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江青从信任到不满鲜为人知的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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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江青从信任到不满鲜为人知的内情

摘自《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一九七二年，是中国对内对外工作都异常繁忙的一年。但就在这一年，中国两位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健康状况却突然恶化。 　　毛泽东在参加陈毅追悼会回来后，心情沉重，很久没有休息好。由于肺心病，在心律失常情况下严重缺氧，在二月十二日凌晨突然休克，脸色发紫，呼吸极其微弱，几乎摸不到脉，已完全昏迷。这次病情，爆发突然，来势凶猛，使人措手不及。经过二十多分钟抢救，才慢慢苏醒过来，但体温仍在摄氏三十八度以上。中央成立了毛泽东的医疗组，持续存在了一年多。这次重病后，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再也没有得到恢复。他离不开人了，常缺氧，随时需要吸氧，大多数时间躺在床上，有时闭着眼，不说话。这些状况，外界自然都毫不知道，仍以为一切重要活动都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实际上，这一年内，毛泽东没有出席重要会议，没有长篇讲话，在文件上的批示也极少。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从来不曾有过的现象。 　　尼克松来华的日子，距离毛泽东那次突然休克只有九天，他的健康状况仍然处在极不稳定的状态，随时都有发生危险的可能。但由于中美关系改善这件事太重要，毛泽东坚持要会见尼克松。这使周围的人十分紧张。他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说：“我们要做好一切抢救准备，以防万一在接见过程中发生什么意外。所以在当时，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所有工作人员都在这个门后头，都在这儿等着”，“甚至于我们把给他用的强心剂都抽在了针管里头”，“因为要分秒必争啦，是处于临战状态。”吴旭君录像讲话，见《大型电视纪录片〈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146页。本来，外交部安排他只会见十五分钟，结果却谈了六十五分钟，这几乎全靠他的意志力量支撑着。 　　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十大开幕那天，宣布散会时，毛泽东却怎么也站不起来了。代表们不知道他的健康状况，一直鼓掌欢呼，持续了十分钟，谁也没有退场。毛泽东只得说：你们不走，我也不好走。周恩来宣布：毛主席目送各位代表退场。这样才把这个场面对付过去。 　　周恩来的身体一直是很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实在过于劳累，心情又异常焦虑，犯了严重的心脏病。但他仍坚持没日没夜、有时是通宵达旦的工作，既要应对“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揪心的难题，又要处理异常繁重的国内经济工作和对外工作。一九七二年五月，他被发现并确诊患有膀胱癌。但当时没有人能替代他的工作(邓小平是一九七三年三月回到北京并开始恢复国务院副总理工作的)。七十四岁高龄的周恩来，在身患癌症的情况下，依然担负着常人难以承受的极端繁重的工作，更不顾及医生规定的工作限额。他这时常说：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中共十大后，因林彪事件而一再被推迟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重新提上工作日程。一九七三年十月十六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基本通过政府工作报告稿。各地、各单位出席四届人大的代表也陆续选出。四届人大似已召开在即。 　　江青等对国家最高权力觊觎已久。毛泽东病重，使他们这种野心更加膨胀，也更为迫切。在他们看来，最大的障碍就是周恩来，最需要集中力量攻击的对象也是周恩来。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处境非常困难。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了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能够继续运转，为尽可能减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党内外干部，以常人难以想象的顽强毅力，做了坚韧不拔的努力。他有时不得不说一些违心的话，做一些违心的事，因为他深知在当时的复杂环境中，不这样做便无法发挥前面说的那些作用，而这对党和国家的命运至关重要，又没有其他任何人能够代替他的这种作用。这种做法对他来说十分痛苦，但舍此别无选择。陈云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曾这样说：“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陈云文选》第3卷，第242页。因此，他被江青集团看成主要障碍是很自然的。 　　江青和毛泽东之间关系的实际情况，人们几乎并不了解。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但自一九六六年九月毛泽东原住处丰泽园修理后，两人就分开居住。毛泽东迁往中南海游泳池住地，江青住在钓鱼台。“文化大革命”初期，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指导思想出发，毛泽东对江青是信任和重用的。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那几年能够到处兴风作浪，没有毛泽东的重用是不可能做到的。以后，江青的种种表现使毛泽东越来越不满，他认为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功”，但不再愿多见她。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写道： 　　“七○、七一年江青同主席见面的机会还多些，谈话时间也比较长。七二年春江青来主席处，主席发过几次脾气，还给我们规定了：没有他的同意，江青不能随便到他的住处来，来了要挡。这以后，主席即使有时同意江青来，有些情况也同过去不一样了，以往江青见主席的笑容也不见了。到了七三年，江青打电话要求见主席，主席总是推脱，不见。