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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网｜李宇暉：後冷戰時期革命還會是單純的改朝換代?
關於革命還是改良的話題可以說是經久不衰，光我個人就有無數的微博、長微博探討這個問題。總的來講，中國知識分子對「革命」二字表現出一種深深的恐懼。原因之一，當然可能是策略上的：他們作為體制內的精英階層，站在本階層的立場上試圖阻礙制度變革。但也不排除很多人是真誠的學理上的考量。他們考察了一些古今中外的政權更迭案例，發現很多都帶來慘痛的結果——要麼是無新意的改朝換代，要麼更糟，原來的革命者藉助武裝鬥爭中形成的權力壟斷創造出比原來更為恐怖的極權。
第一種人是不可能說服的。但是第二種人之所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未必是因為其學藝不精，而實在是所讀的文獻跟不上時代的變化。無論政治學還是史學中的「經典」往往要在發表十幾年甚至幾十年以後才成為學術共同體的共識，等到再翻譯成中文就要更久，如果一個學者只讀經典，當然難免要落後於時代。
後冷戰時期的民主化歷史就有這樣一個問題。引用率最高的亨廷頓的《第三波》一書出版於1991年，蘇聯解體才剛剛發生。因此要理解這個現象，就像理解互聯網的社會效應一樣，必須放棄對經典文獻的過分依賴，而需要直接觀測眼前的案例。
後冷戰時期是一個和之前人類歷史截然不同的時期。不同點有很多，當中有幾點是最明顯的：
第一，全球的知識階層（哪怕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已經極少有人相信諸如共產主義、納粹主義之類的極權意識形態。雖然一些人對民主還有疑問，但是已經沒有人會願意為剝奪個人自由的制度唱讚歌。有些人以薄熙來時代的重慶為例來證明極權仍有市場，我倒認為這個例子恰好證明了相反的觀點。薄熙來如日中天之時，有影響的知識分子基本上沒有一個對他持褒獎態度，即使是那些相對親政府的改良派知識分子，也不好意思對薄進行吹噓。重慶當時所收買的吹鼓手無一例外是學術上並無影響的二線學者、文人，這一點和中共革命時已經不可同日而語（想想1949年以前有多少頂級學者被毛蠱惑）。即使是普通民眾，欣賞薄熙來的又有多少？薄王倒台幾乎引發了全國互聯網狂歡式的慶祝，如喪考妣者簡直找不到幾個。有悲觀派會說支持薄的人都不上網。好吧，就算真有一批底層支持（這點無法驗證），一個新政權沒有知識分子抬轎，沒有普通網民認可，如何建立的起來？
第二，全球無論知識分子還是普通民眾，已經很少有人能接受非民選政權的合法性。
有人會說：那中共持續執政怎麼解釋？這裏要注意一點，中共的統治靠的是慣性，而不是合法性。就像一個沒有發動機的滑翔機，只要之前到了一定高度，總能滑翔一陣，但是要自己飛起來則絕無可能。建立在大眾意識形態基礎上的合法性就像是政權的發動機，沒有它，舊政權也許可以延續，但新政權無法產生。
這一點也恰恰說明，薄熙來式的極權人物，只有可能出現在中共內部，因為他們會期待在不完全打破現有制度慣性的情況下進一步集中權力。而中共之外的反對派是不可能依靠這樣缺乏基本常識的營銷策略來獲得合法性，也就不可能建立一個重慶式的新政權。
中共現政權的存在，也許還讓一些人保留了非民選也行得通的幻想。但是一旦現政權出現危機，唯一一個可供他們寄希望的「高效一黨制」案例也將不復存在，那時候的臨時政權無論由誰控制，有沒有這個膽量不選舉就執政？
第三，信息技術的發展對意識形態控制的反制作用，怎麼估計都不為過。民主這個東西，在報紙和印刷普及之前是無法想像的（除非像雅典那樣的小共同體）。同理，專制這個東西，在信息獲取高度低成本的情況下，也是十分困難的。舊政權的延續還好說，因為對民眾的控制可以不依賴有效洗腦而存在。但是新政權產生之時，每個政黨，每個政治人物都有自己的網站和微博，每個人都可以宣傳自己的主張。你想當薄熙來？我還想當呢。你搞個人崇拜，我還想搞呢。即使是再喜歡盲從的民眾，也只能從眾多政客中選一個盲從的對象，因而沒有人能壟斷所有的支持度。
第四，當然就是國際環境的影響。世界上還有哪個政權可以不借助外貿獲得足夠稅收的？朝鮮如果不是有一個大方的金主養著，早就已經入不敷出。一個新政權要想存活，必須要保證不被經濟制裁（設想一下中國的GDP沒了外貿，還能剩多少）。那麼，光是避免制裁這一點，就大大限制了新政權的政策選項。還是那個道理，現政權不選舉，沒人說什麼，因為是舊時代的延續。但是一個革命上台的新政權如果不選舉，你估計一下全球的反應會是什麼？
以上說的這些有證據麼？我以前曾總結過一個後冷戰時期全球範圍的革命（ 由大量底層民眾參與的通過激烈對抗方式驅逐執政者的現象）的名單，可以看出，這裏面沒有一個國家在革命之後變得比以前更糟。
1.波羅的海三國的歌唱革命：始於80年代末，三個國家各自出現了數十萬人的街頭運動，並於1989年共同組織了一次長達600公理的人牆進行抗議，史稱「波羅的海之路」。其中立陶宛還在1991年遭遇了蘇軍的武力鎮壓。最終三國以贏得獨立告終，多黨民主確立。
2.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鵝絨革命。
3.波蘭的獨立工會運動。
4.東德的「星期一遊行」：推動了柏林牆的拆除。
5.羅馬尼亞革命：斃了齊奧塞斯庫，建立了現代民主制度。已經是歐盟成員國。
6.摩爾多瓦2009動亂：被指選舉舞弊的摩爾多瓦共產黨並沒有下台，但是在隨後舉行的選舉中，摩共只獲得了不到一半的席位，其他反對黨組成了一個執政聯盟，將其擠出政府。
7.南非反種族隔離：成功。
8.南蘇丹獨立運動：不知算不算革命。
9.埃塞俄比亞革命：1994年開始第一次多黨選舉。國家仍處於旱災困擾之中，但和門格斯圖時期的血腥獨裁不可同日而語。
10.貝寧1989年騷亂：結束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開始多黨選舉。
11.台灣民主運動：先是美麗島以及80年代的一系列運動促成了解嚴，但台灣人並未滿足，繼續發起更多街頭運動（如五一九綠色運動、鹿港居民反杜邦事件、五二〇農運、無殼蝸牛運動、三月學運等）：推動實現了全面的民主化。
12.韓國87年的6月民運：直接導致總統直選。 1996年盧泰愚、全斗煥因80年代的鎮壓被判重刑。
13.菲律賓人民力量革命：趕走馬科斯總統，重歸民主政治。
