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字时代》每日电邮 2013/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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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 24, 2013, 6:05:56 PM1/2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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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 政协委员 “反水”曝香港特首上位内幕

香港《阳光时务》专访中国政协香港委员、曾为特首梁振英“头号支持者”的刘梦熊,彻底“反水”曝出梁振英上位内幕。民主派人士表示如果属实,将促梁振英下台并推香港普选特首。

(德国之声中文网)1月24日,香港《阳光时务》最新出刊,重量内容为封面专访中国政协香港委员刘梦熊,刘揭露梁振英在竞选前操控媒体为自己造势、以及在僭建丑闻中作假、抹黑打压香港泛民主派、中共当局对梁振英转换态度等一系列上位内幕。一直以梁振英”头号支持者”形象出现的他,继近日批评梁振英道德有问题等之后彻底反水,其多个曝料有详实的时间点和细节描述,证实此前香港泛民主派倒梁时的理由和梁与商人、中联办等关系密切的猜测。

《阳光时务》一刊难求,这条劲爆新闻也搅热香港传媒和民众,本在民调中支持率持续下降的梁振英再遇政途难关,但目前还未做出回应。香港传媒围堵追访刘梦熊,刘保证自己所言100%真实,并称自己手中还有其他内幕消息。在这个专访中,刘梦熊曝出的梁振英操控的香港媒体《东方日报》立即停掉刘梦熊专刊,并称也将就事件追踪报道。

事件导火索为刘梦熊在友人处发现梁振英给中联办主任彭清华的一封信,推荐香港一位人士做中国政协常委,让刘梦熊感觉受到欺骗,因为早前梁振英承诺推荐刘做常委,但刘梦熊表示不是因为私人恩怨倒梁,而是他认为梁振英的执政损害了香港的核心价值,梁振英将把”一国两制”引向邪路。他也认为作为梁上位的”头号功臣”,现在的倒梁比”梁的反对派”更有说服力。

据《阳光时务》专访内容,刘梦熊主要曝料有:在2011年底,刘透过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向习近平身边的一个高层智囊人物举荐梁振英(《阳光时务》称此人为曾庆红前政治秘书皇甫平),至2012年3月,北京态度发生变化,放弃唐英年改为支持梁振英;在梁竞选之时,刘还介绍梁与《东方日报》集团主席马澄坤在2011年底见面,其后《东方日报》及所属《太阳报》等持续挺梁;另外还有梁在僭建事件中撒谎,向公众假称邀请请专业人士和律师检查住宅等。

刘梦熊此番曝出的最劲内容当属梁振英与香港泛民主派、中联办及北京关系,他指证梁振英曾亲口对他表示:”与唐英年的争斗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与泛民主派则是敌我矛盾”;在梁获选之前, 2012年3月,刘梦熊透过习近平与香港商界人士会面时的态度及港澳办主任王光亚的表态,认定中央选定了梁振英。

刘梦熊为香港从事金融业的商人,目前为中国政协香港委员。近年间因为持续为中国大陆人士,如”结石宝宝”之父赵连海、艺术家艾未未、异议人士刘晓波、李旺阳及维权人士胡佳等发声而走进公共视野。德国之声也曾在2012香港回归15周年前采访刘梦熊,他在采访中表达出对建制派的支持。德国之声今日联系刘梦熊,手机始终处在关机状态。旅美的中国新媒体人北风评论:”刘梦熊差不多是中央在香港唯一的一支笔杆子,这次刘梦熊与梁振英决裂,中联办和梁振英的日子都将会更难过。

A protester holds a sign mocking new leader Leung Chun-ying during a demonstration urging him to step down in Hong Kong July 1, 2012, during the 15th anniversary of the territory's handover to China. Leung was sworn into office on Sunday by Chinese President Hu Jintao for a five-year term in which he will confront challenges ranging from human rights to democracy after a tumultuous year of transition and protest. REUTERS/Bobby Yip (CHINA - Tags: POLITICS ANNIVERSARY CIVIL UNREST)香港倒梁游行

“如果刘梦熊所言属实,要促使梁振英下台”

香港泛民主派、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向德国之声表示,刘梦熊所言是否真实,还有待对事件进一步观察,在此基础上,他们将要求梁振英对此作出解释:”如果刘梦熊说的是真实的,那当然是再一次让香港人看到梁振英本身有很大问题,包括诚信、包括在政治上的保守,这是香港人不能接受的。当然还要看未来在各个方面是不是有更多证据出来,如果有更严重的问题出来,肯定会让香港人对梁振英的不信任程度加大。”

在去年香港特首竞选期间,梁振英相继爆出涉黑金政治和违建丑闻等;梁当选后的第一个七一,香港数十万民众爆发七一大游行。据香港大学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公众对香港发展不满的人数比上一年上升了11%,达到46%。去年12月,香港立法会否决了民主党立法会议员胡志伟提出的对梁振英的不信任动议。今年1月初,香港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刘慧卿等提出”弹劾梁振英议案”,立法会委托终审法院首席法官组成独立的调查委员会,对上述指控进行调查并提交报告。

蔡耀昌也表示,如果未来证实刘梦熊所言为真实情况,除启动”弹劾特首议案”外,还将用法律追究其责任:”如果刘梦熊说的属实,可以说梁振英还触犯了法律的规定。可能会引起包括香港民主派、民众会透过包括基本法、其他法律途径、政治的途径如游行示威等,来促使他下台。”

Hong Kong Chief Executive Leung Chun-ying (L) takes oath in front of Chinese President Hu Jintao during the inauguration of the new government in Hong Kong July 1, 2012, the day marking the 15th anniversary of the territory's handover to Chinese sovereignty from British rule. New Hong Kong leader Leung was sworn into office on Sunday by Chinese President Hu for a five-year term in which he will confront challenges ranging from human rights to democracy after a tumultuous year of transition and protest. REUTERS/Bobby Yip (CHINA - Tags: POLITICS ANNIVERSARY TPX IMAGES OF THE DAY)梁振英在胡锦涛面前宣誓就职

“是建制派内斗还是个人恩怨?”

事件发生后,坊间亦出现政治”阴谋论”之说,香港电台潘小涛也在Facebook留言:”刘梦熊突然爆梁振英大料,是发泄个人之怨,还是另有高人在背后指点呢,看来真正倒梁的岂止普通市民。”

对此蔡耀昌也表示不排除背后可能有建制派内部权斗的可能性,作为民主派人士,不愿看到在建制派的权斗之争后,香港依然不能摆脱愈来愈严重的”北京之手”操控的状态,他们主要的诉求依然是守护香港核心价值及要求尽快实现双普选:”梁振英和刘梦熊事件有可能是一个建制派的政治内斗,如果我们觉得梁下台就处理掉香港所有问题,就可能在未来重复原有问题,作为香港的民主派,我们除了要求梁振英下台,更重要就是要香港能尽快实现一人一票普选特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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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色 | 刘导演要求“晒一页”,现在晒了两页

