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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C | 习近平访越：官方“红地毯”和民间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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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曝贾灵敏一审被判四年 刘地伟一年半
薛荣民律师今日在新浪微博称，因义务普法而被控“寻衅滋事”罪的贾灵敏、刘地伟一案，将在其家属接到通知的同一天下午开庭。
记者陈宝成随后在微博公布一审结果，称贾灵敏被判四年，刘地伟被判一年半。
@薛荣民律师：@贾灵敏家属 来电，巩义法院今天（11月5日）上午通知贾灵敏家属今天下午三点半巩义法院开庭！估计要下判决了！
@記録者陳寳成：贾灵敏老师被判四年。
@記録者陳寳成:刘地伟一年半。
2015年4月，曾为贾灵敏辩护的朱孝顶律师指该案起诉书多项内容“严重失实”，认为当地政府使用虚构的事件“将贾灵敏依法平和的普法行为构陷为‘寻衅滋事’”，并且“起诉书所指控的四起寻衅滋事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认定贾灵敏、刘地伟二人把案发时的照片上传到了网上，造成了所谓的不良影响”。
相关阅读：大案｜拆迁“普法者”贾灵敏，争议“四宗罪”
以下评论由数字时代编辑收集自新浪微博：
@王甫律师:一个普法者最终被弄法者判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立着以法治国特色的法治国家。
@天涯赵瑜：不知贾灵敏有什么罪，只知道她家的房子被强拆后，她曾无家可归。在中国，房子被强拆是不能反抗的，不然可以判刑四年。
@律师王兴：刑诉法明确规定开庭（包括宣判）至少要提前三日通知，他们就能这么混不吝
@土猫领地：她若是去普及婚姻法、交通法，估计不会出这样的问题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普法也要有时代特色，该普的普，不该普的不普。等到共产主义，我想，什么法都是可以普的。
@孤独求败–南开翔宇：谁把罪名加在贾灵敏头上，谁才是罪犯！
@华丽丽如偶：跟中国梦作对的下场。
@长青24—守望：随便拆迁房子是合法的吗？
@只要你过的比我好我就受不了了：所以台湾闹，香港噪。是有因的。其他我也不敢说我怕来我家超水表。
@胡光明律师博客：培养那什么主义的掘墓人嘛不是？？？？
@阿信__我要深海鳳梨凍星砂：咦怎么突然觉得自己学法律也没什么用了呢～对于这些打着…幌子的强盗一抗争还得自己进去
@mgy1984：这就是盛世，就算全民小康又如何！更何况根本不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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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 “习马会”那些微妙的礼仪背后
周三，台北活动人士抗议台湾总统马英九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中的会面。
习近平有几个头衔：除了中国国家主席、共产党总书记外，有时甚至被称为大大，这个称呼可译为“伯伯”或“爸爸”。他将于周六在新加坡与台湾总统马英九见面，届时他的称呼仅仅是“先生”。
马英九也一样。
两个“先生”是围绕着这两位领导人历史性会面的复杂礼仪的最意义重大的符号之一。他们如何互称，会面时出现什么旗帜或象征，甚至谁先伸手握对方的手，都会被人仔细分析以从中训找与两岸关系有关的意思。
这些礼仪问题不是简单的名称游戏，而是战争以及几十年不信任的产物。大陆称自治的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坚信最终会实现统一。中华民国领导人蒋介石与毛泽东的共产党打内战失败后，于1949年带着他的国民党军队逃到了台湾。蒋介石和毛泽东曾在1945年8月见面，但那以后再也没见过面。
几十年来，大陆和台湾互称“匪”，各自认为自己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双方都认为，“一个合法政府不能与一个匪政府进行面对面的接触，”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国琦说。“这一原则适用于所有方面。”
大陆反对台湾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参加奥运会，于20世纪50年代退出奥林匹克运动。大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于1979年重返。台湾则被改称为“中华台北”，而且只能使用特殊的旗帜。台湾抗议这一名称变化，抵制了1980年的奥运会。
虽然“匪”字已不常用，但名称的问题依然存在。今年4月，台湾在最后时刻申请加入大陆创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由于以什么名称加入的问题没解决，未能成功。
同样，大陆和台湾的代表参加会议也会因如何互称对方而遇到障碍。大陆官员不愿用其台湾同行的官衔称呼台湾代表，因为担心那样做会赋予台湾合法性、或暗示台湾是一个国家。
马英九和习近平将互称“先生”，这是把使用他们头衔的尴尬政治问题搁置起来的一种方式。
据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报道，大陆的台湾事务办公室负责人张志军说，“这是在两岸政治分歧尚未彻底解决的情况下根据一个中国原则作出的务实安排。体现了搁置争议、相互尊重的精神。”