14.印度尼西亞1998年抗議活動：蘇哈托下台，印尼民主化。
15.智利80年代末不合作運動：導致88年的多黨選舉。皮諾切特下台，但仍掌控軍隊，直至1998在英國被捕。
16. 吉爾吉斯斯坦2005年的鬱金香革命和2010年的二次革命，第一次使其進入半民主國家，第二次使其正式進入民主國家行列。
17. 阿拉伯之春：突尼斯、埃及、也門和利比亞這些以強人政治聞名的中東伊斯蘭國家，紛紛趕走了獨裁者。埃及由於軍方政變，前景不明。
有人提出我這個名單不全，沒有包括阿富汗塔利班的伊斯蘭革命。不包括阿富汗，當然是有原因的。首先，阿富汗在塔利班政權建立之前從來就沒有一個穩定的中央政府，從1979年蘇聯入侵以來，該國一直在不間斷地外站和內戰，塔利班的上台不過是這場從70年代就開始的多方廝殺的一個階段性結果，完全談不上是針對誰的「革命」。另外，塔利班武裝的主要資金和武裝力量來自巴基斯坦情報機構和基地組織（後期伊朗也對其有所資助）。根據維基百科上引用的數據，45000名塔利班軍事人員中只有大約14000名是阿富汗人。這樣一支僱傭軍，你能把它叫做「革命」麼？話說回來，就算你一定要把塔利班奪權算成革命，它也未必比之前更糟。要知道阿富汗在和蘇聯的戰爭中至少100萬人喪生，想比之下，基地組織比蘇聯人還要客氣一點。
總之，革命在幾百年前也許意味著改朝換代，在幾十年前也許意味著被蘇聯間接控制形成極權，但是在21世紀的後冷戰、互聯網時代，革命被賦予了完全不同的意義，它的每一次出現幾乎都讓人類的自由進一步擴大。
李宇暉 政治學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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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历史评论｜许知远：陈一咨的“interesting times”
撰文：许知远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一
“May you live in interesting times!” 对于据说来自中文典故的英文谚语，我从不知该如何确切翻译。不过，听闻陈一咨去世的消息时，却觉得这句话对他的一生真再适合不过了。
是的，20世纪的很多中国人都被这”interesting times”诅咒，战争、革命、饥荒、阶级斗争，纵使侥幸地逃脱了被吞噬的命运，历史怪兽也一次次地摧残你。即便如此，陈一咨的一生也似乎更为跌宕，他在这跌宕中还熠熠生辉。
他出生于1940年的陕西。他的祖父是参与康有为1895年的公车上书的举子之一，大表伯则是一代文人吴宓。不过，这种荣光到了1949年就成了要被埋葬的旧世界了。
像很多同龄人一样，他崇拜这个新时代。他是中学里的“炼钢英雄”，被当时的团中央书记胡耀邦接见过，是入党积极分子，并如愿考入了北京大学。当他在1965年给毛泽东写了题为《对党和政府的若干意见》的三万字长信时，他也仍是个忠诚的共产主义者，相信这个国家的方向没问题，只是执行出了偏差，而他有义务向毛主席汇报。他骑着借来的自行车，把信送给中南海西门，还收了回执。
他的命运因此改变。在接下来的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并遭遇了可能是最残酷的北大批斗会之一。侥幸逃生后，他被下放农村，目睹与经历了共产主义试验给中国乡村带来的巨大灾难。不过，他也在这混乱与无望中，缔结出一个对日后影响甚巨的小型关系网络，与一群落难的太子党结为莫逆。
他的人生在1978年迎来了转机，共产党似乎改变了它的方向。一直到1989年夏天，他被视作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推手之一。他组建并主持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所组——农村正是中国改革的发轫处，他还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所长，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的副会长……金观涛在1988年初给他的那个称谓并非全无道理，他是体制内的改革派知识分子的“盟主”。
这个“盟主”有着天然的脆弱性。共产党政权修复了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却未承认他们的独立性。大多数人并不在意这个，在漫长的压抑之后，任何思考与行动的空间都让人倍感兴奋。对于陈一咨这一小群人更是如此。中国正百废待兴，一个被摧毁的官僚系统使政治变得更为非制度化，倘若你能接近核心的决策者，你的理念就能迅速、有力地实现，得到巨大的回响。当陈一咨在农村生活里挣扎时，常以“必待尧舜之君”的志士自我勉励。胡耀邦与承接他的赵紫阳的确像是这共产体制中的明君——他们真切关心中国的未来，承认既有制度的弊端，乐于倾听青年人的建言。
那是个令人陶醉的年代，那个当年去西门呈交万言书的青年，如今可以随时出入中南海，那个在乡村的知青大队书记，感到自己正在帮助中国融入世界舞台，这里面既是个人价值的实现，也有一种虚荣与权力的强烈满足。
个人实现与荣耀也是以依附性为代价的。他们享受到这非制度化政治的优势，也要承受对应的风险。胡耀邦与赵紫阳先后被其背后的老人政治推翻，而他们的追随者们则发现自己要应对历史性的选择。
当陈一咨与他的体制内经济改革派知识分子同僚（他们被称作“三所一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国际研究所和北京青年经济学会）在1989年5月19日发出了《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时，他们不仅在表明自己的价值立场——他们支持民主运动，也是某种政治博弈——他们站在可能被废黜的赵紫阳一边。
他们的价值被践踏，博弈变成了自杀。这也像是历史的奇特重复，他祖父支持的维新者在1898年的短暂实验后，他们寄望的光绪皇帝被囚禁，维新党则被砍头、开始流亡。在六月之后，赵紫阳被软禁，他的主要追随者则变成了通缉犯，陈一咨也踏上了流亡路。
二
