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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网 | 莫之许： 反对的道路 从林昭到郭飞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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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CN | INGOer：我们不是国家公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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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民间语言低俗化是对官方套话空话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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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网 | 莫之许： 反对的道路 从林昭到郭飞雄
4月29日是林昭逝世48周年，近年来，一些民间抗争者发起了每年林昭忌日的祭拜活动，参与人数一度有扩大之势，今年也不例外，也有一些人士试图前往苏州灵岩山的林昭墓进行祭拜。在冻结时代，可以想象，这样的尝试也会变得越发艰难：先期前往苏州的朱承志先生，被苏州警方拘押一天后，被扔在浙江长兴县某村口；沈良庆先生准备前往无锡探望友人，也被看作是试图暗渡陈仓前往苏州，而被拘押一天。或许，今天寥落的灵岩山，显示出了当局打压、冻结民间社会的阶段性成果。
也就是这两天，一位堪与林昭媲美的当代抗争者的命运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郭飞雄（真名杨茂东）的姐姐在近日探望后披露，郭飞雄目前身处医院，身体状况极其糟糕，而没有得到应有的诊断和治疗，其生命处于危险之中。这一危急状态，随即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一些活动人士也随即发起了紧急联署《关于立即对郭飞雄进行诊断治疗的紧急呼吁书》，短时间内获得了近千人的支持，然而，到目前为止，郭飞雄仍没有能够获得应有的诊断和治疗，相关的关注活动势必还需要进行下去。
在大陆长达67年的专政统治中，从来都不缺乏反对者的存在，可谓不绝如缕。在改革时代前的“竹幕”之下，除了林昭等极少数人士，反对者的存在和事迹不仅在当时不为人所知，即使在文革后，也鲜有人提及。改革时代后，政治恐惧相对消散，国门也半遮半掩地打开，反对者的存在也开始不再随生随灭，而被外界关注者所记录，在境内也获得了一定存在的感知度，尤其是网络时代以来，借助互联网的无远弗届和即时传播功能，有更多的人开始了解到反对人士的存在，从魏京生到刘晓波，从胡石根到刘贤斌，从高智晟到郭飞雄，他们的名字不再是不能出口的“伏地魔”。
不过，以人口比例而论，对反对群体有所了解的仍是极其少数，而且即使是这少数人，也大多只能在相当简略和粗浅的水平上有所了解，在专政体制的长期压制乃至屏蔽之下，无论是反对人士的主要事迹，还是他们的基本主张，都还局限在相当狭小和相对封闭的一个环境之内，而无法对当代中国社会产生实际上的影响力。作为其基本主张的反对话语，历经数十年的生长发育，实际上已经具有相当的话语高度，也处于事实上的自说自话境地，既无法引发大范围的共鸣，甚至连严肃的争议也很稀罕。
相比话语传播，反对者的行动也遭遇到了同样的处境。数十年前仆后继的努力和牺牲，并没有得到最基本的感知，无论是中国民主党群体累积几百年的总刑期，还是高智晟、郭飞雄等人飞蛾扑火般的悲壮作为，又或者是刘晓波凭借多年坚持和《零八宪章》所获得的诺贝尔和平奖，在这个国度就跟好像未曾发生过一样，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打压和牺牲，总是只能传达到特定的小群体，而无法激起更大的波澜，似乎，反对群体只是活在境外相关媒体和极少数积极分子中间的一种存在，被孤立于当代社会之外。