事先对这种事情做决定有助于避免以后的尴尬。
2008年，负责与台湾同等机构协商的大陆半官方机构领导人陈云林在台北与台湾领导人见面、向其赠送一幅绘画时，因不知如何称呼马英九，一时语塞。最后，他用了“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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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客资讯 | 广东佛山停机超过20万非实名手机用户
官方媒体《广州日报》报道，佛山电信和佛山移动至今已经停机超过20万非实名手机用户。两家公司已将相关号码资料交公安机关备案。对于因未实名认证而被限制通信（呼出及短信、上网）的用户，成功办理实名认证后，仍可重新开启通信服务。为了强制推广手机实名制，中国的移动通信运营商按照政府通知要求，从2015年1月1日至12月31日起开展专项行动，名义上是打击黑卡，但非实名登记的预付费卡手机用户也在打击范围内。移动运营商要“确保在2015年12月31日前本企业全部电话用户实名登记率达到90%以上”，但该通知没有提到移动运营商有权限制用户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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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象公会 | 学生干部发迹指南
全国学联主席是少数能在仕途上弯道超车的机会之一，但要成为学联主席，你必须在正确的年份考进正确的学校，并且，最好是个东北人。
文｜史祥莆
如果你出身平民家庭，却从小喜欢看《新闻联播》，立志将来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你必须认真参考本文提供的指南，严格规划自己的人生，否则，你退休时连在《炎黄春秋》上回忆自己人生的资格都没有。
几乎不可能的万分之四
下面这位大器早成的青年领袖，全世界只出现在朝鲜等极少数国家。
在西方国家，官员分职业文官和政务官。职业文官实行考任或由上级任命，逐级晋升，受政务官节制，且无任期限制；政务官则由选举产生，由权力机关任命，严格实行任期制。
爬到职业文官的顶层需要熬资历，但直接投身选举，理论上在有为之年成为领袖人物并不难，西方近年政客有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奥巴马等即为典型。
在当代中国，由于并无政务官和职业文官之别，官员晋身的脚步很容易被年龄“天花板”阻挡，上升通道之狭窄，举世无双。
2014年，中国的科级干部共有90万人，县处级干部后备人选只有4万人，进入升迁考察范围的概率小于5%。而整个公务员队伍中，只有万分之四最终能升至省部级。
问题是，成为这万分之四，正常情况下是根本走不通的。
《新录用公务员任职定级规定》：新录用公务员，有博士学位的为主任科员，二十二级；硕士学位为副主任科员，二十四级；大学本科毕业为科员，二十五级；大学专科毕业为科员，定为二十六级。高中和中专毕业生，为二十八级的办事员。
如果你是一个大学毕业的二十五级科员，晋升到部级，至少要经过八个台阶：科员—副科级—科级—副处级—处级—副局级—局级—副部级—部级。按最快每两年晋升一级的规定，升到县、处级至少需要8年时间，理论年龄至少30岁。
但是，晋升高一级职务还需要具有原级别两个以上岗位工作经历，在每个级别还有最低任职时间要求。若一切顺利，一个基层科员担任处级、局级和部级干部时已分别接近40、50、60 岁。
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这样规定县处级以上党政领导应具备的资格：
五年以上工龄和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具有在下一级两个以上职位任职的经历；由副职提任正职的，应当在副职岗位工作两年以上，由下级正职提任上级副职的，应当在下级正职岗位工作三年以上；应当经过党校、行政院校或者组织部门认可的其他培训机构五年内累计三个月以上的培训。
很多地方还规定：年龄超过40岁就不能提拔为科级干部，50岁不能提拔到处级，55岁不能提拔为司局级；科、处级干部50岁都要退居二线。
这就是说，正常情况下，即使你每一步升迁都很顺利，也只能在退休后看别人在《炎黄春秋》的回忆录。要成为那幸运的万分之四，你显然需要在人生某个时刻弯道超车。
弯道超车与直升机
1980年代前，中国是干部终身制，基层上升通道被冻结，“文革”打倒大批老干部，才造就一些“九大”代表在去北京的火车上临时入党的奇观。“文革”结束后，老干部们又纷纷重返岗位。
到了1980年代初，中国政坛老龄化极为严重。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尚有250万人健在，绝大部分仍继续为广大人民服务。1988年，81岁的杨尚昆接替79岁的李先念担任国家主席。
邓小平遂提出“干部年轻化运动”，要求从中央到地方选拔一大批50岁、40岁左右的新干部，重点是40岁的后备力量。邓强调“要给他们搭个比较轻便的梯子，使他们越级上来。”当时的年轻人于是有了一次集体越级晋升。
1982年中共十二大新当选的年轻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有21人。其中41岁的王兆国以二汽副厂长身份直接越级当选中央委员会委员，成为当时最年轻的中央委员。两个月后，出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兼中央团校校长。