在出版于2013年、将近700页的回忆录里，陈一咨只把时间终止到1989年。至于接下来的流亡生活，他准备在下一卷处理——“我们这一代所受的教育有很大的局限，不同程度都受到‘共产党文化’的影响，既未能继承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也未能领略西方文化的精神实质。重新认识自己，重新认识世界，重新认识中国，就成为我到海外后的迫切任务”。
很遗憾，他未能完成下卷书稿就离去。在25年之久的流亡生涯中，他积极的参与过海外民主运动，也卷入了其中的是是非非，他创建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继承了他在中国时的恢弘气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代表着流亡知识分子的最高学术与知识成就，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光，成了一名不屈不饶、相当成功的抗癌英雄……
但与康梁时代相比，这一代流亡者却面临着更大的窘迫。前者不过流亡了14年，其间目睹着清王朝的逐渐衰落，而后者则不无惊奇地发现这个丧失了合法性的政权创造了新的经济奇迹，成为新强权，他们已经持续了25年的流亡生涯似乎仍离结束遥遥无期，他们也目睹着更年长的同行者逐个离去。逐步衰亡的不仅是躯体，还有他们理想、雄心、影响力。
陈一咨在洛杉矶的4月13日离去，仅仅一天后，就是胡耀邦的25周年的忌日。这个偶然似乎也印证了一代改革者与历史的彻底告别。而他们激起的特别情绪，则是公众对于“改革年代”的某种怀旧——这也是可疑的怀旧，历史的巨大割裂感已然发生。当傅高义的《邓小平传》出版后，公众似乎完全原谅了他的残酷，高度认同他的改革精神，似乎完全忘记了胡与赵两位总书记才是八十年代的改革精神的真正缔造者。同时，当一部分人用“胡赵体制”来批评此刻中国的政治停滞，这缅怀中又有了过多的浪漫化成分——在一个共产党的体制中，体制内的改革者到底能走多远？
在陈一咨的回忆录中，你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体制内改革派的特性——他们有一种天然的威权性，对社会力量忽视。当他在最初读到胡平的《论言论自由》时，感到它有道理，却不可行，当留学美国的杨小凯询问陈一咨政治改革是否可能使反对派合法化时，后者认定他太过异想天开。
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对的，从薄弱环节开始的改革更可能收到效果。但这可能也是对极权制度地缺乏深刻理解，以为它能在缺乏挑战与制约的情况下，真的能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一步一步变化。更重要的是，经济改革很难导致极权体制的根本性改变。
按照立陶宛的流亡者Aleksandras Štromas的杰出分析，社会主义不是一个经济概念、也不是一个社会概念，它是一个道德概念。毛泽东的极权不正是建立在这个道德基础上吗，它的一次次暴力清洗正是宣称被清洗者是“邪恶”之人，而对公有制、国有化的推崇也正是认定人是自私、不可靠的，它造就出的虔诚的社会主义者往往是自我正确的、总认定自己能代表他人的威权主义人格。
八十年代的最杰出改革者们，不管是陈一咨这样的经济改革者、还是刘宾雁这样的社会改革者，都是这种威权性格的例证。他们关注抽象的人民，对他们的疾苦同情不已，却对真正的个人缺乏兴趣与理解。他们的道德情怀令人敬佩，却可能与他们想要通往的方向并不相同。
在陈一咨的回忆录中，你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他的这种人格特征，他似乎是一贯正确的，很少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也似乎很少主动承担历史上的某些错误。或许，正是这普遍的非个人、非内省、思维一元性的特征，令原本困难的流亡政治变得更为糟糕。
这并非是贬低陈一咨与流亡群体的重要性，他们已是历史的重要章节，他们都有一个曲折却丰富的“interesting times”，值得被不断地书写。
但是极权主义的挑战犹在，不管中国有了多少资本主义、消费主义的符号，但它在本质上仍是极权主义的，个人价值与权利可以轻易被摧毁。不管北京街头的雷锋、焦裕禄的宣传品显得多么荒诞，它表明集体道德主义（不管它是真是还是虚假）仍是这个体制的主要支柱。当人们普遍幻想新的开明领导人出现，或是期望变革自然而然、不付代价地发生时，仍表明着个人意识的沉睡——你没有能力理解与坚持自己的信念。极权主义的阿喀琉斯之踵不是外交困境、经济衰退、生态灾难，而是个人道德意识的真正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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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人维杰：今日之中国才真正进入红卫兵时代
显然，红卫兵已经全面接掌中国，今日之中国才真正进入红卫兵时代…
[前言]本人也算是半个红卫兵，对红卫兵的批判，也是对自身的批判。明明知道是精卫填海，却还是乐此不疲；纵然是以卵击石，总觉得也比被踩成泥泞来得精彩。前三十年活在谎言中，后三十年当然要与谎言较真。不然的话，我的子孙后代还要活在谎言中，我有何面目去见我的祖先？
红卫兵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希望？
今天的中国，各个领域，各行各业，真正掌握话事权的人几乎都是50以上岁数的人，大到国家政局，小到民间私企，甚或一个家庭，真正掌握决策权的大多属于这个岁数层的人，而这个岁数层的人恰恰就是三十前的红卫兵红小兵。当年的红卫兵司令，而今已成党国栋梁；当年的红小兵小将，而今至小也当了家长；也就是说，整个中国从上到下几乎都是红卫兵出身的人掌控。显然，红卫兵已经全面接掌中国，今日之中国才真正进入红卫兵时代。
红卫兵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希望呢？这话题还真不好说，不妨先回过头来看看红卫兵的本性，或许会有些少启迪。
这要从红卫兵的成长过程说起。
红卫兵的成长过程
人的品性基本上取决于他成长过程的两个主要因素：一是成长环境，二是思想教育。
先说红卫兵的成长环境.