对于这种尴尬的状态，曾有过许多所谓的反思。对于话语的无法扩张，有人认为，这可能是因为认为反对者的认识水平所限，又或者是对主流社会的了解不够，故而不能提出为更广泛的群体所接受的内容，可是，如果真正阅读过陈子明、刘晓波、张祖桦等人的作品，就会发现，其中具备相当深入的观察，也具有远超同时代知识分子的认知水平，相比之下，那些被体制相对容忍而得以流行的各种内容，更像是某种赝品，并不具备真正的价值。
对于行动无法被感召和追随，也有所谓的反思认为，这是由于反对者不具备足够的行动力和坚定的意志力，故而无法穿透重重封锁，感召更多的人群，可是，从胡石根、刘贤斌、高智晟、郭飞雄、胡佳这样的人士身上可以发现，他们不仅锐于行动，而且坚定不摧，敢于牺牲，放之整个人类抗争史，也都是一等一的存在，他们的被忽视和被遗忘，不是因为他们自身有什么问题，这些所谓的反思实际是一种想当然而已。
反对群体的边缘和孤立，根本原因还在于当下专政体制无所不至的压制。大陆的极权体制来自军事革命的成功，并伴之以全面的社会革命，不仅摧毁了既有的社会权力中心，还将所有个体编织进了一个总体性社会当中，形成了体制无所不能，而个体一无所依的普遍状态。大陆的反对群体诞生于这样的贫瘠状态之中，处境最为艰辛，不仅稍有露头，就会遭遇到立即的专政打击，无法形成气候和规模，并且在遭遇打击后，还有伴随着无期限的持续压制和屏蔽，这种即时的打击和持续的压制屏蔽，才是大陆反对群体始终处于边缘和孤立的根本原因。
郭飞雄本人的经历就是如此，自2005年投身维权运动以来，就遭遇到了持续的打压，两次拘捕，他都以长期的绝食加以抗争，最终，还是在2006年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处五年有期徒刑。出狱未及两年，又因为参与声援《南方周末》和推动八城快闪等，拘押于看守所两年多以后，于法庭上被临时追加罪名，判处了六年有期徒刑，这样一次又一次进行打压的目的，除了摧毁其个人意志之外，更是为了将其从社会中拔出，加以隔离，最终将其孤立和边缘，并消除其可能的影响。郭飞雄的遭遇，也发生和正在发生于更多人身上。
专政对于反对群体的打击和孤立，使得许多人对于反对的道路心生怀疑，在这些人看来，在专政下，反对的道路注定无法形成可以累积的效果，也无法影响到更大范围内的群体，注定只能是孤独的吶喊，也因此，许多人开始寻找所谓的中间路线，试图通过取消对体制的根本质疑，来换取观念的传播和组织的发育，通过一种可扩展的渐进过程，逐步推动体制的转变，直到最后的转型，在前些年体制寻求市场化的相对宽松期间，即使在反对群体中间，这种思路也获得了相当多的支持。
但是，对于专政体制而言，并不会允许例外的出现，无论是从专政运行的长期实践，还是近几年的现实都表明，所谓的中间路线并不能换来体制的让步。与之相比，反对的道路固然艰辛而孤独，但却意味着对于体制的根本质疑，也意味着对于基本权利和值得追求的制度的根本坚持，它或许无法形成持续的扩展，甚至不为当下的社会主流所接受，但在现行体制难以为继的时候，它却能成为值得信赖的主张，和充满道义的感召。类似的过程曾发生在第三波民主化的东亚和东欧，也发生在不久前的北非茉莉花革命中。反对的道路从来都是孤独和艰辛的，但也是不可或缺，无从回避的。在这个意义上，对林昭的祭奠和对郭飞雄的声援，都是对于反对的坚持和传递，乃是这个冻结时代中，看似徒劳，实则弥足珍惜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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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时代, 20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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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CN | INGOer：我们不是国家公敌
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注：本文首发于2015年5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二次审议稿）》发布时，该法案最终版本已于日前发布，草案中有争议的条款如境外NGO必须挂靠中方合作单位、受公安机关而非民政部门管理等，均保留了下来。NGO新法案被认为是继《国家安全法》和《反恐怖主义法》之后，又一部可用于封杀异议声音的法律。一年前发布该文章的NGOCN微信公众号也多次被销号。
我们不是国家公敌