也是在十二大上，39岁的甘肃省建委副主任胡锦涛成为最年轻的中央候补委员，几个月内连续出任共青团甘肃省委书记和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根据新标准，有资格“越级上来”的是年轻、高学历的干部，团、学系统显然是最佳途径。找准捷径，还要站上高点。由于全国学联主席要兼任全国青联副主席，而全国青联是“八大人民团体”之一，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工商联、中国科协、全国妇联平级，都是正部级单位。
学联的历史可追溯五四时期的民族主义爱国运动。国共内战后，国民党对学生运动的打压，使之逐渐倒向共产党，1949年后，全国学联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高等学校学生会、研究生会和中等学校学生会联合组织”。学联主席一般自动兼任青联副主席，有体制内的地位和身份。
按副部级重点高校的机构设置和人事惯例，学联主席所在的学院院长不过是正处级，而直接负责管理学联主席的辅导员一般只是没有正式编制的“临时工”。
从1980年代起，学联就成了中国政坛重要的新人训练中心，学联主席是政坛新星的代名词。从省部级的党组织到中央高层政治舞台，都有前学联主席穿插其间。
第十六届、第十七届全国学联主席胡启立一度官至政治局常委；第十九届全国学联副主席袁纯清曾任山西省委书记；第二十一届全国学联主席杨岳当选时年仅22岁，后出任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而1983年出生的第二十四届全国学联主席刘凯 2011年已开始担任甘肃省灵台县县长。
今天中国领导的年龄结构已有很大变化。省级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平均年龄53.5岁，市级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平均年龄49.1 岁，县级党政班子成员平均年龄43.1岁，较1982年大幅下降。
这种情况下，学联的年轻人们很难再坐上“直升飞机”越级升迁，但高起点的弯道超车效应仍在，所以，学联主席们的春天虽已过去，但这一职务依然受“优秀成为习惯”的年轻人们的追逐。
如何当上学联主席
合格的学联主席候选人必须考上清华北大，因为近年全国学联主席只在清华和北大之间轮换产生，所以如果分数只够上复旦交大并且雄心不死，还是有必要回去复读。
因为其他高校最多只是全国学联的主席团成员团体，只能产生副主席，而且经常被毫无规律地大轮换，不值得急于为党的事业奉献力量的年轻人选择。
清华北大每年招生数千人，但全国学联主席却只有一个，所以有理想的年轻人需要一入校就积极向组织靠拢，院系学生会行不通，校学生会才是通往星辰大海的码头。
进入校学生会后，要两年内使出浑身解数获得团委老师和同僚们的好感，虽然这通常会牺牲同学们的好感，但便于在大三时通过公开透明具有普遍代表性的学生会换届选举当上学生会主席。
但是，光考上北大清华还不行，还必须是在正确的年份。如果出生时机不对，就只能在高考之前通过留级或者跳级调整，实在难以调整则只能重新投胎。
因为想要角逐全国学联主席，必须在2002年、2012年、2022年入读北大，或者2006年、2016年、2026年入读清华——全国学联主席职位每五年在清华北大之间轮换一次。
今年是2015年，刚好轮到北大学生会主席接棒学联。这样推算，今年读高三的“五道杠少年”黄艺博同学必须考虑复读一年再保送清华，否则他多年的《新闻联播》彻底算是白看了。
那么，出生在什么地方是否也会更容易当选全国学联主席？
1978年恢复高考以来，除1979年第十九届全国学联主席伍绍祖直接由中央机关空降外，全国学联一共产生过七任主席，从下表的统计你会发现，东北籍学联主席的比例高达57%。
东北人大都热情活络，另一方面酒量普遍不错，再结合这几位主席故乡的产业结构，他们儿时在厂矿大院里当孩子头的机会较多。所以，如果你幸运地是个东北人，或许当上学联主席的可能性会更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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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 | 中国未来会出现大规模失业吗？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朱振鑫
如果把就业市场比作一个蓄水池，这几年水位(失业率)一直稳稳的保持在警戒线之下。往后看三五年，虽然就业可能出现一定压力，但因为失业而触发大规模刺激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中国未来会出现大规模失业吗
对搞宏观研究的人来说，世界上只有一件事比预测中国经济更难，那就是预测中国的政策。昨天还在说定向调控，今天就有可能降准降息。今天还在大胆汇改一次暴贬，明天就可能突然入场大举干预。风向变化之快常常让人措手不及，市场的心也因此变得越来越敏感。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当经济持续下行的时候，一有风吹草动就开始臆测大规模刺激，7万亿、QE之类的荒唐传闻屡见不鲜。
归根到底，我们对中国的决策体系缺少一个完整的认识框架，从逻辑的一开始就陷入了误区。首先，大规模刺激的关键根本不在于GDP是7还是6.5，同样是7%以下的增速，在2009年可以触发4万亿，在2015年却不会。其次，谁在决策也不是关键，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不管谁掌舵都只有一个思路：实事求是，相机调控。90年代搞下岗当然和船长敢于冒险有关，但主要还是因为国企实在过不下去了，同样道理，现在不搞下岗是因为大部分国企还在吃老本，日子还过得去。