46集电视连续剧《西藏秘密》。

涉藏高官们当顾问的主旋律涉藏电视连续剧《西藏秘密》在CCTV8播完了,激起无数藏人的反感。仅在新浪微博上,迄今十多天了,各种恶评不绝如缕。
江洛金·次旺云丹。
那个46集的荒唐戏,我几次看,几次看不下去。大到历史上的种种事件,小到各色人物的举手投足,几乎无一不出错,无一不谬误,被藏人们反感并吐槽是很自然的事。制片人兼藏人,也就是那个扮演“藏人说藏事”的制片人江洛金·次旺云丹,可能是无颜了吧,平日里甚爱在微博上显摆,这时候却避而不现身了。
而编剧兼导演刘德濒(百度了一下,据说他是“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著名编剧”),看得出他很是气恼,可能都被气得脸红脖子粗了,因为他表示还要写第二部,很是坚定地说:“一定写,让叫嚣分裂祖国的跳梁小丑们无处藏身”,这个政治帽子扣得吓人啊!这个政治大棒抡得狠毒啊!
刘导演已经将这条抡政治大棒的微博删了,幸好提前做了截图。
不过在这之前,他还很是得意,称他拍此剧的参考读物是哈勒名著《西藏七年》的中国译本。要知道,海因里希·哈勒(Heinrich Harrer)在中国的形象不但是“藏独分子”的盟友,还被渲染成“纳粹分子”,1997年好莱坞依其书拍的同名电影,在全世界影响太大,一直让党恨得咬牙。
刘导演其实是个聪明人,他只是选择性地从汉译本中挑了一页,即228页,胜券在握地说:“这是哈雷《西藏奇遇》的书稿,关注达赖‘圣物’的朋友可以看。达赖老师当年亲身经历,想一想吧?”很显然,他这是想借用哈勒的口来反驳藏人对此剧的批评,意思是,连哈勒都说过圣物是达赖喇嘛的粪便呢。
中国汉译版《西藏七年》。
刘导演还在微博上晒了那本书的目录。是的,《西藏奇遇》即《西藏七年》的中国译本,19866月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译者叫袁士朴。我用Google搜出他是济南大学的英语教授,曾当过该校外办主任,现如今可能退休了吧。
然而很有意思的是,恰恰在这一点,或者说,不止这一点,刘导演又露陷了,又出大洋相了。没错,这简直可以算得上是闹国际笑话。
台湾汉译版《西藏七年》。
出于对海因里希·哈勒的基本了解,我意识到中国的译本有问题。说来很巧,我的书架上就有《西藏七年》的汉译本,却是1997年台湾大块出版社出版的《西藏七年与少年达赖》,译者刁筱华,台湾人,曾在美国加州圣荷西州立大学英美文学研究所做研究,现专事翻译与写作。
我立即将台湾译本与中国译本的其中两页做了对照,果然出入很大,有添油加醋的,也有删减的。而这时候,刘导演摆出了耍无赖的架势,吆喝道:“也晒一页出来,让俺学习,求台湾译文和英文原著。”
好吧,既然刘德濒导演突然间好学起来,要学习哈勒《西藏七年》的台湾译本与英文译本——呵呵,刘导演,不,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的刘副教授又露陷了,奥地利人海因里希·哈勒写的《西藏七年》是德文,而英文是他这本书被译成三十多种文字之一种。既然如此,那我们就追根究底找原著吧。
说来又巧了,我正好有朋友在德国,是专攻语言的高手。朋友一听兴致勃勃,立即找到哈勒德文原著,细细一对照,惊诧得几欲拍案而起:“偶滴神啊,土共枪手太不要脸了,竟把‘遗物’全译成了‘粪便’!“
德文版《西藏七年》。
很快,朋友,对,朋友叫司徒秀,将《西藏七年》原著德文版的两段译成中文,并与两种汉译版的相关译文做了比较,呈示如下:
1——
中国译本《西藏奇遇》P228:“这里的居民在得病之后宁肯求神拜佛也不肯从藏医学校里买点草药来治病。他们所求的那些‘神医’多半让病人喝些用酥油糌粑掺和着喇嘛们自己的大便制成的粥状‘仙药’,或者用木刻的驱鬼辟邪的‘神印’蘸着‘神水’在患者的病位压上几下。这后一种方法除了从病人身上搜刮点钱财之外是造不成什么伤害的。属于达赖喇嘛的东西简直价值千金,没有任何一种药物能比它更为珍贵。几乎所有的阔家富户都珍藏着这种‘灵丹妙药’,他们常常向我展示用丝带缝起来的被视作至宝的十三世达赖的粪便。擦绒先生是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宠臣,所以他保存的这种脏物也就最多。擦绒父子都曾在国外受过教育,可是竟然荒唐到这种地步。”。
台湾译本《西藏七年与少年达赖》第十章P181:“我们发现,西藏人较信任巫医及灵媒,对医学院僧侣的协助反而不那么信任。喇嘛经常用他们的唾沫来涂抹病人。糌粑、酥油及某圣者的尿,会用来合制成一种粥状的东西,喂给病人吃。再就是圣水里浸泡神符,继之涂抹于患处,反正也不会有任何害处。效力最奇的治疗药,当然非达赖喇嘛的物品莫属。所有贵族都曾傲然向我展示,仔细缝在小丝袋里的十三世达赖喇嘛遗物,擦绒既是十三世达赖喇嘛过去的亲信,自拥有许多属于他个人的用品。令我吃惊的是,擦绒与他那在印度受过教育的儿子,竟迷信到重视这些遗物的程度。”
Ärzte, Gesundbeter und Wahrsager (§ 45, P272)
Aber mehr als den Mönchen der Medizinschulen, die ähnlich wie unsere Heilpraktiker arbeiten, vertraut das Volk dem Handauflegen und Gesundbeten. Häufig bestreichen die Lamas ihre Patienten mit ihrem heiligen Speichel; oder es werden Tsampa und Butter mit dem Urin der heiligen Männer zu einem Brei verrührt und den Kranken eingegeben. Harmloser sind die aus Holz geschnitzten Gebetsstempel, die in Weihwasser getaucht und auf die schmerzende Stelle gedrückt werden. Besonders beliebt als Amulette gegen Krankheit und Gefahr sind kleine Götterfiguren, die die Lamas aus Lehm pressen. Aber nichts steht als Heilmittel höher im Wert als ein Gegenstand aus dem Besitz des Dalai Lama. Fast jeder Adelige zeigte mir stolz Reliquien vom 13. Dalai Lama, sorgfältig in kleine Seidensäckchen eingenäht. Tsarong, als sein ehemaliger Günstling, besa? viele Gegenst?nde, die dem Dalai Lama zum pers?nlichen Gebrauch gedient hatten, und ich wunderte mich immer, da? Tsarong und sein in Indien erzogener Sohn, aufgeklärte und fortschrittliche Männer, an diesem Aberglauben festhielten.
原著德文版第45章,第272页:医生、祈祷健康的人和占卜者
藏医学院的僧人同我们民间传统医师的疗法相似,可人们却更愿意去相信按手礼和祈祷的效用。这时,喇嘛通常会用他们神圣的唾液涂抹病人,或者把他们圣洁的尿液掺入藏粑或酥油制成糊,给病人食用。用药不那么狠的,就把木头刻成的佛印用圣水浸润后贴压在伤痛处,而特别受欢迎的,则是一些喇嘛用粘土做成的小神像,被当作消灾祛病的护身符来用。但是,没有哪样偏方能够比达赖喇嘛曾经用过的物件更为灵验了。每遇到一个贵族,他们几乎都会骄傲地向我展示一些精心地缝在小丝袋里的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圣物。曾是达赖喇嘛生前宠臣的擦绒也有许多这样的私人物品。可常常让我纳闷的却是,擦绒和他在印度受过教育的儿子,这些开明而进步的男子,为什么会抱住这种迷信不放。
2——
中国译本《西藏奇遇》P364:“我知道,从今以后,天安门所发出的强烈光芒将照亮布达拉宫的金顶,在随风抖动这的经幡旁边会飘扬着‘镰刀与锤子’的红旗。不可否认,这是一面改朝换代的旗帜,是一面引导中国走向统一的旗帜。我不禁暗暗向神灵祈祷,祝愿这片沉睡了千年的土地在共产党的号角声中苏醒过来,从而进入先进民族的行列。”
台湾译本《西藏七年与少年达赖》第十七章P288:“我知道,布达拉宫的生活,有毛泽东的阴影在,是不可能平静的。不再有美丽幡旗,而是红旗,红旗上的锄与镰刀随风浮沉,向世界昭示着它的统治权。或许欣然僧佛,恒常的观世音菩萨,能熬过此无情政权,就像他曾熬过如许多中国侵略一样。我只能希望,这世上最宁静的国度能不必受太多苦,不要被这激烈的变局给压垮了。”
Dunkle Wolken über dem Potala (§82, P446f)
Der Schatten Mao Tsetungs würde drohend über dem Potala stehen. Statt der friedlichen Gebetswimpel würden die roten Fahnen mit Hammer und Sichel im Winde wehen – Anspruch auf die Weltherrschaft und Symbol einer neuen Ära in Asien. Vielleicht würde Tschenresi, der ewige Gott der Gnade, auch dieses Regime überdauern, wie schon so manche Einfalle der Chinesen. Ich konnte nur hoffen, daß das friedlichste Volk der Erde nicht durch allzu viele Verfolgungen würde gehen müssen und durch all die Neuerungen nicht zu sehr aus der Bahn geworfen werde! Mochte seine Klugheit ihm helfen, sich zu behaupten!
原著德文版第82章,第446-447页:布达拉上空的乌云
毛泽东的阴影将恐吓着,笼罩在布达拉的上空,锤子与镰刀的红旗将取代那些和平的经幡在风中飘扬──昭示着对世界的统治权,象征着一个新纪元在亚洲的开始。或许,那慈悲永恒的观自在菩萨也会像以往面对一些中国的入侵那样,经受住这个政权。而我只能但愿这个世界上最最和平的族群,不会因遭受太多的迫害而不得不出走,不会因为太多的革新而迷失了方向!愿他们的智慧能够帮助他们坚持下去!
——喂,刘德濒导演,您听好了,您要求“晒一页“,现在我们不仅晒了一页,还晒了两页,那么您意下如何?还有什么要说的吗?不会又挥起别的政治大棒吧?我们怕怕哦。当然,如果你继续好学,执意要求晒《西藏七年》英文译本的话,这就更容易做到了,且请放心。
2013/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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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 信息流通给中国带来的挑战