红卫兵真正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这一代人的整个成长期，中国正陷入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无休止的阶级斗争，也就是无休止的整人斗人杀人，搅得整个中国腥风血雨。从抗美援朝，到镇压反革命，到大跃进，到反右运动，到文化大革命，无不是整人斗人杀人。红卫兵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自小见惯了斗人杀人，从观摩斗人杀人到参与斗人杀人，从零散的斗人杀人到大规模的斗人杀人，残暴与残忍贯穿了红卫兵从童年到成人的整个成长过程.
再说红卫兵接受的思想教育.
红卫兵的整个成长过程，正是中国陷入人类历史最反智的时代，反宗教，反传统，反人性，反人权，反理性，反文明，反文化，几乎是无所不反，除了M思想。红卫兵从幼儿园起就被强制洗脑灌脑，被灌入头脑里的唯一的思想就是M思想。红卫兵是真正用M思想武装起来的一代人，M思想决定了红卫兵的基本思维，决定了红卫兵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也基本上决定了红卫兵的本性。
红卫兵的基本思想
红卫兵是真正用M思想武装起来的一代人，M思想的核心有两个基本点：一是阶级斗争，二是唯物主义。M思想的这两个基本点决定了红卫兵的基本思想，明白了这两个基本点，就不难明白红卫兵的本性。
阶级斗争思想.
阶级斗争思想的核心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用暴力夺取政权，用暴力巩固政权。阶级斗争理论把人类划分为两个对立的阶级，鼓动阶级仇恨，然后鼓动一个阶级起来消灭另一个阶级，从而夺取政权。夺取政权之后，再把异己分子打成阶级敌人加以镇压，从而巩固政权。
在M思想的整个体系里，在M一生的社会实践中，人只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透了就是权力斗争的工具，为了权力可以不择手段，为了权力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从打土豪分田地，到镇压反革命，到反右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到今天的维稳阵势，都是这种思想在主导。
唯物主义思想.
唯物主义思想的核心是：无神论. 唯物主义是阶级斗争理论的哲学基础，凡是鼓吹阶级斗争思想的，也必然鼓吹唯物主义。 唯物主义无神论否定人的生命是神创造的，从而否定了人的生命的神圣性，否定了人的生命的尊严，进而否定了天赋人权，也就是否定了人的生命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
唯物主义无神论认为人类是猴子变来的，所以动物世界里的生存原则“弱肉强食”一样可以适用于人类社会。这就是阶级斗争理论的哲学逻辑，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是把动物世界里 “弱肉强食”的生存原则推行到现代人类社会。
这就是红卫兵的基本思想，这种思想决定了红卫兵的本性，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残忍，二是贪婪。阶级斗争思想造就了红卫兵的残忍，唯物主义思想造就了红卫兵的贪婪。文化大革命是红卫兵残忍本性的大暴发，而今的贪污腐败则是红卫兵贪婪本性的大暴发。
阶级斗争造就出红卫兵的残忍
阶级斗争理论的荒谬性及其危害性，历史已经验证。凡是阶级斗争思潮泛滥的地方，都不可避免地陷入大规模的人道灾难，人类用无数的生命为代价，从反面证明了阶级斗争理论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公害。然而，阶级斗争思想对人类造成的最大的危害，不是在于它造成的人道灾难，而是在于它对人性的毒害。在阶级斗争思想的荼毒下，人性变残暴变残忍了，红卫兵就是活生生的样本。
阶级斗争对人性的毒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鼓动仇恨.阶级斗争理论把人类划分为两个对立的阶级，鼓动阶级仇恨，鼓动报仇雪恨。三十年前的红卫兵，在阶级斗争思想的荼毒下，恨地主，恨右派，恨老师，恨祖宗，恨苏修，恨美帝，恨世界上的一切反动派，几乎无所不恨. 仇恨毒化人心，也就是毒化人性，人性变残暴残忍是很自然的事了。
二是宣扬暴力. 阶级斗争理论的核心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用暴力夺取政权，用暴力维护政权。阶级斗争理论，鼓吹暴力，美化暴力，歌颂暴力，暴力变成革命的象征，残暴残忍变成一种强烈的政治意识。不残暴不残忍，就是政治立场不坚定。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政治立场不坚定，无异于是自己杜死自己的前路，所以红卫兵比残暴比残忍，越残暴越残忍，也就越自豪。
三是鼓吹强权政治. 阶级斗争鼓吹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谁抓住了枪杆子, 谁就是大王. 这种强权政治演化到民间, 就变成了流氓政治, 谁的拳头大, 谁就是大王.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实质上就是 “成则为王败则为寇” 的翻版, 这就是一种强盗逻辑, 把动物世界 “弱肉强食” 的生存原则推行到人类社会. 信奉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的社会, 必然变成一个不讲理的社会, 高兴与你讲点道理, 不高兴就一枪毙了你. 在这种不讲道理的社会里, 心狠手辣成为一种致胜的手段, 残暴残忍也就成为一种生存之道，慢慢就会变成一种生存意识了.
所谓的阶级斗争，无非就是整人斗人杀人，红卫兵自小见惯了整人斗人杀人，加上学校教育夜以继日的洗脑灌脑, 再加上传播媒体普天盖地地宣传鼓吹，阶级斗争思想深化到了红卫兵的骨髓里, 残暴残忍便转化为一种政治意识，进而转化为内在的思维意识，残暴残忍也就慢慢地变成一种性格了.
