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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 文革50年后 他仍在等待父亲死亡的真相
陈书祥手捧祖父的照片及他曾在一所大学工作过的证明文件。他将此视若珍宝，因为他在文革中遇害的父亲没有留下一张照片。
陈书祥的父亲50年前被打死了，至今他仍想知道父亲血迹斑斑的尸体哪里去了。他保留着一张边缘已经磨损的纸条，这张当年的纸条让他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之中，找到了那些打死他父亲的狂热学生，给了他们钱，让他们把父亲的遗体送去火化。
他从未找到父亲的遗体。从那时起，他一直希望能有答案，等待着曾经打死自己父亲的学生站出来。他们变老了，对当初很懊悔，并表示他们感到歉疚。但没有人出现。
陈书祥仍在等待着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遗留问题的一个坦诚评判，中国也在等待着。
“我父亲临死的时候，连一口水都不让他喝了，”现年72岁的陈书祥说。他是一名退休教师，住在北京的西北部，走几分钟就能到他父亲当年住过的地方。“这个事情我现在都不愿意去想，但同时还想听听干的这个事那些人是有什么说的。”
“他们为什么选中了他？他的骨灰到哪里去了？”
半个世纪前，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他想动员广大群众用轰轰烈烈的运动来清除中国的意识形态敌人，许多经历了那个时代的人认为，文革遗留下来的问题仍在困扰着自己的国家。
从1966年5月16日文革正式开始，直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文革逐渐收尾，在那段时间里，也许有上百万人非正常死亡，上千万人遭受迫害，经济停滞不前，还有上千个历史和文化古迹被毁坏。
共产党在1981年谴责了那场运动，称其使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建国以来遭到了“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记载了陈父死于红卫兵手中的两份文件。
但是，中国一直没能正视那个时代。共产党近来也更加强烈地反对彻底评估毛泽东，不愿触及有关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无节制权力这一敏感问题，也不愿重温那个时代的有争议的记忆，当年的肇事者往往自己成了受害人。
记忆的压制阻止了对那段历史的公开讨论，更不用说判断法律上的罪责由谁承担了。许多经受了文革折磨的人认为，公开的讨论会帮助这个国家向前迈进。
中国的历史学家往往不能发表有关文革的研究。教科书把那段历史一带而过。很多年轻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学校曾经是被称为红卫兵的学生武装分子的战场。今年，政府还未举行过任何有关文革周年的纪念活动，并阻止公开的哀悼。
“共产党是执政党，而对它来说这个是一个污点，”当年在打死陈书祥父亲的学校里读书的陈兵说。“宣传太多的话，那就等于给自己抹黑。”
许多幸存者、以前的红卫兵，以及历史学家表示，官方的沉默使人们对毛泽东时代产生了一种危险的怀旧感。
他们不认为有文革全面重演的风险。国家主席习近平没有毛泽东那种喜欢动乱的胃口，中国社会现在也远不像那时那么死板和与世隔绝。不过，许多人表示，他们担心那些严酷的政治手段、对意识形态的狂热追求以及专制主义的论调会卷土重来，而正是它们当初助长了红卫兵的胡作非为。红卫兵是听毛泽东指挥的、由青少年组成的突击队。
他们的担忧在习近平的领导下有所增长。文革期间，习近平的家庭也遭受了巨大的痛苦。他的父亲遭到了毛泽东的清洗，并受到了红卫兵的迫害。他的姐姐被认为是因为遭受红卫兵的迫害而自杀的，习近平本人在北京陷入冲突的年月里曾在城里四处游荡。
但是，历史学家对他的一个转折仍非常不解，习近平作为成熟的政治人士一直公开崇拜毛泽东。自从习近平2012年掌权以来，他打击异议、把大权集中到自己手里的做法，让批评者看到了毛泽东的痕迹。
前红卫兵卜伟华曾在陈书祥读过书、后来当过教师的高中就读。卜伟华现在是研究那段历史的中国最受尊敬的历史学家之一，他说，“如果文革的阴魂不散、并得以生长的话，我们将滑向另一场文革，更多文革言论、文革手法和信条的残渣将会浮起。”
对很多人来说，最近由共产党支持的声讨一名批评习近平的退休房地产开发商的行为，就让人联想到文革式的清洗。也有人觉得，近期在人民大会堂上演的赞美毛泽东的演出透露出一种令人不安的迹象。
“没有经历文革的人只知道，文革中大批官员受到迫害，不知道受害的普通群众是受害官员的十倍、百倍，”中国历史学者杨继绳最近在北京发表演讲时表示。因对毛泽东时代进行批判性研究，他逐渐面临来自中国官方的压力。“令人遗憾的是，现在有的人却极力掩盖历史上的错误。”
杨继绳认为，文革是毛泽东为铲除内部的敌人而开展的运动。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这些人遭到了资本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妥协的诱惑。学生当中形成了红卫兵组织，执行毛泽东的意愿，毛则给予他们许可。后来，混乱状况升级，尤其是在学校里，学生们开始大肆声讨教师和职工。
退休之前，陈书祥是颇具盛名的清华附中的一名老师。该校为红卫兵组织的最初发源地。即便当时学生针对教师的行动已经从口诛笔伐转向身体上的羞辱——给他们带上高帽子，拉上街游行——乃至进行殴打，陈书祥依然觉得他家是安全的。
他的父亲为实打实的工人阶级出身，是一个几乎没受过什么教育的锅炉工，他的祖父以前也做这种卑微的工作。他母亲帮人洗衣服赚些外快。陈书祥是家里七个孩子中的老大，为了帮助养活弟弟妹妹，他放弃了上大学的希望。他在自己以前上学的这所中学找了一份教职。
然而，陈书祥回忆，1966年8月27日傍晚，当他转过拐角，快到家门口的时候，隐约看到附近有十多个穿着绿军装带着红袖章的年轻人——那是红卫兵青睐的装束。一位邻居看到了他，朝他摆手，让他躲开。
当天晚上，他悄悄回到家里，看到屋子里一片凌乱。弟弟妹妹大哭着，母亲原先准备做晚饭的饺子被砸到墙上、扔到地上，他的父母人不见了。
第二天上午，母亲刘万才脚步蹒跚地回到家里，几乎讲不出话来，她的脸上血迹斑斑，衣服也被撕烂了。
“我爸呢？”陈书祥在一本个人出版的回忆录中写到，自己当时发问。
“被他们打死了，”母亲说。“这是真的，就死了在我的身边。”
母亲刘万才告诉他，自己和丈夫是被红卫兵带走了，而他的父亲被指控为“阶级敌人”。陈书祥父亲家里曾拥有20多亩地，足以令他父亲被打上“地主”的标签，这类人是革命分子深恶痛绝的对象。
据陈书祥后来讲述，这帮年少的暴徒将这对夫妇扔进一辆卡车的车斗里，把他们带到一所学校，拿军用皮带抽打他们——这是红卫兵最喜欢使用的惩罚工具——其他工具还包括拧成鞭子的跳绳和带钉子的鞋。之后，他们又把这对夫妇拉到另一所学校，继续殴打，包括用钢筋抽打。
他的父亲、37岁的陈彦荣坚持认为自己不该被认定为地主，因为家里早就放弃了那份地产。但是在那个时候，“你否认得越厉害，就被打得越狠，”陈书祥说。
