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二胎从传宗接代升级到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
圣约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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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周刊201132期封面 
南都周刊32期封面报道：再生一个孩子 
杨支柱与他的两个女儿：若楠（左）和若一。 “一个太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
这是1970年代，人们常挂在口头的一句顺口溜。
到了1980年代，这句顺口溜，已被“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所覆盖。
就在1980的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这封著名的“9·25”公开信，被视为中国正式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开始。
一晃30年，当年呱呱落地的孩子正为人父母，而作为国策，计划生育仍然坚定不移在中国被执行着。
在30年政策演变轨迹之下，放开生二胎的新闻不时见诸媒体，最新的消息来自广东，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广东省人口计生委主任张枫7月10日透露，广东省已正式向国家提出“单独可生二胎”试点的申请。消息一放出，即被热议。
事实上，在老龄化、少子化压力下，中产阶层早已开始寻求路径生二胎，并成为一种与时代相呼应的的社会现象。
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生二胎从传宗接代观念升级到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
与过去十年相比，生二胎亦从特权、富裕阶层用权力、金钱获取生育指标以及到国外生育逃避处罚，转换成普通白领阶层对政策变化临界点的察觉，对自身权利意识的觉醒。
在这个现象背后，有着复杂幽微的社会情绪：是人性的自然选择，是对身体的自我主宰，更是在茫茫人海，寻找兄弟姐妹，寻求温暖的亲人依靠。
超生教授的抗争
为了生二胎，大学副教授杨支柱丢了工作，吃了官司，甚至上街“卖身交罚款”。他仿佛一位大战风车的骑士，拒绝屈服。
记者_张小摩 实习记者 温雅琼 北京报道 摄影_刘浚
注定失败的官司
今年6月，杨支柱终审败诉，对官司不再抱有幻想。
从2009年12月21日二女儿若楠降生那天起，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杨支柱就开始成为公众人物。因为超生，学院做出决定，以违反计划生育的原因给予他留校察看处分，并责成缴纳240642元的社会抚养费。杨拒绝上交， 2010年4月9日，他接到了学校的解聘通知。
这起“教授超生被辞退”事件在网上迅速传播，引发媒体关注，上升为一起公共事件。
但麻烦并没有就此结束。2010年9月2日，北京市海淀区计生委向杨支柱夫妇出示了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指控他们 “违法生育第二个子女”，按照2009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738元的9倍，向其征收“社会抚养费”240642元。
24万，对于一个要抚养两个孩子的大学教授来说，是一个无法承受的巨额负担。2010年年底，这个倔强的湖南男人，决定起诉海淀区计生委。他的理由是：《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里规定的是“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并不是“强制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而且相关法律法规中都没有“违法生育”这个词；如此高额的“社会抚养费”，显然有失公平。
在《诉海淀计生委行政起诉状》中，杨表达了自己的怀疑：海淀区计生委之所以对他开出高达24万的罚单，正是因为自己多年来一直坚持批判独生子女政策和计划生育实践中的野蛮“执法”，而对自己进行“打击报复”。
“为何公民的房子得到保护，而住在房子里的人却没有生育自由？”这位曾撰文力挺重庆“最牛钉子户”的学者，如此发问。
这起官司，由他的老同事，现北京问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泽免费出任代理律师，“主要是技术上来切入，比如说行政处罚程序上合不合法，处罚数额上合不合理，并没有想根本上否定计划生育的合法性。”
周泽认为，杨支柱被学校解聘后只发给他600多元工资，扣除有关规定项目后可支配收入不足百元，其妻子在家全职带孩子无收入，被上诉人海淀区计生委，按2009年北京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738元的9倍，向杨支柱夫妇征收240642元社会抚养费，显然违反国务院《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二款“结合当事人的实际收入水平”征收的规定。
今年1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判杨支柱一审败诉，海淀区法院认为，海淀区计生委作出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符合法律规定，征收额度也无不当。杨支柱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今年4月，杨支柱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两个月后，北京市第一中院做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判决。
对于这个结果，杨支柱不接受也没有办法，“也不能去撞墙吧？只好不理它。”
其实，无论是杨支柱还是周泽，都没有指望通过这起官司改变什么，这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官司。
周泽猜测杨支柱的用意：“他可能通过这种‘行为艺术’，达到拷问计划生育政策本身的目的。”
对此，杨支柱并不否认。
他说：“社会抚养费这块，处理得比我这个荒谬的比比皆是。”
根据杨支柱的调查，目前各地社会抚养费的收取十分混乱，收法复杂，弹性极大。“比如北京，生二胎少的可以收你3倍，最高可以收20倍，三胎收取的标准是6至40倍。”
按照国务院《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在出生行为发生地、经常居住地、户籍所在地甚至超生儿发现地，都可以征收这个抚养费。尽管管理办法规定：当事人在一地已经被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在另一地不因同一事实再次被征收社会抚养费，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被另行解释，“有的省市以夫妻为一个单位收，有的是夫妻两头分别征收……不同省市加起来有上千种可能性。这样一个东西，那你说他收了多少钱，除非你每笔钱都记账，否则你没法估算。”
“卖身交罚款”
虽然官司输了，但杨支柱还是请老同事周泽吃饭作为答谢。这顿饭吃下来，结果却被知晓杨家生计状况的周泽，借上厕所之机提前埋了单。
“我知道他家庭负担很重。”周泽说，去年杨支柱去长沙办事，为了节省开支，买的竟然是硬座票。
饭桌上，周泽对杨支柱开玩笑说：“你把孩子抱到计生委去，由征收社会抚养费的计生委进行社会抚养吧。”
杨支柱很喜欢这个玩笑。他甚至也有这个想法，如果海淀区法院真的来强制执行，自己一定要把孩子抱到海淀区计生委门口去，搞个行为艺术。
2010年10月的一个周日，杨支柱他真的去行为艺术了一把，不过，地点不是海淀区计生委门口，而是中国人民大学西门的过街天桥。
这个地点的选择是杨精心考虑过的：既不会引发交通堵塞，也有足够大的人流量，在警察来阻挠之前，他也可以有充足的时间“撤退”。
倚在天桥栏杆上的杨支柱，身前擎着一张巨大的绿纸，上书“卖身交罚款”几个大字，以及自己超生被罚的经历：“考虑到卖身之后不能照顾孩子，我希望多卖40万补偿她们，一口价64万元。谁买我，我就给谁当奴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很快，网上就出现了他“卖身交罚款”的照片。杨支柱看后，索性把朋友拍摄的全程视频也放到了网上。
“身”没卖成，却再次在社会引发了对其二胎事件的新一轮关注。
据杨支柱说，这次行为艺术过后，北京维稳部门的人到他家里好多次，苦口婆心地“教育”他，一位负责人甚至还特地请他吃了顿饭，一起喝了两瓶牛栏山，目的只有一个：别再上街。
“等计生政策废除？我等不起”
杨支柱的这场抗争，外界有着不同的解读。
与杨相熟的学者丁东断言说，“这次生二胎事件可以说是杨支柱策划已久的”。他认为，无论是在怀孕前、怀孕中还是生孩子后，杨支柱夫妇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推动人口政策调整。
丁的判断来自于，作为学者的杨支柱，以前关注的领域，大多是民主、法治、人权等问题。杨支柱还曾创办过问题与主义、学而思网站，“孙志刚事件”发生时，他是取消收容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但是三四年前他开始收缩战线了，把主要注意力放到反对一胎化政策上来了，不但在网上写文章发表意见，而且还想通过自己的个案来推动人口政策的调整。”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杨支柱对此坚决否认，“孩子都是从胎儿来的，不堕掉她肯定就会成为你的孩子。为孩子治病倾家荡产的人很多，这是很平常的事。甚至动物都可以为孩子奋不顾身。我读了那么多书，不能连畜牲都不如。”
第二个孩子的到来纯属意外。
2004年，38岁的杨支柱和陈虹结婚。他曾对妻子说：“你生多少个我就养多少个，我肯定不嫌多。”当时陈虹还在外企工作，收入比杨支柱还高。“二胎”，还是一个他们触摸不到的话题。
2006年，陈虹怀上了第一胎，生下了女儿若一。
三年之后，2009年，陈虹再次意外怀孕。她的态度与丈夫一样，同样选择把孩子生下来。在事后一封发布于网络的声援丈夫公开信中，陈虹说，“老杨喜欢孩子，因为他认为一个孩子对成长不利，容易惯坏。很多独生子女很‘独’，不能接受一个弟弟或妹妹和TA分享一切，可碰巧我的三岁的女儿并不这样，她强烈地要求有个伴”，“年近不惑的我和已过不惑之年的他，都不是冲动的人，和很多中国人一样因为‘理智’太多而过着平淡如水的生活，如果这样的行为会带来什么社会意义，那也并非是我们的初衷。”
处罚是杨氏夫妇俩意料之中的事。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逃避，比如去香港生，或回老家躲起来然后生完后带回来说是亲戚家的孩子。
或者，也可以学一下杨支柱认识的那位书商，偷偷生了二胎，然后通过请客送礼，只被罚了5万块； 再不然，就像杨支柱还认识的一个大学学院院长，为了要二胎，把自己家大女儿说成残疾，说女儿心脏有个洞，让医院开个证明。“实际上计生委知道你这个是假的，但你给了点钱他就不管了。医院里开个证明，几千块钱就搞定了嘛！”
可是，最终杨家都放弃了，“因为怕麻烦别人，因为觉得没有尊严”。
“他是湖南人，脾气很倔。”不止一位熟悉杨支柱的朋友对南都周刊记者如此说。
