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国苦难】 中国农民与中国共产党 （三）
Micky Wong
(史安)
（三）
关于这同情心问题。
谈到同情心问题，不能不提两个人：一是卢梭，一是孟子。
卢梭曾断言人有两大天性："自爱心"和"怜悯心"。
他所说的"怜悯心"，即今人所说的同情心，"我们在看到任何有感觉的生物、主要
是我们的同类遭受灭亡或痛苦的时候，会感到一种天然的憎恶。"（《论不平等的起
源和基础》序以及第一部分，商务印书馆1962年中文版，第62-110页）
他把人的这种与生俱来的"怜悯心"，看作是人类最基本的道德感，看作是人类其他
一切道德感的出发点。换句话说，一个人若要是缺乏同情心，也就是缺乏最基本的
道德感，缺乏人之所以为人的道德基准。
孟子曾断言人有四种"良知良能"，或四种生而有之的"善端"："恻隐之心，仁之端
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
·公孙丑上》）
其中的"恻隐之心"，亦即同情心，如"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而生出的怜悯心（同上）。
孟子把"恻隐之心"看作"仁之端"，即仁之本原；也就是把同情心看作人的一种最基
本的道德感，一种人之所以为人的道德底线："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同上）。
对于中国农民的历史境遇和现实状况，稍有良知的一般人都会抱着同情心态，而与
中国农民有着特殊历史关系的执政党是不是也抱着这一心态呢？
这是一个很难用"是"或"不是"来回答的问题。从执政党的一些言行中，人们可以找
出有关这一问题的肯定答案；从执政党的另一些言行中，人们又可以找出有关这一
问题的否定答案。
在中国现代各阶级中，农民无疑是最令其他人同情的阶级，也是最令执政党左右尴
尬的阶级。
其一，关于肯定方面的答案。
执政党年年都强调要提高农民收入，要缩小农民收入增长速度与城市居民收入增长
速度的差距，都显得要把农民问题放到很重要的位置上。执政党有时也能出台一些
助农措施，如实施农村电网改造工程，如放宽农民进城打工限制。
政府总理在答记者问时也表示："令我最感头痛"的问题，就是如何增加农民收入的
问题。这几年来"农民的收入增加得不快，个别地方还有所下降"，而"要解决这个
问题是不容易的"。（新华社2002年3月15日讯）
显然，在政府总理的这一"头痛"中隐有两层焦虑：
一是技术层面上的--这是一件很难办成的事；
二是价值层面上的--这件很难办成的事恰恰是很应该乃至最应该办成的事，因为执
政党不能再继续对不起农民了。
在这后一层焦虑中，无疑隐有对农民的愧意。作为总理，他也应该有愧意，应该为
中国政府在与美国政府谈判入关条件时作出有损农民利益的重大让步而有愧意。所
以，他在说了"令我最感头痛"的话后，又谈了一些有关进口农产品方面的话，发了
一通针对美国关税政策的牢骚。
其二，关于否定方面的答案。
执政党年年都讲要提高农民收入增长幅度，但就实际效果来看，年年都止于承诺，
致使城乡人民收入差别年复一年地加大。
执政党年年都讲要制止农村乱摊派，但就实际效果来看，年年都止于文件，致使农
民负担年复一年地加重。
有的地方甚至连文件都予以封杀，如江西省曾有查封"历年中央农村工作文件汇编"
案。这就荒唐得让人弄不明白，究竟是中央权力大还是地方权力大？是中央有权查
封地方的东西还是地方有权查封中央的东西？
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
执政党只是承认农村的经济生态问题较为严重，而不大谈农村的政治生态问题更为
严重。
如今一些地方的一些乡村干部，已沦落为一批乡村恶霸。他们肆意地盘剥农民，肆
意地凌辱农民，在压榨和欺侮农民方面无所而不为。
他们还打着"维护稳定"的旗号，不准农民群众表示不满，尤其不准农民群众越级告状。
在今日中国，"维护稳定"被执政党奉为最重要的国策，摆在"压倒一切"的位置上，
