买冬天烧暖气的煤，还有修房子的木材。因为当局只批准我动用汇款的百分之二十购买上列商品，所以这么些年来，余款倒也积了不少，一旦这笔钱还给我了，我的经济就没有问题了，还可以此来酬谢为我开“后门”的人。
    这些都是以后的事了。当时席把我带往她的牙科表姊处，当着这么多先我而来，却不能及时就诊的病人进入诊疗室，我总有点觉得不大习惯，不大光彩。
    席的表姊检查了我的牙齿，说我牙齿的状况很不好，牙龈炎受感染太久而给耽误了，因此一般处理没有效。她说：“虽然你的牙齿一只也没有坏，但全部要拔掉。”
    她又看看我瘦弱的身子，接着说：“你体质不太好，不能每天拔牙，只好每隔一天拔一个，另外我给你开个证明，你可以订一瓶牛奶，假如能买到，每天还要吃几只鸡蛋。待你健康好转一点，我们就可以缩短拔牙的间隔了。”
    从医院出来后，席陪我去店里买了一台我十分需要的钟。
    店堂外边，一个男人坐在一只矮凳子上，前面是一架磅秤，花上三分钱，就可知道体重。我称了一下，连衣服在内，总共只有八十五磅，比我原先要减轻三十三磅。以后，我总定期去那老人处称体重，直至我离开上海。
    待我体质渐渐康复以后，牙医就每天给我拔一只或两只牙齿，直至一只不留。她说要待牙龈的肌肉老化后才可装假牙。
    我很沮丧，因为这样话也说不清楚，没了牙齿，就只能吃流质。而且当我在镜子上看到自己那副没牙的形容时，总感到好不自在，因此我给自己套上只大口罩，即便在家里也是如此。
    一天席跟我说，我现在的身体，已可以独自一人上街自由走动了，因此她要回贵阳去了。她的家人在等着她。我十分感谢她为我做的一切，对她的离开我颇感依依惜别。
    一个周日早上，孔来了。我们坐在阳台上和熙的日光下，他也讲不出更多有关曼萍的遭际，但他也怀疑上级所作的那个“自杀”的结论。
    “我与曼萍相识很久了，我们十几岁时就相识了。她的性格不像会自杀的。另外，她在体委做了些什么？谁把她带去的？肯定不会是我们厂里的造反派带去的，他们完全可以在制片厂里审讯她。
    “会不会因为她曾任过女子划船队队长，所以被带往体委了？”
    “不，我想不会。上海体委已解散了，那所大楼被上海民兵司令部的附属机构所接管。听说里面有个秘密审讯处，进去的人凶多吉少。”孔说。
    他站起身去阿姨房门口张望了一下，怕她在偷听。
    待他回到位子上，我忧虑地问：“那边有上刑吗？”
    他久久没有出声。我又重复了一次，他才说：“唉，带去的人，死在里面的不仅曼萍一人。”
    于是我脑海中浮现的曼萍，不仅仅只是躺在一摊血泊之中，而且她那苗条的身子还是遍体鳞伤，给折磨得体无完肤。那么惨！我浑身打了个寒颤。
    “所有她的朋友都为她的死而伤心。”孔说，“有一天，我总要把它弄个水落石出的。但目前，一点办法也没有，政治形势还是很不稳定。”
    “总理不是出来主持工作了？”我问。
    “林彪死后，总理权是大了些，但江青和她那伙人还莅，他们不把大权夺到手，是不会罢休的。当林彪自我爆炸后，他们不得不暂时隐蔽一些，因为在文革初期，江青与林彪是关系相当密切的。且总理又病重了。北京来我厂参观的人说，总理得了癌症。”
    “哦，那太可怕了！”我说。
    “原总书记邓小平也已平反了，这几天就要见报了，他将出任总理的助手，可能总理要他继任自己的职位。但江青一伙，却要从他们自己的人中挑一个来接替周总理。”
    “那毛圭席呢？他不出来作个决定？”
    “他会的。但他能否做出正确的决定？他现在也病得很重。听说，江青已把他架空了，不让任何其它国家领导人接近他。现在正是个多变的时期。我虽说是个演员，但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治学习班或去公社劳动，根本没有演出机会。我只觉得，自己的一生，已彻彻底底给浪费了。”
    “我对文化革命还是一点不了解。几天前，席给我看过一些红卫兵的传单，我对它们很感兴趣，你有没有这方面的材料？”我问他。
    “我家里有一些，也许你会感兴趣的。因为它没有经过审查，其中许多是有关党内争夺领导权的内幕。当然，红卫兵出版这种传单，目的仅为着揭露‘走资派’而已，但无意中却揭露了整个领导机构，有的口头传说远比传单上的严重，只是你没有机会听到。但这些传单的主要内容，不过是偏激的革命内容而已。我可把最有趣味的一些给你整理出来。”
    孔向我告辞了，我陪他走到扶梯口，一块石灰从天花板上脱落下来。“为何席不把这房子粉刷一下？”他问。
    “钱不够。他们只发还我五千块办理这一切。”
    “你可向上级多要点钱。现在形势稍为缓和一点，这是个好机会，或许再过几个月又要变了。”
    “那经管我存款的领导会否借机来训斥我或辱骂我？”我说，“我宁可向弟弟借钱，也不愿去与经管我钱的造反派打交道。”
    “好，下周六我带两个朋友来给你粉刷墙壁。”孔提议。
    “不行。我不能让你那样做。”
    “我们和曼萍是朋友，我们有责任帮助你。”
    “那我该怎么谢你呢？还有其它人，我根本不认识他们。”
    “可能有一天，他们会求你帮助某事。至于我，多年来承蒙你的盛情款待，现在，应当为你办些事以表谢意。”
    于是只花了十五块饯买了涂料，孔和其它两个电影厂青年，使用从厂里借来的工具和梯子，把两个房间、凉台及走道，都粉刷一新。他们告诉我，每个单位的人员都可借用公家的工具做私活，只要物归原主就是了。这已成为习惯了。孔还带给我一大堆红卫兵传单。
    席的母亲代我找到一位妇科吴医生，她答应为我检查。她告诉我，吴医生是解放前从协和医科大学毕业的，她有长时间的临床经验。现在在接替郭缕医师位置，任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妇科主任。
    “吴医生，是我一个朋友的女儿的友人，逢周四在门诊部就诊，以解答一些青年医生不能诊断的疑难杂症。她约你下周四去就诊。为了避免与门诊部的青年医生打交道，我朋友的女儿特地请了假陪你去。”
    “这不好。我不愿让她请上一天假陪着我，我自己一个人去好了。”
    “她还想认识你。我告诉她，你是英国留学的，她十分希望在你身体康复后能教她英文。”
    我觉得自己也在一步一步被卷入这个“后门”的罗网了。但我又有什么其它办法呢？假如我要循规蹈矩的话，非但得大清早去排队，而且还遇不上吴医生那样的高级医师。
    周四我去看吴医生了，她认为我不是癌症，只是内分泌极度紊乱，“可能是长期的压抑与反常的生活所致”。她用如此有礼的语言来隐喻我的被长期囚禁。她建议我索性切除子宫以代替长期的治疗。因为后者可能要经过比较长一段治疗过程，恐怕医院工作会受政治牵连，说不定何时又会有变故。看来，她与孔一样，也时刻准备着在政治上会继续有反复斗争，而认为目前的平稳，不过只是暴风雨之间的间歇罢了。
    一周后我顺利地动了次手术。躺在挤着二十五个病人的病房里，住了三个礼拜医院。有些人患癌症，各床位之间的间隔只一英尺宽，她们瘦骨伶仃的身子及痛苦的呻吟声，令人压抑凄侧，与我在看守所的感觉一样。真的，当我刚从麻醉醒来后，一度以为我回到了监狱医院。
    在住院期间我接到了银行通知，说我的外汇存款已解冻了，经济上的宽裕，令我行动做事方便不少。我补送了一份结婚礼物给席，并邀她丈夫和孩子一起来上海度春节。
    出院以后，又去装了假牙。刚开始把它们安进嘴里，可真不习惯，实在忍受不住，就下意识立即把假牙取出来，这简直像嘴里塞进两只大盆子似的，令我透不过气。牙医告诉我，晚上可以脱下来放松一下。但我还是决定二十四小时都把假牙戴着，这样可以加快我的适应过程以缩短受罪的时间。在晚上因感觉不适而不能入眠时，我就吞服安眠药。
    现在，我已有足够的金钱来改善居住环境了。我在后扶梯安了一扇门，把楼上浴室里的器皿搬到下面的餐具储藏室去，再在原先的浴室之处装了水斗和煤气灶。这是由房管所派了三个工人来做的，我付给他们费用。由于孔与他朋友帮忙，我才买到那水斗。做后门的木料及铺浴室的瓷砖，都是通过“后门”弄来的。
    那几个工人因房管所有固定工资，因此不能再接受额外工作的报酬。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工作劲头会鼓不起来，仅仅是敷衍了事，不顾质量，并拖延施工，但我不能再付钱给他们，这是违法的。为了鼓励他们把活计做得又快又好，我只好提高他们的“待遇”，所谓“待遇”，包括高级香烟，丰盛的菜肴加上啤酒、黄酒。孔、阿姨及其它朋友，帮我在各处排队开“后门”买些紧俏商品。待这项工程结束后，我再送给三个青年人每人一份礼物，并告诉他们我打算在门厅里筑上一堵墙，把它一隔为二，但买不到砖头。因为他们也都没有买砖头的“后门”，但他们愿意在我弄到砖头后，在下班后帮我砌墙。
    一个下午，我在房里为阿姨缝制窗帘，三个居委干部大姐来看我。
    “我是这个地区的居委会干部，叫鲁英，负责这里的里弄小组。”其中一个妇女自我介绍着，随后她又指了下一个肥胖的妇女，说：“这是我们的支部书记。”
    第三个妇女接嘴道：“我是协助她工作的。”
    我起身对她们表示了欢迎，阿姨送上茶。
    每个地区的居委会，属公安局派出所的一个分支机构，在它们领导下工作。居委会的工作人员直接与居民接触，并向派出所汇报。这个组织负责每周一次的居民政治学习，并经办一些居民生活上的具体事例，如发放配给票证、分配生育名额、调解邻里之间纠纷等。有时，居委会也协助公安机关破获案例及逮捕罪犯，因为她们对管辖范围内的居民生活细事，了如指掌。
    居委会大部分干部是退休工人，他们支取国家退休金，对里弄工作仅尽义务，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因着退休金太低，才取些少额津贴。这些妇女(也有少教男性)享有管理居民的大权，她们的对每一个居民的评价及汇报，都被认为是非常可信的，并要载入公安局的档案内。
    待大家入坐后，那个支部书记粗俗地笑着说：“我们来拜访你，是因为我们听得你是新搬进来的，另外，请你每周二、五下午来参加我们的政治学习。”
    “谢谢你们来看我。应该是我先来向你们报到的，只因为我忙着要看病，还要作些安顿下来的琐事。”我有礼地说。
    “你得的什么病？是不是——”那支部书记踌躇着没把话说完。
    “问题不大，手术很顺利。”我说。
    “是不是癌症呀？”那一位讲话就缺乏技巧了。
    “不是，没那么严重。”我接着说。她们大约是从看守所或派出所那儿得到的消息。
    她们互相交换了下目光，好像觉得很奇怪，但很快又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表情。
    “你能每周来参加两个下午的学习吗？”鲁英问。
    “我很愿意。但可否再过两个月，让我再休养一段时间？医生规定我每天下午要休息直至完全康复。”
    那位支部书记走到阳台上，大声说着：“呵，多宽敞的阳台！”又去看了洗澡间：“你独用一个浴室。”她竟然还把我的碗橱打开，往里面窥视一下，又叫了一声：“多大的碗橱。”随后又坐下对我说：“你一个人住两大间房间。你知道，政府已对你特别照顾了。”说着她严肃地看着我，似等着我作个表示同意的回答。
    “一般情况下，单身一个人，是不会分配这么大面积的住房。”她那位协助书记说。
    她们不能强迫我去参加学习，因为这必须是自愿的。因此听说我还要请几个月假，她们不高兴了。当某人不同意他们要求时，就使那人产生一种忘恩负义的疚意，这是有的党员干部的工作方法。
    “我感谢政府的照顾，希望你们代我转言。”我说。
    听了我这番话她们很高兴，都点头表示同意。
    “但我希望有朝一日能搬回自己房里住。你们知道政府有关的私房政策吗？”我想提醒她们，我的房子被国家占用着，因此我理应比他人多分配到一些房子。
    书记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比较生硬地说：“这我倒不清楚了。”
    鲁英说：“你身体会很快复原的，参加学习可以提高你的觉悟，我们大家都需要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资产阶级分子比其它人更需要。我就住在这里近处，离你家只隔三幢房子，我会常常过来看看你过得怎样。”
    “那太好了。”我有礼貌地说。
    “我只有一个房间，与女儿、儿子同住。我们一幢房里，住三户人家。”鲁英侃侃而说，表示政府对我是十分照顾的。我也从她说话的语气和表情中觉得，她不太同意我分配到这么大面积的住房。因为她是我们小组长，我必须与她搞好关系，我希望她不是太难应付的。
    在中国，根据各人不同待遇，人们也就分成各个不同层次。在文革之前，我与一般群众不相干，凡与居委会大姐打交道之事，一切都由老赵代劳了。而市统战部对像我这等人，是以礼相待的。政府对我及其它一些与我类似的人士的特殊待遇，可帮助政府在海外人士心目中树立一个宽宏大量的印象，因为我常有外国人来访。但文革后一切都变了，我现在已成为普通百姓之一员。因此自从第一看守所出来直至离开上海，在这一时期的生活，给我一个机会令我能更深地了解一般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及他们的艰辛。
    她们起身准备离开了，但那位支部书记最后又说了几句：“你一定要读毛主席的书，它会帮助你端正态度。”
    我什么也没说。有什么可说的呢？要我对她说，我禁闭在第一看守所觉得十分愉快吗？她会相信吗？她像在等着我回答。但看到我缄默不语，那位副书记对鲁英看了看，鲁英说：“对了，我给你带来毛线、缝衣线和棉花的票证，粮油票我已给阿姨了。”
    我向她们道谢后，按礼仪应把她们送至大门口，但她们坚持让我留在房里，而叫阿姨下去给她们锁门。我想或许她们要单独与阿姨讲几句，因此也就不坚持送她们了。
    我把茶杯收拾好后，又接着缝窗帘。
    阿姨回来后问：“你已把茶杯收拾了？”
    “是的，但我没有洗。我想把窗帘赶出来，这样你晚上就可以用了。”
    阿姨两手一摊，叫道：“哎呀，你一点不像他们说的。”
    我不知道她的“他们”指的是谁，但我想“他们”不是指公安局的，就必定是居委会的，不过我想，我还是保持沉默为好，所以只是一笑置之。
    “你心地真好。第一天从那怕人的地方出来，就帮我提热水，那时你自己也病歪歪的。看见我房里没有椅子，你又把自己的椅子给我。你花那么多钱把厨房搬上楼，这样我就可以不用再楼上楼下跑个不停了。你一发还钱，就加了我工资，现在给我做窗帘，你真是个好人。”
    “谢谢你，阿姨。我想这也算不了什么。”
    “哎呀，我可不能再让你做了。你是个体面人。不过，你对文化革命是怎么看的？”
    我清楚这最后一个问题，是居委会要她问的，而她们也是受命于派出所。
    “这个么，以我个人来说，文革是很不幸的一件事：我被关进监狱，女儿又死了。但对国家全局来看，那当然比个人重要，文化革命是好的，也是必要的。”我说着大道理。这番话也是居委会的大姐们愿意听的。
    阿姨拍着手扯着喉咙说：“对呀对呀，你真的进步了。你为什么不把这些话讲给居委会的支部书记听？你有这样的进步，她们会对你有好印象的。”
    “她们有没有打听我对文革的看法？”我问。
    “那书记讲过你的态度是正确的，你记得吗？没关系，明天我去菜场见到她时，会把你这番话告诉她的。她每天早上要去取牛奶的。阿姨说着就回厨房去准备晚饭了。
    她是个头脑简单的人，无意中把要向支部书记汇报我情况之事泄露给我，看来我人虽然出来了，但还是在受监视，可能只要我人在上海，不管多长久，都不能放松警惕。
    那晚我独自一人坐在房里，第一次生出一个念头：离开中国为上策。唯有这样，才能彻底摆脱政治上那种阴沉攫人，提心吊胆之感，才能获得真正的解脱。女儿也已经死了，我对上海别无他恋了。虽然在那时看来，要想离开中国的念头是太不现实且也决无可能，但我认为必须牢固树立这种念头，伺机争取机会。
    看来，是上帝令我抬起双目，使我能看见地平线上遥远的青山。
第14章  寻求正义
    我常常梦见女儿被残酷地折磨、受刑，在溅满血迹的房间里死去。醒来时我都喘不过气。我躺在黑暗中，心猛烈地跳着，一幕幕可怕的幻景继续出现。我决定亲自到南京路上海体育协会大楼详细地观察一下。在我健康情况许可下，应当立即进行这会使我伤心的行动。这样我能对曼萍死亡的地点有个明确的概念，如果情况许可，我还得进行一些调查。但我不能把这种意图让阿姨知道，我怕她可能会向居民委员会里的大姊汇报。所以我只能利用我每日外出散步的时间乘公共汽车至南京路。所以，我有意识将每日散步的时间延长至每天两小时。
    “你这几天外出散步走了这么多路！你的身体真的已健壮多了，你脸色红润。快歇一会！让我给你倒杯茶，”我回到家里，阿姨常会直着嗓门说。
    在我每天长时间外出散步已成了常规之后，阿姨不再对我离家过久而唠叨。我认为这已是我施展计划的时候了。
    南京路是上海交通的主要干线。从外滩黄浦江通向西郊，横贯全市。在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之前，上海体育协会大楼是国际青年会的总部。它位于南京路中段，面对过去的跑马厅，现在的人民公园。从我家去那里需要乘半小时公共汽车。正像上海的一贯情况那样，公共汽车总是很拥挤的。上了车，我没有力气往里挤，只得立在车门口，由四周挤满了的人群支持着才能站稳。站在我身边的那位女乘客时时把我的胸部挤得那么重，我想她可能已听到我咚咚的心跳了。一路上我非常担心，恐怕此去会发生一些想不到的情况。所以我思想上强烈迫切要去看看，但是情感上却又想回家。最后当公共汽车到了目的地的停车站，我仍犹豫不决。可是车上的人都要下去，我被挤出来的乘客带下了车，发现我自己已站在人行道上了。
    我挤在人群中漫步走着，两眼望着马路对面那座大楼。体育协会隔壁是国际饭店和大光明电影院。两者都是三十年代的建筑物，但现在仍是上海市容的主要标志。这两所大楼上挂着的红布横幅在秋风中飘扬。横幅上写着文化大革命的口号，“政治是统帅”，“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大楼屋顶上的霓虹灯又照着另一条口号，鼓励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当四周的人看到我抬头欣赏着上海城市的繁华街景时，认为我是来自中国其它地区的外地人。没有人会特别注意我。我在人丛中摇摇晃晃地走着，两眼盯着上海体育协会的楼层寻找窗户。马路上的一群群行人猛力将我推来挤去。
    人民公园门口，男女老少在排队购买门票。有些人在等着他们的朋友或亲人。我停下来和他们站在一起，隔着马路再望着对面那座大楼。但我只数到第八层楼，没有见到九层楼，八层楼之上就是倾斜的屋顶了。为了不想受人注意，我来回徘徊在公园门口，好像是在等人那样。我仍向上望着那大楼，但就是看不到人们说曼萍跳下来的九层楼。我一边分析着新发现的重要情况，一边漫步经过人民公园，然后又回头走回去。这时才看见上海体育协会大楼旁边的第九层楼及其上面的窗。那扇窗并非面对南京路。它位于大楼与一所很低的两层楼住房的狭弄上面。那扇窗户很狭窄，并竖着铁栅。一个人的身体能否从铁栅的空隙处挤出来，我尚不能轻易断言。
    我所发现的情况和听人传说的完全不同，我需要时间来加以思索。我买了一张门票进入人民公园，静静地坐在角落里的椅子上。那里望得见对面大楼顶上的九层楼。我看着那装着铁栅的狭窄窗户，思索着我女儿死亡的真相。我认为除我所了解的以外，还有更多其它的情况。暖和的阳光带来一阵微风，刮得地上的秋叶沙沙地发响。我虽然听到马路上来往车辆的嘈杂声和人们的喧闹声，但在我充满了悲愤的内心却感觉极端的孤独，孤独得像一个被隔离在荒岛里的人一样。
    我是否要再走向对面马路去敲体育协会的大门进去调查呢？我反复几次问自己，但不俄作出决定。一个小女孩骑了辆三轮脚踏车从转角的马路上过来，她的妈妈在后面跟着。当她加速前进时，她妈妈就叫着，“慢慢骑！当心！”但那个小女孩踏得更快了。她乌黑的眼睛淘气地向后看着她的妈妈。她们母女在我面前经过，消失在一群灌木丛后面。
    当我离开公园走向公共汽车站时，我两眼看见到处都是曼萍，马路上的每个青年妇女和每个小女孩看上去都像是我的女儿。我心中一阵阵的刺痛，使我比在监狱里的任何时候感到更孤独更无助。公共汽车站里挤满了人，一辆车子开过了站也没有停下。我鼓足勇气坚决转向人行道，过了马路。在那体育协会旁边的狭弄口，有个青年妇女坐在一只矮凳上结毛线。
    “你住在这里吗？”我问她。
    她点了点头继续结她的毛线。有些人从这里的人行道上走过，但没有往我这方向看。我发现这些房子是靠着体育协会大楼的墙壁造的，占了那条狭弄的一半面积。
    “你在找人吗？”那青年妇女抬起头问我。
    “我是北京来的。”我说谎道，“我听说在一九六七年，一位上海电影制片厂的青年演员从这大楼里跳窗自杀。你曾听到过这件事吗？”我指着她后面的体育协会大楼。
    她抬头摇了摇：“没有。一九六七年就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第二年，是吗？那时这所大楼在修理，四面都是修房子的脚手架。这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们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前不久搬到这里住的。那些工人把这条狭弄弄得乱七八糟，然后没有完工就走了。”
    “那我弄错了。”我说着很快就离开了。她所说的是个活生生的事实，由此我可以肯定我女儿决非自杀的。
    我可能在南京路上走错了方向，因为过了一会我发现自己走得比原来的地方离家更远了。一辆公共汽车驶过来，我'就上了车。经过一程颠簸不平的行驶，我又回到了我自己的家。当我打开大门，发现两辆自行车停在花园里，并听到楼下房间里，有人在说话。
    阿姨在走廊里看到我就说楼下的房子已分配给姓朱的一家了。她还告诉我有关朱家的一些情况，但我没有去听她，因为我在思索着南京路上的新发现。
    我女儿的死亡仍是件神秘的事，但我已有了比过去更明确的证据。她曾受到造反派的审讯，并死于他们之手是无可异议的了。假如她是被谋杀而非自杀，那不管怎样，我要找到凶手，看他是否已判刑。在中国杀人犯是要判死刑的。此后我脑子里不再看到曼萍在六月份初夏早晨的暗淡灯光下躺在人迹尚稀少的南京路上了。在梦幻中或一人独处的时候，总是看到她惨白的面容和失去生气的外貌。我也听到她的哭泣和怒吼。我向上帝宣誓，我一定要为曼萍报仇。
    过了几天朱家搬来了。我正在考虑是否要下楼去招呼他们，说些客气话表示对他们的欢迎。可是朱太太先上来看我了，她的年龄和我相仿。染过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用只假玳瑁梳子夹着，嘴角上叼着一支香烟。我给她让座，阿姨送上来一杯茶和一只装香烟灰碟子。
    “我女儿艳和你女儿是同学，她们是好朋友。”她很热情地说。
    “你女儿是否和你一起住在上海？”
    “艳是我的大女儿。她在北京解放军文工团工作。因为我丈夫是资产阶级分子，当红卫兵来抄家时，我们便被扫地出门，住在汽车间里。你能想象我们一家七日仅住一个汽车间？我们需要走两百公尺才能取水和上厕所。红卫兵要我扫马路，我的丈夫也不知被殴打批斗过多少次。我们只是个没有声望的小资产阶级，我们的钱并不多。只是我丈夫在解放初期曾开设过一个制造雪花膏的工场。”她说话时显得很紧张，不停地吸着烟。
    “你女儿在部队工作，那你们应该得到照顾了。你们有否取得‘光荣之家’称号”我问她。有子女参军的家庭被称为“光荣之家”，共产党供给他们特别的配给品和一些特权。
    “红卫兵都把这些否定了，但现在又承认了。我们的成分又恢复了，并分配给我们这里的房子。”
    “我希望你们搬到这里来住会感觉很愉快。”我很有礼貌地说。
    她拉着我的手说，“我老是讲我自己的事。你的遭遇比我们更坏。你被送进看守所，你漂亮的女儿又死了。我得知曼萍死后，就去信告诉我北京的女儿。我们大家是多么伤心！”
    我不愿和她谈及曼萍的事，更不应为我的遭遇而向她诉苦，所以我什么也没有说。
    她笑着将香烟头在碟里揿灭，接着又点了一支，深深地抽了一口，然后吐出一阵浓烟说：“我上来是和你商量有关电费的事。我总喜欢每件事情事前讲个清楚，你说呢？这样以后便不会有什么误会了。我的女婿是电工，他已发现这幢房子只有一只电表。你是否同意我们两家把电费平分，因为你住一层楼，我们也住一层。”
    在我回答她之前，可能阿姨已在门外走廊里听到我们的谈话，这时她走进来说：“阿哎！朱师母，我们得按照每户住着的人数来平均分担。你们有七个人，我们只有两个人，我们将电费分为九份，你们付七份，我们付两份。”
    “不，虽然我们有七个人，但我们所占房间面积并不多。电费应该对分。”朱太太对阿姨感到很恼火。
    “你们人多，当然你们灯也多，平均对分不合理。”阿姨和她争论起来。
    我出来作调解了。“我们为什么不去了解一下其它邻居是怎样分派的。我要去看看鲁英，她是小组长，她也和好几户人同住。我们去问她好了。”
    “那也不妥当。除了你之外，每户人家分配到的居住面积都是一样的。你分配到的面积比人家的大。假如你的两间房子分配绐两户人家，那么这里也要住上六七个人。”朱太太激动地说。
    她将香烟揿灭在碟子里就站了起来。“我让我丈夫来跟你谈谈。”她离开房间自言自语地下楼了，也没有等我回答是否愿意见她的丈夫。
    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这样为电费而发愁。我搬到这里以来的几个月里，每月电费没有超过几元。
    我听到有人从楼梯里上来了，一会儿，门就打开了。朱先生走了进来。他是个面部肌肉已松弛的浮华俗气的男人，可能他过去曾相当肥胖。当时阿姨立即跟了进来，站在我身边预备为我争辩。
    “我妻子告诉赞说，你不愿负担你的部分电费？”朱先生开口就说。
    因为他不懂礼貌，没有敲门便进了我的房间，因此我没有站起来和他招呼，仍坐在写字台旁边。
    “以后你要是来看我，请一定先要敲门。不能不敲门就进来。有自尊心的人必须保持文明的态度。”“告诉他。
    他胀红了脸感觉到不自在。“你是否要讨论一下有关处理电费的事？”他问。
    我严肃地说：“不，我不愿再讨论有关电费的事了。下个月我就付一半电费。同时我还要装一只火表，这样以后就不必再有争论了。付多少电费是件小事情，你为何要斤斤计较。”
    他自说自话坐了下来，脱口而出说：“你不知道为何要斤斤计较？问题是为了钱！红卫兵没收了我的银行存款，我又没有工作。我和妻子每月每人只有十二元(按那时汇率约兰英镑)生活费。我的一个儿子又在待业，另一个儿子每月薪水仅四十元。我们还要照顾我们的孙子。他的父亲在东北。他们那里副食品缺乏，我们还要为他们寄食物邮包。”
    我站起来向他表示这次会见已经结束了。我说：“我很同情你的情况。既然你有困难，下个月我同意付一半电费。”
    朱先生愁眉苦脸地咕哝着：“我不是来向你求施舍的。”就离开房间下楼了。
    我看着朱先生弯身曲腰的后影离开了房间。对朱家的遭遇我深表同情，使我看到贫困竟会使人的风貌败坏到如此地步。
    次日我向房管所申请购买一只电表，但房管所拒绝了我的要求。我每天去问询，但他们总是说我的申请目前尚不予考虑。
    有一天，我遇到一个为我搬迁浴室的工人。他说，“你不必去向房管所申请电表了，你最好是通过‘后门’去买。”
    几天后，当我外出时，朱太大当电工的女婿迎上来和我招呼，好像他在花园里等着我似的。他表示愿意为我弄一只电表，开价是市场官价数倍以上。我们相互经过谈判，结果同意以官价的两倍成交。
    “你提供的电表是否是你单位里的存货？”我得把情况弄清楚，因为我肯定他是从他工作单位里偷来的。那时，国营企业里偷窃是很普通的，因为党支部书记对国家财产管理松弛。那些工资微薄的工人就以此来补偿。这种情况的普遍存在已成了个公开的秘密，工人们以此来戏谑，称它是“共产主义”，译成中文即“分享财产”。
    “你为何要关心电表是从哪里来的？你要买就买，不买就拉倒。”那青年不客气地说。
    我犹豫一下，考虑着是否我真要买这种赃物。
    “我可以为你安装好。”他说。
    “你要我多少工钱？”我问他。
    “我本来不该收你费用，因为你对我们都很客气。但我的工资很少，我需要一些额外的钱花用。六元是否太多了些？”他问我。
    我看着眼前这样一个令人讨厌的人。他虽然营养不良，衣衫褴褛，但看样子倒很精明。我认为他也和我们一样，只是这种极左制度的受害者。要是在另一种环境里，有机会争取到较优裕的生活，他也可能成为一个有教养的青年。他带着恳求的服光看着我。我说：“我同意付六元。”
    阿姨对朱家的种种表现表示十分愤怒，她责怪我对待朱家的态度太“软弱”。她预计朱家以后会利用我。她还表示，“你不了解他们这种人。”
    朱太太的孙子是个淘气好动的六岁男孩，在等着上小学。他因为过分被溺爱，因此不懂礼貌，每天要几次上楼来溜入我的房间。特别我不在家的时候，他会开我的抽屉，看到好奇的东西便随便乱动。有时，我散步回家，看见他在用刮的笔和纸画图画。又有一次他带了个皮球上来，在我刷清了的墙壁上打球。经常他在我房间里进进出出，使劲高声大叫。当阿姨烧菜时，他就随便把菜捞来吃。阿姨将找回的零钱放在桌上。但等这孩子进来后，这些零钱便不见了。我曾几次向朱太太提及有关这孩子的事，但她总是说，“我叫他不要上楼，但我管不了他。我要承担全部家务，还要烧饭。”
    有天早晨，我打开房门，听到有人在扶梯底层打呵欠。往下一望，看见朱太太那个失业的儿子从床上起身。原来在夜里，当我们大家睡觉时，朱家占用了门厅，将它当卧室，把一只床搭在靠近他们那一边。但另有一只小桌和小椅子却靠在我这边。中间留一条小过道通往门口。另外他们还占用了扶梯以下几级。放了几个布袋。我叫阿姨来看看下面发生的情况。她立即要下楼去和朱太太吵架，被我阻止了。
    早餐后，我到房管所去了。
    “我是太原路一号的居民。”我告诉那个坐在写字台后面的人。
    “我知道你是谁，我认识你的。”他说。
    “对不起，我请问你一下。你能否告诉我你们房管所共分配给我多少面积房子？”
    “楼上的房间都是分配给你的。”他说。
    “楼下入口处的门厅怎么样？”
    “楼下门厅和花园都是一半，你所付的房租包括一半门厅及半个花园。”
    我向他道谢之后就回家了。朱太太在院子里晒衣服，我对她说，“我发现你儿子睡在门厅里。”
    “是的，里面没有地方可睡了。”她随便回答着继续晒她的衣服。
    “我刚才去房管所办公室证实过了，一半门厅空间是属予我的，另一半属于你的。是否你儿子的东西搬到靠近你那一边，不要把楼梯给堵住了。”
    “他留下一个过道给你们进出的。你身体很瘦，要多少空隙给你进出？”她很不高兴。
    “问题不在我需要多少空隙进出，而是多少面积是属于你的。请你告诉他将他的东西从我这边搬走。”我严肃地说着就进屋了。
    “我们一家共七日人，我女儿又要来探亲了。我们房里没有地方可再放一只床了。”朱太太说。
    阿姨立在凉台上听我们谈话。当我进房间时，她轻声对我道：“我们应该筑堵墙，没有其它办法可以使他们不来侵占我们这部分房子。”
    “但是我们买不到砖头。”我说。
    “你能否给我几天假期让我回苏州去一次，看看能否买些旧砖头？”
    “当然可以！不管怎样你应该回苏州去看看你的家。”我很高兴听到阿姨要回家几天。虽然她每星期有一天假期；但她从来不大外出。
    阿姨回家后的一天早晨，我很早就起身，拿了她的菜篮子到菜场买菜。虽然还是清晨五时，但天仍是灰蒙蒙的。去菜场的那条马路上已挤满了人。大家急急忙忙的一边扣着衣服上的钮子，向菜摊走去。这些熙熙攘攘的人群，来自四面八方。他们的交谈声，在老远就已听到了。
    因为阿姨和我已吃完了定量供应的猪肉和鸡蛋，我想买只母鸡煮汤，因为这是不属于配给类的。另外我还想买些蔬菜，还要买每月配给的豆制品。我还得自己去取牛奶。因为鸡比蔬菜更紧张，我先在鸡摊排队。那时已有一长队人排着了。除了站在那里排队的人之外，队伍里还有杂乱的东西如破盒子、旧帽子、小凳子、空罐头等和买客一起排着队。当这个队伍向前移动时，那些站在队伍附近的人便把这些破东西也向前移动，好像它们也代表排着的队伍的一部分。当我听到附近两个妇女的对话后，才知道队伍里放着的破东西也代表买菜的人。只要你有朋友或熟人代你向前移动这些破东西，它们就能代表买菜人。用这种方法，一个人能同时排二、三个长龙队伍。事实上这也和开“后门”一样，是一种相互帮助的办法；我为你在这条长龙里把你放着的东西往前移，你也能协助我在另一条长龙队伍里为我这样做。当某一件东西已移近到摊边时，她的朋友会大声呼叫在另一个队伍里的人立即过来购买。同时这人又会敏捷地放下一件东西在第二个队伍里，再占一个位子。然后立即又冲回第一个队伍里去购买她需要的东西。她们每个人的态度都非常谦虚和睦，因为大家都需要另一个的帮助。在这种情况下，买菜这件事已成为有严密组织的工作，显得非常吃力。
    我好像等了约有一个小时才轮到。在一只大箩筐里，我只看到剩下五只鸡。
    “你的小菜卡在哪里？”那男人问我。
    “鸡也是配给的吗？”我惊奇地问他。
    “快些！快些！其它人在等着！把你的小菜卡给他看！”我后面的那个女人不耐烦地在大叫，我被她们挤向前而。
    我急忙将小菜卡从钱包里拿出来交给那男人。
    “怎么？一户只有两口？你只能买一只两斤重的鸡。我现在留在这里的鸡都是大的，明天早晨早些再来！小鸡很快就卖完的。”那卖鸡的男人早已把注意力转向我后面的女人了。“给我看你的小菜卡！”
    我又想去排蔬菜摊的那条长龙队伍。我没有买到鸡并不在乎，但因为我已排了一小时队，又听着周围那些人的尖锐的说话声，使我感到非常疲倦。假如我买了鸡，还得另外排队去让人杀鸡和洗涤。我想即使是最富营养的鸡汤也补不回所消耗的这么多精力。
    当我挤在人群中走向蔬菜摊时，听到有一个男人在叫我，“太太！太太！”这是中国上层社会佣人对女主人的称呼。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宣传，再听到这种称呼使我感到非常吃惊。我想这“太太”不知是叫谁。接着，这声音好像跟着我在叫。一会儿我发现我那老花匠站在我身边，他两眼含着泪水，用破碎的声音说，‘“你仍活着！看样子你身体很好。但是曼萍……”说到这里他的声音哽咽了。
    四周的群众，好奇地看着我们。有几个人停下来听我们谈活。我立即把我的住址给我的花匠，告诉他等一会来看我。
    我已没有兴趣再去买菜。家里还有一点面包，一些果酱和泡菜。我想这些已足够我一天吃了。所以我只拿了一瓶牛奶回家等我那老花匠了。
    我看到那老人是多高兴！我自从释放后到处在找他！因为我欠他钱。当我进看守所时，给他的赏钱还藏在我的裤袋里。
    他同样也很高兴见到我，他来我家时，穿了一身新衣服。当我担待他进房间时，他显得眉飞色舞。
    “我真高兴在菜场里遇到你。我要付给你工钱，欠了你这么多年。”我告诉他。
    “喔呀！那钱！曼萍早给我了。曼萍来看过我，在你被带去……”他没有让他自己把“监狱”这个字说出来。
    曼萍的薪水很少，我也知道红卫兵在她的存款户里只给她留下几百元。可能她将她所有的钱都给了花匠。我对她的所作所为感到骄傲。
    “你知道有关她死亡的情况吗？”我问那老人。
    “我听说她自杀了。自从她送钱给我那天后，我没有再见到她。”那老人低下了头，“但老赵曾见到她。我有一次在路上遇见老赵，他说他经常见到曼萍。”
    “你能代我找到老赵，并叫他来看我吗？”
    “当然可以！我也要去找那厨师。他们听到你仍活着，并且身体很好，会非常高兴的。”
    “你知道老赵和厨师仍在工作吗？”
    “是的，他们两人都分配了工作。我知道厨师进了工厂，老赵在学校里当门房。你知道红卫兵把他的手臂都打断了。后来骨接得不好，现在已成残废了。”我那老花匠说。
    我听到有关老赵的消息，感到很吃惊也很伤心。我问老花匠他自己是否仍在工作。
    “我失业多年。种花虽不是反革命，但也是件坏事。不过现在情况已变了，我有时能找到临时工。甚至本市的公安局也要我去种些花。恐怕情况又好转了，你说呢？”这老人显然被一些不对变动的政治是非弄糊涂了。
    我在考虑是否请他来为我整理一下这里的花园。即使房管所的绿化处也在这里种了树，但它仍显得空洞荒凉。看来花匠也同样在想着这件事，因为他说，“你要我不时来整理一下这里楼下的花园？我看到那些树丫需要修剪。而且这里除了树之外，你没有其它东西。”
    “那太好了！你能播下一些花籽吗？能铺块草地？”我渴望着问他。
    “我怕弄不到草。我家里用盒子种栽一些种籽。你知道，要是我不种什么花手会痒痒的。那时到处都是红卫兵，我把种籽盒放在床底下。”他嘻嘻地笑着。
    当我陪他下楼去看花园时，朱太太也在那里。我将花匠介绍给她，并告诉她我要在花园里种些花。
    “你种在你那叫边好了，我们这边不要种什么花。你知道我们伟大领袖乇主席是反对种花的吗？”
    朱太太显然不知道目前对花草看法的变化。我不敢去说服她，因为可能情况很容易又会有变化。我只是问她：“你想将你那边的树篱修剪一下可以吗？”
    “只要我不必花钱给你的花匠就是了。我们没有外汇，又没有海外关系。我们没有钱雇佣花匠。”
    当她提及“海外关系”时，她是在尖刻地挖苦豺，翻我被捕入狱的老账。
    两天后，阿姨回来了，带来一篮大鱼、大母鸡和一些鸡蛋。这些副食品是在苏州开“后门”买来的。按她的习惯，总是从后门进屋。朱太太看见阿姨带着那个篮子。
    “你在苏州黑市买了些什么？”朱太太问阿姨。
    “谁说我从黑市买了东西？这是我丈夫和儿子送给我的礼物。不管怎样，这和你不相干。”阿姨讨厌她以购买黑市副食品来非难她。
    我听到阿姨的声音就走出房间去迎接她。阿姨走进厨房对我说：“那老太婆是个讨厌的人。你怎样去买菜？你能买到蔬菜吗？”'当她把篮子放在桌上后，就去洗澡间。我将鸡蛋从篮子里拿出来，考虑着是否要送一些下去给朱家。在黑市购买东西是不合法的，但只要没有人去报告，一般当局是不管的；因为他们知道没有任何办法可以阻止这种交易。
    我听到楼梯上有脚步声，看见鲁英立在扶梯口。我走过去招呼她。
    “我很久没有来了。你现在身体已很好，可以参加我们的学习小组了。”她说着就在我房间里坐下。
    “谢谢你的关心。我身体一天天地好起来了。
    “许多人都建议你要来参加学习。他们看见你外出时走路很快，说你精神很好。
    “真的，我现在身体很好。”
    “我们现在学习关于林彪罪行的材料。这是很重要的。这样能使我们认清要陷害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犯的真面目。最好你下星期就来参加。”她以领导的身份严肃地对我说。
    “好的，我下星期一定来参加。”我就答应了。因为我已无法再以身体有病的借口来逃避，还是高兴地去参加较为适宜。
    当阿姨从浴室里出来时，鲁英对她说，“听说你出过门了。”
    “我回家两天去看我老头子。”阿姨说。
    “你有没有在黑市买过东西？”鲁英问。
    “当然没有！我们苏州也有居民委员会。我带来的东西都是家里人送的，我们有堂兄妹在农村。他们养鸡，又在河里捉鱼。他们将这些副食品送给我丈夫。”
    “你知道在黑市购买东西是犯法的，每个人看到这种活动都要负责向我们汇报。你要记住不能在黑市购买东西。”鲁英对阿姨的态度相当粗鲁。因为她无法证实阿姨的这些副食品是否真的是从黑市买来的，她感到很失面子，因此有些恼火。
    阿姨离开房间后，鲁英转过身来对我说：“有时我听到这里许多邻居在议论你的衣服。她们说你太讲究衣着了，你的衣服不但价格很贵，而且都是新的。”
    “其实我也不愿穿新衣服。要是我能把我的旧衣服取回来，那真的使我太高兴了。但很不幸，我不知怎样去找那些来抄家的红卫兵。你是否能帮我找回来？”我对鲁英说。
    看得出她很感到准为情，因为她已忘记我的衣服都被红卫兵拿走了。但是她仍未放弃对我的批评。“你以后添制衣服时，就买我们大家穿的那种现成制就的藏青色的布衣服。这样你就和我们大家一样，不会像穿着毛料套装那样显得突出了。”
    鲁英走后，阿姨和我都明白朱太太将阿姨的情况向居民委员会汇报过了，可能也是她在背后议论我的衣服。
    我恫了阿姨有关购买砖头的情况。
    “我老头子会小心地到各处打听。等到有了着落，他会通知我们的。”
    下一个星期天，老赵和厨师俩来看我了。我问了他们的工作及家庭情况后，就急着提及有关曼萍的情况。
    老赵说，“自从红卫兵将你带走之后，他们给曼萍一个房间。原来是同济大学陈教授的房子。那位教授被红卫兵批斗后，被令和他的家属一起搬到屋顶里的房间去住。余下的房间就分配给其它人，曼萍也在那里分配到一间房子。我大约每隔十天左右去看她一次。她看来情况尚不错，就是牵挂着你。她死后，我问陈太太发生了什么事。陈太太说曼萍是在半夜里被一群造反派拐走的。陈太太认为这些人不是制片厂里的人，她说当她听到曼萍拒绝跟他们同走时，她就走到扶梯口去听。但这些人最后一定要她走。”
    “那些和曼萍同住在一楼的人又怎么说？”我伺老赵。
    “我也曾问过。没有人敢说什么，他们似乎都很怕。”
    我问了那所房子的地址。他将地址写在纸上，但他警告我说：“你不能到那里去，不会发现什么的。我感觉到他们似乎都已接受命令不要谈论这件事。”
    “最好你自己不要去调查。让公安局知道了，对你不利。”厨师说。
    “你们说那个教授是不是在同济大学？”我问及老赵这些是因为薇妮的丈夫亨利也是同济大学的教授，可能他能介绍我给姓陈的认识。
    “是的，陈太太亲自对我说的。她为人很好。曼萍告诉我说她待她很好。”
    “你知道我的朋友黄教授与黄太太怎么样？”
    “他们也遭遇到很多困难，红卫兵将他们关了起来。但是现在他们都好了。只是黄太太病得厉害。”
    “他们仍住在原来的公寓里吗？”
    “我想是吧！”老赵和厨师还告诉我说亲爱的陈妈已经死了。
    “你真不能想象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上海的情况。厨师说，“造反派和红卫兵都疯了。他们疯狂地到处乱窜，任意抄家捉人，设立秘密法庭，给人上刑，用各种不可想象的方法杀人。每个人走上马路都要注意安全。他们又因为汽车供不应求，竟用医院救护车捉人。自杀的人那么多！有些人竟然到公安局去要求入狱来保护自己的安全。
    “在我最后一次见到她之前不久，曼萍告诉我她要和沈凯结婚，但她要等到你释放后再举行婚礼。看来她似乎很有把握你不久就会被释放，因为她知道你没有犯什么错误。你要我去找沈凯吗？”老赵说。
    “你知道他的地址？”我问他。
    “一九六八年他曾给我他的地址，并对我说，假如有你的消息，立即通知他。”
    一九六八年已过去五年了，沈凯仍会关心我吗？因为看来似乎他对曼萍被拐走前那一段极困难时期的生活情况比较了解的，自然我极希望能见到他。
    “请你代我去找他，只要把我的地址告诉他就是了。假如他已经结婚了，别在他妻子面前提到曼萍。”我告诉老赵。
    然后我请老赵到制片厂领导取个证明，将曼萍的骨灰盒取回来。
    过了几天，鲁英又来提醒我于星期二下午到居民委员会学习小组参加会议了，并通知我一定要去。
    “带上一只凳子，会场里的凳子不够坐。”她接着说。
    星期二下午，我穿上蓝布的上衣和灰色法蓝绒的裤子。我希望我这件蓝布衣服能使鲁英感到体面，因为我接受了她的意见。可是我那件蓝布上衣是由我的老裁缝特别为我定制的，和其它大部分中国妇女所穿的手工粗劣，现成买来的完全不同。我要鲁英明白：我虽然接受了她的意见，但我不希望她向赞提过多的要求。虽然我不能对她有任何不尊重她威信的表现，但我也一定不能使她认为她可以随心所欲地摆布我。这是对待像鲁英这种人的最好办法。
    居民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和我们住房附近的另一幢房子里。为了要举行会议，楼下的三间房间打通成一个大房间。会场里三分之二的地方已坐满了穿蓝色衣服的人，里面有许多刚学会走路的小孩子在走来走去，另外还有许多人不断地在进屋来。我发现许多人带着好奇的目光盯着我。这使我相信他们都知道我是第一看守所的释放分子。
    我和朱太太一同进入会场，她带着我穿过挤满着人的房间来到靠窗坐着的一群妇女中间。她向我表示要我把凳子放下，和她们坐在一起。没有人来招呼我们。每个人对我们都保持着一副冷淡的面容，好像都怕无意中会显出不适当的面部表情。几个星期之后，我才知道和我坐在一起的一群人都是被批判过的资产阶级分子及知识分子，是文化大革命中清除出来的渣滓，也是无产阶级不予信任的对象。我们虽然和他们同坐在一个房间里，但座位和他们分开。即使房间里挤得密不通风，我们和工人们的凳子之间仍保持几英寸距离。
    这种隔离并不是派出所或共产党命令他们这样做的，这是长期来极左派对人民灌输“阶级斗争”宣传的结果。几个星期之后，有一次我到达会议室时，那个发言人已开始讲话了。我急忙忙地把凳子放在门边和无产阶级分子坐在一起。她们好像触了电似的。两个最靠近我坐着的工人立即把他俩的凳子从我身边移开，让我一个人孤单单地离开群众坐在挤满了人的房间里。虽然对此我并不感到可耻，反而觉得有趣，但我仍在发言人停下来呷一口茶时，带着凳子冲到房间的另一端。朱太太和其它一些大姊，她们看来是我的一种无形的同盟军，带着表示同意的目光向我微微点着头，但面部的表情仍保持得冷漠无情。
    会议室里点缀着许多我已听得很熟悉的文化大革命口号，它使我回忆起对自己的斗争会。但其中也有些内容比较带有和平气息的大字报。它们歌颂我们国家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所取得的经济上的成就，提到生产力得到解放及产量的增加。当然，事实上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正是相反的结果。这种来自官方的谎言，一般是由上级领导授意布置下来的。它不能取得任何收获，只是使人产生一种印象就是说大话。事实上这些大字报仅是表示居民委员会对文化大革命及毛泽东政策的拥护。
    我们前面，贴着占房间里最显着地位昀大字报，是批判林彪的。他也是我们开展批判的主要对象。大幅的纸上画着林彪的漫画，列举了他对毛泽东及共产党所犯下的罪行。
    会议开始时，大家站起来唱“东方红”。这是一首颂扬毛泽东是东方升起的太阳的歌曲。文化大革命以来，这首歌已代替了中国的国歌。一位男干部，没有向我们宣称他的姓名和职务，开始列举林彪的罪行。他从长征时期开始，先讲他任军队司令时的种种经历，最后以林彪企图杀害毛泽东而结束。他将文化大革命中吹捧林彪的宣传全部颠倒过来。过去告诉我们林彪所作所为的每一件事都是正确的而现在都己变成错误的了，所有林彪的美德都成了罪行，本来未曾提及的罪行都揭了出来。然而，群众似乎没有一个人在听报告。许多家庭妇女在打毛线或缝补旧衣物。有些男人在抽烟或是打瞌睡。这种学习班只是个形式而已，大家都来开会是因为上级通知他们来的，不能违抗命令。这些领导没有严肃认真地努力教育好人民，所以效果等于零。参加政治学习的结果，没有人会成为共产党的先进人物，也不会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那位干部讲话结束后，有几个群众站了起来发言表示拥护领导的观点。在这种会议的场合下，这位讲话的干部代表共产党，不管他的级别怎样低或职位那么小。每件事情都是事先安排好的。那些事后发言的居民只是从他们的袋里摸出一张纸稿来读一遍而已。发言内容也是事先经过居民委员会审查过的。
    会议结束后，大家站起来呼口号，表示我们集体反对林彪。虽然我听到他被定罪而感到高兴，但我没有加入呼喊口号。其实我们这个角落里发出来的声音很小。可能我们中间其它入也和我一样，觉得我们并不是人民的一部分。我们只是旁观者而已。当我们蜂拥着在寒冷的十一月岁夜的暗淡灯光下走回家时，肯定比来参加会议时走得快得多。
    在我家前门外的微弱的街灯下，我看见一个长得高高的男青年站在哪里。当我惭渐地走近他时，认出他是薇妮的儿子。他已由一个结实的十多岁的孩子成长为一个瘦瘦的文质彬彬的青年。但是从他的答貌，我仍能认出来。我请他到我房间里，问他父母的情况。
    “我们接到你的信很高兴，知道你在看守所里活了下来。我妈妈很想见见你，她病得很厉害。她的全身皮肤变了形，是不治之症。我爸爸身体也不好，有心脏病和高血压。”这小青年低声说着，显得忧心忡忡而难受。
    “将你妈妈的病说得再清楚些。她没有请皮肤科专家治疗过？”我问他。
    “这病叫硬化症。皮肤变硬、僵化，内脏器官也受到影响，所以不能吸收营养。”他说，“她曾进过几次医院，但医生却没有办法治疗，只能给她血管输液。”
    “明天我去看她。’’我惜诉他。
    “你要有思想准备，我妈妈变得很多，她和你过去看见她时完全不同了。”
    “你和你的两个兄弟怎样？你们现在都在工作吗？”我问他。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在大学学习。后来我分配到四川。因为那里老是闹饥荒，我得了肺病，才准许我回家。我的两个弟弟被送往农村插队落户。但在林彪打倒之后，他们已被批准回家。一个弟弟现在商店当营业员，最小的一个还在待业。”
    那天晚上雨下得很大，潮湿的寒气使我受伤的关节疼痛而僵硬。我竟难以从床上起身。早餐后，我带着沉重的心情去探望我的老友薇妮。
    翻穿了雨衣和橡皮套鞋，手里拿了一柄大雨伞。由于上海排水设施的不当，马路上到处是积水。我淋着雨来到薇妮昀公寓大楼。因为思想全集中在薇妮身上，当我经过我自己的老宅时，也没有去看它一眼。直至我到目的地，收起了雨伞才发觉自己在什么地方。
    即使到现在，十年之后，当时我所看到薇妮的僵化形态还活生生地留在我的记忆里。她美丽的脸庞已被无情、可怕的神秘疾病给毁了。我看到她时，已接近死亡。没有她儿子的帮助，她已无法移动她脆弱的身体。我得弯下身体，她才能看见我，而我也才能听到她颤抖的声音。
    她的眼神告诉我，她能见到我感到非常高兴。但当她轻声向我诉怨时，这种愉快就立即烟消云散了。她说，“曼萍死了。我的儿子也无前途。一九四九年我们原可离开的，不是吗？我们留在这里都是傻瓜。”说完她即闭上眼睛。她挣扎着说了这几句话，已使她透不过气来。
    我握着她的手，但它已成了一把枯骨，冷得像冰。“我们大家都没先见之明的。别那么想了，亲爱的好友！”我弯着身子在她耳边说。
    她叹了口气，我将她的手放入了她的被里。我站在那里竭力忍住要淌出来的眼泪，我怕这样会使她更伤心。在我望着她在被窝里缩做一团的躯体时，她的儿子向我示意离开。我弯下身子吻了她的前额。她睁开眼睛，微微地移动着嘴唇，慢慢地含糊说出了她对我最后的忠告：“想办法出国去！你还能做到。”
    离开她的公寓，我再也忍不住眼泪了。在黑蒙蒙的过道里，我为薇妮、她的儿子、曼萍、我自己以及千千万万受极左分子无情迫害的无辜男男女女而痛泣。“喔！上帝！为什么要摧毁我们的生命？”我问。
    当我听到有人带着沉重的脚步从楼梯上来时，急急地擦了擦眼睛。一位老人喘着气立在我面前。他是薇妮的丈夫亨利。他已是满头白发，一脸皱纹，一副绝望的神态。我叫着他的名字招呼他。开始他认不出我。当他认出我时，他也没有笑，只是点了点头说：“很可怕是吗？但你活了下来。太好了！”我问及他关于薇妮的病，他说的和他儿子已经告诉我的一样。我问到他自己的情况时，他摇着头叹气。最后他告诉我说因为他有心脏病，现在已准许他做翻译工作。以前他从事体力劳动。我问他是否认识同济大学的陈教授，曼萍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就住在他家里。
    “我和他很熟悉，但现在不要去见他和他的妻子。”他劝告我，“等到情况稳定些再说。到那时，他们说话可能会自由些。”
    “情况会好转吗？”我问他。
    “是的，现在已经好多了。你经过可怕的考验能活下来，身体一定很好，你能等待。”
    十二月初，阿姨的丈夫带来了好消息说是已为我弄到一批砖头，两位农民兄弟同意将砖头用木船从苏州河运到上海，在某一座桥堍的码头上靠岸，因为那里准许木船停泊。现在的问题是当船抵上海时，我是否有车子将砖头运到家中。我差阿姨去通知孔，因为我已和他讨论过这个计划。晚上他来我家时告诉我他可以介绍一位电力公司的青年，他是驾驶卡车送修理工到各地修理街灯的。
    我打发阿姨的丈夫回去，先付给他一笔购买砖头的定金。在运砖头来上海之前，要他等待我的通知。他测量了我家门厅的高度和阔度，预算好需要多少块砖头，保证能弄到我所需要的大批砖头。还建议说必须在地板上横一条铁杆支持着砖墙的重量，以免地板往下沉。
    虽然我急于想把墙砌起来，但我认为首先要使朱家保证不出来反对我的计划，这是很重要的。为了要使这个计划合法，我也要先得到房管所的批准。最好是先送一份申请书给房管所，由我和朱太太共同签名。为此何姨和我联合起来对朱家施了个阴谋诡计。我将每天外出散步的时间从下午改到清晨。另方面阿姨每天去买菜不再从后门进出而是经门厅由前门出去。每次当我们经过朱太太儿子睡觉的床铺时，故意把门稍为半开着，这样一股冷空气便针对他的床喷射进来。有时他起身将门关上，但半小时之后发现门又开了。每当他向我们抱怨时，我们就向他道歉。但每天早晨我们继续将门稍开着。两星期后，我认为他们对此已有了较深的印象，就请朱太太上楼来喝杯茶。
    “你认为筑堵墙将门厅分为两部分，好吗？这样你儿子可以有个小房间，早晨我和阿姨外出时，他不致睡在通风处了。我问她。
    “那样很好，只是费用很大的。”朱太太说。
    “我负担全部费用：砖头、水泥及劳动力。”
    “你真肯这样做吗？这使我很不好意思。但你的钱是比我们多。”
    “假如你同意，我愿这样办。”
    “当然同意，这是个好主意。”
    “我先向房管所写份申请书。”我告诉她，“我们两人签名，明天早晨我会送去的。”
    她在我已经写好的审请书上签了名。为了防止我扪的请求落入官僚主义的基层而遗失，我将为我搬移浴室的几位青年工人找来。我想他们能为我们打通房管所领导和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问他们是否仍愿意在工余时间为我砌墙以挣些额外收入。当他们表示十分乐意时，我告诉他们我已买到了砖头，还向房管所送了申请书，我要求他们在我将申请书送去之前，先向他们的领导说明情况。我给他们一条高级香烟，让他们自己决定送给他们的领导还是留给他们自己。他们说：“没有问题。我们会向房管所造反派中和我们同派的人去说明，他不会拒绝我们的。”
    当他们联系好之后，我就将申请书送交房管所办事处。那里的人员毫不犹豫地将公章盖上。拿了这份证件，我到特设的铺子里买到水泥及铁杆。然后孔的朋友小方将它们用电力公司的卡车送到我家里。
    小方先将电力公司的修理工送到目的地之后来到我家。我正在大门外面等他，我们就立即行动起来。我们有充足的时间将这些东西搬到家里。然后他再去接那些修理工。当我问及他有关卡车的费用及所耗的汽油如何计算，他笑着对我说，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所有的规章制度都废除了。然后他还说：“你别忘记，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什么东西都是属于人民的。你和我都是人民的一分子。”虽然他口里这么说，但仍将我送他的那条香烟接受下来。他可用它来分送给那些修理工。他解释说：“我想我现在需要到他们的工作地点等着他们。”
    我又让阿姨回苏州家里准备运送砖头，我要求她来信告诉我运砖头的船何日起程。整个行程需要两天。我可和小方事先联系好，坐了他的卡车到指定的桥边去等船。
    当那船到达上海那天，因为无法估计到达的正确时间，所以小方就大清早带我坐了他的卡车去等。我带了些三明治当午饭。我向小方问及那几个修理工时，他说他已和另一位卡车司机联系好，请他代送他们上工。这样他今天可以休息一天。当然我还要像酬谢那儿个修理工一样去酬谢代他送工人的同事。
    但同样不必给钱，就以礼物代替。因为这样做是合法的。我认为我用这种手法来使用属于电力公司的卡车是不合法的，但我没有向小方谈及此事。我只是设想这件事情的整个过程，只是位于合法与不合法之间的小小间隙中而已。而这个狭小的间隙却日益在扩大。当我为此而感到担心时，小方说，“别放在心上。毛主席说‘政治必须领导经济’。只要我们思想纯正，经济并不重要。”
    “我们是否要欢呼‘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才能表示思想纯正？”我开着玩笑问他。
    小方摇摇头正色对我说：“不需要这样做，我的支部书记听‘不到。”然后他对我望了望说：“你真的在第一看守所关了六年多？”
    “是的，这是真的。
    “你知道为何你要被关起来？”
    “他们陷害我是帝国主义的特务。”
    “不，你被关起来是因为你不了解中国。我看你还是快些学习一下。你有这么多合法与不合法的旧思想，还有许多不必要的顾虑。”
    “哎！老实告诉你，我总觉得为了我个人的需要来使用这辆卡车，使我感到很不安心。我真的认为这是不合法的。”
    “在中国我们是公有制，是吗？什么是公有制？公有制就是什么东西都是人民的，是吗？谁是人民？我们都是人民，是吗？”小方有些不耐烦地说。
    我也不知道他是认真的，还是在说笑话。
    下午我们看见阿姨立在一只由两个农民驾驶的小木帆船的船头上，它慢慢地向着桥边的破烂码头驶来。我向阿姨招手，她也摇着手。小方将卡车退近岸边。当小船拉近码头时，我看到上面的砖头都破碎了。就我能看到的，其中没有一块是完整的。有些在运输中已粉碎得像废土。我真担心它们是否还能用。但当阿姨的丈夫从船上跳下来时，他轻声对我说，“为了避免受人注意，完整的砖头都藏在下面。
    那两个农民，小方、阿姨、她的丈夫和我，大家忙碌地把砖头搬到卡车上。结束后，我付给那两位农民工钱，他们就立即驾着原船回去了。
    那桥边的码头上挤满了在那里上下木船的人群。大部分人都带着比他们能负担的更多的篮子、包裹及箱子，有许多人用扁担挑着各种不同的货物。我可肯定其中多数是运往黑市出售的。他们都专心关注着他们自己既不合法也不非法的经营买卖，根本没有人会注意我们的活动。但当我们开车离开那里时，我还是松了口气，放下心了。不管是否许可，我良心上总觉得犯了法，希望以后永远也不要再到那码头去。
    我们回家后，将砖头卸下卡车，堆在花园的一角。朱家全家出来看着我们，但没有一人来帮着搬砖头。虽然我感到非常疲乏，但我仍认为必须请小方、阿姨夫妇到饭店里吃顿饭。小方兴致很高，喝了几瓶上海啤酒和绍兴酒，反复几次祝贺我们胜利完成任务。我向他表示要是没有他大力支持协助，我们根本无法达到目的，并对他表示热诚的感谢。这时他就举杯自己祝贺说：“工人阶级万岁！”他并用了马克思主义的一句口号：”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然后放声大笑。小方显然是个毫无顾忌的玩世不恭者。
    那晚我疲倦极了，睡得很好。第二天早晨，我下楼到花园里去看砖头，发现少了好多块。朱家告诉我说是昨晚听到声音，可能有人跳进花园来偷砖头。但阿姨告诉我说是朱家偷了我们的砖头放在房间里。那堵墙砌好不久，朱家使用那些砖头在院子末端砌了一座阶梯。
    我到房管所去找那几个青年工人，他们开始在晚上下班后到我们家来砌墙。每晚从五时三十分开始到十一点，中间停工半小时吃晚饭。这样他们花了三个夜晚便完成了。阿姨有预见，她从苏州买来了许多副食品。这样她能为他们做出许多好菜。夜晚阿姨睡后，我为他们准备咖啡、蛋糕以及香烟，和他们一起坐在楼梯上闲谈，表示殷勤的招待。虽然这些青年说话有点词不达意，但是在本质上也就像小方那样的人生哲学，和对待工作及国家财产那样漫不经心的态度。他们所用的工具都是属于房管所的。当我要向他们支付租用工具的费用时，他们笑我是“不了解中国的外国人”。
    那堵墙筑成之后，保证了我个人的自由活动，也完成了我改善生活的任务。我将圣诞节的整个上午花在感恩祈祷和沉思中。我既无法了解我女儿的死因，也不能满足于他们的说法。但在我失去我女儿之后，我每活一天仅是向上帝走近一步而已。
    许多人，其中多数和我素不相识，都来帮助我恢复健康，重新建立家庭。虽然我也送给他们礼物报答他们对我的关怀，但我知道我所给他们的远远不能和我在他们那里所得到的相比。他们为我所费的时间和服务是很可贵的。尤其是那位妇科医生和口腔科医生。她们对我并无任何企图。而且当她们开“后门”帮助我时，也要承担责任。这样可能会使她们自己遇到严重的后果。虽然目前领导对此还是眼开眼闭，但“后门”毕竟是不合法的。政府的政策会突然变化而领导又喜欢翻老帐。
    就我上面所分析的来说，他们帮助我是因为他们可怜我这个受过不公正对待又失去了独生女儿的苦命人。我命运的悲剧激发了他们的眼泪。多年来极左派的宣传机器批判了人性论是感情上的废料，提倡完全以阶级仇恨为基础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我个人的经验却认为，即使他们生活在迫使他们说谎和伪装的环境里，极大部分中国人民还是善良，善感和热情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然虚张声势，给人民群众过多诺言，但事实上根本没有改善人民的生活情况，也没有使他们的前途得到新的发展。中国人民仍然贫困、物资短缺以及没有个人选择。文化大革命仅仅引起了一系列新的情况，使一些青年工人以厚颜无耻和讥诮嘲讽的态度，适应这种新环境而已。
笫15章  一个特殊的学生
    新年过后不久，我搭公共汽车到书店集中的福州路，开始我到外文书店想找几本英语课本给我那些将于新年后来学英语的学生。那书店里除了一个营业员和我之外，整个的店堂里没有其它的人。墙壁四周的书架上除陈列着毛泽东四卷选集的英、德、法、俄四国文字的译本，马、恩、列、斯，金日成及霍查的全集之外，没有其它书籍。进书店的入口处有一批积满了灰尘的世界各地共产党出版的报纸堆在柜台上，我翻了一张英国工人日报，发现它已是两个月前出版的。
    我走过去问那位营业员说：“有英文教科书吗？”
    她只是摇了摇头。
    然后我到新华书店，这是出售全国各类书籍的国营书店，我想在那里买本唐诗三百首，可与我在狱中所背的唐诗对照一下，检查秘的记忆力是否强。
    新华书店里十分热闹，有一小部分人围在科技书籍部分的柜前，那位营业员显得很忙碌，不少人在购买儿童阅读的连环图，这类书籍内容是论述革命英雄生活的故事、镇压恶霸地主及揭露国民党反动派。书店中部最显眼的书架上陈列着精装和简装的毛泽东的四本选集、语录以及较薄的一本诗选。我记得在看守所时在报纸上曾看到一个报道说是出版了一亿五千万套毛泽东四本选集和七亿本毛泽东语录，这样使每个中国家庭能备有一套选集，每个中国人有一本语录。在那些书架上也有中文译本的马、恩、列、斯，金日成及霍查的著作，虽然那位女营业员总管着这个存货充沛的书柜，但却没有一个买主。
    在书店的一角，我看到上面挂着“文学”的标志，下面书柜上平摆着几本书，我因看不到书名就走过去问那营业员：“你们有唐诗三百首吗？”
    她摇摇头说，“当然没有。
    从她说话的语气里，我知道“唐诗三百首”是被左派分子禁止的。可能她在想我要这本书是太傻了。
    我指着她店面那些平放在书架上的书籍，问她：“那些什么书？”
    她没有出声，拿起一本转身过来给我看，那是本《欧阳海之歌》，这是本有关一个解放军为了救一匹马而被火车撞死的故事。他这种自我牺牲的英勇精神是由于努力学习毛泽东著作而产生的。
    “这书我已看过了。你还有其它小说吗？那本是什么书？”我指着书架下面的书。
    她耐心地把那书拿起来给我看，而它仍旧还是那本《欧阳海之歌》。
    “你还有其它书吗？”
    “那里还有《雷锋日记》。”她说。
    雷锋是另一个解放军，他死后被称为民族英雄，是个自我牺牲的典型人物，文化革命前，当政府号召全国人民努力学习毛泽东著作时，曾掀起一个全国性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高潮，《雷锋日记》中有关“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的章节曾被各种报刊杂志及共产党领导，包括林彪所引用。雷锋这个典型，被军队中的左派用来证明，政治思想比现代化武器及战争技术更重要。那些提倡用现代化武器及战争技术的军事领导，后来在文革中都受到迫害。
    “我已经看过了，还有其它什么书吗？”我问。
    她又摇了摇头。
    我离开书店搭公共汽车回家了。我想，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如改为文化歼灭运动更合适。
    因为买不到英语课本，我无法教那些启蒙学生，只好收一些学过英语，而自己又备有课本的学生。我共有六个学生。每周自周一到周六，每人花一个上午或者一个晚上。课后，我们常清茶一杯，海阔天空地畅聊一番。我的学生常给我带来一些他们听来的，报上没有的新闻和传闻，有一个时期，我就是从我的学生那里了解到一些反复多变的政治情况。