观点

伊恩·布雷默 2013年01月24日

即使是在最好的日子里,中国领导人也是一群热衷于回避风险的人。因此,1月7日爆发反新闻审查示威并迅速波及到整个网络空间时,国家又下达了指令。中宣部的一份“紧急通知”,宣称“党管媒体是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

在这样一个国家,经济充满活力、中产阶级迅速壮大,并因此产生了日益高涨的期望,要维持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共产党的官员就必须要竭尽所能地监控和管理国家内部,以及境内外的信息流动。对于当前接下职务的新一代领导人这一点尤为重要,官员们也明白,公众对良政的期望之高,前所未有。然而现在已经有超过5亿中国公民上网,其中有3亿人是微博(中国的Twitter)的活跃用户,而“防火长城”的效果也越来越差,控制话语和思想的论调,反映出的,最多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共产党确立执政地位的依据在于这样一种论调:党的领导实现了长达三十年的经济扩张,这表明掌管政府的是诚实、有能力的官员,他们了解这个国家的需求。也正因为如此,2012年中国领导人不愿意让公民阅读和讨论一名党内高管和他的妻子深陷腐败和谋杀的消息,以及《纽约时报》报道的中国总理温家宝的家人持有“数十亿隐秘财富”的文章。此外还有其他许多令他们尴尬的事件。在2013年,当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正在使用现代通讯工具,要求得到更好的政府治理和更广泛的自由,新任中国领导人会努力重掌控制权。

中国遏制信息的战斗,不会产生天安门广场示威抗议那样规模巨大的公开对抗,也不会影响中国近期的经济增长。然而政府努力把持信息的控制权,却会对中国和世界带来两个近期的后果。这样做将会延缓中国的改革,中国很快就会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为了让中国的发展步入下一阶段,这样的改革是它所需要的。这也会鼓励中国领导人将公众的愤怒转嫁到外部,部分做法是在东亚和东南亚采取更武断,有时具有攻击性的举动。

2007年,温家宝首次警告中国的发展路径“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随着中国步入五年计划中的第三年,中国政府也一直在采取措施,减少日益增长的贫富差距,建设中国腹地,从而平衡各地区之间的发展。不过政府最重要的中期目标是,让范围更广的中国人口有能力购买中国制造的产品,从而不再那么依赖向欧洲和美国出口制造出的产品。达到这一目标的过程会很危险,由于这一过程中需要的结构调整和财富再分配,会让数以千万计的工人(至少暂时地)失业。

中国领导人需要让这个国家的经济产生充足的就业岗位,满足数量急剧增长的大学毕业生们越来越高的需求。他们是网络上最活跃的人群,最喜欢表达观点、参加辩论。如果由于党不能控制信息,而导致对那些可能很痛苦的改革采取谨慎、求稳的态度,那么公众爆发出的失望可能会让事态恶化,那会对中国未来的政治和经济前景产生巨大的长期影响。

对公众愤怒心怀忧虑,可能也会导致中国领导人采取敌意更强的外交政策。去年,由于在能源丰富的南海发生领土争端,我们看到中国与越南、菲律宾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我们还看到,中国与日本就东海争议岛链的对抗,越来越敌意深重。在所有这些国家,民族主义话语都在增强。

四个月前,在北京的容许下,中国的反日游行比往常更加激烈,持续时间也更长。抵制日货,以及公开的打砸行为,令在华经营的日本企业蒙受了严重的损失。党内领导人今年很有可能还会认定,假如新的信息渠道无法切断,那么就必须把公众不时表现出的愤怒,引导到政府所说的“境外敌对势力”身上。这对华盛顿是个坏消息,因为随着美国外交政策转向亚洲,美国外交官就需要努力为某些上述争端充当裁判,此时美国要既与中国,又与它的邻国维持更好的安全和商业关系。

无论中国的政治局势如何,目前仍然脆弱的全球经济复苏,需要中国经济继续扩张和成熟。世界各国企业也需要进入中国市场。全世界商业最活跃的区域,需要一个稳定的中国来维持和平的现状。