真正可能触发大规模刺激的因素只有一个：失业。不管GDP是7还是6.5，也不管是谁在决策，只要就业出了大问题，社会和政治的压力也会倒逼他做出唯一的选择，比如2009年的4万亿。这样一来，判断未来是否会重搞大刺激(包括4万亿、QE等极端手段)就简化成一个问题：中国到底会不会出现大规模的失业？从我们的分析来看，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
一、就业情况到底如何？风雨中屹立不倒
观察就业的最佳指标是调查失业率，但遗憾的是，中国尚没有成熟的调查失业率统计体系。统计局一直采用的是城镇登记失业率，但这个数据存在明显的缺陷。
第一，统计方法不合理，相比调查失业率可能明显低估。在国际通行调查失业率中，不管是否主动登记，失业人员都会被纳入统计。而登记失业率中的失业人员只包括到有关部门登记的符合失业条件的人员。现实中，大部分失业人员可能不愿意登记，一是失业保险金不具吸引力，钱没多少，但领取的条件和手续十分复杂；二是登记失业会导致“干部”变“群众”。大学生毕业之后大部分是以“干部”身份被派遣到就业单位，档案托管在单位，一旦登记失业，档案就失去挂靠单位，干部身份也无法保留。而在中国的政治生态下，干部身份还是比较重要的。这导致大学生的失业人数可能被低估。
第二，统计范围不充分，相比总体失业率可能明显低估。目前城镇登记失业率的统计范围存在明显缺陷，一方面，分子分母的统计范围不一致，分子是按城镇户籍人口口径，而分母基本是按城镇常住人口口径，另一方面，统计范围只涵盖城镇，既不包括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也不包括在城镇打工的农民工，而截至2014年我国的非城镇人口仍有6.2亿，占比45.2%。再考虑到往往农村失业人口更容易引发社会风险，仅统计城镇失业率显然太过片面。
显然，城镇登记失业率并不是一个可靠的就业指标。历史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从绝对数值看，近十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一直保持在4.10%以下，即便是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失业率也只有4.3%，这与其他国家动辄10%以上的失业率相比显然有些失真。从相对变化看，其趋势能一定程度上反映真实的就业形势，比如2008年4季度，城镇登记失业率大幅攀升0.3个百分点，直到2010年经济好转后才逐步下降。但2011年一季度到2013年二季度失业率一直没有任何变化也让人怀疑其权威性。
因此，观察中国的真实就业情况不能仅看城镇登记失业率，我们需要综合各方面的信息来分析。调查失业率、求人倍率、工资增速、城镇新增就业是我们认为相对可靠的指标。
图1：城镇登记失业率的绝对和相对数值均没有太大的参考意义
1、调查失业率
参考价值：★★★★
结论：目前就业压力完全可控，但存在一定隐忧
事实上中国一直在统计调查失业率。根报道，调查失业率的统计在1998年就开始尝试，2005年正式做调查，2010年统计范围覆盖到31个大城市，2013年扩大到65个城市，2015年7月起正式拓展到全国。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调查失业率都只用于内参。不过，2013年以来，官方通过各种途径向外界透露了一部分数据(见表1)。其与登记失业率之差一般为一个百分点左右，且差距在逐步缩小。
静态来看，调查失业率完全可控，压力远小于2009年。据四川广元公布的一个报告披露，国家确定的失业率警戒线为8%，因此目前调查失业率为5.2%，仍在可承受范围内。官方从未公布过2013年之前的调查失业率，所以我们无法直接比较现在和2009年的情况，但个别地区公布了更完整的数据，可以提供相当有价值的参考。例如，据四川省公布的数据，2008年末、2009年6月、2009年末的调查失业率为9.5%、8%和7.5%，远高于4%的登记失业率。考虑到四川是劳动力输出大省，其就业情况比较有代表性，从这一点来看，当前的就业形势远未到2008、2009年那样严峻。
从动态来看，目前就业似乎有恶化的趋势，但并不是什么大问题。2015年6月以来，调查失业率连续攀升，截至9月已达到近两年新高5.2%，不过这一上升可能受到统计范围扩大或者季节性因素的影响，并不能改变就业总体稳定的结论。
图2：调查失业率略有上升，但在可承受范围内
2、求人倍率
参考价值：★★★★
结论：目前不仅不用担心失业，反而要担心就业市场供不应求
求人倍率是指一个统计周期内对劳动力的有效需求人数与有效求职人数之比，其公式为：求人倍率=有效需求人数/有效求职人数。假如求人倍率为1.12，则意味着这一时期每100个求职者对应112个岗位需求。求人倍率大于1表明劳动需求大于供给，反之则表明劳动需求小于供给。求人倍率由人社部通过100个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获得，直接反映了微观就业市场的状况，而且行业主要分布在制造业、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等相对容易引发社会压力的大众行业，非常有参考价值。
求人倍率显示现在就业市场不仅不用担心失业，反而要担心供不应求。截至2015年3季度，求人倍率已持续20个季度保持在1以上，而且自08、09年触及0.85的低点后，求人倍率几乎每年上一个台阶，2014年底一度达到1.15的历史高点，表明100个人对应115个岗位，而2008年则是100个人对应85个岗位。从趋势上看，今年上半年求人倍率明显恶化，但3季度再次回升，新增求人倍率(新增就业岗位/新增求职人数)也稳定在0以上，也基本看不到失业的影子。
图4： 全国求人倍率保持在较高水平
3、工资收入增长
参考价值：★★★
结论：工资增长依然较快，就业人员供不应求，但供需缺口正在缩小
分析任何一个市场的供求都有两类指标：数量指标和价格指标，就业市场也一样。就业人数和失业率是数量指标，而工资则是价格指标。价格数据不会说谎，而且容易观察。如果工资增长较快，则证明就业供不应求，反之则有失业压力。不过由于工资存在粘性，所以往往调整起来相对滞后，所以对于预测的作用相对较弱。