——致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立法者
尊敬的立法者，你们代表着中国最有权势的一群人，制定的法律，影响社会的方方面面，做为一名曾服务于海外非政府组织（INGO），和多家INGO打过交道的多年公益组织从业者，本来应该要为你们重视公益和NGO感到高兴，但看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二次审议稿）》，不仅高兴不起来，还彻底的感到心寒、心塞，脑海里只有几个词：国家公敌、二等公民、犯罪嫌疑人。
此时此刻，让我想起几年前在INGO工作的点点滴滴。
我曾经所服务的机构，于中国大陆开展公益慈善工作多年，曾获得官方奖项。那些同事们同行们，一群可爱的人，多数是因为一份理想来到这里，在公益知识还不普及的年代，普遍被误解就不多说了，一次出差下乡半个月一个月，废寝忘食。
和他们在一起，很少听到那些宏观的政治议题，日常议及的是怎么做，能有效的服务那些需要帮助的对象，怎么样能让他们的生活更好些。那些小小的细节，如何设计合理制度让贫困人群得到资源分配，服务对象吵架怎么化解矛盾，一次会议开到凌晨一两点……至今历历在目。
在刚到INGO工作的时候，听起前辈们讲起故事，很多年前，他们去到哪里，警车跟到哪里，到处盘问。有时，他们前脚刚走，后脚警察直接去到村里，了解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都能理解，毕竟那个年代，公益组织是新兴事物，有戒备心不了解很正常，尤其是国际NGO。他们相信，凭借他们的努力和服务，可以化解这种不信任。
所以在你们来调查的时候，他们听话，你们不让做的活动，不做，要提供的信息，提供。他们理解你们的担心，总相信，真心可以打消你们的疑虑。
我相信前辈们的话，也学习着配合，可是，若干年后到现在，才明白，信任，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您的眼中，只要是国际NGO，只要做公益和社会发展有关，是带有原罪的，是带有不可告人目的的，要防着盯着打着。
这种不信任，按目前的趋势，将贯穿他们在中国的一生，连带着，只要和国际NGO有合作，也受到牵连影响。
此时此刻，面对这一部即将要出台的法律，通篇24个“不得”，以保护和促进发展的名义提出种种限制，不知道那些还在国际NGO工作，那些和国际NGO有合作的前同行们，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会愤怒吗？会有强烈的耻辱感吗？什么时候，做公益，和INGO沾边，都成二等公民了？连办个活动做点好事，一不小心都可能要被罚款扣留了？
要知道，即使在没有那么友好的时代，也没有到现在这样，一个公益组织，活动要事事汇报，甚至连招聘的权利都没有！尊敬的立法者，是什么，让您担心成这样？
你说，你担心NGO卷入政治，可是，政治是一个中性词，本身就是现实生活当中的正常现象，NGO要服务社会，要研究社会问题解决社会问题，又怎么可能和政治完全不沾边？您要实在担心，是否可以清晰的规定，禁止NGO参与那些方面的政治活动，而不是以“政治”一个空泛的词汇来包括所有。
你说，你担心NGO活动不规范，所以活动要审批。可是，“活动”本身也同样是非常宽泛的范围，哪些活动才是要禁止的范围？开个party出趟差都是活动，这些都要给到您审批，而且还要有中方单位才能进行，这些现实吗？
尊敬的立法者，你们不信任这些公益机构，总认为做的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花了大量的时间调查这些公益组织公益从业者来龙去脉。抚心自问，你们接触那么多人，真有多少人多少机构是为了颠覆国家来做NGO的？他们真的不怀好意吗？
尊敬的立法者，为了可能的一小撮“敌对分子”，您的结论是制定一部严格的法律来规范他们，但别忘了，非政府组织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商会、协会、志愿者团体等等都是非政府组织中的一员，因为这可能的一小部分，把所有机构都当成嫌疑犯监管起来，这就是中国对外输出的“开放、自信”的形象吗？当法律沦为笑话得不到执行，当法律成为选择性执法失去公信力，法的尊严何在？
尊敬的立法者，我们不是敌人，我们是这个国家的一份子，我们的同事，同行，来自社会方方面面，当中不乏社会各界的栋梁之材，放弃本来可以更优越的生活投身社会工作，无非希望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在社会转型的道路上可以走的平稳些，在当下和未来少受一些苦难，当你们把这些善意、温和、渐进的改良改革行动者视为敌人，硬生生的制造矛盾制造障碍，或许敌人也就真的不远了。这是你们想要的吗？