倒在血泊之中的陈彦荣曾请求给他点水喝，但学生们不同意。没过多久，他就停止了呼吸。
“在抓人的问题上，存在一定的随机性，”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教授杨国斌说。他刚刚出版了一本新的论著《红卫兵一代和中国的政治激进主义》(The Red Guard Generation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China)。“最重要的实际上是，证明我们——组织——是真正的革命者。”
后来的官方统计显示，共有1772人在1966年8月和9月席卷北京各地的这场骚乱中丧生。算上自杀和被驱逐出京之后遇害的人，实际数目很可能比这个更多。
据陈书祥母亲讲述和其他一些官方资料后来记录，将陈书祥父母带走的红卫兵来自北京的一所顶尖学校——北大附中。
他们属于最早出现的一批红卫兵，多是党政官员的子女。后来，毛泽东将矛头指向党内权贵，第一批红卫兵失宠，让位给新的“造反派”红卫兵。之后这些造反派与其他红卫兵派系有过血腥的武斗。
父亲被带走的第二天，陈书祥找到清华附中的红卫兵，请他们开了一份证明，以便他去北京附中交火葬费。但在学校门口，他听人说那里昨晚有人遭到了毒打，两具尸体已经被拉走了。
感到害怕的陈书祥没有进学校，也没见到父亲的遗体。他把那份证明藏在一个相框的背面，保存至今。
他的母亲在2011年离世，生前未获机会指认当日殴打她的人。家里在母亲的墓地旁给父亲预留了位置。如果还能找到父亲的尸骨，就将他与母亲合葬。
毛泽东于1976年去世。后来，陈书祥一家领到2500元的经济赔偿。现在看没多少钱，不过以当时的物价论，是笔不小的数目。北大附中也给他们发了一份证明，承认该校自称为“红旗战斗小组”的红卫兵组织打死了他的父亲。
但陈书祥说，从来没有哪个人站出来为父亲的死承担责任。
曾担任“红旗战斗小组”领头人的彭小蒙如今年近七旬，在北京一家经济政策类杂志做编辑，用的是另外一个名字。记者打电话联系到她，问起50年前的这些事时，她似乎吓了一跳。不过，她表示自己记不得有这样的事。
“我真的不知道是不是红旗，”她回答。“我不想多说。”
陈书祥则坚持母亲的说法，这个版本也得到了一些官方文件的证实。
“现在，我告诉你，他们这帮人都是这样，都是推来推去，”他声音有些哽咽地表示，“说‘我不在校，我不在会场，我不知道。’”
“他们这些人都是50年以后一点认识都没有，”他说。
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Vanessa Piao、Adam Wu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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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历史 | 我们采访了不少年轻人 发现文革真的快被忘干净了
编辑注：目前该原文及视频已被删除
201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发动50周年。
50年，当年的年轻人都已经步入暮年，而如今的年轻人，对50年前开始的这场浩劫，又有什么样的认识呢？
为此，我们用一组问题，在街头采访了不少青年，制作了一个短片（完整视频见文末）。在片中，他们的答案是这样的……
问题一：请用一个词形容文革
这两个答案不出预料
但有的答案是这样的——
不明觉厉
是的，提起当年那场运动，一些年轻人首先会想到这样的关键词，不知当年的过来人看到这些评价，又会有什么感触？
这是回答频率相当高的一个答案，其实也代表了今天的众多年轻人对文革的整体印象，不是么？
问题二：平常在生活中会聊到文革问题吗？
绝大多数同学不会聊到
嗯……
不评论
不了解、没注意、不感兴趣，这些是最普遍的答案。不得不说，文革这个相对沉重的历史话题，今天已经淡出了很多年轻人的视野。
问题三：您对文革的了解主要是通过什么渠道获得？
我们发现，大多数年轻人还是通过长辈的讲述来了解这段历史的
而在教科书上，想详细了解这段历史是不容易的。
即便老师会讲到一些，可能很多年轻人也不会对此感兴趣——
所以，大家对文革的了解，经常发生在不经意间，比如在读大刘的书时……
问题四：文革当中有没有什么事是你特别不能接受的？
有的人这样回答……
@#￥%*@#……
当然，有的同学对历史还是有一定了解的，比如下面的两位：
值得注意的一个观点是，有的年轻人会认为文革有所谓“正面”作用，因为它“打击”了贪污腐败，而这，显然又是对文革的一种误解。
问题五：如果你穿越回文革时代你会参与政治运动吗？
这两位同学应该都是标准的“逍遥派”
但是，很多人也做出了肯定的回答——
这些答案，细思恐极吧？
除了自愿参加的人，还有的人坦承，在那样的环境下，恐怕他们很难置身事外——
这些回答是不是更加值得我们深省呢？
……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当代历史上一场巨大的悲剧，也是我们不应遗忘的历史教训。从我们的采访结果看，不能否认的是，50年后的今天，很多年轻人对于这段历史是认知迷茫的，扭曲的，甚至是空白的…….但我们依然能够找到了一些年轻人，他们对文革有着基本的认识——
很清晰
很多亲历者也是这么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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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涛评论 | 孩子 你要的教育公平太难实现
先从这张照片说起。
2016年5月14日下午，我在朋友圈看到这张照片后，把它转发到微博上。到我写这篇文字的时候，那条微博已经有48万的阅读量。这一方面是因为这张图很“震撼”，一方面是因为这张图引发了“撕X”。
这张图引发的撕，在我预料之中——成年人该不该把小孩子放到这样的场合，这一定是会引发争议的。但我本人不屑于参与这种争论，甚至有些痛恨。因为这种争论，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这件事本身。很多人不再关心小女孩举起的那张纸上的字，而是关心小女孩该不该去举起那张纸——这就是消解。
这类似雷洋在警方控制之后死于非命，很多人探究雷洋到底有没有嫖——这也涉嫌消解核心议题。有的人参与消解，可以领到钱，很多人拿不到一分钱却乐此不疲，实在是傻得可爱。
当然，追求真理是没有界限的。我并不是说，不懂事的孩子上街参与了公共事务，你不能批评别那个孩子的家长。你当然是有权力批评的，而且有权力选择性批评，选择批评那个让孩子“举牌”的家长，既可以显得具有保护未成年人的爱心，又没有任何风险。
当鸡蛋撞向墙的时候，如果去指责鸡蛋的姿势不够标准而对墙的蛮横不置可否，我是不认同的——毕竟，孩子上街不是“恐怖行为”。而那些以孩子的安全为由责骂孩子父母的人，在潜意识里已经认为，上街就意味着巨大的危险。其实，上街本来应该是很安全的。
好吧，这张图就说到这儿。接下来要说的是孩子举着的牌子上的4个字：教育公平。