不管是从城镇就业人员还是农民工收入来看，都保持了快速增长，就业市场总体还是供不应求的，而且农民工工资增长更快，表明农民工更为稀缺。城镇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自2012年以来就持续快于GDP，今年来虽持续放缓，但2014年仍保持了9.5%的增速，高于同期名义GDP增速1.3个百分点。相比之下，受2008-09危机的影响，城镇工资水平在2010-2012年间一直大幅低于GDP增速，现在的就业情况显然比当时好的多。从农民工工资来看，数据只能追溯到2012年，但这段时期内其增长持续快于城镇工资增速和GDP增速，表明农民工不仅供不应求，而且比城镇就业人员更为稀缺。从大学毕业生工资来看，2014届大学毕业生半年后月收入比2013届增长7.3%，相比前一年的6.6%进一步加快，表明大学毕业生也不存在就业问题，但压力相对农民工和其他族群要大一些。
图6：城镇和农民工工资收入均跑赢GDP和通胀
4、新增城镇就业
参考价值：★★
结论：新增就业人数远高于历史平均水平，但今年首次出现下降
虽然GDP增速自2010年以来不断下滑，但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却稳步增加，远远超出金融危机之前。今年前三季度城镇新增就业人数1066万人，提前完成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城镇新增就业1000万人以上”的目标。按照去年的数据估算，今年全年新增城镇就业有望达到1302万人，连续三年保持在1300万人以上。相比之下，2008和2009两年仅吸纳就业1100万人。这反映出GDP增长对就业的吸纳能力明显增强，过去中国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能够拉动大约100万人就业，现在能够拉动超过150万。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今年随着GDP增速大幅放缓，新增就业人数首次出现下降。
图3： 城镇新增就业与GDP增速背道而驰
5、总体结论：(1)今年以来，就业的确出现了一些恶化迹象，值得关注：一是调查失业率开始攀升，二是求人倍率有所下滑，三是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同比下滑。(2)但中国就业市场总体上非常稳定，还有充足的缓冲区间，起码一两年之内不会出大问题。一是调查失业率绝对水平还远低于8%的警戒水平；二是求人倍率依然稳定在1以上；三是工资增长还是持续快于GDP增速的，尤其是农民工；四是新增城镇就业依然较快，GDP的就业吸纳能力明显增强。
二、揭开中国的就业之谜：失业面前的五道防火墙
中国的就业为何如此坚挺？说到底，就业是一个劳动力交易的市场，和其他任何市场一样，劳动力市场的秘密也逃不开供给和需求：从供给端来看，劳动力人口下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迎来拐点，导致劳动力供给持续减少。从需求端来看，服务业吸纳就业增多，再加上隐性失业和隐性就业的存在阻挡了需求端的快速下滑，导致劳动力供需在经济下行期依然趋于平衡，甚至供不应求。
1、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人口已开始趋势性减少，2017年之后压力将骤然加大
当需求下滑的时候，如果供给下滑的更快，市场自然不会失衡，劳动力市场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劳动力供给的主要来源是劳动适龄人口，国际上通常以15-64岁为限。中国15-64岁人口在2013年达到10.06亿的峰值，2014年首次出现净减少104万人的情况，如果就业参与率不变，则意味着就业市场减少了104万的供给，大幅减轻了失业的压力。而如果按照15-59岁的口径来看，从2012年开始就已经开始净减少，近三年累计净减少1074万人，这与此前三年净增加2863万人形成强烈反差。
往后看，未来5年劳动力净减少的压力将骤然加大，尤其是从2017年开始。10-59岁人口就是五年之后的劳动力适龄人口，这个年龄段的人口数也已经从2012年开始进入净减少(近三年已经累计减少1345万)，这意味着未来5年劳动力的净减少将显著加大，尤其是从2017年开始(2012年+5年)。
劳动力适龄人口减少的主因是计划生育的影响开始显现，导致新形成的年轻劳动力减少。中国在90年代之后新生人口大幅下降，20年之后，自然造成了20多岁的劳动力人口开始下降。
过去我们总在担心的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将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迎刃而解。虽然2015年大学毕业人数依然达到创纪录的749万人，但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就会看到大学毕业生的下降(剔除扩招因素可能早就开始下降了)。我们可以根据高中生的变化来预测。高中招生人数从2010年首次出现下降，这导致高中毕业生从2013年首次出现下降(减少49万人)，这意味着2017年(往后推4年)的大学毕业生可能开始出现下降。而从高中招生人数2010-2014年骤降288万人的趋势来看，2017年之后的大学毕业生下滑趋势将非常剧烈，到时候不仅不用担心大学生就业难，说不定要开始担心“大学生荒”了。
图8：劳动力人口已进入下行通道
图9：高中招生和毕业生人数开始下降，预示大学生很快会出现下降
2、刘易斯拐点：农村转移劳动力不再无限供给，人口结构空心化
