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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珍珠港复仇

 

　　1942年1月1日，来自26个国家的代表聚集一堂，在由罗斯福和丘吉尔起草的《大西洋宪章》上签名，发起成立了联合国家(United Nations)。在“宪章”中，各国的签字者誓言要全面展开对“德国-日本-意大利轴心国”的战斗。尽管许下了“全面开战”的誓言，但是对战场局势，这份文件能够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从世界各处传来的负面新闻和沮丧信息，继续稳居美国各家报纸的头版头条。
　　在太平洋上，日本人似乎是不可战胜的。珍珠港遭到攻击之后仅几个小时，关岛就陷落了。驻守威克岛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殊死抵抗，但最终也在12月23日屈服了。48小时之后，英国人将“远东殖民地皇冠上的宝石”香港拱手让出。
　　本间雅晴将军蹂躏菲律宾的同时，还占领了法属印度支那、泰国、马来亚以及富庶的石油产地--荷属东印度群岛，随即又将进攻矛头转向驻扎缅甸的英国军队。2月15日，新加坡陷落的时候，被日本人击毙或俘虏的英国、澳大利亚、荷兰和印度部队官兵已经超过了15万人，距珍珠港遇袭仅仅两个月的时间。新加坡失手之后四天，日本对澳大利亚的达尔文进行空袭，击沉13艘同盟国舰船，港口也被夷为平地。
　　2月23日，一艘日本“伊”级远程潜艇驶近加利福尼亚沿岸地带发射炮弹，而携带在小型气球上的曳光弹，则在俄勒冈州引起森林大火。尽管从军事意义上讲，上述攻击可谓“无关紧要”，但是，足以在华盛顿引起恐慌，让美国的新闻媒体六神无主。2月27日，一场真正的灾难发生在爪哇海。在那片水域，日本人将一支匆忙拼凑起来的美国-英国-荷兰特混舰队给“报销”了。如此一来，同盟国最后的海上力量残余也荡然无存了。从这个时刻开始，美国人在太平洋上实际处于同日本人单打独斗的状态。
　　太平洋舰队的“残存资产”，都悉数投入了海上的战斗。由于缺少鱼雷和经验丰富的作战人员，美国潜艇和航空母舰最初所取得的某些成功只能说是有限的。
　　在2月1日至3月的这段时间内，绰号“公牛”的美国海军中将威廉?哈尔西、海军少将杰克?弗莱彻和海军少将威尔逊?布朗，分别率领“企业”号、“约克敦”号、“列克星敦”号航空母舰，在西南太平洋的浩瀚水域实施了连续快速袭击。日本人在马绍尔群岛、所罗门群岛和俾斯麦群岛的军事设施、舰船和部队遭到攻击，美国人还对夸贾林、马库斯和威克岛等岛屿进行了成功打击。尽管快速袭击行动对日本人未造成太多损害，但是，通过这些作战行动，美国指挥官和飞行员获得了实战技能方面的锻炼。由于投入了新近下水的供油船和补给舰，美国航空母舰具有了中途补给能力，这些战舰一次长航便可在海上滞留数月时间。飞行员的作战经验也趋于成熟，技能和能力不断提高。人们以前所未有的急切心情，期盼着一个捷报的传来。海军上尉爱德华?“布奇”?奥海尔成为海军的首位王牌飞行员--他以击落敌机五架的记录被新闻媒体捧为版面明星。“海军飞行员”这个称呼开始为美国民众所知。
　　对于美国公众和置身战场者来说，这些袭击行动，在留给前者深刻印象的同时，更表现出了后者的大无畏的勇气和胆量。尽管如此，美国人毕竟还处于守势，偶然的打击行动并不能阻止日本人前进的步伐。到1942年4月中旬，日本人实际所控制的区域，已经为其战争提供了战略资源和切实保证。一旦菲律宾陷落，日本人便可以使其整个南翼获得安全保障，同时还能够对澳大利亚实施压制。
　　到1942年春天，连串的失败导致许多美国人牢骚满腹，频频寻找机会发泄，用他们的话说：“是到了该反击的时候了。”在华盛顿，国会领袖也向罗斯福总统发出抱怨，说东京广播电台不分昼夜地嘲弄美国人，公开宣称日本列岛“是不可征服的和不会遭受攻击的”。
　　但是，在1942年4月，对日本本土发动攻击看起来似乎真的缺乏可能性。部署在中国大陆和澳大利亚本土的陆基轰炸机航程太短，无法做到从基地出发至东京的往返飞行，海军的空中袭击能力也值得怀疑。珍珠港遭遇灭顶之灾的美国太平洋舰队，要恢复到对夏威夷以西的日本海军发起挑战的能力，怎么也得花上数月时间。
　　在1942年4月间，由于菲律宾的崩溃，几乎所有的人都会做出“不可能袭击日本本土”的结论。
　　可是，就在如此沮丧的局势下，一个突击日本本土的大胆计划，已经被美国海军和陆军共同研究了几个月的时间。吉米?杜利特就是这场袭击的“操盘手”。
　　二