即为了"维护稳定"，可以做一切事，可以不择手段，包括可以采取血腥镇压的手段。
就其实行效果来看，既有正面意义，也有负面意义。
正面意义在于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环境。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负面意义在于为中国的贪污腐败也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环境。党政干部的腐败率在
"稳定"中持续上升，国库资源的流失量在"稳定"中持续增长，老百姓心中的怨恨也
在"稳定"中持续增长。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对于许多中国权势人物来说，"维护稳定"是一件于公于私都有好处的事情。
公在有利于国家发展经济，开辟财源，增加国库里的东西。
私在有利于他们包括其亲属，能更好地享受国库里的东西：
或以公开的方式挥霍国库里的东西：大兴土木，搞面子工程，大摆场面，树个人形象┅┅
或以暗中的方式盗窃国库里的东西：官小者由自己出面谋取，官大者由老婆儿子等
亲属出面谋取，或搞请托，倒批件，当中介，收好处费；或骗贷款，开公司，当老
总，通过暗箱操作承接国家工程┅┅
所谓维护政治稳定，就是维持现有政治体制不变；而所要维持不变的这个政治体
制，则是一个一党专政故而缺乏权力制衡的体制。
在这个体制下，党政权力可以干预一切社会领域里的活动，包括干预经济领域里的
活动。因此，在维持现有政治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大力推进经济改革，就不能避免党
政权力大举介入经济活动。"打着社会主义旗帜的经济改革"搞得越红火，"有中国
特色的权钱交易"也就搞得越火红。
最近这十年，既是中共建国以来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十年，也是中共建国以来乃至
中国有史以来官场腐败最为猖獗的十年，因而也是中国社会矛盾和中共政权隐患越
积越多的十年。
中共已进入了她有史以来最遭老百姓议论的时期，尽管她此时最爱讲什么"始终代
表人民"的话。
四十年前，中共农村工作元老邓子恢在中共中央党校大会上，把许多中共农村干部
比做蒙古"鞑子"，比作国民党"保长"：
可以说大部分干部不与群众联系；
有的干部工分多，大吃大喝，贪污浪费；
过去老百姓养一个"保长"，现在养许多"保长"；
过去十户养一个"鞑子"，现在两户、五户养一个"鞑子"。
（邓子恢：《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1962.7.11）》，载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
参考资料》第24册，第106-114页）
"鞑子"是史上汉人最痛恨的人，"保长"则是建国前中共在农村最敌视的人。从这个
比喻性说法中，可以看出当时农村的吏治已相当恶化了，同时也可以看出当时邓公
的心情是极为憎恨的。
邓子恢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人，是中共党内那种极为罕见的既能体恤农民疾苦又能为
此而敢当面顶撞毛泽东的元老级人物。
在中共高层内，邓子恢与彭德怀都不属于"滑头派"、"哈毛族"，而都属于刚正不阿
之人，都属于毛泽东不能容忍之人，故而都早在五十年代就挨了整，一个被毛讥为
"小脚女人"，一个被毛和其追随者打成"反党集团首领"。
有人因此而戏言：在中共高层人物中，五十年代被毛冤整者，属一等好人；六十年
代被毛冤整者，属二等好人；文革时期被毛冤整者，属三等好人（曾参与整过人的
人）；而从未被毛冤整者，则一定是坏人，很可能是一等坏人，如康生辈。
四十年后，邓子恢所憎恨的那种农村吏治现象，非但没有改善，反而更加严重了。
现时中国大陆一些地区的乡村吏治：
既赶不上1911年前"皇上"治下的乡村吏治，