这4个字，说起来让人伤心。几乎可以断言，教育公平，从来就没有实现过——只是，最被不公平对待的地方，根本就不具备写出“教育公平”4个字的意识和能力——当一个人长期被不公平对待，他便容易失去追求公平的能力。这就像一个长期生活在饥饿状态的人，根本没有提出“我也要天天吃肉”的能力和意识。
比如，我出生在高校资源相对贫乏的河南，我当年高考的时候，河南的一本录取率大概只有5%。当年，除了自卑自己高考成绩不好之外，我根本没有想过去质疑国家对河南的高等教育资源投入太少。很多的学生家长，看到自己的孩子没有考上大学，也只是感叹孩子不争气，基本上不会去考虑孩子没有考上大学的“政策原因”。
事实上，在中国，政策是最“要命”的。一个文件，一个政策。一个政策，千千万万人的命运就被改变了。我小时候看主流的新闻媒体上经常有一句话，叫“感谢党的富民政策”。大家由衷地相信，能够致富，都够有好日子，都是政策给的。但政策未必所有人都好，有时候，一个政策的些许改动，千千万万人辛苦的汗水，可能就化为乌有了。我想这正是有些家长上街的原因吧。
可是，即便在家长上街之前，在没有所谓的“减招”政策之前，难道在江苏就有教育公平吗？当然没有。举目全国，似乎都不曾实现过教育公平。绝对的公平，古今中外，都不可能，而在中国教育领域，即便相对的公平也难以实现。
很多人说北京的本科录取率最高，可是你若稍微了解北京的教育，就会发现这个全国教育资源最丰富的城市，可能是教育不公平最大的地方——在北京，有的家长愿意拿几百万买一套学区房给孩子争取一个更好的小学，不就是因为教育不公吗？《凤凰周刊》的报道显示，曾经，赞助费相当流行，北京的“好小学”，赞助费最高可以高达25万元，这不就是因为教育不公吗？
于是，你会发现一个神奇的现象，即便在教育资源最丰富的地方，家长们仍然为孩子的教育焦虑。是什么神奇地原因，可以让资源丰富和与资源匮乏的地方的家长们都为教育发愁，都能体会到教育不公呢？原因当然很多，其中之一是“计划经济”。
中国改革放开了很多年，计划经济早已经被认为过时，但在教育领域，依然与计划经济时代完全一样——从幼儿园到大学，一切都在国家的计划之下。每一个省每年有多少高校招生名额，都是被国家计划的，教育部、发改委一商量，名额就定了。
计划经济就是短缺经济，或者说，计划必然导致短缺，计划必然导致资源的金字塔结构，计划必然导致所有人都争取进阶到金字塔的上一层努力甚至不择手段——即便很多人认为，基础教育不就是让小孩子被“洗”吗，为什么大家还要挤破脑袋找一个好点的学校“洗”呢？因为教育资源被垄断了。垄断之下，被计划成“好学校”的学校就是“好学校”——你不认同，你的孩子被既定的价值体系淘汰。这就是中国教育事业的重要成功之处——基本上，绝大多数家长，都服服帖帖。
这一次，江苏的家长表现出了“不服”，当然是被“逼急”了。可是他们一“着急”，就有人提出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难道江苏的教育资源都是江苏人民的？言外之意，难道江苏的教育资源多就要多分配给江苏人民？这个问题，我觉得不探讨最好，计划之下，你根本找到不到教育资源的“主人”，这正是计划之“魅”。
为什么要教育事业要计划呢？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是：学校是为国家生产符合国家需要的“材料”的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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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闻录 | 周末段子荟萃 5-15
@letscorp：中国人早已经习惯于二十年来的增速，认为将来会依然这样。每到一个地方，和老百姓聊起拆迁和建设，他们都会高兴地预言这里三年之后会建成什么中心，那里五年之后会拆迁，等什么什么建成之后，房价会怎么怎么样。但是很显然，中国不太可能继续保持高增速了，可老百姓依然以过去的速度憧憬未来。
@letscorp：江苏这件事说明中国人是活在来世的人群，总幻想下一代会更好，只有当明确看见下一代不会更好的时候才会放手一搏。我们这代人权贵怎么虐都可以，高房价、股灾、P2P跑路，因为还有希望在下一代身上。如果动了下一代，老百姓就艹了！三聚氰胺奶粉就是个好例子，你不让闹还抓人？好，永远不买国产奶粉！
@Vela1680：为什么要高考呀？为了拿文凭。为什么要文凭呀？为了要赚钱。为什么要赚钱呀？为了买学区房。为什么要买学区房啊？为了继续高考。嗯。
@tixiang：抱着一颗「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的心，结果发现自己撑死也就是个鸡中翅。
@梁惠王：革命导师列宁是得梅毒死的，我禁不住废书而叹，要是他当年碰上了昌平警察就好了，就没有苏联了，世界将免去多少祸害啊。 // @酒呑童子：没有苏联就不会有昌平的警察。
@左春和：嫖娼是一把虚伪的道德利剑，在传统观念浓厚的语境中可以迅速把你污名化，如果被公器所掌握，则可以击碎你所有的权利盾牌。嫖娼又好为大众舆论提供谈资，既可以表明公器的政治正确，又可以闪转腾挪转移视线。但是，这次雷洋之死中它已经不灵了，她的夫人不关注他是否嫖娼，只需要他的死亡真相。我也不关注他是否嫖娼，我只要他的死亡真相。已经成熟的公众舆论也表示不关注他是否嫖娼，只要他的死亡真相。
@大咕咕咕鸡：基层警力严重不足！住酒店被人当鸡拖走没人管，但去嫖个娼十分钟就给你丫干死，供给侧出警！去政府门口站几分钟立刻四脚朝天抬走，我看特警警力很足么，四抬一还很富余，你国警力结构性不合理。
@zmt0516：今天uber司机提起雷阳案很愤慨说：嫖娼有什么错，嫖娼又没有社会危害，为什么要抓嫖……我：抓嫖客有钱赚，我们天津那边捞一个嫖客要交四五万呢……司机：北方太黑了，上海这边只要七千……又遇到老司机了。
@YE5MQ5Vtp2jlWX7：每个人都可以保持沉默，但要为自己的沉默负责。等自己遭遇不公哭天喊地时，再面对一个沉默的世界，那才是最大的悲哀。
@hawkyeee：【中国中产阶级的焦虑】他们焦虑贬值的财产、糟糕的空气、质量可疑的食物，甚至想离开中国。他们抱怨制度，却不愿意看到制度改变，因为他们正是体制的受益者。
@freedomandlaw：说高考江苏比山东河南还难，绝对是瞎扯。但问题不在这，一个省级政府随机出台事关万千家庭利益的政策才真是够够的。政府官员踩着老百姓的头去亲上级的屁股，丝毫不以脚底下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为意，是当下政制运行特征的生动体现。如果说这土地上有暴民，那是因为暴政在先。
@ld0905：贵国人，一代又一代，抱着三十而立的信条一边评价着别人，一边当成鞭子抽打着自己。三十一过，尘埃落定，坦然接受自己日渐下垂的肚腩，酒醉后仰望天花板呆滞的眼神。谨慎地选择社会中一个罅隙，安安稳稳地插在那儿，图的就是一句话：请人吃饭，或者加油的时候，骄傲的给服务员说：要发票。
@gongminyaoyao：关注雷洋事件是一个参照系，一定程度印证对主流社会抱有相当的希望，甚至于考虑在主流社会里面博个成功。关注范华培是另一个参照系，印证是更为彻底的告别了对主流社会的幻想。混合型的属于还缺乏深入思考，也意味着会更偏向前者。
