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中共一大前入党的三位党员

[宽容]

鲜为人知的中共一大前入党的三位党员

党史纵览 　　在中共一大召开前到底有多少中共党员？对这一问题，党史学界最有权威性的说法是有53 人，其依据是：1921 年11 月，在中共一大闭幕4个月后，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李汉俊起草了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5个人。领导人是享有威望的《新青年》的主编陈同志。这个组织逐渐扩大其活动范围，现在已有6个小组，有53个成员”。最近，笔者翻阅资料时发现杨匏安、董亦湘、朱务善3人，都是在中共一大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但这3人却都不在53人名单中。 　　广东人杨匏安 　　1896年11月6日，杨匏安出生在广东省香山县南屏乡北山村(今属于珠海市香洲区)一个破落的茶商家庭。杨匏安的父亲以贩卖茶叶、瓷器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杨匏安的母亲陈智，出身于香山县古鹤村一个华侨官商家庭，她秉性刚强，受过旧式教育，爱好诗词书法。杨匏安儿时就坐在母亲的膝上跟着母亲诵读诗词古文，后来他自称“幼时颇有诗癖”，这大半是出自他母亲的熏陶。 　　杨匏安童年时，父亲杨富祥就病逝了，留下孤儿寡妇，一家人靠母亲陈智的手艺维持生活。7岁时，杨匏安入本乡恭都学堂读书。小学毕业后，家里卖了田地，托亲戚带他到广州求学。杨匏安不负家人重托，考进了两广高等学堂预科。两广高等学堂的前身，是清末洋务派首领两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广雅书院，是华南最有名的学府，辛亥革命后改名省立一中。1912年秋，16岁的杨匏安从广东省立一中毕业。他先后在家乡做过小学教师、在澳门做过家庭教师，后来又在广州的几所学校任教。他是一位十分出色的教师，赢得了许许多多学生的钦佩，革命烈士周文雍就曾经是他的学生。 　　杨匏安青年时期曾经随同华侨商人乘舟东渡日本游历。在日本横滨，他开始阅读日文版的马克思主义原著，思想上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回国后，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启发，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朝着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世界观转变。1919年11月11日至12月4日，杨匏安撰写的《马克思主义》在《广东中华新报》连续登载了19期。这篇文章与李大钊的著名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几乎是同时问世的，也是华南地区最早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名著之一。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对杨匏安这篇文章评价甚高，认为杨匏安也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党史上应该将“北李”和“南杨”并列起来提，“南杨北李”，即广东的杨匏安和北京的李大钊。 　　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参加者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等，陈独秀任书记。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陈独秀写信约请他在北京大学教书时的学生谭平山，在广州成立相应的组织。不久，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杨匏安加入了青年团。 　　1920年底，陈独秀应广东省省长陈炯明的邀请，从上海来到了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一职。陈独秀与谭平山等人频繁接触后，于1921年春正式成立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陈独秀任书记，不久，谭平山继任书记。在谭平山的引荐下，陈独秀在广州革命活动的据点杨家祠会见了杨匏安。 　　1921年春夏之间，也就是在中共一大召开前，由谭平山介绍，杨匏安正式加入共产党，成为中共早期党员。过去普遍认为：中共一大前，广州早期党组织里没有杨匏安。但林伯渠在《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一文中写道：“同年（也就是1921 年，引者注）五六月我到了广州，又同谭平山、陈公博、杨匏安等座谈了两次，那时小组情形，只要彼此知道或经朋友介绍是研究俄罗斯问题和搞共产主义的，遇到就约个地方谈谈，没有什么章程。但是个人来往及通信联系也是有的。”林伯渠的回忆中，清楚地显示杨匏安在中共一大前，就已经加入了广州早期党组织了，也就是说杨匏安已经是中共党员了。 　　国共合作期间，杨匏安曾经代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一职。省港罢工时，他又兼任广东政府财政部的代表，掌管着大量钱财，他忠于职守，从不乱用一分钱。当时经常有人上门给他送礼，但杨匏安从不许家人接受。有一次，省港罢工委员会发放捐款后，留在杨家的袋子里剩下了一枚硬币。他的孩子们捡到后拿着玩时，被他发现了，马上严肃地对孩子们说：“这是公家的钱，一分一文都不能要。”接着，他又让孩子们马上把这枚硬币送回罢工委员会。当时，虽然杨匏安身居国民党高位，但他两袖清风，依然白天当编辑校对，晚上写作译书，有时还要帮家人推磨做米糍，让年迈的母亲和年幼的孩子清晨上街叫卖，以此来维持生活。周恩来称赞杨匏安“为官廉洁，家境清贫”。 　　1931年7月25日，杨匏安在上海被捕，因为他过去在国民党内地位很高，蒋介石曾竭力对他实施劝降。蒋介石先后派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和广东香山籍的国民政府委员吴铁城面见杨匏安，劝他脱离共产党投向国民党。面对劝降，杨匏安坚决地说：“死可以，变节不行。”蒋介石还不死心，又接连给杨匏安写了两封劝降信，但他的信被杨匏安撕得粉碎。