江青要当面向主席反映什么情况是很难的，只有通过信件或请能见到主席的人把她的意见反映给主席。”###：《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 　　一九七三年下半年，毛泽东曾几次谈到评法批儒的问题。他的着眼点是针对那些怀疑以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提倡“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并没有要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共十大前夕召开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曾主张将“儒法斗争”的内容写进十大政治报告，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以这个问题“还需要消化一段时间”为理由，没有采纳。这年十一月中旬，毛泽东听了不正确的汇报，认为周恩来、叶剑英在同基辛格会谈时态度软了，提出严厉的批评。江青等认为这正是可以借“批孔”的题目攻击周恩来的机会。 　　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吴德回忆道：“‘批林批孔’实际搞成‘批周公’，即批周总理。政治局对‘批林批孔’运动的方针、步骤都没有讨论过。事后证明，毛主席对他们的具体活动也不完全清楚。”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第157页。 　　一九七四年一月，也就是春节前后，江青背着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以个人名义向一些部队和机关送去“批林批孔”的信件和材料。一月二十五日，在江青策动下，召开有一万多人参加的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周恩来到当天近中午时才得知开会的消息。大会上，迟群等发表长篇讲话。江青、姚文元等频繁插话，说：“要反对折衷主义”、“凡是主张中庸之道的人，其实是很毒辣的”。他们说的“折衷主义”、“中庸之道”，历来是指周恩来的。在报刊上，也接连发表文章，借“批林批孔”之名，含沙射影，攻击矛头直指周恩来。江青又在北京、天津到处讲话，说：现在文章很少提到现代的儒，现在有很大的儒，儒法斗争影响到现在，继续到现在。 　　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全国各地的局势再度动荡。造反派又活跃起来，重新拉起山头，成立各种组织，兴风作浪。他们在工矿企业散布“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煽动停工停产。在一些机关和事业单位，鼓吹“矛头向上”，张贴大字报，制造事端。在文化教育领域内开展“大批判”，接连批判《园丁之歌》、《三上桃峰》等地方戏曲，吹捧“白卷英雄”，发表“一个小学生的日记”等，造成相当紧张的气氛。有些地区，如浙江等，又出现冲击省委、抢夺武器和严重武斗事件。 　　本来，国民经济自一九六九年起每年都有较快的增长，五年中工业总产值最低的一年也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六点九，但到一九七四年，在“批林批孔”运动冲击下，随着政治局势的动荡，经济立刻出现严重滑坡。“一九七四年前五个月，山东、湖南、贵州、内蒙、江西、浙江、安徽、山西、湖北、新疆、四川等十一个省区工业产值比去年同期下降。”“虽然中共中央于七月一日发布《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混乱局面有所控制，但终难改变许多企业的半瘫痪状况。‘批林批孔’运动造成的经济损失十分巨大。一九七四年全国没有完成工业生产计划，主要工农业产品，除原油、粮食增长外，其他全都减产。”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邓小平在1975》，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5页。全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只增长百分之二点三，其中工业总产值只增长百分之零点六，可以说停滞不前。 　　毛泽东那时的身体很不好，一个月发两次烧，说话也不太清楚。“一二五”大会那些天，他正在高烧中，只吃流汁，对开这个会事先并不知道。江青这样一再越过中央政治局擅自行动，毛泽东十分不满。二月六日，江青将一批“批林批孔”的材料送给毛泽东，并再次求见。三天后，毛泽东在信封上批示：“除少数外大都未看。近日体温升高两度，是一场大病！一切人不见，现在恢复中。你有事应找政治局。”毛泽东对江青来信及所附材料的批语，1974年2月9日。十五日，毛泽东在给叶剑英的信中写道：“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他这些话是批评江青的。江青不得不写信给毛泽东说：“我做蠢事，对不起主席！”“今后当努力学习，克服形而上学、片面性。”江青给毛泽东的信，1974年2月18日。又多次要求见毛泽东。三月二十日，毛泽东复信： 　　“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毛泽东给江青的信，1974年3月20日。 　　周恩来确诊患有癌症而且病情不断恶化后，谁能承担起治国的责任？在毛泽东看来，只有邓小平。这年三月中旬，开始酝酿出席四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人选。这是很受国际和国内瞩目的事情。毛泽东要外交部部长助理王海容转告周恩来：由邓小平担任团长好，但暂不要讲我的意见，先由外交部写请示报告。果然，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和会后竭力反对。二十七日，毛泽东写信警告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毛泽东给江青的信，1974年3月27日。四月六日，邓小平在联大特别会议上发言，系统地阐述“三个世界”的思想，提出正确处理国与国关系的主张，引起世界各国普遍关注。 　　周恩来的病情这时已日趋危急，每天尿血，每星期输血两次。医疗组认为必须住院进行手术治疗。但在当时江青等不断发难的情况下，邓小平又不在国内，周恩来无法放心。他置病体于不顾，继续超负荷地工作。“一月至五月，据有关记录统计，周恩来在五个月内共计一百三十九天的实际工作量为：每天工作十二至十四小时有九天，十四至十八小时有七十四天，十九至二十三小时有三十八天，连续工作二十四小时有五天，只有十三天的工作是在十二小时以内。”力平、马芷荪主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670页。坚持到邓小平从国外归来，他才在六月一日住进医院，当天就做了大手术。 　　六月中旬，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再度出现明显问题，第二次成立专门的医疗组。