以善意看待INGO吧，为中国服务，他们也需要未来。
—— 一个公益老兵 卡西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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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 中国立法授权公安部门管理境外NGO
2009年，绿色和平在北京举办的关于气候变化的活动。Elizabeth Dalziel/Associated Press
北京——周四，中国在习近平削弱西方影响、强化社会控制的运动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政府通过了一项新法律，目的主要是通过警察监督，来限制境外非政府组织以及它们在当地的合作伙伴的工作。
据官方新闻报道，7000多家境外非政府组织（简称NGO）将受到影响。
从事各种中国公民社会工作，包括环境、慈善事业和文化交流，甚至可能包括教育和商业的境外团体，现在必须找到一个中国的官方合作单位，并确保其所从事的项目得到警方的批准。
那些不符合这些条件的团体将被迫离开中国。许多团体为了能够留下来，可能会缩小或取消被视为政治敏感的项目，比如培训律师。
新法律是习近平抵制某些西方影响和想法的一系列行动的最新动作，他本人及其他领导人把这些西方的东西看成是对共产党生存的威胁。
习近平特别强调意识形态，预计将制定其它覆盖面广泛的安全法。他的做法与他的几位前任推行的方向有很大的偏离，那些领导人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在寻求用外国的专门知识来引导中国的社会发展。
中国的最新动作也是更广泛的全球趋势的一部分，包括俄国和印度在内的大国都在打击非政府组织，巩固国家权力。
去年，新法律草案的一个审议稿开始公开征求意见时，其成为法律的可能性，曾在外国和中国非政府组织中引起很大的焦虑。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开始争取让北京取消、或者从根本上改变这个拟议中的法律。大学也发表了意见，因为草案早期版本中的模糊措辞意味着，教育机构可能会受到影响。商业协会也提出了反对意见。
周四下午，全国人大常委会表示，常委会于周一开始对草案进行第三次审议之后，通过了该法。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就是把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变成法律。
尽管受到外国团体和政府的普遍抗议，但草案早期版本中最严厉的内容仍保留了下来。法律要求境外非政府组织到公安部门注册，允许警察在任何时候仔细审查它们的所有运作，包括财务方面的。
虽然拥有巨大权力的国内公安机关在中国本来就可以这样做，但国外组织担心，在新法律的正式授权之下，警方将在监督境外NGO的工作上花更大的精力。法律规定，境外NGO的任何雇员可以在任何时候被讯问。
另外，境外NGO必须找到一个中国的官方合作单位。法律对什么样的中国组织将是能得到批准的合作单位未做规定，目前也不清楚如何确定能得到批准的合作单位、或由谁来确定。国外团体担心，中国的组织不会想冒这个风险。
“我觉得比法律本身更重要的是如何实施，我认为，境外NGO现在需要把它们的精力集中到如何参与到法律执行的过程中来，这个过程将是漫长和旷日持久的，”密切跟踪中国的非政府组织的工作的香港中国劳工通讯(China Labor Bulletin)副主任谢世宏(Shawn Shieh)说。
公安部将需要聘任工作人员，并采取其他步骤来实施法律，他说，“境外NGO将需要与公安机关经常交流，针对如何管理非政府组织及其在中国的项目和活动，为公安人员提建议，甚至办诸如研讨会、培训班等活动，来引导他们。”
北京的一些官员曾经把境外NGO定性为破坏中国一党统治的“黑手”。这种怀疑在习近平领导下有所增长。
官员曾指责境外NGO煽动香港的亲民主“雨伞运动”(Umbrella Movement)以及西藏的抗议活动，还试图在暗中用毛泽东称之为“和平演变”的手法把中国社会引上西方道路。
“《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与习近平时代的许多其他举措一样：它是又一个把侵犯人权的行为合法化的工具，”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中国部主任芮莎菲(Sophie Richardson)说。