最后，蒋介石亲自打电话向狱中的杨匏安劝降，杨匏安一听是蒋介石的电话，就将话筒摔到墙上。蒋介石无可奈何，最终下令处决杨匏安。 　　1931年８月4日晚，杨匏安等8人被枪杀在上海龙华看守所内的一片荒地上，这一年杨匏安才35岁。就义前，他口占一首五律诗《示难友》： 　　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 　　残生无可恋，大敌正当前。 　　知止穷张俭，迟行笑褚渊。 　　从兹分手别，对视莫潸然！ 　　江苏人董亦湘 　　1896年，董亦湘出生在江苏省武进县潘家桥一个农民家庭。原名椿芳，因家境贫寒，他年少时只读了七八年私塾。19岁时，他开始在本地任塾师。虽然只是个私塾老师，但他胸怀大志，曾经在笔筒上刻了“大丈夫以身许国，好男儿志在四方”的誓言。1918年，经一位名叫殷彦洵的塾师介绍，他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在国文词典委员会当助理编辑。五四运动时期，董亦湘开始接受新思想。为了寻求马列主义真理，他自学英文、俄文，阅读马列著作，研究社会主义学说，常与陈独秀、邓中夏、俞秀松、沈雁冰（茅盾）等早期共产党人往来。 　　董亦湘入党的时间是“1921年4月”，也就是中共一大前。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7月出版的《俞秀松纪念文集》一书中，收录了俄罗斯现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保存的一批原始档案，在该书的第366 页“列宁学院中国部分学生简历”中，董亦湘“何时何地入党的”的表格中清楚填写的是“一九二一， 四月沪地”。 　　董亦湘的入党介绍人是沈雁冰。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1916 年，沈雁冰从北京大学毕业后，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董亦湘于1918 年秋，进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词典部当助理编辑。可以说他们在同一单位里，干着同样的编辑工作。当时，他们二人还一起住在商务印书馆附近的同一幢石库门老房子内。沈雁冰夫妇住在三楼，董亦湘兄弟住在二楼的厢房内。1921年5月，上海早期党组织在闸北宝兴西里沈雁冰家中召开会议，经沈雁冰介绍，其胞弟、19岁的沈泽民和董亦湘同时被吸收为中共上海小组成员。 　　1923年7月，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决定：上海的53名中共党员，以居住较近、便于掩护、方便活动为原则，进行重新编组，共分4个组。住在闸北一带的党员编在第二组，命名为商务印书馆小组，有13名成员，组长董亦湘，该组组员有沈雁冰、沈泽民、杨贤江、张国焘、刘仁静、徐梅坤等。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根据党中央的指示，董亦湘、沈雁冰、杨贤江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国民党。此外，董亦湘还是无锡党团组织的创建人之一，他在无锡介绍孙冶方等人加入共产党，帮助他们建立了无锡的党支部。 　　1924年4月，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改组为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原商务印书馆小组，改称闸北组，归闸北区委领导，董亦湘依然任组长。 　　董亦湘还曾介绍了两位在中共党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著名人物入党，一位是张闻天，又名洛甫，曾经担任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红军长征途中曾经担任政治局总负责人；另外一位就是陈云，陈云当时在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工作，他原来的名字叫廖陈云。1956年在党的八大上被选为党中央副主席。 　　1924年8月到1925年上半年，董亦湘还曾在党领导的上海大学社会系任教，讲授社会发展史，并参加过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 　　1925年8月，董亦湘被党组织派往苏联学习。在苏联，他起了一个俄文名字叫奥林斯基?列夫?米哈依洛维奇，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学院学习。因为他曾经当过老师，所以在学习期间，和张闻天一起担任了助教。 　　读书期间，王明一伙大搞宗派活动，打击异己，董亦湘和俞秀松等与之开展激烈的斗争。1927年6月，王明一伙指控董亦湘、俞秀松是“江浙同乡会”的头头，与蒋介石之子蒋经国一道搞反革命活动。1928年，经第三国际监委、联共（布）监委和中共代表团成员瞿秋白、周恩来等三方联合调查证明，所谓的“江浙同乡会”、“反革命活动”根本不存在。1931年1月，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夺取了党中央的领导权，推行一条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董亦湘、俞秀松等人坚决加以抵制，王明便以“反对中央领导”的罪名，再次对董亦湘等人进行诬陷打击。1933年初，董亦湘被调到苏联远东哈巴罗夫斯克工作，任远东苏联内务部政治保卫局全权军事代表。在那里，他与印刷女工、苏联籍朝鲜姑娘奥迦依结婚，并生下了一子一女。1937年苏联清党时，董亦湘遭王明陷害，被捕入狱。1939年5月29日，被迫害致死，年仅43岁。 　　1959年1月，苏联中央军事检察院和远东军事法院发出通知和证明，对董亦湘作出“以无罪结案”、“恢复声誉”的结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对董亦湘的历史旧案进行了复查。1984年6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为董亦湘平反昭雪，董亦湘被定为革命烈士。1987年4月，在董亦湘家乡建立了一座纪念碑，陈云亲自为纪念碑题写了碑名。 　　湖南人朱务善 　　1896年农历十月十七日，朱务善出生在湖南省津市一个晚清秀才家庭。少时，他在津市大成丙等小学读书，后考进澧州中学堂。