听上一辈人说，当年打土豪分田地，很多的农民同情地主。到了红卫兵这一代，见到斗地主，斗得越惨越激奋；去参加公审大会，听说要枪毙人，就象去参加演唱会一样兴高采烈；看战争片，大炮轰来轰去，见到血肉横飞，无不欢呼喝彩。这就是红卫兵的本性：以斗人为乐，以杀人为荣。
唯物主义造就出红卫兵的贪婪
唯物主义无神论是近代人类走向堕落的最深层的思想根源，凡是无神论思想泛滥的地方，都陷入全面的腐败堕落，近代历史与社会现实越来越显现出无神论的危害性。唯物主义无神论对人类社会的危害性，涉及到信仰的本质问题，要阐明这个问题不容易，这里就谈谈无神论对人类最显现的一个危害：导致人性变贪婪。
唯物主义无神论否定灵魂的存在，认为人的生命只有一生，死后什么都没有了。这种生命观衍生出两层的生存意识：一是及时行乐，二是不怕报应。
及时行乐带来穷奢极欲。
唯物主义无神论认为：人的生命只有一生，所以人生要及时行乐。这种人生观只在乎物欲的享受，看着别人享受，心里就难受，唯有拼命赚钱，赚到钱就放纵情欲享受。这种行时及乐的人生观，变穷了，就觉得生不如死；变富了，就穷奢极欲。人的欲望是一个无底洞，越是追求物欲享受，欲望的黑洞就越深，人心就越是贪婪。人世间日日在重复演绎这样的故事，欲壑难填，这里就不用多说了。
不怕报应变成穷凶极恶。
人类社会靠道德与法律遏止人的恶欲，道德是遏止人作恶的第一道防线，法律是遏止人作恶的第二道防线。
道德是人类共同生活的信念，人类用这些信念约束自己，也用这些信念评判别人。所有的道德信念都归结于一个根本的信念：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根本的信念最终的逻辑依归就是对神的信仰，只有相信神的存在，才有可能相信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唯物主义无神论否定了神的存在，也就是否定了这个道德的根本信念。道德的根基被摧毁了，随之而来的必然是道德沦丧，世道败坏。 无神论者不敢作恶，并不是敬畏道德，而是畏惧法律，一旦对法律的恐惧解除了，情欲往往就会转化为恶欲暴发出来，而一旦恶欲暴发出来，就敢把坏事做尽做绝。
在两种情况下，无神论者最容易暴发出恶欲：一种是陷入穷困潦倒，觉得生不如死，对法律的恐惧就消失了；一种是大权在握，法律管不了他了，对法律的恐惧也消失了。前者往往变成强盗，后者往往变成贪官，他们敢把坏事做尽做绝，变得穷凶极恶了。
红卫兵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三十年前靠革命理想约束贪婪的情欲，后来革命理想破灭了，再也没有什么可以约束贪婪的情欲了，于是就放纵情欲享受。放纵情欲，也就是放纵贪婪的心，对财富的贪婪，对权力的贪婪，最终都归结于对肉欲的贪婪。
红卫兵是中华民族历史最没有修养的一代人
说这话，心里就隐隐作痛，文章开头就说了，本人也是半个红卫兵。说自己是半个红卫兵，有两层意思：一是文革时年纪小，只够格当红小兵，当红小兵队长，所以级别上可以算是半个红卫兵；二是自我分裂，前半生是红卫兵，后半生痛批红卫兵，括骨清毒，把被灌入的邪恶的思想清除，所以是半个红卫兵。
红卫兵的整个成长过程都是处于反智的时代，反人类，反文明，反文化，几乎无所不反。原来应该是求知识求修养的最好的年花，被浪费在反智的政治运动中，当我们醒悟过来时，最好的年花已经失去，无论多么努力，还是无法弥补成长期留下的缺陷，知识的缺陷，素养的缺陷，信仰的缺陷。人的素养修练，有的过了成长期就永远弥补不上了。所以说，红卫兵变成了中华民族最没有修养的一代人，概括起来就是：缺失宗教信仰，缺失传统修养，缺失人文素养。
红卫兵缺失宗教信仰.
红卫兵自小接受唯物主义教育，批判宗教信仰，反对宗教信仰，而且仇视宗教信仰，文化大革命掀起全面的反宗教运动，大肆破坏教堂寺庙，残酷地迫害宗教徒。
宗教信仰的宗旨是倡导爱，是为培养人的爱的情怀。宗教信仰劝人从善，不要从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些理念就是人类道德信念的逻辑依据。基督教倡导人人生而平等，更成为现代文明的最基本的精神。世界上人格伟大的人，往往都有虔诚的宗教信仰，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宗教信仰对人格修养的重要性。红卫兵的残忍与贪婪，最深层的根源就是因为缺失宗教信仰。
红卫兵缺失传统修养.
中国人普遍没有虔诚的宗教信仰，中国人的人格修养主要是靠传统文化。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涵大致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由官方主导的孔孟之道，另一方面是民间传承的习俗。孔孟之道是官方为士大夫阶层选定的必修课，传统习俗是民间自发传承的礼数，中国人就是靠这种传统文化修身养性。
孔孟之道被渗入太多的封建政治理念而带有太多的糟粕，但作为人格与道德的修练还是有其精华，至少对封建士大夫阶层的人格修练有正面的意义，所以历史上的士大夫阶层曾出现过不少的正人君子，出现过许多人格高贵的人。
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拜天地，拜祖宗，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朴素的宗教信仰。中国人就是靠这种朴素的信仰传承生活信念，传承道德信念。这种朴素的信仰可以从中国人的婚礼上看到。结婚是中国人的头等大事，中国人的婚礼，一拜天地，二拜祖宗，三拜高堂，然后才是夫妻对拜。天地是至高无上的，所以要敬畏天地；天地之下是祖宗，所以要敬拜祖宗；祖宗之后是高堂，所以要谨守孝道。这就是中国人的传统文化，这种文化培养出中国人敬天悯人的情怀，对天地的敬畏，对弱者的怜悯，让人性走向圆满。
红卫兵把孔孟之道作为封建思想批判，把传统习俗当作封建迷信批判，不仅没有了敬天悯人的情怀，甚至连传统的孝道都衰败了。
红卫兵缺失人文素养.