新的劳动力供给来自两方面，一是年龄成长带来的青年劳动力，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形成的农民工。近年来不仅青年劳动力增长趋于放缓，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也迎来“刘易斯拐点”。所谓刘易斯拐点，是指农村劳动力由过剩转向短缺，农村转移劳动力不再是无限供给。有几个迹象可以证明：
第一，农村人口总量明显减少，而且呈现“上有老、下有小”的空心化结构。与1995年的最高点相比，农村人口已减少28%，占总人口比重也由改革开放之初的82%下降到2014年的45%，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也已由1978年的84%降到2013年的64%。农村和城市人口中间大的结构不同，农村人口现在呈现明显的“上有老、下有小”结构。农村人口中20-30岁人口占比不到8%，远低于城市的11%，而老人和儿童的占比却远高于城市。60岁以上老龄人口和15岁以下儿童的占比分别在8%和10.4%左右，远高于城市6%和6.6%左右的水平。
图11： 农村人口“上有老下有小”
图12： 城市人口“中间大”
第二，自2010年以来，全国农民工增速持续回落。截至2014年末，农民工总量增速、外出农民工增速和本地农民工增速分别比2010年回落3.5、4.2和2.4个百分点。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农村人口老龄化，另一方面也和城镇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速度缓慢、生活成本上升有关。
图10：农民工总量增速明显回落
第三，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超过城镇居民，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已结束。2014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增长11.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2%，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和实际增长率分别为9%和6.8%。
3、产业结构变化：服务业成为就业蓄水池
中国从工业向服务业的转型也是就业的一道重要防火墙。2012年，中国第三产业在GDP中的绝对占比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4年，第三产业对GDP增长的边际贡献率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这一势头在2015年表现得更加明显，前三季度，第三产业占比上升到51.4%，全年有望首次超过50%，而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达到58.9%。更准确的说，现在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工业主导的国家，而是第三产业主导。
一个年产值100万的工厂可能只需要四五个人操作机器，而一个年产值100万的餐厅可能四五十个人都忙不过来，服务业吸纳就业的能力远强于工业，且还在继续增强。据官方测算，2008年到2012年期间，第三产业每增长一个点，可以带动就业70万人，而同期第二产业增长一个点可带动61万人。到了2015年，国家统计局根据近两年数据测算得出，第三产业每增长1个百分点能创造约100万个就业岗位，比工业多50万左右。这导致的结果就是，前些年我们GDP增长一个点带动城镇新增就业是100万多一点，而近几年增长一个点带动就业是150万人左右。
往后看，我国服务业仍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未来十年可能吸纳超过5000万就业。我国第三产业51.4%的占比不仅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60%-70%的水平，也低于印度、巴西和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国家的水平，甚至还未达到这些国家2000年时的水平，未来提升空间巨大。假设第三产业和GDP的增速差保持在近年来的水平，未来十年服务业占比有望提升到60%，新吸纳的就业将超过5000万。
4、隐性失业：劳动力无法退出市场，降薪+缓薪+停薪+休假+推迟入职
一个工厂有两个10万年薪的工人，现在工厂要缩减10万的人工开支，一种方法是裁掉一名工人，另一种方法是把每个工人的年薪降到5万，前者是显性失业，而后者则是隐性失业。隐性失业是指员工被减少薪水、无薪休假、缩减工时、削减福利等弹性工作安排。
中国以国企为主的经济结构和政治体制导致地方政府有动力遏制显性失业。例如，广西出台规定，从2015年1月1日起至2020年底，上年度未裁员或裁员率低于统筹地区城镇登记失业率的企业都可申请稳岗补贴。照此规定，广西贵港市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目前已经领到75万元的稳岗补贴。柳州市2015年度享受稳定就业岗位补贴政策的第一批93家企业，也已公示完毕，申请享受稳岗补贴的企业中规模最小的仅有2人，最大的上万人。
不管是调研还是公开的新闻报道来看，隐性失业的现象已经大量存在。很多传统工业企业虽然库存高企、产销下降、开工率不足，但是并未裁员，而是将显性失业转化为隐性失业，常见的手段有降薪、缓发工资、停薪留职、内部休假、推迟入职等。
(1)降薪。比如煤炭龙头神华集团于今年按全员工资总额的10%下调员工薪酬总额，中石油也传闻降薪15%。这还只是公开的基本薪酬，国企员工的大部分收入来自奖金和各种福利津贴，而根据我们的了解，这块收入的下降更为严重，很多煤炭、钢铁、石化企业的员工实际收入下降了一半。