也赶不上1949年前"老蒋"治下的乡村吏治。
那些乡村干部比"鞑子"还凶，比"保长"还横。许多农民群众则生活在非常困苦和非
常屈辱中，感受不到这世上还有国法，还有公道。
当今中国领导人很爱向世人畅谈中国的经济成就，甚至炫耀中国的经济成就。诚
然，畅谈乃至炫耀那种能给自己带来荣誉感的事，是人之常情，是大多数人都爱做
的事，无可厚非；但问题是，他们如此畅谈或如此炫耀，最终搞出了"上有所好，
下必甚焉"的效果。
其一，搞出了一种"报喜不报忧"的风气。
在所谓"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下，中国大陆传媒热衷于作正面报
道：大力宣传中国国家形势的美好景象，频频使用"盛世"这个亮词；大力宣传中国
领导人的"丰功伟绩"，竟搞起个人迷信来，几近"文革"情状。甚至有一大学校刊称：
毛泽东使中国人站起来了，
邓小平使中国人富起来了，
第三代领导人使中国人强起来了。
言下之意，今日的中国已成为一个既富足又强盛的国家了。
于是，《走进新时代》的歌唱起来了，《今天是个好日子》的歌唱起来了，唱得歌唱者
受宠幸，唱得被歌唱者漂漂然而不知天高地厚。
可是，很少有媒体能对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作出有深度的报道，很少有媒体能
客观且全面地报道中国农民的现实处境，以及他们的真实心态。
其二，搞出了一种"爱摆奢华场面"的风气。
为了显示繁荣昌盛的景象，这个国家大大小小领导机构都爱搞形象包装，包装国
家，包装城市，包装政绩，包装领导人；并为此而不惜花费巨资，有时简直是在大
把大把地抛撒金子银子：
1999年为操办"五十年大庆"而花了不下数百亿人民币，一掷亿金地为北京城披上盛装；
2001年为召开"爱派克会议"而花了不下数十亿人民币，一掷亿金地在上海滩大摆宴席。
这些年来，这个十分爱讲面子的国家，无疑搞出了许多旨在突出领导人形象的工
程，并搞出了一种恶俗，即那种"领导人极欲作秀"的恶俗。结果导致这个国家的许
多行为，都带有相当浓厚的表演色彩。
这些年来，这个还处在发展中的国家，无疑搞出了许多连发达国家--那些在人均收
入上高出中国数十倍的国家--都搞不出毋宁说不敢搞的富丽堂皇的景象，并搞出了
一种恶俗，即那种"暴发户刻意露富"的恶俗。可问题是，这个国家还未真正暴发起
来，还只处在"要暴发而未暴发"的过程中。
不知这些领导人有没有想过，就在他们大摆那些奢华场面时，其治下还有数万万农
民以及数千万下岗工人仍过着相当拮据的生活，其中不少人仍过着相当贫困的生活。
不知他们有没有想过，他们这样做表面上是浪费是挥霍，实质上是缺乏同情心，缺
乏那种在上者体恤在下者的同情心，没有守住作为统治者所应守住的道德底线。
昔日汉文帝先是想建一座露台，后获知所需费用相当于十家农户的资产，便取消了
动工的计划。
如今一些领导人为摆那个派头、为挣那个面子而花掉的票子，岂止相当于十家农户
的资产，至少相当于十万家、二十万家农户的资产。
不过，话说回来，这两者是不能相比的。虽然他们都是搞政治的，但前者搞的是那
种"长治久安"的政治，后者搞的则是那种"人亡政息"的政治，甚至是"人未亡政就
息"的政治。
汉文帝很看重自己所作所为能不能经得起历史检验，能不能给子孙留下一些好东
西，能不能给自己留下一些好名声，即很看重那些具有"永恒性"的东西。他无疑得
到了丰厚的历史回报：
他参与建构的汉王朝成了中国史上国运长久的大王朝，
他本人的名字也列入中国史上光彩夺目的的名君榜，
他享有了"永恒"。
如今一些领导人似乎不大看重那些具有"永恒性"的东西，而很在乎眼前的一些东
西，很在乎眼下政局能否不出大事，很在乎眼下自己能否享有荣华富贵。
从他们对眼下的事过分在意中，可以看出他们对未来的事缺乏信心，对他们去世后
或下台后的事缺乏信心，所以一旦抓到大权就不会轻易放手，或佯装下台而实欲"
垂帘听政"，并为此而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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