与杨支柱交往甚密的周泽则表示，杨支柱不想打掉孩子，固然与自己爱孩子有关，但也与他的个人立场和秉性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一直批判计划生育政策的不合理，这种不合理的东西为什么要去追求？可能是秉性的东西在起作用，一种潜在的意识，认为不合理，就用行动去抵制。”
从抗争者到计生制度研究者
就在杨支柱为自己的“二胎”抗争的一年多里，实行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似乎也走到了十字路口。
2009年底，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和社科院人口研究所原所长、计划生育制度副总设计师田雪原分别在《经济参考报》和《人民日报》上撰文，呼吁调整人口政策。这被解读为“计生领域内部也发出了不同声音”。
“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达到了当初的目标，少生了4亿人，使得计划生育政策在上一个阶段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田雪原说。他提出了一个“十二五”期间，从“双独二胎”，到“一独二胎”，再到农村“普遍二胎”的渐进政策。
而2011年7月，广东省计生委主任张枫表示，广东省已正式向国家提出“单独可生二胎”(即夫妻双方只要有一方是独生子女，就可生两个孩子)试点的申请。
“这些消息，会不会给你一些乐观？”
对此，杨支柱连着回答了两个 “不乐观”。在他看来，广东省的意图可能是现在申请单独二胎，到2016年申请全面二胎试点。但是他分析认为，1990年以前中国每年女孩子出生1200多万人，而目前每年女孩出生人数不到600万，这样即使以后放开生育，适合生育的女性的人数也极少。
按他的逻辑，“(人口)灾难本身是注定的，我们现在只能尽可能地缩小一点灾难。”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省能提出调整人口政策，是值得赞扬的。”人口学专家、《大国空巢》作者易富贤对南都周刊记者说：“但是在人口危机已经开始全面爆发之际还只提放开二胎，是缺乏前瞻性的。”
杨支柱与易富贤相熟。杨在1990年代就从法治角度反思过计划生育，2006年两人开始联系，在人口问题上有着“高度共识”。谈到对杨支柱的印象，易富贤说：“作为湖南老乡，我们在性格上也都比较‘蛮’。”
杨支柱、易富贤两人都认为，现在提放开二胎，已经是落伍的观念。易富贤向本刊分析，要维持出人口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生育率(妇女人均生孩子数)需要达到世代更替水平，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是2.1；而由于婴幼儿死亡率和出生性别比都远远比发达国家要高，因此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需要在2.3以上。
“考虑到不孕症(中国目前是1/8家庭不孕)、单身、丁克等人群，一个正常的社会应当是主流家庭生育三个孩子，部分家庭生育一两个孩子，部分家庭生育四五个孩子。”易富贤说。
易富贤认为，中国尽早停止计划生育，可为今后节省“动能”，否则，“中国今后将与现在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一样长期在低生育率的泥坑中挣扎。”
对于“生二胎”的态度，杨支柱在三年中迅速地变化：
2008年，他曾与何亚福、梁中堂、滕彪、吴祚来、叶廷芳、易富贤等众学者一起，共同签署了《放开二胎倡议书》；但到了2010年11月，他在题为“必须无条件停止计划生育”的评论文章，明确表示“放开二胎”是错误的；近日，在回答“你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应该向哪方面调整”时，他说：“没法调整”，“应该彻底废除计划生育，并鼓励生育。”
但是，从制度层面来说，他并不乐观。
根据他的观察，现在为计划生育政策改革鼓与呼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已经越来越少。“2007年有二十几个人发言，你现在找二十几个人还找不出来。因为说话的好多人都退休了。”
抗争的代价
如果不要因为“二胎”，杨支柱的生活肯定是另一番样子：写论文，当教授，出席各种学术活动。在外界看来，二胎终止了他的学术生命。但谈起这些，他丝毫没流露出后悔之意。“那些学术论文有什么好写的，又没人看。以前我也不搞学术。”
杨支柱被学院解聘之后，先后有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毕业校友、五教师上书院领导，称“杨支柱老师从法学的角度，以言论和行动推进这一公共政策的改变，其识其胆，令人敬佩”：希望学校能“善待杨支柱夫妇的选择和追求”，超越现行不合理的规定，对杨支柱免于处分。
但这些陈情，并未获得校方的积极回应。“实际上我现在是失业状态，又不能领失业救济金。”他说。
现在，杨支柱一家挤在60多平方米的房子，位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家属区，室内已经显得非常破旧。
在北京已是房价飞速上涨的2007年，他以经济适用房的价格购买这套房子，每平方米3720元。被学院解聘后，经济拮据的杨支柱一度想把这房子出租出去，然后带妻子孩子到乡下去住。“学校的房子很抢手，一个月能租到三千七八吧。”
但这个主意，被妻子陈虹坚决拒绝了。
杨支柱目前的收入，主要是为一些报刊写评论专栏，但也不太稳定，“很多地方都没谱，第一是发不发没谱，第二是发了什么时候给钱没谱”。他已经懒得去看工资卡了，“反正从去年11月份开始，应发600多，实发几十块。”
他“下岗”的事情，最初没告诉家里的老人，但后来也慢慢知道了。“都八十多岁的人了，也没有什么意见可表达了！”
杨家走廊两侧墙壁，已经被他两个女儿的涂鸦涂满。
杨支柱指着墙上中规中矩的画，说：“那就是大女儿画的。你说这好看吗？这不就是照相吗？”显然，他更欣赏那些天马行空的图像。
“臆想的，与事物不符的，那才是小孩画的。”这种评价，让人想起了他阐述自己教育理念的那本书—《自由从摇篮开始》。
对杨支柱夫妇来说，孩子的未来，是个敏感话题。
虽然经历第六次人口普查，但小女儿若楠还是不能上户口。“外地有很多地方都可以借人口普查时机给超生孩子上户口，但是北京就是不给上的。”杨支柱说。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透露，经过第六次人口普查，全国登记到没有户口的人有1300多万，其中多是超生人员。虽然仅占到全国人数约1%，但仍然是个庞大的群体。
杨支柱也明白，这是一个无证寸步难行的国家，以后孩子要上学，找工作，甚至租房子，都要身份证。但他仿佛一位大战风车的骑士，尽管形容落魄，但还没想去屈服。
对于丈夫的坚持，妻子陈虹淡淡地说：“路都是自己选择的。走一步看一步吧。”
作为妻子，陈虹并非没有怨言。
生孩子成为公共事件，也并非这位母亲所愿。
现在她最为希望的是，当若楠六岁的时候，不再是个带着“特殊标志”的孩子，能和其他孩子一样，以中国人的身份进入学校。“希望那时候这场由她而起的争论，以及所有那些关于反对或支持计划生育的文章、言论，都成为历史的尘埃，消散在光阴的隧道里。”她在博客里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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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8月29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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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辑：飓风艾琳席卷美国东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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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3月11日发生东日本大地震，日本防卫省10万名自卫队员参与救灾，创下空前纪录，因此今年的演习也增添一些救灾色彩。演习场周边有许多贴有自卫队救灾的海报、照片及感谢状等。
在现代民主政体中，议会既是立法机关，又是民意代表机关，和行政、司法鼎足而立。而中国今天的“人民代表大会”名为立法机构，其实只是党机器的橡皮图章。
报道原稿http://www.bbc.co.uk/go/wsy/pub/email/ft/-110829_ext_forum_japan_pm.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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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要下雨
关于西方那一套
作者：吴大江 2011.08.26发表于博客中国
1、有人说，我们绝不搞西方那一套。
当他发表这样的言论时，正穿着西服，系着“西方那一套”领带，脚穿西式皮鞋，对着西式“麦克风”讲话。
2
绝不搞西方那一套，当真吗？
那就把电线都给扯掉。电是来源于西方的那一套，我们东方这一套是“蜡炬成灰泪始干”，让我们回到点蜡烛点油灯的时代。
那就把自行车摩托车汽车火车地铁都废掉。领导干部配上八抬大轿，将军们集团军司令们还有军委首长们骑上纯种的东方马。
那就把客轮货轮军舰潜艇都沉到海底，航空母舰也不要造了。把郑和的帆船图样找出来，造东方这一套的木船去远航，扬我国威。
那就把自来水管堵死，卫生间也是西方那一套，抽水马桶还是英国工程师特意为维多利亚女王研制的呢，不用它了。我们回到旱厕所时代，如此城市会增加许多掏粪工岗位，创造许多就业机会。
那就把楼房也拆了，现代建筑也是西方那一套，水泥、钢材、混凝土、玻璃都是西方人发明的，高楼大厦也是跟西方人学的，鸟巢鸟蛋大裤衩也是西方人设计的。还是回到秦砖汉瓦木斗拱的建筑模式，贴窗纸，写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多田园多诗意呀。
那就把枪支弹药坦克大炮飞机火箭原子弹卫星都废弃。这些西方来的奇技淫巧，我们不用，我们要“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多么壮怀激烈呀，多民族多祖国呀。
那就把电话电视电脑网络照相机摄像机MP3MP4手机牙膏肥皂沙发煤气微波炉液化气火柴洗衣机石油公交车路灯都不用了。回到农业社会，回到落后愚昧的时代，回到夜郎自大的梦幻之中。
3
他会说，在科学方面可以搞西方那一套，但在文化与社会制度方面绝不能搞西方那一套。
当真吗？
那就取消一夫一妻制。男女平等就是西方那一套。我们东方文化是男尊女卑三从四德。这下好了，不用偷偷摸摸包二奶养五奶了，有权有钱的男人们可以多娶几房姨太太了。
那就取消小学中学大学，取消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校和现代教育制度与内容都是西方那一套。恢复我们东方的私塾和科举制度，背四书五经，写八股文章，赴京赶考，中举做官，骑马上轿。
那就恢复缠足。大脚女人也是西方那一套。中国女人们都缠足，演艺明星的代表委员踮着小脚去出席两会，多美妙的景致呀。对了，想起来了，代表大会也是西方那一套。
那就恢复三拜九叩礼仪。人人平等是西方那一套，握手也是西方那一套。我们东方人讲三纲，尤其要以领导为纲，下级要给上级请安，奴才要给主子磕头，一上班，女员工们给老板打万福，东方礼仪，尊卑分明，多有秩序呀。
那就取消公安局、检察院、法院还有律师。这些都是西方那一套。还是发挥我们东方的制度优势，衙门审案，大刑伺候，谁敢不招？破案率一定能达到百分百。