　　“珍珠港事件”发生两周之后，海军上校弗朗西斯科?洛奉命从华盛顿启程，目的地是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洛上校是一名潜艇军官，目前任职于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欧内斯特?金上将的参谋机构，弗朗西斯科?洛此行所负使命，是要确定美国海军“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交付部队的进度。在诺福克逗留期间，一个偶然的机会，弗朗西斯科?洛从邻近的兰利机场看到一些美国陆军航空兵的轰炸机正在进行起飞和着陆作业。因为该机场同样也用于海军飞行员的训练，所以飞行跑道上面画有航空母舰甲板的轮廓。目睹这一幕的弗朗西斯科?洛的想象空间即刻活跃了起来。
　　洛返回华盛顿后，把自己头脑中形成的想法报告了欧内斯特?金。小人物的意见常常会遭遇驳回的命运。可是，尽管如此，他还是鼓起勇气向金提出了问题：“长官，我们......陆军的轰炸机，有可能从一艘航空母舰上起飞升空吗?”
　　如果一架陆军远程轰炸机，能够从航空母舰的甲板上飞上蓝天，那么在作战行动过程中，美国的航空母舰以及护航的战舰编队便可以不必过于驶近攻击目标，又可以克服海军飞机航程较短的弱点。鉴于美国远东陆军航空部队已经覆灭，菲律宾又陷于被围困的局面，让陆军轰炸机登上航空母舰的甲板，或许是未来美国对日本发起反击的唯一途径了。
　　金把构思和设计这种行动任务交给了洛，并告诉这位潜艇军官，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找出一种打击日本本土列岛的作战方式。弗朗西斯科?洛明白，即使全负荷载弹的轰炸机能够从一艘航空母舰甲板上起飞升空，问题也仅是解决了一半，因为没有任何一架陆基轰炸机，具备在一艘航空母舰飞行甲板上着陆的能力，除非他能够找出一个可供美国飞机降落的场所，否者这将是一项“有去无回的自杀使命”。何处是美国飞机安全着陆的地点呢?
　　洛认为，美国轰炸机可以方便地使用中国大陆的基地，克莱尔?陈纳德将军和一支“志愿者”飞行大队正在中国援助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军队进行抗击日本人的战斗。洛回去把他的这项建议向金做了汇报。
　　海军作战部长欧内斯特?金带着洛的建议，去找了陆军航空兵司令亨利?“哈贝”?安诺德陆军上将。安诺德将军立即把他的朋友詹姆斯?哈罗德?“吉米”?杜利特陆军中校叫来，要他去把这个建议变成现实。杜利特是一名特技飞行爱好者、飞机试飞员和陆军航空兵军官，并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得了航空工程学学位，具备飞行科学的全面知识。他知道一架飞机能够攀升的高度是多少，它的飞行速度能够达到多快，以及这架飞机是用什么材料制造的，等等。1929年，第一种高辛烷值的航空燃料和具有领先水平的飞行仪器，就是在杜利特的协助下开发完成的。杜利特在他的飞机挡风玻璃上加盖罩布，仅依靠飞机仪表操作完成飞行，成为飞行和着陆过程中都采取“盲目作业”第一人。
　　在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杜利特囊括了所有他能够获得的航空飞行奖项，成为一名魅力非凡、受公众追捧的巨星，声望仅此于查尔斯?林德伯格(首创单独驾机飞越大西洋记录者)。
　　此时此刻，阿诺德赋予他这位“胆大包天”的朋友一项新使命。将军向杜利特询问：“美国有没有一种能起飞距离少于500英尺、而载弹量在2000磅的轰炸机?这种飞机必须具备足够远的航程条件，至少要飞行2000英里，去攻击日本。”
　　这项巨大的挑战激起了杜利特的兴趣，经过数日调查研究之后，杜利特告诉他的“老板”：“能够执行如此使命的飞机只有B-25型轰炸机，这是一种新型双发动机配置的陆基轰炸机，由设在加利福尼亚的北美飞机制造厂生产。它具有携带2000磅炸弹飞行2000英里的能力。”安诺德当即要杜利特负责推算出详细数据资料。
　　三
　　詹姆斯?杜利特之所以选中B-25型轰炸机，原因在于这款飞机恰好能满足多种条件的限制。机身长度大约53英尺(大约是典型半挂牵引车的长度)，翼展稍微超过67英尺。B-25型轰炸机的翼尖恰好不会碰到航空母舰的上层建筑--位于飞行甲板的右侧被称作“岛”的舰桥。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B-25型轰炸机能从航空母舰上飞起来吗?
