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w: 我思我写：暴力只会引来更多暴力‧--摘自馬來西亞南洋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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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壳
Nov 20, 2015, 11:43:13 PM11/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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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t: Thursday, November 19, 2015 3:4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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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我思我写：暴力只会引来更多暴力‧--摘自馬來西亞南洋商報
噩梦再次降临。更多暴力及血腥，更多仇恨及眼泪。
整个星期六早晨，我在搜寻身在巴黎的友人及家人的相关新闻。
恐袭事件发生的地点，一些非常靠近我女儿阿姨的家，我们为此焦虑的等待她捎来信息，庆幸我们所有朋友及亲人都平安无事。
放下心头大石后，悲伤及沮丧接踵而来。悲痛是因为伤亡惨重，因为其中许多是当晚决定出门及娱乐的年轻人。这是每个父母的噩梦，孩子已长大并懂得保护自己，因此，你允许他们外出；惟在这类事件中，我们又如何能保护他们？
我们怎么能告诉他们，体育场、剧院及餐厅是不安全的地方？或是教导他们如何躲避手榴弹或是持枪的疯子？我好奇在校园枪击事件后，美国的母亲会如何教导孩子？肯定不是“不要去上学”。
最令人沮丧的是责怪及互相指责立即浮现。暴力只会引来更多暴力，这情况在实际战争中最为明显，同时，在以“安全”之名来囚禁特定人士的谈吐、写作及行动中巧妙出现。
轻易怪罪特定族群
这情况并不新鲜。自1941年12月发生的珍珠港偷袭事件后，约11万至12万生活在太平洋海岸的日裔美国人遭强制拆迁及监禁在拘留营，尽管没有证据证明他们对国家不忠，遑论大部分人还是在美国土生土长。
1980年，吉米卡特政府成立“战时平民拆迁及监禁委员会”，在委员会题为“个人正义遭漠视”
的报告中，只找到少许日裔美国人当时不忠的证据，并得出监禁是源自种族主义的产品，建议政府赔偿幸存者；1988年，总统里根签署通过公民自由法案，并代表美国政府向遭拘禁的日裔美国人道歉及对幸存者赔偿每人2万美元。该法案承认美国政府当时的行动是源于“种族歧视、战争的歇斯底里及政治领导的失灵”。
历史总被人忽略，特别是怒火中烧的时刻。“9‧11”事件忽略了二次大战的教训，目前情况显示他们毫无疑问将再次忽略历史的教训。最受欢迎的反击即更为暴力，尽管这方式未曾证明有效，除非我们将广岛与长崎投放原子弹的事件纳入考量，惟这事件的效果仍具争议性。
令人感到更为抑郁的是近来发生的悲剧显示，一些个人在毫无根据及纯粹揣测的情况下，很快就怪罪特定群体。尽管情况显示只有少数人直接涉及枪杀事件，一些人很快就喜欢针对整个社群做出歧视行为，因为这么做他们才感到“安全”。
我好奇这些行为背后的假设是什么？死者是不是全属于一个族群及一个宗教？法国人口结构其实与其他许多国家一样多元，然而，还是有人大言不惭地认为所有回教徒都有嫌疑。对于居住在回教徒占多数的国家的民众，如果整天都担心所遇见的回教徒都是等着杀害他们，他们该如何外出？
审视自己对人态度
且问从什么时候开始，这种歧视整个社群的行动能驯服他们？南非的黑人从不屈服于种族隔离政策；非洲裔美国人发起公民权运动反击种族歧视；在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多人反对以种族为基础的政策。在一般情况下，政府在开始的时候缺乏反应，意味这政府将失去支持，有时候还引起公开暴动。有鉴于此，我们为何会认为任何针对特定信仰社群的歧视行为，最终会引起不一样的反应？我们有什么例子可证明，人们会心甘情愿地接受羞辱他们的歧视性措施？