那就阉割所有人的思想。思想自由最是西方那一套。我们东方人独尊儒术，只认权威，只恭权力，只知圣上和圣人，不用去思考什么道理，不用去探索什么真理，多省心呀。
那就取消工业组织，取消企业，取消银行，取消现代经济制度，取消来自西方的工业文明所带来的所有的文化和制度。回到农业社会的文化和制度中去。
绝不搞西方那一套，是要让中国的历史倒退2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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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会说在政治制度上绝不搞西方那一套。
当真吗？
那就把党解散了吧。政党就是西方那一套，政党是英国人最先捣鼓出来的。
那就取消一党专制吧，一党专制也是西方那一套，苏俄首创，意大利法西斯党紧跟，接着德国纳粹党效仿。一党专制是西方邪恶的那一套。
那就抛弃马克思主义吧，马克思主义也是西方那一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是西方人琢磨出来的概念，无产阶级专政也是在巴黎最先试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起源于苏联，还有党管军队、政治委员，党管媒体，政治宣传，宣传部长，组织部长，支部党委、中央委员，政治局，总书记，都不是东方的玩意，都是西方的舶来品。
其实，那些高嚷着绝不搞西方那一套的人从来就没有拒绝过西方那一套。他们拒绝的只是仅仅是危及他们的权力地位的对人民有利的那一套。他们绝不搞人民当家作主的那一套，而是要照搬和坚持统治人民的那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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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在世界上率先从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从专制社会步入民主社会，它本身是一个变化着的社会，也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它有好的那一套，也有坏的那一套；有善的那一套，也有恶的那一套；有科学的那一套，也有愚昧的那一套；有前景辉煌的那一套，也有连它自己都抛弃了的那一套；有对人民有利的那一套，也有危害人民的那一套；有人民喜欢的那一套，也有人民憎恨的那一套；有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那一套，也有奴役专制独裁法西斯的那一套；有三权分立制约权力的那一套，也有独裁专制一手遮天的那一套；有保障人权的那一套，也有集中营大清洗柏林墙的那一套；有慈善的那一套，也有残暴的那一套，有进步的那一套；也有反动的那一套。
所以，问题不在于是不是搞西方那一套，而在于要搞西方的哪一套。是好的那一套还是恶的那一套。是少数人的那一套还是绝大多数人的那一套。
以人为本，科学与民主，平等、自由、人权、法治，这些来自西方的一套不仅是普世价值，更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这一套，无论来自哪个方向，都必须搞，中国人已经盼望了100多年了。而专制的那一套，无论是东方自产的还是西方舶来的，都是邪恶的害人的那一套，都应当被彻底地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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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绝不搞西方那一套的人明明也在搞西方恶的那一套，却强词夺理，说西方善的那一套不符合中国的国情。
以国情为由拒绝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就是要维护专制制度和既得利益。所谓的东方这一套是抵挡社会进步的掩体。
民主制度不适应专制国家的国情，这种说法绝不是中国首创，以国情为由拒绝社会进步也是西方人的发明，也是西方那一套，只不过是西方的专制者自欺欺人的那一套，而不是西方人民的那一套。
在英国民主制获得成功、民主思想向欧洲传播时，欧洲大陆的王公贵族和他们的走卒们都说民主是英国那一套，是海岛上的那一套，不适合欧洲大陆。
当法国大革命摧毁了封建统治并向欧洲传播时，德意志奥地利俄罗斯的封建贵族和专制捍卫者们说，英法那一套不适应我们的国情。
到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时代，法西斯盛行，民族主义高涨，他们鄙夷地把民主制度称为英美那一套。
再后来，当欧洲大多数国家实现民主政治了，其他洲的独裁者说民主自由是欧美那一套。
如今，民主制度成为世界主流了，所剩无几的专制制度的卫道士们把世界主流的政治制度说成西方那一套。
一百年多前的大清国，在立宪的争论中，满清贵族中的守旧派也是拿西方那一套说事。他们说绝不能搞西夷那一套。绝不能动摇大清国体，说穿了，就是坚定不移地坚持满清权贵专制的这一套。
7
其实，专制主义者最害怕的西方那一套，如民主、自由、人权、法治、选举、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早就写进我们的宪法中了，所谓的西方那一套早就在法律上成为东方这一套中国这一套了，问题在于是不是要落实宪法中已经明确规定了的那一套。
不要再去说什么绝不搞西方那一套了，还是老老实实地恭敬人民顺从民意吧，把宪法规定的公民的权利还给每一个公民，只有如此，中国才有出路，社会才会稳定。
专制那一套是绝对搞不下去的。
天要下雨
酷吏吴芝圃
作者：杜君立 2011-08-29 12:03:42 发表于：博客中国
酷吏本是君主专制政治的产物。皇帝为了维护专制政治之威，喜欢用酷吏。另一方面也经常挥泪斩马谡，舍卒保车地杀酷吏以平民愤，还是为了维护专制政治的体面。对权力来说，酷吏有很多好处：首先，酷吏非常能干，为皇帝聚敛财富不遗余力，对上惟命是从，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对下心狠手辣，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其次，酷吏不仅“能干”，而且大多相当清廉。在纳粹时期权倾一时、掌握着生杀大权的盖世太保就从无贪污事件。因为替主子出头卖命，酷吏的官运一般都相当好，经常越级升迁，深得皇帝老儿喜爱。酷吏常常是一种政治投机分子。这种投机主义一方面使他们在官场平步青云，但另一方面罔顾良知和泯灭人性又使其最终结局往往不妙。在一些危机时候，主子们经常要他们桃代李僵替人受过，好人只能由主子来做。司马迁在《史记》中首创《酷吏列传》，虽然司马迁将皇权视为酷吏灾难的根源，但作恶多端的酷吏们最后也无不落得遗臭万年的下场。
信阳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是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也就是在这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放出的中国第一颗小麦高产“卫星”，以此引发了席卷全国的浮夸潮和大饥荒。如今嵖岈山依然依此为荣，简直恬不知耻匪夷所思。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在吴芝圃统治下的1959—1961 年的大饥荒中，河南因饥饿而死亡的人数达两百多万人，其中信阳地区就饿死近一百万人。而民间估计的数字则是官方的好几倍。
据信阳地委官方的报告，1959—1960年冬春，正阳县死人8万，息县死人10万，新蔡县死人10万，“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嵖岈山公社死亡4000人，占其总人口的10%，有的队的死亡率达30%……罪恶败露之后，吴芝圃在省委做“检查”时，承认自己对河南人民“犯了大罪”，“对我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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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8月，在中共河南省委五次全会上，当时的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吴芝圃突然发难，指责由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主持制订的《关于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秋季农业大丰收的宣传要点》“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批判它存在“指导思想上的右倾情绪”，顿时在河南官场引发了一场权力地震。
潘复生1949年任中共平原省委书记，1952年平原、河南两省合并时潘、吴在人事安排问题上就产生过分歧。1957年春，河南省临汝县出现反对农业合作化的“闹社”风潮，吴芝圃闻讯后命令县委逮捕了反对者，后来潘复生从北京开会回来，传达中央的意见说“临汝闹社是人民内部矛盾”，吴才不得不放人。与中国传统的狗咬狗式权力斗争一样，宗派矛盾和观念分歧借着“反右倾”运动发作。吴芝圃这场突然袭击，攻势凌厉毫不手软，凭着自己在河南30年打下的深厚人脉基础，硬是把潘复生和与其有相同观点的省委副书记杨珏、副秘书长王庭栋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从而实际上把持了河南的党政领导权。这就是震动河南全省的“反潘杨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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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吴芝圃之所有底气十足，不过是有恃无恐。他摸准了1949年以后毛万岁急欲推进“社会主义改造”和“反右倾”的脉搏，他事先得到了毛万岁的鼎力支持。在1958年5月举行的社团八大二次会议上，吴芝圃顺应时势，作题为《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党的主要危险》的发言，“揭发”潘复生的“严重右倾错误”，毛在随后的讲话中称赞吴的发言“很好”，甚合朕心。八大二次会议随即撤销了潘复生的职务，吴芝圃心想事成荣升河南省社团老大。“跟着潘复生，一天吃一斤。跟着吴芝圃，吃了不少苦”。随后，吴就在全省到处抓“小潘复生”，到处“插红旗，拔白旗”，批斗了一大批说实话办实事的社团成员，使得河南官场一时风声鹤唳人人自危。为避免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顺着上级的杆子爬，社团中人无不“睁着眼说瞎话”，实际上这是中国官场的传统美德。这一杀一儆百指鹿为马的手段，为后来吴芝圃把河南的“大跃进”推向高潮扫清了权力障碍，更为后来惨绝人寰的大灾难的发生打开了“潘多拉魔盒”。