　　杜利特和海军方面对上述设想进行各种测试，他们将两架拆卸掉多余设备的B-25型轰炸机搭载到“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它们被安置在航空母舰甲板的末端，升空之前沿甲板滑行时的速度为60节--大约每小时65英里。到目前为止，测试进展一切顺利。但是，一架满载负荷装载炸弹、再加上航空燃油和机组人员的B-25型轰炸机，是否能够成功起飞?杜利特经过详细的推算，他认为这是可以做到的--在理论上不存在问题。
　　对于金和安诺德来说，这已是足够好的事情了。金决定，“大黄蜂”号航空母舰将承担运载轰炸机的使命，安诺德告诉杜利特，为完成这次军事行动，B-25轰炸机他想要多少就给他多少。
　　“大黄蜂”号航空母舰是完成这次任务的一个理想选择。这艘崭新的、全套配置到位的航空母舰，造价高达3100万美元，在当时，这可是闻所未闻的高额。“大黄蜂”号试航期间，进行了搭载陆基轰炸机的针对性技术测试。
　　由于“大黄蜂”号航空母舰所能搭载轰炸机数量只有16架，飞行甲板的空间长度是800英尺，用于飞机滑行起飞的有效距离仅500英尺。詹姆斯?杜利特开始寻找和筛选符合执行任务条件的机组人员。按配置的规定，这些执行任务者要以五人为一组。这意味着，杜利特需要选拔80名飞行员，除了他自己以外，他还需要找到79个人。杜利特要亲自率队出征，而不仅仅是作为攻击计划的制定者。
　　1942年2月初，杜利特选中了驻扎在俄勒冈州彭德尔机场的美国陆军航空兵第17轰炸机大队。该大队全体人员奉命发往南卡罗来纳州的哥伦比亚，在那里，他们可以避开一切可能的敌方间谍或内部奸细的监视跟踪。抵达南卡罗来纳州伊始，杜利特便从中“邀请”志愿者，陪同他一起去执行一项绝密使命，他只简单用“危险”两字描述了任务性质。从149名志愿者中，杜利特挑选出了99人。
　　杜利特将这些人以每五人一组，分编为20个飞行机组，派往位于佛罗里达沿岸海湾的埃格林机场。在3月份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在埃格林机场使用一段500英尺长的，非常近似于航空母舰飞行甲板的跑道，全身心地投入模拟从航空母舰起飞的训练作业。这些获选的志愿者还在泛起白色浪花的墨西哥湾上空进行低空轰炸训练。
　　在这段佛罗里达“最后测试”的日子里，杜利特对每一架B-25型轰炸机进行了花样翻新的“改装”。在炸弹舱和驾驶舱后部通道，加装了可容纳225加仑燃油的油箱，底部炮塔的机关炮也被拆掉，换成了60加仑的燃油油箱。诸如无线电，蓄电池，甚至机尾炮等，也都统统拿掉了。干扰抑制器被涂上了黑色伪装，嵌入炮塔和雷达天线罩，目的是迷惑任何跟踪的日本战斗机，使敌方飞行员误认为那是真正的机关炮，在过于靠近轰炸机时“三思而行”。在训练期间，杜利特将他的志愿者进行了缩编，从中遴选出79人与他共同去执行突击任务。
　　在对轰炸机进行“优化改良”的同时，杜利特还派遣两名陆军中尉托马斯?格里芬和戴维?琼斯到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陆军航空兵情报机构收集信息。格里芬和琼斯找到了五座日本城市的地图和照片。杜利特希望炸弹至少要落到五个不同的目标，目的是让日本宣传机器无法对本国民众掩饰遭遇袭击的事实。
　　四