@十年砍柴：郑州强拆爆血案致四死一伤村民吊唁凶手被拦：（官媒）报道中形容范华培“性格孤僻，脾气暴躁”、“借酒发泄，六亲不认”，多名受访的薛岗村及附近村庄的知情村民表示不满，他们描述：“孩儿可好了”。——明末顾宪成说：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
@cdef_global：中国的乞求强拆史因范华培而转为激进抗暴型。
@wuzuolai：转：中国警察最擅长于4件事：第一，扫黄，第二，抓赌，第三，阻止上访，第四，协助拆迁。扫黄可以养眼罚款，抓赌更可以分钱，阻止上访可以讨好上司，协助拆迁可以认识有钱人。而且这四个项目，都没有风险。所以一见到这些项目，警察们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其他的就别指望了。
@MyDF：自从引入谈判专家制度，劫匪被击毙的几率反而大幅提高。有关部门很困惑，把现场谈判的录音拿来研究，发现总是到这一句时谈判宣告破裂：”你要相信政府。” #相信政府
@jerrymice：今天去办了16年地税国税核税，正好赶上李相的营改增减税政策。我对今年的缴税金额还是有点减少的期待。税单到手一看，确实是营业税改为增值税。税务局不但给我指定了一个营业额，还给我指定了一个进货成本，然后算出来增值税。最后我在新政的光辉下，交出比去年还多10%的税。#批发轶事
@hmt22610：呃，在我眼里什么是“优越感满满”呢，具体表现之一大概是，在哪个学校就爱说“我大xx校很牛逼”，是哪的人就说“我大xx省牛逼”，总之大概是你在的有的就得是最好的，别人说不得。举个例子，比如小粉红…
@MyDF：与沙漠国家达成南海共识，是中国外交史上的一大发明。
@damyata：所以也不喜欢“反思”这个词，被淹没的受难者不需要反思，被拯救的幸存者不需要反思，作恶者依然权力在握不需要反思。“反思”在大多数人那里成了一种口头的廉价自我安慰，一种姿态。借用陀氏的话，我们这个民族，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
@shellehs：在中国，有三种存在形态。一种叫做「自主知识产权」，一种叫做「微创新」，还有一种叫做「用心做产品」。前者主要是将开源产品的源闭掉；中间主要是将原来的产品修修补补或者本土化；后者主要是做的和iPhone几乎一样。
@ld0905：坦然面对自己身处一个巨大集中营的残酷事实，摆正了心态，再看那些站在塔楼迎风而立指点江山感慨：这盛景如你所愿的人，就会获得一种冲破云霄的荒谬与欢乐。这种喜感是岳云鹏捂着嘴说“我的天呐”完全比拟不了的……
@ld0905：今天晚上奇葩说论生死，一个个都想起来了家人离去的那一刻，很是动情。关于生死，我觉得最大的意义就在于让你时刻意识到，对于你来说，这场热闹非凡，张灯结彩，熙熙攘攘的园游会肯定有请你出去的那一刻。所以，最为理智的选择就是好好儿的，投入的，畅快地，逛遍园游会的每个角落。
@Zannmuling：有些已婚朋友总喜欢用“我家孩子都几岁了/我二胎都满月了你还不结婚！”来教育未婚人士。据我所知，狗一年最多可以生三窝，每窝4-8只；危害玉米的玉米螟一只雌虫可产卵1250粒；白蚁的蚁后一昼夜可产卵3万多粒。所以我觉得你的繁殖能力并不值得炫耀，也和结不结婚没有任何逻辑上的联系。
@Elaoshi：把头发梳成大人模样，换一身帅气西装。描写大学生毕业后到链家卖房子的情形。
@lifent：稳赚不赔：如果从1990年起，你拿出1000元，每次国足比赛都押一半买输，如今您将拥有约459万元。国内25年来综合回报率最高最稳健最无风险的投资品种，没有之一。
@Scswga：我妈说过最经典的一句话就是：我这辈子算是倒霉了，遇到你们两个骗子！你爸骗色！你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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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传媒 | 徐贲：“文革道歉”必须先清除“文革基因”
北京,一间售卖书画的商店。摄：Kevin Frayer/Getty
人都有懊悔的时刻，但未必有真诚的悔过和悔改。懊悔是事后觉得不该做一些事，而不一定是觉得自己做错了。懊悔是因为觉得，有些事以前做了，已经无法改变，但时过境迁，今天成为摆脱不了的麻烦。
加拿大出生的英国小说家, 政治家吉尔伯特·帕克（Gilbert Parker） 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可以躲避记忆和懊悔的地方，无论我们悔改与否，愚蠢行为的幽灵一直会纠缠着我们。”仅仅是为了摆脱往事的纠缠，甩掉恼人的麻烦，以这种想法来道歉，不可能有真诚的悔过和悔改。
不幸的是，只是为摆脱往事纠缠的“文革道歉”正出现在我们的公共生活中。它之所以不能成为真正的悔改和道歉，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它还不能清除“文革基因”──其中包括对“文革”罪恶本质的认识，和对“文革”发起者兼最高领导人的罪责追究。“文革基因”的残存，不仅让忏悔者仍然在心理和道义上享受着某种政治合理性的保护，而且让他们不充分的忏悔暗中起着为“文革”辩解的作用。
道歉不只是“对不起”
道歉并不只是说一句“对不起”。社会学、心理学和法学讨论“道歉”的取向虽不尽相同，但都强调，道歉者必须说清自己过错行为的责任，并无条件地承担这个责任。非如此，不能证明有真诚的悔意。现有的各种道歉研究，都把悔意和承担个人责任当作道歉的两个最关键要素。例如，法学家克利费尔德（John C. Kleefeld）引用心理语言学家希尔（Steven J. Scher）和达莱（John M. Darley）的研究，对道歉作了著名的4R定义：道歉必须包含悔意（remorse）、责任(responsibility)、决心(resolution)和补偿(reparation)。心理学家贝弗勒斯（Janet
Bavelas）则指出：为伤害性过失行为道歉，悔意与责任是最重要的，道歉者必须承认自己是伤害行为的行使人，也必须详细说清行为的经过和性质。
严重伤害别人的过失行为，是一个人从文明道德秩序的自我放逐。道歉是他郑重要求回到所有社会成员同等受尊重的道德秩序中来。社会学家塔维切斯（Nicolas Tavuchis）指出，道歉是社会和谐和道德社会所必不可少的，道歉不只是个人表示感情或心意，而且是起社会、道德作用的“言语行为”（speech act）。道歉是一种“只能用言语来进行的社会行为，因此，如果不用言语，便没有道歉”。道歉的根本作用不是让道歉人获得良心安宁或纾解罪感，而是“维护和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让过错者重新在社会秩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美国心理学家查普曼（Gary
Chapman）说，“当道歉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时候，人类关系会很健康。”