深谙权谋历史的吴芝圃在权力斗争中驾轻就熟，官场就是押宝，押上之后就要“忠”，押对了鸡犬升天，押错了自认倒霉。权力与良知无关，也与常识无关，甚至与智慧无关。吴芝圃的成功秘诀其实很简单，就是“跟上毛主席走就不会错”。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这段往事来说，毛万岁与吴芝圃还有师生之谊。对社团来说，毛万岁是老大哥，老大哥是永远不会错的，即使错了也是对的。在以后的岁月里，林彪、王洪文、华国锋等等也都是这样发迹的。在这种权力规则下，后来吴芝圃对毛发动的“大跃进”全力支持，推波助澜，堪称毛万岁的第一悍将和忠实走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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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芝圃虽然手不释卷，却没有柯庆施那般锦绣文章，未能炮制出类似于“乘风破浪”的黄钟大吕。从这一点上，他绝不是一个腐儒秀才，而是一个典型的阴鸷的酷吏能臣，现在一般称为“实干家”。吴芝圃把河南这个产粮大省做为向毛万岁“效忠”的工具，以强悍的手段在全省实践“大跃进”的狂想，唯恐落人之后。在当时国际制裁的局面下，红色中国既想招抚一批国际小喽啰，又想进行工业革命的原始积累，最重要的是防止暴力夺来的政权再被暴力颠覆，“哪怕光屁股也要造原子弹”……所有这一切，只有一条路，就是不择手段地从农民手里最大限度地夺取更多的粮食出卖，因为一穷二白的中国别无长物。除过牙缝里扒出来的一点粮食，实在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所以毛万岁在1953年亲笔批示：“所谓‘保护农民’的错误思想，应加分析和批判！”
这种经济上的积贫积弱在政治狂热下，从极度自卑最终衍变为极度自负，然后就是自欺欺人。在吃牛皮竞赛中，河南官场说大话走极端的程度，甚至狂热到连“大跃进”的“始作俑者”毛万岁都感到吃惊，不得不半是欣赏半带劝戒地说：“吴芝圃，你对，你搞得快，可能你是马列主义，我是机会主义。”在一种诡异的默契中，吴芝圃这个马仔完全摸透了毛万岁希望“多、快”的真实内心，因而一马当先，急冲猛进，很快成为“大跃进”的“标兵”和旗手。
延续三年的“大跃进”是从农业开始的，农业“大跃进”又是从1957年冬至1958年春的“大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开始的，而吴芝圃治下的河南在这方面走在了全国的最前列。
1957年9、10月间，社团召开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由毛万岁亲自主持制定的农业“大跃进”的纲领性文件《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并作出了《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吴芝圃雷厉风行，在10月召开的河南省水利工作会议上就要求全省“立即迎接水利建设大跃进”。在11至12月召开的河南省党代会第二次会议上，吴芝圃作报告分析“阶级斗争形势”，批判省委指导思想的“严重右倾错误”，提出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达到经济建设全面大跃进”。12月，河南省委在报给中共中央的《情况演示文稿》中称“全省1500万人参加抗旱种麦，掀起以大兴水利和大搞积肥为中心的冬季生产运动，投入劳力达991万人，农村出现了大跃进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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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元旦刚过，吴芝圃召集河南省、地、巿、县领导和农林水负责人开会，提出“全省改种水稻700万亩，灌溉面积增加到3000万亩”的“高指针”。不久，“卫生大跃进”、“工交大跃进”的号召以及有关的指示、倡议也一个接一个地出台。元月底，吴芝圃在省常委贯彻中央南宁会议精神的扩大会议上决定：河南省“两年实现水利化，三年实现无‘四害’（当时把蚊子、苍蝇、老鼠和麻雀称为“四害”，要“彻底消灭”），五年实现农业纲要的粮食生产目标，五年消灭文盲，普及初中、小学教育”。而在2月2日河南省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上述“决定”又“跃进”成了“一年实现四、五、八（即黄河以北粮食亩产400斤，以南亩产500斤，淮河长江以南800斤），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
吴芝圃的这一连串言行在政治上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1958年3月13日，官方《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大干一冬春，胜过几千年》的报道，对河南省几个月来“水利化”的“战果”大肆宣传，树为全国的“样板”。在1958年3月9日至26日召开的酝酿“总路线”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虽然对吴芝圃的“高指针”有所保留，但对河南工作中的“轰轰烈烈、高高兴兴”仍是赞赏有加，称赞“河南水利全国第一”，提出要“让河南试验一年，让河南当状元”。
应该说在“水利化”运动中河南省确实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建水库、修灌溉渠、开挖人工运河，据说投入1958年“苦战水利”的人有1500万，1957年10月至1958年6月“共完成土石方88亿公方，蓄水能力262亿公方……灌溉面积共达到12546万亩”，完成的土石方相当于“开挖四十八条巴拿马运河”，全省投入水利建设的地方资金1958年度是1.6亿元，1959年度是2.1亿元（同期中央投入2.75亿元），至于群众投劳折资、集体投入的资金物力就无从计算了。但如此巨大的投入其效果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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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河南省直到1980年代末的蓄水能力才达到150亿立方米，到1990年代末全省灌溉面积也只有5000万亩，不到耕地总面积的一半。当时开建的那些水库大多成为“烂尾”工程，一直拖到1960年代后期或1970年代才得以竣工，还有许多工程因规划设计失误和抢进度而建成后即报废，甚至不得不炸掉，而大引大灌黄河水造成严重次生盐碱化的田地1961年就达519.88万亩，严重破坏了农业生态。在继而到来的大旱灾中，这些水利化的“成果”也基本上没有发挥效益，河南全省农作物产量仍然大幅度减少。可见，为了吴芝圃“一两年实现水利化”的口号，河南竭尽了人力、财力，为吴芝圃换来一时的荣耀，却让河南民众遭受了多年的痛苦。
河南省在“水利化”运动中拔得了“头筹”，在接下来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又抢在了前面。1958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成都会议通过《关于把小型的农业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吴芝圃闻风而动，马上在豫南试点。4月20日，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红卫社率先由27个小合作社、9369户合并成一个大社。1958年4月底，刘少奇在从广州返京的火车上与周恩来、陆定一、邓力群四个人“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火车到郑州，刘在车站对前来接送的吴芝圃说：“我们有这样一个想法，你们可以试验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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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领导的鼓励下，吴芝圃更是热情高涨，开始在河南雄心勃勃地进行起“共产主义”的大试验来：5—6月，遂平、平舆的合作社都并成大社；7月中旬，并社在豫南地区迅速铺开。6月底7月初，华北六省巿农业协作会议在农业跃进中心的郑州召开，重点交流河南出现的小社并大社的经验成绩，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肯定了吴芝圃的试验，把嵖岈山卫星大社叫作“共产主义公社”。
受了表扬的吴芝圃在会后抓紧部署，全省掀起并社热潮，到8月底，河南就以全国最高速度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全省原有的38 473个农业社已合并成1355个人民公社，平均每社达7200户，入社农户已占总农户的95%。这些“人民公社”普遍采用“大兵团作战”的方式，实行“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把黑夜当白天，把月亮当太阳，白天红旗招展，夜间遍地明灯”。吴芝圃曾对此非常满意：“这不是社会上层建筑的大跃进吗？”
由此可见，当时社团的高层成员或多或少都对“人民公社”这种所谓“共产主义形式”津津乐道，这对吴芝圃的影响不小。不过，吴芝圃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不同凡响，他在河南把“共产主义试验”推向了一种极致，从而为社团在全国推行“人民公社化”运动准备了最实际最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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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8月，社团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开幕第一天，毛万岁就指示将《嵖岈山卫星公社试行简章（草案）》与社团《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意见》一并发到与会人员手中。8月28日，北戴河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9月1日和4日，《红旗》杂志与《人民日报》相继发表了嵖岈山公社简章。此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全国农村就基本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并一直持续二十多年，对中国农民的生活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对此，吴芝圃“功”不可没。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有了“人民公社”这种“共产主义创举”，当然要有与之相称的“伟大成就”：1958年6月8日，《河南日报》报导遂平县卫星农业社亩产小麦2105斤，11日又报导该社亩产小麦 3530斤——这是全国放出的第一颗农业“高产卫星”。6月13日，河南省委宣布夏粮总产已达到103亿公斤（实际只有50亿公斤）。接着，西峡县先锋社的6494斤、西平县和平社的 7320斤、跃进社的7201斤、邓县岁营社6541斤等“卫星”相继见报。到秋季水稻收获，信阳鸡公山公社亩产48925斤、光山县钢铁公社31302斤、商城县跃进公社30009斤的“卫星”也“上了天”，省委宣布河南是全国第二个水稻亩均千斤省。