红卫兵求知识的最好的年花，被浪费在阶级斗争与上山下乡的政治运动中，学校被M思想垄断，读语录，唱红歌，跳忠字舞，反文化，反文明，反人性，反理性，反宗教，反传统，几乎无所不反，人类创造出来的人文艺术，都变成了封建修的毒品，统统要消灭。所以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人，琴棋书画没有几样会，就连最起码的唱歌也是个个五音不全了。
我们不妨看看历史上的士大夫，他们必须经科举考取功名，所以都具备深厚的文化修养，不敢说封建士大夫的人格修养有多么高尚，至少可以说他们的文化修养出类拔萃，正是靠那些出类拔萃的士大夫承前启后，创造出灿烂的中华文化。
我们再看看民国时代的精英分子，传统文化赋予他们谦恭的品格，西方文化赋予他们平等的精神，他们以卓越的学识与高贵的品格, 让世人敬佩，就连他们个人的生活情趣, 也让后人为之倾倒。我们今天读到他们的传记, 依然感慨万千，那个时代的精英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
红卫兵身上有什么？无论是人品，还是文品，有哪一个人可以与民国时代的精英比肩？与历史上的任何时代比，比堕落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比修养则望尘莫及矣。
这样的红卫兵能给中国带来什么希望？
作者 闲人维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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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六四永久文物纪念馆开幕
全球首座”六四”永久纪念馆在事件25周年前夕于香港开幕，首日即向市民开放。有抗议者场外反对，展馆内纪念内容丰富。天安门母亲向纪念馆成立及赞助者表示感谢。
由支联会凑集捐款建设，位于尖沙咀的全球首座永久“六四”纪念馆星期六下午2点正式开幕，并于下午4点到7点间向市民开放。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在开幕的致辞中表示，纪念馆的建立代表八九民运的精神，继续未完成的革命。
开馆的首日，展馆采取人流限制每小时允许40人进入。香港电台的报道指有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在得知开馆的消息后专程前来参观。网络中也有许多网民表示会透过“自由行”来港参观。
展馆内容丰富详细 文物未展出
支联会25年间从民间收集了大量的“六四文物”有解放军的枪弹照片，还有广场上的雨衣，其中也包括本台记者辗转收到的死者头盔以及横幅等等，但因为场地的限制而无法展出。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周六告诉本台记者：我们第一次开永久的六四纪念馆。所以现在布局，因为场地的关系，没有办法放文物。主要就是一些展览，还有一些照片。还有很多体验的内容，让参加者有些感受，我们未来几个月会了解下布局。然后做一些微调。
展馆主要分为常设展览和专题展览。常设展览主题为“毋忘六四，呼唤良知”，介绍民运及屠杀的前因后果。此外还有影视室，有视频资料；图书阁中有事件相关书籍和杂志；拍照区有一座民主女神供参观者拍照；礼品阁中有相关物品供民众选购。
亲北京团体踩场 天安门母亲力挺纪念馆
亲北京的团体“正义联盟”早前和多个相同立场团体组成“六四真相”团体，支持“六四”中中央政府的决议，更称有的死者是上街看“八卦”而死。周六下午该团体也抵达现场与排队等待入场的民众发生言语冲突，并在展馆对街拉起横幅，质疑事件死伤人数。
天安门母亲团体代表张先玲周六告诉本台记者：为“六四”尽力的人们，出钱的也好，出力的也好。能够把这个纪念馆建立起来，我想他们费了不少力气和精力。作为难属，我首先表示敬意和感谢。我觉得有这个纪念馆实际能够证实“六四”惨案，纪念馆有很多图片和实物，让大家看到这件事是真真实实的有过，而不是有人造谣、宣传、炒作。群众看到后就会知道这样的情况。
张先玲的儿子王楠遇难时19岁，6月4日凌晨三时半遇难于天安门西侧南长街南口，子弹从左上额射入，左耳后穿出。
特约记者:心语 /责编: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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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新疆有地区奖励举报“涉稳情报”
（“枪杆子与维稳” by 巴丢草）
新疆沙雅县最近在县府网站上发出告示，呼吁民众举报各种不稳定状况。为此县政府将以资奖励，现金奖励从50元到5万元不等。
中国媒体报道说，奖励五千元以上的信息包括：爆炸，投毒，纵火，杀人等危害社会政治安定的线索。举报重大危害线索的可获五万元奖励。50-500元低端奖金涉及的情况包括：身着“奇装异服”“留大胡须的人”以及“搞封建迷信者”。沙雅县网站称，这些“涉稳情报”是做好稳定工作“第一要素”，及时上报涉稳信息可以积极“预防、准确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有效保护国家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台湾中国邮报报道上述这则消息同时还说，新疆当局启动的行动计划，还包括试图鼓励当地维吾尔等少数民族妇女摘掉头上的面纱。有喀什当地有居民对法新社说，进入政府办公地点，银行和法院等地时，妇女必须摘掉头上的面纱，男子必须剃掉胡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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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盐】人人都走正路子
1
【心愿】老虎早日扒下皮子，苍蝇快点挨上拍子。权力必须关入笼子，贪官全部赶下位子。奸商应该交出银子，合法经营不当骗子。教授尽心教育学子，老师不再坑害孩子。专家说话别像疯子，歌功颂德勿抬轿子。公仆不是为捞票子，升迁不要依靠老子。女星自尊不当婊子，富豪也别当连襟子。【人人都走正路子】
2
1、体制改革之前，什么亲民为民都是表演。2、言论自由之前，什么真相真理都是谎言。3、司法独立之前，什么公平正义都是扯淡。4、军队国有之前，什么保国为民都是愚弄。5、人民富裕之前，什么盛世崛起都是意饮。6、奴隶站立之前，什么复兴强大都是装逼。7、公民觉醒之前，什么民主自由都是云烟。转
3