(2)缓发工资。今年中国煤炭工业协会调研了85家煤企，发现有40家存在缓发和拖欠职工工资问题。
(3)停薪留职+内部休假，比如山西五大煤企之一的潞安集团特别公布《潞安集团员工停薪留职管理办法》和《潞安集团内部休假暂行管理办法》，规定在集团工作年限满5年、符合有关考核条件的员工可申请停薪留职，停薪留职起步期限不少于5年，到期可继续申请。工作年限须满1年满足条件的就可申请内部休假。
(4)推迟新员工入职。比如上海神开石化装备公司向部分已签约毕业生发出通知称，受国内外油价持续低迷的影响，公司面临严峻的市场挑战，效益受到巨大冲击，公司方面提出延迟一年入职或者解约的方案，近五成学生接受延迟入职。
5、隐性就业：很多就业领域没有进入GDP统计
中国的GDP总量是被明显低估的，很多没有计入GDP的领域也吸纳了大量就业，这部分就业自然也没有统计，我们可以称之为隐性就业。隐性就业的出现一是因为目前我们的税收体系仍然以流转税为主，企业的相对税负比较重，二是相关的监管审批过于繁琐，对于一般小企业来讲成本太高。
隐性就业随处可见，比如城市街头摆摊的小商贩，未登记的微商、微店以及家政服务等。以北京的家政服务为例。据北京家政服务协会测算，北京家政服务员缺口达150万人。而根据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截至2014年8月20日，北京市家政服务市场主体共4775户，每万人拥有家政服务主体为2.31人，且2011-2013年，每年退出数量多于新设数量。一方面，旺盛的市场需求显然与官方数据揭示的市场供给相左。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些家政服务人员通过微信联系客户、上门服务，并通过微信支付获取报酬，属于典型的隐性就业。甚至一些挂靠中介的阿姨也会设法积累自己的熟人客户，绕开中介以免去中介费，一旦时机成熟，也会脱离中介，成为隐性就业者。
三、结论：失业水位攀升，但还不会漫过水池
如果把就业市场比作一个蓄水池，这几年之所以水位(失业率)一直稳稳的保持在警戒线之下，主要原因：一是池子越建越大(服务业吸纳就业增多)，二是悄悄新开了不少泄洪口(隐性失业+隐性就业)，三是流入池子的水越来越少(新增劳动力放缓)。往后看三五年，虽然就业可能出现一定压力，但因为失业而触发大规模刺激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1)劳动力人口的减少短期内不会改变，尽管十三五即将全面放开二胎，但从单独二胎的情况看，生育率可能低于预期，而且即便奏效，要形成劳动力至少要等到15年以后，到时经济早已过了几个周期。
(2)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速度将继续放缓。刘易斯拐点之后，农村劳动力不再无限供给，转移速度会自然放缓，甚至出现农村劳动力回流。
(3)产业结构向服务业的转型趋势短期内不会改变。传统工业的产能过剩和新兴服务业的供给不足并存，必然导致服务业的占比不断上升，如果达到发达国家60%以上的平均水平，未来10年单服务业就有望吸纳超过5000万就业。
(4)经济体制短期内不会有根本性的变化，隐性失业和隐性就业将继续存在。传统工业的国企现在正处于最困难的时候，中央不太可能大破大立，而会想办法通过产能输出等方式创造新需求，比如一些钢铁企业已经开始到一带一路国家设新厂，又可以消化一部分就业压力。
(本文作者介绍：民生证券研究院宏观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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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事故责任人为何反成了党的功臣？
作者：慕小易
华盛顿—11月4日，一篇题为《上海宣布静安闸北合并 安路生出任区委书记》的文章悄然出现在各大媒体首页。安路生是何人？文章并未作深入介绍。但如果将其简历和中国铁路事故大事年表稍作对比，不难发现惊人之处。
2008年，因发生胶济铁路“4·28”重大事故，安路生被免去铁道部总调度长职务；同年“5·12”汶川地震后，调任成都铁路局局长；2009年，任上海铁路局局长并公示为副部级待遇；2010年，重新复任铁道部总调度长；2011年，“7·23”动车事故后，重新出任上海铁路局局长。
温州动车追尾事故现场 (2011年7月24日)
而现今，身负两次重大事故责任的安路生摇身一变成为了上海市新静安区的区委书记。
一位网友调侃说：“记大过实质是记大功，中国特色”。
曾因2010年上海静安大火被撤职的时任静安区区长张仁良也在最近谋到了一份新职位——国有独资的上海同盛投资有限公司总裁兼党委副书记。
人在中国的社会问题学者田奇庄评论说，张仁良和安路生们实际上“是替党分担了忧愁、背了黑锅、担了担子的。在这种情况下，党觉得他是有功的，有了机会还是要重用的。他们被认为是党可以信任的同志。”
文字游戏：免职≠撤职
重大事故发生后，新闻报道中经常出现某某官员被“免去职务”的说法，百姓也普遍认为某官员被免职意味着受了处分。刚刚上任上海新静安区区委书记的安路生也曾被“免去铁道部总调度长职务”。然而，“免职”是官员问责制度中的一种惩罚措施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四十条对职务的任免作了规定，即“委任制公务员遇有试用期满考核合格、职务发生变化、不再担任公务员职务以及其他情形需要任免职务的，应当按照管理权限和规定的程序任免其职务。”也就是说，免职是一种正常的人事变动，与公务员的奖惩无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处分分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可以看出，“撤职”才属于处分的一种，“免职”更多时候表示该官员将待任另一职务。