中国成了新兴市场国家中最不可能沿着可预测轨迹发展的一个,这应当引起我们的担忧。中国境内观点和信息越来越自由地流动,会引发领导人的焦虑,2013年,人们会越来越明显地发现,这已经成了全世界最重要的发展故事之一。

国家主席习近平宣扬了他所说的“中国梦”,但他很快就会发现,为一个快速转变的社会定义梦想,已经超出了党的控制。

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是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总裁,著有《各自为政:零国集团世界中的赢家与输家》(Every Nation for Itself: Winners and Losers in a G-Zero World)。

翻译:曹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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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民议】我为计生唱哀歌

近日,有专家网络呼吁废止在大陆已经施行30余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引发热议。该政策是应该立即废止,还是继续保留?一度引发诸多辩论。然而不久前,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王侠发表“必须长期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动摇”的言论,使人们对官方改变计生政策的预期受挫。网易微博24日推出“我为计生唱哀歌”专题,邀请网友创作或改编“计生哀歌”,表达了非常鲜明的反对计生政策的态度。从该专题页右侧可以看出,这则专题同时也是一起K歌软件的商业推广活动,有网友赞其“有态度”赚钱。

原始链接

以下为数字时代编辑摘自网易微博:

饮马东南 :#我为计生唱哀歌#几十年的计划生育碎了多少梦,黄色的脸黑色的眼没有了笑容,八千里山川河岳成哀鸿遍野,不论你来自何方都要准生证,一样的泪,一样的痛,曾经的苦难我们留在心中,一样的血,一样的种,计生委员会,他们都是杂种,手牵着手不分你我昂首向前走,让世界知道他们不是中国人。 ——《中国人》

菜刀冰冰 :世上只有生娃好!有娃的人啊不怕老!废除计划生育!幸福享不了!世上只有生娃好!没娃的人啊像根草!实行计划生育!幸福哪里找! ——《世上只有妈妈好》

寄生暴政2 :#我为计生唱哀歌#出卖我的爱,逼着我堕胎,知道人口真相的我眼泪掉下来。出卖我的胎,你背了人命债,就算提高养老保险也再换不回来。当初是你要一胎,一胎就一胎。现在又用老龄化要延迟退休。人口不是你想像,想啥就是啥,让我痛苦,让我明白,计生是祸害! ——《爱情买卖》

谜小鹿 :#我为计生唱哀歌#找点空闲,找点时间,带上毒针,到孕妇家转转。带上小刀,带上避孕环,陪着领导,去乡下看看 。领导准备了一些唠叨,老乡准备了几块板砖,打胎的烦恼跟我们说说,手术的简单找你们谈谈。常下去看看,下去看看,哪怕送送套子催催产 ,领导不图我们做多大贡献呐,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升升迁迁 ,常下去看看, 哪怕帮领导接点骂街挡挡板砖。 ——《常回家看看》

胡不沉 : #我为计生唱哀歌 在那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群神经病|他们罚款不休息,他们跨省追捕你,他们把未出生的婴儿杀死在娘胎里|哦,残暴的计生员|哦,残暴的计生员|要是没钱应急没权搞定他们就整死你|他们满手鲜血分赃多欢心——《计生员》改编自《蓝精灵》

我63040 : #我为计生唱哀歌 我是中华种,来自老百姓,为了保家和卫国,需要准生证。嘿嘿,躲过了大运动,闯过了人流刑,受了几年好教育,终于当上兵。 我是一个兵,爱党爱计生,书本一再教育我,党胜爹娘情。嘿嘿,不念爹娘情,只因他超生,违反政策生下我,坚绝打他不留情!——《成功的教育》

女流氓 :#我为计生唱哀歌# 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你好,因为根本就没办法见到你。明天你要离开,还未来到世界的你,要分离,我眼泪就掉下去。我没机会看到你的脸,没法拥有你给的温暖,这些回忆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我曾满心欢喜,等待着你的到来,我的心我的心它在哭泣。—改自张震岳《再见》

Lyric米乐 :#我为计生唱哀歌#  两个娃娃,两个娃娃,跑得快,跑得快,一个没了哥哥,一个没了妹妹,真奇怪! —— 《两只老虎》

禁止禁止 :#我为计生唱哀歌#  计划生育好,计划生育好,计划生育罚款全都进腰包,七月胎引产掉,胎盘收拾干净还能换钞票,全体计生干部大团结,掀起那结扎流产罚款大高潮。——《社会主义好》

图为网友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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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民议】新华社为金正恩整容传言辟谣引争议

曾经走红网络的金正恩Meme系列图片之一;图片来自网络

昨日,一则新华社针对近日关于金正恩整容传闻的辟谣报道在网上引起了不小的争议。许多网民对这样一则别国领导人的八卦竟然劳驾到新华社出面帮助辟谣感到不可接受。其实早在2010年,就曾有韩国媒体作出金正恩可能为了看起来更像金日成而进行了整容的猜测。以下为辟谣报道中引用新华社驻平壤记者杜白羽的内容:

新华社驻平壤记者杜白羽说,朝鲜没有关于金正恩整容的报道,这样的传闻是没有依据的。据她观察,一直以来,金正恩在衣着和发型上没有什么变化,衣着款式一直是朝鲜人所说的“正装”,和中国的“中山装”类似。

杜白羽认为,金正恩在形体上更像金日成,在衣着、走路姿势、笑容等方面,他也的确有向爷爷看齐的意思。不过,隔代遗传很正常,与其说金正恩长得像金日成,不如说金正恩爱笑,给百姓一种亲民、爱民的印象。他走路大腹便便,这样的仪态给人一种天生伟人的感觉。而且金正恩不仅仅是像金日成,也像他的父亲金正日。有一次在骑马场,金正恩带了副黑色墨镜,着装是金正日爱穿的款式和颜色,看起来特别像金正日。

杜白羽说,朝鲜普通百姓对领导人都怀有崇敬之情,从不讨论领导人私生活,认为这不是自己应该讨论的话题。

新华社记者杜白羽在新浪微博的认证账号 @杜筱白

以下评论均由数字时代编辑收集自新浪微博:

五岳散人:新华社驻平壤记者杜白羽说:隔代遗传很正常,与其说金正恩长得像金日成,不如说金正恩爱笑,给百姓一种亲民、爱民的印象。他走路大腹便便,这样的仪态给人一种天生伟人的感觉————最后一句真是天雷滚滚……下次谁他妈再跟我提减肥我跟谁急。

阳光正好Elite:又黑我金三胖,我们家正恩可是被评为2012全球最性感男人,没有之一!有新闻为证。。

酱紫ycy:天雷滚滚亲民马屁,大腹便便败家玩意。横批:三代同堂

放飞我个人的心情:就是整容了,朝鲜也不会报道啊,这个居然还要从朝鲜的报道来查询!

郭小盆V:咸吃萝卜淡操心!网友讨论朝鲜领导人,新华社出来说什么说?关你蛋事?又不是说我们自己的领导人

刚哩个刚:呵呵,关你屁事,啃你的骨头。

婉约派土贼:【因为】朝鲜没有关于金正恩整容的报道,【所以】这样的传闻是没有依据的—–新华社的新闻逻辑真是独步天下笑傲江湖啊

迈步子不扯蛋:@作家崔成浩 ,你见过这么贴心的外国媒体吗

夕阳红的红:新华社这一说,我倒觉得有故事了!