我又不是傻逼，你坐豪华轿车，我挤公交上班，还赞美你；我又不是白痴，你吃特供，我吃地沟油毒大米，还拥护你；我又不是弱智，你住别墅，我买不起房，还说你英明；我又不是呆瓜，你情人一大群，我婚都结不起，还向你感恩；我又不五毛，你财产转国外，我病都看不起，还为你辩护。
【微盐】是中国数字时代“网络公民话语”系谱整理的一个项目，内容选自在中文社交媒体热传，亦遭到审查者删除的时政评论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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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风窗｜李明洁：网络“国风”的历史时刻
当代中国转型剧烈，思潮激荡，在时代洪流中适应、挣扎着的人们，在网络上“心之忧矣，我歌且谣”。以流行语为代表的民间书写，在细节叙事间记录着“有体温的公共记忆”。
作者：李明洁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4-04-17
2005年中国网民始破1亿，网络流行语现象初起。2013年打击大V，网络舆论下沉。2008年至2013年，流行语大量生成，广泛传播，成为当代中国显著的文化现象。
这5年，是流行语最疯狂的年代；这5年，也必将因为流行语而成为一个“历史时刻”。
当网络流行语成为网络“国风”
网络的兴盛一如人类历史上数次古登堡革命式的语文媒介转型，深刻地改变着文明传播的形式、内容乃至性质。
在中国，网络打破了文化意义上的诸多垄断，个性化、开放性的民间书写在社会资讯的传达中占据了越来越核心的地位；与之相伴随，网络阅读成为公众信息和知识获取的重要方式。那些来源于微博、微信、博客、电子书的片段文字，活脱脱就是活报剧、小品文、迷你纪实文学、杂文、抒情诗、自传。尤应强调的是，它们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上，旗帜鲜明地展示了现实主义的人文关怀。
我们不妨选取其中最具公众性的个案—流行语为例。简单比较一下国家语委发布的“2008年中国媒体十大流行语”和《2008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发布的“十大网络流行语”：前者是“北京奥运、金融危机、志愿者、汶川大地震、神七、改革开放30周年、三聚氰胺、降息、扩大内需、粮食安全”，后者为“囧、被自杀、山寨、很黄很暴力、俯卧撑、雷、很傻很天真、打酱油的、不明真相的群众、是人民在养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哪个更接近民众的日常经验和情绪情感，岂不一目了然？当代中国转型剧烈，思潮激荡，在时代洪流中适应、挣扎着的人们，在网络上“心之忧矣，我歌且谣”（《诗经·园有桃》）。与体制媒体正面平稳的宏大叙事相比，以流行语为代表的民间书写在细节叙事间，现实地记录着“有体温的公共记忆”。
数千年前，中国人的祖先们就用短歌来表达他们的爱与恨、怨与怒，抒发心中的不平与愤懑，《史记》、《汉书》、《资治通鉴》中都保存了很多当年流行的这类歌谣。《诗经》305篇中，《国风》就有160篇。《国风》乃民间直抒胸臆之作，其表达之率直、与时代之贴近，无以能敌。所谓：
抑知言志之道，无待远求。风雅固其大宗，谣谚尤其显证。欲探风雅之奥者，不妨先问谣谚之途。诚以言为心声，而谣谚皆天籁自鸣，直抒己志。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言有尽而意无穷，可以达下情而宣上德，其关系寄托，与风雅表里相符。盖谣谚之兴，由于舆诵，为政者酌民言而同其好恶，则刍荛葑菲，均可备询。（刘毓菘，《古谣谚·序》，见杜文澜，《古谣·谚》，中华书局，1958年版。）
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网络流行语虽然不能简单地解释为“以诗言志”，却毫无疑问地具有“兴、观、群、怨”的性质。当年的《国风》和现今的流行语都属非虚构的文学写作，其现实主义批判精神一脉相承。《伐檀》、《硕鼠》对统治阶级的批判，“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何等直白明确；“草泥马”、“河蟹”、“反正我信了”同样针砭时弊，毫不躲闪。“风、雅之作，皆是一人之言耳。一人美，则一国皆美之；一人刺，则天下皆刺之。”由是观之，流行语不论是从其民间性、现实性和批判性而言，还是从所针对的时代巨变和国家危机来看，都与中国政治文学的经典《诗经》，尤其是其中的《国风》，有着跨越数千年的呼应和共鸣。可以说，流行语就是当代的网络“国风”—它根植于我们的文化传统，代代相传，春草又生。
是“普大喜奔”还是“细思恐极”
乍看起来，流行语所记录、所表述乃至所反映的皆可谓“普大喜奔”。这个2013年出现的流行语，乃“普天同庆、大快人心、喜出望外、奔走相告”四个成语的缩写，一派嬉笑痛快之意。
的确，当下中国似乎已经没有什么是不可反讽、不可搞笑、不可谐谑的了，从官方话语（“河蟹”/和谐）、文艺腔（“赶脚”/感觉），到精英人物（“叫兽”/教授）、社会事件（“欺实马”/70码），网民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遭遇都通过流行语喜剧化、消遣掉了。更不要说与流行语和网络段子相关的其他文艺形式了，远的如肇始于“一只馒头引发的血案”的文艺恶搞风潮，近的如雾霾天里北京大学的蔡元培和李大钊雕塑被戴上口罩这类意味颇深的行为艺术。不会娱乐的中国民众，在自发的非虚构的文艺活动中，迸发出天才的创造力，去摘录、制造、传播和演绎耳闻目睹的生活实践。鲜见一个时代的文艺创作，如此迫近地来源于真实社会，并被普罗大众如此热切地接受与评议—活生生地造出一个“普大喜奔”的当下中国。
然而，“细细思考，却让人感到恐怖之极”—也是2013年出现的流行语“细思恐极”，恐怕就是大家“假装在娱乐”之后，心知肚明的意会眼神罢了—“你懂的”。“我爸是李刚”的民间造句比赛，在“恨爹不成钢，你值得拥有”的疯笑里，对阶层固化以及“二代”之上那个腐败的上层社会予以了毫不留情的揶揄。“不怕狼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校友”，所谓成功人士原来是可以用欺瞒而“复制”。
由此，流行语从最初集体负面情绪的有感而发，演变成为具有明显集群性的社会反讽行为。道德权威、学术权威和信仰权威都面临着来自网民的嘲笑和解构。历史的教训直观而深刻，法国史专家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曾经明确指出：