    我最感兴趣的一个学生，就是与我相处了有好几年的大德，他在文革初期，曾任过红卫兵头头。大德本人的家庭也很不幸：他出身仅数月，母亲便被他父亲遗弃了，随后他父亲去了香港，杏无音讯，留下少量现款，供他母亲、他两个妹妹和大德自己艰难地挨了几年，一直到他母亲在上海外语学院找到一份教师的工作为止。然而她的薪水仍十分微薄。虽然他们不必再变卖家中什物以维持生计，但仍未能摆脱贫困。他母亲的妹妹，在五十年代初，嫁了一位部队军官。当时正逢革命胜利，有些共产党干部抛弃了农村昀结发之妻，娶了城里美貌女郎。
    由于大德的家庭有了这么一个部队首长的社会关系，再加上他个人对富人的一种强烈仇恨心，使他在文革中脱颖而出，竟成为一个红卫兵领导人。他开始仅领导自己本校的红卫兵组织，后来成为市红卫兵组织的头头。他参予了红卫兵的每一项活动：查抄富人的家，惩罚阶级敌人，参加派别斗争，残害无辜之众等等。当我们练习英语会话时，我要他用英语讲述一段故事。他就以一种坦荡自在的口气，讲述他自己在文革中是如何捞“外快”的，态度自然得就像人们在淡论天气一样。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他既不自豪，也不感到羞愧。我认为大德的道德已败坏堕落了，我也不理解，为什么他自己母亲是位英语教师却要向我学习英语。一次我开门见山向他问及这个问题，而他只是耸了耸肩，说：“你不要这样直截了当地向我提及这个问题。因为无论我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的。”
    大德告诉我，他从红卫兵的领导岗位上给撤下来，是因为他的军官姨夫在林彪授意下给活埋而死。这是在“九大”之后，林彪成为毛泽东的法定继承人之时发生的。他的姨夫是位老党员，一位几次得过勋章的战斗英雄。由于他对林彪嗜好海洛因有异议，表示他任毛泽东的法定继承人是否适宜，而招致被林彪活埋而死。
    “我会轻易相信你刚才所说的吗？”我半开玩笑地问。
    “会的。因为如果你相信了，对你也没有什么损失。你不要上当，认为我已经不是红卫兵的头头，或者我的姨夫已经死了，因而就过分信任我。但我也相信，你明白轻易相信他人，是没有脑子的一种表现。”他说着，摆出一副聪明的先知先觉的腔调。
    他叫“大德”，意思就是“高超的德行”。在我所认识的人之中，再没有人像他那般对“善”与“恶”漠不关心。他很聪明，自学能力也很强，是个彻底的唯我主义者。由于这种过度的自我解放，促使他随时会把他所听到的有关共产党内部权力之争的情况，一一告诉我。且他也十分热衷谈论这种倾轧和冲突。每每谈及这些领导人之间的阴谋和诡计时，会兴奋得脸色发红，两目发亮。他好像对别人的不幸遭遇很感兴趣，对那些受害者又是极度的轻视，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属于失败者。对他来说，任何成就都是极光彩的，不管它是用什么方式获得的。因此很难说他忠于哪一些人。有一次我问他：“你站在哪一派？”
    他则指指自己的胸口：“当然，我站在自己这一边。”
    一天，他看到我写字台上有一份红卫兵传单，便以一种蔑视的口吻问我：“你怎么也读这种孩子气十足的废物？”
    “因为我想了解，在我关在看守所时，外面所发生的各种事。”
    “我可以告诉你文革中自始至终所发生的每一件事，甚或更详细一些。”他自夸着。
    “你这样做会惹麻烦吗？”
    “只要你不对任何人说就行了。假如你再告诉别人，那么你会比我更早遇到麻烦。”
    “如果让领导知道了，又会怎么样？”我问他。
    “假如我们两个人都不讲，怎么会有人知道？你房间里又没有窃听器。”
    “你能肯定？”
    “当然，我能肯定，对你使用机械化的装置还不够资格，现在供应尚不足，只有通过人工。”他说着放声大笑。
    我后来体会到大德成为我学生是经过一番用心竭力的策划的。我开始教英语时第一个学生是曼萍的一位朋友，他是已被解散的上海市乘队的小提琴手，他的母亲是我在燕京大学时的同学。她要求我能帮助他儿子学习英文，因为他伯父在美国当教授，希望将来能移民去美国。我以为这位小提琴手很迫切要求学习英语，可是使我吃惊的是他上课时注意力不集中，回家不做作业，甚至在指定的时间里不来上课。
    有一天，我迟迟不见他来上课，心里感到很生气，这时大德来了，他自我介绍说：“我来此是代张向你道歉，刚才公安局通知他去取护照，今天不能来了。”
    他在桌子对面坐下，打开他带着的书说：“对不起，我来打扰你，我正在自学英语，你能把这一节内容给匏解释一下吗？”
    我看了那本书是邱吉尔的《风云密布》。
    “这本书是哪里来的？”我问他。
    “借来的。”他说，并突出这个“借”字，“它原是一整套，但我只借了一本。”
    “你曾是红卫兵吗？”我问他。
    “喔，是的！”他对我笑了笑说，“正像我听说的，你很灵敏，我还听说你的英语口语是上海最好的。”
    这本书是他和其它红卫兵抄家时偷来的，其它的集子可能已被焚毁了。
    不几天，那位小提琴手和大德一起来向我告别，并要求我收大德做学生。
    当阿姨给我们端茶来时，总是对待大德特别有礼貌，和对待我的其它学生不同，阿姨的态度和大德成为我学生所施的计谋，使我对这位瘦长青年发生了兴趣。同时他似乎也很迫切想和我交往，除了上午指定的学习时间外，他几乎以种种借口每天来探访找。他告诉我因为他是在“待业”——这是政府用来代替“失业”的代名词，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没有“失业”。他还说他希望为我服务，以答谢我的免费授课。
    他经常陪我外出购物，代我排队，遇上马路拥挤时，把人群推开为我开路，因为他人高能从人们头顶望到远处，所以他还能告诉我商店柜台里有些什么货物供应。有时他甚至在其它购买者之先伸长了手，从售货员那里买到需要的东西。假如我跑了几家商店买不到我需要的东西时，他会开“后门”给我买来。在公共汽车里，他用手肘把其它人推开，让我有一条空档可以上下车子，在拥挤的乘客之中保护我。他为我忙活了整整一天后，当我向他道谢时，他总说：“我喜欢和你一起出去购物，你总是拣最高级的东西买，这使我感到很有劲。”
    不久，我就发现他嗜好吃高级食品，却没有钱上高级餐馆。所以每当他伴我出去时，我总是请他挑选最中意的餐馆吃上一顿丰盛的午餐。有一次，他问我：“你想去一家最高级的餐馆吗？”
    “我能带你到任何一家你想去的餐馆。”我告诉他。
    “不考虑花多少钱？”
    “不考虑花多少钱。”
    和他上餐馆时，他要了足够四人吃的饭菜而他一人全部吃完。这时我才明白他消瘦的原因是因为营养不足，我很同情他。虽然我也注意到他可能是由那些想陷害我的人安排在我身边的告密者。
    假如我说我不希望利用大德，那我就是伪君子。不过我认为如果他真的受人指使长期对我进行监视，这样他可利用我偶尔不留神所说的错话或疏忽的行动来揭发我，那么大德肯定知道我女儿的死因。如有凑巧的机会我打算要问他。但必须选择一个时刻，使这个秘密揭穿不致有损他个人的利益。我想我尚可把我自己塑造成一个他所崇拜的对象。
    远在我有离开中国的可能性之前，我就给人一个假象，好像我没有佣人便无法生活。有一次我听到大德对孔说：“她讨厌任何家务劳动，烧饭都不会！”我肯定他把我看成是寄生虫，他也可能对每个人都这样说。我有意识地给人一种印象，我的生活自理能力极差，只有留在中国才能有佣人服侍我。这一事实对我最后能取得赴美探望妹妹的护照大有帮助，那些决定发给我护照的人可能认为我探亲数月后必定要回国，因为没有佣人，我便无法生活。
    一九七四年初，在我手术后身体己恢复健康，并把住所环境改善后，我精神舒畅地给学生上课，使我不致再整天思念着我女儿的死亡。有一个较长时期我的心情较为平静和舒畅。
    当春节来到时，阿姨告诉我有特种配给品，曾被造反派减少、后来甚至废除的配给品，现在都恢复供应了。商店里的非配给的食品也增加了。我认为虽然极左派百般阻止，但是邓小平及其部下的努力复兴中国经济的措施已收成效。中国的政治风云已显然转向了。自从共产党的第十次全国党代会以来，许多过去被称为“走资派”的党的高级干部都已复职。
    我的学生经常告诉我一些消息，例如，对那些有不轨行为的造反派进行逮捕等。其中一个学生对我说最近复职的铁道部部长去徐州，重建交通运输网。那里是贯通广州、上海及北京的重要铁路联络站。那里的造反派占领了铁路联络站，不遵守上级命令，阻止火车通行。铁道部长万里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在会上当着造反派将其首领揪出来立即枪毙。他这种老共产党领导的果断措施，使久受折磨的人民对他的英明行动感到无比的兴奋和鼓舞：而那些极左派人物见到他们取之不易的地位受到侵犯，即加速了第二轮的战斗。然而，那些老共产党员干部也很谨慎。由于他们不便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他们便从毛泽东的一些著作中选出不少节录来说明他们努力要恢复秩序和保持正常生活的重要性，这样就不致因反对毛泽东的政策而被陷害。
    庆祝春节习惯上和祭祖联系在一起。当我在孩提时，家中过新年需要花一个月时间，从年前十五天开始直至正月十五元宵灯节才结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方式简化了，家庭人员的团聚代替了祭祖。但中国人民对待庆祝春节仍很严肃认真。新年将来到时，家中要进行彻底的大扫除。阿姨和我花了几天把家里打扫干净，把碗橱里的东西都理出来，地板打蜡，油漆家具，洗刷窗户等。过去有一时期，我们曾在新年里穿一身全新衣服，但现在每人要穿一身新衣服已不可能了。不仅是因为经济问题，而是因为分配的棉布供应券不足。我仅能办到的是为阿姨买一件棉袄，这件衣服比她经常所穿的较时髦一点。我们两人曾几次排队购买新年里招待客人的食品。根据一般的习惯，我准备我的学生都会来向我拜年。有些可能会带孩子同来，因此我准备了用红纸包的压岁钱。阿姨看见我包的红纸包后有些顾虑，问我居民委员会里的大姐们是否会批评我复旧。我告诉她，我只把这钱给那些不会向任何人汇报的朋友。
    因为政府发还了我被冻结的外汇存歉，显然我的经济情况比其它多数人好多了。我决定对每个人都要慷慨。我还买了一只大蛋糕和两斤巧克力送给朱家作为新年礼物。但在我心灵深处却万分忧伤，因为家家户户都有亲人团聚而我只有孤单单的一个人。过去我和丈夫及女儿欢度新年的情景，一幕幕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但我不愿让任何人知道我内心的感受。我要造反派感觉我对女儿的死亡仅抱着宿命论的态度而已。
    春节前两天，席和她的丈夫带了两个孩子回来和家人共度春节。我见到她非常聪明的丈夫而感到高兴，他还告诉我他个人对北京进行的权力斗争的看法。他们的两个孩子很可爱，由于他们年幼无知，感受不到蒙在我们头上的政治风云，真是无忧无虑十分愉快。席很幸运能和她的丈夫孩子生活在一起。中国有许多人被送往几千里外的城市或农村工作，每年只准有一次短期的“探亲假”。孩子长大了往往不认识自己的父亲，而母亲必须单独挑起工作和扶养子女的双重担子。
    我被释放的消息已在曼萍的朋友中传开，在假期里他们都来看望我，包括那些已结婚回家探亲的同学。他们谈论的中心围绕着调动工作问题。他们都迫切希望利用当前盛行的“后门”把他们的工作调至接近他们亲人的所在地。他们在我家相遇时，那些已经开始协商进行调动的都迫切希望相互交流情况和经验。从他们的谈话中我发现全国有的地方党的干部中盛行受贿和贪污现象。
    “既然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清理中国社会，加速社会主义的发展，那么你们怎样说明党的干部中理想主义的垮台？”我问曼萍的一个朋友。她的丈夫在上海工作，她是从武汉回家探亲的，她想把工作调到上海附近。
    “首先文化大革命中所提升的党员干部决不是理想主义者。”她谠，“他们只见到文化大革命是个人提升的好机会。他们参加造反派是为了实现他们的野心。那些新近复职的老党员干部可能在很久前参加革命时是个理想主义者，但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侮辱打击后已失去了幻想。他们受到不公道的对待，他们过去在战争时代作出的牺牲都成了泡影。目前他们所关心的是作为政治上的残存者，他们自己及子女能享受到舒适的生活。”
    “你将名贵的礼物或金钱送给那些干部，要求他调动工作，你不怕这样会遭受麻烦？”我问她。
    “当然，那得冒险，但是我已不顾死活地拚一下，不管怎样，这种情况实在太多了，也无法调查了。”
    我们的谈话被大德来到给打断了。他自告奋勇为我到点心店里购买烤热的馅饼和蛋糕招待客人。当然，我知道这仅是个借口，其目的是他能每天按时来看望我，同时也可了解来我家作客的是哪些人。当他把蛋糕放回厨房时，我帮曼萍的朋友拿着孩子的随身用品送她下楼，那时她的孩子正静静地熟睡在她的怀抱里。当我们走到大门口时，她见四周无人，便轻声对裴说：“当心你那个学生，我看他好像是个便衣警察。”
    “他是个待业青年。”我告诉她。
    “别相信他！对他说话要谨慎。”这是她的临别赠言。
    沈凯原是我女儿打算和他结婚的青年，他找到了我的地址，于春节假期最后一天来看望我。他告诉我他已不再是数学老师了。因为那所学校已关闭、他现在研究所里设计精密仪器。
    “一九六六年当曼萍告诉我你被逮捕后，我父母和我都认为曼萍应该和我立即结婚，这样她可以搬到我家来住，不必单独生活。但是她不同意，她坚持一定要等你出狱后才结婚。她说她结婚不能没有你参加。当然，我们那时想文化革命一年之内必定能结束。”沈凯说。
    “她死前你常见到她吗？”我问。我看到这样一个漂亮的青年更感到万箭穿心。因为要是我女儿没有被惨杀，他可能就是我的女婿。
    “我每星期看到她二、三次，我们尽量设法能常在一起。你知道现父亲在一九五七年被定为右派，我被指为‘阶级敌人的子女’，而我又是教师，所以也属于‘臭老九’。曼萍参加制片厂文化革命的活动，看来她在那里并没有什么问题。然而，意外地出现不知名的人将她拐走了。”
    “请你将这情况告诉我。”我恳求他。
    “六月十六日她要来我家吃晚饭，下午当我去接她时，与曼萍同住的那位教授的妻子陈太太告诉我说，她在那天早晨自杀了。我立即赶到制片厂。那里好像谁也不知道这件事，后来我再次到火葬场，但是他们不让我：看她的死亡记录，因为我不是她的亲属。但当那位接待我的人看我神态极度狂乱，就告诉我说是那天早晨上海电影制片厂里有位青年女演员的尸体，送来火化。”沈凯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哭泣了。
    “你相信她是自杀的吗？”我问他。
    “不，当然不！我曾去过那个可能自杀的地方，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你是指那个盖房子的脚手架？”
    沈凯惊慌失措地看着我说：“你怎么知道这些？谁告诉你的？你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你了解这情况。”后来又接着说：“假如负责曼萍死因的人知道你不相信曼萍是自杀的，他们会进行各种活动来威胁你的生命。你必须十分小心，他们是绝对野蛮和残酷的。”
    “我知道，我不会随便乱说的。”我让他放心。但我还是问他：“你知道是谁把她拐走的？”
    “我吃不准，但我想与负责调查你案子的一些人有关。不管他们是谁，总是奉上海某些领导人的命令而执行的。”
    “你是怎样了解到的？”我问。
    “你知道体育协会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红卫兵封闭，后来造反派接管使用这所大楼。但是被打倒的体育协会仍保留一层楼储存文件。我是从那些人中之一知道诱拐曼萍是受上面的命令而执行的。”
    “你可以设法让我去见见体育协会的那个人？”
    “那对你来说是太危险了。”
    “我准备冒任何危险去了解真相。”
    “已过了这么多年了，我也不知道倒是否仍在那里，你为什么不等到政治形势明朗化之后再进行？”沈凯似乎对我的要求表示犹豫。
    真的，曼萍已死多年了，一个人不能永久沉浸在悲痛之中。沈凯没有再次来看望我。次年，我听说他和一个高干的女儿结婚了。那人同意自己的女儿和一个右派的儿子结婚，因为他的妻子死后，他想再娶一个年轻的妻子。我明白沈凯为何要和高干的女儿结婚。这样，他可以肯定他所娶的妻子永远不会遭受政治上的迫害。而且他和高千的女儿结婚后可以卸掉自孩提时代就背上的思想包袱，不必再承担右派分子儿子这个不光彩的名称。
    沈凯的来访使我很不平静。我对阿姨说，我要独自躺在房里休息一会。阿姨就去清理厨房。忽然我听到有人在敲大门，朱家全家都出去了。我叫来阿姨，她便到凉台里去看那个来访者是否是朱家的人。
    她从凉台里回来对我谠：“是个老年人，他问我你是否住在这里，我要下楼去吗？”
    “请你下去。”我告诉她，心里捉摸着这个来访者到底是谁。我急着把床毯盖上，将卧室整理好。然后走到扶梯口去看来的人是谁。
    “陈太太！你认识我玛？见到你真高兴！”他说着走上楼来。
    我从他和我招呼的说话声音及他过去那副样子，我知道他是我丈夫的朋友胡先生。自从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开始时突然来看望我一次以来，未曾见过他。
    他向我伸过来的手，长满着老茧，而小手指又包上了纱布。在其它方面看上去和过去没有什么变化。我热情地招呼他，没有忘记他在一九六六年给我的善意忠告。
    我招待他进入我的房间后，请他坐下。
    “我能再见到你真是高兴，看样子你身体很好，我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能这样是不容易的。”胡先生说。
    “你和你的家里人都好吗？你仍住在原来那所房子里？”我很有礼貌地问他。
    “喔，不！我和我们那些人一样被红卫兵赶出家门。”胡先生告诉我，“我也遇上不幸的事，但是我们不能老想过去的事情，我们必须向前看。对能够在文化革命中活下来要表示感谢。我们有许多亲友都已死了。当然，我知道曼萍的情况。我也为失去亲爱的妻子和母亲而感到伤心，她们两人都在文化革命最恐怖的时候心脏病发作而死亡的。医院拒绝治疗，因为她们是资产阶级家属，而我又在受审查。”胡先生叹了口气，一时好像要淌出眼泪来，但很怏他就控制了自己，从口袋里拿出手帕擦擦鼻子。
    “你怎么打听到我的住处？”我问。
    “全是靠碰运气。今天早晨在街上碰见你过去的男佣人老赵，听说你放出来了，我真是非常高兴。但整个下午我家里一直客人不断，直等到最后一个人离开，我立即骑着车来看你了。”
    “你还在上班？”
    “是，我本来可以退休了，但呆在家里太无聊，做些重体力活也有好处，晚上睡得香。我现在住在我岳母家，红卫兵留绐她一个房间，我们把它一隔为二，我就搬过去了。她已年过八十，但尚健朗，我能照顾她，她也让我高兴。”
    “你的孩子们可好？”
    “因为有个资产阶级父亲，他们都被分配到外地去了。我的大儿予已结婚了，有了个女儿。”
    “一九六六年夏天你来看望我，并给我的那番指点，我一直记在心上，非常感谢你。在拘留所里，我常常想到你对我说的那番话。你看，这政治局势会怎样？”
    “从目前看当然大大缓和了，但不知能维持多久？”
    “你认为上面还会有权力之争吗？”
    他看看半开的房门，点点头。过了一会，他又问：“明天可以一起去城隍庙吗？听说那家老花铺又复业了，有水仙花球出售。”
    “明天不行，上午有学生来上课，下午还要洗些衣服，阿姨要回家休几天假，这几天她太累了。”
    “明天下午我来帮你洗衣服好吗？我明天可以调休一天，因为大年夜我自愿值班。”胡先生说。我不愿让他来帮我洗衣服，但我知道他有话要跟我说，假如我要想知道他要说的，就得与他一起外出。
    “衣服可以慢慢洗，就去那家花铺吧，能买到水仙花太好了。”胡先生听我接受邀请了，就对我微微一笑，我已经忘记，中国男人的习惯，总是喜欢女人能按他的要求办事。看来我无意之中的接受他邀请，竟令我们之间关系，比他开始踏进这个门时更密切了一步。告别时，他不仅久久地握住我的手不放，还鼓足勇气送钱给我。
    他从棉袄口袋里摸出个纸包：“现在给我们这些人的生活费是很少的，我有个堂弟在日本，他按月给我汇款，我可以给你一点吗？”
    他这一举让我吃了一惊，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他把小包递给我，说：“请收下吧，要是你真能收下，那我可太高兴了。”
    “谢谢你的好意，你真是太好了，但我现在也不依靠生活费，我的外汇已解冻了，所以我经济上无问题。”
    他似有点失望，但只一会就恢复常态了。他说：“我一贯很看重你，你真不知道，再见到你，我有多么高兴，你能挺过来了，真是一个奇迹，你是个勇敢不屈的女强人。”
    我感谢他对我的那些赞扬，一边跟着他下楼。当我在花园里看着他推着自行车走出大门时，已觉察到朱太太在窗口注意着我们，看来似乎胡先生在楼上时他们刚回来。
    “明天下午二时半我来接你。”胡先生说。
    “很好。”我说。朱太太对我的客人好生有兴趣，当阿姨穿过后门去倒垃圾时，她就细细地盘问她，我想可能明天一早，朱太太就会向居委会的大姐们汇报了，这样大家都会知道，在春节期问，我来了个男客人。在中国，封建主义还是阴魂不散。虽然男女可以在一处共同工作，但在生活方面，仍不能交往。我可以肯定，胡先生的来访将成为众人饭后茶余的谈话中心。
    城隍庙原是上海古城所在地，四边城墙老早已被毁坏了，但湖上的九曲桥和湖心亭还在。现今的城隍庙，实际已是个由几条弯曲窄狭的小弄集成的商城，共有几百家小店铺和摊贩出售各种商品，从假发套到作为药饵的活青蛙都有出售，据说在城隍庙，除了棺材外，样样俱备。那里还有许多餐馆和点心铺，供应各种别处没有的特色饭点，商场中心靠近小湖处，有所明代花园称为豫园，里面布置有假山及一些楼台亭阁，它之所以能免于在红卫兵手里遭难，是因为在一八五三年，有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组织“小刀会”曾利用该处作秘密司令部。
    城隍庙附近的街道是禁止机动车行驶的，因为在假期里簇涌而至的游客特别多，胡先生与我在远处的车站下了车，就步行至商场的一个入口处。那里人头攒动，拥挤不堪，我们简直就是随着人潮在移动。到了那家花铺，发现什么花都没有，但店堂里挤满了男女老少顾客，他们或是购买或是仅仅看热闹。货架上陈列着宜兴茶壶及茶杯，另外还有些价廉物美的瓷器人物造型、动物造型及花瓶等等。这些是在文革初期给红卫兵破坏禁止后又重新生产的。我买了一把淡黄色的宜兴茶壶，上面点缀着山水花木，还买了一只青瓷花瓶，可以装制台灯的。
    离开花店时，胡先生说：“你累了吧？我们可去豫园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待我们来到豫园门口，发现门口售票处排着一条长龙，另外还有一条手持门票的长龙则在公园入口处等着进去，一个套着红袖章的管理员在维持秩序。他只准许出来多少人，才可放进多少人。
    “我们索性乘车去中山公园吧，那里倒可坐下来静静地谈谈，这种天气那里不会有太多游客的。”胡先生建议。
    可能因为我被隔绝社会太久了，一在人群中停留，就会觉得心神不定和烦躁，即使那些人对我毫无敌意。因此我宁可去已是一派光秃秃的树枝及冰冻了的池塘的公园。胡先生付了两毛钱门票，我们便进了公园。
    虽然那天没有刮风，但二月的气候仍是寒意很浓，且因为四处太空旷，更觉冷气逼人。我和胡先生与上海其它人一样，都披着厚厚的棉衣，但当我们在小径上漫步时，脸上仍觉得冷得刺痛！冬青树上，结满了红色的冬青果，我们漫步向它走去，在一座假山后找到一张坐椅，觉得这里挺适合交谈。世上有多少人会了解，为了这种无所谓的私人交谈，我们却要如此小心翼翼，谨慎周到。
    胡先生默默打量了我一阵之后，就问：“你经历了一场惨痛的遭遇，我当然不该再提及那不快的往事，但我不知道，你自己是否了解，你为什么会成为挨整的对象？”
    “我想大约就因为我在亚细亚工作。他们硬说亚细亚上海办事处是特务组织，我已故的丈夫与我都是特务。事实上他们也列举不出我任何罪行，只是强迫我承认是特务。”我又一次忆起审问员的大声詈骂及我同他们据理力争的情景。
    “你没有从他们对你的审讯中悟察到什么？”
    “我想，我们的遭遇，就是由于所谓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吧。”我告诉他。
    “那也是事实。但我下面说的话你一定会有兴趣的。”胡先生说，“一九六七年一月革命后，红卫兵和造反派接管了我们工厂，造反派把我们书记打成‘走资派’，降为普通工人，他被分到我们组里劳动。你知道文革前我负责过厂里的技术工作，我与他之间相处得很和睦，现在我们都成了干苦力活的。常常午休时，看看四周没有他人，他就会悄悄与我讲些知心话。就是他告诉我的，你被捕是与‘外资公司与中国政府各部门的阴谋反叛’有关。”
    “你们书记怎么会知道我？”
    “在你被捕以前，红卫兵来我厂外调你的情况。那时，那位书记尚未被打倒，我们在谈话时，他也在一边。曼萍是个有名的演员，她死后，上海街头巷尾都在谈论这条新闻。你的案子，常与她的死亡联在一起让人议论。”
    “你的书记还对你说些什么？”
    “好像统战部也给牵连进去了，控告他们包庇阶级敌人。统战部部长，是周总理手下的人，在一次斗争会后不明不白地死了。据说他是把脸俯在煤气炉上自杀的，但待他尸体发现时，窗户都敞开着，房里也没煤气味。”胡先生说。
    “他的自杀只是假象。”我想到女儿，不知何时才能令她的死真相大白！
    “他家属就为此要求赔偿损失。周总理的干女儿孙维世，北京人艺的院长，也在狱中被迫害去世了，只是因为江青认为她是敌人。北京两位著名演员马连良和程砚秋被活活打死，也是因为他们不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听说这两位演员都是周总理从香港请回来的，他是他们的入党介绍人。还有许多科学家，都是周总理邀请回来的，茌文革中被打成帝国主义特务。你只要设想一下，只要这些人中，有一个人承认自己是特务，那么这些极左分子，不就可以公开揭发周总理包庇特务，从而把罪名栽到总理身上了？”胡先生说。
    “是否你那位书记认为，我与其它外资公司高级职员的被捕，是因为江青与林彪之类，要利用我们的交代来攻击周总理准许在中国开设外资公司的政策？”我问。
    “就是这样，在刘少奇打倒后，江青和林彪就认为周总理是他们唯一的绊脚石。但他们认为周总理是很难对付的，因为他没有与毛主席唱过反调，所以他们必须另外设计个圈套。要知道周总理并非孤零零一个人，他后面有许多领导人及机构的高级干部作他后盾。这是一支庞大的力量。”
    “现在林彪死了，总理是仅次子毛主席的第二号人物，他的地位不是提高和巩固了？”我问。
    “地位是提高了，但没有巩固。因为江青和她的一伙野心很大，且总理病得厉害，现在问题是谁去继承他。”
    “不是邓小平吗？”
    “那也不能肯定。这样，就会有第二轮的斗争。”胡先生说。
    夕阳西斜，静僻的公园越发显得寒冷。远处，有几个依稀人影在向出口处走去。我建议我们也该回去了。胡先生邀我去饭店晚餐，但我没这情绪，且也觉得很疲乏了，我们就搭公共汽车回家了。
    在大门口，胡先生向我告别，并说以后他会在休息日再来看望我：“好久，我没像今天这般玩得痛快了，看到你这样健康真让我高兴，你不应独自深居简出，我会常来看你的。”
    我打开大门进去，看见朱太太迎着冷风站在台阶上。我想她是听到我们的讲话声而出来的。
    她把叼着的香烟拿下，问：“玩得好吗？”
    大约她希望我告诉她去了什么地方，这样她就可向居委会汇报了。
    我竭力控制着对她的厌恶，冷冷地说：“你站这儿不冷吗？”就上楼了。
    次日我正在给学生上课时，我的老友、席的母亲来了。待我功课结束后，她已为我俩准备好简单的午餐了。吃饭时，她几次提及有关春节的话题，而且集中在来了哪些客人身上，直至我忽然悟出，她希望我谈谈胡先生。但她怎么会知道胡先生来过呢？直到我得出一个很不愉快的结论，令我震惊又失望，因为连她，也是受命来监视我的。我只觉得浑身冰冷。我决定索性把事情都讲明白，免得人们会以为我想隐瞒什么。
    “除了那些年轻人外，还有个老朋友来看我。是老赵在街上偶然遇见他，就把我的地址告诉了他。昨天我与他一起去了次城隍庙，我买了把宜兴茶壶和一个花瓶。”我说。
    “他结过婚吗？”
    “他爱人死了。”
    “你认识他很久了？”
    “其实他是我丈夫的朋友。”
    “他做什么工作的？”
    “他原是经营一所油漆厂的。”
    “他很欣赏你的为人吧？”
    “什么意思？”我问她，很有点恼火。
    “别生气。我意思，我们这一代中国男士，不会无缘无数邀女人外出的，除非两人间互相感兴趣。”我的老朋友说。
    我说：“别这么快就下结论。我认为他可能感到冷清而希望我能与他作伴。”我宁可让人把胡先生对我的来访往这方面猜测，而不愿让他们往政治方面猜测。“我已是个老太婆了，我只把他看作是个善良的朋友。”我说。
    “你是位漂亮的老太太。真奇怪经过这么一番折磨，但你看上去还是比实际年龄要年轻，我可以肯定，只要你给他机会，你那位绅士男友，一定会向你求婚的。”
    “其实我对他并不了解，现在就考虑发展我们之间关系，似乎还太早。”
    “作为一个老朋友，我希望你能结婚。我们的社会不适宜单身独居。你需要有个人可以与你商量，并能照顾你。”我的老朋友体贴地说。
    她走后，我拉上窗帘躺在床上。这样地摆脱不开人们监视的视野，令我十分烦恼不快，特别是席的母亲居然也在这样的行列里。我什么时候，才能过上正常的真正自由的生活呢？至于胡先生，不营他仅仅是在假日来与我作伴，或有超越这个程度的要求，我是不会与他，也不会与其它人结婚的。如果情况许可，我还是要离开中国。
    自尼克松访华后，公安局开始恢复批发私人护照。虽然需要较长的核审时间，也有很多人被拒绝，但也听到有好几个人已取得签证出去了。我知道除非中国局势有变化，否则我就无法离开中国。看来，养好身体保持健康，还是头等大事。
    弄堂里传来一阵登登的脚步声直至我门口，接下去就有人在敲门。因为我没有心思再见任何人，因此也没去开门。不一会，只听列大德在窗下与朱太太讲话。
    “阿姨出去了？”大德间。
    “她回乡下探亲了。”朱太太说。
    他们站在花园里絮絮地谈了好一会，然后大德又打门了。我还是没有起身去开门。
    晚上，朱太太端了盆热气腾腾的黄鱼上了楼，后面跟着她孙子。
    “知道你不喜欢烧菜，所以我给你烧了点莱让你晚上吃。”她说。她并没有提及大德来过的事，所以我一也不向她说什么。我知道她是以送鱼为借口，来看看我究竟是否困睡着了，没有听到大德敲门，还是不愿见他。
    我抓了点糖给她孙子，请他们坐下。那小孩子手里拿着个民兵袖章。我逗着他；“你也是民兵呀？”
    他却举着红袖章说：“那是我叔叔的，他在大德叔叔那里受训。”
    “大德是民兵？”我问。虽然我觉得很吃惊，但我仍然极力作出偶尔问问的语气。
    朱太太顺口溜出一句：“喔，他是队长。”
    “好呀，”我对孩子说，“长大后，也跟你叔叔和大德叔叔一样，做个民兵。”
    那孩子还嘟嘟哝哝在说些什么，但朱太太打断了他：“别瞎讲，大德叔叔不是民兵。”
    孩子不服：“他是的嘛！”
    朱太太就告辞了，在下楼时，一边还在责骂孩子讲错了话。
    因民兵是从属于正规军队的，可能也受林彪领导，林彪死后，民兵便被江青在上海的爪牙控制了。在一九七四年和七五年期间，左派领导人竭力发展和强化上海民兵组织，希望发展一支由他们支配的军队。
    如果大德真是民兵队长，那他就不会是个待业青年了，因为民兵本身，是从工矿企业的积极分子中召募进来的。我想大德不可能是个做工的，因为他对读书很感兴趣，且他的手也很干净。他肯定是市府机关里的积极分子。也就是讲，他的上级就属江青的爪牙。我为最后弄清大德的身份而感觉兴奋。他是否公安局或其它各处派来的，对我已无关紧要，反正长期来我一直是怀疑他、提防他的。
    光阴似箭，转眼春天又到了，离开第一看守所已有一年了，但我却很难说，自己已彻底自由了。当然我的物质生活已有了很大的改善，除关节炎外，其它健康都没问题。
    每天清晨，我总站在凉台上看看下面花园。房管所种的水杉，窜得很快，枝丫上已绽开一粒粒嫩绿的幼芽，不多久，就会开放为片片嫩叶的。那位老花匠还给我筑了两个玫瑰花坛，另外又种上一排花卉。在凉台下，还种上蔷薇，并围上了竹栅子，让它们缓缓攀越。花园中鸟声啁啾，有时还能昕到杜鹃的歌声。
    随着气候的转暖，凉台成了我的起坐室。我在那里教学生英文，有时就坐在阳光下，在我的学生送我的盆花之中进餐。这里有素馨花、百合与羊齿及其它种种盆花。我最喜欢的是栽在那扁平盆里的盆景，里面有一块覆着青苔的岩石。我还借了本唐诗三百首，花了好几小时抄在笔记本上诵吟，以增进自己的记忆力。
    胡先生时时来看我，我发现如果我们坐在凉台里，朱太太便会站在院予里；假如我们坐在房里，阿姨便会呆在能听到我们讲话的地方。
    11月的一天，太阳光一直延续到傍晚时分，气温很高，胡先生来邀我外出晚餐，因为阿姨已准备好晚饭了，我就请他在家里吃了。我们在黄昏的薄暮与飒飒凉风中，坐在凉台上进餐。胡先生看上去很高兴，兴致勃然地与我漫谈着他孩提时，在杭州的种种往事。阿姨收抬好饭桌，大德来了。他每次来总有各种理由。这次，他给我送来一满袋无锡水蜜桃，他说担心等到次日，桃子会烂掉。我将他介绍给胡先生。天色渐暗下来了，因为凉台上没有电灯，阿姨就将我写字台上的灯接在窗台上。她递给大德一只大盆子，大德将桃子逐个放在盆里，我看那桃子只只饱满，成熟的程度不早不过，这样的桃子，即便在文革前的水果店里，也从没见过。
    “哪儿弄来这些桃子？”我问。
    “我有许多‘后门’。虽然我没有机会进大学，但我是个开‘后门’的博士。”大德打趣着说，就进厨房去洗桃子。
    大德的突然出现似乎使胡先生有点尴尬，他沉默着不大开口了。然而他还是坐了一会，夸了一下大德送来的高级桃子，然后有礼地告辞了。我送他下楼去，通常大德在时，朱家就不出来了，好像似乎只要大德在，他们便不必注意我了。
    “如果可能的话，我明天再来。”胡先生在与我握别时说。
    待我回到凉台上，大德问：“他是个资本家吧？”
    “你怎么知道？”
    “看他那副样子。另外，他与所有的资本家一样，散布出阵阵金钱臭味。”大德语气偏激地说。
    “看来，你仍是个红卫兵头头。”
    “不。当我是个红卫兵头头时，我仅是个头脑狂热的盲从者，现在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
    “你是党员？”我问。
    “还不是。不过不多久我就要入党了。”
    “你如此仇恨资本家，为什么还要向我学英语？你不认为我和资本家一样令人讨厌吗？我身上也有金钱的臭味吗？”
    “你和他们不一样。我想你成不了一个精刮的资本家，因为你不大在乎金钱。你的毛病在于过分天真地相信仁慈、布施、慷慨及那些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级所宣扬的那套用以欺骗和麻痹人们的革命意志的一些垃圾。”大德说。
    “但你从哪儿了解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呢？你从未去过任何资本主义国家。”
    “而且，更可怜的是，我没有任何希望去那里。”
    “假如有机会，你愿意去玛？”我问。
    “当然。在美国或欧洲其它国家，只要我努力工作，就可创造我自己的生活，可能我还可以干得很好。”他似有点不满地说。
    “你把我弄糊涂了。一会儿要入党，现在又说要想出国，你是否想在资本主义国家闹革命呢？”我问他。
    “当然不是。我要入党是因为我只能呆在这里。假如我可以出国，我就要使自己成为一个资产阶级分子。”他不耐烦地说，似乎觉得我实在笨得可以。
    “什么？我还以为你恨资产阶级分子呢。”
    “现在我恨他们。但如果我自己也成了资产阶级，那我就不会恨他们了。”
    “假如你成为自己所痛恨的人，你会觉得不好受吗？”
    “怎么会呢？你懂唯物辩证法吗？”
    大德走后，我在凉台上坐了很久，思考着这个有些不同一般的青年。我从未见过像他那样的人。马克思主义者相信环境决定意识的，他难道不是典型的中国共产党革命的产物吗？我实在对他深表同情。他很聪明，也刻苦，假如有机会去国外工作和生活，他可能会成功的。然而我认为他即便成了党员，在中国的前途也不会太光明的。因为他的自我中心和自信太强烈了，他实质上是个个人主义者。共产党是不大会容忍一个个人主义者的。
    第二天，胡先生下班后又来了。这次，我与他一起去一家嘈杂不堪的餐厅吃饭。坐定后，胡先生说：“你那个学生似有供应国家高干食物的门路。我想除非是革委会一级干部，否则，他是弄不到这种好桃子。”
    “他可能是从‘后门’弄来的。”
    “肯定不是。这种桃子在前门或后门都找不到，它们是保留给高干，他们不必花钱去买。”
    “所以他不肯告诉我这要多少钱。”
    “问题是他为何要将这桃子送给你？”胡先生很有点忧虑地问。
    “可能仅把此作为上我这儿的借口而已。他总是带些市面上不易买到，或冰箱无法保鲜的东西来。”其实我明白，大德这功夫闯进来，主要因为胡先生在我家，但我不愿让胡先生为此不安。
    “你认为你在被监视吗？”
    “我想是的。”
    “如此对你严密监视是很特殊的。你释放时，他们对你说了什么？”胡先生问。
    “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宣布我无罪。他们只是说我接受改造有一定进步。”我一边回忆着看守所最后一次在审问室的场景，一边说。
    当胡先生沉吟着时，我忽然想起制片厂那人。
    “那制片厂人说，放我出来是因为我的健康问题。”我告诉他。
    “是吗？他是这样说的？你想过，要是你不是因为生重病，他们还会把你关在那边？”他急切地问。
    “他们以为我得了癌症。”
    “可能你的案子尚未结束，还没对你最后作结论，这就说明你为什么会这样被严密监视了。”胡先生说。
    “如果他们要再找个借口把我送回看守所，也是可能的。”我说。
    “你想不想与英国或香港的亚细亚石油公司发生联系？”
    “不。这里的形势尚未稳定，我不想与任何外国人发生联系。”
    “假如他们要与你联系，怎么办？”
    “我也考虑过。不过我想一旦我收到任何国外信函，我都会直接送到公安局去请示。”
    “对啦。这里政治不稳，江青还在反击。注意报刊上有那么多有关她活动的报道吗？听说毛主席从未像近来这样信任她。”胡先生说。
    “为什么他们内部的争斗，却要祸及我们老百姓？我们又不是共产党？”我无奈地说。
    餐厅里又闷叉吵，所以我们蛮可以在其中自由交谈。
    那天晚上，还是依然十分闷热，因为车子太挤，我建议徒步回去。我们走过路侧都挤满了乘凉者的马路。那些乘凉者不停地拍着扇子，有的干脆躺在帆布床上。他们家里又热又挤，所以只好簇涌到马路上来了。解放后，上海人口从四百万不到猛增至一千万人，而住房却跟不上，个人又不准建房，政府造的尚不够，结果是几个家庭合住一幢房子，几代人挤在一间房里，而许多房间隔了又隔。在惨淡的路灯下，上海街头是一片让人见了有种沉重感的贫困，有点像难民收容所。
    胡先生对政治形势的分析是正确的。一九七四年后期，报上不断出现来自北京的有关江青的报道，这是一个说明她权力上升的信号，她代表毛泽东，或以她自己造反派的首领、还有政治局委员的身份，接见外国贵宾，宴请他们，还邀请他们观看她的样板戏，与他们一起商讨大事。几乎每天的报纸头版，不是登载她的照片，就是有关她活动的报道。
    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了，江青通过她控制的报刊和其它出版物，亲自领导了这场运动。毛泽东的写作班子，则是由她同伙姚文元组织的，经常输送一批文章给各报刊，将全国人民动员起来，通过各人的政治学习小组，来投入这次运动。他们对孔子的哲学毫不理会，一篇篇文章的重点，都放在微不足道的一些芝麻小事上。写作班子以孔子五十就成为鲁国的官僚，不久就升为宰相之事为例，说明孔子是保守主义的支持者，所以是前进路上的绊脚石。
    中国百姓都明白，江青批判孔子，其实是针对周总理的一次运动，以此影射正在患重病的周总理。那些批判文章中还提到，与孔子同时，中国当时还存在另一个比较进步的学派，就是“法家”。这两个学派的学术争论，被比作为造反派与走资派阅的斗争。
    中国百姓，包括基层党员干部，都为党内权力之争而不安，他们都站在周总理这一边。有关江青的传闻很多，不少是贬低她的谣言。她是个不受欢迎的人，她私生活的放纵和男女关系的不正常，成为人们私下谈论的焦点。
    因批林批孔而起的紧张局势和文革中偏激情绪的重演，令我的好几个学生都终止了英语学习，他们怕学英语会带来麻烦。
    里弄也开始话动起来，必须全体参加政治学习，会上不准做毛线针线。人们不再提及林彪的罪行，而更多批判孔子了。阿姨要我出去穿上布棉裤，以免引人注意。我们日常开支也渐渐减少了，因为再也不敢偷偷向进城的农民购买鸡蛋和鸡了。
    到了冬天，发生了一件事，它警告我又将有重入囹固的危险。来看望我的曼萍朋友中，有个年轻农妇叫陈兰，她是在曼萍参加工作前去上海郊区梅陇公社“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六个月中认识的。曼萍就住在陈兰家里，两个女孩子成了好朋友。曼萍教她写字读书，令她能开拓视野，从狭窄的圈子中解放出来，并向她介绍一些女孩子喜爱的护肤霜、洗发膏等等。陈兰曾告诉我，一次她母亲得了急病，是曼萍救了她的命。那天她家中无人，曼萍特地向她生产队里借了条小船，将她母亲送至公社医院动了手术。此后陈家对曼萍，犹如自己女儿一样，那两个女孩子也形同姊妹。
    她来看我时带来一幅大照片，是曼萍与她们几个农村姑娘一起摄的。陈兰含着泪对我说：“这是我最最珍贵的，但你照片一张都没有了，我愿将它留给你。”
    我告诉她，我可以去复印一下，然后把原件还给她。但我花了好几个月，都找不到一家照相馆愿意接收这项工作。我正在犹豫，要不要去苏州河对面那一带照相店去碰碰运气，有人在楼下敲门。阿姨下楼去了，我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我是她女儿的朋友。”
    一会儿，阿姨带着一个中等个儿，身体结实的青年进来了。
    我放下照片站起来。
    “我是刘欣，曼萍的朋友。”他自我介绍着，然后拿出一个礼盒：“听说你已放出来了，我应来拜访拜访你，帮你做些事。这是一盒长白山人参，上海是买不到的，我去东北出差时，给你买的。”
    一盒人参是件很名贵的礼物，相当于一个工人一月的工资。我不知健为什么要送我这样厚礼。我说：“你想到送我人参，真太难为你了。但我从来不吃人参。你是哪儿知道我地址的？”
    “我去电影厂革委会问的。”
    撒谎！因为中国的干部是从来不会答应这种私人请求的。我不大相信他会是曼萍的朋友。他的外表举止与谈吐，都不像我女儿愿与之交往的男友。他为什么要来看我？有什么目的？我觉得好生奇怪。同时，我有点怀疑，他可能是受令而来的。
    “阿姨，给客人倒杯茶。”我去厨房关照阿姨，我的以礼相待令他安心了，他摆出一副显然松口气的样子坐下，把那盒人参放在桌上。
    我也坐下问了：“你在文革前来过我家吗？怎么我见了你想不起来了？曼萍也没提起过你的名字。通常她总是把所认识的朋友都跟我说的。”
    “你们母女关系很好吧？感情很深吧？这我们都知道。我就是为这而来的。”说着他把身子往前一倾，以很亲密的态度说，“我知道，有人愿意帮助你为曼萍报仇，他们一不要你钱，二不计任何报酬，只是出于同情而愿意帮你。”
    我想，这可是个非同小可的建议。
    在文革中被肯定的一些行为，在批孔中反复通过官方的宣传再次得到肯定。要是我为女儿的死亡再进行任何调查或翻案，无疑会把我再送回第一看守所。于是我当即就说：“我不喜欢对人报复，我女儿那样死去我感觉很痛心，那完全是不公道的，也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但她已经死了，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挽回了。”
    “你怎么竟这样大度？为她报仇，是你做妈妈的责任。”他说
    “我相信她的死因，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但那得到适当的时候。政府会出面作调查的，我完全相信政府。对了，你还没告诉我，你是何时何地认识曼萍的？”
    “我是在梅陇公社初次见到她。她住在一个农民家里，我常去看望她，与她谈天。”
    “你那时也在梅陇公社工作？”
    “是的，我在那里做一些科技工作，就是在那时认识她的。”
    他真会是曼萍的朋友？真的在梅陇公社认识曼萍的？我想我会有办法去证实这一切的。我说：“你在梅陇公社工作过，也是在那里认识曼萍。你一定认识陈兰吧？她是曼萍最好的朋友。”
    “对的，我常看见她俩在一起。”他急忙说。
    我把曼萍和一群农村姑娘照的那张相片给他看：“有人送给我这张照片，但我没见过陈兰，你能告诉我哪个是陈兰？”
    他对着照片打量了半天，然后指指曼萍边上一个把手勾着我女儿肩膀的姑娘。他的猜测倒很合理。但那个女孩予不是陈兰。陈兰恰恰站在最边上，并不靠近曼萍。
    这证实他根本不是在梅陇公社认识曼萍，他之所以这样怂恿我为曼萍复仇，不过是想诱我犯错误，还是另有意图？因为我没拆穿他，他自认得计了，故而又大胆地说：“我会常常来看望你的，这样你会对我有进一步了解。我对国际形势很感兴趣，我可断言，我会从你这儿学到好多东西的。你也可以从我这儿了解到一点东西，因为我是搞科技的。如果你不愿与那些我提到的人直接打交道，我可以做你的秘密代理人。”
    “为什么？与这些逼死我女儿的人作对，不是太危险了？他们不是都有造反派作后台的吗？”我问。
    “我爱曼萍，自听到她死亡的消息后，我总也忘不了她。我恨那些迫害她的人，远要比你深。我要为她的死亡报仇。”他扮出一副痛苦不堪之情说。
    “你爱她？那你肯定对她很了解了。但很奇怪，为什么她从设在我跟前提起你？”
    他红着脸说：“我只是悄悄地爱着她，她不知道。我不过只是种‘单相思’而已。”
    “我看你很多情，但还是让政府来为她复仇吧。不管我们为曼萍感到多难受，但我们没有法律权力为她报复。”
    “眼前政府不会管这事的，他们是在包庇杀人犯，你说呢？你怎么能等他们来替你报仇呢？”他不耐烦地大声说道。可能我没上他所设的圈套而令他十分失望。
    “请你轻点，你不能污蔑政府，说政府包庇杀人犯是反革命的话，我不能诖我的客人在我家里说这些话。”我严正地警告他。
    “你很谨慎，但我们这是私下交谈，即使你嘴上没说什么，但曼萍及你自身的遭遇，可以肯定你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心怀不满的。”
    “你完全错了，我并不仇恨共产党或人民政府。但我会考虑你说的。假如我想通了，会与你联系的。你能让我看看你的工作证吗？这样我可以证实一下你的身份，并记下你的地址。”我说。
    “你没必要看我的工作证，但我可把地址留给你。”听到我要看他的工作证，他有点慌张。
    “假如你要让我相信你，你必得给我看工作证。”我坚持道。
    他勉强取出工作证交给我。我戴上老花镜细细察看着，他在一家用数字代表厂名的单位工作。大家都知道，这种工厂都属军队领导的保密厂，工作证上打着“机密”的戳记。他像是在军火工厂任保密工作。
    在我监禁期间，我替自己辩解最有说服力的一点，就是我不认识任何接触机密工作的人。现在却有了这么一个在军工厂搞机密工作的人，这不仅会令我将来离开中国发生麻烦，并会为给我栽上各种罪名而开路。
    我开门叫阿姨上来，待她进来后，我说：“我要你为我作证。”
    我转身把工作证还给那人，说：“刘欣，我拒绝你再上门。我有许多海外关系，也曾被错定为帝国主义者的特务。作为一个在保密厂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却上找家来，你已犯了错误。你回厂后即刻向你的党支部书记汇报，并承认错误。你必须把你对我说的及我对你说的内容，如实向领导汇报。”他站在一边，奢迫万分
    “阿姨，这可是件大事。以后永远不要再对他开门。”
    我打开门，再对刘欣说：“我可肯定你是个党员，因为你在保密部门工作。真奇怪，你怎么会那样不自觉？我本该把你带到公安局去的。现在走吧，不要再来了。”
    他一声不响地走了，但那盒人参仍留在桌上。我让阿姨拿下去还给他，但他已骑上车走了。
    这事让我很生气，因此我也不想出去了。阿姨给我送上一杯茶，说：“别生气，太不值得了。”
    过了一会，大德奔上来了，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呵，你在家！那太好了。”
    “你不是知道我在家了吗。”我对他说。
    “怎么啦，在生气呀？”他又故作惊奇地说。
    “你不是已经很清楚发生什么事了。”我把那盒人参交给他，说：“还给他，告诉他们别再施这种愚不可及的诡计了。”
    “我十分愿意把你任何不需要的东西都拿走。但我不能跟任何人说，要他们停止搞愚蠢的诡计。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什么不让人搞阴谋诡计？为什么不对此付之一笑呢？你为什么要害怕阴谋诡计？要识破一切阴谋诡计而让这些施诡计的人无法得逞，你还没这本事。”大德仍以他的玩世不恭之态说。
    “那太虚伪了！”我说。
    “为什么一定要求人诚实？就你过去所经历的，你应该明白做老实人等于自杀，现在最流行的政策就是：不老实！”
    “请你出去，大德，我现在没有心思听你胡说八道。”我说。
    “我不过想让你高兴些而已。好吧，待明天你情绪好点时，我再来看你。”说着他就带着那盒人参走了。我不能十分肯定，他会将此归还原主。我疑心他会带回家作为礼物送给他母亲的。大德就是那种人。
第16章  毛泽东逝世
    刘欣的来访并非是件孤立偶发事件，自他来访后，接着有许多自称为曼萍的朋友也来访问我，但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从未来到过我家。他们不是同时结伙来的而是每次只来一个人。有时他们晚上来，在议论了有关曼萍死亡的种种情况后逗留一小时左右后离去。而那天晚上，我肯定要失眠。
    “阿姨！你能否不要开门让这许多自称为曼萍的朋友来探望我？他们所谈及的都是有关曼萍是被人谋害而死亡的情况，并要我必须为她复仇。我每天反复听这些话，已感到厌倦了。”
    “要是我耽在这里，我一定得开门。我知道你对这些客人感到烦扰，和他们谈话之后，身体像是有重病那样，但我又能怎么办呢？我看你还是把我辞了吧，你能够自己安排生活。”她说着，看样子很苦闷。
    “你能另外找到工作吗？”我问她。
    “老实说我喜欢在你这里工作，另外我再也找不到像这里那样多的工资和那样好的工作条件。”她说。
    我不愿将她辞退，但她又表示不能阻止客人进来。只要她在这里，她就不能拒绝开门。我得想个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假如我代你付房租，你能另外找个房间住吗？”我问她，因为住房缺少是上海的一个严重问题。
    “我有个表姊妹，最近丈夫死了。她可能肯让我住到她家里为她分担部分房租。你是否想让我睡到外面去。”
    “这个办法很好。”
    “这样你在下午和晚上可以安静了。假如不开门，也没有人会责怪我了。”她高兴地说。
    那个周末，阿姨和她的表姊妹联系好，就搬出去住了。我将一张硬板纸用红纸包好，再粘上胶带。然后在中间贴上一张白纸，四面留着红框。在白纸上写上下面一个告示：“因为我年龄渐大，健康情况不佳，需要休息。来客没有预约，一律不予接待。如政府代表有公事联系则不在此列，任何时间都接待。”我签了名，用红丝带将那张纸牌通告挂在扶梯底层的大门上，然后将门锁上。
    第二天，当我开门到花园里去时发现那张秘精心制成的纸牌告示已被撕破，丢在地上。那时朱太太在院子里，我将那块纸牌拣起来，和她对质起来。
    “是你家里人把这通告撕了吗？”我问她。
    “喔，不是的！当然不是的。我们从不走那门。你知道我上楼来看你时，总是从后扶梯出入的。”
    她那失业的儿子也出来帮着他母亲说，“昨天晚上肯定又有人从墙上爬进来，我家有两件衬衫晾在院子里也不见了。”
    “你知道附近邻居中发现几次偷窃案。你还记得上次学习小组里，党支部书记曾警告我们要提高警惕，是吗？”朱太太附和着说。
    我不相信小偷爬墙进来，所以就问他们：“你们有没有把遗失的东西报告派出所？”
    “没有。”朱太太的儿子向他母亲望了一眼，立即说，“不过我们一定要去报告的。”
    “我现在就去派出所报告。”我说着看了看手表已过八点钟了。
    “不要麻烦你了，慢慢我会去的。”朱太太的儿子说。
    “我现在就去。”我说。
    我手里拿了那块通告牌的碎片，走向马路顶端的地区派出所。心里想着要是公安局也参与在后面进行捣乱，那问题就更复杂化了。要是事实果真如此，那么我们的户籍警老李一定了解这情况。我在接见时能从他的反应上发现一些问题。
    我们地区派出所原来是个富有商人的私人住宅，他在解放前去了香港。这是所本地区内最大的房子之一，前面有个引人醒目的花园。我沿着梯阶走迸了那座房子。宽大的客厅，已被隔开。前面一部分，有穿了制服的一男一女坐在柜台后面。房间里还放了桌子和一些椅子，分散在各处。一个年龄较大的男子正拿着户口簿在要求登记他从外省来沪探亲儿子的户口。
    我在柜台旁等着。直至那位女警察问我：“你有什么事'？”
    “我是太原路一号的居民。我来看负责我们街道的老李同志。”我回答她。
    “是他约你来看他的吗？”
    “不，昨晚发生了一些情况，我是来向他汇报的。”
    “今天上午大家都在学习，等一会再来。”她说。
    “我在这里等他”
    “他们可能要学习很长时间，有时要学习整个上午。”
    我决心不让她推诿拖延，就说：“假如可以，我等着没关系。”
    她不再说什么，我就在长凳上坐下。有儿个人来登记出生，死亡，及离沪等。我留神观察着公安部门的日常工作，并不时望着那只墙上的挂钟。那天上午似乎时针走得很慢。但我决心要见到老李。十一时后，那扇通向后房的门开了。走出来一位穿着制服的民警。
    “告诉老李，太原路有人来看他。”那个女警察对那人说。
    他走到里面去了，过了一会老李出来了。他的态度轻松，身体健壮，和其它一些警察不同。他没有一般公安人员习惯上的阴沉脸色，也没有在态度上使我感觉到我是个不受欢迎的人物。我比较喜欢老李，也尊重他实事求是的人格。但隐蔽在他和善的外表之中，他也比较精明和机警。几次到我家来，都表现得很有礼貌。我发觉他对任何事物，只要目光偶尔一闪，立即就把情况都了解了。当然，他和刚解放时那位大步闯入我家客厅、在地毯上吐痰的青年民警完全不同。
    当老李进来时，我站起来对他表示敬意。他请我坐下，另外拿了只椅子柱对面隔着桌子坐下。
    “我是住在太原路一号的。”我自我介绍。
    “我知道你是谁。”老李望了望时钟，不耐烦地说，“你找我有什么事？”
    “我来向你汇报，昨晚有个小偷越墙进了我们那幢房子。”
    “有什么东西遗失吗？”
    “楼下朱家遗失了两件衬衫，我们家只是把这块通告牌撕碎了。”我将那些纸牌的碎片放在桌子上。老李将那些碎片拼在一起，看上面写着的字。他额上的眉头皱紧了。
    “这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要写这些？”看样子他真的有些糊涂。这样我就明白他不了解我那些络绎不绝的客人。公安部门作为一个机构来说，没有参与袭击我的活动。但我没有排除个别干部，多数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新提升的造反派，在幕后指使的可能。
    整个一九七O年，造反派和新结合进来的老干部，在甲匾每个政府部门中相互共存。相互敌视和不合作的气氛中，没有什么工作可做。原来那一套不恰当的官僚制度，实在已难以使用了。假如在文化革命中新提升的造反派实施一项新的计划措施，那些新结合进来的老干部大多不了解这些情况。同时，造反派肯定不让新结合的老干部恢复他们在文化革命中所失去的全部权力。在许多情况下，新结合的老干部发现自己的职务和地位虽然恢复了，但实际上仅是个傀儡而已。造反派在行使各项权力时只当他们不在场一样。
    “许多自称是我女儿朋友的人来看望我，老是谈论我女儿的死亡。我对他们感到厌烦。我是个老太婆，又动过大手术，我需要休息。”我告诉他。他点点头表示关心。
    “为什么小偷要撕碎这纸牌？”老李指着桌上的碎片问我，“这不像是小偷干的。”
    “朱家告诉我说是小偷干的。”我告诉他。
    “好的，今天下午我到朱家去和他们谈谈。”我对他表示感谢后就回家了。
    看样子老李并不了解有关我那一串客人的情况，因而我尚不能调查清楚谁在幕后指使打击我的计划。但我从老李没有反对我悬挂那张纸牌通告的事实中得到了一些鼓励。我决定另制一块同样的，再挂在门口。
    我回到家里，阿姨已经来了。我告诉她去了派出所，并把纸牌的碎纸片给她看。她说，“这肯定是朱家的人撕碎的。没有小偷从墙上进来，都是些谎话而已。”
    “朱家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做？”我问她。
    “谁知道？”她说。但我想她是知道的。
    那天下午我过得很清静。第二块纸牌通告，没有被人打扰，也没有人敲锁着的大门。
    第二天阿姨走后，我的决定要经受考验了。席的母亲来到我家门口。我以为她看了通告会回去的，但她没有走，反而敲门叫我。我虽然难以不理睬我的好朋友，但我必须这样做。接着她又日叫我，然后她就走了。
    那天之后，我的外甥女带了她的小儿来了。她是我已故妹妹的女儿。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她还是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因为她的家庭出身问题，曾遭受到很多不幸，结果使她变得神经过敏而胆怯，她害怕得罪造反派。因为我进过看守所，她迟迟不敢来看望我，农历新年我叫阿姨去请她来我家的。所以我听到她在门外叫我，感到很奇怪。然而我仍没有去理她。过了一会，她也走了。
    我怀疑席的母亲和我的外甥女两人，都是受人指使来试探我那张通告的。但我不能完全肯定。为此我决定去看望我的好友。
    在我向席的母亲解释清楚为何我不能开门的理由后，就问她：“你有没有读过我的通告？”
    “是的，我看过了。但是……”她凝视着我，吞吞吐吐地没有说下去，好像她心里有话不能说出口来。
    她不能自己说她是有人指使她来看我的。可能是因她感到有些羞愧，也可能是她怕我脱口而出随便告诉别人。她低着头看样子非常准为情。
    过了一会，她说，“你对那些客人，各忍一下不是更好？晚上睡不着，你可长期服安眠药。为什么要和人争论？你不害怕他们吗？”
    “不，怎么这样说，我可不怕。我要向他们反击。否则我会被气死或折磨死的。”我告诉她。那时我即使这么说，我仍感觉怒气在从胸口喷出来。由于我女儿的死亡，使我比在看守时对造反派的仇恨更深一万倍。向他们进行反击，至少能使我得到一些安慰。
    席的母亲对我说：“我们是这么多年的老朋友了，我很爱慕你。假如我说过一些话或做过一些事，是我平时不会说的或做，我希望你能理解我。生活在我们目前的环境里，我们不能永远显露自己的面目。”
    “喔，是的。别担心！我完全明白。”我说完就告别了。
    她陪我走到马路上：“你同意我对人说因为我身体健康情况而不来看你吗？你知道我有严重的心脏病。”
    “当然。我会因为见不到你而挂念你的。但这是最好的办法，我不愿使你为难。”我说。
    “你能理解我，那太好了。我希望这种时间不会太长。你己要保重。”看样子她似乎放心了。
    每天下午，我继续坚决对没有事先预约好的来访客人拒绝开大门。大德从未向我提出有关门口纸牌的事。要是他在下午来我家，他总是事先小心地和我联系好。这样，两星期之后，就再也不见这些客人来访了。
    但是这些人要打击、陷害我的行动仍未停止，不过从我家里转到马路上就是了。有一夭，我从外面散步回家，忽然一大群小学生围着我大叫：“特务！帝国主义的特务！帝国主义的走狗！”
    我自顾自地走着，没有去理他们。但有两个大胆的学生拦住我的去路，继续对我大叫。我不能随便将这些孩子推开。所以就停下来，轻声对他们说：“跟我来，让我们好好谈淡。”
    他们都逃走了。我到居民委员会去诉苦，但他们说除非我能说出孩子们的名字，否则他们便没有办法进行调查。
    这种反常的情况天天发生，好像那些孩子在那里准备对我进行侮辱。我把每天外出散步时间更动，有迟有早，但结果仍然一样。这些孩子总是等在那里，而远处也总是立着那个推自行车的人。每当这些孩子开始高声大叫时，那人便骑上自行车离开了。
    虽然这些孩子使人讨厌，也会引起马路上的行人向我盯着看，但我仍没有放弃每天外出散步的习惯。我只是不理睬这些孩子，好像没有见到或听到他们一样向前走着。
    两星期后，阿姨又发现有人用粉笔在大门上写着：“一个狂妄自大的帝国主义特务住在这里。”她很恼火，要想用一块湿抹布揩掉。
    “阿姨，让它留着。”我对她说。
    “这太欺人了，”她说，“我们门口的过路人看了会怎么想呢？”
    “他们爱怎么想就让他们怎么想好了。不管怎样，他们现在已习惯于看到这种讯息了。文化大革命初期，不是有许多这样的大字报贴在人家大门口吗？”
    我按照我经常外出的时间上街，也看到那个推自行车的人立在对面马路的人行道上。他离开我不太远，我能看清他是个三十来岁留着一头乱蓬蓬黑发的青年。我也看到他自行车上有一个发亮的黄色鞍座套子。当他看见我出来，便骑上车离开了。我没有对那门上用粉笔写上的讯息看上一眼，就关上门出去散步了。
    过了几天，一场大雨把门上用粉笔写着的字洗刷掉了。不久那些孩子也对他们的把戏感到厌倦。最使我感觉有趣的是虽然大德每天来时必然看到大门口用粉笔写着的字，但他却从未向我谈起此事。
    我安静地度过了几天。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七日，是我从看守所释放回家的两周年。那天在初春温和的阳光下，我坐在凉台上打毛线，读唐诗。到了下午，我想起在牢房里度过的日子。回忆起每个看守及审问员，就再次使我感到在看守所里所遭受的寒冷、饥饿、以及痛苦的刑罚。我看着那将终身留在我手腕上的伤痕，使我感到好像我虽然已不是被禁闭在监狱的牢房里，但是我面对着被迫害的斗争尚未结束。我的对手仍徘徊在四周，我得继续加强警惕。
    我心绪不佳，不愿外出，因而也打消了下午外出散步的习惯。以后两天，连续细雨。当天气转晴，太阳高升时，我急着想外出活动。
    “你想出去散步吗？今天天气很好。”阿姨离开时这样问我。
    “喔，当然我今天要出去的。”我告诉她。
    “我想你把那旧的拖地木柄4带去，到合作社去做个新的。”
    “需要将那旧木柄带出去吗？”
    “是啊，外面缺少木柄。你不把旧的带去，他们不肯给你新的。”
    下午三时是我外出散步的固定时间。我带了那根旧的拖地的木柄，出发到一家合作社去。那里有几个附近的家庭妇女在打零工，赚些额外的收入。开始我未发觉是否有人跟踪。但当我走下人行道准备过马路时，突然感觉有东西在我背后重重地将我打倒在地。我背部着地，平躺在马路上。这时对面有一辆公共汽车开过来，接着当刹车尖声响时，有一个人把我拉向一边。那辆公共汽车慢慢地从我的拖地柄上滚过，将它压碎了。那位售票员从窗口对我大嚷：“你为什么走路时不向前看看？你要自杀？”然后那辆公共汽车便加快速度开走了。
    接连发生了几件出乎意料的事情，我真感到眼花缭乱，心猛跳得厉害，膝部也在颤抖。
    “一辆自行车将你撞倒在地，那人没有停车。”营救我的人说。
    “你救了我的命，我将怎样谢你？”我的声音发抖，听起来好像另一个人在说话。
    “不，不，是那辆公共汽车及时刹车了。你最好到医院里去检查一下，是否有骨折？”那位好心的人说。
    “我想我没有什么问题，就是感觉有些发抖。请你和我一同回去，我要送你一些礼物表示感谢。可能你愿陪我到附近派出所去汇报这件事故。”我说。
    “你没有把那骑自行车的人抓住，派出所不会负责的。我还得去参加一个会议。”
    “你有没有看清那撞我的人？”
    “真的没有，不过我看见他自行车座位上有闪烁发光的东西。”