而就在这“大好形势”下，农民正被干部们威逼着把几块田、十几块田甚至几十块田的庄稼割下，再把它们堆立到一块田里供人参观。到10月，吴芝圃宣称：河南亩产小麦7300斤、芝麻5600斤，单产增长70倍以上，而玉米、高粱、谷子“都比过去平均单产高近百倍”，“全年粮食总产量至少可以达到七百余亿斤”，毛万岁1955年合作化时关于增产十几倍以至几十倍的预言“都已成为生龙活虎的事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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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芝圃在河南的“创举”并没有到此结束，在“全民大办钢铁”运动中，他继续“跃进”：1958年3月18日，河南省委召开全省钢铁工业会议动员钢铁大跃进，提出“县县、乡乡、社社办铁厂”；7月钢铁工业会议再次要求“全省年产钢30万吨，铁150.9万吨”；9 月河南省委第十次全会传达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精神，研讨高速度发展钢铁，确定“苦战三个月，提前和超额完成钢铁生产计划，实现翻番”；9月12日，省报号召“苦战四昼夜，日产万吨铁”，15日宣布全省日产生铁千吨以上的县有8个，禹县高达4396吨；17日《人民日报》发出《祝河南大捷》的社论，高调称赞河南土高炉日产生铁1.8万吨，放了“卫星”；10月上旬，河南省委召开钢铁生产紧急会议，提出“大放钢铁卫星”、“钢铁元帅升帐”，吴芝圃宣称全省有577万人投入大炼钢铁，各种冶炼炉22万余座；10月11日，冶金部在河南商城召开全国土法炼钢会议，推广所谓“鸡窝炉”土法炒钢法。
吴芝圃的大有作为使河南省成了大跃进的“革命圣地”，而他的“大跃进功劳簿”也越记越厚，但其实，全省各地大量农民被逼着上山炼焦、炼铁、炼钢，秋粮烂在地里无人收，资金、原料白白耗费，工农业生产遭到巨大破坏，农民的体力、精力耗尽，山区的林木被砍伐殆尽……河南农民正在向那惨绝人寰的灾难一步步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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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河南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全省刮起了一场“共产风”。在此之前，河南与全国一样，已经将1952年发给农民的《土地所有权证》废除。3000多年来，中国农民第一次成为失去了土地的“社员”，或者说农奴。在土地被社团“共产”之后，大跃进运动再一次以“人民”的名义，“共产”掉了了农民仅有的可怜的那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农民彻底变成了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不要说自由和尊严，甚至连生命都属于社团。一场涸泽而渔的超英赶美大跃进不过是为了榨取奴隶们的血汗乃至褫夺生命。
吴芝圃在向社团的报告中说，一些公社已经“宣布了一切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产品由国家统一调拨使用，上交利润、生产开支、社员消费均由国家统一确定”，公社“不但普遍实行了军事化，而且普遍实行了半供给制，社员把个人私有生产资料或其它财产自动交给公家”。但其实，这种“成就”的取得靠的就是“共产风”，其主要内容是“一平二调”（“平”，即把“公社”内不同“生产队”之间的贫富拉平；“调”，即把“公社”乃至“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比如嵖岈山公社为建立牛场、“万头猪场”和“万鸡山”，就强令各“大队”替“公社”建设305间畜舍，从农家“调”去192头牛、89头猪和2700只鸡。
当时河南省几乎形成了“见钱就要，见物就调，见屋就拆，见粮就挑”的局面，吴芝圃在1961年1月作检讨时也不得不承认河南“大办水利、大搞非生产性建设、全民办交通、全民办电等花用的劳动力和资财，十之八九都还是靠一平二调才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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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当时也不光是从农民那儿“取”，也有对农民的“予”，那就是所谓“公共食堂”：农民们自家都不开火，都到“公共食堂”里去吃饭，可以“敞开肚皮”吃，“吃饭不要钱”。毛泽东曾在北戴河会议上对“公共食堂”大加赞赏，说“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据许多人回忆，“公共食堂”刚开始时倒还真是如此，大米白面管够，颇有“共产主义天堂”的意思，但不久就每况愈下，饭菜质量越来越差，也越来越难吃饱了。究其实，前期“敞开肚皮”吃的不过是被“公共食堂”集中管理的农民的口粮，这有限的口粮一吃完，“公共食堂”就难以为继了。而更加严重的是，“公共食堂”的建立打碎了农民自己的饭碗，以致一旦出现粮食危机，农民根本无法自救，必将遭受毁灭性打击。
灾难很快来临了。1959年河南实产粮210亿斤，却高估产450亿斤，以此数征购粮食并安排一切，“五风”（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干部特殊化）越刮越大。因此，造成严重饿死人的最直接原因是粮食超征购。征粮指标层层加码，谁敢说完不成，谁就是右倾；生产队不愿多报多交，于是出现了反瞒产运动。结果征了透底粮，群众的口粮以及种子粮、饲料粮都征光了。于是浮肿病大量出现，大批大批人饿死。有的人饿得实在熬不过去，偷拿了队上一个玉米，被活活打死。个别人偷吃了死人肉。基层干部为了避免戴右倾帽子，守土有责，严密控制人口外逃、上访，不惜采取暴力加以控制；同时严厉制裁那些为了活命偷杀猪、羊、牛的人，定为“破坏社会主义”的罪犯，游街示众，捆绑吊打，判刑下狱，许多人被逼死、致残。在1959年上半年，郑州附近的密县已经发生浮肿病和饿死人的事件。然而，深知这些情况的吴芝圃在当年夏天举行的“庐山会议”上仍然高唱“巩固公社、食堂、丰收和大跃进”的“喜”歌。1959年秋天，他撰写的宏伟论著《跃进的哲学与哲学的跃进》，占了《人民日报》的4个版，占了一期《红旗》杂志的全部页码。这是社团新闻出版史上罕见的，也可能是空前绝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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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专家就全国历年旱涝等级报表和气象水文概率统计的研究，1959—1961年间，中国大地基本风调雨顺，全国旱涝态势相当正常，所以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不过，确有少数地区在这三年中有不同程度的旱涝灾害。1960年河南遭遇大旱灾，农业产值再下降11% ，粮食产量仅有88.69亿公斤，河南城乡民众陷入饥饿中。由于高指针、高征购、高调拨和极大的浪费，乡村粮食储备告罄，农民几无糊口存粮，乡村中浮肿病、妇女病流行，耕畜、家禽也大量死亡。但是吴芝圃仍然谎称“形势大好”，坚持不要救灾粮款，仍维持72.58亿斤的高“征购”，甚至还坚持外调粮食8亿斤。1960年1月1日，《河南日报》仍然发表《开门红，春意浓》的元旦社论，坚持要“全面跃进”。
在中国社团成员中，吴芝圃与毛万岁、吴晗一样，饱读中国古代宫廷权谋历史，因此不能把他视为许世友那样的大老粗。他绝不是一个蠢货，更不是一个疯子。如果说“大跃进”前期吴芝圃还有想更快地发展经济的成份的话，1959年以后他只是为保住自己的“标兵”地位而不顾河南农民的死活了。这方面最令人发指的就是轰动全国流传青史的“信阳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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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吴芝圃手下，有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等一帮铁杆马仔，他们不遗余力地推行吴芝圃的“公产主义试验”，遇到旱灾、粮食大面积歉收或无收时又“狠抓秋季粮食征购任务，开展反瞒产工作”，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强行搜刮来交征购，致使很多地方农民没饭吃，纷纷外出逃荒要饭。路宪文等人认为这是破坏“大跃进”，就命令各县市在各路口设岗拦堵农民，以暴力手段阻止外逃。这种种丧心病狂的举动导致信阳地区农民大量饿死，或者被活活打死。据信阳地委后来报告，1959—1960年冬春，正阳县死人8万，息县死人10万，新蔡县死人10万，“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死亡4000人，占其总人口的10%，有的队的死亡率达30%。
这一严重后果使路宪文也坐不住了。1960年2月他向吴芝圃报告了饿死人的问题，一向以历史学家自诩的吴芝圃或许不以为然，中国历史本来就是“人相食”的历史，饿死农民是很正常的。吴鼓励路宪文挺起腰来继续干。后来信阳地区的许多干部群众反对路宪文，闹到了省里，吴芝圃坚持包庇他，以保住信阳所谓的粮食高产、钢铁高产和第一个公社的“先进地位”。
有吴芝圃支持，路宪文在搜刮走最后一粒粮食后，严令不许农民逃荒要饭、严禁家里冒炊烟。所有的大食堂均早已断炊，无数农民如同干涸池塘中的鱼一样，只能悲惨地活活饿死。很多幸存者仅仅是吃死人肉或者活人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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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民间沦为地狱时，人间还是有天堂。从长征时代起，对社团干部来说，“吃鸡也是一种革命任务”。在当时，包括省委地委在内的社团组织和成员以及他们的家属，基本都可以享受到充足的特供，甚至有鱼有肉。这一“福利”使很多社团中人及他们的后代依然感念吴芝圃的恩德，将他视为一个儒雅的传统士大夫，甚至比作自己养猪种菜的苏东坡。在饿殍盈野的1960年，有个杨蔚屏的社团高官，在坐着轿子上鸡公山游玩时，见路边有一些饿死的人，赶紧闭上眼睛，这种灾难几乎扫了他游山玩水的雅兴。
李锐女儿李南央在《童年琐忆》（原载《老照片》第53辑）中，记述1962年春节她在河南省委第二书记何伟家渡寒假的经历。
何伯伯住的省委大院有前后两个院儿，前院是办公区，后院是宿舍区，前后院都有解放军站岗。他住的是两层独立小楼，好大好大，地面是木地板。我一人住了间客房。吃饭的屋子就像个小食堂，一面墙是落地的玻璃窗，厨房也很大，炒菜的灶是那种饭馆用的大土灶，火又大又冲，有专门的厨师。顿顿饭都是山珍海味。记得上的一道鱼，下边铺着一层脆脆的干粉丝，上边的鱼煎得焦黄焦黄，被一种味道极鲜美的汁盖着，色香味都诱人。早上每人一杯牛奶，配一个煎鸡蛋，对于在学校整整饿了一学期，即使回家也很少能吃到牛奶和鸡蛋的我，省委大院的生活就是天堂。第二天早上再看到煎鸡蛋泡牛奶，我不知该吃还是不该吃。看到何伯伯一家人仍如往常一样地吃，我也就吃了。我还几乎天天晚上看戏，不是京剧就是豫剧，我们总是坐在最好的位子上，记得剧院里总是冷清的，没几个观众，往往看完戏回家时，何伯伯的麻将局还没有散呢。中国新年那几天伙食更是好，顿顿好菜，主食花样也是好几种。回来后听从河南探亲回来的蔡阿姨提起，河南的饥民发生过抢国家粮库的事情，军队开了枪，打死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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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仅是喜欢欺骗的动物，人其实也是最容易被欺骗的动物。当你看到一个人在给花浇水时，你会赞美这个人的善良，事实上他浇的是开水，这事实只有他本人知道，但他或许不会说出来。在毛万岁和其他社团大人物考察河南时，吴芝圃善解人意，报喜不报忧，隐瞒了饿死人的事。吴芝圃的倒行逆施使河南民众付出了惨重的生命代价，据研究者按官方公布的人口数字推算，1959—1961 年的大饥荒中河南因饥饿而死亡的人数达200多万人，其中信阳地区就饿死近100万人。