读书时，他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尤为喜爱近代启蒙思想家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并从中汲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营养。 　　1919年4月，朱务善在亲友的资助下赴京投考大学。那时的大学是各自单独报名、单独命题、单独录取的，朱务善一下子报考了几所学校，因为成绩优秀，他同时被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和法政专科学校录取。当时正逢五四运动爆发，青年学生的爱国举动对他产生了很大的鼓舞，于是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已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京大学。1919年，朱务善当选为北大学生会主席，后又被选为北京学生联合会主席。他在李大钊指导下，与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等人一起，组织革命团体，创办进步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 　　朱务善在1956 年6 月《中共成立前后在北京工作的回忆》一文中说：“我记得1921年3月间，当我们开始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讨论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时候，在座的只有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等7人。在下次开会时，又碰见刘仁静、江皓、何孟雄、高尚德等。实际上，我们就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组织史资料 1921-1987 》（人民出版社1992 年出版）一书，把朱务善作为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并列有小传：“到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共产党北京支部已发展到十几名党员，他们是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刘仁静、邓中夏、罗章龙、李梅羹、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劼、朱务善…… ”吴家林、谢荫明著的《北京党组织的创建活动》一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3月出版）第163页中说，朱务善是“1920 年加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 年上半年加入北京共产党组织。他入党介绍人为李大钊和邓中夏”。 1964 年3 月，朱务善填写的“干部履历表”中，在“何时何地何人介绍入团、入党，何时转正”栏目中，填写的是“1921 年4月或 1920 年六七月在北京由李大钊、邓中夏同志介绍入党（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底，朱务善受党的委托，在北京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并被选为团中央委员，吸收了一大批进步青年入团。朱务善还曾经到蒙藏学校宣传马克思主义，吸收了乌兰夫、刘锡五、罗寿等蒙藏学生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先锋队员，为少数民族地区早期建党工作做出了贡献。 　　1924年，朱务善当选为中共北方区委委员，并任北京《民报》中文版国内新闻编辑，兼编经济副刊。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治纲领后，他被北京学生选为赴广东促请孙中山北伐的代表，两次晋见孙中山。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后，他以共产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任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宣传部指导。他还是国民会议促进会全国代表大会的主要筹备人员之一。任大会中共党团书记时，他介绍广东海员工会代表苏兆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5年，朱务善从北京大学毕业后，经李大钊介绍，与北京女子师大学生石道睿结婚。同年10月，受中共中央派遣，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第二年，转为苏共党员。1927年又转入列宁格勒军政大学学习。1929年苏共清党期间，朱务善应同学的要求，写信回国索要中国报纸，此事被认为是违反苏共党纪，因而受到留党察看一年处分。1935年朱务善毕业后，经共产国际介绍，先后在苏联东方大学、苏联科学院、苏联历史学院、东方语言学院、列宁格勒大学任教师和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史研究，并撰写了大量研究论文。 　　1937年，苏联肃反扩大化，朱务善因被牵连到刺杀基洛夫案件中，蒙冤被捕，并被判刑5年，流放苏联乌赫塔城。刑满后，留在该地从事医务工作。到了1951年，朱务善又因1937年的那桩旧案，再次被判刑3年。直到1954年斯大林去世后，朱务善才被昭雪平反，无罪释放，恢复名誉并赔偿损失，返回莫斯科。1955年，出狱后的朱务善重新加入苏共，为预备党员，但因王明等人的阻挠，一直未能转正。 　　1955年，经周恩来批示，朱务善回到了祖国，中共中央组织部恢复并承认他是从1921年加入中共党籍，并分配他到中国科学院任编译出版委员会副主任、科学出版社副社长等职。“文化大革命”期间，朱务善惨遭迫害，于1971年6月含冤去世，终年75岁。1978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为朱务善恢复名誉，并举行了追悼仪式，他的骨灰被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