官方通讯社新华社本周报道说，法律草案的三次审议稿包括一个新的措辞，该措辞把受该法影响的组织广泛定义为“基金会、社会团体、智库机构等”。
草案还表示，学术团体、研究团体和医院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根据新华社解释，这意味着这些组织可能不被纳入该法，因为一些外国人已对学术项目可能遭受的危害表达了担心。但耶鲁大学法学院中国法律研究中心(China Center at Yale Law School)资深研究员杰里米·L·道姆(Jeremy L. Daum)在中国法律问题翻译博客(China Law Translate)中指出，其措辞含糊不清，“让人有些困惑。”
中国之前没有关于境外NGO注册登记的规定，所以几乎所有在中国开展活动的团体都处在法律的灰色地带。外国法律专家说，中国应该有一部法律来批准这些团体的活动。但他们说，从公民社会的角度看，由公安部而不是民政部充当监管机构，是讲不通的。
一些境外NGO，包括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现在的运作的确是受官方认可的，目前还不清楚它们是否需要遵循新的手续。
某些类型的NGO与中国的人权活动者和律师开展合作，它们要找到官方合作伙伴，或在警方那里获得注册的机会不大。比如人权卫士紧急救援协会(Chinese Urgent Action Working Group)，是一个中国律师和一个居住在北京的瑞典居民七年前组建的，作为企业在香港注册。
该团体提供法律培训和援助，为维权律师和“民告官”类型的诉讼提供支持。近几个月来，警方逮捕其成员，强行解散了这个团体。瑞典人彼得·达林(Peter Dahlin)今年1月遭到羁押，在被驱逐出境之前，他还被迫在电视上供认了所谓罪行。
北京对一些境内外NGO已经怀有疑心，它们得到了一些被认为有政治嫌疑的外部资金的支持，比如总部都在美国的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简称NED）和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 Foundation)。利用这种资金在中国开展活动的团体，新的法律生效后处境将会越发艰难。
该法律的通过也让人担心，较主流的境外NGO是否会独立地决定削减某些项目，比如促进政府增加透明度的项目，或者为了找到中国合作伙伴以及在公安部门注册登记而进行自我审查。
美国律师协会(American Bar Association)为了避免和中国政府产生任何不快，放弃了出版中国人权律师滕彪新书的计划，此事在本月引起了激烈争论。该协会在北京有一个小型办事处在开展一个法制项目，不过协会总部在周一的声明中表示，驻中国的员工对这个决策没有发言权。
黄安伟(Edward Wong)是《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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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民间语言低俗化是对官方套话空话的抗议
作者：史啸虎，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研究员、安徽大学兼职教授。
昨天共识头条发表了苏祖祥先生的一篇谈论汉语粗鄙化的文章，题为《为什么今天的汉语越来越猥琐?》。阅后我觉得也有一些话想说，于是就写了这篇文章。
我感到苏文写得挺好，将时下“汉语直奔‘脐下三寸’现象”揭露无遗，也提出他对当下汉语为何越来越污秽原因的分析。但我总觉得此文对民间粗言鄙语愈益低俗化的主因分析得还不够。倘能从宏观，尤其是社会意识形态角度观察这一社会现象的源头可能会更好。
当下中国，网络空间、私下之间，甚至街谈巷议中都出现了很多格调不高的粗鄙语言，以往人们羞于讲出口的脏话也是信手捻来，出口成章，甚至被有些人引以为时尚。汉语文字形意并举，本来是很美的，但社会上大量粗言鄙语的出现将汉语的这种美给污染了。这是很令人扼腕而叹的事情。现在很多有识之士面对这一现象忧心忡忡，也提出了很多如何清洁语言环境的建议和措施。官方媒体也是连连发文对此现象进行批判。但遗憾的是，很多人，尤其是官媒，将这种粗言鄙语社会现象的出现归咎于“部分人群心灵的枯萎、情感精神的粗鄙化”，甚至诿罪于网络，认为是网络，如一些自媒体、微信公众号等对此进行了推波助澜。(详见《网络不是语言粗鄙之风的温床》2016年1月21日人民网)