当时永城县60万人口，在以暴力手段征收干净粮食后，已经活活饿死10万之多。县委书记韩文明命令：不准饥民外流要饭，不准叫喊无粮无款，将数十万民众完全置于死地。1958年冬天，副省长赵文甫和地委书记陈冰之一人带一个秘书到下边私访，到禹城杜集，一进村口，就见人们浮肿厉害，农民纷纷哭诉：再不来粮食，就都饿死了。陈冰之从村西头走进一家，见一老人在草窝里睡，看不见粮食，见屋里有个小缸，淹着一缸肉，问：是什么肉哩，狗肉？猫肉？老人哭了，说那是我孙女的肉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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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8月，无数中国人在酷暑中奄奄待毙。嵖岈山人民公社的大食堂一天一顿只有面汤，而且越来越稀，人人脸上都菜色浮肿。与此同时，在遥远的庐山上，毛万岁正在和他的社团骨干开“神仙会”。仗义执言不会撒谎的彭德怀成为众矢之的，遭到整个社团的围攻，接下来就是席卷全国的反右倾运动。
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政治争先，开展大批斗运动。恐惧中的人们互相打听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是哪村人，怎么犯这么大错误，后来才知是朝廷中的大臣，激怒了天子，所以要全民共诛之。小营大队支书上去就破口大骂：“狗日的彭德怀，我跟你拼了！你反党，反毛主席，想干啥？吃得那么好，官那么大了，还不知足，还想当真龙天子不成？那真龙天子是天上的星宿，前世有定数的，你会当成了？”因为彭德怀无法来到现场，批判会总不热闹，干部着急，便要每个小队找出个“小彭德怀”来站在中间，以联系实际，加强切身感受。遂平县委高度评价这做法。嵖岈山有361名大小队干部，莫名其妙被当成“小彭德怀”，斗个鼻青脸肿头破血流；有458名群众因偷吃牲口的草料被当小右派斗。据说牲口是国家财产，或者说是国家干部。这些跟牲口争食的人类被称为“右派”。当时一个人民公社只有几个人识字，大家都不明白什么是“右派”，总当成“油牌”。这些人一直在惊恐地打问：“什么是‘油牌’？我哪来‘油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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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积极贯彻社团反右倾精神，全区打人成风，手段千奇百怪，骇人听闻！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带头斗争右倾的县委书记张洪福，亲自动手毒打，众人拳打脚踢，将张洪福头发连头皮一块撕下来，活活地打死。中共华东局书记陈丕显在回忆录中写道："庐山会议以后，从1959年11月至60年7月为止，整个信阳地区为追逼粮食，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1774人，其中36人死在狱中；拘留10720人，其中死在拘留所667人。扒毁农民房屋一百六十多万间。"当时信阳处处都有阎王殿，只见活人去，不见活人还。后来河南省委向中央检讨，也称“一时间成了一个恐怖世界，黑暗世界。”
嵖岈山公社书记偷着吃牛肉，公社的农民饿殍盈野。在南尧大队，一家老人饿死了，只剩下两个哥，一个妹妹，冬天晚上烤火，哥问弟：饿不饿？饿了咋办，咱不能等死啊！两人一商量：吃了妹妹吧！便把小妹打死，在火里烤着吃。当家叔叔闻到烤肉味儿，过来一看，哥儿俩正烧妹妹的大腿撕着嚼呢。便大骂他们，他们像没听见，还撕着吃，把啃完的头骨放在窗台上，叔叔报告了，公安局来人抓他俩，弟弟跑了，哥哥被抓去，又送回来了——在路上死了。逃走的弟弟也饿死了。有两个村全村已死绝了，尸体倒在街头，没人掩埋，极其惨不忍睹。
在大跃进前一年的“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作家白桦是河南省信阳人。他当时正在上海郊区的一家工厂劳动改造，同居一室的同乡从信阳探亲回来，对他讲了如下一段话：
我刚从咱们家乡回来……俺家里的人都饿死光了……只剩下俺姑，她的儿子也死了……她咋活下来的呢？……有一天夜里，一只饿得只剩两张皮的猪冲进她的院子，她连忙关上门，一棒就把饿昏了的猪敲死了，连夜剥了那头猪，埋在地下，每天下半夜起来挖出一块烧烧吃。她不敢给她那个五岁的孩子吃，怕他说出去。一说出来，村子里还活着的人就会冲进来和她拼命，会打死她，要她把猪肉拿出来。她眼睁睁地看着儿子叫着“饿呀！妈妈！饿呀！妈妈！”一直到死……人变得那么狠心，可她有啥法子呢！只能这样。
当时，信阳地区“一个村落一个村落的人被饿死”（白桦语）。仅息县就有六百三十九个村子死绝。固始县“全县无人烟的村庄有四百多个。”“死绝的户数，光山县就有五千六百四十七户，息县五千一百三十三户，固始县三千四百二十四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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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祸蔓延成为一场大灾难，每个人都面临着良心与利益的选择。光山县委副书记张福鸿仗义执言，竟被第一书记马龙山领着其他县常委将其活活打死。由于当时电话还不发达，吴芝圃下令：不能让有损河南形象的信出省。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便指示邮电局检查信件，并加派人员监管，据统计共扣下1.2万多封上告信。吴芝圃极力捂住盖子，到1960年初，终于捂不住了。纸终究包不住火，河南农民大量饿死的情况还是透露了出去，“震惊了中央领导”，开始派人前来调查。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在社团内部会议上汇报工作组了解的情况：全省约三分之一的地区人畜大量死亡，生产力大破坏，社团与农民关系受到很大损害。信阳地区的光山、固始、潢川等县遭到了毁灭性的摧残。光山槐店公社很多村子都没有了，一个小队90多人，只剩下30多人了……
1961年1月，吴芝圃向中南局和中共中央承认河南发生了“解放以后的大惨案”，“灾难发展到惨绝人寰的程度”，但他总结的主要原因却是“阶级敌人、蜕化分子”的“破坏”。而中共中央在随后就批转了信阳地委的报告，要求全国“迅速整风整社，彻底孤立和打击反革命复辟势力”。一场人为的“惨绝人寰的大惨案”，似乎只不过为“反革命复辟”的“阶级斗争”做了个注脚。
不过，“阶级斗争”的借口是平息不了沸腾的民怨的。1961年元月，吴芝圃代表省委开始检讨大跃进以来所犯的左倾蛮干错误。2月，社团调广东省委书记文敏生任河南省委常务书记，调湖北省委书记刘仰峤任河南省委书记兼秘书长，7月又调广西第一书记刘建勋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降为第二书记。1962年4月，社团最终免去吴芝圃在河南的一切职务，贬到中南局任文教书记。同时，社团为潘复生、杨珠等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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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惨绝人寰”的信阳事件当年被社团定性为“阶级报复”、“违法乱纪”的“反革命复辟”。从1960年9月到12月，信阳地区的16个县（市）委书记与县长都被抓了起来，“其个人与家庭开始了长达20年的厄运”。吴芝圃被社团勒令到重灾区光山、潢川等县，向家破人亡的饥民当面请罪。为了平民愤，当时还准备处死一些社团干部，后被毛万岁开恩释放。以后陆续发现饿死人是这个社团控制下的中国最普遍的现象，信阳事件只是掩盖得不好，较早暴露而已。
1961年，毛泽东在接待来访的法国社会党领袖后来的法国总统密特朗时，针对西方世界有关中国发生大饥荒的传言说，“我再重复说一遍，中国没有饥荒。”许多西方人对毛的这番话信以为真。
吴芝圃的“共产主义实验”终以牺牲数百万人的生命、折损河南工农业元气而结束，他自己机关算尽也成为“大跃进”的政治失败者，最后离开了河南官场。吴芝圃在省委做“检查”时曾说，他对河南人民“犯了大罪”，“对我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我欠河南5000 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洁”。在“大跃进”中虽然同样面临来自社团“刮粮”的巨大压力，只有四川、安徽和河南这几个产量大省造成的人道灾难最为惨重。当时极为封闭和疯狂的社会氛围下，像吴芝圃一样闹出“大惨案”的社团高干不在少数，但似乎只有他说出这种自责忏悔的话来，也许他真有点儿“良心发显”了。不过，他最终所受到的“处分”与那200多万条生命相比，简直是太微不足道了。我们无法想像，假如换了另外一个赵芝圃，是否一定会避免那一场巨大的人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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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团历史上，吴芝圃并不孤独。与李井泉相比，只能是小巫见大巫了，充其量他只能算是“五虎上将”的第三位：四川的李井泉、安徽的曾希圣、河南的吴芝圃、山东的舒同和甘肃的张仲良。在中国权力谱系中，权力从来都是从上而下，权力只效忠于权力来源，因此没有政治权利的中国民众就沦为任由权力驱使残害的牛羊。对垄断了一切暴力和权力的社团来说，这些酷吏们都是最卖力的走狗；除过失控的文革，他们也都得到了社团始终如一的保护和器重；从毛万岁到邓太后，都对他们爱护有加。毛的评价是：“吴芝圃是个好同志，只是爱讲假话。”
四川的社团老大李井泉不折不扣地“含泪”执行了社团的调粮指令。三年大饥荒中，四川向京、津、沪外调粮食147亿斤，以至于天府之国的四川成为全国饿死人最多的“地狱”，被夺走粮食后，超过1000万人成为饿死鬼。1960年初，四川140个县浮肿病流行，死亡率达53.97‰，人口自然增长率为-42.23‰。“如果北京、上海死人，国际影响就大了”（邓小平语）。《四川省志》中记载：“沈阳、武汉、南京、济南、成都五大军区出动车辆协助四川运粮。”这实际是一场武装行动。在社团“七千人大会”上，他声泪俱下，检讨还是不被通过，但许多社团大佬却在背后力挺：“调粮调得多了些，死人死得多了些，中央也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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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吴芝圃不同，李井泉对卑微的民众并无愧意。1961年，李井泉升任西南局第一书记。文革使李井泉家破人亡：本人遭到造反派绑架；老婆肖里在揪斗中头发被全部揪光后自杀；儿子李明清被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活活打死。很多年后，尽管有很多人劝说，李井泉坚决拒绝回忆那一段不可告人的历史，并禁止儿女写回忆录。李井泉的名言是“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