    “是不是黄色有光的座套？”
    “他坐在座位上，但好像有光在我眼前一闪。”
    “他是不是长了一头乱莲蓬的黑头发？”
    “是的。你认识他？”那人问我。“他是你的仇敌？”
    “不，我不认识他。但过去我曾见到过他。”
    “好，我要去开会了。你自己要当心，他是有意撞你的。马路上很空，他不应该撞你。而且他离开时，把车踏得很快。”
    我再次向他表示感谢后，他在人群中消失了。
    我回到家里，吃了两片阿斯匹灵就睡觉了。那时还只刚过四时。我睡了约有一小时就醒来，觉得全身僵得像块木板，而且又痛得难受，几乎不能行动。好不容易从床上下来，到浴室里。我想洗个热水澡会好一些，但是阿姨不在，我无法准备热水。
    那一夜好像过得很慢，我全身又感觉很不舒服。后来阿姨侍候我在床上进早餐。她听了我谈发生的事故很感担心。她可能在私下猜测我是被人有意撞倒的，对她来说也负有部分责任。因为她曾向人提过我去什么地方的。整个上午，她似乎在淌眼泪。
    当她为我准备热水洗澡时，我在床上读唐诗。忽然我想起胡先生和我约好今天下午来看我。虽然我很想躺在床上，但我还是起来整理了房间，因为我没法通知胡先生今天不要来。自从红卫兵采取革命行动后，在中国没有人被准许装私人电话。要打电话须到公共电话旁。那里的负责人把我们打的电话号码记下来，并能听到电话中的全部谈话内容。那负责人经常守在那里，以便把电话机锁上。
    胡先生于下午四时来到。我将阿姨在厨房里准备好的茶和饼干拿出来请他吃。然后我告诉他我被一辆自行车撞倒，差一点给一辆驶来昀公共汽车从身上压过。我预测他会大吃一惊而对我表示同情或仅是对我表示担心。但是他却认真地对我看着说：“让我来保护你！假如你同意我来照顾你，我将会多么高兴！”他似乎控制不了感情，说话的声音有点激动。
    这意思是否在求婚？我还不能肯定。同时因为我一直把思想集中在考虑我四周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他对我感到有些意外，好像我的沉默不言使他感觉不好意思。很快他接着说：“你认为只有年轻人才能结婚？可能我对你直率求婚使你大吃一惊，是吗？”
    “咳，不，不是这意思。我认为老年人结婚是完全应该的。我想有许多女人能和你结婚会感到自豪和幸福的。我对你深表感谢。你向我求婚也使我感到很得意。但我已向我已故丈夫起过誓，我将终身保持陈太太的身份。”
    他默然微笑着握住我韵手勉强地说：“我不认识其它任何女人。我曾等着……但你别介意。我对你这种忠于你丈夫的决心表示尊敬。我对他非常尊敬也很爱慕，他是个好人。”他轻轻地将我的手捏了一下，就放开了。
    这使人难堪的时刻过去了。我坦率地回绝了胡先生，但没有使他失面子。这可不是中国人习惯上的做法。
    自从那天下午以后，胡先生仍一次次地来看我。他总是显得很高兴，对我也很关心。但他每次来访之间相隔时间渐渐地加长了，直至恢复到他的老习惯，每逢中国农历新年来望我一次。一九七八年他专程来告诉我他已平反，恢复原来工厂里副厂长和总工程师的职务。他在繁忙地处理文化大革命中遗留下来的种种问题，并试行全面恢复生产。
    “我每天工作十六小时。我真想自己能再年轻些，可以多做些工作。要学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可惜我自己己不中用了。”他说着。看样子他很高兴，似乎忽然年轻了十年。
    一九八0年，我取得护照要离开中国时，我写信去向他告别。他立即来看我，并对我说他始终认为我是希望离开中国的。但我认为胡先生从未了解为何像我这么大年龄会选择到国外去开始前途不明的新生活，而不愿安静地在祖国的现成家庭里定居下来。
    在六十岁的年纪能得到一位富有男人的求婚，即使不是太兴奋也是愉快的。虽然我的四肢酸痛，但第二天早晨当大德来上课时，我精神仍很好。
    我刚吃完早餐，把前门打开，就听到他从楼梯上跳上来。我看了看钟，发现他早到了二十分钟。
    “你今天来得早。”他出现在门口时，我就对他说。
    “我有件使人兴奋的消息告诉你。”他大笑着进了房间，“我可能不久就要去北京了。”
    “真的？你找到工作了吗？”我问他。
    “还没有，但我可能有个很好的机遇。”他隔桌在我对面坐下。
    “要不要吃块吐司和茶？”我问他。因为我知道大德总是经常感到饥饿的。
    “最好吃些吐司。”他去厨房拿了四大片吐司出来，立即狼吞虎咽地吃完。我不知他是否吃过早餐，但我没有问他。
    大德从提包里拿出一本书来问我：“你想我们今天能学习这本书吗？”
    我看那本书是埃米菜·皮斯脱的《礼仪》。
    “你为何要读这本书？这本书的内容对中国人没有用。”
    “是没有用的。除非那中国人成为国外机构的外交人员。”他说。
    “我明白了。”我说，“那就是为何你要去北京？你是否要到外事学院去培训当外交家？假如是这样，那祝贺你！”
    阿姨来后，立即刭我房里，“你今天感到好些吗？”她很关心地问，“你是否仍全身酸痛？”
    “谢谢你，阿姨！我好多了。”
    她将桌子揩干净就出去了。大德问我，“你病了吗？'’
    “我被自行车撞倒，差一点给—辆公共汽车轧死。我以为你早知道了。”我说。
    大德的脸发红了，气呼呼地说：“我怎么会知道？你以为你所遇到的一些不幸事件中，都由我在幕后指使？”
    “不，我并不认为你在幕后指使。这样你的功劳太大了。”我告诉他。大德一怔。自从我认识他以来，第一次看到他感觉难为情。“我认为你并不知道，只是常听人说而已。我想在我所发生的许多不愉快的事故后面指使的人很信任你。”
    “你不懂。你认为所有的人都是义务密探？他们并非都是的。世界上并没有绝对的好人和坏人。总之，好人常常会被迫做坏事，而坏人也能做些好事。你永远也不会知道我为你所做的事情。那也没有问题。我只能说我并不是块石头。你对我很优待。我常常想除了我母亲之外，没有其它任何人比你待我更仁慈。你想我会准许别人用自行车将你撞倒被公共汽车轧大德很痛心地说。
    “天啊！你太傻了！假如人家真的不告诉你，那可太糟了。除非你已不再受人信任，那是不可能的。”我讥讽他说。
    大德问我：“你能肯定这不仅仅是个事故？”
    “马路上没有车辆，他不可能撞着我。不过那辆公共汽车恰巧开过，倒可能是巧合。”
    “我看整个情况都是件事故而已，”大德争辩说。
    “不，这个人我过去曾看见过。那位把我拉起来的人说那个人长了一头乱蓬蓬的黑头发，车子座位上有东西闪烁发光。”从大德流露出来的神态，我想他知道那人是谁。过了一会他吞吞吐吐地对我说：“要是我给你一点警告，你会生气吗？”
    “你说吧！”我将背靠在椅子上，做出洗耳恭听的神情。
    “你是否明白有些有权力地位的人敌视你的耐力和勇气？他们觉得你藐视他们。这些人希望人们重视、害怕和尊敬他们。然而他们却感觉你在嘲笑他们。你为何不停止对他们进行藐视，随时悠然自得地表现出满不在乎的样子？”
    “我怎样表示‘满不在乎’？”我问大德。
    “如果有什么情况发生，不要有任何反应，不要生气。看看你贴在楼下门口的那张通告，在中国没有人会干出那样的事。一个人的家如在英国，可能是所城堡，但在中国是不可能的。你为了不让人随便来看你，就不让阿姨在下午留在家里，这样自然会有人怀疑你有什么企图。你可知道阿姨搬出去住了，房管所可以收回那间空着的房间，分配给别人？”
    “那里没有浴室，搬进来的人不能经过我的房间去浴室，他们能吗？”我问大德。
    “你对上海人的居住条件实在一点也不了解。”大德说，“上海有许多家庭的房间里没有浴室。你应该明白房管所没有分配另一户人家到你那房间，是对你的特别照顾。”
    “你可真把我弄糊涂了。我为什么一方面要受人攻击和迫害，而另方面又要得到特别照顾？”我问他。
    “我只是忠告你别把问题看得太简单。现在政府的每个部门都由许多有权力的人在执行任务，他们不会长期同意你这样做。特别在目前，各种情况非常复杂。你得记住，有些人是同情你的。他们知道你是个受害者。他们对你女儿的死亡，深表遗憾。希望你能谦恭退让些，政治斗争正处在非常激烈的阶段，为何要寻求更多的痛苦？”
    “好的！聪明的大德！我一定听你的话，要谦恭退让。但这样做生活会太无聊的，会吗？”
    “不，生活不会感觉无聊。有许多新的事情会发生。”大德说。
    “例如大德要到外交学院去培训成外交家。”我转变了话题说。
    “我不是到外交学院去培训。江青同志说外交部要改组，忠于我们敬爱的毛主席教导的男男女女都要分派到那里去工作。她说‘要掺沙子’。外交部长期在陈毅和周总理控制之下，它已成了充满资产阶级思想的王国。无产阶级必须打进去。”
    “你去北京后就要出国吗？”我问他。听大德所说，我想江青要接管外交部。
    “那我可不知道。江青同志要将造反派分配到国外每个领事馆，这肯定会产生许多阻力，将会有斗争。但有人支持，她会成功的。上海送上去的名单中有我的名字，我希望我能被批准。我的英文水平比名单中其它人都高得多。”
    “我希望你能被批准，大德。这将使你有个突变，将会比你现在混杂在造反派之中好得多。我看他们只是一群流氓。”
    大德的脸又红了，但他没有为他的同志和我争论。
    整个上午我们学习了《礼仪》的基本原则。当大德离去时，他在兴奋地等待着他的光辉前程。他为造反派服务了这么多年，他深信自己会得到奖励。
    整个一九七五年，报纸上揭发批判运动热浪滚滚。当一项题目批完以后，另一项又起来风哮雨嚎。当人民对圣贤孔子的怒气在减少时，另一种揭发批判的新题目又出来刺激他们了。极左派就这样树立了他们所谓“革命动向”，使他们的热锅永远保持沸腾。
    有一天，仅有四个版面的上海《解放日报》，用整整的一版刊载一篇文件，批判一位著名意大利制片商安东尼奥尼所拍的有关中国生活的电影。我们的学习小组里，朗读了这篇文章，把安东尼奥尼的罪行批判得体无完肤。我们过去从未听到安东尼奥尼的名字，更不知道他曾来过中国上海，并拍过这部电影。而且那部电影从未在中国的影院里上映过，因而没有一个中国人看过这部电影。我仔细阅读了那篇从《人民日报》转载的冗长文章。后来才渐渐地明白批判安东尼奥尼的目的是针对批准他来中国拍电影的人。那篇文章断言安东尼典尼所拍的每个镜头都是揭露中国的贫困、落后及其它种种丑恶面貌。这些反应出那些准许他来拍戏的人的反动思想。这部电影也曾被几个国外中国领事馆放映招待来宾。中国的政治由人杂谈和窃窃私语。不久糖就明白攻击安东尼奥尼的真正目标是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副总理。他们两人批准他来中国拍片，当然他们也要对海外领事馆负责。
    像这种反击安东尼奥尼的情况很多，多得无法记录。所有这些揭发不是影射周总理，便是第一副总理邓小平。他当时正在尽力恢复工厂及农村公社的生产。
    有一天，除大德之外，仅留着的一个学生告诉我，上海共产党的头头张春桥，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的老伙伴曾说：“我们宁可要社会主义的低产量，不要资本主义的高产量。”农村的左派执行了他们的政策。宣称：“我们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为了不愿落后，其它左派也宣称：“我们要社会主义的误点火车，不要资本主义的准时火车。”在这种气氛之下，工人不敢勤奋工作，农民不愿下地干活。火车、公共汽车、甚至驴子都故意减速，使他们都误点到目的地。原已呈紧张状态的国民经济又一次受到挫折。由他们控制的宣传机器以及在文化革命中发展起来的密布全国的左派组织网，促使“左派”领导破坏邓小平要努力恢复国民经济的计划，把它踩在脚下。各种报刊的大标题及扩音机每天尖叫着，“反击对文化大革命的右倾翻案风！”“左派”的所谓“文化大革命的定案”，意思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被定为“走资派”，这“文化大革命的定案”不能因为一九七三年邓小平的平反复职而废除。因此政治气氛更趋紧张。任何惹起“左派”不满的行动都被认为是“企图对文化大革命翻案”。他们并利用这口号来停止再为老干部平反。中国人再一次要低着头，轻轻地用脚尖步行，以免涉足于危险之地，也不敢表现任何不全面彻底服从的行为。
    四个现代化计划，包括工业、农业、科技及军事现代化，首先由周恩来总理提出，后来由人民代表大会采纳。邓小平没有注意到四周“左派”的宣传战术，继续努力促使中国人民生活正常化，并实施“四个现代化”计划。大学院校恢复入学考试制度。但是为了对“意识形态论”让步，参加入学考试的学生必须先经过一个时期在工厂或公社的体力劳动。那些“左派”针对邓小平要恢复入学考试的决定，在毛远新当省长的辽宁省，树立一个名叫张铁生的“青年英雄”。根据报刊的报道，张铁生参加入学考试时，考卷上没有解答一个问题。但在考卷背面写了一篇文章，攻击“过去走资派”使中国后退到文化大革命前的落后状态。他总结说，“我们必须反击对文化大革命的右倾翻案风！”
    张铁生成为“英雄”，那些“左派”的头领要鼓励中国青年向他学习。他被送到全国各地进行巡回演说，“警告”人民“反击对文化大革命的右倾翻案风”的重要性。因为辽宁省省委书记毛远新是江青的亲信，中国人民才明白张铁生的事迹全是由“左派”头领编造出来的。那个青年张铁生仅是按照他们的指示办事。
    这样又一次使读书或研究任何科目，和文化大革命初期一样，成为禁忌。除大德之外，我仅有的另一个学生是个胆小的女孩。她非常害怕读英语。我叫她留在家里复习，只要常常当作客人来看望我，让我为她批阅作文。我也告诉大德不要在固定的时间来上课。
    有一天晚上，我在花园里割除积霜前的玫瑰花枯茎，看见朱太太在工作的儿子立在大门口送一个男客人。他回来时，问我是否能和他谈谈，我便请他上楼。
    “你看到我送的那位客人吗？他是王洪文副主席的亲密好友。一九六七年王洪文组织上海工人造反司令部打倒上海市委及市委书记时，他是王洪文的亲信和得力助手。以后他们就成了亲密的朋友。每次王洪文来上海时，他总是被请去喝酒进餐。”当他对我说这些话时，小心地注意着我的反应。
    显然他还要接下去谈另一些情况，所以我就继续细听，不加任何评论。
    “他应王副主席的邀请过几天要去北京了，他目前所处的地位能帮助你。只要他在副主席旁边说几句话；你的问题可以全解决。”他说。
    “你想我有什么问题？”我问他。
    “一个问题是你尚未彻底平反，另外你的女儿是在神秘的情况下死亡的。我想可能你希望对你女儿的死亡能得到报复。只要王副主席一句话，你的问题能全部解决。”
    “你意思说你的朋友能得到王洪文副主席的帮助，为我‘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我问他。
    “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是不准许的。这不用说，王副主席个人不会对这种事情感觉兴趣。只能说是‘澄清问题’或者类似的说法。当然，你得花些钱，但不会超过你能负担的数目。你的钱存在人民银行，他们知道你能付多少代价。而且你还能另花一万元弄张去香港的出口签证。”那青年说。
    我听了他这番话，真使我大吃一惊。著名的“一月革命”造反英雄，曾打倒上海市政府及市委书记，现在又是中国共产党的副主席王洪文，竟耽迷于大额的贪污，我也体会到要是我蹈入他们的圈套，我所处的境遇将该多么危险！所以我满脸笑容地尽量用友好的口气对例说：“你通过你朋友的关系来帮助我，真是太好心了。我非常感谢你。但在目前我还不想到香港去。至于我的平反问题和我女儿的死亡，我在等待着人民政府到时候会代我进行合理的处理。我随便去惊动像王副主席这样重要人物，去办理这种琐碎的事情，是太放肆了。”
    “你知道中国的情况已经变了？”他有些不耐烦，也很兴奋。他提高了嗓子说，“要是你不在事先和一位干部私下联系好，政府不会给你解决任何问题。”
    我看丁看开着的房门，向他做了个眼色，请他低声些。然后我说：“我对人民政府很信任。那是不会错的，会吗？”
    “要是你老老实实，那你就是个傻瓜！”
    他像一阵狂风似的离开了我的房间，走下楼去了，并大声关上了我扶梯口的那前门。显然他感到很失望，也有些生气，因为我的回绝使他不能再在此种交易中满足他的要求。我认为他对我提出的建议，实质上是个直捷痛快的贪污案。但我也不能排除他们在设下圈套要我陷入“企图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然后定我反革命的罪名。
    几天后，大德来我家时，我对他说：“我已有好久没带你去餐厅了。”
    “我们现在就去餐厅。不过最近所有菜单上的好菜都被取消了，它们只供应给外宾。”他告诉我。
    “可惜我今天家中只有青菜和面条，否则我就留你在家午饭。”我知道大德最讨厌青菜和面条，因为他在孩提时候家境贫困时，每天吃这些东西。
    “你要我帮你准备午餐吗？”他问我。
    “菜场里什么东西也买不到。”我说。
    “我可以通过我的朋友买到，你想吃什么tt”
    “就买些你爱吃的好了。”我对他说，并给他三张十元钞票，比一个工人两星期的工资还要多。
    第二天傍晚五时，大德带了鱼、虾和一只鸡。另外还有一瓶绍兴酒和两瓶啤酒。我叫阿姨留下来帮他烧菜。他们两人做了一顿十分出色的晚餐，有好几样美昧的菜肴。大德在晚餐时喝了绍兴酒，饭后又躺在我唯一的安乐椅上开始喝啤酒。
    他懒洋洋地说：“你说我是个好厨师吗？”
    “你是个杰出的厨师。我祝贺你！现在你吃饱了，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我说。
    “你知道，你请我吃晚饭，我得付出代价表示感谢。我愿意回答你任何问题。”大德慢吞吞地说。
    “别需要学习当前的形势。你不应该说的可以不必告诉我，但我很希望听听你对当前形势的分析。”我告诉他。
    “我不是曾对你说过当前政治斗争形势已趋向决定性的时期。它关系到共产党及政府未来的路线问题，关系到我们能否保卫文化大革命成果再向前进，还是回到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政策。”
    “什么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政策？”
    “就是邓小平在执行的。”
    “我想那些宣传所攻击的对象是周总理。”
    “邓小平是按照周总理的意志执行的。周总理得了重病，你是知道的。现在争论的问题是谁来继承周总理的职位。是邓小平，还是张春桥？总理他自己和陈云、叶剑英等老同志希望邓小平继任总理。现在的运动是动员全国人民，要他们铭记如果邓小平当了总理，他要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右倾翻案。”大德告诉我。
    “副主席王洪文怎么样呢？是否他要继承毛主席？”我问大德。
    “喔，不！他只是先为江青同志占个座位而已。毛主席还活着的时候，她不可能被选为副主席。但是主席死后，她将成为他的继承人。江青同志自己想当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主席，张春桥为国务院总理。”
    我想，上帝保佑！千万勿让这些成为事实！但对大德来说，我不能表示这种观点。相反的，我将朱太太儿子提供的建议告诉了他。
    “你同意这样做吗？”大德站起来问我。
    “没有，向干部行贿是犯法的。，，我告诉他。
    “假如你已同意的话，你会失去你所有的存款，也不会得到去香港的签证。有许多人已中了他们的诡计。”大德说着，又喝了一口啤酒。
    “那些受骗者又怎样？他们去告发吗？”
    “这是‘哑巴吃黄连’，他们不能讲出去，因为他们已经犯了贿赂罪。”大德狂笑着把杯子里的啤酒喝完，接着又将第二瓶啤酒打开。
    “发生这种事情真可耻。”我说。
    “不要当清教徒！只要金钱可以购买人们需要的东西，他们永远会要钱。当然高级领导不会得到惩罚，‘刑不上大夫’，就是对大官不加刑罚。这是中国历代的传统，你是知道的！”
    “能改变它吗？”
    “谁来改变？这些高级干部会改吗？这是妄想！”
    静悄悄地，大德喝完了第二瓶啤酒。他站起来向我说了晚安，就笨拙地向门口走去。
    忽而他又突然停止，偶然地随便对我说：“你是否知道周总理患癌症已在北京医院逝世了？”
    “这是真的吗？”
    “是啊，是真的。他死了就要退出斗争。许多案子……例如那个有关上海的政府机关和外资公司勾结阴谋叛变，你明自我是什么意思？是否已有人告诉你了？还有其它，当然，还有其它许多案子……不管怎样，”他挥了挥手，“都会搁起来！”
    “为什么搁起来而不澄清？”我迫切地问他。
    大德看样子酒已醒了。他振作起来，坦率地说：“一旦上级提出了控诉，永远也得不到澄清，只有搁置起来。你休想要求上级承认控诉错了，或者犯了错误，是吗？”他没有等我回答就从门里逍遥地出去，下楼了。
    我站在那里盯着他逐渐消失的背影发楞。可能我应该感到安心，因为我所卷入的所谓上海政府机关和外资公司勾结阴谋叛乱的案子将要搁置起来。这意味着对我的陷害将结束，我可以开始我的正常生活。但我内心上所感受到的却仅是一片空虚。我所想的是几年来白白浪费的光阴和女儿不明不白地被谋害。同时听了大德的一席话，也加强了我离开中国的决心。我知道要是一个案子不澄清而仅被搁置起来，将来等到一定的政治气候，它将仍要重复进行审查。仅仅因为上级“左派”干部作了错误的控告而拒绝承认错误，而使我这样一个清白的人将在阴暗中度过我的余生。
    一九七五年在各种不同的谣言传说中度过。有人告诉我说，毛泽东和周总理都将死亡。江青及她的同伙希望周总理先死，所以他们控制了周总理的医药治疗，以加速他的死亡。又有人说江青和毛远新已将垂死的毛泽东和其它政治局委员彻底隔离，不准他们去看望毛泽东，各种信息都需经过他们进行联系。还说有些政治局的命令是否毛泽东本人的决定也未可知。
    一九七六年一月份，自建国开始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逝世了。他是个极有魅力的人，是中国共产党杰出的领导人。在中国人民看来，因为他的高尚道德品质和才干，大家都将他象征为古代历史及传说中所记载的那些永垂不朽的宰相，虽然周总理从不公开反对毛泽东在各项政治运动中的失误，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恶劣后果。他只是努力对这些后果予以缓和并加以正确处理。但是久经苦难的中国人民仍尊他为英明领袖。他们见到周恩来在运动之后能出来收拾这种烂摊子是深表欢迎的。因为他表现得合情合理而不是拒绝对妥协让步，精明能干而不是浮夸，所以和他接触过的人都感觉他不全像是个坚持相信马列主义的共产党领导人。但事实上如对他的生活，各项政策观点、言论以及他出版的著作等进行严密的审查，可以断言周恩来自从他在青年时代参加中国共产党以来，对于他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从未有过动摇。他和“左派”所不同的只是他相信那些在海外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以及外国投资，可以利用来完成他们的最终目的。
    在中国，新闻的传布，通过人们口传比经过报刊要迅速得多。因为要在报刊上发表一项简单的新闻也要经过几个部门的批准。由于一位匆促地被邀请去北京为周恩来治病的心脏病专家突然回沪，许多本市的高级干部突然在一个不寻常的时间内集会，一次重要的活动取消，还有一个首长的电话中的的对话被下级偷听，早就传说是向全市人民公布周恩来总理逝世了。所以下午当上海《解放日报》将噩耗登载出来时，人民争着要看，不是要知道这消息，而是要看中央是怎样在报纸上公布这消息。因为从公布的方式可以反映出北京对这件大事的态度。
    阿姨上气不接下气地从楼梯里奔到我的房间里，手里仍拎着一篮蔬菜，大叫着：“周总理死了。”她给我一块黑布继续说：“我拿到了这块黑布做我们带孝的袖套。市场上布店里的黑布全部已卖完了，谣言说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不再供应黑布给做袖套。因为他们不要人民给周总理带孝致哀，当那些人听到这消息时，都放弃手头的工作，拥到布店里去了。”
    由于住在我们本地区的共产党员要求，我们的居民委员会为周总理举行了追悼会。房间里布置着居民自己做的花圈。花圈上的花是用手帕做的，因为商店里的绉纸已全部售完而上海革命委员会又拒绝增加供应。鲁英的儿子为我们小组用稻草做了个花圈的架子。朱太太和我供应我们花园里冬青树的绿叶。
    追悼会举行得很隆重。一位久病在床的妇女坐在轮椅上由人抬来参加了追悼会，还有几位老人也由他们的孙儿女扶着来参加。这些人都是自觉来参加的，我想他们的情感也是真实的。许多人都放声哭泣，以颤抖的声音作的悼辞内容也很诚恳。这是个简单而感动人的仪式。我参加这个会议使我感觉到每个人所表现的情感都是他或她本人的原形，而不是按他人的要求雨扮演的一个角色。
    晚上，曼萍的朋友孔来看我，告诉我电影制片厂是怎样得悉周总理逝世的消息。他说有个靠拢“左派”的人，今天早晨从北京回沪。他说得悉周总理逝世的消息后，江青曾大叫：“我过去是笼中鸟，我现在能出来讲话了。”
    “我想她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一直在讲话。现在江青这样表示，那她还想讲些什么呢？”我问他。
    “上帝知道她还要说什么，除非她公开表示她要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野心。”孔说，“全国各地都在散布计划暗杀邓小平，开展内战的谣言。”
    “我说是否应从速公布周总理的接班人？”我问他。
    “为何迟迟未发表的原因就是因为斗争在继续。上海正在计划派一名代表去北京政治局要求提名张春桥为总理。我听说张春桥的亲信已准备好口号和旗帜，准备在名单公布时欢呼庆祝。看样子他们在准备迎接胜利，”
    “邓小平会怎么样？他现在是第一副总理。”我说。
    “当然那些老领导都是拥护他的。”他说。
    “在这种斗争中军队是否主要因素？”
    “是的。叶剑英是军委主席。但我听说有些军区是倾向江青和她的一伙。”
    在此后的几天中，除了报道中央委员会为周恩来举行追悼会之外，由“左派”控制的《解放日报》减少了有关悼念周恩来逝世消息的报道。直至北京周总理出殡的记录片在上海放映之后，上海人民才看到首都北京医院外面居民排着长龙等待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去瞻仰总理遗容。还有一百万人在北方刺骨的寒风中等在柩车经过的马路上送他去火化。有些近镜头里摄入许多老老少少男男女女，有些人还抱着不会走路的孩子，都在哭泣着立在路边耐心等待着告别。相互轻声说话，但其内容没有公布出来。
    北京人民不顾严寒的天气在冷风中等待周恩来的出殡行列经过；他们还向“左派”提出抗议，认为他们对周恩来的丧礼处理不够隆重。那个纪录片结束时，有架飞机在空中飞翔，上海人民知道周恩来的骨灰将散布在全国的山脉和河流里。他不愿自己的骨灰保存在共产党高级干部储藏骨灰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因为外面谣传说是“左派”计划要反对周恩来，对他进行侮辱，不让他和江青的同伙康生和谢富治享受同等的待遇。
    周恩来死后，江青的活动更有所增加，她不时在公共场所出现。当批判“走资派”的“右倾翻案风”继续时，受“左派”控制的报刊上出现了许多歌颂中国历史上女统治者的文章。重点是指汉朝的吕后(公元前241-前180年)及唐朝的武则天(公元624-705年)。她们两人都在她们的丈夫死后继任王位，她们两人在位时期，政绩卓著，这证实了女政治家的优秀才干。中国人民对江青这种散布自己将继任毛泽东的接班人的舆论表示惊愕。人们以传布她的男女关系混乱和任性脾气，对她口碑极差。有一次我们居委会的小组里，有位公安局的干部来做报告，说是我们不能传布有关领导人的谣言。如果听到有人传说就要去报告。虽然他没有指明哪一个领导人，但是每个人都知道江青已得悉这些有关她的谣言，因而要禁止他们再向外传布。
    农历三月的清明节，一般是在阳历四月初。在这个季节里中国人民习惯要去他们祖先的坟上扫墓以表示对亲人的怀念。自一九四九年共产党解放中国后，清明节定为烈士节。学校里的学生都组织起来向革命烈士扫墓、献花圈。一九七六年离清明节前两天，北京人们来到天安门革命英雄纪念碑前为周恩来献花圈及读悼辞。孩子们做了朵朵白纸花挂在纪念碑左右的冬青树上，写上悼辞，向敬爱的周爷爷致敬。
    周恩来没有子女，这在中国来说是最大的不幸。按说一般中国人民都认为他需要个年轻的妻子为他传宗接代，但周总理拒绝了这种说法。他说：“所有中国的孩子都是我的孩子。”因此中国人民对周恩来更为爱慕，认为他是个道德超众的人，名声更扬。因为有的领导在进城之后，遗弃了他们的年老妻子，和城市里的青年女子结婚。
    广场里花圈堆积如山，它们来自北京城及附近的工厂及人民公社。由农民及工人拿着成群结队地来进行哀悼，并举行仪式，安放花圈。男男女女都超誓要忠于已故总理。不久，纪念碑的阶梯及附近四周都被占用。那些送花圈的人留着不走，有些人更远道而来观望这个场面。这些男男女女，有的朗诵，用自己制成的扩音器把所写有关周恩来的诗和誓言向群众广播。其它人则听着把这些诗词内容抄下来，站在花圈上。许多儿童把一朵朵的小白花挂满在冬青树上，估计在清明那天，有几十万人来到天安门广场革命英雄纪念碑前，参加各种形式的悼念，并起誓衷心为周总理及其信念奋斗终身。那些青年人也表示要衷心继承周恩来遗志，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建设新中国。那时送来的花圈越来越多，已布满了广场四周的座架。诗词内容已不仅是歌颂已故总理了，其中许多都是将“左派”领导和已故总理对比，并为中国的最后命运将被“左派”所控制而表示担心。
    当这种惊人的活动传之其它城市时，驶往北京的火车都载满了奉献的花圈和诗歌来到北京。火车车厢外面，用粉笔写满了攻击“左派”的标语及反对他们的大字报。火车上的列车员也不去将它抹掉，它们都完整地保留着驶入北京车站。这是反对“左派”领导的活生生的抗议。
    向周恩来总理表示悼念的行动，很快发展为愤怒反对“左派”的群众示威活动。那些诗词内容也逐渐明朗化，大胆讽刺江青及其同伙。对北京的青年来说，每个人都必须往天安门广场一行。他们不但将诗词内容抄下来，而且还要听写那诗词作者的朗颂。并大声嘲笑“左派”，发言攻击他们。
    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从未发生过这种活动。因为过去各项活动都是由政府组织，内容总是表示拥护政府政策。有几次，中国人民虽在外国领事馆外面示威，但也由积极分子作骨干进行指挥。在文化大革命中，除了极短时期曾出现一些无政府主义状态，但红卫兵也由极左分子领导管辖。因此当时那些“左派”头领看到天安门广场的情况非常屹惊，要想采取行动。在四月五日那个悲惨的夜晚，北京市市长，江青的同伙，命令北京民兵将天安门广场包围，由江青及其同伙控制的公安警察及民兵带着棍棒和手枪，将人民群众从纪念碑赶走。当群众散开时，民兵便开枪射击，死亡数十人，受伤者近千人。凡手里持有诗稿的人，都被捉往公安局，定罪为反革命。天安门广场被封锁。事后北京市的清洁工花了两天才将血迹用水龙头浇水洗清，将所有留下的东西清除，包括清除尸体。
    很久以后，我才听说当时毛泽东已重病在床。对天安门广场的情况，只是由毛泽东和政治局的联络员江青和毛远新向他传达。他们强调天安门广场事件是由邓小平幕后指使。他企图贬低毛泽东，并对文化大革命进行翻案。他们表示这次事件是“走资派”反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于是，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要求通过一项决议，将邓小平副总理撤职，任命政治局新委员华国锋为代总理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结果毛泽东就指定华国锋为其继承人。当时毛泽东虽已是个年老重病的垂死老人，但他仍很机敏。他知道要是让张春桥当总理，中国将出现内战，共产党必然无可挽回地导致分裂。
    华国锋是抗日战争时期在老家山西省参加游击战争入党的，中国人民对他并不太熟悉。他的政治经历并不太卓越，文化大革命前不久才被任命为毛泽东原籍湖南省省委书记。文化大革命开始，被定为“走资派”。但发现他对毛泽东的热忱拥护，并在毛泽东的亲族聚居地区建设了一项水利工程，因此他很快就平反复职。华国锋是个中间人物，似乎“左派”头领和老干部两者对他都比较满意。
    第二天，上海广播电台及新闻报刊立即公布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居民也通过居民委员会的小组进行传达。天安门事件已公开被宣称是企图进行捣乱的反革命行动。此后政府报刊便再不提及此项消息，但全国各地都在口传许多有关天安门事件的可怕秘密大屠杀消息。那天从天安门广场大屠杀中逃出来的人把他们记忆中的诗词都写下来，不久这种手抄本便在人民群众中广泛秘密传阅，任命华国锋为人民政府及共产党两者的最高领导人，使各种出版报刊暂时停止争鸣。但是内部权力和地位的斗争仍在继续。市面上盛传的谣言是“四人帮”企图谋害邓小平。当他的行踪消失时，有人告诉我说他在军队的保护下住在广东。
    “很奇怪在邓小平撤职之后，似乎对他的活动很关心。”有一天大德和我在闲聊华国锋时我说。
    “人们仍希望他能和过去一样再出来。”我的学生告诉我说。
    “可能吗？”
    “谁知道？”大德说。
    自从天安门事件以来，大德似乎显得更驯和了。虽然他仍经常带来一些对时局的评论和情况，但他从未提及四月五日天安门所发生的事件，而且他对华国锋被任命为国家最高领袖也显得有些不同看法。当他告诉我一些有关华国锋的个人出身时，他也不提及有关他就任国家主席的事。他原来的冷笑和漠不关心的神态也消失了，代之而出现的虽非忧虑也是若有所思的表情。
    我们早已把那本论述“礼仪”的书全面学习完毕，而又恢复学习短篇小说。当我打开书本时，大德忽然高兴地对我说，“你愿意见见我的女朋友吗？”
    “你已经有了女朋友？为何从未告诉我？”我惊奇地大叫起来。
    “我认为要等我们订婚后才告诉你。”
    “你现在订婚了吗？”
    “可以这样说。但她的父亲仍反对我们的婚事，我想可能他认为我太穷了。”大德垂头丧气地说。
    “他很有地位吗？是否高级干部？”
    “不，他过去是资本家。”大德说。他把两眼直盯着我，好像准备听我说一些使人不愉快的话。事实上我只是感到非常惊奇，已使我无话可说了。
    “你知道，我不去北京了。他们在上海选了两个人，他们两人都和北京高级领导人有关系。他们根本不懂外文。我想我现在最好的出路是当个中学英语教师，结婚之后在上海定居。我母亲也认为这是最好的办法。”因为他不能被重用，使他也产生了动摇。我想他已在考虑追随“左派”是否真的有前途。
    “你能留在上海，那太好了。你一定很爱那位女友，竟愿克服困难，和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人联姻。”我说。
    “这也并没有什么困难。中央政治局已作出决定，将十年前红卫兵冻结在银行里的私人存款及利息全部发还给他们。她的父亲可以发还数目相当大的一笔款子。他告诉他的子女如果取到那笔款子后，不等到他死，立即分给他们。当然我娶她不是为了钱，但她的父亲就是这样想。”
    几天以后，大德带了他的女友来看我。她二十八岁，比大德大两岁，并不怎么活泼和漂亮，但很文静，富有自信力。显然她很爱大德。他敏捷的智慧和浑身是劲的品质似乎使她感觉很兴奋。我祝贺了他们，并问他们何时请我参加婚宴，她红着脸说：“那还不能肯定。目前我父亲仍不同意我和大德结婚，并不是因为他没有钱，而是因为他是造反派。”
    大德很快地接着说：“我就要当教师了。外语学院正在举办考试，招收中学英语教师培训班。我母亲已为我报了名。”
    七月份，中国北方的工矿区唐山发生七级地震，事先没有发出地震预报。因为国家地震局也卷入权力斗争的新漩涡之中。所有工作已全部停顿。结果整个唐山市百分之八十被毁，死伤居民一百万以上。受震地区包括北京及天津两地。虽然那两地伤亡并不严重，但房屋倒坍，数千人无家可归。当唐山地震消息散布到全国之后，也带来了许多有关政府处理这种突击情况笨拙的谣传。同时，根据群众认真对禽兽及昆虫的生活习惯的观察，在中国其它许多地区探测到新出现的严重地震预报。同时，大城市疯狂地建造了临时地震棚。在可以利用的每一寸空间都建造了各种类型的临时房屋。每个人都生活在歇斯底里的心理状态之下，无可奈何地等待着不幸事故的再次来临。
    上海居民委员会进行了地震演习。每个人晚上必须开着大门睡觉。也时有虚报发生，使我和朱家全家穿了睡衣立在花园里。
    但从未发生地震。正当全国的注意力集中在地震问题时，毛泽东于九月份逝世。
    当时大德也已经通过了中学教师的考试，并分配到一所离开我家不远的学校里教一群十二岁左右孩子的英文。在经历了红卫兵及造反派的紧张生活乏后，大德对他的新生活感到厌烦和枯燥。虽然我们经常固定的授课已停止，但他仍来串门子闲谈。他认为我很愿意听他的消息。他也知道我没有和任何有政治关系的人有往来，所以他所说的一切不会传给和他在政治上有关的任何党员。毛泽东逝世不久，他就来看我。
    那天下午，在天安门广场为毛泽东举行追悼会。有五十万工农兵代表参加会议。华国锋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身份主持了追悼会，在讲台上读悼词。他旁边立着穿军装的王洪文及全身披着引人注目的黑色丧服的江青。我们的居民委员会组织居民在有电视机的人家观看追悼会仪式，我被指派到楼下朱家观看。
    在北京的仪式节目结束后，我们就看上海由马天水主持的上海毛泽东逝世追悼会。马天水是张春桥的代理人，上海造反司令部总部的领导。文化大革命前，他是上海市副市长。一月革命后，红卫兵打倒了上海市委及市政府之后，参加了造反派。几年来马天水成为“左派”头领的亲信。当张春桥留在北京时，他负责上海市府的各项日常工作。上海毛泽东逝世追悼会在人民广场举行，时间紧跟在北京追悼会之后。
    朱太太的电视机很小，但她将声音放得很大。这样至少在房间里的人都能听到发言。在正常的情况下，根据共产党的传统，马天水的发言内容即使不是字字句句重复，也应和华国锋的内容相仿。但我听到马天水的发言有两个重点和华国锋的完全不同。第一他说：“我们必须按照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政策办事”，而华国锋却未提及“既定方针政策”。第二，华国锋运用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曾提到的重要语录。它是“要马克思主义不要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但马天水没有提到。
    追悼会结束后，我向朱太太道谢后便上楼了。不久大德来了，他在学校里看电视。
    “为何马天水的发言和华国锋的不完全相同？”我同他，“马天水的所谓既定方针是什么意思？”
    “既定方针当然是要江青同志当毛主席的接班人。”大德说。
    “你意思说毛主席在临死前已决定了？”我问他。
    他耸耸肩。
    “既然毛主席要他的妻子继承他，那为何要给华国锋条子，说是‘你办事，我放心’？”我又问他。
    “是否有人真的看到那张条子？”
    “这是报上登载的。”我提醒大德。
    “你能肯定地说是毛主席亲自写的吗？你能肯定没有其它字条了吗？”大德问我。
    “当然它肯定不是伪造的。”我说，想起那不易解释的字条，肯定是由靠得住的人执笔的。
    “毛主席在临终时已不能说话，他潦草地写了许多字条。”大德说。
    “天呀！所以没有真正解决问题。”我尖叫着。
    “感谢我未来的岳父的意见，我已不是个造反派了，我已完全脱离他们。”大德说。
    “我曾听说你是民兵队的队长，你仍和那个组织有联系吗？”我问他。
    大德对我提出的问题很感吃惊，一时他曾想抵赖，但立即改变主意，不好意思地笑说：“我想是朱家的人告诉你的。作为一个教师，我是知识分子。我的条件己和民兵不符。”
    “当你是个待业青年时，你怎么符合民兵的条件？”
    “我不是个真正的待业青年。”
    “你曾告诉我你是的。”
    “那是说谎，人家要我欺骗你。”
    “你是否在政府组织机关里任职？”
    “差不多是那样。我只是个联络员，你也可称它为临时联络员。有一次你不是告诉我不重要的人做不重要的工作，常称为小土豆吗？那我仅是个小小的土豆。”
    “当你和处理所谓政府机关和外资公司企阴谋叛变的案子小组在一起时，是否是个很小的土豆？”
    他点点头。
    “你真的相信他们要搞阴谋叛变吗？”
    “我开始是这样想的。”大德似有所求地看着我说，“你明白吗？我是被我所相信的人告诉我的。他们表示掌握了对你和外资公司的证据。但经过一个时期，在我对你有比较深入了解后，我方才明白整个事件仅是个阴谋。你成了共产党内部权力斗争的牺牲者，就像其它许多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人一样。我失去了升大学的机会，并浪费了我多年宝贵的青春。我成了有权控制我的那些人的工具。”
    “现在你已经脱离他们了，我这个案子也已经搁置起来，你已是个教师了。”
    “完全正确。”
    “你脱离他们的组织时是否仍给你保持荣誉？你和一个资产阶级子女结婚，他们是否会有看法？”
    大德笑着说：“你对这些人实在太不了解。他们听到我要离开，真是太高兴了。因为他们不必再为我找工作。我的利用价值已没有了，他们正想把我抛弃。但其中有许多人的确很嫉妒我，因为我要和一个能得到一笔数目较大的财产产的女人结婚。你想人们为何总是希望参与政治斗争？当然是希望获得较好的工作。好的工作意味着美好的生活和较高的收入。在中国，除了参加政治斗争之外，没有其它求上进的途径。”
    “你能否告诉我女儿是怎样死的？又是谁害死了她？他们这样做目的是否为了金钱？”我自己极力控制着在说话时的悲伤情绪。
    他吞吞吐吐地犹豫了一会儿说：“你不是听说她是自杀的吗？”
    “我不相信。你以为我应该相信7”
    “我听说人家不是故意将她害死的。只是他们做得过火了，仅是个事故。”大德说。过了几分钟，他又继续说：“我很为你伤心。你相信我，我真的为你这样的遭遇而感到伤心。”
    “你意思说那些拐走她的人并非受命去杀害她而只是误杀？你是否是这意思？”
    大德点点头。
    “人家为何要拐走她？”
    开始大德有些不愿意告诉我。但经过较长时间的犹豫后，他说：“这是种常规。有些人认为要强迫她来揭发你的罪行。因为你在看守所表现得顽固不化，拒绝交代。”
    “谋害她的凶手现在怎样了？”
    “他们仍在附近。”
    “他们在政府里任高级职务吗？”
    “我不能再告诉你了，我已经说得太多了。”
    “我要向人民法院提出控诉，重新调查我女儿的死亡原因。我要将这些人揭出来审判。”
    “这没有用，会有人出来保护他们。不会有人理你。那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假如你提出控诉，他们就说你不相信国家审批的自杀结论。”他告诉我。
    “他们会疑心你把不该说的事情告诉我？”
    “他们可能会这样想。”
    “我看你以后不要来看望我了。”
    “是的，你完全正确。我现在不该再来了……”大德没有把话说完，但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以往他来看我是他工作的一部分，现在这个案子已经搁起来了，他应该不再来我家了。
    “我还有几个鸡蛋，你留在这里晚餐好吗？我可以炒几个鸡蛋。”
    “我愿意留下来，谢谢你！”大德说。
    我们一起吃了晚饭，他帮我收拾好碗碟之后就告别了。我从抽屉里拿了四百元给他说：“大德，我能结识你感到非常高兴。你是个聪明的青年，希望你能有幸福的生活。这是我送给你的结婚礼物，给你买些需要的东西。”我将钱交给他。
    他什么也没有说，显然情绪有所激动。呆呆地站了一会，收下我给他的钱走了。
第17章  平反
    现在，毛泽东真的死了，我却又无法提出控诉。要想揪出杀害我女儿的凶手，绳之以法，依旧困难重重，遥遥无期。
    我细细地留心和分析了一下当时的局势，决定还是继续按时为我那残疾女学生授课。她因儿时患脊髓炎而致足残，普通学校不肯收她，只好一直呆在家里，由她当护士的母亲教她读书写字。那是个好学生，每次课毕，总恭恭敬敬向我道谢，以后才拄着拐杖，一步一瘸地慢慢步行回去。
    每每见到她与自己的残疾苦苦作斗争时，总让我联想到中国老百姓生活中一句塞翁失马之说。重病给我学生带来了不幸，令她失却上学的机会，但同时也让她逃脱了极左派掀起的各项政治运动所带来的一些灾难。一声令下，那些健康的青年，包括我女儿，为了做个社会主义的好儿女而历尽艰难，刻苦积极地奋斗着。数以万计像我女儿这样的青年人成了牺牲品。这其中，也包括大德那样的红卫兵。而这位残疾女学生因为失学，也就无法为社会主义作贡献，从而被人淡忘了，因而也没有遭到任何不幸。
    我的女学生也想和大德一样，当名中学教师，自食其力。
    “我不能老靠我母亲，她马上要退休了。假如我当上教师，那么，我的工资就可贴补家用了。”在她要我帮助她准备教师招聘考试时，她如此对我说过。
    给她上课已成了我的主要工作，但我仍时时密切关注局势，以等待时机向政府提出要求调查我女儿死亡原因的申诉。
    我早就写好了申诉书草稿，这以后我又反复修改了多次。问题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去哪儿送呈这份申诉书。
    十月八日早晨，我按时于六点起床，推开阳台门，只见一穹碧空，荡漾着絮絮洁白的浮云，是个令人心旷神怡的美好的早晨。在阳台上，我见到那残疾的女学生站在大门口。当她见到我，便向我挥手示意，要我下去。
    为了不惊动朱家，我蹑手蹑足地下楼开了门，我想她大老清早地跑来，一定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待我走到她跟前，她就哑声跟我说：“我不愿让朱家知道，所以没敲门。昨天晚上，我那当民兵的哥哥突然被召去开紧急会议，说要打仗了。我想我应该来通知你一下，你就呆在家里，不要出去。”
    我四下张望了一下，周围一片静悄悄，不见一个人影。我便问：“打仗？跟谁呀？”
    “我也不清楚。昨晚有人来把我哥哥叫出去了，他们跟我妈说，民兵要紧急集合。我们没有把这事张扬出去。但我妈和我都觉得一定要告诉你，因为你只有一个人呀。”
    我感谢了她这番好意，目送着她一跛一跛的身影走远了，才进屋去。
    我的学生带来的这个消息真是太突然了。我简直不能想象，哪个国家将会侵略中国，或者中国会对哪国发动武装进攻。但她明明自臼地告诉我，民兵们正在紧急集合。
    我有架沪产的半导体。在天气晴好之时，晚上把耳朵贴紧它，就能收听到英国BBC及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于是，我带着这架半导体走进洗澡间，紧闭门窗，一边不停地让水箱哗哗地冲洗，以掩盖收音机电波噪声。但我什么也听不到。我向阿姨打听下菜场的情况，她只是和往常一样，抱怨买菜的难处。我就将收音机拨到上海台，希望不要漏掉任何新闻公告。随后我就摊开笔记本，开始抄录和背诵着唐诗。我认为这是让我摆脱目前这种心神不定状态的最佳方法。
    白天就这样安然无恙地过去了。晚饭后，我听到朱太太在花园里大声通知去居委会开会，要大家即刻就去。我急忙提着个小凳子，随她一起穿过马路去居委会。
    居委会里挤了满满一屋人，气氛很是紧张。居委会在晚上开会是反常的。大家都认定肯定发生了什么非常事件了。人人都急于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会场里不见有平时那样窃窃私语开小组会或者闭目养神打瞌睡，就是平时抽香烟的人，也不敢点烟。
    等大家到齐后，一位街道党委的中年干部宣读了中央政治局的决议。主要内容是，十月六日驻中南海(清朝的东官，目前是中央首长的住所)的八三四一部队采取革命行动逮捕了江青及其三个追随者，人称其为“四人帮”。文件里说，此革命行动是由中央委员会的代理主席华国锋经国防部长、共产党元老叶剑英同意下执行的。为了保持共产党的统一团结，避免瓦解社会主义制度，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全体一致通过此项决议，立即逮捕“四人帮”。文件还说，毛泽东在世时，已觉察了“四人帮”的问题，并表示必须将此解决。
    那个决议很简短。文件读完后，上边通知说因为时间太晚了，下次再讨论了。当时没有人欢呼，也没有人嘲笑，更没人出声。大家都唯唯喏喏地像进来时那样离开了。人们微微垂着头，避免让人家从自个眼神里看到流露出来的真情。大家故意拖拖沓沓，挪挪擦擦地走着，不让自己流露出一丁点兴奋的情绪，出于一种本能的恐惧，我们故意显得十分迟钝麻木。刚才所发布的最新消息实在太突然了，几乎让人不能相信。即若共产党经常习惯突然变更此道，但目前这种事态，却是从没发生过。但为了保身，还是不作出任何反应为最上策。且上海还是极“左派”的天下，市内许多干部都是江青的追随者。即便刚才宣读文件的那位，也可能是绝对忠诚于她的。上海人素来聪明圆滑，不到时机成熟，还是不愿冒险纵声欢呼的。
    我和朱太太俩默然不语地回到家里，各人都在肚里纳闷。
    当我们推开大门时，只见她那当民兵的儿子正当院站在那儿。
    “回来了？”他母亲问。
    “是的，我们已结束了。”她儿子回答。
    在上楼时，我就开始咧嘴笑了，我走进自己房里把门锁上，虔诚地合掌向上帝感恩。同时我又提醒自己不要过于乐观。显而易见，“四人帮”的被捕，是共产党内部斗争的结果，它未必意味着华国锋会反击各项极左政策。我不相信，他会采取其它的领导方式来统治中国。那晚，我失眠了。我开始筹划着以后的一切：写申诉书为自己平反，并着手调查我女儿的死亡真相。
    次日早晨，朱太太告诉我鲁英来过了，通知我们今天要举行全市性的盛大游行，支持中央政治局逮捕“四人帮”的决议。下午两点，我们去居委会办公室集合，领取游行所需的旗帜和标语。
    我从未参加过游行。对我来说，举着小旗，振臂呐喊，集体排队操练般行走，实在太让人难以忍受。这有损我的尊严，也违反我的人身自由。当然这几年我之所以没有参加游行，是因为我是阶级敌人。现在既然人家邀我参加，我也实在难以推辞。朱太太对此则不以为然：“你当然要去。这次游行每个人都要参加，没有人愿意支持‘四人帮’。”
    “要连续步行几小时，我走不动。”我做出一副年老体衰的样子。
    “鲁英说过，老少，只要在本区游行就可以了，不会超过一小时的。”朱太太说。
    假如我拒绝参加打倒“四人帮”的游行，就会让那些大德所说的“仇视”我的极左分子，趁机捞到稻草，把我划为“四人帮”的效忠者，那岂不成了天大的笑话了？那些惯于投机钻空子的极左分子，往往就利用共产党政策的突然变更，来趁机获取新的地位。有许多人就以走在一支新队伍的前列，从而成为向新目标前进的指挥者，自然无可避免地，也会出现一些失败的牺牲者。因此我想，除非参加游行，否则实在别无他法。但我暗暗希望，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居委会的大姐们，隔夜已花了不少时间准备了许多标语小旗，下午两点我们来到居委会时，它们已堆在桌上了。鲁英让我和那些平时坐在一起学习的大姐们，一起排队去取这些标语小旗。我们的队伍最短了，也最安静。队伍里的人员及他们的家眷，都是文革中的打击对象。因此我们的队伍应该比退休工人，他们的家属以及待业青年更觉得欢欣鼓舞。但是恰恰相反，我们中没有一个人脸上有笑容。这是因为我们已屡经打击，处处受压，常被训斥为打入另册的异己分子，在有的共产党员心目中，我们都是些晦气和危险的人物。因此，我们将永远被孤立起来。即使在同一个游行队伍里，我们也必须单独另成一列。尽管从表面看来，他们对我们不闻不问，但实际上，我们必须十分小心翼翼，为了自身安危而多多提防才是。
    游行开始了，我们的队列排在最后面。每人手持一面贴在竹棒上的、写着标语口号的小旗，行走在马路上。我那个口号最简单了：“打倒江青！”一些青年积极分子手持小红旗，也有高高扛着巨大的红旗，敲锣打鼓地引导着队伍往前走。当他们发出一个信号后，我们一排四人，就喊着口号跟着往前走。工人和青年后生的队伍，离开我们去市中心游行了，我们只是在自己居住的地区兜圈子而已。
    或许我们都缺乏革命的动力，我们这支游行队伍冷冷清清，毫无生气。一个多小时后，一个青年就下令解散，大家则回到居委会放下那些标语小旗就溜回家，不再等待任何命令了。
    “你知道我们差点发生内战吗？”在我们进入花园关上大门后，朱太太对我说。
    “真的？什么时候？”我问。
    “所有的民兵都给动员起来了，还配备了武器，他们要进军北京去营救江青，可能上海要暴动的消息已败露了。因为解放军包围了上海，迫使他们投降。我儿子说真正危险呀！”
    “他很幸运，不必打仗去了。”
    “就是呀。我们已经历了文化革命，要是我们的儿子再为保卫江青而丢命，那真是太惨了。”她说。
    不久，我听说上海市府的极左领导都给撤了职，有人说他们已被抓起来了。也有人说他们已给隔离在某地作交代，作为将来审讯“四人帮”的征据。这些传言过后不久，上海市革委会及共产党党委的新领导人名单公布了。这些人在文革中的经历遭遇大致与华国锋相同，在文革开始时受过冲击，受到过红卫兵的揭发和批判，但不久就归队，“回到毛主席的革命队伍中来”。这一现象表明他们已认罪，并已揭发批判了刘少奇和邓小平。以后他们便被任命为高级干部，与左派领袖江青共事合作了。任命这些人做领导？意味着华国锋掌权的短短四年中，共产党并不会彻底改变政策。而基层组织中，极左分子的领导权仍未转移。
    七七年八月召开共产党十一大。当时全国掀起一场批判“四人帮”的高潮，这次党代会使华国锋的权力达到了顶峰。他不仅被推选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主席，而且也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全军总司令。在公共场合，他的肖像和毛泽东的并排悬挂在一起。报刊上称他为“英明领袖华主席”，以区别于毛泽东的“伟大领袖”。由于党内和政府中残留的一些极左分子，以为华国锋有可能作为盾牌维护他们，因而竭力促成建立新的个人崇拜。
    那次的党代会重复强调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之说，同时华国锋也立誓要执行“毛泽东主席的各项政策”，“按毛主席指示办事”。
    同时，党代会也任命了汪东兴——执行逮捕“四人帮”的八三四一部队的司令，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这是作为对他打倒江青所出的力的一种报酬。据说“四人帮”中有三个人，是在被邀去参加政治局紧急会议时在会议厅被捕的。江青则拒绝参加会议，汪东兴只得亲自去她寓所给她扣上手铐。
    由于汪东兴忠于毛主席，热爱毛主席，因此长期来一直任毛泽东的卫队长，领导一万名八三四一部队的士兵，为毛泽东及其它政治局委员在中南海的居住处做保卫工作。
    华国锋不属有能量的统治者，他的领导能力甚差。即便现在，一般群众及基层党员几乎都还不知道，他一直没有得到来自基层，乃至由他安插在各重要岗位上的干部的得力支持。缺乏这种实力基础，他是无法统治中国的。
    一九七七年，中国政府的政权，实际已分裂成两大阵营：军队的司令及造反起家的。这些造反起家的，一心要贯彻“毛泽东思想”，以对抗北京的各项指示。另外由于经济衰退了，全国显得十分不景气，老百姓们目睹了党内长达十年的斗争，对共产党几乎已失却信心了。
    对“四人帮”实行逮捕，有如揭开了一锅沸水，群情沸腾，迅速蔓延至全国各地。受过迫害的人们纷纷要求平反，许多个人和团体成群结队控诉上访。大批群众在市政府门口通宵达旦地集会等待领导的接见。支农的青年要求回城。众多办公大楼墙上贴满了控诉书和要求平反的大字报。
    在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华国锋作出了两项决定，他同意叶剑英及其它党内元老提出的建议，为邓小平平反，任命他为国务院副总理。并同意对文革期间的一切冤案，实行全面复查。
    我几次走访了上海人民法院、检察院及公安局，并投寄了许多申诉书。那些接待人员耐心地听取了我的陈述，并要我作了详尽的书面报告，但都如石沉大海，法院和检察院始终没有答复。纵使四处奔走，也还是一无所成。
    一九七八年三月，我所住地区派出所的老李，带了一位公安局干都来到我家。
    我招呼他们坐定后，那穿着～身褪色的解放装的中年男子，将身子往前一倾，皱着眉直盯着我说：“我们是公安局的。你向公安局和检察疏投寄了许多申诉信，是吗？”
    “是的，我投寄过几份控诉信。”我说。
    “不是几份，”他把头一摇，“而是大批的。”他的眉结皱得兜紧了，然后他又说：“你为什么如此频繁地投寄？你信任人民政府吗？怎么一点耐心也没有？”
    那位干部有点厌烦地与我说着话，老李则只将两眼盯着地板。阿姨送上的茶，两人一口都不沾。
    “我被非法拘捕已有十一年了，我女儿被谋害致死也有十年了。我想我的耐心已蛮不错了。不瞒你说，我虽然信赖党和政府，但文革中一些遭遇，使我对个别自称政府的化身的干部，已完完全全失却信心了。”我毫不含糊地说。
    “今天我就是要告诉你，以后别再写申诉书了。你的案子慢慢会复查的。因为党的政策，是要对文革中的全部冤案进行复查。”
    “我得等多久？”我问他。
    “你知道我们上海有多少案子要进行复查吗？全市有一万名无辜而死的。他们的死亡，直接或间接，都与“四人帮”及其追随者有关。至于无辜被关押的，更要多好几倍。许多人至今还关押着。我们首先要审查的，就是这批案子，让无罪的人们得以释放。随后再处理像你这种已经出狱且还活着的人，其后再调查像你女儿这种已不在世了的案子。许多人正在为清查全部案子而辛劳地工作着。你要耐心等待，总会轮到你们的。”
    他说的倒也有理。对政府在复查案例中所面临的种种困难，我确是了解不够。
    “今天你们来访问我太好了，请代我向你们领导致谢。你们的来访，增强了我的信心。你们与我在过去十年中所接触的干部，的确完全不一样。”
    “我当然与他们不一样，我自己也是最近才得以平反的。”说着他的嘴巴牵动了一下，这许是一抹苦笑吧。
    “假如你自己也受过迫害，那你应该体会得到我的感受。”
    “我当然了解。但当你想到你自己的损失和苦难时，也要替其它那些受过磨难和损失的人想想。那些一生为革命赴汤滔火，出生入死的党的老干部，如刘少奇、彭德怀，贺龙……以及这场浩劫中的牺牲者。再想想象我这种干部，在抗战时期就投身革命了，辛辛苦苦地为党工作，毫不计较个人得失，只因为没有按照“四人帮”的指示办事，就被揭发批斗为反对共产党，将我投进监狱。你可知道，刘少奇的夫人，也是新近才给释放出来。你必须撇开你自己个人的恩怨来看整个形势，正确对待你自己的问题。”他跟我说。
    我打量着这位坐在我跟前的干部，忖度着目前他对共产党的真实态度究竟又如何呢？他那褪色的解放装棉袄的袖口都已磨破了，黑布鞋也穿得十分陈旧了。他的面色苍白消瘦，他的生活，肯定过得很是艰苦。这从他外形就可估摸到了。像他这种毕生为革命勤奋工作的中下级干都，是共产党的基层力量。假如他们都对共产党的信心发生动摇了，那么无产阶级的政权便无法巩固了。不论北京当局制定的政策如何及时正确，但它的成败，则完全要靠这些干部来贯彻执行的。
    “谢谢你们的来访，我不冉投寄申诉信了。我耐心等着你们来与我联系。”我对他说。
    那位干部显得很有点得意，因为他已完成任务了。他俩告辞了，我把他们送到大门口，目送着那个公安局干部踩着一辆锈迹斑斑的破自行车离去。
    自从那两位干部来访后，我内心感觉很放心。这说明他们已收到了我的申诉信，不久会给我平反的。同时我心里也明白，他们之所以肯为我平反，只是因为党的政策有所改变而已。事实上从报刊中发布的有关全面复查文革案件的种种报道中，从未出现过“公正”这个字眼。即若揭发“四人帮”种种罪行，也并不提及他们是犯法，仅指责他们滥用党的政策来满足他们个人野心而已。
    一九七八年夏天，我女儿被害已十一年了，上影厂的三位代表来造访我。
    “我们受新成立的厂党委委托，前来为你女儿，我们的同事郑曼萍的亡故，表示深切哀悼。”其中一中年男子自我介绍，他是人事科的负责人。
    我女儿在电影厂的一位教师，一个退休了的女演员，噙着两眶热泪，握着我的手说：“我们都很难过，对你深表同情。”这位一度名扬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毕业生，一对眼睛就像摄影师的镜头似的直盯着我。虽然我们过去并不相识，但我知道她是上影厂副厂长夫人。
    第三位是个青年，他自我介绍道：“我是在电影学校里与曼萍同班同学。我代表她过去的同学向你表示慰问。”
    我招呼他们坐下，阿姨送上清茶。那位人事科长对我说：“这位黄坤(译音)同志现在负责复查工作。我们制片厂，在文革中共有二十九个人死亡，其它还有许多人，包括第一流的演员被打成反革命而入狱。我们尚需做大量工作来处理这些案子。”
    “我女儿是怎么死的？你们知道谁该对她的死负直接责任？”我问他们。
    那位黄坤说，“我们希望与公安局合作，共同来办理这些冤案。因为这里还涉及到一些制片厂以外的人。”
    “调查这个案子，大约需要多少时间？”我问她。
    “我们正在抓紧办理。党的政策很清楚，我们必须认真清查每件案子，哪里有错误，哪里就必须纠正。”黄坤说。
    “今天我们是代表制片厂向你表示哀悼和慰问，”那位副厂长夫人对我说：“假如你经济上有什么困难，可以向制片厂申请补助。”
    他们在我出狱这么多年以后才想动给我补助，真是太迟了。但我知道，她也是受命于上级的。我只是礼貌地回答：“非常谢谢，我没有任何困难。”随后我旁敲侧击地提醒他们：“我想不久，你们会找到谋杀翁女儿的凶手，绳之以法的。”
    “主要的罪犯就是‘四人帮’，我们必须把矛头指向他们。”那人事科长打着官腔说。有的官员每每感觉羞愧时，就会用这样的口气讲话。
    “那是当然的。不过，那个直接动手杀害人的凶手，是必须法办的。”我说。
    “根据我们的记录，你女儿是自杀的。除非另外有记录，否则，我们是不能作出她的死亡还有其它原因的假定。”显然，那人事科长不愿听我说我女儿是被谋杀的。
    可能黄坤发觉我有点恼怒了，因此她接着说：“我不久会再来与你联系的，你看什么时间比较方便？”
    “随便哪个下午都可以。”我说。
    他们起身告辞了。那位副厂长夫人，再次向我表达她对我女儿的死亡感到十分难过。也弄不清这是她的真情实感，还是她本身就是个出色的演员，她竟然让我与她一起哭了起来。
    这以后黄坤来造访过我多次，慢慢地我悟过来了，她是在促使我接受制片厂原有的结论。我对这个结论十分不满意，因为它没有阐明我女儿之死的真相。虽然他们已不再坚持“自杀”之说，但只是说成“迫害致死”。我可以肯定，某些部门某些人，还在包庇谋害曼萍的凶手。我曾通过黄坤为澄清这一疑点而向厂方办过交涉，但没有效果。他们只是说，政治是个很复杂的问题，现在尚未到可以把每个问题都彻底弄请的成熟时期。
    在我仍与厂方办交涉时，公安局又于一九七九年十月派了三个人来找我，其中包括上次与老李同来，要我停止写申诉信的干部。
    他手指一位五十来岁的矮个子对我说：“这位是韩局长。”转身又指着位女青年说：“这是小李。
    “我们是代表政府为你在文革期间所遭的非法囚禁和逮捕，及由此所受的一系列苦难表示道歉。我们也为你女儿的被迫害致死而表示沉痛哀悼。”韩局长打着官腔说。
    我给他们让了座。小李即掏出笔记本，把我们的谈话一一都记录下来。因为任何官方的出访，都必须作记录。
    “欢迎你们的来访，没有必要向我道歉。我对政府毫无怨恨。显而易见，一切都是‘四人帮’及其爪牙篡党夺国的罪过，致使许多无辜百姓，包括我在内，被扔进监狱里。我现在最关心的是那些对我女儿的死亡负有直接责任之辈，仍逍遥法外。”我说。
    “你要相信政府和公安局。”那位公安局干部说。
    “我们今天的目的，主要是讨论你个人的平反问题。”韩局长说，“我们查阅过你在第一看守所的审讯记录。你敢于为已故的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辩护，这即便是有的共产党老干部也不敢的。现在，你会感到很高兴了，因为不久中央将作出决定，要全面恢复刘少奇的名誉。”