　　终于，经历一个多月的辛勤训练和飞行演习，飞机和人员都已准备就绪。杜利特命令“B-25型轰炸机舰队”从埃格林机场转场飞往麦克莱兰机场，那个地方距加利福尼亚州州府萨克拉门托不远。3月22日，B-25型轰炸机编队又从麦克莱兰机场启程，向旧金山湾奥克兰附近的阿拉梅达海军航空兵兵站飞去。
　　在前往加利福尼亚的将近3000英里的飞途中，杜利特麾下那些兴致勃勃的飞行员，遵照长官的指令低空飞行练习。这些胆大妄为的年轻人，将飞机降到几乎擦着玉米地的高度，呼啸掠过农舍屋顶，在广阔的田野上空尽情“卖弄”他们精湛的飞行技艺。小伙子们以离地面仅10英尺的高度往返穿梭萨克拉门托山谷，搞得地面的农夫和采摘者纷纷逃走。
　　1942年的“愚人节”，4月1日，这是预定中全部准备工作要完成的日期。第二天早晨，被指定为美国海军第16.2特混舰队的航空母舰及其七艘护卫战舰，从旧金山湾起锚出航。舰队全部驶到外海时，“大黄蜂”号航空母舰舰长马克?米彻尔海军上校，通过舰船扩音器宣布了此次出航任务的目标--直到目前为止，这还是一个绝密情报信息。护航编队中各舰舰长也同时宣布任务，他们向全体舰员说：“现在大家听清--这支特混舰队将要前往日本。”那些当时在场的人还记得从各战舰甲板上爆发的欢呼声，久久回荡在一望无际的大洋上空。
　　在夏威夷群岛西北方向海面上，“大黄蜂”号与担任护航任务的第16.1特混舰队会合，这支舰队由“企业”号航空母舰和八艘护卫战舰组成，舰队司令是威廉?哈尔西。共计17艘战舰的水面编队将朝西北方向疾驶，跨越广阔的太平洋水域，目标地是距离日本海岸412英里处的洋面，杜利特和海军作战人员选择该位置为B-25型轰炸机的一个释放点。
　　对于这项高度危险的任务而言，这是一个切合实际的设计方案。美国海军情报官员已经探明，日本人在距离本土以外400英里的周边海域，设置了一个由多艘哨船组成的警戒圈。在东京，日本军部的首脑们通过计算结果认为，无论美国人对日本发起任何形式的攻击行动，其舰队必须驶到距离日本本土300英里以内的水域。从接获的日本人通信联络中，美国海军密码破译员也得知，执行空中警戒任务的第26航空小队配备有60多架轰炸机，它们能够迅速升空，对距离日本600英里外海域的任何美国舰船进行预警和攻击，而在这个水域位置，正好在航空母舰特混舰队能够释放飞机对日本实施空袭的距离之外。
　　哈尔西率领舰队向西航行，航程中始终保持绝对无线电静默，希望这支由1000人组成的特混舰队，能够在未被发现的状态下，进入到距离日本海岸412英里的水域。杜利特的轰炸机编队必须足够接近中国境内的备降机场。轰炸机起飞之后，特混舰队掉头快速驶向南方，哈尔西的愿望是，到任何日本飞机飞临航空母舰释放位置点时，特混舰队离开了这片海域。
　　这是一个完美的计划--理论上设计非常严谨，然而，飞行员却冒极大风险，航空母舰和护航舰队也一样。“大黄蜂”号和“企业”号代表了整个美国太平洋舰队实力的一半。如果这两艘航空母舰被日本人发现和击沉，美国则要化上数年的时间，才能重建抗衡日本帝国联合舰队的海上力量。
　　杜利特希望把每个环节都考虑周到。此前，他已将计划电告蒋介石控制区的中国游击队，要求设置引导B-25型轰炸机在中国旷野安全降落的无线电信标。他内心祈祷着他们携带的油料足够飞抵那些着陆地点。