道歉中不可缺少的悔意和责任承担，是通过言语来表达的。道歉是否被认可、接受，取决于道歉者是否有真诚的悔意，是否真正承担了责任。这两个“真”都是一种言语效果，是受害者或公众对道歉言语的解读和评判。解读和评判是看法和感觉，不是确实无疑的“事实”，因此，在如何看待某个具体的道歉问题上，总是会有分歧和争议。
人们用“真诚”来衡量道歉的悔意，是因为“真诚”（真实地说出自己的感觉、想法、愿望）被普遍视为一种“美德”。但是，现代心理学、心理分析理论和文学理论告诉我们，“真诚”是一种构建，而不是直观现象。正如已故美国文学理论家，哈佛大学教授莱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在《真诚与真实》（Sincerity and Authenticity）一书中指出的：“真诚”与“真实”是不同的。我们把真诚视为一种德行，并用它来评价道歉时，应该知道，今天的真诚并不能减轻昨天罪行的严重性。这是因为，过去的罪行有它自己的“真实”性质，它并不会因悔罪是否真诚而有所改变。
道歉者自认为是真诚的道歉，未必在受害者眼里就是真诚的。这是因为，“害”对加害者和受害人具有不同的意义。现在的道歉往往看重肉体的伤害超过精神的伤害，所以针对的经常是“打人”、“揪斗”一类的事情。
而文革中发生的伤害，不只是肉体的，更是精神的。精神的伤害更持久，对受害人后来人生品质的损毁极为严重，其中之一便是造成难以平抚的“有害情绪”（negative emotions），以至于终身不得幸福。心理学家奈特（Daniel Nettle）在《幸福》（Happin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一书中指出，“有害的情绪——恐惧、忧虑、悲伤、愤怒、羞耻——是一个人不幸福最主要的原因。”文革虽然过去了，但遭受到文革摧残，甚至家破人亡的人们，其伤痛并未成为过去。他们常常会做恶梦，被自己无法控制的梦魇所折磨；他们会为失去亲人而久久悲伤，为自己被迫对亲人或好友所做的见不得人的事感到羞耻；他们会对政治和社会生活充满了恐惧，时时提防别人，唯恐被人出卖和背叛。
这样的精神伤害，并不会因为听到一句“对不起”而就此消失。
加害者和被害人对于伤害事件的认识角度是不同的。文革加害者，往往是因为自己后来也成了受害人，才对自己害人行为的严重性有所认识。
受害与加害的角度差别是一般“性命/晚餐问题”的一个特例。性命/晚餐问题是这样的：当猎豹追杀羚羊的时候，哪一个会跑得更长久一些？羚羊是为逃命而奔跑，而猎豹则是为了一顿美餐而奔跑。羚羊不跑到筋疲力尽、颓然倒地，是不会停止的；而猎豹则不会跑到那个的程度。在受害人与加害人之间，谁会对“害”有更深刻、更长久的记忆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文革中的加害者们经常不是加害于一人，他们很可能根本不把自己的一些恶行看作加害行为，他们也可能根本不在乎（或不知道）伤害人到底痛苦到什么程度。因此，今天他们虽然道歉了，却只是为所谓的“不知晓宪法”而道歉，看起来很“深刻”，很有“高度”，但其实只是一种冷漠傲慢的轻描淡写。受害人不同，他们是血淋淋暴行的直接承受者，他们的身体伤残使他们终生不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他们失去丈夫、妻子的锥骨之痛非亲历者不能想象，与亲人天人永隔的悲情在每一个清明、中秋、除夕、新年撕裂他们的心。还有那些让他们永远难以幸福的恐惧、忧虑、愤怒、羞耻，那些他们为之感到痛苦，却难以拔除的有害情绪。真诚的道歉尚不能平抚这一切，更何况是虚假、空洞、轻描淡写的道歉？
有些“道歉”，并不是道歉
评估道歉是否真诚，涉及“人心”的问题。中国有“人心难测，海水难量”的说法。基督教传统里也有“人心不可知”的认识──任何一个凡人都不可能真切地知晓另一个凡人在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因此无法对他的悔恨是否真诚在道德上做出确定的评断，只有上帝才知道一个人的悔过是否真诚，并决定他是否应该得到原谅。这种人心不可知论使得“原谅”或“宽恕”的道德价值蒙上了神秘的色彩。
在世俗的中国公共生活中，没有上帝来透视我们的心灵，我们表示真诚的唯一途径是运用语言。悔过和道歉是一种“言语行为”，它是否真诚，几乎完全取决于人们如何理解和解释它的言语。这使得我们格外需要关注和细查悔过和道歉所使用的语言。
如果你受过某人很大的伤害，而只是你一个人评判他对你的悔意，那么，由于你对他的深度反感，不管他如何表示悔意，你都可能觉得他不真诚。但是，只要他是公开地表示悔意，作出评判就不止是你一人，而且也是广大的公众。在一个公共说理起作用的理性社会里，公众能够对悔意是否真诚作出相对公允的评判，他们识别真假悔意或道歉，主要是从言语来看道歉者是否逃避自己的责任。
逃避真实责任的道歉被称为“非道歉的道歉”（non-apology apology），也就是假道歉。例如，“假惺惺道歉”（tongue-in-cheek apology）会说，“对这件事我比谁都感到对不起你，但是我当时确实不知道”。又例如， “如果让你觉得受委屈了，对不起”或“如果让你受委屈了，对不起”，也是假道歉（叫 “If apology”，“如果式道歉”）。道歉者只是说自己不幸让你有了委屈的感觉，并没有承认自己做错了什么。“委屈”也许是你自己太敏感、多心、偏执的缘故，并不是道歉者真的有什么必须担负的责任。
美国幽默作家麦考（Bruce MaCall）曾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过一篇题为《完美的非道歉道歉》（“ The Perfect Non-apology Apology）的文章，称这种非道歉的道歉为“艺术性的矛盾说法”。“矛盾说法”（double talk）一词来自奥威尔的《1984》，指的是“模棱两可的欺人之谈”。常见的非道歉的道歉还有替上司扛过的“形式道歉”（formalistic apology，“原来的路线政策是好的，但我求成心切，造成了损害，对不起！”）、为躲避更大罪责的“战术性道歉”（tactical
apology）等等。
利用道歉来作某种解释和表白，以此反驳和消除别人对自己的批评，借以逃避责任。这也是一种常见的“非道歉的道歉”，叫做“解释性道歉”（explanation apology），它的真正目的是辩白，不是道歉。宋彬彬表示道歉的《我的道歉和感谢》中有许多这样的解释和表白。她说，自己犯错是因为“欠缺基本的宪法常识和法律意识”，这等于说，如果她有宪法知识，就不会批斗、残害老师。这种推诿的借口与文革时的实际情况并不符合。刘少奇在被批斗时，手里拿着《宪法》，要求保护他的公民权利，红卫兵照样把他打得鼻青眼肿，红卫兵的暴行不是无知犯错，而是明知故犯。正因为宋彬彬的道歉中有不少这样的自我辩解说辞，她被许多人认为是缺乏道歉诚意，并不是真的在道歉。
在道歉中承担责任，需要对过错与罪责的性质有所认识，这是道歉中最难的部分。例如，宋彬彬在为自己文革行为道歉时，应该告知世人她是在为什么道歉，是因为普通性质的“错误”呢？还是因为参与了某种邪恶而犯下的“罪过”？文革道歉应该是一种“悔罪”，而不仅仅是普通的“认错”。如果她道歉是起于“罪”而不是“错”，那么，她就必须说清什么是自己为之承担一份罪责的那个罪恶。宋彬彬在师大女附中打死卞仲芸校长的8·5事件中也许确实没有直接行凶的责任，但是，作为这个学校文革领导人之一的她，有责任说出谁参与了行凶。她隐瞒真相至今，这是文革结束后几十年间，她在原来文革罪过之外，新添加的一份罪责。她完全可以用真诚的道歉来放下这份罪责的重负，但她并没有这么做。