李育书:新华社为啥最近忙着给金三辟谣。再说辟谣手法也很差,找个驻平壤记者来说,朝鲜并无整容的相关报道,所以这事无依据。你TM真是脑残还是装2啊,搞不成让朝鲜机关报来说金三整容了,这个时候就是真实有据了。

2ghl:一句八卦还用得着新华社来辟谣,大扯了吧!

Fumac_:帮自己人舔菊就算了,还帮圈养的一条隔壁家的狗舔

陈_cyril:此地无银三百两,经新华社正儿八经的否认,假事都成真了。

噢丿丑妻一U一:别国的八卦小事,居然让新华社出来辟谣,天朝的官媒真心没下限

人间农夫:感谢新华社的报道,以新华社的宗旨来判断,整容是有其事了。

燕云孤骑:我一直以为新华社神马的是美国的良心媒体,想不到和朝鲜也有一腿,东西通吃,前后门都不忌口啊

已婚的胖子:我靠 新华社每每从朝鲜找文革时期逝去的黄金时光吧

黄一定:新华社真是一朵奇葩

愚人886:朝鲜也没有实行世袭制的报道,所以金一金二金三是祖孙三代也是假的

泽畔微言: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国家通讯社,新华社竟然去给一个独裁政权的小后生有关整容的传闻辟谣,甘为狗仔队,岂不是要贻笑大方?

一休坐罢:不要讨论领导私生活,听清楚了

土豆白羊:呵呵,中国的网络热评习惯搬到朝鲜去,个个要枪毙,允许就是仁道了。

就叫肥仔鸣啦:新华社的意思是叫我们效仿朝鲜人民,别老烦领导的私生活,打扰人家干女儿

子不悦故不曰:中国之所以那么用心护卫朝鲜,就是想让国人绝望的时候看一眼隔壁,欣喜的发现妈的还有一大群人比自己更惨居然却一直斗志昂扬兴高采烈的生存着,于是重拾生活的信心!

刘欣Metaphor:中国当年也没有江青精神分裂的报道

爱这片土地爱地深沉:是不想评论还是不敢评论!

树袋熊佐敦:天朝御用记者舔菊舔到朝鲜去鸟……

一颗被泪水泡咸了的种子:原来还有这么一说!大腹便便+仪态=天生伟人!次奥!

宣传部门对此的内部禁令,请看这里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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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会发生一场廉价革命吗?

郑永年,男,1962年生,浙江省余姚县人。汉族,中国问题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所长 ,《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共同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其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兴趣或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转型和社会正义;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比较中央地方关系;中国政治。

郑永年被认为是中国问题研究的顶级专家,这位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所长一直关注中国当下的社会问题,其言论并在中国知识界和政界拥有广泛的影响力。近日,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在《联合早报》网发文:中国会发生一场“廉价革命”吗? 又一次引发广泛的关注。文章一开头就指出:最近中国社会所发生的一切和发展趋向表明,如果执政党及其政府治理不当,有可能引发一场廉价革命,并强调“统治者的抉择至关重要”。

———–

  最近中国社会所发生的一切和发展趋向表明,如果执政党及其政府治理不当,有可能引发一场廉价革命。在社会层面,目前的情形是,知识阶层活跃,在对改革的期望值迅速提高的同时,也以各种方式对没有实质性改革表达不满。再者,社会底层的不满情绪也在迅速增加。在中央层面,尽管提出要改革,但改革的路线尚未明了,更不用说具体的改革政策了。“十八大”之前的大规模的人事调动之后,很多领导干部需要很长一段时间适应新的岗位,还没有足够的时间看清楚地方社会所存在的问题,更不用说是准备有效的改革了。同时,正在推进的反腐败运动,也促使一些干部采取静观的态度,关注形势的发展。官员的这些态度,在很多场合促成了他们采取保守的态度,对社会问题不作为,甚至在处理社会问题时出现明显的错误。尽管总体上说,社会的各方都在期待改革,希望通过改革来应付和解决所面临的问题,但在这样一种总体情况下,官方和社会的互动过程中,很容易导致从一个期待改革的情形,转变成为一场廉价革命的情形。

  什么叫廉价革命?最明显的就是中国传统上一而再、再而三所发生的对社会极具破坏性,但又不能对社会造成任何有意义的改变的革命,尤其是农民造反,无论是全国性的还是地区性的。数千年来,革命只是“改朝换代”,换汤不换药。也就是说,所谓的“革命”从来没有跳出王朝更替的“周期律”。在当代社会,“廉价革命”除了这一层传统意义外,又被赋予了另外一层含义,那就是,发动这样一场革命的“低价格”。

  在当今世界,“廉价革命”的现象在很多社会都存在着。这些年来,很多国家所发生的“颜色革命”就是这样一种廉价革命。人们观察到,颜色革命有“三件法宝”或者三个要素,包括知识阶层理想主义的激进化,社会与日俱增的不满因素和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有效通信技术。只要这三种要素有效结合在一起,就很容易造成一场势如破竹的廉价革命。

  在任何社会,知识阶层是最具有理想的阶层。他们从理念上不满足于现实,或者说现实社会不能满足他们的理念,于是他们都在随时寻求变革,不管是通过改革的方式还是革命的方式。一般的情形是,现实和他们的理想越远,他们的行为就会越激进。

  社会上的不满因素比较复杂一些。从总体上看,如果知识阶层更多的是追求比较抽象的理念,那么社会上各种不满因素更多的是追求物质上的不满。经验地看,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除知识阶层外,大部分社会群体所追求的是物质利益。农业文明的农民起义和工业社会的工人阶级运动都是如此。只有到了后现代社会,在人们达到了充分的物质生活水平之后,才开始出现以追求理念为目标的“后现代革命”。(不过,历史上也有追求属于“理念”的社会不满者,最显然的就是宗教领域。)

  第三个法宝就是以互联网为基础的通信技术。这种技术有几个主要特点,包括分散性、形式多样性和低价格。在所有通信技术中,互联网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众通信技术。正因为这样,互联网已经成为现代社会越来越多人的生活方式。这一点对任何社会成员都是一样的,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平民百姓。这就表明,政府或者任何其他组织要对互联网进行完全的控制,已经成为一件代价极其高昂的事情,对互联网进行控制损害到所有使用者的利益,包括社会的利益和政府的利益。

知识群体提供革命愿景
当这三种因素分别在各自的领域内运作的时候,并不会造成革命的局面,但当它们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情况就会截然不同。在很多场合,社会不满往往存在于底层,尤其是贫穷阶层。他们也经常表达不满,甚至是暴力反抗,但经验地看,他们成功的机会并不是很大。也就是说,社会成员因为追求物质利益而对现状不满,这种情形本身不会导致革命。因为人们追求的往往是不同的利益,各社会群体之间很难达成革命的共识。这种要素如果要转变成为革命的要素,就要和知识群体结合起来。当追求物质利益的各社会群体,接受了由知识阶层提供的一个特定的“理想社会”时,他们就具有了革命的共识,因为这种“理想社会”给他们一个期望,那就是,在那个“理想社会”,他们不同的物质利益都能同时得到实现。
  的确,从历史上看,较之追求物质利益的社会群体,知识群体在制造革命的过程中的作用尤其显著,甚至是关键作用。当知识群体只是局限于理念领域对社会表达不满的时候,或者说用他们的理念来对现实社会做批评的时候,也不会导致革命。因此,要引发革命,知识群体就要和追求物质利益的社会群体走在一起。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互联网更多的是一种社交工具,其本身也并不具有政治性。但如果知识群体把社会的不满和社交技术结合起来,把他们的“理念社会”推销给不满于现实的社会群体的时候,互联网的性质就会发生突变,可以演变成最有效的革命工具。