    “很高兴我们国家终于又回到毛主席的路线上了。”我用外交辞令回答着。
    那位公安干部从他挎包里拿出一张纸摊在桌上，说：“这是你平反结论的草稿，我们在公布前，先要征得你的同意。”
    那上面书写着我的姓名、年龄。然后说明我予一九六六年九月甘七日的被捕拘留是非法的。复查委员会经过调查，证实我无任何罪行。因此按照政府的政策，必须对我进行平反。我告诉他们，我对该文的措词是满意的。
    这个结论将公布于众，并送往居委会，还必须在会上公开宣读。”韩局长说。
    “不久负责落实存款的委员会会通知你，你的存款连同利息，将会全部发还给你。”那位公安局干部又说。
    “我只要收回本金好了。国家经济困难，我想我就放弃利息了。”我跟他们说。
    “你一定得收下，这是国家的政策。，l韩局长说着，笑着就把话题扯开了，“我在牢里关了三年，你知道，那里的伙食待遇，不及你在第一看守所的。你那已是特殊待遇了。
    “我早就说过了，我对这一切并不总是耿耿于怀。在第一看守所的六年半时间里，我有充分的时间可以读书和思考。我学到了许多东西。但公安局没有全力以赴地追究杀死我女儿的凶手，这令我十分失望。”
    我坦率地向韩局长直述己见，但他回避与我一起讨论我女儿的案子。他只是接着自己的话题往下说：“你知道吗？你在看守所可以得到特别的待遇，特别的伙食及医疗……假如你在监外，说不准命也保不住呢。”
    莫名其妙！我想韩局长大约还要我为被关进监狱而感恩戴德呢。所有的官僚们都希望听好话，哪怕是违心之言。假如我耍一下外交手腕，可以顺着他的心思敷衍几句。但我受到的文革创伤实在太深了，女儿的死亡，已深深地伤了我的心，我不能这样做。我只能对此保持缄默不语。
    他似乎还在等着弱讲几句好话。我们尴尬地冷场了一阵，他们就告辞了。
    我把他们送到门口，再次向他们道了谢，希望他们能早日公布我的平反，并将对我女儿之死负有直接责任的歹徒，给以应有的惩罚。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离我帔捕已有十一年零二个月，我才正式得以平反。我被宣布属于非法逮捕。这个平反结论是在居委会的会上正式宣读的，然后，又将我的存款也发还了。不久，上影厂为廿九位被迫害致死的职工举行了一系列的追悼会。我的女儿也是其中之一，其它各位，多为三十年代与江青相识的老一辈艺术家。那时候，江青是混迹于上海滩的一个女明星。受害者之中，既有未让江青任女主角而遭了殃的电影导演，也有比江青才艺高超的女演员及与她有过恋爱关系的男演员。
    曼萍的追悼会，在龙华火葬场举行。参加者中有她的朋友和同事，还有市文化局及电影局的代表，约总共两百来人。这两个单位都以组织及局长本人的名义送了花圈。孔及其它同学布置会场。虽然鲜花是最近才开始在郊区种植，但他们设法弄到许多鲜花，足够摆满大半个会场。正中是曼萍的遗像。会场其余空间摆满纸制的冬青和花圈。
    仪式是简单而肃穆的。曼萍的老师、制片厂的副厂长夫人致的悼词。她回顾了曼萍短短廿四年生涯，列举了她在工作上的成绩以及所得到的表扬。这位副厂长夫人的发言声泪俱下，让大家都淌下了眼泪。整个追悼会上，哭声不绝，有时甚至连哀乐声都给淹没了。悼词完了后，由单位领导带头，向曼萍遗像鞠躬行礼，并一一与我握手，表示对曼萍之死感到遗憾。
    追悼会结束了，孔坐着小汽车陪我回家。我们还未及离开，另一个单位，已在卡车上御花圈了，他们是下一场借这礼堂举行追悼会的。孔告诉我，所有火葬场的礼堂，已预订到一九八O年了。为了每天能接纳更多的人举行追悼会，每次借用礼堂的时间限制为两小时。为了让更多的冤案得以乎反，在第二年有些单位将几个人的追悼会合在一起举行。
    孔把曼萍的照片送到房里就告辞了。阿姨给我送来一杯茶。我想一个人单独呆一会，就打发她回去了。
    那晚，我辗转不能成眠。在夜的空寂之中，我静静地躺着，回忆着那已逝去了的岁月。我的女儿，在我眼皮下渐渐长大了，由澳大利亚堪培拉一个胖呼呼的圆脸婴儿，成为一位风姿绰约的上海姑娘。我终究未能为她彻底平反，我为自己无法冲破种种阻力而失望！我为在一九四九年把她从香港带到上海而自责。我责问自己，怎么看了那么多有关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的书，却还看不到个人崇拜之国的本质？
    第二天，有关电影厂的追悼会见报。曼萍的名字，也在这些已亡故的艺术家之中。另外，我本人得以平反的消息也传开了。从第二年元月直到春节期间，许多人来探望我。在以往那阴郁的日子里，要与我保持距离或回避我们母女俩的亲友，现在表示出我是他们最亲热最接近的人了。他们喋蝶术休地表示为我担忧，为曼萍的早逝丽流泪，有些人想搬过来与我同住，以便可以照顾我。也有人提出，要把他们的孩子过继给我。但没有一个人企图向我解释，为什么在我最需要他们之时，没有人给我一丁点的同情和帮助。不过他们对此毫无羞愧之意。一是因为当时他们自己也陷入困境之中，二是因为这些人和其它成千上万中国人一样，生活在极左派的阴影里。他们想，我对此是能够理解的。
    银行归还我的钱钞，即便不算抄走的现金，我也花用不完。在居委会支部书记处，我得悉文革中被红卫兵破坏的托儿所幼儿园，将计划重建。我向支部书记捐献了六万元人民币(按一九七八年的汇率，约合四万美金)。我还将现金作为礼物，送给我和丈夫的亲戚，还有曾经帮过我忙的青年、我的老佣人，及亚细亚老职员的遗属。她们的丈夫们，已在文革中去世了。政府为了吸收落实政策时发出的货币，在市场上投放了许多家用电器，如日本进口的电视机、电冰箱等，还组织旅游社开展风景区的游览。投放的商品价格昂贵，如日立牌二十英寸彩电，定价在两千元人民币以上。但上海市民对消费品的需求，已如饥似渴，因此大家都急着要抢购。
    一九七九年新春，中美正式建交了。这种外交关系的发展，解除了人们从前学英语时所持的—种本能的恐惧。当我每天清早，去公园参加太极拳训练班时，可以看到在长椅上、走廊里、亭楼间，到处都是在大声朗读英语单词的青年。“美国之音”广播的英语课，也极受人欢迎。青年们都敢于购置高灵敏度的收音机以便收听外语广播。事实上，除了英语课，他们也收听英语新闻广播，这是毫无疑义的。因为政府并不采取措施以阻止这种倾向，即便不学习英语的人，也可以公开收听“美国之音”。过去在中国，一贯禁止收听短波，那些秘密收听的人，也绝不敢把听得的内容四下扩散传播。
    现在大家不但自己听，还要公开议论。学校里英语被作为第一外语，就是只有七、八岁的稚童，也在学习英语。如今，每每碰到当年称我为“特务及帝国主义走狗”的小学生们，我也以“Goolmorning”和“Goodafternoon”与他们招呼。
    新年过后，上海外语学院英语系党支部书记，来登门邀请我任他们的英语教师。
    “我是专程来聘任你参加我们的英语教学工作的。现在我们迫切需要培养外语人才，尤其是英语方面。我们英语系正在筹划扩充人员，拟招聘一批新教师。”他多少带点矜持地笑着说了一通，为当前掀起的英语热而感到欣然。
    我已听说过，过去亚细亚公司有一位医生，也被上海外语学院聘去当英语教师。但我却不愿受聘，因为这会影响我出国的。无职业，是我可以取得出国护照的有利条件。因为如是，当局就不可能再以“工作需要”而来留难我的申请了。但我必须委婉地推辞掉，不致惹得他们不高兴。
    “你们的登门拜访让我感到非常荣幸。”我说：“你是系的书记，担子很重，却仍在百忙中抽时间来聘任我，我真觉得十分光荣。但我想我恐怕心有余而力不足。我过去曾有过一段十分不愉快的经历，而且我还动过一次大手术。”
    “这些我都了解。”他说，“我已和公安周联系过了。”
    “既然你已经与公安局联系过了，那你也一定知道，我是最近才获平反。我需要时间处理一些个人的私事。”我对他说。
    “你愿意为人民服务吗？”
    “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的著名口号。这是从一九四四年毛泽东追悼共产党员张恩德之死的一篇文章里摘录出来的名言。每当共产党对人们提出任务而不被对方所接受时，就会用“你愿为人民服务吗？”来质问对方。
    自然我不能对他说我不愿为人民服务，因此只得想个两全其美的法子来权且应付一下。
    “你能同意让我在家里收教学生吗？”
    “你意思是，个别给他们辅导？”
    “是的。”
    “我怕我们学校无这种先例。你不来学校授课，我们怎么给你支付薪水呢？”
    “我可以不计报酬，义务教学。正如你所说的，为人民服务嘛。”
    他沉吟了一下，说：“我把你的意见带回去与学校讨论一下，决定后再与你联系。”
    他告辞了。
    从此再也没有声息了。我给他出了个难题，令他手足无措，却也顾全了他的体面。这样不是我回绝了他，而是他回绝了我。这是对付某些“老子说了算”的人的唯一妙策。
    新恢复的美国领事馆，位于淮海路，离开我每天练太极拳的小花园很近。每天清晨我往返公园路过此地时，总看到领事馆外，站着长长的队列，人们极有耐心地等待着出国签证。我的学生们，也常会带来一些有关他们的亲友领取护照的各种情况。这时，青年人已不再议论关心江青有多少情夫，文革中到底死难多少人，而是议论某个领导人在交换留学生计划中，把自己的子女送到美国去了。现在中国欢迎海外来人的访问。来自各国的华侨，潮水一般涌回大陆省亲访友。他们带回许多消费品来馈赠亲友，并帮助文革中失学的亲属子女出国深造，特别去美国。这一着，已成为举国老少迫切的愿望，生活中的头等大事。
    一九七九年，中国的政治形势一片大好。虽然华国锋仍任党和政府的首席领导，但邓小平的地位已日渐巩固。许多“四人帮”的爪牙已从各级领导机关里清除出去了，空气日渐轻松，广大老百姓对前途表示乐观。人们企待着，能重现五十年代中期开展反右以前的那种局势。
    我计划在政策可能再度收缩以前，将出国护照拿到手。问题是我将以什么理由申请，这理由一定要恰当并且要保证能得到批准。因为如果一旦遭到拒绝，这一决定将记载在我的档案内，那会影响以后的申请了。
    一天晚上，在我收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时，得知中国在向美国申请要求获得最惠国资格。这以前，我曾在报刊上读到过一条新闻，说美国国会曾通过一项法令，阐明最惠国称号，不能授给那些阻止家庭骨肉团聚的国家。那时指的是苏联。因为俄国境内有一大批犹太人，在等待去以色列。我料到，中国共产党也会得悉这个讯息的。因此当我关掉收音机时，不禁暗道一声：感谢上帝，赐给我机会，及时得悉这个重要新闻。看来，这个讯息估计不会在中国报刊上出现的。
    我在美国有两个妹妹，上海解放时，她们都在美国求学，以后就在美国结婚定居了。一九三五年我去美国时，小妹妹还是个小女孩。我们已有四十多年未曾见面了。海伦，我的另一个妹妹，曾在两年前，伴随着她丈夫回上海，进行一次短期旅行。此后，我俩就经常通信了。我立即给我妹妹去了封信，要她给我发一封邀请书，请我去和她们一起“家人团聚”。海伦似乎对这一切十分了解，很快就给我回了一封措词恰当，并具有她俩亲笔签字的邀请书。
    三月初，当太平洋的暖流姗姗来临时，湿润的春风也唤醒了路侧一度被冻僵了的大枫树。我满怀希望来到徐汇区公安局的护照及国际旅游证件签发处。待我到了那儿，我才发现，自己已迟了一个钟头。
    虽然办公室要到八点正才开始接待，而当时只有六点四十五分，但大门外已排起一条长龙了。到了七点三十分，铁门拉开了，我发现自己在这漫长的队列里的位置，正居三分之一之处。我们随着这条长龙缓慢地往前移动着，鱼贯进入接待室。
    我紧挨着一个女孩子的肩后进了门。其它的仍旧留在队列里，在院子里静候着。宽敞的接待室里已人满为患。有的紧挨着挤坐在长凳上，有的就在走廊里排成队列，个个都表现得文雅礼貌。八时正，办公室的门开启了，人们一个个秩序井然地逐个依次入内。凡拿到一张空白登记表的，出来时都笑逐颜开。而那些空着手出来的，神情就显得有点沮丧了。排在我前面的那个姑娘，已占到了一个座位，我就挨着她坐下。
    “你想出去吗？”她轻声问我。
    我点点头。
    “去哪国？”她问。
    “美国。”我哑着声说。
    她双目一亮，眉开眼笑地说：“我也去那里，去会我那从来不曾见过面的父亲。一九四九年他离开上海时，我还未出生昵。”
    “是他邀请你去的吗？”
    “是的。他在那里开了个餐厅。他说过如果我愿意，他可让我在那里就业。”
    “你在上海有工作吗？”
    “没有，我在待业。文革中我们遭了许多难，因为我母亲没有与我父亲离婚。红卫兵们说我妈妈是美国派遣特务，她在五七干校里丧了命。最近才给她平了反。”她红着眼睛说。
    “希望你去美国后过得快乐。”我说。
    “我还有些害怕，不知道我那继母会不会喜欢我。你说政府会批准我去吗？”她无把握地问着我，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
    “噢，会的。我看你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你去过美国吗？”
    “去过，那可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你看，假如我要去那儿定居，首先得作些什么准备？”
    “你得找个老师辅导一下英语。”
    “我现在正在用功学英语。”她颔首说。
    在我们轻声聊天时，已渐渐挪近门口了。再稍稍过一会，那女孩子先进去了。不多功夫她就脸带笑容地出来了。她俯身就着我耳边说：“我拿到了。”说着，就把手中的申请表扬了一下。
    “下一个。”房里叫着，我就进去了。
    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位体态臃肿肥胖的中年妇人。桌子对面置着一张空椅子。桌上除一本空白的拍纸簿、一支铅笔外，别无他有。整个房间空旷得很，无其它陈设。看上去，她的表情恹恹的。也难怪，整整的一个上午，她轮番接见了一大群以各种借口要想离开中国的来访者，这可能是件很败人胃口的差使。
    “你呢？”她时我大声嚷嚷着。
    我在她对面坐下，说：“我想申请去美国探望我的两个妹妹。有个妹妹，我们已有整整四十四年没有见过面了。”
    “你为什么要去探望她们？”
    “家庭团聚嘛。我们已有多年没有见面了，希望能骨肉团聚。”
    “她们不可以来上海看你吗？许多人都从美国回来探望的。”她说。
    “我有个妹妹曾经和她丈夫来上海探过亲，但还有个妹妹实在太忙了，她抽不出时间来看我。”
    “你在哪个单位？”她问。
    “我没有单位。”我说，“我现在不工作。”
    “从前你在哪个单位？”
    “文革以前，我在一家外资公司工作。”
    “你叫什么？在哪一家外资公司？”
    我将详情一一禀告了，她把这一切全记录在那本拍纸簿里。
    “文革中，我曾被非法逮捕过，但现在已平反了。”我说。
    她紧蹙着双眉上下打量了我一番，我知道她有点感到棘手了。当然她这是怕自己犯错误。我怕她不肯接受我的申请，忙忙开口说：“公安局的上级领导我都认得，韩局长及其它领导都来过我家。你可否先让我填好申请书，然后再由他们按政策范围来决定？”
    她考虑了一下，说：“好吧，给你申请表格。待填好后，连同所有指定的必要证件一起交上来。”
    “我有两个妹妹的邀请信。”我告诉她。
    “另外，还要带上你的平反书和户口簿。”她边说边继续打量着我。自我把韩局长搬出来后，她的态度显然要和气多丁。
    我想，她一定在恩忖着，我是怎么会认识公安局的这些领导的。同时她或许也在思忖，她刚才的态度是否太生硬粗鲁一点了。她的目光仍在我脸上滞留着，一边随手打开抽屉，拿出一份申请表给我。
    我对她道谢后就走了。在外边接待室里候着的人都很关心我有否领到表格。后来，一位与我颇有同感的学生，告诉我这些人之所以如此关心我有无领到表格，是因为公安局每天发出的申请表是有限额的。从办公室里出来的人领到的表格越多，那么留给还在外边候着的人的额子就越少了。
    待我回到家里，却即刻大吃一惊，原来那个胖女人出了差错了，她发给我的是赴港的旅游申请书。我得再去跑一趟，向她换回来。我匆匆再赶去那里，向还候在那儿的人说明情由后，他们倒也通情达理，提前放我进去了。
    我跟那胖女人说她弄错了，她就给我换了份表格，也没跟我道歉。
    次日，我将仔细填好的表格及其它一些必要文件一并交到公安局。我估计起码要一年之后才可能给我答复。在一九七七年，凡申请出国的护照一般都要这些时候。但我知道，文革前申请去港的许可证，往往要等上几年，然而不管怎么说，我的运气还是颇不错的。因为那个胖女人好歹接受了我的申请。她在公安局的职务虽然不算高，但她的权力却是骇人的。
第18章  别了，上海
    在我将申请表送上后没几天，阿姨拿给我一封来自“抄家物资管理局”的信件，是通知我去与他们联系。朱先生夫妇也收到这类通知。他们发还给朱太太几件赝品首饰，朱先生则自己动手在布满尘埃的书堆里寻觅被抄的书籍，密不透风的仓库已封闭了十多年，闷在里面的书籍都已发霉变质了。因此一经碰触，它们就风化成碎片，并散发出一股强烈的霉尘味，结果他只得两手空空地回到抄家物资管理局，虽然同意在保证书上签名，表示愿意不再追究全部抄家物资。朱太太收到了发还她、的赝晶首饰后，也签署了收条。清单上写着：“戒指三只，手镯一只……”但并没注明，这是赝品。当她提出质问，要求归回她的价真货实的金刚钻戒指及翡翠时，他们却要她出具证据，以证明在红卫兵抄家时，她是确实拥有这些名贵首饰。
    看来，文革中被抄走的首饰没有很好地保管好。在十年动乱中，许多抄家物资已被人拿走了。现在国家下令要发还抄家物资，有关部门也就只能敷衍一下，因此就设立了这个局来专门处理发还工作。当一些不值钱的物品归还原主后，当局就要求接受者签署收据，也就表示发还工作胜利完成了。
    我并不指望能拿回什么贵重财物，但总也不能把政府机关的公函置之不理呀。因此我还是在他们预约的日期去了那里。
    一位女同志接待了我。她问我要不要去仓库找一下抄走的书籍和唱片。
    “我可以肯定，我的书本一定已全部烧光了。至于唱片，那倒可能还会留一些。但我也不想再拿回去了，我写张自愿上缴书算了。”我说。
    “我这里还有个你的好消息。”她说着，特别加重了好消息和“你的”几个字。
    她从书桌的公文夹里摸索了一下，从中拿出一张批条：“你的一些装置在盒里的古玩及瓷器已找到了，上面标着你的名字。这些古董原先全放在仓库里，但上海博物馆对它们很感兴趣，想向你收购其中的十五件。因此那十五件现在已在博物馆里了。你凭这张证明，就可去仓库领回你的古董。”
    那证明上写着：那些装在盒里标着我名字的古董，是属我所有的。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三日红卫兵来抄家时，我那些没有装入盒内而陈列在外的古董，它们还在吗？”我问。
    “如果那文件上没有提到，那就难说了。”
    “我的那些白玉珍品，它们还在吗？”我又问。
    “它们与首饰归为一类，我们是在尽力打听它们的下落。”她多少显得有点不耐烦。
    我向她打听其它那些东西的下落，惹她不高兴了。可能她认为，既然我已找回了那些古董瓷器，就该心满意足了。
    “我只是想查询一下，因为我还有一些置放在盒里的古董，盒上也标有我名字的。”我解释着。
    “你可以找回几件。”她答道。
    谢谢你为我找回这些资器古董，这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作。”我对她说。
    “那是上海博物馆帮忙找的，他们想向你收购一部分古董。”
    我的瓷器古董大难不死，实在让我高兴。回家后我立即给小方拨了个电话，请他帮忙把这些古董给取回来。一九六六年红卫兵来抄家时，我为了保存这些瓷器，曾奋起与他们据理力争，总算那番努力没有白花。
    几天后，小方开着一辆他单位电力公司的卡车，和我一起来到市内某地一地下仓库。我把那张抄家物资管理局开具的介绍信交给门卫后，我们就准予进入那灰尘蒙蒙的、黑黝黝的洞穴似的仓库内，里面影影绰绰已有不少人了。那负责同志，让我在一张满布灰尘的长桌边等着，桌子上方，直垂着一盏幽幽的电灯。已有不少人聚在那儿了。人们满怀期待地等在那儿，不安地在让人闷得透不过气的房里来回踱着步。
    工作人员将一大堆东西往桌上一搁，让我们自己来认领。
    这里面有画轴、折扇，用绳子捆扎着的大小不一的盒子。每样物件上，都蒙着一层乌乌的尘垢。这是上海不计其数的冒黑烟的烟囱的功绩。其中一位男士，认领了他自个的一把出自明代著名艺术家手笔的名贵折扇，待当发现它已霉烂变质了，他长长地叹了口气，带着哭腔叫了起来。他身边的一位妇人，可能是他太太，轻声劝他将那把已失却价值的扇子丢掉算了，但他仍旧小心翼翼地将它包好带回去。
    我们回到家里，小方帮我把盒子送到楼上我房里就走了。这些盒子散发着一股触鼻的霉气。我将它们打开，取出里面的古董后，就把它们丢在凉台上。有些花瓶、碗及碟子，已有疤瑕和裂缝了；有些是已破碎了，只是用胶水粘着。每件器皿上都有编号，有些还能辨认出些许模糊的字迹。造反派为了表示对有钱人的仇视，竟在一只明代的大青花瓷盆上写着“收藏者是吸血鬼”的字样。看到这些美奂美沧的文物给糟蹋到这般地步，我十分心疼。倘若没人命令把它们藏在仓库的地下室内，那连这些也都会尸骨不留的。
    我放了满满一浴缸的温水，撒进一点肥皂粉，再在浴缸底上铺上一条毛巾，然后将这些文物一一放入水里浸泡着。那些业已破碎了的瓷器，在水中渐渐破裂了。我俯身用软布一一为它们拭洗着，待我清洗完毕，已近黄昏了。这些珍品中，完好无损的，还占不到一半。其中包括我那尊提花观音。它上面虽然沾满着龌龊的墨迹，但并没破裂。经洗拭后，它仍和过去一样光彩夺人。我将它端放在写字台上，自己坐着尽情地欣赏着她，好像是在与一位久别的老友重叙旧情。
    我核查了一下博物馆要想收购的那十五件文物，其中包括我最心爱的顺德蓝白花瓶及苹果绿(翡翠制)的永清花瓶。它上面绘着一条凸出的蜥蜴，那立体的线条生动得似乎它就会活蹦蹦地从花瓶上跳出来。上海博物馆还要我的鸡油黄的盆子以及雕有荷花的宋朝瓷鼎。
    我要否接受博物馆的收购，出让这十五件文物，还是拒不答应？在文革前，当我最后决定我的遗嘱定稿时，曾与女儿讨论过我所收藏的这些文物。她建议我写上：全部收藏的古物，都上交献给上海博物馆。但我女儿之死，及文革中出现的摧残破环文物的种种事端，已使我失却了奉献的热忱。然而由于我已决心离开上海了，而这些文物是不能出口的。从这一角度来说，不管我捐献与否，这都是一回事了。我也不愿让那些不识货的官老爷们将它们低价出让，所以我决定，将十五件古物全部捐给博物馆。不过，我也想以此提出一个条件，以了结自己另一个心愿。因为我以前所有的古董的红木座架都已不复存在了，要是我想在离开上海以前再重新欣赏一下我的收藏的话，那就必须用座架把它们陈列起来。因此我想对博物馆提出要求，请他们代我做些座架作为交换条件。因除此以外，我没有其它途径可以办到这事。
    过不多久，博物馆通知我去商讨有关事宜。那位接待人员十分彬彬有礼。他们将我的十五件文物都一一陈列出来，每件都给洗拭得洁净剔透，光彩四溢。它们全给置在用白缎作衬垫的新盒子里。首先，他们请我将它们取出来再全面检查一下，随后大家就像公正的行家般对它们进行鉴定，指出它们不同一般的色彩及图案，再反复端详上面的行纹，直到他们认为已充分显示了他们的业务水平及造诣以后，才开始言归正题。一位态度还比较客观的干部对我说：“我们博物馆的经费有限，所以在收购时，我们不得不经过仔细的挑选。你的收藏中有许多漂亮的珍品，但目前，我们决定只向你收购这十五件。”
    “当然，你们尽可以将你们选中的十五件文物收下，它们陈列在博物馆里供大家参观，要比留在我家里的橱里有意义多了。”我说。
    他们都面泛微笑。刚才那位讲话的干部，频频点头表示同意。
    “我想提出一个请求，如果行得通的话，我愿将十五件文物全部作为礼物送给博物馆。”
    “什么请求？”那人问。
    “这对你们博物馆来说，可谓小事一桩，”我说，“我想请博物馆的木工为我制作一些座架，以能把我发还的古董文物可以陈列出来自我欣赏。当然，一切费用由我自己支付。”
    他们互相间惊异地交换了个眼色，随即哈哈大笑：“那好办。我让木工去你家量一下支架的尺寸就定了。你要做几个？是不是你所有发还的古玩文物，都需要架座？”那人问。
    “当然不需要这么多。我想有十到十二个就可以了。”我说。
    “那没问题。”他当.即应诺了。
    “你愿将十五件文物捐赠给博物馆，那是否请你签署一份书面证明？”另一位干部说。
    “当然可以。待那位木工来时，我让他带给你就是了。他明天就能来吗？”
    “我现在就把他叫来，你们自己讲定吧。”那人说着就出去了。
    待他领着那木工进来时，那老师傅一脸不舒畅的样子，因为这要增加他的额外工作量了。
    “我手头正忙着呢。”他咕哝着。
    “让这位老师傅在工作时间内做这些份外事不太妥当，这会影响他在馆内的正常工作。是否请他在工余时间抽空来做这些活计，我自己另外与他结算工资。”我提议。
    “那不行。”那位干部言简意赅地说。显然他不能接受这种建议。由于他已答应为我制这些木架座，所以他就只能用命令的口气让那老木工暂且丢开手头的事为我做活。我们商定，第二天，就让他上门来量古玩的尺寸。
    “下星期我们将举行一次珍品展览，将展出一批最近筹集到的珍品。但凡有珍品在我们博物馆展出的朋友们，都将邀请大家来参加预展，会后还有一场宴请，希望你能光临，”说着他送上一份烫金请帖，上面写着我的名字。这说明，他们早已认准，我会将十五件文物捐送出来的。不过也有一位医生，就是拒不出售他所收藏的一个唐代瓷枕。这是博物馆一个干部不无遗憾又有点气恼地告诉我的。
    那次的预展，是在博物馆底层大厅举行的。到会的除了有捐献珍品的个人收藏者及他们的夫人外，还有不少市府领导。他们由博物馆干部簇拥着在各个一尘不染的玻璃橱窗之间漫步浏览。每样陈列品上都用卡片标明，并写着捐献者的姓名。我所捐献的十五件文物，只有四件被展览出来，它们中包括那直径为十六英寸，雕着菊花图案的顺德蓝白大瓷盆，还有那立体蜥蜴花纹的永清花瓶。陪同我的干部告诉我，因为空间有限，因此只能从每位收藏者的珍品中选择几件有代表性的文物展出。
    最高级的上海市政府领导人之一，副市长张承宗也到会了。他还兼任市府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他被大批博物馆工作人员众星托月地簇拥着，以便随时可以答复他的提问。参观过后，大家便被邀请坐到宽畅的大客厅里。张副市长开始讲话了，首先他表扬了各位收藏者的爱国精神，使博物馆得以增加不少精品。他特别对一对来自美国的，代表他祖父参加这个捐献仪式的夫妇表示欢迎。他们的祖父在文革中逝世了，未能亲眼目睹他的收藏品的展出。他的讲话完毕后，一位代表博物馆的工作人虽，邀请各位收藏家至张承宗座前领奖。那位副市长起身，颁给每人一张嵌在金色镜框里的奖状及一个内装收购金额人民币的大红纸袋。这时，一位博物馆领导俯身对我轻声说：“凡捐赠者，要另外举行仪式”。授奖结束后，一辆大旅游车把我们全体送至华山路新开张的一家饭店，设宴招待我们。
    那对来自美国的青年夫妇及另外一位与香港商人有业务往来的收藏者，特地安排与张副市长同席。自从吸收外资的新政公布之后，人民政府对这些人的重要性的认识，已增加了千万倍。因为人民政府欲与外国公司建立业务关系，就得通过这些人与海外华侨的关系。他们可以起着沟通中国与香港及其它国家的桥梁怍用。我们其余人，就随便就座了。每一桌上，都有一位博物馆的干部代表招待我们。与我同桌进餐的各位，我都不认识。我们既不作自我介绍，互相也不交谈。上席的丰盛菜肴，也没有人畅然享用。人们只是耐心地静候着宴席的结束。博物馆的工作人员看来情绪很高，只见他们拿着酒杯川流不息地在各席间敬酒致礼。
    收藏者们似都不愿与心爱的收藏品分手，因为在他们之间，已建立起深切的感情。在整个宴会中，我总是惦着那些已经上交出去的文物。虽说我一点不为此举后悔，但内心总感到隐隐的凄然。我想其它人或许也与我有同感。虽然他们都取得一笔收购的款子，但事实上，他们并不是因为缺少这笔钱，再讲付给他们的代价，也仅占市场真正价值的一小部分而已。
    发现张承宗准备离席了，大家也都放下筷子。待张承宗与他的随从走出去后，大家就纷纷起身向桌上的主人握手道别，朝电梯口走去。其它桌上也是如此。待我们一直走到马路上，混杂在熙熙攘攘的人丛之中，远远离开了官气十足的现场后，方面露关容互相道别。
    一周之后，两位博物馆的干部，又用专车将我按往招待外宾的上海大厦，在政府接待外宾的顶层宴会厅里，举行了授奖仪式。宽畅的大厅里；一位服务员将我领到一张置着石笔砚的桌子边，我在织锦缎缎面的来宾册上签了名。在我俯身签名时，一位摄影师为我摄了几个镜头，那些市府干部也一一依次随后签了名。然后服务员为我们打开门，将我们引入接见室。里面，博物馆的其它领导，包括馆长，接见了我。我的邻居顾恺时(译音)医师和他的太太，也参加了这次接见。顾医师是著名的外科医师，他的太太是第六人民医院的妇产科医师。他们将一件祖传的青铜器，捐赠给上海博物馆。
    过了一会，张承宗副市长来了，他在专为他留着的长沙发上就座，服务员送来了清茶。我们相互谈着天气，小小地寒瞳了一番。待礼仪上的开场白过去后，博物馆的一个小干部，送上一帧配着镜框的奖状，置在市长跟前的咖啡桌上。随后张副市长作了一番简短的讲话，表扬了我们捐献古玩的爱国热情，然后起身手捧奖状授给我们。我也起立双手接过奖状，向他行一个鞠躬礼。随后他又送给我一幅国画，这是博物馆为了感谢我的捐赠热情而送我的礼物，我接过后又是一个鞠躬。
    他们将那幅国画从绢制的锦盒里取出来抖开，这是明代画家唐寅的名画“芍药女”的漂亮的临摹品。它的真迹属上海博物馆最宝贵的财富，这幅画约有两码长，廿八英寸阔，复制得非常精细，临摹得几可乱真。现在它还悬挂在我华盛顿的住宅里，凡来作客的朋友，都对它十分欣赏。
    授奖结束后，张承宗又与我们随便聊了几句，感谢我们为博物馆增添了珍品。此时，那位摄影师又为我们留了影，这批照片及签名簿事后部送给我作为纪念品。
    服务员进来告知午宴准备好了，我们尾随着副市长进入隔壁的餐厅，围桌入席。这次午宴，是我在社会主义中国第一次见识到的最精美、最豪华的宴席。席上供应三种不同的酒，还有水果和餐后甜点。副市长及其它各位领导干部，都是温尔文雅，席间空气轻松愉快。在进餐时，副市长告诉我，他在文革中也被监禁了。当我为此表示惊讶及不平时，他说：“你是否对我这个老革命也会被造反派抓进监狱而觉得不可思议？要知道，政治是很复杂的。”
    由于副市长带了头，其它几位也纷纷说他们都曾被监禁过。结果我们发现：在席的十人中，只有三位未曾入过狱。
    “现在大家总算都平反了。”其中一位干部说。
    在副市长带领下，我们大家举杯祝贺，感谢党的英明领导，我们都平反了。
    看来，市政府尽力要使我的思想情绪再乐观一点。他们原本可以在上次博物馆授奖时，就可授给我那帧奖状，不必再另外举行-次授奖仪式及丰盛的宴会，以招待外宾的规格来接待我。我想，这是因为我正在申请出国。他们希望我能保持对毛逝世后的中国一个较佳的回忆，离开中国。那位副市长所以提及他本人也曾被监禁过，也是为着让我能正确对待文革中的不幸遭际。他似乎要我了解，由于我曾受过无辜被监禁的痛苦，才得到与革命前辈及政府领导人进行交往的机会。
    第二天，上海《解放日报》的一角，报道了我向博物馆捐赠文物的消息，表扬了我的爱国行动，文中也说明我没有要求索取金钱补偿。因为《解放日报》的报道，是经过政府审查的，因此我体会到市政府仍在努力转变我的情绪。
    自我上了报后，名气也传开来了，那些至爱亲朋，居委会的支部书记都来向我祝贺，争相观看我的奖状，还要我把奖状悬挂起来。那些原先躲瘟神一样躲着我的人，隔了条马路也会穿过来与我招呼。鲁英几年前还对我的衣着批评过，现在却赞扬起我的仪态了，还打听我的衣服是哪儿买来的。看来，我己完完全全从过去那被侮辱被践踏的生活中走出来了。但就我本人来说，我还是我，一点细微的变化都没有，只是政策变了。
    祝贺的热浪过去后，市妇联代表何同志来邀请我参加她仃女知识分子的学习班，我欣然接受了邀请。因为这样，我可从居委会无聊的学习小组中脱身出来。我希望在妇联能遇到一些意气相投的妇女。
    中国宪法规定，男女平等，享受同等的权利。但实际上，男女相差还很大。虽然城市里，男女同样就业，享有同等工资和福利待遇，但出于传统习惯，妇女往往仍旧担任一些诸如纺织工、店员、护士及教师这类工作。中国的传统，妇女的地位，仍取决于她丈夫的地位。有的妇联主席和副主席，是老革命的妻子和遗孀。真正负责妇联具体事务的同志，都是党员干部。中国妇联与其它中国的机关一样，属政府机构一个组成部分，以监督、组织全国妇女的各种活动。
    “我们有两个学习小组。”何同志说，“一个小组是原工商业者及著名实业家的家属。另一组是知识妇女，包括一些著名科学家的妻子。经过慎重考虑，我们决定将你编在后一个小组，想你在这个小组里，一定会找到更多的共同语言。”
    “希望替我带个信给妇联领导，我对她们的热忱邀请深表感谢。这是很光荣的。”我非常有礼貌地表示谢意。
    “下周三下午二时，我们两个小组联合起来举行个成立大会，会址就设在北京西路市政协礼堂。我们每周也借那里学习。政协也邀请我们参加他们各项活动。那里有一个内部商店及餐厅，可为我们会员提供方便。”她接着说。
    “周三下午，我准时参加。”我答允着。
    她告辞了，我将她送到大门口。刚刚关上大门，朱太太从房里踅到花园里来。
    “她是妇联的何同志吗？”
    “是。你怎么知道？”
    “我也被邀去参加学习，但我只是被邀至区一级的学习组。你那组是市一级的。”
    “我也弄不清。”我跟她说。
    “假如你是在北京西路市政协开会，那就是市级了。”她说。
    “反正，就是学习小组，管它属哪一级的。”我说。
    “嗨，区别大着呢。如属市一级的，你就可享受许多对区一级不开放的特权。你可享受内部商店及餐厅，你就可以买到外边买不到的东西，比如高级香烟。”她告诉我。
    我想回屋去，但她又叨叨地接着说：“你被吸收参加市一级的学习，是因为你所捐赠的幼儿园，规模为全市第二名。”
    “你消息倒蛮灵通。”我冷冷地说。
    “许多人都在传，说你这样表现积极，是为了想买一张出国护照。”她说着，看看我有何反应。
    “你的意思是，那些人相信政府的出国护照是可以贩卖的？你可见过那些贩卖护照的人？”我表示对她所听说的话有所怀疑。其实，我对她所说的很感兴趣。有些中国人既敏感又爱讥诮他人。他们喜欢把自己表现得宽容高超，而骨子里却是唯利是图的。
    朱太太慌了，忙改口道：“没人说人民政府卖护照呀。”
    “这样说来，就没有人能买到护照了，是吗？”不待她回答，我就进屋了。
    我想朱太太在嫉妒我，因为在她眼里，我已位居于她之上了。
    政协是统战部的一个组织，是争取全国团结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推选出来的政协代表，在政治活动中并无实权。理论上，他们可以进行“协商”，上海的政协会址设在原来属于著名的张家花园①5一部分的一幢华屋里。这所房子非同一般，有其特殊的历史意义。一九一一年孙逸仙创立国民政府之前，曾在此召集各方志士仁人举行秘密会议。现今园中的池塘和亭台楼阁都已不见踪影，另外又增建了不少楼房。这所房子底层就成了会议厅，楼上全部是会议室。进入走廊就是“内部”商店，花园另一角就是餐厅。两者都是不计利润，由政府经办，为照顾代表而设立的。
    政府对妇联学习小组的成员，其实并不重视。我们所以能得到一些优惠，是因为市政府要适应当时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统一战线的形势及当前的“开放”政策的需要。我们小组的成员，几乎都有海外关系。政府优待我们，是为了争取我们海外亲友的支持，并想在西方民主世界，树立人民政府宽宏大量的形象。出于这种照顾，我得以享受些微的优惠，即便如此，我的亲戚和朋友，依然对我非常嫉妒。他们直率提出要我在内部商店为他们购买东西，或从餐厅带回特殊的食品等等。不久，我发现我们小组成员都面临这种烦恼。直到我离开上海后，才卸下这副重担，这令我真是舒了口气。
    阿姨对我参加妇联学习十分自豪，她觉得我总算熬到了头，不仅回到了人民的队伍，还被政府选拔至特殊小组去参加学习。学习班举行成立会议那天，她提早为我准备好早餐，并围着我转了老半天的圈子，看我是否穿上她指定的衣服。
    “我看你还是穿那件浅灰色的，你穿上很合适呢。”她建议道。
    “不穿戴青的？”我从衣橱里拿出另一套衣服。
    “不，浅灰的好，穿了更年轻。我看你最好再染一下头发，这样你就显得更年轻了。”
    我把那套藏青的衣服放回橱里，换上浅灰的。她满意地笑了：“明天，把见到的给我说说。”就喜孜孜地回厨房了。
    约有七十位从中年到七十岁左右妇女参加了学习班成立大会。那是一间宽畅整洁的会议室，阳光透过高敞的窗户注入室内，洒满了满满一屋。每人都斟有一杯滚烫的绿茶。妇联一位副主席，首先对我们的到来表示欢迎，并向我们讲述了四个现代化的计划。这是已故周总理在党的“十大”上提出，经过毛主席批准的。随后她又歌颂了一番英明领袖华国锋打倒“四人帮”，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计划开了路。她与其它党员干部所讲的一样，重复了一番空洞的大道理，所用语气措词几乎与中央首长及共产党决议中的一模一样。
    大家对副主席的发言报以掌声表示同感。此后，一位五十出头的妇女，穿着一身漂亮的黑色套装，起身发言。她主要汇报了一下最近随丈夫，一位原工商业者，去美国旅游探亲的经过。首先，她为她暗哑韵嗓音表示歉意。她解释说自她回国后，到处有人请她讲话，以致她的嗓音都喑哑了。为什么到处都要请她去讲话呢？听了她讲话的内容后就可以明白了。她把美国的生活形容得一文不值；酗酒、吸毒、抢劫、杀人，昂贵的医疗等等。还告诉大家：她的丈夫在美国虽然找到了高薪工作，但仍决心回国，继续在他那已合营上交给国家的工厂里任总工程师。又说她丈夫最大的心愿就是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她发言完毕后，大家报之以热烈的掌声。
    这样的发言显然是一种鼓动，而并非对美国的诽谤。政府可能为美国领事馆门前那长龙般的等侯签证的队伍感到羞愧。她的发言，可以对那些想移民出国之众，降点温度。事实上，报纸也报道过赴美企图定居的青年，无论寻职及适应当地社会都颇感困难，他们因此颇觉失望地回国了。让他们感动的是，原单位依旧热情接纳他们，支部书记还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欢迎。此类报道的结尾部分，常常是以这些青年誓言要努力工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献身之语作结束的。
    我在这个小组参加活动，前后约有一年多时间。我们学习各类文件及首长讲话，与政协委员一起听有关文化工作及国际形势的报告，我还约束控制自己去内部商店及餐厅购物进餐，以致不滥用国家照顾的优惠来谋私利。
    我们组里共有三十二位组员，平均年龄不超过六十岁。小组长是七十高龄的副市长夫人。何同志是指导学习的两位党员同志之一，她们分别担任记录和引导启发学习的工作。副市长夫人是位经验丰富的组长。我们这些小组成员，也十分知趣乖巧，大家都懂得怎样鉴貌辨色，因此每次学习都是十分自觉，从没有使何同志她们难堪过。
    我在里弄的小组里是从不发言的，但在这个学习小组，每次都要讲上几句了。一般是由一位约五十左右的最年轻的学员，先读一遍要讨论的文件，随后大家就进行讨论。发言很热烈。如果每次都不发言，会被认为是政治觉悟不高的表现。但第一个发言的人，可能容易说错话；而最后发言的，便可以重复别人讲过的并已验证为正确无误的观点了。
    每次读完文件后，就是几分钟的冷场，大家都怔怔地盯着自己跟前的笔记本，好像在思索文件的内容。随后，小组长，副市长夫人，便作了一番解释，启发大家如何开展讨论。再经过一段冷场后，总会有一位比较胆大的，先呷口茶，接着就开始抬头发言了，这以后，其它组员才相继开始发言。我往往在讨论进行到一半时才发表一些泛泛之谈。但有时却还是不行，想要装聋作哑混过去。这时，何同志或另一位干部，总要转向我：“你的看法呢？”这样，我就只能想一点话出来说说了。小组会发言，也是一种艺术。自然是不能彻底暴露思想的，但要想把同一观点，以不同的语句来重复多次，那可也不容易。因此我们往往宁可发言让人腻厌，也不愿敞露什么标新立异的不同观点。
    以后我对何同志熟悉一点后，发现她倒不像其它党员领导那样，对我们这种人持什么偏见，因此我就要求她帮助我，将谋害曼萍的凶手绳之以法。她十分同情我，并把我介绍给统战部书记处的一位女干部。一天晚上，何同志将那位马同志带到我家里来。
    我将女儿被害的情况向她详细叙述了一番，马同志同意将此案全面向上级汇报讨论。几天后，她又与何同志一起来我家：“领导让我来跟你说一声，你女儿的案件，不久将重新审理。上海有许多这种不明不白的死亡案，很多家属都要求政府重新复查。比如说我们的前任妇联主席，也说是自杀身亡的，现在她的家属也提出疑点和证据，证明她是被谋杀的。好多年前的案子，是很雉查个水落石出的。即便你能证明这是非自杀身亡，也必须得有人能指出真正的凶手。谁会有这个勇气来举手指责另一个可能仍和他在同一单位工作的人，就是杀人凶手呢？即便有人出来揭发了，我们又凭什么可以相信他昵？”
    “这问题确是很棘手的。”我承认，“但是只要政府有决心，我想抓出真正的凶手也不是不可能的。”
    “你要稿信党，相信政府。不久的将来，对文化革命，会有真正公正的评价的。这一来，我们这些清查遗留工作，就容易开展了。”马同志对我说。从她的话语中，我听出当时对文化革命还未全盘否定。那些犯罪的造反派还逍遥法外，因为他们正是借助文化大革命无法无天。马同志虽然没有明说，但老百姓也明白，许多造反派都入了党，当了官。要想与这些党内领导交锋，较之与普通老百姓打交道困难多了。
    她们告辞了，我将她们一直送到大门口。我对她们的诚意十分感谢，我答应她们，我会耐心等待的。
    冷不防这时发现朱太太，原来她一直伫立在黑黝黝的院子里。待我关上大门后，她便走过来招呼我：“你们在谈论你女儿的事吧？”她问我。
    “是的。”我说。
    因为我常在政协的内部商店为朱太太购买高级香烟，因此我们之间的关系已有所改善了。
    “我儿子告诉我，谋害你女儿的那人已给抓起来了。他好像还牵涉到其它一些人命案呢。”
    “你儿子怎么知道的？”
    “好像是他们民兵队里的人告诉他的。”
    朱太太的消息让我十分震惊。为了证实一下，我请她儿子上我这儿来一下。
    晚上他来了。但他似不大愿意提这件事，而且绝口否认他曾与母亲谈及过此事。“我妈弄错了，她极本把情况搞糊涂了。”他说。
    我也不太相信朱太太的话，只权且当它是长舌妇的无稽之谈。我想要是那凶手已进了监狱的话，公安局一定会通知我的，而马同志也一定会了解的。但事实说明，朱太太儿子的消息却是正确的。在我离开上海一个礼拜之后，市政府对那个凶犯，在文化广场召开了公审大会。其它五个被害者家属都出席了公审大会。香港大公报及其它左翼报刊都报道了这次公审的实况，凶手被判处死刑，缓刑两年。
    此时我人已在香港。在一天早晨打开报纸，掠入我眼目的，就是这条新闻。我女儿的名字，也列在被害者的名单之中。此时我方才明白，为什么市公安局有意要让我在对该凶犯公审前批准我离境。他们不希望我参加这次大会。文化广场有着上千个座位，他们邀请各方面代表出席这次公审大会。受害者的家属可以坐在前排，还可上台对判决和处刑发表意见。中国还没有废除死刑。根据中国法律，凡判死刑的杀人犯，必须在宣判后立即执行。公安局有关领导很清楚，要是我在现场的话，一定不会同意死缓的。因为缓期执行意味着两年后即可获得自由①6。
    一九七九年，对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年。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运用了马克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理论，为他的改革打通了道路，改革了中国经济体制。邓小平去美国访问时，受到美国人民的热烈欢迎，推他为当前世界上有卓越才干的领导人之一。他对入中国边境的越南军队，进行了“自卫反击”战争，从而激励了共产党员及广大群众热血沸腾的爱国热情。这样一来，使极大部分的军队领导相信，目前也需要在毛泽东有关人民战争理论的基础上，进行军队现代化的改革。
    邓小平实施的经济体制改革之一，是对外资公司实行开放政策。英国石油公司，是第一个在上海开业的石油公司。后来我在《解放日报》上也读到其它石油公司，包括亚细亚跨国石油公司也被邀参加海上石油勘察。这时我有一种预感，即取得出国护照的希望更大了。我对此信心很足，同时不再教授英语了。不过，到我真的告别上海，这其中还有九个月的时光。
    一九八O年二月，又逢阴历新年。我计划这回要好好热闹一番，因为这可能是我在上海的最后一个春节了。我邀请了我的学生，帮过我忙的年轻人及他们的孩子，与我一起吃了顿西式菜——上海人称之为“大餐”。我和阿姨一起做了三十客汉堡猪排及西红柿奶油汤，我再在一家国营西点店定了三只大蛋糕作饭后甜点。那天我这里挤了一屋的客人，床也让我给拆了，大家团团席地而坐。饭后，又涌到花园里去大放鞭炮。我的客人们，特别是孩子们，十分尽兴地在那儿热闹了两个小时。噼噼啪啪的爆竹声响彻四方，五光十色，绚丽多姿的火光和焰火，映得夜空一片辉煌灿烂。惹得包括朱家的在内的邻人们都启开窗户或倚在阳台上观望。但是或许有人对此有意见了。因为两天后，我在路上遇见老李，他问我：以那晚你们怎么了？那样吵吵闹闹的。”
    “放焰火欢度春节呀。”我告诉他。
    “有必要放这么多焰火吗？”
    “哦，我们那是庆祝双喜临门。除了欢度春节外，还庆贺我们在越南打了胜仗。”
    这时，我身边逐有一位青年朋友。待老李走了，她就问我；“你有没有听到人们对越南战争的议论？”
    “没有。他们都说了些什么？”
    ‘“她们说邓小平命令打越南，是为美国过去在越南的失败而报复。早在他访美时，就与卡特总统作好秘密交易了。”她轻声对我说。
    “这像是‘四人帮’残余分子散布谣言，别信他们，也别传播。”我跟她说。事实上打那时起直到现在，邓小平依旧在承受党内反对者散布的各种谣言及压力。
    我的年轻朋友说：“你说得对，上海确实还遗留不少‘四人帮’的爪牙。但人心所向，都归邓小平。你看过《甲午战争》这部电影吗？”
    “没有。它讲些什么？”
    “当影片里那位海军司令邓世昌出现在银幕上时，大家都拍手欢呼。这是在微妙地表示对邓小平的拥护。”她说。
    我听了后，感到好生奇怪。过几天，我就去附近的一家电影院里观看这部影片。果然，正如她所说的，当那位海军司令在银幕上出现时，观众们都大声欢呼着。那位海军司令的部下，都称他为“邓大人”。
    那年春节前夕，我收到一张来自市革委会的烫金请帖，邀请我去上海展览馆参加春节联欢会。每张请帖准许两人进场，所以我让那位年轻朋友陪我去。那天天气很好，为着节假日期间的公共汽车特别拥挤，我们宁可冒着零下的气温徒步而去。
    我们来到了展览馆，一辆辆轿车，打我们身边嗖嗖而过，屁股后扬起的阵阵尘埃，落了我们一头一脸。大厦外的停车场里，停满了由专人驾驶的轿车。但多数来宾与我们一样，是步行进入会场的。看来，似是上海的头面人物，都应邀而来了。我猜想我的名额，可能是由妇联报上去的。因为在人丛中我看见小组里有好几个人都来了。
    在入口处我们出示了请帖，就走进大厅。里面开足了暖气，室温很高，反而让人觉得不舒服。因为我们家里都没有取暖设备，所以对此很不习惯。燠热的空气，令我额上都淌起汗来了。我们赶快把棉袄、毛衣及短大衣脱下，让它们高高地堆在存衣处一大垛众人脱下的衣服上。那个年轻朋友急于要去看展览馆里的内部商店，这家商店为上海市民所熟悉却又无权享受。
    她告诉我，她曾向自己的朋友和邻居炫耀过，她将随我来参加这个联欢活动，所以他们都要她趁此机会，替他们购买一些期望已久而在普通商店根本不供应的物品。
    我跟她说我们是来参加联欢活动的，那至少总得各处露露腔敷衍一下，再去内部商店。她很顺从地答应了，颇不耐烦地跟着我勉强在大厅四处兜了一下。人们有的在做游戏，舞台上正在上演文艺节目，自助餐厅供应各式点心。因为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我们就溜出去了，直奔那富有诱惑力的商店。
    令我那小伙伴沮丧不已的，不但因为里面挤得水泄不通，而且工作人员己在限制入场人数了。我们得在外边排队等候。
    待轮到我们被准入内时，货物已有一半售罄了。但我们仍购了价值数千的商品，从开司米大衣到不锈钢有柄锅。我们每人都提着鼓鼓的四提包对象，因此当我们回到入口的存衣处时，已是摇摇晃晃，狼狈不堪。在馆外，根本就叫不到出租车，也没有三轮车。于是，我那小伙伴只好打电话回家，让她两个弟弟骑着自行车来“援助”。我们伫立在外边凛冽朔风之中等着她弟弟，另外也有不少夹着大包小包的，与我们一样索索候在刺骨的寒意之中。唯独那些享有专人驾驶座车的人，却是仪态潇洒，轻松自如，没有大包小包之累。因为，他们自有他们那个级别的内部供应来源。
    春节后两天，我们马路两边的弄堂里，开始筑起临时房屋。它们只是用木杆、竹竿及破砖碎瓦，靠着花园围墙而支起的临时小棚屋。弄堂里的树木，都因地制宜地被圈围起来充当屋柱。不久，树上韵叶子都脱落了，树干也枯萎了。这种小棚屋都一一分配给各个家有数日的住户。里面没有自来水，也没有厕所。起初，居委会要求我们不要将大门关闭，以便可以让他们使用我们花园里的水龙头。但后来，接二连三有住户报告丢失东西，因此才专门在每条弄堂里的尽头安上个水龙头供他们使用。每天清晨有一个清洁管理站的女工，到他们这里来倒马桶，那散发出来的恶臭，实在令人难以忍受。
    朱太太告诉我，在弄堂里搭建临时房屋之事，是由一位在文革中爬上去的区政府干部决定的。她之所以选中我们这条弄堂来安置这些拆迁户，是因为我们这里的住户们——从前的阶级敌人及资本家们，过得太清净太舒服了。因此在我们之中掺进大批无产阶级，对我们大有“好处”。我听了后很为此吃惊，问朱太太为何大家都不吭声，朱太太说：“准敢得罪这些新上来的官？苦头还没吃怕？”
    紧捩着我们大门两侧，都各有一间小棚屋，开始时，尚勉勉强强还留有个走道让我们进出，但渐渐地，连这巴掌大的一块空地，都被他们堆起了杂物，上面还盖上破塑料布及已发臭的草席以遮灰防雨。此时，那过道已被蚕食至只剩两英尺之宽。
    男孩子们在我们门前随地小便，晾衣绳径自横穿我们大门拉出去。从早到晚，这里噪声不绝，还夹杂着收音机播出的不同曲目。我们那“太清净太整洁”的弄堂，当然已不再清静也不整洁了。花园里都没法去，也没这胃口去凉台上伫立一下。但朱家与我都对此心照不宣，敢怒而不敢言。我们都十分清楚，“阶级斗争”这根弦，仍然还潜在，那些受极左哲学思想影响根深蒂固的官员，不可能即刻有所改变的。这已成为他们一种第二本能了，他们根本不可能懂得以其它思想方法来代替那已习惯成自然的思维。所以说，要不是共产党上层领导勇于全面、彻底地摈弃那“左”的一套陈词滥调，那些顽固不化的极左分子根本不可能从他们的官位上给撤下来，以便让新鲜的血液增补进去。这些对此心怀叵测的干部，也就必然一有机会，便要重弹极左老调，以对抗他们认为是背叛了社会主义及毛泽东思想的邓小平的新政策。目前，邓小平的权力较之一九八O年，已大大巩固了，但那些顽固的极左分子，仍是他面临的魂棘手的难题。从另一方面说，只要这个症结不解除，那么一旦邓小平离职后，中国的情况，仍会有突变的可能。
    我与朱家虽说已获平反，但我们在社会上地位尚属不稳，因此我们愿与这些新邻居和平共处，甚或尽可能给予他们各种帮助照顾厩，以提供他们方便。比如，我们让他们把食物置放在我们冰箱里，还借给他们扫帚拖把之类。那位女造反起家的干部，没将那小棚屋安在我们花园里，已是谢天谢地了。假如她要这么做，我们也是没有办法的。
    可能弄堂里其它那些不属过去的阶级敌人或资本家之类的，便没我们这般驯服了。因为鲁英跟我和朱太太为此打了招呼，而居委会也告诉大家，说那幢住宅大楼正在营造之中，是专供这些拆迁户居住的，待大楼竣工，他们就将搬回去了，这条弄堂就会恢复原状的。
    自一九七八年以来，我接待了好几位来自国外的亲友，其中包括我的妹妹海伦及她丈夫。当我在文革中大难不死的消息传到欧洲及北美后，许多朋友都给我写信问好。一九八O年七月，我收到老朋友约翰·埃特斯爵士(Sir.JohnAddis)的来信，他告诉我，他将访问中国，并在八月份抵达上海。他问我，届时能否与他见面。约翰·埃特斯是个汉学家，他很欣赏中国文化，对此颇有研究。我与丈夫早在四十年代就结识他了。五十年代他在北京任英国驻华代理大使时，常来我家作客。后来他任驻菲律宾的英国大使时，我们也是常有交往的。一九六五年他到中国来休假时，也来上海看望我。也是位有名的瓷器收藏家，他的许多收藏品，都赠给大英博物馆珍藏。我很愿意听他对我所收集的珍品的评鉴。
    一九七二年我还在因监时，在报上读到，他被派往北京任首席大使的消息。一九七三年我出狱后，当时的形势，无法使我与他取得联系。然后在一九七四年，还是从报上得知，他离开北京告老退休了。这次收到他的来信，我当然十分希望能与他见面；但我又不愿此事令政府对我生疑，以至影响了我的出国。因此，在答复约翰以前，我就去向户籍警老李请示了。
    我在派出所找到老李，他从里面办公室出来，隔着桌予在我对面坐下。我说：“我收到一封原驻北京的英国大使一封信，他是我的老朋友。他将要来上海访问。现在他写信来问我，能否与我见面。”说着，我便把他的信拿出来逐字逐句地译成中文读给他听。
    老李听完后，一言不发。我便问他：“你看我应该见他吗？”
    “那你自己决定，这是你的私事。”老李说。
    “你的意思是，我应该见他？”我又问他。
    “假如你不见他，他不是会觉得很奇怪吗？”老李说。
    “你认为，我应该与他见面？”我说，试探着他究竟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并没这么说。要不要见他，这纯属你个人的私事。”他颇显不耐烦地说。
    “我想听听领导的意见。约翰·埃特斯是一位大使，不是那种教师之类普通人，他是个政治人物。”我告诉老李。
    “我不能对你的私事发表意见。”老李说。
    “好吧，既然这样，我还是写信告诉他我不能与他见面。”我说。
    “我又没说你不准见他。”
    “那么我应该见他？”
    “这完全是你自己的事。”老李说。
    我蓦地悟过来了，我这是给老李出了个难题了。我已领会，他是同意我与约翰见面，但又不愿负公然表态的责任。因此我就说.：“好吧，那我就写信告诉他，我要与他见面。”。
    老李笑着说道：“那完全由你个人决定。”
    “你看我可以请他来吃饭吗？'，我问他。
    “你那阿姨做的莱，适宜招待一位大使吗？另外，你们门口外那些小棚屋怎么办呢？他在文革前来过你们家，这样一来，他对你现在的居住条件又会有什么想法呢？”他在不觉中提醒我的几句，倒显得很实在。
    “好吧，那我带他去饭店吃饭。谢谢你对我的提醒。”我从条凳上起身打算告辞了。
    老李也起身说：“我又没说什么，”他说。“这完全是你个人的私事。”
    “反正，我感谢你听我汇报了这件事。至于约翰来沪的具体日期，我会及时向你汇报的。”我说毕，就回家给约翰写回信了。
    七月底一个炎炎的暑日，我收到一份来自公安局的印刷信，通知我去面晤。待我赶到那里，接待室除了我外，还有一个小伙子。他显得很是焦虑不安，一味在几张长凳间踱步，并不时撞在那些凳角上。看见我进来，他就问我：“你来这儿是领取护照吗？”
    我点点头坐下。他在我跟前站定，紧张地问：“你想你会被批准呢，还是被退回？”
    “我想很快就会知晓了。”我说。
    “如果被退回了，还可以再申请吗？”他问我。
    “还是坐下来安静地等着吧，我不知还可不可以再申请，待轮到你时，可以去问问他们。”我跟他说。
    他兀然坐下，双目却紧盯着那紧闭着的房门。门开启了，他猛一下跳了起来。但叫的却是我。显然，他比约定时间来得早了一点。
    我随手关上门在写字桌前坐下，将那封印刷信摊在桌上。
    那位工作人员对我说：“你是申请去美国的护照吗？”
    “是的。”
    “你去旅游的目的呢？”他问。
    “我去探望我妹妹，为了亲人团圆。”我说。
    “你还想游览其它国家吗？”
    “是的。一路过去，我想看看加拿大及欧洲的朋友。”我答道。
    “你在国外有许多朋友吧？”
    “到处都有朋友。”
    他拉开抽屉，取出那份我盼望已久的护照说；“你的申请批准了，给你护照。政府希望你们能早日与亲人团圆。你可以去美国看望你妹妹，也可四处转转看看你的朋友。见到他们时，动员他们来中国看看，跟他们介绍一下这里的新变化及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情况。让台湾台胞也回来看看嘛，他们完全可以来去自由。”
    “我在台湾没有熟人。”我说。
    “那你就动员在香港的朋友们回来联营合资嘛，动员大家回来看看。”他说。
    我一边频频点头，一边瞥了一眼护照上的照片，以核实一下有没有差错。
    “你一到美国，就向当地中国领事馆报到注册。”那人对我说。
    “我妹妹住在加州，那边没有中国使馆。”糟说。
    “那地方没有中国领事馆办事处？”他似有点不相信。
    “我妹妹住在郊区。”我说着就走了。
    在门口，我与那急撞而入的小伙子，撞了个满怀。
    下一步，就要去美国领事馆签证了。为了避免大清早候在门口排队，我就给上海渣打银行经理，一位爱尔兰血统的英国人打了个电话。那个时期，要造访外国居民是需要勇气的。一般来说，不是在外资公司工作的中国人，是不敢轻易这样做的。
    我是经过好几天的深思熟虑，才冒险来到圆明园路渣打银行办事处。在四十年代初，我与丈夫，曾和英国及香港的渣打银行分行有过来往。目前这位继任的经理，对我们应当还是有印象的。文革以前，他们来过我家。因此我到那边，那位年轻的英国经理又惊又喜地接待了我，并告诉我，香港和英国的银行工作人员，曾听说我已在文化革命中身亡了。并说，我的死讯，已被美国新闻记者斯旦莱·卡诺(StaneeyKarnovr)写入他的著作《毛泽东和中国》(MaoandChina)一文之中。我在燕京大学的老同学韩素音，在她的自传里记载着此事。
    我请他立即转告香港分行，我仍活着，而且健康无恙。然后，我请他在美领馆托个熟人，为我特约个时间办一下签证。他说，美领事馆的几个职员，都与他同住一幢专供外国侨民居住的公寓里。他会把我的情况转告他们的。
    两天后，我去美领事馆取得了签证。
    11月初，约翰·埃特斯爵士抵达上海了。我告诉他，我确定在秋天离开中国。我俩坐在宾馆宽敞休息室内两张安乐椅上谈着话。在房间一端的写字台后面，坐着一位服务员，他可以对我们的举止看得很清楚。虽然这中间还有一段距离，他是听不清我们的谈话内容的。但我没提及自己的囚禁和女儿的死，我只是跟他谈了一下有关我的平反及曼萍的追悼会之事。我也告诉他，我的文物瓷器已被归还了，并已将其中十五件捐献给上海博物馆。他问是否可上我家看看留存下来的珍品。因为他在一个中午将有一次官方的宴请，我请他在同一天去东风饭店晚餐。东风饭店是过去的上海夜总会，典型英国式的格局，曾享有“东方最长的酒吧”之称。我说：“我看看，可否在餐后安排一下请你来我家。”
    “我想看看，你最近几年是怎样过的。”约翰说。
    当我告诉老李，约翰先生已抵达上海，并已与他会晤过后，老李就问我：“你有无把你自己及女儿的遭遇告诉他？”
    “他对文化革命已十分了解。他自己就驻在北京，当然对我们这里所发生的一切，是不会觉得奇怪了。”我跟他说。
    “但是，你是他的好朋友。”老李说。
    “我知道他在中国有许多朋友，包括党员。我想他对中国实在很了解。”
    “他对中国友好吗？”
    “噢，非常友好。否则，他怎么会被邀请来华呢？”
    老李显然松了口气。在他看来，中国政府将约翰先生作为朋友接待，这是很不一般的。”
    “我今晚请他在东风饭店赴宴，同时还请了渣打银行经理，还有两个中国朋友。可以吗？”我问他。
    “当然，当然。为了尊重他，是必须再请几位陪客，他是位大使。”老李说。
    “他想在晚餐后，到我家里来看看瓷器。我该怎么答复他？”
    可怜的老李着实吓了一跳。“哦……”他紧皱双眉，抚着自己下巴似在寻思什么。我知道他想到那些小棚屋了。
    “要知道，约翰先生在北京南京都呆过，那些比我们门外的小棚屋更糟糕的地方，他都见识过了。”我提醒他。
    “对，你说得很对。反正，你不能拒绝朋友到你家的要求。晚餐后，就带他来吧。你们大约什么时候可以回来？”老李问我。
    “大约九点左右吧，可能还要晚一点。”我说。
    那晚，当我与约翰及渣打银行经理，坐了出租汽车来到我家时，我发现整条弄堂都杳无人影。小棚屋外，也不见晒有衣物之类，连收音机声都消寂了，堆在在我家门口的杂物，也都搬走了。弄堂里洗刷得千千净净。约翰在凉台上伫立一会，往花园四处张望一下，直夸我的住处很安静。他说：“你过得比我想象得要好多了。”我没跟他说，可能老李已命令棚屋里的居民，要静静地呆在家里。
    我将约翰的来访如此这般写出来，主要是因为，我觉得老李表现得很有意思。我是在他管辖地段之下，他本不需要费这番心思的。因为本应当是我按他指示办事的。几乎大多数干部都是只会指手划脚的。当然，老李是个颇通人情的户籍警，因为他本质上是很善良的。
    在我一一取得过境国的各国领事馆签证之后，我要求上海旅行社为我在杭州附近的莫干山租一幢房子，我想在山上作为期两周的隐居。不论我在这里的遭遇如何，但当我面对告别上海这个事实时，我还是觉得十分伤感。中国人，都持有浓厚的乡恋，不论我们走得多远，离开多久，但最后总希望能倒在自己的故土上，所谓：“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吧。不过，我已铁了心永不回来了。我宁可客死他乡，死在任何愿意接纳我的国家。现在，我马上要离开了，我觉得内心十分惨然。在我掀开生命史中崭薪一页之前，我要通过祈祷和自省，来调整内心各种矛盾凌乱的思绪。
    由莫干山回上海后，妇联的学习小组特地为我召开了欢送会。我们的组长在小组中宣布了我将赴美探亲的消息，随后我也作了个简短的发言，对妇联能给予我在这里参加学习的机会表示感谢。我赞扬了她们的才智、她们的爱国心及高度的社会主义觉悟。还表示她们为我树立了一个榜样，令我受益非浅。其它几位学员也相继发了言，她们要我转告海外亲友有关中国的新变化，并动员他们回来观光。何同志告诉大家，我已定好了新开航的沪港航线的船票，并邀了几位小组成员届时与她一起为我送行。
    一九八0年九月二十日，我告别了上海。因为没有政府颁发的特别通行证，一般送客是不准进入码头，因此只有何同志和五位小组成员，以妇联的代表身份来送行。她们开着一辆新近由日本进口的小面包车，将我一直送到码头上。这里对旅客出境所持的行李及外币，控制得很严格。因此我只携带一只手提箱和一只拎包。手袋里只有从中国银行外汇部兑换来的约值二十美金的港币，我在银行的存款和其它物品只能留下了。待我们抵达码头，天开始飘起蒙蒙细雨了。这时，即使何同志持有官方的证明，但那几位学员仍未能被准进入候船室。，我只得在一片凄迷的雨幕中，与她们一一告别。她们祝我旅途愉快，早日与妹妹团聚。谁也没提及我的回来。想来她们也估计到，我是不会再回上海了。因为这里留给我太悲惨的回忆。
    好久，海关的办公室才开门。旅客都涌了进去。我的皮箱皮包经过海关人员的仔细检查。他们也察看了我的手提包，查核了港币的金额。完了后，我随着人流上了一辆小型巴士，把我们送上停泊在相当距离之外的轮船边。
    雨越下越大，夹着闪电，瓢泼而下。我既无雨衣，也没带伞，只得顶着大雨，手持行李，踩着给雨水冲得滑溜溜的舷梯，趔趄地上了船。这是中国政府买来的英制轮船，经改装后行驶于沪港之间。我住的是特等舱，里面设有淋浴室。我换下淋湿了的衣服，冲了个淋浴，再回到甲板上向上海作最后的一瞥。
    起锚了，为了转向，船缓缓往上游开去。大雨迷茫中，隐隐望得见远远耸立着的亚细亚大楼乃至我办公室的窗口。往事已成为梦幻中的浮云。船速加快了，直向吴淞口驶去。待它到达吴淞口时，已雨过天晴了。
    回顾以往，我曾有好几次乘船出国的记忆。每次都像现在这样，伫立在甲板上远远眺望着，任凭海风不住舞乱着我的头发，怔怔地望着故地的海岸，渐渐在眼帘中消失。但哪一次，都没现在这般令我断肠。一九四九年四月，为了答应丈夫的要求，是我亲手把曼萍从香港带回上海。她的惨死，我相信是命中注定，摆脱不了的。命运注定我们要在那惨无人道的岁月里，与国家共患难。这是在劫难逃。为此，我总为自己还活着而感到负疚。我希望此刻应是曼萍站在甲板上冉冉离去，开始她生命中新的航程。毕竟应当让老人先离开人世，年轻人应该活下来，这才是自然法则。让我心撕肺裂的另一个原因是，我要与生我育我的祖国永别了。这是个粉碎性的断裂。上帝知道，我是多么渴望着效忠祖国。但我彻彻底底地失败了，不过，这不是我的过错！