我们知道，任何语言都是社会化的。这就是说，人们都是通过社会交流的语言来接受并融入他们所身处的社会的并逐步成为那种社会的成员的。社会化语言也是人与社会互动并发生相互作用的结果。据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任何一种语言，无论是雅言还是俗语，也无论是官方主流语言还是民间世俗语言，它们都是一定社会的产物。因此，分析当下粗言鄙语产生的原因就不能不去分析当下的社会及其意识形态。一味地指责那些使用这些粗言鄙语的人是改变不了这一社会现象的。
众所周知，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中存有两套截然不同的话语体系。一种是官方提倡的所谓主流话语体系，另一种则是民间普遍使用的所谓世俗话语体系。这本来也是正常的，任何社会都有这两种话语体系。语言本来也就是官民有别、雅俗共赏嘛。只要官方话语体系所代表和体现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观能被其国民普遍接受的话，那么民间话语体系即便在表述方式及所用词语上与前者有所不同，但还是能够基本上反映出其与官方话语体系在价值观上的相同之处的。在这种情况下，国民的语言审美标准显然是趋于真善美的。在这样的一种正常社会里，粗言鄙语即便有，也不过是雅言美语的一种缝隙填充物或叫调味料罢了，是绝然不会形成当下的这种涛涛浊流的。现在之所以会粗言鄙语日盛，显然是我们的官方话语体系出了问题，而且是大问题。
我们的官方话语体系究竟出了什么大问题呢?大家只要打开那些主流官媒的前四个版面或者更多版面就可以明白了。那里面几乎充斥了洪水一般汹涌的八股式的套话、空话，甚至假话，而且还千媒一面。如果让这些官媒以市场化方式让国人自行订阅并由它们依靠读者自己养活自己的话，我估计不要一年它们都会停刊的。这是因为官方的那套话语体系已经蜕变成一种令人厌恶的套话和空话语系了。在很多情况下，相比于官方的套话和空话语系，民间的那些粗言鄙语有时候倒显得有点亲切起来，尽管上不了台面。可以说，民间语言的低俗化其实是对官方的现代套话语系的一种反动，或叫抗议。
官方的套话和民间的粗话构成了中国社会化语言的两端。一个社会的粗言鄙语愈是低俗化，相应的就是官方套话语系的愈益空泛化。这两者几乎是同时发生并趋向其极端的。等到全民都开始骂娘时，可能也是那个套话语系登峰造极的时候吧。这是因为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存有大问题且长时间得不到厘清和纠正，民间的价值观必然导致混乱。我想，这才是时下中国民间粗言鄙语越演越烈的主因所在。
官方话语体系的不彰，让中国的所谓上流社会和官场也在流行一些适应他们生活圈子的低俗语言，如绿茶婊和外围女等。这表明那种见不得人的低俗生活方式也在相当程度上浸濡了中国的达官贵人。其实，现在中国的官场中人也在私人之间悄悄地消费一些低俗和粗鄙程度丝毫不亚于社会底层民众粗言鄙语的语言。那些总以为粗俗语言仅仅是中低社会阶层专用品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达官贵人骂起街来可能会更加难听和刺耳。由此可见，当一个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充斥着套话、空话和谎言时，这个社会的所有阶层的人，无论是高阶层社会人士还是社会中低阶层民众，私下语言的恶俗化就是必然的趋势。对此视而不见或者干脆将语言恶俗化诿罪于普通民众的心灵和情感的粗鄙化都是站不住脚的。
为此，要想净化我们的语言环境，首先得从净化我们的官方话语体系入手，逐步减少并最终消除那些套话、空话和大话，让我们的国民能够从一个正常而健康的官方话语体系中汲取到真正符合国民权利意识觉醒需要的主流意识形态及其价值观。这才是减少并消除粗言鄙语，净化国民语言环境，让汉语恢复其天然之美的正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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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撰稿人：金珍镐 发自韩国首尔
朝鲜在军备发展上动作频频，潜射弹道导弹试验更获国际社会承认成功，这将给东北亚地区再添不安全因素。