官员问责制遵循的是“政治分赃原则”？
习近平上台后，被中纪委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党员不下数万人。但是其中有多少人是换一个位置东山再起，值得怀疑。有网友甚至开玩笑说：“被处分的官员重新出山不是新闻，没有重新出山的官员那才是新闻”。
中国知名宪政学者、新京报评论员陈永苗谈到这一现象时说，九十年代以后体制内官员的效忠对象取决于派系。
他说，“只要是这个官员碰到事儿了，然后在这个派系里面他上面的人没有事的话，它必然还要进行政治分赃。他即使碰了这个事，在这个位置被拿下了，他还是要在另外一个位置坐下去。它就是一个政治分赃的原则。”
而政治派系之外的百姓的利益，陈永苗认为“就变得非常次要了”。
“只要说分赃分的不要引起太大的公愤，就是说另外的安排不要引起太大的公愤，避过风头就是行的。”他说。
田奇庄认为，“污点官员”再次被重用的原因主要在于人民没有真正的选举权。
他说，“如果要是让民众有选举权来选举这些官员，他出了这么大的问题，他肯定就别想再上来了。因为中国人不缺别的，就不缺这个当官的。想当官的人有的是，能当官的人有的是。如果要是选举官员的话，那有的是官，那何必非得用你这一个人呢？”
他还谈到，在人民没有真正选举权的现状之下，中共更倾向于重用那些曾经为一些事故“背黑锅”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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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习近平访越：官方“红地毯”和民间抗议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周对越南展开国事访问，越南官方将以红地毯规格接待，但民间一些团体呼吁并组织了抗议活动。
中越去年围绕南海钻井平台发生严重争执，但双方都希望修复恶化的关系。越共总书记阮富仲今年4月访问北京，并与习近平举行会谈。
越共总书记阮富仲今年4月访问北京与习近平会谈
据越南外交部公布的信息，习近平主席周五（11月6日）上午将在越南国会发表讲话，之后与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会晤，结束对越南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
当天，习近平还将会见越南青年代表团，并参观胡志明纪念馆。
此前，越南政府消息人士对BBC越南语部透露，中方提出越南邀请习近平在国会演讲。BBC越语部记者琼黎说，这对越南来说是一个非常不同寻常的要求；以前从来没有外国领导人被邀请到越南国会发表演讲。
根据公布的行程安排，习近平主席周四（5日）中午抵达越南，下午出席越南官方安排的欢迎仪式，之后与越共总书记阮富仲和总理阮晋勇举行会谈。
习的访问在越南遇到反对。一些民众周二（11月3日）在河内举行抗议，网上出现反华请愿。分析人士称，通常对这类声音高度敏感的越南当局并没有封杀，而这种宽容态度反映了越南高层内部对北京的矛盾心态。
红地毯
路透社报道说，越南为习近平主席准备的接待规格不如英国女王和唐宁街十号上个月的安排，而且他这次对越南的国事访问被刚刚宣布的新加坡“习马会”消息抢了风头。
习近平将于本周六，即结束访越后，在新加坡与台湾总统马英九会晤。这是1949年中国内战结束后台海两岸领导人首次见面。
不过，中越关系在中国的地缘政治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观察人士指出，一年半前中国在南海有争议水域“挑战性停泊钻井台”引发两个共产党国家激烈争执后，越南与美国关系迅速升温，而越南民间对中国的反感情绪也有增长。
路透社引述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东南亚问题专家海博特说，习近平访越时机正好，不但提供了让双方修补关系的机会，也在越南高层换届前给越南未来的掌权派传递一个信号。
他认为中国方面可能希望越南政坛的亲美派势力有所减弱。
河内周二（11月3日）出现抗议。
动态变化
过去18个月来，越南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
越南与欧盟签署了贸易协定，并加入了美国牵头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战略协定，韩国大企业在越南的投资大幅增加，日本和美国向越南的海岸卫队提供舰船和训练。
俄国向越南交付了更多潜水艇，并允许越南使用俄国设计自行生产毒蜘蛛级轻型导弹舰。
分析人士认为这些外交活动有助于越南经济发展，增强针对中国海上扩张主义的军事威慑力。
但越南和中国每年贸易额达600亿美元，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河内希望这个关系恶化。
改善关系
设在华盛顿的东西方中心学者米什拉对BBC越语部表示，正值南海局势紧张，估计越南领导人很可能会向访越的习近平提出一些十分重要的问题，双方将澄清各自的一些疑虑。
他认为，考虑到美越关系在不断密切，中美在南海的角力可能会对中越对话产生影响；在经济层面，越南加入TPP对越南的长远未来而言可能是个转折点。
路透社引述香港城市大学伦登教授说，越南别无选择，必须制定有效的中国政策。
一个比较普遍的看法是，杯斛交错和微笑握手背后发生的很多事不会对外界公开，但可以预计，在北京与华盛顿竞争和越南领导人换届的不确定性背景下，习近平这次访越令人倍加关注。
(编译：郱书 / 责编：董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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