尽管怪诞、虚假和简单，这种版本的政治新闻不应该仅仅被视为神话而抛弃，因为制造神话和摧毁神话在旧制度最后的岁月中是强大的力量。当然，在18世纪的法国，并不存在任何一致形式的“公众”；而在公众确实存在的时候，他们又被排斥，不能直接参与政治。他们痛恨这个制度本身，他们通过亵渎这个制度的象征、摧毁在大众眼中赋予其合法性的神话以及制造堕落的专制制度的反神话来表达这种仇恨。（《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美]罗伯特·达恩顿）
比起卢梭和伏尔泰的著作，话语这种“地下的火”，无情地揭露了教会、国王和贵族的虚伪面纱，摧枯拉朽地动摇了高高在上的象征秩序，是大革命来临的真正启蒙者。当然，今天的情况与大革命前夕不能同日而语，更不能简单地将大革命前流布甚广的地下文学和畅销禁书等同于今天的流行语和网络段子，但是它们的产生背景和消解功能令人深思。
与嘲弄一切、解构一切相对应的，是坊间弥漫着的虚无氛围。“哥×的不是×，是寂寞”成为热门桥段，2009年竟被仿拟8390万次。“神马都是浮云”，2010年的“神马”终于成为当下“过度娱乐化”的标签。过度的解构必然导致价值的虚无。“一切向钱看”和“一切为了革命”的摧毁性一样惨烈，连“校长，开房找我”也可以变成酒店广告，连政府官员也居然在回答记者严肃政治提问时回应“你懂的”。“另类国风”盛行，民间话语的无心狂欢和价值虚无主义的无底线调侃，往往也是社会性“肌无力症”和“道德失忆症”传染的病态表征，这怎不让人“细思恐极”？
“地方性知识”的生成
历史确有惊人的相似，古今中外那些来自底层的语言风俗，都在特定历史时期成为了先声和集结号，其影响势必超越民俗、文艺甚至政治，升华到民族的记忆乃至国民性当中去。
在中国漫长的专制历史中，《国风》歌谣背后的“小叙事”渐渐演变成为经学家们关注的“大叙事”，并深刻影响了我们民族的“历史叙事”。2008年到2013年短短5年，以网络流行语为代表的底层写作，成为语言形式为媒介的自愿性“大众行为”，逐步进入当代中国人的社会记忆。
民间语文、山寨汉语或许只是一种最渺小且零成本的国家资源，可三五年乃至七八年后，我们不难发现，原来，某个“说法”本身，已是一种兼具记录历史、传递某种复杂微妙民情民心等多种功用的津梁，并因此显出珍贵，乃至稀罕。（黄集伟：《2008，民间语文的狂欢》）
真可谓先见之明。这些民间写作经由传播形成和固化了对所处社会的认识和态度。“思想与生活经验相关联”，流行语变成了一种生活经验，会不自觉中形成一种思想，即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称之为“地方性的知识”。流行语代表的生活经验形成了民众的中国想象、社会想象和生活常识。当“抗议公权腐败、批判道德滑坡、慨叹民生艰辛”这三类社会情感和社会意志，在流行语里反复被言说的时候，它们已经变成了公众自我教育的教材，构建着正负能量交织的“我们的地方性知识”。
一旦语言风俗固化为常识和社会记忆，其所指涉的事件就升格为了“历史事件”。历史学家用来分析社会生活的时间性概念就是事件，一向重视和肯定事件的偶然性，强调事件集中了社会进程和各种偶然。流行语所针对的就是这样的偶然事件，“小悦悦、动车、郭美美、雾霾、被自杀、土豪、屌丝、彭宇案”，凡此种种，其话语形式的发明无疑都是生活意外事件导致的话语偶然，却实在地坐落于改革进入深水期时的历史必然中，转变着普罗民众对于现实和政局的态度。一如历史学者小威廉·休厄尔（William H. Sewell）所说：事件性时间性概念认为偶然事件是关于整体的，它改变的不仅是社会关系的表层，甚至还包括社会关系的核心或曰深层。这个概念认为，偶然、意外和本身不可预知的事件，能够抵消或改变历史最持久的趋向。有关整体的偶然性的假设，不是说所有事物都在持续变化，而是说社会生活中没有什么是不可改变的。（《历史的逻辑》[美]小威廉·休厄尔）
当代中国的改变首先是从偶然事件开始的，是从网民对这些偶然事件的底层写作开始的—是从流行语成为网络“国风”开始的。
我们不能将转型期个体行动者自称的意愿相加，就能理解他们对自己所作所为的看法。然而，如果转型期存在任何一致性的话，那么它应该来自相同的价值观和共有的行为期待，它们塑造了集体意图与行动的价值观、期待和隐形规则。这正是网络“国风”的意义所在，因为它们提供了民间认知的事实经验和价值判断，即公众行为的逻辑源泉。
用这样的眼光来看2008年至2013年，确实是流行语最疯狂的年代，“普大喜奔”与“细思恐极”齐飞，“无厘头”与“文青愤青”一色。流行语被民众的接受度及其始终坚守的朴素美好，是我们这个国家精神不灭的源头；它嬉笑怒骂间“深刻的肤浅”又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流行语盛行的这5年有充分的理由成为一个“历史时刻”—就在这一刻，人们发现：流行语不仅是参与面甚众的语言风俗，更是蕴含巨大效力的活动，它是文化转型和意识转变的铸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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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ao Qiang for 中国数字时代, 20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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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辣总局】狄青子：热烈祝贺中国成为中高收入国家
作者：新浪微博 @狄青子
背景新闻：壹读｜中国成中高收入国家，你拖后腿了吗？
中国的收入水平或许还值得商榷，但中国人的税负水平可一点都不含糊。中央财经大学2011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的税负水平高于中高等收入国家。也就是说，虽然咱们有没有中高等收入国家的收入另说，但中高等国家的税收咱们已经在享受了。
有研究显示，从1994-2009年，中国宏观税负水平从16%提高至30%，该数据尽管未能得到官方的证实，但税收收入连年超过GDP增长，这个是有目共睹的。与此同时，相应的福利……你懂的。
发改委说，中国有可能在第十三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2020年）接近高收入国家，如果中国能保持目前的发展速度，那么10年左右进入高收入国家是顺理成章的事。也就是说，到时候，人均国民年收入可以超过1万美元，但愿房价、油价什么的不会涨得更快吧，呵呵。
© S. Hernandez for 中国数字时代, 20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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