安徽的老大曾希圣搞“大跃进”饿死几百万人，不仅没有受处分，反而于1962年兼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后来，曾希圣在安徽搞“包产到户”救人于水火，却为此受到批判，刘少奇甚至说要枪毙他。张仲良在“庐山会议”上抨击彭德怀说：“你讲得不对！就以我们甘肃省为例，1957年之前，我们甘肃不产一吨钢铁，去年我们搞了五万吨！难道还不是大跃进？去年我们全省粮食也增产了百分之四十一我们破天荒不再从外省运进粮食！”事实上当时甘肃已经饿死100多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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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道好还，吴芝圃死于“文革”最狂热的1967年。当时，劫后余生的河南人借着“造反”的狂潮，处心积虑打算清算1959—1961年“吴芝圃的罪行”，称他为“屠杀河南人民的刽子手”，并打算派人赴广州把他“揪”回河南来“批斗”。这一计划看来最终没能实行，吴芝圃最后是死于广州的医院里，不过死前他还是被当作“走资派”而受到了冲击。吴芝圃虽然逃过一劫，但他的马仔路宪文因为身在河南，就没那么走运，在文革时被打成“信阳事件”的罪魁、血债累累的刽子手、打着共产党招牌的国民党等，多次被毒打，据说“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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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造化弄人，他在“文革”中的被冲击，后来竟成为他“被迫害致死”的根据，这使他在1979年被“平反昭雪”。1979年1月24日，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社团新大佬邓小平亲自为吴芝圃“平反”并主持追悼会。悼词中宣称：“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当然也离不了“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之类的社团话语。
到了2006年4月7日，河南省举行“吴芝圃百年诞辰座谈会”，把他誉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共产主义的忠诚战士”，赞扬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革命经历”，并“高度评价”了他的“革命精神”——不知1959—1961年河南那200多万“饿死鬼”在九泉之下对此会有何感受？可以想象，与会的社团成员纷纷表示，要向吴芝圃同志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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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在河南郑州北郊黄河岸边还留有吴芝圃时代的一处遗迹：一座豪华的园林型别墅群——“河南省委第三招待所”。当初设计意图为毛万岁建造行宫，当时正值河南省内饿殍遍野，但这些宫殿照样大兴土木。吴芝圃为了让中共中央在郑州开一次全国党代表大会，用靠高征购、高积累聚敛起来的民脂民膏，兴建的这个宫殿群永远将吴芝圃铭刻在这些累累白骨堆起来的墓碑上。当时，山东的老大舒同在济南也为毛、林、周、朱等大佬修建了豪华行宫。
这个行宫除按当时社团大佬的人数，以每人一个套间盖了一幢大楼外，还别出心裁地给当时中共的7位中央常委每人建了一幢别墅，从总书记到党中央主席，根据不同的权力等级按规格面积逐级递增，以“无法无天”的毛万岁的1号别墅最为宽大考究富丽堂皇。1960年建成后因“信阳事件”案发，吴芝圃下台，中共中央再没来郑州开会。尤其是那幢1号别墅永远紧锁着大门，自建成从未有人住过，也没人敢住，成为一座巨大的活人祠……这个规模宏大的建筑群，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超级豪华过于奢侈，如今已经改为专供社团大佬下榻的黄河迎宾馆。回想那个不堪回首的人间地狱，或许将其改为纪念无数饿死鬼的河南“大跃进”饥荒纪念馆更为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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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吴芝圃事件中，张钦礼是一个值得一提的传奇人物。张属于红二代，其父与吴芝圃均为早期河南社团骨干。据亲历者回忆，1958年秋，在全省秋粮征购大会上，兰考县长张钦礼公开指责浮夸风，并指名道姓直指社团老大吴芝圃。张以下犯上，很快就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流放到农村劳造——当时所有中国农民都是劳改犯。为了将信阳大饥荒的真相传出去，张钦礼将有关材料缝在衣服夹层里，化妆成衣衫褴褛的叫花子逃出河南。这是很富有传奇色彩的一段往事。到北京后，张钦礼当着周相国的面拆开衣服，信阳惨案始才为上所知。据说周相国还尝了张钦礼带的“河南土特产”——用树皮、树叶、花生壳和一点点杂粮做成的菜团子。为民请命的张钦礼因此成为河南官场的社团“公敌”。
1962年12月，焦裕禄调来兰考，张钦礼复职，二人并肩治理兰考，成绩斐然。焦裕禄死后，张钦礼屡屡赞颂其人格，焦一举成名，张亦成为“焦裕禄的亲密战友”。在社团后来拍摄的电影《焦裕禄》中，张钦礼却被抹黑成反面人物。事实上，他是一个与焦裕禄同质的传统官吏；在骨子里，他或许更接近400年前的海瑞。在文革中，张钦礼一度被河南社团差点用酷刑折磨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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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吴芝圃被高调平反的同时，张钦礼遭到社团的严酷惩罚。《河南日报》头版大标题报道：“中共河南省委决定依法惩办反革命分子张钦礼”。张钦礼不仅被社团开除，还被以法律的名义判处有期徒刑13年。社团给其提供的罪名是：“文革中紧跟林彪、四人帮和反党乱军”；迫害老干部；挖空心思捏造焦裕禄事迹，欺骗全党，欺骗全国人民……等等，张钦礼一案株连兰考县多达1200多人被捕入狱，成为一大冤案。出狱后的张钦礼已是耄耋之年，以戴罪之身只能依靠儿女赡养。
2004年4月7日，张钦礼因病辞世，至死未获社团谅解，未能得到平反。5月17日，张钦礼骨灰由郑州送回兰考，10万民众载道焚香，沿途祭拜，以传统的跪地哭祭来迎接这个民众的“清官”和社团的“罪犯”。
天要下雨
一个地主的幸福生活
2011-8-29 11:29:48 发表于：博客中国
以前，有个地主有很多地，找了很多长工干活，长工们觉的生活挺稳定的，也就在地主这里长呆了下来，有的人租地主的房子住，有的人省衣缩食，盖起了自己的小土楼住，慢慢形成了一个村落。
一天，地主的谋士对地主说：东家，长工们这几年手上有点钱了，他们占你的地，住你的房子，每月交租子，不划算，反正他们永远住下去，你干脆把房子卖给他们。起个名堂叫做——公房出售！告诉他们房子就归他们了，可以把他们这几年赚咱们的钱收回来。
地主说：不错，那租金不是没的收了，怎么办？谋士说：照收不误，起个新鲜名儿，叫物业费！措施很快实行了，长工们听说能有自己的房产了，争先恐后地拿钱买房子，地主赚了好多钱。而长工们有了自己的房子，心里也是那个高兴啊！
可是没过了几年，地主的村子发展成城镇了，人越来越多，没地方住，谋士就对地主说：东家，长工们这几年手上又有钱了，咱们给他们盖新房子，起个名堂叫做旧城改造，改善居住条件，让他们把手上的钱给我们，我们拆了房子盖新的，叫他们再买回去。还可以多盖一些，用高价卖给别人。地主说：可是以前讲房子是他们自己的了呀？谋士说：房子是他们的，可土地是咱的呀！地主又实行了。
这次，有些长工们不高兴了，明明是自己的房子，怎么能说拆就拆了呢？有人哭有人骂有人天天到地主家去吵，还有人钉在房子里不动。这下子地主的家丁派上用途了，他们戴上红袖章，直接开着推土机就把房子铲倒地推平了。长工们打掉牙只好往肚子里咽，地主这次又赚了好多好多钱。长工们用完了自己的钱，却用自己的小楼换了个小房间住，心里那个憋气啊。可又有什么办法呢。好歹总算有地儿住，慢慢大家也就心平气和了。
又过了几年，地主的村子发展成大城市了，人更多了，地主的土地更值钱了，谋士对地主说：东家，咱们把这些长工的房子拆了，在这个地方建别墅，拆出来的地盖好房子卖给那些有钱的大款还能赚一笔。地主说：长工们不干怎么办？谋士说：咱给他们钱多点儿，起个名堂叫货币化安置，咱再到咱们的猪圈旁边建房子，起个名堂叫经济适用房，给他们修个马车道让他们到那边买房住。地主说：现在地价房价都高的离谱，他们能买的起吗？谋士说：从咱家的钱庄借钱给他们啊，一年6分利，咱这钱还能生钱崽，又没风险。地主高兴啊，很快就又实行了。
长工们拿到了拆房子的钱，一看有好几十万上百万呢，那个心里乐开了花，都称赞地主是个好东家。可等新房子造好了才发现这点钱还不够买个厕所呢，别墅那就更不用说了。于是有人就大胆反映了情况，地主说有经济适用房嘛。可地主的经适房到现在才建了一间，长工们还得摇号排队等房子，等了一年又一年，还等着呢……
于是，长工们开始闹事了，地主有点慌，忙问谋士怎么办？谋士说：赶紧散布消息说房价要跌了，别买房了，租房住吧，正好把我们的猪圈租给他们。
结果，这么多年后，长工们的钱全没了，还租在猪圈里住，直到永远！
天要下雨
文革笑话
作者：九州欢乐 2011-08-29 05:47:08 发表于：博客中国
在那个年代,有过多少在今天看来这些事是多么的不可思议,然而却实实在在的发
生了的荒唐事。透过这些令人心酸的故事,我们也许能看到当时历史环境的一个侧面……
1. 毛主席就在咱身(心)上
文革间大兴忠字舞，无论妇孺皆手持红宝书，口唱忠字歌如疯颠状集体作舞，一老
妪每舞必大唱：“－－－－－毛主席就在咱身{心}上”，浑然不觉此大逆之罪，被军代
表痛批曰尔不要老脸也罢犹不要老命耶？幸此妪乃世代贫下中农其子女皆革命左派，后
以大舌为由掩饰了事。
2. 春耕忙！
某知青点，插队者是一批音乐学院学生，平时不闻丝弦声。忽一日，公社组织宣传
队，广大贫下中农对再教育对象表示信任，派他们登台表演。
幕启，英姿飒爽的报幕员道：下一个节目，小提琴合奏《贝多芬想念红太阳》。全
场掌声雷动。贝多芬既然想念红太阳，准是个无产阶级革命派。音乐学院学生们堂而皇
之演奏一段老贝的《ｆ大调浪漫曲》。继而，准备演奏比才的《斗牛士之歌》。报幕员
介绍说：下一个节目，《全世界贫下中农春耕忙》。
3. 打倒我爹
文革时常开批斗会，一次某人老爸被抓上台批判。大会结束时有人要他高呼口号与其
父决裂划清界线，只见他冲到台前振背高喊：“打倒我爹！打倒我爹！”
这时众人也跟着齐呼：“打倒我爹！打倒我爹！”
4. 公有制
在某个公社, 正在批斗一位教师, 突然上来一位女人, 大家认识正是这位教师的妻
子, 她和革委会头的不正当关系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只听她指控道, " ..., 他长期
反对毛主席, 反对党, 而且, 把我当成他的私有财产..", 大家一听就知道这出于那位
头的授意, 想为教师说句话苦于没有什么合适的借口.
只见有位学生跳上台来, "在社会主义的中国, 怎么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呢?! 你一
定老老实实坦白, 老老实实改造, 怎么能把你妻子当成你的私有财产呢!?",
"一定要把她当成公有财产!"