韩国国防部说，朝鲜28日上午试图二度发射1枚舞水端中程弹道飞弹，但失败收场。 而在本月23日，韩联社援引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的消息称，朝鲜当天下午6时30分许在咸镜南道新浦市向朝鲜半岛东北方向海域，发射疑为潜射弹道导弹（SLBM）的1枚飞行物。
朝中社24日报道，朝鲜日前再次发射潜射导弹并自称成功。之后，韩、美、日政府也发表声明，承认这次发射部分成功。
朝鲜潜射弹道导弹（SLBM）的技术开发和发射试验，证明朝鲜在核遏制力和突发性攻击能力战略水准上，有了很大提升。朝鲜核武器开发及其准备布置的内容，让韩、美、日三国等周边国家有些担忧。针对朝鲜的核武器威胁，韩国保守派甚至主张在韩国布置相关防御系统和核武器。
报道说，金正恩对这次发射训练结果表示满意。
金正恩说，此次试验的成功标志着朝鲜核攻击力又有所增强，朝鲜海军水下作战能力得到显著强化，今后朝鲜可在任何时候对韩美进行水下攻击。
2015年5月9日，在俄罗斯举行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当天，朝中社发布一组金正恩视察“北极星1号”潜射弹道导弹水下发射试验的照片。这组照片在国际上引发了巨大回响。
潜射弹道导弹由潜艇携带，可在水下发射攻击敌国目标。由于潜艇的隐蔽性，潜射弹道导弹是生存能力最强的战略武器，这也是五个核大国二次核反击能力的支柱，英法两国甚至干脆将所有洲际导弹交由核潜艇携带。
朝鲜如果掌握弹道导弹潜射技术，即便其导弹射程较小，没有核潜艇，但美国及其盟国也很难通过空中打击来剥夺朝鲜的核攻击能力。因此，当时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表示：“此次成功试射，是不亚于发射人造卫星的惊人成就。”不过在当时，朝鲜的潜射导弹技术层级却受到很多质疑。在首次试射中，朝鲜的潜射导弹仅飞行了180米，且由当时公布的图片显示来看，朝鲜的潜射导弹出水角度过小，预示着其水下弹道计算存在问题。
但是本次朝鲜的潜射导弹出水角度大，比较正常，水下弹道计算应该没有问题，因此可以说朝鲜已经攻克了潜射弹道导弹正确姿态出水方面的技术难关，而且本次飞行距离达到30千米。从公布的照片来看，导弹发动机火焰属实，且能够在出水后适时顺利点火，这足以显示出朝鲜在潜射导弹方面的成就是惊人的。也因此可以推知，在今后的时间里，朝鲜只要再在潜射导弹发动机技术层级上有所突破，其潜射导弹飞行更远的距离，是没有问题的。
此次朝鲜进行潜射导弹发射使用的是“新浦”级潜艇（在新浦港被拍到，由此命名），长约65米，宽6.6米，排水量约1500吨。据推测，“新浦”级潜艇只能携带一枚“北极星1号”潜射弹道导弹。但是如果朝鲜可以解决潜射导弹发动机问题，其潜射弹道导弹先期具备1000至1500千米的射程是没有问题的。 这意味著朝鲜潜射弹道可直接威胁韩国、日本和关岛等地的安全。而按照朝鲜接连攻克潜射弹道导弹技术难关的研发步伐来看，进行全状态试验弹试射并不遥远。
美韩此次也一改以往的讥嘲态度，都对朝鲜的行为表示密切关注。
通过此次潜射来看，朝鲜所掌握的技术可以说有很大提高。相对于其他掌握此项技术的国家所耗用的时间和资金来看，朝鲜所取得的突破着实很惊人。
此次潜射导弹实验之后，联合国和各方都对朝鲜行为表示谴责。日本防相中谷元24日在东京向媒体表示，“若是可抵达我国领域和周边海域的弹道导弹能力有所增强，就要予以强烈关注。”中谷同时强调，“朝鲜正在努力加强包括新的导弹研发在内的军事实力。要保持高度关注，加强信息收集与分析工作以策万全。”他称此次发射没有影响日本安全。
朝鲜核武器射程覆盖地区变化图制图：端传媒设计部
俄罗斯卫星网23日援引俄联邦海军总司令部前任司令维克多·克拉夫琴科的话称，朝鲜从潜艇上发射弹道导弹的行为，证明朝鲜在导弹技术领域取得了进展。他同时补充道，朝鲜进行导弹试验的行为对于俄罗斯而言是一种威胁。美国《纽约时报》称朝鲜的说法是“典型的夸大其词”，但是却不敢忽视朝鲜所取得的进步。美国总统奥巴马24日批评朝鲜仍在从事持续挑衅性举动，他表示已就对朝施压与中国展开合作，虽然合作尚未达到期待的水平。
很显然，面对史上最严厉的制裁，朝鲜并未退缩，金正恩依然在我行我素。朝鲜潜射导弹发射当天，正在纽约参加联合国会议的朝鲜外务相李洙墉接受美联社采访，表示若美韩两国停止每年在朝鲜半岛进行的联合军演，朝鲜愿以停止核试验作为回应。
朝鲜“玩核”的确很认真，东北亚未来国际局势也不透明，东北亚不安因素急速增加，制裁朝鲜是唯一解决朝核问题的方案吗？