　　陆军下士雅各布?“杰克”?德谢泽，1940年加入陆军航空兵，当年他27岁，此前在俄勒冈州塞勒姆的一个牧羊野营地当厨师。珍珠港遇袭的时候，他正在厨房执勤。德谢泽内心自语：“日本人这次真的会受到惩罚了”。德谢泽回忆起当时的情形：他独自一人站在“大黄蜂”号飞行甲板上沉思：“我想知道，我还有多少时光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消磨。或许，在踏上这趟旅程后，我就不会有活着归来运气。”
　　4月16日，在大洋深处，“大黄蜂”号上的海军水兵和陆军飞行员，将B-25型轰炸机移到航空母舰甲板末端，做好起飞准备，待命而发。第二天，天气情况更趋恶劣。由于担心舰员的控制能力和飞行员在露天飞行甲板上作业状况，哈尔西和杜利特下令飞机加油和挂弹，尽管在特混舰队预先制定的计划中，释放飞机时间点不能早于4月19日晚间。
　　到27日天黑时，飞行员和舱面舰员都已疲惫不堪。目前，如果他们能够避开日本的哨船和巡逻机，“大黄蜂”号应该可以进入到距离日本400英里的水域--那是一个机会点，是提供给B-25型轰炸机和全体人员完成这项打击使命的临界距离。但是，现实却并非如此。
　　五
　　在4月18日黎明前数小时，“企业”号航空母舰雷达操作员报告“水面发现敌情”--那是一艘舰船--位置大约在距“企业”号10英里处。尽管“企业”号与日本海岸之间还有650英里的距离，但哈尔西果断下令，整个舰队改变航向以防被发现，因为那肯定是一艘日本舰船。随后，在6时整，一架美国侦察机搜索这片水域时，发现一艘日本巡逻船恰好在美国舰队的前方。
　　威廉?哈尔西希望能够在这艘巡逻船发现他们之前率先击沉它。7时38分，哈尔西舰队中“纳什维尔”号巡洋舰的5英寸口径舰炮开火了，从“企业”号升空的俯冲轰炸机随即也攻击了这艘巡逻船。弦号为PB-23号的日本海军巡逻艇“日东丸”号几分钟内就从水面消失了。但是，“日东丸”在被击沉之前，船员已经向吴港的帝国海军联合舰队司令部发去了无线电信息，告知有三艘美国航空母舰正在驶向日本。
　　在“企业”号上，海军密码破译员接获了“日东丸”发送的无线电通信，尽管，“日东丸”的报警电文有误，他们认为有三艘美国航空母舰，但是，这依然意味着“运气不佳”，特混舰队面临巨大的危险。对于杜利特的打击计划而言更是如此。
　　现在，搭载有16架B-25型轰炸机的“大黄蜂”号，距离预定飞机释放点还有数百英里，而距其轰炸的日本本土则更加遥远。按哈尔西的原定计划，在轰炸机起飞之前还要向西航行32小时，为的是让轰炸机可以在4月19日夜间飞临攻击目标的上空，以便在次日早晨找到在中国大陆的降落场。
　　面临如此形势，威廉?哈尔西和吉米?杜利特必须要即刻作出一个重大决定。航空母舰不能再继续接近计划确定的释放飞机水域了，因为哈尔西不愿同占优势的日本海军舰队勉强交战，更不愿招来日本陆基轰炸机对特混舰队的攻击。但是，如果B-25型轰炸机现在起飞，它们能够在完成攻击行动后再安全飞往中国降落吗?如果不选择这个方案，那么只好放弃此次打击任务了。舰队司令哈尔西的旗舰向“大黄蜂”号发出灯光信号，将选择权交予杜利特。
　　这位陆军飞行指挥官已经没有考虑的时间了。距离东京还有将近700英里，在突击完成后，几乎没有抵达中国救援机场的可能性。但是，杜利特还是果断地通过信号答复哈尔西：“我们立即行动。”
　　哈尔西下令特混舰队转向逆风航行并发出飞机释放命令。在结束与杜利特的无线电通话时，这位特混舰队司令的最后一句话是：“祝好运，上帝保佑你们!”