  当代世界所发生的颜色革命,往往是这三种要素结合的产物。颜色革命的破坏力极强,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推翻一个旧的政权。较之传统上需要牺牲大量人命的革命来说,颜色革命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革命方式。但必须指出的是,颜色革命很难建设一个新政权。这里有很多因素。首先,引发革命的知识群体,他们的理念过于理想,并没有多大的实际操作性。尽管他们往往是革命的主体,但没有足够的实践经验和政治手段来建设一个新政权。其次,追求物质利益的社会群体,他们的不满因素在革命期间得到散发,但因为新政权建立不起来,或者新政权非常微弱,难以有效地发展社会经济,他们的期望同样不能得到满足。在很多场合,革命之后,他们的物质生活反而恶化。在推翻旧政权过程中,互联网是一种有效的动员工具,但一旦涉及到建设,互联网往往失去了同样的功能,反而会走向反面。互联网使得社会上的各种利益都释放出来,表达出来,达成不了任何意义上的共识,往往成为社会群体间的冲突的工具。或者说,革命之后,互联网以“民主”的方式把社会利益碎片化。很显然,没有社会群体间的高度共识,要建设一个新社会和新政府是极其困难的。这也是那些发生颜色革命的社会今天所面临的局面。

  中国的情形又怎样呢?不可否认,在所有这三个领域,中国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

  首先是知识阶层的激进化。在社会层面,各种意识形态纷纷出现,呈现出一种百花齐放的局面。今天知识群体所秉持的各种意识形态,不再仅仅具有学术意义,而是具有了深刻的政治含义。对知识阶层的很多人来说,他们缺乏以学术或者历史的角度,来关切他们所认同的理念的动机,例如民主、自由、人权、社会公正和正义等等,也并不关心在经验层面是否可以通过他们所认可的方式,来实现这些他们所认同的理念,他们所关心的是能否把这些理念当成一种有效的工具。只要一个理念对社会大众具有吸引力,它就会被知识阶层的一些人所利用。

  社会层面的不满更是显然。中国的社会抗议运动从来就没有间断过。但社会抗议的影响仅仅是局部的。例如农民抗议,往往是一个村,或者几个村,构成不了全国性的抗议,并且农民抗议往往是物质利益所导向的,当局比较容易应付。更为重要的是,农民抗议往往是反应性的。也就是说,农民抗议往往是对官方错误政策的反应,例如很多抗议是由土地问题引发的。工人的罢工或者抗议,也往往是一个工厂,或者几个工厂,也具有地方性和物质性。

  和知识群体有关的抗议,往往具有全国性的意义。在任何国家,知识都具有全国性,甚至国际性。在今天的中国,无论是左派还是自由派,都具有全国性的知识网络,任何一个角落发生了知识抗议,都可以遍及到整个国家。宗教方面的运动也有类似的情况,也不可忽视的,各个知识群体已经不满足于他们理念层面的革命,而开始走向现实社会。知识群体的理念和社会不满因素的结合,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统治者的抉择是关键因素

  不过,这些情形的存在并不表明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地看,并不存在一场不可避免的革命。当代社会,人们所看到的颜色革命也不是不可避免的。任何革命都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互动的结果,也就是说是统治者选择的结果。法国作家托克维尔(de Tocqueville)在《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一书中曾经提出过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是否能够从英国和普鲁士没有发生革命的历史中,找到法国为什么发生革命的根源?托克维尔力图从法国的制度上找原因,但后来的很多历史学家则指向统治精英选择的重要性。英国和普鲁士的统治精英在正确的时间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即改革,但法国的统治者则没有这样做,或者在不正确的时间选择了改革,从而导致了革命。
  其实,要理解类似的革命,看看中国的近代历史就足够了。满清在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时,伊藤博文对李鸿章说:“我曾经给过大人一句忠告,希望贵国迅速改革内政,否则我国必定后来居上,如今十年过去,我的话应验了吧?”李鸿章回答说:“改革内政,我非不欲做,但我们国家太大,君臣朝野人心不齐。”李鸿章当然在为自己辩护,想说的无非是朝廷改革的困难。但不管是什么样的困难,朝廷没有选择改革。也就是说,满清王朝在应当改革的时候没有做出正确的选择。但后来,即使朝廷真的想改革了,但时机已经错过,因为革命因素已经积累起来,成熟了,革命成为不可避免。
  这个道理现在仍然一样。中国的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变,政治也要跟着变化。如果政治不能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或者执政者硬要迫使变化了的社会向政治权力“投降”,那么执政者和社会的矛盾必然会激化。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执政者也难以找到有效的社会治理方式,不当的治理方式更会为廉价革命创造更多的机会。

  革命可以“廉价”地发动,但中国社会的所有因素,包括低经济发展水平、社会高度分化、暴力泛滥等,决定了革命之后的中国社会会依然如故。并且,革命的代价也会是昂贵的。一旦革命来临,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必将成为受害者,不仅仅是生命的损失,而且更是对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其中,改革的阻碍者,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既得利益者,更是会成为革命的对象。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执政者面临的是双重任务:一方面积聚和动员一切可以推进改革的力量,来克服体制内既得利益对改革的阻挠,另一方面阻止一场可能的廉价革命。这就是为什么说,改革是一场攻坚战。改革如果轻而易得,那么就不叫攻坚战了。这里,还是要强调一句人们常说的话:不改革就会被革命。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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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张维迎:反腐败治标不如治本

   收入分配差距是当前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些不仅是效率的要求,也是公平的要求,如个人在能力禀赋、教育水平、勤奋程度等方面的差异。但我们必须承认,一部分收入差距是腐败造成的,这样的收入差距是人们最不能容忍的。

  计划经济下,也有腐败,典型的表现为招工、提干、招生中的“走后门”,投资决策中的“照顾家乡”。人们感觉到改革以来腐败比原来严重得多,我想有两个原因:一是原来非货币形态的隐性腐败,变为货币形态的显性腐败,原来是送人情、关系“串换”,现在是送现金。如果把非货币的因素算进去,改革之前的收入差距可能比统计显示的要大些。心理上,人们对货币形态的腐败比实物形态的腐败更难以忍受,我称之为“可观察性偏见”(visibilitybias);二是实际的腐败确实增加了。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假定政府官员与我们普通人一样,平均来说,他们既不比我们更高尚,也不比我们更自私。在这个假设下,我曾用一个数学公式分析表明,实际腐败的增加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货币化程度的提高,权力的经济价值增加了,如过去盖一个公章可能只值几百元,现在值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二是经济关系的复杂化使得合法与非法之间的判别模糊不清,监督腐败行为变得越来越难;三是市场机会的增加使得官员的“保留效用”(即因腐败受处罚离开政府后可得到的效用)上升。过去开除公职就得回老家当农民,落入社会最底层,而现在开除公职后还可以经商办企业或谋个其他差事;四是惩罚力度降低(如达到死刑的最低贪污额大大提高);五是政府官员正式工资的增长幅度相对较低。