为了民众的安全，有关政府务必尽全力揪出干下如此血腥及暴力事件的肇事者；惟政府看来已不比领导她的人理性。在2012年1月至2015年11月期间，美国小学、学院及大学共发生40起致命校园枪击事件，但美国政府并没采取任何限制民众拥枪的措施。我们为何应该期待政府在处理发生在更为公开场合的屠杀事件时，会采取理性的反应？她们对大屠杀的唯一反应，就是更多的大屠杀，最好远离她们的海岸。
与此同时，我们应该审视自己对待他人的态度，看看我们是否认为自己是和平缔造者、搭桥者或战争贩子。它从我们的邻居、社区、村庄、市镇、城市及国家开始。当然，我们也应反思日裔美国人在拘留营所承受的痛苦是否正义。
玛丽娜马哈迪 （（泰发译）
整个星期六早晨，我在搜寻身在巴黎的友人及家人的相关新闻。
恐袭事件发生的地点，一些非常靠近我女儿阿姨的家，我们为此焦虑的等待她捎来信息，庆幸我们所有朋友及亲人都平安无事。
放下心头大石后，悲伤及沮丧接踵而来。悲痛是因为伤亡惨重，因为其中许多是当晚决定出门及娱乐的年轻人。这是每个父母的噩梦，孩子已长大并懂得保护自己，因此，你允许他们外出；惟在这类事件中，我们又如何能保护他们？
我们怎么能告诉他们，体育场、剧院及餐厅是不安全的地方？或是教导他们如何躲避手榴弹或是持枪的疯子？我好奇在校园枪击事件后，美国的母亲会如何教导孩子？肯定不是“不要去上学”。
最令人沮丧的是责怪及互相指责立即浮现。暴力只会引来更多暴力，这情况在实际战争中最为明显，同时，在以“安全”之名来囚禁特定人士的谈吐、写作及行动中巧妙出现。
轻易怪罪特定族群
这情况并不新鲜。自1941年12月发生的珍珠港偷袭事件后，约11万至12万生活在太平洋海岸的日裔美国人遭强制拆迁及监禁在拘留营，尽管没有证据证明他们对国家不忠，遑论大部分人还是在美国土生土长。
1980年，吉米卡特政府成立“战时平民拆迁及监禁委员会”，在委员会题为“个人正义遭漠视”
的报告中，只找到少许日裔美国人当时不忠的证据，并得出监禁是源自种族主义的产品，建议政府赔偿幸存者；1988年，总统里根签署通过公民自由法案，并代表美国政府向遭拘禁的日裔美国人道歉及对幸存者赔偿每人2万美元。该法案承认美国政府当时的行动是源于“种族歧视、战争的歇斯底里及政治领导的失灵”。
历史总被人忽略，特别是怒火中烧的时刻。“9‧11”事件忽略了二次大战的教训，目前情况显示他们毫无疑问将再次忽略历史的教训。最受欢迎的反击即更为暴力，尽管这方式未曾证明有效，除非我们将广岛与长崎投放原子弹的事件纳入考量，惟这事件的效果仍具争议性。
令人感到更为抑郁的是近来发生的悲剧显示，一些个人在毫无根据及纯粹揣测的情况下，很快就怪罪特定群体。尽管情况显示只有少数人直接涉及枪杀事件，一些人很快就喜欢针对整个社群做出歧视行为，因为这么做他们才感到“安全”。
我好奇这些行为背后的假设是什么？死者是不是全属于一个族群及一个宗教？法国人口结构其实与其他许多国家一样多元，然而，还是有人大言不惭地认为所有回教徒都有嫌疑。对于居住在回教徒占多数的国家的民众，如果整天都担心所遇见的回教徒都是等着杀害他们，他们该如何外出？
审视自己对人态度
且问从什么时候开始，这种歧视整个社群的行动能驯服他们？南非的黑人从不屈服于种族隔离政策；非洲裔美国人发起公民权运动反击种族歧视；在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多人反对以种族为基础的政策。在一般情况下，政府在开始的时候缺乏反应，意味这政府将失去支持，有时候还引起公开暴动。有鉴于此，我们为何会认为任何针对特定信仰社群的歧视行为，最终会引起不一样的反应？我们有什么例子可证明，人们会心甘情愿地接受羞辱他们的歧视性措施？
为了民众的安全，有关政府务必尽全力揪出干下如此血腥及暴力事件的肇事者；惟政府看来已不比领导她的人理性。在2012年1月至2015年11月期间，美国小学、学院及大学共发生40起致命校园枪击事件，但美国政府并没采取任何限制民众拥枪的措施。我们为何应该期待政府在处理发生在更为公开场合的屠杀事件时，会采取理性的反应？她们对大屠杀的唯一反应，就是更多的大屠杀，最好远离她们的海岸。
与此同时，我们应该审视自己对待他人的态度，看看我们是否认为自己是和平缔造者、搭桥者或战争贩子。它从我们的邻居、社区、村庄、市镇、城市及国家开始。当然，我们也应反思日裔美国人在拘留营所承受的痛苦是否正义。
玛丽娜马哈迪 （（泰发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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