“半真话”比假话更糟糕
只涉及对具体个人的伤害行为罪责，而不触及文革极权帮凶的罪责，承认前面那一部分，而掩盖后面这一部分，那只是“半真”的道歉。
这种“半真”的道歉是目前大多数文革道歉的特点。不能认识，或不愿触及文革极权帮凶的罪责，可能有两种不同的原因。一是根本就缺乏这样的认识，二是就算认识到了，由于现实的环境，也不能说出来。无论是哪一种原因，文革道歉都无法深入到文革罪过的本质层次。例如，据报道，文革早期红卫兵领袖人物之一的陈小鲁为自己在文革中“违反五四宪法第89条”而道歉。他的道歉相比其他根本不道歉者，虽然形成积极的对比，但终究没有能触及极权帮凶的罪责，因此也不可能彻底。
道歉并非要么是彻底的，要么是表面的；也并非要么是真诚的，要么是虚假的。真和假之间有许多不同的情况，造成道歉不真和不彻底的原因也不相同。
陈小鲁道歉的不彻底，与宋彬彬的避实就虚、避重就轻、诿过饰非并不相同。因为宋彬彬的道歉关系到卞仲芸之死的真相能否解开。陈小鲁道歉的不彻底在于，不管他的悔意多么真诚，由于他并没有说清自己必须承担极权帮凶责任，他的道歉不过是一个“半真话”（half truth），希伯来谚语说，半真话就是谎话，英国杰出的政治家鲍德温（Stanley Baldwin，1867-1947）则说，“虽然自古以来人们都承认半个面包比没有面包强，但半个真理不但不比没有真理强，它比许多谎言还要坏，谎言和半真理的奴仆则都是无知。”
陈小鲁的道歉中，有一部分真相被他有意隐瞒掉了，有意隐瞒就是不诚实，而任何形式的不诚实都是与真诚忏悔相悖的。那么陈小鲁的半真忏悔所隐瞒的另一半又是什么呢？
据一篇题为《陈小鲁称文革是灾难，毛泽东仍是伟大领袖》的报道，陈小鲁在接受法国广播公司的采访时说，虽然毛泽东犯了很多错误，虽然他一手发动和主导的文革“没有任何进步意义，是一场灾难”，但毛泽东仍然是一位伟大领袖。陈小鲁强调这位领袖的“伟大”，是出于他的“毛泽东心结”，表明他自己仍然认可这位领袖及其所代表和象征的“毛泽东价值观”。
“伟大”是一个有道德取向的高度赞美之词，“伟大”不仅是一个人建功立业，而且更是能成为世人的道德表率和正义价值（自由、平等、人的尊严和权利）的捍卫者。因此，除非我们在道德和价值观上认同秦始皇、希特勒、斯大林，我们并不会在今天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认可他们的“伟大”。陈小鲁的“毛泽东心结”在宋彬彬那里也有。网上流传她于2011年与毛泽东前女秘书张玉凤共庆毛诞的照片，便是她的这种心结的展露──这也是人们怀疑她的文革道歉真诚性的一个原因。
否定“毛泽东价值观”并不是简单地批评他的个人性格缺陷或政策失误，而是拒绝他所主张和身体力行的邪恶价值。他主张仇恨、暴力、恶斗，几十年如一日，对此身体力行、创造变化、丰富发展、推向极致。他用仇恨、暴力、恶斗败坏了整个国家和社会（不只是一个党），发动了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直至文革。这些邪恶价值充分体现在文革的理念和实践中，是毛泽东本人坚持要留给后继者的政治遗产，他死之前最担心的就是有人会否定他一手炮制的文化大革命。任何一个真正认同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这些也都包括在今天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里），都会反对专制、野蛮、仇恨、暴力、残忍。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彼此对立的价值。任何一个能逻辑思考而不自欺欺人、自相矛盾的人，都不可能把一个集后一种价值之大成的人赞美和认可为“伟大领袖”。
这样的赞美和认可中有一种是非观和价值判断的分裂，限制和扭曲了反思和忏悔所必需的道德思考。陈小鲁对“伟大领袖”的赞美，流露了他自己的习惯性盲目迷恋（虽然他也有了一些醒悟）。这在“红二代”中是有代表性的，也比一般人表现的更为明显。他们不能认识到的是，那些带着“革命家”光环的人物中，许多人身上都带着丑陋、肮脏、不善或恶的东西。他们的后代要在精神上有所提高和人格上有所成长，需要摆脱血缘或政治血缘亲情的拘禁和束缚，不要被蒙昧的尊崇习惯所控制。
只有摆脱血缘和政治血缘亲情的拘禁和束缚，道歉者才有可能走出父辈的阴影，充分独立地审视和检讨自己的文革过错，并承担应付的全部责任。全部责任必须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对具体个人造成伤害罪过，二是在一个仇恨、暴力、恶斗、专权的极权制度中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的罪过。这两个部分的责任是交织在一起的，无法相互剥离，必须同时承担。如果谁在文革中以革命的名义逞凶施虐、残害他人，今天他为自己的残忍行为向受害者道歉，就不能只是说，“我以前打过你，是不对的，现在向你道歉，对不起”，因为这并不是普通情况下一个人因为打了另一个人而做的那种道歉。他是在一个他助长的邪恶制度中犯下残忍罪过的，他必须同时为自己助长邪恶的罪行承担责任。
“极权帮凶”，红卫兵的原罪
如果只是为文革中“打人”而不为自己的“极权帮凶”罪过道歉，那么，文革的“历史环境”便可以被用来减轻和开脱“打人”罪过的借口（身不由己、情非得已、大势所逼）。结果施害者与受害者一样，都成了作恶制度的“受害者”。这种“历史分析”的笼统抽象说法会淡化个人的罪责，也会为不愿承担罪责的个人制造逃避的借口。历史分析与个人道歉是两种不同目的的话语，正是因为历史分析不能代替个人道歉，所以才需要有个人道歉。
强调个人道歉与历史分析不同，是因为历史并不自动地，无缘无故的发生，作恶发生时的历史性制度环境并不完全是由他人制造出来强加于作恶者的，它也是由作恶者自己参与制造的。在作恶制度状况中，每个人的暴力和作恶与他人的暴力和作恶都有互激和无限放大的作用，作恶者所受的“害”（被作恶制度利用）一部分是他自己参与施加于自己的。在道歉中，这一部分责任必须由他自己，而不是作恶制度的抽象“他人”来为此承担。
不要说是像陈小鲁和宋彬彬这样的红卫兵重要人物，就连最普通的红卫兵也负有这种责任，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德国作家本哈德·施林克（Bernhard Schlink）在《朗读者》（1995）中描述的那个目不识丁的小人物纳粹分子，她为了求生而糊里糊涂地成为纳粹集中营的看管。在希特勒作恶制度中照，样有她必须担负的那一部分制度责任。
直到今天，触及文革作恶制度问题在中国仍然是一个忌讳，这是文革道歉无法“说到点子上”的根本原因，这个责任不全在陈小鲁和宋彬彬身上。但他们的道歉没有说到位，却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严重削弱他们道歉的真诚性。在这方面，他们似乎不如文革红卫兵造反派司令蒯大富。蒯大富在与田炳信的访谈《蒯大富：讲出文革历史真相很难》里有这么一段对话：