 

跋
    我在大型喷气客机的特等座舱里，进行着横贯太平洋的旅行，从而开始了几曾中止的我的西方生活方式。机票是我以前服务的雇主——亚细亚石油公司送我的。
    我在午后，由香港登机。起飞后，一位金发碧眼的空中小姐，俯着身子问我：“你要‘碧血玛丽’还是‘螺丝钻子’？”
    我肯定是显出了一副迷惑不解的神态，因为她身后的一位年轻先生对我说：“或许，你还是要一杯香槟吧？”
    这时我方才明白“碧血玛丽”只是一种饮料。如此看来，“螺丝钻子”，也不是那种旋转铁钉的工具了。
    在我礼貌又有点结巴地谢绝了那位年轻先生的香槟后，那空中小姐微笑着递给我一杯清橙汁。
    我花了差不多有整整一年的时间，四处寻亲访友，试图找个地方安定下来。加拿大是我定居的第一个国家，我在美丽的首府渥太华住了两年。但那边漫长又寒冷的冬季，对我的关节十分不利。一九八三年，我南迁至华盛顿，那里的气候与上海很是相似。我在那里买了所房子住了下来。我一面力图使自己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和环境：诸如高速公路上的驾驶，超级市场的购物及银行自动储存提款种种，另外，我便开始我的写作。
    在华盛顿，我每天都可凭着自己心愿安排日子。我不必征求任何人应诺就可以四出旅游，并有各种丰富的商品和笫一流的服务供我享受。在美国，“后门”只是走入居家住户的厨房的途径。我可以与朋友坦率地谈论任何话题，而不必考虑自己的观点在意识形态上是否准确，也不用担心会不会有人曲解或误会我的谈话。在这样轻松的无拘无柬的气氛之中，我觉得十分舒坦快乐。最让我欣慰的是，这里有那么丰富的书本杂志。报纸上的报道也都是人们所关切和感兴趣的，还有就是意趣相投的朋友之间的交往互访。
    我的生活丰富又忙碌，只是不时内心会萦绕着一阵伤感。特别在黄昏，当落日渐渐西沉，而我的体力也开始渐显疲乏之对，一种惆帐有失及阵阵乡愁之感会袭上心头。但待次日清晨，我仍准时起床，乐观地和精力充沛地，迎接上帝赐给我的富有启迪和信心的又一天的开始。
    在写到女儿之死及我在文化革命中的悲痛经历时，我心痛得厉害。这时，我不得不暂时丢开稿子而去做些别的什么事，使自己内心慢慢平静下来。尽管如此，我还是坚持写下去。因为我总觉得，有什么强迫着我，要把心中的话一吐为快，以便让那些生活在世界其它地方的人们，了解我在中国的生活。与此同时，我那些在英国、瑞士、法国、澳大刹亚、加拿大及这里的许多朋友，也鼓励我写下去。我特别要感谢一位退休记者柏盖·特狄(PeggyDurdin)。她与我是四十五年的老朋友了。一九八O年，我去加川拉尤拉看她和她丈夫，在她那摆满东方古董的宅第里，她是第一个建议我把我在文革中经历写下来的友人。且在我整个写作过程中，她不断指点我鼓励我一鼓作气，坚持下去。
    我的中国护照早巳过期了，我没有去更换，美国移民局及归化服务处已发给我证件，我可以出国旅游。我希望不久能成为这个国家的公民。我适宜住在美国。这里有经过大屠杀而幸存的犹太人，坐过监狱的持不同政见者，乘船投奔而来的越南难民，还有反对暴君的政治逃亡者。在这样的人中生活，我不会感到孤独。我也相信，要是上帝，在天堂中辟有特殊的一角，专门安置那些被迫害致死的冤魂的话，那么我的女儿曼萍，在那个世界之中，一定也不会寂寞的。
    我虽然已决定做个美国公民了，但我还是关注着中国的一切。故国的未来及中国老百姓的幸福，依旧时时牵动着我的心绪。我总是细细阅读来自香港及中国的报刊。就是读美国的报刊杂志。我也十分留心那些来自中国的驻外记者的报道。此外，我的一些邻居朋友也为我收集散见在其它城市的报刊上的这方面材料。我还仔细阅读上海的朋友们送来的中国政府发放的文件。一九八四年十二月，我千里迢迢飞去香港，会见由内地来港作短期访问的亲戚。
    来自中国的种种消息，令我十分鼓舞。对中国实行新经济政策后而出现的空前繁荣，我感到欣慰。我常常回顾中国在极左路线统治时代所浪费的岁月及文化革命所带来的疯狂。我为许多无辜牺牲者难过，很高兴听到中国政府正式宣布文化革命一是场大灾难。
    对那些处于贫困，然而已醒悟了的中国老百姓来讲，那些过时的口号也已失却号召力。共产党为了唤起人民群众的热情，只能诱发位们的爱国心，教诲人民群众为中国的现代化而努力工作，从而使中国恢复历史上有过的繁荣，并在国际上取得相应的地位。作为一种激励，共产党应诺改善人民的生活，并不再搞任何政治运动。
    自邓小平作为最高执政者以来，已有五年了。他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基本已取得成功；海外商人及旅游者，潮水样涌向中国境内；中外合资金额，巳达几十亿美元；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七十的中国农民的生活，也有了显着的提高，农业生产率有了惊人的增长。就中国的标准来说，有少数工作勤奋又聪明肯动脑筋的老百姓，已经富裕起来了。自一九八四年城市改革方案实施以来，共产党领导表示，再过三年，中国将出现新的经济结构，包括中外合资、技术合作以及劳务输出等等。国营工业将重点依赖市场的供求规律而非中央的严格计划。小型私人企业，主要是指服务性行业如饭店、成衣业等，正在日益发展。对于这种新体制，邓小平及其部下称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改革政策的实施，也引起不少人的反对。有些老干部，认为邓的政策背叛了马列主义及共产党的革命原则。也有些反对的人，只是因为改革方案影响动摇了他们的地位和特权。而这种对改革不满而引起的非议，已超过了一般的批评的限度。然而在这种不稳定的政治气候之下，邓仍能不屈不挠，昂然前进，取得了胜利的成果。
    自一九八二年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邓小平以优惠条件，完成了奉劝一百万共产党中层干部离休的任务。继而又通过共产党内部整党，将他认为最顽固不化的基层干部清除出党。自一九八五年年初以来，他调动了国务院几个干部的领导人的职务，并在全国廿九个省和自治区中，任命了廿六个中青年任省长和省委书记。一九八五年八月份，他竟完成了改组军队的艰巨任务。一九八五年九月在共产党代表大会及中央委员会举行一系列会议时，他要求位于梯形顶峰的拥有最高权力的老年共产党领导“自动’提出离休，提升一批忠于改革政策的中青年共产党干部继任他们的职务。
    不断变化，是共产党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成份。中国领导人在进行任何试验时，总准备着老百姓们矫枉过正，不论是自由化还是集体化。在共产党执政的三十六年中，其政策就像只钟摆左右不停地摇摆着。然而目前的中国与过去有着显然的不同，就是目前的中国不再因被文明的国际社会所抛弃而孤立。世界舆论及中国对世界主要强国的政策，直接影响着他国在中国的投资。对外贸易能够而且已经影响了中国各项大事的进展。中国与世界各国接触交流的增加，使中国对它们有了较深入的了解。现在，中国有许多青年在西方国家学习。他们回国后，有一天总会在各个领域里担任重要工作。现在中国更意识到自己在世界人民心目中自我形象的重要性，并迫切希望能投下一个较佳的印象。那些希望中国安定发达的人们的赞誉声，终将响彻四方。
    这是一个应该被纪念的人。她的死，那个世代已成绝响。