5. 还债
文革后期，村里的宣传员非要贫农李大爷说说文革的好处。李大爷推辞不掉，遂慢
吞吞地说：“要说文革的好处，那是有。我以前欠下的十屁股债到现在已经还了九屁股
啦。”宣传员一时不解，问是什么意思。李大爷愤愤地说：“还欠着一屁股债呗。”
6. 照相
一哥们进城上照相馆去照相。
“同志，给俺照个模样。”
“要几寸的？”
“怎么还要布票？！”
“是问你要多大个的！”
“来它一块钱儿的！”
“万寿无疆”和“永远健康”
7. 一老农学会了几句革命口号，总想在人面前卖弄卖弄。
一日老农拎著一大一小两兔子去集上卖。有人上前问：“你这兔子不是病兔吧？”
老农急忙答道：“您放心，俺这俩兔子，一只是万寿无疆，一只是永远健康！ ”
8. 家庭出身
毛爷爷时代，人走在街上随时都会被揪出来唱语录歌，问家庭出身，个人成分等，
所以搞得人人都特紧张。
话说这哥们病了，去看医生。张过嘴，开过方子，让打针。
走进护士室，一年青女护士让他做好准备姿势。那时蔡伦还没发明牛仔裤，所以特
容易发生事故。那哥们一不小心，裤子掉地上了。
护士以为他耍流氓，大怒，喝道：“畜牲！”
那哥们吓一跳，马上立正，答道：“贫农！”
护士一听，没有好气，骂道：“二流子！”
那哥们连忙答道：“二舅子也是贫农！”
9. 错别字
毛爷爷时代年青人不好好读书，写信回家时多有别字，闹出很多笑话。
一女知青到边远山区插队落户，写信回家说：亲爱的爸爸，自从和贫下中农打成一
片以来，我已经愈混愈熟，晚上就和老大狼（娘）睡一个坑（炕），现在我的肚（胆）
子也越来越大了……
弟弟回信：家里一切都好，不用担心，妈妈上吊（调）了……
10. 文革文物——书信原件照抄
北京红旗证章厂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战友们和老师付：
您们好！
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万寿无疆！！！祝愿我们的林付主席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在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为首，林付主席为付的党中央和我
们哀心爱戴和拥护的江青同志亲自领导的中央文革的英明正确领导下，我省、我地区、
我县和本单位的革命形势一派大好，不是小好，正在和全国一样天下大乱，乱了敌人，
正如伟大导师毛主席教导我们的：“人民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
北京是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革命人民的心脏，无产者的圣地，世界革命的中心和
大后方，人民想忘的地方，您们在毛主席身边，在以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 □、伟大
的舵手毛主席为首，林付主席为付的党中央身边革命，工作，学习，多么无限的幸福！
光荣！
造反方知主席亲！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红心是联在一起的！今日写信非为别
事，只是要请三个金光闪闪无限的毛主席大像章。我们需要请最大的，有冬梅或者军舰
（梅花欢喜漫天雪或者大海航行）的红宝章，有有天安门的也可以基本上满足我们的哀
心希望。由于刘少狗和他在福建的代理人（现在已被广大人民群众打翻在地并踏上千万
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的破坏，我们在本地区目前请不到大的红宝章，只有小的。
附上壹元整是请红宝章的费用，如果有欠，通知后再寄去，如果有多，切勿寄来，
留下作革命的经费。
最后让我们共同高呼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此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反派战友的红色革命布礼！
福建宁化农工机傲霜雪战斗队
革命战士
严×× 赵×× 黄××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11. 大粪要紧
几个早起积肥的知青各挑著一担大粪匆匆地走著。
忽然走在头里那人不慎滑倒。担著的东西泼洒一地。几个同伴赶紧放下担子，上前
去正要扶他起来。
跌倒者奋力挣开同伴的搀扶，手指著正满地流淌的那物，慷慨激昂、铿锵有篷地说
道：
“同志们，不要管我，抢救公社的大粪要紧！”
12. 领导(1)
某领导在报告会上说：“正象毛主席说过的：‘小小寰球，有九只苍蝇碰壁’”，
秘书赶紧纠正：“几只。”，领导说：“九只啊，我不是说了吗。”
13. 领导(2)
某领导在报告会上讲话：“昨天，我到你们妇女主任家里，她摸了我，我也摸了她
...”场下一片哗然，领导喘了口气又说：“...的情况。”
14. 领导(3)
某领导念毛主席语录：“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翻过一页，一愣，
大声念道：“吗！”。
15. 领导(5)
某领导在对职工做学习雷峰精神的报告时念稿曰:"雷峰没有死!"(众笑,并议论纷纷)
秘书在一旁小声提示道:精神,精神!
领导得意洋洋地接着对台下说:"对!还精神着呢!"
16. 谁的蛋坏了？
一些领导到某地开会，当地习惯早餐是馒头、稀饭并且 每人一个鸡蛋。这天早晨
，一领导剥开一个鸡蛋，是坏的， 就跟服务小姐说，给我换一个，这个鸡蛋坏了。不
一会儿， 小姐就回来了，可是忘了是哪个人了，就高声喊了起来： “谁的蛋坏了？”
，众领导沉默不语。小姐又喊了一句： “谁的蛋坏了？”，还是没人答应。这时，餐
厅主任过来对 服务员说：“你这小姑娘真没礼貌，应该这样问：“哪位领导的蛋坏了
？””，忽然，餐厅主任觉得这话不对劲，赶紧 又改口又高声喊了一句：“哪位领导
是坏蛋？”。
天要下雨
与婆婆谈时局
作者：陶之妖妖 2011-08-28 14:43:55 发表于：博客中国
手捧小冰壶，胸怀全世界
——婆婆恶补时政新闻
蹄记一：冰壶者，俺婆婆祖上七代之传家宝也。冰壶为铜质材料制成，儿童足球大小；夏天放冰块降温成冰壶，冬天灌热水升温成暖壶。
蹄记二：俺的婆婆，一年四季将铜壶捧在手上。手捧冰壶，眼盯电视。诗曰——
夏季：手捧小冰壶，胸怀全世界。
冬季：手捧小暖壶，胸怀全世界。
春季：手捧小夜壶，胸怀全世界。
秋季：手捧鼻烟壶，胸怀全世界。
最近一段时间，俺外出开会、活动较多，没时间跟婆婆唠嗑。前天回家，发现婆婆的思想已远远落后于形势，跟共产党员的身份太不吻合！于是昨天晚上，俺做饭、吃饭、洗碗结束，文案也写得差不多了，俺坐在沙发上，给手捧冰壶的婆婆，恶补时政新闻。
恶补的过程一般是这样的：婆婆问，俺答。
第一， 关于金正日的问题。
婆：我看电视，金正日又到中国来了！他来做么事？未必真像你说的，骗吃骗喝？
俺：除了骗吃骗喝，他还能干么事？秋收未到，春粮吃完，金正日得有两个月没饭吃。他到中国来，骗点粮食回去凑合着熬到秋收！
婆：从前金正日来中国蛮低调，我们都不晓得，这回蛮高调涅，电视都播出了！
俺：他这回为么事高调？他是来找张召忠的。
婆：张召忠是哪个？
俺：就是天天在电视上骂美国人的那个教授！张召忠说哪个活得长活得灿烂，那个人就马上夭折！从萨达姆到卡扎菲，都是被张召忠说死的，蛮灵验的。
婆：你请他来帮我算一算？看我什么时候夭折？
俺：你不在张召忠预测的范围之内。
婆：想起来了，这个教授的儿子在美国读书，你说他既然这么恨美国，为么事把儿子送到美国去？
俺：这说明张召忠还是蛮清醒的。假如他不是把儿子送到美国，而是送到朝鲜，去金日成大学读一个《猪蹄思想》博士，那才是可怕！
婆：看金正日这个蠢样！头发像公鸡屁股炸了毛，衣服几年都不换。为么事电视画面只给他上半身，总是不给他一个全景？
俺：金正日全景难看得要死！他的肚皮滚圆，但是他的两条腿比蚂蚱腿还细，好比两根细筷子，戳一只肉包子！蛮破坏电视画面美感，做特技都做不出来！
婆：金正日的衣服丑死，他为么事不穿西装？
俺：哈哈，金正日恨死西方了，他还穿西装？要金正日穿西装，等于要一条土狗子品尝蔬菜沙拉！笑死俺了！
第二，关于卡扎菲的问题。
婆：那个利比亚的卡扎菲，穿的衣裳、戴的帽子怪模怪样的，一件一件披挂在身上，几麻烦！
俺：这你就不懂了。卡扎菲的衣服看上去空空荡荡，其实里面塞满了食物。他不得民心，心虚得很，随时准备逃跑。他的衣裳里，有肯德基全家桶，烙饼，韭菜盒子，饺子，康师傅方便面，农夫山泉，奥利奥，口香糖。
婆：这么多？够他吃几个月了！
俺：所以他一直在逃跑，边逃跑边吃零食。
第三，关于奥巴马的问题。
婆：我看电视，奥巴马带着老婆和小伢外出度假，蛮随便的。为么事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从来不带家人度假？从来没见过他们的家人在电视上露面？
俺：你又不懂了！这就是中美两国的差别！奥巴马群众关系差得很，人民都不喜欢他，他走到哪里，人民连一个正眼都不给他。有一次他和一帮议员去麦当劳，群众连座位都不给他留一个，他这个总统，一点意思都没有！有一次奥巴马清早去买油条，蛮多人排队，奥巴马跟一个中年妇女打商量：“大姐你能不能让我先插个队？我要赶到国会去开会……”。中年妇女眼睛一瞪，嘴巴一瘪：“滚一边去！要开会为么事不早点出来？不许插队！”奥巴马乖乖的排队去了。
但是在我们中国，领导人特别受群众爱戴，群众看到领导，马上热泪滚滚，内牛满面。假如温总在我们小区排队买油条，从管委会，到街道办，到居委会，统统出来维持秩序，还要封锁一条街，交警也要加班。炸油条的嫂子是事先安排好的，面粉是街道领导送来的有机面粉，地沟油换成花生油。油条嫂子激动得泪流，边炸油条边说：“温总亲自买油条，我高兴啊太激动啊我的早点摊马上就要出名了啊！”结果油条嫂子太激动，油条也炸糊了！温总拿着零钱，把手一挥：“居民朋友大家好！”哇哇哇，居民哭声一片；温总再把手一挥：“居民朋友要多吃油条！”居民又是哭声一片；你说，买根油条都这么麻烦，温总肿么能带着家人度假？
婆：雀屎！再说温总也蛮忙，这大个国家，要操多少心哦！
——手捧冰壶的婆婆蹒跚着，进入卧室安眠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