七月中旬，身患多种疾病的毛泽东准备赴南方易地休养。因为这次离开北京的时间可能比较长，他在临行前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谈话，刚做手术不久的周恩来也赶来参加。谈话中，毛泽东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又说：“你也是难改呢。”他还指着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向在场的政治局成员说：“她算###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由于江青常自称代表毛泽东说话，许多人也误以为江青所有言论和行动都是秉承毛泽东的意旨去做的，所以，毛泽东在那些谈话中两次声明：“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毛泽东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谈话记录，1974年7月17日。 　　毛泽东到武汉后，在八月间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国庆节刚过，他向周恩来住院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催问四届人大能不能在本年内召开，并且提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要王洪文向政治局传达这个意见。在周恩来病势日重的情况下，这个意见对正力图夺取国家最高权力的江青集团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十月十八日，王洪文背着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飞往长沙，去见刚到那里几天的毛泽东。他说：我这次来湖南没有告诉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是我们四个人(春桥、江青、文元和我)开了一夜会，商定让我向主席汇报。我是冒着危险来的。北京现在大有一九七○年庐山会议的味道。周总理虽然有病，但还昼夜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他们频繁来往，一定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毛泽东听后，对江青等这种极不正常的举动十分不满。他严厉地批评王洪文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又说：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碰了壁的王洪文当晚便返回北京。 　　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在江青写给他的信上批道：“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毛泽东对江青来信的批语，1974年11月12日。十九日，江青又给毛泽东写信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在路线斗争起伏时我做过一些工作。”江青给毛泽东的信，1974年11月19日。第二天，毛泽东在这封信上批道：“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至嘱。”江青又托人向毛泽东转达：她提名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毛泽东一针见血地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毛泽东同王海容、唐闻生的谈话，引自《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1976年10月18日。 　　人事安排，是四届人大筹备工作中斗争的焦点。毛泽东提出：周恩来仍是总理，人大常委会主要领导人朱德、董必武之后要安排宋庆龄，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等可任国务院副总理，其他人事安排由周恩来主持商定。周恩来在动了两次手术后身体很虚弱。他在医院里分别找人谈话，反复征求意见，最后形成一个准备在四届人大上提出的委员长、副委员长和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的名单，是周恩来亲笔写的。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周恩来、王洪文带着名单飞长沙，向毛泽东当面汇报。 　　这是一个关键时刻，尽管医务人员认为周恩来的健康状况已不宜再做这样的远行，周恩来仍强撑病体，在十二月二十三日坐飞机抵达长沙。鉴于江青变本加厉地大搞帮派活动，毛泽东再次警告王洪文：“‘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这是第一次提出“四人帮”这个名称。他又称赞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还采纳周恩来的建议，在四届人大前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补选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 　　在解决了这个问题后，毛泽东又在十二月二十六日晚上同周恩来作了彻夜长谈。它的全部内容已无从知晓。在周恩来后来整理并经中共中央印发的谈话要点中看来，毛泽东放心不下的仍是他认为具有根本意义的反修防修问题。他说： 　　“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 　　无产阶级中，机关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同周恩来谈话记录，1974年12月26日。 　　毛泽东的这些谈话，反映了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打破等级制度和特权思想，避免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社会现象，一直是他力图实现的理想目标。怎样实现这个目标？他担心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不平等等，会成为滋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这些想法违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中国实际国情，是行不通的。但它只是议论，没有也不可能付诸实施，没有在经济政策上作什么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