　　号令从“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的扩音器中传出：“全体陆军航空兵军官和士兵注意，轰炸机各就各位，做好随时起飞准备。”陆军航空兵飞行员和海军水兵迅速进入临战状态。在强劲的海风和高达35英尺的惊涛下，航空母舰左右摇晃，上下起伏，如同飘荡在浩瀚大洋中的一叶玩具小舟。全体机组人员在动荡不定的飞行甲板上往来奔跑，16架轰炸机做好了随时起飞的准备。翻卷的海水涌上舰首，“大黄蜂”号逆风前行，以25节至30节速度航行。
　　已处于超载状态的16架B-25型轰炸机，试图从一艘在狂风中颠簸的航空母舰晃动的飞行甲板上起飞升空，看起来似乎是一种愚蠢的举动。但是，对于吉米?杜利特而言，他和他的飞行员，正在进行一项从未有人尝试过的壮举--这是人类战争史上的第一次，负重将近15吨的飞机从航空母舰升空，去轰炸敌国的本土。
　　六
　　从一段由一名海军战地摄影师拍摄的16毫米影片中可以看到，在那个狂风肆虐、暴雨倾盆的早晨，甲板舰员将垫木从领队的B-25型轰炸机机轮下撤除。8时20分，从被海浪剧烈拍打的甲板，吉米?杜利特的飞机轰鸣着滑行几百米，在距“大黄蜂”号舰首12英尺的位置腾起，跃向空中。飞行甲板上的水兵爆发出一阵欢呼。杜利特毕竟是能够成功的。
　　杜利特的轰炸机迅速向上攀升，在空中盘旋后再低空掠过“大黄蜂”号，将飞机罗盘仪与“大黄蜂”号罗盘仪校准后，驾机朝西方飞去。与此同时，其余飞机也依次跟随杜利特离开甲板。这些轰炸机每架由五名机组人员操作，各自携带有2000磅的炸弹，一架接着一架升入空中。
　　前六架飞机的离舰作业堪称完美无瑕，但是，第七架飞机在紧张的起飞过程中，副翼减速板发生了问题，滑行时突然出现险情，机身溜向飞行甲板左侧，差点就一头栽进汹涌的波涛中，不过，驾驶员及时控制住了飞机，终于平稳离开了甲板，在空中成功与其他轰炸机会合。随后，另外九架B-25型轰炸机起飞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故障。
　　最后一架B-25型轰炸机即将离开飞行甲板的那一刻，一名协助飞行作业的舱面水兵不慎被吸卷到附近螺旋桨处，飞转的桨叶削掉了他的一条胳膊。副驾驶员博比?海特和投弹手雅各布?德谢泽见状大惊失色，他们料想这人恐怕是活不成了。不过事情并非那样糟糕，战争结束后，海特和德谢泽获悉那名水兵大难不死，依然健在。
　　杜利特曾向他的编队飞行员下达指令，为了节省油料，一旦进入正常飞行状态，务必保持以每小时150英里的时速，在海洋上空40英尺的高度飞行。当陆军航空兵的轰炸机向西飞行时，哈尔西命令“大黄蜂”号和“企业”号航空母舰以及护航舰队调转船头驶往珍珠港方向，那些空中的“杜利特的突击者们”，现在全靠他们自己了。
　　七
　　16架B-25型轰炸机以一种“疏开队形”散布在空中，展铺区域超过150英里，朝着对面的日本方向飞行。为了节省油料，机群在逆风条件下保持定速巡航状态。飞机的间距拉得很开，尽管相互之间都在视距之外，但并没有遇到什么麻烦。这是预先设定的飞行方式。如果轰炸机机群在空中散开的范围很广，那么被探测发觉的可能性便极小。全体机组按照自己的排列顺序和飞行计划飞行。每架轰炸机都被指定了自己所要打击的目标，抵达既定空域后便“按图索骥”将炸弹投下。
　　在距离日本海岸至少600英里外的位置，一架日本巡逻机发现了我们其中的一架轰炸机，时间是上午9时45分，日本飞行员报告说“一架双引擎的陆基轰炸机正在朝本土诸岛方向飞行”。但是，报告发回东京后，日本军部情报人员却未加以理睬，他们将这个警告信息视为一种误报，认为敌方陆基作战飞机具有的航程能力，根本不可能跨越如此开阔的海洋。
　　那天早晨，东京正在进行一次防控演习，这是例行公事的预防演练，街道上的军人和市民加大步幅，疾速行走。这样的防空演习天天都有，人们也习以为常、司空见惯了。毕竟，东京是安全的--日本的将军们和东京广播电台就是这么对大家说的。裕仁天皇还亲自向国民作出承诺，保证他们不会遭到敌人攻击，人民完全可以放心。敌人的飞机根本就不可能袭击这座城市。
　　就在午后几分钟，第一架杜利特率领下的飞机抵达了目标区域。轰炸机爬升至1500英尺的高度，以避免在空中受到投放炸弹掀起气浪的干扰，美国飞行员用轰炸瞄准具锁定了目标。