 

附文
郑念晚年接受采访谈《上海生与死》
    郑念：《上海生与死》的作者
    张敏：记者
    (以下简称问答)
    《上海生与死》问世十二年后的一个晴朗的夏日，记者走进郑念女士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寓所。郑念精神矍铄、温文尔雅，全然不像八十多岁的老人。
    问：我十年多年前读过您的著作，中文版书名是《上海生死劫》，后来又见到有的叫《生与死在上海》，我还见过另一种版本，叫《上海生与死》。您的书给我留下很深印象，永远难忘。能不能请您谈谈您的人生经历？
    答：我一九一五年一月生在北京。中学我读天津的南开中学。大学读燕京大学。然我就到英国留学，英国政治经济学院。在英国，我遇到了我先生，他也是中国的留学生，在念研究生，比我大五岁。我们就在英国结婚。当我们完成学业回国的时候，抗日战争开始了，我们不能够回家了，因为我们的家都在北方：他是山东人，他妈妈在济南。所以我们就直接到了重庆。我先生在外交部供职。后来他被派到澳大利亚，我们在澳大利亚呆了七年。一九四八年十月一日，我们回到上海，那时候我们的孩子六岁。
    问：就是您的女儿，梅平。
    答：对。她生在澳大利亚。到上海的第二年，也就是一九四九年的五月，共产党的军队进入上海。当时，英国的壳牌石油公司留在了大陆，英国的经理也要回国了，伦敦总公司让他物色一个合适的中国人来作经理，我先生就接受了。一直作到一九五七年，直到他患癌症去世。他死后，公司就准备派一个英国人来，但是英国人不会中文，他们就请我去作英国人的助理。一共作了九年。
    问：那就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您一直在壳牌公司工作吗？
    答：这个公司当时已经关了。我本来是调职，调到香港，英国经理已经离开了。我为什么没有马上申请去香港呢？就是因为我女儿。她当时在文艺小分队，到山东演出，她是不愿意出国的。好几次我到外国去，我都问她愿意不愿意跟我出去看一看。她总说：“我不要。”因为她是共青团员。她是很相信政府的了，很积极的。她说我不要出国。尽管她已经大了，但毕竟没有结婚，没有固定的男朋友。我想如果我走了，留下她一个二十二、三岁的年轻姑娘，我总是不放心。所以我想要等她回来，和她商量商量。我也想，要么我就不作了。那时我只有五十岁，好像还可以做点事。所以，我就没有申请马上去香港。结果，文化大革命五月就开始了，这样一来，我就不能申请去香港了。
    问：那当时梅平是在读书，还是工作了？
    答：她已经开始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做演员了。她是上海电影学校毕业的。
    问：您能不能谈谈梅平的情况？
    答：她是个积极分子。学校还给她开过展览会，她是优秀共青团员。当时毛主席提倡“小分队”演出，她就参加了一个小分队。她已经是超龄团员了，电影厂的领导准备培养她入党。每次小分队到各处演出，她都非常积极。他们一面演出，一面还要和工农一块儿劳动。她表现是很好的。我们当时就没有想到，像我们这样的人还会倒霉。因为我没有与政府作过对，我在壳牌公司做事，那个公司是经过周总理批准存在的。那时候，像我们这样在上海外国公司作过雇员的都被关起来了，主要是因为四人帮要整周总理，因为外国公司在上海的存在是经过总理批准的。
    问：您能不能讲一讲梅平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
    答：好。梅平大概是六四年到电影厂的，是在她电影学校毕业以后。当时在上海、北京、西安都办了电影学校，他们到各处招生。梅萍在中学就经常演戏，所以就被选中去了电影学校。她在电影学校学习了三、四年，毕业后分配工作，到了上海电影制片厂。她也拍过一些电影，但不是主角。文化革命前，毛主席号召文艺工作者和工农结合，她参加了小分队到农村演出，她去了山东。在“五·一六”通知下达以后，梅平他们都回来了，参加电影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开始，她没事，因为她是一个共青团员，也就是跟大家一样写大字报什么的。后来就抄家了。因我是经理助理，把我算成资产阶级。我就被抄家了，抄的时候梅平不在家，她在学校参加运动。被抄家以后，就不准我离开家了。只能留在房子里，一个佣人陪着我，家里贵重的东西都被抄走了。但郑梅平的那个房间他们没有抄。由于她是自己有工作、又是共青团员。她还住在她自己的房间里，但是不准我们俩说话。红卫兵看着我，我的床都被他们搬走了，我就睡在地板上。我可以看到她回来，但是我们不能说话。
    随着运动发展越来越厉害，后来她的房间也被抄了，东西都被拿走，她也不能回家了。梅平被关到牛棚里，我非常惦记她，当时还可以让佣人给她送被子、换洗的衣服等等。到了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七号，他们把我关到监狱里，我就不知道她后来的事情了。等我出了监狱才知道她死了。我在监狱里被关了六年半，在单人牢房里。
    问：您出来以后才知道梅平已经不在了？
    答：她死了有好几年了。一开始他们告诉我，她是自杀的。当我出了监狱的大门，远远的有一辆出租汽车，站在汽车旁边的不是梅平，而是我的干女儿。我的干女儿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后来分配工作到贵阳。她人矮矮的，而梅平跟我一样高。我一看就知道不是梅平。
    在这以前，我在监狱里就感到梅平出事了。是什么原因呢？你知道，我在监狱里六年半，我的衣服都已经烂掉了，棉袄的棉花都到边上去了。后背和前胸只剩下两层布了，睡的棉被棉花胎已经烂掉了。冬天快到时，我想我又会得肺炎，因为我已经得了两次肺炎了。年年冬天就是咳嗽、伤风不断，衣服也不能保暖。多年来又缺乏营养。我就提出来要求政府用我的钱(那时我的钱都被政府掌握着)，买些衣服，免得我再生病(到我出狱时，我的体重只有八十几磅了)。
    六年半是很长的时间，没有什么东西吃。我提出了买衣服的要求，那时候，林彪事件已经发生，中国的情况有点向好的方面转了。大概毛主席也病得很厉害了。我虽然不知道林彪事件是怎么回事，但是我有感觉，因为我们每天都看报纸。另外，看守们在监室里收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语录前面有林彪写的前言。等到他们把语录发还给我，我发现林彪写的前言被撕掉了。因此，我就想，不对了，林彪出事了。要不然为什么把他写的东西撕掉呢？但是，究竟出了什么事，我不知道。
    天凉了，我冷得不得了。已经开始刮西北风了。到十一月，我就提出要衣服。他们看看我确实需要衣服。结果，有一天，监室的门一开，给我扔进来一个被包。我把被包打开一看，里面有个棉被、一件棉袄。这棉袄是我女儿的，棉被也是她的。这棉袄我仔细一看，就是文化大革命那一年刚新做的。嗯？穿了六年半怎么还跟新的一样？里子上也没什么脏的地方，不像是穿过很久的。我仔细再看，给我扔进来到东西里面，有一块毛巾。这毛巾正是文化革命开始时，我女儿用的洗脸毛巾。她很喜欢这条毛巾。怎么这孩子一条毛巾，可以用六年，还跟新的似的？再看，还有一个搪瓷的漱口杯，里面都是干的茶渍。当然，年轻人用它既喝茶，又漱口是可能的，但是，里面有茶，干在里面了，这不可能，它应该是洗干净后再带进来。
    我当时就想，这孩子出事了。在我进监狱不久以后，这孩子出事了。要不然这衣裳，她只有这么一件棉袄，怎么可能是这样？我最难过、最激动的时刻，就是看到这些东西。我就问那个管理人员。我一喊“报告！”他就来了。我跟他说：“这些东西都是我女儿的。”
    他说：“你不是要被子吗？要衣服吗？给你拿来了。”
    我说：“这些都是我女儿的。你们把她的衣服给我，我女儿她自己穿什么？”“她是工作人员，她有钱，就不能买新的吗？”
    我说：“这是我给她做的棉袄，她还没穿坏，就去买新的了？这不可能。”我说：“你得告诉我，我女儿怎么了。”“她好好的嘛，你问什么。”
    我说：“那你叫她给我写一个字条。”“不成！不许你们通信。”
    问：六年里都不准你们通信吗？
    答：当然不可以。我还没有判刑。如果判了刑，我就得去提篮桥，真的监狱。我当时是在看守所。我在看守所一呆就是六年。
    我说：“你们就让她给我写“毛主席万岁”，拿来给我看。这不算通信嘛。“毛主席万岁”有什么不能写的？让她写给我看，我就知道她没事。”
    “不成。我们这没这个规矩。”说完，那人就走了。
    到晚上，换班了。我又喊“报告！”一连两三天，我问了好几个管理人员，他们都是这样说。我就越想越不对。我当时就有一种直觉，我觉得我的孩子死了。
    还有就是，监狱里有一个规矩，每个月十号，家属可以送东西来，每月一次。但是，从来没有人给我送东西。一直以来，一到十号这一天，我就情绪低落。因为听着别人一个屋子一个屋子，有人送东西，让他们签收据。我却没有一个亲人来。没一个人给我送东西。我妹妹在上海，就是那个共产党员妹妹，我女儿也在上海。怎么都不给我送东西？我想，可能她们是想和我划清界线，宁可不给我送东西。但是，我也想，不见得关在里面的那么多人，家人就不跟他们划清界线，也许有的人也是政府工作人员，甚至于共产党员，他们怎么都可以送东西呢？所以，我一直脑子里有这么个问号。
    现在，看到这些东西，我就觉得她是不在了。所以我出来一看，是我的干女儿，我的疑点就对上了。我就觉得我的孩子已经没有了。我想，一家人有血统关系，有时候，你就会有一种直觉：事情不对。她是死掉了。但是，我还希望，我是错了。我在汽车上就问我的干女儿：“梅平怎么没有来接我？”她就拉着我的手，说：“到房间里，我们再谈。”我想，当着出租汽车司机也是不方便。等开到一座房子，是政府派我去住的。我的干女儿就对我说：“梅平自杀了。”
    那时候，在上海跳楼的、自杀的人多得很。但是，我总觉得事情不对。第二天，上海电影制片厂的代表也来了，告诉我，通知我：“梅平自杀了。”这当然是官方的说法。我的书里都写了，我是怎样调查的。真正知道她是怎么死的，是在毛泽东死了以后。我平反了，别人才敢来告诉我。
    他们说，我女儿是从九层楼，在南京路，跳下来自杀的。但是，后来我知道这不是事实。是怎么回事呢？当时，过路的人把她的尸体送到医院，值班医生正好是她中学的同班同学，以后读了医学院。他一看是郑梅平，而且浑身是伤，跳楼自杀的人不会有伤。她是被他们打死的。
    问：那后来这件事情的真相有没有查清楚？
    答：他们只说是“迫害致死”这话怎么解释都行。而且，他们等我离开中国(也没有说出真相)。直到我在香港，看见《大公报》(我特别关心中国的事，在香港我还订《大公报》，我刚来美国的时候，还订过《人民日报》，现在我才不看大陆的报纸了)，那时形势转变了，她那个当医生的同学，才说出来。
    我在香港，打开《大公报》一看(当时我离开中国才九天)，《大公报》就注销来：上海召开公审大会，有一个人叫胡永年的，他是个工人，是王洪文的上海工人造反队的成员，他和手下的人打死了六个年轻人，其中有一个就是郑梅平。报上把郑梅平的名字也登了出来。我当时马上就明白了。我临走以前，一直盯着公安局，要求他们把梅平的案子弄清楚。他们跟我讲：你放心，我们一定要调查清楚。
    实际上，在我离开上海之前他们已经逮捕了这些人(不可能八天就把这个案子搞清楚)。为什么他们等我走了以后才公布出来呢？为什么他们那么快地给我护照，让我出国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公审的时候他们不希望我在场，因为《大公报》的报道说，受害的人，都是“迫害致死”，六个青年都是出身不好的。被迫害致死的人的家属除我以外，都在公审现场，凶手胡永年被判死刑，是缓刑，结果大家一致表示拥护这个结论。他们就知道，假如我在那里，我就不会拥护，我会站起来，要求判死刑，立即执行。因为中国的法律，凡是杀人犯都是判了死刑，立即执行的。结果，这个人在一九九五年，就被放出来了。他从八○年到九五年坐了十五年监狱，我那时候还订《新民晚报》，《新民晚报》报道，胡永年被放出来了，他的儿子孙子儿媳妇到监狱门口去接他。胡永年，这个人的名字我至死不会忘记。
    问：那么，关于梅平死因细节就没有从其它的途径上得知吗？
    答：没有。政府从来就没有说过，就是说她被“迫害致死”。但是，关于我的事情，他们来给我道过歉的。
    问：您的书中说，您出国的时候，是一个人提着箱子，带着二十美元，又是坐轮船
    ……
    答：对了，我是八○年出国的，那是邓小平刚刚恢复工作。
    问：您能不能回忆一下您离开中国的那一天？
    答：离开的那一天，是这样，在这以前，也就是毛泽东死后，他们就已经叫我到政协去工作，不是在里弄里。政协的成员多是女的，她们也要为我送行，但是，码头不准她们上去。她们弄了一辆面包车，我只带了一个箱子、一个手提包。当时下着毛毛雨，那是九月二十七号。我在码头大门前下了车，她们不能进码头。我等了一个小时，然后是过海关，很多人排着队，他们检查行李非常仔细，费了相当的时间。在这之前，我就考虑过，要不要把郑梅平的骨灰、还有我先生的骨灰带在身边。后来，我想不要带，因为他们的骨灰是装在塑料口袋里，我说是骨灰，海关人员也许会认为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反而担误了事情。所以，我就把骨灰交给我干女儿了。
    问：到现在也没有带出来吗？
    答：后来带出来了。一九八八年我把他们洒在了太平洋里了。那时我去夏威夷演讲，我租了一条船，把他们撒在了太平洋。我想，太平洋连着上海，又到澳大利亚，也能到美国。
    离开中国那一天，我就一个人等着上船，当然我感想很多，我知道我不会再回来了。
    我书里的结尾部份，我是这么写的，我说：“在我这一生，曾经很多次离开上海，就像今天一样，站在轮船的甲板上，但是这一次我的感觉和过去都不一样。我心里非常沉重：第一，我想我的女儿。照自然的规律，是年老的应该先死，年轻的人应该活着，应该是她，而不是我到别的地方去，建设一个新的生活。还有一个原因使我心情很沉重，就是我这次离开我自己的祖国，是永远也不会再回来了。这是我出生的地方，我对祖国有很深厚的感情。的确，我站在甲板上流了泪。泪水和雨水合在了一起。”我的书就是这么结束的。
    问：那么，您这么多年，从来就没有想到要回去吗？
    答：我跟你讲，在美国，一个老年人，没有家、没有孩子、没有亲人，是很苦很苦的。我现在已经到了这种地步。我还开汽车，但是我的关节炎很厉害，永远是痛。我只有越来越老了，现在我八十多岁，我有心脏病，但是心脏病能用药控制住，没有生命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我很可能活到九十岁，我要有思想准备，经济上我没问题，我的书也赚了钱，我本来也有点钱，我生活又不浪费，我是很节约、生活简单的。我就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身边，比如我生病了，假如我脑子不灵了，就会有许多人欺负我。
    我现在一直都是这么想……我就回国。我宁可死在中国。我有足够的钱，回去还可以做些好事情。我现在已经帮助了很多中国学生。帮他们在这里念书什么的。但是，假如……我绝对不会回去……
    问：您一生受了不少苦，丧夫之苦，丧女之痛……您能不能向读者、向我们的听众谈谈您如何对待苦难？
    答：一个人主要的就是，不要气馁。你一定要有一个希望，并且有信心、乐观，朝着那个望走。如果，你觉得没有希望了，那你就解除武装了。我在监狱里，虽然那么苦，我还是永远要奋斗的。只要你有一口气，你就应该朝着你的目标奋斗。
    (本采访有删节)
    被删部分：
    问：那么，您这么多年，从来就没有想到要回去吗？
    答：我跟你讲，~~~就会有许多人欺负我。
    我现在一直都是这么想，天安门上毛主席的像拿下来，这就意味着他们要批判毛主席，我就回国。我宁可死在中国。我有足够的钱，回去还可以做些好事情。我现在已经帮助了很多中国学生。帮他们在这里念书什么的。但是，假如我先死，毛主席的像不拿下来，我绝对不会回去。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是一定要批判毛主席的。毛他不止文化大革命，你想，还有反右，他冤枉了多少人？三年自然灾害，死了多少人？毛泽东的政策压根就是不对的。他说阶级斗争是纲，就是说是最重要的。他还有很多错误：对知识分子迫害、不信任，还有讲阶级成分。
    问：您觉得现在是什么原因使毛泽东的像还挂在那里？
    答：现在中国的领导人，虽然他们执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可能想把中国搞得更现代化一点，走向法制。当然，现在这一代领导人，已经七十多岁了，他们不可能使中国民主化。但是，下一代人会再走得接近全面民主的道路。我们中国人民等了五千年了，也没有得到民主。再等二十年也无所谓了。只要国家不要乱起来就好。毛泽东是用打仗的手段建设国家，那是不对的。打仗是破坏，建设是要和平发展。搞运动耽误了几十年了。
极权统治下的人们——读《上海生死劫》
2011年09月26日经济观察报
林建刚
    有两本书对海外人士理解“文革”比较有帮助，一本是巫宁坤的回忆录《一滴泪》，另一本则是郑念写的纪实小说《上海生死劫》。这两本书在海外的影响可谓无远弗届，许多人就是从这两本书中认识到了当时极权统治下人们的生活状态。
    “文革”时期，海外的许多知识分子，或许是雾里看花的原因，有许多人都对“文革”抱着赞赏的态度，不论是科学家杨振宁还是历史学家何炳棣，都曾有这般迷思。后来有两本书对海外人士理解“文革”比较有帮助，一本是巫宁坤的回忆录《一滴泪》，另一本则是郑念写的纪实小说《上海生死劫》。这两本书在海外的影响可谓无远弗届，许多人就是从这两本书中认识到了当时极权统治下人们的生活状态。
    《上海生死劫》的作者郑念，原名姚念媛，1915年生于北平，中学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后升入燕京大学，而后留学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并与同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的郑康琪结婚。
    随着抗战的爆发，两人回到中国，其夫任职于国民政府外交部，后来被派到澳大利亚，他们在澳大利亚呆了七年，1948年回到上海。1949年，在面临留在大陆还是去台湾这一选择时，他们选择了留下，郑康琪后来任英国壳牌石油公司在上海的经理，直到1957年病逝。之后，郑念任经理助理，协助公司在上海的工作。
    后来，“文革”爆发，郑念因其留学英国、丈夫曾是国民党高官及服务于“帝国主义”的公司的经历而遭非难，致其长达六年的牢狱之灾，她的女儿则遭到造反派红卫兵的毒打而意外身亡。随着“文革”的结束及社会的日益开放，郑念得以平反，并于1980年前往美国探亲，最终定居美国。
    《上海生死劫》就是郑念在美国以其1966年到1980年这一特殊时期的经历为题材写成的纪实小说，其内容基本是按照自己的回忆来叙述的，因此也可以看作是一本回忆录。这本书对那个荒谬年代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无处不在的告密现象等都有淋漓尽致的描写。
    自由与平等的消逝
    说到自由，首先指的是法律下的自由。不论是政府，亦或者是政府统治下的民众，首先要遵循法律。尤其是宪法。而那个时代恰恰是无法无天的时代。
    在这本书中，当郑念面临抄家的时候，她首先想到的是宪法。她写道：
    虽然我认为这是白费力气，毫无用处，但我仍举起那本《宪法》，心平气和地说：“你们没有搜查证就随便闯入私人宅第，这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那青年一把夺去我手中的《宪法》，把它扔在地上，气汹汹地说：“这宪法已作废了。”
    “只有人民代表大会才有权修改宪法。”我说。
    “我们已把它作废了。你打算怎样？”那青年说。
    当政策与语录凌驾于宪法之上的时候，自由也就消失了。而自由的消失也会导致平等的灾难。因为没有了自由，平等也就失去了意义。没有了自由，平等就成了选择性平等。
    一个人可能因为自己的资产阶级出身(如主人公的女儿曼萍)而失去受教育的权利，而唯有根正苗红的贫苦大众才可以拥有这种权利。书中写道：
    女儿曼萍，是个可爱聪敏的女孩子。她在解放后成长的，因此她并不意识到，一个像她这样教养极好且出身于富家的女孩，原本可以享受到更多。相反的，在这个提倡平等的社会恰恰就是她这种家庭出身的，不能享有与他人一视同仁的政治及生活待遇。在她整个童年时代，就常因为家庭出身而遇到种种麻烦。比如她想进一个质量高一点的中学，那她的入学考试成绩，就必须在八十分以上，而工农出身的学生，六十分就可入学了。……以后，她屡遭这种区别对待。每每这时，她总是自感负罪，为自己的出身感到羞耻。
    极权统治与告密
    自由平等的缺失必然导致人人自危。这样人人都成了受害者与施害者。人与人之间缺少了信任，不敢说真心话。对于天高皇帝远的暴君专制而言，这一人人都是暴君的暴民统治更加令人恐怖，因为你不能有任何精神放松的时刻，要时刻绷紧阶级斗争这个弦。而且，你根本不知道该信任谁，你不能有任何感情的自然流露。
    在小说中，郑念写道：“在文化大革命中，陈列在橱窗里的商品都搬走了，取而代之的是毛的画像，因此当人们在商业区行走时，似乎有成百双毛的眼睛在盯着他们。”
    这一“老大哥在盯着你”的描述不仅让人再次想到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的描述。还是亚里士多德说的好：“文学比历史更加真实。”
    在这种人人自危的状态下，监视与告密也就层出不穷了，在《上海生死劫》中，不论与郑念同在监狱的狱友，还是她出狱时来跟她学英语的大德，甚至是她的邻居与保姆，都在时刻监视着她，并时不时向有关部门报告，这种隐私自由为零的状态很容易使人崩溃，这也可以解释“文革”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精神病人。
    正是这种不论在狱中还是在家中都遭受严密监视的状态，迫使郑念做出了离开中国的最终决定。她回忆道：“看来我人虽然出来了，但还是在受监视，可能只要我人在上海，不管多长久，都不能放松警惕。那晚我独自一人坐在房里，第一次生出一个念头：离开中国为上策。唯有这样，才能彻底摆脱政治上那种阴沉攫人，提心吊胆之感，才能获得真正的解脱。”
    应该说郑念在《上海生死劫》所描述的情形，具有相当的普遍性，黄苗子与聂绀弩、冯亦代与章伯钧、英若诚的经历等等，都是历史中真实发生过的一幕。许多知识分子在平反之后都写了控诉那个时代的文章，说出了自己所遭受迫害的事实，但仅仅有控诉是不够的，我们还应该反思在这种制度下每个人的罪恶。
    或许郑念是基督徒的缘故，郑念在小说中不仅有控诉，更有反思，这种反思表现了郑念对幽暗人性的深刻认识，她曾写道：
    能否说，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潜藏着一种天赋的毁灭狂？我们所披着的文化外衣是十分脆薄，不堪一击的，事实上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潜伏着一种兽性，假若我还年轻，工人阶级出身，自幼接受并崇拜左的教育，相信这是正确的，那我会不会同他们一样行动？
    在这里，郑念反求诸己，表达了每个人既是受害者又是施害者的观点。或许在极权统治下，每个人都是有罪的，正是每个平庸的邪恶导致了集体灾难的降临。
    在汉娜·阿伦特看来，或许这种每个人所有的“平庸的恶”才是极权主义起源的人性基础。郑念的这本书也为此做了一个有力的注脚。
    后悔与无悔
    1949之后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在经历“文革”劫难之后，大多会不由自主的做一些假设。如果1949年不留在大陆，那自己的人生又会怎么样呢？多数知识分子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都把自己的行为跟爱国联系在一起，并对自己在1949年的选择表示不后悔。
    与这些知识分子不同，郑念是明确表示自己后悔的一个人。在这一点上，郑念有些像陈寅恪，陈寅恪就曾在诗中对自己的选择流露出后悔之意。得知女儿曼萍的死讯，郑念曾自责道：“一九四九年把她从香港带到上海而自责。我责问自己，怎么看了那么多有关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的书，却还看不到个人崇拜之国的本质？”
    郑念还写到在大学任教的朋友薇妮、亨利夫妇。“文革”后，躺在病榻上的薇妮向其诉怨道：“曼萍死了。我的儿子也无前途。一九四九年我们原可以离开的，不是吗？我们留在这里都是傻瓜。”
    郑念及其朋友对自己选择所表达的后悔，表现了她的诚实。许多知识分子用爱国的言辞来表示自己的不后悔，难道离开的人就不爱国吗？书中曾写到她其离开祖国时的感受：“让我心撕肺裂的另一个原因是，我要与生我育我的祖国永别了。这是个粉碎性的断裂。上帝知道，我是多么渴望着效忠祖国。”在此书的《跋》中也可看出她对中国的种种关注。这一切无不体现郑念的爱国精神。
    或许他们对于爱国的概念有所分歧吧，在陈寅恪、郑念看来，爱国的前提应该是国家爱护我们。一个生命都得不到保障的地方怎么能激发起人们对它的热爱呢？对于这样没有人权的地方，最好的选择恰如《诗经》所言：“逝将去汝，适彼乐园”。
个人的抵抗：郑念的《上海生与死》
沈    睿
    郑念对文革的个人叙述《上海生与死》出版于1987年。出版后即成为英语世界畅销书。好评如潮，连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翰"库切都忍不住在《纽约时报》上写书评，推荐这本书。使作家约翰"库切感到惊异的是本书主人公的勇气，他评价为，“在人的水平上，她的回忆录的最伟大的可贵之处，在于她对自己抵抗心理和身体的压力记录。这种压力可能使大多数人崩溃，而她的抵抗加续到一个重要无比的时刻，在那刻，她手带拷镣，牙龈溃烂，体内不停地大出血，被疑是子宫癌，在这个时刻，她被通知说，由于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她被释放了，可以回去重过以往的日子了。她拒绝了自由：她宁愿待在狱里，她说，直到这个政权向她道歉，并在北京和上海的报纸上公开。她拒绝屈服，直到她被强扭着扔到街头上去。”库切称赞这是一本“信息多，充满了勇气的，吸引人的书。”
    郑念的身世在中国的背景下有些不同寻常。她是一个中产阶级职业女性。年青时代，她留学英国，并在那里遇到后来的丈夫。他们一起在一个激进的左翼的社会主义学院里学经济学。学成回国后，丈夫工作，她相夫教子，过着中产阶级平静的日子。她的丈夫曾为民国政府的外交部工作，1949年，选择留在中国大陆，期待能为建设新的中国出力。可惜，他并未得到政府特殊重用，幸运的是他在得到中央政府同意之后，受聘于英国壳牌石油公司驻中国办公室。壳牌公司是当时唯一留在红色中国的外国石油公司。红色中国需要外国的石油，需要郑念丈夫这样既受英国人信任，也没有那么多政治背景的人工作。在这种幸运之中，郑念一家的生活方式成为新中国危石之下仅存的几个完卵之一，继续维持过去的中产阶级生活。更幸运的是，1957年他因病去逝，免去了后来政治运动的灾难。可是，他的妻女将为他选择留在中国付出代价。
    郑念在丈夫去逝后以助手的身份接替了丈夫的工作，协助壳牌石油公司工作。原因是壳牌公司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法从中国人中任命主管，派来的英国人主管不会中文，因此，郑念便被派作协助工作。作为一个三十年代末留学的受过教育的女性，郑念显然十分胜任工作。她的工资是由壳派公司发的。在那个时代，她也许是当时中国最富有的职业妇女之一。她可以经常出国，来往于香港，英国和中国之间，她有很多机会把女儿送出去，但是，女儿是新中国中成长的，热爱这个新社会，不想出国。女儿漂亮，被选作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演员。她们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在自己的房子里，保留着中国富裕阶级的生活方式。
    1966年8月初，已经不再为壳派石油公司工作的郑念被揪到批斗会场，观看壳牌石油公司原总会计的批斗会。那时，壳牌公司已经停止与中国的贸易。中国在生产了自己的石油后，决定断绝与外国的石油生意。郑念已赋闲在家。一两个星期后，文革的冲击波到了她家。她被抄家，不久又被关进上海第一看管所，等待审判。在名不正言不顺的监狱里，她呆了六年，经受了无数的折磨，精神的，肉体的，但是她相信自己的无辜，发愤要与关押她的人斗争到底。这六年里，她与女儿毫无联系，1972年出狱后才得知女儿早已死了。据说是自杀，虽然郑念不相信她的女儿，那么热爱生活，与自己相依为命的女儿会在不知道母亲生死的状态之前自杀。郑念坚信女儿是被谋杀的。可是，女儿的死是文革初期混乱的结果，没有人愿意认真调查此事。1980年秋，在经过多年的周密计划之后，郑念终于得以离开中国，前往香港。壳牌公司又为她买了头等舱机票，她飞往加拿大，与妹妹会面，后来又移民美国，终于在首都华盛顿定居。
    中国的中产阶级在红色中国成立后就不断被批判和改造。除了那些享受共产政府特殊待遇的人，大部分的人经济地位都一落千丈。郑念是极为少有的以自己的能力，因为为外国公司工作而维持自己的生活方式的人之一。这种生活方式，不害人，不害己，没有任何可责备之处。但是，在一个疯狂地反对、害怕外国的红色中国内，任何与外国有联系的人都被看作是要破坏伟大红色国家的里通外国的间谍，更何况是为一个外国公司工作的职业妇女了。仅仅因为此，仅仅因为为外国公司工作过，郑念就被认定有罪，被投入监狱。导致家破人亡。一个国家的对外心态也反应其对内心态。高度不信任外国人，以为外国人都是敌人的这种心态，其实也是对内毫不信任的结果，也是对自己毫不信任的结果。这种时时刻刻担惊受怕地以为外国人要把自己毁灭，内部人想推翻自己的神经质状态，导致的是红色中国一次比一次疯狂的政治运动，结果是一次比一次更惨烈的对普通人生活的破坏，对人性的毁灭。
    看透了这一点，1980年9月20日，细雨蒙蒙之中，郑念离开了上海的码头，前往香港，告别了已经生活了65年的故乡。她多少次曾从这里上船，来往与上海和香港之间，此次，却是永别。是的，是她接受丈夫的请求，1949年带着唯一的孩子梅平从香港回到上海的，回来参与红色中国的建设。但是唯一的孩子梅平在23岁的花样年华死于文革。在离开之刻，她百感交集：内疚、伤心、决绝：“毕竟，老人先逝，年轻人继续生活是自然的法律啊，而不是反过来。我觉得悲伤。我在永远地离开我出生的国家。决绝如此最后，几乎使人碎裂。只有上帝才知道我是何等努力地忠实于我的祖国，但是我失败了，彻底失败了，却并不是由于我之错”。
    这是谁之错？郑念在书中明确地指出，这是一个政治团体的集体责任。书中对红色中国的政治、政府、监狱、街道委员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细节描述，为世界读者提供了一副生动的红色中国多层次生活的画面。只有在分析文革时，特别是她自己莫名其妙地被投入监狱的理由时，郑念实在是为那些制造她个人生活悲剧人找不出更多的理由，因为完全没有任何理由，郑念的分析则有些囿于她写作的时代背景之内。她把这场政治灾难看成是党内的派系斗争，对周恩来有种80年代的感伤怀念。今日读来，这个局限性显而易见。但是，郑念的这个局限，并没有妨碍她对红色中国做极为准确的观察和描述。她对共产制度的描述，至今仍极为有意义。细读此书，郑念的描述，可以把她置于中国最出色的观察家之一。
    本书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这种细节生动的描述和从一个自由知识分子角度对这个国家种种机制的分析。这本厚厚的书充满了生动准确的细节，把生活的生态展现给读者。同时，作为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她也时时刻刻都在对这个异己的国家进行观察，分析。从文革的开始到她离开，虽然她被时代裹挟，冲击，击碎，但是她从来没有丧失过独立思考的能力。这种独立思考，是她的教育和思想背景和生活经验的结果。本质上，她是一个自由知识分子；三四十年代，她一定是一个左倾知识分子。在书中谈到她年青时学习的费边主义思想。费边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组织结构对这个以经济学为专业的人不可能没提供理想主义的蓝图。现实当然使她失望，使她对专制政权的本质有了新的认识。书开始的时候，她是这样介绍她对这个制度的认识，“自从共产时代开始，我极为认真地研读了马克思的著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文件。在我看来，社会主义在中国似乎是一个试验品，固定的发展过程还没有决定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政府政策变个不停，好像钟摆从左到右摇摆不停。”“昨天对的，今天就错了，基层党领导人的言论只有效一段时间。”对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郑念写到，“由于政府是中国人民命运的唯一的仲裁者，他们对政府代理人的每一个微小的举动都极为敏感，把这些举动解释成自己在权威眼里地位的标志。”对文化革命，她这样总结的到，“我认为文化革命(CulturalRevolution)可以更确切地命名为文化取消(CulturalAnnihilation)。”书中这些简短的似乎名言一样一针见血的句子比比皆是，反映出作者对这个制度的深思虑熟的所做出的结论。
    本书对文革的记录尤如史实，读起来好像在读一部文化革命史。郑念在记录史实的时候，既详细地记录了这些政治事件，也仔细地记录了这些事件怎样影响到她个人，并力图分析这种个人和政治事件之间的关系。这使这本书有种个人编年史的性质。这本书也以编年的方式写下来的，从文革开始，到抄家，到软禁，到被捕入狱，上海的一月革命和军管，党内斗争和她在监狱中的经历，直到释放回家，尼克松访华和她最终获得离开许可，发展的顺序与时间顺序同步，对那些对文革所知不多的人来说，这本书可以是一本文革史，特别是上海文革史，虽然是通过个人经历来展现的。由于本书具有比较广阔的视野，对文革中的种种政治风波、事件都有记载和分析，这本书也反应了一个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对红色中国的个人思考。个人性与历史性的结合，使本书独树一帜，其独特的角度弥足珍贵。
    郑念个人的勇气浮现在书的字里行间之中。这种个人的勇气是以个人的抵抗的方式表达的。在本书初始，郑念试图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这种努力本身，就是对强制性的一律化生活方式的抵抗。抄家的时候，红卫兵要砸那些她多年收集的瓷器，她以机智保护了大多数的收藏品，抵抗对中国文化品的彻底毁坏。在监狱里，她抵抗当局对她的种种精神迫害和身体折磨，她以极大的勇气，坚持不发疯，不毁掉自己，保持自己的头脑，保持自己的身体，甚至以背诵毛选来保持头脑的清晰。出狱的时候，她骨瘦如柴，体重不足80磅。在狱中她正值更年期，后来身体常常出血，当局以为她得了癌症，最后才放她出狱。一个人和一个强大无比的制度较量，需要的勇气也许不言自明。这种个人信念和道德坚持的勇气，对高压政治的抵抗，使她从没有背叛自己的良心。而她的弟弟，却在高压下，背叛了她。临出国前，她把自己多年收集珍藏但被抄家抄走了的瓷器捐献给了上海博物馆。对她来说，一生收集的物品都不值得再存有。
    郑念是一个聪明的、机智的、智慧的女性。书中的很多篇幅是她和监狱内的当局斗智的较量，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在力量根本悬殊的狱中，她的机智聪明使她成为两者之间的精神胜利者。她的不妥协和对时局的分析，居然赢得了一些看守的尊敬。她这个六年没出过监狱门的人，仅凭文革时期的报纸，就敏感地分析出局势的变化，并依此作为自己抗争的论据。她对毛的著作，比审讯她的人还熟悉，她时时刻刻用毛的话来质询她的审讯者。使那些希图从她身上找到证据的人不得不放弃。她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是那些迫使她就范的人无可奈何。郑念是一个真正的智者。这种智能，体现在作品中，是行文中的洒脱。中国文化不乏智慧，可是中国文学中慧性闪光的作品不多。
    而该书的英文纯熟优美，文字清新、洗练，更增加了阅读的吸引力。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写的英文，是一个对英文文字有特殊造诣的人才能达到的洗练，生动和诗意。把这本书放在优秀的英语作品中，郑念的语言毫不逊色。
    《上海生与死》从一个人的角度描绘文革给她个人和这个国家带来的灾难。这种回忆录，我们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虽然本书也有其局限性，除了我上文提到的之外，书中那个名叫达德的年青人的故事，郑念把他写成一个跟探，似乎证据不那么充足。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在一个兄弟姐妹，夫妻父母都可能互相出卖的文化里，郑念的警惕性也到了神经质的地步。可是我们能责备她么？
    有人曾说郑念是为讨好西方人而写这样控诉文革灾难的书的。这种论点完全站不住脚。在这些人看来，即使你受了苦，也不要控诉。持这种论点的人自己对中国遭受的苦难是瞎子聋子哑巴，也不想让别人看和说话，更不想让一个可以对世界说话的人说话。表面上是家丑不可外扬，实际上是还是无缘无故恐惧外部世界，仇恨外部世界，自我也毫无信任的老套。而且“讨好”两字，其实是反应了说这些话的人本身的潜意识的下等人“讨好”心态。郑念以个人的勇气，让世界知道文革的真象，这种书，越多越好。一个对自己历史有健忘症人，根本不了解自己谁是谁。一个对历史有健忘症的民族，也无法理解自己和想象自己的未来。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二十世纪中国悲剧的集大成。我们对那段历史，不仅仅要弄清史料和很多事件的来龙去脉，还要对这场“革命”进行多角度的考察和分析。为了将来这种悲剧不再重演，我们需要更多的郑念。