田炳信：我再问个问题，你说为甚么我们现在不让碰文革这一块？
蒯大富：发动文革的根子，就是共产党的命根子。发动文革的最重要的根子，共产党不敢碰。毛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文革为甚么发动？党的体制造成的。
田炳信：你刚刚说那个根子，是甚么体制？
蒯大富：那就还是封建体制，一个人说了算。随意性太强。这样的话深究文革，根本就究不了，就没法究。
文革红卫兵的暴行是在特殊的制度环境中发生的，不触及这个制度的本质，不能触及那个唯有他“说了算”的人，只是一句“没有按宪法办事”，不可能让人相信那就是真实、真诚的道歉。
在正常的社会制度中，一个人与另一个人无怨无仇，并不会去打他，就像平时文文静静的女中学生不会无缘无故打死她们的校长一样。文革中，红卫兵殴打、残害、杀害无辜的受害者（或有其他暴行或罪行），是因为毛泽东为他们制造了一个“良心作恶”的环境，给了他们一个残害别人的正当理由，而他们自己的暴力行为则又在帮助营造和加强这样的一个作恶环境。这种被叫嚣为“红色恐怖”的作恶环境正是他们的杰作。
有鉴于此，就算宋彬彬并没有亲自行凶打人（这当然应该由事实来说话），她也必须向被打的人（或他们的家属）承认的极权帮凶罪责，并说出谁是凶手。参与营造文革的作恶环境，并在其中充当鹰犬和打手，这样的极权帮凶行为是陈小鲁和宋彬彬们最为严重的文革罪责，他们必须为这一罪责道歉。无论他们因为什么原因而无法作这样的道歉，其道歉都不是充分真诚的，因此也是不能被接受的。
文革道歉必须清除“文革基因”
道歉并不只是说一声“对不起”，道歉更是一种澄清罪恶，消除罪恶，恢复生活世界应有的道德规范的社会行为，如果不能针对自己在文革中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的恶行有所醒悟和悔恨，谈不上真正的悔悟和道歉。陈小鲁在接受法广采访时说，“文革的基因依然存在。如果我们的后代不了解文革的历史的话，那么，这一幕就有可能会重演。”话虽说得很好，但在肯定毛泽东是伟大领袖的前提下，这个说法就会变得空洞而虚伪。
既然看到了“文革的基因”依然存在，什么是“文革基因”呢？恐怕连毛泽东的崇拜者都不会否认，没有毛泽东便不会有文革，文革是毛泽东的发明和得意之作，也是他准备最后留给中国的政治遗产。这位文革的发明者、始作俑者和领导人不就是文革最恶性的基因吗？今天，如果我们仍然把他当作“伟大领袖”，就会为政治野心家保留将他借尸还魂的机会（薄熙来的教训殷鉴不远），这又怎么能说是真的在否定文革基因和努力去除那些基因呢？
任何对文革罪过的道歉必须包含自己在文革中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罪责的忏悔，必须包含对文革的“虎”是什么，“纣”又是谁的清醒认识。否则便不可能有真正的诚恳悔意和责任承担。没有这两个道歉要素的道歉是不能被接受的。道歉的悔意越真诚，承担的责任越明确，道歉就越有效，受害者和公众也就越能接受道歉，并对道歉者予以宽恕和原谅。但是，即使是真诚的道歉，受害者也没有必须予以道歉者宽恕的道德义务。受害者的宽恕是一种善意的礼物，不是道歉的等价交换物。
在道歉和宽恕之间起调解作用的是“同情”（感同身受，empathy）。真诚的悔过释放出人的心灵痛苦和煎熬，这会触发他人的同情，并因此促使他人予以原谅和宽恕。但是，社会和公众应该欢迎和接受真诚的道歉（尽管从宽恕的伦理来说，除了上帝，没有任何“第三者”真正具有予以宽恕的资格），法律也不应该把道歉和忏悔的罪过用作起诉和追究的罪证（有的国家对此有明确法律规定），因为真诚的道歉和忏悔有助于人际冲突或社会矛盾的和解，也有助于整个社会恢复和维持文明的道德秩序。
在看到道歉和原谅的社会意义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在不该给予原谅时给予原谅，对国家和社会都是一件有害的事情。著名的美国法学和哲学教授莫菲（Jeffrie G. Murphy）在《算账：原谅及其限度》(Getting Even: Forgiveness and Its Limits)一书里指出，不当的原谅会成为罪犯的实际帮凶，真正的原谅必须包括认真考量是否应该给予原谅。南非裔新西兰著名哲学家诺维兹（David Novitz）在《原谅与自尊》(“Forgiveness and Self-Respect”)一文中把“太容易的原谅”看成是一种缺乏自尊的病症。
这样的想法并不是今天的思考者和研究者才有的。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里说，在应该愤怒的时候不觉得愤怒的人“是不太可能保卫自己的”，他会“忍气吞声、息事宁人”，这样的人不过是一个“傻瓜”而已。康德认为，遭受不义的对待而不愤怒，这不是美德，而是缺乏尊严和自尊（Lectures on Ethics）。休谟则认为，爱和恨都是人类天性和性格中自然就有的，谁要是缺少了这些感觉，只能证明他的“孱弱和无能”（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原谅并不总是能达到好的道德目标，因此并不总是在道德上值得赞美或在公义上有充分理由。区分正当的和不正当的原谅是每一个正派社会的共同责任，在我们今天思考文革道歉，尤其是那些包含“文革基因”的“文革道歉”，并考虑是否要给予接受或原谅的时候，这是不可不知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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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闻观止】党性和人性冲突时 坚决只论党性不论人性
内乡法院干部创业核心思想。
5月15日晚，一条法院院长“论党性不论人性”的帖子在微博热传。帖子的配图是一张印有国徽的宣传标语，“内乡法院干事创业核心思想：论党性不论人性，论规矩不论初犯，论主观不论客观，论业绩不论原由”。
5月16日上午，澎湃新闻联系河南内乡县人民法院，该院工作人员经请示向记者转发了一条该院院长成延洲的回应，称被误解和置疑，“不论本身也含着论”，“当党性和人性重合时，既论党性又论人性；当党性和人性并列时，先论党性后论人性；当党性和人性冲突时，我们坚决只论党性不论人性”。
“论党性不论人性”
澎湃新闻记者检索发现，“论党性不论人性”最早出现在河南内乡县人民法院官方网站的“院长致辞”中。
“近年来，内乡法院在内乡县委的正确领导下，在人大、政府、政协和上级法院的监督、支持下，以党的十八大会议精神为指针，确立了“钢铁队伍、廉正审判、美好生活”的工作基本路线，以及“论党性、不论人性，论规矩、不论初犯，论主观、不论客观，论业绩、不论原由”的干事创业核心思想，以保证“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目标的实现，狠抓审判第一要务，切实加强队伍建设和司法管理，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新的进展。”此文的发布时间为2016年3月1日上午11时。