  上述五个因素都与权力有关。权力是腐败的“本”,其他方面是“标”。反腐败要“标”“本”兼治,但釜底抽薪的办法是治本,也就是是减少政府官员的权力。增加权力使用的透明度和公众监督对遏制腐败是重要的,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任何政治制度下,权力使用的透明度和可监督性总是与权力的范围和大小成反比的。当政府官员的权力超过一定的“数”和“量”时,要做到透明是很难的。比如说,我们很容易判断一个公职人员在采购茶叶时是否有吃回扣的行为,但我们很难判别一个投资几十亿元的项目是否合理,或者一个投资项目选址于特定的地区是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还是官员以权谋私,或者政府给某个外商划拨一块地是为了带动当地经济发展还是权钱交易。一句话,我们希望政府为我们办的事越多,政府的透明度就越低,监督就越困难,我们所不希望的腐败就越严重。一些实行民主政体的国家也有很腐败的政府就是这个道理。

  有人曾提出“高薪养廉”的建议,有一定道理。两个法律系同班毕业的同学,一个当律师年收入几十万,另一个当法官年薪几万,要让后者抗拒前者贿赂的诱惑是很不容易的,即便不是不可能的。“高薪养廉”的作用机理是使得官员认为“腐败”不划算,但在政府官员权力过大的情况下,为了使得廉洁比腐败成为官员更好的选择,工资水平必须相当地高(有些部门可能要数十倍于现在的工资水平),“高薪养廉”是养不起的。官员工资太高的话民众也不会接受,在当今的中国更是如此。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在市场经济国家许多属于公民个人和企业的权利,在我们国家则被政府部门垄断,如开办企业,从事投资活动都得政府批准,个人和企业不得不通过“行贿”的办法“赎买”本应该属于自己的权利,从事正常的经济活动。针对当时反腐败只治标不治本的做法,我在1996年的一次会议上就指出,如果我们不从根本上改变政府统治经济的体制,不减少政府的行政审批权,私人产品(按照经济学的定义,使用上没有排他性)领域的腐败反倒是一个“次优”选择。我的意思是说,反腐败必须治本,不能治标不治本。同时做到经济高增长和没有腐败的前提是,废除政府垄断资源配置的权力。一方面强调反腐败,另一方面又不想减少政府的权力,是掩耳盗铃,叶公好龙;不仅做不到,即使短期内做到了,也是以巨大的社会效率损失为代价的。这是一个实证命题,不是一个价值判断。把问题说透彻,这是学者的责任。当然是否愿意接受这个代价是个价值判断问题。2000年3月,我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发言中讲到,“要像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如果废除了政府审批,中国的GDP可以增加30%,腐败至少可以减少50%”。这个发言对随后的审批制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万个善良的愿望,抵不上一个有效的行动!

  必须承认,在我们国家的改革过程中,企业家创造价值的活动与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常常是混在一起的,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人发表的否定企业家群体的言论会引起社会上的共鸣。当创造价值和寻租活动混在一块以后,人们容易观其一不观其二。但我们必须明白,这是政府垄断资源配置的体制造成的,是需要通过政府体制改革解决的问题。我们下一步要做的是怎么能够使得寻租活动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小,最后只局限与最小的范围,到那时,企业家赚钱的唯一办法就是为社会创造价值。

  为此,我们需要了解“租”的根源在哪里?简单地说,任何租金都来自垄断;反过来,有垄断,就有租金。像土地、矿产资源这样的东西属于自然垄断,解决寻租的办法,最简单就是划分产权,产权明确了大家就不会寻租了;产权不明确,大家都会为争夺租金展开竞争,不仅滋生腐败,而且会导致资源的浪费。目前在城市土地和矿产资源方面的寻租活动之所以泛滥,就是因为产权不明确、交易方式不规范造成的。

  另一类是政府的规定带来的垄断,我们可以称之为行政垄断或法定垄断。比如说,电信只能发三个牌照或五个牌照,个人办企业必须得到政府的批准,这就是行政垄断。行政垄断带来了行政垄断租金,寻租的过程就是通过一种非正常的、不合法的手段(包括贿赂)打破“合法”的垄断,在这个过程中,寻租活动和创造价值是结合在一块的问题,寻租活动部分地恢复了价值的创造,这是经济学界早已得出的结论。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废除垄断;或者,在没有办法废除的情况下,通过诸如“公开招标”的方式增加交易的透明度,减少寻租活动。

  谈到寻租的问题,我不得不谈一下国有企业的问题。我的一个简单的判断是,国有部门可以说是中国最大的寻租场,甚至可以说是“耗租场”,因为它垄断了大部分资源,但是只创造很少的价值。看看国有银行25000亿的呆坏帐就可以了。这些呆坏帐绝大部分是国有企业亏损造成的,只有20%可以收回来,也就是5000亿,其余的20000亿全部没有了,这是最大的国有资产流失。国有企业是“全员寻租”,寻租者不仅包括政府部门和相关企业的“头头脑脑”,普通的工人也在分享垄断租金。石油公司、电力公司、电信公司员工的工资比其他竞争性行业要高得多,就是垄断行业全员寻租的证明。

  国有企业靠垄断赚的“利润”不上缴财政,而亏损了由政府财政补贴。政府补贴国有企业实际上是用多数纳税人的钱“贿赂”一小部分人,也是一种腐败,类似选举中的“贿选”。

  只有当政府的权力范围缩减到只限于维护公共秩序、提供公共产品等公共领域时,政府权力才可能透明,我们才有可能做到“高薪养廉”,腐败现象才有可能被基本根除,才有希望建立一个真正公平的社会。

  (2006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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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楼 | 日特使抵京递交安倍致习近平函

北京——日本官员称,日本联合政府的一名官员周二抵达北京,给共产党领导人习近平带来了一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的信,试图平息两国之间对东海有争议岛屿不断升级的纠纷。

此外,菲律宾也在周二宣布,将要在监督海洋法公约(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的联合国法庭提起诉讼,正式挑战中国对南海的主权主张。

去年春天,中国有效地控制了南海的一系列岩礁,之后菲律宾就一直与中国陷入激烈争执。这些岩礁在菲律宾叫做斯卡伯勒浅滩(Scarborough Shoal),在中国叫做黄岩岛。

菲律宾外长阿尔韦特·德尔罗萨里奥(Albert del Rosario)在马尼拉称,中国对南海大部分区域宣示的主权“不合法”。德尔罗萨里奥说,中国“干扰了菲律宾在自己的领海行使合法权利的活动”。

他强调,诉诸国际法庭意味着菲律宾可以“在独立的国际法庭陈述我们反对中国的理由,保护我们的国家利益和领海”。他说,国际法将是“最好的裁决者”。

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绘制了一份地图,用所谓的“九段线”划出了自己在南海的领海范围,根据一些估计,这一范围包括了南海大约80%的海域。中国一直称,不同意让国际法庭来对与之矛盾的领土主张进行裁决。法律专家称,在把争端提交这样的法庭之前需要进行协商,如果中国不出面,法律程序可能无法进行。