（作者为檀国大学政治外交系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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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TV】美国之音：习近平整肃共青团，意欲何为？
素有中共“后备军”之称的共青团最近似乎陷入了四面楚歌的状态。继习近平怒斥其“高位截瘫”，中央巡视组历数其“贵族化，娱乐化”等罪名之后，有消息称团中央将大幅度缩编人员，其下属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也将停止招收本科生。
而在民间，继房地产大亨任志强挑战共青团，称其口号“共产主义接班人”骗人几十年之后，现在更有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等敢言之士呼吁政府取消对团中央的财政支持和人员编制，引起广泛回响。
共青团系统为何面临从上到下，从内到外的巨大压力？与中国的政治大环境和权力格局有多大关系？在胡耀邦和胡锦涛时代一度鼎盛辉煌的共青团，在今天还有多大的存在价值？
参加讨论的嘉宾是：中国民间学人，独立评论人士王康先生；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
焦点对话：习近平整肃共青团，意欲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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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中信证券总经理等因去年股灾被正式批捕
中国当局一直在调查有关腐败官员和券商勾结，利用股灾敛财的指控。
中国官方媒体宣布，经过半年多调查，被指对去年中国股市动荡大跌负有责任的多名中国证券业大佬被正式逮捕。
新华社周五（4月29日）报道说，被青岛公安机关正式批捕的包括泽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徐翔、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程博明、经纪业务发展委员会行政负责人刘军、权益投资部负责人许骏等人。上述案件均在进一步侦办中。
中国的《财新网》的分析报道指出，新华社在同一时间、同一消息发布批捕消息，或说明徐翔与中信证券程博明等人案件相关联。
2015年初，中国沪深股市开始持续上升，逐渐出现所谓“国家牛市”的疯狂上涨乃至失控现象，中国包括官方的媒体多次发文助推。2014年12月31日到2015年6月12日近五个半月里，上证综指骤升60%，而深证成指暴涨122%。
而6月15日开始，股市全面大跌，虽然政府投入万亿救市，两市仍然暴跌不已。股市市值缩水约5万亿美元，影响严重，甚至冲击全球金融市场。
之后，中国政府就股灾展开针对金融证券业的反腐调查，参与救市的中国最大券商中信证券高层人员接连受到调查，公司董事长王东明退休。中国证监会的一些高官也因此落马。
“私募一哥”神话
这次被正式批捕的中国私募基金的著名人物徐翔曾被业界称为“私募一哥”。2015年，胡润百富榜将徐翔列为身价22亿美元的中国第188位富豪，但一些媒体认为他的财富可能不只公开列出的名义财富。
徐翔现年39岁，生于宁波。据称他高中开始辍学炒股，成为所谓“中国最成功的对冲基金之一泽熙投资的创始人”。
他管理下的基金一直取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倍翻番回报”。虽然一直有指控称他与腐败官员勾结，但过去经历多次调查他仍然安然无恙。
在去年的股灾中，徐翔管理的基金不仅没有受损，个别还超过180%大幅增长。当时就有媒体透露，泽熙持有的一大批股票被“国家队”重仓买入。泽熙旗下的所有基金似乎都在中国股市去年夏末短暂反弹之际清仓，之后中国 股市又一落千丈。
经济学博士程博明1962年出生，于2001年加入中信证券，并于2012年6月20日担任中信证券董事，担任中信证券国际董事长、中信并购基金董事长、中信产业基金董事。
2015年9月15日程博明因涉嫌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被公安机关依法要求接受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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