 

一本值得尊敬的书
王小心
    我是在11月份某一期上的TIME看到郑念的死讯的。在此之前，我从未看过这本书，也不知道这个人。封面上那个优雅美丽的老太太打动了我，对她的介绍让我更加好奇。去学校图书馆借来，厚厚的一本，讲的是她自己，一个旧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女性在1966-1980年间在上海的遭遇。我这才知道，这本书20年之前在美国出版，震动了当时的英文世界，成为西方人第一次了解中国文革掀起的竹帘。
    郑念原籍湖北，1915年生于中国北京，先后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北平燕京大学。留学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硕士学位。1957年到1966年在英国壳牌石油公司任职。1966年到1973年被关押在上海看守所。她的丈夫郑康琪是郑观应的后代，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派驻澳大利亚官员。后任英国壳牌石油公司(ShellInternationalPetroleumCompany)上海办事处的总经理，直到1957年死于癌症。她文革期间遭到迫害，导致家破人亡。独生女儿郑梅平遭红卫兵活活打死。她被抄家，不久又被关进上海第一看管所，等待审判。在名不正言不顺的监狱里，她呆了六年，经受了无数的折磨，精神的，肉体的，但是她相信自己的无辜，发愤要与关押她的人斗争到底。这六年里，她与女儿毫无联系，1972年出狱后才得知女儿早已死了。1980年她从上海经由香港到了西方，定居华盛顿，从此再也没有回过自己的祖国。TIME对此的评述是，becausesheknewthehomelandshelovedsodeeplyhaddisappearedlongago。
    奇怪的是，看完这本书之后，我反复思索，发现我从未看过哪怕一本，对文革描述如此生动的书。我看过中文出版的报告文学，看过小说，看过历史资料，但没有看过第一人称的，对那期间的回忆和社会风情的白描。我才知道在当时的红色中国是可以有外企的；知道当时还有那样的中产式的生活——她有自己的房子，仆人，有各种各样的古董和首饰；说英文，可以经常出国；更加才知道文革时每日的细致生活，如何开批斗会，红卫兵如何吵架，监狱和看守所的所谓审讯，街道居委会，邻居，开始兴起的“走后门”和一去不回的对知识分子的尊敬和人性中起码的诚信良心。
    郑念的文笔是我们这代人不可企及的：对于这场暴风骤雨式的灾难，即使在最愤怒和不可理喻的情景下，她也避免了最冲动和浮躁的描述，她的文字和故事是那样娓娓道来，充满了老式知识分子的克制与真诚。她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许多地方看得我泪流满面。当她讲到六年监狱之后，她终于回到外面的世界，一个人去买菜的时候，在熙熙攘攘的市场中，有人叫她“太太”。她回头一看，原来是自己文革前的厨师——她在预知红卫兵来抄家之前，就已经散尽了大部分的家产给自己的佣人——两人泪眼相看，都不知道此生竟然还能见面，这种感情虽然是所谓“主仆”之间的情谊，但比今天的大部分朋友都要深厚吧。
    虽然如此，但我觉得在她的笔下，描写的生活似乎不在中国，而是一个与我拉开距离的世界里。也许因为在英文中，许多对话都被翻译得过于书面，也许因为她所受的教育和修养已经不是我们能够企及，但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是她的生活，即使在当时，也与我们拉得太远。一个女人和她的女儿，在60年代的上海能有单独的房子，三四个仆人，这在我看来本来就是差距过大，过于阳春白雪的阶级。郑念自己在书中也写道，当她出狱后请几个朋友——也是我们所说的工人阶级或老百姓的朋友，帮她建了一面墙，她要付给他们钱的时候，被朋友们大笑着拒绝了，说她是“aforeignerwhodidnotunderstandChina”。在我看来，她的出身，她的财富确实让她与中国社会拉开了距离，她应该属于中国“最后的贵族”那一阶层，而不是阶级被打碎之后的中国社会。
    这使她的书中有些观点，确实被局限和束缚。但是，书中流露的那些普世的价值——诚信，良心，善良，人道，平等，是没有时代局限的。作为一个没有任何罪却在监狱中呆了六年的公民，一个女儿被人打死的母亲，她的流畅，动人描述和她美丽、优雅、有教养的存在本身就是对这个时期以及这个时期的始作俑者的最好指控。
    顺便说一下，我觉得她年轻的照片有点像章子怡。她的女儿也是个美人，但那种气质却已经千差万别了。
    这本书在1988年左右在中国出版过，叫《上海生死劫》，是程乃珊翻译的。当然，这样的书也只能在那时出版，在今天再也不可能找到。
郑念以及她的上海生与死
李子旸
    2009年11月2日，郑念女士病逝于美国华盛顿家中，享年94岁。郑念在1980年代着有英文自传体小说《生死在上海》。这本描写她“文革”经历的著作出版以后，成为长时间的欧美畅销书，郑念也因此成为闻名欧美的著名文化人士。1988年，该书曾以内部出版的形式在大陆翻译出版。
    1966年夏天的上海
    以下的情景在许多时间和空间里司空见惯：
    一个富裕人家里，夏天炎热的晚上，女主人坐在自家静静的书房里看报。台灯的光照下，柔软的沙发，织锦缎的垫子，墙边装着中文英文书籍的书架。佣人前来通报有客来访，然后，会客厅里，主人和客人聊着天，佣人端来用精致瓷器盛的茶和英国式薄三明治……
    但在1966年夏天的上海，也会有这种生活吗？
    是的，虽然在那时，在那个城市里，能有这样生活的人非常少，但这毕竟是真实存在的。在我的印象里，1966年的中国，即使是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也似乎断不应该能够存在这种生活景象的。我以为，在那个疯狂的年头以前好几年，这样的人及其生活方式就已经从中国大陆消失了。看来我还是不了解历史。
    这是这本书给我的第一个惊讶。
    这是一本自传体小说，接下来，故事逐渐展开。
    以下是主人公郑念的个人背景：一个知识女性，出生在北京，燕京大学毕业，然后赴英国留学———到英国政治经济学院。在那里，1935年，她遇到了自己未来的丈夫，也是一名中国留学生。他们结了婚。她丈夫成为国民政府的外交官，被派往澳大利亚使馆。在澳大利亚，他们的女儿诞生了。后来，她丈夫回到了中国大陆，在上海继续担任外交官。1948年10月1日，她和女儿也来到了上海。
    1949年以后，他们一家选择继续留在上海。她丈夫不再是外交官，转而出任壳牌公司上海办事处总经理，1957年患病去世。壳牌公司派来了新的总经理，英国人。应壳牌公司邀请，她成为新任总经理的助手。一直工作到1966年壳牌公司离开中国大陆。
    这家人的祖父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著名人物。因此，他们有着丰厚的家产，在国内外的银行都有存款。也因此，他们才能在1966年的时候还保有那种生活方式———独立的三层住宅，男女佣人和厨师、园丁。仅在大陆的银行，她的存款就数以万计。
    当然，随后发生的事情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不意外的。先是家庭遭到红卫兵的洗劫和摧毁，然后是女主人公被捕入狱，狱外的女儿处境更糟。已经是上海电影制片厂著名演员的她，在与母亲失去联系的情况下，被人活活打死。事实上，这本书就是她劫后余生的母亲含泪写来献给她的。
    讲述个人和家庭的苦难，在中国已经很难引起人们兴趣了。但是，人们绝不能因此而蔑视他人的苦难，或者压制他人讲述苦难的空间。这无异于另一种邪恶。而且，郑念的故事和她的讲述具有极大的魅力，深深吸引了我。
    这本书是用英文写成的，在西方世界引起了广泛反响，是一本畅销书。我正是在一本法国人写的上海史中得知这本书的。我读的是中文译本。翻译的味道很浓，英文所特有的那种冷静、严谨，或者说英国味，透过译文，清晰可辨。
    “难道你不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吗？”
    最早打破郑念平静生活的是两个上门通知她参加批判别人的群众会议的人。郑念表示不感兴趣。其中一个人愤怒地责问道：“难道你不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吗？”
    郑念的回答是1966年以后任何一个中国人都说不出来的：“‘文化大革命’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为商行服务，又不是文化组织。”
    1966年9月27日，经历了一个批斗会后，郑念被捕入狱。实际上，说入狱是不准确的，在未来的六年里，她一直被关押在看守所，甚至没有机会来到真正的监狱。因为坚持不认罪，她一直被拘留在看守所，在单人牢房里被拘留了六年。
    书中有大量郑念和其它人，如红卫兵、狱卒、审讯人员的对话。我相信，那些人当时的原话，必定用词简陋、语义含混、语焉不详。他们只有那种水平。他们不可能说出书里的那些语言。那些语言太书面化、太清楚简洁，丝毫也不拖泥带水。作者这样写，虽然失去了某种程度的真实，但这种笔法带来的阅读享受却是非常迷人的。对“文革”那种低贱荒谬的历史，我此前从没见过以如此高贵纯精的笔法进行的叙述。这种叙述本身就是对那种荒谬历史的最大蔑视———甚至在用词方式上，作者也绝不和他们同流。
    在作者对自身经历的叙述中，不时穿插有她对中国当时政治形势的分析和评论。这些分析和评论，在两个方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其一，古典人文教育确实是世界上最可宝贵的东西。接受过这种教育的人，即使没有专门研究过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也自然会有对人的权利、尊严的体验和珍视，有对自由和正义的向往，有对邪恶势力的天然厌恶和警惕。他们中的杰出者，如郑念，还会因此而具有对抗邪恶的无尽勇气和坚定决心。
    其二，本书的中文译本内部出版于1988年。虽然是内部出版，译者和出版者对原书内容的大胆保留也是令人惊讶的。
    郑念在六年的拘留生涯中始终拒绝认罪。指控她的罪名是里通外国、为英国人充当间谍。因为拒绝认罪，郑念曾经被背铐很多天，以至于双手落下了终身的伤害。但她选择坚持，用各种办法坚持。在知识和道德上，她都压倒了审讯人员，以至于，居然能得到某些局部的胜利。在交代材料的底部，落款照例是“犯罪分子”，郑念每次都不厌其烦地在“犯罪分子”前面加上“没有犯过任何罪的”这几个字。在多次重写交代材料以后，再给她的纸上终于不再有“犯罪分子：”这个落款了。
    当然，这种略带喜剧色彩的事情绝不是六年拘留生活的主要内容。更多的是折磨、殴打、审讯、肮脏、饥饿、病痛、孤独、对亲人的苦苦思念和看不到希望。可是，在当局终于要释放郑念的时候，她却拒绝离开。
    林彪事件后，郑念被带出来，有人向她宣布，将要对她宽大处理，释放出狱。郑念感到义愤填膺。她需要的不是宽恕，而是道歉。她拒绝了所谓的释放决议。她要求宣布她根本就是无罪，并且要求赔礼道歉，还要在上海、北京的报纸上公开道歉。
    这种要求只能让专政人员感到好笑。他们当然永远也不会理解这种坚持背后的信念和价值观。
    走出看守所
    郑念还是走出了看守所，因为她以为可以见到久别的女儿，可实际上，女儿在她失去自由不久就已经悲惨地死去了。
    以后的几年依然是“文革”的岁月。郑念和另一家人一起被安置在一座房子里。生活条件还算好于同时期的上海普通人。但从此以后，郑念似乎就要在和街道积极分子和片警的周旋中度过余生了。她信任的一个人居然是个告密者。“我什么时候才能过上正常的生活啊！”
    她去看望自己的一位老朋友，当年，他们两个年轻的母亲曾经一起在澳大利亚的海滩上漫步。现在，这位老朋友已经卧床不起，濒临死亡了。在告别的时候，老朋友给郑念留下的最后遗言是：“想办法出国吧，你还可以做到。”
    出国的机会终于在“文革”结束后出现了。“文革”结束以后，郑念成为统战对象，有机会出席各种妇女界的活动，并同时得到一些特权，比如在内部商店购物。郑念开始准备出国。
    出国的过程还是比较顺利的。郑念以看望在美国的妹妹的名义申请出国。一段时间以后，得到了批准，倒没有太多的周折。然后，为了得到美国签证，郑念找到渣打银行在上海的经理。他们是老相识。她可是银行的重要客户。见到郑念，这位经理有些吃惊，他以为郑念早已死去了。
    很快，郑念拿到了美国签证。从上海登船赴香港时，郑念在船上透过蒙蒙细雨，望着壳牌石油公司的大楼和她原来办公室的窗口，她知道，这一去，就将永远离开祖国。
    在香港，壳牌公司为过去的老员工安排好了飞往美国的头等舱机票。到了美国以后，她终于开始了自由自在、随心所欲的生活。“在我新的生存空间，找不到像上海居民委员会卢英或户籍警老李这样的人物。在自由和轻松的氛围中，我感到精神焕发。”
    全书的结尾是郑念对中国“文革”后的政治经济形势的综合分析。这些分析，虽然写于八十年代，但现在读起来仍然很有启发性，是现在许多人所不及的。
    本书的版权页表明，此书印刷了5万册。看来，八十年代的不少人读过这本书。我是后来者，21世纪才第一次读到这本书。据说谢晋当年曾经打算把这部书改编成电影。如果果然做到的话，应该比《芙蓉镇》的冲击力更强。当然，拍摄的难度也更大。
    八十年代，读这本书的不少人感叹唏嘘。我想，这些人可能联想到了自己在疯狂岁月的遭遇，感同身受。
郑念，比古瓷更美更硬的灵魂
朱大可
    2009年11月2日，杰出的中国女性郑念在美国华盛顿仙逝。这个日子，距离柏林墙被推翻20周年的纪念日，只有短短的一个星期。
    郑念的《生死在上海》(以下简称《生死》)，是中国第一部以“笔述实录”方式反思“文革”的独立回忆录，由此推动了个人回忆录出版的多米诺骨牌。出版者在封面加上“自传体小说”的字样，是一种用以自卫的符号，以便在遭到政治追查时，可用虚构性体裁的理由进行自我辩护。此类手法在上个世纪曾被广泛运用。例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前社长韦君宜，撰写关于延安整风运动的回忆录《露莎的路》，不得不饰以“小说”体裁。读者必须在阅读时进行语法转换，才能握住“小说”的真实意义。
    但《生死》不是虚构性小说，而是真正的历史纪实文本，像里程碑那样，屹立在中国现代史的前沿。跟《露莎的路》使用化名的小说笔法截然不同，《生死》以第一人称直陈事实，时间和地点确凿无疑，文中所涉人物，绝大多数都以真名出场。无论从内容到样式，都呈现为典型的回忆录样式。
    21年以前，我第一次读到了《生死在上海》，惊诧于郑念的这段黑暗记忆，跟我本人的生活，曾发生过戏剧性的交集。根据郑念的描述，她在1973年出狱之后，被政府安置在上海太原路45弄1号二楼居住，跟我所在的25弄，属于一个小区，我们两家之间，相隔只有几十米之远。这一历史细节，激活了我的童年记忆。
    我出生于襄阳南路，两岁时，全家便搬到太原路上。这是典型的欧式建筑群落，包含四排西班牙风格的建筑和一个小小的汽车间广场，当时号称“外国弄堂”，如今改名为“太原小区”。我还记得，在1973年到1977年期间，我时常看到那位叫做姚念媛的“无名氏”，独自出入于弄堂，风姿绰约，衣着华贵。她的孤寂而高傲的表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的南面斜对面，63弄2号，住着著名的英文翻译家方平，76年前后，我时常去他家玩，以一个技校学生的身份，跟他阔论文学、摄影和政治。郑念家的正对面和隔壁，住的都是我的小学同学，也是我童年玩耍的主要地点之一。
    跟郑念同排、相隔几幢房子、也即我家南窗的对面，住着中国胸外科奠基人之一、上海胸科医院院长顾恺时。《生死》里曾经提到过这对患难夫妇。王若望在长篇报告文学《欲望三部曲》(发表于《收获》杂志)里，把顾恺时当做共和国苦难叙事的主人公，精细地描述了他在文革期间的悲剧命运。他的女儿，一位在云南插队的知青美女，曾跟我的密友大头展开过短暂而狂热的姐弟恋，而我这个毫无经验的“菜鸟”，一直在幕后给予热心指导。
    “外国弄堂”及其四周，住着许多“不三不四”的“历史余孽”，例如民国首任总统黎元洪的大公子、中共创始人陈独秀的女儿。陈独秀的外孙，跟我玩过两年，后来突然失踪，据说去了新疆。民国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人物、《秋海棠》的作者秦瘦鸥，就住在我家隔壁，他们夫妇俩经常并肩出入，身材高瘦，犹一双形影不离的筷子。他之所以被红卫兵批斗，除了写毒草小说之外，还因为他居然胆敢用印有毛像的报纸包书。
    回忆录里，还提到了居委会主任卢英和派出所的户籍警“老李”，这也是我熟悉的两个人物。12岁时，一名凶恶的邻居突然冲进家门来殴打我，我被迫举起菜刀自卫，被其它邻居死死抱住。事后，卢英同志对我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而“老李”则没收了我的菜刀，还耐心指导我写下生平第一份“检查”。他给我的唯一称赞是：“小赤佬，侬咯字蛮好嘛！”
    郑念是深居简出的，她对人的审慎和猜疑，流露在她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表情上。她唯一亲密接触的几个人中，应该包括沈克非的妻子程韵。这是其回忆录里被省略的部分。程韵是母亲的好友，里弄工作的积极份子，热衷于在知识分子和大资本家的家属之间展开联络，组织各种活动。她的丈夫沈克非，中国外科学奠基人，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兼中山医院院长，曾任民国卫生署副署长。由于她的牵线，我母亲不仅跟宋庆龄有过往来，也跟郑念有过少量的接触，作为燕京的校友，她们似乎有些共同的话题。但到了1977年，由于父亲去世后长期陷于抑郁状态，母亲需要彻底改变环境。我们不得不跟“外国弄堂”告别，搬进陕西南路绍兴路交界的一处花园别墅。母亲告别了自己的悲痛记忆，而我则告别了阴郁的童年。
    “外国弄堂”的文革情境，郑念本人并没有见识过，因为她的搬入，已是文革后期。1966年到1967年之间，这个小区完全陷入了红色恐怖的迷雾。每天早晨，都有灰皮运尸车驶入，从某幢楼里抬出用白布包裹的尸体。这种阴郁的景象印刻在我的记忆里，犹如挥之不去的噩梦。而郑念的噩梦则固化在臭名昭著的“第一看守所”里。在那里，她必须独自面对各种纳粹式的暴行——饥刑、铐刑、拳打脚踢刑和精神虐待刑，以至于遍体鳞伤，内外交困。但她奋力抗辩，坚决捍卫个人的自由与尊严，拒绝莫须有的“间谍”罪名。她甚至拒绝被释放，除非当局向她道歉。这是极其罕见的场景。我们就此看见了中国女性反抗暴政的伟大品格。
    依据互联网上的时尚解读，郑念的家庭被阐释为“姚家三美女”。这个“性感组合”，包括姚念媛(郑念本人)、郑念的妹妹姚念贻(上海电影译制厂的配音演员)，以及郑念的女儿郑梅萍(上影厂演员)。郑梅萍在文革中被造反派迫害，“自杀”身亡，其真相扑朔迷离，至今仍是难以索解的悬谜。而在丈夫亡故、女儿被杀，家人背叛的情形下，郑念四面楚歌，孑然一身，却保留着良知与勇气，这内在的美丽，穿越了文革时代的严酷黑夜。
    郑念就学于左派阵地的伦敦经济学院，其左翼立场是不言而喻的。而正是这信念促使她选择跟家人一起留在大陆，以期能以自己的西方背景，为新中国建设效力。这曾是无数知识分子的良善理想，但经过包括文革在内的历次运动，这夙愿早已化为齑粉，仿佛是一堆被飓风卷走的尘土。正是由于英国壳牌公司的背景，她沦为疯狂猜疑和迫害的对象。郑念的遭遇，俨然是白桦的电影《太阳与人》中那位画家的现实投影。在乌托邦小说《1984》里，奥威尔进一步阐释了这种荒谬的极权语法，那就是——永不停息地从自己人中间制造“敌人”以及“敌人的帮凶”。
    作家约翰·库切深感惊异的，是郑念非凡的个人勇气，而我阅读《生死》时，还要惊异于文明的脆弱与坚硬，犹如高贵的瓷器。红卫兵抄家砸烂了那些优雅的明清古瓷，郑念以自己的机智，庇护了残剩的藏品，并在文革后把它们捐赠给上海博物馆。这是一次富于象征意味的事件。面对极权主义的狂热暴力，华夏文明像明清瓷器一样破碎了，而只是由于“郑念们”的抗争，它们才有望跟郑念一起残留下来，成为未来文化复兴的种籽。(原载《亚洲周刊》，发表时略有改动)
   