　　12时15分，美国人释放了他们的炸弹，不到15分钟，从B-25型轰炸机投下的燃烧弹，便使日本首都东京陷入了一片火海。
　　突如其来的空袭打击，同样也降临到大阪、神户、横须贺海军造船厂以及另外三个日本城市。袭击者将他们的投弹标靶锁定于军事目标，集中轰炸精炼厂、码头船坞，以及任何暴露在视线内的燃料和军火储存堆放点。投弹作业完毕之后，轰炸机群下降至100英尺的高度，以尽量减少成为日本防空炮火打击对象的机会。
　　地面防空炮火没有发挥多少作用，尽管敌人战斗机升空，另外一些战斗机也在袭击期间被紧急派出，但是没有任何的B-25型轰炸机被击落。几架日本战斗机试图拦截完成投弹作业的美国轰炸机，但这份差事并不轻松。美国人对锁定目标实施打击之后，便开足马力，以每小时300英里时速驾机飞速脱离轰炸空域。杜利特给这些B-25型轰炸机留下的仅有的防卫武器，只是两门点30口径的轻型火炮。至少有两架日本战斗机由于靠得太近而被击落了。
　　避开日本防空炮火的射击后，杜利特及其麾下突击队员朝降落机场方向飞去，但是危险却并没有过去。此时，他们已经越过日本西海岸，向中国东海方向疾奔。这些B-25型轰炸机所携油料足够飞行大约800英里航程，然而不幸的是，位于中国境内的安全地带却在1000英里开外。但是，就在美国机组开始检查在海面实施迫降作业规程时，某些违反“自然法则”的情况发生了。洋面风暴咆哮而起，空中风向骤然发生转变。根据领航员此前所掌握的气象资料，通常在这个时节，盛行风向是从中国吹向日本列岛，但是在那天，不可能的条件突然出现了，逆风状态瞬间便转为顺风，开始将他们的机群吹向中国陆地方向。
　　在一些疲惫的飞行员的脑海中，现在的情形简直就是奇迹发生!目前，由于风向的作用，这些轰炸机获得了额外数百英里航程的补偿。
　　尽管如此，风向的改变并没有排除他们面临的全部难题。没有哪架B-25型轰炸机具备侦查和识别出归航寻的信号的能力，在“自由中国地区”飞行，必须要靠“向导”引路才能抵达他们的救援机场。稍后不久，飞行员们预估，他们应该可以看到地面信号，那是为指引飞机前往指定着场而点燃的篝火，然而，那个为杜利特机群编队所提供的救援降落场，同样也处于暴风雨的吹袭肆虐之中。如果没有这些归航寻的信号引导前往友军机场，他们只好靠自己的本事去碰运气了。
　　最终，在袭击日本将近10个钟头之后，轰炸机逐一在热带风暴中迷失了航向。操作舱燃油表的油料标尺已显示为“空箱”状态，飞机引擎也开始发出噼啪声，这是发动机即将歇火停转的预兆。杜利特机组成员及其他10架B-25型轰炸机机组人员认为，最好的选项是在飞机坠毁之前跳伞逃生。其余四架在中国海岸地区迫降，但有一架在迫降过程中失事坠海。这架B-25型轰炸机的入水速度超过每小时100英里，五名被皮带紧紧扣在座位椅上的机组人员，随同飞机沉入波涛之下，其中三人在机身被水淹没之前，设法解开座位固定皮带得以脱身，这些生还者还挣扎着露出水面，爬上一条橡皮救生艇滑向岸边。但是，他们立即就被日本巡逻队俘获了。
　　仅有一架轰炸机找到一个“可降落”机场--而那是因为飞行员知道，飞机所剩燃油已不够飞到中国境内了。他决定改变航向，飞往符拉迪沃斯托克，该地是苏联位于西伯利亚东南方的一个港口，大约在日本以西500英里处。当他们的B-25型轰炸机降落之后，苏联人扣押了全体机组人员并没收了轰炸机。尽管在表面上，苏联是我们的“盟国”，但是，盟国飞行员却在西伯利亚遭到扣押，直到大约一年之后，他们寻到了一个逃跑的机会。这些飞行员最终设计了逃亡路线，他们穿越伊朗进入中东，然后回了同盟国控制区。
　　雅各布?德谢泽充当投弹手的那架B-25型轰炸机，深入中国内陆差不多有300英里。但是他们飞得还是不够远。飞机已无法继续维持，德谢泽和其他四人先后跳伞并安全着陆，可是马上就被抓获了。日本人为他们拍摄了作为宣传用照片，之后这几个美国人又被游街示众。参加“杜利特突击”行动的所有机组人员中，总共有11人落入日本人之手成为战俘。日本人为报复轰炸袭击，将德谢泽机组同伴中的另外三人给处决了。雅各布?德谢泽有幸生还向我讲述了这段经历。
　　八