该网站当日下午4时31分发布的“党组书记、院长成延洲同志情况简介”中，再次引用了这一段内容，“上任伊始，立足内乡法院的实际，便确立了该院的院训（总体路线）：“钢铁队伍，廉正审判，美好生活”；精神追求：“讲理想，讲纪律，讲境界，讲情怀”；干事创业的核心思想：“论党性不论人性，论规矩不论初犯，论主观不论客观，论业绩不论原由”。统一了全院干警的思想，凝聚了全院干警的力量。”
3月29日，中新网南阳站发布的《内乡县法院三项措施强化思想教育提高队伍素质》新闻中，第一项措施就是该“论党性不论人性”的内容。
院长回应：“不论本身也含着论”
5月16日，澎湃新闻联系内乡县人民法院，该院办公室宋姓工作人员承认，该院确有“论党性不论人性”的宣传标语，也确为院长成延洲上任后提出。十几分钟后，他经请示转发了一条短信至澎湃新闻记者手机：
转自成院长：关于有人误解和置疑我院“论党性，不论人性”的回复：
鉴于内乡法院队伍建设和审判绩效近三年来出现的多人被纪委检察机关公诉处理，全省排名后十的现实状况，为了扭转这种落后挨打的局面，我们断然提出了“论党性，不论人性”等“四论四不论”的干事创业的核心思想。
正像法律上的“可以本身含着不可以”一样，这里的“不论本身也含着论”，因为人性中丑恶的东西太多太多，如：好色，饕餮，贪婪，懒惰，媚俗，愤怒，嫉妒，傲慢，淫荡等等等等，而党性却是人性中光辉一面的结晶体。所以我们讲的是“当党性和人性重合时，既论党性又论人性；当党性和人性并列时，先论党性后论人性；当党性和人性冲突时，我们坚决只论党性不论人性”。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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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马云根：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已经进退两难
中国政府发现，南海问题已脱离自己的掌控，南海争端的含义已经失去了中国政府的定义，成为了美国定义的自由航行权之争。美国的自由航行权与南海争端，应该是两件事，但在如今的南海问题中，却被搅成了一件事。中国认为是美国想要介入南海争端，从而打着海上自由航行权的名义，中国基于这一判断做出了强烈的反应，为此全力出击抵御美国的力量。问题出在，南海周边与中国有岛屿争端的国家，成功的将话题转向自由航行权方向，让美国成功地用海上自由航行权的法理，来占据了南海主导的上风，却是个不争的事实。赫然发现，中国一贯采取的反对域外国家“干预”南海事务，主要针对的就是包括美日在内的西方国家利用南海议题拓展本国利益的举动，却将更多的国家卷入进来，自己却是孤独的一国，势单力薄，实力不济，同时议题也落入下风。
由于中国不接受菲律宾提交国际法庭解决争端的方式，也未能出庭答辩，彻底的关闭了中菲法律解决岛屿争端的意愿。菲律宾等争端国家，无法在中国的双方谈判解决中占得优势，唯一的手段将争端的焦点转移给美国，岛屿争端的焦点转向自由航行权成为必然。从此开始，中国成为美国及众多国家的对手，当南海争端变为了海上自由航行权的问题，中国却是孤军奋战，也将不得不咽下失败的苦果。我们的优势为何突然间消失了，外交上的判断失误，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公海自由航行权始于一战，是美国总统威尔逊贡献了战后两大秩序，一是求公海自由航行权;二是国际联盟的创立。并非如今专家们所称，是1982年实施的美国干涉其他国家海上权益争端的一个项目“航行自由项目”。而公海自由航行权近百年来，使世界各国的经济自由与社会繁荣受益，中国也不例外。二战中美国参战的理由，就源自于此，认为德国法西斯、日本都在摧毁自由市场的秩序，向德国法西斯开战、当初封锁日本都是。日本的1941年12月8日宣战诏书揭示了这一点，宣战书中指责美国“于帝国之周围增强武备，向我挑衅，并对帝国之和平通商横加阻碍，终于断绝经济关系，给予帝国生存以重大威胁，”，故采取了偷袭珍珠港，进而引发美国对日宣战。美国更是在德国和英国死战的时候，美国通过了《中立法修正案》《租借法案》明显的偏袒英国，使德国潜艇无法对美国军舰保护的英国商船进行有效的打击，德国不得不对美国宣战。
改革开放后，中国融入世界的经济后得以快速发展，从根本上也是受惠于这两大秩序，而对于其他国家，其经济繁荣也是要依靠于此。虽然，美国的航行自由权挑战了许多国家的领海和专属经济区，但各国都只是口头上提提抗议或默不作声，并不采取军事对抗行为。因为，各国的经济繁荣都受惠于海上航行自由。况且，目前还没有可以替代美国这一秩序的有效方法，故大都选择参加到与美国一起保护海上自由航行权，这是最优的选择。
中国在南海的做法，在南海周边国家来看，是在客观上挑战了这一秩序，南海九段线的含义极为模糊，至今仍没有任何机构能对九段线做出清晰的解释，每当被别国质问时，只能笼统回答不是什么，如不是专属经济区，不是大陆架，不是领水等，但是至今没人能够回答九段线是什么。然而，九段线就在模糊的认知中，却成为中国人心中不容侵犯的海疆，已深入人心。进难，退却无路，民众与政府已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而加大南海的维权力度，将有更多的国家成为中国的对手或潜在的对手。更为令人烦恼的是，原本无法对南海及东南亚国家施加影响的各国，都在趁机出手加大在东南亚的影响力。
中国主流媒体和智库的研究，对国内宣传中介绍美国站在南海争端前台的原因，是从三个层面上来解释：一是认为，美国把南海问题当做制约中国快速崛起的抓手;二是认为，美国强调“专属经济区划分原则”、“领海的无害通过原则”等原则来斗争;三是认为，美国借机加快“重返亚太”的步伐，加大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这种似是而非式的解读，根本就会对民众产生误导，也会使国家政策发生偏离，在处理南海问题上的错误更加严重，被动的局面频频出现。可以预料，仲裁庭作出的最终裁决，将可能否定南海断续线的法律基础，以及中国在断续线内的主权权利。中国在南海问题，外交上采用延续一贯的“模糊政策”对南海进行立场表述，而国内民众对“九段线”认知，形成的是不容侵犯的海疆，这一个混合体，无法自圆其说。固有权利不可让渡，民主体制下的国家，大多无法通过谈判解决固有权利的争端问题，法律框架下解决是唯一的途径。虽然双方谈判解决可以造成双赢的假象，但民主国家政党竞争的质询制度，让双赢的面具不在，更无法承受选民的流失，而秘密协议是这些国家无法想象的。换句话说，这些国家以目前的实力，只能够通过法律框架下，解决固有权力的争端问题。“海上航行自由”原则，则是美国压迫中国回到法律框架下解决争端的有力武器。
这是一个让各国的经济繁荣都受惠的“海上航行自由”原则，而目前也还没有可以替代美国这一秩序的有效方法。中国的南海政策一旦陷入到“海上自由航行权”的问题上，就将成为了孤独的挑战者，而且，还将是唯一失败和信誉受损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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