《上海生与死》作者郑念去世
华盛顿2009年11月08日
    郑念花絮
    《上海生与死》这本书是郑念女士用英文撰写的，1986年在美国首次出版，清楚地记录了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代、文革时代所发生的事件。该书问世之后，立即在西方政界、文坛、以及社会上引起轰动。
    撰写了震动英文世界的《上海生与死》一书的郑念女士，日前(2009年11月2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因病去世，享年94岁。美国之音中文部就郑念女士的生平和著作，采访了同是出生在中国、由于同现政府持不同政见而定居美国的几位著名作家和学者，包括郑念生前的好友。
    中国著名作家、1989年民主运动之后被迫流亡海外、目前旅居美国的苏晓康先生星期六从他在美国东部德拉瓦州的家中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高度评价了《上海生与死》这本书；他说，这本书让中国以外的人了解到了文革时代的中国，从这个意义上讲，郑念的成就几乎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鲜有的成就*
    苏晓康说：“这两天听到郑念女士去世的消息之后，我想到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美国人、我不敢说整个西方人，至今对中国文革的认识，仅仅达到郑念书中所提供的这些资讯的程度。大概可以算上的另外一本书是[一滴泪]，巫宁坤先生写的，他是讲他整个右派的经历，但是其中也包括文革。可以说西方读者、西方民众对于文革的了解，就是这两本书而已，没有更多的，因为中国人没有写出来让西方读者感兴趣的、或者说是能够听懂的、看得懂的(著作)。”
    《上海生与死》这本书是郑念女士用英文撰写的，1986年在美国首次出版，清楚地记录了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代、文革时代所发生的事件。该书问世之后，立即在西方政界、文坛、以及社会上引起轰动。
    *故事令人落泪*
    著名历史学家、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余英时教授回忆说，他那个时候任教的普林斯顿大学附近，有一个读书俱乐部，郑念的书发表以后，大家都想请她来演讲。余英时先生的夫人找到郑念以后，郑念很爽快地一口答应下来，从华盛顿到普林斯顿，给俱乐部里普通的美国人讲她的书，讲中国的文革。余英时教授星期天从他在新泽西州的家中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余英时先生说：“她讲得非常动人，全场的听众都哭了。”
    郑念原本不姓郑，她1915年生于北京，原名姚念谖，在天津南开中学毕业以后，就读燕京大学，之后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深造，并在那里认识了一位姓郑的留学生，两人相爱结婚，婚后她跟随先生改姓郑。两人学成后一同返回当时的中华民国，她的先生先是在当时民国政府外交部任职，1949年以后又在上海壳牌国际石油公司驻中国办事处担任主管，不幸1957年死于癌症。
    郑念夫妇唯一的一个孩子、女儿梅平1942年生于澳大利亚，后来随父母回到中国。
    郑念生前接受采访时曾经说，文革期间，她因为和壳牌石油公司的关系被抄家，一开始，因为女儿梅平是共青团员，她的房间没有被抄，但是，母女两个人之间不允许说话；后来运动越来越厉害，女儿梅平的房间也被抄了，并且还被关到牛棚里。郑念说，一开始，她还可以让佣人给梅平送被子、换洗的衣服等等，但是1966年9月，她本人被关押以后，母女之间就失去了联系。1973年3月，郑念出狱了，但是她被告知，她的女儿梅平已经不在人世了。
    多少年来，梅平的死因一直不是特别清楚，郑念相信梅平是被逮捕和监禁她的那些人迫害致死的。
    *情系冤死的女儿、有如天安门母亲*
    余英时教授说，女儿的死，以及她对女儿的怀念，是郑念着书的主要动力。“她受到极不公平的待遇，尤其她女儿的死，这是最重要的，她女儿死，等于她自己也死了一样。她自己在监牢里遭受了无数的打击、迫害、刑罚，但是她都不为所动，但是一听说女儿死了，她整个人就崩溃了。”
    余英时教授进而分析说：“她后来的生命就是为她女儿，她写这本书也是为她女儿，让她女儿可以永生；个人伤痛是最大的，她并没有唱高调，并没有谈国家民族这些大问题。她就是从她一家子被共产党毁灭，她先生也因此而早死；一家人的伤痛，在《上海生与死》当中，一一表露出来了；就像我说的天安门母亲，都是个人有这样的伤痛，不容易忘记的，不可能忘记的。”
    *不做健忘的民族、不让历史重演*
    历史学家余英时说，如果中国目前整个制度没有一个相当根本的改变，就很难有正常化的记忆。他说，中国目前的执政党想要人们忘记文革那一段对执政党不利的历史，但是，郑念的书把那一段记忆变为永恒。
    余英时和苏晓康都认为，郑念所秉持的那种坚忍不拔的精神，是最让人钦佩的。
    苏晓康说：“她用她个人微弱的一点力量，来跟中国人这种遗忘做斗争，这是非常令人感动的；她知道如果一个民族什么都遗忘的话，是没有希望的，而且她所经历的悲剧还会发生，她女儿所经历的悲剧还会发生。”
    *独立的人格、坚忍不拔*
    余英时先生和夫人最后一次见到郑念，是2007年，在郑念在华盛顿市区里的家中。余英时先生说，一直到晚年，郑念都一直非常独立，90多岁了，还照样开车。
    余英时先生说：“她通常都是自己去买菜，自己开车，她90多岁，我们(2005年那次)去的时候，她还开车带我们到旁边的中国馆子吃饭。偶尔有一两个亲戚或者朋友来照顾她，但是很少，基本上她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人。她人品极高，绝对不会向共产党妥协；不会说现在共产党现在有钱了，对你也很好，然后就放弃过去的追求，郑念绝不肯的。如果中国人都能像郑念，第一，共产党不会产生，第二，产生了也不会长久；但是在中国，妥协的人远远多于坚持自己立场的人，这是很大的悲剧。”
    *抵抗文学的里程碑*
    华盛顿邮报著名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特海姆在郑念去世的当天撰文说，《上海生与死》这本书是抵抗文学中的一座里程碑。
    他说，郑念有时候讲到一个人的生活里面需要有“任务感”，而她这一生的“任务”就是在心理上、精神上，永远不让恶势力占上风，而且要为历史做证人，同时还要在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和悲哀中，勇敢地、自尊地生活下去。

 

《上海生死劫》为“文革”保存个体档案
2010年1月12日《南方都市报》
    香肩担道义，万劫一念，
    以残躯弱质，向强权讨罪己诏
    妙手着文章，千红同悲，
    凭公道人心，为时代作墓志铭
    (郑念的《上海生死劫》，为“文革”保存个体档案。)
    2009年11月2日，94岁的华裔女作家郑念在美国华盛顿家中去世。
    郑念并非职业作家。1987年在英美出版的英文回忆录《上海生与死》，是她一生唯一的作品。该书为海外出版的首部讲述“文革”的作品，一面世即引发轰动。该书中文版于1987、1988年在国内出版，内部发行，译为《生死在上海》、《上海生死劫》等。
    郑念原名姚念媛，1915年1月生于北京，祖父是汉冶萍钢铁企业的创始人，父亲曾留学日本并任北洋政府高官。1930年代郑念留学英国，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在此她遇到后来的丈夫郑康琪。郑念夫妇归国后，郑康琪先在国民政府外交部工作，1950年代在英国壳牌石油公司上海办事处任总经理。1957年，郑念在丈夫病逝之后，受邀在壳牌公司担任总经理助理。“文革”期间，郑念被控为英国间谍，被关押近7年。其间她的独生女梅平遭红卫兵迫害致死。
    《上海生与死》一书详尽记录了郑念在“文革”中的苦难遭遇。1966年9月27日，在经历了一个批斗会后，郑念被捕入狱，罪名是帝国主义走狗、英国间谍。事实上，因为她坚持不认罪，她没有进入真正的监狱，而是进入了上海第一看管所等待审判。在这里她一呆就是六年半，经受无数精神和肉体的折磨。
    在狱中，郑念以极大的勇气和智慧对抗高压。她努力以背诵唐诗甚至毛选来保持头脑的清晰。因为“如果我失去清醒思考问题的能力，那要比头发大把脱落，牙龈出血和体重骤减更使我害怕”。
    在知识和道德上，她都压倒了审讯人员。她对毛泽东的著作，比审讯她的人还熟悉。她时时用毛的话来质询她的审讯者，要求澄清自己无罪。书中有大量她与审讯者之间斗智斗勇的对话。看守为了让她“闭嘴”而拳脚相加，她的胳膊和大腿经常青一块紫一块。也有看守对她产生了钦佩之心。交代材料的落款照例是“犯罪分子”，郑念每次都不厌其烦地在“犯罪分子”前面加上“没有犯过任何罪的”这几个字。多次重写交代材料后，给她的纸上终于不再有“犯罪分子”这个落款。
    林彪事件后，郑念被释放，但她拒绝离开，要求宣布她无罪，并在上海、北京的报纸上公开道歉。在看守所的人看来，这简直可笑之极，她被扔到大街上。
    1973年出狱的时候，郑念骨瘦如柴，体重不足80磅。更令她痛苦的是，她被告知女儿梅平早已自杀。郑念始终坚信女儿是被谋杀的，并进行了长时间的调查。
    郑梅平从电影学校毕业后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她热爱祖国，是优秀共青团员和积极分子。1966年前后，壳牌公司离开大陆，郑念本来要调到香港工作，就因女儿不愿出国而放弃。郑念入狱后，与女儿彻底失去联系。
    出狱后，别人告诉郑念，梅平跳楼自杀了。事后郑念从梅平的同学处得知，梅平的尸体被送到医院时，浑身是伤，是被打死的。可这是“文革”初期混乱的结果，没有人愿意认真调查此事。
    1980年，郑念离开中国前往香港，她深知此去很难再回来。“只有上帝才知道我是何等努力地忠实于我的祖国，但是我失败了，彻底失败了，却并不是由于我之错。”她后来移民美国，在华盛顿定居。
    郑念的书出版以后引发轰动，从华盛顿到普林斯顿，她受邀给普通的美国人讲她的书。历史学家余英时说：“她讲得非常动人，全场的听众都哭了。”郑念将着书所得的优厚稿酬设立“梅平基金会”，专门资助大陆留美学生。
    “虽然她被时代裹挟、冲击、击碎，但是她从来没有丧失过独立思考的能力。本质上，她是一个自由知识分子，”旅美学者沈睿这样评价。沈睿认为《上海生与死》开创了中国文学的一个新类别：个人对苦难的回忆和记录。    《上海生与死》作者郑念去世享年94岁
    以《上海生与死》一书闻名于英美文坛的华人女作家郑念于11月2日在美国华盛顿去世，享年94岁。《上海生与死》是“文革”结束后在海外出版的第一本关于那段历史的小说，所以1987年小说在英美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小说以郑念个人经历创作。小说中文版于1988年出版，译者为程乃珊。
    据媒体报道，今年7月郑念在家中洗澡不慎被热水烫伤住院，最后导致细菌感染，终致不治过世。郑念原名姚念谖，1915年生于北京，父亲是日本留学生，曾任北洋政府高官。郑念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30年代留学英国，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郑念后来嫁给同在英国留学的中国学生郑康琪，随夫姓易名为郑念。郑念夫妇完成学业归国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夫妇两人投奔重庆，郑康琪加入了外交部，驻澳长达7年。1949年之后，两人没有入台，而是留在上海。1957年，郑念在丈夫去世之后继其夫在上海任职壳牌石油公司，担任英国总经理的助理，直到“文革”爆发。“文革”期间，由于郑念是英国留学生，长期供职外商公司，被控为英国的间谍，被关在监狱7年。其间她在上海电影厂担任演员的独生女梅平遭红卫兵迫害致死。1980年，郑念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后定居美国。
    1987年轰动英美的《上海生与死》就以郑念个人经历创作，这也是“文革”后第一本以英文创作的“文革”题材小说。凭借这部小说，郑念一夜成名，晚年即靠版税和演讲收入生活。郑念在记录史实的时候，既详细地记录了这些政治事件，也仔细地记录了这些事件怎样影响到她个人，并力图分析这种个人和政治事件之间的关系。这使这本书有种个人编年史的性质。当年小说出版后，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库切都忍不住在《纽约时报》上写书评，推荐这部小说。他评价，“在人的水平上，她的回忆录最伟大的可贵之处，在于她对自己抵抗心理和身体的压力的记录。”库切称赞这是一本“信息多，充满了勇气的，吸引人的书”。(记者石剑峰)
    (来源：2009年11月《东方早报》)

 

生 死 与 共 浦 江 情
——追忆一代名媛郑念女士
程乃珊
    以《上海生死劫》一书闻名于英美文坛的华人女作家郑念于11月2日在美国华盛顿去世，享年94岁。《上海生死劫》是“文革”结束后在海外出版的第一本关于那段历史的小说，所以1987年小说在英美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小说以郑念个人经历创作。小说中文版于1988年出版，同样引起国内读者强烈反响，公认这是一部真正的伤痕文学经典。闻讯郑念不幸去世后，《上海生死劫》译者之一、上海著名作家程乃珊特撰文纪念、追忆书作者，文章发表在《新民周刊》2009年第47期上。
    “1980年9月20日，我告别了上海……大雨迷茫中，隐隐望得见远远耸立的外滩1号亚细亚大楼乃至楼内我办公室的窗口……我要与生我育我的祖国永别了，这是个粉碎性的断裂，上帝知道，我是多么爱我的祖国……”
    ——摘自郑念《上海生死劫》

 

外滩1号亚细亚大楼曾是郑念夫妇工作的地方
    《上海生死劫》的作者郑念不是一位职业作家，她的作品只有一部，虽然此书的问世比内地文坛伤痕文学奠基人卢新华的《伤痕》要迟，但因为作者是直接用英文写作，再加上她独特的文化背景和直白不矫情的行文，故而更具真情和世界共性，甫问世即引起轰动。要说伤痕文学的经典，笔者首推此书。
    1988年9月，我与母亲潘佐君女士合译的《上海生死劫》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首版发行5万册，立时销售一空，更有个体书贩必要硬搭几本过期期刊与此书一起出售。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此书没有再版。当时还有另一中文版本，或者因为同样的原因吧，此书后来也不见再版。
    1996年，在香港，徐枫女士曾约请我写《上海生死劫》电影剧本，她已买下此书改编权，并将亲任女主角，以告别自己水银灯下的生涯。笔者交出初稿，但总也不见电影开机。
    籍贯不是上海的“上海名媛”
    树高千丈，叶落归根。一直以来，中国人的“根”的界定，是以其籍贯为依据的，然近百年来随着交通资讯的开拓和个人居住选择权的开放，我们更以文化认知及人文价值的归宿来认定我们的“根”，所谓“上海人”就是一个最典型的实例。
    郑念女士，原名姚念媛，原籍湖北，1915年出生于北京，父亲为留日海归，在北洋政府任高官。郑念先后在天津中西女中和燕京大学受教育，后赴伦敦留学获硕士学位。丈夫郑康祺原籍济南，为留英博士，双双学成回国后，丈夫出任民国时期驻澳大利亚外交官。上海一解放，郑康祺博士就受聘任市政府外交顾问，不久出任英资壳牌石油公司(即亚细亚石油公司，此为唯一与红色中国保留贸易关系的西方公司)上海办事处总经理。1957年郑康祺博士去世，英方以甘词厚币恳请郑念担任总经理助理直至1966年壳牌结束在中国的业务。“郑念”这个笔名就是为纪念1957年去世的亡夫而起。
    从1949年4月起直至1980年9月，郑念一家一直生活在上海，虽然她一口京片子，从不讲上海话，但她的所有亲友，喜爱她的读者包括她本人，都认定她就是一个上海人。直至去美国后，她几乎所有的衣服，都是量了尺寸寄回上海请她相熟的上海裁缝做，再托人从上海带去。1980年她离开上海前夕，婉拒了上海博物馆收购她收藏的极其珍贵的文物的要求，而是按她“文革”前已立下的遗嘱，将文物无偿捐献给上海博物馆。她的青春、她的事业、她满腔的中华热血、她对未来的殷切期望都无私地献给她生活了37年的这座城市。她为书起名《LifeandDeathinShanghai》，是因为她早已认定自己的生命已与上海结成一段血缘共同体。1980年她的痛别上海，令她心中从此裂开一个很深的创口，永不会封口。她已预知不会再回来了，当时是因为特定的历史条件，后来是因为年事已高，经不起长途飞行的折腾。
    以郑念女士的家世、经历和教育，笔者幡然悟到，她才是真正的一代上海名媛。眼下在各种标榜为上层女子时尚杂志中介绍的所谓新名媛，无非是美女加有钱丈夫或父亲及名牌堆身，充斥着暴发户的奢华，看在眼里很为那曾经掠过时间回廊并投下高贵倩影的名媛叫屈。
    名媛就是女中贵族，她们的崛起和出现，为中国女界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文明和生活风格。贵族的“贵”，不在锦衣玉食、奴仆成群、前呼后拥，而在不用其一贯遵循的人文价值原则作交易，竭力维护自己在平民中的表率风范。犹如《桂河大桥》中那位英国军官，虽然沦为俘虏、虽然已衣衫褴褛，但面对敌战国军方的淫威所表现出的傲气和贵气，令人肃然！好像是福楼拜说过：一位真正的贵族不在他生来就是个贵族，而在他直到去世仍保持着贵族的风采和尊严。
    郑念，就是这样一位名媛。
    郑念与张爱玲
    写到这里，忽然忆起另外一位家世显赫同样以母语以外的英文写作、同样早年离开上海在美国孤独终老的名媛——张爱玲。她们相差5岁。
    张爱玲祖籍也不是上海，但她对上海的爱和思恋之情，我们从她后来去美国后写的或改写的几部小说中，仍强烈地感受到。与郑念一样，她的旗袍，也是托好友宋淇夫妇从香港找上海裁缝做的。两位名媛都十分西化，高傲执着，重视私人空间，但总觉得张爱玲的世界，还未走出白流苏那个连钟摆都比外面慢一个时辰的幽黯的老公馆。尽管一样喝红茶、讲流利英文、对色彩搭配都有敏锐独到的见解，但郑念比张爱玲要大气得多。张爱玲是一位末路名媛，郑念则是少数勇于走出悠闲沙龙、置身于大时代舞台聚光灯下翩然起舞的一代新名媛！
    张爱玲最终与胡兰成诀别，最关键的是因为他的不忠，此外什么国土沦丧、民族气节，她都不予关心。去美国大半辈子，嫁了个美国丈夫，但张爱玲却似从来没融入其主流社会，按说以她的英文程度应该完全不成问题的。而郑念虽然去美时已六十有五，但她很快使自己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和环境：诸如高速公路上的驾驶、超市购物及银行自动提存款机……当然，她不否认“……当落日渐渐西沉，一种惆怅有失及阵阵乡愁会袭上心头”，但她仍“次日清晨准时起床，乐观又精力充沛地迎接上帝赐给我的新一天”。虽然身在异邦，她也从不将自己与中国隔绝，“我还是关注着中国的一切，来自中国的种种消息令我十分鼓舞，中国实行新经济政策后的空前繁荣，我感到欣慰”(《上海生死劫》跋)……
    对热爱自己的读者，哪怕“张迷”，张爱玲的反应也是十分冷淡的。与张爱玲的避世和孤僻不同，郑念十分热烈地回应她的读者，她四处演讲与读者沟通交流，广交中西朋友。她将着书所得的优厚稿酬设立“梅平基金会”，专门资助大陆留美学生。离开故国后，她们两人都无比思念上海，却又从此再也没回过上海，哪怕已人到香港了。或者这就是“近乡情怯”吧！张爱玲在中国文坛上的成就是毋庸置疑的，而郑念行文中别具国际视野的对上海城市精神的剖析，在今天众多写上海的作家中，是罕见的。
    与张爱玲的孤凄晚景相比，郑念的晚年要优渥充实得多。她在华盛顿高尚住宅区购有二房二厅四个浴室的180平方米公寓，布置得十分有品位，满屋是书。但她与张爱玲都逃脱不了异乡终老的无奈孤独和落寞！数月前，她在浴缸里摔倒起不来，因一人独住，无人知晓。好在次日上午，她约好的一个朋友来访，按铃无人答应，特地叫来大厦管理员打开房门，郑念才被及时送入医院，但已元气大伤，医生告知她的寿命最多只有一年——这大约就是美国文化吧！她听了平静地回答：“我已经活够了，我要准备回家了！”
    “文革”中郑念身陷囹圄，长时双手被反铐在背后以至勒得血肉模糊，令她每一次如厕后欲拉上裤侧的拉链都痛如刀割，她宁愿忍受这钻心的疼痛也不愿敞开裤链以至有可能闪露出里面的内裤……在牢狱中受尽非人的折磨，有人好心劝她放声嚎哭来引起恶势力发善心，她坚决不从：“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才可以发出那种嚎哭的声音，这实在太不文明了……”
    梅平之死
    郑念与女儿梅平
    老友Y君，与郑念的独生女儿梅平青梅竹马，后终因其太高的门户，在“文革”前就理性地割舍了这段情愫。翩翩美少年现在也已七十来岁了。曾问过Y君有否后悔当年太理智斩断此情？Y君沉吟了半天，缓缓说：“如果那时我还是和她在一起，至少，我一定不会让梅平死！”
    Y君记得最后一次见到梅平，是在上影厂门房里，虽然母亲被关押家产查抄，但毕竟青春总会给人希望。那时梅平手里拿着一杯水灵灵的嫣红的草莓，边吃边与人聊天，神情还可以。看这样子不像数日后会从体委大楼跳楼自杀，因此Y君从来不相信梅平是自杀的定案。她告诉Y君，家里钱财全部抄光(当时她仍是电影学校学生，没有收入)，但她知道在香港汇丰银行还有户头，问Y君如何可以与银行联系，汇点钱来。这个生于海外，在暖房长大的漂亮女孩子就是这样不设防，Y君立时制止她：“你铜钿没有我帮你，但一定不可以擅自与香港联系……”梅平有无听他劝告不轻率妄动那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即使没有妄动，也注定她是逃不脱这场厄运的！
    上海电视台翻译周灵女士告诉过我，“文革”打砸抢高峰时，郑梅平在朋友都本珍陪同下曾擅自来敲周灵家门。其实她们素不相识，只是看到周灵家门口贴的大字报——周灵是在俄罗斯基辅出生，父亲是民国时代驻苏大使，母亲曾任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俄语教师。“文革”中母亲被关押，天真的梅平因此认定，“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就找上门来：“我一个人实在太害怕了，我们两人住在一起作伴好吗？”
    周灵毕竟成熟多了，虽然“同是天涯沦落人”，只好硬着心肠回绝了她。由此可见，梅平当时是多么无助！事后周灵多次自责，如果当时将郑梅平“收留”下来，大家互相有个伴，或者梅平就可以逃过一劫吧？谁知道呢？在那人妖颠倒的时段，任何推测忖度都无济于事！
    澳大利亚出生的梅平自小英文流利，在少年宫就开始接待外宾，还是市女子划艇队队长，弹得一手好钢琴，还被选拔进上海电影学校表演系。当她青春的身躯从市体委大楼坠下，孤凄无助犹如一片落叶，迎着对面人民公园绿丛中一抹残阳，拥抱的是她从小就走熟的人来人往的南京路。她在高空中下坠时，会不会痛呼一声“妈妈”？
    汇聚浦江
    1989年，笔者在华盛顿首次与郑念女士零距离接触。那时她应已七十好几了，开着一辆白色的日本车，穿着一身藕色胸前有飘带的真丝衬衫和灰色丝质长裤，黑平跟尖头皮鞋，一头银发，很上海，与周小燕十分神似，一样是瘦削挺拔，只是郑女士更显高挑。她是那样漂亮，特别那双眼睛，虽历经风侵霜蚀，目光仍明亮敏锐，只是眼袋很沉幽，那是负载着往事悲情的遗痕吧！
    她请我在一家讲究的中餐馆吃饭。有趣的是，她带我走的是后门，从厨房穿进去，在一僻静的角落里，有张似是她专用的台子。她诙谐地说：“中国人就是会走后门，但美国的后门只是通厨房。”后来我才明白，这家中餐厅在当地颇出名，且客人多为华人，从前门进来怕太注目吧。当我惴惴不安向她道歉未经她同意就与母亲合作将她书译成中文并在内地出版时，她爽朗地笑起来：“这不是很好吗，让内地人也能读到我的书，我要谢谢你和你的母亲。”她在餐桌边翻看起来，马上很认真地说：“这本书就是要上海人译，比台湾人好。”我得到鼓励，老实不客气地说：“只有我们才翻得出‘一打三反’，‘深挖洞，广积粮’这些富‘文革’时代特色的名词……”她深表同意。
    她十分健谈，讲到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常利用她在各地演讲的机会，撺弄她讲一些不利于中国的言语。比如，一次，有人递纸条问她：“如果你有机会见到邓小平，但只允许你与他提一个忠告，以你的亲历，你会说什么？”
    说到这里，郑念如小女孩样眨眨眼睛调皮地反问我：“你猜我怎么回答他？”不等我回答，她自己先哈哈大笑起来：“我对他说，我会给邓小平一个忠告，那就是：Nomoresmoking！(不要再吸烟了！)”
    她告诉我，上海亲人已将梅平的骨灰带出来了，她要携她去夏威夷海葬。她微笑着说：“是因为太平洋通中国，海水会将她带回上海。”说到这里，她有点哽咽，她又说，她已在遗嘱中交待，自己身后骨灰同样撒入太平洋。现今，母女终可在黄浦江汇合了。上海张开温暖的怀抱等着远行女儿的还乡。

 

不止是一个优雅女性的生死劫
羊城晚报2009年11月17日
    华人女作家郑念于11月2日在美国华盛顿去世，享年94岁。郑念是谁？———
    □沈嘉禄
    消息传到本地纸媒，已经晚了一个星期。华人女作家郑念于11月2日在美国华盛顿去世，享年94岁。
    郑念是谁？不少青年读者也许会生出些许隔膜。但在20年前，她以《上海生与死》一书刺痛了中国人的心，整个世界也被震惊。这本小说———其实是个人的传记，也许是十年动乱后在海外出版的第一本关于那段历史的小说。该书是用英文写成的，1987年在英美出版后即引起轰动。大陆在次年推出了中译本，译者是当红小说家程乃珊和潘佐君。据说大陆至少有两个版本，分别由不同出版社推出。此书的出版，在思想解放激起的炫目浪花中，被视作文化环境大大改善的实证。
    但也许是伤痕文学已经退潮了，中国作家开始向先锋与乡土寻找疆域，此书像一缕青烟一样散开。文学批评界对郑念的冷淡无法否认，是因为它出自一位业余作家之手，还是因为文本不那么先锋或寻根？到今天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一篇从文本入手，从个人际遇深入到国民精神去回顾并不遥远的那段历史的评论文章。
    94岁了，一个老太太，夏天时在家中洗澡，不慎被热水烫伤，虽住院医治，但还是因导致细菌感染，引起大面积溃疡、体能衰竭而溘然去世。
    郑念的经历也许很适宜小说的叙述：她原名姚念媛，1915年生于北京，父亲是日本留学生，曾任北洋政府高官。郑念毕业于燕京大学，30年代负笈英伦，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其间嫁给同在英国留学的中国学生郑康琪，并随夫姓———可见是一个老派女性。据说他们曾在一个很激进的社会主义学院里学过经济学。1939年夫妇俩完成学业并获得相应学位后归国，抗日战争已经爆发，于是辗转来到大后方重庆。郑康琪进入外交部，被派到澳大利亚任外交官员，一呆就是7年。郑念相夫教子，过着衣食无忧的上层生活。1948年秋，他们回到上海，丈夫赴任国民政府外交部上海办事处主任。
    1949年改朝换代之际，他们没有赴台，而是选择留在上海，可以说，他们对新政权是信任的，至少是有期待的。所以，解放后郑康琪曾任上海市政府的外交顾问，后来又成为英国壳牌石油公司上海办事处的总经理，直到1957年死于癌症。按照西方评论家的说法，“壳牌公司是当时唯一留在红色中国的外国石油公司。红色中国需要外国的石油，需要郑念丈夫这样既受英国人信任，也没有那么多政治背景的人工作。在这种幸运之中，郑念一家……继续维持过去的中产阶级生活”。
    这个说法虽然有点刺耳，还算比较客观。丈夫去世后，郑念也进入壳牌石油公司，担任英国总经理的助理，这是不是根据有关部门的指示呢？不得而知。但到了1966年，风云突变。
    1966年到1973年，整整7年，郑念是在上海看守所里度过的。就在她陷身囹圄时，他们的独生女儿郑梅萍死于不明原因。
    相关媒体的报道说：郑念在记录史实的时候，既详细地记录了这些政治事件，也仔细地记录了这些事件怎样影响到她个人，并力图分析这种个人和政治事件之间的关系，这使这本书有种个人编年史的性质。
    这个说法也不错，但如果从文本来分析的话，就会觉得过于简单。作为一本传记色彩浓烈的小说，细节的力量足以表明纪实类文本往往比虚构类作品更具剜心剔肉的刺痛感，让20年后的我仍然感到坐立不安。我对中产阶级的生活兴趣不大，但对郑念的狱中生活的描写至今印象鲜活。一个中产阶级的知识女性，在巨大落差之下还是咬紧牙关活下去，需要坚韧与智慧，更让人动情的是，她以一种巨大的力量支撑起作为人的尊严。比如在衣服都烂掉的情况下，她还是凑一些破布缝制了一只胸罩。这是生活方式吗？不，这是对自己，也是对看守所里的狱警的尊重。后来，“九一三事件”后，形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此时的她由于营养不良，牙龈溃烂，体内持续出血，被疑为患了子宫癌，警方在没有任何说法的情况下将她释放。郑念要求给个说法，遭到拒绝后她表示宁愿待在狱里，除非有关方面向她道歉，最后她是被推出看守所的。
    1980年9月，郑念去了美国。临出国前，她把抄家发还的珍贵古瓷器捐献给了上海博物馆。
    《上海生与死》在西方受到好评，我们不能武断地认定郑念是用这本书取悦西方舆论，这是一种很蛮横的惯性思维。与有些小说———比如《花轿泪》不同的是，郑念并没有沉浸于个人的遭遇之中而喋喋不休地倾诉以争取异邦读者的眼泪，而是对体制及国民性有深层次思考，我认为这就是超越与突破，这已经不是一个人的回忆录了。今天，在王蒙老师认定的文学繁荣局面中，这样的作品仍然太少。我们对历史的态度，不能用“向前看”一句话轻轻带过，对昨天经历的故意漠视与遗忘，直接的后果就是对前方的迷茫与模糊。我希望这小说能够再版，至少让我们的后代读一读，而不至于一提起相去不远的苦难，他们就塞住耳朵大叫：那是旧社会的事啊！我不要听。
    缺少历史感和反思自觉的下一代，如何担当国家的未来！这份忧虑，要求我们静静地怀念一个刚刚离去的女性。
余英时：介绍《上海生与死》与《一滴泪》
    郑念是1915年出生的，今年、就是2009年11月2号过去的。她在美国出了一本书，叫《上海生与死》，是非常著名的。1986年先在英国出版，后来1984年在美国。(——原文如此)这本书教育了西方读者整整三代。书出来的时候就变成畅销书，重要的杂志上都转载，自从林语堂以后还没有看到有《上海生与死》这样轰动的。
    郑念是什么人呢？她是一位书香门第的女孩子，燕京大学毕业的。然后三十年代就到伦敦去读书，读的是非常有名的伦敦经济学院。当时在这个学院里面有很重要的思想家，提倡费边社的，就是民主的社会主义这一套思想的。
    她本来姓姚，叫姚念媛。后来她嫁了丈夫，是郑先生。郑先生是叫郑康琪，他原来的时候也在伦敦读书、读博士学位。所以两个认识、然后就结婚了。郑先生后来就进入中国的外交界，到1948年他还是在澳洲做总领事，是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
    不过，国民党崩溃以后，他跟他的夫人、就是郑念，同时回到中国。他们厌倦了战争，也不想去台湾，在中国英国的石油公司、Shell公司，请她先生做上海的总经理。所以这样的关系，他就是给共产党的中国解决石油的问题，是很重要的。当时周恩来很重视他们夫妇，而且鼓励他们这样做的。
    所以这一段开始的生活很好，可惜57年她的先生过去了。先生过去以后，本来她还接任做Shell的特别顾问，也是帮中国解决石油问题，同时在英国石油公司跟中国政府之间谈判的时候，她可以中间做一个调停的人，也发生很正面的作用，所以很得双方的信任。
    不过，她的工作是跟政治本来没有关系的，可是文革一来她就倒霉了。文革的时候她就被抓起来，然后她就关在监牢里很久，差不多到73年才被放。她有一个女儿，出来以后才发现女儿已经死了。说是自杀，其实是红卫兵杀掉的。
    她在监牢里，是以美国特务、英国特务名义抓进去的。他们想把她打成特务，然后由她牵涉到周恩来，就把周恩来也打垮。她当然不承认，她是很爱国才回去的，否则她早就可以生活得很好。
    所以女儿之死，是她一生最伤心的事情。所以80年出来以后，英国的石油公司把她丈夫和她自己的一些储蓄存款都还给她，所以她在美国还可以过一个相当好的日子，所以就在华盛顿住下来了。
    在这个期间，就是84、85、86，她就开始写她的自传。这个自传就是《上海生与死》，写得非常得生动。她主要是对她女儿的死绝对不甘心的。他们要女儿说她是美国特务、证实这一点，女儿不肯，然后就被打死了。详细情形我希望中国的读者能够有机会去看她英文的原文。
    海外好象有译本，但是她并不满意。她自己晚年想把它译成中文也没有译成了，她没有这个时间了。总而言之，这是一个了不得的书。这个书表现她一方面爱自己的国家，一方面也不是糊涂到把国家跟党放成一块儿。她开始对共产党也是很敬佩的，才去给它做事。到后来，发现共产党、毛泽东，至少毛泽东时代是这样一个不讲理的社会，她绝对不肯屈服。
    在监牢里，怎么样打她、怎么样说她，怎么样用酷刑，她都不屈服半点。所以，出来写这样一个提倡自由社会的重要的书。这个书在美国果然引起重大的反应，在海外中国人作家中间、中国读者群中间，也起了不得了的作用。
    你说这个书写是1987年，87年时候还对邓小平、赵紫阳，书的最后表示她的关切，希望改革成功。可见她彻头彻尾不是一个乱骂中国的人，是尤其爱中国的人。她对共产党也没有完全说彻底反对它，只希望它经过改进以后，可以进入一个文明的社会，这是她所想望的。
    可是这一点愿望它就是达不到，所以她后来就坚决不肯再回上海。像这样的人，我觉得是，第一，把中国的真相真正告诉美国人，同时也表现中国人中间还有这样有教养、有才能、而又不激愤、非常心平气和，但同时又是感情丰沛，这是非常难得的结合。一方面非常理智，一方面感情深厚，这样的书又能动人、又能服人。以理服人、以情动人。所以她这个成就是极其伟大的。
    现在她过去了，但是我相信她的精神如果中国人能够接触到，一定会发生正面的好的影响。我现在能想到的就是另外一个作者，比她小个5岁，现在还活着，健康还很好，就是巫宁坤先生。他写的一本英文的、在1993年写的《一滴泪》，同样写他怎么样爱国回去、从芝加哥回去，1951年回去，然后就怎么样打成右派，最后文革怎么样种种遭遇，他写得也是极为动人。
    郑念的书是绝对最畅销的书，巫先生的书虽然没有她的那样畅销，也相当流行。所以已经印成平装版，卖得非常多。后来他自己在2002年又译成中文，在台湾出版。这个书非常值得一读的。
    所以，我们有中国这些老一辈的知识界的人，能够这样得有骨气，不会对权威随便屈服，但是同时又对自己的国家非常爱护，希望它走上一个文明的、健康的道路。所以他们两个人的例子最可以看出来，中国这个国家是大家的，党是一党的，不能混为一谈。政府如果是一党专政，也是属于党的，也不能跟国家划等号。
    所以这些概念在今天都相当模糊了。所以我希望通过这两位先生，一位女的已经过去了、一位是男的，还健在、精神还很好，巫先生现在还经常写东西，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文化将来一定会起来的。不是现在这个大国崛起，现在只是一种铜臭的、赚了外国人钱、把外国人的钱骗到中国来投资，在这个地方发财的，此外并没有别的东西。在文明上，一点也没有看到中国在这个开放二十多年来有什么了不得的进步。
                                                               (红字部分在发表时被删去)
一座圣女的丰碑——纪念郑念女士
来源http：//song-of-opal.blog.163.com/blog/static/106389650201101204643192/
2011-1-12
    上世纪八十年代最初的那个秋天，一艘邮轮离开上海的码头向大洋的彼岸驰去。一位瘦弱的老妇人，在凄厉的雨声中，面对阴霾笼罩下，昔日繁华几近丧失殆尽的一座座高楼，怆然泪下。这位曾经的北洋重臣家的千金，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毕业生，这位民国外交家的妻子，50年代大陆仅有的外资企业，英国壳牌石油公司在中国的总经理助理，此时袋中仅有二十块美金，和一些替换衣物。泪水和着雨水滴落在甲板上，流进了黄浦江。撒落在她工作，成长之处，她那英年早逝的丈夫的安息地和那被恶势力吞噬了的她唯一爱女的上海滩。她不停的默念到：“我再也不回来了，我再也不回来了。”
    这不是电影戏剧中的场景，而是真实的那个时代的一幕。在几年之后震撼了西方政坛文坛的一部自传体小说——《生死在上海》中，记录下了那一刻：“1980年9月20日，我告别了上海……大雨迷茫中，隐隐望得见远远耸立的外滩1号亚细亚大楼乃至楼内我办公室的窗口……我要与生我育我的祖国永别了，这是个粉碎性的断裂，上帝知道，我是多么爱我的祖国……”。
    《生死在上海》的出版，以个人的亲历，将十年文革的铁幕撕开一条裂缝，将人和人性所受到的前所未有的摧残，灵与肉所受的空前的逼迫，淋漓尽致的展现在世界的面前。血泪的控诉，将铁幕后的一切与赫斯威辛集中营，罗马斗兽场，宗教裁判所等捆绑在了一起，使之在世界文明史的耻辱柱上刻上那恶者的名。尤其是郑念，作为一位女性，一位母亲·，一位亲历者，她的控诉，在西方社会更具有爆炸性的冲击波。她成了名人。
    是的，随着《生死在上海》被译成中文在大陆出版后，她是成了名人。但就像男人不等于先生，女人也不等于女士一样。有学者称郑念为名媛——-女子中的贵族，即指那些即使出生并不高贵，并不富有，但却至死都保留着贵族气质的女子。郑念在狱中自尊，自爱的表现，堪称贵族中的精神领袖。郑念身陷囹圄，长时双手被反铐在背后以至勒得血肉模糊，令她每一次如厕后欲拉上裤侧的拉链都痛如刀割，她宁愿忍受这钻心的疼痛也不愿敞开裤链以至有可能闪露出里面的内裤……在牢狱中受尽非人的折磨，有人好心劝她放声嚎哭来引起恶势力发善心，她坚决不从。“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才可以发出那种嚎哭的声音，这实在太不文明了……”她从不承认强加给她的罪名，为此，她甚至拒绝出狱。
    1973年，她被放出来。而她的女儿梅平，早已被虐杀致死。她万念俱毁。在而后不久的出国前，面对上海博物馆高价收购她的私人收藏，她却做出了惊人之举，无偿的献给祖国人民。她在美国，将售书所得和其它财产，设立了以她女儿名字命名的“梅平基金会”，帮助大陆留美的学生，年青时，她从海外归来投身抗日，大陆易政之时，郑念夫妇决意留下为新政权服务。尤其是她的书，为国际社会关注中国的人权，关心中国社会文明的创建与进步所做的贡献，几乎无人能替代。这已不是一般的名媛可比。我尊她为圣女，虽然教皇没有给她册封，加冕。
    她的书只出了一版，五万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没有再版。现在社会上已很难觅到。然而当年凡看过该书的，如良知尚存，可以说人人刻骨铭心。可以这么说，当年书能出版，当局者很想与文革洗脱干系而取信于民。而后的经济大潮，金钱的贪欲和人心的浮躁已转移了人们的关注点。面对难以调和的社会矛盾，一些本能的施政理念和方法，也让当政者与文革藕断丝连。
    2009年11月九日，郑念女士病逝于美国，享年94岁。消息传来，不胜唏嘘。看了她的遗照，虽是耄耋之年，但雍容华贵，端庄美丽，极具贵族大家风范。联想到当今社会，尤其是演艺圈的个别人，以为有了钱，有了后台，谙熟潜规则，登了什么殿，进了什么堂，招首弄姿，媚眼飘忽，以为自己就是个名人。NO！名伶，名优，而已，懂吗！郑念一口京片子，然以她的性格喜好和工作经历，以及她对挚爱的死于上海的丈夫女儿的眷恋，她仍喜欢以上海作依归。上海是个出名人的地方，尤其是出名女人，名媛。比郑念早一辈的宋氏三姐妹，那是顶级的人物，我们不配评说。真正能出郑念其右的，不多。至于那个与郑念同辈的，文化革命的旗手，她能算吗？
    很多人关心过她的回国的事情。她在晚年的私下谈话中曾说过，除非那幅给中华民族造成深重苦难的人的画像被移走，她是不会再回来了。她是睿智的，但也无奈。她没能等到那一天。但她的人民会永远记得她当初出走时的话：“在我这一生中，有过多次的离开上海，但这一次的感觉和过去都不一样。我心里非常沉重：第一，我想我的女儿。照自然的规律，是年老的应该先死，年轻的人应该活着，应该是她，而不是我到别的地方去，建设一个新的生活。还有一个原因使我心情很沉重，就是我这次离开我自己的祖国，是永远也不会再回来了。这是我出生的地方，我对祖国有很深厚的感情。的确，我站在甲板上流了泪。泪水和雨水合在了一起。”
郑念晚年时，有人问她，她一生饱经沧桑，有过丧夫，丧女之痛和牢狱之难，她是如何面对的，郑念答道：“一个人主要的就是，不要气馁。你一定要有一个希望，并且有信心、乐观，朝着那个望走。如果，你觉得没有希望了，那你就解除武装了。我在监狱里，虽然那么苦，我还是永远要奋斗的。只要你有一口气，你就应该朝着你的目标奋斗。“

 

    看了郑念的遗像，联想到她的为人，我还是愿尊她为圣女。真的，她站着就是一尊雕塑，坐着就是一幅圣像。她的亲爱的人民一定会迎接她的灵魂归来。
    1.应是五厘，这里怍者弄错了——译者注。
    2.这不是事实——译者注。
    3.姚念赓，其个人亦是相当有传奇色彩，曾为外交部东欧司的翻译，是外交部里唯一的非党员译员，曾为周总理、黄华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担任翻译。
    4.应该是拖把。这母女俩的翻译让人不能容忍，潘佐君女士可是与郑念同时代的女高知。译文很不流畅，太多地方词不达意。
    5.①这里原为程家住宅，不称张家花园。——译者注
    6.①死缓只是二年内不执行死刑。——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