马尼拉菲律宾大学(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助理法律教授杰伊·L·巴汤巴卡(Jay L. Batongbacal)称,“这就是我认为不会发生的事。”

北京外交学院的亚太地区问题专家苏浩同意这一说法。

苏浩称,要想继续进行法律程序,需要中国和菲律宾双方都同意仲裁。他说,“菲律宾的行为无效。这是在无事生非。”

除了中国和菲律宾外,南海还有其他三个国家对南海岛屿宣示了主权,也就是文莱、马来西亚和越南。台湾也是如此。

中国在南海主权问题上的态度越来越强硬,以及中日在东海的紧张对峙,已经引起了奥巴马政府的担心。美国已表明计划在亚太地区加强军事力量。

美国盟友菲律宾尤其愤愤不平,因为中国向黄岩岛附近的水域派遣了巡逻船,禁止菲律宾渔民使用他们在那里的一个环礁湖里的传统渔场。

美国官员称,去年春季,中菲两国曾在美国政府的斡旋下达成协议,协议要求两国撤回该地区的政府船只。他们说,但是,协议实施一段时间之后,中国又向这里派遣了海监船,并在环礁湖的豁口处拉起缆绳,防止菲律宾渔民进入。

德尔罗萨里奥说,菲律宾打算挑战中国在南海地区的所有主权主张,不仅仅针对黄岩岛。

在中日仍有纠纷的情况下,目前尚不清楚,到访中国的日本政客、公明党领袖山口那津男(Natsuo Yamaguchi)是否将与中国高层官员进行会晤。普遍认为,公明党没有执政党自民党那么强硬。

中日友好协会的一名官员似乎在处理山口那津男的访问事宜,他在山口那津男抵达后表示,山口那津男访问北京期间的日程安排还没有最后确定。

山口那津男来访之际,中国国家媒体发表了一篇言辞激烈的评论,称中国军队需要做好战斗准备,并指责安倍晋三试图与中国的东南亚邻国结盟。

将近两周前,中日两国都向东海紧急派遣了战斗机,使中日两国关于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的长期争端达到了一个危险的新高度。美国因为与日本签订的一条安全条约而负有保卫钓鱼岛的义务。1972年,作为归还冲绳方案的部分内容,美国政府把钓鱼岛交还给了日本。

周三,曾担任中国外交官的阮宗泽在香港发表演讲称,中国希望和平解决领土争端。

阮宗泽说,“我们绝对愿意采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进行和平对话。”他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该研究所位于北京,是外交部的直属机构。

阮宗泽说,中国军队仍处在共产党的控制之下。他在香港的外国记者俱乐部(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发表演讲前接受采访称,“即便军方想采取更激进的举动,党也会踩刹车。”

Keith Bradsher自香港对本文有报道贡献,Bree Feng自北京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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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时务 | 长平:去政治化的脏

我在广州的时候,住在一个据说是很有人文精神的社区。在一次反对政府垃圾焚烧项目的抗议活动中,这个社区的居民成为主力之一,社区网站论坛成为组织动员和协商讨论的重要平台。我记得有人在论坛中从污染谈到社会制度问题,立即遭到若干坛友愤怒的呵斥:请不要在这里谈论政治!他们强烈呼吁管理员驱逐发言者。谈论政治的言论消失了。

后来,抗议活动成功地逼迫政府收回成命,重新规划这个处理污染的污染项目。我猜想很多人会把「只问民生、不谈政治」列入成功的经验。我也想像过,假如管理员放任不管,允许谈论政治者自由发言,那会出现什么样的情景呢?人们会说,国保会找上门来,说这里出现「反动言论」,要求关闭论坛。但是,从呵斥者的反应看,在国保到来之前,很多人都会离开这里。他们觉得,政治比污染更可怕,比垃圾更肮脏。

在中国的大多环保活动中,参与者都奉行这样的宗旨:不要把民生问题政治化。「还我美丽家园」成为最动人的口号,「反对贪污腐败」就是最激进的表达。「不要政治化」也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常用语:经贸谈判不要政治化,诺贝尔奖不要政治化,民族矛盾不要政治化……让人不禁好奇地想,这些事情都要远离政治,那么政治到底是什麽?难道中国人支付巨额维稳费来维持的政治,就是几句自欺欺人的口号吗?

半个世纪前,茶馆里贴出「莫谈国事」,透露的是对因言获罪的恐惧,甚至是对政治高压一种幽默的抗议。如今「不要政治化」传递出不同的意思,它试图把政治压迫正当化,把政治的目的污名化,把政治的方法妖魔化。这个说法十分荒谬,却被无数中国人接受。

政治的确常常被弄得十分肮脏,但是这并非人类供奉政治的本意。亚里斯多德说:「政治的目标是追求至善。」不同意他的人,比如波普尔说,政治不是用来追求抽象的善,而是用来消灭具体的恶。概而言之,政治就是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民众参与政治,就是为了不让政治变成小圈子的肮脏活动。都上街抗议了,还非要说与政治无关,这样自欺欺人,本身就是一种非正常的政治行为。

那个不谈政治的社区抗议之後,积极分子都遭到国保的骚扰,成为政治敏感人物。他们试图推进的垃圾科学分类、政府决策透明化都举步维艰。由此,垃圾焚烧厂可能另外选址,但整个广州的污染却越来越严重了。同样地,厦门、什邡、启东、大连等地的居民,都成功地阻止了污染项目建在家门口,但是整个中国的中毒却越来越深了。北京的诸多环保组织都默默奉献,功不可没,但是那里的雾霾越越来越浓了。

对于污染与政治的关系,《环球时报》做过很好的论述。在一篇谈论腐败的社论中,它说「腐败在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关键要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民间也要在大道理上理解中国无法在现阶段彻底压制腐败的现实性和客观性」。在另一篇谈论污染的社论中,它说「谁都知道,中国作为人口非常稠密,资源相对匮乏,发展水准又相当低的国家,做不到完全不承担环境风险」,「中国将在很长时间里继续是这个世界的『低端国家』,做『脏』或『累』的行业今后还会比西方发达国家多。这是中国人多而且晚发展了一步的代价」。这两个被线民称为「适度腐败论」和「适度污染论」的观点,透露了「中国模式」的秘密。

事实上,权贵们动辄几十上百亿的家族财富曝光之后,民众已经面临环境污染的死亡威胁之后,仍然还在「允许的程度」之内。这既是政治高压的成功,也是政治教化的结果。

凡事政治化,可能会导致一些人思想懒惰,行为简单。但是,把去政治化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前提,却会让这个国家的政治和空气一起变得越来越脏。

来源:阳光时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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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辣总局】年终微博期末考题

年终之际,有微博网友推出“微博期末考试题”涵盖2012年微博新闻热点事件,难度颇高。有网友调侃称,如果考试不及格,说明这年微博可就白上了。以下为网友制作的两个试卷版本,不过作者均未提供标准答案。

版本1:作者不详

版本2 作者@天才小熊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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