　　令人惊讶的是，关于这场袭击的第一条新闻是由东京广播电台播发的，从收音机里传达的信息，表示了狂怒至极的日本军方高层一心想要复仇的强烈欲望。只是过了几小时之后，一项发自华盛顿的广告，用含糊其辞的表达方式简明扼要地提及了突击之事：“美国飞机应该是参与了一次对日本首都的攻击行动。”接下来的几天，尽管依然没有更具体的细节披露，但是，刊登在报纸上的头条新闻标题，却以超越美国官方的姿态，对这则有关突袭的消息高调传播、极力炒作：“东京在白昼遭到轰炸”、“美国军机狂炸小日本帝国”、“美国轰炸四座日本城市”，等等。新闻界要求官方做出说明，B-25型轰炸机到底是通过怎样的途径抵达日本上空的，面对媒体要求解释压力，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对记者说，这些轰炸机是从“香格里拉”出发的。
　　但是，正当美国人在为这次漂亮壮举欢呼庆贺之时，许多突击行动参加者还依然置身于苦难之中。飞行员特德?劳森驾驶的飞机坠落入海，他的一条腿几乎被挤压变形。等到飞行队的军医托马斯?“道路”?怀特见到他时，劳森的伤腿已经生坏蛆而腐烂了。怀特考虑再三，认为劳森如果想要活命，那条伤腿恐怕是保不住了。
　　特德?劳森的截肢手术是在中国国民政府控制区内一处丛林营地进行的。外科医生用盐酸普鲁卡因为劳森做了脊椎注射麻醉，然后，他取出一把钢锯，有条不紊地将伤者那条散发出恶臭气味的腐烂化脓的坏腿，一点一点地小心锯掉，在漫长的手术过程中，劳森始终保持着清醒，当腿脱离了他的躯体时，劳森静静地看着“道路”?怀特大夫缝合伤口，再用注射器从自己的血管里抽出鲜血，输入他的体内。当一名护士将锯掉的坏腿拿到帐篷外去处理时，劳森说：“谢谢了，道格!”
　　在美国国内，关于大部分飞行员命运的信息零散而稀少。4月21日，亨利?“哈贝”?阿诺德将军收到杜利特发来的一封加密电报，这是通过中国国民政府转发来的，电讯内容表明，杜利特在发出报告时，轰炸日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并且突击机群遭遇到恶劣的天气，除此之外就是燃油即将告罄。杜利特报告意味着，全部的16架B-25型轰炸机都已损毁。他同时还告知华盛顿，有五名美国飞行员获救生还。
　　当杜利特返回美国的时候，有11名陆军航空兵人员被日本俘获的消息已为人们所知，不过，直到很长时间之后都没有人知道，因为日本人要搞清楚这次袭击如何能够发生，这些美国机组人员无一例外地都受到了严酷的审问。但是，即使是在他们之中有三个人被日本人处死后，这些美国人所告诉日本人的，也仅是姓名、军衔和序号。
　　每一位“杜利特袭击”的参加者，因其英雄气概和卓越功勋而被授予“飞行优异十字勋章”。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授予吉米?杜利特陆军中校“荣誉勋章”，并越过陆军上校位阶，直接升他为美国陆军准将。
　　在80名履行这项使命的人员中，三人在袭击后的跳伞过程中被摔死。有11人被日本人俘获，1942年10月15日，他们中的三个人被处决了。另一名战俘被抓捕者虐待致死，其余四人经过三年半关押后，在战争结束时获得释放。
　　大多数“杜利特突击”参加者返回美国后，又分别领受了另外的战斗任务，他们在其他战线志愿执行空中格斗使命。他们之中的10个人，先后在北非、欧洲和印度支那的军事行动中牺牲，四名奔赴欧洲战区作战的飞行员，在他们的飞机被击落后成为德国人的俘虏，战争期间一直遭到关押。
　　在位于科罗拉多斯普林斯的美国空军学院内，有一个受到精心保护的陈列柜，里面存放着80只镀金的高脚玻璃酒杯，每只上面都镌刻有“杜利特突击队员”的姓名。每年的4月18日，是依然健在的“杜利特突击队员”重聚的日子。届时，这些一尘不染的酒杯便会被取出，摆放在这个私人性质的、富于情感交流的典礼仪式的酒桌上。他们为他们的战友--那些活着的和死去的战友--举杯敬酒，回顾往昔的战斗岁月。在这些玻璃酒杯中，每当有队员在最近的重聚之后离开了人世，刻有他名字的那只酒杯便会在陈列柜中被倒扣放置。早晚有一天，所有这些酒杯都将倒扣过来，并且，这一天也不会太过遥远。
（本文摘录自[美]奥利弗?诺斯/[美]乔马?瑟著，闻立欣译《制霸太平洋》第五章，P057~P077(团结出版社2015.1版);本文标题即是原书第五章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